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老实说了吧 [book_author]刘半农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51544 [book_dec]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刘半农有着“江阴才子”“文坛魁首”的美誉。致力于语言学研究之余，他的散文随笔触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批判，也有对青年未来方向的指引，还有他自己对文学、艺术、人生、国家等的看法和审视。“清淡时有如微云淡月，浓重时有如狂风急雨”，刘半农寓清新朴实的文笔、举重若轻的态度于见微知著的社会洞察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批判当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book_img]Z_19275.jpg [book_title]神州国光录 南阳邓文滨所作《醒睡录》（同治七年成书，光绪初申报馆出版）第三卷中有《京华二好二丑》一节。二好是：字好，相公好；二丑是：白日大街遗屎丑，八股时文丑。其遗屎一节云： 何谓遗屎丑？厕屋者，行人应急所也，而都门以市衙为厕屋。狭隘胡同无论矣，外城若正阳门桥头，琉璃厂东西，内城若太学贡院前后街，东西四牌楼，皆百货云集，人物辐辏之区，其他无时不有解溲屈躬者。间有峨冠博带，荆钗布裙，裸体杂处，肉薄相偪，光天化日之中，毫不为怪，早晚间堆积累累，恶气秽形，令人不可响迩。而巡城官吏，无有以全羞恶，肃观瞻，荡秽瑕，免疹疫，经画区处者。故曰白日大街遗屎丑！ 不要说外国鬼子了，便是我们南方蛮子到北京来，看见了小胡同里一簇一簇的小屎堆，大街上一摆一摆的大屎车，心中总不免有“观止”之叹。初不料六十年前，还有那么样的洋洋大观。夫六十年直花甲一周耳，以花甲一周之中而国粹沦亡有如此者，此忧时君子之所以仰天椎胸而泣血，而且大放其狗屁也！ 明江宁顾起元所作《客座赘语》卷五中，有这样的一节： 晋纳后，六礼之文皆称“皇帝咨”。后家称“粪土臣某顿首稽首再拜”以答。 又：宋时刺史二千石，拜诏书除辞阀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 从这上面，我们知道“臣”与“奴才”之外，还有“粪土臣”这样的一个好称呼，这真是找遍了世界万国的字书找不出来的一个好名词。呜呼！生乎古之世，吾其为粪土臣呼？生乎今之世，吾其免于为粪土臣呼？或曰：你休想！你是什么东西！你既不是国丈，又不是刺史二千石，离粪土臣还有一万年！ 同书同卷又有这样的一节： 宋孝武至殷贵妃墓，谓刘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说，以为豫州刺史。 据说小鬼头采取了中国《金瓶梅》等书上的事实，纂成一书，以见中国民族之卑劣。若然这等事实也给他们采取了去，不知又作何等论调。然而人家说什么，尽可以不问，在我们看去，总是国粹，总是国光，总是精神文明！ [book_title]开　学　问　题 现在国立九校的开学与否，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成问题者，无非为了个钱字。 因为我也是九校中一校的教员，所以不免也要说几句话。 照理，付钱就作事，不付钱就不做，这是干脆而又干脆的一句话；而且“前帐未请，免开尊口”，也是我们中国社会中的一条习惯法。 不过，我们中国是有“特别国情”的，尤其是在“此刻现在”。这特别国情四个字无论应用到什么地方，总可以得到些特别的结果，把它应用到首都的教育上来，那就是： 你要开学么？开你的！谁有闲工夫来管你的钱？ 你要不开学么？那更好！破坏教育的是你，我可并没有教你破坏。 瞧！这是多么巧妙，多么玲珑的手腕！ 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先生们，在这种情形下，你可以完全明白：你即使不开学，他们还仍是中怀坦然，昼不愧于人，夜不愧于鬼！如其不信，便看看那位“大磕头儿威灵吞苦”罢，他是被人家推为贤人政治中的一个角色的；他对于政治是很热中的，他对于他将来的政治生命，当然没一时没一刻不在那儿打算的；他在外国人中走进走出，又自以为是风头十足，漂亮万分的，然而——这个然而应当大书特书的——他在中秋那一节，不已经把他贤人政客的真面目，赤裸裸的赏给我们看了么？ “春秋责备贤者”，其余衮衮诸公，也就可以不必多说了。 然而，我亲爱的挨苦挨饿的同事诸先生，一班在北京等候开学的学生，也实在太苦了。他们衮衮诸公尽可以辜负我们（手民注意：不要误排作滚滚诸公），我们苟其尚可典卖质押维持了生活去上课，还是替这班枯守北京的青年设身处地想想罢。 如果我们不上课，对于这班青年，当然并无责任之可言。因为负这责任的不是我们。但在这中国特别国情之下，方头靴子且不要穿：且顾念顾念师生间往日的情谊罢。 我说这份话，并不是学着“饭桶先生”之以清高责人。饭桶先生之清高，区区亦尝见之矣：有钱时的总长要做，没钱时拂袖而去，此清高也；没钱的校长死也不肯做，有钱的委员就走马到任，此清高也。呜呼，清高美名也，然而微饭桶其孰能享之？若吾辈者，其为浊低乎，其为浊低乎，呜呼而又鸣呼！ （十五年九月廿六日，北京） [book_title]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今天孔德学校举行毕业式，承马、沈两位先生招了我来，使我能有向诸位说几句话的荣幸，我非常感谢。 我自从去年九月到北京以后，曾借住在校中，有两个多月；后来有空，也常到校中来找朋友谈天，或者借书看，虽然我并不是教员，也不是学生，——到最近几个月里，我的小孩子来做了个“挂名的学生”，我也才勉强可以算得一个家长。 我和孔德学校的关系这样浅，我又是个不会研究教育的人，那么现在要我来说话，当然也就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话来。不过因为我常到校中来，亦许不知不觉之间，竟能把孔德学校的真面目，略略看见了一点：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一点。 现在中国所办的中小学校，归并起来说，只有两种：一种是人材教育的学校，一种是职业教育的学校。我们知道人材是社会上所需要的，职业也是一个人立身的基本，所以粗粗一看，这两种学校都是很正当，都是无可指现责的。可要是仔细去一推求，那就不免有许多流弊了。 先说人材教育的学校。这种学校可以说是科举的嫡派子孙。尽可以办学校的人口面上说得多好听，到他学校里去一看，却完完全全的是科举。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受到全体教员的重视，成绩坏一点的，可就苦恼得了不的。他们全不知道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性质有近有不近；更不知道学校对于学生，于功课之外，还有许多的事应当注意。他们只知道划定了功课，驱逼着学生齐向这一条孤寂的路上走去，走得快的就是好，走得慢的就是坏。好的学生就可以做领袖，坏的学生就只能落伍。因有此种风尚，要是我们感觉到目前社会上的“领袖崇拜”与“领袖竞争”的危险，我们也就可以预想到将来这一批学生到了社会上来，社会是何等的景象。这是就学生一方面说。至于施行教育者一方面，他也有一种牢不可破的方式，好像是制造土砖似的，只要把泥土放到了模子里，做成了方方的一块，就算是心满意足，“劳苦功高”。所以要是什么一位国学老先生办的学堂，他的高徒里，一定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弯腰曲背的小老先生。要是什么一位青年会派的先生办的学堂，他的学生说不定到了十一二岁上，就汩灭了他的一片烂漫天真，换上一副油头滑脑，满口abcd的洋奴气。 说到职业教育，更是根本上就走错了路头。职业教育原是应该有的，但只是一种补充教育，——如缝衣学校，烹饪学校，打字学校，照相学校之类，在欧洲各大城市中，也办理得很发达。但无论如何，决不能把职业教育当做正统的教育。职业诚然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职业就是无业的游民。可是，法国人说：“为生活而吃饭，不是为吃饭而生活”。我也可以仿说一句：“为生活而求职业，不是为求职业而生活”。现在把职业看做了生活的全体，在学生一方面，就可以养成一个“混饭吃，免讨饭”的人生观：这在社会上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在学术一方面，也一定要因陋就简，把学术的目标愈拉愈低，把理论方面的事，一概置之不闻不问，这在物质文明上或精神文明上，又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 抛开这两种的教育，来说我们理想中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可以叫做人格教育。这所谓人格，并不是什么“高尚其志”、“谋道不谋食”的思想：——它的意思是说如何可以做成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我们知道职业是人人应有的，所以不必说职业，而职业已经说得牢牢实实；我们知道人类有爱好的天性，只须碰到了一件与他性情相合的事，你便不去督促他，他也自然而然会在这一件事上做到极好极好的地步，自然而然会做成做这一件事中的人材。这一件事中的领袖，正如俗话中所说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种自然而然做成的人材与领袖，才是真正的社会的柱石，才是真正的文化的明星。若照现在这样大家抢做人材与领袖，犹之乎大家抢做坐轿子的老爷，而不肯做轿夫，结果就弄得老爷们与轿夫们混打起来，真是糟不可言。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的确就是个实施人格教育的机关。虽然目下还没有能办到尽善尽美的一步，可是一条大路早给他找到了。你看他所定的功课，虽然和别处的中小学校没有很明显的差别，而且对于功课的督责上，也比较别处的中小学校松一点，可是，要是某一个学生对于某一种功课上有特殊的兴味，担任这一种功课的教员，就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指导他，使他爱好的天性，尽量的在这一种功课上发展；又学生与教员，整天的在一起，亲密的像家人父子，有什么要讨论的，随时可以提出，这种日常的亲炙，效力比在课堂上大的许多。做学生的人，自小就受了这样一种的教育，自小就能这样沉浸秾郁于一种对于他自己有趣味的学问或技术之中，那是对于他终身事业上给了一个极有力量的暗示；他将来无论如何，决不会离开了这趣味而别有不肖的企图，这就是人格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又学校办事人，为学生求学的便利，在设备上也力图扩充。单看这一年来，新买书籍值五万元以上，就很可以见出诸位先生的苦心与魂力。孔德学校从开办到现在，只还有七八年的历史；若再办上七八年，他的成绩与光荣，一定比今天分外的显明。 总而言之，孔德学校所走的路是对的；在孔德学校的学生是一定很有希望的。这所谓希望，可不是什么人材领袖，英雄豪杰，却也不是什么“混饭吃，免讨饭”的低能儿，乃是在社会上站得稳的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book_title]论胡适之的“好好先生” 当任可澄将要上台做教育总长的时候，一天，我同适之在某处吃饭。我因任可澄这三个字好像有些不见经传——其实是我读的经传太少——就问适之：你看这人怎样？不要上了台也同老虎一样胡闹吗？适之说：“不会不会！他决不会！他是个好好先生。” 后来，好像又在什么报上看见记任可澄的事，说他做省长多年，调动的知事只有两三个。 其实调动知事的多少，我是绝对不要注意的。不过，拿这件事来做参考，似乎适之所说的好好先生一句话，总还有点可靠。 好好先生也并不是什么一个大不了的考语；换句话说，只是个“全无建白的庸人”；译作白话，乃是“糊里糊涂的大饭桶。” 但是，在这个年头儿，白米饭吃不饱，窝窝头也就可以将就：鸦片烟吃不着，吞土皮也就可以过瘾。所以，苟其任可澄真是好好先生，也就算啦！ 于是我就睁着眼睛来看这位好好先生： 他第一个下马威，便是用武力接收女师大。 第二件事，便是他上台之后没有筹到一个镚子，却要分润别人所筹到的钱。 再次一件大事，便是活活的烧死了两个女生。 再次一件事便是不能为中小学筹钱，反从中捣乱，闹出京保两派的大风潮。 抹去零的不说，单说这四件事，也就够了罢。 或曰：任可澄屡次说过“以人格为担保”这一句话，他的人格既已做了担保品不放在自己家里，也就难于怪他。 如此说，他可真是个公而忘私的好好先生呢！ （十五年十二月五日，北京） [book_title]老实说了吧 老实说了吧，我回国一年半以来，看来看去，真有许多事看不入眼。当然，有许多事是我在外国时早就料到的，例如康有为要复辟，他当然一辈子还在闹复辟；隔壁王老五要随地唾痰，他当然一辈子还在哈而啵；对门李大嫂爱包小脚，当然她令爱小姐的鸭子日见其金莲化。 但如此等辈早已不打在我们的账里算，所以不妨说句干脆话，听他们去自生自灭，用不着我们理会。若然他们要加害到我们——譬如康有为的复辟成功了，要叫我们留辫子，“食毛践土”——那自然是老实不客气，对不起！ 如此等辈既可以一笔勾销，余下的自然是一般与我们年纪相若的，或比我们年纪更轻的青年了。 我不敢冤枉一般的青年，我的确知道有许多青年是可敬，可爱，而且可以说，他们的前途是异常光明的，他们将来对于社会所建立功绩，一定是值得纪录的。 但我并不敢说凡是中国的青年都是如此，至少至少，也总可以找出一两个例外来。 我所说看不入眼的，就是这种的例外货。 瞧，这就是他们的事业：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旧一些的学问么，那是国渣，应当扔进毛厕；那么新一些的罢，先说外国文，德法文当然没学过，英文呢，似乎识得几句，但要整本的书看下去，可就要他的小命。至于专门的学问，那就不用提，连做敲门砖的外国文都弄不来，还要说到学问的本身么？ 事实是如此，而“事业”却不可以不做，于是乎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做了出来了。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 悲哀，苦闷，无聊，沉寂，心弦，蜜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地，温温地，……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再写一些， 好了 悲哀，苦闷，无聊……又是一大本。 然而终于自己也觉得有些单调了，于是乎骂人。 A是要不得的；B从前还好，现在堕落的不可救药的了；再看C罢，我说到了他就讨厌，他是什么东西！……这样那样，一凑，一凑又是一大本。 叫悲哀最可以博到人家的怜悯，所以身上穿的是狐皮袍，口里咬的是最讲究的外国烟，而笔下悲鸣，却不妨说穷得三天三夜没吃着饭。 骂人最好不在人家学问上骂，因为要骂人家的学问不好，自己先得有学问，自己先得去读书，那是太费事了。最好是说，这人如何腐败，如何开倒车，或者补足一笔，这人的一些学问，简直值不得什么，不必理会。这样，如其人家有文章答辩，那自然是最好；如其人家不睬，却又可以说，瞧，不是这人给我骂服了！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骂一个有名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因为骂人的本意，只是要使社会知道我比他好，我来教训他，我来带他上好的路上去。所以他若是个有名人，我一骂即跳过了他的头顶。 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书是一本还是两本。我要骂B先生住了高大洋房搭臭架子，实际他所住的尽可以是简陋的小屋——这也是他的错，他应当马上搬进高大洋房以实吾言才对。 哎哟，算了吧，我对于此等诸公，只有“呜呼哀哉”四字奉敬。 你们口口声声说努力于这样，努力于那样，实际你们所努力的只是个“无有”。 你们真要做个有用的青年么？请听我说： 第一，你们应当在诚实上努力，无论道德的观念如何变化，却从没有把说谎当作道德的信条的。请你们想想，你们文章中，自假哭以至瞎跳瞎骂，能有几句不是谎？ 第二，你们要做人，须得好好做工，懒惰是你们的致命伤。你要到民间去么，掮上你的锄头；你要革命么，掮上你的枪；你要学问么，关你的门，读你的书；你要做小说家做诗人么，仔细的到社会中去研究研究，用心看看这社会，是不是你们那一派百写不厌的悲哀，苦闷，无聊，……等滥调所能描写得好，发挥得好的。再请你看一看各大小说家大诗人的作品，是不是你们的那一路货！ 算啦，再说下去也自徒然，我又何必白费？新年新岁，敬祝诸君好自为之！ （十六年一月十日，北京） [book_title]为免除误会起见 为免除误会起见，我对于我那篇《老实说了吧》不得不有一番郑重的声明。 我那篇文章是受了一种刺激以后一气呵成的，所以话句上不免有说得过火的地方。