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立春以前
[book_author]周作人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01984
[book_dec]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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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关于教子法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有《陆放翁教子法》一篇云：
“放翁《寒夜》诗云，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新凉夜坐有作》云，砚屏突兀蓬婆雪，书几青荧莲勺灯，稚子可怜贪夜课，语渠循旧未须增。《冬夜读书示子遹》云，简断篇残字欲无，吾儿不负乃翁书。《喜小儿辈到行在》诗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教子之主于宽也如此。就其集观之，其子才质宜于宽也。
白发被两鬃，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黄山谷跋说得最好，文曰：
案俞理初此文甚有情致，不特能了知陆放翁，对于小儿亦大有理解。所引放翁句中，我觉得有两处最为切要。其一云，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画窗涴壁谁忍嗔，啼呼也复可怜人。其二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诃，吾亦爱吾儿。此在古人盖已有之，最显著的是陶渊明，其《责子》诗云：
左思《娇女诗》是描写儿童的好文章，见于《玉台新咏》，世多知者，共二十八韵，其最有意思的，如云，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娇语若连琐，忿速乃明 。又云，执书爱绨素，诵习矜所获。末云，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清成书收入《多岁堂古诗存》卷四，后附评语云：
又有《示子聿》诗云，雨暗小窗分夜课，雪迷长镵共朝饥。《书叹》诗云，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苦读之况如此。又《短歌示诸稚》云，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知爱之能劳也。
俞理初立言悉以人情物理为依据，故如李越缦言既好为妇人出脱，又颇回护小儿，反对严厉的教育。《存稿》中有《师道正义》，《尊师正义》，《门客正义》各篇，都谈及这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一篇《严父母义》。其文云：
俞君此文素所佩服，如借用顾亭林的话，真可以说是有益于天下的文章。上边谈陆放翁的随笔以诗句为资料，作具体的叙述，这篇乃以经义的形式作理论的说明，父师之道得明，不至再为汉儒以来之曲说所蔽矣。关于师教不尚严苛，近人亦多言者，虽浅深不一，言各有当，亦足以借参考。冯班《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南门散策》诗云，野蔓不知名，丹实何累累，村童摘不诃，吾亦爱吾儿。《幽居》诗云，雅意原知足，遄归喜遂初，久闲棋格长，多病钓徒疏，渍药三升酒，支头一束书，儿曹看翁懒，切勿厌蜗庐。《题斋壁》诗云，力穑输公上，藏书教子孙，追游屏裘马，宴集止鸡豚，寒士邀同学，单门与议昏，定知千载后，犹以陆名村。此三诗意思深长，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儿孙生我笑，趋揖已儒酸。然则以陆名村定矣。”
《与建子振孙登千峰榭》诗云，二稚慧堪怜，犹赊志学年，善和书尚在，他日要人传。《浮生》诗云，横陈粝饭侧，朗诵短檠前，不用嘲痴绝，儿曹尚可传。《感贫》诗云，翁将贫博健，儿以学忘忧。《夜坐示子聿》云，学术非时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问事有长头。《喜小儿病起》诗云，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示儿》诗云，读书习气扫未尽，灯前简牍纷朱黄，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灯下晚餐示子遹》云，遹子挟册于于来，时与老翁相论难，但令歆向竟同归，门前籍湜何忧畔。《闲居》诗云，春寒催唤客尝酒，夜永卧听儿读书。《白发》诗云，自怜未废诗书业，父子蓬窗共一灯。《由南堰归》云，到家亦既夕，青灯耿窗扉，且复取书读，父子穷相依。《出游暮归戏作》云，莫道归来却岑寂，小儿同守短灯檠。《示子》诗云，老惫简编犹自力，夜深灯火渐当谋，大门旧业微如线，赖有吾儿共此忧。又云，儒林早岁窃虚名，白首何曾负短檠，堪叹一衰今至此，梦回闻汝读书声。《纵谈》诗云，高谈对邻父，朴学付痴儿。《忍穷》诗云，尚余书两屋，手校付吾儿。《即事》诗云，诗成赏音绝，自向小儿夸。家庭文章之乐，非迂刻者所能晓也。
“读书理会笺注，既已明其意义，得鱼忘筌可也，责以诵习，岂今日明了明日复忘之耶。余不令儿辈诵章句集注，盖欲其多读他书，且恐头巾语汩没其性灵也，而见者皆以为怪事，是希夷所谓学《易》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毋于周孔注脚下盘旋者非也。”又卷下云：
“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愁叹见于诗耳。”昭明太子所撰《陶渊明传》中叙其为彭泽令时事云：
“汝等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遣力之说或即由此生出，亦未可知，假如是的，则也会有那么的信，我只觉得说的太尽，又颇有点像《云仙散录》所载的话，所以未免稍有疑意耳。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史侃《江州笔谈》卷上云：
“教小儿，不欲通晓其言而唯责以背诵，虽能上口，其究何用。况开悟自能记忆，一言一事多年不忘，传语于人莫不了了，是岂再三诵习而后能者耶。”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学》云，为人父，止于慈。《礼运》云，父慈子孝，谓之大义。父子笃，家之肥也。《左传》，晏子云，父慈子孝，礼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礼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厉吉。又云，有孚，威如，终吉。《象传》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彖传》云，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然则嗃嗃同忧勤，未失慈爱，有孚为悲，威如为子妇之严其父母，而反身为父母之所以严。严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经》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养父母日严。又云，祭则致其严。皆谓子严其父母也。《表记》云，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此汉儒失言，于母则违严君父母及养父母日严之训，于父则违慈孝之谊，由误以古言严父为父自严恶，不知古人言严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学记》云，严师为难，师严而后道尊。亦言弟子敬之。《书》记舜言敬敷五教在宽，《史记·殷本纪》及《诗》商颂正义引《书》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中庸》记孔子言宽柔以教为君子之强，岂有违圣悖经以严酷为师者。知严师之义，则严父母之义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又云：
“子弟小时志大言大是好处，庸师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个庸人，把子弟弄坏了。”王筠《教童子法》云：
“写小儿女性情举动，无不入微，聪明处极可爱，懵懂处亦极可怜，此日日从掌中膝下，见惯写来，寻常笔头刻画不能到此。”路德延有《孩儿诗》五十韵，见《宾退录》卷六，佳语甚多，今略举其数联，如云，寻蛛穷屋瓦，采雀遍楼椽。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连。竞指云生岫，齐呼月上天。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忽升邻舍树，偷上后池船。写小孩嬉戏情形颇妙，赵与时亦称之曰，书毕回思少小嬉戏之时如昨日，唯末联云，明时方在德，戒尔减狂颠，未免落套，解说以为讥朱友谦，或者即由此而出。昔曾同友人谈及翻译，日本语中有儿烦恼一语在中国难得恰好对译之辞，大抵疼爱小儿本是人情之常，如佛教所说正是痴之一种，称之曰烦恼甚有意思，但如扩充开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客观的加以图写歌咏，则此痴亦不负人，殆可称为伟大的烦恼矣。《庄子·天道篇》，尧告舜曰，吾不虐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此圣人之言，所谓嘉孺子者岂非即是儿烦恼的表现，如今拿来作解释，当不嫌我田引水也。
“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又云：
“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又云：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云，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南史》隐逸传中亦载此一节，虽未知真实性如何，当是可能的事。《与子俨等疏》中云：
以上诸说均通达合理，即在今日犹不可多得，可以附传。此文补缀而成，近于文抄，唯在我自己颇为喜欢，久想着笔，至今始能成就，世有达人当心知其意焉。民国甲申，十月十日记于北京。
[book_title]关于宽容
十七世纪的一个法国贵族写了五百多条格言，其中有一则云，宽仁在世间当作一种美德，大抵盖出于我慢，或是懒，或是怕，也或由于此三者。这话说的颇深刻，有点近于诛心之论，其实倒是事实亦未可知。有些故事记古人度量之大，多很有意思，今抄录两则于后：
“南齐沈麟士尝出行，路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其人得屐，送而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复笑而受。”
这两件事都很有风趣，所以特别抄了出来，作为例子。他们对于这种横逆之来轻妙的应付过去，但是心里真是一点都没有觉得不愉快的么，这未必然，大概只是不屑计较而已。不屑者就是觉得不值得，这里有了彼我高下的衡量之见，便与虚舟之触截然不同，不值得云者盖即是尊己卑人，亦正是我慢也。我在北京市街上行走，尝见绅士戴獭皮帽，穿獭皮领大衣，衔纸烟，坐包车上，在前门外热闹胡同里岔车，后边车夫误以车把叉其领，绅士略一回顾，仍晏然吸烟如故。又见洋车疾驰过，吆喝行人靠边，有卖菜佣担两空筐，不肯避道，车轮与一筐相碰，筐略旋转，佣即歇担大骂，似欲得而甘心者。岂真绅士之度量大于卖菜佣哉，其所与争之对象不同故也。绅士固不喜有人从后叉其领，但如叉者为车夫，即不屑与之计较，或其人亦为绅士之戴皮帽携手杖者，则亦将如佣之歇担大骂，总之未必肯干休矣。卖菜佣并非对于车夫特别强硬，以二者地位相等，甲被乙碰，空筐旋转，如不能抗议，将名誉扫地，正如绅士之为其同辈所辱，欲保存其架子非力斗不可也。大度弘量，均是以上对下而言，其原因大抵可归于我慢，若以下对上，忍受横逆，乃是无力反抗，其原因当然全由于怕，盖不足道，唯由于懒者殊不多见，如能有此类例子，其事其人必大有意思，惜乎至今亦尚无从征实耳。
此外还有两件事，都见于《史记》，因为太史公描写得很妙，所以知道的人非常多。这是关于张良和韩信的：
对人宽大，此外还有一种原因，虽归根亦是我慢，却与上边所说略有不同，便是有备无患之感，亦可云自恃。这里最好的例是有武艺的人，他们不怕人家的攻击，不必太斤斤较量，你们尽管来乱捶几下，反正打不伤他，到了必要时总有一手可以制住你的，而且他又知道自己的力量，看一般乏人有如初出壳的小鸡儿，用手来捏时生怕一不小心会得挤坏了，因此只好格外用心谨慎。这样的人大家大概都曾遇见过，我所知道得最清楚的有一位姓姚的，是外祖母家的亲戚，名为嘉福纲司。山阴县西界钱塘江，会稽县东界曹娥江，北为大海，海边居民驾蜑船航海，通称船主为纲司，纲或作江，无可考定。其时我年十三四，姚君年约四十许，朴实寡言，眼边红润，云为海风所吹之故，能技击，而性特谦和，唯为我们谈海滨械斗，挑起鹦哥灯点兵事，亦复虎虎有生气，可惜那时候年少不解事，不曾询问鹦哥灯如何挑法，至今以为恨。姚君的态度便是如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仿佛是视民如伤的样子，毋我负人，宁人负我，不到最后是不还手的。不过这里很奇怪的是，关于自己是这样极端消极的取守势，有时候为了不相干的别人的事，打起抱不平来，却会得突然的取攻势，现出侠客的本色。有一天，他照例穿着毛蓝布大褂，很长的黑布背心，手提毛竹长烟管，在镇塘殿楝树下一带的海塘上走着。这塘路是用以划分内河外海的，相当的宽且高，路平泥细，走起来很是舒服。他走到一处，看见有两个人在塘上厮打，某甲与某乙都是他认识的，不过他们打得正忙却没有看见他。不久某乙被摔倒了，某甲还弯下腰去打他，这是犯了规律了，姚君走过去，用手指在某甲的尾闾骨上一挑，他便一个跟斗翻到塘外去了。某乙忽然不见了打他的人，另外一个人拿着长烟管扬长的在塘上走，有点莫名其妙。只好茫然回去，至于掉到海里去的人，淹死也是活该，恐怕也是不文的规律上所有的，没有人觉得不对，可是恰巧他识水性，所以自己爬上岸来，也逃出了性命。过了几天之后，姚君在镇塘殿的茶店里坐，听见某甲也在那里讲他的故事，承认自己犯规打人，被不知那一个内行人挑下海里去，逃得回来实是侥幸。姚君听了一声不响，喝茶完了，便又提了烟管走了回来。我听姚君自己讲这件事，大约就在那一年里，以后时常记起，更觉得他很有意思，此不独可以证明外表谦虚者正以其中充实故，又技击虽小道，习此者大都未尝学问，而规律井井，作止有度，反胜于士大夫，更令人有礼失而求诸野之感矣。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
