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谈虎集 [book_author]周作人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64871 [book_dec]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book_img]Z_19410.jpg [book_title]序 近几年来所写的小文字，已经辑集的有《自己的园地》等三册一百二十篇，又《艺术与生活》里二十篇，但此外散乱着的还有好些，今年暑假中发心来整理他一下，预备再编一本小册子出来。等到收集好了之后一看，虽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数总有一百五六十，觉得不能收在一册里头了，只得决心叫他们“分家”，将其中略略关涉文艺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编一集，叫作“谈龙集”，其余的一百十几篇留下，还是称作“谈虎集”。 书名为什么叫作谈虎与谈龙，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严格地说应云我）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正如我们著《龙经》，画水墨龙，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过。据说从前有一位叶公，很喜欢龙，弄得一屋子里尽是雕龙画龙，等得真龙下降，他反吓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话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但是这一点我是明白的，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不过姑妄谈之，并不想请他来下雨，或是得一块的龙涎香。有人想知道真龙的请去找豢龙氏去，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会讲空话，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本不是什么御史或监察委员，既无官守，亦无言责，何必来此多嘴，自取烦恼？我只是喜欢讲话，与喜欢乱谈文艺相同，对于许多不相干的事情，随便批评或注释几句，结果便是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谈虎色变，遇见过老虎的人听到谈虎固然害怕，就是没有遇见过的谈到老虎也难免心惊，因为老虎实在是可怕的东西，原是不可轻易谈得的。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这一类的文字总数大约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经我删去了，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 《谈龙》《谈虎》两集的封面画都是借用古日本画家光琳（Korin）的，在《光琳百图》中恰好有两张条幅，画着一龙一虎，便拿来应用，省得托人另画。——《真谈虎集》的图案本来早已想好，就借用后《甲寅》的那个木铎里黄毛大虫，现在计画虽已中止，这个巧妙的移用法总觉得很想的不错，废弃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这里附记一下。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周作人，于北京苦雨斋。 [book_title]祖先崇拜 远东各国都有祖先崇拜这一种风俗。现今野蛮民族多是如此，在欧洲古代也已有过。中国到了现在，还保存这部落时代的蛮风，实是奇怪。据我想，这事既于道理上不合，又于事实上有害，应该废去才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当然是本于精灵信仰。原人思想，以为万物都有灵的，形体不过是暂时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后仍旧有鬼，存留于世上，饮食起居还同生前一样。这些资料须由子孙供给，否则便要触怒死鬼，发生灾祸，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费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藉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为高上的理由，是说“报本返始”，他们说，“你试思身从何来？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极之恩，你哪可不报答他？”我想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在自然律上面，的确是祖先为子孙而生存，并非子孙为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们（父母）的义务开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才止。世俗一般称孝顺的儿子是还债的，但据我想，儿子无一不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待到债务清了，本来已是“两讫”；但究竟是一体的关系，有天性之爱，互相联系住，所以发生一种终身的亲善的情谊。至于恩这一个字，实是无从说起，倘说真是体会自然的规律，要报生我者的恩，那便应该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才是正当办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盘古时代以至类人猿时代，这样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决不可许的了。 我最厌听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生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时的文化，才有现在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八年三月） [book_title]思想革命 近年来文学革命的运动渐见功效，除了几个讲“纲常名教”的经学家，同做“鸳鸯瓦冷”的诗余家以外，颇有人认为正当，在杂志及报章上面，常常看见用白话做的文章，白话在社会上的势力，日见盛大，这是很可乐观的事。 但我想文学这事物本合文字与思想两者而成，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若思想本质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我们随手翻开古文一看，大抵总有一种荒谬思想出现。便是现代的人做一篇古文，既然免不了用几个古典熟语，那种荒谬思想已经渗进了文字里面去了，自然也随处出现。譬如署年月，因为民国的名称不古，写作“春王正月”固然有宗社党气味，写作“己未孟春”，又像遗老。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瘾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好比“君师主义”的人，穿上洋服，挂上维新的招牌，难道就能说实行民主政治？这单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呢？ 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因为他们用从前做过《圣谕广训直解》的办法，也可以用了支离的白话来讲古怪的纲常名教。他们还讲三纲，却叫做“三条索子”，说“老子是儿子的索子，丈夫是妻子的索子”，又或仍讲复辟，却叫做“皇帝回任”。我们岂能因他们所说是白话，比那四六调或桐城派的古文更加看重呢？譬如有一篇提倡“皇帝回任”的白话文，和一篇“非复辟”的古文并放在一处，我们说那边好呢？我见中国许多淫书都用白话，因此想到白话前途的危险。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就是改学了德文或世界语，也未尝不可以拿来做“黑幕”，讲忠孝节烈，发表他们的荒谬思想。倘若换汤不换药，单将白话换出古文，那便如上海书店的译《白话论语》，还不如不做的好。因为从前的荒谬思想，尚是寄寓在晦涩的古文中间，看了中毒的人，还是少数，若变成白话，便通行更广，流毒无穷了。所以我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八年三月） [book_title]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很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那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在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book_title]罗素与国粹 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重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青年所欢迎的。 罗素这番话，或者是主客交际上必要的酬答，也未可知，但我却不能赞成。 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 我想国粹实在只是一种社会的遗传性，须是好的，而且又还存在，这才值得保存，才能保存。譬如现在有一个很有思想的人，我们可以据了善种学的方法，保存他特有的能力，使他传诸后世。倘若这人已死，子孙成了傻子，这统系便已中绝，留下一部著作，也不过指示先前曾有过这样伟大的思想，在他子孙的脑里却自有他的傻思想，不能相通了。我们看中国的国民性里，除了尊王攘夷，换一个名称便是复古排外的思想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特别可以保存的地方。几部古书虽有好处，在不肖子孙的眼中，只是白纸上写的黑字，任他蛀烂了原是可惜，教他保存，也不过装潢了放在傻子的书架上，灌不进他的脑里去的了。还有一层，你教他保重老庄，他却将别的医卜星相的书也装潢起来了，老庄看不懂，医卜星相却看得滋滋有味，以为国粹都在这里了。 中国古时如老庄等的思想，的确有很好的，但现在已经断绝。现在的共和国民已经不记得什么“长而不宰”，他们所怀抱的思想却是尊王攘夷了。 中国人何以喜欢印度泰戈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 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的要求。 （一九二〇，十月十七日） [book_title]排日的恶化 中国近来有多数的人排日，这是的确的事实。中国人何以对于日本恶感最深？这原因自然很是复杂，但我想第一个重要的是因为日本是能了解中国人的坏性质，用了适当的方法来收拾他。 我们知道日本干这些事的是一部分军国主义的人，我们要反对他们，同反对本国的掠夺阶级的人们一样。但多数排日的人，却是概括的对于日本各种人们一味的排斥，专门培养国民间的憎恶，这是我所很不赞成的。 日前在上海报上看见关于留日学生黄裘自杀的通信，有几句话很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恶影响。黄君的自杀，有些报上说是因为和一个看护妇失恋而生的。一位留学生下判语道：“但日本看护妇即是娼妓淫卖之一种，中国留日的人个个都晓得的，有了钱就可以和他苟合，怎么还会失恋呢？”这种概括的断定，武断的证据，很有专制时代官吏舞文的笔法，实在不是我们受过一点新教育的青年所应该有的。 我们反抗的范围应该限于敌对的人。倘与他们的敌对行为没有关系，就是敌对者亲族近邻，我们也应区别，不能一概的加以反对。即使可以毁坏他们的名誉，间接的使敌对者受点损害，也是不正当的，得不偿失的事。对于别人的一方面，与人道合不合，不说也罢。对于自己的一方面，我们不值得为了快心的小利益去供献这样的大牺牲，——培养国民间的憎恶，养成专断笼统的思想，失坠了国民的品格。 [book_title]亲日派 中国的亲日派，同儒教徒一样，一样的为世诟病，却也一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 我们承认一国的光荣在于他的文化——学术与艺文，并不在他的属地利权或武力，而且这些东西有时候还要连累了缺损他原有的光荣。所以那些日本的侵略主义的人也算不得真的亲日派，——因为他们所爱所亲的都只是一国的势或利，因此反将他原有的光荣缺损了。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因为中国还没有人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这件事只看中国出版界上没有一册书或一篇文讲日本的文艺或美术，就可知道了。日本国民曾经得到过一个知己，便是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他才是真的亲日派！中国有这样的人么？我惭愧说，没有。此外有真能理解及绍介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亲……派么？谁又是专心研究与中国文化最有关系的印度的亲印派呢？便是真能了解本国文化的价值，真实的研究整理，不涉及复古及自大的，真的爱国的国学家，也就不很多吧？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你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 （十月十九日） [book_title]译诗的困难 日本的太田君送我一本诗集。太田君是医学士，但他又善绘画，作有许多诗歌戏曲，他的别名木下杢太郎，在日本艺术界里也是很有名的。这诗集名“食后之歌”，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我翻了一遍，觉得有几首很有趣味，想将他译成中国语，但是忙了一晚，终于没有一点成绩。 我们自己做诗文，是自由的，遇着有不能完全表现的意思，每每将他全部或部分的改去了，所以不大觉得困难。到了翻译的时候，文中的意思是原来生就的，容不得我们改变，而现有的文句又总配合不好，不能传达原有的趣味，困难便发生了。