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都市的人生 [book_author]张爱玲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307845 [book_dec]散文集，张爱玲著。《都市的人生》林林总总五十篇什，大多选自《流言》、《张看》等集子，此外还收集了一些散落在书刊中的单篇，计三十万言，包纳了张爱玲各个时期的散文力作。 [book_img]Z_19453.jpg [book_title]代序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微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一九四三年八月） [book_title]一· 纷繁家事 私语 “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那时候所说的，不是心腹话也是心腹话了罢？我不预备装模作样把我这里所再说的当做郑重的秘密，但是这篇文章因为是被编辑先生催逼着，仓促中写就的，所以有些急不择言了，所写的都是不必去想它，永远在那里的，可以说是下意识的一部分背景。就当它是在一个“月落如金盆”的夜晚，有人嘁嘁切切絮絮叨叨告诉你听的罢！ 今天早上房东派了人来测量公寓里热水汀管子的长度，大约是想拆下来去卖。我姑姑不由得感慨系之，说现在的人起的都是下流的念头，只顾一时，这就是乱世。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我姑姑与我母亲同住多年，虽搬过几次家，而且这些时我母亲不在上海，单剩下我姑姑，她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 近来不知为什么特别有打破东西的倾向。（杯盘碗匙向来不算数，偶尔我姑姑砸了个把茶杯，我总是很高兴地说：“轮到姑姑砸了！”）上次急于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推不开，把膝盖在门上一抵，豁朗一声，一块玻璃粉粉碎了，膝盖上只擦破一点皮，可是流下血来，直溅到脚面上，搽上红药水，红药水循着血痕一路流下去，仿佛吃了大刀王五的一刀似的。 给我姑姑看，她弯下腰去，匆匆一瞥，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我又去配了一块。 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第一个家在天津。我是生在上海的，两岁的时候搬到北方去。北京也去过，只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起来，颈上的皮逐渐下垂；探手到她颔下，渐渐有不同的感觉了。小时候我脾气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她姓何，叫“何干”。不知是哪里的方言，我们称老妈子为什么干什么干。何干很像现在时髦的笔名：“何若”，“何之”，“何心”。 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 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唱出来，“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谜底是剪刀。还有一本是儿歌选，其中有一首描写最理想的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只记得一句“桃枝桃叶作偏房，”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了。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志演义给我听，我喜欢他，替他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叫“毛物”。毛物的两个弟弟就叫“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叫“毛物新娘子”，简称“毛娘”。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心计很深的女人，疤丫丫后来嫁了三毛物，很受毛娘的欺负。当然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他们是南京人，因此我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以后他们脱离我们家，开了个杂货铺子，女佣领了我和弟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努力地买了几只劣质的彩花热水瓶，在店堂楼上吃了茶，和玻璃罐里的糖果，还是有一种丰足的感觉。然而他们的店终于蚀了本，境况极窘。毛物的母亲又怪两个媳妇都不给她添孙子，毛娘背地里抱怨说谁教两对夫妇睡在一间房里，虽然床上有帐子。 领我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我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我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她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 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我说不出话来。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春成粉，搀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 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后来我父亲在外面娶了姨奶奶，他要带我到小公馆去玩，抱着我走到后门口，我一定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我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到了那边，我又很随和地吃了许多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 家里给弟弟和我请了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我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大约是因为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把我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 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榻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有一种紧紧的仇红的快乐。 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女佣告诉我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我父亲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我母亲还告诉我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我和弟弟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我选择的，而且我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父母终于协议离婚。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和我母亲一同搬走了，父亲移家到一所虚堂房子里。（我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他们的离婚，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幸而条约上写明了我可以常去看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我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因此对于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善，向来是打成一片的，不是像一般青年所想的那样灵肉对立，时时要起冲突，需要痛苦的牺牲。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然而来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我父亲要结婚了。我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 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在家里虽然看到我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受磨折，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来，也客客气气敷衍过去了。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做诗。一共做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 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 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 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他上楼去了，我立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我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他走了之后，何干向我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我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了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我独自在楼下的一间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炕床上睡了。 第二天，我姑姑来说情，我后母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她开口我父亲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姑姑也打伤了，进了医院。没有去报巡捕房，因为太丢我们家的面子。 