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秉烛谈
[book_author]周作人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82917
[book_dec]散文集。周作人著。列为“文艺新刊”之一。北新书局1939年12月初版。收散文24篇。其中有关于人物的品评与忆述，如《关于俞理初》、《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等;有浏览书籍的札记与随感，如《读书随笔》、《人境庐诗草》、《老学庵笔记》、《浮世风吕》等;有文史小札之类，如《再谈试帖》、《再谈尺牍》、《谈笔记》、《明珠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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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关于俞理初
家传旧书中有一部俞理初的《癸巳类稿》，五厚册，大抵还是先君的手泽本，虽然不曾有什么题字印记。这部书我小时候颇喜欢，不大好懂，却时常拿出来翻翻，那时所看差不多就只是末三卷而已。民国以后才又买到《癸巳存稿》六册，姚氏刻本。关于俞君的事，也只在二书序跋及崇祀乡贤文件中见到一点。日前得安徽丛书本《癸巳类稿》，系用俞君晚年手订本石印，凡九册，附王立中编年谱一册，原文固多所增益，又得知其生平，是极可喜的事。年谱末复有谱余数则，集录遗闻轶事，很有意思，但恨希少不禁读耳。尝见齐学裘著《见闻随笔》卷二十四中有俞理初一则云：
“黟县俞理初正燮孝廉读书过目不忘，书无不览，著作等身。曾为张芥航河帅修《行水金鉴》，数月而成，船过荆溪，访余于双溪草堂，款留小饮。谓余曰，近年苦无书读。四库全书以及道藏内典皆在胸中，国初以来名宦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诵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为余刻蕉窗写意，玉溪书画两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母，不乐仕进，时移世乱，不知所终。”又戴醇士著《习苦斋笔记》中有俞正燮一则云：
“阅黟县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类稿》，皆经史之学，间及近事纪载，皆足资掌故，书刻于道光癸巳，故以此为名。新安经学最盛，能兼通史学者惟凌次仲氏及俞君。其书引证太繁，笔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其《节妇说》言，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男子亦不当再娶。《贞女说》言，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乃贤者未思之过。未同衾而同穴，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直无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恶德论》言，夫买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则家道坏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此使妇女无可妒，法之最善者。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一笑。”又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下云：
“阅俞理初《癸巳类稿》。理初博综九流，而文繁无择，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盖经学之士多拙于文章，康成冲远尚有此恨，况其下乎。”李莼客这里所说的话我觉得很中肯，《类稿》的文章确实不十分容易读，却于学问无碍，至于好为妇人出脱，越缦老人虽然说的有点开玩笑的样子，在我以为这正是他的一特色，没有别人及得的地方。记得老友饼斋说，蔡孑民先生在三十年前著《中国伦理学史》，说清朝思想界有三个大人物，即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是也。蔡先生参与编辑年谱，在跋里说明崇拜俞君的理由，其第一点是“认识人权”，实即是他平等的两性观。跋文云：
“著书者含毫吮墨，摇头转目，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读此数语，觉得《习苦斋笔记》所云“口所谈者皆游戏语”大抵非假，盖此处诙诡笔法可以为证。同卷中有《白席》一篇，篇幅较短，意趣相近，全录于下：
“男女皆人也，而我国习惯，寝床寝地之诗，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醮为耻，种种不平，从未有出而纠正之者。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有说明善意者，有为古人辨诬者，有为无告讼直者，无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场发言。”这与越缦差不多是同一意思，不过是从正面说了，我也正是同意。《类稿》十三《节妇说》中云：
“理初先生，黟县人，予识于京师，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先生为壬辰孝廉，尝告我曰：予初次入都会试，谒副主考，则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窃疑正主考取中，副未寓目。谒正主考，则又曰，尔与我朱卷刻本，我未见尔文也。骇问故，曰：尔卷监临嘱副主考，宜细阅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阅。揭晓日先拆尔卷，见黟县人，问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县俞某，则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则中矣。其实我两人俱未见尔文，故欲一读耳。会试荐未售，房考为刻其著述，所谓《癸巳类稿》也。乡试正主考为汤文端金钊，会试房考为王菽原先生藻。”查年谱，乡试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笔记》误作壬辰，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年谱引用自述一节，唯未录《笔记》全文，其实上半亦甚有致，如收在谱余中正是很好资料也。《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上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云：
“此东坡《志林》所谓杜默之豪，正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又《愚儒莠书》末云：
“杨诚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耻教授，《山房随笔》言，岳阳教授陈诜与妓江柳狎，守孟之经杖柳，文其鬓以陈诜二字，押隶辰州。此均所谓虐无告也。”以上所举都是好例，义正而词亦严，却又情理湛足，如以绮语作譬喻，正可云懔若冰霜而复艳如桃李也。《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谈玄，夸诞，旷达，悖儒等莠书六篇，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论《酷儒莠书》末云：
“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书旧唐书舆服志后》末云：
“古言终身不改，言身则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贞女说》末云：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则失丁女，阴弱则两仪不完。又出古舞屣贱服，女贱则男贱。”《存稿》十四《家妓官妓旧事》中云：
“《通鉴纲目》有书法发明等书，《续纲目》又有发明广义等杂于事实之中，卑情谄态，甚可厌恶。《容斋五笔》云，杨愿佞秦桧，桧食间喷嚏失笑，愿仓卒间亦随之喷嚏失笑。此等书颇似之。又尝戏谓之白席。《老学庵笔记》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韩魏公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又唱言，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亦为之一笑。”孔子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种白席的书我也觉得甚可厌恶，俞君所说真先得我心，清朝三贤我亦都敬重，若问其次序，则我不能不先俞而后黄戴矣。我们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识，才能稍稍有所理解，而人既无多，话亦难说，妇人问题的究极仍属于危险思想，为老头子与其儿子们所不悦，故至于今终未见有好文章也。俞君生嘉道时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说是智勇之士，而今人之虚弱无力乃更显然无可逃遁矣。论理，我们现在对于男女问题应该有更深切的了解，可以发出更精到的议论来了，可是事实上还只能看到癸巳二稿的文章，而且还觉得很新很大胆，中国的情形是否真如幼稚的乐天家所想是“进化”着，向着天堂往前走，殊不能无疑。不过一定说是道光时代比现在好那自然也未必，俞理初固一人，王菽原阮云台也并不多。据年谱末引姚仲实著《见闻偶笔》一则云：
“黟县俞理初正燮应礼部试，总裁为歙曹文正公振镛，仪征阮文达公元。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场五策详赡者必以为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中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谓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撤弥封验之，果然。”姚仲实为民国初年人，唯系安徽世家，所述当有所本，且以情理推之亦正不错。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多磕头，少说话。据云即此曹振镛所授也，有此见识，其为文正公也固宜，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讲俞君的故事而有此趣事作结，亦殊相称，与上文戴齐二君所记似更有照应得法之妙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在北平记。
[book_title]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
太炎先生去世已经有半年了。早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一直没有写成，现在就要改岁，觉得不能再缓了。我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只想懂点文字的训诂，在写文章时可以少为达雅，对于先生的学问实在未能窥知多少，此刻要写也就感到困难，觉得在这方面没有开口的资格。现在只就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略述一二，以为纪念。
民国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因了龚未生（宝铨）的绍介，特别于每星期日在民报社内为我们几个人开了一班，听讲的有许季黻（寿裳），钱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莱），朱逷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改名玄同），龚未生，先兄豫才（树人），和我共八人。大约还在开讲之前几时，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忘。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Upanishad），问我怎么样。我觉得这事情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Max Müller，《太炎文录》中称马格斯牟拉）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顺便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考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很是可惜。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曾录《孟子》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予之。苏子穀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本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名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智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杨仁山所代作余同伯的答书乃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春夏之间，却不记得是那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着，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说，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批遏耳羌（P. L. 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早中止了。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本只是这一点，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得到少许文献的证据。杨仁山（文会）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前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系太炎先生学佛后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来书即是先生手笔也。其文云：