原作倘是散文，还可勉强敷衍过去，倘是诗歌，他的价值不全在于思想，还与调子及气韵很有关系的，那便实在没有法子。要尊重原作的价值，只有不译这一法。 至于中国话的能力到底如何，能否改造的渐臻完善？这个问题我可不能回答。 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没有文法的变化，没有经过文艺的淘炼和学术的编制，缺少细致的文词，这都是极大的障碍。讲文学革命的人，如不去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努力创造，使中国话的内容丰富，组织精密，不但不能传述外来文艺的情调，便是自己的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也怕要不能表现出来了。 我曾将这番话讲给我的朋友疑古君听，他说：“改造中国话原是要紧，至于翻译一层，却并无十分难解决的问题。翻译本来只是赈饥的办法，暂时给他充饥，他们如要尽量的果腹，还须自己去种了来吃才行。可译的译他出来，不可译的索性不译，请要读的人自己从原本去读。”我想这话倒也直捷了当，很可照办，所以我的《食后之歌》的翻译也就借此藏拙了。 （十月二十日） [book_title]民众的诗歌 我在一张包洋布来的纸上，看见一首好诗，今抄录于下： “要把酒字免了去，若要请客不能把席成。要把色字免了去，男女不能把后留，逢年过节谁把坟来上。要把财字免了去，国家无钱买卖不周流。要把气字免了去，众位神仙成不能。吃酒不醉真君子，贪色不迷是英豪。” 这首诗当然是布店里的朋友所写，如不是他的著作，也必定是他所爱读的作品。我看了发生两种感想，第一是关于民众文学的形式的，第二是关于他的思想的。 我们看这一首，与许多的剧本山歌相同，都是以七言为基本，因此多成为拙笨单调的东西。他们仿佛从诗（而且是七言的）直接变化出来，不曾得到词曲的自由句调的好影响。但是有一种特色，便是不要叶韵，也不限定两句一联，可以随意少多。这虽然只是据了这一首而言，但在别种山歌等等中间一定也有同样的例可以寻到。 我们或者可以替他分辩，说这是由于民众诗人的设想措词的不完密，但直捷了当的说“我是要吃酒……的”，实在要比委曲的疏解更要容易，不过中国的民众诗人没有这个胆力，——或者也没有这个欲得的决心。倘如有威权出来一喝，说“不行！”我恐怕他将酒色财气的需要也都放弃了，去与威权的意志妥协，因为中国的人看得生活太冷淡，又将生活与习惯并合了，所以无怪他们好像奉了极端的现世主义生活着，而实际上却不曾真挚热烈的生活过一天。 其次这诗里所说的话，实在足以代表中国极大多数的人的思想。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他辨护酒色财气的必要，只是从习惯上着眼，这是习惯以为必要，并不是他个人以为必要了。 但是无论形式思想怎样的不能使我们满足，对于民众艺术内所表现的心情，我们不能不引起一种同情与体察。太田君在《食后之歌》的序里说，“尝异香之酒，一面耽想那种鄙俗的但是充满眼泪的江户平民艺术以为乐”，这实在是我们想了解民众文学的人所应取的态度。 （九年十一月） [book_title]翻译与批评 近来翻译界可以说是很热闹了，但是没有批评，所以不免芜杂。我想现在从事于文学的人们，应该积极进行，互相批评，大家都有批评别人的勇气，与容受别人批评的度量。这第一要件，是批评只限于文字上的错误，切不可涉及被批评者的人格。中国的各种批评每易涉及人身攻击，这是极卑劣的事，应当改正的。譬如批评一篇译文里的错误，不说某句某节译错了，却说某人译错，又因此而推论到他的无学与不通，将他嘲骂一通，差不多因了一字的错误，便将他的人格侮辱尽了。其实文句的误解与忽略，是翻译上常有的事，正如作文里偶写别字一样，只要有人替他订正，使得原文的意义不被误会，那就好了。所以我想批评只要以文句上的纠正为限，虽然应该严密，但也不可过于吹求，至于译者（即被批评者）的名字，尽可不说，因为这原来不是人的问题，没有表明的必要。倘若议论公平，态度宽宏，那时便是匿名发表也无不可，但或恐因此不免会有流弊，还不如署一个名号以明责任。这是我对于文学界的一种期望。 其次，如对于某种译文甚不满意，自己去重译一过，这种办法我也很是赞成。不过这是要有意的纠正的重译，才可以代批评的作用，如偶然的重出，那又是别一问题，虽然不必反对，也觉得不必提倡。譬如诺威人别伦孙（Bjornson）的小说《父亲》，据我所知道已经有五种译本，似乎都是各不相关的，偶然的先后译出，并不是对于前译有所纠正。这五种是： （5）我极喜欢他自己行洗礼。 （5）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民国日报》第四张 （4）我很喜欢把他亲自受次洗礼。 （4）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小说月报》十一卷五号 （3）我极想使我的儿子，他自己就受了洗礼。 （3）九年四月十日的《新的小说》第四号 （2）九年月日未详的《燕京大学季报》某处 （1）我想叫我的儿子独自一人来受洗礼。 （1）八年正月十九日的《每周评论》第五号 那是不是星期日的事情？ 那就是说在一个作工日子么？ 这里边除第二种外我都有原本，现在且抄出一节，互相比较，顺便批评一下： 这话是在一星期之后吗？ 是不是要在平常的日子呢？ 据我看来，第一种要算译的最好。因为那个乡人要显得他儿子的与众不同，所以想叫他单独的受洗，不要在星期日例期和别家受洗的小孩浑在一起，牧师问他的话便是追问他是否这样意思，是否要在星期日以外的六天中间受洗。Weekday这一个字，用汉文的确不容易译，但“平常的日子”也还译的明白。其他的几种都不能比他译的更为确实，所以我说大抵是无意的重出，不是我所赞成的那种有意的重译了。 末了的一层，是译本题目的商酌。最好是用原本的名目，倘是人地名的题目，有不大适当的地方，也可以改换，但是最要注意，这题目须与内容适切，不可随意乱题，失了作者的原意。我看见两篇莫泊三小说的译本，其一原名“脂团”，是女人的诨名，译本改作“娼妓与贞操”，其二原名“菲菲姑娘”，译本改作“军暴”。即使作者的意思本是如此，但他既然不愿说明，我们也不应冒昧的替他代说，倘若说了与作者的意思不合，那就更不适当了。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能说得怎样周密，写出来聊供大家的参考罢了。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book_title]批评的问题 近来有人因为一部诗集，又大打其笔墨官司。这部诗集和因此发生的论战，我都未十分留心，所以也没有什么议论，只是因此使我记起一件旧事来，所以写这几句做一个冒头罢了。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谈到批评家的职务，我说，批评家应该专绍介好著作，至于那些无价值的肉麻或恶心的作品，可以不去管他。这理由共有三层。其一，不应当败读者的兴。读者所要求的是好著作，现在却将无价值等等的书详细批评，将其无价值等等处所一一列举，岂不令看的人扫兴？譬如游山的向导，不指点好风景给游人看，却对他们说路上的污泥马粪怎样不洁，似乎不很适当罢。其二，现今的人还不很有承受批评的雅量。你如将他的著作，连声赞叹，临末结一句“洵不可不人手一编也”，这倒也罢了。倘若你指摘他几处缺点，便容易惹出是非，相骂相打，以至诉讼，械斗。这又何苦来？其三，古人有隐恶扬善之义。中国的事，照例是做得说不得，古训说的妙，“闻人有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做了三五部次书，究竟与店家售卖次货不同，（卖次货是故意的骗人，做次书只是为才力所限，）还未必能算什么过恶，自然更应该原谅了。 朋友却不以为然，他说，批评家的职务，固然在绍介好著作，但倘使不幸而有不好著作出现，他也应该表明攻击。游山的向导能够将常人所不注意的好景致指点给人看，固然是他的职务，但他若专管这事，不看途中的坏处，使游客一不留神，跌倒烂泥马粪里去，岂不更令人败兴么？所以批评家一面还有一种不甚愉快的职务，便是做清道夫，将路上的烂泥马粪，一铲一铲的掘去。所以总括一句，批评家实在是文学界上的清道夫兼引路的向导。 这朋友的话虽然只驳倒了我所说的第一层，我的主张却也因此不甚稳固了。但我总还是不肯就服，仍旧以我自己的主张为然。现在一想，又觉得朋友所说的也不错，批评家的确也是清道夫，——一种很不愉快的职业。我于是对于清道夫的批评家不能不表同情，因为佩服他有自愿去担任这不愉快的职务的勇气。我先前也曾有一种愿望，想做批评家，只是终于没有文章发表，现在却决心不做了。因为我的胆未免太怯，怕得向人谢罪和人涉讼的。 十年五月十日，在医院。 [book_title]新诗 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几个老诗人不知怎的都像晚秋的蝉一样，不大作声，而且叫时声音也很微弱，仿佛在表明盛时过去，艺术生活的弹丸，已经向着老衰之坂了。新进诗人，也不见得有人出来。做诗的呢，却也不少，不过如圣书里所说，被召的多而被选的少罢了。所以大家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却半途而废的荒芜了，让一班闲人拿去放牛。你不见中国的诗坛上，差不多全是那改“相思苦”的和那“诗的什么主义”的先生们在那里执牛耳么？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那些老诗人们以为大功告成，便即退隐，正如革命的时候，大家以为改革已成，过于乐观，略一疏忽，便有予自束发受书即倾心于民生主义的人出来，将大权拿去，造成一个君师主义的民国。现今的诗坛，岂不便是一个小中国么？本来习惯了的迫压与苦痛，比不习惯的自由，滋味更为甜美，所以革新的人非有十分坚持的力，不能到底取胜。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我恐怕他又要蹈前人的覆辙了。昔日手创诗国的先生们，你们的“孙文小史”出现的日子大约不远了。 十年五月。 [book_title]美文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以为文章的外形与内容，的确有点关系，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此只就体裁上说，若论性质则美文也是小说，小说也就是诗，《新青年》上库普林作的《晚间的来客》，可为一例，）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去，但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晨报》上的“浪漫谈”，以前有几篇倒有点相近，但是后来（恕我直说）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现象的字面，衰弱的感伤的口气，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十年五月。 [book_title]新文学的非难 《改造》三卷十号里，有一位法国留学生，对于“谈新文学者”表示几种不满。中国现在的新文学运动当然是很幼稚，但留学生君的不满也有多少误会的地方。 留学生以为中国读者的程度，译者的人数，出版界的力量，都同法国一样，所以怪“谈新文学者”为什么不译“荷马当德之作”。其实岂知连“少许莫泊桑之短篇小说”还难得赏识者，译者也只是精力有限的这一打的非“天才”；篇幅稍多的书如《战争与和平》，有人愿译而没有书店肯担任出版呢？ 梅德林之象征剧，总算有人译过一点了。至于“郝卜特曼”的新浪漫主义的小说，却的确是“多数国人之谈文学者，尚不能举其名也”！我想何妨便请留学生君略举其名，以扩我们的眼界呢？ 一切责备，未必全无理由，“谈新文学者”应该虚心容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在批评者一方面，也应该有一种觉悟，便是预备自己出手来干。譬如坐洋车，嫌车夫走的慢，最好是自己跳下来走；因为车夫走的慢，也自有其走不快的缘因，应该加以体谅。我以前在南京，看见一个西洋人因为车走的慢，便跳下来，叫车夫坐在车上，自己给他拉了飞跑的走。这真是一个好榜样！ 十年六月。 [book_title]碰伤 我从前曾有一种计画，想做一身钢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长短依照猛兽最长的牙更加长二寸。穿了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泽里自在游行，不怕野兽的侵害。他们如来攻击，只消同毛栗或刺猬般的缩着不动，他们就无可奈何，我不必动手，使他们自己都负伤而去。 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利害的是见毒，看见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注《阴骘文》，说孙叔敖打杀的两头蛇，大约即是一种见毒的蛇，因为孙叔敖说见了两头蛇所以要死了。（其实两头蛇或者同猫头鹰一样，只是凶兆的动物罢了。）但是他后来又说，现在湖南还有这种蛇，不过已经完全不毒了。 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从我古浪漫派的人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在现今的世界上，什么事都能有。我因此连带的想起上边所记的三件事，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对于不相信我的浪漫说的人，我别有事实上的例证，举出来给他们看。 读完了《雉鸡的烧烤》一篇小说，我不禁为一般从事宣传事业的人打了一个寒噤，因此我又想起了一件心底里隐藏着万分抱歉的事，也乘机拉杂写出来公布给读者。 我现在且把他的文章录几段下来介绍给读者： 我小的时候，看唐代丛书里的《剑侠传》，觉得很是害怕。剑侠都是修炼得道的人，但脾气很是不好，动不动便以飞剑取人头于百步之外。还有剑仙，更利害了，他的剑飞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够追赶几十里路，必须见血方才罢休。我当时心里祈求不要遇见剑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们。 恰恰一个月以前（六月十日），我们杂感栏里登载一篇子严先生所作《碰伤》的小文。凡是留心本报杂感的人，别篇文章或者容易忘记，这一篇想来万万不会忘记的，所以他的内容我此刻恕不再叙了。这篇文章的用意本不如何奥妙，文字更不如何艰深，说来又是精密，周到，而且明畅，我们总以为无论那一方面均不予误解者以可乘之隙，想来万不会有误解的了。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十年六月，在西山） 附　编余闲话 但是“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情真是随处皆有，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第二天有位L先生也做了一篇杂感送来，这就是记者抱歉得不知所措的第一天了。 