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迎头经 [book_author]瞿秋白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48817 [book_dec]瞿秋白作品精选，瞿秋白是近代少有的才子，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的文章文笔清丽，写景记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字里行间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代表了散文新的风格，具有时代性、文艺性、政论性的特性，为中国以后的报告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book_img]Z_19433.jpg [book_title]心的声音 心呢？……真如香象渡河，毫无迹象可寻；他空空洞洞，也不是春鸟，也不是夏雷，也不是冬风，更何处来的声音？静悄悄地听一听：隐隐约约，微微细细，一丝一息的声音都是外界的，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间久久暂暂的声音都是外界的，又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千里万里，一寸尺间远远近近的声音，也都是外界的，更何尝有什么“心的声音”。鉤輈格磔，殷殷洪洪，啾啾唧唧，呼号刁翟，这都听得很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一丝一息的响动，澎湃訇磕的震动，鸟兽和人底声音，风雨江海底声音几千万年来永永不断，爆竹和发枪底声音一刹那间已经过去，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都是怎样听见的？短衫袋里时表的声音，枕上耳鼓里脉搏的声音，大西洋海啸的声音，太阳系外陨石的声音，这都听得清清楚楚么，却是怎样听见的呢？听见的声音果真有没有差误，我不知道，单要让他去响者自响，让我来听者自听，我已经是不能做到，这静悄悄地听着，我安安静静地等着；响！心里响呢，心外响呢？心里响的——不是！心里没有响。心外响的——不是！要是心外响的，又怎样能听见他呢？我心上想着，我的心响着。 我听见的声音不少了！我听不了许多凤箫细细，吴语喁喁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管、弦、丝、竹、披霞那、繁华令底声音。我听不了许多呼卢喝雉，清脆的骰声，嘈杂的牌声。我听不了许多炮声、炸弹声、地雷声、水雷声、军鼓、军号、指挥刀、铁锁链底声。我更听不了许多高呼爱国底杀敌声。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 1919年5月1日我在亚洲初听见欧洲一个妖怪的声音。他这声音我听见已迟了。——真听见了么？——可是还正在发扬呢。再听听呢，以后的声音可多着哪！欧洲，美洲，亚洲，北京，上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不用说了。可是，为什么，我心上又一一有回音呢？究竟还是心上底回音呢？还是心的声音呢？ 1920年3月6日晚上（庚申正月十五夜），静悄悄地帐子垂下了；月影上窗了，十二点过了，壁上底钟滴鎝滴鎝，床头底表悉杀悉杀，梦里听得枕上隐隐约约耳鼓里一上一下的脉搏声，静沉沉，静沉沉，世界寂灭了么？猛听得硼的一声爆竹，接二连三响了一阵。邻家呼酒了： “春兰！你又睡着了么？” “是，着，我没有。” “胡说！我听着呢。刚才还在里间屋子里呼呼的打鼾呢。还要抵赖！快到厨房里去把酒再温一温好。” 我心上想道：“打鼾声么？我刚才梦里也许有的。他许要来骂我了。”一会儿又听着东边远远地提高着嗓子嚷：“洋……面……饽饽”，接着又有一阵鞭爆声；听着自远而近的三弦声凄凉的音调，冷涩悲亢的声韵渐渐的近了……呜呜的汽车声飙然地过去了……还听得“洋……面……饽饽”叫着，已经渐远了，不大听得清楚了，三弦声更近了，墙壁外的脚步声、竹杖声清清楚楚，一步一敲，三弦忽然停住了。——呼呼一阵风声，月影儿动了两动，窗帘和帐子摇荡了一会儿……好冷呵！静悄悄地再听一听，寂然一丝声息都没有了，世界寂灭了么？ 月影儿冷笑：“哼，世界寂灭了！大地上正奏着好音乐，你自己不去听！那洪大的声音，全宇宙都弥漫了，金星人，火星人，地球人都快被他惊醒那千百万年的迷梦了！地球东半个，亚洲的共和国里难道听不见？现在他的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已经公布了八十几种的音乐谱，乐歌，使他国里的人民仔细去听一听，你也可以随喜随喜，去听听罢。”我不懂他所说的声音。我只知道我所说的声音。我不能回答他。我想，我心响。心响，心上想：“这一切声音，这一切……都也许是心外心里的声音，心上的回音，心底声音，却的确都是‘心的声音’。你静悄悄地去听，你以后细细地去听。心在那？心呢？……在这里。” 1920年3月6日。 一错误 暗沉沉的屋子，静悄悄的钟声，揭开帐子，窗纸上已经透着鱼肚色的曙光。看着窗前的桌子，半面黑越黝黝，半面黯沉沉的。窗上更亮了。睡在床上，斜着看那桌面又平又滑，映着亮光，显得是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果真是平的。果真是平的么？一丝一毫的凹凸都没有么？也许桌面上，有一边高出几毫几忽，有一边低下几忽几秒，微生虫看着，真是帕米尔高原和太平洋低岸。也许桌面上，有一丝丝凹纹，有一丝丝凸痕，显微镜照着，好像是高山大川，峰峦溪涧。我起身走近桌子摸一摸，没有什么，好好的平滑桌面。这是张方桌子。方的么？我看着明明是斜方块的。站在洗脸架子旁边，又看看桌子，呀，怎么桌子只有两条腿呢？天色已经大亮，黯沉沉的桌子现在已经是黄澄澄的了。太阳光斜着射进窗子里来，桌面上又忽然有一角亮的，其余呢——黯的，原来如此！他会变的。……唉，都错了！…… 洗完脸，收拾收拾屋子，桌子，椅子，笔墨书都摆得整整齐齐。远远的看着树杪上红映着可爱的太阳儿，小鸟啁啾唱着新鲜曲调，满屋子的光明，半院子的清气。这是现在。猛抬头瞧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角花篱，几盆菊花，花后站着、坐着三个人。我认识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回头看一看，镜子里的我，笑着看着我。这是我么？照片上三个影子引着我的心灵回复到五六年前去。——菊花的清香，映着满地琐琐碎碎的影子，横斜着半明不灭的星河，照耀着干干净净的月亮。花篱下坐着三个人，地上纵横着不大不小的影子，时时微动，喁喁的低语，微微的叹息，和着秋虫啾啾唧唧，草尖上也沾着露珠儿，亮晶晶的，一些些拂着他们的衣裳。暗沉沉的树荫里飕飕的响，地上参差的树影密密私语。一阵阵凉风吹着，忽听得远远的笛声奏着《梅花三弄》，一个人从篱边站起来，双手插插腰，和那两个人说道：“今天月亮真好。”……这就是我。这是在六年以前，这是过去。那又平又滑的桌面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请秋白明天同到三贝子花园去。呵！明天到三贝子花园去的，不也是我么？这个我还在未来；如何又有六年，如何又有一夜现在，过去未来又怎样计算的呢？这果真是现在，那果真是过去和未来么？那时，这时，果真都是我么？……唉！都错了！…… 我记得，四年前，住在一间水阁里，天天开窗，就看着那清澄澄的小河，听着那咿咿哑哑船上小孩子谈谈说说的声音。远远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江阴的山，有时青隐隐的，有时黑沉沉的，有时模模糊糊的，有时朦朦胧胧的，有时有，有时没有。那天晚上，凭着水阁的窗沿，看看天上水里的月亮。对岸一星两星的灯光，月亮儿照着，似乎有几个小孩子牵着手走来走去，口里唱着山歌呢。忽然听着一个小孩子说道： “二哥哥，我们看水里一个太阳，太……”又一个道： “不是，是月亮，在天上呢，不在水里。”转身又向着那一个小孩子说道： “大哥哥，怎么今天月亮儿不圆呢？昨天不是圆的么？”听着回答道： “怎么能天天都是圆的呢？过两天还要没有月亮呢。” “大哥骗我，月亮不是天生圆的么？不是天天有的么。” “我们去问姊姊。姊姊，姊姊。我刚才和阿二说，月亮会没有的，他不信，他说我说错了。”姊姊说道： “妈妈的衣服还没有缝好呢，你们又来和我吵，管他错不错呢……” 1920年3月20日 二战争与和平 小花厅里碧纱窗静悄悄的，微微度出低低的歌声。院子里零零落落散了一地的桃花，绿荫沉沉两株杨柳，微风荡漾着。一个玲珑剔透六七岁的小孩子坐在花厅窗口，口里低低的唱着： “姊姊妹妹携手去踏青。 垂垂杨柳，呖呖莺声， 春风拂衣襟，春已深。 郊前芳草地，正好放风筝……” 桌子上放着一个泥人，是一个渔婆，手里提着一只鱼篮，背上搁着很长很长一竿钓鱼竿，丝线做的钓丝，笑嘻嘻的脸。小孩子一面唱一面用手抚着那钓丝，把许多桃花片，一片一片往钓丝上穿，又抓些榆钱放在那鱼篮里。又一个小孩子走来了。说道：“哥哥，我找你半天了，爸爸给我一个皮球。”那哥哥道：“我不爱皮球。弟弟，你来瞧，渔婆请客了，你瞧他体面不体面？篮子里还装着许多菜呢。”弟弟瞧一瞧说道：“真好玩，我们两个人来玩罢。”说着，转身回去拿来许许多多纸盒，画片，小玻璃缸，两只小手都握不了。一忽儿又拿些洋囝囝，小泥人来了。两个小孩子摆摆弄弄都已摆齐了，喜欢得了不得，握握手对着面笑起来。弟弟一举手碰歪了一只小泥牛，哥哥连忙摆好了说道：“都已齐了，我们请姊姊来看，好不好呢？”弟弟说：“我去请。”说着兴头头的三脚两步跑进去了。一忽儿又跑出来气喘喘的说道：“姊姊不来，他在那儿给渔婆做衣服呢。” 哥哥道：“他不来么？”说着，又把一张画片放在渔婆面前说道：“弟弟，你瞧，渔婆又笑了。”弟兄两个人拍着手大笑。一忽儿，哥哥弟弟都从椅子上下来，一面踏步走，一面同声唱着，嚷着很高的喉咙，满花厅的走来走去，只听得唱道： “……战袍滴滴胡儿血。 自问生平……头颅一掷轻。” 一面唱一面走出花厅，绕着院子里两株杨柳，跑了两三匝。哥哥忽然说道：“渔婆要哭了，进去罢。”弟兄两个又走进花厅，两个人都跑得喘吁吁的。哥哥在桌子上一翻，看见一张画片，诧异道：“谁给你的？我昨天怎么没有看见他？”弟弟道：“爸爸昨天晚上给我的。”哥哥道：“送给我罢。”弟弟道：“不，为什么呢？爸爸给我的。”弟弟说着，把那张画片抢着就跑。哥哥生气道：“这些我都不要了，……”说着，两只小手往桌子上乱扑乱打了一阵。渔婆，小泥人，玻璃缸打得个稀烂。弟弟听着打的声音又跑回来，看一看，哭道：“你把我洋囝囝底头打歪了，我告诉爸爸去！”说着往里就跑，哥哥追上去，弟兄俩扭做一堆，连扭带推，跑过院子，往里面上房里去了。 只听花厅背后，弟弟嚷着的声音：“姊姊！姊姊！哥哥打我……” 院子里绿荫底下，落花铺着的地上，却掉着一张画片——原来是法国福煦元帅底彩色画像，带着军帽穿着军衣的。 1920年3月28日 三爱 “爱”不是上帝，是上帝心识底一部现象。 ——托尔斯泰 “晤晤……妈呢？……” “好孩子。妈在城外赶着张大人家丧事，讨些剩饭剩菜我们吃呢。闭着眼静静儿罢。陆毛腿去弄药草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孩子，你饿吗？难受得厉害吗？吃什么不要？” “我……唔唔……我……我我……不……我不……” 模模糊糊的呻吟声，发着，断断续续的……轻微声浪隐隐的震着，沉静的空气里荡漾着……唉！ 嫩芽婀娜的几株垂杨底下，一家车门旁边，台阶上躺着十二三岁的孩子，仰面躺着，那如血的斜阳黯沉沉的映着他姜黄色的脸，只见他鼻孔一扇一扇，透不出气似的。时时呻吟着。旁边跪着一个老头儿，满脸沙尘，乱茅茅的胡须，蓬蓬松松的头发，苍白色的脸，远看着也分不出口鼻眼睛，只见乌黑阵阵的一团。他跪在地上，一手拿着许多柳枝替小孩子垫头，一手抚着小孩子底胸，不住的叹气，有时翻着自己褴褛不堪的短衫搔搔痒。他不住的叹气，不住的叹气！心坎里一阵酸一阵苦。他时时望着西头自言自语：“来了吗？没有！不是；好孩子！”……“你妈……” 我在街上走着，走着，柳梢的新月上来了……呼呼一阵狂风。呼……呼……满口的沙尘。唉！风太大了！…… 一个“冥影”飚然一扇，印在我心坎里，身上发颤，心灵震动……震动了。他们……他们那可怕的影子，我不敢看。 “老爷，老爷！多福多寿的爷爷，赏我们……赏……” 那老头儿在地上碰着头直响，脸上底泥沙更多了。小孩子翻一翻眼，唉！可怕！他眼光青沉沉的……死……死人似的！可怕！ “老爷，我这小孩子病了。怎好？赏几个钱……” 老头儿又碰着头，我走过他们，过去了，又回头看看，呀！……给他们两个铜元……两个铜元？ 老头儿拣着，磕头道谢；又回身抚着小孩子，塞一个铜元在他手里，又道：“妈来了，来了。”小孩睁一睁眼……我又回头一看，赶快往前就走，我心里，心里跳。怪，鬼，魔鬼！心里微微的颤着，唉！ 我事情完了，要回家去。叫洋车，坐上车，一个小孩子跟着车夫。车夫给他一个铜元道：“家去跟着妈罢！” “爸爸回来吃晚饭？我们等着爸爸……等着您！” 在长安街两边的杨柳、榆树，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呀！不早了！十点半。车夫拖着车如飞的往前走去。似乎听得：“妈！……好吃……嘻嘻嘻……” 月亮儿莹洁沉静，沉静的天空！ “爱！”……宇宙建筑在你上。 四劳动？ 青隐隐的远山，一片碧绿的秧田草地，点缀着菜花野花，一湾小溪潺潺流着；荫沉沉的树林背后，露出一两枝梨花，花下有几间茅屋。风吹着白云，慢慢的一朵朵云影展开，绉得似鱼鳞般的浪纹里映着五色锦似的，云呵，水呵，微微的笑着；远山颠隐隐的乌影闪着，点点头似乎会意了。啁啁啾啾的小鸟，呢呢喃喃的燕子织梭似的飞来飞去。青澄澄的天，绿茫茫的地，荫沉沉的树荫，静悄悄的流水，好壮美的宇宙呵，好似一只琉璃盒子。 那琉璃盒，琉璃盒里有些什么？却点缀着三三两两的农夫弓着背曲着腰在田里做活。小溪旁边，田陇西头，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穿着一条红布裤子，一件花布衫，左手臂上补着一大块白布，蓬着头，两条小辫子斜拖着，一只手里拿着一件破衣服，汗渍斑驳的，一只手里提着篮，篮里放着碗筷，慢慢的向着一条板桥走去，口里喃喃的说道：“爸爸今日又把一些菜都吃了，妈又要抱怨呢。”他走到桥上，刚刚两只燕子掠水飞过，燕子嘴边掉下几小块泥，水面上顿时荡着三四匝圆圈儿。他看着有趣，站住了，回头看一看，他父亲又叫他快回家。他走过桥去，一忽儿又转身回来，走向桥坞下，自言自语道：“妈就得到这儿来洗这件衣服，放在这儿罢。”一面说，一面把那件衣服放在桥下石磴上，起身提着篮回去了。 夕阳渐渐的下去了，那小孩子底父亲肩着锄头回家了，走过桥边洗洗脚，草鞋脱下去提在手里，走回家去。远山外还是一片晚霞灿烂，映着他的脸，愈显得紫澄澄的。他走到家里。“刚换下来的衣服洗了没有？”一个女人答道：“洗好了。四月里天气，不信有这么热！一件衬里布衫通通湿透了。”——接着又道：“张家大哥回来了，还在城里带着两包纱来给我，说是一角洋钱纺两支。”那父亲道：“那不好吗，又多几文进项。” 那父亲又道：“我吃过饭到张家去看看他。”小孩子忙着说道：“我跟着爸爸同去，张家姊姊叫我去帮他推磨呢。”父亲道：“好罢，我们就吃饭罢。”大家吃过饭，那女人点着灯去纺纱了，爷儿两个同着过了桥，到对村张家来。 听着狗汪汪的叫了两声，一间茅屋里走出一个人来说道：“好呀！李大哥来了，我午上还在你家里看你们娘子呢，我刚从城里回来就去看你，谁知道已经上了忙了，饭都没有工夫回家吃，我去没有碰着你，你倒来了。”接着三个走进屋子，屋子里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摆着几张竹椅子，土壁上挂一张破钟锺馗，底下就摆一张三脚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老婆婆，手里拈着念佛珠，看见李大哥进来忙着叫他孙女翠儿倒茶。