[book_name]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book_author]佚名
[book_date]2024-09-30 07:10:16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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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dec]国学知识: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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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七）：文论、诗话、词曲话
一、文论
1、《典论·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三国时期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曹丕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魏文帝集》《典论》是他在建安后期为魏太子时所撰的一部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全书由多篇专文组成。《论文》是其中的一篇这二十篇文章到现在大多已经失散，只剩下残章断简。而幸运的是，《论文》由于被南朝的萧统选入了《昭明文选》而得以完整保留下来。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精心撰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专著。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为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他的《典论论文》虽短，却提出了下列有关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问题文学作品的功用。
这是曹丕关于文章价值的观点，曹丕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肯定文章（指诗、赋、散文、应用文）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甚至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是“立德、立功”之次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可惜的是，在《典论·论文》里，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展开论述。不过，仅仅是提出这一口号，他在文论史上已经是功不可没了。这就突破了前此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的重要地位。
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
他说：“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清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人的气质个性可大致分成这两大类。《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曹丕所谓的“文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自显示出各自的才能，究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所导致。诗这种观点也合符于魏晋人崇尚自然的风气。由于曹丕非常强调创作个性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一方面突出了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意义，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否定了现实习染同样可以改变创作风格的可能性。这是其理论的缺陷。在《典论·论文》中还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比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这对文学批评也是良好的倡议，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同文体特点、标准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个性各有所偏的同时，曹丕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本”指文章的本质特征，即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思想感情；“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接着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并且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随之各异。
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这在东汉的桓谭已有指出，但那是就学术而言，曹丕却专就文学再指出，也就有了新意。一是“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指出了“文人相轻”的积习，是他的创见。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文人之间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关于典论论文的几个问题。
2、《文赋》
《文赋》，以其优美的诗的语言．巧妙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具体描绘了艺术创作过程某些带有规律性的文艺现象，这种独特的论述方式及其精辟的美学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卓见。《文赋》的中心是论述了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1、构思前的准备：着重强调了玄览、虚静的精神状态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两方面的内容。《文赋》开篇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与虚静意思相同，即是排除纷扰，全神贯注地进入创作状态，而“典故”就是指积累丰富的学养，这样构思活动才能顺利展开。2、构思活动的情状：《文赋》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首先要进行丰富的想象活动，想象活动超越时空，无限丰富和广阔，所谓“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情与物在想象过程中的结合，是艺术构思的心然结果。当艺术意象在作家的思维过程中形成以后，就要用语言文字作为物质手段，使它具体地呈现出来。为了寻找最精彩的、最能充分表现在构思中形成的艺术意象的语言文字，就要“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上天下地去寻找。并且，这语言文字还要具有独创性。3、灵感在构思中的作用：陆机认识到灵感的作用，认为灵感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应顺乎自然。陆机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陆士衡集》。
《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风格。陆机的文体论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十体”说。
其中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使诗从“止乎礼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步。
《文赋》对创作过程的具体表现技巧有比较细致的分析：（1）结构与布局：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使之充分发挥作用。结构应根据内容需要，采取不同形式。（2）意对文辞的主导作用：以意（内容）为主干，文辞为枝条，实则即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3）艺术技巧方面的几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其会意（具体构思）也尚巧，其遣言（置辞）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注意音节、节奏的音韵和谐美），若五色之相宣。”对诗赋等文学作品，就是要构思巧妙，词藻华美、有抑扬顿挫的音乐节奏美。（4）具体写作方法：定去留（选材和剪裁）、立警策（立警句以振醒全篇）、戒雷同（立意、造语要新）、济庸音（对平庸之处要设法挽救）等。
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个标准：应（指意和辞的互相配合响应）、和（指意和辞配合和谐）、悲（指文章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雅（指文辞雅正）、艳（指文辞美丽）。其中的“悲”、“艳”就是要文学作品能充分体现鲜明的爱憎感情，文辞美丽，能真正感动人。这就是强调了文学作品应有很高的艺术美。
《文赋》的影响，《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文心雕龙》可以说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文赋》的文学理论；挚虞、李充的文体论继承发展了《文赋》的文体论思想；《文赋》还影响了沈约等人的声律论和萧统《文选》的文学观念。
除了以上的积极影响外，也有人认为，《文赋》过分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形式美，影响了六朝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
文章流别论
关于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的专论。晋挚虞撰。挚虞（？～311），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遭乱饿死。《晋书·挚虞传》载，他“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後人把《流别集》中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断散见於《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文章流别论》是，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等十一种，但也旁及文章的作用和文章的评价。文中发挥了儒家传统的文艺思想，强调文章的人伦与王泽的教化作用；主张诗以“四言为正”，“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等等。但他反对浮夸侈靡的文风，如指出“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犯了“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四过，则是可取的。
挚虞所采用的评论文体的方法，与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所讲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著述纲领有相类似之处。所以，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的《题辞》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说明它对南朝文学理论专著有著重大影响。
今有：《挚太常集》见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3、《诗品》
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诗品》，钟嵘著。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它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
《诗品》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今有：《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诗品校释》吕德申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诗品人间词话》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版；《诗品、词品》毛佩琦主编，万卷出版公司2009；《诗品研究》，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作者刘勰。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汉族，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主导思想：《文心雕龙》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它提出的“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文外之重旨”，“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等说法，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其中“神思”是刘勰继《文赋》之后，对形象思维的进一步探索。刘勰看到了它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想象活动，对之作了生动的描绘，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文学史观：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把已往这一方面的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刘勰也很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在《通变》篇中，他根据扬雄关于“因”“革”的见解所提出的“通变”，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不断的创新，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变”，文学创作才会得到不断的发展:“变则其（可）久”（《通变》），“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但它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很好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
文学批评：颇多精到的见解。其中《知音》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探讨批评问题的较早的专篇文它提出了批评的态度问题﹑批评家的主观修养问题﹑批评应该注意的方面等。有些论述虽然带有经学家的气息，但不少论述都是较精辟的。例如关于批评态度问题，刘勰非常强调批评应该有全面的观点。因为作家的才能禀性不仅“修短殊用”﹑“难以求备”（《程器》）；而且，由于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丰富而多样的，因此批评家就不应“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否则就会出现“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现象。又如对于批评家，他特别强调广博识见的重要性:“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并且根据桓谭的“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全后汉文》卷十五《赋道》），提出了一个在后世非常出名的论断:“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知音》）认为任何批评中的真知灼见，只能是建立在广博的学识和阅历基础之上的。这些意见不仅对当时作家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的不良批评风尚具有积极的针砭意义，而且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作为一个批评家来说，刘勰有时也是缺乏应有的识力和判断的，例如他对杰出作家陶渊明，竟一语未及。