但当时自己并不觉得，到登出以后才懊悔起来。所以懊悔者，恐怕人家没有看见文章的内容，而只把眼睛注射在我的情感上，结果是引不起人家的共鸣，而反要惹起人家的反抗。 而不幸事实竟是如此。 因此我不得不郑重声明那篇文章中语调之过火，而且表示歉意。 但对于文章的内容，我也应当用另一种形式的话句，重新写出。 我的意见只是如此： 一，书是总要读的。若说“国渣”应当扔进毛厕，便是研究“洋粹”也应当先懂得洋文。 二，书是要整本整本读的，若是东捞西摸，不求甚解，只要尝些油汤，那是不能有好结果的。 三，要做文艺创作家，应当下切实的工夫，决不是堆砌些词头就完事的。 四、记载或描写事物，态度应当诚实。 五，评论或骂人，应当根据事实。 我所要说的话只是这几句。 我所希望于今之青年者，乃是要有一个“康健的心”，不是要有一个“病态的心”。 以有“病态的心”的人而能做成伟大的作家的，世界上也有过不少，例如美国的阿伦波，英国的勃雷克，法国的布特莱尔等等。但这只能算例外，并不能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该有一颗病态的心；而且心的病态，是要出于自然的，不是可以强学的，强学了就是“东施效颦”。例如英国的王尔德，以他那种文采与才华，若是向文学的正途上走去，其成功必异常伟大，不幸他专门装腔作势的做了些“假神秘”的作品，所以到底只成了个二等的作家。这是文学史上的实情，并不是我凭空假造的。 我把我的正意简单说明了。乐意批评我的，就请在这些话上研究。要是能有理由将我所说各条驳翻，我就马上服从。要是没有理由驳我而只是蛮反对，我也并不坚持着要把我的见解做到大统一的地步。我们对于社会，只是在能于贡献些什么的时候，便贡献些什么。至于社会愿不愿承受，乃是社会自有的特权，我们无从勉强的。 那篇《老实说了吧》发表以后，已经有了两篇反响的文章，可惜都没有批评内容，只是反对我个人。但即就反对我个人而论，也犯了骂人不根据事实的毛病。说我回国之后除译过几首民歌而外就没有做什么，这是事实么？说我七八年以前的名字是“伴”侬，这是事实么？说我七八年以前是摹仿林黛玉贾宝玉的文妖，——幸而还只是七八年，原书尚可找到，请查到了我摹仿林贾的文字再说（若说我的文字曾与文妖们的同登在一种杂志或报章上，就应当以文妖论，自然我也无话可说）。至于篇中无端的用起“醒狮”等字样来，似乎要把我同曾琦拉在一起，实在太客气了，何不竟就说我要复辟呢？此等文字，似乎我可以不必答辩吧。 （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北京） [book_title]“老实说了”的结束 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只有杜棠君的一篇《为老实说了罢注释》，说我之所以要做“老实说了罢”，由于《幻洲》第六期中潘某骂我之不根据事实，意想似乎别致些。其实这个揣想是不尽真确的。潘某之骂人，并不必到了第六期中才没有根据事实。他说我的《扬鞭集》用中国装订是钉徐志摩的梢，早就大错。新书用旧装，起于我的《中国文法通论》。这书出版于民国八年。并不象宋板元板那样渺茫，而潘某竟没有看见，是诚不胜遗憾之至！） 登了这么些的文章，要说的话似乎都已给人家说尽，我要再说几句，的确很难。但不说几句又不好，无可如何，只能找几句人家没有说过的话说一说。 我说：这回的讨论，结果是当然不会有的。但结果尽可以没有，而能借此对于青年们的意志作一番测验工夫，也就不能说不上算。 于是，我就不得不对于干脆老实的蒋缉安先生大表敬意了。他痛痛快快的说：书不必读，更不要说整本整本；要做文艺创作家，舍堆砌辞头而外无他法；描写或记载事物，态度不必诚实。这种的话，要是“青年”们早就大书特书的宣布出来，我们也早就把他们认清了。不幸他们没有，直到我的文章出现了才由蒋先生明白说出，虽然迟了一点，究竟还是我们的运气。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对于我的老朋友岂明先生不免要不敬一下。他以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同吃饭必须嚼碎一样普通；他看见了蒋先生的话，不要自认为常识不够吗？ 在隐名于“太乙老人”的人的一篇文章（见《每日评论》）里，我们发现了“真天足”“假天足”两个名词。这尽可以不必加以辩正，因为名与实，究竟是两件事：你尽可以自己题上个好名，再给别人加上个恶名，这种名称适合与否，自有事实在那里说话。 同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们看见了“来，教训你”这一句话。果然，我在这一篇文章里，以及他的同党诸君的文章里，得到了不少的教训。 第一，便是岂明所说的，不捧且不可，何况是骂。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现在的青年们，比前清的皇帝还要凶得多。 第二，因为要骂鲁迅，所以连厨川白村也就倒了霉；因为要骂我，所以连《茶花女》一书也就打在“一类的东西”里算账。皇帝时代的株连，“三族”也罢，“九族”也罢，总只限于亲族，此刻却要连累到所译的书，或所译的书的作者。最好我们还是不译书罢，因为我们译了书而带累原作者挨骂，未免罪过。 第三，我说的是“功是不肯用的”，这分明与肯用功而景况不能用功者无关。但是，人家偏没有看见“肯”字，偏要说：“俺同情于那般要求知识而得不着知识的青年”，偏要说：“有多少青年已经衣不蔽体，饥不得食，这就是你所骂的青年们。”这就是“真天足”的青年们的辩论上的战略！ 而况，现在中国的环境，真已恶得绝对不能读书了么？这话我也有些怀疑。我只觉得肯读书的人，环境坏了，只是少读些便了，决不至于完全不读；不肯读书的人，环境坏时固然可以咒骂着环境而说不能读，到环境好时可以赞咏着环境而说不必读，真所谓：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虫冬有雪， 收拾书包好过年。 与其这样忸怩说出许多理由来，还不如蒋缉安先生大刀阔斧的说声不要读，倒还真有些青年的精神。 第四，现在的博士与大学教授两个名词，大约已经希臭不可当的了。所以，做文章称别人为博士，为教授，也不失为一种武器。所可异者，博士和教授都是大学里生产出来的。他一方面在咒骂博士教授之要不得，一方面又并不说大学之要不得，反在说“北京大学成了个什么模样”。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说话本来就是自由的！ 第五，蒋缉安先生既已说了不要读书，却没有替青年们的一本一本的文艺创作加上一条。但是，似乎是个小小的缺漏。因为，若说这一本一本的不是给人家读的，请问出了有什么用；若说是给人家读的，读的人就首先破了青年们的读书戒，这不是进退两难么？ 第六，蒋先生要我证明林肯之有伟大成绩，由于多读书。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因为林肯读的书，的确不多。可惜蒋先生不赞成读书，我不敢请他翻书；世间若有赞成读书的“妄人”，只须把《英国百科全书》第十六卷第七○三页翻一翻，就可以看见林肯如何在困苦艰难之中要想读书，他那时书本如何缺少，教员如何缺少——他那时的环境，才真可以说是没法读书的环境——而他到底因为要读书的缘故，虽然读得不多，终还读了几本，而且读的很好。但是，“文艺家啊，不是书记官”，这种的事实也尽可以不管。 听见说到林肯的名字，自然应当欢喜赞叹的。美国只有一个林肯，已替全美国人吐气不少。现在我国有了一群群一队队的林肯，加之以一群群一队队的尼采，这是何等值得恭喜的事啊！ 第七，我七八年前名字是不是叫“伴”侬，似乎并不像洪荒以前的事一样难考。第一次人家硬派我叫伴侬，我说：这是事实么？不料他第二次还是横一声伴农，竖一声伴侬，而且说我已经承认了。在这一点小事上，也就可以看得出青年们在论辩上所用的特别方法。若说他头脑不清，当然不是；许是喝了“葡萄酒”有点“微醺”罢。 第八，“《新青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占据了一个时期”这一句话，《新青年》同人万万当不起。看他把“纸冠”硬戴在人家头上，而随即衬托出自吹自打的文章来，技术何等高妙；可惜究竟不大朴素，不如把“真天足”的青年运动倒填年月，使“假天足”的人消灭于无形，这就分外有声有色了。 够了，“教训”受够了。 我这篇东西发表以后，凭他们再有什么“教训”，我一概敬谨领受。若是他们不用文字而用图画，如已经画过的拉屎在人头上及拉屎在书面上之类，我也一概尊而重之，决不把它看作墙壁上所画的乌龟，或所写的“王三是我面子”。 附言 有许多人不满意于我第二篇的《为免除误会起见》，说我被他们一骂而害怕。其实我第二篇文章登出之后他们还在骂。如果我怕，为什么不“再为免除误会起见”“三为免除误会起见”呢？我的意思，只是恐怕感情话人家听不进，不如平心静气说一说。平心静气说了，人家还是听不进，那我还要说什么？我不但要将第二篇文章取消，便连第一篇也要取消，因为对于这等人无话可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没有孔老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美德，所以最后只能拿出我的“作揖主义”来了。 （十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 [book_title]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前星期六岂明老人请吃午饭，几位酸朋友碰到了一起，就不免乱谈了许多酸话。其中有一段，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关于中国人说外国话这一个问题。 记得三年前在巴黎时向某先生说过，“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曰：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若有外国人来看我，能说中国话的就说，不能说的自己带了翻译来”。当时某先生听了，只是一笑置之。 回国后，也很想把这古怪主张提倡提倡，无如一说出口，便碰了一鼻子的灰。甚至于有一次，我向一位朋友说“做中国文章，不该把无谓的外国文字嵌入（必要时当然要嵌）”，也被那位朋友痛骂了一顿，而那位朋友却是不大懂得外国字的！ 同时外国字之在中国，仍日见其欣欣向荣。纸币和钱币的后面照例要有外国字；报纸照例要有一个外国字的译名（音译或意译）；大一点的铺子照例要有一块外国字的招牌，尤其是古董铺和绸庄；有许多小铺子的招牌，不但声音译错，字义译错，连字母也都写错：N错作И，S错作∽，……这才是糟糕透顶！ 我不知道这是何种心理的结晶。若说为便于外国人起见，不得不如此，我却看见许多人，名片背面刻着煌煌洋文，自己却没有半个洋朋友，甚至于永世没有递进名片去拜见洋人的机会，——凭空画上几条蛐蟮丝，岂不是白天闹鬼！ 能与洋人发生关系的，无过于纸币或钱币了，因为洋人来到中国，一上岸就得用中国钱。但是，日本的纸币和金币上，并没有西洋字，西洋人到了日本，并不发生什么困难。中国的“老袁头”上也没有外国字，你若把雪白的老袁头送给洋大人，洋大人一定笑嘻嘻的和你拉手，决然不给你外国火腿吃。然则洋人之于钱，亦甚“高能”，固无庸先生鳃鳃过虑，为之锦上添花也。 而且，就便利洋人说，也该把所有的洋人都顾到，不该只顾着某一种的洋人。现在所用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英文，英美人是便利了，英美以外的德法俄意等国人又怎么办，欧洲以外的印度波斯土耳其等人又怎么办？难道英国人该便利，别人不该便利么？你若说英语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或者说英文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文字，我就要老老实实向你说：你能骗人，不能骗我。不信你到英美以外的各国都会里去调查调查，究竟懂英语英文的，一百人中能有几人，一千人中能有几人？ 钱币等物上并列两种以上的文字的，除中国外，我知道只是南洋一带有这怪现状。但南洋一带的情形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是独立的国家，南洋一带是被欧洲各国所宰割的殖民地。在殖民地上，有主有奴，所以钱币等物，必须数种文字并列，使主奴均便；其余报纸名称，商店招牌，也都有这样的需要。中国境内各租界和北平使馆界里，路牌用中西文字并列，门牌用阿剌伯码和中文并列，或只用阿剌伯码而不用中文，已是此种殖民地现象的见端（但我并不反对用阿剌伯码，因为这已是世界的公物，不是某一国的专有品了），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才，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怆感喟，欲涕无从也。 （附带的请求）承《世界日报》记者吴范寰先生的好意，叫我做一篇文章，预备刊入双十节特刊，我就在此磕头请愿： 吴先生！劳驾，您把《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底下的两行蛐蟮丝从今天起取消了罢！在这大吹大擂的国庆之中，也是一个很好很痛切的纪念会啊！ 现在要回说到前星期六几位酸先生的谈话了。 在这一点上，首先发言的是敝酸先生；敝酸先生的谈话，还同三年前在巴黎向某先生说的话一样。 接着有一位酸先生说：“不差，这一层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在外国时，自然应当说所在国的话。现在到了本国，每逢一个外国人来见，仍旧要说外国话，似乎我们做中国人的，无论在中国在外国，每见外国人必有说外国话的义务，想起来真有点气闷。” 于是敝酸先生说：“本来我们到外国去，一上岸就该说外国话。要是现在也采用这方法对付外国人，恐怕外国人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个期限：凡是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满一年的，我们可以同他说外国话；满一年以上，就非说中国话不可。”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确比中国人学外国话难一点：一年中所能学的，恐怕只是些普通应酬话，若要说学术上的话，至少也该有两三年以上的功夫。” 于是敝酸先生说：“这也是事实，但尽有方法可以补救，便是定普通应酬话的期限为一年，定学术话的期限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后，三年未满，遇讨论学术时，仍许外国人说外国话，中国人却用中国话回答（双方通信，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要知道中国话是否难学是个问题，外国人愿不愿学又是一个问题。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有许多留学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在一张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几十年，直到儿女满堂，寿终正寝，还是半句中国话也不会说。这难道是学不会？干脆说来，只是不肯学而已矣。他们之所以不肯学，不是善意的，是恶意的。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因而看不起中国话；他们把中国人看做了所谓‘土人’，所以中国话也不免是一种土人话；土人话不值得学，所以头白老死也不愿意学。这种的态度最足令人气愤，我们非联合起来痛惩他们一下不可。”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有许多外国人，如福开森铎尔孟等，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中国人见了他，除非自己不会说外国话，会说外国话的一定要抢着说外国话，决不愿意说中国话。这样，外国人到了中国，处处有‘宾至如归’之乐，便是不看不起中国话，也懒得学习，而况本来就有点看不起呢？” 于是敝酸先生说：“我对于这种人，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譬如我们要抽烟，先拿起一支烟来放在嘴里，再拿起一匣取灯儿来擦个火，本来是容易到万分的事，若不是风瘫麻木，决不至于要假手于人。可是，你若用着了一个善承意旨的仆人，你只须一手摸着烟，他已嗤的一声将取灯儿擦好了送到你嘴边来了！” 于是另一位酸先生说：“这种人还算好的；还有许多人，如洋行小鬼之类，中国人碰中国人也大说其外国话，或者是在中国话里夹进了许多‘寸磔’的外国话，我们在旁听了，真不免代为肉麻。不但洋行小鬼如此，有许多外国人所办的，或者是外国人占大势力的学校里的学生，也大都如此。不知贵酸先生对于这种人有何妙比？” 敝酸先生说：“这也有一比。譬如制台衙门里的倒马子的，眼看得制台太太的混元金斗金光灿烂，便拿来戴在头上了跳舞，以为他自身也可以从此金光灿烂了，而不自知其臭不可言！” 