一忽儿翠儿同着李家的小孩子到别间屋子里去了，李大就在靠门一张矮竹椅上坐下，说道：“谢谢你，张大哥，给我带几支纱回来。”那老婆婆说道：“原来你们娘子也纺‘厂纱’吗？那才好呢。多少钱纺一支？”张大道：“半角洋钱。”老婆婆说道：“怪不得他们都要纺纱纺线的。在家里纺着不打紧，隔壁的庞家媳妇不是到上海什么工厂纱厂里去了么？山迢水远的，阿弥陀佛，放着自己儿女在家里不管，赤手赤脚的东摸摸西摸摸，有什么好处！穿吃还不够，镀金戒指却打着一个，后来不知怎么又当了，当票还在我这儿替他收着呢。阿弥陀佛！” 李大问张大道：“庞大现在怎么样了？”老婆婆抢着说道：“他么？阔得很呢！哼！从城里一回来，就摇摇摆摆的，新洋布短褂，新竹布长衫，好做老爷了。一忽儿锄头碰痛了他的手，一忽儿牛鼻子擦脏了他的裤子，什么都不是了；见着叫都不叫一声，眼眶子里还有人吗？我看着他吃奶长大了的，这忽儿干妈也不用叫一声了，当了什么工头，还是什么婆头呢？阿弥陀佛！算了罢！” 张大道：“妈那儿知道呢？他只好在我们乡下人面前摇摆摇摆阔，见他的鬼呢！我亲眼看见他在工厂门口吃外国火腿呢，屁股上挨着两脚，那外国人还叽叽咕咕骂个不住，他只板着一张黑黝黝的脸，瞪着眼，只得罢了，还说什么‘也是’‘也是’。他们那些工厂里的人是人吗？进了工厂出来，一个个乌嘴白眼的，满身是煤灰，到乡下来却又吵什么干净不干净了，我看真像是‘鬼装人相’，洋车夫还不如。” 老婆婆道：“又来了，拉洋车就好吗？你还不心死？拉洋车和做小工的，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有一顿没一顿的。你还想改行拉车么？你说你还是不用到城里罢，水也不用挑了。快到头忙了，自己没有田，帮着人家做做忙工，在家里守着安安稳稳的不好吗？”李大道：“婶婶说得对。现在人工短得很，所以忙工的钱也贵了，比在城里挑水也差不了多少，还吃了人家的现成饭，比我自己种那一二亩田还划算得来呢。” 张大道：“差却不差，我明后天上城和陈家老爷说，我的挑水夫底执照请他替我去销了罢，横竖陈家老爷太太多慈悲，下次再去求他没有不肯的。人家二文钱一担水，他家给三文，现在涨了，人家给四文钱，他家总算七八文，不然我早已不够吃了。”老婆婆叹口气道：“阿弥陀佛，那位老爷太太多子多孙多福多寿。”李大也说声“阿弥陀佛”，说着站起来叫他小孩子道：“我们回去罢，小福，出来罢，请翠姐姐空着就到我们家里去玩。”小福答应着，同着翠儿出来。爷儿二个一同告别要走，翠儿还在后面叫着小福道：“不要忘了，福弟弟，我们明天同去看燕子呀。”说着，祖孙三个都进屋子里去。 月亮儿上来了，树影横斜，零零落落散得满地的梨花，狗汪汪的叫着。 五远！ 远！ 远！远远的…… ……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关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底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底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 ——“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 远！远远的…… [book_title]迎头经 中国的现代圣经曰：“我们……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 传曰：追赶总只有“向后跟着”，普通是不能够“迎头”追赶的。然而圣经当然不会错，况且这个年头一切都是反常的呢。所以说赶上偏偏是迎头，说在后跟着，那就不行。 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当局谈话曰：“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至收复失地及反攻承德，须视军事进展如何而定，余非军事专家，详细计划，不得而知”。（申报三月十二日第三版）不错呀，“日军所至，抵抗随之，”这不是迎头赶上是什么？日军到沈阳，迎头赶上北平；日军到闸北，迎头赶上真茹；日军到山海关，迎头赶上塘沽；日军到承德，迎头赶上古北口……以前有过行都洛阳，现在已经有了陪都西安，将来还有“汉族发源地”昆仑山——西方极乐世界。至于收复失地云云，则虽非军事专家亦得而知焉，经有之——“不要向后跟着”也。证之以往的上海战事，每到日军退守租界的时候，就要“严饬所部切勿越租界一步”。这样，所谓迎头赶上和勿向后跟，都是不但见于经传，而且证诸实验的真理了。 右传之一章。 传又曰：迎头赶和勿后跟，还有第二种的解释。 民国二十二年春×三月，报载热河实况曰：“义军皆极勇敢，认扰乱和杀戮日军为兴奋之事……唯张作相接收义军之消息发表后，张作相既不亲往抚慰，热汤又停止供给义军汽油，运输中断，义军大都失望，甚至有认替张作相立功为无谓者。”“日军既至凌源，其时张作相已不在，吾人闻讯出走，热汤扣车运物已成目击之事实，证以日军从未派飞机轰炸承德……可知承德实为妥协之放弃。”（同上见张慧冲君在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席上所谈）虽然据张慧冲君所说：“享名最盛之义军领袖，其忠勇之精神未能悉如我人之意想，”然而义勇军之兵士却都是极勇敢的小百姓。正因为这些小百姓不懂得圣经，所以也不知道迎头式的抵抗策略。于是小百姓自己，就碰见了迎头的抵抗。——前几天热汤放弃承德之后，北平军委分会就命令“固守古北口，如义军有欲入口者，即开枪迎击之。”这是说，我的“抵抗”只是随日军之所至，你要换个样子抵抗我就抵抗你；我的退后是预先约好了的，你既不肯妥协，我就不准你“向后跟着”，只能够把你“迎头赶上”梁山了。 右传之二章。 传云：惶惶大军，迎头而奔，“嗤嗤”小民，勿向后跟。赋也。 1933，3，14 [book_title]最艺术的国家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而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性。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吗？ 譬如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同时，老实的民众，想要革掉一切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以便实现反动的民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现在早已回到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又得重新扮过一次。草案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然后再挑选一下，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就作为被选举人。照文法说，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正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 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之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行的民权，是纳税的就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是一面并不违背固有文化，一面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从这一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而已”。其四，一面是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中国真是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 1933，3，30。 [book_title]“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 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1917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并且说“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 关于《新生活报》的问题，值得说一说。因为邹先生——也许是美国教授康恩先生——没有清楚地叙述高尔基的改变政治态度和坦白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非政治性质”这句话很可以引起误会。其实。“十月”之后的高尔基虽然经过一些时间的动摇，可是不久就坚决的担负了伟大的“政治工作”——难道他的编辑许多种文化杂志、丛书等等，不是政治工作吗？尤其是1918年之后，他的参加“Com.International”杂志的编辑，他的团结和组织许多革命同路人的工作……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新的社会的产生，克服着难产之中的一切痛苦，不会不战胜高尔基的怀疑。高尔基在革命初期的《新生活报》上，的确，曾经表示些对于革命的失望。然而到了1918年5月间，他在《新生活》的论文里的情绪，已经表现着相当的转变。那年5月17日，他写道：“龌龊和垃圾，在太阳好的日子，总要格外显露些；时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太紧张地注意着那些敌对我们对于‘更好的’渴望的事实，我们就反而不再看见太阳的光线，仿佛不感觉到它的活跃的力量……现在，俄国民众整个儿地参加了自己的历史——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事变，应当从这里出发，来估计一切好的和坏的，一切使得我们痛苦和愉快的。”《新生活报》到1918年？月16日才停办的；而6月间，高尔基就已经停止了自己在这报上发表文章，感觉到《新生活报》以前的态度，事实上违背了他的目的：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这在后来，高尔基屡次坦白地承认过的。例如白俄侨民的文学家A.列文松在巴黎“Temps”（《时报》）上攻击高尔基的时候，有一个左倾的杂志“Europe”（《欧洲》）给高尔基一封信，诚恳的请求他答复。高尔基的回答是：“列文松的文章对于我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侮辱……我想，用不着说什么魔鬼，因为人们想出了，并且拥护着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这就是现代国家的可耻的结构。我同布尔塞维克一块儿走，他们是否认自由的？是的，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因为我拥护一切忠实的劳动的人的自由，而反对寄生虫和空谈家的自由。在1917年，我同布尔塞维克争论过、敌对过，当时我觉得，他们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而农民被战争所无政府主义化的了，而且布尔塞维克同农民的冲突，会使工人政党灭亡。后来，我相信了，这是我的错误，而现在我完全深信，不管欧洲各国政府的敌视，以及因为这种敌视而发生经济上的困难，俄国的民众已经走进自己的复兴时代。”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一直同广大的群众斗争联系着的。如果看一看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1905年，反动期间，欧战，“十月”，经济恢复和五年计划……那末，我们可以看见高尔基的天才总在反应着当时的事变，回答历史所提出来的新的问题。他自己在斗争，在群众里学习着，他给群众极宝贵的“精神粮食”——伟大的艺术作品。他在斗争和工作的过程里改正自己的错误，磨砺自己的武器。 他说：“当然，在极卑劣的许多次害虫政策的事实之后，这固然是一部分专家的反动手段，可是，我必须重新审定——而且已经重新审定了我对于科学家，技术专家的态度。”他的重新审定的态度，正是他的新的创作的渊源。1925年初他对人说过：“……我在写着一部大作品。写的是‘空想出来的’人。我们这里‘空想出来的’人实在多。有人把他们‘空想出来’，而他们也在自己把‘自己空想出来’……”这就是《四十年——克里漠·萨漠京》。这部大小说是说的1905年之后俄国智识分子的离开革命。这是“中等知识分子”的写真。这种分子是占了革命者职位的市侩，是抄袭和盲从别人的思想的奴才，而自己按照着书本空想出自己的典型——一些无才的聪明人。结果，他们用自己的雪白的手拥护那“比地狱还坏不少的东西”。 高尔基的创作生活的变迁，譬如上面所举的一个例子，可惜在邹先生编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中太少了。然而不管这些——不管政治上的某些模糊的见解，不管关于文艺生活的缺少——这本书对于读者还是一件宝贵的赠品。尤其在中国现在——介绍和学习世界文学的参考书如此之少的时候。读者真正要学习的时候，他自然会深刻的思索，勤恳的找寻材料，用批判的态度去读一切书；那么，像邹编《高尔基》对于他一定有很大的益处。我在读完之后，指出这本书的几个缺点，目的只在收集一些材料在这里，帮助别的读者的判断。而且表示希望关于高尔基，尤其是高尔基自己的作品，有更好的，同邹编的这本同样认真的译本出现。 1933年11月 [book_title]吉诃德的时代 据说中国识字的人很少。然而咱们没有统计过，如果说中国的识字人只有一万，或者两万，大概你总要摇头罢？可是，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是很少的。 其余的“读者社会”在读些什么？如果这一两万人的小团体——在这四万万的人海之中，还把其余的人当人看待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说中国还在吉诃德的时代。“中国”！我是说那极大的大多数人的中国，与欧化的“文学青年”无关。 欧洲的中世纪，充满了西洋武士道的文学。中国的中世纪，也就充满着国术的武侠小说。中国人的脑筋里的剑仙在统治着。西班牙中世纪末的西万谛斯写了一部《董吉诃德传》，把西洋武士道笑尽了。中国的西万谛斯难道还在摇篮里？！或者没有进娘胎？！ 不错，中国的《水浒》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但是，恐怕就一部罢。模仿《水浒》的可以有一万部，然而模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草泽的英雄，结果不是做皇帝，至多也不过劫富济贫罢了。梦想着青天大老爷的青天白日主义者，甚至于把这种强盗当做青天大老爷，当做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以想得到：是有那种“过屠门而大嚼”的人！