“宋富郑公弼少时，人有骂者。或告之曰，骂汝。公曰，恐骂他人。又曰，呼君名姓，岂骂他人耶。公曰，恐同姓名者。骂者闻之大惭。”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熟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这里形容得活灵活现，原是说书人的本领，却也很合情理的。张韩二君不是儒家人物，他们所遇见的至少又是平辈以上的人，却也这么忍受了，大概别有理由。张良狙击始皇不中，避难下邳，报仇之志未遂，遇着老父开玩笑，照本常的例他是非打不可的了，这里却停住了手，为什么呢，岂不是为的怕小不忍则乱大谋么，书中说为其老，固然是太史公的掉笔头，在文章上却也更富于人情味。至于韩信，他被猪店伙计当众侮辱，很有点像杨志碰着了泼皮牛二，这在他也是忍受不下去的事，可是据说他熟视一番也就爬出胯下，可见其间不无勉强。太史公云，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那么他的忍辱也是有由来的了。在抱大志谋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较小的荣辱，这与一般所谓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虽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样的以我慢为基本，那是无可疑的。我看书上记载古人的盛德，读下去常不禁微笑，心里想道，这位先生真傲慢得可以，他把这许多人儿都不放在眼里，或者是一口吞下去了。俗语有云，宰相肚里好撑船，这岂不说明他就是吞舟之鱼么。像法国格言家那么推敲下去，这一班傲慢的仁兄们的确也并不见得可喜，而争道互殴的挑夫倒反要天真得多多，不过假如真是满街的殴骂，也使人不得安宁，所以一部分主张省事的人却也不可少，不过称之曰盛德，有点像是幽默，我想在本人听了未免暗地里要觉得好笑吧。印度古时学道的人有羼提这一门，具如《忍辱度无极经》中所说，那是别一路，可以说炉火纯青，为吾辈凡夫所不能及，既是门槛外的事，现在只好不提了。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小寒节中。
[book_title]关于测字
周栎园的著作，除诗文集外，我都有点喜欢，颇想收集来看。所著如《因树屋书影》十卷，《闽小记》四卷，《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所辑如《字触》六卷，《同书》四卷，《尺牍新钞》三集各十二卷，均有可取，板刻亦多精好。《字触》有咸丰间伍氏刻本，收入粤雅堂丛书中，流传最多，其后有桑氏编《字触补》六卷，光绪辛卯年刊行，所补凡七百余事。据《字触》方尔止序中云：
“栎园周先生通才博学，无所不能，尝取谢石之法为人断疑，往往奇中，因攈摭古今字说之有据者，萃为一编曰‘字触’，触者随意所触，引而伸之，不必其字本义也。”原书虽分廋、外、晰、几、谐、说六部，重要的还是在于外之部，凡例中云：
有甲乙各拟与人合资营运。甲拈得摺字，如书右旁曰，君于此既所素習，又书左旁作两字，一加巴一加屋曰，颇有把握。又书羽字，加两笔曰，但能落笔停匀，是好朋友，又书拍字曰，必然合拍。又书白加巾曰，果然财帛分明，又书扌加殳，又书白字手字各一曰，则投无不利，不难白手成家。乙拈得多字，书两字，一加句一加果曰，自嫌不够，勾引他人，强人合夥，必无结果。又并书两夕字曰，硬拉拢来，看似朋友，毕竟心中一半不交付君。又书夕加口曰，恐有名无实，徒多口舌尔。后甲果得利，乙竟以折阅成讼。所以神验者，由字旁原系卦象，虽就字立说，其吉凶则仍以日辰与易理消息而得之。
有欲讼其兄者，拈得未字。曰，此事得勿有佘姓若朱姓者主之乎，因书两未字，一加人一加撇曰，佘看似人实非人，朱则不成人也。其人实有县吏朱某役佘某唆之，遂大服。乃拭未上画加木下曰，明明一本之亲，如何自斧其根，以下陵上。又书天字，引笔自下而上作直贯之曰，纵有一枝刀笔冲得天破，又先书人字，加两画成天字曰，须知天字盖得人字周周正正，平放眼前，倘天理人心认不清楚，又书未字加口字曰，恐将来恶味有说不尽也。其人亦惕然而止。
有无赖欲搆陷人，就拈得翠字，陶曰，君从军得翎顶乎？曰，何由知之。陶曰，卒头着羽，易见也。无赖为瞿然，请究其说，则书卒字，画其中成辛字曰，看似辛苦立业，又并书两人字曰，毕竟满腹小人计画。又书羽字，加番字曰，自谓羽毛丰满，若不翻然悔悟，又书两卒字，一加石一加瓦曰，恐石也碎瓦也。无赖遂戢其谋。
“越陶二峰咸同间以拆字名，积资成小康，且享高年，盖精其艺谈言多奇中，人皆信之，因之随事寓劝戒，多所感化，理宜获福报也。偶与友人论宋谢石事，忆得所见数则书之，他日可备传方伎者蓝本。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有朝士其室怀妊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石，是日座客甚众，石详视字谓朝士曰，此 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尊 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当力谋迁动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 父母兄弟近身亲人当皆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 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又不见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诚如所言也。朝士即谓之曰，是皆非所问者，但贱室以怀妊过月，方切忧之，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傍二竖下一画为十三也。”这里记的很是活现，实际或未必如此，但大概情形总可以知道了。张乘槎释来远楼事太简单，今且略去，改举范时行为例，《右台仙馆笔记》云：
“案，此术不知起于何时，《后汉书》，公孙述梦有人告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述以为公孙当贵之兆，遂称帝。蔡茂传，茂梦坐大殿上，有三禾，茂取之得其中穗，又失，郭贺曰，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也。此后世测字之权舆，然未有专以此为术者。近见王棠《知新录》引宋谢石以拆字擅名，然此术实不自谢石始。”大抵论事物原始极不易，所引二事乃是占梦，不过以文字离合为之，与拈一字为占者不同，若文献可征，也只是可以说最早见于何时史传，不能即断为其时始有。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卷十有记范时行一则，中有云：
“拆字之术古谓之相字，在宋则有谢石，见何薳《春渚纪闻》，在明则有张乘槎，见镏绩《霏雪录》，谢石事人多知之，至张乘槎则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随举一字，就机之所触而断吉凶，今江湖间挟此技糊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习成口诀，以应问者，此岂能有中哉。”查考测字的历史，大约只能如此，与其往前钻入牛角湾，还不如往后看他变迁之迹，假如能够看得出一点点来，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吧。我们第一便举谢石为例，据《春渚纪闻》卷二所记，看他的字是怎么测法的：
“外之为义，与触无殊，因一字而离合，连数字为引伸，全编大旨以此为归。”栎园本善测字，因有此兴趣故编《字触》一书，可为测字研究资料。赵瓯北《陔余丛考》卷三十四测字一则中云：
“乾隆间苏人有范时行者颇善此术，所言不烦而悉有意义，每日以得钱六百为率，钱足则谢客寂坐，有君平卖卜之风。一营兵拈棊字问终生休咎，范曰，凡围碁之子愈着愈多，象棊之子愈着愈少，今所拈是棊字非碁字，从木不从石，则是象棊子非围碁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问，问日后何如耳。范曰，观尔装束是行伍中人，乃象棊中所谓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过河后则纵横皆可行，以是言之，尔宜出外方可得志，然卒过河亦止行一步，纵尔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余二事不具录，曲园结论之曰，“诸如此类甚多，余幼时闻故老传说，今不能悉记，姑书此三事，庶范时行之名异时或与谢石张乘槎并传也。”第三个例可以举出吾乡的陶二峰来，在孙彦清《寄龛丙志》卷四中有一则云：
余素不信术数，甲子小试前偶为同学强邀，就拈得葹字。陶曰，君前此殆久屈矣，因书艹曰，芹字犹未全也，继就加斤曰，然不日成事矣，且高占芹头，名次当不居人下。又书两也字，一加氵曰，有池可养化龙鱼，一加土曰，有地可栽栖凤竹。又书一施字一芳字曰，勉之哉，倘能德施于民，可以流芳百世。是年侥幸果以第一入县学，然末二语则因循至今，徒呼负负，转以无能贻陶君失言之诮矣。”此一则有七百余字，今全录之，因为足以见近代测字的情形，同治甲子距今已八十年，其施术次第与口吻似无多变革，孙君此文颇有史料的价值。陶二峰测字店后来尚存在，光绪癸巳春间余曾从章运土一往看，主者仍称陶二峰，年仿佛四十许，当是二峰之孙辈。是岁值大当年，新年供祖像有古铜大五事，即烛台香炉插瓶，需人看守以防窃盗，运土来任此役，及十八日了后乃抽空往测字，因与偕往。所拈何字及如何拆法已不能记忆，唯闻主者语中有昏天黑地，阴阳搭戤云云，末则厉声曰，勿可着鬼似的那么着，着鬼者俗语谓鬼附体也。测字毕，视运土惶恐不堪，垂头丧气而出。当时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颇以为怪，及后若干年闻运土出妻，纳村中寡妇，家运日倾，乃悟其时盖正在计画此事，为术者所诃斥，唯未能遂戢其谋，为可惜耳。测字而加以训责，似为陶二峰家传之方式，其如何决定应骂与否颇为微妙，孙君虽归之于易理，恐未必然，大抵是由于经验，察言观色，定其人为何如人，所谋为何如事，殆可得其七八矣。越中有看相为业者颇有名，尝语其友人曰，吾辈看相根据相书者十之三，悬揣者亦十之三，其他则出于多年之经验，有如老朝奉看当头，看得多也就看得准，一眼看定，还出价去，也总十不离九了。读书人捧牢书本，只知道说那一套正宗的空话，对于眼前的人情物理全不了解，误了多少大事，连测字看相的江湖术士还不如，此种惭愧我辈不可不知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东郭生记。
[book_title]关于送灶
翻阅历书，看出今天已是旧历癸未十二月二十三日，便想起祭灶的事来。案明冯应京《月令广义》云：
“燕俗，图灶神锓于木，以纸印之，曰灶马，士民竞鬻，以腊月二十四日焚之，为送灶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为秣马具，合家少长罗拜，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为迎灶。”刘侗《帝京景物略》云：
送灶所供食物，据记录似均系糖果素食，越中则用特鸡，虽然八月初三灶司生日以蔬食作供，又每月朔望设祭亦多不用荤，不知于祖饯时何以如此盛设，岂亦是不好少说之意耶。祭毕，仆人摘取鸡舌，并马料豆同撒厨屋之上，谓来年可无口舌。顾张思《土风录》卷一祀灶下引《白虎通》云，祭灶以鸡，又东坡《纵笔》云，明日东家应祭灶，只鸡斗酒定燔吾。似古时用鸡极为普通，又范石湖《祭灶》云，猪头烂肉双鱼鲜，则更益丰盛矣。灶君像多用木刻墨印，五彩着色，大家则用红纸销金，如《新年杂咏》注所云者，灶君之外尚列多人，盖其眷属也。《通俗编》引《五经通义》谓灶神姓苏，名吉利，或云姓张，名单，字子郭，其妇姓王，名搏颊，字卿忌。《酉阳杂俎》谓神名隗，一字壤子，有六女，皆名察洽。此种调查不知从何处得来，但姑妄听之，亦尚有趣，若必信其姓张而不姓苏，大有与之联宗之意，则未免近于村学究，自可不必耳。
南省的送灶风俗，顾禄《清嘉录》所记最为详明，可作为代表，其文云：
关于灶的形式，最早的自然只有明器可考，如罗氏《明器图录》，滨田氏《古明器图说》所载，都是汉代的作品，大抵是长方形，上有二釜，一头生火，对面出烟，看这情形似乎别无可以供奉灶君的地方。现今在北京所看见的灶虽多是一两面靠墙，可是也无神座，至多墙上可以贴神马，罗列祭具的地位却还是没有。越中的灶较为复杂，恰好在汪辉祖《善俗书》中有一节说的很得要领，可以借抄。这是汪氏任湖南宁远知县时所作，其第四十二则曰用鼎锅不如设灶，有小引云，宁俗家不设灶，一切饮食皆悬鼎锅以炊，饭熟另鼎煮菜，兄弟多者娶妇则授以鼎锅，听其别炊。文中劝人废鼎用灶，记造灶之法云：
“厨下灯檠，乡人削竹成之，俗名灯挂。买必以双，相传灯盘底之凹者为雌，凸者为雄。居人既买新者，则以旧灯糊红纸，供送灶之用，谓之善富。”《武林新年杂咏》中有善富灯一题，小序云：
“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是夜送灶，谓之送灶界。比户以胶牙饧祀之，俗称糖元宝，又以米粉裹豆沙馅为饵，名曰谢灶团。祭时妇女不得预。先期僧尼分贻檀越灶经，至是填写姓氏，焚化禳灾，篝灯载灶马，穿竹箸作杠，为灶神之轿，舁神上天，焚送门外，火光如昼，拨灰中篝盘未烬者还纳灶中，谓之接元宝。稻草寸断，和青豆为神秣马具，撒屋顶，俗呼马料豆，以其余食之眼亮。”这里最特别的有神轿，与北京不同，所谓篝灯即是善富，同书云：
“余家於越，炊爨以柴以草，宁远亦然，是越灶之法宁邑可通也。越中居人皆有灶舍，其灶约高二尺五六寸，宽二尺余，长六尺八尺不等。灶面着墙处，墙中留一小孔，以泄洗碗洗灶之水。设灶口三，安锅三口，小锅径宽一尺四寸，中锅径宽一尺六寸或一尺八寸，大锅径宽二尺或二尺二寸。于两锅相隔处旁留一孔，安砂锅一曰汤罐，三锅灶可安两汤罐，中人之家大概只用两锅灶。尺四之锅容米三升，如止食十余人，则尺六尺八一锅已足。锅用木盖，约高二尺，上狭下广。入米于锅，米上余水二三指，水干则饭熟矣。以薄竹编架，横置水面，肉汤菜饮之类，皆可蒸于架上，一架不足，则碗上再添一架，下架蒸生物，上架温熟物，饭熟之后稍延片时，揭盖则生者熟，熟者温，饭与菜俱可吃，而汤罐之水可供洗涤之用，便莫甚焉。锅之外置石板一条，上砌砖块，曰灶梁，约高二尺余，宽一尺余，着墙处可奉灶神，余置碗盘等物。梁下为灶门，灶门之外拦以石条，曰灰床，饭熟则出灰于床，将满则迁之他处。灶神之后墙上盘砖为突，高于屋檐尺许，虚其中以出烟，曰烟 ， 之半留一砖，可以启闭，积烟成煤，则启砖而扫去之，以防火患，法亦慎密。”这里说奉灶神处似可稍为补充，云靠墙为烟突，就烟突与灶梁上边平面成直角处作小舍，为灶王殿，高尺许，削砖为柱，半瓦作屋檐而已。舍前平面约高与人齐，即用作供几，又一段稍低，则置烛台香炉，右侧向锅处中虚，如汪君言可置盘碗，左则石板上悬，引烟入突，下即灰床，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庖厨十事之一为煤炉，小引云：
“以竹为之，旧避灯盏盏字音，锡名燃釜，后又为吉号曰善富。买必取双，俗以环柄微裂者为雌善富，否者为公善富。腊月送灶司，则取旧灯载印马，穿细薪作杠，举火望燎曰，灶司乘轿上天矣。”越中亦用竹灯檠为轿，名曰各富，虽名义未详，但可知燃釜之解释殆不可凭。各富状如小儿所坐高椅，高约六七寸，背半圆形即上文所云环柄，以便挂于壁间，故有灯挂之名。中间有灯盘，以竹连节如杯盏处劈取其半，横穿斜置，以受灯盏之油滴，盏用瓦制者，置檠上，与锡瓦灯台相同。小时候尚见菜油灯，唯已不用竹灯檠，故各富须于年末买新者用之，亦不闻有雌雄之说，但拾篝盘余烬纳灶中，此俗尚存，至日期乃为二十三日，又男女以次礼拜，均与吴中殊异。俗传二十三日平民送灶，堕贫则用二十四日，堕贫者越中贱民，民国后虽无此禁，仍不与齐民伍，但亦不知究竟真是二十四日否也。厉秀芳《真州竹枝词》引云：
“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所称焉。”敦崇《燕京岁时记》云：
“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槽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记称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余糖果，禁幼女不得令啖，曰，啖灶余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日下旧闻考》案语乃云：
“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糖者所以祀神也，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下。”震钧《天咫偶闻》，让廉《京都风俗志》均云二十三日送灶，唯《志》又云，祭时男子先拜，妇女次之，则似女不祭灶之禁已不实行矣。
“二十三四日送灶，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无名氏《韵鹤轩杂著》卷下有《书茶膏阿五事》一篇，记阿五在元妙观前所谈，其一则云：