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何干怕我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我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我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更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将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正在筹划出路，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天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摺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我补书预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考进大学，但是因为战事，不能上英国去，改到香港，三年之后又因为战事，书没读完就回上海来。公寓里的家还好好的在那里，虽然我不是那么绝对地信仰它了，也还是可珍惜的。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 写到这里，背上吹的风有点冷了，走去关上玻璃门，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可爱又可哀的年月呵！ （一九四四年七月） 天才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决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 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一九三九年） 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钱 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薯。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立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 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的感觉。 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罢？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的，也许因为这于我还是新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谛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从前的文人是靠着统治阶级吃饭的，现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 赚的钱虽不够用，我也还囤了点货。去年听见一个朋友预言说：近年来老是没有销路的乔琪绒，不久一定要入时了，因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时装翻不出什么新花样来，势必向五年前的回忆里去找寻灵感。于是我省下几百元来买了一件乔琪绒衣料。囤到现在，在市面上看见有乔琪绒出现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却又希望卖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这样充满了矛盾。上街买菜去，大约是带有一种落难公子的浪漫的态度罢？然而最近，一个卖菜的老头称了菜装进我的网袋的时候，把网袋的绊子衔在嘴里衔了一会儿。我拎着那湿濡的绊子，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自己发现与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兴——好像是一点踏实的进步，也说不出是为什么。 穿 张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我没有资格进他的小说，也没有这志愿。 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他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有时候又嫌日子过得太快了，突然长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伤心，认为是终身的遗憾。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学毕业后跟着母亲过。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我到香港去读大学，后来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我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与“和谐”两条规矩——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绿，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扳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妇宋惠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 现代的中国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从前所知道的。 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非得让店伙一卷一卷慢慢地打开来。把整个的店铺搅得稀乱而结果什么都不买，是很难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飘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飘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种叫不出名字来的颜色，青不青，灰不灰，黄不黄，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护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里面也有秘艳可爱的，照在身上像另一个宇宙里的太阳。但是我总觉得还不够，还不够，像Van Gogh画图，画到法国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总嫌着色不够强烈，把颜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来，油画变了浮雕。 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这样地生活在自制的戏剧气氛里，岂不是成了“套中人”了么？（契诃夫的《套中人》，永远穿着雨衣，打着伞，严严地遮住他自己，连他的表也有表袋，什么都有个套子。）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 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岁，我母亲那时候不在中国。我父亲的姨太太是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妓女，名唤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我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我说：“喜欢你。”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心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地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酱萝卜，蛤蟆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份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再合式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仪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眼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一九四四年五月） 姑姑语录 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她照例说她不懂得这些，也不感到兴趣——因为她不喜欢文人，所以处处需要撇清。可是有一次她也这样说了：“我简直一天到晚的发出冲淡之气来！” 有一天夜里非常的寒冷。急急地要往床里钻的时候，她说：“视睡如归。”写下来可以成为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 洗头发，那一次不知怎么的头发很脏很脏了，水墨黑。她说：“好像头发掉色似的。” 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她读了苏青和我对谈的记录，（一切书报杂志，都要我押着她看的。她一来就声称“看不进去”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关于职业妇女她也有许多意见。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同。普通的妇女职业，都不是什么专门技术的性质，不过是在写字间里做人罢了。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将来她也许要写本书关于女人就职的秘诀，譬如说开始的时候应当怎样地“有冲头”，对于自己怎样地“隐恶扬善”然而后来又说：“不用劝我写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里专管打电报，养成了一种电报作风，只会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费来太不上算了！”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活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从前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吃吃艾艾的演说：“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了。” “爱德华七世路”（爱多亚路）我弄错了当做是“爱德华八世路”，她说：“爱德华八世还没有来得及成马路呢。” 她对于我们张家的人没有多少好感——对我比较好些，但也是因为我自动地粘附上来，拿我无可奈何的缘故。