——这个年头，这个世界，不但贪官污吏豪强绅商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怨恨的对象又新添了贪工头，污那摩温，大小买办，党国新贵。——恨得真正切齿，你可以看见他们眼睛的凶光，可以看见他们紧张的神经在那里抖动，你可以看见他们吃烧饼的时候咬得特别起劲，这时他们在咬“仇人”的心肝，刚刚他们脑筋里的剑仙替他们杀死了挖出来的。然而，既然这样恨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新式的贪什么，污什么的，那么，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打算怎么干？他们吗？相信武侠的他们是各不相问的，各不相顾的。 虽然他们是很多，可是多得像沙尘一样，每一粒都是分离的，这不仅是一盘的散沙，而且是一片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坐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仙剑，尔且安心做奴才。”“欲知后事如何”？那么“请听来生分解”罢。 至于那些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偷偷的跑到峨嵋山五台山去学道修仙炼剑，——这样的事，最近一年来单是报纸上登出来的，就有六七次，——这已经算是有志气的好汉，总算不在等待英雄，而是自己想做英雄了。究竟想做的和等待的是些什么样的英雄？那你不用问，请自己去想一想：这些英雄所侍候的主人，例如包公，彭公，施公之类，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英雄的本身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英雄所侍候的主人，充其量只是一个青天大老爷，英雄的本身又会高明到什么地方去呢？ 武侠小说连环图画满天飞的中国里面，那中国的西万谛斯……还是在摇篮里呢，还是没有进娘胎？！不是的，这些西万谛斯根本就不把几万万“欧化之外的读者”当人看待。你或者要说：这几万万人差不多都不读书。那么，我反问你一句：你看不看见小茶馆里有人在听书？ [book_title]曲的解放 “词的解放”已经有过专号，词里可以骂娘，还可以“打打麻将”。 曲何妨也解放，也来混账混账？不过“曲”一解放，自然要“直”——后台戏搬到前台——未免有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旨，至于平仄不调，声律乖谬，还在其次。 “平津会”杂剧 （生上白）连台好戏不寻常，攘外期间安内忙。只恨热汤滚得快，未敲锣鼓已收场。（唱） 〔知柱天净沙〕 热汤混账——逃亡！ 装腔抵抗——何妨？ （旦上唱）模仿中央榜样： ——整装西望， 商量奔向咸阳。 （生白）你你你……低声！你看咱们这汤儿呀，他那里无心串演，我这里有口难分，一出好戏就此糟糕，好不麻烦人也！ （旦白）那有什么，咱们一夫一妇，一正一副，再来一出好了。查办也还够唱的。 （生白）是。（唱） 〔颠倒阳春曲〕 人前指定可憎张， 骂一声不抵抗！ 〔旦背人唱〕百忙里算甚糊涂账？ 只不过，假装腔， 便骂骂，又何妨？ （丑携包裹奔上，白）阿呀呀，吓死我了。 （旦抱丑介白）我的儿呀，你这么心慌！你应当在前面多挡这末几挡，让我们好慢慢收拾。（唱） 〔颠倒阳春曲〕 背人搂定可怜汤， 骂一声，枉抵抗， 戏台上露甚慌张相？ 只不过，理行装， 便等等，又何妨？ （丑哭介白）你们倒要理行装！我的行装先就不全了，你瞧！ （旦）我儿快快走扶桑。（生）雷厉风行查办忙。（丑）如此牺牲还值得，堂堂大汉有风光。（同下） 1933，3，9。 [book_title]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的。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的小说，以及俏皮的幽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寺》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镜……小唱，宣卷。这些东西，这些“文艺”培养着他们的“趣味”，养成他们的人生观。豪绅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民众的文艺生活！难怪上海最近的市民大会里，发见法政学院的一种传单：“大家要学《岳传》上的岳飞大元帅，尽忠救国，大举讨伐番邦，打倒日本金銮殿！” 好个“日本金銮殿”！好个“番邦”！中国马鹿民族主义大家就会利用这样“民众文艺”，来制造他们的武断宣传，这原来是驾轻就熟的。这次日本占领东三省的巨大事变，激动全国民众的热血。这种沸腾的情绪需要文艺上的组织。但是新文艺和民众是向来绝缘的。民众的痛恨——不论是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或是痛恨命令他们镇静着等死的国民党，——这种痛恨的情绪往哪里去呢？难道不是幻想着一把飞剑把日本十万大军一扫而光，还是砍尽了贪官污吏国贼民蟊的头颅，或者，只割掉他们的头发和胡须，把他们吓一吓，吓成精忠报国的岳飞呢！再不然，有些什么宣讲团，编两首时事小曲，鼓吹一下杀尽日本人，鼓吹一下努力生产提倡国货，牺牲工人自由，替中国资本家赚钱——而叫做实业救国呢！ 所以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 文艺上的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反对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卖国镇静，投降和平，对于帝国主义无抵抗，而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宣传中国民众的唯一出路——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治，因为这样才可以组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革命战争：中国兵士的枪炮快要在国民党之下完全缴给帝国主义，不如快些，赶早掉过来打死卖国卖民的军阀长官，自己组织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兵工厂的军械也快要被国民党完全送给帝国主义了，中国的工人和贫民还是赶早去拿出来自己武装起来，打倒中国的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组织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罢。……所以这些事，这次满洲事变表现得何等明白，每一个不识字的“下等人”尚且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懂得。因此，我这里不说反帝国主义的大众文艺的内容，这在一般的正确的政治口号之下是很清楚的。然而，“一两句就可以懂得”的话是个什么话呢？是东洋话，还是西洋话，是周朝话，还是明朝话？！这就是说，文艺作品的形式，以及它所用的言语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两句就可以懂得的话，如果你说的不是人话，不是中国话，那么，大众怎么懂得呢？大众是不懂得。大众仍旧迷恋着《火烧红莲寺》等等，大众或者还爱听听自命为岳飞的一班无耻国贼，来劝他们去做岳飞的鬼话！ 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 简单的是：向大众说人话，写出来的东西也要念出来像人话——中国人的话。小说可以是说书的体裁，要真切的，绝对不要理想化什么东西的，说书就是说书，你说一件政事，你用你的人话说得清清楚楚，头头是道。要写就这么写下，叫人家读起来，就等于说起来可以懂得。写的时候，说的时候，把你们的心，把你们真挚的热情多放点出来，不要矫揉做作。歌谣小曲就是歌谣小曲，把你们嘴里的中国人话练练熟唱出来，念出来，写出来使大家懂得。这就是真正中国的新诗，大众的诗。这将要产生伟大的诗！诗和小说并不一定是高妙不可思议的东西，什么自由诗，什么十四行的欧化排律，什么倒叙，什么巧妙的风景描写，这些西洋布盯和文人的游戏，中国的大众不需要。至于戏剧，那更不必说。无聊的文明新戏，也曾经做过一时期的革命宣传工具。现在所要创造的是真切的做戏，真正的做戏，把脚本，把对白，把布景，都首先要放在大众的基础上！ 革命文艺必须向着大众！ 现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中国一切反革命派奉送中国给帝国主义的阴谋，——这些斗争正在一天天的高涨起来，破破烂烂龌里龌龊的贫民区域正沸腾着，在等着自己的诗人！ 1931年9月上海 [book_title]论翻译——给鲁迅的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20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斯拉夫文”。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 现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洛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洛文学，暗指着普洛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洛文学敌人的话。 但是，普洛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弱点，敌人乘着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 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洛文学的翻译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1925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 因此，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弗理契序文里引的原文来校对一下（我顺着序文里的次序，编着号码写下去，不再引你的译文，请你自己照着号码到书上去找罢。序文的翻译有些错误，这里不谈了）。 （一）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有一种—— “对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这种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结算起来，还是因为他心上—— “渴望着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这个渴望是极大的，无论什么别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这种时候，极大多数的几万万人，还不得不过着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过着这种无聊得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的生活，——怎么能够谈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爱的始终还是他自己，——他爱他自己的雪白的肮脏的没有力量的手，他爱他自己的唉声叹气的声音，他爱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为——甚至于那些最可厌恶的行为。” （四）“这算收场了，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华理亚想着，——“又是旧的道路，仍旧是那一些纠葛——一切都要到那一个地方……可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没有快乐呵！” （五）“他自己都从没有知道过这种苦恼，这是忧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恼，——他这样苦恼着的想：他已经27岁了，过去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够再回过来，重新换个样子再过它一过，而以后，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现在木罗式加觉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样的一条道路，他看起来是一直的明白的正当的道路，像莱奋生，巴克拉诺夫，图皤夫那样的人，他们所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个什么人在妨碍他走上这样的道路呢。而因为他无论什么时候也想不到这个仇敌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着他的痛苦是因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觉得特别的痛快和伤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这样正当的人，是不能够不信任他，不能够不服从他的。” （七）“开始的时候，他对于他生活的这一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渐渐的他起劲起来了，他竟写了两张纸……在这两张纸上，居然有许多这样的字眼——谁也想不到莱奋生会知道这些字眼的。”（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许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罢？或者是你把理契空出的虚点填满了？） （八）“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九）“……沉默的，还是潮湿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麦场上的疏远的人，——这些人，他应当很快就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亲近的人，像那十八个人一样，像那不做声的，在他后面走着的人一样。”（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 这些译文请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对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译，可以比较得出来的。我的译文，除出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有些比起原文来是倒装的，或者主词，动词，宾词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译的。 