“一日者余偶至观，见环而集者数十百人，寂寂如听号令。膏忽大言曰，有人戏嘲其友曰，闻君家以腊月廿五祀灶，有之乎？友曰，有之，先祖本用廿七，先父用廿六，及仆始用廿五，儿辈已用廿四，孙辈将用廿三矣。闻者绝倒。余心惊之，盖因俗有官三民四，乌龟廿五之说也。”《杂著》《笔谈》各二卷，总名“皆大欢喜”，道光元年刊行，盖与顾铁卿之《清嘉录》差不多正是同时代也。
“乡用柴灶，京用煤灶。煤灶曰炉台，柴灶曰锅台，距地不及二尺，烹饪者须屈身，故久于厨役有致驼背者，今亦为小高灶，然终不若煤炉之便捷也。”李氏宝坻县人，所言足以代表北方情状，主张鼎烹，与汪氏之大锅饭菜异。大抵二者各有所宜，大灶唯大家庭合用，越中小户单门亦只以风炉扛灶供烹饪，不悉用双眼灶也。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在北京所写。
[book_title]雨的感想
今年夏秋之间北京的雨下的不太多，虽然在田地里并不旱干，城市中也不怎么苦雨，这是很好的事。北京一年间的雨量本来颇少，可是下得很有点特别，他把全年份的三分之二强在六七八月中间落了，而七月的雨又几乎要占这三个月份总数的一半。照这个情形说来，夏秋的苦雨是很难免的。在民国十三年和二十七年，院子里的雨水上了阶沿，进到西书房里去，证实了我的苦雨斋的名称，这都是在七月中下旬，那种雨势与雨声想起来也还是很讨嫌，因此对于北京的雨我没有什么好感，像今年的雨量不多，虽是小事，但在我看来自然是很可感谢的了。
不过讲到雨，也不是可以一口抹杀，以为一定是可嫌恶的。这须得分别言之，与其说时令，还不如说要看地方而定。在有些地方，雨并不可嫌恶，即使不必说是可喜。囫囵的说一句南方，恐怕不能得要领，我想不如具体的说明，在到处有河流，满街是石板路的地方，雨是不觉得讨厌的，那里即使会涨大水，成水灾，也总不至于使人有苦雨之感。我的故乡在浙东的绍兴，便是这样的一个好例。在城里，每条路差不多有一条小河平行着，其结果是街道上桥很多，交通利用大小船只，民间饮食洗濯依赖河水，大家才有自用井，蓄雨水为饮料。河岸大抵高四五尺，下雨虽多尽可容纳，只有上游水发，而闸门淤塞，下流不通，成为水灾，但也是田野乡村多受其害，城里河水是不至于上岸的。因此住在城里的人遇见长雨，也总不必担心水会灌进屋子里来，因为雨水都流入河里，河固然不会得满，而水能一直流去，不至停住在院子或街上者，则又全是石板路的关系。我们不曾听说有下水沟渠的名称，但是石板路的构造仿佛是包含有下水计画在内的，大概石板底下都用石条架着，无论多少雨水全由石缝流下，一总到河里去。人家里边的通路以及院子即所谓明堂也无不是石板，室内才用大方砖砌地，俗名曰地平。在老家里有一个长方的院子，承受南北两面楼房的雨水，即使下到四十八小时以上，也不见他停留一寸半寸的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是特别。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上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可以说是一种萧寂，或者感觉好玩也无不可，总之不会得使人忧虑的。吾家濂溪先生有一首《夜雨书窗》的诗云：
秋风扫暑尽，半夜雨淋漓。
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
恰似钓鱼船，篷底睡觉时。
这诗里所写的不是浙东的事，但是情景大抵近似，总之说是南方的夜雨是可以的吧。在这里便很有一种情趣，觉得在书室听雨如睡钓鱼船中，倒是很好玩似的。下雨无论久暂，道路不会泥泞，院落不会积水，用不着什么忧虑，所有的唯一的忧虑只是怕漏。大雨急雨从瓦缝中倒灌而入，长雨则瓦都湿透了，可以浸润缘入，若屋顶破损，更不必说，所以雨中搬动面盆水桶，罗列满地，承接屋漏，是常见的事。民间故事说不怕老虎只怕漏，生出偷儿和老虎猴子的纠纷来，日本也有虎狼古屋漏的传说，可见此怕漏的心理分布得很是广远也。
下雨与交通不便本是很相关的，但在上边所说的地方也并不一定如此。一般交通既然多用船只，下雨时照样的可以行驶，不过篷窗不能推开，坐船的人看不到山水村庄的景色，或者未免气闷，但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如周濂溪所说，也未始不是有趣味的事。再说舟子，他无论遇见如何的雨和雪，总只是一蓑一笠，站在后艄摇他的橹，这不要说什么诗味画趣，却是看去总毫不难看，只觉得辛劳质朴，没有车夫的那种拖泥带水之感。还有一层，雨中水行同平常一样的平稳，不会像陆行的多危险，因为河水固然一时不能骤增，即使增涨了，如俗语所云，水涨船高，别无什么害处，其唯一可能的影响乃是桥门低了，大船难以通行，若是一人两桨的小船，还是往来自如。水行的危险盖在于遇风，春夏间往往于晴明的午后陡起风暴，中小船只在河港阔大处，又值舟子缺少经验，易于失事，若是雨则一点都不要紧也。坐船以外的交通方法还有步行。雨中步行，在一般人想来总是很困难的吧，至少也不大愉快。在铺着石板路的地方，这情形略有不同。因为是石板路的缘故，既不积水，亦不泥泞，行路困难已经几乎没有，余下的事只须防湿便好，这有雨具就可济事了。从前的人出门必带钉鞋雨伞，即是为此，只要有了雨具，又有脚力，在雨中要走多少里都可随意，反正地面都是石板，城坊无须说了，就是乡村间其通行大道至少有一块石板宽的路可走，除非走入小路岔道，并没有泥泞难行的地方。本来防湿的方法最好是不怕湿，赤脚穿草鞋，无往不便利平安，可是上策总难实行，常人还只好穿上钉鞋，撑了雨伞，然后安心的走到雨中去。我有过好多回这样的在大雨中间行走，到大街里去买吃食的东西，往返就要花两小时的工夫，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最讨厌的还是夏天的阵雨，出去时大雨如注，石板上一片流水，很高的钉鞋齿踏在上边，有如低板桥一般，倒也颇有意思，可是不久云收雨散，石板上的水经太阳一晒，随即干涸，我们走回来时把钉鞋踹在石板路上嘎啷嘎啷的响，自己也觉得怪寒伧的，街头的野孩子见了又要起哄，说是旱地乌龟来了。这是夏日雨中出门的人常有的经验，或者可以说是关于钉鞋雨伞的一件顶不愉快的事情吧。
以上是我对于雨的感想，因了今年北京夏天不大下雨而引起来的。但是我所说的地方的情形也还是民国初年的事，现今一定很有变更，至少路上石板未必保存得住，大抵已改成蹩脚的马路了吧。那么雨中步行的事便有点不行了，假如河中还可以行船，屋下水沟没有闭塞，在篷底窗下可以平安的听雨，那就已经是很可喜幸的了。民国甲申，八月处暑节。
[book_title]医师礼赞
宋朝的范仲淹有一句话，表示他的志愿，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话很是普通，知道的人很多，但是我觉得很喜欢，也极可佩服。《史记》曾云，国乱则思良相，这本来是极重要的，如今把他同良医连在一起来说，我觉得有意思的就在这里。政治与医学，二者之间盖有相通之处，据我想来，医生未必须学政治家的做法，或者大政治家须得有医师的精神这才真能伟大吧。我喜欢翻阅世界医学史，里边多有使我们感激奋发的事。我常想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创是也，但其发展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想假如人类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吧。据史家伊略脱斯密士在《世界之初》中说，创始耕种灌溉的人成为最初的王，在他死后便被尊崇为最初的神，还附有五千多年前的埃及石刻画，表示古圣王在开掘沟渠，这也说的很有意思。案神农氏在中国正是极好的例，他教民稼穑，又发明医药，农固应为神，良医又与良相并重，可知医之尊，良相云者即是讳言王耳。由此观之，政治的原始的准则是仁政，政治家也须即是仁人，无论其为巫，为农或为医，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所谈则只是关于医的一方面，所以别的事情也就暂且不提了。
讲到医师的伟大精神，第一想起来的是古来所谓希坡克拉德斯之誓愿。希氏生于希腊，称医药之父，生当中国周代，与聂政同时，有集六十篇传于世，基督前三世纪初所编成，距屈原怀沙之年盖亦不远也。《誓愿》为集中之一篇，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尊师。他当视教他的人有如父母，与之共生活，如有必要当供给之，当视其子如己子，如愿学医者当教诲之，没有报酬或契约。其二是医生的本分。他当尽心力为病家处方疗养，不为损害之事，不予人以毒药，即使有人请求，亦不参与商榷，不与妇女堕胎。凡所见闻关于人生的事，在行医时或其他时所知，而不当在外张扬者，严守秘密。如《誓愿》中说及，总之他当保守他的生活与技术之圣洁。这并不是宗教的宣誓，其意义只是世俗的，而其精神却至伟大，此誓愿与文句未必真是希氏所定，但显然承受他的精神，传至后世一直为医师行业的教训。官吏就职也有宣誓的仪式，我们听得很多，与这个相比便显得是游戏，只是跳加官而已。其次，近代医学上消毒的成功即是仁术之一证明。我曾赞叹说，巴斯德从啤酒的研究知道了霉菌的传染，这影响于人类福利者有多么大，单就外科伤科产科来说，因了消毒的施行，一年中要救助多少人命，以功德论，恐怕十九世纪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人可以及得他来。这应用在内科上，接种的疗法大为发达，从前只有牛痘一法可防天花，现在则向来所恐惧的传染病大抵可以预防，霉菌学者的功劳的确不小。还有生理学的研究与病理学一同进步，造出好些药饵如维他命与诃耳蒙，与其说药石无宁称为补剂，去病亦转为养生，这种新的方剂有益于身体，新的观念也于人心上同样的有益。《老学庵笔记》有一则记事云：
我这里礼赞医师，所赞的医师当然以良医为限，那是没有问题的。所谓良医有两个意思，其一是能医好病的医生。医生的本领原来是在于医病，但未必全都能医好，这也是无可如何，最怕的是反而医出病来，那就总不能算是良医了。这样的医生却是古已有之，如《笑得好》有一则云：
医师与政治家一样，所要的资格与条件是学问与经验，见识与道德，这末一件列在最后却是最要。俗语云，医生有割股之心，率直的说得好，股固可不必割，但根本上是利他的事，所以这种心也不可无，不过此未免稍近于佛教的，而不是儒道的说法耳。也有医师其道德却近于科学的。尝见有西国医生，遇老媪生瘤求割治，无力付给施疗病室的每天一角五分的饭钱，方欲辞去，医生苦留不得，乃为代付七天的饭钱一元另五分，住院治讫始纵之去。他何为必欲割此风马牛之赘疣，岂将自记阴功乎，殆因看着可割之瘤而不令割去，殊觉得不好过，故必欲割之而后快，古人或称为技痒，实则谓其本于技术的道德亦可也。诊察疾病，以学问经验合而断之，至于如何处分，则须有见识为主，或须立即开刀，即不能以现今倦怠，延至后日，养痈贻患，又或须先加静养，亦不能急功近利，妄下刀圭，揠苗助长，此既需有识力，而利他的宗旨为之权衡，乃尤为重要。其实一切人类文化悉当如是，今乃独见之于医术，其原因固亦由于医师之用心，在他方面虽与宗旨违失，祸及生民，所在多有，却没有病人死在面前，证明药石之误下，故人多不觉，主者乃得漏网耳。单就这一点看来，医师之可尊过于一般士大夫，盖已显然可知矣。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谒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请问则托言病聩，一语不肯答。予尝见之于丈人观道院，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唯谨而已。予大喜，从而叩之，则已复言聩矣。”养生之道通于治国，殆是道家的学说，这里明了的说出，而归结于谨之一字，在中国尤为与政治的病根适合。这种思想不算新了，却是合于学理的，补固是开源，谨亦是节流，原是殊途而同归也。
“一医家迁居，辞邻舍曰，向忝邻末，目今迁居，无物可为别敬，每位奉药一服。邻人辞以无病，医人曰，你只吃了我的药，自然有病了。”其次的良医是良善的医生。医师能医得好病，那是很好的了，假如他要大拷竹杠，也就不见得可以礼赞，这种医生在《笑林》里不见提及，所以现在无例可引。为什么不见于笑话里的呢。这个理由谁知道，大概是因为不觉得可笑，大家只是有点怕他罢了。还有一层，我所谓医指的是现代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别的不算在内，这也须得附带的说明一句。
[book_title]男人与女人
《男人与女人》是一部游记的名称。德国有名的性学者希耳失菲耳特博士于一九三一年旅行东方，作学术讲演，回国后把考察所得记录下来，结果就是这部游记。我所有的是格林的英译本，一九三五年出版，那时著者已经逃往美洲做难民去了，因为在两年前柏林的研究所被一班如醉如痴的青年所毁，书籍资料焚烧净尽。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京报》上载有焚性书的纪事，说德国的学生将所有图书尽搬到柏林大学，定于五月十日焚烧，并高歌欢呼，歌的起句是日耳曼之妇女兮今已予以保护兮。青年一时的迷妄本是可以原恕的，如《路加福音》上所记的耶稣的话，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所可惜的是学术上的损失，我因此想到，希博士这次旅行的收获自然也在内，如游记中所说日本友人所赠的枕绘本，爪哇土王所赠的雕像，当亦已被焚毁了吧。—且说这部游记共分为四部分，即远东，南洋，印度，近东，是也。第一分中所记是关于日本与中国的事情，其中自第十二至二十九各节都说的是中国，今抄述几段出来，我觉得都很有意义，不愧为他山之石，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十七节记述在南京与当时的卫生部长刘博士的谈话，有一段云：
“部长问，对于登记妓女，尊意如何，你或当知道，我们向无什么统制的办法。我答说，没有多大用处。卖淫制度非政府的统制所可打倒，我从经验上知道，你也只能制止它的一小部分，而且登记并不就能够防止花柳病。从别方面说，你标示出一群人来，最不公平的侮辱她们，因为卖淫的女人大抵是不幸的境遇之牺牲者，也是使用她们的男子或是如中国人所常有的为了几块银圆卖了她们的父母之牺牲者也。部长又问，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遏止卖淫呢，我答说，什么事都不成功，若不是有更广远的，更深入于社会学的与性学的方面之若干改革。”二十五节说到多妻制度，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云：
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作的中间，忽然吐起狂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大不相同的。还有一层，妇女问题复杂难解决，有些地方与社会问题有关连，在性学者看去这自然也很是关心的。但是这样一来，使我们读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难的问题一个个来提出在面前，结果有点弄得无可如何，岂不是读书自找苦吃，真是何苦来呢。幸而此一十八节文章中并非全是说的丧气的话，有地方也颇有光明，如十四节中竭力非难外国的霸道，后边批评中国云：
我接二连三的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许多不快之感。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老绅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望耳。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
“雅片在中国每年的使用量，以人口摊派，每人有三十一公厘（案约合一钱弱）之多，每人每日用量自半公厘以至三十公厘。德国每年使用量以人口计为每人十分之一公厘，美国所用雅片颇多，其位置在中国之次，使用量亦只是二公厘又十分之三公厘。”第四分九十八节中叙述埃及人服用大麻烟的情形，说到第一次欧战后麻醉品服用的增加，有一节云：