他又说‘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利害了。但他们从此不再请愿了。’俄国的历史，我固然不熟习，照某某先生说，俄国以后就不再请愿，那么以现在看来，不独为国内革命，并且欲为全世界人种革命，受了一次惩创之后，就不敢再起风潮，何以他现在有这样大的思想呢？……同胞呀！努力吧！所以我说某某先生，不要替别人做走狗，以骂完好的人格，那就好了！”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失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副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他说‘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受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他比方政府是穿着有刺钢甲，请愿的人是毒蛇剑仙；他们多半是荏弱书生，没有利害的枪炮，那还有毒蛇剑仙的残暴？……怎么能把他们比为爬虫类呢？……难道他们都到四五十岁，血气还没有衰，学生又手无兵器，能与他们赳赳桓桓的丘八先生相冲突吗？…… 我看完了以后，觉得从他的语气里，并不表示一点恶的动机，他只是将子严先生那篇文章，完全误解了。到现在整一个月，我还想不出怎样对付这篇文章的方法，今天看见日本佐藤春夫先生也早已见到了这一层，因此写出此篇，悬为一个宣传事业中的疑问。 （十年七月十日《晨报》） [book_title]宣传 日前见了记者先生的编余闲谈，才知道关于我的《碰伤》一篇小文，有那一番小事件。我现在并不敢关于自己有所辩护，只想就记者先生热心的忧虑略有解释罢了。 记者先生替宣传事业担忧，这虽然是好意，但莫怪我说，却实在是“杞忧”。因为宣传本来免不了误解，宣传的人也拼着被误解，或者竟可以说误解是宣传正当的报酬。罗素在《社会结构学》第五讲内说，凡是改进的意见，没有不是为大众所指斥的（原文记不清了）。所以离开了旧威权旧迷信而说话，便是被骂被打的机会，没有什么奇怪。譬如近来谈新文学，人家便想叫“荆生”去打他；谈新道德，人家便说他是提倡“百善淫为先”，都是实例。倘若不止宣传，还要去运动，甚而至于实行，于是他们的报酬也自然更大了。《新青年》上曾载过《药》的一篇小说，《晨报》载过的屠尔该涅夫散文诗内有一篇《工人与白手的人》可为榜样。日本的社会党，苦心孤诣，想替一般穷朋友设法，而穷朋友们又结了什么国粹党，皇国青年会之流，每当他们开会演说，逢场必到，将几个社会党首领打的鼻塌嘴歪。耶稣给犹太人讲得救之道，犹太人却说他自称犹太人的王，大逆不道，硬叫罗马总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后世或局外的人看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是——实在是无可免避的事呵。 （一段谈话） 那个工人对另一工人说——我说，彼得……你记得前年同你谈话的那个白手的人吗？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人们只要能够晓得，那就好了。不过怎样能够使他们晓得，却是一个重大的难问，是我与记者先生所深以为忧的。法国吕滂说，大众的心理极不容易变换，即使纯学术的真理，如哈威的血液循环说，与他们的旧宗教伦理的思想没有交涉的，也须得经五十年，才能被大家所承认。五十年！这也不可谓不久了。但在我们中原，那“功同良将”的专门国粹医，却还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哩，又如细菌，吃了下去，便可以死给你看，真是功效卓著。我们中原的学者，却正竭力替他辨正。一个说，我们吃了虾子还不死，何况他呢。一个说，人生了病，他（即细菌）也正受着苦呢，你们何苦还要去害他。……这大约是因为五十年的期限还没有到罢？记者先生，你知道有短期速成，——“三天”成功的捷诀么？ 十年七月。 附　工人与白手的人 俄国屠尔该涅夫作 第二个工人——那么，我说，朋友，我们能去偷一截绞死了他的绳头吗？听说拿到家里来是有大运气的呢！ 第二个工人——他难道老是反抗当局者吗？ 第一个工人——老是反抗。 第一个工人——今天他们去要把他绞了，我听见说；命令已经下来了。 白手的人——（伸出手来）你嗅嗅罢。 白手的人——是的；确是铁气。我的手上整整带了六年的手铐了。 白手的人——就是你们一伙的，朋友！ 白手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作事只为你们的幸福；因为我想逃出被压迫与无知识；因为我鼓吹人们反抗压迫者；因为我反抗当局者，……所以把我锁起来了。 工人——（嗅他的手）这真奇怪了。好像有铁气味呢。 工人——那是为什么呢，请问？ 工人——把你锁起来了，他们吗？用你的权利反抗呵！（两年以后） 工人——我们一伙的，真的！那只是一个幻想！看我的手呵。你看这是何等污秽呵？他是有粪臭的，而且有桦油臭的——而你的呢，看呵，这么白。还不知有甚么臭味呢？ 工人——你爬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呢？你要什么东西吗？你不是我们一伙的。……走罢！ 另一工人——记得的；……做什么？ 第一个工人——你说得不错。我们去试一试罢，朋友。 ——一八七八年四月作 九年《晨报》 [book_title]三天 在广告上见有一本学外国文的捷诀，说三天内可以成功。 我心里说道，这未免太少一点了。大抵要成就一件事，三天总还不够，除了行幻术，如指石成金，开顷刻花之类。这些奇迹据说可以在刹那中成就，但是要等候“回道人”下凡来的时候才行；这也不是三天之内可以等到的。 有一位民国的边疆大员，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节，竭力劝人学佛。他说，就是你们学什么德文法文，也都是白费工夫，只要学佛就好了，将来证果得了六神通，不论那一国文字，自然一看便懂。但是事隔十五六年之后，我于去年冬天看见他还在北京坐着马车跑，可见他也还未得到神通。（倘有了神通，他便可以用神足力，东涌西没，或南涌北没，当然不要马车了。）于是他的用神通力学外国文的捷诀，也就没有什么把握了。 《觉悟》上面曾经登过戴季陶先生的关于学日本文的谈话（记得系引用在施存统先生的文中），他说用功三年，可以应用，要能自由读书，总非五年不可。这实在是经验所得的老实话，我愿有志学外国文的人要相信他这话才好。在现今奇迹已经绝迹的时代，若要做事，除了自力以外无可依赖，也没有什么秘密真传可以相信，只有坚忍勤进这四个字便是一切的捷诀。至于三天四天这些话，只可以当作笑话说说罢了。 有人问我，你这样说，岂不太令人扫兴么？三天虽然不能速成，或者可以引起一点兴趣，使他们愿意继续学下去，也是好的。你如今说破，他们未免畏难，容易退缩，岂不反有害么？我当初听了也觉得有理，但仔细一想，却又不然。那决心用三五年工夫去学习的人，听了我的话当然不会灰心，或者反有点帮助。至于想在三天之内，学成一种外国文，这件事反正是不可能的，与其以后失望，还不如及早通知他，使他可以利用这三天去做别的事，倒还有一些着落。 十年七月。 [book_title]麝香 我很爱看“社会咫闻”，因为时常能够于本文以外，无意的得到有趣味的材料。日前看见一则“一个由盗而丐的堕落青年”，记述西城堂子胡同某校学生作贼，以及流为乞丐的事。这事情都很平常，但我对于失主的某君，却引起了不少的兴味。原来这位盗而丐的青年偷了某君的一个皮包，其中装着友人的一张文凭，四副眼镜，和——“一瓶麝香”！ 我不懂得医道，但我知道麝香不是平常的药。有许多讲究灸法的人，将麝香和在艾炷里，说能够使艾力更深的钻到穴道下去。这是我所晓得的一种外用法。据说麝香出于麝的脐内，在交尾时期，放出香气来，招引雌麝，所以他很有刺激性欲的效力，至于用法或薰或吃，我可不知道了。某君的一瓶不知作何用处？难道他镇日的大灸而且特灸么？ （十年八月） [book_title]卖药 我平常看报，本文看完后，必定还要将广告检查一遍。新的固然可以留心，那长登的也有研究的价值，因为长期的广告都是做高利的生意的，他们的广告术也就很是巧妙。譬如“侬貌何以美”的肥皂，“你爱吃红蛋么？”的香烟，即其一例，这香烟广告的寓意，我至今还未明白，但一样的惹人注意。至于“宁可不买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这种著者头上插草标的广告，尤其可贵，只可惜不能常有罢了。 报纸上平均最多的还是卖药的广告。但是同平常广告中没有卖米卖布的一样，这卖药的广告上也并不布告苏打与金鸡纳霜多少钱一两，却尽是他们祖传秘方的万应药。略举一例，如治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的妙药，注云，“此三症之病根发于肝胆者居多，最难医治，”但是他有什么灵丹，“治此三症奇效且能去根！”又如治瘰疬的药，注云，“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愈割愈长，”我真不懂，西洋人为什么这样的笨，对于羊角风半身不遂颠狂三症不用一种药去医治，而且“瘰疬症最恶用西法割之”，中原的鸿胪寺早已知道，他们为什么还是愈割愈长的去割之呢？——生计问题逼近前来，于是那背壶卢的螳螂们也不得不伸出臂膊去抵抗，这正同上海的黑幕文人现在起而为最后之斗一样，实在也是情有可原，然而那一班为社会所害，没有知识去寻求正当的药物和书物的可怜的人们，都被他们害的半死，或者全死了。 我们读屈塞（Chaucer）的《坎忒伯利故事》，看见其中有一个“医学博士”（Doctor of Physic）在古拙的木板画上画作一个人手里擎着一个壶卢，再看后边的注疏，说他的医法是按了得病的日子查考什么星宿值日，断病定药。这种巫医合一的情形，觉得同中国很像，但那是英国五百年前的事了。中国在五百年后，或者也可以变好多少，但我们觉得这年限太长，心想把他缩短一点，所以在此着急。而且此刻到底不是十四世纪了；那时大家都弄玄虚，可以鬼混过去，现在一切已经科学实证了，却还闭着眼睛，讲什么金木水火土的医病，还成什么样子？医死了人的问题，姑且不说，便是这些连篇的鬼话，也尽够难看了。 我们攻击那些神农时代以前的知识的“国粹医”，为人们的生命安全起见，是很必要的。但是我的朋友某君说，“你们的攻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害。但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医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我想他的话虽然残忍一点，然而也有多少道理，好在他们医死医活，是双方的同意，怪不得我的朋友。这或者是那些卖药和行医的广告现在可以存在的理由。 （十年八月） [book_title]天足 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这句话我知道有点语病，要挨性急的人的骂。评头品足，本是中国恶少的恶习，只有帮闲文人像李笠翁那样的人，才将买女人时怎样看脚的法门，写到《闲情偶寄》里去。但这实在是我说颠到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最嫌恶缠足！ 近来虽然有学者说，西妇的“以身殉美观”的束腰，其害甚于缠足，但我总是固执己见，以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我时常兴高彩烈的出门去，自命为文明古国的新青年，忽然的当头来了一个一一拐的女人，于是乎我的自己以为文明人的想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倘若她是老年，这表明我的叔伯辈是喜欢这样丑观的野蛮；倘若年青，便表明我的兄弟辈是野蛮：总之我的不能免为野蛮，是确定的了。这时候仿佛无形中她将一面藤牌，一枝长矛，恭恭敬敬的递过来，我虽然不愿意受，但也没有话说，只能也恭恭敬敬的接收，正式的受封为什么社的生番。我每次出门，总要受到几副牌矛，这实在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唯有那天足的姊妹们，能够饶恕我这种荣誉，所以我说上面的一句话，表示喜悦与感激。 十年八月。 [book_title]胜业 偶看《菩萨戒本经》，见他说凡受菩萨戒的人，如见众生所作，不与同事，或不瞻视病人，或不慰忧恼，都犯染污起；只有几条例外不犯，其一是自修胜业，不欲暂废。我看了很有感触，决心要去修自己的胜业去了。 或者有人问，“你？也有胜业么？”是的。各人各有胜业，彼此虽然不同，其为胜业则一。俗语云，“虾蟆垫床脚”。夫虾蟆虽丑，尚有蟾酥可取，若垫在床脚下，虾蟆之力更不及一片破瓦。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预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但这不过在我是胜。至于别人，原是各有其胜，或是征蒙，或是买妾，或是尊孔，或是吸鼻烟，都无不可，在相配的人都是他的胜业。 十年八月，在西山。 [book_title]小孩的委屈 译完了《凡该利斯和他的新年饼》之后，发生了一种感想。 小孩的委屈与女人的委屈，——这实在是人类文明上的大缺陷，大污点。从上古直到现在，还没有补偿的机缘，但是多谢学术思想的进步，理论上总算已经明白了。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仍各有差别，不能强为统一。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用他的标准来统治人类，于是女人与小孩的委屈，当然是不能免了。女人还有多少力量，有时略可反抗，使敌人受点损害，至于小孩受那野蛮的大人的处治，正如小鸟在顽童的手里，除了哀鸣还有什么法子？但是他们虽然白白的被牺牲了，却还一样的能报复，——加报于其父母！这正是自然的因果律。迂远一点说，如比比那的病废，即是宣告凡该利斯系统的凋落。切近一点说，如库多沙菲利斯（也是蔼氏所作的小说）打了小孩一个嘴巴，将他打成白痴，他自己也因此发疯。文中医生说，“这个疯狂却不是以父传子，乃是自子至父的！”著者又说，“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是你应该听听；这或者于你有益，因为你也是喜欢发怒的。”我们听了这些忠言，能不憬然悔悟？我们虽然不打小孩的嘴巴，但是日常无理的诃斥，无理的命令，以至无理的爱抚，不知无形中怎样的损伤了他们柔嫩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甜美的梦，在将来的性格上发生怎样的影响！ ——然而这些都是空想的话。在事实上，中国没有为将小孩打成白痴而发疯的库多沙菲利斯，也没有想“为那可怜的比比那的缘故”而停止吵架的凡该利斯。我曾经亲见一个母亲将她的两三岁的儿子放在高椅子上，自己跪在地上膜拜，口里说道，“爹呵，你为什么还不死呢！”小孩在高座上，同临屠的猪一样的叫喊。