文学评论：刘勰则对创作中的主客观的关系等，作了更为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它首先肯定了“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现象之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原道》）。同时，又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即作家先天的禀性﹑气质﹑才能（《体性》﹑《才略》等篇）及后天的学识修养等对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美的重要性。》），“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神思》），认为作家观察外物，只有带著深挚的情感，并使外物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艺术表现上才会有精巧的文采。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全过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学创作要“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情采》）。在风格论的基础上，刘勰特别标举“风骨”。“风骨”一词本是南朝品评人物精神面貌的专用术语。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骨”一词，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风”是要求文学作品要有较强的思想艺术感染力，即《诗大序》中的“风以动之”的“风”。“骨”则是要求表现上的刚健清新。“风骨”的理论，既是针对南朝浮靡的文风而发，也是从传统文学理论中概括出来的。“风骨”之说，对唐代诗歌的发展，曾经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文心雕龙》关于艺术想象的理论，也有精辟的论述。继承《文赋》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挥。《神思篇》借用“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成语，论述艺术想象超越时空限制的特点:“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但他又比陆机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认为艺术想象并非凌虚蹈空而生的，它以“博见为馈贫之粮”的形象化的比喻，说明艺术想象的基础只能是客观生活中的素材或原料。这一见解，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它又提出“神与物游”的重要观点。“神”即“神思”，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汇，意即思维的特点是不疾而速的；语出《易·系辞上》:“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物”即客观现实。“神与物游”即指作家在艺术想象的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感性的物象，两者始终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形像思维的特点。《文心雕龙》还强调指出，唯有当作家的精神心理处于“虚静”状态，用志不分，不受外界的纷扰时，才能更好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虚静”之说源于道家，荀子曾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刘勰将它创造性地运用于文艺创作理论。
《文心雕龙》在论述艺术想象时，还提出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等见解，强调艺术想象要有平日广泛的积累和生活知识，这样就为他的艺术想象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文心雕龙》继《文赋》之后，对于艺术想象及形像思维的论述，对后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王昌龄所说的“神会于物”（《唐音癸签》卷二），苏轼所说的“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情与物相游，而不能相舍”（《黄孚先诗序》）等观点，都是漤觞于《文心雕龙》“神与物游”的。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还对“辞令”“志气”和语言的关系作了很好的阐发。
1、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
作者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2、论述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3、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
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4、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
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5、历史局限性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6、版本和注释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心雕龙注释》刘勰著，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文心雕龙注》南朝·宋·刘勰，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龙今译》周振甫，中华书局1986年版。
5、《文章缘起》
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专门探讨各类文体的起始之作，旧本题梁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任昉（460—508）是齐梁间著名文人。任昉（fǎng）（460～508），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南朝梁文学家。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16岁被举为兖州秀才第一。宋末奉朝请，拜太常博士。齐时被王俭引为主簿，深得赏识。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昉“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防、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范云、萧琛、萧衍）。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
对文章体裁的分类研讨，是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汉代，它仅限于个别文体，到六朝就出现了一批综论各体的论著。曹丕的《典论·论文）首肇其端，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都将它与分体选文相结合，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用全书五分之二强的篇幅详论各体文章，并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周密的文体论体系。任窻的《文章始》之作，顺应了六朝时期深入研讨文体的潮流，并另辟蹊径，专门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古代第一部文体论专著。尽管它的理论价值难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巨著相比，而且即使在文体论中，它也只涉及了“原始寻根”一个方面，但是，这部著作涉及的文体面颇广，也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见解，对后世又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仍是一部重要的古代文体论著，古代文论史上应该给予它恰当的评价和地位。对于文体分类，《文章缘起》共列为84题，而《文选》选文，分为38体;《文心雕龙》论及的文体，总数达120种左右。据对照查核，《文章缘起》列举的84题中，只有十几种没有为《文选》和《文心雕龙》所涉及，而且这十几种多是较次要的文体或某些文体的细类，如谒文、悲文、祈文、告文、哀颂、让表、劝进等。可见，在文体分类上。
今有：《文章缘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文章缘起》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初月楼古文绪论》
古文理论著作。一名《古文绪论》，1卷，共60则。清代吴德旋著，吕璜记述。吴德旋（1767～1840）字仲伦。宜兴（今属江苏）人，著有《初月楼文钞》10卷，《续钞》8卷，《诗钞》4卷等。吕璜（1778～1838）字礼北，号月沧。永福（今属广西）人，著有《月沧小集》等。吴德旋初与张惠言同学古文，后师事姚鼐，论文亦宗之，颇以柔澹古雅为美，力排恽敬雄奇纵横之说。此书着重讲古文写作的某些规律，亦评及历代作家、作品。所论重法度，也谈风神、气、韵，而于古文之体裁、风格辨析甚严，以为小说、语录、诗话、时文、尺牍，“五者不去，非古文也”。但书中之论尚非吴氏古文理论全貌，须与文集中论文之作互相参照。
此书有海宁蒋氏《别下斋丛书》本，常州盛氏《常州先哲遗书后编》本，二者皆与《初月楼论书随笔》同刊。
今有：《论文偶记、初月楼论书随笔、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1959年版；《初月楼论书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文话，2007年版。
7、《文则》
三卷，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谈修辞的著作。宋人陈骙著。 陈骙，字叔进，台州临海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累官将作少监、守秘书少监，知秀州、宁国府、太平州等。光宗绍熙元年（1190），召为吏部侍郎，同知贡举兼侍讲。二年春（1191），诏陈时政得失，陈骙疏陈三十条，上自用人、纳言，下至饮宴、颁赏，颇能切中时弊。三年三月（1192）权礼部尚书，六月同知枢密院事，四年二月（1193）参知政事。宁宗时，宗室赵汝愚为右丞相，两人意见不协。韩侂胄以策立功擅大权，也对陈骙不满。于是骙不久致仕。骙喜奖掖后进，能破格用人，熟悉前代掌故和当时规章法令，文词古雅辞官后，独居一室，孜孜不倦地整理旧著。嘉泰三年（1203）卒，年七十六岁。著有：《中兴馆阁录》十卷《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古学钩玄》《政鉴录》等。
本书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辞章学的专著。齐梁刘勰虽在《文心雕龙》中提出过文法修辞等若干问题，但不是成系统的专著。成书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此书以六经诸子文为范例，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项，计62条，探讨了诗文写作的一般性原则，对修辞和炼句的方法，以及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消极修辞论、积极修辞论、语法、篇章修辞论以及文体风格论。;《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今有：《文则》，《历代文话》本王水照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8、《书影》
清代诗文笔记，又名《因树屋书影》，10卷。清初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学者称其为“栎园先生”，明末清初文学家、篆刻家、收藏家。该书乃他在狱中无可检阅，记叙生平所学、所见、所闻的札记。书史取“老人读书只存影子”之语，以“书影”为名，又因囚于刑部狱因树屋中，故全称“因树屋书影”。集中包罗着很多评诗赋，论文风，谈艺坛掌故，述文人轶事的篇什，而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又遍及小说、戏曲、绘画诸多方面。书中内容庞杂，或考释典籍，或评论诗文，或议论经史，或谈艺论技，或记载奇闻异事。特别是《书影》中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小说史料。如关于小说批评家叶昼的生平事迹，《水浒传》的作者、版本等问题的介绍等，比较珍贵。作者狱中所作，无从检校，仅凭记忆而能如此博洽周详，实属难得。是书于康熙六年（1667）由赖古堂刻。雍正三年（1725）由怀德堂重刊。此书不但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对研究文学史和研究文艺的人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
9、《艺概》
清代文学作品评论笔记，6卷，刘熙载撰。 诗文评论著作。著者清代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官广东提学使，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被称为“东方黑格尔”。著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授编修。同治三年（1864年）补国子监司业、广东提学使，不久请假返回故乡，从此离开官场。晚年寓居上海，担任龙门书院主讲，长达14年之久。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闭门读书、写作。正像俞樾在《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所说的：“自六经、子、史外，凡天文、算术、字学、韵学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尤以躬行为重。”
《艺概》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写成的，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六卷中，《书概》和《经义概》分别谈论了书法艺术同诗与画的关系以及治经与八股文写作的关系，其他部分都是专门论述文艺创作的。他的写作目的也相当明确，就是“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6卷，分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指要，触类旁通。这是刘氏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一书的特色。所以和以往谈艺之作比较起来，广综约取，不芜杂、不琐碎，发微阐妙，不玄虚，不抽象，精简切实。
