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苦茶随笔 [book_author]周作人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02445 [book_dec]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book_img]Z_19324.jpg [book_title]小引 《困学纪闻》卷十八评诗有一节云： “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吕居仁《官箴》引此误以为少陵。”翁注引《官箴》原文云： 中国对于忍的说法似有儒释道三派，而以释家所说为最佳。《翻译名义集》卷七《辨六度法篇》第四十四云： 且不管儒释道三家的优劣怎样，我所觉得有趣味的是杜牧之他何以也感到忍过事堪喜？我们心目中的小杜仿佛是一位风流才子，是一个堂（Don Juan），该是无忧无虑地过了一世的吧。据《全唐诗话》卷四云： “自恨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但是，这次是失意，也还是风流，老实说，诗却并不佳。他什么时候又怎么地忍过，而且还留下这样的一句诗可以收入《官箴》里去的呢？这个我不能知道，也不知道他的忍是那一家派的。可是这句诗我却以为是好的，也觉得很喜欢，去年还在日本片濑地方花了二十钱烧了一只小花瓶，用蓝笔题字曰： “羼提，此云安忍。《法界次第》云，秦言忍辱，内心能安忍外所辱境，故名忍辱。忍辱有二种，一者生忍，二者法忍。云何名生忍？生忍有二种，一于恭敬供养中能忍不着，则不生憍逸，二于瞋骂打害中能忍，则不生瞋恨怨恼。是为生忍。云何名法忍？法忍有二种，一者非心法，谓寒热风雨饥渴老病死等，二者心法，谓瞋恚忧愁疑淫欲憍慢诸邪见等。菩萨于此二法能忍不动，是名法忍。”《诸经要集》卷十下，六度部第十八之三，《忍辱篇》述意缘第一云： “盖闻忍之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残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无瞋。且慈悲之道救拔为先，菩萨之怀愍恻为用，常应遍游地狱，代其受苦，广度众生，施以安乐，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这位沙门道世的话比较地说得不完备，但是辞句鲜明，意气发扬，也有一种特色。劝忍缘第二引《成实论》云： “牧美容姿，好歌舞，风情颇张，不能自遏。时淮南称繁盛，不减京华，且多名姬绝色，牧恣心赏，牛相收街吏报杜书记平安帖子至盈箧。”这样子似乎很是阔气了，虽然有时候也难免有不如意事，如传闻的那首诗云： “牧不拘细行，故诗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又《唐才子传》卷六云： “恶口骂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鸟。恶口骂詈，大人堪受，如华雨象。”二语大有六朝风趣，自然又高出一头地了。中国儒家的说法当然以孔孟为宗，《论语》上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似乎可以作为代表，他们大概并不以忍辱本身为有价值，不过为要达到某一目的姑以此作为手段罢了。最显著的例是越王句践，其次是韩信，再其次是张公艺，他为的要勉强糊住那九世同居的局面，所以只好写一百个忍字，去贴上一张大水膏药了。道家的祖师原是庄老，要挑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我想《阴符经》的“安莫安于忍辱”这一句倒是还适当的吧。他的使徒可以推举唐朝娄师德娄中堂出来做领班。其目的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忍辱也只是手段，但与有大谋的相比较就显见得很有不同了。要说积极的好，那么儒家的忍自然较为可取，不过凡事皆有流弊，这也不是例外，盖一切钻狗洞以求富贵者都可以说是这一派的末流也。 “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当官处事，尤是先务，若能于清谨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办。《书》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此处事之本也。谚曰，忍事敌灾星。少陵诗曰，忍过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于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瓶底画一长方印，文曰，“苦茶庵自用品。”这个花瓶现在就搁在书房的南窗下。我为什么爱这一句诗呢？人家的事情不能知道，自己的总该明白吧。自知不是容易事，但也还想努力。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这有如吃苦茶。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中国万事真真是“古已有之”，此所以大有意思欤。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于北平苦竹斋，知堂记。 [book_title]关于苦茶 去年春天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不意在上海引起了一点风波，大约可以与今年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宣言相比，不过有这差别，前者大家以为是亡国之音，后者则是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罢了。此外也有人把打油诗拿来当作历史传记读，如字的加以检讨，或者说玩骨董那必然有些钟鼎书画吧，或者又相信我专喜谈鬼，差不多是蒲留仙一流人。这些看法都并无什么用意，也于名誉无损，用不着声明更正，不过与事实相远这一节总是可以奉告的。其次有一件相像的事，但是却颇愉快的，一位友人因为记起吃苦茶的那句话，顺便买了一包特种的茶叶拿来送我。这是我很熟的一个朋友，我感谢他的好意，可是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 据朋友说这叫作苦丁茶。我去查书，只在日本书上查到一点，云系山茶科的常绿灌木，干粗，叶亦大，长至三四寸，晚秋叶腋开白花，自生山地间，日本名曰唐茶（Tocha），一名龟甲茶，汉名皋芦，亦云苦丁。赵学敏《本草拾遗》卷六云： 许多东西都可以代茶，咖啡等洋货还在其外，可是我只感到好玩，有这些花样，至于我自己还只觉得茶好，而且茶也以绿的为限，红茶以至香片嫌其近于咖啡，这也别无多大道理，单因为从小在家里吃惯本山茶叶耳。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为什么诗里那么说，为什么又叫作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必要说明，还是去小学上找罢。吾友沈兼士先生有诗为证，题曰“又和一首自调”，此系后半首也： 端透于今变澄彻　鱼模自古读歌麻 柳芽茶，案柳芽亦采以代茗，嫩碧可爱，有色而无香味。”汪谢城此处所说与谢在杭不同，但不佞却有点左袒汪君，因为其味胜茶的说法觉得不大靠得住也。 “角刺茶，出徽州。土人二三月采茶时兼采十大功劳叶，俗名老鼠刺，叶曰苦丁，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每斤银八钱。”案十大功劳与老鼠刺均系五加皮树的别名，属于五加科，又是落叶灌木，虽亦有苦丁之名，可以制茶，似与上文所说不是一物，况且友人也不说这茶喝了可以节育的。再查类书关于皋芦却有几条，《广州记》云： “茗苦涩，亦谓之过罗。”此木盖出于南方，不见经传，皋卢云云本系土俗名，各书记录其音耳。但是这是怎样的一种植物呢，书上都未说及，我只好从茶壶里去拿出一片叶子来，仿佛制腊叶似的弄得干燥平直了，仔细看时，我认得这乃是故乡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称作枸朴树的就是，叶长二寸，宽一寸二分，边有细锯齿，其形状的确有点像龟壳。原来这可以泡茶吃的，虽然味大苦涩，不但我不能多吃，便是且将就斋主人也只喝了两口，要求泡别的茶吃了。但是我很觉得有兴趣，不知道在白菊花以外还有些什么叶子可以当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有栲一条下云： “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又《茶经》有类似的话云： “桑芽茶，案山中有木俗名新桑荑，采嫩芽可代茗，非蚕所食之桑也。 “山樗生山中，与下田樗大略无异，叶似差狭耳，吴人以其叶为茗。”《五杂组》卷十一云： “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南越志》则云：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汤，云其味胜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闽中佛手柑橄榄为汤，饮之清香，色味亦旗枪之亚也。”卷十记孔林楷木条下云： “其芽香苦，可烹以代茗，亦可干而茹之，即俗云黄连头。”孔林吾未得瞻仰，不知楷木为何如树，唯黄连头则少时尝茹之，且颇喜欢吃，以为有福建橄榄豉之风味也。关于以木芽代茶，《湖雅》卷二亦有二则云： “以菉豆微炒，投沸汤中倾之，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宿村中觅茗不得者可以此代。”此与现今炒黑豆作咖啡正是一样。又云： 眼前一例君须记　茶苦原来即苦茶 （二十四年二月） [book_title]骨董小记 从前偶然做了两首打油诗，其中有一句云，老去无端玩骨董，有些朋友便真以为我有些好古董，或者还说有古玩一架之多。我自己也有点不大相信了，在苦雨斋里仔细一查，果然西南角上有一个书厨，架上放着好些——玩意儿。这书厨的格子窄而且深，全厨宽只一公尺三五，却分作三份，每份六格，每格深二三公分，放了“四六判”的书本以外大抵还可空余八公分，这点地方我就利用了来陈列小小的玩具。这总计起来有二十四件，现在列记于下。 一，竹制黑猫一，高七公分，宽三公分。竹制龙舟一，高八公分，长七公分，是一个友人从长崎买来送我的。竹木制香炉各一，大的高十公分，小者六公分，都从东安市场南门内摊上买来。 总算起来，只有明器和这镜可以说是古董。薛晋侯镜之外还有一面，虽然没有放在这一起，也是我所喜欢的。镜作葵花八瓣形，直径宽处十一公分半，中央有长方格，铭两行曰：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明器自罗振玉的图录后已著于录，薛石的镜子更是文献足征了。汪曰桢《湖雅》卷九云： 四，陶制舟一，高六公分，长十二公分，底有印曰一休庵。篷作草苫，可以除去，其中可装柳木小剔牙签，船头列珊瑚一把，盖系“宝船”也。又贝壳舟一，象舟人着蓑笠持篙立筏上，以八棱牙贝九个，三贝相套为一列，三列成筏，以瓦楞子作蓑，梅花贝作笠，黄核贝作舟人的身子，篙乃竹枝。今年八月游江之岛，以十五钱买得之，虽不及在小凑所买贝人形“挑水”之佳，却也别有风致，盖挑水似艳丽的人物画，而此船则是水墨山水中景物也。 六，方铜镜一，高广各十一公分，背有正书铭十六字，文曰：既虚其中，亦方其外，一尘不染，万物皆备。其下一长方印，篆文曰薛晋侯造。 但是我总还不很明白骨董究竟应该具什么条件。据说骨董原来只是说古器物，那么凡是古时的器物便都是的，虽然这时间的问题也还有点麻烦。例如巨鹿出土的宋大观年代的器物当然可以算作骨董了，那些陶器大家都知宝藏，然而午门楼上的板桌和板椅真是历史上的很好材料，却总没法去放在书房里做装饰，固然难找得第二副，就是想放也是枉然。由此看来，古器物中显然可以分两部分，一是古物，二仍是古物，但较小而可玩者，因此就常被称为古玩者是也。镜与明器大抵可以列入古玩之部罢，其余那些玩物，可玩而不古，那么当然难以冒扳华宗了。古玩的趣味，在普通玩物之上又加上几种分子。其一是古。古的好处何在，各人说法不同，要看他是那一类的人。假如这是宗教家派的复古家，古之所以可贵者便因其与理想的天国相近。假如这是科学家派的考古家，他便觉得高兴，能够在这些遗物上窥见古时生活的一瞥。不佞并不敢自附于那一派，如所愿则还在那别无高古的理想与热烈的情感的第二种人。我们看了宋明的镜子未必推测古美人的梳头匀面，“颇涉遐想”，但藉此知道那时照影用的是有这一种式样，就得满足，于形色花样之外又增加一点兴味罢了。再说古玩的价值其二是稀。物以稀为贵，现存的店铺还要标明只此一家以见其名贵，何况古物，书夸孤本，正是应该。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不甚赞同，因为我所有的都是常有多有的货色，大抵到每一个古董摊头去一张望即可发见有类似品的。此外或者还可添加一条，其三是贵。稀则必贵，此一理也。贵则必好，大官富贾买古物如金刚宝石然，此又一理也。若不佞则无从措辞矣，赞成乎？无钱；反对乎？殆若酸蒲桃。总而言之，我所有的虽也难说贱却也决不贵。明器在国初几乎满街皆是，一个一只洋耳，镜则都在绍兴从大坊口至三埭街一带地方得来，在铜店柜头杂置旧锁钥匙小件铜器的匣中检出，价约四角至六角之谱，其为我买来而不至被烊改作铜火炉者，盖偶然也。然亦有较贵者，小偷阿桂携来一镜，背作月宫图，以一元买得，此镜《藤花亭镜谱》亦著录，定为唐制，但今已失去。 五，古明器四，碓灶猪人各一也。碓高二公分，宽四公分，长十三公分。灶高八公分半，宽九公分。猪高五公分，长十一公分。人高十二公分。大抵都是唐代制品，在洛阳出土的。又自制陶器花瓶一，高八公分，中径八公分，上下均稍小，题字曰：忍过事堪喜。甲戌八月十日在江之岛书杜牧之句制此，知堂。底长方格内文曰，苦茶庵自用品。其实这是在江之岛对岸的片濑所制，在素坯上以破笔蘸蓝写字，当场现烧，价二十钱也。 二，土木制偶人共九，均日本新制，有雏人形，博多人形，仿御所人形各种，有“暂”，“鸟边山”，“道成寺”各景，高自三至十六公分。松竹梅土制白公鸡一，高三公分。 三，面人三，隆福寺街某氏所制，魁星高六公分，孟浩然连所跨毛驴共高四公分，长眉大仙高四公分，孟浩然后有小童杖头挑壶卢随行，后有石壁，外加玻璃盒，价共四角。搁在斋头已将一年，面人幸各无恙，即大仙细如蛛丝的白眉亦尚如故，真可谓难得也。 “南唐石十姐镜：葵花六瓣，全体平素，右作方格而中分之，识分两行，凡十有二字，正书，曰，湖州石十姐摹练铜作此照子。予尝见姚雪逸司马衡藏一器，有柄，识曰，湖州石念二叔照子。又见两拓本，一云，湖州石十五郎炼铜照子，一云，湖州石十四郎作照子，并与此大同小异，此云十姐，则石氏兄弟姊妹咸擅此技矣。云照子者亦唯石氏有之，古不过称鉴称镜而已。石氏南唐人，据姚司马考之如此。”南唐人本无避宋讳之理，且湖州在宋前也属于吴越，不属南唐，梁氏自己亦以为疑，但深信姚司马考据必有所本，定为南唐，未免是千虑一失了。 “《西吴枝乘》：镜以吴兴为良，其水清冽能发光也。予在婺源购得一镜，水银血斑满面，开之止半面，光如上弦之月。背铸字两行云，湖州石十三郎自照青铜監子，十二字，乃唐宋殉葬之物也。镜以監子名，甚奇。案宋人避敬字嫌名，改镜曰照子，亦曰鑑子，監即鑑之省文，何足为异。此必宋制，与唐无涉，且明云自照，乃生时所用，亦非殉葬物也。”梁廷柟《藤花亭镜谱》卷四亦已录有石氏制镜，文曰： “《乌程刘志》：湖之薛镜驰名，薛杭人而业于湖，以磨镜必用湖水为佳。案薛名晋侯，字惠公，明人，向时称薛惠公老店，在府治南宣化坊。”又云： 玩骨董者应具何种条件？此亦一问题也。或曰，其人应极旧。如是则表里统一，可以养性。或曰，其人须极新。如是则世间谅解，可以免骂。此二说恐怕都有道理，不佞不能速断。但是，如果二说成立其一，于不佞皆大不利，无此资格而玩骨董，不佞亦自知其不可矣。 （二十三年十月） [book_title]论语小记 近来拿出《论语》来读，这或者由于听见南方读经之喊声甚高的缘故，或者不是，都难说。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至少《大》《中》《论》《孟》《易》《书》《诗》这几部都曾经背诵过，前后总有八年天天与圣经贤传为伍，现今来清算一下，到底于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恐怕要使得热诚的儒教徒听了失望，实在没有什么。现在只说《论语》。 我把《论语》白文重读一遍，所得的印象只是平淡无奇四字。这四个字好像是一个盾，有他的两面，一面凸的是切实，一面凹的是空虚。我觉得在《论语》里孔子压根儿只是个哲人，不是全知全能的教主，虽然后世的儒教徒要奉他做祖师，我总以为他不是耶稣而是梭格拉底之流亚。《论语》二十篇所说多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不谈鬼神，不谈灵魂，不言性与天道，所以是切实，但是这里有好思想也是属于持身接物的，可以供后人的取法，却不能定作天经地义的教条，更没有什么政治哲学的精义，可以治国平天下，假如从这边去看，那么正是空虚了。平淡无奇，我凭了这个觉得《论语》仍可一读，足供常识完具的青年之参考。至于以为圣书则可不必，太阳底下本无圣书，非我之单看不起《论语》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又《微子》第十八云： 在这几节里我觉得末了一节顶好玩，把子路写得很可笑。遇见丈人，便脱头脱脑地问他有没有看见我的老师，难怪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忽然十分恭敬起来，站了足足半天之后，跟了去寄宿一夜。第二天奉了老师的命再去看，丈人已经走了，大约是往田里去了吧，未必便搬家躲过，子路却在他的空屋里大发其牢骚，仿佛是戏台上的独白，更有点儿滑稽，令人想起夫子的“由也喭”这句话来。所说的话也夸张无实，大约是子路自己想的，不像孔子所教，下一章里孔子品评夷齐等一班人，“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发中权”，虽然后边说我则异于是，对于他们隐居放言的人别无责备的意思，子路却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何等言重，几乎有孟子与人争辩时的口气了。孔子自己对他们却颇客气，与接舆周旋一节最可看，一个下堂欲与之言，一个趋避不得与之言，一个狂，一个中，都可佩服，而文章也写得恰好，长沮桀溺一章则其次也。 一部《论语》中有好些话都说得很好，我所喜欢的是这几节。其一是《为政》第二的一章：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我喜欢这一章，与其说是因为思想还不如说因为它的境界好。师弟三人闲居述志，并不像后来文人的说大话，动不动就是揽辔澄清，现在却只是老老实实地说说自己的愿望，虽有大小广狭之不同，其志在博施济众则无异，而说得那么质素，又各有分寸，恰如其人，此正是妙文也。我以为此一章可以见孔门的真气象，至为难得，如《先进》末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那一章便不能及。此外有两章，我读了觉得颇有诗趣，其一《述而》第七云：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门，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其二《子罕》第九云：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二是《阳货》第十七的一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太炎先生《广论语骈枝》引《释文》，鲁读天为夫，“言夫者即斥四时行百物生为言，不设主宰，义似更远。”无论如何，这一章的意思我总觉得是很好的。又《公冶长》第五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本来这种文章如在《庄子》等别的书里，并不算希奇，但是在《论语》中却不可多得了。朱注已忘记，大家说他此段注得好，但其中仿佛说什么道体之本然，这个我就不懂，所以不敢恭维了。《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狠特别的文章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我前后读《论语》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谱，当初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大约就只这一点了罢。其次那时我所感到兴趣的是记隐逸的那几节，如《宪问》第十四云： 我对于这些隐者向来觉得喜欢，现在也仍是这样，他们所说的话大抵都不错。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最能说出自家的态度。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最能说出孔子的态度。说到底，二者还是一个源流，因为都知道不可，不过一个还要为，一个不想再为罢了。周朝以后一千年，只出过两个人，似乎可以代表这两派，即诸葛孔明与陶渊明，而人家多把他们看错作一姓的忠臣，令人闷损。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上面各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这是颇有意思的事。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这与中国的截不相同，他们独居沙漠中，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故其热狂实在与在都市中指挥君民焚烧异端之大主教无以异也。二者相比，似积极与消极大有高下，我却并不一定这样想，对于自救灵魂我不敢赞一辞，若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了。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这恐怕也是出于读经救国论者“意表之外”的罢？ （二十三年十二月） [book_title]洗斋病学草 民国以来我时常搜集一点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贵与不贵本来没有一定标准，我的标准是我自己擅定的，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得，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贵的书我只买过两三部，一是陶元藻的《泊鸥山房集》，一是鲁曾煜的《秋塍文钞》，——鲁启人是汤绍南的老师，《秋塍三州诗钞》又已有了，所以也把《文钞》搜了来，可是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种情形，既不广收罗，又是颇吝啬，所搜的书清朝的别集一部分一总只有百五十部，其中还有三五部原是家藏旧有的。 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吾乡近三百年不曾出什么闻人，除章实斋是学者外，——因为我所说的只是山阴会稽的小同乡，所以邵念鲁也没有算在里面，——只有胡天游王衍梅几个人略有名声，最近则李慈铭，但这些大都还是一种正宗里的合作，在我既然不懂得，也不感到兴趣，《越缦堂日记》或者要算是例外。近代的人用了传统的五七言和古文辞能够做出怎样的东西呢？载道，或者是的，不过这于我没有缘分。要能言志，能真实的抒写性情，乃是绝不容易的事。高明如陆放翁，诗稿有八十卷之多，而其最佳的代表作据我看来还只是沈园柳老不飞绵等几章，其他可知矣。还有纪事与写景呢？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述中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其实这原来也并不限于真正生长的故乡，凡是住过较长久的地方大抵都有这种情形，如江宁与北京，读《帝京景物略》于其文章之外也觉得别有可喜，只是南京一略未得见，乃大可惜耳。 祈晴祈雨听鸣鸠，未卜丰收与歉收，注定板租无荒旱，山家一半种花秋。案佃户纳租按收成丰歉折算，每年无定，唯板租则酌定数目，不论荒旱一律照纳也。 渔舟斜渡绿杨津，一带人家傍水滨，村女不知乡语谑，门前争买上湖春。案蚌蛤多为猥亵俗语，在外国语中亦有之。上湖春，越语上字读上声。 查范寅《越谚》卷中服饰类中只有齐眉一条，其注云：“此与网钗大同小异，彼双此单，彼分布两边，此独障额前，珠络齐眉而止，亦新制，起于咸丰年，奢华极矣。”俏三寸在小时候亦曾见过，仿佛如三河老妈子所梳，状似络纬肚者，不知范君何以一笔抹杀都不收入也。卷下又有《花爆八咏》，序云： 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杖，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谓之跳灶王。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又是残冬急景催，街头财马店齐开，灶神人媚将人媚，毕竟钱从囊底来。”注引《坚瓠集》云，今吴中以腊月一日行傩，至二十四日止，丐者为之，谓之跳灶王。《武林旧事》虽亦云二十四日市井迎傩，跳灶王之名恐最早见于褚书也。又引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跳灶王，丐者至腊月下旬涂粉墨于面，跳踉街市，以索钱米。江浙风俗多相似，跳灶王一事其分布即颇广，《清嘉录》十二月分中虽别录有跳钟馗，而泥人黄牛则悉不载，且《越谚》亦并缺此二项，洗斋之记录尤可感谢了。 四，齐眉。注云，“额前珠络，一名西施额。” 四，水胡芦。注云，“野鸭别名，即凫之最小者。” 又卷上有《越腊旧俗》诗共六首，凡三题： 卷下又有越谣五首，注云，吾乡俗说多有古意，谱以韵语，使小儿歌之。题目凡五： 但是诗文集中带有乡土色彩的却是极少，我所看过的里边只有一种较可取，这乃是家中旧有的一部，是作者的儿子在光绪丙戌（一八八六）年送给先君的。书名“洗斋病学草”，凡二卷，光绪甲申刊，题踵息道人著，有自序，有道装小像，以离合体作赞，隐浙江山阴胡寿颐照八字。胡字梅仙，光绪丁卯举人，自序言性喜泰西诸书，读之得以知三才真形，万物实理，集卷上有《感事漫赋》四首，分咏天主堂同文馆机器局招商局，诗未佳而思想明通，又卷下《咏化学》二首，注云，“泰西初译是书，尽泄造化之秘，华人未能悉读，多不之信。”序又言年三十七以病废，废四年始学诗自遣，学六年以病剧辍，先君题识谓其艰于步履，盖是两足痿痹也。全集诗才二百十首，所咏却多特殊的事物，颇有意思。如卷上有《香奁新咏》，序云： 以上五者，一系成语，二为儿歌，《越谚》卷上录有全文。三至五均系名物，《越谚》未收。范啸风盖畸人，《越谚》亦是一部奇书。但其诗文却甚平凡，殊不可解。近来得见其未刊稿本，有《墨妙斋诗稿》六卷，乃极少可取者，唯卷五杂咏中有《抓破脸》四绝句，注云，“白桃花而有红点者，俗以此名之。”诗不佳而题颇有意思，但这却并不是越中事物，不特未曾听过此名，即此三字亦非越语也。 五，花秋。注云，“早稻别种。”诗云： 二，跳黄牛。注云，“一人缚米囊作两角状蒙其首，一人牵其绳至市闾进吉语，呼其人作牛鸣以应，名曰跳黄牛。” 二，玉搔头。注云，“古有是饰，今间以五色，有插至数十枚者，抑何可笑也。” 二，山里山。注云，“谚云，山里山，湾里湾，萝卜开花即牡丹。” 三，跳灶王。注云，“一童盔兜装灶神，一妇人击小铜钲，媚以谀词，名曰跳灶王。三事皆乞丐为之。”案跳字越有二音，一读如挑去声，即跳跃义，一读如条，平声，谓两脚伸缩上下践地也，二义不同。此处跳字又引伸有扮演义，乡间演戏开场必先演八仙上寿曰请寿，次出魁星曰踢魁，次出财神曰跳财神，亦读条，《越谚》中写作足下火字。 三，侧托。注云，“髻上横签，排列多齿，以金为之，或饰以玉石。” 三，上湖春。注云，“小蚌别名，谑语也。”诗云： 一，跳泥人。注云，“一人戴草圈，袒背，自首以下悉涂泥，比户跳舞，名曰跳泥人，跳字越音讹条。” 一，夜叉降海来。注云，“夏日暴雨，多以是语恐小儿。”案降字疑应作扛，夏天将下阵雨，天色低黑，辄云夜叉扛海来，却不记得用以恐吓小儿。 一，俏三寸。注云，“脑后挽小髻，长仅三寸，初起江苏上海，今已遍传吴越，服妖也。” 《越谚》卷中技术类中只列跳灶王一条，注云：“仲冬，成群锣唱，掞脸，蒙倛，即古傩也。”所云仲冬盖误，平常总在年底才有。顾禄《清嘉录》卷十二云： “跳灶王。跳俗呼如条音，王呼作巷平声。 “新春儿童竞放花爆，未知始于何时，名目奇异，古书亦未经见，习俗相沿，颇有意义，爰为分咏八绝，聊以讽世云尔。”所咏八种为花筒，赛月明，金盆捞月，双飞胡蝶，滴滴金，九龙治水，穿线牡丹，过街流星。其讽世无甚足取，但记录这些花爆的名目却是有意义的事，有些都是当年玩过的东西，却不知道现在的乡间小儿们也还玩不，会考之后继以读经，恐怕现代的小朋友未必会有我们那时候的闲适罢？ “古人咏香奁者多矣，余复何赘。唯有数事为时世装，登徒子皆酷爱焉，鄙意总以为不雅，援笔赋之，世有宋玉其人者，庶以余言为不谬尔。”其题凡四： 卷下又有四首七绝，题曰“间壁艳妇未起”，有序曰：“余友陶伯瑛孝廉方琯年未三十，攻苦得心疾，犹日课一文，数上公车，或惘惘出门，只身奔走数千里。今病益剧，忽喜吟诗，稿中有是题，同人无不大笑，孙彦清学博闻之醉骂曰，古人命题往往粗率类此，何足怪！设出老杜，诸君赞不绝口矣。余谓题虽俚着笔甚难，效颦一咏，纾情而已，大雅见哂弗顾焉。”方琯即方琦兄，见《复堂文续》亡友传中，其诗惜未得见，想当有佳句，若洗斋仿作则殊无可观，唯有此诗序我们得以知道此轶事并孙君之快语耳。我这样的读诗文集，有人或者要笑为买椟还珠，不免埋没作者的苦心。这大约是的，但是近来许多诗文集的确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看，假如于此亦无足取，那简直是废书一册罢了。我也想不如看笔记，然而笔记大半数又是正统的，典章，科甲，诗话，忠孝节烈，神怪报应，讲来讲去只此几种，有时候翻了二十本书结果仍是一无所得。我不知道何以大家多不喜欢记录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总是念念不忘名教，虽短书小册亦复如是，正如种树卖柑之中亦必寄托治道，这岂非古文的流毒直渗进小说杂家里去了么。 [book_title]厂甸之二 新年逛厂甸，在小摊子上买到两三本破书。其一是《诗庐诗文钞》。胡诗庐君是我的同学前辈，辛丑年我进江南水师，管轮堂里有两个名人，即铅山胡朝梁与侯官翁曾固，我从翁君初次看到《新民丛报》，胡君处则看他所做的古诗。民国六年我来北京，胡君正在教育部，做江西派的诗，桐城派的文，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不大相见。十年辛酉胡君去世，十一年壬戌遗稿出版，有陈师曾小序，即是此册，今始得一读，相隔又已十二三年，而陈君的墓木也已过了拱把了罢。诗稿前面有诸名流题字，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严幾道的第二首，因为署名下有一长方印章，朱文两行行三字，曰天演宗哲学家，此为不佞从前所未知者也。 旧书之二不知应该叫作什么名字。在书摊上标题曰名山丛书零种，但是原书只有卷末明张佳图著《江阴节义略》一卷书口有“名山丛书”字样，此外《谪星说诗》一卷《谪星笔谈》三卷《谪星词》一卷，均题阳湖钱振锽著，不称丛书。我买这本书的理由完全是为木活字所印，也还好玩，拿回来翻阅着见其中仪字缺笔，《节义略》跋云癸亥九月，知系民国十二年印本，至于全书共有几种，是何书名，却终不明白。