几位酸先生说这说那，说到临了是全无结果，因为“秀才造反”，照例是“十年不成”：但我敢代表诸位酸先生敬谨普告于天下后世曰： 我们并不反对研习外国语言文字，而且极主张今后的青年要多多研习外国语言文字。但要紧记牢：研习外国的语言文字为自己，不是为别人；是要借此吸取外国的文明，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借此卖身投靠，把自己送给帝国主义者作奴隶，替帝国主义者宣传，替帝国主义者装点门面。 你们不是要秉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废除不平等条约么？好，很好！请先从这没有条约而不平等的语言文字一个问题上做起！ （十七年十月七日，北平） [book_title]《光社年鉴》二集序 在去年此刻出第一集《光社年鉴》的时候，全社同人，谁也没有敢梦想到今年此刻能出第二集。为什么？因为把我们的不像样的东西拿出去与世人相见，只须稍有一点自知之明，就可以预料到失败多而成功少。所以我当时向几位朋友说：“书是印成了一千本了，一捆捆的堆在我家里，要是到明年此刻还只卖出去三本半，那就对不起，只能送给我代煤了！”不料事实竟不如此。一千本书已卖去了八百多本，铜版费和印刷费都已能相当的收回，于是乎这第二集，也就不好意思不出了！在这一点上，我应当代表全社，感谢世人对于敝社的过分的奖借与宽容，——这是这一篇序中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在这一年中，北伐已经告成，中国已经统一，腐败的北京城，已被鲜明夺目的青白旗的光辉一荡而变为崭新的北平特别市，于是乎本社的名目，也由北京光社一变而为北平光社。至于中间的社员，说起来真惭愧得很，原是那几个老腐败，——新添的只有王篯伯程知耻两位；其因职业的变化而离平者，或因个人心绪不佳，暂将镜箱付之高阁者，却也有两三位。所以，就整个儿的光社说来，它原是去年的老样子，好像一只疲瘦的骆驼，全身沾满了尘埃煤屑，一拖一拖的在幽冷的皇城根下走：你要它努力，它努力不来；你要它急进，它急进不得；它只会一拖一拖，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但同时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于大众，就是：上海的华社，就在这一年之内成立了。因为华社的社员，多数是光社社员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说：华社与光社，是同气连枝的团体；若学着少年朋友的时髦而且娇媚的声口，那就应该说：这是两个姊妹社。 但华社光社的目的虽然相同（这目的简单言之，只是弄弄镜箱，送两个钱给柯达克或矮克发，无论如何，总说不出什么天大的道理来），态度却不无小异。在我们这方面是昏庸老朽，愈腐愈化，愈化愈腐。在他们却是英气勃勃，不住的前进。所以华社虽然成立了还不很久，已在南方博得极好的声誉。我们在种种方面，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一年中苦心努力的痕迹。 这实在是一件使我们万分愉快的事。因为我们自己的筋骨虽然松懈惯了懒得动，看着别人在热烈的动着，多少总可以增进我们一点勇气。从前苏东坡自己不能喝酒，却喜欢看别人喝。这是中国文士了解人生，玩味人生的最玄妙而又最高超的表现，我敢说中国文艺中，有无数极有价值的作品是从这一点推化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于华社虽然不必说“太阳出了萤火该消灭”那一路的客气话，却也不妨说：“太阳出了我们身上也有光”。 因为说到了中国的文艺，不由得想起一句我一向要说而还没有说的话来。我以为照相这东西，无论别人尊之为艺术也好，卑之为狗屁也好，我们既在玩着，总不该忘记了一个我，更不该忘记了我们是中国人。要是天天捧着柯达克的《月报》，或者是英国的《年鉴》，美国的《年鉴》，甚而至于小鬼头的《年鉴》，以为这就是我们的老祖师，从而这样模，那样仿，模仿到了头发白，作品堆满了十大箱，这也就不差了罢！可是，据我看来，只是一场无结果而已。必须能把我们自己的个性，能把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趣与韵调，借着镜箱充分的表现出来，使我们的作品，于世界别国人的作品之外另成一种气息，夫然后我们的工作才不算枉做，我们送给柯达克矮克发的钱才不算白费。诚然，这个目的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但若诚心做去，总有做得到的一天。我今将这话郑重写出，作为本序的结论，用以笃促自己，并贡献于全国爱玩照相的同志们。 （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 [book_title]北　大　河 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学31周年纪念刊将出版，同学们要我做篇文章凑凑趣，可巧这几天我的文章正是闹着“挤兑”（平时答应人家的文章，现在不约而同的来催交卷），实在有些对付不过来。但事关北大，而又值31周年大庆，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该榨出一些来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随口答应了。 我想：这纪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说好话，犹如人家办喜事，总得找个口齿伶俐的伴娘来，大吉大利说上一大套，从“红绿双双”起，直说到“将来养个状元郎”为止。这一工我有点做不来，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须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来说，才能说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区区则非其人也。第二种说老话，犹如白发宫人，说开天遗事，从当初管学大臣戴着红顶花翎一摆一摇走进四公主府说起，说到今天二十九号汽车在景山东街嗷嗷嗷，从当初同学中的宽袍大袖，摇头抖腿，抽长烟管的冬烘先生说起，说到今天同学中的油头粉脸，穿西装，拖长裤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内烘也）。这一工，我又有点不敢做，因为我在学校里，虽然也可以窃附于老饭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于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卖老，决不能说得“像熬有价事”：要是说错了给人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 好话既不能说，老话又不敢说，故末真有点尴尬哉！ 叫！有啦！说说三院面前的那条河罢！ 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做北河沿，对岸却叫做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做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 真要考定这条河的名字，亦许拿几本旧书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据这玩艺儿，最好让给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卖独份”，我们要“玩票”，总不免吃力不讨好。 亦许这条河从来就没有过名字，其唯一的名字就是秃头的“河”，犹如古代的黄河就叫作河。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臞，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虽然在杨元慎看来，这是吴中“寒门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岁时，我父亲因为我喜欢瞎涂，买了两部小画谱，给我学习。我学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点加一大点，是个鸭，倒写“人”字是个雁；一重画之上交一轻撇是个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是个帆船。我父亲看了很喜欢，时时找几个懂画的朋友到家里来赏鉴我的杰作。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 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因为未带家眷，一个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初到时，真不把门口的那条小河放在眼里，因为在南方，这种的河算得了什么，不是遍地皆是么？到过了几个月，观念渐渐的改变了。因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样的一条河来。那时北海尚未开放，只能在走过金鳌玉蝀桥时，老远的望望。桥南隔绝中海的那道墙，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围绕皇城的那条河，虽然也是河，却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边又有高高的皇城耸立着，看上去总不大入眼。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什刹海虽然很好，可已在后门外面了。 自此以后，我对于这条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对于河，便对于河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别的趣味。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吟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吟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宝贵着这条河，这条河却死不争气！十多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这并不是我空口撒谎：此间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问便知端的。 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结冰时，有点乌烟瘴气，其余春夏秋三季，河水永远满满的，亮晶晶的，反映着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也不像今日的东歪西欹，只偷剩了三块半的石头。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憔悴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能使我们感到课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点钟是很值得的。 现在呢，春天还你个没有水，河底正对着老天；秋天又还你个没有水，老天正对着河底！夏天有了一些水了，可是臭气冲天，做了附近一带的蚊蚋的大本营。 只是十多年的工夫，我就亲眼看着这条河起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人生虽然是朝露，在北平地方，却也大可以略阅沧桑！ 再过十多年，这条河一定可以没有，一定可以化为平地。到那时，现在在蒙藏院前面一带河底里练习掷手榴弹的丘八太爷们，一定可以移到我们三院面前来练习了！ 诸公不信么？试看西河沿。当初是漕运的最终停泊点；据清朝中叶人所做的笔记，在当时还是樯桅林立的。现在呢，可已是涓滴不遗了！ 基于以上的“瞎闹”（据师范大学高材先生们的教育理论，做教员的不“瞎闹”是就‘瞎不闹’，其失维均，故区区亦乐得而瞎闹），谨以一片至诚，将下列建议提出于诸位同事及诸位同学之前：—— 第一，那条河的最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全体），都在我们北大区域之内，（我们北大虽然没有划定区域，但南至东安门，北达三道桥，西迄景山，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北大的势力范围矩——谓之为“矩”而不言“圈”者，因其形似矩也——而那条河，就是矩的外直边），我们不管它有无旧名，应即赐以嘉名曰“北大河”。 第二，既称北大河，此河应即为北大所有。但所谓为北大所有，并不是我们要把它拿起来包在纸包里，藏在铁箱里，只是说：我们对于此河，应当尽力保护；它虽然在校舍外面，应当看得同校舍里面的东西一样宝贵。譬如目今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河中积土设法挑去，使它回复河的形状，别老是这么像害着第三期的肺病似的。这件事，一到明年开春解冻，就可以着手办理。至于钱，据何海秋先生说——今年上半年我同他谈过——也不过数百元就够；那么，老老实实由学校里掏腰包就是，不必向市政府去磕头，因为市政府连小一点的马路都认为支路不肯修，那有闲情逸致来挑河？（但若经费过多，自当设法请驻平的军队来帮帮忙）此外，学校里可以专雇一两个，或拨一两个听差，常在河岸上走走。要是有谁家的小少爷，走到河边拉开屁股就拉屎，就向他说：“小弟弟，请你走远一步罢，这不是你府上的中厕啊！”或有谁家的老太太，要把秽土向河里倒，就向她说：“你老可怜可怜我们的北大河罢！这大的北平城，那一处不可以倒秽土呢？劳驾啊，我给您请安！”诸如此类，神而明之，会而通之，是在哲者。 河岸上的树，现在虽然不少，但空缺处还很多。我的意思，最好此后每年每班毕业时，便在河旁种一株纪念树，树下竖石碑，勒全班姓名。这样，每年虽然只种十多株，时间积久了，可就是洋洋大观了。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密斯某毕业的一年种的么？”诸位试闭目想想，这还值不得说声“懿欤休哉”么？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虽然不相信风水，我总觉得水之为物，用腐旧的话来说，可以启发灵思；用时髦的话来说，可以滋润心田。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我的话已说完，诸位赞成的请高举贵手，不赞成就拉倒，算我白费，请大家安心在臭水沟旁过活！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北平） [book_title]北　旧 李老板来信，说明年一月，《北新》要出特号，要你做篇文章凑凑趣。我于文学艺术之类不敢谈。杂文呢，从前虽然胡诌过一些，却早已收了摊，正所谓“此调不弹已久”，现在那里还写得出什么。但李老板的面子总得敷衍一下。无可如何，还是写一些杂文罢。 所谓“北旧”，乃是对“北新”而言。当初李老板取“北新”二字做招牌，究竟出于“何典”，兄弟并未用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的手腕考据过。望文生义，大概是希望古老的北京日即于新罢。可是，自从去年六月北伐完成，青天白日旗的光辉照耀到了此土以后，北京已变做了北平，“京”的资格已变做了“旧京”了。诚然而又诚然，亦许现在的北平，正是符合着我们的希望，日见其新：政治新，社会新，文化新，一切一切，无有不新，可是我根据了“旧京”的“旧”字，造出“北旧”二字来与“北新”相对待，虽然头脑冬烘，也未必见得羌无故实罢。 开首第一句话，便是现在的北平，比从前萧条得多了。一地方的萧条与繁盛，在久处其地的人是看不大出的。正如我们天天看着小孩子们长成，天天看着朋友们衰老，却是一点也不觉得。所以你若问一个长住北平的人：“北平萧条到怎么样了？”他一定说“也不见得怎么样罢，比从前总差一点。”要是他离开了北平一两个月，到繁盛的南京上海等处打了一个圈子回来，那么，他一出东车站，眼看得正阳门前地方空旷，车马行人稀少的景象，就不免要有今昔之感了。 李仲揆先生今年夏季到北平来，向我说：“我离开了此地只一年多，不想竟荒凉到了这样。我在西华门一带，拿了一张五块钱的票子要想破一破，连跑了几家都说没有零钱。这简直不成话。好像是人家死了人，要等着钱买棺材的样子！”他这话说得过分了些罢，然而在看过北平已往的繁荣的人，都不免有这种强烈的感触。 北平的铺子，关门的真不少，尤其以节前节后为多。听说有许多有名的大铺子，要关是不准关，开着是每天所卖的钱，还不够支持一天的门面的开销，这才是要命。 