就这样她也常常抱怨：“和你住在一起，使人变得非常唠叨（因为需要嘀嘀咕咕）而且自大（因为对方太低能）。” 有一次她说到我弟弟很可怜地站在她眼前：“一双大眼睛吧达吧达望着我。”“吧达吧达”四个字用得真是好，表现一个无告的男孩子沉重而潮湿地目夹着眼。 她说她自己：“我是文武双全，文能够写信，武能够纳鞋底。”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顶喜欢收到她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细细写在极薄的粉红拷贝纸上，（是她办公室里省下来的，用过的部分裁了去，所以一页页大小不等，读起来淅沥沙辣作脆响。）信里有一种无聊的情趣，总像是春夏的晴天。语气很平淡，可是用上许多惊叹号，几乎全用惊叹号来做标点，十年前是有那么一派的时髦文章的吧？还有，她老是写着“狠好”，“狠高兴”，我同她辩驳过，她不承认她这里应当用“很”字。后来我问她：“那么，‘凶狠’的‘狠’字，姑姑怎么写呢？”她也写作“狠”。我说：“那么那一个‘很’字要它做什么呢？姑姑不能否认，是有这么一个字的。”她想想，也有理。我又说：“现在没有人写‘狠好’了。一这样写，马上把自己归入了周瘦鹃他们那一代。”她果然从此改了。 她今年过了年之后，运气一直不怎么好。越是诸事不顺心，反倒胖了起来。她写信给一个朋友说：“近来就是闷吃闷睡闷长。好容易决定做条裤子，前天裁了一只腿，昨天又裁了一只腿，今天早上缝了一条缝，现在想去缝第二条缝。这条裤子总有成功的一日吧？” 去年她生过病，病后久久没有复元。她带一点嘲笑，说道：“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淡紫红的半透明。襟上挂着做个装饰品吧，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面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除非把它悬空宕着，做个扇坠什么的。然而它只有一面是光滑的，反面就不中看；上头的一个洞，位置又不对，在宝石的正中。 姑姑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一九四五年五月） 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罢？”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 ——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起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一九四四年七月） 夜营的喇叭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我说：“又吹喇叭，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 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 我说：“哪，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 公寓生活记趣 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份；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 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哗，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缒下篮子去买过东西。（想起“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了。她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了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也不是丝袜了！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心惊肉跳的奢侈。）也许我们也该试着吊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 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统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刺好了些罢？”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蔑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 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搀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 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 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罢？不幸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地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拶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磁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 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book_title]二· 女性风景 炎樱语录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描写一个女人的头发，“非常非常黑，那种黑是盲人的黑。”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 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 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 吉利 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一九四五年五月） 双声 獏梦（我替她取名“炎樱”她不甚喜欢，恢复了原来的姓名“莫黛”，“莫”是她姓的译音，“黛”是皮肤黑，然后她自己从阿部教授那里，发现日本古传说里有一种吃梦的兽叫做“獏”就改“莫”为“獏”，“獏”可以代表她的为人，而且云黛高耸，本来也像个有角的小兽。“獏黛”读起来不大好听，有点像“麻袋”，有一次在电话上又被人听错了当作“毛头”，所以又改为“嫫梦”。这一次又有点像“獏姆”。可是我不预备告诉她了。）与张爱玲一同去买鞋。两人在一起，不论出发去做什么事，结局总是吃。 “吃什么呢？”獏梦照例要问。 张爱玲每次都要想一想，想到后来还是和上次相同的回答：“软的，容易消化的，奶油的。” 在咖啡馆里，每人一块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热巧格力加奶油，另外再要一份奶油。虽然是各自出钱，仍旧非常热心地互相劝诱：“不要再添点什么吗？真的一点都吃不下了吗？”主人让客人的口吻。 张爱玲说：“刚吃好，出去一吹风要受凉的，多坐一会好么？“坐定了，长篇大论说起话来；话题逐渐严肃起来的时候，她又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很像一个座谈会了。” 起初獏梦说到圣诞节的一个跳舞会：“他们玩一种游戏，叫做：‘向最智慧的鞠躬，向最美丽的下跪，向你最爱的接吻。’” “哦。许多人向你下跪吗？” 獏梦在微明的红灯里笑了，解释似地说：“那天我穿了黑的衣裳，把中国小孩旧式的围嘴子改了个领圈——你看见过的那围嘴子，金线托出了一连串的粉红蟠桃。那天我实在是很好看。” “唔。也有人说你是他最爱的吗？” “有的。大家乱吻一阵，也不知是谁吻谁，真是傻。我很讨厌这游戏，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不加入，更显得傻。我这人顶随和。我一个朋友不是这样说的吗：‘现在你反对共产主义，将来万一共产了，你会变成最活动的党员，就因为你绝对不能做个局外人。’——看你背后有什么。” “噢，棕榈树，”张爱玲回头一看，盆栽的小棕树手爪样的叶子正罩在她头上，她不感兴趣地拨了拨它，“我一点也不觉得我是坐在树底下。”咖啡馆的空气很菲薄，苹果绿的墙，粉荷色的小灯，冷清清没有几个人。“他们都是吻在嘴上的么，还是脸上？” “当然在嘴上，他们只有吻在嘴上才叫吻。” “光是嘴唇碰着的，银幕上的吻么？” “不是的。” “哦。” “真讨厌，我只有一种兽类的不洁的感觉。”獏梦不愉快的时候，即刻换一种薄薄的，单寒的喉咙，与她腴丽的人完全不相称。“可是我装得很好，大家还以为我玩得非常高兴呢，谁也看不出我的嫌恶。” “上海那些杂七骨董的外国人，美国气很重，这样的‘颈会’（注：英文用‘颈’字作为动词，专指当众的拥抱接吻，和中国的‘交颈’意思又两样）在他们是很普通的罢？” “也许我是太老式，我非常的不赞成。不但是当众，就是没人在——如果一个男人是认真喜欢你的，他还当你也一样地喜欢他，这对于他是不公平的，给他错误的印象。至于有时候，根本对方不把你看得太严重，再给他种种自由，自己更显得下贱。” “的确是不好。桃乐赛狄斯说的——引经据典引到狄斯女士信箱，好像太浅薄可笑，可是狄斯女士有些话实在是很对她说美国的年青人把‘颈’看得太随便了，弄惯了，什么都稀松平常，等到后来真的遇见了所爱的人，应当在身体的接触上得到大的快乐，可是感情已经钝化了，所以也是为他们自己的愉快打算” 獏：也许他们等不及呢——情愿零零碎碎先得到一点愉快。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们喜欢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不对；如果一个女孩子本身并没有需要，只是为了一时风气所趋，怕人笑她落后或是缺乏性感，也不得不从众，那我想是不对。 张：可是，如果她感到需要的话，这样挑拨挑拨也是很危险的，进一步引到别的上头，会有比较严重的结果。你想不是么？接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獏：嗳，对了。 张：如果她不感到需要，当然逼迫自己也是很危险的——印象太坏了，会影响到以后的性心理。 獏：只有俄国女人是例外。俄国女孩子如果放浪一点，也是情有可原，她们老得特别的快，结婚没有多时就胖得像牛。以后无论她们需要不需要，反正没有多少罗曼斯了。 真的，俄国女人年纪大一点就简直看不得。古话说：“没结婚，先看看你的丈母娘。”（原因丈母娘就是妻子老来的影子）如果男人真照这样做，所有的俄国女人全没有结婚的机会了！那天的宴会有几个俄国青年编了一出极短的戏，很有趣，叫“永远的三角”。非常简单，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迎面走来，抱住了，同声说：“我的爱！” 窗外有个人影子一闪，女人急了，说：“我的丈夫！”男人匆匆地要溜，说：“我的帽子！”完了。 张：真好！不知为什么，白俄年青的时候有许多聪明的，到后来也不听见他们怎样，从来没有什么成就。杂种人也是这样，又有天才，又精明，会算计（——突然地，她为獏梦恐惧起来）。 獏：是的，大概是因为缺少鼓励。社会上对他们总有点歧视。 