“据计算说，现在中国人中，有百分之约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其中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关于张宗昌将军，据说他有八十个妻妾，在他战败移居日本之前，他只留下一个，其余的都给钱遣散了。我在香港，有人指一个乞丐告诉我，他在正妻之外还养着两房正妾云。”关于雅片也时常说及，二十八节云：
“凡雅片，吗啡，科加因等麻醉药品，供全世界人口作医疗之用，每年总数只需六千公斤即已充足，但是现今中国一处使用四千五百万公斤，印度一千万公斤，合众国四百万公斤，埃及小亚细亚以及欧洲共五百万公斤，云云。”二十四节中说中国旅馆的吵闹，他的经验很有意思，里边又与赌博有关系，可以抄译在这里：
“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重，所以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就是在上海那样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
“中国旅馆在整夜里像是一个蜜蜂排衙的蜂房。差不多从各个房间里发出打麻将的人们的高声的谈话，咳嗽，狂笑。一百三十几张的骨牌碰在一起，哗喇哗喇的响，反复不已。索要茶水，怪声报告房间号数。书寓的姑娘以及他种妓女，叫来，遣走，另换别人，一个客人时常叫上十几回，随后才留下一个住宿。女人们唱歌，弹琵琶。房门猛关，砰訇作响。按铃呼唤，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仆役也那么兴高采烈，不懂中国情形的人见了，一定会得猜疑有什么旅馆革命将要勃发了吧。
“在中国的现代青年拿去与别国的相比，有许多方面都比较的少受传统的障碍。第一，他们没有宗教上的成见。在欧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来没有宗教，也一点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们坚守着从前孔夫子以及别的先哲所定下来的习惯法，但并不对了他们（案即孔夫子及别的一班人）祷告，只是专心于保存面子。他们看重在此地与此时的实在，并不在于幻想的时与地之外。”著者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只凭了十星期的观察，所下的判断自然未必能全正确，这里又是重译出来的，差误恐亦难免，但是总起来看，这所说的不能说是不对，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勇气。诚然如著者所说，中国没有宗教上的种种成见，又没有像印度的那种阶级，的确有许多好处，有利于改革运动，可是具体的说，也还很不能乐观。别的不谈，只就上边所有几件事看去，便觉得如不肯说没法子，也总要说这怎么办，—但是，怎么办总已经比没法子进了一步了，我们姑且即以此为乐观之根据可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风雨中记。
[book_title]女人的文章
这里说女人的文章，并不是拿来与男人对比，评论高下，只是对于女人的诗词而言，因看闲书牵连想到，略说几句话而已。向来闺秀多做诗词，写文章的很少，偶或有之，常甚见珍重。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五云：
“余杭陈炜卿尔士，字静友，给谏钱仪吉室，有《听松楼遗稿》，内载《授经偶笔》，序述记赞跋论家书诸著作，议论恢宏，立言忠厚，诗犹余事耳。余见历来闺媛通经者甚鲜，矧能阐发经旨，洋洋洒洒数万言，婉解曲喻，授古诫今，嘉惠后学不少，洵为一代女宗。”又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卷五云：
末后简单的一谈袁王二家的文集。袁镜蓉号月蕖，吴梅梁杰室，著有《传述略》及《诗草》各一卷。王照圆字婉佺，郝兰皋懿行室，所著《闺中文存》外，《和鸣集》中有诗若干首，《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注》等，《葩经小记》不存，其说多采入《诗问》中，今悉编在《郝氏遗书》之内。月蕖轩诗似亦不弱，但是我只取其散文，共计二十二首，其中十五为传，皆质实可取，此外《自述》，《风水论》，《重修祠堂记》，《老当年祭祀簿序》以及《收租薄序》，率就家庭，坟墓，祭祀各题目，率直真切的写去，不晓得这目的是应用或载道，这文字是俗还是雅，而自成一篇文章，亦真亦善，却亦未尝无美，平常作文，其态度与结果不正当如是耶。我的称赞或者亦难免有稍偏处，大体却是不谬，总之为了自己所要说的事情与意思而写，把人家的义理与声调暂搁在一旁，这样写下来的东西我想一定总有可取的。虽然比拟或者稍有不伦，上边说过的马后武后可以说也是这一路，若是将王照圆与李清照相比，那恐怕就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了吧。《闺中文存》中所收文只有十一篇，篇幅均不长，其自作序跋五首为佳，亦不足以见其才，此殆当于他书中求之，似以《诗问》为最宜。兹举其与妇女生活有相关者，如《诗问》国风卷下，七月流火首章下云：
周寿昌编《宫闺文选》二十六卷，前十卷为文，自汉迄明，所收颇广，翻阅一过，不少佳篇，但鄙意以为可取者则亦不多见。说也奇怪，就文章来说，我觉得这几个人最好，就是汉明帝马后，唐武后，以及宋李清照。我们对于文章的要求，不问是女人或男人所写，同样的期待他有见识与性情，思想与风趣，至于艺术自然也是必要的条件。马后是伏波将军的小女儿，其《却封外戚诏》及《报章帝诏》，质朴刚劲，真有将家风范，在汉诏中亦是上等作品。武后《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为古今女性争取地位，因有伦理关系，后世秀才们亦不敢非难，但其桀骜之气固自显在，至云禽兽之情犹知其母，辄令人想孔文举之言，亦正与相称。此他诏敕，除有些官样文章之外，亦有可观者，兹不具举。李易安的文章最好的大家知道是《金石录后序》及《自序》，可以不必再多说明。总结起来说，我对于文章只取其有见识，有思想，表示出真性情来，写的有风趣，那就是好的，反过来说，无论谈经说史如何堂皇，而意思都已有过，说理叙事非不合法，而文字只是一套，凡此均是陈言，亦即等于赝鼎，虽或工巧，所不取也。照这个标准看去，上边所说四家文章也就可以分别论列，不过这只是个人私见，未必一定全对，若吠声之嫌则庶几或免耳。
《听松楼遗稿》卷三家书二十七通，质朴真挚，最可以见著者之为人，而论者乃多恭维《授经偶笔》，《晒书堂闺中文存》中有《遗稿跋》一篇，自述有弗如者六，其第五云：
“颜黄门云，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余于子女有慈无威，不能勤加诱导，俾以有成。今读《授经偶笔》及尺素各篇，思想勤绵，时时以课读温经形于楮墨，虽古伏生女之授书，宋文宣之传礼，不是过焉。余所弗如者五矣。”其实家书中说课读，亦只是理书作论等事而已，《偶笔》一卷，作笔记观本无不可，若当作说经，便多勉强处，反为不佳。《名媛诗话》中抄录四则，实甚平平，如收在普通文集中，当必无人注目，今乃特被重视，虽是尊重女子，实却近于不敬矣。《职思斋学文稿》文三十五篇，文笔简洁老到，不易多得，唯以思想论却不能佩服，因为不论好坏总之都是人家的，再苛刻的说一句，文章亦是八家派，不能算是自己的也。自序中云：
“颇好二氏之书，间有所作，庄列之唾余，乾竺之机锋，时时阑入。年过二十，始知其非，非程朱不观，以为文以载道，文字徒工无益也。”可见著者本来也是很有才情的女子，乃为世俗习气所拘，转入卫道阵营，自言曾为文辨驳金谿余姚，进到牛角湾去，殊为可惜。卷首文十篇，论女道妇道以至妾道婢道，甚为奇特，不独王汝玉见之称赞，即鄙人亦反复诵读，叹为难得可贵。何也，王汝玉所云持论平允，即因其绝对遵循男性中心的传统，为男子代言，进而至于指示婢妾之大道，此在鄙人则以为不近情理，所以为难也。《瑶仙闲话记》中述客瑶仙之言曰，闺门之乐，惟纳妾为最，子知之乎。论其源委，显然出于周南诸诗，本亦不足为奇，唯如此彻底主张，极是希有，昔俞理初著《妒非女人恶德论》，李越缦笑为周姥之言，同时乃有徐克庄女士立说，闺门之乐纳妾为最，此正是周公之教也，著者殆可谓女中俞理初矣。据德国性学者计算，在民国二十年顷中国人中有百分之三十只有一个妻子，百分之约五十有两个妻子，百分之十娶有三个以至六个女人，百分之五左右有六个以上，有的多至三十个妻子或者更多。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男子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多妻的，那么此种意见正占势力，视为平允，盖是当然，唯鄙人平日是佩服俞理初的，自然未能同意，又觉得论到文章，思想颇为重要，既与情理相违，便无足取，若其不愧为好的史料，则是别一回事，固毫无疑问者也。
“瑞玉问，女心伤悲应作何解。余曰，恐是怀春之意，管子亦云春女悲。瑞玉曰，非也，所以伤悲乃为女子有行，远父母故耳。盖瑞玉性孝，故所言如此。余曰，此匡鼎说诗也。”这里他们也是在谈《诗经》，可是这是说诗而不是讲经，与别人有一个绝大的不同，而《诗经》的真意也只是这样才可逐渐明了。陆氏木犀香馆刻本《尔雅义疏》卷末有陈硕甫跋，叙道光中馆汪孟慈家时事云：
“先生挟所著《尔雅疏》稿径来馆中，以自道其治学之难，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与老妻焚香对坐，参征异同得失，论不合，辄反目不止。”案李易安《金石录后序》中云：
“余问，微行，传云墙下径。瑞玉曰，野中亦有小径。余问，遵小径，以女步迟取近耶。曰，女子避人尔。”又《诗说》卷上云：
“余尝得西吴徐叶昭女史克庄职思斋古文一册，有自序一首。其文言为女为妇为妻为母之道，持论平允，能见其大，非寻常闺阁翰墨，惜世鲜知者，他日遇湖人，当详询之。”案寒斋所藏，有《听松楼遗稿》四卷，陈尔士著，《什一偶存》五种，徐叶昭编刊，第三为《职思斋学文稿》一卷，为所自著。此外又可以加上《月蕖轩传述略》一卷，袁镜蓉著，《晒书堂闺中文存》一卷，王照圆著。这几位女士都能写文章，但是由我个人的偏见说来，却是后面的两家更为可取，虽然不曾有人怎么的表扬。这话说起来有点长了。简单的说，我的偏见是以前就有的，不过那是以古代为根据，正确一点是以明以前为限，现在却来应用在清代，其实便是用于现今我想也是一样可以的，尺度虽旧，分寸则不错也。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否则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而起。”此二者情景均近似，风趣正复相同，前面曾以李王相比较，得此可以加一证据矣。无论男妇，无论做学问写文章，唯情与理二者总不可缺少，这是唯一的根柢，也即是我这里所陈述的私见的依据。老生常谈，亦自觉其陈旧，但此外亦无甚新话可说，老实铺叙，较为省力，既不打诳话，也就可以供补白，然则目的岂不已达矣乎。民国甲申九月秋分节。
[book_title]女人的禁忌
小时候在家里常见墙壁上贴有红纸条，上面恭楷写着一行字云，姜太公神位在此，百无禁忌。还有历本，那时称为时宪书的，在书面上也总有题字云，夜观无忌，或者有人再加上一句日看有喜，那不过是去凑成一个对子，别无什么用意的。由此看来，可以知道中国的禁忌是多得很，虽然为什么夜间看不得历本，这个理由我至今还不明白。禁忌中间最重要的是关于死，人间最大的凶事，这意思极容易理解。对于死的畏怖避忌，大抵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种种风俗仪式虽尽多奇形怪状，根本并无多少不同，若要列举，固是更仆难尽，亦属无此必要。我觉得比较有点特别的，是信奉神佛的老太婆们所奉行的暗房制度。凡是新近有人死亡的房间名为暗房，在满一个月的期间内，吃素念佛的老太太都是不肯进去的，进暗房有什么不好，我未曾领教，推想起来大抵是触了秽，不能走近神前去的缘故吧。期间定为一个月，唯理的说法是长短适中，但是宗教上的意义或者还是在于月之圆缺一周，除旧复新，也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又其区域完全以房间计算，最重要的是那条门槛，往往有老太太往丧家吊唁，站在房门口，把头伸进去对人家说话，只要脚不跨进门槛里就行了。这是就普通人家而言，可以如此划分界限，若在公共地方，有如城隍庙，说不定会有乞丐倒毙于廊下，那时候是怎么算法，可是不曾知道。平常通称暗房，为得要说的清楚，这就该正名为白暗房，因为此外还有红暗房在也。
红暗房是什么呢。这就是新近有过生产的产房，以及新婚的新房。因为性质是属于喜事方面的，故称之曰红，但其为暗房则与白的全是一样，或者在老太婆们要看得更为严重亦未可知。这是仪式方面的事，在神话的亦即是神学的方面是怎么说，有如何的根据呢。老太婆没有什么学问，虽是在念经，念的都是些《高王经》《心经》之类，里边不曾讲到这种问题，可是所听的宝卷很多，宝卷即是传，所以这根据乃是出于传而非出于经的。最好的例是《刘香宝卷》，是那暗淡的中国女人佛教人生观的教本，卷上记刘香女的老师真空尼的说法，具说女人在礼教以及宗教下所受一切痛苦，有云：
老太婆们是没有学问的，她们所依据的贤传自然也就不大高明，所说的话未免浅薄，有点近于形而下的，未必真能说得出这些禁忌的本意。原来总是有形而上的意义的，简单的说一句，可以称为对于生殖机能之敬畏吧。我们借王右军《兰亭序》的话来感叹一下，死生亦大矣。不但是死的问题，关于生的一切现象，想起来都有点儿神秘，至于生殖，虽然现代的学问给予我们许多说明，自单细胞生物起头，由蚯蚓蛙鸡狗以至人类，性知识可以明白了，不过说到底即以为自然如此，亦就仍不免含有神秘的意味。古代的人，生于现代而知识同于古代人的，即所谓野蛮各民族，各地的老太婆们及其徒众，惊异自不必说，凡神秘的东西总是可尊而又可怕，上边说敬畏便是这个意思。我们中国大概是宗教情绪比较的薄，所感觉的只是近理的对于神明的触犯，这有如《旧约·创世纪》中所记，耶和华上帝对女人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因为她听了蛇的话偷吃苹果，违犯了上帝的命令。这里耶和华是人形化的神明，因了不高兴而行罚，是人情所能懂的，并无什么神秘的意思，如《利未记》所说便不相同了。第十二章记耶和华叫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云：
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又云：
生产时，血秽污，河边洗净，
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轻。
对日光，晒血裙，罪见天神。
三个月，血孩儿，秽触神明。
“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又第十五章云：
“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其韵语部分中有这样的几行，说的颇为具体，如云：
“就有人讲笑话。我家有一个亲戚，是一大官，他偶如厕，忽见有女先在，愕然是不必说，却因此传以为笑。笑笑也不要紧，他却别有所恨。恨到有点出奇，其实并不。这是一种晦气。苏州人所谓勿识头，要妨他将来福命的。”文章写得很干净，可以当作好例，其他古今中外的资料虽尚不乏，只可且暂割爱矣。
“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甚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这里可以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污秽的传染性，其二是污秽的毒害之能动性。第一点大家都知道，无须解释，第二点却颇特别，如本章下文所云：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里明说他们污秽的人并不因为玷污耶和华的帐幕而被罚，乃将因了自己的污秽而灭亡，这污秽自具有其破坏力，但因什么机缘而自然爆发起来。在现代人看来，这仿佛与电气最相像，大家知道电力是伟大的一件东西，却有极大危险性，须用种种方法和他隔绝才保得安全。生命力与电，这个比较来得恰好，此外要另找一个例子倒还不大容易。污秽自然有许多是由嫌恶而来的，但是关于生命力特别是关系女人的问题，都是属于敬畏的一面，所谓不净实是指一种威力，一不小心就会得被压倒，俗语云晦气是也，这总是物理的，后来物质的意义增加上去，据我看来毫不重要。福庆居士所著《燕郊集》中有一篇小文，题曰“性与不净”，记一故事云：