然而有人说，这是半年以前的现象，现在又渐渐的好些了。阿弥陀佛！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的老友大名鼎鼎的某先生，是个痛爱北平的人。他今年春天到了此间，曾做了一首诗，写给我看。其诗云：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真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他一壁写着，一壁笑着向我说：“这首诗是不能给我夫人看见的，看见了要吃醋的。”这可有些奇怪，这一类的象征诗，原是极普通的，他夫人的气量，何至于如此其小？然而，为免得老朋友家打翻醋罐头起见，谨于前文中大书特书曰“某先生”而不名。 北平本是个酒食征逐之地，故饭庄之发达，由来已久。自从首都南迁以后，各饭庄也倒了一两个月的霉。可是过了不久，各方的要人一批一批的到来，饭庄门口的汽车，又立时拥挤起来了。彼时的要人们，自然每一顿饭时，总有三五顿以至六七顿饭可吃，只恨肚皮太小，容不下许多。便是跟随要人们的次要人们，也无一不吃饱喝足。其理由如何，似乎可以不必细说。 后来要人们来得渐渐的稀少了，一般请吃饭先生们，或者已经找到了饭碗，找不到的，也都被襆而之他了，所以饭庄的买卖，又不免清淡了一些。但是，虽然清淡，比之其余三百五十九行，还强得许多。其原因是北平地方，已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若要邀集几位朋友或同事商量什么一件事，即使这件事是公事，并非私人的请托，似乎总得先请一顿饭，说起话来才便当些。至于要同阔人先生们谈话，尤非请饭不可。因为阔人先生们是很忙的，今天西山，明天东山，要找也不容易找得着，只有送个帖子请吃饭，或者到了吃时，他不好意思来个电话说“谢谢”，却抽空来坐上三分五分钟。于是乎时机不可失！连忙将他拉至一旁，咬着耳朵说话。虽然这样的话说了不免变做耳边风，过上一年半载无消息，可是说总是说到的了。 最“懿欤休哉”的要算今年暑假前某某等校的“琼林宴”了。本来学生毕业，不比得学徒“满师”，不必请什么酒。即使要请，也只须学生请老师一次，老师还请学生一次就完了。而今后的某某等校则不然；开始是全体学生请全体教员。接着是全体教员还请全体学生；其次是各系学生分请各系教员，接着是各系教员还请各系学生；再次是某某等高足合请某某等恩师，接着是某某等恩师还请某某等高足；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头，闹得一个整月之中，“每饭必局”。呜呼，此其“劳民伤财”乎，亦“洋洋大观”也。但寒酸的也有，例如东城的某校，仍只按着往例请一两次茶点：所谓茶，乃两大子儿一包之茶叶；所谓点，乃东安市场两毛钱一斤之饼乾及牛根糖之类。呜呼，（再来一个鸣呼，不怕张耀翔先生叱为亡国之音！）如此而欲自命为“最高学府”，盖亦未免丢脸也已！ 北平之饭局如此其多也，故亦不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即如区区余小子，狭人也，但有时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饭局。这真是“糟糕衣吗司”！若然是中饭，非两三点钟不能散，脸喝得红红的，肚子装得满满的，一个下午就不能好好的做工了。若然是晚饭，就非九十点钟不能散，回家后不特不能做工，且须吃了一两片苏打明才能睡觉。有时碰到几个饭局在一起，而又分处于东西南城，那就更糟。因为人家吃的时候，正是我在路上跑的时候。到各处一一巡阅到，敷衍到，人家也就吃完了，我还是饿着肚子回家去喝糟糠夫人所预备的稀饭！所便宜的只是洋车夫，他老人家可两毛两毛的满载而归了。 据说南京与北平不同。今年暑假中在南京看见蒋梦麟，我问他：“你现在荣任了部长，每天总有许多饭局罢。”他说：“没有，一个也没有。甚至于一个月中一次也没有。有时同几个朋友吃吃夫子庙的四五六，或府东街的老万全，只是小吃而已，不成其为饭局。”这一点，却是新京的新现象，值得大书特书的。若换在北平，恐不但部长，便是司长科长局长之类，也不能有这样的安闲生活。 阔人与汽车！这里面的连带关系，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明白的。汽车非阔人不能坐，阔人非汽车不能显其阔。 但是，现在的北平，这一项界说渐渐的有些摇动了。 自从首都南迁，从前的大阔人，小阔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携着妻妾儿女，带着整捆整箱的金银细软，纷纷的往别处去另谋生路。但汽车之为物，既不细，又不软，带走既不能，搁着又要锈烂，不得不出于廉价卖去之一途。于是乎北平市面上，自那时起以至于今日，旧汽车之廉价，决非他处人所能梦想。只须你通声风儿说要买汽车，保管一天之内有十辆八辆开来给你看，请你试坐，价值最高的不过一千余元，六七百元的最普通，三四百元的也有，真要廉之又廉，据说还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大家都要过过汽车瘾（特别声明：我并没有说过过阔人瘾）。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同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有数百元的资本就可以买一两辆旧车开个汽车行，所以小汽车行日见其多了。车价也日廉：普通是一元四一点钟，有几家只须一元一一点钟，第二点钟以后还可以便宜些。要是别处的朋友看了有些眼红，不妨到北平来坐坐，不过，这种便宜车子坐了并不见得阔气，因为式样太旧了；也并不见得舒服，因为一路不绝的糠糠糠，好像挑了一副铜匠担子和人家赛跑！ 但北平市面上并不是没有新汽车。旧阔人既去，新阔人自来。新阔人当然要坐新汽车，决不肯挑铜匠担。所以你在街上，也时时可以看见一九二九式或一九三○式的新车，嗤的一声在你面前飞也似的过去。坐了这种车不但阔气与舒服而已，而且车子是公家买的，每月的开销也是公家付的，自己不用掏半个子的腰包，不比一般过瘾朋友，穷拼极凑买了一辆车，还要每月打打小算盘：算算汽油烧去了七桶八桶半，再算算这一个车夫的偷油本领，是不是比前一个车夫小一点。所以，汽车究竟还是要阔人坐的。 但北平市面上的汽车日趋于平民化，乃是不可掩的事实。我没有到过美国，据说美国的汽车，已经普遍到了一般平民了。若然这话是真的，我就觉得异常的光荣：因为我们的古老的北平，在这汽车一点上，已经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了！ 现在要谈谈北平的文化事业了。在南北尚未统一的时候，我天天希望着首都南迁说之可以实现。我的意思是：这地方做了几百年的都城，空气实在太混浊了；而且每有政争，各地的枪炮，齐向此地瞄准了当靶子打，弄得我们心神纷乱，永无宁日。若有一天能把都城这劳什子搬到别处去，则已往的腐败空气，必能一廓而清；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的读书，安安闲闲的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 后来首都果然南迁了。算至今日，已经南迁了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之中，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结果呢，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截至现在为止，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 在文化事业这一个名词之下，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是文物机关，即图书馆博物馆等；又一类是学校。 先说文物机关。在去年张大元帅东归——一本作“西归”，亦是——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内，我们几个好事者，有过一种建议，要想把北平所有的文物机关归一个总，然后按着性质，重新分类，重新定出一个有系统的，合于科学规律的办法出来。直到现在，便是有人要枪毙我，我还说这种的建议是不错。无如我们这班“细民”们的建议算得了什么呢？你尽可以有理由，有根据，人家总还报你一个“此中有历史关系，不能如此办”。其实，那里有什么历史关系，只是地理关系（“地盘”）罢了！ 现在北平的各文物机关的情形，大致是如此： 最庞大的是故宫博物院，直隶于中央政府的；院长是易培基易部长。 故宫博物院虽然庞大，据说经费并不充裕，所以内部情形，并不见得比从前有什么进步。不过神武门的门楼，已经重加修饰，现在远远望去，颇有金碧辉煌之致，不比从前的乌烟瘴气。 神武门对面的景山，一向是驻兵的，自从去年夏间文物维护会与老西将军再三交涉，允许不再驻兵后，即归故宫博物院保管。现在北京大学学生要想收回景山，作为北大第四院；理由是：景山与北大接近，是北大的天然校园；而且，北大之想拨景山，在十多年前已有动议，不自今日始。故宫博物院方面，则以为该院保管景山，由来已久，当然碍难照准。双方各有理由，这一场官司不知打到何时可以了结也。 范围没有故宫博物院大而所藏珍品极多的，要算古物陈列所。该所从前隶属于内务部，现因“历史关系”，仍隶于内政部。其实，该所所藏物品，和故宫博物院里的物品的性质完全相同，地址也只有一墙之隔。若将那一道墙打通了，将两个机关并而为一，在行政上必定便利得多，节省得多；在参观的人，也可以省几个车钱，省几步脚力。无如大人先生们不肯这么办，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故宫博物院的门票，从前每路卖现大洋一元，现在减为五毛。古物陈列所我已好久没去，大概还是每殿卖五毛，入门票在外。如遇元旦国庆等节，则减半收价。便就半价两毛五说罢，一个拉洋车的必须等到了元旦国庆，拉了一点一刻种的车（北平普通行市，拉车每点两毛），才能走进门去，瞻仰瞻仰当初独夫民贼们敲诈剥削而来的许多赃物，这在中华民国“民”字的意义之下，还是光荣呢？还是耻辱？ 欧洲各国的博物院，大都是进门不要钱；即如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收藏如此其丰富，设备如此其完全，对于观众的指导如此其周到，进门还是一个子不要。法国的博物院，从前也是不要钱的；欧战后，因为法郎跌价，国家财政困难，议决全国各博物院，平时卖门票，每人一法郎（合中国一毛），星期日免收。以英法两国的生活程度与中国相比，以英法两国一般人民的富力与中国相比，恐怕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即使要卖门票，至多也只能卖两个子一张；而现在的五毛钱，乃两个子的一百倍也！ 欧洲各国之设博物院，旨在补充教育，其意若曰：“你们老百姓，都是国家的好孩子。只怕你们不要好；你们若要好，国家总设法帮助你们，使你们有机会可以广眼界，增知识；犹如做父兄的，总愿意把劳苦挣来的钱，给子弟们买书籍买纸笔一样。” 我们贵国却大不相同：“这是宝贝，这是皇帝家的宝贝！要看的拿钱来，五毛钱一张票不打价！不要看拉倒！” 呜呼！一则父母之于爱子之态度也，一则卖野人头者之态度也。失之不仅毫厘，此所以谬亦不仅千里也！ 至于出版品之贵，更是骇人听闻。《掌故丛编》只是五十页的铅印本，而定价五毛。《故宫月刊》只是二十张珂罗版，而定价两元。这样凶的定价，置之于一般书铺子里所出的书中，已大有挨骂的价值；然而书铺子无论是“小本经纪”也好，“大本经纪”也好，其目的总在于求利；且于掌柜先生们求利的目的之外，还要顾到穷酸先生们的稿费或版税；所以定价凶一点，还尽有可以原谅的余地。今以堂堂国家所办事业，其目的既不在求利，所取材料，又大多是现成的——年羹尧等决不会从棺材里伸出手来要版税——而定价如此之凶，真令人莫名其土地堂！ 至于“散氏盘”“新莽量”的拓本每张卖五十元，用原印打出来《金薤留珍》每部卖一百元，我却并不以为贵，而且我主张还可以大大的贵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本是预备卖给阔老先生们做奢侈品的（学者们要研究，有影印本就可以，不必原拓本），敲他一个小竹杠，无损于他的九牛之一毛。至于普通印本，我总以为愈廉愈好，即不肯赔钱，亦只应以能于收回印本为限。我想：办理故宫的先生们，看了我前面的文章或者不免要生气，看到此处，也总以为我的主张是有理性的，是平心静气的罢。 今年夏季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什么国的洋鬼子，到故宫里看见了磁器忽然大大的赞赏起来，于是乎向馆中表示，愿意捐钱修理某殿，以为陈列磁器之用。可是，他妈的慷而不慨！既愿捐，又不愿多捐：说来说去，才说定了五千元，可又提出一个条件：将来该殿所陈各种磁器，须用该洋人审定名义，因为，据该洋人自己说，该洋人在研究磁器上是很有名的。一天，我在西车站吃饭，听同席马叔平俞星枢两先生谈说这事，都是皱着眉头，似乎难办得很。我在旁看了，不免跳起来说：“这还有什么难办！退还他妈臭钱，不就完了？中国虽穷，决不在乎他这五千元。中国虽无人，决不至于要鬼子来审定磁器。”马俞两先生颇以鄙说为然，允即退还该款。过了两天，我就到南方去了。此事如何结局，我不知道。但似乎有一天，在火车上看报，看见一条路透电，说有某国某老斗，捐巨款帮助故宫整理所藏磁器云云，颇极大宣而特传之能事。究竟如何，回平后诸事栗落，也就没有问起。（有人说我译名不美化，今试以“老斗”译“Lord ”，美乎否乎？） 古物陈列所的经济情形，我不大知道。故宫博物院，可的确是清苦得很（听说高级职员都不拿钱，低级职员的薪水也不丰）。所以，就事实上说，门票卖得贵，出版品卖得贵，还是院中诸办事先生苦心孤诣设法使故宫博物院的生命可以延长；要不然，免不了关上大门完事。所以，我在前文中虽然大骂，在此地却不得不小小招赔：我不是对于院中的谁某有所不满。我所怀疑的是：国家对于办理此事，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记得去年六七月中，有人提议将故宫物品完全拍卖。这虽然是一个比世界更大的大笑话，却也干脆则有余。现在既不拍卖，又不筹出相当的经费来好好的办，只在门票与出版品上打小算盘，有时连外国老斗的五千元都想收受——五千元之于中华民国，其重要当然还不如一个镚子之于区区也——岂非丢脸也乎哉！岂非丢脸也乎哉！ 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之外，还有两个小博物院。一个是历史博物馆，当初隶属于教育部，统一后改隶古物保管委员会，近又划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个先天不足的苦命鬼！在隶属教育部时代，早已闹得捉襟见肘，无米为炊。到改隶了古物保管委员会，更是不名一文，干僵大吉！近归史语研究所，钱是可以有一点了，可是傅大胖子的意思，一会儿要想把它停办了，把房屋作为整理档案之用，一会儿又想大办而特办，所以现在还是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将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另一个是天文陈列所，当初是中央观象台，统一后，高台长（正篆曰鲁，次篆曰叔青）自南方来，将台中一切测量仪器搬往新都，只留下几件老古董，可看而不可用者，因改为今名。改名后，曾由教育部聘任委员数人主持其事。无如钱既不多（好像每月只有三百元），各位委员先生又都是“文而不天”（注曰：知文事而不知天象也）的门外汉，所以在一年之内，只是个冷冷清清的闲机关而已。数月前，改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收，接收后如何办理，我们不大清楚。 北平的图书馆，最大的有两个：一名京师，在方家胡同，统一后改名北平，迁居仁堂；一名北京，在北海，统一后改名北海。北平以多藏旧本得名，北海以经费充裕占优势。本年夏，教育部议决将两馆合并，而称居仁堂为第一馆，北海为第二馆，俟明年养蜂夹道新屋造成，一同迁入；并升任北海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正馆长则由蔡孑老遥领。自此以后，有甲方之多书，益之以乙方之多金，更益之以袁副馆长之能干而又肯干，前途希望，的确不错。小子于此，窃不禁愿为袁副馆长小小捧场焉！ 新兴的文物机关是古物保管委员会。此有总会与北平分会之别，但均设于团城之内。总会主任委员是张溥泉先生，分会主任委员是马叔平先生。这两位，一位是国家的大老，一位是考古界的老大，以任斯职，真可谓人事相宜矣。但委员会只是个监察机关，并无积极的事业可办，所以平时异常清闲，职员们到会划到之后，或静赏团城风景之美，或组织圆坛印社而致力于刻印，亦盛业也。但有的时候，即使有事，也不容易办得圆满（曰“有的时候”者，非全称肯定也）。譬如什么地方的土豪劣绅，用非科学的方法挖掘古董，会中要设法禁止，他有他的“地头蛇”的资格，睬也不睬你。或者是，什么人的兵要砍伐什么地方的古树变价，你去禁止，正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或者是，有一家古董铺子要将某宗古董卖给外国人，等到你听见了去调查，调查了去扣留，说不定他早已设法运送出口了。