张：不，我想上海在这一点上倒是很宽容的，什么都是自由竞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背景，不属于哪里，沾不着地气。 獏：也许。哎，我没有说完呢，关于他们的戏。还有“永远的三角在英国”——妻子和情人拥抱着，丈夫回来撞见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点借口，拿了他的雨伞，重新出去了。“永远的三角在俄国”——妻子和情人拥抱，丈夫回来看见了，大怒，从身旁拔出三把手枪来，给他们每人一把各自对准了太阳穴。轰然一声，同时自杀了。 张：真可笑！真像！ 獏：妒忌这样东西真是拿它无法可想。譬如说，我同你是好朋友。假使我有丈夫，在他面前提起你的时候，我总是说你的好处，那么他当然，只知道你的好处，所以非常喜欢你。那我又不情愿了如果是你呢？ 张：我也要妒忌的。 獏：又不便说明，闷在心头，对朋友，只有在别的上头刻毒些——可以很刻毒。多年的感情渐渐的被破坏，真是悲惨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明的。你答应我，如果有这样的一天，你就对我说：“獏梦，我妒忌了。你留神一点，少来来！” 张：（笑）好的，一定。 獏：我不大能够想象，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丈夫在吻你，我怎么办——口吐白沫大闹一场呢，还是像那英国人似的非常窘，悄悄躲出去。——还有一点奇怪的，如果我发现我丈夫在吻你，我妒忌的是你而不是他—— 张：（笑起来）自然应当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你有时候头脑非常混乱。 獏：（继续想她的）我想我还是会大闹的。大闹过后，隔了许多天，又懊悔起来，也许打个电话给你，说：“张爱（因为”爱玲“这种名字太难听，所以有时要称“张爱”。），几时来看看我罢！” 张：我是不会当场发脾气的，大约是装做没看见，等客人走了，背地里再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也是多余的，我总觉得一个男人有充分的理由要吻你。不过原谅归原谅，这到底是不行的。 獏：当然！堂堂正正走进来说：“喂，这是不行的！” 张：在我们之间可以这样，换了一个别的女人就行不通。发作一场，又做朋友了，人家要说是神经病。而且麻烦的是，可妒忌的不单是自己的朋友。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越脾气大。忍忍就好了。 獏：不过这多讨厌呢，常常要疑心——当然你想着谁都是喜欢他的，因为他是最最好的——不然也不会嫁给他了。生命真是要命的事！ 张：关于多妻主义—— 獏：理论上我是赞成的，可是不能够实行。 张：我也是。如果像中国的弹词小说里的，两个女人是姊妹或是结拜姊妹呢？ 獏：只有更糟。 张：是的。可是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 獏：幸而现在还轮不到我们。欧洲就快要实行多妻主义了，男人死得太多——看他可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想出来。 张：（猝然，担忧地）獏梦，将来你老了的时候预备穿什么样衣服呢？ 獏：印度装的披纱——我想那是最慈悲的。不管我将来嫁给印度人或是中国人，我要穿印度的披纱——石像的庄严，胖一点瘦一点都没有关系。或者，也许中国旧式的袄裤张：（高兴起来）嗳，对了，我也可以穿长大的袄裤，什么都盖住了，可是仍旧很有样子；青的，黑的，赭黄的，也有许多陈年的好颜色。 獏：哪，现在你放心了！对于老年没有恐惧了，是不是？从来没看见张爱这样的人！连将来她老了的时候该穿什么衣服都要我预先决定！是不是我应当在遗嘱上写明白了：几年以后张爱可以穿什么什么 张：（笑）不是的——你知道我最恨现在这班老太太，怎么黯淡怎么穿，瑟瑟缩缩的，如果有一点个性，就是教会气。 外国老太太们倒是开通，红的花的都能穿，大块的背脊上，密密的小白花，使人头昏，蓝底子印花绸，红底子印花布，包着不成人形的肉，真难看！ 獏：噢，你记得上回我跟一个朋友讨论东西洋的文化，我忽然想起来有一点我要告诉他：西方的时装也是一代否定一代的，所以花样翻新，主意非常多；而印度的披纱是永久的，慢慢地加一点进去，加一点进去，终于成了定型，有普遍的包涵的美，改动一点小节都不可能。还有，关于日本文化我对于日本文化的迷恋，已经过去了。 张：啊，我也是！三年前，初次看见他们的木板画，他们的衣料，瓷器，那些天真的，红脸的小兵，还有我们回上海来的船上，那年老的日本水手拿出他三个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路过台湾，台湾的秀丽的山，浮在海上，像中国的青绿山水画里的，那样的山，想不到，真的有！日本的风景听说也是这样。船舱的窗户洞里望出去，圆窗户洞，夜里，海湾是蓝灰色的，静静的一只小渔船，点一盏红灯笼那时候真是如痴如醉地喜欢看呀！ 獏：是的，他们有一种稚气的风韵，非常可爱的。 张：对于我，倒不是完全因为他们的稚气，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有一种含蓄的空气。 獏：嗳，好的就是那种空气。譬如说山上有一层银白的雾，雾是美的，然而雾的后面还是有个山在那里。山是真实。他们的雾，后面没有山。 张：是的，他们有许多感情都是浮面的。对于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他们没有感情；对于熟悉的东西，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规定的感情——“应当怎样想。” 獏：看他们的画，在那圆熟娴丽之中，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虚心地等待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张：他们还是不加解释的好。我不过讲到很少的。在文学我想我知道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就不及美术。就连新的地方，他们所做的也是常没有对的。 獏：啊，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比例，我想过樱花，樱花开起来不结果子的，同样地他们的文明恐怕不会不真实。 张：你说得真好。但是，很悲哀，以前我一直不大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悲哀，听他们的音乐，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最大的试验，他们不快乐。怎样是好，我们很难知道。但是，如果快乐，就是不好。也近了。 獏：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獏：我也是。 张：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地不喜欢了。 獏：是的，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 张：初看是那么的深而狭，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 獏：就连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点疑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 张：啊，不过，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这有点不公平了。 獏：（笑）我自己也害怕。这样地没长性，喜欢了又丢掉，一来就粉碎了幻像。 张：我想是应当这样的，才有个比较同进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真是！ 獏：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别人说这些，人家尽管点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走开罢！ 张：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 獏：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女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不像中国人，可以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的一方面。日本人是不能一半一半的。 獏：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奇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中偏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峨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没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獏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颤抖着）真冷！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獏：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神旺的天气！ 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淇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獏：呵，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我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獏梦，比你还自私！” 獏：呵，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 獏：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吗？ 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獏：呵，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吗？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 獏：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 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问獏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獏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五十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我看苏青 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久流长的；造成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没法子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义的书。 