“来书呈之仁师，师复于公曰：佛法自东汉入支那，历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不容丝毫假借。今当末法之时，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吾不忍闻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于此时而体究无上妙理，遑及异途问津乎。至于派人东渡学习梵文，美则美矣，其如经费何。此时祇桓精舍勉强支持，暑假以后下期学费未卜从何处飞来，唯冀龙天护佑，檀信施资，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浅，英语不能接谈，学佛亦未见道，迟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资格也。仁师之言如此。”此两信虽无年月，从暑假以后的话看来可知是在己酉夏天。第二书不附“来书”，兹从略。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记。
[book_title]读风臆补
好几年前在友人手头看见一部戴忠甫的《读风臆评》，明万历时闵氏朱墨套印，心甚爱好，但求诸市场则书既不多，价又颇贵，终未能获得。日前有人送给我几本旧书，其中有一函两册，题曰“读风臆补”，陈舜百著，清光绪庚辰年刻，凡十五卷，乃即是全录戴评而增补之者，书虽晚出而内容加多，是很可喜的事。查《四库书目提要》十七诗类存目中有戴氏《臆评》，批云：
“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纤仄佻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径，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四库提要》的贬词在我们看来有些都可以照原样拿过来，当作赞词去看，如这里所云于经义了不相关，即是一例。我们读《诗经》，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训诂，了解文义，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他当作文学看，切不可奉为经典，想去在里边求教训。不将三百篇当作经而只当作诗读的人自古至今大约并不很多，至少这样讲法的书总是不大有，可以为证，若戴君者真是希有可贵，不愧为竟陵派的前驱矣。清代的姚首源著《诗经通论》，略可相比，郝兰皋以经师而能以文学说诗，时有妙解，亦是难得。今知咸丰中尚有陈君，律以五百年一贤犹比膊也之言，可谓此诗学外道之德亦并不怎么孤了。
《臆评》对于国风只当文章去讲，毫不谈到训诂，《臆补》亦是如此。这于我这样经书荒疏的人自然也不大方便，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怪他，只好自去查考罢了。戴君似很不满意于朱注，评中常要带说到，如王风有兔爰爰章下云：
“采薇蕨而伤心，正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也。若杜审言诗，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则与诗意相对照矣。”邶风燕燕于飞章下云：
“读此觉后人招隐词为烦。”陈君则补评云：
“诗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唐人诗，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亦犹是卷耳四句意耳，试取以相较，远近浓淡孰当擅场。”又豳风我徂东山章下云：
“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向生处乐，即适彼乐土意。谁之永号，姚承庵谓即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郊原何处村也。”桧风隰有苌楚章下云：
“瞻望勿及，伫立以泣，送别情景，二语尽之，是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短长句云，眼力不如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此类尚多，今不具举。陈君别有一特色，为前人所无，即对于乱世苛政之慨叹。如王风有兔爰爰章下云：
“桑园可乐，风政尚佳。后世戈矛加于鸥鸟，征徭及于鸡犬，并野亦不可居矣。至曰闲闲，曰泄泄，往来固自得也，亦实有黜陟不知理乱不闻意。”又硕鼠章下云：
“极沉痛刻酷之作。”又云：
“有敦瓜苦四句，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差堪伯仲。若王建家人见月望我归，正是道上思家时，以视鹳鸣于垤，妇叹于室二语，更露伧父面孔。”《臆补》中此种说法尤多，今选取其更有风致者，如周南南有乔木章下云：
“有兔二语，正意已尽，却从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蹙无聊之语，何等笔力。注乃云，为此诗者犹及见西周之盛云云，令人喷饭。”又桧风匪风发兮章下云：
“惄如调饥，后来闺怨不能出此四字。韩诗调饥作朝饥，薛君章句所谓朝饥最难忍也。焦氏《易林》云，如旦饥。晋郭遐周诗，言别在斯须，惄焉如朝饥。汉晋去古未远，尚得其实耳。”召南喓喓草虫章下云：
“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醉到太平时。”魏风十亩之间兮章下《臆评》云：
“呼鼠而汝之，实呼汝而鼠之也，怨毒之深，有如此者。”又云：
“匪风二语，即唐诗所谓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春草绿萋萋。注乃云，常时风发而车偈。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多少含蓄。注更补伤王室之陵迟，无端续胫添足，致诗人一段别趣尽行抹杀，亦祖龙烈焰后一厄也。”陈君对于朱注不敢作如此声口，盖时为之也。唯二人多引后人句以说诗，手法相同，亦是此派之一特色。如周南采采卷耳章下《臆评》云：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永叔云，犹古人言，虽为执鞭所欣慕焉者也。朱子悦之深，意亦同。唐人香奁诗云，自怜输厩吏，余暖在香鞯，此即欧朱意也。孰谓周南正风乃艳情之滥觞哉。”又遵彼汝坟章下云：
“宋婉诗云，寄与武陵仙吏道，莫将征税及桃花，又是一意。及诵桑柘废时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徭之句，更不禁凄然叹息也。”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同时亦读唐诗，却少此种感觉，唯垂死病中惊坐起及毋使蛟龙得各章尚稍记得，但也只是友朋离别之情深耳，并不令人起身世之感如国风诸篇也。兴观群怨未知何属，而起人感触则是事实，此殆可以说是学诗之效乎。今得陈君一引伸，乃愈佳妙，但不知今人读之以为何如。诗人生于东周，陈君以至不佞读诗时皆在清末，固宜有此叹息。现在的青年如或读国风诸篇及陈君所评不佞所谈皆觉得隔膜，则此乃是中国的大幸事，不佞此文虽无人要读亦所不怨也。即使如此，戴陈二君的书却仍有其价值，要读《诗经》的人还当一看，盖其谈《诗》只以文学论，与经义了不相关，实为绝大特色，打破千余年来的窠臼。中国古来的经书都是可以一读的，就只怕的钻进经义里去，变成古人的应声虫，《臆评》之类乃正是对症的药，如读《诗经》从这里下手另外加上名物训诂，便能走上正路，不但于个人有益，乌烟瘴气的思想的徒党渐益减少，其于中国亦岂不大有利乎。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book_title]读书随笔
在又满楼丛书中有沈赤然著《寒夜丛谈》三卷，颇有妙语。如卷二谈礼中云：
“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后世恐无此人。盖其吊时本无哀心，即有哀心，吊毕忘之矣。当求之眼不识杯铛而又能长斋绣佛者。”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意思，便想搜求他别的著作来看，总算得到了几种，有《寄傲轩读书随笔》十二卷，《续笔》《三笔》各六卷，《五砚斋文钞》十卷，据《丛书举要》四五说还有《诗钞》二十卷，不能得到虽是可惜，但是我是不大懂得诗的，所以也就罢了。《文钞》卷四《名字释误》云：
“近时为古文词者，唯同年友山阴章君学诚，择精语详，神明于法，海内作者罕有其比。”很足以证明他自己的立场。卷三有《与章实斋书》云：
“臧洪杀爱妾食将士，将士咸流涕。夫婉娈之肉区区几何，乃忍解割于刀椹之上，烹燔于鼎镬之中，以求坚众心而作士气，岂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吾读史至此等事，未尝不笑其愚而憎其很也。”卷四云：
“洪景卢谓退之潮州上表与子瞻量移汝州上表同一归命君父，而退之颇有摧挫献佞语，子瞻则略无佞词云云。此论固当，然退之岂好为谄谀者，唯生死看得太重，不觉措词过于乞怜，如游华山不得下，便痛哭作书与家人诀，亦只是怕死耳。子瞻深于禅理，故能随在洒然，然狱中二诗何尝不哀迫怕死耶。”前两篇都是很好的小文章，末篇说穿韩退之的毛病，大是痛快，这样一个可笑人而举世奉为圣贤，何耶。《续笔》卷三云：
“比示《文史通义》一书，内论六经皆史云云，初谓词胜于理，反覆读之，乃叹汉唐以来未有窥此秘者，足使大师结舌，经生失步矣。志乘诸论议亦足补刘子元《史通》所不逮，然见少多怪，恐急索解人不得耳。又云，讲韩欧之法者不可以升马班之堂，深马班之学者岂复顾韩欧之笔，初亦不能无疑，及读至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数语，又闻所未闻，何论之奇而确也。夫人情贵远而贱近，此书一出，讥弹者必多，然天下大矣，安知无如桓谭其人者在乎。仆近著《读书随笔》十卷，中论经子百余条，颇有创解，然自信未坚，他日得就政足下，或不叱其病狂，此外虽有笑我骂我者，亦听之而已。”查刘氏刻《章氏遗书》，未见有答书，唯《文史通义》外篇二王穀塍编目中有《评沈梅村古文》，有目无文，后始刻入《章氏遗书补遗》中，其起首数语云：
“欧阳公自言，平生作文构思多在马上枕上厕上。钱思公亦言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厕上则读小词。然厕上构思古今文人通病，若展卷其间，无乃太亵乎。因忆左太冲作《三都赋》，溷处亦置纸笔，不知有底忙，却抛不下此片刻工夫耳。”卷九云：
“梁蔡樽为郡，不饮郡井。非不饮也，盖斋前既自种白苋紫葵以为常饵，不能不凿井浇灌，衙斋既有井矣，故不须更汲于外。若在官以饮水为嫌，是固蚓之所不能也，而况于人乎。”
“昭成帝尝击贼，为流矢所中，后得射者，释不问，曰各为其主也。石勒擢参军樊坦为章武内史，入辞，衣服弊甚，勒问之，坦率然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货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耶？今当偿卿。坦悟，大惧叩头谢。勒曰，孤律自防狡吏，不关卿辈老书生也。竟厚赐之去。此等大度尤人所难。天生豪杰岂限华夷，彼蒂芥睚眦以语言罪人者，视此不适成虮肝蝇腹耶。”沈君生于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序《续笔》时为嘉庆十年乙丑，盖年已周甲矣，语言文字之狱见闻必多亲切，今为此言，读了更令人感叹，想见著者意识下很有不平的块磊在也。《三笔》卷一有读经的一则云：
“所为诗古文及行草书皆无师，师古人，虽十不得一，视窃今人面貌者谬自谓过之。”卷五《答吴穀人论文书》云：
“宋既南渡，江淮以北悉非所有，然数十年后，户亦有一千一百七十万五千六百有奇，视宣和前仅减七百万，固由从龙而南者实蕃有徒，然休养生息亦不可谓非和议之力。”此则本平凡无奇，唯查三集对于南宋时大家所喜谈的和战问题并不提及，只此处间接说着，其见解似亦有独异处。卷八云：
“妇人及五十无车者皆不越疆吊人，今时皆然。非守礼也，盖无车者则懒于行路，妇人则惜舟车费耳。”
“士生秦汉后，佛固不必佞，亦正不必辟，盖立身自有本末，非仅撒粪佛头即可上侪颜孟也。昔司马温公不好佛，谓其微言不出儒书，而家法则曰十月斋僧诵经，可见温公亦未尝尽排斥也，况远不及温公者乎。”又云：
“后唐赵在礼在宋州时人苦之，及罢去，宋人喜私相谓曰，眼中丁今拔矣。寻复受诏居原职，乃籍其部内口率钱一千，曰拔丁钱。此与郑文宝《江表志》载张崇之征渠伊钱捋须钱极肖，正如乞儿强丐，任尔唾骂，不得残羹冷饭终不去也，可奈何。”又云：
“同年友梅村沈君（名赤然，钱塘人）杂抄前后所著古文词为一卷，示余辱问可否。君志洁才清，识趣古雅，所撰皆直舒膺臆，无枝辞饰句，读其书可想见其为人。”《读书随笔》共三集二十二卷，皆读经史的札记，多有好意思，我觉得这乃是他的杰作，比文章更有价值，惜章实斋不及评，想或未及见也。《随笔》卷六有二则云：
“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尝疑一冠十年事或有之，履不应耐久若是，至朝服穿补尤非致美黻冕之道。凡若此者，未可信也。”所说皆有理，而又富于情趣，故不易企及。卷七云：
“仆亦有所不为者三焉。一曰，故为艰涩以托于古奥。二曰，摭拾浮艳以破坏法度。三曰，刻意规模以失吾本真。故仆之为文词达而已矣，不鄙俚，不失体裁，即已矣。”这几节关于自己的表白都很有意义。论文书末尾又有云：
“予平生有砚癖，有书画癖，皆以贫故其癖得不甚。性好游，闻佳山水辄神往，苦无济胜具，遇嵚崟历落则止，遇林木丛密则止，故败意时常多。又好酒，苦不能卯午饮，不能长夜饮，有公事不饮，无佳酝不饮，对俗人不饮，故不醉日常多。”又云：
“予初名玉辉，字韫山，后应童子试，更名赤熊，而字则如故。甲申岁试入德清县学黉，案发乃误熊为然。”卷二《更生道人自序》中云：
“《论语》，子路曰不仕无义一节，皆以为子路为丈人家人言之，然朱注言尝见福州国初时写本，子路下有反字，曰字上有子字，盖子路既反而夫子言之也。余谓丈人既行，其家止有村妻稚子，更有何人能理会得此段说话，其为今本脱去二字无疑。”这里说子路在丈人家里大发劳骚为未必有，固然不错，照朱注这样一改，就讲得过去了，可是这回未免有点使得孔子为难，因为孔子对了子路大发劳骚也可笑，而且情形也不像，孔子平时对于这些隐逸不大这样的发脾气，如长沮桀溺楚狂接舆可以为证。我引《三笔》的这一则，只为他说得有意思，若论解释则未能恰好，本来丈人一章的文章很不好讲也。
沈梅村的著作近来颇不易得，盖嘉道间刊本经太平天国之乱多毁于兵火，大抵如此，觉得也就可以珍重，而其文章思想亦均有特色，因抄录数则为之绍介。读史的札记大都易犯一种毛病，即是陈旧偏狭，沈君却正相反，甚为难得，读去常有新的气味，不像是百年前人所说的话，有时实在比今人还要明白有理解也。
（二十五年十一月）
[book_title]林阜间集
《越缦堂日记补》第三册咸丰六年二月初三日条下云：
“阅吾乡潘少白谘《林阜间诗文集》。少白足迹半天下，借终南为捷径，旅京华作市隐，笠所至，公卿嗜名者争下之，而邑人与素游者皆言其诡诈卑鄙，盖亦公道可征也。然其文实修洁可喜，虽洼泓易尽，而一草一石间风回水萦，自有佳致，写景尤工，唯满口道学为可厌耳。或更夸其高淡，则正其才力薄弱，借此欺人者也。然在本朝自当作一名家，越中与胡稚威差可肩随，铁崖天池则跨而上之矣。”后有批语，盖周素人笔，云：
潘少白文中多言姚镜塘，极致倾倒，卷四有《水月庵记》，专为姚君记念而作，文亦甚佳。卷五《归安姚先生传》中有云：
寒斋所有潘少白诗文集凡两种。一曰“林阜间集”，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刻，文六集，诗五卷，《常语》二卷。一曰“潘少白先生集”，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刻，文八卷，无诗，《常语》二卷。后者据陈莲史云是其自订定本，但增减不甚多，《常语》则完全一样也。《常语》盖实是潘少白语录，李越缦所谓满口道学为可厌耳即指此书，而周素人又称之为不可及，对照得妙。但据我的意思则觉得李君的话说得不错，贬固对褒也对。我不懂诗，若其文我亦颇喜欢，修洁，工于写景，如《自彭水梯山之大酉暮宿珠窦箐与人书》，《与故友陈其山书》，《南野翁寓庐记》，《夜渡太湖至湖州小记》，《水月庵记》等，都颇可喜。不过周君也不算全说错了，因为《常语》大半固是道学语，却亦不无可取处，为平常道学家所不能言或不能知者。如卷上云：
“论潘少白此语绝当，其《常语》却不可及。”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又云：
“故武夫厌于铠胄，而儒生诗歌乐言从戎，实不过身处幕幄，杯旁掀髯狂歌自豪，一种意气为之耳。果令枕戈卧雪，裹伤负粮，与士卒伍，前有白刃，后有严威，未有不惨然神沮者矣。……前有杜某者，言王三槐负嵎时，或奋然思作谕诱之策，闻老林一带刀槊植地望之无尾，骇不敢议。夫一围之颈，尺刃足以斮之，刀槊丛植亦何事，彼岂冀贼无寸铁而思往哉。”《答人问仙术书》云：