寒斋有一册西文书，是芬特莱医生所著，名曰“分娩闲话”，这闲话二字系用南方通行的意思，未必有闲，只是讲话而已。第二章题云禁制，内分行经，结婚，怀孕，分娩四项，绘图列说的讲得很有意义，想介绍一点出来，所以起手来写这篇文章，不料说到这里想要摘抄，又不知道怎么选择才好。各民族的奇异风俗原是不少，大概也是大同小异，上边有希伯来人的几条可以为例，也不必再来赘述，反正就是对于生殖之神秘表示敬畏之意而已。倒是在茀来若博士的《金枝》节本中，第六十章说及隔离不洁净的妇女的用意，可供我们参考，节译其大意于下。使她不至于于人有害，如用电学的术语，其方法即是绝缘。这种办法其实也为她自己，同时也为别人的安全。因为假如她违背了规定的办法，她就得受害，例如苏噜女子在月经初来时给日光照着，她将干枯成为一副骷髅。总之那时女人似被看作具有一种强大的力，这力若不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会得毁灭她自己以及一切和她接触的东西。为了一切有关的人物之安全，把这力拘束起来，这即是此类禁忌的目的。这个说法也可用以解释对于神王与巫师的同类禁例。女人的所谓不洁净与圣人的神圣，由原始民族想来，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这都不过是同一神秘的力之不同的表现，正如凡力一样，在本身非善非恶，但只看如何应用，乃成为有益或有害耳。这样看来，最初的意思是并无恶意的，虽然在受者不免感到困难，后来文化渐进，那些圣人们设法摆脱拘束，充分的保留旧有的神圣，去掉了不便不利的禁忌，但是妇女则无此幸运，一直被禁忌着下来，而时移世变，神秘既视为不洁净，敬畏也遂转成嫌恶了。这是世界女性共同的不幸，初不限于一地，中国只是其一分子而已。中国的情形本来比较别的民族都要好一点，因为宗教势力比较薄弱，其对于女人的轻视大概从礼教出来，只以理论或经验为本，和出于宗教信念者自有不同。例如《礼纬》云，夫为妻纲，此是理论而以男性主权为本，若在现代社会非夫妇共同劳作不能维持家庭生活，则理论渐难以实行。又《论语》云，唯女子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此以经验为本者也，如不逊与怨的情形不存在，此语自然作为无效，即或不然，此亦只是一种抱怨之词，被说为难养于女子小人亦实无什么大损害也。宗教上的污秽观大抵受佛教影响为多，却不甚澈底，又落下成为民间迷信，如无妇女自己为之支持，本来势力自可渐衰，此则在于民间教育普及，知识提高，而一般青年男女之努力尤为重要。鄙人昔日曾为戏言，在清朝中国男子皆剃头成为半边和尚，女人裹两脚为粽子形，他们固亦有恋爱，但如以此形像演出《西厢》《牡丹亭》，则观者当忍俊不禁，其不转化为喜剧的几希。现在大家看美国式电影，走狐舞步，形式一新矣，或已适宜于恋爱剧上出现，若是请来到我们所说的阵地上来帮忙，恐预备未充足，尚未能胜任愉快耳。民国甲申年末，于北京东郭书塾。
[book_title]蚯蚓
忽然想到，草木虫鱼的题目很有意思，抛弃了有点可惜，想来续写，这时候第一想起的就是蚯蚓，或者如俗语所云是曲蟮。小时候每到秋天，在空旷的院落中，常听见一种单调的鸣声，仿佛似促织，而更为低微平缓，含有寂寞悲哀之意，民间称之曰曲蟮叹窠，倒也似乎定得颇为确当。案崔豹《古今注》云：
“蚯蚓一名 蟺，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为歌女，或谓鸣砌。”由此可见蚯蚓歌吟之说古时已有，虽然事实上并不如此，乡间有俗谚其原语不尽记忆，大意云，蝼蛄叫了一世，却被曲蟮得了名声，正谓此也。
蚯蚓的工作大概有三部分，即是打洞，碎土，掩埋。关于打洞，我们根据汤木孙的一篇《自然之耕地》，抄译一部分于下：
蚯蚓吞咽泥土，不单是为打洞，他们也吞土为的是土里所有的腐烂的植物成分，这可以供他们做食物。在洞穴已经做好之后，抛出在地上的蚯蚓粪那便是为了植物食料而吞的土了，假如粪出得很多，就可推知这里树叶比较的少用为食物，如粪的数目很少，大抵可以说蚯蚓得到了好许多叶子。在洞穴里可以找到好些吃过一半的叶子，有一回我们得到九十一片之多。
蚯蚓只是下等的虫豸，但很有光荣，见于经书。在书房里念四书，念到《孟子·滕文公下》，论陈仲子处有云：“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这样他至少可以有被出题目做八股的机会，那时代圣贤立言的人们便要用了很好的声调与字面，大加以赞叹，这与螬同是难得的名誉。后来《大戴礼·劝学篇》中云：
碎土的事情很是简单，吞下的土连细石子都在胃里磨碎，成为细腻的粉，这是在蚯蚓粪可以看得出来的。掩埋可以分作两点。其一是把草叶树子拖到土里去，吃了一部分以外多腐烂了，成为植物性壤土，使得土地肥厚起来，大有益于五谷和草木。其二是从底下抛出粪土来把地面逐渐掩埋了。地平并未改变，可是底下的东西搬到了上边来。这是很好的耕田。据说在非洲西海岸的一处地方，每一方里面积每一年里有六万二千二百三十三吨的土搬到地面上来，又在二十七年中，二英尺深地面的泥土将颗粒不遗的全翻转至地上云。达尔文计算在英国平常耕地每一亩中平均有蚯蚓五万三千条，但如古旧休闲的地段其数目当增至五十万。此一亩五万三千的蚯蚓在一年中将把十吨的泥土悉自肠胃通过，再搬至地面上。在十五年中此土将遮盖地面厚至三寸，如六十年即积一英尺矣。这样说起来，蚯蚓之为物虽微小，其工作实不可不谓伟大。古人云，民以食为天，蚯蚓之功在稼穑，谓其可以与大禹或后稷相比，不亦宜欤。
末后还想说几句话，不算什么辟谣，亦只是聊替蚯蚓表明真相而已。《太平御览》九四七引郭景纯《蚯蚓赞》云：
在松的泥土打洞的时候，蚯蚓用他身子尖的部分去钻。但泥土如是坚实，他就改用吞泥法打洞了。他的肠胃充满了泥土，回到地面上把它遗弃，成为蚯蚓粪，如在草原与打球场上所常见似的。
在平时白天里蚯蚓总是在洞里休息，把门关上了。在夜间他才活动起来了，在地上寻找树叶和滋养物，又或寻找配偶。打算出门去的时候，蚯蚓便头朝上的出来，在抛出蚯蚓粪的时候，自然是尾巴在上边，他能够在路上较宽的地方或是洞底里打一个转身的。”
“鸟兽自为牝牡，皆自然之性，岂特鵸 也哉。”此处唯理派的解释固然很有意思，却是误解了经文，盖所谓自者非谓同类而是同体也。郭景纯《类赞》云：
“蚯蚓打洞到地底下深浅不一，大抵二英尺之谱。洞中多很光滑，铺着草叶。末了大都是一间稍大的房子，用叶子铺得更为舒服一点。在白天里洞门口常有一堆细石子，一块土或树叶，用以阻止蜈蚣等的侵入者，防御鸟类的啄毁，保存穴内的润湿，又可抵当大雨点。
“蚯蚓夜间出来躺在草地上，虽然把身子伸得很远，却并不离开洞穴，仍将尾巴末端留在洞内，所以略有警报就能急速的退回地下去。这样伸着身子的时候，凡是够得着的什么食物也就满足了，如草叶，稻草，树叶，这些碎片他们常拖到洞穴里去。就是在交配时，他的下半身也决不离开洞穴，所以除了住得相近互相够得着的以外，没有两个可以得有这种交际，不过因为他们都是雌雄同体的，所以不难遇见一个配偶，若是雌雄异体则此事便很是困难了。”案雌雄同体与自为雌雄本非一事，而古人多混而同之。《山海经》一《南山经》中云：
“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触而感物，乃无常雄。”又引刘敬叔《异苑》，云宋元嘉初有王双者，遇一女与为偶，后乃见是一青色白领蚯蚓，于时咸谓双暂同阜螽矣。案由此可知晋宋时民间相信蚯蚓无雄，与阜螽交配，这种传说后来似乎不大流行了，可是他总有一种特性，也容易被人误解，这便是雌雄同体这件事。怀德的观察录中昆虫部分有一节关于蚯蚓的，可以抄引过来当资料，其文云：
“蚓无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又杨泉《物理论》云：
“检身止欲，莫过于蚓，此志士所不及也。”此二者均即根据孟子所说，而后者又把邵武士人在《孟子正义》中所云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饮其黄泉之水的事，看作理想的极廉的生活，可谓极端的佩服矣。但是现在由我们看来，蚯蚓固然仍是而且或者更是可以佩服的东西，他却并非陈仲子一流，实在乃是禹稷的一队伙里的，因为他是人类—农业社会的人类的恩人，不单是独善其身的廉士志士已也。这种事实在中国书上不曾写着，虽然上食槁壤，这一句话也已说到，但是一直没有看出其重要的意义，所以只好往外国的书里去找。英国的怀德在《色耳彭的自然史》中，于一七七七年写给巴林顿第三十五信中曾说及蚯蚓的重大的工作，它掘地钻孔，把泥土弄松，使得雨水能沁入，树根能伸长，又将稻草树叶拖入土中，其最重要者则是从地下抛上无数的土块来，此即所谓曲蟮粪，是植物的好肥料。他总结说：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牡牝，食者不妒。”郝兰皋《疏》转引《异物志》云：灵猫一体，自为阴阳。又三《北山经》云，带山有鸟名曰鵸 ，是自为牝牡，亦是一例。而王崇庆在《释义》中乃评云：
“我们看见一大片满生草皮的平地，那时应当记住，这地面平滑所以觉得很美，此乃大半由于蚯蚓把原有的不平处所都慢慢的弄平了。想起来也觉得奇怪，这平地的表面的全部都从蚯蚓的身子里通过，而且每隔不多几年，也将再被通过。耕犁是人类发明中最为古老也最有价值之一，但是在人类尚未存在的很早以前，这地乃实在已被蚯蚓都定期的耕过了。世上尚有何种动物，像这低级的小虫似的在地球的历史上，担任着如此重要的职务者，这恐怕是个疑问吧。”
“土地假如没有蚯蚓，则即将成为冷，硬，缺少发酵，因此也将不毛了。”达尔文从学生时代就研究蚯蚓，他收集在一年中一方码的地面内抛上来的蚯蚓粪，计算在各田地的一定面积内的蚯蚓穴数，又估计他们拖下多少树叶到洞里去。这样辛勤的研究了大半生，于一八八一年乃发表他的大著《由蚯蚓而起的植物性壤土之造成》，证明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肥土都是由这小虫的努力而做成的。他说：
“类之为兽，一体兼二，近取诸身，用不假器，窈窕是佩，不知妒忌。”说的很是明白。但是郭君虽博识，这里未免小有谬误，因为自为牝牡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有笑话中说说罢了，粗鄙的话现在也无须传述。《山海经》里的鸟兽我们不知道，单只就蚯蚓来说，它的性生活已由动物学者调查清楚，知道它还是二虫相交，异体受精的，瑞德女医师所著《性是什么》，书中第二章论动物间性，举水螅，蚯蚓，蛙，鸡，狗五者为例，我们可以借用讲蚯蚓的一小部分来做说明。据说蚯蚓全身约共有百五十节，在十三节有卵巢一对，在十及十一节有睾丸各两对，均在十四节分别开口，最奇特的是在九至十一节的下面左右各有二口，下为小囊，又其三二至三七节背上颜色特殊，在产卵时分泌液质作为茧壳。凡二虫相遇，首尾相反，各以其九至十三节一部分下面相就，输出精子入于对方的四小囊中，乃各分散，及卵子成熟时，背上特殊部分即分泌物质成筒形，蚯蚓乃缩身后退，筒身擦过十三四节，卵子与囊中精子均黏着其上，遂以并合成胎，蚓首缩入筒之前端，此端即封闭，及首退出后端，亦随以封固而成茧矣。以上所述因力求简要，说的很有欠明白的地方，但大抵可以明了蚯蚓生殖的情形，可知雌雄同体与自为牝牡原来并不是一件事。蚯蚓的名誉和我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必替它争辨，不过为求真实起见，不得不说明一番，目的不是写什么科学小品，而结果搬了些这一类的材料过来，虽不得已，亦是很抱歉的事也。民国甲申九月二十四日所写，续草木虫鱼之一。
[book_title]萤火
近年多看中国旧书，因为外国书买不到，线装书虽也很贵，却还能入手，又卷帙轻便，躺着看时拿了不吃力，字大悦目，也较为容易懂。可是看得久了多了，不免会发生厌倦，第一是觉得单调，千年前后的人所说的话没有多大不同，有时候或者后人比前人还要胡涂点也不一定，因此第二便觉得气闷。从前看过的书，后来还想拿出来看，反复读了不厌的实在很少，大概只有《诗经》，其中也以国风为主，《陶渊明集》和《颜氏家训》而已。在这些时候，从书架上去找出尘土满面的外国书来消遣，也是常有的事。
前几天忽然想到关于萤火说几句闲话，可是最先记起来总是腐草化为萤以及丹鸟羞白鸟的典故，这虽然出在正经书里，也颇是新奇，却是靠不住，至少是不能通行的了。案《礼记·月令》云：
从中国旧书里得来的关于萤火的知识就是这些，虽然也还不错，可是披沙拣金，殊不容易，而且到底也不怎么精确，要想知道得更多一点，只好到外国书中去找寻了。专门书本是没有，就是引用了来也总是不适合，所以这里所说也无非只是普通的，谈生物而有文学的趣味的几册小书而已。英国怀德以《色耳彭的自然史》著名于世，在这里边却未尝讲到萤火，但是《虫豸观察杂记》中有一则云：
“车胤，字武子，好学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夜继日焉。”这囊萤照读成为读书人的美谈，流传很远，大抵从唐朝以后一直传诵下来，不过与上边《昆虫记》的话比较来看，很有点可笑。说是数十萤火，烛光能有几何，即使可用，白天花了工夫去捉，却来晚上用功，岂非徒劳，而且风雨时有，也是无法。《格致镜原》卷九十六引成应元《事统》云：
“观察两个从野间捉来放在后园的萤火，看出这些小生物在十一二点钟之间熄灭他们的灯光，以后通夜间不再发亮。雄的萤火为蜡烛光所引，飞进房间里来。”这虽是短短的一两句话，却很有意思，都是出于实验，没有一点儿虚假。怀德生于千七百二十年，即清康熙五十九年，我查考《疑年录》，发见他比戴东原大三岁，比袁子才却还要小四岁，论时代不算怎么早，可是这样有趣味的记录在中国的乾嘉诸老辈的著作中却是很不容易找到，所以这不能不说是很可珍重的了。其次法国的法勃耳，在他的大著《昆虫记》中有一篇谈萤火的文章，告诉我们好些新奇的事情。最奇怪的是关于萤火的吃食，据他说，萤火虽然不吃蚊子，所吃的东西却比蚊子还要奇特，因为这乃是樱桃大小的带壳的蜗牛。若是蜗牛走着路，那是最好了，即使停留着，将身子缩到壳里去，脚部总有一点儿露出，萤火便上前去用他嘴边的小钳子轻轻的搿上几下。这钳子其细如发，上边有一道槽，用显微镜才看得出，从这里流出毒药来，注射进蜗牛身里去，其效力与麻醉药相等。法勃耳曾试验过，他把被萤火搿过四五下的蜗牛拿来检查，显已人事不知，用针刺他也无知觉，可是并未死亡，经过昏睡两日夜之后，蜗牛便即恢复健康，行动如常了。由此可知萤火所用的乃是全身麻醉的药，正如果蠃之类用毒针麻倒桑虫蚱蜢，存起来供幼虫食用，现在不过是现麻现吃，似乎与《水浒》里的下迷子比较倒更相近。萤火的身体很小，要想吃蚊子便已不大可能，如罗端良所怀疑的，现在却来吃蜗牛，可以说是大奇事。法勃耳在萤火一文中云：
“萤火并不吃，如严密的解释这字的意义。他只是饮，他喝那薄粥，这是他用了一种方法，令人想起那蛆虫来，将那蜗牛制造成功的。正如麻苍蝇的幼虫一样，他也能够先消化而后享用，他在将吃之前把那食物化成液体。”《昆虫记》中有几篇讲金苍蝇麻苍蝇的文章，从实验上说明蛆虫食肉的情形，他们吐出一种消化药，大概与高级动物的胃液相同，涂在肉上，不久肉即销融成为流质。萤火所用的也就是这种方法，他不能咬了来吃，却可以当作粥喝，据说在好几个萤火畅饮一顿之后，蜗牛只是一个空壳，什么都没有余剩了。丹鸟羞白鸟，我们知道它不合理，事实上却是萤火吃蜗牛，这自然界的怪异又是谁所料得到的呢。法勃耳生于一八二三年，即清道光三年，与李少荃是同年的，所以还是近时人，其所发见的事知道的不很多，但即使人家都知道了萤火吃蜗牛，也不见得会使他怎么有名，本来萤火之所以为萤火的乃别有在，即是他在尾巴上点着灯火。中国名称除萤火之外还有即炤，辉夜，景天，放光，宵烛等，都与火光有关。希腊语曰兰普利斯，意云亮尾巴，拉丁文学名沿称为阑辟利思，英法则名之为发光虫。据《昆虫记》所说，在萤火腹中的卵也已有光，从皮外看得出来，及至孵化为幼虫，不问雌雄尾上都点着小灯，这在郝兰皋也已经知道了。雄萤火蜕化生翼，即是形小头赤者，灯光并不加多，雌者却不蜕化，还是那大蛆的状态，可是亮光加上两节，所以腹下火光大于飞者了。这是一种什么物质，法勃耳说也并不是磷，与空气接触而发光，腹部有孔可开闭以为调节。法勃耳叙述夜中往捕幼萤，长仅五公厘，即中国尺一分半，当初看见在草叶上有亮光，但如误触树枝少有声响，光即熄灭，遂不可复见。迨及长成，便不如此，他曾在萤火笼旁放枪，了无闻知，继以喷水或喷烟，亦无甚影响，间有一二熄灯者，不久立即复燃，光明如旧。夜半以前是否熄灯，文中未曾说及，但怀德前既实验过，想亦当是确实的事。萤火的光据法勃耳说：