这里，举一个例：第（八）条“……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时，这在口头上说起来的时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传达得出。而你的译文：“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有错误的（也许是日德文的错误）。错误是在于：（一）丢掉了“甚至于”这一个字眼；（二）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够表现那句话的神气。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己商量一样。 再则，还有一个例子，比较重要的，不仅仅关于翻译方法的。这就是第（一）条的“新的……人”的问题。 《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葬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事实上，《毁灭》的“新人”’是当前的战斗的迫切的任务：在斗争过程中去创造，去锻炼，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罗式加，美谛克……等等不同的人物。这可是现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众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类，不是笼统的人类，正是群伞之中的一些人，领导的人，新的整个人类的先辈。 这一点是值得特别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旧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 《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J.K.1931年12月5日 [book_title]学阀万岁！ 一 1931年5月4日的上海《申报》寄到了。原来五四运动过去了已经十二年！时间过得真快。古中国文的祖上，大约积了不少功德，居然延寿一纪——十二年。五四运动的“光荣”呢？ “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这点小道理，连当初反对文学革命的反革命军总司令——林琴南先生，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姑且假定“五四”所发动的其他一切运动都已经成功，都已经胜利，我们不必谈罢，——要谈，也留着在这里（纽约）的“中华浪人”之中谈谈，用不着去吵闹中国的文坛。这样，我们是“今夕只谈风月”——讲讲中国文学革命的“光荣”。 林琴南先生说： ……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乎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1918年，林琴南给蔡元培的信） 他接着又说：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合文法，不类闽粤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为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同上） 照他的意思，用白话作文章和反对孔教的运动是一件事，是又来一次革命，——这句话说得的确有见识。然而他以为前一次辛亥革命没有把中国弄成强国，现在来一个反对宗法封建的革命，也一定是徒然的。他这个预言，却“没有”应验了！ “五四”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确又开辟了最近一次国民革命的途径：许多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替国民革命军当了四五年的“苦力”。当初“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解放工农，解放妇女，打倒礼教，推翻偶像，颠覆孔孟，普及教育……”等等口号，都因此“完完全全的做到了”。林琴南先生运气不好，没有遇见德国著名的医学博士，替他施行返老还童的手术，因此，“不幸短命死矣”，竟没有看得见现在三民主义的羲皇盛世，呜呼！可是，林琴南先生所反对的白话文却没有得到胜利，古代中国文却延长了十二年的寿命，将来还要延长几“纪”，以至于几世纪——却还不知道呢。这真是奇怪之至的事情！ 或者有人要说我是少见多怪。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并没有完成——列强没有打倒，国贼没有除掉，工农平民没有取得政权，劳动妇女没有得着解放，宗法礼教孔孟道统没有推翻，教育没有普及，偶像没有捣毁，所以，文学革命自然也不会彻底成功。可是，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是红匪的造谣惑众，这完全和事实不相符合。现在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的中国，连普及教育问题都已经完全解决，只要看中国中央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经费就要占到百分之三四十以上，军费已经只占百分之八九了。所以他们说中国的文学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并没有什么奇怪；我却偏偏要说：这是奇怪之至！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究竟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古文大家林琴南没有返老还童，古文却返老还童了。古代中国文，现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用了一条金蝉脱壳的妙计，重新复活了起来。总之，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读者诸君记住：我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像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 怎么中国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是一匹骡子，是古代中国文的返老还童呢？读者诸君不要心慌，等在下慢慢的一段一段的说出来。 二 中国文学革命运动所生出来的“新文学”，为什么是一只骡子呢？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吗？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 第一、请看当初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等发动文学革命时候的态度。——林琴南反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而蔡元培答复他的口气是怎样的呢？他说：难道北大教员曾经用“废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子吗，难道他们主张“废孔孟，铲伦常”吗，难道北大废除古文，专用白话吗，难道白话不能够同样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吗，难道白话文学就等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吗？！这五个“难道”把蔡元培等等的妥协态度——可怜的神气表现得“活龙活现”。这种神气，简直是在“古文政府”的审判厅上受审问，挨着“非刑拷打”而哭哭啼啼的告饶了。这是说：我们并不要革命，只要改良，并不要“废孔盂，铲伦常”，只要用白话来传达古书里面的道理。这样，“新文学”一开始就表示不敢推翻旧文学的“政府”，而只要求“立宪”。“四书”“五经”一直到上海小调，京津大鼓里面的旧文艺的精神（“孔孟伦常忠孝节义”等等）应当继续维持着统治的地位，只要“御赐”几分自由给易卜生，托尔斯泰，鲁迅就够了！ 第二、对于废除古文专用白话的问题，蔡元培，胡适之等也是这种态度，他们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并不敢梦想“专用白话”的。直到1929年，刘大白方出来主张完全用白话。然而连他都主张“中国要不要改用拼音文字，还是一个问题”，而且认为要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现代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同化异族的工具”。这仍旧是投降鬼话（古文）所用的汉字。其实，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 第三、只有赵元任等极少数的人，明白这层道理。然而他所领导着而制造出来的“国语罗马字”，仍旧不敢脱离汉字“语调”（四声）的束缚。因此，仍旧创造不出真正适合现代普通话的文字。他这种“国语罗马字”（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的），就成了“古今合璧”的北京官话的拼音方法。而且国民政府的布告说：这“可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这是第二式，那么，什么是“第一式”呢？当然是那种不中不外不东不西的注音字母。这种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改名叫做注音符号。这意思是只要用他来做一种符号，注明汉字的读音。这样，汉字的不废除，是没有疑问的了！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20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 三 记得1916年，“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旗帜上大书特书着“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真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很鲜明的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旗帜，是有一种新的主义和新的艺术做目标的。而且，这个旗帜虽然鲜明，可是并没有鲜明“过分”，这并不是红匪的大红旗，而恰好的是国民党的青白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革命军打着什么大的旗号，他和旧文艺的战争，究竟打出了怎么样的局面？原来，十二年来这个战争只是摇旗呐喊的虚张声势罢了。事实上简直只是茶馆子里面的打架：把辫子一盘，袖子一掳，胸膛一拍，叫一声“你来，你来！”仿佛是要打起来了。可是，再过一忽儿，又好好的坐着吃茶讲理了！ 固然，形成了一种“新文学”——所谓“新文学”。新文学的“新主义”，据说是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现在国民文学在哪里呢子贵族文学推倒了没有呢？贵族文学却脱胎换骨的变成了绅商文学。以前的贵族文学是什么？自然是些“文以载道”的古文；但是，当时大多数人看的旧小说，“才子佳人，忠君爱国，善恶报应”的文艺，难道不是“文以载道”的文学吗？——他所“载”的道是和古文同样的“道”呵。现在新文学的意识形态之中，有一部分虽然已经不是代表旧式的贵族，可是却代表着新式的绅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第一是因为既然是新式的绅商，当然就不是旧式的古董，“用不着”再和旧的文艺去打架了。第二是因为“绅商阶级就是民族”，绅商有了文学，中国的民族文学就建立了。 为什么绅商文学自然就是新式文学呢？因为“绅商”本身就是新式的人物。中国以前有绅士而没有“绅商”。当时的绅士，甚至于不屑和商界人结婚呢。绅士是贵族，“是清高的”，甚至于开钱庄当铺还要秘密的开呢——因为“怕难为情”。可是，现在情形早就变更了。现在：绅士都商人化了；不商人化，连绅士也当不成了；商人，真正殷实的商人，个个都升任了绅士。绅士一定做商人，做了大商人的，也一定就当绅士。固然，仔细研究起来，有由绅而商的，也有由商而绅的：然而绅商混合起来，成了一个“阶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你们不看见：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这里附带的要申明一句：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商”字，照现在的惯例是代表一切银行界实业界工厂老板……，可是，有的时候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总之，这个绅商阶级，的确是一个新式东西。他的文学怎么会旧呢？ 为什么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呢？唉！绅商阶级，应当叫做“绅商民族”。不是中国的绅商——高等华人代表中国民族，还有谁呢？譬如说：上海的小瘪三卖春宫，他这种行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中国人“吸大烟，包小脚，龌龊不讲卫生……”一切野蛮举动能够代表中国民族吗？——当然不能够。西洋人把这些丑态描写到影戏片子里去，咱们就要提出抗议，说他们污辱中国民族。为什么是污辱？因为这些野蛮举动只是中国人做的，而并不是中国民族做的。中国的下流人——工人农民贫民丘八等等，他们配代表中国民族吗？只有祭孔典礼，投壶射覆，或者上海大华饭店的跳舞，着二十五元一双的丝袜的中国太太的玉腿，或者，踢足球，打考而夫球等等的中国黄金少年……这些才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所以绅商就是民族，民族就是绅商。 中国的旧文艺，阿谀贵族，这当然不好；然而现在的“白话”新文学，如果能够鼓吹民族精神，民族道德，民族意识，民族什么，民族……当然是很好，当然算不得阿谀。就算是阿谀，难道便不应该吗？你们敢说不应该吗？敢吗！？ 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是仁义，忠孝，中庸之道，谦逊而稳重，明哲以保身……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是孔夫子的大道统。所以绅商文学——民族文学，作算是用文言写，或者用白话写，用旧式的章回体写，或是用新式的欧化体裁写，“其所载之道一也，孔孙之道也”。譬如说中国现在受人欺侮，应当首先怪自己不好；要自己能够自强，自然外国就看得起。