即如去年的东陵案，当时文物维护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两方，也卖过不少的气力，闹了许久，也没有看见个“水落石出”。所以我向张溥泉先生说笑话：“先生，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也；其在前清，则大红顶子直隶总督也。以大红顶子直隶总督而犹无能为力，则知中华古物之保管，盖戛戛乎其难也！” 说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就不得不想到安得思那小子！他本是个流氓（诸公如其不信，见面便知端的），学问平常，只是因为挖到了恐龙蛋，美国人就替他大吹特吹，说是二十世纪十大发现之一（我国袁希渊先生，去年在天山一带，不但发现恐龙蛋，而且发现大小恐龙骨数十具），他于是乎趾高气扬，以开山刨地，翻尸倒骨为终身的职业。他被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任为中亚考古团团长，带领大队人工，到内蒙一带去挖掘古物，前后已有七次，每次总是挖了几十几百大箱的东西运出去（北平弓弦胡同有一个永久办事处，足见其规模之大），中国政府既不过问，人民更是全不知道。到去年夏季，他又从内蒙挖了八九十箱东西运回北平打算从北平运往天津出口，却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了。再一查他的护照，却并没有中国政府允许发掘古物字样，只是允许打猎而已。夫打猎乃地面上之事，打猎而可入地，恐怕美国字典中没有这样的解释罢。于是他虽然强项，也不得不相当的就范。结果把他那八九十个大箱子一起打开，请专家审查，该扣留的扣留，该发还的发还；同时还订了一个协定，由他承认：此后如再往内蒙一带发掘，不得自由行动，须先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双方订立办法，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后，方可实行。这在中国方面，已经客气到万分的了。要是咬定了他护照上只许打猎一句话，即使把全部八九十个箱子一齐扣留，他也无屁可放。可是，他一面写了“伏辨”，一面却怀恨在心，怂恿了北平的各鬼子报，将文物古物两会大骂特骂，说我们此举“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这种鬼子报，先天里就带着要骂中国人的使命，犹如狗的先天里，就带着要吃屎的使命，所以我们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已。 到今年春季，安得思想再到内蒙去，根据着去年所写伏辨中的话说，来同古物会接洽（其时文物会已停止进行）。古物会就将两年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所订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办法给他看，要他照办。他那里肯照办呢？他表面上虽然说出了许许多多的不同之点，而其实，有一点最不同，是他没有明说而我们看出来的，就是：瑞典是小国，美国是大国，大国有威风，不能照小国的办法！不办就拉倒；而他又死不肯放，横一回竖一回来同我们商量。大约每星期商量一次，经过了十多次，才渐渐的有一点眉目。正预备要签订草约了，他忽然食言而肥，将前后所讨论的，全都推翻。于是乎北平各鬼子报的骂声，又突然飞噪起来了。他一面向我们决裂，一面却电请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国驻美伍公使交涉，伍公使照电王外长，王外长照电古物会，——这样“城头上出棺材”，打了老大的一个圈子，其目的无非想把从前已经讨论得有眉目的条件，再大大的减轻而已。但大帽子尽可以压下来，我们这班古物会里的宝贝，却也有铁硬的头皮顶着。于是乎王外长来一电，我们复一电；来两电，我们复两电；来三去四，终无结果。后来王外长自己到了北平，我们约他到会里来谈谈，他就说：“我们很希望美国国务卿将来帮助我们撤消领事裁判权，所以在这种小事上，最好退让一点。”（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后来又觉得话说得太具体了，改口说：“也未必一定是撤消领事裁判权一件事。总而言之，外交上的手腕，是你拉我掣的（说时，以两手握拳作拉掣势）。小地方吃点亏，大地方总可以占些便宜。”（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他这样一说，竟把我们几个宝贝说呆了。原来我们做的事，竟足以妨害撤消领事裁判权，竟足以使我中华民国“革命的外交”上占不到大便宜，这还了得！老苍在上，鉴此愚衷：我们的爱国心，实在不下于王外长；连忙拨转舵来，向王外长说：“得啦得啦！要是真能在这件事上吃些小亏而使国家占到大便宜，我们也未尝不愿意把当初所讨论的条件重加考虑：但求于原则无背，我们总可以退让一些。”于是王外长也很满意，呜的一声，汽车开了。过几天，安得思从王外长处得到了好消息，约我们面谈一次，我们就把最后让步的限度告诉了他，由他电告美国欧司本。再过几天，安得思又约我们面谈，我们想，这大概是“我们的好消息”罢，中国外交上占大便宜的机会到了。不料一见面，他就说：“奉到欧司本来电，不得与古物保管委员会订结任何协定。”啊哟哟，老天爷降福于我们的王外长啊！劳你驾，费你心，叨你光，中国外交上的大便宜已经占到了多少了？而我们几个呆子的脸，可丢到了裤档里去了？……这时候，一般鬼子报的骂声又起了。 但是，这还不算妙，妙的还在后面。两星期前，我忽然接到美国寄来的一本《科学杂志》（Science, Vol. LXX.No. 1813），其中第一篇文章，便是关于这一次交涉的经过的报告，作者就是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这报告里说些什么话，当然是可想而知：无非把“妨害文化”“不懂科学”等等罪状，一起加在我们身上。可惜有些遗憾，他把两年前与斯文赫定交涉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现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做了一谈，他又错认古物保管委员会是个私立的机关，说中国政府已经答应了，偏有这私立机关从中作梗。据说欧司本是个有学问的老者（因为他的一门学问我不懂，所以只得据说而已），不比安得思是个纯粹的流氓。然而糊涂至此，亦殊可怜。大概是太老了，快要到地里去了，所以对于地底下的事，转比地面上的事更清楚了！ 他在杂志里夹着一页信，是他亲笔签名的，其末段说：“在十一月中（原信十月二十二日写），我要向华盛顿的中国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和美国总统，重新提议这一件。同时我请你向北京（“京”字照译）的美国公使，和我们的团长安得思博士接洽，表示你对于中亚考古团的科学上的重要，能于领会，……”吓！好家伙！你一面做文章骂人，一面还要叫我去向美国公使和安得思磕头！欧司本老先生，这还是你太滑稽了呢？还是我刘半农的骨头太贱了呢？ 写到此地，就算把北平的文物机关方面的事写完。以下按照预定的程序，应当写北平的学校方面的事了。但学校方面的事，是不容易写的；虽然我也很想写上十张八张，多骗李老板几个钱稿费，可是再三考量（此再三考量四字，用得颇有文质彬彬之概），终以不写为是，——即此只当不知，闭上眼蒙头大卧了事。 为山本大夫扬名 小女若子本月十六日晚呕吐腹痛，请旧刑部街山本忠孝大夫诊视，云系胃病。夜半腹剧痛，病人自知系盲肠炎，内人雇汽车亲自去接，而山本大夫，仍称是胃病，不肯来诊。至十七日晚，始言是盲肠炎，候次日检查血液再说。十八日下午电覆云，并非恶性，药治可愈，割治亦佳。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德国医院。当于即日进院割治，则盲肠已穿孔成腹膜炎，不复可救，于二十日晨死去。窃思医生误诊事尚可原谅，唯如山本大夫迁延掩饰，草菅人命，殊为希有，特为登报扬名。幸病家垂鉴焉。 周作人启 这是十一月三十日《世界日报》的广告；第二天的广告，题目改为《山本大夫误诊杀人》，“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十九字改为“指定令进”四字；“特为登报扬名”改为“特为发表”。 十二月四日，岂明又在《华北日报·副刊》里，发表《若子的死》一文，其末后两段云： 关于医生的误诊我实在不愿多说，因为想起若子的死状不免伤心，山本大夫也是素识，不想为此就破了脸。但是山本大夫实在太没有人的情，没有医生的道德了。十六日请他看，说是胃病，到了半夜复又剧痛，病人自知痛处是在盲肠，打电话给山本医院，好久总打不通，我的妻雇了汽丰亲自去接，山本大夫仍说是胃病，不肯来诊，只叫用怀炉去温，幸而家里没有怀炉的煤，未及照办，否则溃烂得更速了。次晚他才说真是盲肠炎，笑说，“这倒给太太猜著了。”却还是优闲地说等明天取血液检查了再看。十八日上午取了血液，到下午三时才回电话，说这病并非恶性，用药也可治愈，唯如割治则一劳永逸，可以除根。妻愿意割治，山本大夫便命往德国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割治者无一生还，万不可去，当日五时左右在德国医院经胡（Koch）大夫用手术，盲肠却已溃穿，成了腹膜炎（根据胡大夫的死亡证书所说）过了一天遂即死去了。本来盲肠炎不是什么疑难之症，凡是开业医生，当无不能立诊断，况病人自知是盲肠，不知山本大夫何以不肯虚心诊察，坚称胃病，此不可解者一。次日既知系盲肠炎，何以不命立即割治，尚需取血检查，至第三日盲肠已穿，又何以称并非恶性，药治可愈，此不可解者二。即云庸医误诊，事所常有，不足深责，但山本大夫错误于前，又欺骗于后，其居心有不可恕者。山本大夫自知误诊杀人，又恐为日本医界所知，故特造谣言，令勿往日华同仁医院，以为进德国医院则事无人知，可以掩藏。家人平常对于同仁医院之外科素有信仰，小儿丰一尤佩服饭岛院长之技术，唯以信托主治医故，免往他处，虽或病已迟误，即往同仁亦未必有救，唯事后追思，不无遗恨，丰一来信，问“为什么不在同仁医院，往德国医院去？”亦令我无从回答。山本大夫思保存一己之名誉，置病人生命于不顾，且不惜污蔑本国医院以自利，医生道德已无复存矣。及若子临终时山本大夫到场，则又讳言腹膜炎，云系败血症，或系手术时不慎所致，且又对我的妻声言，“病人本不至如此，当系本院医师之责，现在等候医师到来，将与谈判。”乃又图嫁祸于德医，种种欺瞒行为，殊非文明国民之所宜有。医生败德至此，真可谓言语道断也夫。 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若子死后，不一存问，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临终到场且作价二十五元，此岂复有丝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欢友仇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尝挽母颈耳语曰，“不要让山本来，他又要瞧坏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枪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写至此，真欲笔搁不能再下。鸣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先生无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岂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儿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异常感伤。但若子之死，只是无量数牺牲于混蛋医生者的一个例。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担保永远没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医生接触的机会，那真是危险到万分。 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说到西医，就得要问：究竟是私家小医生好，还是大医生好？我的意思，总以为小医生比大医院要好一点，虽然设备不能很完全，却因就诊的人少，医生比较可以静心些，又时时须顾到营业的前途，不能像大医院那样“出门不换货”，似乎危险的成分，不至于很多。现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连小医生也不敢信任了。 说到北平的大医院，那简直是混帐该死该杀该剐！北平的大医院有三个，都是帝国主义者所开，我今称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称其名者，不敢也。曷为不敢？畏其为帝国主义者所开也。 先说丙医院的功德。数年前，我的朋友杨仲子的夫人因为难产，送往该医院去开割，是院长先生亲自动手的。割到一半，忽然总统府来了一个电话，请院长去吃饭。院长慌了，匆匆的将割口缝起就走。后来创口好了，出了医院，觉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验，据说还得要割。一割出来，乃是第一次开割时遗在腹中的一个铁箝子也！据说该院长在外国是学兽医的。到了中国，以医兽之道医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艳羡不置也！ 次说乙医院。两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个尚未周岁的婴孩——因为受了些风寒，送往该院医治。该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动手。好罢，付罢。钱一付，多谢看护妇奶奶们开始工作了。先洗热澡，次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打的是什么针，医院里照例不发表的），同时因为头上发热，又给他戴起冰帽来；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样，看护妇奶奶们真热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个钟头罢，眼看着阿燕断了气，他们才各自抹抹头上的汗，休息去了！她们都很能尽职，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结果只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说甲医院。这是个最大的大医院。去年，我的侄儿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红热，送往院中求治。据大夫们一看，说并不是猩红热。那么是什么病呢？他又说不出来，要等试验试验再说。于是乎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一闹就闹了一个多礼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开了一个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头旁开了一个大窟窿，这样东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几刀（因头上用白布包裹，不许家人解开来看，故不知前后“挥”过几刀），把病人开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没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还是说不出来。再过一礼拜，病人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家中想调换医院，而该院不肯，说：“现在要搬动，危险更大”（其实是和山本一样的卑劣思想，恐怕医治错误的证据，给别人找到）；要想找个中医进去看看，而该院只许看病，不许吃药，说是“职任所在”。这真是把病人夹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过两天，阿明死了，一算账，除进院时付过的钱以外，还要找补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随从医生郝美尔诊察的结果，只是受了些风寒罢了。而赫定因为痛得厉害，自愿进该院医治。该院因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连忙把全院所有的“专家”，一起找来共同检验：验屎的验屎，验尿的验尿，验血的验血，验骨髓的验骨髓，……检验的结果，以十多位专家一致之意见，断定是某种病症，须将脊骨割开治疗。