读《谪星词》第三首，《金缕曲》“忆亡弟杏保”，忽然想起钱鹤岑的《望杏楼志痛编补》也是纪念其子杏保而作的，便拿来一查，果然在《求仙始末》中有云，“丙申冬十二月长男振锽于其友婿卜君寿章处得扶乩术，是月二十有一日因于望杏楼试之，”卷后诗文中亦有振锽诗七首词一首，唯《金缕曲》未收，或系后作也。去年春节在厂甸得《志痛编补》，得到不少资料写成《鬼的生长》一文，今年又得此册，偶然会合亦大可喜，是则于木活字之外又觉得别有意思者也。 王李多以恶语詈谢茂秦，令人发怒。以双目嘲眇人，已不长者，以轩冕仇布衣，亦不似曾饮墨水者也。卢柟被陷，茂秦为之称冤于京师，得白乃已。王李诸人以茂秦小不称意便深仇之，弇州至詈其速死。论其品概，王李与茂秦交，且辱茂秦矣，宜青藤之不入其社也。”此外非难弇州的还有好几则，都说得有理，但如评贾岛一则虽意思甚佳，实际上恐不免有窒碍，文云： 今日读唐晏（民国以前名震钧）的《涉江先生文钞》，其《砭韩》一文中有云，“此一派也，盛于唐，靡于宋，而流为近代场屋之时文，皆昌黎肇之也。”可与上文所引各语相发明。十七日记。 《谪星说诗》虽只六十余则，却颇有新意，不大人云亦云的说，大抵敢于说话，不过有时也有欠圆处。如云： 《谪星笔谈》与《说诗》原差不多，不过一个多少与诗有点相关，一个未必相关而已，有许多处都是同样地有意思，最妙的也多是批评人的文章。卷二云： 《笔谈》卷三谈到桐城派，对于中兴该派的曾涤生甚致不敬，文云： “退之与时贵书，求进身，打抽丰，摆身分，卖才学，哄吓撞骗，无所不有，究竟是苏张游说习气变而出此者也。陶渊明穷至乞食，未尝有一句怨愤不平之语，未尝怪人不肯施济而使我至于此也。以其身分较之退之，真有霄壤之别。《释言》一首，患得患失之心活现纸上，谗之宰相便须作文一首，或谗之天子，要上万言书矣。”这一节话我十分同意，真可以说是能言人所难言。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我其实是很虚心地在读“古文”，我自信如读到好古文，如左国司马以及庄韩非诸家，也能懂得。我又在读所谓唐宋八家和明清八家的古文，想看看这到底怎样，不过我的时间不够，还没有读出结果来。现在只谈韩文。这个我也并未能精读，虽然曾经将韩昌黎文集拿出来搁在案头，但是因为一则仍旧缺少时间，二则全读或恐注意反而分散，所以改变方针来从选本下手。我所用的是两个态度很不相同的选本，一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书》，一是吴闿生的《古文范》。《才子必读书》的第十和十一卷都是选的韩文，共三十篇，《古文范》下编之一中所选韩文有十八篇，二家批选的手眼各不相同，但我读了这三十和十八篇文章都不觉得好，至多是那送董邵南或李愿序还可一读，却总是看旧戏似的印象。不但论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尝有一篇可以与孟嘉传相比。朱子说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韩文则归纳赞美者的话也只是吴云伟岸奇纵，金云曲折荡漾，我却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正是策士之文也。近来袁中郎又大为世诟病，有人以为还应读古文，中郎诚未足为文章模范，本来也并没有人提倡要做公安派文，但即使如此也胜于韩文，学袁为闲散的文士，学韩则为纵横的策士，文士不过发挥乱世之音而已，策士则能造成乱世之音者也。 “近日言古文推桐城成为派别，若持论稍有出入，便若犯乎大不韪，况敢倡言排之耶？余不能文，偶有所作，见者以为不似桐城，予唯唯不辨。窃谓文之未成体者冗剽芜杂，其气不清，桐城诚为对症之药，然桐城言近而境狭，其美亦殆尽矣，而迤逦陵迟，其势将合于时文。盖桐城派之初祖为归震川，震川则时文之高手也，其始取五子之菁华，运以欧曾之格律，入之于时文，时文岸然高异。及其为古文，仍此一副本领，易其字句音调，又适当王李赝古之时，而其文不争声色，浏然而清，足以移情，遂相推为正宗。非不正宗，然其根柢则在时文也。故自震川以来，若方望溪刘才甫姚惜抱梅伯言，皆工时文，皆有刻本传世，而吴仲伦《初月楼集》末亦附时文两三篇，若谓不能时文便不足为古文嫡冢者。噫，何其蔽也。”谢君为林琴南之师，而其言明达如此，甚可佩服。其实古文与八股之关系不但在桐城派为然，就是唐宋八大家传诵的古文亦无不然。韩退之诸人固然不曾考过八股时文，不过如作文偏重音调气势，则其音乐的趋向必然与八股接近，至少在后世所流传模仿的就是这一类。《谪星说诗》中云： “诗当求真。阆仙推敲一事，须问其当时光景，是推便推，是敲便敲，奈何舍其真境而空摹一字，堕入做试帖行径。一句如此，其他诗不真可知，此贾诗所以不入上乘也。退之不能以此理告之，而谓敲字佳，误矣。”我说窒碍，因为诗人有时单凭意境，未必真有这么一回事，所以要讲真假很不容易，我怕贾上人在驴背上的也就是这一种境界罢。 “沧浪谓东野诗读之使人不欢，余谓不欢何病，沧浪不云读《离骚》须涕洟满襟乎？曷为于骚则尊之，于孟则抑之也。东坡称东野为寒，亦不足为诗病。坡夜读孟郊诗直是草草，如云细字如牛毛，只是憎其字细，何与其诗。 “桐城之名始于方刘，成于姚而张于曾。虽然，曾之为桐城也，不甚许方刘而独以姚为桐城之宗，敬其考而祧其祖先，无理之甚。其于当世人不问其愿否，尽牵之归桐城，吴南屏不服，则从而讥之。譬之儿童偶得泥傀儡，以为神也，牵其邻里兄弟而拜之，不肯拜则至于相骂，可笑人也。”谢章铤《赌棋山庄笔记》，《课余偶录》卷二亦有一则，语更透澈，云： “故老相传，姚姬传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此可知古文之通于音乐，即后人总以读八股法读之，虽然韩退之是否摇头摆腿而做的尚不可知。总之这用听旧戏法去赏鉴或写作文章的老毛病如不能断根去掉，对于八股宗的古文之迷恋不会改变，就是真正好古文的好处也不会了解的。我们现在作文总是先有什么意思要说，随后去找适当的字句用适当的次序写出来，这个办法似乎很简单，可是却不很容易，在古文中毒者便断乎来不成，此是偶成与赋得之异也。《谪星说诗》中云： “同年王鹿鸣颇娴曲学。偶叩以律，鹿鸣曰，君不作八股乎，亦有律也。”此可知八股通于音乐。《古文范》录韩退之《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首句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选者注云： “凡叙事说理写情状，不过如其事理情状而止，如镜照形，如其形而现，如调乐器，如其声而发，更不必多添一毫造作，能如是便沛然充满，无所不至。凡天下古今之事理情状，皆吾之文章诗词也，不必求奇巧精工，待其奇巧精工之自来。古唯苏家父子能见到此境，后则陆放翁。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可谓见之真矣。”此虽似老生常谈，但其可取亦正在此，盖常谈亦是人所不易言者也。与上引评贾岛语是同一意思，却圆到得多，推敲问题太具体了，似乎不好那么一句就断定。《笔谈》中有意思的还有几条，抄得太多也不大适宜，所以就此中止了。廿四年一月十五日，在北平西北城之苦茶庵。 附记 钱君著书后又搜得《名山续集》九卷，《语类》二卷，《名山小言》十卷，《名山丛书》七卷，亦均木活字印，但精语反不多见，不知何也。四月中蚌埠陆君为代请钱君写一扇面见寄，因得见其墨迹，陆君雅意至为可感。五月廿四日又记。 [book_title]食味杂咏注 今年厂甸买不到什么书，要想买一本比较略为好的书总须得往书店去找，而旧书的价近来又愈涨愈贵，一块钱一本的货色就已经不大有了。好在有几家书店有点认识，暂时可以赊欠，且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几本来看罢，有看了中意的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这里边我所顶喜欢的是一册《食味杂咏》，东墅老人嘉善谢墉撰，有门生阮元序，道光中小门生阮福刊。据石韫玉后序，乾隆辛丑主会试，士之不第者造为蜚语云，谢金圃抽身便讨，吴香亭到口即吞，坐此贬官，但此二语实出《寄园寄所寄》中，两公之姓相合，故毷氉者移易其词以腾口说耳云。东墅老人自序云： “乾隆辛亥夏养疴杜门，因思家乡土物数种不可得，率以成吟，于是连续作诗，积五十八首，而以现在所食皆北产也，复即事得四十三首，共成一百一首，各系数言于题下。盖墉家世习耕读，少时每从老农老圃谈树艺，当名辨物，多以目验得之，又邻江海介五湖，水生陆产咸易致之，考其性味，别其土宜，不为丹铅家剿说所淆。中年以北游之后食味一变，而轺车驿路，爰好谘诹，京城顾役者无问男女皆田家也，圉人御者皆知稼穑，下至老妪亦可询之，以是辨南北之异宜，析山泽之殊质。又少多疾病，时学医聚药，参之经传，证以见闻，或有疑义辄为诠注。陶斯咏斯，绝无关于喜愠，游矣休矣，非假喻于和同。诗成，汇录之，方言里语，敢附博物哉，庶其以击壤之声，入采风之末云尔。” 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须拈。注云：“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王诗云： 适值那时所得的几部诗词里也还有类似的题咏，可谓偶然。其一是全祖望的《句余土音》，系陈铭海补注本，其第五卷全是咏本地物产，共有六十九首，只可惜原注补注都不大精详。四赋四明土物九首之一为荔枝蛏，诗下原注云： 西风策策碧波明，菰雨芦烟两岸平，暮汐过时渔火暗，沙边觅得小娘蛏。注引宋吴惟信元王逢简句外，只云“俗呼蛏为小娘蛏”。以上注法或是诗注正宗亦未可知，不过我总嫌其太简略，与《食味杂咏》相比更是显然。南味五十八首之十六曰喜蛋，题注甚长，今具录于下： 序文末尾写得不漂亮，也是受了传统的影响，但是序里所说的大约都是实情，我所喜欢的部分实在也还是那些题下的附注，本文的诗却在其次。古人云买椟还珠，我恐怕难免此诮，不过这并无妨碍，在我看来的确是这椟要好得多，要比诗更有意思，虽然那些注原是附属于诗的，如要离诗而独立也是不可能。阮云台序中有云：“此卷为偶咏食品之诗，通乎雅俗，然考证之多，非贯彻经史苍雅博极群书者不能也。”可谓知言。我同时所得尚有王鸣盛《练川杂咏》，并钱大昕王鸣韶和作共一百八十首，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首，谭吉璁和作百十八首，杨抡《芙蓉湖棹歌》百首，并刘继增《惠山竹枝词》三十首为一卷。这些诗里也大都讲到风物，只是缺少注解，有注也略而不详，更不必说能在丹铅家剿说之外自陈意见的了。以诗论，在我外行看去，似朱竹垞最佳，虽然王西庄钱竹汀的有几句我也喜欢。如朱诗云： 姑恶飞鸣触晓烟，红蚕四月已三眠，白花满把蒸成露，紫葚盈筐不取钱。注云：“姑恶鸟名，蚕月最多。野蔷薇开白花，田家篱落间处处有之，蒸成香露，可以泽发。”又云： 南湖白小论斗量，北湖鲫鱼尺半长，鱼船进港麹船出，水气着衣闻酒香。孙子九名垓，有《退宜堂诗集》四卷，此诗为过东浦口占之第二首，在诗集卷一中。 南中活虾三十年前每斤不过十余文，时初至京，京中已四五倍之。近日京城活者须大钱三四百文，其不活而犹鲜者，以用者多，亦须二百左右，然大率捞之浊水中，其生于清水者更不易得。” 东墅老人对于土物之知识丰富实在可佩服，可惜以诗为主，因诗写注，终有所限制，假如专作笔记，像郝兰皋的《记海错》那样，一定是很有可观的。至于以诗论，则谢金圃的银鱼诗与冯晏海的白小词均不能佳，因系用典制题做法，咏物诗少佳作，不关二公事也。倒还是普通一点的风物诗可以写得好，如前所举棹歌即是，关于白小可举出吾乡孙子九一绝句来： “银鱼出水即不活，渔家急暴干市之。有甫出水生者以作羹极鲜美，乡俗名之曰水银鱼，以别于干者。” “蛏本江海所产，而西湖酒肆者乃即买之湖上渔船，乘鲜烹食极美。同年王穀原与麹生交莫逆，每寓杭乡试时邀同游西湖，取醉酒家，有五柳居酒肆在湖上，烹饪较精，穀原嗜食蛏，谓此乃案酒上品，即醉蛏亦绝佳，因令与煮熟者并供之。此景惘然。”第三十首为活虾，诗中有注两则，均琐屑有致，为笔记中之佳品。 “蛏字《说文》《玉篇》俱无，亦不见他书，《广韵》始收，注云蚌属，盖即《周官》狸物蠃蠯之类，味胜蚬蛤，若以较西施舌则远不逮矣。”诗中注云： “色白如银，长寸许，大者不过二寸，乡音亦呼儿鱼，音同泥，银言白，儿言小也。此鱼古书不载，罗愿《翼雅》于王余脍残云又名银鱼，脍残虽相类，然大数倍，不可混也。”诗中注云： “浙东之蛏皆女儿蛏也，而荔枝则女儿之佳者。”上文所云小娘蛏盖即一物，吾乡土俗蛏不尚大者，但不记得有什么别名，只通称蛏子耳。冯云鹏著《红雪词》甲乙集各二卷，乙之一中有禽言二十二章，禽言词未曾见也，又有咏海错者二十五章，其十四至十六皆是蛏，曰竹蛏，曰女儿蛏，曰笔管蛏，却无注。其第二咏白小，有注云： “家乡名渔家之船曰网船，渔妇曰网船婆。夏秋鱼虾盛时，网船婆蓑笠赤脚，与渔人分道卖鱼虾，自率儿女携虾桶登岸，至所识大户厨下卖虾，易钱回船，不避大风雨。 “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极嫩，即蛋黄也。在外者曰砂盆底，较实，即蛋白也。味皆绝胜。”第二十九首为鲜蛏，注云： “古无蛋字，亦无此名，经传皆作卵，音力管反。《说文》，蜑，释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徒旱切，在新附文之首，是汉时本无此字，故叔重不载而徐氏增之。《玉篇》仍《说文》不收，《广韵》则亦注为南方夷，至《唐书》柳文皆以为蛮俗之称，《集韵》并载蜑 ，要皆不关禽鸟之卵。今自京师及各省凡鸟卵皆呼为蛋，无称为卵者，字从虫从延，本以延衍卵育取义，蛋则蜑省也。考《说文》卵字部内有毈字，卵不孚也，徒玩切，与蛋为音之转，盖古人呼不以之孚鸡鸭之卵而徒供食者即以孚之不成之卵名之，因而俗以蛋抵毈也。隋唐前无蜑字，亦无此名。元方回诗曰，秀州城外鸭馄饨，即今嘉兴人所名之喜蛋，乃鸭卵未孚而殒，已有雏鸭在中，俗名哺退蛋者也。市人镊去细毛，洗净烹煮，乃更香美，以哺退名不利，反而名之曰喜蛋，若鸭馄饨者则又以喜蛋名不雅而文其名。其实秀州之鸭馄饨乃《说文》毈字之铁注脚也。”诗中又有注云： “即银鱼，杜诗，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记事珠》以为面条，非也，吾通产塔影河者佳，不亚于莺脰湖。”《食味杂咏》南味之五云银鱼，注云： 廿四年三月十三日，北平。 [book_title]东京散策记 前几天从东京旧书店买到一本书，觉得非常喜欢，虽然原来只是很普通的一卷随笔。这是永井荷风所著的《日和下驮》，一名“东京散策记”，内共十一篇，从大正三年夏起陆续在《三田文学》月刊上发表，次年冬印成单行本，以后收入“明治大正文学全集”及“春阳堂文库”中，现在极容易买到的。但是我所得的乃是初板原本，虽然那两种翻印本我也都有，文章也已读过，不知怎的却总觉得原本可喜，铅印洋纸的旧书本来难得有什么可爱处，有十七幅胶板的插画也不见得可作为理由，勉强说来只是书品好罢。此外或者还有一点感情的关系，这比别的理由都重要，便是一点儿故旧之谊，改订缩印的书虽然看了便利，却缺少一种亲密的感觉，说读书要讲究这些未免是奢侈，那也可以说，不过这又与玩古董的买旧书不同，因为我们既不要宋本或季沧苇的印，也不能出大价钱也。《日和下驮》出版于大正四年（一九一五），正是二十年前，绝板已久，所以成了珍本，定价金一圆，现在却加了一倍，幸而近来汇兑颇低，只要银一元半就成了。 永井荷风最初以小说得名，但小说我是不大喜欢的，我读荷风的作品大抵都是散文笔记，如《荷风杂稿》，《荷风随笔》，《下谷丛话》，《日和下驮》与《江户艺术论》等。《下谷丛话》是森鸥外的《伊泽兰轩传》一派的传记文学，讲他的外祖父鹫津毅堂的一生以及他同时的师友，我读了很感兴趣，其第十九章中引有大沼枕山的绝句，我还因此去搜求了《枕山诗钞》来读。随笔各篇都有很好的文章，我所最喜欢的却是《日和下驮》。《日和下驮》这部书如副题所示是东京市中散步的记事，内分《日和下驮》，《淫祠》，《树》，《地图》，《寺》，《水附渡船》，《露地》，《闲地》，《崖》，《坂》，《夕阳附富士眺望》等十一篇。“日和下驮”（Hiyorigeta）本是木屐之一种，意云晴天屐，普通的木屐两齿幅宽，全屐用一木雕成，日和下驮的齿是用竹片另外嵌上去的，趾前有覆，便于践泥水，所以虽称曰晴天屐而实乃晴雨双用屐也。为什么用作书名，第一篇的发端说的很明白： 淫祠在其缘起及灵验上大抵总有荒唐无稽的事，这也使它带有一种滑稽之趣。 对那欢喜天要供油炸的馒头，对大黑天用双叉的萝卜，对稻荷神献奉油豆腐，这是谁都知道的事。