《艺概》的写作缺乏完整的体系。它采取的是以三言五语论述创作上的一个问题或评论一个作家、一种文学现象。他把自己的这部著作，以“概”名之，是因为“欲其详尽，详有极乎”？因此采取“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的办法，以期起到触类引申、举一反三的作用。综观《艺概》全书，的确也基本上做到了这点。尤其在论文、诗、词、赋诸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流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时有卓见确论。《艺概》的写法是传统的诗话的写法，用短短几句话，评论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概括其艺术特点。但是比起传统诗话的多部著作来，《艺概》有两个特色：一、它评论作家、作品，主要着眼于艺术作为审美创造的特点和规律，理论性比较强，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用大量篇幅记载传闻逸事或搞史料考证。所以它更带有美学的性质。二、它不像传统诗话、词话那样，只涉及文学的一个门类，而是涉及诗、文、词、曲、书法等艺术的各个广泛门类，这在过去也不多见。
《艺概》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探讨，对于这些关系的探讨比起前人来更自觉、深刻和全面。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意在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可以说，矛盾法是贯穿《艺概》全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刘熙载论艺及其审美方法论的核心。他所排列出的一百多个对应范畴，构成了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这既是《艺概》的一大特点，也是刘熙载在总结古代艺术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这个审美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七个方面加以概括：主观与客观统一的本质论、真实与虚幻统一的真实论、“一”与“不一”统一的意象论、似花还似非花统一的意境论、阳刚与阴柔统一的风格论、用古与变古统一的发展论、人品与诗品统一的鉴赏论。
刘熙载是一个重视躬行实践、力求独善其身的儒者。他论诗话文评曲品词，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人品”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的著名论断。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
知人论世，是我国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所以就有“读其文想见其人”的评论。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就是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是诗中的人品。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从这个观点出发，在《艺概》中，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对于品格不高者，则常有微词。他称屈原的《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赋概》）。这就是说，屈原的《离骚》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民心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文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立志改革，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说：“论词莫先于品”（《词曲概》）人品体现在作者的文品中，就连书法也不例外。他说：“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概》）还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书概》）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思想、性情，是书法中最重要的。
基于上述思想观点，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往往相当深刻、明确，进而评点其价值意义。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异同时，他明确指出：“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诗概》）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的“志在经世”，李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表面上看来浪漫、超脱，可仍然是一种“有为言之”的创作。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刘熙载还以屈原的《远游》为类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论杜诗，认为杜甫“志在经世”，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这样的人，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为世所用，一定能够“济物”救世。他说：“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诗概》）宋代关于苏轼、辛弃疾的诗词，他十分推崇，《词曲概》里面说：“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茕。”又说：“英雄出语多本色，辛弃疾词，于是可尚。”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相反，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但是人品上欠缺，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却表示出明显不满，甚至加以否定。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舞女的词作，“类不出绮怨”。（《词曲概》）说北宋大家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当不得一个‘贞’字”。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冯延巳、柳永和周邦彦的情况下，无疑是一副清凉剂。
刘熙载对于艺术创造中“天”、“人”的关系，即自然和人工的关系，有很好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天”、一个“人”。“天”即自然—人工—自然的三段式，这是一个艺术创造的三段式。他说：“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概》）所谓“肇于自然”，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审美意象，应该回到自然，不露人工的痕迹。所以叫“由人复天”。他还说：“《左氏》森严，文瞻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概》）“古乐府中至语，本只是常语。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词得此意，则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词曲概》）《檀弓》的浑化、古乐府的“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就是“造乎自然”，也就是“由人复天”。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肯定有个性、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象”、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刘氏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
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
《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今有《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艺概注稿》袁津琥著，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国故论衡》
近代学术论著，3卷，章炳麟撰。章太炎（1868-1935），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等近代著名文人皆出其门下。
《国故论衡》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齐物论》为《庄子》的一篇。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上探语源，下明流变，考证详核。中卷论文学，共七篇。首论文学界说，以为“有文字箸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亦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晚周、魏、晋，于诗赋薄中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九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于道家推崇特至，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
本书为章太炎重要的国学著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卷，系统论述文字音韵学、文学、文献学、周秦诸子学、经学及佛道之学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前人於后两卷著力较多，而往往视小学为畏途。然章太炎有云“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故不可不察。上卷小学十一篇：小学略说，成均图，音理论，二十三部音准，一字重音说，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理惑论，正言论。特色所在。中卷文学七篇：文学总略，原经，明解故上，明解故下，论式，辨诗，正裔送。
《国故论衡》于1910年初在日本刊行。今有《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疏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国故论衡》陈平原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2003年版；《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二、诗论、诗话
11、《诗式》
诗论。唐僧皎然撰。五卷。唐代诗僧（约713～804）。生卒年不详。俗姓谢，字清昼，吴兴（今属浙江）人。南朝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年间，有诗名书中对诗歌风格作了分类，重视诗的意境的高远玄妙，轻视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用禅理论诗的方法对后世司空图、严羽的诗论有一定影响。
《诗式》以十九字概括了诗体的分别，其中以“高”、“逸”为首，说明皎然论诗，上承钟嵘，反对雕绘，崇尚自然。诗要做到“高”、“逸”，诗人应该具有胸襟淡泊的气性，即所谓“天与其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但他同时又指出，崇尚自然并非“不假修饰，任其丑朴”，并非“不要苦思”。恰恰相反，取境之时必须“精思”。惟有“精思”，才能洞察对象的底蕴，然后形诸文字，“始见奇句”；“观其气貌，有似等闲”，好象“不思而得”。这就是“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
《诗式》中论及的明势、诗有四不、诗有四探、诗有二要、诗有二废、诗有四离、诗有六迷、诗有六至、诗有七德诸条均是达到“高”、“逸”的方法，希望诗人能惨淡经营，出之自然。
明势：高手述作，如登衡、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奇势在工。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奇势互发。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
四不：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蹶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
四探：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
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
对于既成的作品，皎然认为“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这里接触到了诗歌的形象所包孕的客观意义的丰富性。他还认为高手之作，“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这就进一步说明，皎然已经意识到诗中的思想内容不是通过抽象的语言文字的直白，而是借助于形象的真实描写显现出来的。这些精到的艺术见解启迪了后来的司空图。
今有：《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诗式校注》李壮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诗式》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诗式》，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皎然<诗式>研究》，许清云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皎然〈诗式〉〈研究》，许连军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乐府古题要解》
唐吴兢撰。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二十几年来，吴兢个人撰修国史两种，已成128卷。《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分上下二卷。采录史传与诸家文集有关乐府古题命名缘起的记载纂辑成书材料丰富考证翔实。自序云：“乐府之兴，肇於汉魏。历代文士，篇咏实繁。或不睹於本章，便断题取义。赠夫利涉，则述《公无度河》；庆彼载诞，乃引《乌生八九子》；赋雉斑者，但美绣锦臆；歌天马者，唯叙骄驰乱蹋。类皆若兹，不可胜载。递相祖习，积用为常，欲令後生，何以取正？余顷因涉阅传记，用诸家文集，每有所得，辄疏记之。岁月积深，以成卷轴，向编次之，目为《古题要解》云尔”对研究汉魏六朝音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卷末附载“建除体”及“字谜”等都与乐府无关。
《乐府古题要解》有元刊《学津讨原》本；津逮秘书本，明毛晋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今有：《乐府古题要解》中国书店1982年版；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乐府古题要解》，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3、《本事诗》
唐代笔记小说集。撰者唐代孟棨，名一作启，字初中。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开成中曾在梧州任职。後为司勋郎中。