“萤有金银二种。银色者早生，其体纤小，其飞迟滞，恒集于庭际花草间，乃宵行所化。金色者入夏季方有，其体丰腴，其飞迅疾，其光闪烁不定，恒集于水际茭蒲及田塍丰草间，相传为牛粪所化。盖牛食草出粪，草有融化未净者，受雨露之沾濡，变而为萤，即《月令》腐草为萤之意也。余尝见牛溲坌积处飞萤丛集，此其验矣。”又汪曰桢《湖雅》卷六萤下云：
“萤有三种。一种小而宵飞，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吕氏《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萤者也。一种长如蛆蠋，尾后有光，无翼不飞，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萤蛆。《明堂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蠲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视有光，复感湿热之气，遂变化成形尔。一种水萤，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萤赋》所谓彼何为而化草，此何为而居泉，是也。”钱步曾《百廿虫吟》中萤项下自注云：
“此是腐草及烂竹根所化，初时如蛹，腹下已有光，数日变而能飞。”李时珍则详说之曰：
“按，有化生，初似蛹，名蠲，亦名萤 ，俗呼火百脚，后乃生翼能飞为萤。有卵生，今年放萤于屋内，明年夏必出细萤。”案以上诸说均主化生，唯郝懿行《尔雅义疏》反对《本草》陶李二家之说，云：
“季夏之月，腐草为萤。”《逸周书·时训解》云：
“大暑之日，腐草化为萤。腐草不化为萤，谷实鲜落。”这里说得更是严重，仿佛是事关化育，倘若至期腐草不变成萤火，便要五谷不登，大闹饥荒了。《尔雅》，萤火即炤。郭璞注，夜飞，腹下有火。这里并没有说到化生，但是后来的人总不能忘记《月令》的话，邢昺《尔雅疏》，陆佃《新义》及《埤雅》，罗愿《尔雅翼》，都是如此。邵晋涵《正义》不必说了，就是王引之《广雅疏证》也难免这样。《本草纲目》引陶弘景曰：
“其光色白，安静，柔软，觉得仿佛是从满月落下来的一点火花。可是这虽然鲜明，照明力却颇微弱。假如拿了一个萤火在一行文字上面移动，黑暗中可以看得出一个个的字母，或者整个的字，假如这并不太长，可是这狭小的地面以外，什么也都看不见了。这样的灯光会得使读者失掉耐性的。”看到这里，我们又想起中国书里的一件故事来。《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五引《续晋阳秋》云：
“今验萤火有二种，一种飞者，形小头赤，一种无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于飞者，乃《诗》所谓宵行，《尔雅》之即炤亦当兼此二种，但说者止见飞萤耳。又说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复感湿热之气，遂化成形，亦不必然。盖萤本卵生，今年放萤火于屋内，明年夏细萤点点生光矣。”寥寥百十字，却说得确实明白，所云萤之二种实即是雌雄两性，至断定卵生尤为有识，汪谢城引用其说，乃又模棱两可，以为卵生之外别有化生，未免可笑。唯郝君亦有格致未精之处，如下文云：
“《夏小正》，丹鸟羞白鸟。丹鸟谓丹良，白鸟谓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说，丹良是萤火也。”罗端良在宋时却早有异议提出，《尔雅翼》卷二十七萤下云：
“《夏小正》曰，丹鸟羞白鸟。此言萤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灯之蛾以萤为雌，故误赴火而死。然萤小物耳，乃以蛾为雄，以蚊为粮，皆未可轻信。”
“车胤好学，常聚萤光读书，时值风雨，胤叹曰，天不遣我成其志业耶。言讫，有大萤傍书窗，比常萤数倍，读书讫即去，其来如风雨至。”这里总算替车君弥缝了一点过来，可是已经近于志异，不能以常情实事论了。这些故事都未尝不妙，却只是宜于消闲，若是真想知道一点事情的时候，便济不得事。近若干年来多读线装旧书，有时自己疑心是否已经有点中了毒，像吸大烟的一样，但是毕竟还是常感觉到不满意，可见真想做个国粹主义者实在是不大容易也。三十三年十一月二日所写，续草木虫鱼之二。
[book_title]记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题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会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有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总未成功，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辉庭，山东人，前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民国十四年入学，二十一年以肺病卒于故里。杜君在大学预科是日文班，所以那两年中是我直接的学生，及预科毕业，正是张大元帅登台，改组京师大学，没有东方文学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冬北大恢复，我们回去再开始办预科日文班，我又为他系学生教日文，讲夏目氏的小说《我是猫》，杜君一直参加，而且继续了有两年之久，虽然他的学籍仍是在经济系。我记得那时他常来借书看，有森鸥外的《高濑舟》，志贺直哉的《寿寿》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共五册，买来了看不懂，也就送给了他，大约于他亦无甚用处，因为他的兴趣还是在于文学方面。杜君的气色本来不大好，其发病则大概在十九年秋后，《骆驼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无题”，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署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病中，于北大，可以为证。又查旧日记民国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项下记云，下午至北大上课，以《徒然草》赠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语》一部，托李广田君转交。其时盖已因病不上课堂，故托其同乡李君来借书也。至十一月则有下记数项：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来访，云杜逢辰君自杀未遂，雇汽车至红十字疗养院，劝说良久无效，六时回家。
近日整理故纸堆，偶然找出一张纸来，长一尺八寸，宽约六寸，写字四行，其文曰：
杜君的事情本来已是完结了，但是在那以后不知是从那一位，大概是李广田君罢，听到了一段话。据说在我去劝说无效之后，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所以我以为是无效，其实却是发生了效力。杜君对友人说，周先生劝我的话，我自己都已经想过了的。所以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周先生说的一节话，却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所以给他说服了。这一节是什么话，我自己不记得了，经李君转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说，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老实说，这一番话本极寻常，在当时智穷力竭无可奈何时，姑且应用一试，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销家属的悲哀，在我实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杜君的友人很感谢我能够劝他回心转意，不再求死，但我实是很惶恐，觉得很有点对不起杜君，因为听信我的几句话使他多受了许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考索思虑，过了十年之后，我却得到了慰解，因为觉得我不曾欺骗杜君，因为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有劝说的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传说所云写且夫二字，有做起讲之意，不至全然打诳语欺人，则自己觉得幸甚矣。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记于北京。
附记
杜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疗养院的。在《无题》中他曾说，“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连书也不能随意地读。”前后相隔不过一年，这时却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节云：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二日，上午孟云峤君来访。
二十一日，上午李广田君电话，云杜君已迁往平大附属医院。
“这尤其是在夜里失眠时，心和脑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心越跳动，脑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紊乱，甚至暴动起来似的骚扰。因此，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必至心脑交瘁，黎明时这才昏昏沉沉地堕入不自然的睡眠里去。这真是痛苦不过的事。我是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当受苦时，不免要诅咒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后这情形自然更坏了，其计画自杀的原因据梁君说即全在于此。当时所用的不知系何种刀类，只因久病无力，所以负伤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绝饮食药物，同乡友人无法可施，末了乃赶来找我去劝。他们说，杜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请你去，可以劝得过来。我其实也觉得毫无把握，不过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无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劝阻人家不要自杀，这题目十分难，简直无从着笔，不晓得怎么说才好。到了北海养蜂夹道的医院里，见到躺在床上，脖子包着绷带的病人，我说了些话，自己也都忘记了，总之说着时就觉得是空虚无用的，心里一面批评着说，不行，不行。果然这都是无用，如日记上所云劝说无效。我说几句之后，他便说，你说的很是，不过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的。末了他说，周先生平常怎么说，我都愿意听从，这回不能从命，并且他又说，我实在不能再受痛苦，请你可怜见放我去了罢。我见他态度很坚决，情形与平时不一样，杜君说话声音本来很低，又是近视，眼镜后面的目光总向着下，这回声音转高，除去了眼镜，眼睛张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的样子。假如这回不是受了委托来劝解来的，我看这情形恐怕会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现在不能这样，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说理由，劝他好好将息，退了出来。第二天去看，听那看病的侄儿说稍为安定，又据孟君说后来也吃点东西了，大家渐渐放心。日记上不曾记着，后来听说杜君家属从山东来了，接他回家去，用雅片剂暂以减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这大约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曰，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耶。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作人于北平苦茶庵。”下未钤印，不知何以未曾送去，至今亦已不复记忆，但因此可以知道杜君在当时已进疗养院矣。老僧之说本出游戏，亦有传讹，儿时闻祖母说，余诞生之夕，有同高祖之叔父夜归，见一白须老人先入门，迹之不见，遂有此说，后乃衍为比丘耳。转生之说在鄙人小信岂遂领受，但觉得此语亦复有致，盖可免于头世人之讥也。十一月三十日。
[book_title]明治文学之追忆
今年秋天我写过一篇《我的杂学》，约有二万五千言，略述我涉猎中外图书所受到的几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四节是关于日本的，文中曾云：
“我的杂览从日本方面得来的也并不少。这大抵是关于日本的事情，至少也以日本为背景，这就是说很有点地方的色彩，与西洋的只是学问关系的稍有不同。”概括的说，大概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这四节中所说及的有乡土研究，民艺，江户风物与浮世绘，川柳，落语与滑稽本，俗曲，玩具等这几项，各项都说的很简略，而明治文学这一项却未列入，只在第十八节中附带说及云：
户川是英文学者，我所喜欢的却是他的随笔，虽然他的英文学的论文也是同样的有意思。他的文章的特色我曾说是诙谐与讽刺，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于英文学中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同。在这幽默中间实在多是文化批评，比一般文人论客所说往往要更为公正而且深刻。这是我对于户川最为佩服的地方，我在以前佩服内田鲁庵的论文也是同一理由，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唯理的，而博识与妙文则居其次焉。唯理思想有时候不为世间所珍重，唯在渐近老年的人自引起共感，若少年血气方盛，不见赞同，固亦无妨也。其次还有这样的两位，他们本来或者并不是一路，但在我觉得同样的爱重，所以唐突的拉在一起来说，这便是永井荷风与谷崎润一郎。永井的小说如《祝杯》等大都登在《中央公论》上，谷崎的如《刺青》等是在《新思潮》上发表的，当时也读过，不过这里要说的乃是他们的随笔散文，并不是小说。老实说，我是不大爱小说的，或者因为是不懂所以不爱，也未可知。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澜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板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废名在私信中有过这样的几句话，我想也有点道理：