芝区日荫町有供鲭鱼的稻荷神，在驹入地方又有献上沙锅的沙锅地藏，祈祷医治头痛，病好了去还愿，便把一个沙锅放在地藏菩萨的头上。御厩河岸的榧寺里有医好牙痛的吃糖地藏，金龙山的庙内则有供盐的盐地藏。在小石川富坂的源觉寺的阎魔王是供蒟蒻的，对于大久保百人町的鬼王则供豆腐，以为治好疥疮的谢礼。向岛弘福寺里的有所谓石头的老婆婆，人家供炒蚕豆，求她医治小孩的百日咳。 天真烂漫的而又那么鄙陋的此等愚民的习惯，正如看那社庙滑稽戏和丑男子舞，以及猜谜似的那还愿的扁额上的拙稚的绘画，常常无限地使我的心感到慰安。这并不单是说好玩。在那道理上议论上都无可说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细细地想时却正感着一种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也。” 关于民俗说来太繁且不作注，单就蒟蒻阎魔所爱吃的东西说明一点罢。蒟蒻是一种天南星科的植物，其根可食，五代时源顺撰《和名类聚抄》卷九引《文选·蜀都赋》注云：蒟蒻，其根肥白，以灰汁煮则凝成，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本草纲目》卷十六叙其制法甚详云： “长的个儿本来比平常人高，我又老是穿着日和下驮拿着蝙蝠伞走路。无论是怎么好晴天，没有日和下驮与蝙蝠伞总不放心。这是因为对于通年多湿的东京天气全然没有信用的缘故。容易变的是男子的心与秋天的天气，此外还有上头的政事，这也未必一定就只如此。春天看花时节，午前的晴天到了午后二三时必定刮起风来，否则从傍晚就得下雨。梅雨期间可以不必说了。入伏以后更不能预料什么时候有没有骤雨会沛然下来。”因为穿了日和下驮去凭吊东京的名胜，故即以名篇，也即以为全书的名称。荷风住纽约巴黎甚久，深通法兰西文学，写此文时又才三十六岁，可是对于本国的政治与文化其态度非常消极，几乎表示极端的憎恶。在前一年所写的《江户艺术论》中说的很明白，如浮世绘的鉴赏第三节云： “经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或片段，以酽灰汁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瀹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黄本骥编《湖南方物志》卷三引《潇湘听雨录》云： “济南王培荀雪峤《听雨楼随笔》云，蒟酱张骞至西南夷食之而美，擅名蜀中久矣。来川物色不得，问土人无知者。家人买黑豆腐，盖村间所种，俗名茉芋，实蒟蒻也，形如芋而大，可作腐，色黑有别味，未及豆腐之滑腻。蒟蒻一名鬼头，作腐时人多语则味涩，或云多语则作之不成。乃知蒟酱即此，俗间日用而不知，可笑也。遥携馋口入西川，蒟酱曾闻自汉年，腐已难堪兼色黑，虚名应共笑张骞。茉芋亦名黑芋，生食之口麻。” “往小胡同去罢，走横街去罢。这样我喜欢走的，格拉格拉地拖着晴天屐走去的里街，那里一定会有淫祠。淫祠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受过政府的庇护。宽大地看过去，让它在那里，这已经很好了，弄得不好就要被拆掉。可是虽然如此现今东京市中淫祠还是数不清地那么多。我喜欢淫祠。给小胡同的风景添点情趣，淫祠要远在铜像之上有审美的价值。本所深川一带河流的桥畔，麻布芝区的极陡的坡下，或是繁华的街的库房之间，多寺院的后街的拐角，立着小小的祠以及不蔽风雨的石地藏，至今也还必定有人来挂上还愿的扁额和奉献的手巾，有时又有人来上香的。现代教育无论怎样努力想把日本人弄得更新更狡猾，可是至今一部分的愚昧的民心也终于没有能够夺去。在路傍的淫祠许愿祈祷，在破损的地藏尊的脖上来挂围巾的人们或者卖女儿去当艺妓也未可知，自己去做侠盗也未可知，专梦想着银会和彩票的侥幸也未可知。不过他们不会把别人的私行投到报纸上去揭发以图报复，或借了正义人道的名来敲竹杠迫害人，这些文明的武器的使用法他们总是不知道的。 “在油画的色里有着强的意味，有着主张，能表示出制作者的精神。与这正相反，假如在木板画的瞌睡似的色彩里也有制作者的精神，那么这只是专制时代萎靡的人心之反映而已。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横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而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在《日和下驮》第一篇中有同样的意思，不过说得稍为和婉： “但是我所喜欢曳屐走到的东京市中的废址，大抵单是平凡的景色，只令我个人感到兴趣，却不容易说明其特征的。例如一边为炮兵工厂的砖墙所限的小石川的富坂刚要走完的地方，在左侧有一条沟渠。沿着这水流，向着蒟蒻阎魔去的一个小胡同，即是一例。两傍的房屋都很低，路也随便弯来弯去，洋油漆的招牌以及仿洋式的玻璃门等一家都没有，除却有时飘着冰店的旗子以外小胡同的眺望没有一点什么色彩，住家就只是那些裁缝店烤白薯店粗点心店灯笼店等，营着从前的职业勉强度日的人家。我在新开路的住家门口常看见堂皇地挂着些什么商会什么事务所的木牌，莫名其妙地总对于新时代的这种企业引起不安之念，又关于那些主谋者的人物很感到危险。倒是在这样贫穷的小胡同里营着从前的职业穷苦度日的老人们，我见了在同情与悲哀之上还不禁起尊敬之念。同时又想到这样人家的独养女儿或者会成了介绍所的饵食现今在什么地方当艺妓也说不定，于是照例想起日本固有的忠孝思想与人身卖买的习惯之关系，再下去是这结果所及于现代社会之影响等，想进种种复杂的事情里边去了。”本文十篇都可读，但篇幅太长，其《淫祠》一篇最短，与民俗相关亦很有趣，今录于后。 “《益部方物略》，海芋高不过四五尺，叶似芋而有干。向见岣嵝峰寺僧所种，询之名磨芋，干赤，叶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实如芋魁，磨之漉粉成膏，微作膻辛，蔬品中味犹乳酪，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赞曰木干芋叶是也。”金武祥著《粟香四笔》卷四有一则云： 蒟蒻俗名黑豆腐，很得要领，这是民间或小儿命名的长处。在中国似乎不大有人吃，要费大家的力气来考证，在日本乃是日常副食物，真是妇孺皆知，在俗谚中也常出现，此正是日本文学风物志中一好项目。在北平有些市场里现已可买到，其制法与名称盖从日本输入，大抵称为蒟蒻而不叫作黑豆腐也。 （廿四年四月） [book_title]科学小品 二月底的某日，我刚寄出明信片给书店，要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去年改订为分册的丛书，已出三册，这天就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代郭君寄赠的一册大书，打开看时原来即是《生命之科学》汉译本，此为第一册，即包含前三册分也。这是一件偶然凑巧的事，却觉得很有意思。译者弁言之二有云：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这里所说关于原书的文艺价值与译文的忠实态度都很明了，我们可以不必多赘。我看原书第二分册第四章七节有讲轮虫的一段文章很有趣味，今借用郭君的译文于下： 那树叶子在将死时也与活着时同样地有用，渐渐变成空虚，只余剩废物了，在那贵重物质都退回防冬的库房的时候，便要真预备落下了。在叶柄的底下，平常是很韧很结实的，现在从里边长出一层柔软多汁的细胞来，积极地增加扩大成为一个弹簧椅垫，这就把叶子挤掉，或是使叶与枝的附着很是微少，一阵风来便很容易把那系联生死的桥折断了。这是一种很精良的外科，在手术未行之先已把创痕治好了的。 这可以够得上称为科学小品了罢。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生命之科学》的原作者是大小威尔士与小赫胥黎，其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既是无可疑的了，译者又是专门研究近代医学的人，对于文艺亦有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书的译出殆可以说是鬼拿铁棒了。但是可惜排印有误，还有一件便是本子大，定价高，假如能分作三册，每册卖一元之谱，不但便于翻阅，就是为读者购买力计也有方便处，像现在这样即不佞如不蒙寄赠亦大抵未必能够见到也。 轮虫类对于人没有益处，也没有害处，它们的好处几乎全在这显微镜下的美观上。” 的确到现在那叶子是死了，只是空屋，一切器用门窗都拆卸了，差不多剩下的只有灶里的灰了。但是那些灰——多么华丽呀！黄的和橙色的，红的和紫的，绯的和赤的，那些枯叶发出种种色彩。它们变形了，在这死的一刹那，在秋阳的微光里。黄色大抵由于所谓叶绿这色素的分解，更深的颜色则由于特种色素的存在，这都是叶子的紧张的生活里的副产物或废物。 末了，叶子轻轻地从树上落下了，或是在风中宛转挣扎悉索作声，好像是不愿意离开似的，终于被强暴地拉下来滚在地上了。但是那树虽然年年失掉叶子，却并不因此而受什么损失，因为叶子褪色了，枯了落了，被菌类所霉化了，于是被蚯蚓埋到地下去，又靠了微生物的帮助，使它变成植物性的壤土，这里边便保育着来年的种子。” 我不是弄科学的，但当作文章看过的书里有些却也是很好的科学小品，略早的有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其次是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这两部书在现今都已成为古典了，在中国知道的人也已很多，虽然还不见有可靠的译本，大约这事真太不容易，《自然史》在日本也终于未曾译出，《昆虫记》则译本已有三种了。此外我个人觉得喜欢的还有英国新近去世的汤木生（J．A．Thomson）教授，他是动物学专门的，著作很多，我只有他最普通的五六种，其中两种最有意思，即《动物生活的秘密》与《自然史研究》。这还是一九一九至二一年刊行，又都是美国板，价钱很贵，装订也不好，现在背上金字都变黑了，黑得很难看，可是我仍旧看重他，有时拿出来翻翻，有时还想怎样翻译一点出来也好，看着那暗黑难看的金字真悔不早点译出几篇来。可是这是徒然。我在这里并不谦虚地说因为关于自然史的知识不够，实在乃是由于文章写不好，往往翻看一阵只得望洋兴叹地放下了。《动物生活的秘密》中共有短文四十篇，自动物生态以至进化遗传诸问题都有讲到，每篇才七八页，而谈得很简要精美，卷中如《贝壳崇拜》，《乳香与没药》，《乡间的声响》等文，至今想起还觉得可爱。《自然史研究》亦四十篇而篇幅更短，副题曰“从著者作品中辑集的文选”，大约是特别给青年们读的吧，《动物生活的秘密》中也有八九篇收入，却是文句都改得更为简短了。话虽如此，要想译这节本亦仍不可能，只好终于割爱了去找别的，第二十一篇即第三分的第一篇题曰“秋天”，内分六节，今抄取其关于落叶的一节于下： 假如我们能够保留着感觉和视觉，缩小成一个活的原子而潜下水去，我们会参加进一个怎样惊异的世界哟！我们会发现这座仙国有最奇异的一些生物栖息着，那些生物有毛以备浮泳，有璐玭色的眼睛在颈上灼灼，有望远镜式的脚可以纳入体中，可以伸出去比身体长过数倍。这儿有些是系着锚的，系在脚趾所纺出的细丝上，又有些穿着玻璃的铠甲，猬集着犀利的针刺或装饰着龟甲形和波形的浮雕，迅速地浮过，更有固着在绿色的梗上就像一朵牵牛花，由眼不能见的力量把一道不间断的牺牲之流吸引进张开着的杯里，用深藏在体中的钩颚把它们咬碎致死。（赫贞与戈斯二氏在有趣的图谱《轮虫类》The Rotifera 1886中如是说。） “轮虫类又是一门，是微小而结构高级的动物，大抵居于池沼，沟渠，湿地等处，对于有显微镜的人是一项快乐之源泉。 “最足以代表秋天的无过于落叶的悉索声了。它们生时是慈祥的，因为植物所有的财产都是它们之赐，在死时它们亦是美丽的。在死之前，它们把一切还给植物，一切它们所仅存的而亦值得存的东西。它们正如空屋，住人已经跑走了，临走时把好些家具毁了烧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那灶里的灰。但是自然总是那么豪爽的肯用美的，垂死的叶故有那样一个如字的所谓死灰之美。”第二十五篇是专谈落叶的，觉得有可以互相说明的地方，再抄几节也好： “但在将死之先，叶子把一切值得存留的它们工作的残余都还给那长着它们的树身。有糖分和其他贵重物质从垂死的叶慢慢地流到树干去，在冬天的气息吹来以前。 文章实在译不好，可是没有法子。假如我有自然史的广博的知识，觉得还不若自己来写可以更自在一点，不过写的自在是一问题，而能否这样的写得好又是另一问题。像《秋天》里的那一节，寥寥五句，能够将科学与诗调和地写出，可以说是一篇落叶赞，却又不是四库的那一部文选所能找得出的，真是难能希有也。我们摇笔想写出此种文章来，正如画过几笔墨梅的文士要去临模文艺复兴的名画，还该免动尊手。莫怪灭自己的威风，我们如想有点科学小品看看，还得暂时往外国去借。说也奇怪，中国文人大都是信仰“文艺政策”的，最不高兴人家谈到苍蝇，以为无益于人心世道也，准此则落叶与蚯蚓与轮虫纵说得怎么好亦复何用，岂有人肯写或准写乎，中国在现今虽嚷嚷科学小品，其实终于只一名词，或一新招牌如所谓卫生臭豆腐而已。 （二十四年四月） [book_title]猫头鹰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流离之子条下云： “流离，枭也，自关而西谓枭为流离。适长大还食其母，故张奂云，鹠鷅食母，许慎云，枭不孝鸟，是也。”赵佑《校正》案语云： 枭鸱害母这句话，在中国大约是古已有之。其实猫头鹰只是容貌长得古怪，声音有点特别罢了。除了依照肉食鸟的规矩而行动之外，并没有什么恶行。世人却很不理解他，不但十分嫌恶，还要加以意外的毁谤。中国文人不知从那里想出来地说他啄母食母，赵鹿泉又从而说明之，好像是实验过的样子，可是那头挂得有点蹊跷，除非是像胡蜂似的咬住了树枝睡午觉。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有一则云： 中国关于动物的谣言向来很多，一直到现在没有能弄清楚。螟蛉有子的一件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又有后代好些学者附议，可是至今还有好古的人坚持着化生之说的。事实胜于雄辩，然而观察不清则实验也等于幻想。《酉阳杂俎》十六广动植中云： “驯养的白猫头鹰——驯者如此，所以野生者亦或如此——处分所捉到的一个鼷鼠的方法甚是奇妙。他衔住老鼠的腰约有一两分钟，随后忽然把头一摆，将老鼠抛到空中，再接住了，头在嘴里。头再摆，老鼠头向前吞到喉里去了，只剩尾巴拖在外边，经过一两分钟沉思之后，头三摆，尾巴就不见了。”上边又有一节讲他吐出毛骨的事，不辞烦聒，抄录在这里，因为文章也写得清疏，不但可为猫头鹰作辩护也。 “讲到猫头鹰，我有从威耳兹州的绅士听来的一件事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在挖掘一棵空心的大秦皮树，这里边做了猫头鹰的馆舍已有百十来年了，那时他在树底发见一堆东西，当初简直不知道是什么。略经检查之后，他看出乃是一大团的鼷鼠的骨头，（或者还有小鸟和蝙蝠的，）这都从多少代的住客的嗉囊中吐出，原是小团球，经过岁月便积成大堆了。盖猫头鹰将所吞吃的东西的骨头毛羽都吐出来，同那鹰一样。他说，树底下这种物质一共总有好几斗之多。”姚元之所记事为乾隆六十年，即西历一七九五，为怀德死后二年，而差异如此，亦大奇也。据怀德说，猫头鹰吞物而吐出其毛骨，可知啄母云云盖不可能。斯密士（R．B．Smith）著《鸟生活与鸟志》，凡文十章皆可读，第一章谈猫头鹰，叙其食鼠法甚妙： “窃以鸮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谓即古之鸮鸟一名休鹠者，人常捕之。头似猫而翼尾似鹰，目昼昏夜明，故捕之常以昼，其鸣常以夜，如号泣。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着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枭首之象取之。