这岂是讲小孩的委屈问题的时候？至于或者说，中国人现在还不将人当人看也不知道自己是人。那么，所有一切自然更是废话了。 （十年九月） [book_title]感慨 我译了《清兵卫与壶卢》之后，又不禁发生感慨，但是好久没有将他写下来。因为在一篇小说后面，必要发一番感慨，在人家看来，不免有点像大文豪的序“哈氏丛书”，不是文学批评的正轨。但现在仔细一想，我既不是作那篇的序跋，而且所说又不涉文学，只是谈教育的，所以觉得不妨且写出来。 我是不懂教育哲学的，但我总觉得现在的儿童教育很有缺陷。别的我不懂得，就我所知的家庭及学校的儿童教育法上看来，他们未能理解所教育的东西——儿童——的性质，这件事似乎是真的。《清兵卫与壶卢》便能以最温和的笔写出这悲剧中最平静的一幕，——但悲剧总是悲剧，这所以引起我的感慨。他的表面虽然是温和而且平静，然而引起我同以前看见德国威兑庚特的剧本《春醒》时一样的感慨，而且更有不安的疑惑。 《春醒》的悲剧虽然似乎更大而悲惨，但解决只在“性的教育”，或者不是十分的难事。对于儿童的理解，却很难了，因为理解是极难的难事，我们以前轻易的说理解，其实自己未曾能够理解过一个人。人类学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儿童研究的书世界上也已出了不少，研究的对象的儿童又随处都是，而且——各人都亲自经过了儿童时期，照理论上讲来，应该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却不如此，想起来真是奇怪，几乎近于神秘。难道理解竟是不可能的么？我突然的想到中国常见的一种木牌，上面刻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五者地位不同，其为权威则一，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也是专制政治的缩影；专制与理解，怎能并立呢！ 《大智度论》里有一节譬喻说，“有一子喜在不净中戏，聚土为谷，以草木为鸟兽，人有夺者，嗔恚啼哭。其父思惟，此事易离，儿大自休。”这话真说得畅快。十年前在《儿童生活与教育的各方面》（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斯丹来霍耳博士编）上，一篇论儿童的所有观念的论文里，记得他说儿童没有人我的观念的时候，见了人家的东西心里喜欢，便或夺或偷去得到手，到后来有了人我及所有的观念，自然也就改变。他后来又说有许多父母不任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要去干涉，反使他中途停顿，再也不会蜕化，以致造成畸形的性质。他诙谐的说，许多现在的悭吝刻薄的富翁，都是这样造成的。（以上不是原文，只就我所记得述其大意。）大抵教育儿童本来不是什么难事，只如种植一样，先明白了植物共通的性质，随后又依了各种特别的性质，加以培养，自然能够长发起来。（幼稚园创始者茀勒倍耳早已说过这话。）但是管花园的皇帝却不肯做这样事半功倍的事，偏要依了他的御意去事倍功半的把松柏扎成鹿鹤或大狮子。鹿鹤或大狮子当然没有扎不成之理，虽然松柏的本性不是如此，而且反觉得痛苦。幸而自然给予生物有一种适于生活的健忘性，多大的痛苦到日后也都忘记了，只是他终身曲着背是一个鹿鹤了，——而且又觉得这是正当，希望后辈都扎的同他一样。这实在是一件可怜而且可惜的事。 （十年九月） [book_title]资本主义的禁娼 日前看见“社会咫闻”里记上海租界禁娼的成绩，据说捕房对于私娼从严取缔，科罪较重，盖以此等无耻妇女，实为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原来娼妓制度之存在，完全由于这班“无耻妇女”的自己愿意去消遣的做这事情！我真觉得诧异，她们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吃白米饭，却要去做这样无耻的行为，坏乱我们善良的风俗？真应该严办才好。古时有一个皇帝，问没有饭吃的灾民“何不食肉糜”？我也要替中产阶级对于此等无耻妇女诘问一声。 但是我看了廿一日《觉悟》上引德国人柯祖基的话，却又与中产阶级的捕房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说： 那么，禁娼前途之障碍物，当然不在那些无耻的妇女，而在于有耻的资本家们了；或者我们不归罪于个人，可以说在于现在的经济制度。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有什么成绩可说。即使苟安姑息的在现今社会之下要讲补救，也只能救济，不是可以一禁了之的。倘若那些无耻妇女的为娼，并非为生计所迫，的确由于闲着无事，借此消遣，好像抹牌吸烟一样，那么当然可以用法律的力去禁绝了。但是现在的情形并不如此；嗜好恶癖可以禁止，饥寒无可禁止：虽然是资本家，这些道理总应该知道罢？ 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子。” “资本家不但利用她们（女工）的无经验，给她们少得不够自己开销的工钱，而且对她们暗示，或者甚至明说，只有卖淫是补充收入的一个法子。 话虽如此，上海的资本家主张禁娼，虽然是“掩耳盗铃”，但不好意思招承“公妻是资本主义的一特色”，公然宣布卖淫是必要的事，总算是还有一点良心的了。 （十年十月） [book_title]先进国之妇女 在一张报纸上见到这样的一节文章： “日本号称先进文明国，而妇女界之黑暗依然如故。记者旅日有年，对于一切政情及妇女问题研究有素，觉日本之妇女与我国之妇女进化之迟速诚有霄渊之别。近日本报虽颇有提倡中日妇女社交公开之说，记者甚赞成之。我先进国之妇女，倘能不分轸域，将不见天日之日本妇女援登衽席，其功德岂浅鲜哉。” 日本现代妇女界的情形如何，我并不想来详细叙述，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不曾“研究有素”，何苦多来献丑；我所觉得有点怀疑的，是“我先进国”之妇女的进化是否真是“霄”了？老实说，在现今的经济制度底下，就是我们男子界也还不免黑暗依然如故，妇女界更不必说；夫人，内掌柜，姨太太，校书等长短期的性的买卖，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有谁能够援登别人？《诗经》上说，“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真可以给妇女界咏了。再老实的说，中国和日本的妇女在境遇上可以说是半斤和八两，分不出什么霄渊， （在知识上且不去多嘴，）不过中国多了一件缠脚的小事情罢了。别位对于这事不知作何感想，我却是非常的不愉快，觉得因为有这些尖脚的姊妹们在那里走，连累我不但不能够以先进国民自豪，连后进国民的头衔也有点把握不住了。我大约也可以算是一个爱中国者，但是因为爱他，愈期望他光明起来，对于他的黑暗便愈憎恨，愈要攻击：这也是自然的道理。这位记者旅日有年，因此把本国的情形忘记了，原也不足为奇，不过怕有人误会以为这又是中国的夸大狂的一种表现，所以略加说明。我听说有一位堂堂的专门教授在《地学杂志》上也常常发表这一类的文章，虽然有医生疑他是患“发花呆”的，其实未必如此，也只为往日本去了两趟，把本国的事情忘却净尽罢了。 能够知道别人的长处，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是做人第一要紧的条件，要批评别国的时候更须紧紧记住：大家只请看罗素评论英国及中国的文章，那便是最好的一个榜样。 （十一年十月） [book_title]可怜悯者 蔼里斯（Havelock Ellis）是英国有名的善种学和性的心理学者，又是文明批评家；所著的《新精神》（New Spirit）是世界著名的一部文学评论。今天读他的《随感录》（Impressions and Comments），看见有这一节话： “生长在自然中的生物，到处都是美的；只在人类中间才有丑存在。野蛮人也几乎到处都是殷勤而且和睦；只在文明人中间才会有苛刻与倾轧。亨利爱理斯在纪述他十八世纪时在赫贞湾的经历的书中说，有一群爱思吉摩人——特别慈爱他们的小孩的一个民族——到英国居留地来，很哀伤的诉说他们所受的苦难与大饥荒，以至他们的一个小孩因此被吃掉充饥了。英国人听了只有笑，那些生气的爱思吉摩人便走去了。在那时候，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什么野蛮人听了会发笑呢？我记起几年前曾看见一个人走进火车，把别个旅客放在角里保留他的坐位的毯子丢在一旁，很强顽的占据了这个坐位。这样的一个人，如生在野蛮人中间，存活得下去的么？现在浮在大家目前的善种学理想，即使不能引导我们到什么天国里去，只要可以阻止我们中间比有礼的野蛮人更低级的人类的发生，那就已经有了他的效用了。” 我读了不禁想起上海商报馆书记席上珍女士缢死的事件。她死在报馆里，据说她的同僚便在旁边做起滑稽诗或拟悼亡诗来。我不忍相信，但是看近来报纸上的滑稽趣味的趋向，我相信这是会有的事。野蛮人虽然会杀人或吃敌人的肉，但看见他的同伴死了，决不会欢喜跳舞的，便是在高等动物界里也决不会，——除了狼以外。 该得诅咒的是那伪文明与伪道德，使人类堕落成为狼以下的地位的生物，——而他们则是可怜悯者。 （十一年十月） [book_title]北京的外国书价 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Batou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息尼支（Taui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元一角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食。 十二月一日。 [book_title]上海的戏剧 偶然拿起一张三月四日的上海的旧报，看见第五板戏目上，用大字表出下列各种好戏： 二本狸猫换太子 现在中国正正经经讲戏剧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这样的观众，他们怎样办呢？不去理他罢，那么任凭你怎样的出力，总不会有人来看，他还是去看他的《狸猫换太子》。要理他呢，他就来要求你做《宣统皇帝招亲》了。这真是所谓“进退维谷”。 我看了这篇戏目，不禁微笑，觉得他真刻毒的把中国民众的心理内容都排列出来了，这便是包龙图，吕纯阳，张欣生，宣统皇帝。戏园老板的揣摩工夫可以不必多说，那编戏的伙计的本领却也值得佩服。张欣生的戏还不算希罕，因为以前曾经有过那风行一时的被人谋害的妓女的戏剧的前例了，但是“宣统皇帝招亲”却不知怎的被他想到，又亏他排成戏剧，便是我们不曾看过这戏的人也不能不发一声赞叹。北京商民平常被称为多含王党性质的，在那“招亲”的一日也并不热狂的去瞻仰，岂知上海却如此关切，使张少轩君听了必要欣然笑曰，“吾道南矣！”（倘若这戏是嘲弄的滑稽的，那也只足以表明国民性的卑劣，别无意思。我想如作戏剧，那种身居宫中，神往域外的心情，尽有描写的价值，可惜没有人能做罢了。） 宣统皇帝招亲 吕纯阳法度七真 六本狸猫换太子 全本张欣生 三本包公出世狸猫换太子 现在很流行所谓为民众的文学，迎合社会心理几乎是文学的必要条件。然则我所列举的几种戏目，颇足为大家的参考，未始无用。在书本上，《礼拜六》与《小说世界》之流当然也是《狸猫换太子》的正宗，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先前京沪各报上攻击他们，正不免是“贵族”气，至少也总是“拂人之性”罢？ （十二年三月） [book_title]迷魂药 我从前读《七侠五义》，知道有所谓“迷子”这一件东西，吃了便不免要变作“牛子”，成为醒酒汤的材料，煞是可怕。庚子以后我在南京当兵的时候，遇见一位下关保甲局长，他说捉到扒儿手便要请他们试服随身带着的迷药，并且他自己还知道这个药方。我虽然没有请他传授药方，但推想起来，吃下去能够叫人昏醉的药总是可以有的。 近来京津大闹拍花，据报上说，从拍花的身边警察搜出许多“迷魂药”来，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了。听说拍花只要在背上一拍，人便迷了；我真不懂这迷魂药难道会从背脊上钻进去的么？不然，必是一种鼻烟模样的毒药，大概从鼻孔里进去的罢。想现在既然搜出好些迷魂药，官厅大可叫拍花实验一下，并且托专门家把药化验，到底是什么东西，也省得我们胡乱推测。 有人说，这药是化验不来的，因为魂灵本来是玄妙的东西，迷他的药自然也是不可思议，非科学所能为力了。在东方文明发祥地的中国当然可以说得过去。又有人说，本来没有这样的药，这不过是一种暗示：中国人的大多数是痰迷了心窍的，无事时也胡里胡涂的过去了，一遇拍花风潮的时候，背上觉着（或真或幻的）一拍，便迷性大发，拿着切糕的刀的也跑，带着指挥刀的也跑，甚而至于不出门的秀才也乱跑乱嚷，东边一捆迷魂药，西边一缸孟婆汤，闹得个不亦乐乎，到底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在剪鸡毛和辫子很流行过的中国当然会有这样事情。 我对于所谓迷魂药不能没有疑问，虽然相信拍花是可以有的。——然而我于此又不能不悯拍花的愚拙了。其实在中国买卖人口原来是一种正当的职业，正如古玩铺一样，前清末周玉帅曾经奏禁，但那是秕政之一，光复后早已取消禁令了，所以现在如有需用人口的人，无论是拿去合药做菜，只消付出一笔款项，便可直接或间接的交易清楚，也不消给“渠”吃什么药，堂而皇之的运回家去，社会上决没有人说一个不字。拍花如愿就这种职业，便应正式的同渠们的家长去开谈判，或者像打鼓的一般剥剥的敲着沿门去收买才是。现在他们却干那没本钱的生意，这明明是窃盗行径，何况还有迷魂药，正是烧闷香的一流了。拍花之罪大矣，但大家要知道他们之罪——至少在中国如此——不在违背人道而在侵害所有权（长上之子女发售权），这实在是他们之所以神人共愤的地方。倘若他们肯出资本收买，使家长利益均沾，那么不但做照相药水的工业可以顺遂进行，而且也一点都没有危险；他们却计不出此，真是其愚可悯，几乎令人疑心他们自己先已喝了迷魂药了。 附记 为免避背上已经拍进了迷魂药去而未被带走的人们的误解起见，蛇足的声明一句，上边所说的有许多并不是真话。 （十二年六月） [book_title]铁算盘 听说“铁算盘”将来京了。于是北京商会急忙的发通告，北京商店银行急忙“撒米”，——不过我这里只是以耳为目，实在不知道这米是怎样撒法，正如不知道“铁算盘”怎样算法一样。 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到过杭州的佑圣观，看见殿外当中挂着一面大算盘，比商务印书馆发售的杆子上矗着棕毛的还要大，不禁耸然惊骇，据同去的仆人说这是表示“人有千算，天只一算”的意思。我听了商会警告的新闻后，第一联想到的便是这面算盘，虽然我明知这回来京的大抵是小而精致的，因为倘若那样的大，不但容易被警察查获，而且也不便搬运。 不过上边说的只是玄学一方面的话，在科学一方面当然还应有别的解释，我很希望前“非宗教同盟”的朋友能够出来对于这些问题说一两句话。但是他们好久不则声了，即使对于更大的问题，如同善社及宗教大同会之类，也不哼一声，我猜想这未必因为那些是国粹，或者因为那并不是宗教的缘故罢。 “铁算盘”这一类思想，在世间很是普通，并不是中国所特有。