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从前她进行离婚，初出来找事的时候，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女职员，女教师，大不相同，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直接，所以，虽然这是一切职业女人的危机，我格外地为苏青顾虑到这一点。）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惆怅。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俏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地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这些以后再谈罢，现在且说她的人。她这样问过我：“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在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奇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罢，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 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 譬如说，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到得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谛克的。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辟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格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滚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豆绿糯米瓷的茶碗，堆等高高的一盆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镑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也许我见识得不够多，所以这样想。 我对于声色犬马最初的一个印象，是小时候有一次，在姑姑家里借宿，她晚上有宴会，出去了，剩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对门的逸园跑狗场，红灯绿灯，数不尽的一点一点，黑夜里，狗的吠声似沸，听得人心里乱乱地。街上过去一辆汽车，雪亮的车灯照到楼窗里来，黑房里家具的影子满房跳舞，直飞到房顶上。 久已忘记这一节了。前些时有一次较紧张的空袭，我们经济力量够不上逃难（因为逃难不是一时的事，却是要久久耽搁在无事可做的地方），轰炸倒是听天由命了，可是万一长期地断了水，也不能不设法离开这城市。我忽然记起了那红绿灯的繁华，云里雾里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只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嗒滴嗒走。蜡烛放在热水汀上的一块玻璃板上，隐约照见热水汀管子的扑落，扑落上一个小箭头指着“开”，另一个小箭头指着“关”，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了呀！ 一只钟滴嗒滴嗒，越走越响，将来也许整个的地面上见不到一只时辰钟。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并不喜欢，绣出来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军窑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我于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满了计划的。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在那边三年，于我有益的也许还是偷空的游山玩水，看人，谈天，而当时总是被逼迫着，心里很不情愿的，认为是糟蹋时间。我一个人坐着，守着蜡烛，想到现在，近两年来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我应当有数。 后来看到《天地》，知道苏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难过。 然而这末日似的一天终于过去。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听见隔壁房里嗤嗤嗤拉窗帘的声音；后门口，不知哪一家的男佣人在同我们阿妈说话，只听见嗡嗡的高声，不知说些什么，听了那声音，使我更觉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窝里，外面的屋瓦上应当有白的霜——其实屋上的霜，还是小时候在北方，一早起来常常见到的，上海难得有——我向来喜欢不把窗帘拉上，一睁眼就可以看见白天。即使明知遭这一天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这堂堂的开头也可爱。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边，就要去睡觉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灯市的记载。可是我真可笑，用铁钳夹住火杨梅似的红炭基，只是舍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后，灿烂地大烧一下子就没有了。虽然我马上就要去睡了，再烧下去于我也无益，但还是非常心痛。这一种吝惜，我倒是很喜欢的。 我有一件蓝绿的薄棉袍，已经穿得很旧，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来，才上身，又脱下来，唯其因为就快坏了，更是看重它，总要等再有一件同样的颜色的，才舍得穿。吃菜我也不讲究换花样。才夹了一筷子，说：“好吃，”接下去就说：“明天再买，好么？”永远蝉联下去，也不会厌。姑姑总是嘲笑我这一点，又说：“不过，不知道，也许你们这种脾气是载福的。”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我对姑姑说：“姑姑虽然经过的事很多，这一类的经验却是没有的。没做过穷学生，穷亲戚。其实我在香港的时候也不至于穷到那样，都是我那班同学太阔了的缘故。”姑姑说：“你什么时候做过穷亲戚的？”我说：“我最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离开父亲家不久，舅母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她要把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我穿。我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红了脸，眼泪滚下来了。我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真是小气得很，把这些都记得这样牢，但我想于我也是好的。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 想到贫穷，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亲与姑姑那里，时刻感到我不该拖累了她们，对于前途又没有一点把握的时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兴，因为我想吃包子，用现成的芝麻酱作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包子上面皱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皱了起来，一把抓似的，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东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是什么滋味。好像我还是笑着说“好吃”的。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愿意想起。 看苏青文章里的记录，她有一个时期的困苦的情形虽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响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个性的关系。 姑姑常常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们纵有缺点，好像都还不俗。有时候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为《倾城之恋》的戏写了篇宣传稿子，拟题目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浮起的是：“倾心吐胆话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话廿年”之类的题目，有一向是非常时髦的，可是被我一学，就俗不可耐。 苏青是——她家门口的两棵高高的柳树，初春抽出了淡金的丝，谁都说：“你们那儿的杨柳真好看！”她走出走进，从来就没看见。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种无意的隽逸，譬如今年过年之前，她一时钱不凑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书又掉下来，《结婚十年》龙凤帖式的封面纷纷滚在雪地里，真是一幅上品的图画。 对于苏青的穿着打扮，从前我常常有许多意见，现在我能够懂得她的观点了。对于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于她自己，是得用；于众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对于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苏青的作风里极少“玩味人间”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同着看看。我们三个人一同到那时装店去，炎樱说：“线条简单的于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领首先去掉，装饰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头过度的垫高也灭掉。最后，前面的一排大钮扣也要去掉，改装暗钮。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 我在旁边笑了起来，两手插在雨衣袋里，看着她。