以其性贪善饿，又声似号，故又从号，而枵腹之义取之。” “他的家如在有大窟洞的树里的时候，你将时常发见在洞底里有一种软块，大约有一斗左右的分量，这当初是一个个的长圆的球，里边全是食物之不消化部分，即他所吞食的动物的毛羽骨头。这是自然的一种巧妙安排，使得猫头鹰还有少数几种鸟如马粪鹰及鱼狗凡是囫囵吞食的，都能因了猛烈的接连的用力把那些东西从嘴里吐出来。在检查之后，这可以确实地证明，就是猎场监督或看守人也都会明白，他不但很有益于人类，而且向来人家说他所犯的罪如杀害小竹鸡小雉鸡等事他也完全没有。在母鸟正在孵蛋的树枝间或地上，又在她的忠实的配偶坐着看护着的邻近的树枝间，都可以见到这些毛团保存着完整的椭圆形。这软而湿的毛骨小块里边，我尝找出有些甲虫或赃螂的硬甲，这类食物从前不曾有人会猜想到是白猫头鹰所很爱吃的。德国人是大统计学家，德国博物学者亚耳通博士曾仔细地分析过许多猫头鹰所吐的毛团。他在住仓猫头鹰的七百另六个毛团里查出二千五百二十五个大鼠，鼷鼠，田鼠，臭老鼠，蝙蝠的残骨，此外只有二十二个小鸟的屑片，大抵还是麻雀。检查别种的猫头鹰，其结果也相仿佛。据说狗如没有骨头吃便要生病，故鼠类的毛骨虽然是不消化的东西，似乎在猫头鹰的消化作用上却是一种必要的帮助。假如专用去了毛骨的肉类饲养猫头鹰，他就将憔悴而死。”这末了的一句话是确实的，我在民国初年养过一只小猫头鹰，不过半年就死了，因为专给他好肉吃，实在也无从去捉老鼠来饲他。《一切经音义》七引舍人曰，狂一名茅鸱，喜食鼠，大目也。中国古人说枭鸱说得顶好的恐怕要算这一节了吧。 “乙卯二月余在籍，一日喧传涤岑有大树自鸣，闻者甚众，至晚观者亦众。以爆驱之，声少歇；少顷复鸣，如此数夜。其声若人长吟，乍高乍低，不知何怪，言者俱以为不祥，后亦无他异。有老人云，鸮鸟生子后即不飞，俟其子啄其肉以自哺。啄时即哀鸣，数日食尽则止。有人搜树视之，果然。可知少见多怪，天下事往往如是也。”还有一本什么人的笔记，我可惜忘记了，里边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枭鸟不一定食母，只是老了大抵被食，窠内有毛骨可以为证。这是说他未必不孝，不过要吃同类，却也同样地不公平，而且还引毛骨证明其事，尤其是莫须有的冤狱了。英国怀德（Gilbert White）在《色耳邦自然史》中所说却很不同，这在一七七三年七月八日致巴林顿氏第十五信中： “蝉未脱时名复育，相传言蛣蜣所化。秀才韦翾庄在杜曲，尝冬中掘树根，见复育附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即其一例。姚元之以树中鸣声为老鸮被食，又有人以所吐毛骨为证，是同一覆辙，但在英国的乡下绅士见之便不然了，他知道猫头鹰是吞食而又吐出毛骨的，这些又都是什么小动物的毛骨。中国学者如此格物，何能致知，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盖自有其所以然也。 （二十四年五月） [book_title]古槐梦遇序 平伯说，在他书房前有一棵大槐树，故称为古槐书屋。有一天，我走去看他，坐南窗下而甚阴凉，窗外有一棵大树，其大几可蔽牛，其古准此，及我走出院子里一看，则似是大榆树也。 平伯在郊外寓居清华园，有一间秋荔亭，在此刻去看看必甚佳也，详见其所撰记中。前日见平伯则云将移居，只在此园中而房屋则当换一所也。我时坐车上，回头问平伯曰，有亭乎？答曰，不。曰，荔如何？曰，将来可以有。 讲到梦，我是最怕梦。古有梦书，梦有征验，我倒还不怕，自从心理分析家对于梦有所解释，而梦大难做矣。《徐文长集》卷二有四言诗题云：“予尝梦昼所决不为事，心恶之，后读唐书李坚贞传，稍解焉。”不过文长知恶梦而尚多写诗文，则还是未知二五之得一十也。彼心理分析家不常以诗文与梦同样的做材料而料理之耶？梦而写以文章，文章而或遇之于梦，无论如何，平伯此卷想更加是危乎殆哉了。我做梦差幸醒了即忘，做的文章与说的话一样里边却有梦在，差幸都被放免。只有弄莫尔干的，没有弄茀洛伊特的文艺批评家，真真大幸，此则不特我与平伯可以安心，即徐文长亦大可不必再多心者也。 昔者玄同请太炎先生书急就庼额，太炎先生跋语有云，至其庼则尚未有也。大抵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也，有急就而无庼可也，有秋荔有亭而今无亭亦可也，若书屋则宛在，大树密阴，此境地确实可享受也，尚何求哉，而我于此欲强分别槐柳，其不免为痴人乎。 平伯在此境地中写其《梦遇》，倏忽得百则，——未必不在城外写，唯悬想秋荔亭太清朗，宜于拍曲，或非写此等文章之地耳。平伯写此文本来与我无干，写了数则后即已有废名为作题记，我因当时平伯正写《连珠》，遂与约写到百章当为作小序，其后《连珠》的生长虽然不急速，序文我却越想越难，便改变方针，答应平伯写《梦遇》的序，于是对于它的进行开始注意，乃有倏忽之感焉。昨天听平伯说百则尚余其三，所以我现在不暇再去诠索《梦遇》百篇的意义，却是计画写序文要紧了。 古人所写关于梦的文章我只见到一种，即黄周星的《岂想庵选梦略刻》。书凡一卷，在康熙刻本《九烟先生别集》中，共四十八则，七分之六是记诗句，只有一分记些情景却颇奇妙。情景之外有什么思想呢？那我觉得有点难说，并不是对于九烟先生不大尊重，我只想他有些断句很佳，如二十七则云：天下但知吾辈好，一柈杏酪在江南。《选梦略刻》上有云间朱曰荃序，殊不得要领，我读了怃然，为的是想到此序之不易写也。因此我只能这样的乱写一起罢了，有了三四十行文字便好。但是，我要对读者声明一声，列位不要因为这序文空虚诙诡的缘故对于本文不去精细的读，不能领取文章与思想的美，如此便是自己损失，如入宝山空手回，莫怪上了别人的当也。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月念一日，于北平苦茶庵。 [book_title]重刊袁中郎集序 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刘大杰先生担任编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但是他们的文字不但触怒了文人，而且还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书，一概没收销毁了事，结果是想看的固然没得看，就是咒骂的人也无从得见，只好闭了眼睛学嘴学舌的胡乱说一番而已。我们举一个例，直介堂丛刻中有《苌楚斋随笔》，正续各十卷，庐江刘声木十枝撰，有己巳五月序，即民国十八年也，《随笔》卷三第十六则云： “明末诗文派别至公安竟陵可谓妖妄变幻极矣，亡国之音固宜如此，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记之于下，以昭后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编》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无传。一吏部郎中宏道，独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觞政》一卷，《瓶花斋杂录》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隽》八卷。竟陵为钟惺谭友夏，俱天门人。”又《续笔》卷四第十一则云： 这种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积极的修他的胜业，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的消极的度世。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便说出本意来。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亡国便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亦是好例。闲话休提，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情之所以动，则或由世乱政乖，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忽发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怨怒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国会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因为他那时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为明末正是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说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音，使后世无复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不生杨梅疮也就不会鼻子烂落也。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个人之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子。呜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将三百年，事隔两朝，民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关于此等问题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茀来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第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说，无论说话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所谓音也是指音乐，那么，我也无从抵赖。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写字亦未始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国现在尚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归依天国，心不旁鹜，或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动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独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吾于是深有感于东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豫为亡国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时也命也。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之意志无关，与文学之音亦无关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我生之初，尚无为。 尚寐无吪！” 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翻过来说，拟古的旧派文人也不见得没有一篇可取，因为他们到底未必整天整夜的装调作势，一不小心也会写下一小篇即兴的文章来，如专门模仿经典的杨子云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只是有消极的价值，即在他的反对七子的假古董处，虽然标举白乐天苏东坡，即使不重模仿，与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种五七言的玩意儿在那时候也已经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为原是当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旧的，保持较新的而已。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绩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瓶史》与《觞政》二篇大约是顶被人骂为山林恶习之作，我却以为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风趣。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统的“赋得”文学自是功在人间，我们怀念他的功绩，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们读左拉的小说，看他与自然主义的理论离合如何，可以明了文学运动的理想与现实，可以知人论世，比单凭文学史而议论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黄，总要较为可靠乎。 中郎喜谈禅，又谈净土，著有《西方合论》十卷，这一部分我所不大喜欢，东坡之喜谈修炼也正是同样的一种癖。伯修与小修，陶石篑石梁，李卓吾屠长卿，也都谈佛教，这大约是明末文坛的普通现象，正统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统派便自然多逃儒归佛，佛教在那时虽不是新思想，却总是一个自由天地，容得他们托足，至于是否够说信仰，那我就不好代为回答了。反对这些新文学潮流的人骂他们妖妄变幻，或者即侧重此点，我看《苌楚斋随笔》中屡次说到明朝之亡由于李屠诸人之信佛教毁伦常，可以参证，不过李屠以及二陶三袁固然与佛有关，竟陵的钟谭似并不这样，然则此文所云又是疑问了。正统派骂公安竟陵为亡国之音，我疑心这句话自从甲申以后一直用到如今了罢，因为明朝亡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究竟明朝亡于何人何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暂不讨论，但是什么是亡国之音，这件事似乎还可以来探讨一下。有人说，亡国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样的文章。这样的干脆决断，仿佛事情就完了，更无话可说。然而不然。所谓亡国之音这是有出典的，而且还出在经书里。查《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颖达疏云：“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后又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在同一篇中，有两样说法，迥不相同，一说乐音哀思，一说靡靡之乐，令人无所适从。郑玄虽然也是大儒，所说又有韩非做根据，但是我们总还不如信托经文，采取哀思之说，而桑间濮上应即承上文而言，至于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与上文不矛盾，则书缺有间，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说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无不可，或者这就可以说亡国之音。《诗经·国风》云： “瑞安陈怀孟冲父（案此处原文如是）撰有《独见晓斋丛书》，其第一种为《辛白论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学文识文德文时等目，只须见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山人之习，坠入竟陵公安一派，实为亡国之音。”