凡野蛮民族都相信模拟类推的效力，所以有那所谓感应魔术（Sympathetic Magic），用了模拟动作，想去引出真的事物来，如祈年求雨等仪式都是一例。商人诸君平日靠了一面木算盘，滴滴沰沰的几算便可以拿进好些个银子，因此推想倘若有人用了铁的这么一算，也就可以把柜内的银子都算了去，这决不是杞人之忧，乃是合于感应魔术之原理的，正怪不得大家那样着忙。近来却有自称文明人的穷朋友，硬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试问他怎能证明人家不去用铁做成一面小算盘，而且算一下子会把柜内的银子算去，只是一味反对，这岂不是太武断么？ 顺便说及，初民的心理，对于能自转动的机械类很感恐惧，以为其中含着魔力，——所以电车也当然与“铁算盘”一样的可怕。 （十二年六月） [book_title]重来 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说遗传的可怕，名叫“重来”（Gengangere），意思就是僵尸，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出现。这本戏先前有人译作“群鬼”，但中国古来曾有“重来”一句话，虽然不是指僵尸，却正与原文相合，所以觉得倒是恰好的译语。 我在这里并不想来评论易卜生的那篇戏剧，或是讲古今中外的僵尸故事，虽然这都是很有趣的事。我现今所想说的，只是中国现社会上“重来”之多。 我们死鬼的祖先不明白男女结婚的意义，以为他们是专为父母或圣贤而结的，所以一切都应该适合他们的意思，当事的两人却一点都不能干涉。到了现在至少那些青年总当明白了，结婚纯是当事人的事情，此外一切闲人都不配插嘴，不但没有非难的权利，就是颂扬也大可不必。孰知事有大谬不然者，很平常的一件结婚，却大惊小怪的发出许多正人心挽颓风的话，看了如听我的祖父三十年前的教训，真是出于“意表之外”，虽然说“青年原是老头子的儿子”，但毕竟差了一代，应有多少变化，现在却是老头子自己“夺舍”又来的样子了。 我们先反问一声，怎样的不是“重来”？据民俗上的学说，死人腐烂或成腊者都非是。但这是指真僵尸而言，若譬喻的说来，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重来”。老人当然是“原来”了，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总可算是当然的，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重来”，如阿思华特一样，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 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至发疯，这自然是不会有的，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代表旧礼教说话”，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所差者：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重来”。 古人之重礼教，或者还有别的理由，但最大的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这只要考察野蛮民族的实例可以明白。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纯洁的，也是极好的例证。现代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窠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因为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所以说神圣之恋爱者即表示其耽恋于视为不洁的性欲，非难解约再婚的人也就决不反对蓄妾买婢，我相信这决不是过分刻毒的话。 人间最大的诅咒是肖子顺孙四个字。现代的中国正被压在这个诅咒之下。 （十二年六月） [book_title]医院的阶陛 北京的协和医院，据胡适博士的介绍，是在东洋设备第一完全的医院，我无缘进去仰瞻过，不能赞一词，但胡博士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我平常一礼拜里总要在那里走过三四次，走过的时候总看见有一两个病人，被同来的人架着两臂，连拉带拖的挟上那金陛玉阶去。我每看见，就总想到胡博士的话，觉得设备上似乎还不大完全，还缺少一种搬运病人的器具，即使如西山那样的轿子也罢，总比叫病人自己爬（其实还说不上爬，因为有许多人简直脚都提不起）上去要好一点吧。 我于此又猜想到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差异：似乎西方的人都不会生重病，或者生了重病也能够走上这许多阶级去；东方的人便没有这样本领了。 或者这是专给生轻病的人走的；生了重病时，不是进病院，便是请医生往家里去诊，那里还用得着拖上拖下的教旁人看了也很难受。这个理由或者是对的。至于那些住不起病院，请不起医生而还要生重病的人，自然只好任其拖上拖下，纵然旁人看了有点难受。然而我又亲眼看见有一位老太太，从汽车里簇拥出来，拖上阶去，那只可以算作例外罢。 （十二年八月） [book_title]浪漫的生活 我从前总以为中国人所过的生活是干燥无味的单调的生活，现在才觉得自己是错了。中国人的生活决不单调，实在是异常浪漫的；这回见了铜元票的风潮才忽然想到，虽然我见过不少这样的风潮，但在今天方才豁然贯通，如有神助。 历史学者房龙说，迦勒底人兼用十进和十二进计算法，可惜我们现在除计算时刻外都只用十进法了。中国人大家和他很表同情，似乎极不愿意用十进法，因为十进正是非常单调的算法，但是没有从迦勒底（虽然有西洋学者说中国人是从迦勒底迁来的）学来十二进法，所以他们独自发明一至九进法，自由应用。譬如日常收付，一元值十角，一角值十分，一分值一枚，日日如此，有什么趣味？现在改为一元值十一角一分，一角值九分，一分值一枚七八九……，而票面十枚又值八七六以至廿枚，于是算起账来十角等于九角，五十枚等于二十枚，把世界上最单调的数字都变成奇幻的东西，真是非有极度强大的浪漫性不能有这样成绩，而且因了这些单调的数字之浪漫化，大家奔走呼号挨挤争闹，生活上又增加许多变化与趣味，这是何等繁复的生活！对于这样生活还要称之曰单调，那么世上那里还有不单调的生活呢？ 其次，我要顺便说及，见了这回铜元票的风潮以及中南等票的挤兑，我又得到一个极大的安心，这便是觉得八月十五以后的大劫是不会来的了，倘若真是要来，那么大家只要混过这三四天便了，还要铜元和现洋何用；现在那样的挤兑，可知是兑了来预备节前节后慢慢的享用的。或者他们兑了出来去买纸锭焚化存库，那也是可忧的现象，目下却不听说纸货涨价，可见大家都没有过了节长辞之意，我们也就可以暂且安心。宗教大同会里餐矢的先生们的预言或者也有什么价值吧，只是“天听是我民听”，所以我就推想八月十五以后未必会有什么空前的大什么，要有也总不过是承前的铜元票风潮罢了。 （十二年九月） [book_title]同姓名的问题 在《青光》的姓名问题号上见到《仲贤的话》，才知道在上海城内有一个和我同姓名而且似乎同籍贯的“儒医”。承仲贤先生指出，又代为声明，这是我要感谢他的。但是我的姓名之与别人相混，却并不是自这位儒医始，所以我就想到写这一篇小文。 这是“五四”那一年的春天，我从东京的书店接到一本寄给北大法科周作仁君的Nicholson的《经济学》卷一，价十……元，就在我的账里扣去了。我自己不会读这类的书，又恐怕需用的人在那里焦急的等着，所以不把他寄回去，却写信给法科的周君，叫他到我这里来取书。岂知等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于是又登广告访求，这才得到了一纸回书，说因为某种理由，不要这书，而其责任则全在书店方面。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经济学》寄回去，说明其中的曲折，前后三个月才把这件纠葛弄清楚。这是我因为姓名和人家同音的缘故，肩了一回“水浸木梢”的故事；幸而那位周君不久往外省去了，在他未回北京以前，我大约可以安心没有代收《经济学》的差使了。 “五四”以后，教育完全停顿，学校有不能开学的形势。这时候忽然有故乡的友人写信给我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离京，现住上海何处；他把从报上剪下的一节纪事附寄作为凭据，说上海的什么拳术会在某处开会，会长周启明演说云云。我的不会打拳，那朋友也是知道的，但是中国习惯，做会长的反不必一定要会打拳，所以他就疑心我做了拳术会长而且居然演说起来了。我写了一封回信，声明我并未出京，但是在故乡里相信我还在做拳术会长的人大约也还不少。现在我又成为“活人无算”的儒医，或者因此有人同仲贤先生一样要疑心我“精通医理”。在我既不懂医，更不是儒，凭空得到这样的一个头衔，实在不免惶恐，不过只要这于我实际上没有什么妨害，譬如他的医书不错寄到我这里来，我的信件不错寄到他那里去，那就不成问题，尽可任其自然，各做各人的事。 因为姓名相同，要求别人改名，固然是不可能，便是自己改名，也似乎并非必要。倘若依年岁来讲，恐怕非由我让步不可，因为我这名号实在不过用了二十二年，要比别人的更为后起，（虽然只是推想如此，）但是我也用惯了，懒于更动了。——然而也有例外，倘若我忽发奇想，读起医书来，而且“悬壶”于北京城内，成了一个正式的儒医，那时为对于同业的道义的关系上当然非别取一个名字不可了。 （十一年十二月） [book_title]别名的解释 近来做文章的人大抵用真姓名了，但也仍有用别名的，——我自己即是一个，——这个理由据我想来可以分作下列三种。 其一最普通的是怕招怨。古人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现在更不劳重复申明。我的一个朋友寻求社会上许多触啮的原由，发明了一种“私怨说”。持此考究，往往适合；他所公表的《作揖主义》即是根据于“私怨说”的处世法，虽然因了这篇文章也招了不少的怨恨。倘若有人不肯作揖而又怕招怨，那么他只好用一个别名隐藏过去，虽然这也情有可原，与匿名攻讦者不同，但是不免觉得太没有勇气了。 其二是求变化。有些人担任一种定期刊的编辑，常要做许多文章，倘若永远署一个名字，那么今天某甲，明天又是某甲，上边某乙，后边又是某乙，未免令读者减少兴趣，所以用一两个别名把它变化一下，我们只须记起最反对用别名的胡适之先生还有“天风”等两三个变名，就可以知道这种办法之不得已了。 其三是“不求闻达”。这句话或者似乎说的有点奇怪，应得稍加说明。近来中国批评界大见发达，批评家如雨后的香菇一般到处出现，尤其是能够漫骂者容易成名，真是“一觉醒来已是名满天下”；不过与摆伦不同的，所谓成名实只是“著名”（Notorious）罢了。有些人却不很喜欢“著名”，然而也忍不住想说话，为力求免于“著名”，被归入“批评（或云评骘或云平论）家”伙里去的缘故，于是只好用别名了。我所下的考语“不求闻达”虽似溢美之词，却是用的颇适当的。 至于我自己既不嘲弄别人，也不多做文章，更不曾肆口漫骂，没有被尊为“批评家”的资格，本来可以不用别名；——所以我的用别名乃是没有理由的，只是自己的一种Whim罢了。 （十二年十二月） [book_title]别号的用处 前几天林语堂先生的一篇提倡“幽默”的文章里，提起一个名叫什么然的人，我听了不免“落了耳朵”，要出来说明几句，因为近来做杂感而名叫什么“然”的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位“浩然”先生，所以我至少有五成的可以说话的资格。我对于林先生并没有什么抗议要提出，只要想略略说明用别号的意思罢了。 我平常用这个名字，总当作姓陶名然，（古有计然，）其实，瞒不过大家，这只是一个别号，再也用不着说。这个出典，即在“宣南”的陶然亭，也极显而易见，——那就是金心异等被打之处。至于为什么用这个别号，这却没有很大的意思，不过当作别号，即用以替代比较固定的真姓名。 那么大家一定要问，为什么不用真姓名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好几种冠冕堂皇的答案，但在我老实的说来，可以答说为的是省麻烦。列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颠倒的国度，是“写字从右起，吃饭最后吃汤”，老年人讲恋爱，青年人维持礼教的国，我们讲话如稍不小心，便要大逢后生家的怒，即使不被斥为“混蛋”，——这是说徼天之幸，——也必定被指为偏激。我的同排行的浩然先生便已经被鉴定为日本人，我大约也不久可以变印度人，因为我不大赞成驱逐“亡国奴”太戈尔。还有一层，除了时常说些不相干的话去“激恼”青年之外，我又喜欢讲一点不大正经的话头，更要使得有肉欲可言的二三十岁的道学先生暴跳如雷，叫我听了不禁害怕起来。大家要灭宗教而朝食的时候，我以为个人可以不信宗教，宗教却总是不可除灭的；大家正在排日的时候，我却觉得日本的文化自有特殊的价值，又特别喜欢那“窑子式”的绘画与歌曲。嗟夫，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其不至于被“打攒盘”者盖几希矣！用一个别号，即所以解决这个难题，虽然被鉴定为某国的人，但援“吴吾自有吴吾负责”之例也就可以推托过去。这种金蝉脱壳之计本来不是正当办法，但在我们中国实在是一个必要的方便法门呀。 这些话并不能算怎么深奥，但是你想结果如何，有一位青年写信来大骂，说是政府的走狗。倘若真是的，那么恰合于“吃了你的酒，出了你的丑”的老话，倒还有点趣向，可惜我白得了这个名誉职，实在是“不当人子”。不过当时只署个别号，所以这走狗的头衔也由他去戴，我自己乐得逍遥自在了。 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 中国人虽然喜欢听说笑话，（当然是三河县老妈的笑话，）对于“幽默”或“爱伦尼”（Irony）却完全没有理解的能力。三年前的六月三日北京八校职教员在新华门被军警打伤，政府发表公文说是自己碰伤，我在十日的《晨报》上做了一篇《碰伤》的杂感，中间有一段说： “三四年前浦口下关间渡客的一只小轮，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国军舰的头上，立刻沉没，据说旅客一个都不少。（大约上船时曾经点名报数，有账可查的。）过了一两年后，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年月与两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数，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上海开追悼会的时候，有一幅挽联道，‘未必同舟皆敌国，不图吾辈亦清流。’ 这是用别号的一点好处。——然而，“吴吾”先生到底不足法，那些人言也不足畏，我们以后或者还是照林先生所说，用真姓名来说中国人所不很懂的笑话罢。（署名陶然） （十三年五月） [book_title]文士与艺人 我不怕别人叫我什么诨名与称号。