《本事诗》1卷，所记皆诗歌本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7类。其中唯宋武帝﹑乐昌公主二条为六朝事，馀皆唐人事。其书以诗系事，乃是一种创体。作者自序说:“诗者，情动於中而形於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说明撰书本旨是提供有关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以便了解作品含义。例如王维为讽谕宁王强占卖饼者妻而作《息夫人》诗，张九龄因受李林甫排挤而作《海燕》诗，倘不说明本事，很难知其用意。书中有些记载，富有传奇色彩。如“韩翃”条记叙韩翃和柳氏的悲欢离合，情节曲折动人；“崔护”条写男女相恋，精诚感动，女死而复生，终成眷属，乃是一篇动人的爱情故事。其他如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上阳宫女红叶题诗和刘禹锡玄都观看桃花题诗等，都为後世广泛流传。此书对於了解唐代诗人生活和作品，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有记载失实之处，如骆宾王为宋之问续《灵隐寺》诗和李白讥嘲杜甫作“饭颗山头”诗等。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偿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五代以後，颇有仿此书体例之作。如五代有署名处常子撰《续本事诗》，分7章，今不传，《诗话总龟》中有遗文。别有聂奉先所撰《续广本事诗》，1卷，重在阐释唐﹑宋诗中词汇和名物，和此书不同，《本事诗》有《古今逸史》本﹑《顾氏四十家小说》本﹑《津逮秘书》本。今有：《本事诗本事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本事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二十四诗品》
晚唐诗人司空图撰。司空图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司空表圣文集》。现在有的学者如复旦大学陈尚君认为司空图不是《二十四诗品》作者。
《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创作，特别是诗歌美学风格问题的理论著作。它不仅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而且从创作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各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这就使它既为当时的诗坛所重视，也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司空图归纳的二十四种诗歌风格为：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
雄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反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纤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今有：《诗品集解》郭绍虞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司空图诗品解说》，祖保泉，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清）孙联奎杨廷芝，齐鲁书社1990年版；《司空图诗品课钞》（清）钟宝学课钞，台北·广文书局1971年版。
15、《文镜秘府论》
日本高僧遍照金刚于九世纪编撰的一部中国诗文论著作。书中保留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六朝至唐代的重要文献，如齐梁体、菁华体、返酬、阶援、寡阶、回文对、总不对对、初腰、四声性质、四声与五音关系、八体、六犯、三疾、平头、两头大中间细、要煞、鹤膝、傍纽等在文论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海内外汉学界的特别关注。《文镜秘府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一九二七年发行的宫内厅本；日本平安末保延四年抄本，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小西甚一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考》（《论考》），八十年代，大陆王利器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校注》（《校注》），日本兴膳宏出版了《文镜秘府论译注》（《译注》），九十年代日本林田慎之助和田寺则彦出版了校点本《文镜秘府论》。
今有：《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文镜秘府论》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文镜秘府》，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陈良运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文镜秘府论汇校考》卢盛江著。
16、《唐摭言》
唐末五代一部详述唐代文人轶事和贡举制度的笔记，王定保撰。王定保（870～940）南昌（今属江西）人。早年曾与曹松隐居庐山，唐昭宗光化三年（900）进士及第，为容管巡官，后遭乱不能北返，入仕南汉。大有十三年（940），由宁远节度使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善文辞，曾写过一篇《南宫七奇赋》，“一时称为绝伦”。他“雅好著述，老而弥笃”，《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唐摭言》15卷，一百零三门，按内容分门系事前三卷汇录科举制度掌故，其余十二卷按类记叙科举士人言行。它对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记载甚详，多为正史所不详述者，李慈铭指出：“唐人登科记等尽佚，仅存此书，故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缦堂读书记》）如《散序进士》记录：“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杂记》条则记唐太宗与进士科举的一段佳话：“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全书出现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载有诗文或事迹的也有一百几十人，如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书中记述了不少唐代诗人文士的遗闻佚事，我们从中可窥见唐代一些诗人、文士的生活风貌，他们之间的交往，当时人对他们及其诗文的评价。《王播》：“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此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唐摭言》中有些故事风趣、生动。如《张曙》篇中，作者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写了两个文人自负争胜的故事：张曙与杜荀鹤同年，张曙曾经醉中调侃杜荀鹤说：“杜十五公大荣！”杜问：“何荣？”张说：“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杜应声答道：“是公荣，小子争得荣？”张笑问：“何也？”杜说：“天下只知有杜荀鹤，阿没处知有张五十郎！”小说还记录了如韩文公、皇甫补阙见年仅7岁的李长吉而试《高轩过》及王勃年仅14岁而著《滕王阁序》《一字师》等文坛掌故。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别集所失载的断章零句，可以作为唐诗辑佚的重要依据。如卷六《公荐》门载有崔颢的《荐樊衡书》，后为清代编辑的《全唐文》所收录。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崔颢的文章留存至今的仅此一篇。若无《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传。吉中孚，系“大历十才子”之一，但其诗止存一首，文则荡然无存。《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门却载有他的判词数句，弥足珍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宋代类书《太平广记》中几乎全部收入了其有关科举方面的内容。计有功《唐诗纪事》也多有采撷。其不足之处是文笔略嫌冗漫，记叙委琐。
《唐摭言》除明代有节刊本外，全书靠抄本流传，到清代才据抄本印成全刊本。通行的以《学津讨原》和《雅雨堂丛书》本为较好。《稗海》本删削大半，内容不全。古典文学出版社曾于1957年以《雅雨堂》刻本为据，并参照《学津讨原》本补正了若干文字，排印出版，但仍有一些错别字。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重版本又曾予以重印。
17、《六一诗话》
我国最早的诗话，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欧阳修撰。欧阳修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欧阳文忠公集》。
《六一诗话》是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后，退居颍州时所作。欧阳修在《诗话》自注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论诗以诗话命名，自《六一诗话》始。这部诗话，虽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歌主张，却反映他晚年对于诗歌创作中某些重要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其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发挥了他平素论诗的重要观点。如：“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是在《梅尧臣诗集序》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屡有论述。在《诗话》中又以孟郊、贾岛为例，加以剖析：“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能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说明穷困的生活，使诗人对饥寒有深切的体验，因而在创作上往往能写人情之所难言。而且，文人的穷困生活，又往往是与政治上受压抑，才能、抱负不能施展紧紧联系再一起的，因而易于接近下层，了解民生疾苦，在思想上贴近现实，在艺术上得到升华，写出关心民瘼，抨击弊政的好作品来。这是对韩愈“物不平则鸣”说的深化，几乎成为我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欧阳修早年即视梅尧臣、苏舜钦两人为诗文革新运动的“两骖”，认为他们的创作代表了诗歌发展方向。至于他们的诗歌的各异风格在《水谷夜行》中即给予中肯的评价，《诗话》则进一步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对梅、苏诗歌风格这种高度概括，非深思熟虑是作不出的。这已经成为后来评论二人诗歌风格的基调。
（二）进一步探索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诗话中记载他与梅尧臣论诗的一段话：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意新语工”，简明扼要地概括出诗歌的艺术生命在于创新的基本要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更是精辟地指出诗歌创作所应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这些话虽然出自梅尧臣之口，欧阳修记载下来，说明他认同这种观点。正基于这种观点，他叹服杜甫的造语精工，推崇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又“工于用韵”的雄健诗笔，批评当时诗坛争效“西崑”，“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的不良风气，赞许梅尧臣“平生苦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的严肃创作态度。
（三）记述一些诗坛掌故和遗闻佚事，为宋诗研究保留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如记述梅尧臣的《河豚鱼诗》赋于“范希文席上”，《春雪诗》曾为西南夷人织在弓衣布上，以赞扬梅尧臣的“笔力雄赡”，“名重天下”。如记载珍藏石曼卿“三绝诗”事，谪夷陵所得谢景初诗事，都寄托着对亡友的怀念。还有关于宋初“九僧诗”的记载，惠崇等赖之以存。
《诗话》为随笔式的文体，议论、叙事融为一体。自然流畅，生动活泼，为后世的诗话、词话提供了范例。司马光循其例，作《续诗话》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此后，诗话、词话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为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不能不推欧阳修的首创之功。
今有：《六一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六一诗话冷斋夜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六一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宋诗话全编》1998年版。
18、《后山诗话》
旧题宋陈师道撰，三卷，今存一卷。陆游谓此书为后人伪作，近人以为陈氏未完稿，后人续成。共84条，多转述欧阳修、苏轼论诗之语。论诗略同江西诗派论诗主旨。偏重理论批评和诗法、考释，所论不限于诗，兼及古文四六，言诗不偏于论事，论辞又不偏于摘句。北宋陈师道撰，陈师道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后山集》。
《后山诗话》一卷，《郡斋读书志》着录于子类小说类，记为二卷，称“论诗七十余条”，《谓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又谓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持论间有可取。其解杜甫《同谷歌》之“黄独”，百舌诗之“谗人”，解韦应物诗之“新橘”三百，驳苏轼《戏马台诗》之“玉钩、白鹤”，亦间有考证。
关于诗词的评论，寥寥数语，简洁而精当，如：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善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顺下而已，至其触山赴谷，风抟物激，然後尽天下之变。
其中记一些诗句及其产生背景和轶事，简洁而生动，可作为文学史料和加深对该诗的理解，如：
王师围金陵，（南）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
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肚中泄尔。
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享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鲁直之弟也，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
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后）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
《后山诗话》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毛晋汲古阁初印本。
今有：《后山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后山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后山诗话》，《后山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后山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后山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冷斋夜话》
北宋诗话，十卷惠洪著。惠洪（1071～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称洪觉范，又称觉范道人。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俗姓喻（一说姓彭）年十四父母双亡，依云峰靓禅师为童子，哲宗元祐四年（1089）试经于天王寺得剃度。后依真静禅师于庐山，复从徙于洪州石门，驰号圆觉禅师。徽宗大观中游丞相张商英之门。商英败，惠洪亦坐累谪朱崖，坐配百余日对平生遭际坎坷处之泰然，时作绮语。著有《石门文字禅》、《冷斋夜话》、《林间录》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为十卷，与今本同。但据陈善《扪虱新话》所引惠洪《冷斋夜话》以及《宋百家诗选》，可知此书已经后人删削，非其完本。该书杂记见闻中论诗者约占十分之八，论诗中引称元祐诸人者又占十分之八，其中以黄庭坚居多。惠洪本人善诗，其论诗亦有可取之处。