此书作者是桐城派，其反对公安本不足异，唯高谈阔论而伯修之《白苏斋类集》与小修之《珂雪斋集选》似均未见，又于中郎集外别列《觞政》可知其亦未曾见过此集也。其实珂雪斋虽是难得，白苏斋与梨云馆本中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骂太久之故也竟流传不广，以致连骂者亦未能看见，真真一大奇事。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来，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德无量。无论意见如何，总之看了再说，即使要骂也有点儿根据。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闲话说得太多了，而实于中郎无甚关系，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辑为适宜。标点古书是大难事，错误殆亦难免。此在重刊本体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识于此，以示得陇望蜀或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识于北平。 [book_title]现代散文选序 孙席珍君编《现代散文选》，叫我写一篇序文。孙君是同乡旧友，我觉得义不容辞，其次又觉得关于这题目还有话可说，所以答应了。可是答应下来之后，一搁就是一暑假加另，直到现在孙君来催，说本文差不多已经印齐了，这才没法只得急忙来赶写。 我说急忙，这里含有张皇之意。为什么呢？我当初答应写序文，原是心里打算有话可说的，但是后来仔细思索，却又发见可说的话并不多，统写下来也不过半页上下，决不能算一篇序。而且这些话大半又曾经在什么地方说过的，现在再拿来说，虽然未必便是文抄公，也总有点不合式，至少也是陈年不新鲜。 那么怎么办呢？说也奇怪，我对于新文学的现代散文说不出什么来，对于旧文学的古文却似乎颇有所知，也颇有点自信。这是否为的古人已死，不妨随意批评，还是因为年纪老大，趋于反动复古了呢？这两者似乎都不是。昭明太子以及唐宋八大家确是已死，但我所说的古文并不限于他们，是指古今中外的人们所做的古文，那么这里边便包括现代活人在内，对于这些活人所写的古文我仍然要不客气的说，这是一。年纪大了，见闻也加多，有些经验与感情是庚子辛亥丙辰丁巳以后诞生的青年诸公所不知道的，但是压根儿还是现代人，所写的无论那一篇都是道地的现代文，一丝一毫没有反动的古文气，此其二。然而我实在觉得似乎更确实的懂得古文的好坏，这个原因或者真是我懂得古文，知道古文的容易做所以也容易看罢。 这个年头儿，大家都知道，正是古文反动的时期。文体改变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于人心世道国计民生了无干系，如日本自明治上半文学革命，一时虽有雅俗折衷言文一致种种主张，结果用了语体文，至于今日虽是法西斯蒂高唱入云之际，也并没有人再来提出文言复兴，因为日本就是极右倾的人物也知道这些文字上的玩意儿是很无聊极无用的事。日本维新后，科学的医术从西洋传了进去，玄学的汉法医随即倒地，再也爬不起来，枪炮替代了弓箭大刀，拳术也只退到练习手眼的地位。在中国却不然，国家练陆军，立医学校，而“国医国术”特别蒙保护优待，在民间亦十分珍重信托。古文复兴运动同样的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国的内乱似的应时应节的发动，而且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时代林纾之于徐树铮，执政时代章士钊之于段祺瑞，现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据，但不妨假定为戴公传贤罢。只有《学衡》的复古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真是为文学上的古文殊死战，虽然终于败绩，比起那些人来要更胜一筹了。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有如长蛇阵，反对的人难以下手总攻，盖如只击破文学上的一点仍不能取胜，以该运动本非在文学上立脚，而此外的种种运动均为之支拄，决不会就倒也。但是这一件事如为该运动之强点，同时却亦即其弱点。何也？该运动如依托政治，固可支持一时，唯其性质上到底是文字的运动，文字的运动而不能在文学上树立其基础，则究竟是花瓶中无根之花，虽以温室硫黄水养之，亦终不能生根结实耳。古文运动之不能成功也必矣，何以故？历来提倡古文的人都不是文人——能写文章或能写古文者，且每下愈况，至今提倡或附和古文者且多不通古文，不通古文者即不懂亦不能写古文者也，以如此的人提倡古文，其结果只平空添出许多不通的古文来而已。我不能写古文，却自信颇懂得其好丑，尝欲取八大家与桐城派选拔其佳者订为一卷，因事忙尚未果，现今提倡古文者如真能写出好古文来，不佞亦能赏识之，一面当为表彰，一面当警告写白话文者赶紧修战备，毋轻敌。今若此，我知其无能为矣，社会上纵或可占势力，但文学上总不能有地位也。 古文既无能为，则白话文的前途当然很有希望了。但是，古文者文体之一耳，用古文之弊害不在此文体而在隶属于此文体的种种复古的空气，政治作用，道学主张，模仿写法等。白话文亦文体之一，本无一定属性，以作偶成的新文学可，以写赋得的旧文学亦无不可，此一节不可不注意也。如白话文大发达，其内容却与古文相差不远，则岂非即一新古文运动乎。尔时散文虽丰富，恐孙君将选无可选，而不佞则序文可以不写，或者亦是塞翁之一得耳。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识于北平。 [book_title]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李长之君在北大理预科时我就认识他。他学过生物，又转习哲学，爱好文学，常写些批评文。这回要选集了出一本书，叫我写序，这个我当然愿意作，虽然我的文学小铺早已关门，对于文学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我相信以李君的学力与性格去做文学批评的工作总是很适当能胜任的，所以关于本题权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只能来说几句题外的闲话罢了。 我读李君的文章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对于儿童的关切。在现今的中国，我恐怕教育上或文艺上对于这个问题不大注意久矣夫已非一日了罢。说也奇怪，家里都有小孩，学校内和街上也都是，然而试问儿童是什么？谁知道！或者这是一种什么小东西子罢，或者这是小的成人，反正没有多大关系。民国初年曾经有人介绍过蒙德淑利的“儿童之家”，一时也颇热闹，我在东南的乡下见到英文书也有十种之谱，后来我都寄赠给北京女高师，现在大约堆在什么地方角落里，中国蒙德淑利的提倡久已消灭，上海大书店所制的蒙氏教具也早无存货罢。幼稚园，这实在可称为“儿童之园”，因为正式列入教育统系的缘故，总算至今存在，似乎也有点只幼稚而不园，福勒贝尔大师的儿童栽培法本来与郭橐驼的种树法相通，不幸流传下来均不免貌似神离，幼稚园总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挥，花儿匠则以养唐花扎鹿鹤为事了。听说现代儿童学的研究起于美洲合众国，斯丹莱霍耳博士以后人才辈出，其道大昌，不知道何以不曾传入中国？论理中国留学美国的人很多，学教育的人更不少，教育的对象差不多全是儿童，而中国讲儿童学或儿童心理的书何以竟稀若凤毛麟角，关于儿童福利的言论亦极少见，此固一半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但假如文章真多，则我亦终能碰见一篇半篇耳。据人家传闻，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我听了真不胜歆羡之至。中国现在已到了那个阶段我不能确说，但至少儿童总尚未发见，而且也还未曾从西洋学了过来。 自从文章上有救救孩子的一句话，这便成为口号，一时也流行过。但是怎样救法呢，这还未见明文。我的“杞天之虑”是，要了解儿童问题，同时对于人与妇女也非有了解不可，这须得先有学问的根据，随后思想才能正确。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进新的专断。我又说，只有不想吃孩子的肉的才真正配说救救孩子。现在的情形，看见人家蒸了吃，不配自己的胃口，便嚷着要把“它”救了出来，照自己的意思来炸了吃。可怜人这东西本来总难免被吃的，我只希望人家不要把它从小就“栈”起来，一点不让享受生物的权利，只关在黑暗中等候喂肥了好吃或卖钱。旧礼教下的卖子女充饥或过瘾，硬训练了去升官发财或传教打仗，是其一，而新礼教下的造成种种花样的信徒，亦是其二。我想人们也太情急了，为什么不能慢慢的来，先让这班小朋友们去充分的生长，满足他们自然的欲望，供给他们世间的知识，至少到了中学完毕，那时再来诱引或哄骗，拉进各派去也总不迟。现在却那么迫不及待，道学家恨不得夺去小孩手里的不倒翁而易以俎豆，军国主义者又想他们都玩小机关枪或大刀，在幼稚园也加上战事的训练，其他各派准此。这种办法我很不以为然，虽然在社会上颇有势力。蒙德淑利与福勒贝尔的祖国都变成了法西斯的本场，教育与文艺都隶属于政治之下，壮丁已只是战争之资料，更何论妇女与儿童乎，此时而有救救孩子的呼声，如不是类似拍花子的甘言，其为大胆深心的书呆子的叹息盖无疑矣。 天下之书呆子少而拍花子多盖不得已之事也。老实说，我对于救救孩子的呼声一点儿都不相信，李君对于欺骗小孩子的甚为愤慨，常有言论，这我最有同感。教育家不把儿童看在眼里，但是书店却把他们看在眼里的，这就是当作主顾看，于教科书之外再摆出些读物来，虽然他们如亲自到柜台边去却也仍旧要遇着伙计们的白眼的。中国学者中没有注意儿童研究的，文人自然也同样不会注意，结果是儿童文学也是一大堆的虚空，没有什么好书，更没有什么好画。在日本这情形便很不相同，学者文人都来给儿童写作或编述，如高木敏雄，森林太郎，岛崎藤村，铃木三重吉等皆是，画家来给儿童画插画，竹久梦二可以说是少年少女的画家，最近如田河水泡画作的“凸凹黑兵卫”的确能使多多少少的小儿欢喜笑跳，就是我们读了也觉得有兴趣。可惜中国没有这种画家，一个也没有。——可是这有什么法子。第一，实在天不生这些人才。第二，国民是整个的，政客军人教育家文士画师，好总都好，坏也都坏，单独期望谁都不成，攻击谁也都不大平安。李君却要说话，这是我所最佩服的。我也记不清是那几篇文章了，也不知是批评出版还是思想那一方面的权威了，总之我记得的是李君对于儿童的关切，其次是说话的勇气，不佞昔日虽曾喜谈虎，亦自愧弗如矣。 李君的书是批评论文集，我这样的乱说一番，未免有点文不对题。但是我早同李君说过，我写序跋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还有一层，我说李君对于儿童的关切等等，即使集中很少这些论文也并不妨，反正这是李君的一种性格，我不敢论文，只少少论人而已。至于论人假如仍旧论得不切题，那么这也就包括在上文所说之内，请大家原谅可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识于北平。 [book_title]墨憨斋编山歌跋 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此外还有湖上笠翁，现在且按下不表。 关于金圣叹的事迹，《心史丛刊》中有一篇考，说得颇详细。佩服圣叹的人后世多有，但我想还应以清初的刘继庄与廖柴舟为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圣叹先生传》，圣叹死后三十五年过吴门，“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因为诗吊之，并传其略”云。传末论断曰： 茅塞儒者之心盖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实的确，然而无人能懂，便是谢山似亦不解，当时盖唯继庄圣叹能知之耳。圣叹评《离骚》《南华》《史记》《杜诗》《西厢》《水浒》，以次序定为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传》等一律评之，在圣叹眼中六经与戏文小说原无差别，不过他不注重转移世界的问题而以文章秘妙为主，这一点是他们的不同而已。说到这里，冯梦龙当然也是他们的同志，他的倾向与圣叹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评点，而其活动的范围比圣叹也更为博大。说也奇怪，圣叹著述有流传而梦龙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马隅卿先生搜集梦龙著作最多，研究最深，为辑墨憨斋遗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论考发表，始渐见知于世。墨憨斋在文学上的功绩多在其所撰或所编的小说戏文上，此点与圣叹相同，唯量多而质稍不逮，可以雄长当时而未足津逮后世，若与圣叹较盖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别有发展，即戏文小说以外的别种俗文学的编选，确是自具手眼，有胆识，可谓难能矣。梦龙集史传中笑谈，编为《古今谭概》，又集史传中各种智计，编为《智囊》正续两编，此外复编《笑府》十三卷，则全系民间笑话也。今《谭概》尚可见到，后人改编为《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难得，《智囊》稍希见，而《智囊补》则店头多有，且此种类似的书亦不少，如《智品》《遣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绝不可见，闻大连图书馆有一部，又今秋往东京在内阁文库亦曾一见而已。《笑府》有墨憨斋主人序曰： 案原书总题“童痴二弄”，然则其中应包含《挂枝儿》与《山歌》两种，今《挂枝儿》已佚，仅存其《山歌》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与刘继庄谓好唱歌为性天中之《诗》同一道理，继庄在《广阳杂记》卷四中又有一节，可以参证： 余尝与韩图麟论今世之戏文小说。图老以为败坏人心莫此为甚，最宜严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图麟大骇。余为之痛言其故，反覆数千言，图麟拊掌掀髯，叹未曾有。彼时只及戏文小说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为《易》《礼》之原，则六经之作果非徒尔已也。” 《笑府》所收笑话多极粗俗，与《笑林广记》里的相似，《广记》盖即根据《笑府》而改编者，但编者已不署名，到了后来再改为《一见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话在中国古代地位本来不低，孔孟以及诸子都拿来利用过，唐宋时也还有人编过这种书，大约自道学与八股兴盛以后这就被驱逐出文学的境外，直到明季才又跟了新文学新思想的运动而复活过来，墨憨斋的正式编刊《笑府》，使笑话再占俗文学的一个坐位，正是极有意义的事。与这件事同样的有意义的，便是他的编刊山歌了。《山歌》一书未曾有人说起，近为吾乡朱君所得，始得一读，书凡十卷，大抵皆吴中俗歌，末一卷为《桐城时兴歌》，有序曰： “继庄之才极矣，顾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极许可金圣叹，故吴人不甚知继庄，间有知之者则以继庄与圣叹并称，又咄咄怪事也。圣叹小才耳，学无根柢，继庄何所取而许可之，乃以万季野尚有未满而心折于圣叹，则吾无以知之。然继庄终非圣叹一流，吾不得不为别白也。”