“孟子以能言距杨墨即引为圣人之徒，后人都看错能言二字。时杨墨深染人心，其真差谬处皆言不出，莫知所距，至孟子始具眼訾之，人尚不信，斯时有能与孟子同一识见，必于正道理会过来，见之亲故距之力也。后人袭前人已尽之言，于道理上亦未会得，人人以能言为事，亦何取哉。”所说当时情形像煞有介事的，也未必可靠，因为我们看战国时的记载并不如孟子所说那样，有不归杨则归墨的形势，但是结论却很有意思，正如西儒说过，第一个将花比女人的是才子，第二个说的便是呆子，后世之随口乱骂无父无君者便都是这一类的货色了。袭前人已尽之言，这是很辛辣的一句话，是做洋策论的人的当头棒喝。又云：
“失节事大，人人当知，但以劝愚夫妇，必令免于死亡，然后可驱而之善。宋人每以极至诣责妇人小子，故所行多龃龉。”这意思本来也很平凡，孟子曾说过：
“太极之理，毫发内皆充满无间。”这头一条我们稍读过一点植物学的便知道不对，第二条则简直不知说的是什么，不禁掩口胡卢。但他也有说得好的，如云：
“喜读书吟步看山，与之酒，怡然不可厌，故与游者常满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贫，日就之，知其乐。尝曰，吾视百物皆有真趣。”其人似亦颇有意思，因搜求其文集读之，得光绪重刻《竹素斋集》十册，凡古文三卷，时文四卷，诗三卷，试帖一卷。文中关于少白的只有诗草画册跋各一首，亦殊平常，唯卷三有《酒诫》颇佳，列举五害，根据经训，谓宜禁戒，而后复有《书酒诫后》云：
“古人以豆记善恶念，日省工夫密矣，而后人附以名利福泽之说，使人日望名利福泽，此正恶念所始，犹乡里妇人念佛，云一句阿弥陀佛，天上便贮下一金钱，其贪愚无知岂可理解。”中国士大夫自称业儒，其实一半已成了道士，拜文昌念《太上感应篇》的不必说了，上焉者也仍是讲功过信报应，有名如吾乡刘蕺山还不能免，可以知矣。潘君干脆的比之于贪愚的念佛老太婆，殊为痛快，在这一点上道学同行中人盖莫能及也。又卷下云：
“凡其所事，核之此生皆一息无可旁委，自少至老一日失事则谓之不尽命，安有暇日以求其外。其有暇日以习异说者，皆未尽生理者也。百物受质，无久住之理，亦无长凝不运之气，故生死非有二义，使其果有一人生不复死，是即天地之乖气。”这两节都说得很有意思，前者揭穿那些戎马书生的丑态，深足为今人之鉴戒，我曾说过，中国要好须得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后者不信神仙，似亦是儒者常事，孔子所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都是实例，但在读书人兼做道士的后世这就很难说了，潘君还能说没有长生不老的事，此亦是不可及之一也。大抵潘少白本是山人者流，使其生在明末清初，其才情亦足以写《闲情偶寄》，若乾隆时亦可著《随园诗话》吧，不幸而生在道光时，非考据或义理无由自见，遂以道学做清客，然而才气亦不能尽掩，故有时透露出来，此在纯伪道学立场上未免是毛病，我们则以为其可取即在于此，有如阮芸台记妇人变猪，后足犹存弓样耳。此谑殊可悔，但操刀必割，住手为难，悔而仍存之，谑庵亦有先例，得罪道学家原所不计，南野翁亦解人当不计较也。
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平。
附记
“农民小贩工匠十日内费一日工，则一年即缺半月之用。”此亦明通之见，与闭了眼睛乱说者不同。文集中也有些好的意思，可以抄录一二，其单有文词之美者姑从略。《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之从军，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其中有云：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不过后来道学家早就没有这种话了，他们满嘴“仁义礼智”，却不知道人之不能不衣食，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们的知识与情感真是要在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之下了。宋人有名的教条之一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不能算错，但可惜他们不知道，须得平常肚皮饱，这才晓得失节事大，有时肯饿死，若是一直饿着，那就觉得还是有饭吃第一要紧了。向来提倡道学的人大抵全是宋人嫡系的道学家，明白事理如潘少白者可以说是绝少，曰不可及，盖非诬也。卷上有一条系答牛都谏论《实政录》者，关于用民力有云：
“余既作《酒诫》而饮之不节如故也，窃自惧，已而叹曰，事无巨细，法立而不能守者有矣，若无法安所守。乃立之法曰，平居偶饮以杯为节，昼则五之，夜则十之，宴集倍之，及数即止，苟可止虽未及数止也。”证以“与之酒怡然不可厌”之语，可以想见其为人。卷二有《太上感应篇注序》，盖踵惠松崖柴省轩之后而补注者，书尚未得见，但既信“太上垂训”，即逃不出读书人兼做道士的陋俗，姚君于此对于少白山人不能无愧矣。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再记。
[book_title]双节堂庸训
今年的新年过得不大好。二十五年的年底就患流行感冒，睡了好几天，到了二十六年的年头病算是好了，身体还是很疲软，更没有兴致去逛厂甸。可是在十日内去总是去了一趟，天气很好却觉得冷的很，勉强把东西两路的书摊约略一看，并不见什么想要的东西，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其中一本是《钦定万年历》，从天启四年甲子起至康熙一百年辛巳止，共百四十八年，计七十四叶。这于我有什么用处呢？大约未必有，就只因为他是“殿板”而已。又二本是《双节堂庸训》六卷，《梦痕录节钞》一卷，都是汪龙庄的原著。我初见《龙庄遗书》时在庚子辛丑之交，以后常常翻阅，其《病榻梦痕录》三卷最有兴趣，可以消闲。近来胡适之瞿兑之诸先生都很推重这部《梦痕录》，说是难得的书，但据胡先生说他所藏的没有同治以前刻本，瞿先生著《汪辉祖传述》，卷首所模小像云据《龙庄遗书》，原刻亦不佳。寒斋藏书甚少，《梦痕录》虽想搜罗，却终未得到嘉庆中汪氏原刊本，今所有者只是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桂林阳氏本，有像颇佳，又咸丰元年（一八五一）清河龚氏本，与《双节堂庸训》合刻，复次则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盱眙吴氏即望三益斋本，合《学治臆说》等共为八种，此后《龙庄遗书》各刻本皆从此出，据吴序则《梦痕录》等又即从龚氏本出也。《梦痕录节钞》有同里何士祁序，无刻书年月，大抵是光绪中吧，书别无足取，不过也是一种别本，可以备《梦痕录》板本之数而已。
这回所买的书里我觉得最有兴趣的还是那一册《双节堂庸训》。这一本书看里边的避讳字是同治后刻本，但与望三益斋和官书局翻本又都有异，不知道是什么本子，本来内容反正一样，书眉上却有自称象曾者写上好些朱批，觉得好玩所以就买了来。《庸训》自序很佩服《颜氏家训》与《袁氏世范》二书，故其所说亦多通达平实，但是我读了卷一述先中所记“显生妣徐太宜人轶事”，特别有感慨。汪君生十一年而孤，恃继母王氏生母徐氏食贫砺节，以教以养，及成立乃请得旌表，以双节名堂，刻《赠言》凡五十卷，又集录绍兴府属六县节孝贞烈事实为《越女表微录》五卷，盖其所感受者深矣。徐氏本是妾，出身微贱，如《梦痕录》上乾隆三十六年条下所记可以知道，而汪家亦甚穷苦，轶事虽只寥寥六则，却很深刻的表现出来，正可代表大多数女人的苦况。如第二至四则云：
尝病头晕，会宾至，剥龙眼肉治汤，吾母煎其核饮之，晕少定，曰，核犹如是，肉当更补也。后复病，辉祖市龙眼肉以进，则挥去曰，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此。固却不食。羊枣之痛，至今常有余恨。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龙庄的文章，正如阮芸台所说，质而有法，上文所引又真实有内容，我读了不禁黯然，这里重复的说，于此可以见女人永劫的苦境矣。以我个人的阅历来说，我的祖母就是这样的。论地位她是三四品的命妇，虽然是继母，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后不久死了，论境遇也还不至那么奇穷，有忍饥终日的事情，但是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自有其别的苦境，虽细目不同而结果还是仿佛，我看上文三则觉得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祖母不必出汲，但那种忍苦守礼如不坐石条，不饮龙眼汤的事，正是常有，至于生平不见笑容，更是不佞所亲知灼见者也。龙庄亲见其二母之苦辛，乃准当时的信仰，立双节坊求名人题咏以为报，更推及乡邑，纂《越女表微录》，亦即以为报母之一端。谈官诰序云：
“瞿美斯妻来氏。美斯攻举子业，尝授徒山中，闻学使试绍兴，冒暑往，则院门已扃，遂病。语来曰，吾以不与试至此，他日嗣我幸以秀才。言讫而卒，来拮据长二孤女，归之士族，见族子慕学者辄啬食用资其膏火，冀得成夫志也，然贫甚，讫无为之后者。”汪君文笔殊妙，但读之冁然亦复戚然，觉得天下可悲的喜剧此为其一，真令人如孟德斯鸠感到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不敢说“没有法子”亦当云“怎么办”（Chto djelatj？），而此问题乃比契耳尼舍夫斯奇（Chernyshevski）的或更艰难也。旌表与科第的麻醉中毒是一件事，麻醉外有何药剂又是一件事，要来讨论也觉得在微力以上。我没有力量打乡族间的不平，何暇论天下事，但我略知妇女问题以后又觉得天下事尚可为，妇女的解放乃更大难，而此事不了天下事亦仍是行百里的半九十，种种成功只是老爷们的光荣而已。我向来怀疑，女人小孩与农民恐怕永远是被损害与侮辱，不，或是被利用的，无论在某一时代会尊女人为圣母，比小孩于天使，称农民是主公，结果总还是士大夫吸了血去，历史上的治乱因革只是他们读书人的做举业取科名的变相，拥护与打倒的东西都同样是药渣也。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天津阅兵，所谓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女人着了白围身（Apron）的服装跟了去站班，我就是外国人也着实感到不愉快，记得九年前我写一篇批评军官杀奸的文章，末了说：
“病起出汲，至门不能举步。门故有石条可坐，邻媪劝少憩，吾母曰，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倚柱立，邻媪代汲以归。
“我看那班兴高采烈的革命女同志，真不禁替她们冤枉。（你们高兴什么？）”这里更觉得冤枉。语云，佐饔得尝，佐斗得伤。附和革命，女人尚得不到好处，何况走别的路。蔼理斯（Ellis）的时代尽管已经过去，希耳息茀尔特（Hirschfeld）尽管被国社党所驱逐，他们的研究在我总是相信，其真实远在任何应制文章之上。希公在所著《男与女》中有云：
“妇女问题须与工人的同时得解决。”此语非诳，却犹未免乐观，爱未必能同时成年也，虽然食可以不愁耳。不佞少信而多忧，虽未生为女人身可算是人生一乐，但读《庸训》记起祖母的事情，不禁感慨系之。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哉寓言。假我数年五百以观世变，庶几得知究竟。愧吾但知质与力，未能立志众生无边誓愿度也。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试笔。
补记
“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的与性的方面之若干改革。”凯本德（Carpenter）云：
“举凡空闺孤嫠所谓天荒地老杳杳冥冥于同声一哭之中者，无一不破涕为笑，光日月而垂千春，然后孝子报母之心快然而无憾，非是则孝子之生也有涯，几长抱无涯之戚也，呜呼，至矣。”此种意思可以了解，可以同情，但是从现在看来，都是徒然。使人家牺牲其一生或一命，却以显扬崇祀为报酬，这是很可笑的事，在士人拼命赶考冀得一第虽倒毙闱中而无怨的时代却是讲得通的，因为情形相像，姑且不谈愚不愚民，我想也总是近于治病的“抽白面”吧。《越女表微录》卷一中有一则云：
胡适之先生有一部《病榻梦痕录》，没有刻书年月，疑心是晚出的书，后来经我提议，查书中宁字都不避讳，断定是嘉庆时汪氏原刻，这样一来落后的反而在前，在我们中间是最早刻本了。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book_title]朴丽子
实在全是偶然的事，我得到了一部《朴丽子》。朴丽子本名马时芳，河南禹州人，副榜举人，嘉庆道光间做过几任教官，他的经历就止于此。这部书正编九卷，续编十卷，光绪乙未大梁王氏刊行，由巩县孙子忠选抄，刻为各上下二卷，已非原书之旧了。这样说来，似乎书与人都无甚可取，——然而不然。邵松年序开头云：
“朴丽子学宗王陆，语妙蒙庄。”老实说，我是不懂道学的，但不知怎的嫌恶程朱派的道学家，若是遇见讲陆王或颜李的，便很有些好感。冯安常著《平泉先生传》中叙其中年时事有云：
闲话说得太远了，且回过来讲朴丽子的思想吧。在正编卷上有一则说得极好：
《朴丽子》卷下又有一则云：
“金将某怒宋使臣洪皓，胁之曰，吾力海水可使之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朴丽子与一老友阅此，笑谓之曰，兄能之。友以为戏侮怒，徐谢之曰，兄勿怪，每见吾兄于愚者而强欲使之智，于不肖者而强欲使之贤，非使天地相拍而何？”
二十六年一月。
补记
“盖孝孺为人强毅介特，嗜古而不达于事理，托迹孔孟，实类申韩，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为正直之士，故得以节义终。然而七百余口累累市曹，男妇老稚沥血白刃，彼其遗毒为已烈矣。”他把古代的孝子忠臣都加以严正的批判，此已非一般道学家所能为，他又怀疑亚圣大贤的行事，不好意思说他不对，便客气一点将这责任推给那些曲儒。这对于他们不算冤枉，因为如马君所说，“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那是确实无疑的。据我看来，其实这还是孟子自己干的事吧。我们没有时间的望远镜（与《玉历钞传》上的孽镜台又略不同，孽镜须本人自照，这所说的与空间的望远镜相似，使用者即能望见古昔，假如有人发明这么一个镜的话）来作实地调查，那么也还只好推想，照我读了《孟子》得来的印象来说，孟子舆的霸气很重，觉得他想要出妻的事是很可能的，虽然其动机或者没有如郭鼎堂所写的那么滑稽亦未可知，自然我也并不想来保证。朴丽子的解说可以说是忠厚之至，但是他给孟子洗刷了这件不名誉事，同时也就取消了孟母的别一件名誉事了，因为我佩服孟母便是专为了她的明达，能够纠正孟子的错误，曾经写文章谈论过，若是传为美谈的三迁我实在看不出好处来。孔子曾说，“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我们不知道孔子小时候住在什么地方的近旁，玩过怎样的游戏，但据他自己的话可以知道他所学会的未必都是俎豆之事这些东西。如为拥护孟母起见，我倒想说那三迁是曲儒所捏造的话，其中并无矫情苟难的分子，却有一种粗俗卑陋的空气，那样的老太太看去是精明自负的人，论理是要赞成出不守礼的新妇的，此在曲儒心眼中当然是理想的婆婆也。
“父菉洲公以拔萃仕江西，先生往省，过鄱阳湖遇暴风舟几覆，众仓皇号呼，先生言动如常。或问之曰，若不怕死耶？先生曰，怕亦何益，我讨取暂时一点受用耳。”这一节事很使我喜欢，并不是单佩服言动如常，实在是他回答得好，若说什么孔颜乐处，未免迂阔，但我想希腊快乐派哲人所希求的“无扰”（Ataraxia）或者和这心境有点相近亦未可知罢。为求快乐的节制与牺牲，我想这是最有趣味也是最文明的事。倪云林因为不肯画花为张士信所吊打，不发一语，或问之，答曰，一说便俗。虽然并不是同类的事情，却也有相似的意趣。这些非出世的苦行平常我很钦佩，读马君传遂亦不禁向往，觉得此是解人，其所言说亦必有可听者欤。