《冷斋夜话》久行于世，然自宋晁公武、陈善，迄今人郭绍虞，均对其多所非议。认为书中有假托，“多夸诞”，既有“伪造之病”，亦有“剽窃之弊”。《天厨禁脔》为宋人所不取，郭绍虞亦“以其体例不同诗话，故不述”。然而，此二书毕竟能代表惠洪的诗论，作为宋诗话之一家，仍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至于惠洪在书中所表现的因急于求名而交结公卿，附庸风雅，竟至不惜伪造假托，借人言以为重等弊端，则应当分析对待。《冷斋夜话》所论内容较杂，介于笔记、诗话之间，但以论诗为主。论诗多称引元佑诸人，以苏轼、黄庭坚为最。书中多通过引述诗句提出并阐述一些诗歌理论。
四库全书对于《冷斋夜话》的提要：是书晁公武《读书志》作十卷，与今本相合。然陈善《扪虱新话》谓，山谷西江月词日侧金盘坠影一首为惠洪赝作，载於《冷斋夜话》。又引《宋百家诗选》云《冷斋夜话》中伪作山谷赠洪诗，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云云。今本无此两篇，盖已经後人删削，非其完本。又每篇皆有标题，而标题或冗沓过甚，或拙鄙不文，皆与本书不类。其最刺谬者，如洪驹父《诗话》一条，乃引洪驹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误，非攻洪驹父之误也，其标题乃云洪驹父评诗之误，显相背触。又共阝亭湖庙一条，捧牲请福者乃安世高之舟人，故神云舟有沙门，乃不俱来耶，非世高自请福也。又追叙汉时建寺乃为秦观作维摩赞缘起，非记世高事也，其标题乃云安世高请福共阝亭庙。秦少游宿此，梦天女求赞，既乖本事，且不成文。又苏轼寄邓道士诗一条，用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诗韵，乃记苏诗，非记韦诗也，而其标题乃云韦苏州寄全椒道人诗，更全然不解文义。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渊材为叔侄，故书中但称渊材，不系以姓，而其标题乃皆改为刘渊材，尤为不考。此类不可殚数，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论诗之中称引元祐诸人者又十之八，而黄庭坚语尤多，盖惠洪犹及识庭坚，故引以为重。其庭坚梦游蓬莱一条，《山谷集》题曰《记梦》。洪驹父《诗话》曰，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句。惠洪乃称庭坚曾与共宿湘江舟中亲话，有梦与道士游蓬莱事，且云今《山谷集》语不同，盖後更易之。是殆窜乱其说，使故与本集不合，以自明其暱於庭坚，独知其详耳。晁公武诋此书多诞妄伪托者，即此类欤？然惠洪本工诗，其论诗实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则取之，其托於闻之某某，置而不论可矣！
《冷斋夜话》通行本有：《稗海》本、《学津讨源》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日本五山本（藏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静嘉堂文库本等。
今有：《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稀见宋人诗话四种》，张伯伟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日本东洋文库五山本为底本，以《津逮秘书》本、日本静嘉堂文库本参校。
20、《石林诗话》
从叶梦得辑录宋代的典章制度和人物轶事笔记的《石林燕语》中，将谈论诗文部分单独列出而成此书。叶梦得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六）文史类笔记《石林燕语》。
又作《叶先生诗话》，作者叶梦得。主要记录北宋诗坛掌故、轶事，同时也有作者的审美评价。尽管叶氏没有系统的理论构思，但他论诗比较精当，透露出诗话由“论诗及事”转向“论诗及辞”的个中消息。石林诗话》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石林诗话》是宋诗话中一部重要诗话。诗话提倡自然清新的诗歌风格，不排斥炼字；主张“意与境会”、圆融无碍的“自然”美学趋尚，继承发展了王昌龄、苏轼美学思想，对江西诗派末流片面讲究“法度”、炼字与刻板模拟的倾向进行了否定；它重视含蓄的诗歌意境，对“以文为诗”的宋诗倾向进行了清算；它以禅喻诗，对人们深入、形象地领悟诗歌意境具有重要意义。强调“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石林诗话》卷上）。
《石林诗话》的特色：（一）倡“自然”。《石林诗话》诗风自然清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苏轼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二）重“含蓄”。其曰：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三）禅“喻诗”。《石林诗话》卷上云：禅宗论云间（按：“间”应为“门”。“门”字诸刻本均误作“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诗人玉屑》卷十四均作“门”）：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
《石林诗话》承续《石林燕语》倾向，赞誉王安石，批评苏轼。
《石林诗话》传本有一卷本、三卷本两种。《直斋书录解题》作一卷，至《百川学海》始分作三卷，南宋时已有一卷、三卷两种刊本。《文献通考·经籍考》及《浙江通志·经籍志》作二卷。现通行本《历代诗话》本。
今有：《石林诗话》中华书局《历代诗话》本1981年版。分上、中、下三卷，九十条，另附《拾遗》三则；《石林诗话选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历代诗话选释丛书》本；《石林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石林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石林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1、《岁寒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二卷，南宋张戒（生卒年不详）著。
今有：原书已佚，现本是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加上《说郛》本内容综合而成。分上下两卷，上卷唯理论批评总纲，下卷专论杜甫只要诗篇。张戒诗论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学家色彩，主张温柔敦厚，不冒犯君上，但《岁寒堂诗话》对诗歌艺术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并对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弊病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反对将形式技巧放在创作的首位。强调咏物要为言志服务，不应该为咏物而咏物。但他同时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形式，要求诗歌在道出人的心事的同时要含蓄有余韵，与严羽有比较相近的论点。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张宗泰《跋〈岁寒堂诗话〉》、林昌彝《海天琴思录》都对《岁寒堂诗话》作了高度评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书“通论古今诗人，由宋苏轼、黄庭坚上溯汉、魏、《风》、《骚》，分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乎正者”。诗话论及古今诗人，认为“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对苏轼的“以议论为诗”和黄庭坚的“补缀奇字”，“冶容太甚”首先正面提出反对意见，并尖锐指出苏黄的“用事押韵”，乃“诗人中一害”。只有使“苏黄习气净尽”，方可以论唐人诗。其时，苏黄正被奉为诗坛圭臬，在此情况下，诗话对苏黄习气提出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今有：《岁寒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中华书局1983年版；《岁寒堂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岁寒堂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韵语阳秋》
《韵语阳秋》二十卷南宋诗论家、词人葛立方（？～1164）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其为宋人诗话之善本。此书内客广泛，主要评论汉魏以来至宋代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涉及风俗地理、书画歌舞、花鸟鱼虫等。其诗论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而不甚论语句之工拙，格律之高下。
倡导天然反对雕琢“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於未振”，学诗者尤当领此。陈腐之语，固不必涉笔，然求去其陈腐不可得，而翻为怪怪奇奇不可致诘之语以欺人，不独欺人，而且自欺，诚学者之大病也。诗人首二谢，灵运在永嘉，因梦惠连，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晖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静如练”之句。所谓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与？灵运诗，如“矜名道不足，己物可忽。”“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玄晖诗，如“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语，皆得三百五篇之馀韵，是以古今以为奇作，又曷尝以难解为工哉。东坡《跋李端叔诗卷》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盖端叔作诗，用意太过，参禅之语，所以警之云。陶潜、谢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老杜云“陶、谢不枝语，《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语，而自以为平淡，识者未尝不绝倒也。梅圣俞《和晏相诗》云：“因今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词未圆熟，刺口剧{艹凌}芡。”言到平淡处甚难也。所以《赠杜挺之诗》有“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荆公点化之，则云：“缲成白发三千丈。”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则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孔稚圭《白苎歌》云：“山虚钟磬彻。”山谷点化之，则云：“山空响管弦。”卢仝诗云：“草石是亲情。”山谷点化之，则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诗人赞美同志诗篇之善，多比珠玑、碧玉、锦绣、花草之类，至杜子美则岂肯作此陈腐语邪？《寄岑参诗》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夜听许十一诵诗》云：“精微穿溟氵幸，飞动摧霹雳。”《赠卢琚诗》曰：“藻翰惟牵率，湖山合动摇。”《赠郑谏议诗》云：“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寄李白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赠高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惊人语也。视馀子其神芝之与腐菌哉！
今有：《韵语阳秋》，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印影宋本；《韵语阳秋》，《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韵语阳秋》，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唐诗纪事》
唐代诗歌及评论集，81卷，南宋计有功编。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字敏夫，号灌园居士，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张浚从舅。宣和三年进士。绍兴六年，累官左承议郎，充行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张浚使其入朝奏事，加直秘阁，遣还。七年，献所著《晋鉴》，高宗称赏。以母老求返乡，升直徽猷阁，提点潼川路刑狱公事。二十八年，知眉州，移利州路转运判官，复知嘉州。计有功尝采摭唐代诗人一千一百五十家，或纪本事，或考作者世系爵里，或录佚诗，编为《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其收采之博，考据之详，于唐诗大有功劳（胡震亨《论唐诗纪事》）。《全宋文》卷四二八三收有其文。事迹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五、陆心源《唐诗纪事跋》。
《唐诗纪事》八十一卷，《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是书采摘繁富，搜采有唐300年间诗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等辑成。共收诗人1100余家，保存了众多唐代作家作品，有些唐人诗集不传于世者多赖是书以存；搜集了大量有关唐代诗人的生平、评论资料；对了解唐代诗歌创作情况有较大的作用。《唐诗纪事（上下）》自唐初至唐末三百年间，共收录一千一百五十位诗人的部分诗作，先后编次，且详略适当，又辑集本事与品评，兼记世系爵里，既是唐代诗歌总集，又是唐宋有关诗评的汇编，此亦见其特色。其规模较大，材料颇丰，为唐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编撰者视野广阔，态度客观，不仅着重对大家名篇多加采撷，而且顾及僧人、妇女乃至地位低微者的佳作，网罗散佚，因此使许多难于传世者得以流存，尤如张为《诗人主客图》一书，“独藉此编以见梗概”（《四库全书提要》），这是《唐诗纪事》的成就之一。次则，郭绍虞《宋诗话考》云，是书所录，“即脍炙人口者，亦有足资校勘之处”。如吴骞《论诗绝句》自注云：“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唐诗纪事》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吴修龄笃信之，以为的不可易。”再则，摘录前人品评之语，多有参考价值。如李白《乌栖曲》，贺知章赞曰“可以泣鬼神矣”。如王士源谓孟浩然“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其他如谓元稹“善纪事”，谓陆龟蒙“博雅多文，尤善谈笑”，“诗篇清丽”。记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仕履诗事，亦较详实。然由于材料辑掇之多，未免“榛楛勿剪”。自序说凡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悉搜采缮录。间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未尝弃去”。胡震亨曰：“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据之详，有功于唐诗不细。”
《唐诗纪事》通行本有：明代洪楩本，毛氏汲古阁本。
今有：《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二版。以明代洪楩本为底本，以毛氏汲古阁本等参校；《唐诗纪事校笺》（八册）王仲镛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版；《唐诗纪事》，《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唐诗纪事》，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4、《诗话总龟》