有一个同乡患丹毒于昏呓中说我傲慢似一只鹤，一个族叔说我生的那夜他亲眼看见一个老僧走进大门去，所以我无妨被称为鹤或老和尚。有人说我是丘八或丘九，我也可以承认，因为我的确当过多年“野鸡学生”，也就是“兵”。 但是我独怕近时出现的两个称号，这便是“文士”与“艺人”。 艺人似乎即是艺术家之谓，大约拿来译西文的“爱帖斯忒”（artist）的，但是我有一种成见，看惯了日本的艺人这个熟语，总觉得这是“爱体斯忒”（artiste）的意思，是俳优一类的东西，因此对于这个名词不大喜欢：在我的陈旧的头脑里，中国的倡优隶卒都还是类似的人物。好在我不会撇几笔兰草或糊一方石膏，可以放心不至于会有得到这个尊号的一日。 古文我是念过几天，白话也是喜写几句的，于是而文士的头衔就危险了，（虽然此刻现在尚未得过这个光荣。）说起我怕这个名称的缘由来也颇有趣，因为我意想中的文士这回却在犹太，即《新约》上所说的“格拉木玛丢思”（Grammateus）。我翻开《马可福音》来查，便见第十四章一节是这样说。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中国的文士自然是另一种高雅的人物，但这个名称却被犹太人用坏了，实在已经不大香甜，或者还不如改称——唔，一时想不出来了，容我去参考了类书再说吧。我自己呢，还愿意称作文童，虽然没有“终覆”，——可惜，这个术语的意思已经少有人了解，这实在是废止科举的流弊之一。临了还要声明一句，这童字只言资格而非年纪，古人句云，“老童歌啸水云间”，即其例也。 十四年四月。 [book_title]思想界的倾向 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旧势力的余留如《四存月刊》等，可以不算，最重要的是新起的那些事件，如京沪各处有人提倡孔门的礼乐，以及朱谦之君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最后是章太炎先生的讲学。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我是极尊重的，但我觉得他在现在只适于专科的教授而不适于公众的讲演，否则容易变为复古运动的本营，即使他的本意并不如此。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藉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之正宗，小说戏曲都是玩物丧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我的预言最好是不中，而且也有不中的可能，因为一种反动总不能澈底的胜利，其间被压迫的新势力自然会出来作反抗的运动的，所以或者古衣冠刚才穿上，就不得不随即脱下，也未可知；不过现在就事论事，这国粹主义的勃兴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了。 最后附带说明一句，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 十一年四月十日。 附　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 至于太炎先生的讲学，更是近来的一件好事，仲密先生忧虑“他的结果……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这真是过虑了。太炎先生当日在日本讲学的历史，仲密君是知道的。东京当日听讲的弟子里，固然有黄季刚及已故的康心孚先生，但内中不是也有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逷先诸君吗？仲密君又提及上海因太炎讲学而发生的言论。但以我所知，上海报界此次发生的言论并不表现何等盲目的复古论调。太炎先生有一次在讲演里略批评白话诗与白话文，次日即有邵力子与曹聚仁两君的驳论；曹君即是为太炎的讲演作笔记的人，这不更可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吗？ 至于“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也都是已过去或将过去的事，不能说是将来的趋势。即以“作骈律”论罢。我可以预言将来只有白话文与白话诗作者的增加，决不会有“骈律”作者的增加。假如现在有一位“复古”的圣人出来下一道命令，要现在的女学生都缠三寸或四寸的小脚；仲密先生，你想这道命令能实行吗？他所以不能实行，只是因为这班女学生久已不认小脚的美了。虽然此时有许多女子还不能不衬棉花装大脚，但放足的趋势好像已超过未庄的赵秀才盘辫子的时代了。（这个典故出在《阿Q正传》第七八章。）白话文与白话诗的趋势好像也已经过了这个“盘辫子”的时代；现在虽然还不曾脱离“衬棉花”的时代，但我们可以断定谢冰心汪静之诸君决不致再回去做骈律了。最近的《学衡》杂志上似乎传出一个胡适之君做古体诗的恶消息，这个消息即使是真的，大概也不过是像昨天北京大学学生穿着蟒袍补褂做“盲人化装赛跑”一类的事，不值得使《学衡》的同人乐观，也不值得使仲密君悲观的。 至于“制礼作乐”的圣贤，近来也不曾推却那巴黎洋鬼子送他的羊皮纸。况且辜鸿铭先生曾说，“四存”的卷帘格，恰好对“忘八”。以崇古之辜鸿铭先生，而藐视“四存”之圣人如此，然则“四存运动”之不足畏也，不亦明乎？ 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主义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 最后，我想提出我自己对于现在思想界的感想： 昨天报上登出仲密君的《思想界的倾向》，我读了颇有点感想。我觉得仲密君未免太悲观了。他说，“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仲密君又说，“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 我们不能叫梅胡诸君不办《学衡》，也不能禁止太炎先生的讲学。我们固然希望新种子的传播，却也不必希望胡椒变甜，甘草变苦。 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仲密的根本错误是把已过去或将过去的情形看作将来的倾向。“复古与排外”的国粹主义，当然不在将来，而在过去。“着古衣冠，用古文字”的国粹主义，差不多成了过去了。即如“金心异”先生也曾穿过用湖绉做的“深衣”来上衙门；即如仲密先生十几年前译“或外小说集”时也曾犯过“用古文字”的嫌疑。但这些都成了过去了。 仲密君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照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 仲密君举的例有朱谦之君的讲“古学”，梅胡诸君的《学衡》，章太炎先生的讲学。这都不够使我们发生悲观。朱谦之君本来只是讲“古学”；他的《革命哲学》与他那未成的《周易哲学》，同是“讲古学”。他本不曾趣时而变新，我们也不必疑他背时而复古。梅胡诸君的《学衡》，也是如此。知道梅胡的人，都知道他们仍然七八年前的梅胡。他们代表的倾向，并不是现在与将来的倾向，其实只是七八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倾向。不幸《学衡》在冰桶里搁置了好几年，迟至一九二二年方才出来，遂致引起仲密君的误解了。 Q．V． 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 一九二二，四，二四。 [book_title]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努力周报》停刊了。这是一件可惜的事。但胡适之先生的公开信里说，要改办月刊或半月，而且“将来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这又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可喜的事。 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谢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大有好处，即失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个五个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民党的人可以得孙中山的信用，津派的人可以蒙曹仲三的赏识，虽然在敌派是反对他们；至于思想改革家则两面都不讨好，曹仲三要打他，孙中山未必不要骂他，甚至旧思想的牺牲的老百姓们也要说他是离经叛道而要求重办。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新青年》正是一个前例，陈独秀办《向导》，胡适之办《努力》，不过受到一部分人的恶感，为了《新青年》上的几篇思想上的文章，二位却至今为全国旧派的眼中钉，与秋瑾案有关的“张让老”近来反对经子渊做浙四中校长，电文里还说及陈胡之罪大恶极。我并不是将这些话来恐吓胡先生，劝他不要干这不讨好的事，实在倒是因为他肯挺身来肩这个水浸木梢，非常佩服，所以写这几行，以表我对于这件事的欢迎与忧虑。 要讲思想改革，势必对于习惯的旧道德要加以攻击，这决不是我们这“礼义之邦”的人所能容受的。不但年老的如此，便是青年里也有许多许多“年不老而心已老”的先生们，更反对得起劲。倘若这只是我的杞忧，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所怕者是我的预言竟中，——不幸我的预言曾中过好几次。或者别的问题还不至于十分要紧，但讲到性的伦理的改革，我相信必定要遇见老心的少年（老年的不必说）的迫害。……猪仔尚可，心老杀我！愿“新《努力》”冒险努力！ 十二年十月。 [book_title]问星处的豫言 东安市场有一个“问心处”，颇得名流要人的信任，竟说他的占卜很有效验，不过我没有去请教过，不能代为证明。我自己的豫言倒觉得还有点可靠，将来想开设一个“问星处”，出而问世，现在不妨先将成绩宣布一二，自画自赞地鼓吹一番。 壬戌夏间我曾豫言中国将实行取缔思想，以后又宣言思想界的趋势是倾向于复古的反动。虽然当时有“何之”先生（原名系拉丁文缩写，今僭为译义，系采用四书成语，“世界丛书”中虽有现成的译名，因为有五个字，太累坠了，所以不曾遵用）表示反对，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何之”先生与鄙人都已将被列入“黑表”，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天风堂文集”因“一目斋文集”而禁止，《爱美的戏剧》因《爱的成年》而连累，最近听说“幾道严复”的《社会通诠》——其实是甄克思的《政治史》也被列入违碍书目了，大约是受了社会主义的嫌疑。多年以前日本警厅因为内田鲁庵所译显克微支的《二人画工》里的恋人常要Kiss，所以把它禁止；俄国检查官见点心铺广告里有“赐顾士商可以自由选择”之语，勃然大怒，勒令删改，现在加上民主立宪的大中华的盛事，不但是无独有偶，并且鼎足而三了。这决不只是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太戈耳的情形就可知道，倘若有实权在手，大约太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这种头等时新的运动，根本精神上与维持礼教的反动并无不同，便是要取缔思想；至于思想之能否取缔，使定于一尊，则老头子与少年人都是一样地不明白，也并不曾想到了。 三个月前北京演“伟大影片”《自由魂》，提倡三K党的忠义，我就恐怕中国要有三J党出现，演出胡狲学戈力拉的把戏，果然近日报载上海抄查三K党机关部，捉到两个美国籍民，五个中国人。不过我要招承，虽然我亦“不幸而言中”，这回的神课却错了一点，我的星象上竟看不出来这是美国三K党的支部，——我竟想不到中国人会替美国人来组织仇杀有色人种的会党！中国人向来颇有秘密结社之嗜好，家族制度已就破坏，不可收拾，却去另外组织，爹爹伯伯叔叔的乱叫，像煞有介事地胡闹一阵，历来会党之多可为左证。不过那些密秘团体当初各有正当的目的，如青红帮之亡清，“安庆（！）道友”之安清，只是后来渐渐忘记罢了。至于三K党，则以除有色人种为职志，而中国面皮焦黄眼睛石硬的朋友们茫茫然趋之如归市，可谓极天下之奇观矣。这个奇观在鄙人的豫言中先见其机，不可谓非星术之神妙，纵或稍有出入，亦已为世界所希见，尽足夸耀于豫言界者矣。 虽然，鄙人岂真有神术者哉！我所恃者亦只一颗给予光明之星耳，——星非他，即一部《纲鉴易知录》是也。昔巴枯宁有言，“历史唯一的用处是警戒人不要再那么样”，我则反其言曰“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么样了”！苟明此义，便能预知国民之未来，“虽百世亦可知”。我依据这个星光的指示，豫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愦胡涂下去，但是以后也未必更利害，因为已经胡涂到这个地步，也无从再加胡涂上去了。 （十三年七月） [book_title]读经之将来 我不是职业的星士，也不是天文学会员，虽然我的预言不幸而常能命中。因为怕泄漏天机，我平常不大说话，现在见圣保罗的子孙也来中国卖卜，不特有用夷变夏之忧，亦属漏卮之一，为排斥异端与帝国主义起见，特别变通出来问世，想亦我都人士之所乐闻者也。 我不必请诸君寄辅币两角前来，为扬名起见将先宣布一次预言。这是关于读经之将来这问题的。据我真正祖传的神课的爻象看来，这经是一定要读的：在民国十五年以后各国学校内当无处不闻以头作圈而狂喊子曰之声，朔望则齐集学宫而鞠九躬，《四书味根录》将由上海的两大书局竞争发行，而《角山楼类腋》之生意亦当大好。十六年顷是火头最旺的时候，十七年后逐渐衰颓，以后每逢三六九之年还有回波，但逐次递减，到了三十年则烟消火灭，儒教会将改奉三官菩萨了。（以上经过系属定数，唯干支数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知，因为号码不明系习见之事。）这个预言有两重根据，其一是内的，是玄学的神秘的，非外行所能了解；其二是外的，是科学的浅显的，可以简单的说明一下。大家知道读经盛业已发祥于艮方，不过这不能算是经要大读了的征候，因为一人的颐指气使力量终是有限，而且艮也没有迈进之象。我们所凭者乃是民气——大众的气势与气运。察得这几年来民气的趋向是在于卫道爱国。运动恢复帝号，是曰尊王；呼号赶走直脚鬼，是曰攘夷；非基督教，是曰攻异端；骂新文化，是曰辟邪说，这都是圣人的阴魂的启示，更不必说学艺界上的国粹，东方文化，传统主义等等的提唱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这全是表示上流社会的教会精神之复活，热狂与专断是其自然的结果，尊孔读经为应有的形式表现之一，其他方面也有举动可毋庸说。