“朴丽子曰，一部《周官》盛水不漏，然制亦太密矣，迨至末季变而加厉，浮文掩要，委琐繁碎，莫可殚举，若之何其能久也。秦皇继之以灭裂，焚之坑之，并先王之大经大法一切荡然无复留遗，斯亦如火炎崑冈玉石俱焚者矣。东汉节义前代罕比，一君子逃刑，救而匿之者破家戕生相随属而不悔，至妇人女子亦多慷慨壮烈，视死如归。及魏晋矜为清谈，以任诞相高，斯又与东汉风尚恰相反背矣。夫大饥必过食，大渴必过饮，此气机之自然也。君子知其然，故不习难胜之礼，不为绝俗之行。节有所不敢亏，而亦不敢苦其节也。情有所不敢纵，而亦不敢矫其情也。居之以宽恕，而持之以平易，是亦君子之小心而已矣。”又续编卷上云：
“未信而劳且谏，民以为厉，君以为谤，甚无谓。然此等岂是恒流，圣贤垂训，于世间英杰特地关心。大抵自古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即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此时定以不得死为苦耳。古之人或视如归，或甘如饴，良有以耳。”此两节初看亦只似普通读书人语，无甚特别处，但仔细想来却又举不出有谁说过同样的话，所以这还是他自己所独有的智慧，不是看人学样的说了骗人的。“夫大饥必过食”以下一节实是极大见识，所主张的不过庸言庸行，却注重在能实现，这与喜欢讲极端之曲儒者流大大的不同。至于说格言至教决不苦物，尤有精义，准此可知凡中国所传横霸的教条，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父叫子亡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都不免为边见，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实践的人听了才觉得痛快过瘾，却去中庸已远，深为不佞所厌闻者也。古代希腊人尊崇中庸之德（sophrosyne），其相反之恶则曰过（hybris），中时常存，过则将革，无论神或人均受此律的管束，这与中国的意思很有点相像。这所谓自然观的伦理本来以岁时变化为基本，或者原是幼稚浅易的东西，但是活物的生理与生活也本不能与自然的轨道背离，那么似乎这样也讲得过去，至少如朴丽子自序所说，在持躬涉世上庶几这都可以有用，虽然谈到救国平天下那是另一回事，“其间未必悉合，”或亦未可知耳。大家多喜欢听强猛有激刺的话的时候，提出什么宽恕平易的话头来，其难以得看客的点头也必矣，但朴丽子原本知道，他只是自己说说而已，并不希望去教训人，他的对于人的希望似亦甚有限也。《续朴丽子》卷上有一则可以一读：
“有款宾者，宾至，为盛馔，主人把盏，一少年独不饮。已数巡，主人起复把盏属之，辞。主人曰，余老且贱，诸君辱临皆尽欢，君不怜余之老而少假之，其有所不足于我乎？复手自洗爵，固劝之。座客皆曰，君素饮，今何靳于一盏。犹不饮。主人举爵口边曰，不饮，当使君之衣代饮。少年即取爵自浇其衣，酒淋漓滴地上。顷之，主人复前曰，席将终矣，君卒不赐之一饮乎。执爵笑曰，此而不饮，必自沃里衣则可。少年从容以左手启其衣领，以右手接杯从项灌下，嘻怡缓语，酒见于足。主人面如土，席遂散。一时哄传以为怪谈，亦有称少年为有力量者。或以告朴丽子，朴丽子曰，昔王敦客石崇家，崇以美人劝客酒，曰不饮则斩美人头。客无不醉者。至敦，敦不顾，已斩二人矣，敦亦漫不屑意，崇不能强，识者知其他日必作贼。敦以强胜，少年以柔胜，吾不知其所至矣。闻此少年好观诸先儒语录，见先儒节概多，彼必有所本矣。夫参芪术苓可以引年，取壮夫及婴儿遍啖之，其亡也忽焉。故学不知道，圣经贤传皆足以遂非长傲，帝王官礼亦祸世殃民之资，可惧也已。近见一般后生少聪明露头角者往往走入刚僻不近情一路，父兄之教不先，师友之讲不明，悠悠河流，何时返乎。昔有人善忧者，忧天之坠，人皆笑之。余今者之忧岂亦此与？悲夫。”以上三则的意思大旨相近，末一则却尤说得痛切，学不知道，即上文所谓学焉而不得其通，任是圣经贤传记得烂熟，心性理气随口吐出，苟不懂得人情物理，实在与一窍不通者无异，而又有所操持，结果是学问之害甚于剑戟，戴东原所谓以理杀人，真是昏天黑地无处申诉矣。其实近时也有礼教吃人这一句话，不过有些人似乎不大愿意听，以言出典的确还不古，所以我在这里改引了戴君的话，庶几更有根据。对于古人的事朴丽子亦多所纠正，是更具体的例。《续朴丽子》卷上云：
“有共为人佣耕者，馌以腊肉，或取其半置禾中曰，归以遗阿母。群佣相觑无言。一少年攫食之尽，谓曰，此肉乃主人劳苦我辈，片胾少润枯肠，而曰归以遗母，而母当自奉养，鸡鱼羊豕可胜市乎。众皆笑之。朴丽子曰，孝，懿德也，而不免见哂于众者，拂人情也。人情不可拂也，愦乱不可劝也，盛怒不可折也。余尝适野，佃户詈其乡人，喝止之，则大怒狂悖不可当，余俯首去。盖彼盛暑大劳，气血奔放，吾言又值其盛怒，是吾之过也夫。”又云：
“有乡先生者，行必张拱，至转路处必端立途中，转面正向，然后行，如矩，途中有碍，拱而俟，碍不去不行也。一日往贺人家，乘瘦马，事毕乘他客马先归，客追之，挽马络呼曰，此非先生马，先生下。先生愕然不欲下，客急曰，先生马瘦，此马肥。乃下，愠曰，一马之微，遽分彼我，计及肥瘦，公真琐琐，非知道者。而先生实亦不计也。后举孝廉，文名藉甚，谒其房师，房师喜，坐甫定，房师食烟举以让客。先生曰，门生不食烟，不唯门生不食，平生见食烟人深恶而痛绝之。师默然色变。留数日，值师公出，属曰，善照小儿辈。遂临之如严师。朴丽子曰，闻先生目近视，好读书，鼻端常墨。今观其行事，必有所主，岂漫然者哉。古人云，修大德者不谐于俗，先生岂其人与，何与情远耶。先生殁且数十年矣，今里闬间犹藉藉，而学士辈共称为道学云。”此文殊佳，不但见识高明，文章也写得好。我那篇小文中未及引用，今特补抄于此。原文后边有孙子忠批语云：
“呜呼怪哉，郭巨埋儿邓攸系子之事，斯可谓灭绝性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推好名之故，彼时乡举里选之制未尽废，在因名以媒利禄。此何异易牙竖刁之所为，而世顾称道弗衰，何也。许武让产之事，赵惕翁诋其欺罔。世道不明，勉焉益厉，郭巨邓攸许武异行而同情，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于尧舜之世，然安得如龙坡居士者与之读书论古哉。”又云：
“叔嫂不亲授受，礼与？曰，礼也。有叔久病行仆地，嫂掖之起，兄见之逐其妻。朴丽子在棘闱中，溷厕积垢不可当，出入者必闭其门，朴丽子出，适有入者至，因不闭，入者出亦不闭。朴丽子遥呼闭门，答曰，户开亦开，户阖亦阖，门固开，余岂宜阖。旁一人曰，天下事为此等措大所坏。人但知剑戟足以杀人，而不知学问之弊其害尤烈。何也？所持者正，所操者微也。正也难夺，微也易惑。语云，不药当中医，此语可以喻学。夫学焉而不得其通，固不如不学之为犹愈也。”又云：
“余以菲才，性复戆愚，为世所弃，动多龃龉，块然寂处于深箐茅庵中，如是者亦有年。远稽于古，近观于今，农圃樵牧之属，街谈巷议之语，以及一饮一食一草一木之细微，有所感发于心，辄警惕咨嗟而书之，或情著乎笔端，或意含于辞外，其间未必悉合，要皆反身切己之言，得诸磨炼坚苦之中，其于涉世之方三折肱矣。朴，不材木也，花不足以悦目，实不足以适口，匠石数过之而弗觑也。丽者，丽于是以安身也。朴丽子其别号，遂以名其书。”这是他的自序，说得不亢不卑，却十分确实，我觉得在这里边实在有许多好思想好议论，值得我们倾听，其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反对中国人的好说理而不近情，这样他差不多就把历来的假道学偏道学（即所谓曲儒）一齐打倒了。我读了不禁叹息，像朴丽子这样的讲道学，我亦何必一定讨厌道学乎。如卷上有云：
“传有之，孟子入室，因袒胸而欲出其妻，听母言而止。此盖周之末季或秦汉间曲儒附会之言也。曲儒以矫情苟难为道，往往将圣贤妆点成怪物。呜呼，若此类者岂可胜道哉。”又卷下论方孝孺有云：
“王道不外人情。情之不容已处即是理，与情远即与道远，何道学足云。”其实原本意思已很明了，虽然写得幽默，故此批语稍近于蛇足，但或者给老实人看亦未可少欤。
二月二十三日再记。
[book_title]人境庐诗草
黄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个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见识与思想，而文学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其次乃是《人境庐诗草》。老实不客气的说，这其实还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为是人境庐著作之故，若以诗论不佞岂能懂乎。我于诗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觉得旧诗是没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经长成了的东西，自有他的姿色与性情，虽然不能尽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说是大抵完成了。旧诗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认的，我们可以赏识以至礼赞，却是不必想去班门弄斧。要做本无什么不可，第一贤明的方法恐怕还只有模仿，精时也可乱真，虽然本来是假古董。若是托词于旧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旧格调去写新思想，那总是徒劳。这只是个人的偏见，未敢拿了出来评骘古今，不过我总不相信旧诗可以变新，于是对于新时代的旧诗就不感到多大兴趣，此其二。有这些原因，我看人境庐诗还是以人为重，有时觉得里边可以窥见作者的人与时代，也颇欣然，并不怎么注重在诗句的用典或炼字上，此诚非正宗的读诗法，但是旧性难改，无可如何，对于新旧两派之人境庐诗的论争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么，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的呢？我这里所想谈的并不是文学上的诗，而只是文字上的诗，换一句话来说，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考订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黄公度的著作，《人境庐诗草》自然也在其内，得到几种本子，觉得略有可以谈谈的地方，所以发心写此小文，——其实我于此道也是外行，不胜道士代做厨子之感焉。寒斋所有《人境庐诗草》只有五种，列记如下：
一，《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册。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民国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册。
三，同上，黄能立校，民国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册。
四，同上，钱萼孙笺注，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册。
五，同上四卷，人境庐抄本，二册。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部分的删去的诗以卷一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八首删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删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删其四，《山歌》十二删其四，《人境庐杂诗》十删其二，皆是。今举《杂诗》的第九，十两首为例：
扶筇访花柳，偶一过邻家。高芋如人立，疏藤当壁遮。絮谈十年乱，苦问长官衙。春水池塘满，时闻阁阁蛙。
无数杨花落，随波半化萍。未知春去处，先爱子规声。九曲栏回绕，三叉路送迎。猿啼并鹤怨，惭对草堂灵。
至于《山歌》的校对更是很有兴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计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却也是抄本中所没有的。这里碰巧有罗氏所藏黄君的手写本，共有十五首，比两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后边还有题记五则，觉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写抄录，略注异同于下：
自煮莲羹切藕丝，待郎归来慰郎饑，为贪别处双双箸，只怕心中忘却匙。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后不复注明。饑字各本均如此，当依古直笺作饥。
人人要结后生缘，侬要今生结眼前，一十二时不离别，郎行郎坐总随肩。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侬只今生结目前。
买梨莫买蜂咬梨，心中有病没人知，因为分梨故亲切，谁知亲切更伤离。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行过记侬恨，牛角依然弯复弯。案，手写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恨他牛角弯复弯，后乃涂改如上文。刻本中无，抄本自还作始还，弯复弯作弯又弯。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不容易，从今不养五更鸡。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无法。西流钱本作东流，恐误。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待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侬谁瘦肥。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打到中心只说郎。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头铜鼓声声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来时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案，来时抄本刻本均作初来。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谁不脸红谁算赢。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请看结发不开交。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却夸年少好花枝。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到老终无花落时。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有缘先要得郎怜。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书“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本系黄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经手，故印刷地或当在横滨，其用纸亦佳，盖是美浓纸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则署“长孙能立重校印”，故称再板，亦是家刻本，内容与前本尽同，唯多一校刊后记耳。高尤本加句读，钱本加笺注，又各有年谱及附录，其本文亦悉依据日本印本。这里有些异同可说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从北平旧书店里得到此书，当初疑心是《诗草》的残抄本，竹纸绿色直格，每半叶十三行，中缝刻“人境庐写书”五字，书签篆文“人境庐诗草”，乃用木刻，当是黄君手笔，书长二十三公分五，而签长有二十二公分，印红色蜡笺上。但是拿来与刻本一比较，却并不一样，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个本子。仔细对校之后，发见这抄本四卷正与刻本的一至六卷相当，反过来说，那六卷诗显然是根据这四卷本增减而成，所以这即是六卷的初稿。总计六卷中有诗三百五首（有错当查），半系旧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删者有九十四首，皆黄君集外诗也。钱萼孙笺注本发凡之十五云：