山假使野蛮的排外，那就是“非中国民族的”义和团的举动，那或者亦就是红匪的举动了；因为强硬反抗不是不讲礼，不讲礼就是下流，下流就不是礼义之邦的民族，只能“不与同中国”了。“白话”新文学之中的这种民族文学，直到最近一年方才发展的。请看： “自由吗？你去自由好了。洋经理昨天要开除人，你还不明白？” “……” “本来，集会是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总要有利于行里的，我们应当想想。”（以上买办讲的话） “那自然。”（这是民族主义的青年，洋行雇员燕樵的回答）（《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69页） 但是中国民族的固有道德，也不是一味这样谦虚，一味这样顾全“别人”的利益的。孔夫子也有“嫉恶如仇”的精神。唐朝的韩愈，是个继承道统的文学大家，他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所以对于这些“惰民”（地痞，流氓……），是要“诛”的。不但中国民族自己要“诛”，还要教给别的民族去“诛”。请看： 这是件可痛心的事：一般受了苏俄煽动的共产党人，竟也混在我们的独立运动中谋施展他们暴乱的阴谋，…… 中国的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不是混入了共产党怎么会形成内部的破裂呢。而且，朝鲜是受帝国主义民族的压迫，决不需要阶级斗争，何况朝鲜是谈不上阶级对峙的呀！（《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三号第198页） 红匪——共产党的暴乱阴谋和阶级斗争，正是不愿意“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民族运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是多么高尚的“自强自立”的精神，而下流的惰民却想混进来，以为这是要为着他们的“自私自利”——为着要“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这班东西，非得诛尽不可！这是中国民族的经验。 绅商文学，在“白话”新文学之中虽然只是最近发展出来的，虽然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白话”旧文学，以及文言旧文学之中，却占着极大的势力。这势力是在于道统，这势力还在他能够“借尸还魂”——借“白话”新文体的尸，来还道统的魂。所以他对于旧文艺是要借重的，是可以讲和的，而对于阴谋颠覆道统的昏蛋匪徒，是不能不战争的。自然，对于旧文艺也只是可以讲和，并不是完全讲和，至少表面上是不能讲和的。为什么？因为何苦让“不可与同中国的”混帐匪徒来占领白话新文学的文坛呢。何况绅商虽然决不像匪徒那样残酷，要去打倒中外贵族，他们自己却始终并不是中国旧时的士大夫了，他们需要“白话”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总之绅商就是民族，绅商文学就是民族文学，“民族者国民也”，所以绅商文学就是国民文学；——民族就是绅商，民族文学就是绅商文学；“唯绅商方为国民也”，所以国民文学就是绅商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大主义的光荣！ 四 新文学的第二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可是十二年来的“革命斗争”，结果，“社会文学”变成了“不是大多数的文学”的意思。当初“文学革命军的总司令”胡适之自己组织了一派，叫做新月派——“新月”是什么意思Y就是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界更进了一步：连夕阳都没有了，漫漫的长夜开始了，一钩新月，像蛾眉一般的妩媚，辉映着“鼠疫中高宴”的画堂红烛，或者跳舞厅里的华灯和琉璃杯里的绿酒。——胡适之的这个新月派现在出来说：“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 仔细想来，这句话确实说得不错，刮刮叫，道地好！！大多数人；至多只是人罢了，民族（绅商）之中尚且没有他们的份，何况文学呢？文学和艺术是专门家的。譬如说绅商文学，难道个个绅商都会做文艺的创作吗？新月派健将梁实秋说得好：“资产阶级有的是资产，却不一定懂得艺术。”自然哪！当初汉高祖把文人的帽子脱下来，当便壶用，赏他妈的一大泡“龙尿”。同时汉朝的儒生文士却乖乖的替朝廷和贵族阶级“制礼作乐”。贵族也“不一定就懂艺术”，只要有阿谀贵族的文学，贵族文学便建立了。绅商文学也是一样的。汉朝的太史公就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这是“千古的名言”——文学的“最确当最科学的”定义。当初的“主上”是贵族，贵族有他们的“清客”。现在的“主上”是民族，民族也就有合乎民族所需要的“清客”。清客是什么东西？清客是“介于相公与先生之间的人物”。他们替主上“做”文学，会替主上捧场，也会向主上讽谏，会帮主上寻开心，也会为着主上演魔术……花样多得很呢！民族的清客，比较贵族的清客起来，自然有许多地方不同。譬如说罢：贵族的士大夫在自己家里养着一班髦儿戏子或者像姑戏子，同时，也养着一班琴棋书画诗古文词的清客。民族的绅商却是零星购买这一类的东西，新式清客也就不在家里养着了，而是在市场上养着。……中国民族现在不但要诗古文词，而且还要欧化的一切种种的文艺，也就要这一类的一切种种的清客。于是乎山林隐逸脱胎换骨的孳生许多种的欧化清客；山林文学也就借尸还魂的变化出时髦绅商的清客文学。清客的种类多得很，只好举几个例： 一种是西洋古典主义。如果“主上”有些阿土生的气味，那么，清客帮他搬弄些西洋古董，讲讲海外奇谈。最要紧的是：新的主上，要有新的“礼乐”，翰林院不要了，要大学院。学院主义（Academic）的文学，在中国现在是包含着整理国故和介绍西洋古典的意思。可是，时髦的学院派，至少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旧文学。再则，“主上”如果太偏激了，那么，一定要替他讲讲“文学要表现普遍的人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西洋古典，主上不懂得运用，而公开的说出“自由民治”的真面目，那就一定要火上加油的更加激起匪徒的暴乱的！西洋古典主义，对于中国旧文艺，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他也说“文学的严重性”，也说“希腊人到剧场去是义务”等等。这就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不过为着“新的礼乐制度”起见，他要力争“最深刻的人性的表现”，连名词上的“反帝国主义”问题都不要提起：因为天下只有“人性”和“人权”，没有什么帝国主义不帝国主义。如果西洋古典懂得了，“人性”就表现了！总之，“文以载道”这一点，西洋古典主义是替绅商文学加一种恰当的注解：就是绅商应当更公开的“载买办之道”。举例说：中国的民族文学说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西洋古典主义就说：不错，这是合于西洋古典的——美国能够自强自立，所以“差不多家家人家都有汽车”（《新月》三卷二号《书报春秋》第十九页）。为着这种“人性”，西洋古典主义是“勇敢的战斗的”。这当然不是反对国民革命的战斗，而是反对“反动”的战斗。他们说：“反动”运动“惹起人们对于束缚的仇恨……这种影响容易发生不良的结果，且不可避免的流于感情主义，以及过度的浪漫……对于一时的现象感到过度的激动，因而不能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全体”（梁实秋《文学与革命》）。 一种是宗法的浪漫主义（Patriarchal Romanticism）。西洋古典里面有一种叫做封建的浪漫主义；现在中国的宗法的浪漫主义和他有同样的性质。这是对于“先王之遗风”，或者是对于浑朴，朴实，侠义，仁爱，忠厚，……或者是对于“典章文物之盛”，“黼黻衮冕之美”，或者是对于所谓田家乐，所谓家庭的天伦之乐……对于这一些封建的宗法社会的恬静的“东方文比”，加以巧妙的描画和表现，加以理想化和浪漫化，“白话”的新文学之中，这种主义的表现是的确要叫人换一换口味。甚至于这种文艺技巧上，都有特殊“恬静”的风格，读了使人“心平气和”的感怀着“螺丝谷”的桃源境界。是感慨，是凄凉，是没落，还是消沉呢？只举一两个例子。例如沈从文的《一个妇人的日记》，或者描写“亦和平常人差不多的”兵士，那种浑浑噩噩的心理……不论作者自己怎样想，读者所能够得到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上面所说的么？ 一种是灵感的或者肉感的享乐主义。绅商的世界始终不是士大夫的世界了！竹篱茅舍的风味，可以使人享“陆地神仙”的“清福”。咖啡店的花灯和跳舞场的钢琴——以及那些紧张到万分的机械和工钱奴隶，在繁剧的震动和狂暴的声响之中所制造出的一切东西，也一样可以使我们中国洋场上的新诗人寻找“灵感的享乐”。徐志摩的诗……举不尽的诗人，以及“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式的小巧的小品文等等。至于肉感的享乐主义，那更不用说了。三角，四角以至于多角的恋爱，“妖媚的眼睛”，“丰腴的乳峰”，曲线美，就算这些小说，“再现着”“五四”以来旧家庭的崩溃，也不过是继续《玉梨魂》的步调，从寡妇的灵感恋爱，“大胆的”走进肉感恋爱罢了。这些是洋场的产物；这些，是和“五四”一样的洋场的产物！甚至于在这些“玉腿”，“肥臀”，“乳峰”，……——大堆肉感的气味之中，夹杂些不伦不类希奇古怪的反动运动——少爷和小姐恋爱，小姐和西崽轧姘头，可是，“人们是在跳跃着”，一跳跳到自己革自己的命，小开领导罢工反对自己的父亲资本家；甚至于小老板实行均产主义。哈哈哈。 一种是大减价的自由主义，别名叫做浅薄的人道主义。这是到处都是的主义，例子是举不尽的。黄包车夫啦，苦力啦，难民啦，多多承谢他们的人道了！自然，每一篇小说之中，你还可以看见东一句西一句的“军阀”，“官僚”等等字样。然而有没有深刻的揭发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治团体”，“经济团体”的罪恶呢？不但一篇小说也没有，甚至于好好的一段小说也没有。《官场现形记》是过去了，大概《官场现形记》的时代死去了罢？俄国哥哥里的《巡按使》那一类的伟大的不朽的著作，我看，总要等到没有了“官场”等等之后，然后再出现了。 总之，有替段执政著书立说制礼作乐的章秋桐，也就有和段祺瑞著围棋谈谈“螺丝谷”里的故事的清客，也有替段公馆收买春宫和欧化淫书的清客，更要有替大人老爷结善缘做功德讲讲人道主义的清客。无论你是清高也好，卑鄙也好，这个得宠也好，那个失宠也好，正言直谏的也好，拍马屁舔屁眼的也好，——你是个清客，始终是个清客！市场上的清客比公馆里的清客好不了多少。只是市侩气特别浓厚些。市华苹等于社会，社会就等于市侩。所以市侩式的清客文学，就是社会文学！这是“文学革命”第二大主义的光荣！ 本来文艺之中主要的是内容，不是形式。形式不过趣味罢了。清客应当制造什么样的趣味，这是要看“主上”的胃口怎样而定的。文言文也好，白话文也好，有格律用古典也好，没有格律不用古典也好。市侩式的清客文学是用不着和旧文艺继续战斗的。而且清客文学替主上多想些办法，总比单纯的山林文学好些：西洋古典的学院主义，可以使浮躁的青年进到“苦学的深思”；宗法的浪漫主义可以消除消除匪徒的“戾气”；享乐主义可以使“不可造就的”匪性的小辈，在灵感的或者肉感的手淫之中消磨消磨他们的“无足轻重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新主义和新艺术，如果能够达到广大的群众之中去，那么，这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样，对于民族文学将要有伟大的功绩。我觉得自己非常之荣幸：上海的合法的工会已经能够用桐城派的古文，很确当的说出这些种种自由主义的意义，我就借用这上海“七十余工会”给后大椿同志——国民会议代表的电报，来结束这段文章罢；因为“英雄所见略同”： 群众之心理，如江河之潮流，顺而导之，河沃膏腴，产有谷，福国而利民，逆而阻之，其不为洪水泛滥几希矣。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工人怀不平之心，而赤匪利其机，鼓其动。能去其症结，不药而愈，乌待于兵革，此之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先贤云：未有嗜杀人而王天下。——此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权衡政治，贵得其平，革命贵革心，革其心之不平，而使之平，斯真革命也……止赤固胜于铲赤，必事半而功倍也。（上海《申报》，1931年5月9日） 五 新文学的第三个“新主义”，据说是“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自然，外国古典不在推倒之例。一切种种的外国古典，本来大半都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去贩买来的新式入口货。而“五四”的娘家是洋场。洋场上的轧姘头，翻译成功智识阶级的新名词，就叫做“打倒礼教自由恋爱”。洋场上的新式商业和买卖万能，就使以前“公馆”里的一切宝贝，都逐渐搬出来拍卖。大家庭崩溃了，所谓个人主义发见了。礼教改换了，所谓肉感主义发展了。“肉的解放”和“灵魂的变化”，在中国特殊的“绅商系统”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不是《鲁滨逊飘流记》的冒险独创的精神，不是左拉所描画的“巨大规模的机械，不断的产业发展和进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的绅商，是次殖民地的绅商。咱们的这些“主上”，实在是“小贫”，养不起这许多清客——尤其是欧化的市侩式的清客。可是，这班东西，却在帝国主义的大强权和咱们民族的小强权压榨之下，一天天的堆积在洋场上。中国的洋式的都市，因此就有特别众多的无赖文人。无赖，就是失掉了靠山的人。西洋城市之中，也有这类的“Bohemians”（薄希民）。这种“无赖智识阶级”——欧化的落拓文人，倒是中国写实文学的第一辈作家。 这些无赖的本事，首先就是他们的虚无主义。一切都是虚伪的，一切都是无价值的。卑鄙龌龊的果然是混蛋；表面上像煞有介事的还不是假道学？道德，社会，反动，革命，学问……都是些骗人的东西！人生是灰色的。这样，自然“醇酒妇人”的颓废主义，就很足以动人的了。酒，女人；女人，酒！坦白的自己诉说自己的罪状，困倒在地下让你们去践踏罢。自暴自弃成了俏皮的“风格”。“穷而后工”的天才固然有。无病呻吟的模仿，也有借着新文学的躯壳来还魂的了。 这班无赖文人自己不能自强自立，却尽在怨天尤人！固然，他们也会有些功绩的。譬如对于民族，他们的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也有帮忙的地方：他们的虚无和颓废可以去影响发狂的暴乱的青年，可以因此捣乱一下那些反动派的队伍，腐化一下他们的叛逆的灵魂。然而这班无赖东西，常常要说什么“整个社会制度”要不得等类的疯话。现在国民革命胜利了，他们还是这样胡说。大概是“穷伤了心”，快要走进疯人院了。 