但割治脊骨这一个手术，是很麻烦的，全世界只美国芝加哥有一个专家；该院虽然也可以割，却不能担保没有危险（因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换作中国的阿猫阿狗，就免不得要强制执行了）。这一来，就把斯文赫定那老头儿吓酥了骨！连忙打电报到瑞典，问他家庭的意见，和家庭医师的意见。回电来说：还是上美国去割好。于是这边由郝美尔护送着赫定上美国，那边由赫定的妹子带着家庭医生上美国，真也闹的个“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国，登岸之后，竟完全好了；给那位专家一看，那专家说“从前只是受了些风寒而已，现在已好，并无割治之必要。”于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游逛了几个月回来，而这边医院里十几个专家一致之断定，就等于放狗屁！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钱又足以济之，所以能保住一条老命。若落在别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个新鬼么？ 以上四事，我敢用个人的名誉信用担保叙述上并无半点虚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华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亲口说的，赫定的事是赫定亲口说的），其余朋友们酒后茶余所谈各该院的成绩，若一一写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页的小书，因恐转展相传，不免有不尽不实之处，姑且从略。 看了以上所说，大家总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处于何等危险的地位了。但这种危险，不是北平人专有的，是全中国各处人都有的。记得今年夏季，内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对于上海某医院索价之凶，医生之可恶，看护妇之狰狞，亦不胜其感慨。可见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是不问，也就罢了；若要问，非联合全国人民，请政府定出个极严厉的取缔的方法来不可。 东拉西扯，稿纸已写了二十三张。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张也写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里，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时再写。 [book_title]与女院学生谈话 十九年五月五日，余就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职，与全体学生谈话，其要点如次： （一）理论须与事实兼顾。一方希望学生不多出难题目，一方学院当局不当以大言欺人。官僚就任时宣布大政方针，似乎无一不办，结果一无所办，失败时拂袖而去，此系不负责任，并非清高，团体实大受损失，余办教育决不如此。 （二）由整理以求发达。整理系手续，发达系目的。发达与发展不同，是就有状况，努力作去，办到精神饱满地位，易言之，即不添学系，不作无谓之竞赛行为。盖办学为百年大计，决不如在运动场上，博观众喝采。 （三）与我以相当时日，由细密的，平心静气的，和衷共济的研究与讨论，渐渐纳学校于轨道，然后向发达的路上走去。 （四）比较具体地说，现在学校全无设备，甚至家俱亦破烂，图书仪器更说不上。现在每月二千元图书仪器费，实在买不着什么。学生一星期只上二十多点钟课，请问其余时间，如何消磨。有时间不能消磨，是人生最苦事。可以说是“无以为生”。学生应将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或实验室中讨生活。故今后拟由他方面节省，多买图书仪器。 （五）学校建设费，照章至少要占百分之四十，在本院决做不到。要增加经费，恐在最近做不到。此为办学者最难境界。我总想从无法中想出方法，故非一二月中即能有成绩，亦许半年后可以稍有改观。 （六）文理两科界限须速消灭，对学校前途，固应如此；对个人学业上，须知习文科者亦必深通科学方法，方不至乱说；习理科者，亦必须有文学的修养，生活方不枯寂：至于大学毕业生而不能为精通之书信者，实在太不成话。 （七）大学生除专门学外，本国文，外国文，数学三种，均须有相当程度。大学毕业生之本国文不通，正可“投诸四夷”。外国文为知识之来源，即研究国学，亦必通一种外国文，能一种以上更佳。王静安之胜梁任公，即在通日英德三国文字，故来源比较丰富。不能数学者，说理不明，任何学问，都做不好。我虽习文，于科学为门外汉，然极信仰科学方法。 （八）闻诸位教员云，本院学生多勤学，此为学院发达之立足点。望诸位将此优点，牢牢保守，发扬光大。如无此优点，无论办学由民国十九年而至民国九十年，校舍由九爷府扩充而为十爷府，终还算不上学校，只可算得为国家虚耗民脂民膏之奢侈品。至于他人谓本校学生为闺秀，不肯作群众运动，因而不满，我则以为学生自有学生本分，保守本分，使国家有学问之人，逐年增如，使外国人不敢称中国人为半开化民族，救国之功绩，实百倍于在天安门呼口号也。 [book_title]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 ——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布告之一—— 现在本市各饭店所设公共跳舞场，大都流品不齐，空气污浊，决非青年学子所应参加。兹特严重告诫：诸生务须自惜羽毛，绝不涉足；如有故还，一经查出，立即除名。此布。 （二十年二月九日） 跳舞与密斯 ——刘复封其主张之解释—— 自日前报载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刘复，禁止女生跳舞，及令学生互称“姑娘”，以代“密斯”消息后，颇引起一般人好奇的注意，甚至西报译载，沪报用特电登出。日昨记者晤见刘氏，询彼对于此二种主张之理由，刘谓跳舞，为娱乐消遣之一种，余虽不主张积极提倡，亦无一概禁止之意。唯近来平市各舞场，空气太坏，往往容易引诱青年人于浪费，虚荣，旷时，耽愆之迷途，或竟至造成悲惨之结果。此等舞场，欧美都会中亦有之，然自爱者决不涉足。余为爱护青年及徇各生家长之请求，会于一月半以前，布告禁止学生到舞场跳舞，盖雅不欲今日中国之大学生，仅成其为一封封跳舞之所谓摩登青年也。至于家庭集会，偶一跳舞，余固并不反对。次言余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系去岁余就女子学院院长职时，向学生发表者。第一，女子称谓之名词，国语中并不缺乏，为保存中国语言之纯洁计，无须乎用此外来译音之称呼。第二，“密斯”在英语中，并非有何特别可贵处，英人对使女及饭店下女之类，亦称“密斯”，未必一受此称，便有何等光荣。第三，吾人口口声声呼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而日常生活中尚将此不需要之帝国主义国家语言中译来之名词引用，诚不知是何种选辑。根据以上理由，余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以“姑娘”“小姐”“女士”等国语中固有之称呼代之，固非主张代替“密斯”称呼，非用“姑娘”二字不可；而废弃“密斯”之理由，亦非因其雅致或不雅致也。日前报载不过将旧事翻新，然与余原意出入太多，致引起许多误会，实令人引为遗憾也。 （二十年四月一日世界日报） [book_title]半　农　家　信 二十三日信计达，今补述二十日，即游杭第三日事。 是日早九时，雇山轿三顶，自湖滨出发，余及汝母外，有友人章川岛陪游。前一夕雨，晨间放晴，天气不冷不热，于游山最宜。先到净慈寺，通常一佛寺，建筑无足观，中有一古井极深，井底倒植一木，径尺，寺僧取长绳垂烛入井，可以及木而止，四周井水黝然。相传当年造寺，有仙人从井中运木，此所遗最后一木。其说颇不可信，吾乡观音寺四眼井，亦有此种传说，或者古时开大井，每以大木打桩，井成，桩留并底，水浅时乃可见耳。寺前有雷峰塔遗址，仅余破砖一堆，千年灵物，渺不可见，恐再过若干年，对湖之保俶塔亦将如此也。次到虎跑泉，泉好茶好，地亦幽静，尽量饮数碗而去。次转入山中，先到石屋洞，小有林石之胜，有大书门前，称为湖南第一丛林者，妄也。次到水乐洞，洞不足观，循洞而入，渐闻水声淙淙，清脆如振金玉，入愈深，声愈晰，洪细相间，自然入妙，故有水乐之称。至洞底，乃见小泉在石缝中流，泉小而声大者，古所谓空谷传声，今所谓共鸣也。次到烟霞洞，洞在半山，颇少曲折，不足当烟霞之称。惟左旁有小楼数幢，可供游客投止，登楼一望，全杭湖山城市，均在目中，或当天气阴晴变化之交，自可拓入烟霞万古之胸怀耳。……此地以素菜著名，余等留饭，端来四个小碟，只红烧面筋一碟尚较好，且是半冷饭，几令余胃病再发。临行川岛照常例付以四五元，身到杭州，自不得不作黄瓜儿而被刨也。次到龙井寺，匆匆一看即去，龙井有新旧二处，此乃新龙井也。次到九溪十八涧，地在两山之中，长可六七里，山水降积为溪涧，人在细流碎石中行。山树野花，莫不各怀幽趣，又正值采茶时节，每有小姑老叟，携篮工作，怡然有世外桃源之乐。而杜鹃方盛开，时见绝壁之下，嫣红一簇，于苍古中参以鲜媚，诚绝妙天然图画也。余与川岛均下轿步行，汝母亦欲一试，经轿夫告以石上行走危险而止。余语川岛，游杭州不游此地，是未游杭州也。川岛言，此地幸未蒙张静江朱骝先两公光顾耳，两公若来，早为建筑柏油路洋桥纪念塔，我等尚有今日之乐乎？次游理安寺，寺在楠木林中，颇有深伟之致，惜知客僧俗气逼人耳，天已暮，仍循原路回栈。 次日乘早车到上海，留二日，略购物事。随到苏州，留一日，游虎丘及西园留园。虎丘尚小有可观，西留两园真不值寓目。苏州名胜，乃在天平山等处，惜时促，未能一游也。次到无锡，遇雨，留一宿，即回江阴。现家居已三日，时晴时雨，扫墓尚未毕事。又气候随晴雨而变，晴则热可挥扇，雨则寒可御裘，真造病天气也。现定再住二三日即行北返，或过锡时略游梅园鼋头渚等处，原定镇江金焦山并山东孔陵泰山之游拟即作罢，将来再作计较。小蕙来信已到，写得颇认真，亦甚有条理，但别字太多耳。我等身体均好，诸亲友亦好，连日各家请吃饭，五脏神大忙，即报小蕙阿伦阿敦三儿知之。 半　农 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 [book_title]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 （事实经过） 中法一九学术考查团，自法方违约殴人，周宝韩、郝景盛二团员返平报告后，全国上下，均为愤慨。主办该团之古物保管委员会，（系受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托）日前紧急会议，议决对法方违约殴人事件，加以查办，在查办期间，东西两队，一律停止进行与工作；卜安队长之职先行停止；并电褚民谊团长，令其速行来电详报一切，俾便作第二步之处理。昨日新省驻平代表闻亦有详电，向新省府报告，请其暂行严禁该团车队入境，并对华团员予以充分保护，及旅行上之协助。又昨日报载法使馆汉文参赞韩德威谈话，谓“法使馆对此亦甚注意。自见报载后，已设法致电该团询问真象，迄今尚未接得复电，真象如何，尚未明悉。且中国团长褚民谊对此亦无表示，其情节是否如报纸所载，须调查后方能断定。依理测之，以言语不相通之两国人士，作此长途旅行，因言语发生误会，自所难免。如所传为真实情形，使馆方面亦决不愿有所偏袒。至所谓卜安为军人一节，因法国人民均须当兵，与中国情形稍异；实则均系学者，此点或不无误会”云云。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刘复，昨特致函韩氏，质问卜安究系何种学者，足见空洞矫饰之辩解，殊不足以影响事实之真象也。 （录《世界日报》） 韩德威先生台鉴：阅报端所载先生谈话，有“至所谓卜安为军人，即因法国人民均须当兵，与中国情形稍异；实则均系学者，此点或不无误会”云云，鄙人深信以先生所处地位，又为西方崇拜耶教之人，决不至犯十诫之一而说谎，谨提出疑问两点：（一）卜安既非军人，何以十八年夏季来平接洽时，在中法大学正式宴会席上穿军礼服，而其余法人，均穿普通夜礼服；（二）卜安既“均系学者”，究竟所专习者是何种科学，曾在何处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得有何种学位或文凭，曾在何处学校任教授，或在何处学术机关服务，有何著作，在何处出版，曾被何种有名学会邀为会员。以上两点，敬希明确答复，仍在报端发表，勿使大众怀疑贵国对于“学者”二字之解释，“与中国情形稍异”，因而“或不无误会”也。敬颂台安。 （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北平） [book_title]五　年　以　来 昨天晚上舍我来了个电话，说《世界日报副刊》将于九月一日继续出版，要我做篇文章捧捧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五年以前，我做过半年的《世副》编辑罢。在这个意义之下，要我做篇文章，我是义不容辞的，虽然“此调不弹已久”，要做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 五年的时间是很短的，眼睛一转就过去了。但若仔细一回想，这五年之中也就有了不少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就把五年以来北平社会上的变化，大致写出一些来，聊以塞责。 那时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失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会做到的（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的记者自然又当别论）。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远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没有女招待，没有“吃三毛，给一块”的可能。也没有跳舞场，跳舞这文明艺术，还被头等文明的西洋老爷，太太，小姐们关紧在他们的艺术之宫象牙之塔里；我们次文明的中国人，只能在门外打打转，偷眼向里望去，和现在每晚上各跳舞场玻璃窗外围挤着的车夫苦力们一样。啊，多苦闷，多干燥的生活啊！ 那时有一位备受崇拜与欢迎的大人物就是哲学博士张兢生先生，现在不知道那里去了。 那时还没有“摩登”这名词，虽然男女交际之风已渐开，却不像现在每一个摩登女子身旁必追随着一个摩登男子，每一个摩登男子手臂上必吊着一个摩登女子。“花王”这名词，似乎在那时已经有了，但说出来似乎没有现在响亮而尊严，受这称号的也不觉的有何等光荣之处，甚而至于有登报声明否认的。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人真太不识抬举了。 那时没有登报征求伴侣的。登报声明离婚的已有了些，可没有现在热闹。 那时画报上还时常登载名妓的照片。现在“妓”之一字，已因不合人道而落伍，所以名妓也者也自归于劣败之一途，不再出头露面了。 那时“普罗”文学一个名词，在北平还不大知道，所以我们这班不长进的弄笔头的人，至多只是落伍而已；现在呢，没落了，整个儿的没落了。 那时向《世副》投稿的，大多数是学生，只偶然有一两个是已经脱离了学生生活而在社会上做事的。所投稿件，以小说杂记为最多，论说诗词较少。稿子的内容，以关于性的苦闷及经济的压迫者为最多，但我并没有尽量选登，因为只是那几句话，翻来复去的说，还是那几句话。投稿者的目的，虽然在于发表，却也并不是不在乎区区千字一元或不到一元的稿费。所以做编辑的人，往往在这稿费问题上也不免受到困难；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要想预支稿费而我的能力没有办得到，他就找个题目在别种报纸上做文章骂我，而且把我直恨到而今现在。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还同从前一样，我不知道。 我做了半年的《世副》编辑，觉得那时的青年，有一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就发表了三篇“老实说了罢”。这篇文章的内容，岂明曾为简单写出，只包括以下五项意见： 一，要读书。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功夫。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这不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么？然而不得了，马上就有许多青年联合了向我总攻击，借着当时阎老西儿所办的《每日评论》，把我刘半农骂到该杀该剐的地步。当然也有许多人是赞同我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我不知道。 （二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北平） [book_title]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现在的刘半农本来不愿意多管闲事，但到了国难临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心火在内中燃燎着，要叫我不说话自己抑厄不住。 在北平住了十多年，觉得北平的商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富于弹性，最不会吃亏，最不会跌倒的理性动物！ 二十年来的军阀战斗，北平地方此去彼来，此来彼去，商人先生们照例是对来者即欢迎，对去者即欢送，从来没有过些些的表示。 这且不必说，因为军阀究竟还是我们本国人，胡打过了一阵也就算了。 可是，自从五三以后，抵制日货的口号叫了两三年，各商店始终没有摸摸良心，多卖些本国货，少卖些日本货，所以到了今天，十家铺子里九家堆满了日本货，一旦说声要封存，真要他们的命。 于是乎商会也开会了，请求缓封的代表也派出了。 当真，一旦把这些货物封存了，他们的血本一定要大受损失。但你们的是血本，难道南京上海等处的商人的资本就是叫屁本！若然你们的反对封存是聪明，他们的赞成封存就应当是傻子。呜呼，智愚之别，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但我对于这一点，不十分坚持，只须你们能向负责任的机关做到可以缓封，我也不再多说。我所要研究的是： 到了今天，你们已经有了切实反对日本的决心没有？ 我敢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没有！其证据就在你们所用的“仇货”两个字。 夫所谓仇货云者，诚不胜其滑头之至，对于中国人，可以说“仇国当然是日本，日本以外还有哪一国是咱们的仇国”；对于日本人（假定是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又可以说：“我们所说的仇国另有所指，并不是你们贵国大日本。瞧，我们铺子里不满是你们贵国货吗？”真聪明，不知道开会的时候那一位先生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这一个好字眼，谁谓商人不通文墨耶！ 不说日本而说仇国，不说日本货而说仇货，这与挖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日本’两字而成两个窟窿一样的滑稽，一样的卑劣，一样的无耻。 我索性教会了你们罢！你们可以赶快多开办些日文商业讲习班。目前对于中国人，可以说“我们因为要对付日本，所以不得不加紧学习日本的语言文字”，将来日本兵来到了北平了，却可以用为招待贵客的工具，看见日本人进门，可以不说‘您来啦’而说“空尼溪瓦”，送日本人出门，可以不说‘您走啦’而说“阿里阿笃”，这是何等的方便啊！ 朝鲜安南印度三个亡国区域我都到过，境内愚蠢的小商人大都只能说土话，必须是聪明人，能说征服国的语言的，才能开设大商店，聪明的北平商人乎，其亦有见及此乎？ 我常以预言家自命。三年前，我作文反对钞票邮票商店招牌等并用中外文字，今年夏季中央政府居然有明令禁止了。半年前我反对营业的跳舞场，今天报纸上，居然登载了内政部咨请各省市府封闭的消息了。现在又说北平商人将来的阿里阿笃化，亦许是一个预言罢。但是，皇天后土，我希望我这一次预言就失败了罢！ （二十年十月二十日，北平） [book_title]致北平市长周大文 华章先生市长座右：教读多忙，罕承清诲。维动定迪吉，德业日新，为祝为慰。敬启者：反对营业舞场，复实首创其议。半年前忝长女院，曾牌告学生，倘稍涉足，立除学籍。一时中外报纸，传为异闻，攻击讥嘲，数月未息。而复屹然未动，持之愈坚。良以青年正当力学救国之时，一旦堕入奢靡淫污之窟，不啻饮以蜜酖，而致其死命也。幸未几，政府即颁禁闭之令。平市赖公果断办理，不及二月，即告肃清。复今虽已不负学校行政责任，而能目睹陷害青年之恶瘴，得以排除一面，亦不禁额手称庆，深佩政府之贤明，及我公处事之敏捷也。乃犹有一二旅馆，假籍外人势力，公然设场，甚至登报招摇，洋洋自得。夫国际通商，虽有条约之保障。而所在国特有之禁令，则在所必遵。故美国禁酒，未闻酿造之国家据条约向纽约运酒。英国禁娼，未闻卖淫之国家，据条约在伦敦设窑。吾国禁烟，外奸私贩，在所不免，然亦未闻公开灯吃，登报招人。以彼例此，事正相类。该旅馆等，若设于使馆界中，犹可言吾国政令之所不及。今分明在界外，而乃悍然蔑视政府之命令，违抗我公之设施，我公若曲予优容，恐转为彼辈所窃笑，且何以对政府？何以对被封之中国舞场？我公处代表全市尊荣之地位，此而不图，恐市民未必能谅解我公之雍容大度，转或怀疑而生腹非。此则爱公之市民如复者，所以不得不以寸笺奉告也。敬请政安。 刘复敬上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 [book_title]与　张　溥　泉 溥泉先生道鉴：多时不见，渴念为劳。惟起居佳胜，德望日隆，为祝。比闻中央将建陪都于西安，而推先生主持其事。报章传载，语焉不详，然非无根之谈，则可断言也。开发西北，诚为吾之要图。往日先生在平，发表此论，弟未尝不深佩卓见。然则当于平时图之。非可语于国难方殷之今日也。且开发自有开发之道。若谓一建陪都，即可化荒芜为富庶，转鄙塞为开明，弟虽至愚，宁敢遽信。今政府诸公之创陪都说者，谓将作长期抵抗也。乃抵抗未见，而于陪都则亟亟遑遑焉，是犹强寇在门，为家主者扬言拒寇，阴实逾垣而逃，天下滑稽之事，有过此者乎？推其结果，国人必痛哭相告曰，政府已弃吾民而西去，吾民不知死所矣。是内失众心也。外人亦必太息相谓曰，天助自助者，华人不能自助，吾侪又何纷纷为。是外失众助也。一举而内失众心，外失众助，政府贤明，固当如是耶？夫今日之事，惟有破釜沉舟。出于一战。中国而果已至于必亡者，战固亡，不战亦亡。中国而尚未至于必亡者，战不亡，战亦未必遽亡。此事理之至明，而自沈阳变起，至今将近半年，未闻政府诸公定一谋，决一策。其事业之昭昭在人耳目者：上海市长接受日海军之哀的美敦书，而仍不免于一战，一也。北平市长洗刷标语，以壮美观，并总理遗教而亦去之，二也。杂派许多不相干之人，而名之曰国难会议，冀以为政府分谤，三也。并此建陪都于西安，则四也。四者之外，尚有何事足举乎。呜呼，政府尝以沉着诏吾民矣。证以事实，沉则有之，着则未见，是沉沦也。政府又尝以运兵不便，援应迟缓之苦衷示吾民矣。此事实也，然而平时交通有部，铁道有部，岁糜巨款，果何为者。政府又尝以炮械不如敌军精利，以自明其非战之罪矣。此亦事实也，然而平时军费，占全国总支出之大半，果何往耶？说者谓政府诸公之不肯战，盖有二因。保全实力，备将来内战时攫取地盘，一也。政府诸公之私财，多存于日本银行，一旦开战，恐惧收没，二也。此或不免以小人之心度人，然而政府诸公亦当有事实上之剖白，一纸空言，不足邀吾民之信服也。吾民对于政府，但求有一点好处，即竭诚信仰而拥护之。观于十九路军在沪作战，沪民之勇于捐输，甚至家破身亡而不悔，政府诸公亦当有动于衷矣。乃自退却之后，十日来未闻反攻，新阵地亦日见摇动，于是白川乃有率兵游览苏杭名胜之大言。吾民至此，遂不得一变往日信仰政府之心，而群趋于悲观绝望之一途。使政府诸公尚有人心，允宜相率泣血于总理之陵，然后企图自赎之道。乃计不出此，而惟陪都是图，其意若曰，失辽东千里于一旦，不足惜也。付闸北于一炬，不足惜也。即沦首都于贼手，付守护陵寝之责于白川，亦不足惜也。今日可徜徉于洛阳，明日可逍遥于西安，更至明日，尚有哈密迪化在。中国诚大矣，窃恐如此退去，亦终有推车撞壁之一日，而政府诸公乃竟未能见及耶？昔与先生同在团城，有一日本新闻记者求见。先生作色谓侍者曰，可令速去，谁有工夫见日本小鬼。弟目睹其事，退谓叔平曰，溥泉自是血性人，不类其他阔老。今此情此景，犹恍然在目也，望作大狮子吼，醒昏昏者于沉梦。若竟如报纸所传，将以有用之精神，用于建设陪都之妄举，坐令弟等感叹汉族西来之学说，尚有待于证明，而汉族西奔之事实，即完成于当代。先生自审，得毋爽然若失乎？匆匆即请道安。弟刘复顿首。 （廿一年三月十日，北平） [book_title]“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给世界日报妇女界记者的一封信—— 秉英先生：近来报纸中常常有这一类的句子： “我是一个不幸的女性”。 “那边早有三五个女性坐着谈天”。 这个性字是翻译西文的Sex一字，并不是中国原有的“天命之谓性”。就西文Sex一字的原义说，乃是指男女间或其他物类的牝牡间的区异之所在，是个抽象名词，决不是个具体名词，决不能以“女性”代女人。“男性”代“男人”，正如“一张白纸”，不能称为“一张白色”，在西文中也决不能称“一个女人”为“A woman sex”，或“Afemale sex”。 以“女性”代“女人”的用法，大约至多还只有一二年的历史，我不知道这用法还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还是从东方小鬼国里传来的，然而总是根本不通。我希望你提倡提倡，把这不通的用法逐出于中国文字语言之外。若以为说“女性”乃是“摩登”，说“女人”乃是腐败，或借不同的名词以暗示品类，如称时髦女人为“女性”，称老妈子为“女人”，那就恕我多管闲事。匆匆，即请纂安。 （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book_title]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 前几天余上沅先生来向我说，《茶花女》一剧已由北平小戏院排演完好，不久就可以公演。这当然是给我一个很可喜的消息。但同时余先生要我以原译者的资格做篇文章，却不免叫我感觉到相当的困难。近几年来，我因为个人兴趣的转移，文艺之事久已不谈，谈起来也往往别扭，叫我说些什么话好呢。然而余先生要我说，又不好意思不说，只得离开了文艺，瞎说些不相干的话，作为交卷。 《茶花女》译本出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零三个月的时光了。在这六年零三个月之中，打算排演这一本戏的，有过好多起人。最早的一起是赵元任兄和清华的几位同学，可是只大致谈了一谈，并没有具体进行。其次是某剧社同人，他们派代表来和我接洽，要我帮忙，我答应了，他们就要求我代向北新书局赊欠二十本《茶花女》以为排演之用；但结果剧并没有排成，剧社及剧社同人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只由我代付了二十本书价了事。其次是又一某剧社，他们写信给我说要排演此剧，请我同意，并担任指导。我回信说：“指导不敢当，而且也没有这样的本领和工夫；倘能请余上沅熊佛西两先生担任导演，我就很放心，可以完全同意；到公演时，请送我二十张剧票，我就很感谢了。”这信去后，第二天就接到一封回信，大意是：“你有指导青年的责任，不该躲懒；你愿意对着余上沅熊佛西拜倒，我们却不愿意；你说你要二十张剧票，大约你的译本，只值得二十张剧票罢了。”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得拉倒，吹台！去年夏季，有位朋友从南方来，说南京党部已把这一出剧排演过了，而且规模很大，很花了些钱。我问成绩怎么样，他说不见得很好。但后来问起另一个朋友，却是说很好。无论很好也罢，不见得很好也罢，总而言之，事前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主角是谁是某，导演的是张三，是李四。大约党部诸公肯屈尊采用我的译本，已算很看得起我，自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的必要，我也自然无话可说。今年，有一个明日剧社说要排演此剧，并请余上沅先生担任导演，我问了问余先生，说是真的，就毫不犹豫的同意了。最近余先生来向我说，此剧前由明日社排演，他不过处于顾问的地位，现在改归小剧院排演，他做了负责任的导演者了。这话我听了自然更高兴，但同时也许可以说是证实了人家骂我的一句话：我愿意对着余上沅拜倒。不过，我们对于在某一事物上有信用的人加以信用，未必就是拜倒罢。到月盛斋买斤酱羊肉吃，未必就是拜倒月盛斋，所以请余上沅排一出剧，也未必就是拜倒余上沅；若然连买酱羊肉也要找余上沅，那就是拜倒了。 《茶花女》译本出版之后，辱承社会的厚爱，销路远不算坏。可是，社会上并不因此而生什么反应，起什么波动，和当年法文原本出版时法国社会上的情形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六年之前就早已料到，因为简括说来，一部《茶花女》只是这样几句话： 某生悦一妓，欲取为妻，其父恐辱门第，不之许，因自往妓所，晓以大义，使自绝生。妓诺，遂向生伪言不复相爱。生怒，与妓绝。妓抑郁死。若然把这样一小段文字放在一本旧式笔记小说里，看的人还不是眼睛一滑就滑过去了？小仲马把这段情节演成了一本剧，看的人的眼睛虽然快，事实上也决不能一滑就了事，亦许要滑上几滑，而在这滑上几滑的当儿，亦许心情上不免有相当的感动与紧张，但到全书看完了回头一想，也不过是“一个妓女受了委屈死了”这一件事，有什么了不得。我常说，中国人虽然有“死生大事”这一句话，但必须到了自己身上才是大事，在别人身上总是小事。在欧洲街市上，假使有一个人因害了羊癎疯而跌倒，或者是因骑车不慎而跌伤，旁人看见了，必连忙赶上去热心救护，街上的岗警，当然就是这临时救护队中的法定负责者。这种事发生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一样：巡警老爷自然不得不来，可是来了也不过挡挡闲人而已，心中既不觉得有什么着急，就听任病者或伤者躺在地上三点钟，以致失去可救的机会，也算不了一回事；而闲人也者，乃大凑其热闹，指手画脚，有说有笑，或者还要说一两句刻薄话，挖苦话。因为痛苦不在自己身上，所以负责任的人可以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人可以从中取乐。这一点，亦许有人看作很小的小事，我却认为无限大的大事。古语说：“观人于微”；我要模仿着说一句：观民族于微。中国民族之不长进，这也是种种原因中之一种，而且是极重要的一种。我们在电影中看见非洲原人的生活：他们捉到了异种人（并不必是敌人），就拿来用酷刑杀死，或交给野兽啮死，在被害者痛苦呼号的时候，就是他们欢歌快乐的时候。必须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拿到了将要害死的时候，他们才知道痛苦之为痛苦，于是乎不欢歌不快乐了，要呼号了。当然，我不是说中国人的脑筋，现在还同这班原人一样简单，但就事实来证明，多少总还遗留着一些影子。例如天桥要枪毙人了，看的人总有一大堆；又如大街上有人家出丧，不但旁观的人不表示一些哀感。就是在棺材前面走着的送丧亲友，也不免有嘻嘻哈哈谈闲天的；又如坐洋车的女人翻了车，第二天小报上登出新闻来，题目是“元宝大翻身”，……诸如此类，似乎不必多举。我从前以为北平人常说“人心总是肉做的”一句话很有道理，现在却不免有些怀疑。不信试看上海之役，闸北正打得炮火连天，租界上还在花天酒地，每晚叫局的条子还是雪花般的飞着，妓女们的漂亮包车还是流星般的在马路上射着；即如现在，关外义勇军正在冰天雪地中挨饥忍冷的拚命，而北平各宝号的诸位仁翁先生，还在大进大卖其日本货；其中吃到炸弹的算倒了些小霉，没吃到的还在窃窃自喜。这叫做： 痛苦不临头， 世间无痛苦， 所谓“人心总是肉做的”者，妄也。知乎此，则《茶花女》一剧，仅仅是一个妓女受了些委屈死了，有什么了不得呢？ 但我并不是个悲观者，我相信（至少也是希望）这冷酷无情的空气弥漫在中国民族中间，只是一时的现象，决然不是永久的。我就这样相信着，希望着。 （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北平） [book_title]甘　苦　之　言 昨天是《茶花女》公演的第三天，马彦祥兄特从天津赶回观看，且向我说，拟于下星期三《益世报》中出一《茶花女特刊》，要我做篇文章，把观剧以后的意见说一说。我看此剧前后有三次，就是化装试演的一次，和公演的第一第三两次。看了三次之后，自然有许多话可以说，但我现在实在没有写零碎文章的工夫，而且还处于不大容易说话的地位；要是故意说演得不好罢，良心不答应我，我自己又不是演员，用不着说客气话；要是说演得怎样怎样好罢，又不免犯“戏台里喝采”的嫌疑，虽然我只是“坐观厥成”，这一个多月来排演上的努力，都应当“涓滴归公”的算在余上沅先生和各演员的账上。 我现在只说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这是一本极难演的戏，甚而至于可以说，是一本不容易尝试的戏。这一句话，稍有戏剧知识者都能说，但我觉得亦许我可以说得比别人更真切些。悲剧比喜剧难演，这是当然的；但假使悲剧中有长篇的说白，其作用不但要表示剧情的经过，而且要表示思想冲突和社会背景的矛盾，那就难之又难。因为普通简单的说白，只须每一句或每一节给予一个相当的表情就够，这种的说白，却必须逐字研究，甚而至于一字分作几截研究，使每一字或每一截都得到相当的表情，分起来看是如此，合起来又须一气呵成，不失为一个完整的篇段；这必须是具有天才，极富情感，能于将自己的灵魂和剧中人的灵魂打成一起的人才能做得到。我所以敢说这句话，是从译剧的经验推演出来的。我这译本是一个多月的工夫写成的，但写得快的时候一点钟可以写一千多字，写得慢的时候，可以一点钟写不满一句。