抄本四卷的诗正与刻本的六卷相当，以后的诗怎么了呢？查《诗草》卷六所收诗系至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据尤编年谱在十六年项下云：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题全删，共六十首，题目存留而删去其几首者有十六项，其最特别的是删改律诗为绝句，计有三项。卷一中《闻诗五妇病甚》云：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又卷三中删去在日本所作诗二十二首，其中有“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苇原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注云，“仿渔洋山人论诗绝句体例，并附以注。”也是颇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删去。还有好些有名的咏日本事物的诗，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没有，难道是后来补作的么，还是当初忘记编入，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法子解决，现在只好存疑。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遵宪奔驰四海，忽忽十余年，经济勋名一无成就，即学问之道亦如鹢退飞，惟结习未忘，时一拥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删存诗稿犹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怀诗》一首，又《山歌》十数首，如兄意谓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评点而掷还之。弟于十月可到新嘉坡，寄书较易也。”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怀胡晓岑同年》一诗，末署“光绪辛卯夏六月自英伦使馆之搔蛘处书寄”。此诗今存卷四中，题曰“忆胡晓岑”，卷末一首为《舟泊波塞》，盖是年九月作。总计四卷本共有诗二百四十七首，与书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数亦大旨相合。《饮冰室诗话》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诸人所见《人境庐集》，事在五年后，或当别是一本，不能详矣。
“诗家凡自定之集，删去之作必其所不惬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辑为集外诗，不特多事，且违作者之意。黄先生诗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兹不另辑。”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诗言诗实是如此，传世之作岂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数十字一篇诗留名后世，有诗集若干卷者难免多有芜词累句，受评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诗以知人，则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诗也是很有用的东西吧。黄能立君校刊后记中说，黄君遗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们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后人更能了解其思想与见识，唯为尊重先哲起见，读者须认清门路，勿拿去当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版。”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先生自本年起始辑诗稿。自谓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藉以自娱。”又黄君有《人境庐诗草》自序亦作于光绪十七年六月，那么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时所编的初稿也未可知。（《诗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详出处，曾函询尤君，亦不复记忆。钱编年谱在十七年项下说及此序，注云：
“先生《诗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载，见《学衡》杂志第六十期，编者吴宓得之于先生文孙延凯者。”诗话下引有吴君题跋，今不录。）罗香林君藏有黄君致胡晓岑书墨迹三纸，诗一纸，又《山歌》二页，老友饼斋（钱玄同）录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书末云：
“中年儿女更情长，宛转重吟妇病行。四壁对怜消渴疾，十洲难觅反魂香。每将家事探遗语，先写诗题说悼亡。终日菜羹鱼酱外，帖书乞米药钞方。”刻本只存首尾两联，中四句全删。《为梁诗五悼亡作》及《哭张心谷》亦均如是，后者本有六首，其第三删改为七绝，即刻本的第一首是也。全删的诗在卷一中有《榜后》四首，《无题》三首，《游仙词》八首，皆可注意。今录《游仙词》于下，其后即列癸酉追和罗少珊诗，盖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所作：
新声屡奏郁轮袍，混入群仙亦足豪，夜半寥阳呼捉贼，九天高处又偷桃。
招摇天市闹喧哗，上界年年卜榜花，贯索囷仓齐及第，群仙校对字无差。
贝宫瑶阙矗千层，欲上天梯总未能，但解淮王炼金术，便容鸡犬共飞升。
上清科斗字犹存，检点琅函校旧文，亲写绿章连夜奏，微臣眼见异风闻。
臣朔当年溺殿衙，颇烦王母口赍嗟，金盘玉碗今盛矢，定比东方罪有加。
星宫昨夜会群真，各自燃犀说旧因，不识骑驴张果老，是何虫豸是前身。
新翻妙曲舞霓裳，何故人间遍播扬，分付雏龙慎防逻，不容擫笛傍红墙。
懊侬掷米不成珠，十斛珠尘又赌输，至竟如何施狡狯，亲骑赤凤访麻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
二月八日再记。
[book_title]茨村新乐府
《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初七日条下云：
“阅《茨村咏史新乐府》，上下二卷，山阴胡介祉著。介祉字存仁，号循斋，礼部尚书衔秘书院学士兆龙之子，康熙间官湖北佥事道。乐府共六十首，皆咏明季事，起于《信王至》，纪庄烈帝之入立也，终于《钟山树》，纪国朝之防护明陵也，每首各有小序，注其本末。时《明史》尚未成，故自谓就传闻逸事取其有关治乱得失者谱之，今其事既多众著，诗尤重滞不足观，惟《阜城死》下注云云，（案共抄录小注六篇，）数事皆他书所罕见。是书为诸暨郭云也石学种花庄刻本，前有宿松朱书字绿序，后附李驎《书懿安皇后事》一首，《贺宿纪闻》一首。”鄙人不懂诗而有乡曲之见，喜搜集山阴会稽两县（今合称绍兴县，其名甚不佳，大有人名殿魁国梁之概，似只宜用于公文书也）人的著作，因此这也是我所欲得的一部书。他原有刻本，不知怎的很是少见，好容易在近日才找到一册，却是抄本，价钱就未免不廉，六折计算之后还要十元以上，在敝藏越人著作中也差不多要算是善本了。看字体至早是乾隆时抄本，中多讹字阙字，虽经人用朱笔校过，仍不能尽，前有朱字绿王宓草二序，王序题癸卯，当系雍正元年，为刻本所无。序中只知茨村姓胡，不审为何许人，后又有甲辰年附记云：
吴子修著《蕉廊脞录》卷五有一则云：
《咏史新乐府》六十首通读一过，很有感慨，觉得明朝这一个天下丢掉也很不容易，可是大家努力总算把他丢了。这些人里边有文武官员，有外敌，有流寇，有太监，有士大夫，坏的是奄党，好的是东林和复社之类。因为丢得太奇怪了，所以又令人有滑稽之感。如第三十九章《开城门》，小序云：
“阅《流寇长篇》，卷十七纪甲申三月甲辰日一事云，京官凡有公事，必长班传单，以一纸列衔姓，单到写知字。兵部魏提塘，杭州人，是日遇一所识长班亟行，叩其故，于袖出所传单，乃中官及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皆有知字，首名中官则曹化淳，大臣则张缙彦。此事万斯同面问魏提塘所说。按京师用长班传送知单，三百年来尚沿此习，特此事绝奇，思宗孤立之势已成，至中官宰相倡率开门迎敌，可为痛哭者矣。”案此事真绝奇，文武大官相约开门迎敌，乃用长班传送知单，有如知会团拜或请酒，我们即使知道官场之无心肝也总无论如何想像不到也。查万年历甲申三月朔己丑，则甲辰当是十六日。陈济生著《再生记略》卷上云：
“自复社告讦后，更为大社，其势愈盛。丙子己卯两秋闱，社中人大会于秦淮，酒船数百艘，梨园青楼无剩者，江南以为奇观。社中人出，市人皆避之，其举止观瞻可望而知也，即僮仆舆夫舟子皆扬扬有得色。凡以声气来官地方者，两司方面与治属诸生皆雁行讲钧礼，曰盟兄社弟，诸生报谒亦如之，燕会倒屣，无间朝暮。每督学临试，列荐郡邑士，动数十百，毋敢不录，所欲得首以下如响。社中人取科举游泮如寄，以故无论智愚争先□附，以至幸猎科名，恬不为怪，人亦视为故然。”夫复社只是考究做八股文的一个结社而已，而如此阔气，可谓盛矣，后世之人虽衷心仰望岂能企及哉。又第四十四章《衣冠辱》小序云：
“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历数当终毕，城门不开贼亦进，穴地通天岂无术。但恨奴侪受主恩，公然悖逆开城门，解嘲幸拔须髯尽，好与群奄作子孙。”曹化淳原是钦命的守城太监，但太监姑且别论，若兵部尚书而开城门，则实是上好的笑话资料，欲加笔诛唯宜半以游戏出之，即腕力制裁亦唯拔尽其鸟嘴之毛一法差相称耳。第十九章《复社行》小序中云：
“时复社主盟首推二张，皆锐意矫俗，结纳声气，间有依附窃名者，未免舆论稍滋异同，或为之语曰，头上一顶书厨，手中一串数珠，口内一声天如，足称名士。天如，溥字。书厨，以状巾之直方高大。而时尚可知矣。”又云：
“廿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僵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固然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士大夫之丑亦已出尽矣，我想要加添几句话，都觉得是无用，难怪胡君的诗之重滞也。如《诚意伯》一篇言刘孔昭杀叔及祖母，比附马阮作恶多端，终乃大掠满载入海，盖大逆十恶之徒，而诗亦只能说：
“庶吉士魏学濂偶为贼兵损一臂，诉之伪将军，叱云，如此小事何必饶舌。”乃知上文所云骑驴背名刺者即是此人，是魏大中子也。又廿六日条下云：
“幸教白骨不归来，免污青田山下土。”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天下最高与最下的东西，盖往往同是言语道断也。
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在北平。
补记
“又闻牛金星极慕周钟才名，召试‘士见危授命论’，又有贺表数千言，颂扬贼美，伪相大加称赏。”由此可以知道牛老师的称呼的来源，这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只是不知周钟的论文怎样下笔，牛老师的题目实在出得有点促狭呀。至于那帅领文武官员首先劝进的我们知道是旧辅臣陈演，后来却又拿去夹打追赃了。《再生记略》卷上记廿一日事有一节总记诸臣情状云：
“去岁抄此乐府，并附录朱字绿序于其前，胡茨村不知其名，而字绿为之序，意以为亦皖人也。偶阅如皋许实夫《谷园印谱》，乃燕越胡介祉授梓，介祉号循斋，又号茨村，壬戌春官湖北佥宪。”陶凫亭编《全浙诗话》，第四十四卷中只引《西河诗话》卷五里的一条，题名胡少参，盖亦不知道他的名号，毛西河虽说起《谷园集》，但商宝意编《越风》三十卷亦未收录，似在乾隆时尚不甚为人所知。今其诗集仍未见，《新乐府》稍稍出现，此外所刻书有《谷园印谱》及《陶渊明集》，虽然价贵在市面上还偶然可以遇到。
“十九日辰时兵部尚书张缙彦同太监曹化淳开齐化东便二门纳贼，后入朝，为太监王德化所殴，须髯尽拔，贼亦鄙之。”诗曰：
“二十一日伪大学士牛金星出示晓谕，百官俱报职名，以凭量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容隐不报者即以军法从事。一时朝官就义者虽多，而报名者更复不少。……然不用者桎梏囚首，愁惨痛楚，而用者高冠广袖，或徒步，或骏马，扬扬自得。有帅领文武官员，首倡劝进者。有献金求大拜，以管仲魏徵自命者。（原旁注云，项煜。）有被贼见召，出语人新主待我礼甚恭者。（注，梁兆阳。）有撰劝进表登极诏，献急下江南策，逢人便说牛老师极为欢赏者。（注，周钟。）有献平浙策，背刺骑驴，为贼驱使，未几被贼兵打折一臂者。有掌选得意，对人言宋堂翁待我极好者。（注，杨起。）有贼先不用，夤缘赴选，向人言我明日便非凡人，好事为作不凡人传者。（注，钱位坤。）其辱更甚于被刑焉。”据陈济生著《再生记略》卷上记廿二日事云：
“十六日黎明破昌平州，焚十二陵享殿。自沙河而进，直犯平子门，终夜焚掠，火光烛天。是日上召对三次，辅臣及六部科道等官皆曰无害，藉圣天子威灵，不过坐困几日，拨云雾见青天耳。退朝之后诸臣言笑自若，而巳时有权将军者发伪牌，定于十八日入城，行至幽州会同馆缴，皆以为骇。”盖诸臣朝对之时长班亦正在分送传单也。
二月十九日再记于北平。
[book_title]莲花筏
去年厂甸时我在摊上看见一本书，心里想买，不知怎的一转头终于忘记了，虽然这摊上的别的书也买了几本。不久厂甸就完了，我那本书便不再能够遇见。今年的旧元旦天气很好，往厂甸去看看，一看就在路西的书摊上发见了去年的那书，很是喜欢，赶紧买了回来。说起来也很平凡，这只是一册善书，名曰“莲花筏”，略为特别的是颐道居士陈文述所著而已。
我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近二十几年来喜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关于邵无恙我得到他的《历代名媛杂咏》三卷，《梦余诗钞》稿本八卷，《镜西阁诗选》八卷。这末了一种乃是碧城仙馆所刻，题曰陈文述编，而实盖出其子妇汪允庄手，陈序述刻集的经过有云：
陈颐道与汪允庄均师事闵小艮，即金盖老人是也，《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有挽诗三首，序中略述闵氏生平，所著《金盖心灯》似最有名，今尚流传，唯价不廉而书又未必佳，终未搜得，不能言其内容何似。挽诗注云，“先生证位玉斗右宫副相神玑明德真君。”又题《花月沧桑录》诗注有云，“才女贤妇隶西王母，节女烈妇隶斗母。”集中此类语甚多，在我们隔教的人看去，很觉得荒漠无可稽考。据颐道著《汪宜人传》中云：
此是西方大愿船，花开玉井不知年。普陀大士瓶中露，太乙慈尊座下莲。欲度世人先度己，能回心地可回天。生机即是金丹诀，合证龙门救劫仙。注云：《莲花筏》销尽三千劫，小艮先生语也。”《诗钞》卷首颐道著《孝慧汪宜人传》中有云：
前两天因为查阅张香涛所说的试帖诗的四宜六忌，拿出《轩语》来看，见《语行第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其一则中云：
“自言前世为元季张氏子，名佛保，师事青丘先生，并事张吴左丞潘公为云从，张吴亡，入山修道，赖青丘师接引入吕祖玉清宫为从官，奉敕降世，为明此段因果，今事毕，夙世之因亦尽，将归故处，令备舆马。”此是印度大麻醉梦中似的幻影，但我们虽少信亦安忍当面破坏之哉。谭友夏在《秋闺梦戍诗序》中有云：