镜子上端的一盏灯，强烈的青绿的光正照在她脸上，下面衬着宽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幢幢的，更显明地看见她的脸，有一点惨白。她难得有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我想到“乱世佳人”。 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她的家族观念很重，对母亲，对弟妹，对伯父，她无不尽心帮助，出于她的责任范围之外。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那还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她的恋爱，也是要求可信赖的人，而不是寻求刺激。她应当是高等调情的理想对象，伶俐倜傥，有经验的，什么都说得出，看得开，可是她太认真了，她不能轻松。也许她自以为是轻松的，可是她马上又会怪人家不负责。 这是女人的矛盾么？我想，倒是因为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的缘故。 高级情调的第一个条件是距离——并不一定指身体上的。保持距离，是保护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应用到别的上面，这可能说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结果生活得轻描淡写的，与生命之间也有了距离了。苏青在理论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苏青来提倡距离，本来就是笑话，因为她是那样的一个兴兴轰轰火烧似的人，她没法子伸伸缩缩，寸步留心的。 我纯粹以写小说的态度对她加以推测，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这样。 有一次我同炎樱说到苏青，炎樱说：“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苏青认为她就吃亏在这里。男人看得起她，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可是苏青我们不能说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过是一个直截的女人，谋生之外也谋爱，可是很失望，因为她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样地也坏。她又有她天真的一面，轻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后很快地又发现他卑劣之点，一次又一次，憧憬破灭了。 于是她说：“没有爱，”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种藐视的风情。 但是她的讽刺并不彻底，因为她对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爱好，她不能发展到刻骨的讽刺。 在中国现在，讽刺是容易讨好的。前一个时期，大家都是感伤的，充满了未成年人的梦与叹息，云里雾里，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看穿一切，进到讽刺。喜剧而非讽刺喜剧，就是没有意思，粉饰现实。本来，要把那些滥调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感伤之外还可以有感情。因为满眼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东西，就把这残缺不全认作真实：——性爱就是性行为；原始的人没有我们这些花头不也过得很好的么？是的，可是我们已经文明到这一步，再想退保兽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 从前在学校里被逼着念《圣经》，有一节，记不清了，仿佛是说，上帝的奴仆各自领了钱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拿得少的人，连那一点也不能保，上帝追还了钱，还责罚他。当时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实在很难懂，我想在这里多解释两句，也还怕说不清楚。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有一阵子，外间传说苏青与她离了婚的丈夫言归于好了。 我一向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听了却是很担忧。后来知道完全是谣言，可是想起来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结婚是一大半家里做主的，两人都是极年青，一同读书长大，她丈夫几乎是天生在那里，无可选择的，兄弟一样的自己人。如果处处觉得，“还是自己人！”那么对他也感到亲切了，何况他们本来没有太严重的合不来的地方。然而她的离婚不是赌气，是仔细想过来的。跑出来，在人间走了一遭，自己觉得无聊，又回去了，这样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苏青是接受不了的。她会变得喑哑了，整个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苏青另外有爱人，不论是为了片刻的热情还是经济上的帮助，总比回到她丈夫那里去的好。 然而她现在似乎是真的有一点疲倦了。事业，恋爱，小孩在身边，母亲在故乡的匪氛中，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问题，许许多多牵挂。照她这样生命力强烈的人，其实就有再多的拖泥带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还是因为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块，缺少统一的感情的缘故。如果可以把恋爱隔开来作为生命的一部，一科，题作“恋爱”，那样的恋爱还是代用品罢？ 苏青同我谈起她的理想生活。丈夫要有男子气概，不是小白脸，人是有架子的，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又还有点落拓不羁。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常常请客，来往的朋友都是谈得来的，女朋友当然也很多，不过都是年纪比她略大两岁，容貌比她略微差一点的，免得麻烦。丈夫的职业性质是常常要有短期的旅行的，那么家庭生活也不至于太刻板无变化。丈夫不在的时候也可以匀出时间来应酬女朋友（因为到底还是不放心）。偶尔生一场病，朋友都来慰问，带了吃的来，还有花，电话铃声不断。 绝对不是过份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是那种安定的感情。要一个人为她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的确很难，但这是个性的问题。 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难当然是难找。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嘴里的“花信年华”，不是已经有迟暮之感了吗？可是我从小看到的，尽有许多三四十岁的美妇人。《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决不止三十岁，因为恐怕这一点不能为读者大众所接受，所以把她改成二十八岁（恰巧与苏青同年，后来我发现），我见到的那些人，当然她们是保养得好，不像现代职业女性的劳苦。有一次我和朋友谈话之中研究出来一条道理，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 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普通的确是如此。苏青现在是可以生活得很从容的，她的美又是最容易保持的那一种，有轮廓，有神气的。——这一节，都是惹人见笑的话，可是实在很要紧——有几个女人是为了她灵魂的美而被爱？ 我们家的女佣，男人是个不成器的裁缝。然而那一天空袭过后，我在昏夜的马路上遇见他，看他急急忙忙直奔我们的公寓，慰问老婆孩子，倒是感动人的。我把这个告诉苏青，她也说：“是的”稍稍沉默了一下。逃难起来，她是只有她保护人，没有人保护她的，所以她近来特别地胆小，多幻想，一个惯坏了的小女孩在梦魇的黑暗里。她忽然地会说：“如果炸弹把我的眼睛炸坏了，以后写稿子还得嘴里念出来叫别人记，那多要命呢——”，这不像她平常的为人。心境好一点的话，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本来我想写一篇文章关于几个古美人，总是写不好。里面提到杨贵妃。杨贵妃一直到她死，三十八岁的时候，唐明皇的爱她，没有一点倦意。我想她决不是单靠着口才和一点狡智，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具有肉体美的女人。还是因为她的为人的亲热，热闹。有了钱就有热闹，这是很普遍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帝王家的富贵，天宝年间的灯节，火树银花，唐明皇与妃嫔坐在楼上像神仙，百姓人山人海在楼下参拜；皇亲国戚攒珠嵌宝的车子，路人向里窥探了一下，身上沾的香气经月不散；生活在那样迷离恍惚的戏台上的辉煌里，越是需要一个着实的亲人。所以唐明皇喜欢杨贵妃，因为她于他是一个妻而不是“臣妾”。我们看杨妃梅妃争宠的经过，杨妃几次和皇帝吵翻了，被逐，回到娘家去，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与历代宫闱的阴谋，诡秘森惨的，大不相同。也就是这种地方，使他们亲近人生，使我们千载之下还能够亲近他们。 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的光，听得见哗栗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 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拥上前来，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从来没有这么冷过！ 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我抱歉地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份，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常常她有精彩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下来呢？”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礼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我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我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阿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 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 对谈者：苏青、张爱玲 时　间：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 地　点：上海 张爱玲女士是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地是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来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她们所写的都是她们自己的事。