其所以写得慢，并不在原文之难懂，而在斟酌于译文的字句轻重，语调缓促之间，使剧中人的呼息灵感，能于正确表出。我把我在译事上所领略到的这一份甘苦，推想到演员在表演上所领略到的这一份甘苦，我敢说，他们的难处，一定比我的更大，因为我碰到了难处，可以搁上一点钟笔不动，他们却没有从容思索的余地，连一秒钟的工夫都不能错过的。 这一次公演的演员们能做了这一点没有呢？我敢说，做到了。不信试观昨天晚上演到第三四五幕紧张处，观众中有许多男人都在那里叹息顿脚，有许多女人都哭了，甚而至于有一两位放声哭起来了。马格哩脱向杜法尔说： 先生，你可怜我，我相信你自己也哭了。多谢你的眼泪；你这眼泪给我不少的勇气，像你所要求的那么多。 这回的演员们能得到观众们的眼泪，观众们也给了他们不少的勇气了。但是，在许多人哭的时候，也有许多人在笑着，这叫我如何解释呢？我说，我可以不必再有第二次的解释了，我在两星期前所做的一篇《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说几句》里已说过，北平人所说的“人心总是肉做的”，实在靠不住。所谓“生公说法，顽石头点”，本来只是一句神话罢了。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平） [book_title]双凤凰砖斋小品文 （一）题双凤凰砖 昔苦雨老人得一凤凰砖，甚自喜，即以名其斋。今余所得砖乃有双凤凰。半农他事或不如岂明。此则倍之矣。 （二）传吴道子画观音像拓本跋 世所传吴道子画观音像不知有几处刻石。余所知者西安碑林中有其一，南京岩山一佛洞中亦有其一，均大同小异。此刻远在腾越，以粗石凿成，尤古拙可玩。近唐人画佛渐从西域出，取以相比，风格颇多似处。可知原画虽未必即出道子手，要亦自有渊源。拓本纸墨甚旧，当是乾嘉时物。上有永北文武二官印，乃偏僻之处，偶有古迹，吏人遂据以为利耳。廿三年二月十九日得于厂甸画棚中，三月十四日记此，即付重装。 （三）柬天行 顷与兄及白何二公同游拈花寺，观僧人作剃度道场，欢喜赞叹。归语细君：倘吾得与彼三人同到拈花寺落发，念佛之余，可以讲音韵，谈幽默，亦是人生一乐。内子因问：究以何日去，当治馔为君等别。念此事非弟一人所能定，故以奉询。且欲知尊夫人及白何二夫人亦能治馔为别否。最好是吃遍四家，抹去嘴上油，仍不作和和。 （四） 比得朝鲜美人图一幅，纸墨甚新而布局甚别致，想是俗工按旧时粉本绘成者。以兄曾到朝鲜，欲乞题数行字，当所不吝。 （五）题荆墨忱画 作画与作文同，其以清简胜者必无可藏拙，结构尤不易。墨忱能为此幅，可与言清简矣。 （六） 墨忱尝从悲鸿学画马，此幅几可乱真矣。然画马是专门之业。墨忱果有意于此者，当就真马以求其行动疾徐食息俯仰之实态，贯之以心灵，运之以魄力，而后所画方是活马而非死马。 悲鸿之马虽佳，尚未宜视为止境也。墨忱以为何如。 （七） 此作颇似白石山翁，老辣虽不及，雅洁或过之。墨忱方在少年，故宜有此。艺术精神，每随年事以俱进。反其道而求之，无有不败。世有少年效老人笔墨者，不失之枯，即失之野，徒令人作三日呕耳。 （八） 荆墨忱作画，不失为后起之秀。庖丁老张不知从何处得此纸，乞余题字。老张亦风雅人欤？ 写此归之。 （九）记韩世昌 韩世昌，伶人也。尝从武进赵子敬习昆曲。子敬老病死京师，世昌出五六千金为料量后事。 此在梅兰芳等当如九牛之拔一毛，于世昌则为难能。世昌演剧，尝见赏于新闻记者邵飘萍。 及飘萍为张宗昌所害，故旧莫敢往收尸，独世昌毅然往。呜呼，世昌伶人也，人徒知世昌之为伶人也。 （十）跋原板《霓裳续谱》残卷 此书近十余年来始为世所重。然不见善本，说者每以为原刻即未精审。今得此册，可证其谬。虽已残阙，亦足珍也。 （以上十则原载1934年4月5日《人间世》第1卷第1期） （十一）“古度量衡举”刻辞 王莽改制，事事师古；所颁度量衡，实周法也。余尝据故宫所藏莽量，推定其一尺之值为0．23089公尺，一升之值为0．20064公升，又据甘肃省政府所藏莽权，推定其一斤之值为0．24593公斤。推算方法，别有专文。令制此小器，管容一升，边刻一尺，体重一斤。举一器而度量衡三事备，其于考古之学，或不无微助欤。 （十二）记胡叟 《北史·胡叟传》，谓“叟好属文，既善典雅之词，又工鄙俗之句”。鄙俗之句而言工，又上文曰“既”，下文曰“又”，足见另是一种功力。我辈读魏晋六朝人文，偶见一二白话词句，转觉别有意致；正是作者有意为之，故能尔尔，非懒为典雅之词，便以鄙俗之句塞责也。 （十三）跋钱云鹤画 老友云鹤北来卖画，偶言画境不易构。余谓放翁诗大可画，即就其绝句中选出十二首示之。 云鹤欣然执笔，不数日而画成，却令余涂原诗于幅首。余书拙劣不堪入目，岂足以污云鹤画耶，罪过罪过。 ——右总跋。 （十四）其二 余与云鹤均未见蜀中山水之胜，不知剑门作何状，尤不知放翁时剑门作何状，此姑以意为之。 右跋《剑门道中遇微雨一首》，原诗云：“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十五）其三 放翁所见，容即是今日大鼓书一流。“负鼓”之“负”不知作何解。负鼓于背，不便敲击，何能说唱？想其人沿门兜揽，则负鼓于背，至说唱时，则支之于地。事既渺茫，正宜度之以理。 右跋《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首，原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十六）其四 题为“冬晴”，而诗中有“桃花”，冬日岂得有桃花耶？想放翁所觅者是桃树，桃树不宜入诗，故改为桃花耳。冬日枯桃，入画了无生趣，自以全易春景为是。 右跋《冬晴与子坦子聿游湖上》一首，原诗云：“海山山下百余家，垣屋参差一带斜。我欲往寻疑路断，试沿流水觅桃花。” （十七）其五 放翁是爱国诗人，一生心事，见于此章；不可不选，非故出难题与云鹤做也。 右跋《示儿》一首，原诗云：“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十八）影印《西儒耳目资》跋 右明天启间泰西耶稣会教士金阁所撰西儒耳目资》，内分译引，音韵，边正三谱。译引谱讲述音理，音韵谱按音求字，边正谱即字求音，实欧洲音韵学识输入此土最早之一书。欧人论音，导源希腊，历罗马中古，以迄近古，但有继成，未多创发。较之梵土，自欠精严。而文以音成，历史悠久，自其所论，可取必多。苟吾国学人，早能虚心采纳，恐三百年来，清儒论韵造诣之深，当非今日所能意象。惜先儒于文字音韵之业，华夷之见过深，兼等音门法，方喧呶而寡当：阴阳律吕，又羼入而增纷。坐是虽有佳编，遽归抹煞，其知所取法者，前后只杨（选杞）刘（献庭）二家。然其书亦隐而不彰，未为世重。今新兴之语音学，既兼采希腊印度之两长，复助以算数物理生理之测验，征舌位于龙忄堇光中，察波纹于显微镜底，其为精密，自己远过当时。然就金氏书以求明季音读之正，较之求诸反切，明捷倍之。又编制精审，离内容而言方术，亦尚足资楷模。是其书固未可即废也。原书流布无多，并此土及朝鲜日本，卷帙完好者，数不及十。偶书贾得其残卷，亦复居为奇货。学者购置无从，每以为苦，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是书全帙，复因商之馆长袁守和先生，又商之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得由馆校合印五百部，借便学人。楮墨不取过精，但求无损原样。书直力求低减，只期能价印资。于是垂佚之书，得复重传于世。凡吾同道，当所乐闻。 （十九）跋王静安《壬癸集》 此册不知印于何时，闻是静安死后，国贼罗振玉所为。然书中“弦”字不缺笔，尾叶直书“大日本”，不知将置清室于何地。就贼论贼，此子亦该杀头。 （二十）其二 书用江州旧木活字印，看去自别有古拙意致，然亦只可偶尔出奇，不宜视为一种美术而加以提倡也。 （以上十则原载1934年6月20日《人间世》第1卷第6期） （二十一）跋吴佩孚竹石画册 吴佩孚之英雄事业，今已随烟尘俱散矣。其是非功罪，非余所能言，亦非余所愿言。独忆其失败之后，不窜海外，不入租界，只以少数卫兵自随，躬乘马而令人舆其胖妻，奔走群山万壑之中，历数千里而不倦；此真古英雄风度，以视余子，直粪渣耳。吴本秀才，虽作武人，犹存酸气。好写字，好作诗；而字劣诗庸，不堪入目。然所画竹石，隽妙独绝，不类其诗与字，亦不类纠纠之夫。吾友汤定之画师许为曾得名家传授，决非率尔操觚，信也。此册以民国十年印行，时吴氏之声威正盛，书散坊间，随在皆是，而购者无几。今吴已安心作百姓，书亦不复多见，而爱之者转欲倍价求之。吴方学佛，不知于此中消息，已能参得一二分否。 （二十二）无题 余与玄同相识于民国六年，缔交至今仅十七年耳，而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为文章亦打闹，虽总角时同窗共砚之友，无此顽皮也。友交至此，信是人生一乐。玄同昔常至余家，近乃不常至。所以然者，其初由于余家畜一狗，玄同怕狗，故望而却走耳。今狗已不畜，而玄同仍不来，狗之余威，固足吓玄同于五里之外也。 （以上二则原载1934年10月5日《人间世》第1卷第13期） （二十三）无题 余每苦写字不能佳，但偶得数笔好耳。而世有嗜痂之士，喜习余书；如其习得坏处，撇却好处，半农之罪过大矣，如何得了也。余尝著一书，付书店印卖；及书出，封面所印字，乃仿余体而为之者，余为之愕然。玄同言：“此书可谓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玄同写字尤不及余，然已能辨余字之真伪，可与言写字矣。 （二十四）记砚兄之称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实余二人相识，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关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看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为民国十六年，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以上二则原载1934年11月20日《人间世》第1卷第16期） [book_title]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启请： 赫赫院长，婆卢羯帝！ 胡说乱道，上天下地！ 疯头疯脑，不可一世！ 那顾旁人，皱眉叹气！ 南无古老世尊戴传贤菩萨！ 南无不惭世尊戴传贤菩萨！ 南无宝贝世尊戴传贤菩萨！ 凡是在民国初年读过《民权报》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当时的戴天仇先生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他是武松般勇猛的革命记者，虽然他的文章，用现在的眼光看去，理论也有错误的地方，文笔也有冗长无当的地方，然就全体而论，总比当时流行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小说差胜一筹。 不料时间只过了短短的二十年，当时的戴天仇先生竟摇身一变而为今日的戴传贤戴院长，这真是出于我们“意表之外”了。 大约因为戴先生是个革命元勋罢，所以国民政府把一个考试院院长位置给了他。我是没有受到过党义教育的人，所以不知道考试院重要到什么地步；然既列为五大院之一，并不比什么时生时灭、巧立名目的委员会，则其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们的戴院长，自从就任以至今日，究竟做了什么事业没有呢？南无阿弥陀佛，天晓得！ 把鸡鸣山下的一座关帝庙，改做了一座“考试庙”。 庙门口站岗的武装同志，身上穿的是二十世纪的军服，佩的却是同孔夫子一样古老的宝剑，这就值得叫你捧着肚子暗笑。 一个庙门倒有三个号房，来了一个客人，三个号房便把你像皮球般的往来互踢，直踢到你头昏眼黑，你才知道庙中的某一位先生，应归某一位号房先生带领进见。 走进庙门一看，满眼都是蓝色的，木制的门匾和楹联，上面刻着斗大的或碗大的白色的字。当然，字就是我们的戴院长的法书；句子呢，也就是我们的戴院长的法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就是戴院长的一套法宝。 院长办公室旁，设有精致佛堂一座。院长偶然到院，或苦清闲，无公可办，即入佛堂礼佛。 院长曾在庙中招待中外和尚，而令所属职员以鞠躬礼谒见诸和尚，诸和尚合十答礼。 也曾在院长的主持之下举办过几次考试，然而考试的结果，究竟对于中华民国有什么福利没有呢？南无阿弥陀佛，天晓得！至多也只有我们的戴院长自己晓得！ 戴院长的德政，或者说，戴院长的功业，大约不过如此罢。要是还有什么遗漏的，那是我见闻有限，调查不周，是我该打！ 戴先生在他的考试院的职务以外，还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是他的“随从秘书”，当然不能清楚。但就前前后后各报所记载的归纳起来说，只是东跑西跑，说这说那而已。戴先生的跑，是否有裨国计民生，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是我这麻木不仁的人没有能感觉到；这问题且留给我们的老前辈章太炎先生在编纂国史时去解决，现在以不谈为是。戴先生的演说，是他自己觉得很有劲儿的一件事。要是有人请他演说，他可以一说就说上两点钟；就是没有人请他演说，他也可以对着一二个朋友正襟危坐的说上两点钟。然而，究竟说得对不对呢？这又是一言难尽。单举最重要的一件事说：不说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么？不是他做过一部《日本论》的么？当五年前此书出版之时，也曾引起了国内读者的相当的注意；虽然也有许多专门研究日本事务的人把这部书批评得一钱不值，我却还替他愤愤不平：我以为季陶何至于如此，亦许是同行相妒罢。然而，到了九一八以后，以戴先生所处的地位，以戴先生自命为日本通的一块招牌，总该有一篇两篇惊天动地的文字发表才是：若应降，便畅畅快快的主降，若应战，便畅畅快快的主战。这种主张若不为政府所容纳，戴先生便该挂冠而去，以国民资格与政府作文字上及事理上之抗争，甚至为党部开除党籍，为政府下令通缉，亦在所不惜，这才无负于他那一块日本通的招牌，这才无负于他当年武松般的勇气。然而可惜，我们的戴院长竟不肯这样做：他只是浮萍般的，在“长期抵抗”亦即永不抵抗的波浪上飘；岂特飘而已矣，他还进一层，追随着一般愚夫愚妇而自为领袖，希望借着佛力挽回华北的劫运。前年北平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我在会场中看见他送给班禅的一把伞，自称为“弟子戴传贤”；我呆呆的看了这五个字,真是将信将疑，如白天见鬼！嗟夫！吾辈老百姓之渴望于大人先生者，欲其救苦救难也。而戴院长救苦救难之方术不过如此，是直吾家老妈子之流亚耳！ 最近，戴院长又奉了中央的命令，坐了飞机到西北去视察了一回。我真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几个书呆子声嘶力竭闹着西北的重要，政府诸公竟是充耳不闻；到东北四省丢失之后，西北二字竟变了和南京的板鸭一样时髦，谁都要想见识见识，谁都要想尝尝滋味。大约是因为狐皮袍子被小贼偷去了不得不找件破棉袍御寒罢。呜呼，此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谁谓政府诸公无远见耶？于是乎我们的戴院长坐了飞机挤热闹去矣。 他到了西安，就于四月十一日发出一条反对发掘古墓的电报（见四月十三日本报）。这电报自始至终全是对着考古家的发掘古墓说话，对于人民私掘古墓，不过引来做个陪衬。电衔中首列“上海中央研究院蔡院长”，其次才是汪院长，王教长，蒋委员长；这是他对于蔡先生的挑战，说得质直些，就是上海人所说的“骂山门”。他以为已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蔡先生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做的，所以他就一把拉住了蔡先生说话，其意若曰：你这蔡老头儿岂有此理！我这戴小头儿可不答应！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是院长，“我也是院长。来！咱们俩演个交手罢。”蔡老先生虽老，却于此等处不肯示弱；他看你气势汹汹的来，只是拿出他的老工架，不慌不忙的把你教训一顿。结果呢，生公说法，虽未必能令顽石点头，而行政院的议决案，还是依了蔡先生，没有依戴先生（见四月二十五日本报）。可怜啊！我们的戴先生其将“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而终古乎？ 且夫考古发掘工作，不自今日始，报章所载，专书所刊，亦既连篇而累牍。戴先生并非昏聩，岂有全不知晓之理，而其电报不发于前，不发于后，不发于平时燕居之余，而发于此番长途劳顿之次，此中原由，亦大可研究。有人说：这一定是戴先生和徐先生抬杠的结果。徐先生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旭生先生是也，现方在西安作考古工作。亦许戴先生驾到，杨虎城设席洗尘，而清徐先生作陪。酒过三巡，徐先生大谈考古，戴先生触动佛心，不免查照平时惯例，正襟危坐的把他那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