“然则此书虽佳，是儒家之糟粕，而非佛道两家之上乘。君近日究心数学，虽出自希夷康节之传，于身心性命亦无益也。愿君之著书止于是也。”所说不同，却亦颇妙，如断章取义我倒宁取摩钵之说，盖鄙见以为此类善书都无益也，现在只因是颐道所作，故想略谈谈耳。书中第一篇为《蒙养管见》，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在儿童自四五至七八岁时所读书中除《三字经》等以外尚有《感应篇》与《阴骘文》，注云，“有以此二书为道家之书者，谬也。”第三篇《善书化劫说》力言善书的功用，以为儒道佛三家书皆弗及，又说应当尊信之理，有云：
“梅村浓而无骨，不若青丘澹而有品，遂奉高集为圭臬。因觅本传阅之，见明祖之残害忠良暴殄名儒也，则大恨。犹冀厄于遭际而不厄于文字也，及观七子标榜，相沿成习，牧斋归愚选本推崇梦阳而抑青丘，则又大恨。……誓翻五百年诗坛冤案而后已，因是选明诗初二集也。”后又云：
“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将《阴骘文》《感应篇》，世俗道流所谓《九皇经》《觉世经》，与《大学》《中庸》杂糅牵引，忽言性理，忽言易道，忽言神灵果报，忽言丹鼎符箓，鄙俚拉杂，有如病狂，大为人心风俗之害，当即痛诋而麾去之。明理之士急宜猛省，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即与二氏亦无涉也。”又其第三则云：
“宜人茹荼饮蘖，所作皆单凫寡鹄之音。因巫言身后有孽，从金盖闵真人言，日对遗像诵《玉章经》，至临终不废。”又云：
“宜人素性高迈，于九流家言道释诸书蔑视不足学，及夫死子疾，茹荼饮蘖，稍稍为之，亦犹名士牢骚之结习也。”古今此种事极多，王荆石女亡而为昙阳子，屠赤水化女湘灵为祥云洞侍香仙子，叶天寥女小鸾则本是月府侍书女，尤为有名，即乡里老妪亦信巫言，以死者已任某土地祠从神为慰，却不知道土地爷实在不过是地保的职务而已。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者流宜知此意，但人世多烦恼，往往非有麻醉之助不能忍受此诸苦痛，虽贤者亦或不免，我们看到这些记述，初意虽欲责备，再加思量唯有哀矜之意耳。汪允庄信道而又特别尊崇高青丘，这却别有一种道理。颐道著传中云：
“宜人礼诵诚格神明，不可思议，其最明显者则在感通高祖青丘先生一事。宜人选刻明诗竟，论定三百年诗人以先生为第一，世无异议，尚以不知身后真灵位业为恨，于吕祖前立愿诵《玉章经》十万八千卷，求为超升天界。诵既竣，为塑像期供奉葆元堂。……神降于坛，言久借境升天，掌法南宫，辅相北帝，至今无不知九天洪济明德真圆真人之为青丘先生，则宜人一诚之所感格也。”这里一部分的理由当如胡敬在《汪允庄女史传》中所云：
“宜人因先生（案即青丘）之故深有憾于明祖之残暴，而感张吴君相之贤为不可及也；谓张吴与明祖并起东南，以力不敌为明所灭，不能并其礼贤下士保全善类之良法美意而灭之也。”所著《元明逸史》虽不传，集中尚存《张吴纪律诗》二十五首，表章甚力，传中记其语曰：
“宜人之论文也不袭前人成说，谓余古文不受八家牢笼，足以自成一子，说理论事深切著明，此由见解通达，不尽关于文字。然端于翁文取《莲花筏》而不取《葵藿编》，以《莲花筏》劝人为善，体用兼备，闵真人谓救劫度世功行非凡，当非虚语。”这部《莲花筏》我终于得到手了，查其中并无汪女士跋，却有摩钵道人管守性序，有云：
“吾前生为青丘先生弟子，既知之矣，抑岂张吴旧从事乎，何于此事拳拳不释也。”其实理由似不难解，此盖作者对于自己身世的非意识的反抗，不过借了高启与朱元璋与张士诚等的名义而已。青丘的诗我不甚了了，惟朱元璋的暴虐无道则夙所痛恶，故就事论事我也很赞成这种抗议，若为妇女设想，其反逆（或稍美其名曰革命亦可）的气分更可以了解，但尚未意识的敢于犯礼教的逆鳞耳。最初发端于高青丘的诗，终乃入于神仙家言，如治病抽“白面”，（本当作麺，今从俗，）益以陷溺，弄假当真。传中述汪允庄临终之言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嫠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内骚坛题品也。”这很使我注意汪女士的著作，便去找《自然好学斋诗钞》来看，结果只能得到同治年间的重刊本，虽然她夫妇追悼紫姬的《湘烟小录》的道光原刊却已找得了。诗我是不懂，但看《诗钞》觉得汪允庄有几点特色，一是钦佩高青丘而痛恨明太祖朱元璋，二是表扬张士诚及其部属，其三是从一出来的，即由高青丘而信吕岩及道教，是也。卷十，《雷祖诞辰恭赋二律》有云：消尽全家文字孽，莲花同上度人船。注云，“《莲花筏》，翁大人所著。”又卷末《敬书翁大人莲花筏后》，有序云：“劝善之书，得未曾有，真救劫度世之宝筏也，既为跋语，更赋此诗：
“今以所刻《莲花筏》见寄，意主度人，内蒙养戒杀善书崇俭诸篇，现身说法，于人心当有裨益，至儒佛诸篇所论虽是，然未免好辨。”又云：
“《感应篇》，太上所作，太上即老子，道家之祖，孔子所从问礼也。《功过格》，太微仙君以授真西山者也。《阴骘文》，《劝孝文》，《劝惜字文》，《蕉窗十则》，文昌帝君所作，科名主宰，士子所归依者也。《警世》《觉世》诸经，关帝所训，国家所崇奉，与先师并列者也。”颐道文集太贵，我尚未能买，但读其秣陵西泠诸诗集，觉得亦是慧业文人，（此语姑且承误用之，）今所言何其鄙陋耶。此事殊出意外，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喜谈果报者为下等，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第二篇《戒杀生四则》，意亦平常，但因此也比较地可读，不佞本不反对戒杀，唯其理由须是大乘的，方有意思，若是吃了虾米只怕转生为虾米去还债，仍不免为鄙夫之见耳。此文刻于道光丙申（一八三六），次年丁酉刻《蕃厘小录》，首列戒杀放生诗二十四首，此四则亦复收入，寒斋幸存一册。《莲花筏》中此外还有文十二篇，较重要的是《佛是药说》，论儒佛及儒道书共五，答友人辟佛书，今不具论。正如《蕃厘小录》自序所说，“近日儒门之士，无宋人理障之习，兼通二氏”，原是好事，唯抛开《原道》而朗诵《阴骘文》半斤等于八两，殊无足取。削发念佛，不佞自己无此雅兴，但觉得还自成一路，若炼金丹求长生的道教本至浅陋，及后又有《阴骘文》一派则是方士之秀才化，更是下流，不能与和尚相比矣，读书人乃多沉溺于此，高明者且不能免，何哉。
“《伯兮》之诗曰，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愿在愁苦疾痛中求为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梦，梦余不使之有诗，此妇人乃真大苦矣。嗟乎，岂独妇人也哉。”我前讥颐道的鄙陋，细想亦是太苛，颐道晚年同一逆境，其甘心于去向梦与诗中讨生活，其实亦可理解，多加责备，使其大苦，自是不必，唯其所著书只可自遣，如云救劫度世，欲以持赠人，则是徒劳耳。一切善书皆如此，今只就《莲花筏》等说，实乃是尊重颐道居士与汪女士故也。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于北平。
附记
“士人志切科名，往往喜谈《阴骘文》《感应篇》二书。二书意在劝化庸愚，固亦无恶于天下，然二书所言亦有大端要务，今世俗奉此则唯于其末节碎事营营焉用其心，良可怪也。”《轩语》（其实这名称还不如原来的《发落语》为佳）成于光绪元年，去今已一周甲，张君在清末新党中亦非佼佼，今读其语，多有为现今大人先生所不能言或不及知者，不禁感叹。兹录其关于“魔道”的一部分于右，大有德不孤之喜，但一喜亦复正多一惧耳。
二月廿六日又记。
[book_title]谭史志奇
去年秋天从书摊上买了两部《谭史志奇》，这书既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就是原刊本也并不能好到那里去，但是我却买了两部来。其一是原本，有两篇序文，一题褚传经，一是自序，题古吴姚芝，年月都是嘉庆二十五年秋七月，卷首云丙戌新镌，盖是六年后所刻也。又其一是光绪戊子翻刻本，序文仍旧而年代悉改作光绪十四年，署名一称同学弟松泉氏，自序则称汝东彦臣氏，序中本自相称述曰姚崑厓曰褚健庭，此处弄得牛头不对马嘴也并不管，可见作伪者之低能了。我买此书固然可以用为翻刻作伪举例之一，大有用处，其实以内容论也颇有意思，虽然浅陋原是难免。自序中云：
“庚辰夏日余与友人褚健庭偶游郡序，见二少年对坐啜茗，高视纵谭，旁坐之客皆默然静听，或有窃慕其胸罗古今异闻而层出不穷者。余趋近听之，大抵所谭皆今人说部中事，或有询其古史所载恢诡谲怪之事则懵然不能对也。余因叹曰，喜新好奇固人情所必至，然史册所载奇事不特确有可据，且寓劝惩之意，倘斯人于稠人广众中亦能娓娓而谭，使闻之者有所警劝，岂不贤于徒夸牛鬼之奇哉。于是每与吾友憩息松阴，各谭史载奇异者一二事或三五事，聊以消暑，归即命子员澜志之，久之不觉成帙。”书凡八卷，分汉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各为一卷，抄录史上奇事，劝惩未必有效，亦差可备览，与听说狐鬼的意味正自不同耳。阅卷四纪唐朝事中有朱粲好食人肉一则，甚感兴趣，查原文见《旧唐书》卷五十六《朱粲传》中，今略引抄于下：
“隋麻叔谋朱粲常蒸小儿以为膳，唐高瓒蒸妾食之，严震独孤庄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未有生啖者。至梁羊道生见故旧部被缚，拔刀刳其睛吞之。宋王彦升俘获胡人，置酒宴饮，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号，而彦升谈笑自若，前后凡啖数百人，即虎狼不若也。”《玉芝堂谈荟》卷十一好食人肉条下，徐君义慨叹云：
“西方圣人之教，放生戒杀，不忍以口腹之欲残伤物命，乃世间一种穷奇窳，同类相残，至有嗜食人肉者。”其所列举较谢君更多亦较详，蒸妾乃深州诸葛昂，高瓒只是分吃肥肉者，乃客而非主，上文盖误。徐君叙竟，断语云，“此诸人真人类之妖孽也。”第二节云：
“至时值乱离，野无青草，民生斯时，弱肉强食，其性命不啻虫蚁。每阅史至此，不觉掩卷太息，岂真众生业障深重，致令阎浮国土化为罗刹之场耶。”所举凡有两类，其一是荒乱时军士以人为粮，如朱粲即其一例，其二乃人民自相买食。属于后者一类文中有云：
“确因醉侮粲曰，闻卿啖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啖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此事甚有名，大似《世说新语》中材料，但是我对于上边所引特别感到兴味，便因在这里听到了颜公子的下落。段公大约那时与其从者数十人也做了糟猪肉，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不大怎么关心。至于颜君则仿佛很有点面善。不佞爱读《颜氏家训》，常见讲到“思鲁等”，又卷三《勉学篇》中有云：
“朱粲者亳州城父人也，初为县佐史，大业末从军讨长白山贼，遂聚结为群盗。……军中罄竭，无所虏掠，乃取婴儿蒸而啖之，因令军士曰，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但令他国有人，我何所虑。即勒所部，有掠得妇人小儿，皆烹之分给军士，乃税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粮。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因谴左迁并在南阳，粲悉引之为宾客，后遭饥馁，合家为贼所啖。”其后尚有唐高祖令段确迎劳相问答一节：
“愍楚友婿窦如同从河州来，得一青鸟，驯养爱玩，举俗呼之为鹖。”《北齐书•文苑传》云：
“宋庄季裕《鸡肋编》，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处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千钱，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以为脯。又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至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这些别名实在定得很妙，但是人心真是死绝了。据威斯透玛克大著《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下册第四十六章食人中所说，吃人肉有几种不同的原因，如一是肉食缺乏，二是贪嘴，三是报复等。在上面所说的中国人的食人，其原因不出一或二，或是一与二合并。有如朱粲因缺粮而吃人，随后却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即其明证。北宋末因饥荒而人相食，却又定出这许多很妙的别名来，可见对于此物很有点嗜好，咽糠充饥的人一定不会替糠去取雅号，叫作什么黄金粉的。威斯透玛克文中有云：
“之推在齐有二子，长曰思鲁，次曰愍楚，不忘本也。”原来颜之推的次子终于被流贼拉去当“掌书大人”，不久被吃了，在中国虽然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不能算是什么意外，不过在我听了联想到《颜氏家训》，不禁感觉奇特有意思。颜之推在北齐很久，高洋们不是好相处的朋友，（古人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却幸得无事，而其子孙乃为本族人所果腹，岂非天下一件很好玩之事乎。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常有人好食人肉，昔人曾类聚而论列之，如谢在杭在《文海披沙》卷七中有食人一条，其文云：
“人肉并不单是在非常时救急的食物，实在还多是当作美味看的。菲支岛人说到好吃的东西，最好的赞辞是说它鲜嫩像死人似的。在南海的别的岛上，人肉都说是美味食品，比猪肉要好。澳洲的苦耳那人说其味胜于牛肉。在澳洲有些部落里，胖小孩是被认为一口好吃食，假如母亲不在旁，几个刚愎男子手中的木棍就会把他一下子结果了的。”这几句话似乎就在那里替我们古时的食人家解说他的意思，虽然原本所讲的都是所谓野蛮人的事情。听说罗思举在他自著的年谱里讲到军中乏食，曾经煮贼为粮，这是清末的事，以后大约没有了罢？
（廿六年三月一日）
[book_title]曝背余谈
从估客书包中得到一册笔记抄本，书名“曝背余谈”，凡二卷五十纸，题恒山属邑天慵生著。卷首有归愚斋主人鲍化鹏序，后有东垣王荣武跋，说明著者为藁城秦书田，余均不可详。又有一跋，盖是抄者手笔，惜跋文完而佚其末叶，年月姓名皆缺，但知其系王荣武族孙，又据抄本讳字推测当在道光年中耳。鲍序有云：
“一日手一编授余，名曰‘曝背余谈’，闲情之所寄也，或论古今人物，或究天地运会，或正名物之讹舛，或阐文章之奥妙，名章隽句，络绎间起，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王跋云：
这两卷书里我觉得可喜的文章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今只选抄数则于下：
梁清远著《雕丘杂录》卷十有一则云：
或曰，子北人也，西北地寒故后至，焉知南方之不如昔。曰，余所未至诚不知何如，然古今作诗赋者不尽南人，豳地尤属西北，是可征矣。”
《曝背余谈》里所收的都是短篇小文，看去平淡无奇，而其好处即在于此。普通笔记的内容总不出这几类：其一是卫道，无论谈道学或果报。其二是讲掌故，自朝政科名以至大官逸事。其三是谈艺，诗话与志异文均属之。其四是说自己的话。四者之中这末一类最少最难得，他无论谈什么或谈得错不错，总有自己的见识与趣味，值得听他说一遍，与别三家的人云亦云迥不相同。秦书田的《余谈》我想可以算是这类笔记之一，虽然所见不一定怎么精深，却是通达平易。书上有眉批，对于著者颇能了解，系鲍化鹏笔。又有朱批署名於文叔，多所指摘，盖稍有学问而缺少见识者也。如卷上原文云：
《余谈》中还有几条小文，大都是流连光景的，却也值得一读，抄录于后：
“齐宣王以文王囿七十里为问，其语甚痴，孟子答以刍荛雉兔云云，明说文王不特无七十里之囿，并无一里半里也。其如宣王之不解何，其如后人之不解何。阎百诗先生必指地以实之。认蕉鹿为真有而按梦以求。不多事乎。”
“鹎鵊，报晓鸟也，一名夏鸡，燕赵呼茶鸡，音之转也，迟明报晓，鸣声清婉可爱。十数年尚闻之，今亦不至。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乃知清妙难得，不独人为然也。”
“魏武临卒，遗命贮歌妓铜雀台及分香卖履事，词语缠绵，情意悱恻，摘录之作儿女场中一段佳话，便自可人，正不必于为真为伪之间枉费推敲也。”
“桃花以种村落篱墙畦圃处为多，探之者必策蹇郊行始得其趣，笠翁之论妙矣，余无以易之而意与之别。彼之所重在真，吾之所重在远，梅红柳绿，正妙在远望处入画也。”