然而中国的民族侥幸得很：第一，这班无赖，极大多数还是高等华人之中的无赖，不论他们颓废虚无与否，他们始终还是高等人，至少心是高等人的心；第二，这班无赖虽然爱谈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的戏剧，小说等等，可是，他的题材是很狭小的，他们并不敢有力的攻击整个社尝制度和中国道统，他们文艺的技巧也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只是描写他们自己，只是提出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例如失恋呀，家庭冲突呀，三角恋爱呀，稿费太少呀，养不活妻儿男女呀……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呀，北京的小公寓生活呀等等。至于当时的大时代：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一切伟大的震动的问题——真的，现在的时代真伟大呵！连叛变都是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中的剧烈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动，……从正动到反动，从反动又正动，这样无穷无尽的社会问题呵。反市侩主义呀，反官僚主义呀……即使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这些社会问题的文艺上的表现和鼓动，都可以大大的有害于民族的。好在咱们侥幸得很——现在的无赖文学还没有这大的本事来捣这样大的大乱。这班高等无赖“写实”，只是写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管闲事，或者是要管而不会管。固然，有些教育问题的小说是比较可恶的诬蔑咱们民族的教育界的，可是，这还只是限于智识阶级的自我描写。 而且在1927年夏天之后，正是国民革命军清共的开始，这班高等无赖之中，有些人在文艺上发明了一个动摇主义。这对于民族有很大的功绩。动摇主义和颓废虚无“鼎足而三”，埋伏在反动派的阵营里面，来响应正动——而且是用着很巧妙的战术。无赖固然是没有身家性命的亡命之徒，然而高等无赖却还保留着一点“高等的良心”。他们自己觉着矛盾，幻灭，动摇，追求——追求着的又是一个幻灭。他们，据说是“从事于与大时代有关的文学”的，他们也“写实”。写大时代的“实”吗？——哼，他们拿着一面镜子，瞧一瞧，发见自己的一个特别改良放大的影子。他们说：呵，是了，文学的对象在这里了。他们，说好听些，是“在夹攻中奋斗”，说老实些，是“在夹攻中夹死了”——夹得那身体动也动不得，反动是不敢，正动又不干，出不来，进不去，上不上，下不下，叫做“六路碰壁，外加钉子一枚”，因此只有一缕幽魂在肚子内部东钻钻，西碰碰，动摇动摇，做点内省功夫，好像一只苍蝇，碰着了玻璃窗，“努力”的往前飞，飞了三四年，仍旧是在老地方。因此，幻灭了就动摇，动摇了再追求，追求着的又是幻灭……这叫做循环三部曲。固然，这些都是大时代的文件（document），可是决不是大时代的写实，而只是大时代之中一部分人物的写实，这部分人物正是“动摇主义的无赖们”自己。 无赖文学之中，虚无颓废动摇的三大主义，对于咱们民族，在他们的捣乱反动派队伍这件事上面说来，固然是“殊堪嘉奖”；然而在他们的泄漏天机这方面说来，又是“实可痛恨”：咱们民族的这些“有为的青年”，尚且是这样幻灭，这样没落，这样不振作，这样没有出息，这样歌颂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咱民族“沉沦的”预兆呵！他们创作的“文件”就这样留给反动派“国史馆”做“现代古典”吗？唉！ 总之，现在还只有无赖会写实，写的也还只是无赖的“实”，那么，推倒了“古代古典”，创作了“现代古典”——这样的无赖文学，大概就是写实文学了。这是“文学革命”第三大主义的光荣。 此外，居然还有当初文学革命军旗帜上没有写着的新主义出现。这就是反动文学。 反动还有小反动大反动的分别。小反动文学，就是一班狡猾的无赖，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创作和议论，还够不上反动，忽然大喊“转变方向”。本来“叛逆的女性”虽然叛逆，也还是“五四”初期的那种叛逆，这是现在咱们民族已经允许了的叛逆。本来，阿Q说乡绅因为自己已经革命了，不准农民革命，这也还不算是污秽咱们民族。但是这一类的创作诗歌等等，早已埋伏着那种狂妄的奔放的热和反抗一切的号召……尤其是带着野蛮性的反抗，尤其是想对于中外民族都实行反抗。——反抗罪恶黑暗等等是可以的，因为这所反对的是不道德或者不文明，可是，反对整个的外国民族和中国民族，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卖国，这是绝灭人性！然而这一些无赖却偏偏愿意绝灭人性，偏偏要“转变方向”。他们甚至于怕自己的死尸还会作怪，怕那够不上反动资格的尸首会变成僵尸，起来害中国人而有利于中国民族，因此，居然请人家来鞭自己的尸。至于这些无赖之中最先叫喊的，那正是最无耻的“短裤党”——“党而短裤”，可谓无耻之尤者矣。甚至于接着就自称洪水猛兽，混蛋，混蛋！ 幸而好！一则这班无赖，实际上都还是高等无赖；二则这些无赖之中有许多还是动摇的，一忽儿向右转一忽向左转；三则虽然有些短篇和零星小品企图鼓动民众，然而极大部分都只是智识阶级“往民间去”，去又去不成，结果是坐着等待“民众往智识阶级之间去”；四则他们和其他的高等无赖一样，只会照镜子画画自己的肖像，他们不懂得民众的生活，甚至于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他们可只知道地面上，不知道地底下，他们是高等无赖，而且还只是些书生。这总算是咱们民族的小小幸福。更大一些些的幸福，就是现在总算还没有大反动的文学，或者几几乎没有。阿弥陀佛！ 什么是大反动文学？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大反动文学要反动到什么地步，这是咱们民族应当知道的。首先，大反动文学，才是真正“以阶级反动民族”的文学。反动派想：不但要组织工人，领导农民，不但要宣传，不但要一刻不停的领导阶级斗争，不但要利用每一件小事去“造谣惑众”，罢工，抗租，兵变，抗税，赖债，不但要组织匪军，不但要准备以至于实行暴动，不但要“以多欺少”——由几万万人来杀几千或几万人，来逮捕一二十万人，来没收一二百万人的财产土地，不但要企图消灭友邦在中国的一切势力，以及友邦对中国的一切友谊，而且还想有自己的文学。反动派的文学，想要组织和领导群众的情绪，发挥激励他们的匪性，污秽咱们民族以及他的官吏学者，讥笑市侩的正当买卖和清客的美妙声容，鞭策高等无赖的动摇幻灭……总之，是帮助反动派的政治宣传，用文艺的手段，更深入群众的心理和情绪，企图改造他们的民族固有道德，摧残安分守己的人性，用阶级意识来对抗以至于消灭民族意识。这固然只是帮助而已。然而危险亦就够大了！阶级斗争，阶级意识，阶级情绪等等匪性的发作，正是咱们民族的大祸害。大反动文学反对“民族固有道德”和东方文化，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肉感的买卖。他们的理想，是要“大贫”推翻“小贫”，推翻西洋文明民族对于中国的“治理”，例如帝国主义之类，要想由一大群下等的苦力，工人，乡下佬，丘八大爷，小瘪三，“没有学问”没有身家性命的智识分子——卖智识的苦力，要由这样的一大群混帐王八蛋来掌握政权。当然，他们的文学一定就反对市侩，反对官僚，反对清客，反对伦常，反对孔孟，反对韩愈，……他们反动到甚至于反对升官和发财——资本主义。反动派理想着：在掌握政权之后，专门去发展机械的化学的电气的物质文明；甚至于要用机器电力来打破竹篱茅舍的诗意和田家乐——“田家”将要消灭，变成工厂式的大农场，在那里种田的工人好几千，用机器耕着好几千好几万亩，弄得他们之中谁也认不出来：哪一块田地是他的；工场农场矿山……都要丧失他们的主人，变成很可怜的孤哀子……甚至于家庭也要消灭，丈夫不能有妻子，妻子不能有丈夫，儿女不能有父母，父母不能有儿女，臣没有君，君没有臣，国家没有国民，国民没有国家，只剩下一世界的混帐王八蛋，自己做自己吃，“不事其上”，大家做大家吃，越做越能够少做，越吃越会有多吃，——这样好吃懒做的一班惰民贱种。这真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禽兽世界！这些禽兽还要和“天？去捣乱，他们研究恶毒的“物质科学”，高兴起来也许会把咱们五千午崇拜的五岳，以及一切高山大川都捣碎了，去建造合于兽性的花园。他们那时要大大发展他们的兽性文艺了！ 现在幸而好：中国的大反动文学还只有萌芽呢。——他们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部创作；他们还只有一些议论，一些文学评论，以及一些翻译。然而这种大反动文学，居然大大的活动起来，这正是“民族将亡，必有妖孽”。侥幸的是：（一）他们的文艺理论仿佛只想他们自己懂，并不企图宣传，所以也是由外国古典堆砌起来，很艰涩的很迂晦的。（二）他们的文学评论，也还表现着高等无赖的意识，有些时候，是自欺欺人的，例如，他们一开口便说“阿Q时代死去了”，说“中国农民都有很严密的组织”了，——其实，阿Q式的贫农雇农还到处多有，否则，大刀红枪也没有这样容易组织成功，也没有这样容易受民族的收抚，中国农民没有组织的还多得很，否则……所以这是瞎动主义的意识；再则，他们居然说蒋光慈是Demian Bedny事件的重演，事实上，蒋光慈的创作还不过是小反动的文学，够不上大反动的资格。而Demian Bedny却是俄国红匪的大反动的文丐，他会运用下流俗语做诗歌，做出来就有许多变成五更调那样通行的小调，造谣惑众的能力很大，蒋光慈却只会用高等无赖的言语和文字，——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只是鸡尾主义的表现。瞎动主义和鸡尾主义，对于阶级有害，对于咱们却是有利的。（三）大反动文学的翻译，除掉少数以外大半是特别难懂，这大概是因为大反动文学家之中，也还都是些高等无赖的低等书生，既然不会讲下等阶级的话，又不会讲道地的高等鬼话（文言）。他们制造新名词的时候，并不会用白话的语根，却只用英汉字典和《康熙字典》，他们造句的时候，也还只像英文文法析句法的练习。所以什么“雷阳会议”（Rayonny committee＝district committee），什么“细胞书记”（Secretary of nucleus）等类的怪名词，不但下等人不懂，连高等无赖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现在的“大反动”，还有些像大饭桶，这对于咱们民族，倒是有利无害的。 然而大反动小反动既然在文学上抬头了，——咱们民族的国民文学（绅商文学），社会文学（市侩的清客文学），就应当格外努力，就应当更加利用虚无颓废动摇的写实文学（无赖文学），和反动派文学宣战。 六 总之，文学革命之中的文艺革命三大主义已经是得着了伟大的“光荣”：——第一，贵族脱胎换骨变成了绅商（民族）；民族道统借尸还魂的表现在绅商的国民文学。第二，山林隐逸脱胎换骨变成了市侩清客，倡优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清客的社会文学。第三，落拓名士脱胎换骨变成了高等无赖；古典堆砌无病呻吟的文艺借尸还魂的表现在无赖的写实文学。这样，旧文艺和新文艺之间还有什么战争的需要呢？！何况这些过程——脱胎和换骨，借尸和还魂，——都是潜移默化的进行着的，很合于“君子之风”，自然是不战不和“顺而导之”的真革命。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努力做什么？努力反对反动，反对大小反动！现在不是新旧文艺对立打架的时候了，现在是民族和阶级对立。阶级文学是违背太史公的文学定义的：他们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不肯为主上所戏弄……则如何呢？当然亦是诛了！！这是非常之对的政策。 “……假如共产党没有文艺政策，国民党也许没有文艺政策的……” “民族主义文学对普罗文学等，取何种态度？” “愿拿出作品与理论来较量，取决于大众。……” “大家拿出理论和作品来较量。这态度是伟大的。但政治环境不允许有这种可能又如何？” “这问题就当作别论的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抬头，普罗文学是必需要其败退的。……书店被封……是可以杜绝反动的。”（朱应鹏《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谈话》，见上海《文艺新闻》二期） “在黑暗中”的，偏要走到“光明的前面”，这仿佛飞蛾投火——是必需要其“牺牲”的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十二年来的文学革命，正革到新旧调和的“光荣”时代，却来了许多大小反动，这是文学革命的“大耻辱”。咱们民族文学一定要勇敢的作战，镇压这些阶级妖魔和反动无赖，否则还有咱们民族吗？ 民族反对阶级之战是“神圣的战争”，这是保存民族固有道德，文化，家庭，财产的战争。文学上的民族反对阶级的战争，民族方面有“最后”胜利的保障吗？——有！只要学阀万岁万岁万万岁，长命不死老乌龟。 学阀是什么？阀就是阀阅，阀阅是和阶级不同的。阀阅仿佛是行会，同行就是同阀。中国的木匠有行会，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鲁班。中国的学者有阀阅，他们供养自己的祖师仓颉。仓颉大圣制作了特别优美的艰深的方块子的汉字，因此，中国文字是世界第一。一个方块的汉字，仿佛一个精致的金丝笼，四五万个字，就是四五万个金丝笼，这可以范围住维持住学阀。学阀因此可以垄断住独占住文字的智识。所以不论是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是请教文字专家的学阀。现在添上外国文，懂的人更少，学阀之中又有新学阀了。 中国的“文坛”因为学阀独占的缘故，截然的分成三个城池，中国隔着两堵万里长城，一堵城墙是汉字的深奥古文和上古文，一堵城墙是外国文和中外合璧的欧化汉字文。第一个城池里面，只有勉强认得千把汉字的“愚民”，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西游记》、《封神榜》，“几侠几义”，《阎瑞生惊梦》，《蒋老五殉情》，《陆根荣黄慧如轧姘头》，十八摸，五更调……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第三个城池里面，方才有懂得欧化文的“新人”，在这里的文坛上，才有什么鲁迅等等，托尔斯泰，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哥尔德等等。阀阅本来只有墙门，可是，这墙门（门第）太高了，所以要叫做城墙了。 现在的反动文学还只发现在第三个城池里面——他们离着下等愚民远着呢。咱们赶快联合旧文艺——从诗古文词直到《啼笑因缘》，直到十八摸五更调，——这里民族道统是相同的，天然是联盟的“文学革命军”，——去进攻大小反动的阶级文学。好在反动文学家的门第很高，虽然是无赖，仍旧是学阀。这学阀的城墙，使他们和愚民隔离着。这是咱们民族的救星。——唯一的救星。趁此快快进攻呀，联合旧文艺进攻反动文学呀，这是民族主义新文学的天责呀。进攻呀，冲锋呀，杀，杀，杀，“则诛”！ 1931年6月10日纽约 [book_title]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以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瞿秋白1923年7月30日。 [book_title]那个城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的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藉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远远的看来，似乎他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得煊红。 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映着，那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呵——无限苦痛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小孩子走着；黄昏黯淡的时分，灰色的道旁，那些树影——沉沉的垂枝，一动不动复着默然不语的大地：——只隐隐的听着蹬蹬的足音。 天上满布着云，星也不看见，丝毫物影都没有，深晚呵，又悲哀又沉寂。小孩子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四围为什么这样静？——小孩子背后跟着就是无声的夜，披着黑氅，——愈看他愈远。 黄昏已经畏缩，赶紧拥抱一切城头塔顶，雁行的房屋，拥抱在自己的怀里。园圃，树林，烟突；一切一切都渐渐的黑，渐渐的消灭，始终镇压在夜之黑暗里。 他却默然的走着，漠然的看着那个城，脚步也不加快，孤寂，细小……可是似乎那个城却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夕阳——熄灭了。雉堞，塔影，都不见了。城小了些，矮了些，差不多更紧贴了那哑的大地。 城上喷着光华奇彩，在模模糊糊的雾里。现在他已经不像火烧着，血染着的了。——那些行列不整的屋脊墙影，仿佛含着什么仙境，——可是还没建筑完全，好像是那为人类创造这伟大的城的人已经疲乏了，睡着了，失望了，抛弃了一切而去了，或者丧失了信仰——就此死了。 那个城呢——活着，热烈至于晕绝的希望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云霄，接近那光华的太阳。他渴望生活，美，善；而在他四围静默的农田里，奔流着潺湲的溪涧，垂复在他之上的苍穹又渐渐的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像慈母似的向他说道： “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读高尔基后。1923年11月15日。 [book_title]致杨之华信四封 1929年2月26日 之华： 今天接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的了。你的信，是如此了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着独伊去看《青鸟》，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每星期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 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的休息期，我三月八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三月二十边。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 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利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 之华，《小说月报》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看！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 要睡了，要再梦见你。 秋白 2月26日晚。 1929年3月12日 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 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1922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的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 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二十一日早晨动身回莫。你快通知云白，叫他和他商量，怎样找汽车二十二日早上来接我，在БъряHCK车站——车到的时刻可以去问一问；我这里是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分从лигROB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秋白 3月12日。 1929年3月18日 之华： 昨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现在已经觉得又和你离别了不知多少时候了，又想写信。 之华，再过四天，我俩可以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好，青天白云，太阳光耀着，冷风之中已经含着春意，在那里祝贺我俩的叙首呢。我数了一数你写给我的中俄文信一总有三十封了！我读了又读，只是陶醉在你的爱之中，像醉酒一样的甜蜜，同时，在字里行间我追随着你的忧愁或高兴，我觉得到你的一切一切！！之华，我吻你。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之华，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有意趣了！之华，我吻你，吻你。 你说，决定暂时不用功而注意身体。这是很好，我原是时时想着的，时时说的。之华，这不好是灰心，而是要觉得自由自在的。自己勉强固然是必须的，但是不是要自己苦自己。我俩虽已到中年了，可是至少还有二十年的生活呢，不要心急，不好焦灼。我一生就是吃这个苦。我是现在听着之华的话，立志要改变我的生活，之华，你自己也要如此，你要如此！！我俩快见面了！！ 秋白 1929年3月18日。 1929年7月15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墙，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欧，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你去那里，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白 7月15日。 [book_title]一种云 天总是皱着眉头。太阳光如果还射到地面上，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至于月亮，那更不必说，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的人间，这是孤儿寡妇的眼光，眼睛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干的眼泪。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据说是中国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对于他们的亲生骨肉，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这样一年年的过去，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更番的来去，一点儿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漫漫长夜，已经二十年了。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那云为什么这样屡次三番的摧残光明？那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上的大风暴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飚吹过来的。还有那些模糊的血肉一榨床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那些会画符的人——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就用这些符号在呼召。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可是活着总要吃住这么二三百亩田地，——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铁肚肠的怪物，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喷着。狂飚风暴吹过来的，血肉蒸发出来的，符号呼召来的，屁股吐出来的，烟囱喷出来的，都是这种云。这是战云。 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 什么时候才黎明呢？ 看那刚刚发现的虹。祈祷是没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那虹发现的地方，已经有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的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那才拨得开满天的愁云惨雾。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电闪娘娘才办得到。要使小小的雷电变成惊天动地的霹雳！ 9，3 [book_title]江北人拆姘头 闸北地方出新闻。姘头拆脱江北人，诸位要听勿要听，让我细细说分明。闸北地方，自从中国兵队，奉着总司令命令，倒说是听从各国调停，自动退兵四十里，弄得来七零八落，都被日本资本家派兵占领了。那地方，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天天打到租界边境，就又奉命退后，不说小丘八一肚皮好气，就是闸北地面，也就禁不起日本大炮，一连轰打这么三十多天，自然是轰得个东倒西歪，烧得个一塌糊涂。却说，日本兵开到闸北，看看中国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满街满巷都是尸屍，日本资本家的混蛋总司令想了一想，就说中国党国司令真是饭桶，他出让闸北，也该收拾收拾干净，从来买卖，都是公平交易，有钱不买龌龊货，这次算是撞着了这个蹩脚卖国贼。说着，就叫人赶快先去多雇几批小汉奸，来暂时维持地方，等到请着了王彦彬先生，还有上海的著名绅士，商界领袖，那时候自有办法。 于是有一个江北流氓，名叫四喜子的，也被东洋军官雇了去，当马路巡查。上海市面上，大家知道江北人当汉奸。其实，江北人成千成万，那里会有个个去当汉奸的道理。只不过，因为江北人里面，苦力穷人实在来得多，上海场面上的阔人自己暗地里勾结日本，恐怕拆穿了西洋镜有点难为情，所以替东洋资本家出力，雇了一些小流氓，对外头只说江北人穷极无聊，去当汉奸。真正是穷人倒霉倒到极点，什么冤枉都是穷人担当。譬如这位四喜子，他就并不是穷得没有饭吃的朋友，老实不客气，还是一位刮刮叫的白相人，赌场燕子窝都有他的进账。他只有一个坏脾气，就是天天想发财。这次去当东洋小走狗，也是这个想发财的念头害了他。他当了巡查，一天好拿三十块日本洋钱，就招集一班狐群狗党，在闸北地方胡闹起来。看见马路上有中国人走过，他就挑嫩头的欺侮，不是拉到司令部，就是捉去填壕沟。背尸屍。他的一党，无锡人，浦东人，宁波人都有，自然都学着他的样。 那天晚上，他又发了一些小财，回到家里，把一副墨晶眼镜脱下来，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夹子，就往桌子上一摔，对他老婆说，你看，你老子又弄了些油水来啦，你这个滥胡货不要再瞧不起人。他老婆说了一声，稀罕你这小汉奸的臭钱，你是越来越不像了。说着，他就抓起那副墨晶眼镜往地板上重重的一掼，打得个粉碎。四喜子跳起来，一把抓住他老婆的头发，劈劈拍拍一连打了七八个巴掌，嘴里骂着，你这个狗养的杂种，不识抬举，我现在要你死都做得到，你知道老子现在是什么人。他老婆爬在地上，用那小拳头往他身上乱挺，嘴里只是嚷着，狗养的，狗养的，你那日本宰相，什么孙肿散的老朋友，才是狗养的，一天三十块，就把你这小狗仔买去了。四喜子坐在床沿上，或许因为一天辛苦了，他也不再打了，他只说，你当心着，滥胡bi，明天我要你的命，什么三十块，嘿，大小都是官，过几年，你老子也和南京老总一样，一拿就是三十万，到美国去买只飞艇来坐坐。他老婆说，我知道，你还要讨小老婆呢，我是不要享汉奸的福，马上我们就拆散，各走各的路，我也有两三年不靠你吃饭了。我是自己做工的，你有钱，向来就是拿去浇裹四马路上的野鸡臭咸肉。四喜子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老子给你拆姘头，便宜你，休想。你老子发了财，做了官，人家自然要送美人来，我留着你给她做丫头呢。他老婆已经哭得喘气，听他这样说，更加气得发抖，就说，什么送美淋不送美淋，我只不管，我和你姘头是拆定的了，天一亮就走。只听得劈拍一声，四喜子把他老婆打得躺在地板上，牙齿缝里的血直流。他说，你敢再说，敢再说，再说送美淋的名字，你你你把我的眼镜打破了，这是大日本军官发的，江北司令的徽章。好，明天送你到司令部去，叫东洋人枪毙你。他老婆唿的站了起来，对准了四喜子的巴掌肉就是一口，咬得鲜血直流。两个人扭在一块，从床上滚到地板，打了许多时候。女的已经一句话也说不清了，只喊着杂，杂种，剥面皮，江北人，面皮。男的闷着头只顾打，一声也不响。 天一亮，女的就偷偷的逃了出来。他和四喜子姘上，已经四五年了，那时候她还只十九岁，没有爹，没有娘。最近两三年，四喜子学坏了，不管家。她就到闸北丝厂里去做工。现在是丝厂关了门，她和厂里的小姑娘一块儿，去闹着发工钱，发津贴，两三个月，一点影响也没有。东洋人打来了，丝厂烧坏了，老板资本家更加逃得无影无踪了。什么社会局市政府，自然借口日本兵占着闸北更加不理他们了。这天，她跑到一个小姊妹的茅篷子里，那里，许多丝厂的男工女工挤在一间破屋子里，他们大半是江北人，自己的房子烧掉了。她一进去就嚷着，我那杂种当定了汉奸了，我和他拆散了。大家七张八嘴问长问短。有的说，臊他妹妹，他当汉奸，还打人，干掉他。有的说，打不得，有东洋人哪。后来一个男工说，怕什么，大不了又开枪罢了，前几个月中国公安局的什么游伯麓也开了枪，大汉奸小汉奸原是一样的，我们不怕大汉奸，难道怕小汉奸……只要大家齐心，干他妈的。有人问，打死了怎么办。一个女工忽起来说，那法子多得很，那年北伐军要到上海，我们就先干起来的，枪有的是，你们多找些人去抢，我帮你们送出去。那男工说，好，就这么着，大的干不起来，得先干小的，先得要聚这么几百个人，干死了那四喜子的杂种，我们再分了十几个小队伍，天天给日本混账王八蛋的军官捣蛋。工友们大家聚起来，一天多一天，不怕不成功好好的义勇军。