由女人来写女人，自然最适当，尤其可贵的，似乎在她们两位的文章里，都代表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就是在她们个人的谈话中，记者也常可以听到她们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独特的见解，因此本社特约苏张两女士举行对谈，而以当前中国的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对谈题材。对谈的结果非常好，更难得的是她们两位对于记者所问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记者愿意在这里向读者们郑重介绍以下的对谈记录，并向参加对谈的苏张两君表示谢意。 记　者：今天预定对谈的是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承蒙你们二位准时出席，非常感谢。今天对谈的题目范围甚广，我想先从妇女职业问题谈起吧！苏青女士已从家庭妇女变成了职业妇女，同时在苏女士的文章里似乎时常说职业妇女处处吃亏，这样说来，苏女士是不是主张妇女应该回到闺房里去的？ 苏　青：妇女应不应该就职或是回到家庭去，我不敢作一定论。不过照现在的情形看，职业妇女实在太苦了，万不及家庭妇女那么舒服。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时候，总以为职业妇女是神圣的，待在家庭里是难为情的，便是结婚以后，还以为留在家里是受委屈，家庭的工作并不是向上性的，现在做了几年职业妇女，虽然所就的职业不能算困苦，可是总感到职业生活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现在大多数的职业妇女也并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全家了，仅是贴补家用或是个人零用而已，而外界风气也有转变（可以说是退潮的时期），对之并不感到如何神圣而予以尊视，故目下我们只听到职业妇女嫁人而没有听到嫁了人的妇女自愿无故放弃家庭去就职。这实在是职业妇女最大的悲哀。 记　者：所谓职业妇女的痛苦是不是指工作的辛苦？ 职业妇女的苦闷 苏　青：是呀，工作辛苦是一端，精神上也很痛苦。职业妇女，除了天天出去办公外，还得兼做抱小孩子洗尿巾、生煤球炉子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了，家里事务都可以交给妻子，因此职业妇女太辛苦了，再者，社会人士对于职业妇女又决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谅的，譬如女人去经商，男人们还是要千方百计赚她的钱，抢她的帽子，想来的确很痛苦。还要顾到家庭，的确很辛苦。 张爱玲：不过我觉得，社会上人心险恶，那本来是这样的，那是真实。如果因为家庭里的空气甜甜蜜蜜，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天地，所以说家里比社会上好，那不是有点像逃避现实么？ 苏　青：从感情上讲，在家里受了气，似乎无关紧要，一会儿就恢复了，但在社会上受了气，心里便觉得非常难过，决不会容易忘怀的。 张爱玲：嗳，真的！有一次我看见个阿妈打她的小孩子，小孩子大哭，阿妈说：“不许哭！”他抽抽噎噎，渐渐静下来了。母子之间，僵了一会，他慢慢地又忘了刚才那一幕。“姆妈”这样，“姆妈”那样，问长问短起来。闹过一场，感情像经过水洗的一样。骨肉至亲到底是两样的。 苏　青：不知怎样，在家里即使吃了亏，似乎可以宽恕，在社会上吃了亏，就记得很牢。 张爱玲：我并不是根据这一点就主张女子应当到社会上去，不应当留在家庭里。我不过是说：如果因为社会上人心坏而不出去做事，似乎是不能接受现实。 记　者：你们所谓“人心险恶”，恐怕不过是女性方面的看法，以男性来说，他们是必须要到社会上去的，因为要生活。而女性则不然，因为她们还有一个家庭可以作逋逃薮，像男人就无法逃回家庭去，女人因为还有家庭可回，所以觉得人心太险恶了。其实社会人心的险恶，向来如此，男性是一向遭遇惯了的。职业女性的吃亏恐怕还是由于社会轻视女性的见地，但是女性也有占便宜处，像跑单帮女人就处处占便宜。我想请问一问，就是妇女应不应就职？ 苏　青：我讲，虽不一定是“应该”，但已确实是“需要”的。 不过问题是职业妇女除做事外还得兼顾家务，不像男职员的工作那么单纯。家务工作尤其浪费时间，我觉得烧三个人吃的菜比烧一个人的菜，工作并不加重多少，但每一家都各自烧菜，许多妇女的时间精神都浪费在这上面，所以我主张职业妇女的家庭工作应该设法减少，譬如解决管理孩子问题可以组织里弄托儿所，关于洗衣，如有价廉而工作好的洗衣店，那洗衣又何必自己动手呢？同样的，烧饭也不必一定要亲自动手，要吃饭，上公共食堂不就得了？当然，偶然高兴，自己烧一次菜，也不会觉得讨厌。我总觉得家庭里不必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像上小菜场的讨价还价，以及轧电车等等。假使商店都是划一价钱的，女人就不必跑来跑去去拣，或是到处讨价还价了，岂不爽快。 张爱玲：我觉得现在，妇女职业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了。生活程度涨得这样高，多数的男人都不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养家，妇女要完全回到厨房里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多少就需要一点副业，贴补家用。 苏　青：我所谓职业妇女太苦，综括起来说：第一是必须兼理家庭工作，第二是小孩没有好好的托儿所可托。第三是男人总不大喜欢职业妇女，而偏喜欢会打扮的女人，职业妇女终日辛辛苦苦，结果倒往往会丈夫给专门在打扮上用工夫的女人夺去，这岂不冤枉哉了！ 张爱玲：可是你也同我说起过的，常常看到有一种太太，没有脑筋，也没有吸引力，又不讲究打扮，因为自己觉得地位很牢靠，用不着费神去抓住她的丈夫了。和这样的女人比起来，还是在外面跑跑的职业女性要可爱一点，和社会上接触得多了，时时刻刻警醒着，对于服饰和待人接物的方法，自然要注意些，不说别的，单是谈话资料也要多些，有兴趣些。 记　者：职业妇女也可以考究打扮的呀？ 张爱玲：就是太吃力了，又要管家，又要做事，又要打扮。 张爱玲：职业妇女同时还要持家，所以，如果她只能做比较轻松的工作，赚的钱比男人少，也不能看不起她，说男女没有同等能力，男女平等无望那样的话。比较轻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时间比较短的，并非不费力。 有些职业，很不吃力，可是必须一天到晚守在那里，那还是妨碍了家庭工作。 苏　青：的确，像女佣人的工作时间就是不合理的，像我家的女佣便三年不曾回家过，夫妇之道固然没有，就是她私生活也是没有的。 记　者：张小姐家女佣人怎样？ 张爱玲：我们家的阿妈早上来，下午回去，我们不管她的膳宿，不过她可以买了东西拿到这里来烧。我不很喜欢佣人一天到晚在眼前，吃饭的时候还立在旁边代人盛饭。 苏　青：有次我到朋友家里去吃饭，添饭的佣人还是一个小孩，他只对我直视，我真难过极了。 张爱玲：尤其是剩下的菜，如果是给佣人吃的，要时刻注意，多留下一点，吃得很不舒服。 苏　青：我听见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一个人吃鱼，一面吃完了，再翻过一面来，立在旁边的仆人眼见鱼不剩了，气急起来，把笔在嘴唇上抹上两撇胡子，主人问他干什么？他说：“你只顾自己的嘴巴，不用管别人的嘴了。” 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 记　者：现在一个职业妇女所赚的钱，恐怕只够买些零星东西，或是贴补些家用吧？ 张爱玲：是的，在现在的情形下，恐怕只能做到这样。 记　者：从一个女性来看，是用自己赚来的钱快活呢？还是用别人的钱快活？ 苏　青：那我要说，还是用别人的钱快活。 记　者：为什么呢？ 苏　青：用母亲或是儿子辛苦赚来的钱固然不见得快活，但用丈夫的钱，便似乎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多担任着一种叫做生育的工作。故我觉得女子就职业倒决不是因为不该用丈夫的钱，而是丈夫的钱不够或不肯给她花了，她需另想办法，或向国家要求保护。 张爱玲：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 苏　青：女人有了职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离婚时或是寡居时，小孩子可以有保障，譬如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又没有职业，所以生活不大好，假使母亲当时是职业女性也许就生活得更好。 记　者：男子和女子的工作效能有没有差别？ 张爱玲：当然，一般女人的程度是比较差的苏　青：健康女人可并没有差吧？ 张爱玲：就连做戏，女人如果生得美，仿佛即使演技差一点，也可以被宽容的罢？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在银幕上。 苏　青：我总不很相信，从前有一位文友对我说，“你们女人总不会拉黄包车呀”，我就回答道：“我是不能够，但是你就能够吗？” 职业女性的威胁——丈夫别人夺去 记　者：我看你们总以为专会打扮的女人是职业妇女的威胁，其实将来风气也许会变，一般人都会重视职业妇女，而专会打扮的女人也许反而不时髦了。 张爱玲：可是男人的天性总不见得变得这样快。 苏　青：我看到某刊物上有这样的记载（当然我也并不一定认为可靠，但无论如何总是一种有趣的讽刺），说莫斯科有一次会议里讨论到妇女的打扮问题，结果女的方面不主张打扮，男的方面都举手欢迎打扮。还有一次听到商店里有化妆品出售，虽经理论家大声疾呼，叫女人们千万别轻自堕落，但女工们还是拥挤着去争买，后来闹到红军出来维持秩序才罢休。 张爱玲：有些女人本来是以爱为职业的。 苏　青：她们是专家，普通的职业妇女恐怕竞争不过她们。 记　者：专门以“爱”为职业的女子恐怕只是少数人吧？ 张爱玲：并不少。 苏　青：正当的妇女很辛苦地工作，以爱为职业的女人很容易把她们的丈夫抢了去，这对于兼做社会工作的女人真是太吃亏了。还有卖淫的制度不取消，男人尽可独身而解决性生活，结果会影响到女性方面的结婚问题。 张爱玲：家庭妇女有些只知道打扮的，跟妓女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 苏　青：做妓女真是最取巧的职业，犹如以武力来抢取别人用劳力获得的财富。 记　者：如何可以消灭这制度呢？ 苏　青：这是很困难的。 科学育儿法 记　者：苏青女士在某一篇文章里曾说起过科学育儿法，究竟什么是科学育儿法呢？ 苏　青：我以为母亲管小孩子并不是完全没有害处，倘若小孩生胃肠病，吵着哭，做母亲的，总心软，喂给他吃，可是倘若交给别人，就可以实行科学管理，不给他吃，一般的母亲没有常识，就说我，从小她们就常常给我吃豆酥糖，所以现在牙齿弄得很坏，假使能采用科学管理，就不会这样。 母亲的感情 记　者：女人常说：男人都不可靠，你们以为怎样？ 苏　青：我并不存什么偏见，只不过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 记　者：这样说，养孩子是女人比较好的投资了？ 