宋人留存下来的诗话总集，一百卷阮阅编选。阮阅，生卒年不详。字闳休，一字美成，自号散翁，又号松菊道人，舒城（今属安徽）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进士。徽宗宣和中知郴州，高宗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善吟咏，人称阮绝句。诗作传于今者，有《郴江百咏》1卷。此书原名《诗总》，编于宣和间知郴州时。孝宗乾道三年（1167）前，以《诗话总龟》之名行世，此书得名之因阮阅在自序中说：“宣和癸卯春，来官郴江，因取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二百四十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但类而总之，以便观阅，故名曰‘诗总’。”绍兴间，福建刊刻，改称《诗话总龟》。今本《诗话总龟》凡98卷，分前、后集。《前集》，所引之书皆出北宋或北宋稍前，基本上为阮氏所辑。《后集》取材于《蛩溪诗话》、《韵语阳秋》、《苕溪渔隐丛话》者，占一大半；其所引之书，如《韵语阳秋》、《葛常之诗话》、《丹阳集》，皆见于《韵语阳秋》，一书三列，系辗转传抄。研究者认为前集五十卷为阮阅原撰，后集为书贾杂抄而成。《诗话总龟》以类编排，若研究同一题材的不同内容则极为方便，并且此书广收小家，但录其诗其事，排比异说，很少论辨，引书百余种，大多现已散佚，足见其珍贵的资料参考价值。。以诗话而论，此书与《苕溪渔隐丛话》“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四库全书总目》）是研究宋诗的重要参考资料。书中引用书名间有错误，亦有漏举。
该书不似后来一些同类著述有系统地阐述诗歌理论、作法、作家介绍和评论，而是纂辑前人的成说，分为圣制、忠义、讽喻、达理等46门。如卷五评论门，引自《鉴戒录》的一则：
刘梦得有《望洞庭》诗，雍陶有《咏君山》诗，语意异同（疑为“语异意同”）。刘诗曰：“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鉴似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雍诗曰：“烟波不动影沉沉，碧色全无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罢，一螺青髻鉴中心。”……李绅、郑云叟《伤农诗》意亦同。李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诗曰：“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
作者未加任何评论，却意在引导诗人从中体会出，相同或相似的主题思想，各人会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会有不同艺术表现手法，创作出风格各异好作品来。又如卷五评论门（一）引《古今诗话》云：
崔护作《城南诗》，其始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意未完谓未工，改云“人面只今何处在”。至今所传有两本，惟《本事诗》云“只今何处在”。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重一“今”字，不恤也。
卷九评论门（五），引《王直方诗话》云：
东坡作《蜗牛》诗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后改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余亦以为改者胜。
两则都意在说明诗不惮改，尤其以东坡的超迈横绝，尚不厌其烦地琢磨、修改四句小诗，遑论他人。
通行本有：明月窗道人本，明抄本，《四部丛刊》初编本。
今有：《诗话总龟》，《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诗话总龟》，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诗话总龟》，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5、《全唐诗话》
《全唐诗话》，六卷，南宋尤袤撰。以人为经，“首列诸帝，下逮方外、闺媛”；以事为纬，列诗家名号、籍贯、主要诗篇及与诗有关的资料。即每人之后排列从正史、政书、书志、文集、笔记、类书、山志、小说、诗话中辑出的相关记载。辑出的这些资料，长者可达数页，短者只有几行：或辨析诗歌句法，或赏玩诗中意境，或敷陈诗家轶事，或注解诗事源流，或褒贬诗品高下，为了解唐诗歌和研究诗人诗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自序“余少有诗癖。岁在甲午，奉祠湖曲①，日与四方胜游，专意吟事，大概与唐人诗诵之尤习。间又褒话录之纂记，益朋友之见闻，汇而书之，名曰《全唐诗话》。未几，驱驰于外，此事便废，迩来三十有八年矣。今又蒙恩便养湖曲，因理故箧，复得是编。披览慨然，忧如畴昔浩歌纵谈时也。唐自贞观来，虽尚有六朝声病，而气韵雄深，骎骎古意。开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风》《雅》。迨会昌而后，刻露华靡尽矣。往往观世变者于此有感焉。徒诗云乎哉！”
卷一：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而。”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邪？”敕禇遂良即世南灵座焚之。
王勃条：“当时，诸王斗鸡，王勃在沛王府，戏为文檄英王。帝见之，大怒，曰：“此殆交斗之渐。”即日窜勃。以太宗之贤，杯酒一时之乐，何足为后世戒。及其弊也”
陈子昂摔名琴传奇故事：“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
清人宋涛有《全唐诗话续编》二卷，自序云：以手钞《全唐诗话》六卷，“因忆余目之所见，集中有未尽搜罗者，遂信手拈而续之。凡原集载其人而遗其事者为卷上，其人与事均为载及者为卷下”。
《全唐诗话》通行本有《津逮秘书》本，宣统三乐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全唐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全唐诗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全唐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全唐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6、《苕溪渔隐丛话》
宋人留存下来的诗话总集，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胡仔纂辑。胡仔（1095？～1170）编。仔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高宗绍兴中官至广西经略使，为秦桧迫害致死。胡仔系舜陟次子。少时因父荫授迪功郎，任常州晋陵知县。绍兴六年（1136）侍亲赴广西，居岭外7年。后遭父母之丧，赋闲20年，卜居苕溪（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射中村），以渔钓自适，自号“苕溪渔隐”。绍兴十八年（1148）并以此命名诗话前集六十卷。绍兴三十二年，赴官闽中，后又归苕溪。于乾道三年（1167）完成诗话后集四十卷。
《丛话》是在阮阅《诗总》的影响下编撰的，是为了弥补《诗总》之不足：
盖阮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编此《诗总》，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渔隐诗评丛话前集·序》）
《丛话》和《诗总》作为先后成书的诗话集成之作，其共同之处，都是以当日所见诗话为纂集对象，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诗话大抵略备。”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两书保存了大量难得的资料。如《闲居诗话》、《王直方诗话》、《古今诗话》等原书早佚，赖二书以保存。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大量取自此二书。除诗话外，二书还保存了唐宋诗人散佚的诗句，有些小家无文集，实赖二书以传世。
但两书相较，《丛话》则后来居上，明显胜于《诗总》。在编排体例上，《诗总》以事类分四十六门，过于烦琐，且难以界定，不便检索；《丛话》按年代、人物先后为序，增设长短句、借对、的对等门类，比较合理。且重点突出，重要诗人都给予较大的篇幅，如陶渊明三卷，李白二卷，杜甫十三卷，韩愈四卷，欧阳修三卷，王安石四卷半，苏轼十四卷，黄庭坚五卷。作者在后集序中说：“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后集卷二，论古今诗人名句、名联、名篇时，又说：“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至于唐宋其他有成就的诗人都有专门篇幅，而所涉及的诗人则更多。阮阅纂集《诗总》当蔡京专权之时，党禁正严，司马光、苏轼兄弟、黄庭坚诸人被列为“元祐党人”，诗文禁传，阮阅或因当时资料不全，或惧文祸，辑入者极少。胡仔编书时，元祐党禁已开，可以毫顾忌地纂集“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弥补《诗总》在这方面的缺陷。《四库全书总目》说，《诗总》“多录杂事，颇近小说”，而《丛话》“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胡仔在《后集》序中感慨地说：“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所以，他很注重继承发扬诗歌的优良传统，探讨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在编排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从诗歌的源头，国风、汉魏六朝，一直说到唐宋诸家。目的在于发扬传统，拯救时弊。所发议论，不乏真知灼见。如后集卷三，评陶渊明云：“钟荣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羞，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又《后集》卷二十三，评欧阳修云：“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揭示欧阳修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又如《前集》卷四十一：“苏子由云：‘东坡居士谪儋耳，……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圃，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苕溪渔隐曰：‘凡人能处忧患，盖在其平日胸中所养。韩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一经窜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由此论之，则东坡所养，过退之远矣。”对韩、苏的评价，不一定十分公允，但从揭示诗歌创作与现实生活和个人思想修养的关系上，还是给人以启迪的。另《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诗总》“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而《丛话》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这也是后者胜于前者之处。
《丛话》主要纂集的是诗话，但对于勃兴于宋的词，也给予必要的关注。《丛话》设《长短句》门，以二卷的篇幅纂集词话。而散见于各家名下论词的内容更多，如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引《复斋漫录》云：
无咎评本朝乐章，不见诸集，今录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这一段话评论几位作词大家，虽然借鉴别人的论述，还是很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另多为人称引的李清照《词论》，亦见诸晁无咎名下。
《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通行本有清乾隆杨佑启耘经楼依宋版重刊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四部备要》本。
今有：《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以乾隆杨佑启耘经楼为底本；《苕溪渔隐丛话》，《宋诗话全编》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苕溪渔隐丛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竹坡诗话》
一卷，南宋周紫芝撰。周紫芝（1082～1155）南宋文学家。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安徽宣州市）人。绍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为礼、兵部架阁文字。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为右迪功郎敕令所删定官。历任枢密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绍兴二十一年（1151）出知兴国军（治今湖北阳新），后退隐庐山。曾向秦桧父子献谀诗。 诗著名，无典故堆砌，自然顺畅。也能词，风格与诗近，清丽婉曲，无刻意雕琢痕迹。譬如《踏莎行》（一）写离人别情：游丝飞絮，斜阳烟渚，愁情无数。给人的感觉是情深意切，景物迷离。堪称难得的上乘之作。其中“泪珠阁定空相觑”一句的用词尤其巧妙，最后这一问更是催人泪下。其他如《生查子》（一）、（三）、（四），《西江月》（二）、（五）、（七），《菩萨蛮》，《谒金门》、《卜算子》等都是佳作。著有《太仓稊米集》七十卷、《竹坡诗话》一卷、《竹坡词》三卷。存词150首。
全书八十余条，大多是对于故实、词语出处的考证，显然是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历”的影响。对诗歌的品评，亦采用江西诗派所谓的“点化”之说，如：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不自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杜少陵诗：“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
凡此种种，都因泥于江西之说，不免失之凿枘。还有些考证失误，也受到时人的批评。所以，钱钟书说：“所作《竹坡诗话》颇为流传，可是对诗歌的鉴别并不高明，有人甚至说它是宋代‘最劣’的诗话。”（《宋诗选》165页）
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在《竹坡诗话》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议论。如：
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作两颂以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
追求平淡自然，反对“字字觅奇险”，赞成东坡所说的，以“衡口常言”，营造出五色绚烂、峥嵘气象来，这是与江西诗派的主张不同的。又说：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忆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锒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时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这与上一则是相联系的。是从审美的角度，说明只有对描写对象有切身体验，才能创作出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来。
《竹坡诗话》通行本有：《百川学海》本，《历代诗话》本，《萤雪轩丛书》本。
今有：《竹坡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竹坡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竹坡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8、《风月堂诗话》
2卷，南宋朱弁撰。朱弁）（1085～1144）南宋官员、文学家。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太学生出身。建炎元年自荐为通问副使赴金，为金所拘，不肯屈服，拘留十六年始得放归。曾劝宋高宗恢复中原，得罪秦桧，官终奉议郎。他在留金期间写下了不少怀念故国的诗作，深切婉转，是南宋初期的重要诗人。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等传世。