但是这个运动虽是盛大，也没有几年的命运，因为儒教公会虽是年代久传播广的一个组织，只是真受圣职的祭师却已很少了，这很少的几个真正老牌祭师们活着的期间，大成殿的弥撒可以举行，——光阴却是一天一天不住的走着，祭师们便不免也一个一个逐渐的要化为“二气之良能”，我推算到了民国三十年则最末的茂才公即使以十五岁入泮也已过了知命之年，力弱势孤，不能再兴风浪，至于他们的学校出身的徒弟，本来不是该教的忠臣，大抵运动到一位娇妻也就安定下来，不再闹了。神道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真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决不会变的，——倘若中国人有不信财神的一日，那一日世界的大变动就要到了。上边的预言真实不虚，可保回换；万一不验，请于民国三十年的元旦到西安市场来捣毁我这“问星处”的招牌可也。 （十四年二月） [book_title]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与共产社会主义之扰乱治安，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那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论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纪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book_title]读孟子 奉直隶省长教育厅令开学校着即读经，中（？）学校应读《孟子》等因，鄙人并不在直省治下，而且年长失学，并非学生，似可不必遵从功令，唯听大人先生们鼓吹圣道，表章圣经，窃思其中必有道理，故僭援中学生之例开首读孟子之书焉。其实我在私塾读“四子全书”的时候这也曾经背过，而且还能成本的背的，不过三十年来都忘记完了。现在重读，字句是旧的，意义却是新的，不，以前读时实在是不曾有意义。子舆氏到底是亚圣，他所说的话有几句的确不差，例如：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两句话在现今民主的中国还很有意思，不必说在君主专制时代了，虽然孟子因此在东亚未免吃了一点小小苦头，中国有一回把他老人家逐出孔庙，日本神道则禁止他的书进口，凡载有孟轲七篇的商舶便要中途覆没。现在，日本的学者们也要谈什么民本主义了，又有了夷人的汽船，不再怕海龙王了，所以《孟子》之禁也就自然解除，至于中国则他又早已回到孔庙里去了，我却忘记了这是那一朝那一年的事。 孟子又喜欢引了古书来教训当时的诸侯，不但是大胆可佩服，他的教训还是永久有价值的，至少在中华还没有变成一个像样的民国的时候。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 “《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这实在是现代军阀的一个最好的劝戒：孙传芳若能懂得此意，便不至于为南昌上海之许多冤鬼所挤倒了。现值当道提倡圣道，若得因此使军人政客多有读《孟子》之机会，不特功德无量，即于人民幸福国家前途亦大有裨益，诚极大善举也。 （十六年三月） [book_title]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伏园兄： 江绍原先生给你的信里，有几句话我很表同意，便是说韩女士接到那封怪信应该由她的父去向写信人交涉，或请求学校办理。但是韩女士既愿负责发表，那么无论发表那一封信当然是她的自便，我们也不好多讲闲话。至于登载这封“怪信”，在江先生看来，似乎觉得有点对不起北大，这个意见我不能赞同。这实在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杨先生的罪案只在以教员而向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且发言稍有不检点之处，结果是“不在北大教书”，这件事便完了，于学校本身有什么关系，难道北大应该因“失察”而自请议处么？江先生爱护北大的盛意是很可感的，但我觉得这不免有点神经过敏罢。 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 我又听说这件事发生的前后有好些大学生夹在中间起哄。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即是现代青年的品性的堕落。事前有放谣言的人，在便所里写启事的GG等，事后有人张贴黄榜，发檄文，指为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国女子之不幸，又称杨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强盗行为，威吓欺骗渔猎（？）女生的手段，大有灭此朝食，与众共弃之之概。抒情的一种迸发在青年期原是常有的事，未始不可谅解，但迸发总也要迸发的好看点，才有诗的趣味，令人可以低徊欣赏，如沙乐美或少年维特。这回的可惜太难看了，那些都是什么话？我不禁要引用杨先生信里的话来做考语：“唉！这都叫做最高学府的学生！”古人有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们这样的闹，实在要比杨先生的信更“怪”。还有一层，即使他们措词较为妥当，这种多管别人闲事的风气我也很不以为然。我想社会制裁的宽严正以文化进步的高低为比例，在原始社会以及现在的山村海乡，个人的言动饮食几乎无一不在群众监督之下，到得文化渐高，个人各自负责可以自由行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你说这种事也用不着社会公判，这也正是我的意思。 你说，“这种事用不着校长过问，也用不着社会公断”，我极以为然，退一步说，北大准许（当然不应该强迫）杨先生辞职或者还是可以的事，但今日风闻别的学校也都予以革职处分，我以为这是十分不合理。我也认杨先生的举动是不应当，是太傻，但究竟不曾犯了什么法律道德，不能就目为无人格，加以这种过重的惩罚。我并不想照样去写信给不认识的女人，所以在此刻预先为自己留下一个地步；实在觉得在这样假道学的冷酷的教育界里很是寒心，万一不慎多说了一句话多看了一眼，也难保不为众矢之的，变为名教的罪人。我真不懂中国的教育界怎么会这样充满了法利赛的空气，怎么会这样缺少健全的思想与独立的判断，这实在比泰戈尔与文化侵略加在一起还要可怕呀。 我因了这件事得到两样教训，即是多数之不可信以及女性之可畏。 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陶然。 [book_title]代快邮 万羽兄： 这回爱国运动可以说是盛大极了，连你也挂了白文小章跑的那么远往那个地方去。我说“连你”，意思是说你平常比较的冷静，并不是说你非爱国专家，不配去干这宗大事，这一点要请你原谅。但是你到了那里，恐怕不大能够找出几个志士——自然，揭贴，讲演，劝捐，查货，敲破人家买去的洋灯罩，（当然是因为仇货，）这些都会有的，然而城内的士商代表一定还是那副脸嘴罢？他们不谈钱水，就谈稚老鹤老，或者仍旧拿头来比屁股，至于在三伏中还戴着尖顶纱秋，那还是可恶的末节了。在这种家伙队里，你能够得到什么结果？所以我怕你这回的努力至少有一半是白费的了。 这些意见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更改。我并不说不必反抗外敌，但觉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决不能抵抗得过别人。所以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谬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我们不要中国人定期正式举行忏悔大会，对证古本地自怨自艾，号泣于旻天，我只希望大家伸出一只手来摸摸胸前脸上这许多疮毒和疙瘩。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再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换朝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扰乱杀掠。可笑日本人称汉族是革命的国民，英国人说中国要赤化了，他们对于中国事情真是一点都不懂。 近来为了雪耻问题平伯和西谛大打其架，不知你觉得怎样？我的意思是与平伯相近。他所说的话有些和“敌报”相像，但这也不足为奇，萧伯讷罗素诸人的意见在英国看来何尝不是同华人一鼻孔出气呢？平伯现在固然难与萧罗诸公争名，但其自己谴责的精神我觉得是一样地可取的。 我很惭愧自己对于这些运动的冷淡一点都不轻减。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牒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吕滂（G. Le Bon）的《民族发展之心理》及《群众心理》（据英日译本，前者只见日译）于我都颇有影响，我不很相信群众或者也与这个有关。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豫料又要这样了；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外敌，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孙中山未必是崇祯转生来报仇，我觉得现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几社复社，高杰左良玉，李自成吴三桂诸人的后身。阿尔文夫人看见她的儿子同他父亲一样地在那里同使女调笑，叫道“僵尸！”我们看了近来的情状怎能不发同样的恐怖与惊骇？佛教我是不懂的，但这“业”——种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即使说是自然的因果，用不着怎么诧异，灰心，然而也总不见得可以叹许，乐观：你对高山说希望中国会好起来，我不能赞同你，虽然也承认你的热诚与好意。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能希望罢了。好起来的征候第一是有勇气。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中国人现在就不知耻。我们大讲其国耻，但是限于“一致对外”，这便是卑鄙无耻的办法。三年前在某校讲演，关于国耻我有这样几句话： 中国女子的缠足，中国人之吸鸦片，买卖人口，都是真正的国耻，比被外国欺侮还要可耻。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中国人，即使用了俾士麦毛奇这些人才的力量，凭了强力解决了一切的国耻问题，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谓藩属，这都不能算作光荣，中国人之没有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依然存在。固然，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国民，无论如何崇拜强权，到底能否强起来，还是别一个问题。……”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羞耻。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密思忒西替羌不久将往西藏去了，他天天等着你回来，急于将一件关系你的尊严的秘密奉告。现在我暗地里先通知了你，使你临时不至仓皇失措。其事如下：有一天我的小侄儿对我们臧否人物，他说，“那个报馆的小孩儿最可恶，他这样地（做手势介），‘喂，小贝！小贝！’……”他自己虽只有三岁半，却把你认做同僚，你的蓄养多年的胡须在他眼睛里竟是没有，这种大胆真可佩服，虽然对于你未免有点失敬。——连日大雨，苦雨斋外筑起了泥堤，总算侥幸免于灌浸，那个夜半乱跳吓坏了疑古君的老虾蟆，又出来呱呱地大叫了，令我想起去年的事，那时你正坐在黄河船里哪。草草。 十四年七月二七日。 [book_title]条陈四项 半农兄： 你荣任副刊记者，我于看见广告以前早已知道，因为在好几天前你打电话来叫寄稿，我就答应给你帮忙了。论理是早应该敬赠花红，以表祝贺之意，但是几个礼拜终于没有送，实在是对不起之至。不过我未曾奉贺，也不是全然因为懒惰，一半还是另有道理的。为什么呢？这有两个理由。其一，为副刊记者难。这件事已经衣萍居士说过，无须多赘，只看孙伏老办副刊办得“天怒人怨”，有一回被贤明的读者认为“假扮”国籍，“有杞天之虑”。其二，为某一种以外的副刊记者更不易。据北京的智识阶级说近年中国读者遭殃，因为副刊太多，正如土匪逃兵一样，弄得民不聊生，非加剿除不可，而剿除的责任即在某一种副刊，实行“逼死”战策，出人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诸衽席之上，盖犹我世祖轩辕皇帝讨蚩尤之意也。目下某交换局长（这个名字实在定得有点促狭，不过我可不负责任，因为大家知道这是孤桐先生所设的局）不曾亲自督战，或者（我希望）还“逼”得不很厉害也未可知，可是这个年头儿——喔，这个年头儿着实不好惹，一不留心便被局长的部下逼住，虽欲长居水平线下的地位而不可得。有这几种原因，我觉得副刊记者这个宝位也像大总统一般是有点可为而不可为的，所以我也就踌躇着，不立即发一个四六体的电报去奉贺了。 我写这封信给你，固然是专为道歉，也想顺便上一个条陈，供献我的几项意见。其实我那里会有好意见呢？我们几个人千辛万苦地办了一个报，自以为是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的，或者还有一点儿特色，可是这却压根儿就不行，名人的批评说这是北京的“晶报”，所以我即使有意见，也不过是准“太阳晒屁股赋”之流罢了。供献给你有什么用处？然而转侧一想，太阳晒屁股有何不好？况且你，也是我们一伙儿，翻印过《何典》之类，难以入博士之林。今人有言，“惺惺惜惺惺”，我觉得更有供献意见之必要，冀贵刊“日就月将缉熙光明”，渐有太阳晒脊梁之气象，岂不休哉！ 四，不可轻蔑恋爱。当然是说副刊上不可讨厌谈恋爱的诗歌小说论文而不登，只要他做的好，——并非说副刊记者。天下之人大都健忘，老年的人好像是生下来就已头童齿豁，中年的人出娘胎时就穿着一套乙种常礼服，没有幼少时代似的，煞是可怪可笑。从前张东荪君曾在《学灯》（？）上说，他最讨厌那些青年开口就要讲结婚问题，当时我对朋友说，张君自己或者是已不成问题了，所以不必再谈，但在正成为问题的青年要讲结婚问题却是无怪的，讨厌他的人未免太是自己中心主义了。（在你的一位同行拉丁系言语学教授丹麦人Nyrop老先生的一本怪书《亲嘴与其历史》的英译本里，有一句俗谚，忘记是德国的呢还是别国了，此刻也懒得向书堆中去覆查，就含胡一点算了罢，其词曰，“我最讨厌人家亲嘴，倘若我没有分，”这似乎可以作别一种解释。）