苏　青：我并不觉得顶好，不过我们宁愿让感情给孩子骗去，而不愿受别的不相干的人的骗。 被屈抑的快活 记　者：苏女士是不是觉得男女一切方面都该完全平等？ 苏　青：假使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太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互济之道的，譬如说以性心理为例吧，男的勇敢，女的软弱，似乎更可以快活一些，倘若男女一样的勇敢，就兴趣全失的了。我有这样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这并不是女人自己不争气，而是因为男女有天然（生理的）不平等，应该以人为的制度让她占便宜来补足，叫我请客，便有不当我是女人的悲哀。假如我有，则我倒是很希望自己的丈夫常请人家客的。 张爱玲：一般人总是怕把女人的程度提高，一提高了，女人就会看不起男人。其实用不着担忧到这一点。如果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如果是纯正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女人在男人之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苏　青：假使女人的程度太提高了，男的却低，女人还是悲哀的，我就独怕做女皇，做了女皇谁又配做我的配偶呢？ 张爱玲：前两天在报上看到关于菲律宾的一个岛上，女权很高，因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来做，男人完全被养活，懒得很，只知道斗鸡赌博。那样的女权我一点也不羡慕。 苏　青：我说只要男女同样做事就该同样被尊重，固不必定要争执所做事情的轻重，男人会当海军会造兵舰并不比女打字员高贵，就是管小孩处理家务的女人，也同样地出着劳力。不过这也得有保障才行，法律该有明文规定：男女的职业虽然不同，但是职业的地位是平等的。现在有人说：“管家就是职业”，可是普通职业可以辞职，而女人这职业是终身的，倘若丈夫中途变心时，又该怎么办呢？ 女人最怕“失嫁” 记　者：现在再谈婚姻问题吧。目前上海女人的结婚方式是怎样的？ 苏　青：目前结婚的方式还是不一律，有的新式，有的旧式，有的半新半旧。大多数是先经人介绍，后交朋友，然后再订婚。 记　者：本期《杂志》里有篇文章，叫“女大不嫁”，说到现在女性择配困难，以前总是中学女生想嫁大学生，大学女生想嫁留学生，现在战事发生，没有了留学生的来源，于是大学女生就难有对象，譬如一家做生意人家，要娶个大学毕业的女生做媳妇，总觉得不妥。 苏　青：在十年前，革命空气浓厚，大家心理上总以为娶新式老婆好，现在是停滞退潮时期，以为娶个旧式老婆反而实惠，新式女子只能找个把做做情人，所以知识女子更吃亏了。 记　者：假使你有个妹妹，要你替她择配，你会提出什么条件呢？ 苏　青：女人以“失嫁”为最可怕。过时不嫁有起生理变态的危机。不过知识浅的还容易嫁人，知识高的一时找不到正式配偶，无可奈何的补救办法，说出来恐怕要挨骂，我以为还是找个把情人来补救吧，总较做人家的正式的姨太太好。丈夫是宁缺毋滥，得到无价值的一个（整个），不如有价值的半个甚至仅三分之一。不过这样一来，社会对私生子应该承认他底地位。这样说来，似乎太便宜了男人，不过照目前（希望仅限于目前）实际情形而论，男人也有他的困难，因为在习惯和人情上，不能牺牲他的第一个妻子（假定她是不能自立的，也无法改嫁的）。而知识妇女自有其生活能力，不妨仅侵占别人感情而不剥夺别人之生活权利。自然能够绝对不侵占更好，不过现代男人多数早婚，而职业妇女常常迟嫁。这是过渡时代的无可奈何的办法。原是不足为训的，而且每人的结婚倘若仅限一次实在太危险，因为年青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我的主张是尽自己能力观察，观察停当（自以为停当）就结婚，虽然总想天长地久，不过就不久长也罢，多嫁几次只不过是自己的不幸，既非危害民国的事，亦无什么风化可伤也。 记　者：现在的婚姻制度恐怕不能说合理吧？离婚在事实上也很困难苏　青：离婚，不成问题，至于小孩子，依我说最好由父亲出钱，归母亲抚养。假如男的不肯出钱，不妨就带他们去做“拖油瓶”，据说范文正公便是做拖油瓶出身，他的继父姓朱，似乎后世也并不因此就看轻他。 做继父的与孩子接触不多，实在没有讨厌他们的理由张爱玲：一半，男人也是为了面子关系。 苏　青：但是慢慢儿就会好的。我总觉得孩子与女人关系来得密切，初未碍着男人什么事，而后母管养前妻子女便不行，因为他们是时时接触的，容易发生冲突。 张爱玲：离婚后的小孩子也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痛苦。 记　者：一夫一妻制到底是否合理？ 苏　青：比较合理，但不能严格执行，其间应该有伸缩余地。 譬如说这次战后，恐怕又要盛行多妻了（法律虽不允许，亦不忍严禁）。原因倒不一定是战死的人太多，而是有许多男人活着也讨不起老婆，将来无生活能力的女人必定求着去当人家姨太太，有生活能力的女人只好非正式地向别人分润些爱情。这话又该给人家骂为无志气，但希望有志气的女人们速速自去断绝生殖机能吧。 记　者：在现社会，早婚还是相当流行的。 张爱玲：早婚我也不一定反对，要看情形的。有些女人，没有什么长处，年纪再大些也不会增加她的才能见识的，而且也并不美，不过年青的时候也有她的一种新鲜可爱，那样的女人还是赶早嫁了的好。因为年青，她有较多的机会适应环境，跟着她丈夫的生活情形而发展。至于男人，可是不宜于早婚，没有例外。一来年青人容易感情冲动，没有选择眼光，即使当时两个人是非常相配的，男的以后继续发展，女的却停滞了，渐渐就有距离隔膜。而且年青人很少能够经济独立，早婚，妻子一定是由父母赡养，养成依赖的心理，于将来的前途有碍。 大家庭与小家庭 记　者：关于家庭制度，两位看，还是所谓小家庭制度好呢，还是旧式的大家庭好？ 苏　青：小家庭也苦，孤零零的，依我说顶好是跟岳父母同住，岳母与女婿一定相处得很好，而婆婆和媳妇因为婆婆感到做母亲的太凄凉，所以会嫉妒媳妇的。 张爱玲：这方法真好。我从没有想到，可是听了实在感到好。 记　者：倘使老夫妇只养几个男孩子，不是太寂寞了么？ 苏　青：这当然也要看情况来决定。 同居问题 苏　青：还有，夫妻有同居的义务一条，我认为不妨自由些，想起这样长时期的同居生活，实在也是很可怕的。或同居或不同居，一方感到需要时只可向对方提出要求，初不必因法律规定是义务而要求强制执行也。像外国人般分床分寝室还比较好一些。但最好还是像朋友一样，大家往返，不致于每个人在婚后便没有一刻的私生活可过。我说女人再嫁比初嫁难，就是因为一回想到从前住在笼里的生活就有些怕起来了。再有社会的舆论不要对男女问题太感兴趣，夫妻是否日日同居或夜夜同床尽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分居并不碍着众人什么事，同居亦不见得肯分惠些什么给众人也。 记　者：男女结了婚的人省钱，还是不结婚的省呢？ 张爱玲：从前英文有句话说“Two can live as cheaply as one.”，从前是结婚比较省钱，现在似乎情形两样了。独身的人生活简单，大家都这样想，所以不留人吃饭也没人见怪。结了婚的人，就有许多不能够避免的应酬。 谁是标准丈夫？ 记　者：依照女人的见解，标准丈夫的条件怎样？ 苏　青：第一：本性忠厚，第二：学识财产不在女的之下，能高一筹更好。第三：体格强壮，有男性的气魄，面目不要可憎，也不要像小旦。第四：有生活情趣，不要言语无味。第五：年龄应比女方大五岁至十岁。 张爱玲：常常听人家说要嫁怎样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嫁到的，从来没有一个是像她的理想，或是与理想相近的。看她们有些也很满意似的。所以我决定不要有许多理论。像苏青提出的条件，当然全是在情理之中，任何女人都听得进去的。不过我一直想看，男人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记　者：今天真是“畅聆高论”了，这次对谈就到这里结束吧，真是谢谢你们两位！ （一九四四年三月） 气短情长及其他 一　气短情长 朋友的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多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有一天她看见一个男人，也还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男人哀求道：“回去罢——回去打我罢！” 这样的事，听了真叫人生气，又拿它没奈何。 二　小女人 我们门口，路中心有一块高出来的“岛屿”，水门汀上铺了泥，种了两排长青树。时常有些野孩子在那儿玩，在小棵的绿树底下拉了屎。有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微黄的，长长的脸，淡眉毛，窄瘦的紫袄蓝裤，低着头坐在阶沿，油垢的头发一绺绺披到脸上来，和一个朋友研究织绒线的道理。我觉得她有些地方很像我，走过的时候不由得多看了两眼。她非常高兴的样子，抽掉了两根针，把她织好的一截粉蓝绒线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试样子。她朋友伸出一只手，左右端相，也是喜孜孜的。 她的绒线一定只够做这么一截子小袖口，我知道。因为她很像我的缘故，我虽然一路走过去，头也没回，心里却稍稍有点悲哀。 三　家主 有一次我把一只鞋盒子拖出来，丢在房间的中央，久久没有去收它。阿妈和她的干妹妹，来帮忙的，两人捧了湿衣服到阳台上去晒，穿梭来往，走过那鞋盒，总是很当心地从旁边绕过，从来没踢到它，也没把它拿走，仿佛它天生应当在那里的，我坐在书桌前面，回过头来看到这情形，就想着：这大约就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感觉罢？可是我在家里向来是服低做小惯了的，那样的权威倒也不羡慕。佣人，手艺人，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们面前特别地听话。常常阿妈临走的时候关照我：“爱玲小姐，电炉上还有一壶水，开了要灌到热水瓶里，冰箱上的扑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声“噢！”答应得非常响亮。对裁缝也是这样，只要他扁着嘴酸酸地一笑，我马上觉得我的衣料少买了一尺。有些太太们，虽然也啬刻，逢到给小帐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她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我在必需给的场合自然也给，而且一点也不敢少，可是心里总是不大情愿，没有丝毫快感。上次为了印书，叫了部卡车把纸运了来。 姑姑问我：“钱预备好了没有？” 我把一叠钞票向她手里一塞，说：“姑姑给他们，好么？” “为什么？” “我害怕。” 她瞠目望着我，说：“你这个人！”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 后来她告诉我：“你损失很大呢，没看见刚才那一幕。那些人眉花眼笑谢了又谢。”但我也不懊悔。 四　狗 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 五　孔子 孔子诞辰那天，阿妈的儿子学校里放一天假。阿妈在厨房里弯着腰扫地，同我姑姑道：“总是说孔夫子，到底这孔夫子是个什么人？”姑姑想了一想，答道：“孔夫子是个写书的——”我在旁边立刻联想到苏青与我之类的人，觉得很不妥当，姑姑又接下去说：“写了《论语》、《孟子》，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书。” 我们的饭桌正对着阳台，阳台上撑着个破竹帘子，早已破得不可收拾，夏天也挡不住西晒，冬天也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