“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以昔人代之可也。”即此可知其是正统派，要他破费工夫来看这一类文章实在本来是很冤枉的也。
“李笠翁论花于莲菊微有轩轾，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谓凡花皆可借以人力，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於文叔批云：
“有女同车，无是女也，无是女而是女之容色气韵佩服自为描绘，而又自为赞叹，历历活现如在目前者，心老回惑，眼花撩乱，高唐洛神之蓝本也。”
“春夏楼居，不惟免剥啄之烦，云霞宛宿檐端，竹巅木杪，晨昏与时鸟共语，亦自极仙人之乐也。”
“扫室焚香，读书之乐。吾谓室可勤扫，香可不焚。盖芸檀之属气味原自重浊，何况加之以烟，茶药味美，用以相代，庶于亲贤远佞之意有合乎。”
“卷分上下，约二万余言，其中闲情逸致，隽语名言，率皆未经人道，诚绩学之士，亦未易才也。”三君所言真实不虚，我也愿加入为第四人，共致赞辞。秦君系乾隆时人，然则此书流传下来至少已有百五六十年，不知何以终未刊行，编刻燕赵丛书者亦未能搜罗了去，真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
“其间抒写性情，博核古今者十之六七，范模山水，评骘词章者十之三四，宏才俊思，郡人氏罕其匹也。”佚名跋中亦云：
“元宵灯火不知起于何时，其发端创始之人殊乏玲珑之致。月之清光既受夺于灯火，灯火之艳发复见淡于月色，欲两利俱存，反致两贤相厄。是可乏利导之术乎，请移之中和，洗此笨气。（原注，唐中叶以正月晦日为中和节。）”在这几则里都可以看出著者的感情与思想，他没有什么很特异之处，只是找到一个平常的题目，似乎很随便的谈几句，所说的话也大抵浅近平易，可是又新鲜真实，因为这是他自己所感到想到的，在这里便有一种价值。有些兴会上的话自然也不可太认真，如关于元宵批评得很对，不过要移到月底去却是行不通的事，盖元宵实在只是新年的一个掉尾，假如民间不能将新年的庆贺延长到整整一月，到得月末再来重起炉灶弄元宵，不特事实上有困难，恐怕实在也没有多大兴趣也。
“余性爱山，而所居无山，以云代之。每当夕阳雨后，信步原野，游目横空，会心独得，兴致淋漓，不减陶靖节篱下悠然时也。”这是全书的末一节，我读了很喜欢也很感动，他真是率真的将真心给人家看，我们读笔记多少册不容易遇见一则，即此可见其难得可贵矣。
廿六年三月十三日，在北平记。
附记
“仓庚之至率以二三月，见之经书及前人诗赋者无不皆然，韦苏州以夏莺为残莺，（韦诗，残莺知夏浅。）陆放翁诗，山深四月始闻莺，盖异之也。今二三月杳无至者，四五月中始寥寥一见耳。古今之不同也如此，世岂无有心如康节其人者乎，书之以俟参考。
“人谓元代以词曲取士，此相传之妄，实未尝有是也。乃有明至今小试之文俨然花面登场，无丑不备，士人而俳优矣。世风至此，尚可问乎？使大临吕氏见之当不知如何叹息痛恨矣。”
“人之欲学仙者，以仙家岁月悠长，远胜人间耳。世传王质遇仙看弈，一局甫更，已历数世，如彼所言，终天地之期自仙家当之不过一年，是仙家之岁月更促于人世，蝉蜕羽化不反为多事乎。”
“古今纪载理之所无者，莫如王质烂柯一事。夫神仙之道欲其长生，正以日月悠长为可乐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间数百年，数局棋便是人间数千年矣，由此言之，数万年不抵人间一两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佳处耶。以此为寓言则可，以为实有此事，吾甚为神仙苦其短促也。”与上文学仙一节意相同，文亦有致。梁君亦是真定人，与天慵生是同乡，仿佛觉得滹南遗老的流泽尚不甚远也。
廿六年四月十八日校阅时记。
[book_title]老学庵笔记
吾乡陆放翁近来似乎很交时运，大有追赠国防诗人头衔的光荣。这件事且莫谈，因为我不懂诗，虽然我也是推尊放翁的，其原因却别有所在。其一因为放翁是我的小同乡。他晚年住在鲁墟，就是我祖母的母家所在地，他题《钗头凤》的沈园离吾家不到半里路。五年前写《姑恶诗话》中曾说起过：
“清道光时周寄帆著《越中怀古百咏》，其《沈园》一律末联云，寺桥春水流如故，我亦踟蹰立晚风。沈园早不知到那里去了，现在只剩了一片菜园，禹迹寺还留下一块大匾，题曰古禹迹寺，里边只有瓦砾草莱，两株大树。但是桥还存在，虽是四十年前新修的圆洞石桥，大约还是旧址，题曰春波桥，即用放翁诗句的典故，民间通称罗汉桥，是时常上下的船步，船头脑汤小毛氏即住在桥侧北岸，正与废园隔河相对。越城东南一隅原也不少古迹，怪山，唐将军墓，季彭山故里，王玄趾投水的柳桥，但最令人惆怅者莫过于沈园遗址，因为有些事情或是悲苦或是壮烈，还不十分难过，唯独这种啼笑不敢之情（如毛子晋题跋所说），深微幽郁，好像有虫在心里蛀似的，最难为怀，数百年后，登石桥，坐石阑上，倚天灯柱，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之怅然，——是的，这里怅然二字用得正好，我们平常大约有点滥用，多没有那样的切贴了。”放翁三十二岁时在沈园见其故妻，至七十五岁又有题《沈园》二绝句，其二云：
再说第二个原因是我爱读他的游记随笔，即《老学庵笔记》与《入蜀记》。据《四库书目提要》云《笔记》十卷，续二卷，《书目答问》亦如是说，注云津逮本，学津本。但是我不幸一直没有能够见到《续笔记》，查毛子晋所刻的无论是放翁全集本或津逮秘书本的《笔记》，都只有十卷，民国八年上海活字本据穴砚斋抄宋本亦无续笔，大约这只在四库里才有，而《答问》所注乃不可靠也。《复堂日记补编》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云：
《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文在卷二，云：
“阅《老学庵笔记》十卷，放翁文士多琐语，不足为著述也，然吾师吴和甫先生最嗜此书，盖才识与务观近耳。”谭复堂亦是清末之有学识者，而此言颇偏，盖其意似与《四库提要》相近，必须“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才是好笔记也。我的意思却正是相反，轶闻旧典未尝不可以记，不过那应该是别一类，为野史的枝流，若好的随笔乃是文章，多琐语多独自的意见正是他的好处，我读《老学庵笔记》如有所不满足，那就是这些分子之还太少一点耳。
“钱王名其居曰握发殿。吴音握恶相乱，钱塘人遂谓其处曰，此钱大王恶发殿也。”连类抄录，亦颇有致。笔记中又有些文字，亦是琐语而中含至理，可以满正宗读者之意，如卷一云：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两则在正统派看去当然是萧鹧巴曾鹑脯之流，即使不算清谈误国，也总是逃避现实了吧。但是仔细想来，这是如此的么？汉子的语源便直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谚岂不是至今还是存在，而且还活着么？这种看法容易走入牛角湾的魔道里去，不过当作指点老实人出迷津的方便如有用处，那么似乎也不妨一试的吧。又卷一有一则云：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种情况是很可悲的。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绝笔也本写得好，却不能胜于此二首，虽然比起岳鹏举的《满江红》来自然已经好多了。
“栗生啖之益人，而新者微觉寡味，干取食之则味佳矣，苏子由服栗法亦是取其极干者耳。然市肆皆传炒栗法。余幼时自塾晚归，闻街头唤炒栗声，舌本流津，买之盈袖，恣意咀嚼。其栗殊小而壳薄，中实充满，炒用糖膏（俗名糖稀），则壳极柔脆，手微剥之，壳肉易离而皮膜不粘，意甚快也。及来京师，见市肆门外置柴锅，一人向火，一人坐高兀子，操长柄铁勺，频搅之令匀遍。其栗稍大，而炒制之法和以濡糖藉以粗沙，亦如余幼时所见，而甜美过之，都市炫鬻，相染成风，盘饤间称佳味矣。偶读《老学庵笔记》二言，云云。惜其法竟不传，放翁虽著记而不能究言其详也。”郝君所说更有风致，叙述炒栗子处极细腻可喜，盖由于对名物自有兴味，非他人所可及，唯与放翁原来的感情却不相接触，无异于赵云松也。《放翁题跋》卷三有《跋吕侍讲岁时杂记》云：
“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卷七有谈诗的一则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閤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赵云松著《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京师炒栗一则云：
“承平无事之日，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记，自丧乱来七十年，遗老凋落无在者，然后知此书之不可阙。吕公论著实崇宁大观间，岂前辈达识固已知有后日耶。然年运而往，士大夫安于江左，求新亭对泣者正未易得，抚卷累欷。庆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泽陆游书。”读此可知在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后之读者安于北朝与安于江左相同，便自然不能觉得了。但是这种文字终不能很多，多的大都是琐语，我也以为很有意思。卷三有一则云：
“北方民家吉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支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资政吃荔支，请众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支。魏公为一笑。恶发犹云怒也。”又卷二云：
“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长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大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又卷五有类似的一则云：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崑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放翁的意见固佳，其文字亦冷隽可喜，末数语尤妙，“不妨其为恶诗”，大有刀笔余风，令人想起后来的章实斋，上节记“不行于世”虽非放翁自己的话，也有同样的趣味。卷八又有云：
“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炒栗名闻四方，绍兴中陈长卿及钱恺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炒栗十枚来献，自白曰，汴京李和儿也，挥涕而去。盖金破汴后流转于燕，仍以炒栗世其业耳，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所云宋人小说当然即是放翁《笔记》，唯误十裹为十枚，未免少得可笑也。郝兰皋著《晒书堂笔录》卷四中亦有炒栗一则云：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瞆，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瞆矣。”上官道人其殆得道者欤，行事固妙，所说治国卫生的道理寥寥几句话，却最高妙也最切实。我想这或者可以说是黄老之精髓吧，一方面亦未尝不合于儒家的道理，盖由于中国人元是黄帝子孙而孔子也尝问礼于老聃乎。所可惜的是不容易做，大抵也没有人想做过，北宋南宋以至明的季世差不多都是成心在做乱与夭，这实是件奇事。中国的思想大都可以分为道与儒与法，而实际上的政教却往往是非道亦非儒亦非法，总之是非黄老，而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恐怕正是黄老，如上官道人所说是也。读《老学庵笔记》而得救国之道，似乎滑稽之甚，但我这里并不是说反话，真理元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
廿六年三月三十日。
[book_title]银茶匙
在岩波文库里得到一本中勘助（Naka Kansuke）的小说《银茶匙》（Gin no Saji），很是喜欢。这部小说的名字我早知道，但是没有地方去找。在铃木敏也所著文艺论抄《废园杂草》中有一篇《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暑期讲习会对小学教员所讲的，第六节曰幼时的影，这里边说到《银茶匙》，略述梗概之后又特别引了后篇的两节，说是教员们应当子细玩味的部分。铃木氏云：
“现今教育多注全力于建立一种偶像，致忘却真实的生命，或过于拘泥形式，反不明了本体在于那边，这些实是太频繁的在发生的问题。总之那珂氏（案此系发表当时著者的笔名，读音与“中”相同）这部著作是描写儿童的近代小说中最佳的一种，假如读儿童心理学为现在教员诸君所必需，那么为得与把握住了活的心灵之现实相去接触，我想劝大家读这《银茶匙》。”
那些小子们仿佛觉得这是我们的时候了，一齐举起手来。对于这种不讲理的卑怯的行为虽然抱着满腔的愤懑，可是终于有点自愧，红着脸不能举起手来的我，他们都憎恶的看着。我觉得很气，但也没有话可说，只好沉默，以后先生常用了这有效的手段锁住了人家质问的嘴，在我以为避免这种屈辱起见，凡是有修身的那一天总是告假不上学校去了。”十年前有日本的美术家告诉我，他在学校多少年养成的思想后来也用了差不多年数才能改正过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银茶匙》的主人公所说亦正是如此，不过更具体的举出忠孝两大问题来，所以更有意义了。
廿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记
最初认识这作品的价值的是夏目漱石氏。漱石指出这作品描写小孩的世界得未曾有，又说描写整洁而细致，文字虽非常雕琢却不思议地无伤于真实，文章声调很好，甚致赞美。第二年因了漱石的推荐，这篇小说便在东京《朝日新闻》上揭载出来。在当时把这作品那么高的评价的人除漱石外大约没有吧。但是现在想起来，漱石的作品鉴识眼确实是很透彻的。
我进了学校以后，听过孝顺这句话，总有一百万遍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孝道的根基毕竟是安放在这一点上，即是这样的受生与这样的生存着都是无上的幸福，该得感谢。这在我那样既已早感到生活苦的味道的小孩能有什么权威呢？我总想设法好好的问清楚这个理由，有一回便对于大家都当作毒疮似的怕敢去碰只是囫囵吞下的孝顺问题发了这样的质问：
我觉得两太阳穴的筋在跳着，想发脾气了，可是大和魂的东西又不是可以抓出来给人家看的，所以只能这样红了脸沉默着了。
我用了更大的反感与确信单独的担当他们的攻击，又坚决的说道：
我在这喧扰的中间坐着，用尽所有的智慧，打破对方的缺少根据的议论。同伴的多数连新闻也不跳着看，万国地图不曾翻过，《史记》与《十八史略》的故事也不曾听见过。所以终于被我难倒，很不愿意的只好闭住嘴了，可是郁愤并不就此销失，到了下一点钟他们告诉先生道：
忠勇无双的日本兵后来虽然把支那兵和我的乖巧的豫言都打得粉碎，但是我对于先生的不信任与对于同辈的轻蔑却总是什么都没有办法。”其次是第十章云：
另一个人捏了拳头在鼻尖上来擦了一下。又一个人学了先生的样子说道：
先生照例用那副得意相说：
先生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说道：
先生圆睁了眼睛道：
先生发了怒，说道：
但是《银茶匙》我在以前一直未能找到，因为这原来是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后来大约也出过单行本，我却全不清楚。关于中勘助这人我们也不大知道，据岩波本和辻哲郎的解说云：
于是又照平常破口大骂支那人。这在我听了好像是骂着我的样子，心里按纳不下，便说：
《银茶匙》的后篇是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之夏在比睿山上所写。漱石作了比前篇还要高的评价，不久也在同一新闻上揭载出来了。”查《漱石全集》第十三卷续书简集中有几封信给中氏的，其中两三封关于他的小说，觉得颇有意思，如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信云：