我与日本文学的最初的接触，说起来还与东京《朝日新闻》有关。我于前清光绪丙午即明治三十九年到东京，那时夏目漱石已经发表了《哥儿》，继续写着《我是猫》，不久辞去大学教授，入朝日新闻社，开始揭载小说《虞美人草》。我与先兄住在本乡汤岛的下宿内，看他陆续买了单行本《我是猫》的上册，《漾虚集》及《鹑笼》等书来，平常所看的是所谓学生报的《读卖新闻》，这时也改定了《朝日》，天天读《虞美人草》，还切拔了卷起留着。后来《虞美人草》印成单行本，我才一读，可是我所喜欢的还是《我是猫》与《哥儿》，《三四郎》，《门》，以及《草枕》四篇中的小品。《保登登歧须》的写生文我所喜欢的有坂本文泉子，其写儿时生活的《梦一般》我爱读多年，今年才把他译成了汉文，此外有铃木三重吉与长塚节，铃木的《千鸟》与长塚的《太十和他的狗》等都在《保登登岐须》发表，而其长篇《小鸟的窠与土》又都登载在《朝日》上面，我只译过铃木的几篇《金鱼》等小篇，长塚的可惜未及着手。这些人都与夏目有关的，这里便连带的说及。
夏目以外我所佩服的文人还有森鸥外。与他有关系的杂志是《昴》，后来有《三田文学》。森氏著作甚多，我所喜的也只是他的短篇，收在《分身与走马灯》，《涓滴》，《高濑舟》，以及《山房札记》各集中。《昴》的同人中有石川啄木与谢野夫妻，诗与歌都有名，不过那是韵文，于我的影响很少，木下 太郎我也很佩服，但是他写戏曲与美术评论，为我所不大懂的，唯《食后之歌》一册却宝藏至今。《三田文学》中的森氏作品似以长篇为多，不很记得了，其中有永井荷风，他的随笔论文我很是喜欢，虽然其大部分多是后来所作。户川秋骨也是庆应大学的教师，大概也在其内，但是初期《三田文学》中仿佛少见他的文章，我所读的都是单行本，所以这里的关系也有点说不清楚了。
“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曾读过些小说与随笔，至今还有好些作品仍是喜欢，有时也拿出来看，如以杂志名代表派别，大抵有《保登登歧须》，《昴》，《三田文学》，《新思潮》，《白桦》诸种，其中作家多可佩服，今亦不复列举，因生存者尚多，暂且谨慎。”这里所说的理由只是一小部分，重要的乃是在于现今的自觉，对于文学觉得不大懂得。翻阅旧文章，看见民国十四年的《元旦试笔》中曾经说过，“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么一片园地了。”在整整的二十年前，已经明了的说了，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关于文学的话以后便不敢多说，这回的故意省略也就是为此。但是仔细一想，文坛脱退固是好事，把过去的事抹煞不提，缺了一部分也不是办法，所以如今且来补说一点，作为《我的杂学》的一节吧。
“我从前写小说，现在则不喜欢写小说，因为小说一方面也要真实，—真实乃亲切，一方面又要结构，结构便近于一个骗局，在这些上面费了心思，文章乃更难得亲切了。”我对于一般小说不怎么喜欢，但如永井晚近所作的《 东绮谭》，谷崎的《武州公秘话》，所写的方面不同，我读过都感觉有兴趣，不过他们又还写有散文随笔，那么我所喜欢的自然还是在这一边了。永井的《日和下驮》—这书名翻译不好，只好且用原文，大概还是最初登在《三田文学》上，后来单行，是我的爱读书之一，文章与意思固然都极好，我的对于明治的东京的留恋或者也是一种原因，使我特别爱好这一册小书。此外的《荷风随笔》，《冬之蝇》，《面影》，以及从前的《杂稿》都曾收集，惜已有散失，《下谷丛话》是鸥外式的新体传记，至今还在 看。谷崎的随笔大概多是近几年中所写，我所喜的是《青春物语》以后的，如《摄阳随笔》，《倚松庵随笔》，《鹑鹬陇杂纂》等均是，《文章读本》虽然似乎是通俗的书，我读了也很佩服。这两位作家的辈分与事业不是一样，我却是一样的看重，关于文章我们外国人不好多嘴，在思想上总是有一种超俗的地方，这是我觉得最为可喜的。讲到末了还有一位岛崎藤村先生。他在日本新文学上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拿别人来和他作比较，例如夏目与森这两位，一是大学教授，一是军医总监，文学活动时期只以明治大正为限，藤村则一生只是弄文学，从二十六岁时发表新诗集起，后来做小说，至七十二岁逝世，还在写《东方之门》未曾完了，前后将五十年，自明治以至昭和，一直为文坛的重镇。他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来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随笔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我不能正当的称扬其诗与小说的功绩，只在讲到随笔的地方说及他，便是为了这个缘故。藤村随笔里的思想并不能看出有什么超俗的地方，却是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正如古人所说，读了令人忘倦。大抵超俗的文章容易有时间性，因为有刺激性，难得很持久，有如饮酒及茶，若是上边所说的那种作品则如饮泉水，又或是糖与盐，乃是滋养性的也。这类文章我平常最所钦慕，勉强称之曰冲淡，自己不能写，只想多找来读，却是也不易多得，浅陋所见，唯在兼好法师与芭蕉，现代则藤村集中，乃能得之耳。
关于白桦派的诸君，今且从略，其理由则是已在明治以后，不在此文所说范围之内，其次亦因我与诸君多曾相识，故暂且谨慎也。鄙人本非文人，岂敢对于外国文学妄有论列，唯因杂览日本著作，颇受裨益，乃凭主观稍加纪录，以志不忘，见识谬误自不能免，但如陶渊明言，愿识者见而恕之而已。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book_title]广阳杂记
十多年前听亡友饼斋说刘继庄，极致倾倒之意，云昔曾自号掇献，以志景仰，因求得其所著《广阳杂记》读之，果极有意思。书凡五卷，功顺堂丛书本，卷首有王昆绳撰墓表甚佳，胜于全谢山所作传，盖了解较深也。墓表称继庄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又云，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其气魄颇与顾亭林相似，但据我看来，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还有一点特别的，继庄以北人而终老吴中，与亭林正相反，古诗云，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君所为均有志士苦心存于其中，至今令后人思之亦不禁感奋。传中亦云，又其栖栖于吴头楚尾间，茫不为枌榆之念，将无近于避人亡命者之所为，所以也不能说是不了解，但既称继庄之才极矣，又谓其恢张过于彭躬庵，而对于继庄之许可金圣叹一事乃大叹诧，岂非还是与顾亭林骂李卓吾一样，对于恢张之才仍是十分隔膜也。刘继庄的感愤是很明了的，如卷一二中记洪承畴为其母及师所不齿之事，至再至三，又记金陵遗老逃而之禅别成心疾的仙人李拗机，卷二三中屡记赐姓遗事，及倒戈而终施行迁海策的黄澄施琅辈，及与杨于两谈赐姓成就人材，杨谓闽向以文胜，今多武勇之士，举林兴珠为例，继庄乃慨然曰，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遂投箸而起。此言甚可思，但此并不是继庄的唯一的长处，我觉得可佩服的此外还是其气度之大，见识之深，至少一样的值得称扬，这里文抄公的工作也不是可以太看轻的。首先我们看他自述为学的方法，卷二云：
“余于甲子初夏在包山沈茂仁家，偶有所见，奋笔书曰，眼光要放在极大处，身体要安在极小处。迄今十年，乃不克践斯言也，甚矣知之易而行之难也。”又卷四云：
汉水之西南，距大别之麓，皆湖渚，茭芦菱芡，弥漫苍莽。江口筑堤，走龟山之首，约里许，自西达东，石甃平整，循堤而东，南望湖渚，有江南风景。”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卷四云：
“陈青来执贽于予，问为学之方，予言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卷二谈岣嵝禹碑文字不可考释，结语云：
“长沙小西门外，望两岸居人，虽竹篱茅屋，皆清雅淡远，绝无烟火气。远近舟楫上者下者，饱张帆者，泊者，理楫者，大者小者，无不入画，天下绝佳处也。”卷三云：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迹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这里称赞《水经注》铺写景物话，正好借了来称赞他，虽然这也只是如文中所说的一点余力而已。如卷二云：
“蕲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极奇峭，有兰若临江，树木丛茂，大石数十丈踞江边。舟过其下，仰望之，复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画里，佳绝。”又云：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和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当时读之怆然有感，今见此文，可用作笺疏，而称其有至理，刘君之情乃尤可感矣。《杂记》原本或是随时札记，亦有从日记录出者，如记叙各地风物小文似均是其中之一部分，寥寥数十字或百许字，文情俱胜，在古文游记中亦绝不多见。卷四中谈《水经注》，有云：
“涵斋言，嘉靖以前世无白糖，闽人所熬皆黑糖也。嘉靖中一糖局偶值屋瓦堕泥于漏斗中，视之糖之在上者色白如霜雪，味甘美异于平日，中则黄糖，下则黑糖也，异之，遂取泥压糖上，百试不爽，白糖自此始见于世。继庄曰，宇宙之中万美毕具，人灵渺小，不能发其蕴，如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为火药，方济伯偶试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见者非算数譬喻所能尽，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后，必有大圣人者出而发其覆也。”记白糖原始亦是常事，我仿佛曾经见过不止一次，说的与看的人都是这样的过去完事，这里却引起那一段感想，而其见识和态度又是那么的远大厚重，显示出对于知识之期待与信赖，此即在并世亦是不易得的事。又卷一云：
“汉阳渡船最小，俗名双飞燕，一人而荡两桨，左右相交，力均势等，最捷而稳。且其值甚寡，一人不过小钱二文，值银不及一厘，即独买一舟亦不过数文。故谚云，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过渡，信哉。”末了我辈再来引一段做结束，卷三云：
“汉口三元庵后有亭曰快轩。轩后高柳数百株，平野空阔，渺然无际。西望汉阳诸山，苍翠欲滴。江南风景秀丽，然输此平远矣。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大抵明季自李卓吾发难以来，思想渐见解放，大家肯根据物理人情加以考索，在文学方面公安袁氏兄弟说过类似的话，至金圣叹而大放厥词，继庄所说本来也沿着这一条道路，却因为是学者或经世家的立场，所以更为精深，即在现今也是很有意义的，盖恐同意的人也还不能很多也。此外有谈琐事者，如卷二云：
“大都古今人非自欺则欺人与为人所欺耳，六经诸史暨三藏十二部诸家之书皆然。不止一岣嵝碑已也。”卷三云：
“大兄云，满洲掳去汉人子女，年幼者习满语纯熟，与真女真无别，至老年乡音渐出矣，虽操满语其音则土，百不遗一云。予谓人至晚年渐归根本，此中有至理，非粗心者所能会也。予十九岁去乡井，寓吴下三十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丙辰之秋大病几死，少愈，所思者皆北味，梦寐中所见境界无非北方幼时熟游之地，以此知汉高之思丰沛，太公之乐新丰，乃人情之至，非诬也。”我以前查考朱舜水遗事，曾见日本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三中有一则云：
“图麟述其前日见里巷邻家有丧，往来杂遝，而己独立门前，萧然无事，援笔书云，世俗之礼不行，世俗之人不交，世俗之论不畏，然后其势孤，势孤然后能中立。予闻其语，亟令图老书于便面，以赠伯筠。”这几节的话都说得极好，但只是理论而已，到底他自己如何运用，我们可以很简要的抄出几则来。卷二有两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七里泷山水幽折，非寻常蹊径，称严先生之人，但所谓钓台者远在山半，去江约二里余，非数千丈之竿不能钓也。二台东西峙，覆以茅亭，其西台即宋谢皋羽痛哭之处也，下有严先生祠，今为营兵牧马地矣，悲哉。”卷四云：
“偶与紫庭论诗，诵魏武《观沧海》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洪波涌起。紫庭曰，只平平写景，而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百世之下犹将见之，汉魏诗皆然也，唐以后人极力作大声壮语以自铺张，不能及其万一也。余深叹服其语，以为发前人未发。紫庭慨然诵十九首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非但能言人难，听者正自不易也。”这一节话我们刚好拿来作《杂记》的总评，紫庭所说横绝宇宙之胸襟眼界正是刘继庄所自有的，只可惜在《杂记》中零星的透露出来，没有整个的著作留下，可以使我们更多知道一点。王昆绳在墓表中说，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使得志行乎时，建立当不在三代下，这意见我是极为赞同的，虽然在满清时根本便不会得志，大概他的用心只在于养成后起的人而已吧。这里就是那十九首的悲哀，乾隆以来大家已是死心塌地的颂圣，若全谢山能知继庄行踪之异，也算是不易得的了。清季风气一转，俞理初蒋子潇龚定庵戴子高辈出，继庄的学问始再见重于世，友人间称扬此书者亦不少。饼斋治文字音韵之学，对继庄这一方面的绝诣固极心折，但其所最为倾倒者当亦在于思想明通气象阔大这一点上，则与鄙人盖相同也。我得《广阳杂记》，阅读数过，蓄意抄录介绍，数年来终不果，至今始能草草写成此文，距饼斋谢世则已五阅春秋矣。三十三年，除夕。
[book_title]杨大瓢日记
杨大瓢日记一册，凡七十八叶，每半叶八行，行二十字，系大瓢手笔，从杨氏后人借得，因倩人录得副本。书面题“杨子日记”，有印二，朱文曰赤泉后裔，白文曰铁函斋，卷末白文印曰汉太尉伯起公五十二世孙。所记为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年间事，大瓢时年五十八岁，事多琐屑，但亦有可资考证者，略举数事于后。
一二两月大瓢在福州，居福建巡抚李质君幕中，及李病殁，乃护丧回江苏，于四月初抵苏州。在此期间，记有下列各项，其一是关于《柳边纪略》者：
顾小谢的名氏一般或未必知道，寒斋恰好有他评选的《唐律销夏录》，所以见了面善。书凡五卷，乾隆壬午何文焕重刊本很是精妙，但是原本也不弱，据序说成于丙子，当是康熙三十五年，距丁亥亦才十一二年前耳。原本署名顾以安，何刻本乃云顾安，不知何据。至于石涛上人，大家都知道，可以不必多赘了。
此外潘次耕的来访通讯的纪事还有五六次，不具举，《柳边纪略》的潘序作于此时，可以知道。戴南山于康熙五十年为赵申乔所告发下狱，为清代大文字狱之一，五十二年被杀，年六十一，在丁亥当是五十五岁。此一年间所记交游中尚有好些名人，如查声山，周燕客，方扶南，王伏草，汪武曹，何屺瞻，缪武子，蒋湘帆，林吉人等，因多只简单的往来，今悉从略。
正月初九日，校《柳边纪略》。
楚萍三子盖唯存长子珩而已。其二是关于大瓢母范孺人之卒，亦在是年之冬，记云：
案楚萍名实，据费此度《纪略》序如此写，叶傅各家作宝似误，《力耕堂诗稿》卷二有《送二弟出山海关省觐诗》，计其时楚萍二十四岁，为康熙二十年辛酉。费序中记其事云：
案是年方望溪年四十岁，已成进士，对于大瓢却似颇有敬意，岂因学书故耶，唯以近稿属批阅，则其虚心亦可佩服矣。大瓢为方望溪所作题跋三首今悉收在《铁函斋书跋》中，唯《望溪文集》中不曾少留有痕迹，盖以与义理文章都无关系，故无可留，此亦不足怪也。秋石之赠，则又足以证明交情之不浅，案秋石系取童男女溺炼成之物，《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李时珍曰：