一个女工说，还不止日本军队哪，我昨天听人说，这里保卫团团总王彦彬也要来哪。另外一个女工说，那算什么，还不是和党衙门向来的把戏一样，我们要干，就要把这些杂种狗养的大大小小的汉奸，都干掉。大家都说是呀是呀，要来，就要来一个我们穷人自己的衙门，什么东洋西洋，什么姓蒋的姓王的，什么四喜子五喜子，一古脑儿都干完他。这时候，四喜子的老婆忽然想起来，说声不好，我那杂种就会追到这里来的。众人说，不要紧，我们大家帮你来拆这个冤家姘头。 哈哈，诸位朋友，果然，过不了几天，上海报上都说，闸北地方的一个汉奸小头目。给人打死了。并且直到最近几天，那地方听说总不安静，日本兵的枪，时时刻刻有给人抢走的；汉奸和日本兵常常有给人戳死的。因为这个缘故，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实在觉得不放心，就说暂时管理闸北卫生，派巡捕去料理，其实是帮着日本捉反动，还借此扩充租界。中国的商界领袖，衙门老爷，都不做声，心上还着实高兴呢。 原来，四喜子的老婆要拆姘头，为的是反对小汉奸。商界大人先生们却要轧姘头，为的是要当大汉奸。天下的事情，现在是样样都要翻身哪。 3月16日。 [book_title]英雄巧计献上海 诸位朋友，帮衬帮衬。在下虽然南腔北调，可会东扯西拉，来到上海滩上，十字街头，说说唱唱，骗碗饭吃。说句真话，倒像是个瘪三，不过不大不小，还是个现任马路巡阅使，义务包打听，专门打听大人老爷的新鲜消息，壁角落里的时事新闻。难得诸位光顾，不免开开话箱，也算寻个穷开心。闲话少说，话归正经。 话说陆得胜，广东南海人，原本是种田出身，只因为穷得当光卖尽，来到十九路军当个勤务兵，侍候蔡廷锴军长大人。这位蔡大人，现在是人人知道，个个晓得，总算是个了不得的英雄好汉。原来民国二十年那年，正当上海人过年的时候，东洋资本家派了好几十只大兵船，来打上海闸北。当时十九路军驻扎上海，一般小兵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出去和东洋人拼命，怕只怕蔡大人也是个不抵抗主义，会要下命令退兵。因此前线有些兵士，赶紧自动手匹匹拍拍打了起来。内中有个精细点的小兵，叫做王阿福，他跟陆得胜是知己朋友，这天，他特地跑来找老陆，想打听打听军长大人是个什么主意。他一跑到军部门口，只看见汽车包车一大阵，进进出出许多军官，站岗的卫兵不放他过去。打听了半天，听说有人主张打，有人主张退，连那卫兵自己，也摸不着头脑，只晓得吴铁城市长已经答应日本的条件，他是不主张打的。王阿福见不着陆得胜，正想回去，忽然看见军部里走出一个人，拿了几张纸，抓住一个军官说，老兄，这电报稿子请你顺便带去罢。哈哈，这次一定抵抗了。王阿福跑回自己的队伍，果真，连长那里已经下了抵抗的命令。这样一打就打了二十多天。 有一天，陆得胜侍候军长吃了晚饭，快要换班的时候，突然间房门外冲进了一个人，也不等他去通报，就一直闯进军长的房间，急急忙忙的说，报告军长，那边我们的兵冲进了租界岳州路，前锋已经有一个队伍冲到平凉路去了，怎么办。只听军长说混账。接着，里面说话的声音嘁嘁唶唶的听不清楚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军长大声的说，岂有此理，以前说我们不抵抗，他们不服从，现在我们抵抗了，谁还敢违抗命令，我说退，就得退，一定得退。我说退到那里，就得退到那里，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军官说，原说是打不得，这些丘八打出了性来，就真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哪。军长说，你懂得什么，不打，他们更不听话，现在，马上把这几队兵调到庙行那方面去，只说那边吃紧。军官答应着是，是，就走了。 陆得胜听到了这些话，心上十分不定，因为一则他的朋友王阿福就在那个冲过租界的队伍里面，他以前当过广州兵工厂的工人，主意最多，难保冲租界的事情不是他领头，回头不要查出来了吃苦头。二则，军长说他叫退到那里就得退到那里，要是他真的下命令退到苏州南京，退到洛阳长安去，那我们怎么办，难道也跟着做亡国奴，这倒也要找阿福商量商量。可是，他要请假，军长总是不准，反而骂他爱管闲事，爱偷听客人的谈话。他闷着一肚皮的气，没处发泄，又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天天只听见人家说他的军长是个一等一的好汉，连日本报上也称赞蔡将军和马占山一样，是个新英雄。他想马占山现在做了日本人的省长，自然是日本的英雄了，蔡军长又要做什么新官呢。消息可一天天的坏起来了。日本军队安安稳稳的住在租界里，天天添兵调将，十分方便。中国的救兵，连影子也没有。 那一天，他正在愁闷，有两个穿着便衣的客人来看军长。他们是坐着汽车来的，也是说的广东话，看起来是两位阔人。他们对军长说，日本军队要在浏河登岸来抄我们的后路了，前线上知道没有。军长说，前线怎么能使他们知道这些，军部里可早就知道了。客人说，听说今天晚上能够上岸的日本兵，至多不过一两千人。军长说，是呀，一两千人。客人说，兵士的情形怎么样。军长说，日本兵要有两万人到浏河，我们的兵就再不肯退也只能够退了，哈哈哈。客人说，好极好极，就说两万人罢，就去说……军长说，慢些，慢些。陆得胜想再听下去，可是无论怎么样也听不清楚了。他正靠在墙壁上，拼命的想听清楚底下的话，突然间一阵脚步声，军长送客人出来了。他赶忙立正。军长送了客进来，就对他瞟了一眼，问他，你还站着干吗。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很不好意思的往后退了几步，让军长进去了。 他心上想，这一定要去通知阿福。他又想了想，随手在自己的铺盖底下抓了一身小裤褂，一把牙刷，急急忙忙的逃出军部，躲过了卫兵的查问，就往庙行方面走去。 他一路问着，走到庙行附近，已经快十二点了。月亮底下，看得见壕沟里，乱坟堆里，伏着自己的兵队。乒乓，拍拉拍拉，搭搭搭搭，轰隆，嘘，嘘，那枪炮声越来越近。他经过了几个兵的查问，有一个熟识的兵指点他去找王阿福。等到找着他，自己已经吃了一个流弹，幸而好，是打在左手手臂上的。他一把抓住王阿福就说，不得了，我气死了，气死了，不得了。王阿福好好的问他，才问出了个头脑。原来他决计不干了，为的是不愿意做亡国奴，不愿意做奸贼的走狗。王阿福骂他说，你现在明白了，又想跑路，明白人都混蛋，让湖涂虫在这里白送命，不行，不行，你得留下，要叫大家一块来干，要叫大家明白，自己来指挥，才能够真正的打胜日本人。他们正说着，陆得胜原是伏着的，他把头一抬，才看见有个军官在他们的旁边。军官立刻抓住他说，你来泄漏军部的秘密，好混账。立刻，他就拔出手枪把陆得胜枪毙了。他又对王阿福说，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干得好事。王阿福不等他说完，掉过枪头就是拍的一响，军官倒在地下。王阿福说了一声丢那妈的。 正在这个时候，前线乱哄哄退下来，日本军队的枪炮越逼越近。中国兵队的阵线里有好几个人，手里拿着传令旗，到处跳来跳去的喊着，浏河，日本兵来了两三万，那边我们已经退兵，这里赶快退，赶快退。 这样子，上海的中国兵大家慌慌张张的只好往后退走。上海暂时献给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的洋大人了。 王阿福的下落究竟怎样，到现在还没有知道呢。 [book_title]最低问题——狗彘食人之中国 秋白离中国两年，回来本急急想把在俄研究所得以及俄国现状，与国人一谈，不料到京三天，接触的中国现实状况，令我受异常的激刺，不得不先对中国说几句“逆耳之言”。 万里之外时时惦念着故乡，音信阻隔，也只隐隐约约听见国内“红白面打架的把戏”。一进北京才有人告诉我，去年上海金银业罢工工人竟遭“洋狗”噬啮，唐山罢工工人又受印度兵的蹂躏。中国政府原来是“率兽食人”的政府，谄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 我再想不到，两年之后回来见着一狗彘食人的中国！ 我两年不读的中国报上，却只见什么“最高问题”，什么“阁员问题”，“巡阅使问题”，制宪问题，……都是高高在上的中国，高等人物的大心事。我不知道，威海卫的问题，片马问题，英国派兵唐山，殴辱重庆学生以至于纵犬食人等问题，究竟值得衮衮诸公的一顾否？难道这些问题太“低”？这是以为“最高问题”不解决，阁员问题不解决，就可以断送片马，断送威海卫，任命苏皖赣巡阅使就是为着巡犬起见，白纸黑字的宪法草案就足以保证中国平民不受外人强力的剥夺其生命自由劳动权利呢？可怜的五四运动竟成历史的古事，可怜的中国“民意”竟如此之消沉。唉！ 这几天报上又见汉口的工人风潮，英商禁止工人结社，武装巡捕任意殴击逮捕工人，随便放枪。地方官对于此种丧权辱国的事情，只知道戒严，请问他防范的是谁，保护的又是谁？大概一般下等的苦力被捕挨打，算得什么事！真正只是“最低问题”，不值一顾。可是…… 中国的平民呵，你们不配谈最高问题，也得谈一谈最低问题呵。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那里去了！处于如此严酷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还只顾坐着静听人家谈最高问题制宪问题，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呵。我恐怕就是最高问题解决了，制定了一万万条的好宪法也没有用处。群众的平民，爱国的学生，有志的青年，也可以醒醒，不要再做华盛顿会议的黄梁梦了。 中国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假使不推倒世界列强的压迫，永无实现之日。世界人类的文化，被这一班“列强”弄得濒于死灭且不必说起，中国平民若还有点血气，无论如何总得保持我们汗血换来的吃饭权。全国平民应当亟亟兴起，——只有群众的热烈的奋斗，能取得真正的民主主义，只有真正的民主主义能保证中国民族不成亡国奴，切记切记！不然呢，我恐怕四万万“人”的地方，过两年就快变成英国猎狗的游猎场了。 1923年1月17日。 [book_title]乱弹（代序） 中国绅士的黄金时代，曾经有过自己的艺术。譬如“乾嘉之世”，或者更神秘些，“唐虞三代”。可是，要说咱们末世还记得“流风余韵”的，那还是说得近些罢。三代的“韶乐”，现在即使没有失传，至多也不过给吃租阶级的大魔王做做“配享”，例如上海第一名大市民哈同大出丧的时候，曾经用过“韶乐”；至于小市民，那是轮不到的了。倒是三代而下的乾嘉之世的“昆曲”，却跑到了上海的无线电里。这一个中国的“国粹”居然也发扬而光大起来了。不但第一名市民，就是第五六名等等，也可以偶然的欣赏欣赏。 “市民”（Citizen）是所谓自由的公民，这是和“奴隶”对待的名称。中国现在，只有所谓“绅商”才配叫做市民。但是，绅商和绅士已经不同了。商与士一字之差，在时间上至少隔了一世纪。而昆曲却不是绅商的艺术，而正是绅士等级的艺术。这老老实实是中国旧式绅士等级的艺术，而不仅是地主阶级的艺术。固然，乾嘉之世的绅士之中已经搀杂了些盐商“驵侩”，郑板桥之类的名士所瞧不起的；然而，他们始终也是盐官儿，至少也是类似于官的“准官儿”，他们也总要弄些身份，——例如：屁股可以不挨打，见官可以用大红名片的身份。总之，一定要加入那个绅士等级。当时，绅士等级的艺术，什么诗古文词，什么昆曲，都是和平民等级的艺术截然的分开的。昆曲原本是平民等级的歌曲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元曲几乎都是“下流的俗话”。可是，到了乾嘉之世，昆曲里面，早就给贵族绅士的文人，填塞了一大堆一大堆牛屎似的“饾饤”进去！这还是戏台上的歌剧吗？对不起，先要问一问：这所谓戏台是个什么样的戏台？这已经绝对不是草台班的戏台！昆曲已经被贵族绅士霸占了去，成了绅士等级的艺术。 听罢！昆曲的声调是多么“细腻”，多么“悠扬”，多么“转仄”，多么“深奥”。其实，那样的猥琐，那样的低微，真像它的主人的身份。昆曲的唱工要是拗转了嗓子，分辨着声母介母韵母，咬准那平上去入，甚至于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中国的四方块的谜画似的汉字，在这里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束缚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弄得简直不像活人嗓子里唱出来的东西。这的的确确是所谓“红氍毹上”的歌曲。在绅士的第宅——“状元及第”之第——里面有这么三开间或者五开间的花厅，一头铺上两丈开阔的红地毯，这就算戏台了。“戏台”前面三四步路的光景，就是听戏的大人老爷的座位，再后去十几步，二十步光景，是太太小姐“垂帘听曲”的地方。自然，这里可以听得清平上去入。而且唱昆曲的戏子，在当时还有许多和幕友一样，豢养在绅士的第宅或者衙门里面。他们本来和“倡优所畜”的文人清客是差不多的东西，同样是“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的。这种昆曲，当然不是给公馆衙门之外的平民小百姓听的。现在，“治于人的小人”，要想在无线电的播音里去听清楚昆曲的平上去入，自然是牛听弹琴，一窍不通了。 “乾嘉以降”不久，昆曲的清歌曼舞的绮梦，给红巾长毛的“叛贼”捣乱了，给他们的喧天动地的鼙鼓震破了。是的！乾嘉之世和同光之世之间，夹着这么一段“可怕可恨”的回忆。不知怎么一来，在同光之世，我们就渐渐，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远了，一直到差不多听不见。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簧，居然登了大雅之堂。这本来是草台班上的东西。高高的戏台搭在旷场上，四周围是没遮拦的，不但锣鼓要喧天，而且歌曲也要直着嗓子叫，才敌得过台底下打架相骂的吵闹，也配得上“乱弹”的别名。满腿牛屎满背汗的奴隶们，仰着头张着嘴的看着台上。歌词文雅不得，也用不着文雅，因为禁不起那唱戏的直着嗓子一叫，叫到临了：不押韵的也押韵了，平仄不调的也就调了！这是，这曾经是别一个等级的艺术。当然是平民等级的了。 然而，统治阶级不但利用这种原始的艺术，来施行奴隶教育；他们还要采取这些平民艺术的自由的形式，去挽救自己艺术的没落。于是乎请乱弹登大雅之堂。可惜，没有出息的绅士，始终是没有出息的；俗不可耐的商人市侩，始终是俗不可耐的。因此，乱弹就在绅士等级蜕化出来的绅商阶级的手里，重新走上所谓“雅化”的道路。樊樊山制军，袁寒云世子，王晓籁先生，某某老板等等，都来“爱美”一下，说句直译的俗话，就是客串一下，串得个珠圆玉润满纸琳琅。不但如此，连唱皮簧的戏子，尤其是以“做女人为职业”的男戏子，都一个个“绅商化”起来，做了院长副院长的大官。 这样，皮簧的乱弹又被绅商阶级霸占了去，成了绅商阶级的艺术。 这世界上的一切，其实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绅商阶级虽然已经是现代式的阶级，却仍旧带着等级的气味。他们连自己大吹大擂鼓吹着的所谓白话，都会变成一种新文言，写出许多新式的诗古文词——所谓欧化的新文艺。中国的商人必须变成绅士，正因为中国绅士保存着绅士的身份而来做商人了。所以乱弹已经不乱，白话也应当不白，欧化应当等于贵族化。一切都要套上马勒口，不准乱来；一切都要分出等级：用文雅的规律表示绅士的尊严，用奴才主义的内容放进平民艺术里，帮助束缚平民的愚民政策。 然而这个年头，总有一天什么都要“乱”。咱们“非绅士”的“乱”不但应当发展，而且要“乱”出个道理来。 于是乎，咱们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乱弹起来，这虽然不是机关枪的乱弹，却至少是反抗束缚的乱谈。 史铁儿 193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