《银茶匙》前篇五十三章，后篇二十二章，都是写小学时代的儿童生活的，好的地方太多了，不容易挑选介绍，今姑且照铃木氏所说，把那两节抄译出来。这都在后篇里，其一是第二章云：
“那时战争开始（案即甲午年中日之战）以来，同伴的谈话整天都是什么大和魂与半边和尚（案此为骂中国人的话）了。而且连先生也加在一起，简直用了嗾狗的态度，说起什么便又拉上大和魂与半边和尚去。这些使我觉得真真厌恶，很不愉快。先生关于豫让或比干的故事半声也不响了，永远不断的讲什么元寇和朝鲜征伐的事情。还有唱歌也单教唱杀风景的战争歌，又叫人做那毫无趣味的体操似的跳舞。大家都发了很，好像眼前就有不共戴天的半边和尚攻上来的样子，耸着肩，撑着肘，鞋底的皮也要破了似的踹着脚，在蓬蓬上卷的尘土中，不顾节调高声怒号。我心里仿佛觉得羞与此辈为伍似的，便故意比他们更响的歌唱。本来是很狭小的运动，这时碰来碰去差不多全是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懦弱的都被当作半边和尚，都砍了头。在街上走时，所有卖花纸的店里早已不见什么千代纸或百囡囡等了，到处都只挂着炮弹炸开的龌龊的图画。凡耳目所遇到的东西无一不使我要生起气来。有一回大家聚在一处，根据了传闻的谣言乱讲可怕的战争谈，我提出与他们相反的意见，说结局日本终要输给支那吧。这个想不到的大胆的豫言使得他们暂时互相对看，没有话说，过了一会儿那虽可笑却亦可佩服的敌忾心渐渐增长，至于无视组长的权威，一个家伙夸张的叫道：
“著者对于自己的世界以外什么地方都不一看，何况文坛的运动，那简直是风马牛了。因此他的作品也就不会跟了运动的转移而变为陈旧的东西，这二十五年前所作的《银茶匙》在现今的文坛上拿了出来因此也依然不会失却其新鲜味也。”
“病已愈，请勿念。前日昨日已将大稿读毕，觉得甚有意思。不过以普通小说论，缺少事件，俗物或不赞赏亦未可知。我却很喜欢，特别是在病后，又因为多看油腻的所谓小说有点食伤了，所以非常觉得愉快。虽然是与自己隔离的，却又仿佛很是密合，感到高兴亲近。坏地方自然也有，那只是世俗所云微疵罢了。喜欢那样性质的东西的人恐怕很少，我也因此更表示同情与尊敬。原稿暂寄存，还是送还，任凭尊便。草草不一。”这一封信大约是讲别的作品的，但是批评总也可以拿来应用。中氏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他不受前人的影响，也不管现在的流行，只用了自己的眼来看，自己的心来感受，写了也不多发表，所以在文坛上几乎没有地位，查《日本文学大辞典》就不见他的姓名，可是他有独自的境界，非别人所能侵犯。和辻氏说得好：
“来书诵悉。作者名字以中勘助为最上，但如不方便，亦无可如何。那迦，奈迦，或勘助，何如乎？鄙人之小说久不结束，自以为苦，且对兄亦甚抱歉，大抵来月可以登出亦未可料。稿费一节虽尚未商及，鄙人居中说合，当可有相当报酬，唯因系无名氏故，无论如何佳妙，恐未能十分多给，此则亦希豫先了知者耳。”又大正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信云：
“我比什么都讨厌的功课是一门修身。高小已经不用挂图，改用教科书了，不知怎的书面也龌龊，插图也粗拙，纸张印刷也都坏，是一种就是拿在手里也觉得不愉快的劣书，提起里边的故事来呢，那又都是说孝子得到王爷的奖赏，老实人成了富翁等，而且又毫无味道的东西。还有先生再来一讲，他本来是除了来加上一种最下等意味的功利的说明以外没有别的本领的，所以这种修身功课不但没有把我教好了一点儿，反会引起正相反对的结果来。那时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孩，知识反正是有限的，可是就只照着自己一个人的经验看来，这种事情无论如何是不能就此相信的。我就想修身书是骗人的东西。因此在这不守规矩要扣操行分数的可怕的时间里，总是手托着腮，或是看野眼，打呵欠，哼唱歌，努力做出种种不守规矩的举动，聊以发泄难以抑制的反感。
“中氏在青年时代爱读诗歌，对于散文是不一顾视的。最初在大学的英文学科，后转入国文学科毕业。其时在日本正值自然主义的文学勃兴，一方面又是夏目漱石开始作家活动的时候。但中氏毫不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其志愿在于以诗的形式表现其所独有的世界，而能刺激鼓动如此创作欲的力量在两者均无有也。中氏于是保守其自己独特的世界，苦心思索如何乃能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可是末了终于断念，以现代日本语写长诗是不可能的事，渐渐执笔写散文，虽然最初仿佛还感着委屈的样子。这样成功的作品第一部便是《银茶匙》的前篇。时为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之夏，在信州野尻湖畔所写，著者年二十七岁。
‘这因为是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我说道：
‘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药喝，都是父母的恩惠。’我说道：
‘某人没有大和魂！’
‘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懂得孝顺的人举手！’
‘对不起，日本人是有大和魂的。’
‘啊呀啊呀，不该呀不该！’
‘可是我并不怎样想要生活着。’
‘可是我在不知道这些的时候还更孝顺呢。’
‘先生，某人说日本要输！’
‘先生，日本人如有大和魂，那么支那人也有支那魂吧。日本如有加藤清正和北条时宗，那么在支那岂不也有关羽和张飞么？而且先生平常讲谦信送盐给信玄的故事，教人说怜敌乃是武士道，为什么老是那样骂支那人的呢？’我这样说了把平日的牢骚一下子都倒了出来之后，先生装起脸孔，好久才说道：
‘先生，人为什么非孝顺不可呢？’
‘一定输，一定输！’
近日从岩波书店得到中氏的几本小说集，其中有一册原刊本的《银茶匙》，还是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的第一板，可见好书不一定有好销路也。
廿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记。
[book_title]江都二色
我颇喜欢玩具，但翻阅中国旧书，不免怅然，因为很难得看见这种纪载。《通俗编》卷三十一戏具条下引《潜夫论》云：
“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我们可以知道汉朝小儿有泥车瓦狗等玩具，觉得有意思，但其正论殊令人读了不快。偶阅黄生著《字诂》，其橅尘一条中有云：
意云，把山寺的晚钟卸了，让花不要散的，是茶店的主意么。有坂君注释云：
“菩萨作是念，众生易度耳，所谓者何，众生所著皆是虚诳无实。譬如人有一子，喜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而生爱着，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知已，此子今虽爱着，此事易离耳，小大自休。何以故，此物非真故。”经论所言自是甚深法理，就譬喻言亦正不恶，此父可谓解人，龙树造论，童寿译文，乃有如此妙趣，在支那撰述中竟不可得，此又令我怃然也。小大自休，这是对于儿童的多么深厚的了解，能够这样懂得情理，这才知道小儿的游戏并非玩物丧志，听童话也并不会就变成痴子到老去找猫狗说话，只可惜中国人太是讲道统正宗，只管叉手谈道学做制艺，升官发财蓄妾，此外什么都不看在眼里，著述充屋栋，却使我们隔教人失望，想找寻一点资料都不容易得。讲到儿童事情的文章，整篇的我只见过赵与时著《宾退录》卷六所记唐路德延的《孩儿诗》五十韵，里边有些描写得颇好，如第三十一联云：
“花散则客不来。钟楼相近的樱花每因撞钟的回响而散落，故茶亭中人想了法子将钟卸下了。”这种土制玩具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十年前看护国寺庙会，曾买过好些，大抵是厨房用具，制作的很精巧，也有桥亭房屋之类，不过像是盆景中物，所以我不大喜欢。过了几年之后，这些小锅小缸之属却不见了，我只惋惜从前所买的一副也已经给小孩拿去玩都弄破了。没有人纪录，更没有人来绘图题诗。我们如要谈及，只能靠自己的见闻和记忆，宛如未有文字的民族一样，不，他们无文字却还有图画，如洞窟中所留遗的野象野牛的壁画，我们因为怕得玩物丧志连这个也放下了。耳食之徒五体投地的致敬于钦定四库全书，那里就是在存目里也找不出一册《江都二色》来，等是东方文化却于此很分出高下来了，北尾木室二公不但知道小大自休，还觉得大了也无妨耍子，此正是极大见识极大风致，万非耳食之徒所能及其一根汗毛者也。
“折竹装泥燕，添丝放纸鸢。”又第四十六联云：
“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这所说的是玩具及游戏，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味，在民国十二年曾想编一本小书，就题名曰“土之盘筵”。但是，别的整篇就已难得见到，不要说整本的书了。手头有一本书，不过不是中国的，未免很是可惜。书名曰“江都二色”，日本安永二年刊，这是西历一七七三年，清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在中国正是大开四库全书馆，删改皇侃《论语疏》的时候，日本却是江户平民文学的烂熟期，浮世绘与狂歌发达到极顶，乃迸发而成此玩具图咏一卷。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稀书复制会有重刊本，昭和五年（一九三〇）乡土玩具普及会又有模刻并加注释，均只二十六图，及后米山堂得完本复刻，始见全书，共有五十四图，有坂与太郎著《日本玩具史》，后编第五篇中悉收入。我所有的一册是乡土玩具普及会本，亦即有坂氏所刊，木刻着色，《玩具史》中则只是铜板耳。书有蜀山人序，北尾重政画图，木室卯云作歌，每图题狂歌一首，大抵玩具两件，故名二色，江都者江户也。全书所绘大约总在九十件以上，是一部很好的玩具图集，狂歌只算是附属品，却也别有他的趣味。这勉强可以说是一种打油诗，他的特色是在利用音义双关的文字，写成正宗的和歌的形式，却使琐屑的崇高化或是庄严的滑稽化，引起破颜一笑，讥刺讽谏倒尚在其次。这与言语文字有密切的关系，好的狂歌是不能移译的，因为他的生命寄托在文字的身体里，不像志异书里所说的魂灵可以离开躯壳而存在，所以如道士夺舍这些把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事。全书第五三图是一个猴子与狮子头，所题狂歌虽猥亵而颇妙，但是不能转译，并不为猥亵，实因双关语无可设法也。第五二图绘今川土制玩具，钟楼与茶炉各一，歌意可以译述，然而原本不大好，盖老实的连咏二物，便不免有点像中国的诗钟了。原歌云：
“东方朔与公孙弘书（见《北堂书钞》），何必橅尘而游，垂发齐年，偃伏以自数哉。橅与模同，今小儿以碎碗底（方音督）为范，抟土成饼，即此戏也。”又《义府》卷上毁瓦画墁一条中云：
“《孟子》，毁瓦画墁。如今人以瓦片画墙壁为戏，盖指画墁所用乃毁裂之瓦耳。”不意在训诂考据书中说及儿童游戏之事，黄君可谓有风趣的人了。吾乡陶石梁著《小柴桑諵諵录》，卷上引《大智度论》云：
Yamadera no iriai no kane o hazuseshiwa
Hana chirasazi to chaya no kufu ka？
日本现时研究玩具的人很多，但其中当以有坂君为最重要。寒斋藏书甚少，所得有坂君著作约有十种，今依年代列举如此：
甲，《尾志矢风里》（Oshaburi），玩具图录，已出四册。一，东北篇，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二，古代篇，同上。三，东京篇，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四，东海道篇，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尾志矢风里，汉字当写作“御舐”，据《大言海》云：东京婴儿玩具名，以木作，形小，中略细，两端成球形，乳婴便吮其球也。按此长寸许，形如哑铃，今多用胶质制，不及木雕远矣。
乙，《玩具绘本》，已出五册。一，《手习草纸》，昭和二年。二，《绘双六》。三，《御雏样》。四，《犬子》，均同上。五，《子守呗》，昭和三年。手习草纸此言习字本，书中所收皆为天神像，即菅原道真，世传司文之神也。绘双六略如中国的升官图，有种种花样。雏为上巳女儿节所供养的人像，并备家具装饰。子守呗即抚儿歌，玩具皆作少女负儿状。
丙，《伏见人形》，昭和四年。
丁，《玩具叶奈志》，已出三册。一，《今户人形》。二，《御祭》。三，《招手猫》，皆昭和五年。此书性质与《玩具绘本》相同，叶奈志写汉文作“话”字也。伏见今户皆地名。祭即神社祭赛。猫常“洗脸”，举手抚其面，狐鼬等亦能屈掌当眼上，向后回顾，商家辄范土作猫招手状，以发利市，谓能招集顾客也，今所集者皆此类玩具。
戊，《日本雏祭考》，昭和六年。
己，《乡土玩具种种相》，同上。
庚，《日本玩具史》前后编，昭和六至七年。
辛，《日本玩具史篇》，昭和九年，雄山阁所出玩具丛书八册之一。同丛书中尚有《世界玩具史篇》一册亦有坂君所撰，唯此系翻译贾克孙（N. Jackson）夫人原著，故今未列入。有坂君又译德人格勒倍耳（K. Grober）原著为《泰西玩具图史》，大约昭和六年顷刊行，我因已有原书英文本，故未曾搜集。
壬，《乡土玩具大成》，第一卷，东京篇，昭和十年。全书共三卷，第二三卷尚未出。
癸，《爱玩》，昭和十年。这本名“爱玩家名鉴”，凡集录玩具研究或搜集家约三百人，可以知道乡土玩具运动的大势，有坂君编并为之序。此外有坂君又曾编刊杂志《乡土玩具》及《人形人》，皆由建设社出版。建设社主人坂上君与其时编辑员佐佐木君皆日本新村旧人，民国廿三年秋我往东京游玩，二君来访，因以佐佐木君绍介，八月一日曾访有坂君于南品川。其玩具藏名“苏民塔”在建筑中，外部尚未落成，内如小舍，有两层，列大小玩具都满，不及细看，目不给亦日不给也。在塔中坐谈小半日，同行的川内君记录其语，曾登入《乡土玩具》第二卷中，愧不能有所贡献，如有坂君问中国有何玩具书，我心里只记着《江都二色》，却无以奉答，只能老实说道没有。这“没有”自四库全书时代起直至现在都有效，不能不令人恧然，但在正统派或反而傲然亦未可知。苏民故事据古书说，有苏民将来者，家贫，值素盏呜尊求宿，欣然款待，尊教以作茅轮，疫时佩之可免，其后人民多署门曰苏民将来子孙，近世或有寺院削木作八角形，大略如塔，题字如上，售之以辟疾病。有坂君之塔即模其形，据云恐本于生殖崇拜，殆或然欤，《爱玩》卷首有此塔照相，每面题字有苏民将来子孙人也等约略可见。有坂君生于明治廿九年丙申（一八九六），在《爱玩》中自称是不惜与乡土玩具情死的男子，生计别有所在，却以普及乡土玩具为其天赋之职业，自己介绍得很得要领。日本又有清水晴风西泽笛亩川崎巨泉诸人亦有名，均为玩具画家，唯所作画集价值多极贵，寒斋不克收藏，故亦遂不能有所介绍也。
廿六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苦茶庵。
[book_title]凡人崇拜
日本现代散文家有几个是我所佩服的，户川秋骨即是其一。据《日本文学大辞典》上说，秋骨本名明三，生于明治三年（一八七〇），专攻英文学，在庆应大学为教授。又云：
“在其所专门的英文学上既为一方之权威，在随笔方面亦以有异色的幽默与讽刺闻名。以随笔集《文鸟》及其他改编而成的《乐天地狱》（昭和四年即一九二九）中，他的代表作品大抵集录在内。”但是我最初读了佩服的却是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四）出版的一册《凡人崇拜》，那时我还买了一本送给友人。这样买了书送人的事只有几次，此外有滨田陵的《桥与塔》，木下周太等的《昆虫写真生态》二册，又有早川孝太郎的《野猪与鹿与狸》，不过买来搁了好久还没有送掉，因为趣味稍偏不易找到同志也。
秋骨（户川君今老矣，计年已六十有七，大前年在东京曾得一见，致倾倒之意，于此当称秋骨先生，庶与本怀相合，唯为行文便利计，又据颜师古说举字以相崇尚，故今仍简称字）的文章的特色是幽默与讽刺，这有些是英文学的影响，但是也不尽如是。他精通英文学，虽然口头常说不喜欢英文与英文学，其实他的随笔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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