案《柳边纪略》著作年月不详，但根据上文，可知其五卷本的形式至此时方确定，五篇序文中写明丁亥夏五月的林序更是明显，在这年的夏天补作了寄去的。叶调生《吹网录》卷四说，杨书成于丁亥年，见林侗序，这却未免有点误会，那《纪略》本文恐怕早已写成，因为第一篇序是费密，查费此度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己卯，所以成书总当在这年之前，林同人喜金石文字，和大瓢很谈得来，但是说已瞽，怎么看得见《兰亭叙》，我想或者只是眼光昏暗罢了，未必真是瞎吧，不然叫盲人评法帖，殆近于笑话矣。
大瓢回到苏州后访问亲友，有一两项颇有意思，因为这些人我们多少有点知道的：
大瓢于六月初二日到南京，至二十日午后乃乘肩舆，率子侄跨驴行，宿于秣陵关。在南京与方望溪往来颇密，《日记》上记得很多：
四月初十日，视亡友顾小谢汪淡洋之孤，各馈银物有差。
十月初一日，楚萍第二子瑱殇。
十八日，夜方灵皋来。
十五日，札潘次耕，致《柳边纪略》。
十五日，方灵皋蔡铉升张安谷来，久之不去，不得已饭之。
十二月初四日，作《范孺人家传》。
十二日，张安谷方灵皋来，灵皋赠我秋石二饼。
十二日，属朱诚哉抄出塞诗，附《柳边纪略》后。
十一月二十七日，太君药不下，守至夜半亥时殁。
十一日，札方灵皋，归其文稿法帖。
初十日，校《柳边纪略》竟。
初十日，书方灵皋三帖跋，又批阅其近文三篇。
初六日，方灵皋来。
初八日，作方灵皋《十七帖》《庙堂碑》《兰亭叙》跋。
初八日，作《范孺人墓记》。
初七日，赴方灵皋饭。
初七日，札戴田有，致《潜书》。
其次是与林同人的往还，却亦与《柳边纪略》有关。
六月初三日，拜方灵皋，不值。
六月二十八日，楚萍病革，未时殁。
八月初九日，楚萍幼子瑜殇。
八月初三日，戴田有札至。
五月二十三日，（在扬州，）过费紫蘅，同访石涛道士。石涛者，宗室靖江王之后也，一字清湘，有书画名。
二月二十二日，过荔水庄寻林同人，同人已瞽，扶杖出见，时年已七十有一矣。
二十四日，跋《玉板十三行帖》，同《定武兰亭叙》赠林同人。过装潢家梁允静观故家残帖，择其数种，中有《三雅斋兰亭》，并赠同人。许伯调招同人蓝公漪林洙云陈廷汉饮紫藤花庵，出败帖观之，又与同人纵谈边塞，以《柳边纪略》示之。
二十二日，潘稼堂来。
二十九日，未时殓楚萍。戌时其后妻马亦死。
二十三日，赴蓝公漪之招，与林同人痛谈甚乐。
二十三日，示稼堂《柳边纪略》。
二十一日，亡友顾小谢妇赵以其遗腹子全来，拜杨子为父，而赵则认太君为母，为全制衣冠而遣之。
九月初五日，潘稼堂札致安城府君补臂图诗，及杨子《柳边纪略》序。
三月初二日，林同人归我《柳边纪略》。
七月初一日，遣使至故乡报丧。未时殓马氏。是日收养珩，瑱，瑜。
七月二十八日，戴田有来。
《日记》中记有家庭里的几件大事，也很重要。道光间筠石山房刊《大瓢偶笔》例言中云，大瓢所著别有《家庭纪述》一卷，具载家庭琐事，无关书学，故未编入。据所云具载琐事，其书当大有价值，惜今不传，即叶调生傅节子留心大瓢著作者亦均未见，此《日记》中所存一二资料因此亦可珍矣。其一是关于大瓢弟楚萍之卒者：
“楚萍在襁褓中离亲侧二十年，颜面皆不得知，既至跪父母前，自道其乳时小名曰，儿某也，伏地不能起。母惊而下土炕，执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即某儿，乃今成人耶。于是母子抱持，绝复苏，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泪下脔胾，徐问浙中消息，内外亲属，欢极而痛，痛极而欢，语中夜不止，骨肉之情盖若真若梦者累日。”至丁亥楚萍年五十，乃卒，遗子三人，唯据《日记》云：
“方士以人中白设法煅炼，治为秋石。服者多是淫欲之人，藉此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耶，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耳。”杨子长者，享寿七十一，方君又是大贤，投赠之意不知何在，后人蠡测殊莫能明，我所觉得有意思者，日记尺牍，寥寥数语，往往无意中留下绝好的资材，令读者欣赏不尽也。
十二日，属莹木书《范孺人墓记》于砖。
十八日，卯时祭，发引，更余至团山。
十九日，雨中登山，开寿圹，颇温暖，巳时葬。
案《鸥陂渔话》卷二杨大瓢之父遣戍事一文，末有双行小注云：
“大瓢父墓在我郡团山，见稿中《范孺人传》，其地近白马涧，距城十余里，近年有人得其墓志拓本，文为姜西溟撰，字已漫泐过半，疑其墓久不保矣。”今据《日记》可考知其作传年月，又《范孺人墓记》只书于砖上，不曾刻石，自然更不可考了。末了还有几项记事，可以举出来看：
正月十八日，夜阅《左传事纬》，梦馌耕。
七月初八日，是日馌耕疾。
十五日，祀先，夜祭无主孤魂于朱家园，馌耕意也，凡七年于兹矣。
十月十二日，第三孙满月，属馌耕为之薙发。
十九日，夜遣馌耕侍太君。
二十二日，夜太君遣馌耕归。
二十四日，是日顾夫人娶继子妇，召馌耕挑方巾，夜二鼓冒雨还。
十一月十六日，召祝希饶为太君及馌耕写照。
案上文所记乃是关于大瓢夫人的事，筠石山房本《大瓢偶笔》中有不著撰人姓名的《杨大瓢传》，末有一节云：
“娶朱氏，小字馌耕，宾故自号耕夫。求昏前夕朱梦虎跃入庭负之而去，诘旦告亲，媒妁适至，询知属虎，遂许字。后宾旅游将归，朱必梦虎，期皆先知，因自号梦虎道者。亦善书，尝剪《庙堂碑》临之。”今《铁函斋书跋》中有梦虎道者庙堂碑题跋一则，云梦虎道者见而爱之，手剪为条，粘之书本，临摹且三年矣，此跋大概作于丙戌年冬，然则剪碑事亦当在康熙四十一二年之际也。民国甲申十月十五日，记于十药草堂。
[book_title]寄龛四志
数年前写过一篇小文谈《右台仙馆笔记》，引《艺风堂文续集》卷二中《俞曲园先生行状》云，“古来小说，《燕丹子》传奇体也，《西京杂记》小说体也，至《太平广记》，以博采为宗旨，合两体为一帙，后人遂不能分。先生《右台笔记》，以晋人之清谈，写宋人之名理，劝善惩恶，使人观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阅微草堂五种，后之者寄龛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华者所可比也。”后边加以案语云，“缪君不愧为目录学专家，又是《书目答问》的著者，故所说甚得要领，以纪晓岚孙彦清二家笔记与曲园相比，亦有识见，但其实铢两不能悉称，盖纪孙二君皆不免用心太过，即是希望有功于世道，坐此落入恶趣，成为宣传之书，唯以文笔尚简洁，聊可一读，差不至令人哕弃耳。”寄龛全集见于《丛书目录拾遗》卷十，甲乙丙丁四志各四卷，即在其中，光绪年间所刻，市上多有，不为世人所重，艺风老人独注意及之，觉得可佩服，鄙人则以乡曲之见，收集山会两邑人著作，于无意中得来者也。据薛炳所撰家传，孙德祖字彦清，会稽县人，同治丁卯举人，光绪庚辰任长兴县学教谕，戊申卒于家，年六十九，盖生于道光二十年庚子，即西历千八百四十年。洪杨乱后居于小皋部，薛传云，与皋中诸子联诗社相唱和，一时文宴之盛，为泊鸥言社所未有，世所称皋社是也。皋社设在秦氏娱园，社中同人除主人秦树铦秋伊外，有孙垓子久，李慈铭爱伯，王诒寿眉叔，马赓良幼眉，陶方琦子珍，曹寿铭文孺，沈宝森晓湖，以及孙德祖彦清，诸人诗文集恰巧都多少收罗到了，不过这里不想研究皋社诗人，所以不必细表，所要说的只是孙君的著作而已。寄龛全集的内容，据寒斋所有者是《寄龛文存》四卷，《诗质》十二卷，《词问》六卷，甲乙丙丁志十六卷，《长兴县学文牍》二卷，《学斋庸训》一卷，《若溪课艺》一卷。诗是不大懂得，文则并不想谈，剩下来的所以只有那寄龛四志了。昔者陆放翁作《老学庵笔记》，至今甚见珍重，后来越人却不善著书，未曾留下什么好的笔记，寒斋所有清朝著作十五种中可取才及二三，平步青的《霞外攟屑》乃是容斋之流，其《蚬斗薖乐府本事》一卷六十则，可以算是传奇体之佳者，小说体则只得以此四志充数矣。孙君文笔颇佳，系清道桥许伸卿刻板，未必精好，而字体多拟古，亦不尽从《说文》，却亦复可喜，其缺点在于好言报应轮回，记落雷或桥坏伤人，必归诸冥罚或前生事以至劫数，嫌其有道士气，此为读书人之大病，纪晓岚之短处亦正相同。但是四志有一特色，即附带说及的民俗资料颇不少。普通文人著作一心在于载道翼教，对于社会间琐屑事情都觉得不值纪录，孙君却时时谈及绍兴民间的风俗名物，虽多极简略，亦是难得而可贵也。今抄出数则，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系鬼事的，二是关于俗语的。《丙志》卷二云：
“俗传妇女以不良死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气。”《甲志》卷四云：
以上各节涉及鬼事，虽语焉不详，但向来少见纪录，而学老师著书志本在资劝惩，文字又务雅正，却记述及此，虽是零星资料，亦足珍矣。其次关于俗语者亦复不少，今略抄数则，《甲志》卷四云：
“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曰，设五谷囊乎。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恐魂之饥，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为。见《艺文类聚》，引《丧服要记》。此殆《颜氏家训》所谓粮罂，今越俗送葬犹用之。取陶器有盖者，子妇率孙曾男女凡有服者各于祖筵夹品物实其中，严盖讫，各以绵线绕其外，或积之数十百层，既窆而纳诸圹。”案，此种陶器出自特制，约可容一升，俗名盎打头瓶，不知字当如何写，范寅《越谚》中亦未收。《丙志》卷三记慈溪事，云邻人有作夜牌头者，注云，此称越亦有之，盖生人之役于冥者。宁波绍兴语多相通，夜牌头正是其一，唯《越谚》亦失载。又卷二云：
“道光中萧山有王阿二者以妒奸杀女尼十一人，谳定磔之省城，至今萧山人赌牌九者，得丁八一，辄目以王阿二起解。盖此戏数牌之点数，以多寡为胜负，又分文武。三点为丁，八点有二六三五两牌，皆武也，以丁侣八，除十成数只余一点，莫少于是。他牌虽同为一点，有文牌者，如重四之八为人牌，重二为长二，重么为地牌，重三为长三，么三为和牌，么五为短六，么六为短七，皆属文，可侣他牌成一点，皆足以胜之，极言其无幸免也。”案，骨牌名称除计点者外，民间尚有俗名，如重二为板凳，么五为拳头，或曰铜锤，么六为划楫，重五为梅花，皆取象形，唯五六称为胡子，则义不可晓。么二称钉子，二四转讹或称臭女婿，盖因其为武牌，唯与么二配成至尊，若侣他牌则遇同点数之文牌无不败者，世轻之为臭，平常亦称为二四。《乙志》卷二云：
“越俗有所谓关肚仙者，能摄逝者魂灵入腹中，与生人对语，小说家多有记其事者，或冤魂所附，或灵鬼凭之以求食，但与今异其名尔。余曾于亲串见女巫为之，语含胡不甚可辨，间从问者口中消息钩距之，盖鼓气伪为者居多。慈溪谓之讲肚仙。”
“越人信鬼，病则以为祟于鬼，宜送客。送客以人，定一人捧米筛盛酒食，一人捻纸燃火导之大门外，焚楮钱已，送者即其处馂焉，谓之摸螺蛳，则不解其所由来，又何所取义也。皋坪村人孙忠尝佣于小皋部秦氏，为之送客，与其侣摸螺蛳，各尽一杯酒，再斟即不复得，以食饭，已而视壶中固未罄也，复饮则化为浆，稠粘而酸，不可沾唇矣。舒丈芙峤亦言，少时读书山寺，司爨老人能视鬼，性好酒，每酤得酒，辄有鬼来窃饮，与之争不胜，为所嗅，酒故在而味淡于水。”案，送客又通称送夜头，摸螺蛳之名或起于诙谐，乡间有爬螺蛳船，以竹器沿河沿兜之，可抄得螺属甚多，送客者两手端米筛，状颇相似。《乙志》卷四云：
“越中病者将死，则必市佛经焚之，以黄纸包其灰，置逝者掌中，谓之三十六包，以为入冥打点官司之用。或仓卒未及购致，有忍死以待者，设不及待而死，指伸不得握，得而焚与之乃握，所闻如是者比比，俗益神其事。”又卷二云：
“贷郎担越中谓之袋络担，是货杂碎布帛及丝线之属，其初盖以络索担囊橐衒且鬻，故云。小皋部邻沈媪有二子，曰袋络阿八袋络阿九，并以其业名。”《丙志》卷四云：
“归煞见《颜氏家训》，越人谓之转煞，读去声，尤笃信之。余家嘉德质库友张某殁后，有所司帐目未得明白，于其转煞夕姑置纸笔坐隅，居然启椟磨墨濡笔，作数行字，然萦绕如蛇蚓，卒无一字可辨识。段柯古《支诺皋》云，鬼书不久即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虽其迹不同，鬼之能书则较然可见，不知鬼无形质，何以能运用器物如此。”《丁志》卷一云：
“凤姑者以鬻鸦片烟为业，居昌安门外之芝凤桥，与余故居乐安堂隔一水，迤南不及半里，一夕火作，一家七人同尽，余年已十余，望见之。业此者越人谓之开烟盘，大率置联榻，多设烟具，以便游手无籍之徒，灯火青荧，往往达旦。焚后比邻连夕闻叩关乞油声，或开户洒之，次旦审视地上亦绝无油渍。相传死于火者鬼常苦灼，得油则解。”又云：
“余邻村大皋部有王氏子二人死于溺，是同堂兄弟，兄已浴矣，弟强之再浴，拍浮间兄见中流有物，如豕涉波，泅而趁之，为所持，不胜，呼弟为助，遂并没。其时别有幼弟与偕，惧而逸得免，述所睹如此。”《甲志》卷一云：
“《续新齐谐》云，溺鬼必带羊臊气，信然，然以为带羊臊者不能祟人，必五年后无此气乃能为祟，则非也。余故居半塘桥，宅后园有大池，与邻茹氏共之，茹氏凡溺三人，一婢之死先余生数年，其后一米铺学徒，一佣媪，则余皆目击，惟时皆闻水有羊膻，不出三日果溺人，平时未尝有也。”《丁志》卷一云：
“《宋书·乐志》载晋咸康中散骑侍郎顾臻表云，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足以蹈天，头以行地，云云。今越中亦有此戏，谓之竖蜻蜓。龙舟竞渡，或于小艇子上为之，艇狭而长，画鳞为龙形，两舷各施画楫十余，激水如飞，一人倒植鹢首，屹然如建铁柱，谓之竖老龙头，可以经数时之久。”又卷四云：
“越俗患顽童之好狎畜狗若狸奴或为所爪啮也，曰骑猫狗者娶妇日必雨，患其好张盖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张盖者躯体不复长，皆投其所忌，缪为之说以惧之，然寻常鞭挞所不能止者，无勿帖然不敢犯。”上边所记未见于他书，均颇有意思，拣择出来，也是民俗研究的好材料。中国古来是那么一派学风，文人学者力守正宗，唯于不经意中稍或出轨，有所记述，及今视之甚可珍异，前人之绩业只止于此，我们应知欣感，岂得再有所责求耶。自己反省虽途径能知，而缺少努力，且离乡村已久，留滞都会中，见闻日隘，不能有所成就，偶读茹三樵《越言释》，范啸风《越谚》，平景孙《玉雨淙释谚》诸书，但有感叹，今抄四志亦复如是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东郭生记。
[book_title]笑赞
十几年前我编过一册《笑话选》，专就近代有撰人姓氏的笑话书中选取，计有三种，一为《笑府》，冯梦龙撰，二为《笑倒》，小引署咄咄夫题于半庵，案《半庵笑政》一卷收在檀几丛书余集中，署陈皋谟字献可，当是其真姓名，三为《笑得好》，石天基撰。此外还有《笑赞》一卷，题清都散客述，清都散客又著有《芳茹园乐府》，即明赵南星，故此书亦特别有意思，惜传本木板漫漶，不能据录。星云堂书店曾有刊本，张寿林校录，字句多缺，读之闷损，其后中华书局将《乐府》《笑赞》合刊，名曰“清都散客二种”，有卢前吴梅序跋，而文中残缺如故。似此书至今尚多流传，而皆是板坏后所印，故缺文无法校补，每一翻阅，常感觉可惜。近时偶尔见到一部，印似较早，虽亦漫漶而尚多可辨识，因借校一过，《乐府》中只有两个字缺其半边，《笑赞》则推官条中缺一字，南风诗赞中缺一行十三字而已。卢跋称原书为明活字本，世罕流传，其实乃不然。寒斋所有一本，字甚多残缺，而纸墨均新，其第四十四叶且系近时补刊，看来至早是光宣年物，如此外五十来板系明活字，恐不能排着保存下来。还有可笑的是，补刊的一叶中缝有四字曰笑赞题词，书面贴签亦如是写，可知主其事者并非内行，但见第一叶有题词，以为即是书名，疑是祠堂管事人之类所为，唯印刷所用尚非是有光纸，故推定定系民国前之物，原板或系明末所刊，至于字迹可辨的一本大概亦是百年内所印，未必能很早也。
《清都散客二种》的序跋中，卢冀野的小引写得算最好，其文云：
赞曰，道学家守不妄语为良知，此人夫妻半夜论心，似非妄语，然在夫则可，在妻则不可，何也。此事若问李卓吾，定有奇解。”这里面的人有名有姓，已是真形了，但此类事甚多，所以又可以转借过来作影子，至于赞语甚为透彻，此等本领已非冯子犹所及，唯有金圣叹李卓吾才能如此，赵君也已说及，此是他的大不可及处。一般小心小胆的人，守住既得的道德上的权利，一点不敢动，听见金李诸人的话便大感不安，起来嚷嚷，此正是赵世杰之打差别，其不为清都散客之所笑者几希矣。
赞曰，至公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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