我希望你能容许他们（并不是叫“他”代表，只是因为“她”大抵现在是还未必肯来谈，所以暂时从省）讲恋爱，要是有写得好的无妨请赐“栽培”，妹呀哥呀的多几句，似乎还不是怎么要不得的毛病，可以请你将尊眼张大一点，就放了过去。这一条的确要算是废话，你的意见大约原来也是这样，而且或者比我还要宽大一点也未可知。不过既然想到了，所以也仍旧写在后面，表示我对于现在反恋爱大同盟的不佩服之至意。至于我自己虽然还不能说老，但这类文章大约是未必做了，所以记者先生可以相信我这条陈确是大公无私的。 今将我的四不主义列举于左，附加说明，尚祈采择施行，幸甚。 二，不可捧章士钊段祺瑞。这样说未免有点失敬，不过这两个只是代表大虫类的东西，并不是指定的。又“不可车旁军”一条可以附在这里边，不必另立专条了。 三，不可怕太阳晒屁股，但也不可乱晒，这条的意思等于说“不可太有绅士气，也不可太有流氓气”。这是我自己的文训之一，但还不能切实做到，因为我恐怕还多一点绅士气？ 一，不可“宣称赤化”。此种危险至大，不待烦言，唯有一点须加说明：您老于经济学这种学问大约是一个门外汉，同我差不多，恐怕“邺架”上不见得有吗克思的著作，于宣传此项邪说上绝少可能，我的警告似属蛇足，但我们要知道，在我们民国这个解说略有不同，应当照现在通行的最广义讲，倘若读者嫌此句字面太新，或改作较古的“莫谈国事”亦无不可。 我的条陈就止于此了，末了再顺便想问一声记者先生，不知道依照衣萍居士的分类，我将被归入那一类里去？别的且不管，只希望不要被列入元老类，因为元老有时虽然也有借重的时候，但实在有点是老管家性质，他的说话是没有人理的，无论是呼吁或是训诲，这实在是乏味的事。还有一层，俗谚云，“看看登上座，渐渐入祠堂，”这个我也有点不很喜欢。所以总而言之，请你不要派我入第一类，再请会同衣萍居士将第二类酌改名称为“亲友”，准我以十年来共讲闲话的资格附在里边，那就可以勉强敷衍过去了。 十五年七月三日，岂明。 [book_title]诉苦 半农兄： 承你照顾叫我做文章，我当然是很欣幸，也愿意帮忙，但是此刻现在这实在使我很有点为难了。我并不说怎么忙，或是怎么懒，所以不能写东西，我其实倒还是属于好事之徒一类的，历来因为喜欢闹事受过好些朋友的劝诫，直到现今还没有能够把这个脾气改过来，桌上仍旧备着纸笔预备乱写，——不过，什么东西可以讲呢？我在“酒后主语”的小引里这样的说过： 是的，你倘若想说几句话舒服舒服，结果恐将使你更不舒服。我想人类的最大弱点之一是自命不凡的幻想，将空虚的想象盖住了现实，以为现在所住的是黄金世界，大讲其白昼的梦话，这也有点近于什么狂之一种罢。我对于这种办法不能赞成，所以想根据事实，切实的考虑，看现今到底是否已是三大自由的时代，容得我们那样奢华地生活。我这个答案是“不”。最好自然是去标点考订讲授或诵读《四书味根录》一类的经典，否则嫖赌看戏也还不失为安分，至于说话却是似乎不大相宜。老兄只要看蔡胡丁张陈诸公以及中国的左拉法朗西等公正而且“硬”的人物都不哼一声了，便可以知道现在怎样不适于言论自由，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在水平线下的人，其困难自然更可以想见了。 “莫谈国事”这个禁戒，听说从民国初年便已有了，以后当然也要遵行下去。在辇毂之下吸过几天空气的公民大都已了解这个宪谕的尊意，万不会再在茶馆躺椅上漏出什么关于南口北口的消息来，而且现在也并无可谈的国事，即使想冒险批评一两句，不知那一条新闻可靠，简直是“不知所谈”。据说中国人酷爱和平，那么关于止戈弭兵这些事似乎可以大放厥词了，然而“而今现在”仿佛也不适宜，因为此刻劝阻杀人是有点什么嫌疑的，观于王聘老等诸善士之久已闭口，便可了然：那么这一方面的文字也还以不写为宜。熊妙通水灾督办在南方演说，云反对赤化最好是宗教，准此则讲宗教自然是最合式的事了，而且我也有点喜欢谈谈原始宗教的，虽然我不是宗教学者或教徒。——可是我不能忘记天津的报馆案，我不愿意为了无聊的事连累你老哥挨揍，报社被捣毁，这何苦来呢？这个年头儿，大约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的坏影响吧，读一篇文章能够不大误解的人不很多，往往生出“意表之外”的事情，操觚者不可不留神。骂人吧，这倒还可以。反正老虎及其徒党是永远不会绝迹于人世的，随时找到一个来骂，是不很难的事。反正我是有仇于虎类的人，拼出有一天给它们吃掉，此刻也不想就“为善士”。但是，我觉得《世界日报》副刊的空气是不大欢迎骂人的，这或者是我的错觉也未可知，不过我既然感到如此，也就不敢去破坏这个统一了。的确，我这个脾气久已为世诟病，只要我不同……的正人君子们闹，我的名誉一定要好得多，我也时常记起祖父的家训里“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之诫，想竭力谨慎，将不骂人一事做到与不看戏有同一的程度，可惜修养未足，尚不能至，实是惭愧之至。现在言归正传，总之这种骂人的文章寄给报社是不适宜的，而且我已说过此后也想谨慎一点少做这样傻事呢。余下来的一件事只是去托古人代劳了。这却也并不容易。给人叫做“扒手”倒还没有什么，我实在是苦于无书可翻，没有好材料，——王褒的《僮约》总不好意思拿来。说到这里，已是无可说了，总结一句只是这样： “现时中国人的一部分已发了疯狂，其余的都患着痴呆症。只看近来不知为着什么的那种执拗凶恶的厮杀，确乎有点异常，而身当其冲的民众却似乎很是麻木，或者还觉得颇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气味。简单的一句话，大家都是变态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痴呆症里的一个人，只是比较地轻一点，有时还要觉得略有不舒服；凭了遗传之灵，这自然是极微极微的，可是，嗟夫，岂知就是忧患之基呢？这个年头儿，在疯狂与痴呆的同胞中间，那里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余地。你倘若……” “老哥叫我做文章，实在是做不出，如有虚言，五雷击顶！千万请你老哥原谅，（拱手介）对不起，对不起。” 中华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内右四区，岂明叩。 [book_title]何必 半农前天因为“老实说了”，闯下了弥天大祸，我以十年老友之谊很想替他排解排解，虽然我自己也闯了一点小祸，因为我如自由批评家所说“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则绝口不提”。夫不提已经有罪，何况半农乃“当头一棒”而大骂乎？然则半农之罪无可逭已不待言，除静候自由批评之节钺（“Fasces”）降临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排解又有什么用处？我写这几句话，只是发表个人的意见，对于半农的老实说略有所批评或是劝告罢了。 《老实说了吧》的这一张副刊，看过后搁下，大约后来包了什么东西了，再也找不着，好在半农在《为免除误会起见》里已经改正前篇中不对的话句，将内容重新写出，现在便依照这篇来说，也就可以罢。半农的五项意见，再简单地写出来，就是这样： 四，态度要诚实。 五，批评要根据事实。 二，书要整本的读。 三，做文艺要下切实的工夫。 一，要读书。 对于这五项的意见我别无异议，觉得都可以赞成。但是，我对于半农特地费了好些气力，冒了好些危险去提出这五条议案来的这一件事，实在不能赞成。第一，这些“老生常谈”何必再提出来？譬如“读书先要识字”，“吃饭要细嚼”等等的话，实在平凡极了，虽然里边含着一定的道理，不识字即不能读书，狼吞虎咽地吃便要不消化，证据就在眼前，但把这种常识拿出来丁宁劝告，也未免太迂了。第二，半农说那一番话的用意我不很能够了解。难道半农真是相信“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博士的头衔”应该有指导（或提携）青年的义务？而且更希望这些指导有什么效力么？大学教授也只是一种职业，他只是对于他所担任的学科与学生负有责任，此外的活动全是个人的兴趣，无论是急进也好缓进也好，要提携青年也好不提携也好，都是他的自由，并没有规定在聘任书上。至于博士，更是没有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名称，表示其人关于某种学问有相当的成绩，并不像凡属名为“儿子”者例应孝亲一样地包含着一种意义，说他有非指导青年不可的义务。我想，半农未必会如此低能，会这样地热心于无聊的指导。还有一层，指导是完全无用的。倘若有人相信鼓励会于青年有益，这也未免有点低能，正如相信骂倒会于青年有害一样。一个人到了青年（十五至二十五岁），遗传，家庭学校社会，已经把他安排好了，任你有天大的本领，生花的笔和舌头，不能改变得他百分之一二，就是他改变得五厘一分，这也还靠他本来有这个倾向，不要以为是你训导的功劳。基督教无论在西洋传了几百年之久，结果却是无人体会实行，只看那自称信奉耶教的英国的行为，五卅以来的上海，沙基，万县，汉口各地的蛮行，可以知道教训的力量是怎么地微弱，或者简直是没有力量。所以高谈圣道之人固然其愚不可及，便是大吹大擂地讲文学或思想革命，我也觉得有点迂阔，蒋观云咏卢骚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即是这种迂阔思想的表现。半农未必有这样的大志吧，去执行他教授博士的指导青年的天职？那么，这一番话为什么而说的呢？我想，这大约是简单地发表感想而已。以一个平常人的资格，看见什么事中意什么事不中意，便说一声这个好那个不好，那是当然的。倘若有人不以为然，让他不以为然罢了，或者要回骂便骂一顿，这是最“素朴与真诚”的办法。半农那篇文如专为发表感想，便应该这样做，没有为免除误会起见之必要，因为误会这东西是必不能免除，而且照例是愈想免除反愈加多的。总之，我对于半农的五项意见是有同感的，至于想把这个当作什么供献，我以为未免有迂夫子气；末了想请大家来讨论解决，则我觉得实在是多此一举。 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夜。 [book_title]致溥仪君书 溥仪先生： 听我的朋友胡适之君说，知道你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并且在两年前“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思想也是颇开通的。我有几句话早想奉告，但是其时你还是坐在宫城里下上谕，我又不知道写信给皇帝们是怎样写的，所以也就搁下；现在你已出宫了，我才能利用这半天的工夫写这一封信给你。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周作人。 末了我想申明一声，我当初是相信民族革命的人，换一句话即是主张排满的，但辛亥革命——尤其是今年取消帝号以后，对于满族的感情就很好了，而且有时还觉得满人比汉人更有好处，因为他较有大国民的态度，没有汉人中北方的家奴气与南方的西崽气。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话，我希望你不会打破我这个幻想罢。 我很赞成钱君的意见，希望你补习一点功课，考入高中，毕业大学后再往外国留学。但我还有特别的意见，想对你说的，便是关于学问的种类的问题。据我的愚见，你最好是往欧洲去研究希腊文学。替别人定研究的学科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与本人的性质与志趣未必一定相合，但是我也别有一种理由，说出来可以当作参考。中国人近来大讲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然而专门研究某一种文化的人终于没有，所以都说的不得要领。所谓西方文化究竟以那一国为标准，东方文化究竟是中国还是印度为主呢？现代的情状固然重要，但是重要的似乎在推究一点上去，找寻他的来源。我想中国的，印度的，以及欧洲之根源的希腊的文化，都应该有专人研究，综合他们的结果，再行比较，才有议论的可能。一切转手的引证全是不可凭信。研究东方文化者或者另有适当的人，至于希腊文化我想最好不如拜托足下了。文明本来是人生的必要的奢华，不是“自手至口”的人们所能造作的，我们必定要有碗够盛酒肉，才想到在碗上刻画几笔花，倘若终日在垃圾堆上拣煤粒，那有工夫去做这些事。希腊的又似乎是最贵族的文明，在现在的中国更不容易理解。中国穷人只顾拣煤核，阔人只顾搬钞票往外国银行里存放，知识阶级（当然不是全体）则奉了群众的牌位，预备作“应制”的诗文；实质上是可吃的便是宝物，名目上是平民的便是圣旨，此外都不值一看。这也正是难怪的，大家还饿鬼似的在吞咽糟糠，那里有工夫想到制造“嘉湖细点”，更不必说吃了不饱的茶食了。设法叫大家有饭吃诚然是亟应进行的事，一面关于茶食的研究也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希望是大家不但有饭而且还有能赏鉴茶食的一日。想到这里，我便记起你来了，我想你至少该有了解那些精美的文明的可能，——因为曾做过皇帝。我决不是在说笑话。俗语云，“做了皇帝想成仙”，制造文明实在就是求仙的气分，不过所成者是地仙，所享者是尘世清福而已，这即是希腊的“神的人”的理想了。你正式的做了三年皇帝，又非正式做了十三年，到现在又愿意取消帝号，足见已饱厌南面的生活，尽有想成仙的资格，我劝告你去探检那地中海的仙岛，一定能够有很好的结果。我想你最好在英国或德国去留学，随后当然须往雅典一走，到了学成回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到北京大学来担任（或者还是创设）希腊文学的讲座。 我先要跟着我的朋友钱玄同君给你道贺，贺你这回的出宫。这在你固然是偿了宿愿，很是愉快，在我们也一面满了革命的心愿，一面又消除了对于你个人的歉仄。你坐在宫城里，我们不但怕要留为复辟的种子，也觉得革命事业因此还未完成；就你个人而言，把一个青年老是监禁在城堡里，又觉得心里很是不安。张国焘君住在卫戍司令部的优待室里，陈独秀君住在警察厅的优待室里，章太炎先生被优待在钱粮胡同，每月有五百元的优待费，但是大家千辛万苦的营救，要放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所要者是身体与思想之自由，并非“优待”，——被优待即是失了自由了。你被圈禁在宫城里，连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的自由都没有，我们虽然不是直接负责，听了总很抱歉，现在你能够脱离这种羁绊生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我们实在替你喜欢，而且自己也觉得心安了。 这封信才写好，阅报知溥仪君已出奔日本使馆了。我不知道他出奔的理由，但总觉得十分残念。他跟着英国人日本人这样的跑，结果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只有明白的汉人（有辫子的不算）是满人和他的友人，可惜他不知道。希望他还有从那些人的手里得到自由的日子，这封信仍旧发表。在别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国的幸灾乐祸是无怪的，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