据作者自序说，该书成稿于“庚申闰月戊子”，即宋绍兴十年闰六月。建炎元年，作者充金国军前通问使，被羁留北方，直至绍兴十三年始还临安。这部书是在羁留金国期间完成的。《宋史》著录为三卷，今存二卷。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和1994年出版的贾文昭整理的《安徽古籍丛书》本。
在《风月堂诗话》中，品评诗作，记述诗坛的遗闻佚事，都表现出作者反对江西诗风的艺术倾向。如：
诗人胜语，咸得于自然，非资博古。若“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垄首”、“明月照积雪”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辞，不必出于经史。故钟嵘评之云：“吟咏性情，亦何贵乎用事？”
近古以还，无出其右，真诗人之冠冕也。如近体格俯同今作，则词不遗奇，杂以事实，掇英撷华，妥帖平稳，殆以文为滑稽，特诗中之一事耳，岂见其大全者邪？予每窃有所恨，故乐以嵘之言告人。
作者反复引用钟嵘的观点，强调诗乃“吟咏性情”，应得于“自然”，“自肺腑中流出”，不能把工夫用在“缀缉”故实上。那种“假故实”“究所从”“拘挛补缀”的做法，实则掩盖内容的空虚，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江西诗派不惜曲解杜甫，为他们的主张张目，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作者反驳说，“不知《国风》《雅》《颂》祖述何人”？杜诗的妙处，不在于“无一字无来处”，而在于“浑然天成”，“不待刻雕自成文理”；杜诗用事、用典，不在于“点铁成金”，而在“其鼓铸熔泻，殆不用世间橐籥”，而达到“妥帖平稳”的工夫。这都切中江西诗风的弊端。朱氏称引苏轼之处很多。如：“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至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又说：“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黄鲁直诗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都意在说明，生活体验和思想境界的升华，对于创作的重要性。
《风月堂诗话》还记载的一些的文事活动，对文学史研究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如欧阳修知颍州时聚星堂燕集赋诗，是在庆历新政失败，诗文革新队伍星散之后的一次重组活动。影响很大，“当时四方能文之士，及馆阁诸公，皆以不与此会为恨”。退居林泉的宰相杜衍读到欧阳修的聚星堂咏雪诗，大加称赏，赠诗云：“宜乎众目诗之豪，便合登坛推作帅。回头且报郢中人，从此阳春不为贵。”《诗话》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杜衍的诗，亦赖此以存。又记：
苏子美竹轩之集，皆当时名士。王胜之赋诗，人皆属和。子美诗其略云：“君与我同好，数过我不穷。对之酌绿酒，又为鸣丝桐。作诗写此意，韵如霜间钟。清篇与翠干，岁久日益秾。惜哉嵇阮放，当世已不容。吾侪有雅向，千载挹高踪。”后月余，“一网打尽”之语既喧物议，而梅圣俞为赋“覆鼎伤众宾”之诗，乃悟子美“当时已不容”之句遂成诗谶，亦可怪也。
竹轩诗会，是庆历四年，苏舜钦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的事。当时政治斗争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所以，苏舜钦在诗中有“惜哉嵇阮放，当世已不容”之说。此事他书皆无记载，苏集也失收此诗。
其他如关于李清照工诗的记载：
赵明诚妻，李格非女也。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如“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之句，颇脍炙人口。
李清照以词知名，对于她的诗文，人们知之甚少。这条记载，有助于对李清照的创作成就的全面了解。
是书成于留金时期，亦首先在金流传，直至度宗时方传至江左，因此对王若虚《滹南诗话》颇有影响。
《风月堂诗话》通行本有《宝颜堂秘笈》本，《诒经堂藏书七种》本。
今有：《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风月堂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风月堂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风月堂诗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风月堂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风月堂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风月堂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9、《诚斋诗话》
宋代诗话，杨万里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后山集》。
“自隆兴以来，以诗名者，林谦之范致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近时後进有张鎡功父、赵蕃昌父、刘翰武子、黄景说岩老、徐似道渊子、项安世平甫、恐丰仲至、姜夔尧章、徐贺恭仲、汪经仲权，前五人皆有诗集传世。
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云：“硃脣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山谷《酴醿》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此以美砯夫比花也。山谷此诗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於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辞。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於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
《诚斋诗话》通行本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四库全书》本。
今有：《诚斋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诚斋诗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斋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诚斋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诚斋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30、《沧浪诗话》
宋代诗话，诗的理论批评著作严羽著严羽是南宋后期著名的诗论家，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宁宗和理宗统治期间（公元1195年～1264年）。因为他居于邵武樵川莒溪，与沧浪水合流处，所以自称「沧浪逋客」。据学者推断，严羽生于宁宗庆元三年（1198），卒于理龄宗淳佑元年（1241）。他常有忧时念国之思，因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兼容，他才走上隐居不仕之路。生平事迹，文献记载极少。后世只知道，他一生未曾应举入仕，长年隐居乡里，养成了清高自许、不喜随俗的性格。在他生活的后期，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出游。一次是理宗绍定年间为躲避家乡的变乱而出走，到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以至洞庭潇湘一带。一次是漫游吴越，约在端平初年，历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扬州、吴中（今江苏苏州市）、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等地。两次出游中间，在家乡结识了老诗人戴复古，成为忘年之交，有过一段朋辈三五相聚一起诗酒酬唱、切磋学艺的快活日子，传为诗坛佳话。其他行踪，则难以考定。所作诗篇，留存下来的共一百四十六首，另词二首，这些作品中，有忧国伤时的作品，也有描述隐逸生活之作，以及赠答的作品。另外，他也作有文学理论著作《沧浪诗话》。他的诗作及文评作品被收辑录为《沧浪吟卷》三篇。又说编为《沧浪先生吟卷》二卷行世，有明清多种刻本，以近人张钧衡辑刊的《适园丛书》本收录较为齐备。
《沧浪诗话》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而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祜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晋人舍陶渊明阮籍嗣宗外，惟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公之下。颜不如鲍，鲍不如谢，文中子独取颜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灵运之诗已是彻首尾成对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当观其集方知之。
《沧浪诗话》通行本有：明都穆重刻沧浪先生吟卷本，《说郛》本，《津逮秘书》本。
今有：《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沧浪诗话研究》王术臻著，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沧浪诗话》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玉壶清话/沧浪诗话》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沧浪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沧浪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沧浪诗话》，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31、《诗人玉屑》
宋代诗话诗话集，20卷。南宋魏庆之著。魏庆之，字醇甫，号菊庄，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有才名而无意仕进，种菊千丛，常与诗人逸士在菊园中吟诵。有人曾赋诗赞誉他说：“种菊幽探计何早，想应苦吟被花恼。”可知他过着以种菊、赋诗为乐的隐逸生活。庆之与当时诗人有广泛的交往，这给他辑录南宋诗话带来了不少方便。
《诗人玉屑》据《四库提要》说，约成于南宋度宗赵禥（1265～1274）时，但本书卷前却有黄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没有先于成书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诗人玉屑》当成于理宗淳佑年间。它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和作品。它博采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在现在不少书已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诗人玉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重要资料。魏庆之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他对诗的形成、体裁、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
《诗人玉屑》集诸家论诗之成，其排比大致有叙，可以当作宋以前的中国诗歌史资料来看，从中可获得关于我国诗歌发展的轮廓和许多关于诗歌体裁的知识。如：卷一《诗辨》引《沧浪诗话》的说法，指出“诗之法有五”卷二《诗法》引用晦庵（朱熹）关于诗歌分段的说、关于诗的作法、禁忌卷二《诗体》谈各种诗体的起源和沿变。卷十二《品藻古今人物》，对历史上著名的诗人都作了评论。
关于《诗人玉屑》的版本：传本《诗人玉屑》俱为二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的《诗人玉屑》，是由王国维先生之子王仲闻先生整理的。它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并全部迻录王国维据宋本校宽永本的校语。使读者既可窥见宋本之面目，又可获见王国维在校勘上的成就，是目前较全较精的本子
今有：《诗人玉屑》古典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诗人玉屑》王仲闻点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982年版，以古松堂本为底本，校以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参酌明嘉靖本而成。《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后村诗话》
《后村诗话》，有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续集四卷，新集六卷，《四库全书》钞本。
据学者考证：后村写的前、后集各二卷《诗话》，始于他六十岁后，即淳佑至宝佑（1247～1257）之间。《续集》四卷，成于他八十岁时的咸淳二年（1266）。《新集》六卷，成于咸淳四年（1268），时年八十二岁。这时，刘克庄因年老目疾，或口授家人记录，其为记忆口述之差；或由转写时的笔误，时有枘凿。
《四库总目提要》云：“宋代诸诗人，其集不传于世者十之五六，亦皆赖是书以存。”这当是《后村诗话》的文学价值所在。
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分前集、后集、续集及新集四部分。前集和后集是他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所作，续集和新集则是他在八十岁左右时所作，前后相差十余年，其中所提出来的观点以及所建构的体系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新集部分，只是专录唐诗警句，和理论基本无涉。因此，笔者在通读刘克庄诗歌理论著作的基础上，以《后村诗话》的前后两集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刘克庄的诗歌理论观点做两个方面的探讨。
第一，刘克庄的诗歌理论是初具体系的，这种体系的构建是以他的文学史观为基础的。关于刘克庄的文学观，研究者做得并不多，我在此以《后村诗话》的摘要为基础，为刘克庄的文学史观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并找出其中特点。
首先，在每个文学史的时代，刘克庄能找出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作品，来作为当时文学史的优秀代表，以此来建构一个基本的文学史观。首先是唐以前：“自《国风》、《楚辞》而后，故当继以《选》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其次是唐代：“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朝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杜诗为诗家祖宗”；“举世为元和体，韩（愈）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长庆体太易”；“当举世竞趋浮艳之时，虽豪杰不能自拔，孟生（东野）独为一种苦淡不经人道之语”；“韦苏州为诗家最高手”；“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最后是宋朝：“（西昆体）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本朝…宛陵为开山祖师”；“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陆游）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这样一来，仅从《后村诗话》前后两集中所找出的观点，就能基本建构起一个简单的文学史轮廓。这充分反映了刘克庄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所有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解。虽然这里只是一些断句的拼合，但是却基本能连贯始终。刘克庄在《序林子显》这篇文章中曾谈到：“五言诗，三百五篇中间有之，逮汉魏苏李曹刘之作，号为《选》体；及沈休文出，以浮声切响作古，自谓灵均以来未睹斯閟，一唱百和，渐有唐风。…五言如孟浩然、刘长卿、韦苏州、柳子厚，皆高简要妙，虽郊、岛才思拘狭…未可以唐风少之”这里他就把散见于其诗话的见解贯穿了起来，表达了他的文学史观。刘克庄之所以能够如此抽象的把握漫长文学史的脉络，和他的学力是有关的。他的《后村诗话》“网罗众作，见取材之博；评选惬当，见学力之精”，正是如此精博的学识，才足以支撑他做出精当的概括。