谢山虽有学问却少见识，故大惊小怪，其实这一个大不可解很易解，《广阳杂记》卷二有此两则云： “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柴舟对于圣叹极致倾倒，至于原因则在其能揭发“文章秘妙”，有功后学。刘继庄著《广阳杂记》五卷，有两处说及圣叹。卷三讲到潘良耜的《南华会解》，以内七篇为宗，外篇杂篇各以类从分附七篇之后，云： “旧春上元在衡山县，曾卧听采茶歌，赏其音调而于辞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于其土音虽不尽解，然十可三四领其意义，因之而叹古今相去不甚远，村妇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国之章法，顾左右无与言者，浩叹而止。”袁中郎《锦帆集》卷二《小修诗序》中亦云： “唱经堂于病中无端忽思成都，有诗云，卜肆垂帘新雨霁，酒垆眠客乱花飞，余生得到成都去，肯为妻儿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诗在八识田中作怪，故现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无端忽有此想耶。”全谢山为继庄作传，末有附识两则，其二曰： “后游吴门，见金圣叹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删去《让王》《渔父》《盗跖》《说剑》四篇，而置《天下》篇于后。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则圣叹当时印可此书可知。”卷四说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读杜诗，若不入蜀，便成唐丧”，后云： “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后之话今，亦犹今之话昔，话之而疑之，可笑也，话之而信之，尤可笑也。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褒讥伸抑，乱话也，而争趋避焉。或笑人，或笑于人，笑人者亦复笑于人，笑于人者亦复笑人，人之相笑宁有已时。笑府，集笑话也，十三篇犹云薄乎云尔。或阅之而喜，请勿喜，或阅之而嗔，请勿嗔。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话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布袋和尚，吾师乎，吾师乎。”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 “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又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令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此种意义盖当时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难，实行乃为难耳。墨憨斋编刊《童痴二弄》，所以可说是难能可贵，有见识，有魄力，或者这也是明末风气，如袁中郎在《觞政》中举《金瓶梅》为必读书，无人见怪，亦未可知，但总之此类署名编刊的书别无发见，则此名誉仍不得不归之墨憨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还有一层，文人录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笔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谣一劫，这部《山歌》却无这种情形，能够保存本来面目，更可贵重，至于有些意境文句，原来受的是读书人的影响，自然混入，就是在现存俗歌中也是常有，与修改者不同，别无关系。从前有人介绍过《白雪遗音》，其价值或可与《山歌》比，惜只选刊其一部分，未见全书，今朱君能将《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于学艺界甚非浅鲜矣。关于冯梦龙与《山歌》的价值，有马隅卿顾颉刚两先生之序论在，我只能拉杂写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数而已。 中华民国念三年十一月念四日，识于北平苦茶庵。 [book_title]儿童故事序 中国讲童话大约还不到三十年的历史。上海一两家书店在清末出些童话小册，差不多都是抄译日本岩谷小波的世界童话百种，我还记得有《玻璃鞋》《无猫国》等诸篇。我因为弄神话，也牵连到这方面来，辛亥以前我所看见的书只有哈忒阑的《童话之科学》与麦古洛克的《小说的童年》，孤陋寡闻得很，民国初年写过几篇小论文，杂志上没处发表，直到民国九年在孔德学校讲了一回“儿童的文学”，这篇讲稿总算能够在《新青年》揭载出来，这是我所觉得很高兴的一件事。近十年来注意儿童福利的人多起来了，儿童文学的书与儿童书的店铺日见兴旺，似乎大可乐观，我因为从前对于这个运动也曾经挑过两筐子泥土的，所以像自己的事情似的也觉得高兴。 但是中国的事情照例是要打圈子的，仿佛是四日两头病，三好两歹的发寒热。实例且慢举，我们这里只谈童话，童话里边革命之后也继以反动。我看日本并不如此，那位岩谷叔叔仍然为儿童及其关系者所推重，后起的学者更精进地做他的研究编写的工作，文人则写作新的童话，这是文学里的一个新种类。在中国革新与复古总是循环的来，正如水车之翻转，读经的空气现在十分浓厚，童话是新东西，此刻自然要吃点苦，而且左右夹攻，更有难以招架之势。他们积极的方面是要叫童话去传道，一边想他鼓吹纲常名教，一边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政，消极的方面则齐声骂现今童话的落伍，只讲猫狗说话，不能羽翼经传。传道与不传道，这是相反的两面，我不是什么派信徒，是主张不传道的，所以与传道派的朋友们是隔教，用不着辩论，至于对父师们说的话在前两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小论》中已经说了不少，也无须再来重述了。我只想自己检察一下，小时候读了好些的圣经贤传，也看了好些猫狗说话的书，可是现在想起来，一样的于我没有影响，留下的印象只是猫狗要比圣贤更有趣味，虽然所说的话也不可靠。我说儿童读经之无用，与主张读猫狗讲话之无害，正是同一根据。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圣贤讲话从头就听不进去，对于猫狗讲话当时很是爱听，但是年纪稍大有了一点生物学知识，自然就不再相信，后来年纪更大，得到一点人类学知识，关于猫狗说话的童话却又感到兴味起来了。我恐怕终是异端，其经验与意见难免不甚可信吧，在正统派的人看来。然而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未能以他人的经验为经验，以他人的意见为意见也。 我想我们如为儿童的福利计，则童话仍应该积极的提倡也。研究，编写，应用，都应该有许多的人，长久的时间，切实的工作。这个年头儿，大约有点儿不容易，那也难怪，但是也不见得便不可能，耐寂寞肯辛苦的人到处随时总也是有的。点一枝寸金烛，甚至于只一根棒香，在暗星夜里，总是好的，比不点什么要好，而且吃旱烟的也可以点个火，或者更可以转点别的香和蜡烛，有合于古人薪传之意。 因此我对于近时在做童话工作的人表示敬意，他们才真是有心想救救孩子的人。这《儿童故事》的编述者翟显亭先生即是其一。给儿童编述故事已是胜业，而其编述的方法尤可佩服。编述童话有两件大困难，其一是材料的选择，其二是语句的安排，这是给儿童吃的东西，要他们吃了有滋味，好消化，不是大人的标准所能代为决定的。两年前我曾翻译几篇儿童剧，便很尝过这种困难，我第一怀疑所选的能否受到儿童的爱顾，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其次，“我所最不满意的是，原本句句是意思明白文句自然，一经我写出来便往往变成生硬别扭的句子，无论怎样总弄不好，这是十分对不起小朋友的事，我的希望是满天下有经验的父师肯出来帮一下子，仿佛排难解纷的侠客似的，便是在这些地方肯毅然决然的加以斧削，使得儿童更易了解。”去年买到英国新出的《安特路阑的动物故事》，系选自阑氏两本故事集中，共五十二篇，小引云，“编这册书的时候，将全部动物故事凡百十一篇都交给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请她读过之后每篇给一个分数，表示她喜欢的程度。总数算是十分，凡是她所打分数在七分半以上者才选录在这里边。”这个办法我觉得顶好。翟先生所录的十篇故事却正是用同样方法试验过的，这在中国恐怕是得未曾有罢。有孔德学校和市立小学的许多小朋友们肯做考官，给过及格的分数，那是天下最可靠的事，比我们老人的话靠得住多了，我在这里无须多话，只是来证明这件事实实在在是如此而已。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记于北平。 [book_title]古音系研究序 建功将刊其所著《古音系研究》，不佞即答应为作序。但是，我怎么可以给建功作序呢？盖建功绩学多才艺，而其所专攻者则为声韵之学，在不佞听之茫然，常与玄同建功戏语称之为未来派者也。虽然，我与建功相识十年矣，自民六由中学教员混入大学，十七八年间所见海内贤俊不可胜数，但因同学的关系而相熟识，至今往来谈笑通询者才四五人耳，建功其一也。此诸公有所作述，我乌得不论懂得与否而题记之，故今日之事志在必写，虽或建功力求勿写而亦不可得也。 民国前四年曾在东京民报社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那时我的志愿只是想懂点“小学”罢了，而且兴趣也单在形体训诂一方面，对于音学就是那么茫然。一九〇一年我考进江南水师学堂，及读英文稍进，辄发给马孙（C．P．Mason）的英文法，我所得者为第四十版，同学多嫌其旧，我则颇喜其有趣味，如主（Lord）字古文为管面包者（hlaford），主妇（Lady）字为捏面包者（hlaefdige），最初即从此书中看来。一九〇四年严复的《英文汉诂》出版，亦是我所爱读书之一，其实即以马孙为底本，唯译语多古雅可喜耳。以后常读此类书，斯威忒（H．Sweet）叶斯伯生（C．Jespersen）的文法，威克莱（E．Weekley）斯密斯（L．P．Smith）的英语诸书，近来还在看巴菲耳特（O．Barfield）的《英字中的历史》以消遣。因此我与文字之学并不是全无情分的，不过我的兴味盖多在其与民俗学接触的边沿一部分，与纯正的文字学故不甚相近也，日本《言语志丛刊》的发刊趣旨中云，在言语的发达与变迁里反映出民族的生活。我所喜欢的就只是这一点，我最爱丛刊中柳田国男氏的《蜗牛考》，他说明蜗牛古名“都布利”（tsuburi）与草囤“都具拉”（tsugura）的关系，觉得很有意思，越中多以草囤暖茶，或冬日坐小儿，称曰囤窠，这个制法的确与蜗牛壳是颇相像的。书中又讲到水马儿的名称，这在所著《民间传承论》第八章言语艺术项下说得更是简要，今抄录于下： 这是颇有趣味的例，只可惜经过重译外国语便失了原有的香味，假如对于名物又稍生疏，那就更没有什么意思。在中国这种例原亦不少，我常想到那蠼螋，我们乡间称作“其休”，殆即原名的转变，他处名钱串子，或云钱龙，则是从形状得来的名字。又如《尔雅》云科斗活东，北京称虾蟆骨突儿，吾乡云虾蟆温，科斗与活东似即一语，骨突与科斗亦不无关系，至虾蟆温之温是怎么一回事我还不能知道。虾蟆骨突儿这个字的语感我很喜欢，觉得很能表出那小动物的印象，一方面又联想到夜叉们手里的骨朵，我们平常吃的酱疙瘩和疙瘩汤，不伦不类地牵连出许多东西来。不过要弄这一类的学问也是很不容易，不但是对于民俗的兴趣，还得有言语学的知识，这才能够求其转变流衍，从里边去看出国民生活的反映。我正是一个白吃现成饭的，眼看着人家火耕而水耨，种出谷子来时讨来磨粉做糕吃，实在是惭愧得很。但是，我总是知惭愧的，知道这谷子是农夫所种而非出于蒲包，因此对于未来派之学术虽然有似敬畏却亦实在未敢菲薄者也。 昔者建功作《科斗说音》，盖可与程瑶田之《果臝转语记》相比，唯深通言语声音转变之理者始能为之耳。《古音系研究》六篇，又建功本其多年攻治教学之所得，写为一卷书，在音学上自成一家之言，而治方言考名物者亦实资此为钥牡者也。我于声韵之学不敢赞一辞，但愿为建功进一言，理论与应用相得而益彰，致力于“声明”愿仍无忘“风物”之检讨，将来再由音说到科斗，则于文字学民俗学二者同受其惠施矣。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记于北平苦茶庵中。 附记 俞曲园先生《茶香室三钞》卷二十九云： “命名者多是小孩，这是很有趣的事。多采集些来看，有好多是保姆或老人替小孩所定的名称。大概多是有孩子气的，而且这也就是很好的名字。例如东京称为饧糖仔（amembō，即水马儿）的虫，各地方言不同，搜集来看就可明白命名者都是小孩，特别有意思的是并不根据虫的外形或其行走的状态，却多因了它的味道或气息给它取名字。卖盐的（shiöuri），卖盐大哥（shiöuritarō），盐店老板（shiöya）这些名称都因为放到口里有点咸味而起的。饧糖仔，卖糖的（ameüri），凝煎（gïōsen，即地黄煎，一种药糖），这大约因为虫的气味有点像饧糖吧。这样的名字大人是未必会取的。水澄虫（mizusumashi，即豉虫）也有许多小孩似的方言名字。这又大抵是说写或洗，多因虫的举动而加上去的，如写字虫（jikakimushi），伊吕波虫（irohamushi，犹云天地玄黄虫，意即写字），洗碗的（wanrãi），洗木碗的（gokiärai），这些名称分散在各地方，是可以注意的事。拌糍团的（kaimochikaki）的名字则盖是由于虫的右转的运动而起的了。”《蜗牛考》中关于这个名称有说明云：“从写（kaku）这字，小人们的想像便直跑到糍团（kaimochi）去。实在这虫的旋转的确也有足以使他想起母姊那么搅拌米食的手势的地方。” “褚人获《坚瓠集》云，禽名山和尚，即山鹊也。滇中有虫名水秀才。杨升庵《鹧鸪天》云，弹声林鸟山和尚，写字寒虫水秀才。水秀才状如蚊而大，游泳水面，池中多有之。按此虫所在皆有，不独滇中也。”水秀才即取其写字之意，但此非指豉虫，乃是水马耳。五月二十四日记。 [book_title]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我和郑振铎先生相识还在民国九年，查旧日记在六月十九日条下云，晚七时至青年会应社会实进会之招，讲日本新村的情形，这是第一次见面。随后大家商量文学结社事，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至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先生宅议事，共到七人，这也是从日记里查出来的。二十八日晚作文学会宣言一篇，交伏园。这些事差不多都已忘记了，日前承上海市通志馆寄来期刊，在《上海的学艺团体》一文中看见讲到文学研究会，并录有那篇宣言，这才想了起来，真不胜今昔之感。那宣言里说些什么？这十多年来到底成就了些什么？我想只有上帝知道。好几年前我感到教训之无用，早把小铺关了门，已是和文学无缘了。郑先生一直往前走，奋斗至今，假如文坛可以比作战场，那么正是一员老将了，这是我所十分佩服的，因为平常人多佩服自己所缺少的那种性格。但是郑先生和我有一种共通的地方，便是对于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的兴趣。这恐怕不是很走运的货色，但兴趣总是兴趣，自然会发生出来，有如烟酒的爱好，也难以压得住的。不过我尽是空口说白话，郑先生却着实写出了几部书，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差异了。 我爱希腊神话，也喜欢看希腊神话的故事。庚斯莱的《希腊英雄》，霍桑的《奇书》，都已是古典了，茀来则的《戈耳共的头》稍为别致，因为这是人类学者的一种游艺，劳斯的《古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亦是此类作品之一。