其次，刘克庄在文学史观上独持见解，他在每一段以及每一段的代表作家那里，不仅看到其作为代表流派的优秀之处，更能不时指出自己的看法。宋代诗论家往往是薄今厚古，时代越古的诗便越有古风。刘克庄虽有时也不免此病，然而他还是能够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像他指出的“张籍《还珠吟》为世所称，然古乐府有《羽林郎》一篇，后汉辛延年所作，…籍诗本此，然青胜于蓝”。唐人诗作胜于东汉诗人辛延年的著名诗作，虽然刘克庄在诗话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但是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他在论及唐诗的时候，虽然极力学习模仿，提出“杜诗为诗家祖宗”，在《后村诗话》新集中更是一味摘抄唐诗警句，然而他对唐诗所做的批评也不少，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在诗话提出的“唐诗虽雕琢对偶，然求如一抔三尺之联，惜不多见”。在说到宋诗时，刘克庄持了很大的批评态度：“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废搜索，缚律者少变化”。但是在有的地方还是找出其值得发扬的优点。在论及《西昆酬唱集》时，他提及欧阳修非常讨厌“西昆体”，接着有把西昆体表扬了一番：“其诗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废欤”。
第二，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后集中，一方面抑却轻浮恬淡的诗风，说“（杜甫）篇篇都做‘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道了，则似近人诗矣”。另一方面却有极力赞扬这种诗风。比方说，他评论梅尧臣“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殊不草草”；赞扬苏舜钦的诗句“树阴满地日午早，梦觉流莺时一声”“极似韦苏州”而韦苏州在刘克庄的诗歌理论中是第一流诗人；评论“青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句“有元和意度”；论滕田的田园闲适诗“可入图画”。刘克庄不仅赞扬这种诗风，并且在诗话录入诗歌佳句时，这种句子也远远多于豪放雄健的诗歌。例如他录入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满地落花春病酒，一帘明月夜登楼”，“柳色知春浅，钟声觉寺深”等等。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如此着重这种风格的诗歌，并且和他提倡的雄放如此矛盾，是有几方面原因的。
首先，参见《刘克庄年谱》，可知刘克庄一生数起数落，在京任职时勇于言事，以国事为己任，所写诗歌大部分是政治现实诗，曾写名句”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年和戎百万缣”。然而在写作《后村诗话》前后集期间，他三年知漳州，三年丁母忧，三年主明道宫。如果说以前的刘克庄积极出仕，敢于任事的话，那么六十岁后的刘克庄在这“江湖”的十年里，写作诗话时，心境归于平淡了。在官场风波如此，“后村希望找到一个安适的小巢窠，让青山环抱碧溪缭绕，让这些自然之美来填补他心灵的虚幻”。于是，他写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之作，大部分是清新活泼细腻柔和之作。像“小憩城西卖酒家，绿荫深处有啼鸦。主人叹息客来晚，谢却酴醾一架花”（《出城》）、“榕声竹影一溪风，迁客曾束系短蓬。我与竹君俱晚出，两榕犹及识涪翁”（《榕溪阁》）等等。这自然影响到了他的诗论。
其次，刘克庄对“自然”美学境界有所追求。他大力提倡“性情说”，指出“诗之体制，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正是在性情的引导之下，刘克庄才会如此的对自然恬淡的诗风有了转变性的热爱。他对江西诗派的那些束缚非常看不惯，认为那些诗歌不和性情，且不自然。他追求的是像陶渊明那样的风格。这种追求对他诗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今有：《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村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后村诗话》《宋诗话全编》本，1998年版；《后村诗话》，中国诗学丛书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3、《对床夜语》
宋代诗话，五卷，南宋范晞文撰。范晞文，字景文，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理宗景定中太学生，与叶李上书劾贾似道，窜琼州。元至元间以荐授江浙儒学提举，未赴，后流寓无锡以终。事见清嘉庆《无锡金匮县志》卷三○。著有《对床夜话》。
两人夜间对床共语。典出宋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辙幼从子瞻（辙兄苏轼）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韦应物）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冯去非序：“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语甚绮而文甚高。时夜将半，翦烛疾读，不能去手，大类葛常之《韵语阳秋》。”
卷二严沧浪又云：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影，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卷一：霍去病志得意欢，作歌曰：“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未央兮。载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臻，凤凰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汉时言语，自非後世可企。
蔡琰虽失身，然词甚古，如“不谓残生兮却得旋归，抚抱胡儿兮泣下沾衣。汉使迎我兮四牡，胡儿号兮谁得知。与我生死兮逢此时，愁为子兮日无光辉，焉得羽翼兮将汝归。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消影绝兮，恩爱遗”。
卷四： 唐人绝句，有意相袭者，有句相袭者。王昌龄《长信宫》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孟迟《长信宫》亦云：“自恨轻身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王建《绮岫宫》云：“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鲍溶《隋宫》云：“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张乔《寄维扬友》云：“月明记得相寻处，城锁东风十五桥。”杜牧《怀吴中友》云：“惟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韦应物《访人》云：“怪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王涯《宫词》云：“共怪满衣珠翠冷，黄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贤》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环月如襟。”白乐天《暮江吟》云：“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刘长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无外事，开田凿井白云中。”韩《即目》云：“须信闲中有忙事，晓来冲雨觅渔师。”此皆意相袭者。又杜牧《送隐者》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高蟾《春》诗云：“人生莫遗头如雪，纵得春风亦不消。”贺知章《还家》云：“儿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雍陶《过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贾岛《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李商隐《夜雨寄人》云：“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翦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皆袭其句而意别者。若定优劣，品高下，则亦昭然矣。
今有：《对床夜话滹南诗话》，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两初编本，1937年版；《对床夜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床夜话》台湾·木铎出版社1981年版。
34、《贵耳集》
南宋诗人轶事及作品的笔记集，三卷。张端义撰。宋代张端义（1179～1248后）撰。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原籍郑州，居苏州。端平元年至三年间（1234～1236）应诏上三书，得罪，被谪韶州（今属广东）。工于诗，近于江湖诗派。此书作于淳祐年间被谪时端义字正夫，自号荃翁，郑州人。居於苏州。端平中应诏三上书，坐妄言，韶州安置。此书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著短长录一帙，得罪後为妇所火。因追旧事记之，名《贵耳集》。以耳为人至贵，言由音入，事由言听，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集末一条，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书多记朝廷轶事，兼及诗话，亦有考证数条。《二集》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始涉神怪。《三集》则多记猥杂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书中如论制诰，引陆游《南唐书》载李煜词臣有陶穀、徐铉；考陶穀由晋、汉、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书》亦无此文也。论物从中国，名从主人，引《穀梁传》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考《穀梁传》乃吴谓善伊谓稻缓，不云长狄也。论《易卦》谓汉之《周易》不以乾坤为首卦，然後知扬雄《太玄经》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易》，考卦气起中孚，见《易纬稽览图》，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论《春秋》谓王安石黜《春秋》非圣经，故元祐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时人，不及见熙宁之制也。论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赋》，谓熊即侯也，非兽也，案《桯史》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一日而获三十六熊，廷试多士，遂以命题，则熊兽也，非侯也。论《艺文类》聚以鸡为稽山子，以驴为庐山公，吴越毛胜作《水族加思簿》祖欧阳询之遗意也，考此乃《艺文类》聚禽部、兽部集录旧文，非询作也。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案优施远见《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观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而负气好议论，故引据非其所长，往往颠舛如此。然所载颇有轶闻，足资考证，其论诗、论文、论时事皆往往可取，所长固亦不可没焉。
《贵耳集》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的杂说类，分上、中、下3卷。有关诗人、文人的评述约100则，占全书的十分之四。包括唐代的李颀，唐末的黄巢，北宋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南宋的李清照、朱敦儒、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萧德藻、辛弃疾、项安世、赵蕃、周文璞、戴复古、刘过、赵师秀、翁卷等。金朝状元汪世显、作家吴激，西夏作家张元的诗词及轶事，亦有所记载。采录范围较广作者论词，往往超出时流，卓有见地。如评李清照的《声声慢》开端十四叠字，以为“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超出本朝能词之士。其论诗着眼于时代，如评论从金统治区回来的作者所作的“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时”，认为虽未为绝唱，然而读之“使人增感”。作者录此，即“寓感慨之意”。但书中考经论史部分，往往有疏漏明清以来，诸多丛书对《贵耳集》多有辑录。《说郛》收录若干篇章，《历代小史》收录一卷，《宝颜堂秘笈》收录二卷，均有删节，直至毛晋辑的《津逮秘书》才将三卷收全。此后清代的《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和民国初年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均收录为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编者按语说“《学津》从《津逮》出，故据《津逮》本影印，并附《学津》本提要于后”。实际《丛书集成初编》本在集中同时还选用了《四库全书》本提要。《四库全书》本未注明版本来源，但与《丛书集成初编》本相比较，差别不大。因此可以推断，其选用的也是《津逮》本，但又根据某种版本作了校勘，所以又稍稍有别于《津逮》本。尤其是集中涉及到当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四库全书》本编者站在满清统治者的立场，均妄自作了改动，已有悖于张端义的原意。校点者此次选用了《丛书集成初编》所影印的《津逮秘书》本作为底本，同时又以《四库全书》本作互校。根据《古都郑州文化丛书》编委会的统一体例，仅对书中明显的错讹字进行更正，其馀概从原貌，不作增删。凡两版本不同之处，均以校记以示说明。
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今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1985年版；《西台集贵耳集》陈斌梁玉玮校点，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贵耳集》，见《全宋笔记》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贵耳集》，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5、《青箱杂记》
吴处厚撰吴处厚，字伯固，邵武（今属福建）人。仁宗皇佑五年（1053）进士，授汀州司理参军。神宗熙宁中，为定武军管勾机宜文字（《青箱杂记》卷二）。元丰四年（1081），为将作监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迁大理寺丞。出知通利军，改汉阳。哲宗元祐四年（1089）知卫州（同上书卷四二四），未几卒。有《青箱杂记》十卷。《宋史》卷四七一有传。《青箱杂记》成书于北宋元佑二年，作者吴处厚因歪曲诗词陷害宰相蔡确而为时人所不齿，但作者喜好读书，能诗善赋，又长期处于政治和文化中心，可谓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此书多是记载宋代及五代朝野杂事、诗话掌故等。处厚，字伯固，邵武人，皇祐五年进士，初为将作丞，以王圭荐，授馆职，出知汉阳军，后擢知卫州，卒．其书皆记当代杂事，亦多诗话．晁公武读书志谓所记多失实，又讥其记成都置交子务，误以寇瑊为张咏，案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今观所记，如以冯道为大人之类，颇乖风教，不但记录之讹，然处厚本工吟咏，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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