劳斯（W．H．D．Rouse）的著述我最初见到的是现代希腊小说集译本，名曰“在希腊岛”，还是一八九七年的出版，那篇引言写得很好，我曾经译了出来。他又编订过好些古典，这回我所得到的是他的新著，一九三四年初版，如书名所示是一册希腊神话故事集，计五分四十五章，是讲给十一二岁的儿童们听过的。我喜欢这册书，因为如说明所云，著者始终不忘记他是一个学人，也不让我们忘记他是一个机智家与滑稽家。所以这书可以娱乐各时代的儿童，从十岁至八十岁。我们只看他第一分的前六章，便碰着好些有意思的说话，看似寻常，却极不容易说得那么有兴趣。如第一章讲万物的起源，述普洛美透斯造人云： “她拿了一块和婴孩同样大小的石头，用襁褓包裹好了，递给克洛诺斯当作最后的孩子。克洛诺斯即将石头吞下肚去，很是满足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容易办的事，因为一定那神人们也正如希腊的母亲一样地养她们的小孩，她们用一条狭长的布把小孩缠了又缠，直到后来像是一个蚕蛹，或是一颗长葡萄干，顶上伸出小孩的那个脑袋瓜儿。”第六章讲宙斯的家庭，有云，“我不知道谁管那些烹调的事，但是假如阿林坡斯山也像希腊的大家一样的，那么这总是那些女神们所管的罢。”这与上面所说意思有点相近。第三章讲普洛美透斯与宙斯的冲突，诸神造成了那个女人班陀拉，差人送去蛊惑普洛美透斯的兄弟厄比美透斯： “她很是好奇，想要知道那大瓶子是怎么的。她问道，丈夫，那瓶子里是什么呀？你没有打开过，取出谷子或是油来，或是我们用的什么东西。厄比美透斯说道，亲爱的，这不是你管的事。那是我哥哥的，他不喜欢别人去乱动它。班陀拉假装满足了的样子，却是等着，一到厄比美透斯离了家，她就直奔向瓶子去，拿开那个盖子。”这结果是大家预料得到的，什么凶的坏的东西都像苍蝇黄蜂似的飞出去了，赶紧盖好只留得希望在里边，这里很有教训的机会，但是著者只说道，“到得普洛美透斯回来看见这些情形的时候，他的兄弟所能说的只是这一句话道我是多么一个傻子！”写的很幽默也是很艺术的，不过这是我自己的偏见，大抵未必可靠罢？ “她做了他的妻子，她就是这地上一切女人的母亲，对于男子那女人是一祸亦是一福，因为她们是美丽可爱，却也满是欺诈。自然，这是在那很早的时候。后来她们也变好起来了，正和男人一样。”班陀拉打开那忧患的匣子这是太有名的故事了，著者在这里也叙述得很有趣，不过这不是匣子而是一个瓶，里边的种种忧患乃是人类的恩人普洛美透斯收来封镇着的： “他初次试造的用四脚爬了走，和别的动物一样，而且也像他们有一条尾巴，这正是一个猴子。他试作了各种的猴子，有大有小，直到后来他想出方法使那东西站直了。随后他割去尾巴，又把两手的大拇指拉长了，使它往里面弯。这似乎是一件小事情，但是猴子的手与人的差异就全在这里，你假如试把大拇指与第二指缚在一起，你就会知道许多事都做不来了。你如到博物馆去一看人的骨骼，你可以看出你在那地方有一个小尾巴，至少是尾巴骨，这便是普洛美透斯把它割去后所余留的。”第三章里讲到人类具备百兽的性质，著者又和他的小读者开玩笑道，“我常看见小孩们很像那猴子，就只差那一条尾巴。”第二章说诸神，克洛诺斯吞了五个自己的儿女，第六个是宙斯，他的母亲瑞亚有点舍不得了，据说是想要个小娃子玩玩，便想法子救他： 可喜别国的小孩子有好书读，我们独无。这大约是不可免的。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希腊与日本的神话纵美妙，若论其意义则其一多是仪式的说明，其他又满是政治的色味，当然没有意思，这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人理会的。话虽如此，郑先生的著述出来以后情形便不相同了。《取火者的逮捕》是郑先生的创作，可以算是别一问题，好几年前他改写希腊神话里的恋爱故事为一集，此外还有更多的故事听说就将出版，这是很可喜的一件事，中国的读者不必再愁没有好书看了。郑先生的学问文章大家知道，我相信这故事集不但足与英美作家竞爽，而且还可以打破一点国内现今乌黑的鸟空气，灌一阵新鲜的冷风进去。这并不是我戏台里喝采的敷衍老朋友的勾当，实在是有真知灼见，原书具在，读者只要试看一看，当知余言为不谬耳。 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北平苦茶庵。 [book_title]画廊集序 说到画廊，第一令人想起希腊哲人中间的那画廊派，即所谓斯多噶派（Stoikoi）是也。他们的师父是从吉地恩来的什农（Zenōn），因为在亚坡隆庙的画廊（Stoa poikilē）间讲学，故得此名。吉地恩属于拘布洛斯，也是爱神亚孚洛迭德的治下，这位老师却跑到多猫头鹰的雅典去侍奉智慧，实在是很可佩服的。这派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备合理的德性，由聪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达到宁静无欲的境地。忘记是谁了，有一个西洋人说过，古代已有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那样的高尚的道德宗教，胜过基督教多矣，可惜后来中绝了。本来我对于希腊之基督化很有一种偏见，觉得不喜欢，画廊派的神灭论与其坚苦卓绝的风气却很中我的意，但是老实说他们的消灭也是不可免的，因为他们似乎太是为贤者说法了，而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乃正是他们所反对的烦恼（Pathos），即一切乐，欲，忧，惧，是也。所以无论精舍书院中讲的什么甚深妙义，结果总只是几个人的言行与几卷书之遗留，大众还是各行其是，举行亚陀尼斯，迭阿女索斯，耶稣等再生的神之崇拜，各样地演出一部迎春的古悲剧，先号咷而后笑。这种事情原也可以理解，而且我再说一遍，这是无可免的，画廊派之死亦正是自然的吧，不过，这总值得我们时时的想起，他们的思想与生活也有很多可以佩服的地方。 其次因说到画廊而想起的是张挂着许多字画的那画棚。新近恰好是旧历乙亥的新年，这二十多天里北平市上很是热闹，正与半夜所放爆仗之多为正比例，厂甸摆出好多好多的摊，有卖珠宝，骨董的，也有卖风筝，空钟，倒拽气，糖壶卢的，有卖书籍的书摊，又有卖字画的用芦席盖成的大画棚。今年的芦席棚实在不少，比去年恐怕总要多过一半，可以说从师范大学门口一直盖到和平门外的铁路边吧。虽然我今年不曾进去窥探，从前却是看过的，所以知道些里边的情形。老老实实的说，我对于字画的好坏不曾懂得一毫分，要叫我看了这些硬加批评，这有如遇见没有学过的算学难题，如乱答要比曳白更为出丑。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不懂得，那么除不说外也实在别无办法。我说知道的只是云里边挂满了字或画而已，里边当然有些真的，不过我们外行看不出，其假的自然是不很好，反正我总是不想买来挂，所以也就不大有关系。还有一种不同的画棚，我看了觉得较有兴趣，只可惜在琉璃厂一带却不曾遇见。这就是卖给平民妇孺们的年画摊。普通的画都是真迹画，无论水墨或着色，总之是画师亲笔画成，只此一张别无分出，年画则是木板画，而且大抵都着色，差不多没有用水墨画的，此二者很不相同之一点也。 世界上所作板画最精好的要算日本。江户时代民众玩弄的浮世绘至今已经成为珍物，但其画工雕工印工们的伎俩也实在高明，别人不易企及。中国康熙时的所谓姑苏画制作亦颇精工，本国似已无存，只在黑田氏编的《支那古板画图录》上见到若干，唯比浮世绘总差一筹耳。日本的民间画师画妓女，画戏子，画市井风俗，也画山水景色，但绝无抽象或寓意画，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古板画图录》的姑苏画里却就有好些寓意画，如五子登科，得胜封侯等，这与店号喜欢用吉利字样一样，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脾气，也是文以载道的主义的表现吧？在我们乡间这种年画只叫作“花纸”，制作最好的是立幅的“大橱美女”，普通都贴在衣橱的门上，故有此称，有时画的颇有姿媚，虽然那菱角似的小脚看了讨厌，不过此是古已有之，连唐伯虎的画里也是如此了。但是那些故事画更有生气，如《八大锤》《黄鹤楼》等戏文，《老鼠嫁女》等童话，幼时看了很有趣，这些印象还是留着。用的纸大约是上过矾的连史，颜色很是单纯，特别是那红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涂在纸上少微发亮，又有点臭气，我们都称它作猪血，实在恐不尽然。现在的花纸怎么样了呢，我不知道，恐怕纸改用了洋纸，印也改用了石印了吧，这是改善还是改恶，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个人总还是喜欢那旧式的花纸的。花纸之中我又喜欢《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锤》，至于寓意全然不懂，譬如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活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窠，我也只当作活狲和黄蜂窠看罢了，看看又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玩。自然，标榜风雅的艺术画在现今当为志士们所斥弃了，这个本来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间画里那画以载道的画实在也难以佩服，画固不足观，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陈腐思想也。 从希腊的画廊派哲人说起，说到琉璃厂的卖字画的席棚，又转到乡下的花纸，简直是乱跑野马，一点没有头绪，而我所要说的实在又并不是这些，乃是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画廊集》耳。洗岑在集子里原有一篇谈年画的文章，而其坚苦卓绝的生活确也有点画廊派的流风，那么要把上文勾搭过去似亦未始不可以，反正天地万物没有绝无关系的，总可说得通，只看怎么说法。话虽如此，我究竟不是在乱扯做策论，上边这趟野马不肯让它白跑，仍旧要骑了去拜客的。我很主观的觉得洗岑写文章正是画廊派摆画摊，这是一件难事情。画廊派的思想如上边说过太为贤者说法，是不合于一般人的脾胃的，不但决做不成群众的祭师，便是街头讲道理也难得一个听客。至于年画乃是要主顾来买的，其制作更大不易，我们即使能为妇孺画《老鼠嫁女》以至《八大锤》，若挂印封侯时来福凑这种厌胜画，如何画得好乎。但是画棚里所最多行销的却正是此厌胜画也，盖文以载道的主义为中国上下所崇奉，咒语与口号与读经，一也，符箓与标语与文学，二也，画则其图说也。吾见洗岑集中没有厌胜文，知其不能画此同类的画，画廊的生意岂能发达乎，虽然，洗岑有那种坚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或文之生意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我的这篇小文乃不免为徒费的诡辩矣。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记于北平。 [book_title]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辑录前人别号的书，宋有徐光溥的《自号录》一卷。清葛万里有《别号录》九卷，却未见到，史梦兰的《异号类编》里第十二十三两卷为自表类，可以算在里边。近人陈氏编有《室名索引》，已行于世，若袁君之《现代作家笔名录》，则又别开生面而很有意思者也。 关于别号的发达变迁，说起来也很好玩。《异号类编》上史一经序云：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未免要令读者觉得单调，所以多用几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 其三是不求闻达。但是现在还得加上一条：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 上文所引，前者可以说是宋以前的情形，后者是明以前的情形吧。明清以来则如即山所说，“末叶浮薄，始成滥觞，而吴侬好事，更饮狂药，”结果便是： “近古有别号者，不过畸人韵士，实实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云树作美题目以拟话耳。即不然者，亦时人慕其风流，后人追其轶事，而村墟市巷，两两三三，信口指点，相传以为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齿儿可多啖得也。” “每见岁时社腊，杯酒相喧，主宾杂坐，擎拳龋齿，曰桥曰楼，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呕。”这里所说是市井小儿模拟风雅，而其实在动因还是在于一般俗文学之发达，自小说戏曲以至俗谣俳文莫不兴盛，作者各署别号，虽其时本为公开秘密，但人情难免拘于传统，唯正经文字始肯用真姓名耳。及今研究此类俗文学者对于别号的探讨还是一件难事，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弄的清楚。到了近来情形又有改变，新闻杂志多了，作者也多起来，大抵都用别号，或者照新式即称为笔名。这个原因我从前在《谈虎集》里曾经分作三种： “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著也。”明沈承有《即山集》，其《赠偶伯瑞序》有云： 其四是化装。言论不大自由，有些人的名字用不出去，只好时常换，有如亡命客的化装逃难。也有所谓东瓜咬不着咬瓠子的，政治方面不敢说却来找文学方面的同行出气，这情形亦可怜悯，但其行径则有如暴客的化装吓人也。出版物愈多，这种笔名也就加多，而读者读得胡里胡涂，有时须去弄清楚了作者的本性，才能够了解他的意义。袁君编著笔名录，使读者可以参考，是极有用处的事，至于供编目者的利用，这在我不在图书馆办事过的人看来似乎到还在其次了。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记于北平。 [book_title]半农纪念 七月十五日夜我们到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二十日我同妻出去，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寓，却见梁宗岱先生和陈女士已在那里相候。谈次陈女士说在南京看见报载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听了觉得不相信，徐耀辰先生在座也说这恐怕是别一个刘复吧，但陈女士说报上记的不是刘复而是刘半农，又说北京大学给他照料治丧，可见这是不会错的了。我们将离开北平的时候，知道半农往绥远方面旅行去了，前后相去不过十日，却又听说他病死了已有七天了。世事虽然本来是不可测的，但这实在来得太突然，只觉得出于意外，惘然若失而外，别无什么话可说。 半农和我是十多年的老朋友，这回半农的死对于我是一个老友的丧失，我所感到的也是朋友的哀感，这很难得用笔墨纪录下来。朋友的交情可以深厚，而这种悲哀总是淡泊而平定的，与夫妇子女间沉挚激越者不同，然而这两者却是同样地难以文字表示得恰好。假如我同半农要疏一点，那么我就容易说话，当作一个学者或文人去看，随意说一番都不要紧。很熟的朋友却只作一整个的人看，所知道的又太多了，要想分析想挑选了说极难着手，而且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完全明了，就觉得不诚实，比不说还要不好。荏苒四个多月过去了，除了七月二十四日写了一封信给半农的长女小蕙女士外，什么文章都没有写，虽然有三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