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重访边城 [book_author]张爱玲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36237 [book_dec]从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张爱玲散文创作横跨半个世纪，《重访边城》收录她晚年时期的散文作品。散佚作品《人间小札》《编辑之痒》《张看附记》首次收录；包括张爱玲写作生涯中唯一的自传体图文集《对照记》；最新增补《年画风格的太平春》《连环套创世纪前言》《把我包括在外》《惘然记前记》《草炉饼后记》《笑纹后记》6篇文章。 如果缺乏对张爱玲的生平与人际关系的深入了解，则很难读懂《小团圆》。而本书所收《对照记》是解读其中种种线索与人物的最佳锁钥。谈到该书，张爱玲说：“看过《流言》的人，一望而知里面有《私语》、《烬余录》（港战）的内容，尽管是《罗生门》那样的不同。”可见，要想读懂《小团圆》，必要熟悉张爱玲散文。张爱玲的所有散文，主人公都是张爱玲自己，这里有她一生的经历与感受。 [book_img]Z_19464.jpg [book_title]年画风格的太平春 我去看《太平春》，观众是几乎一句一彩。老太太们不时地嘴里“啧啧啧”地说“可怜可怜”。花轿中途掉包，轿门一开，新娘惊喜交集，和她的爱人四目直视，有些女性观众就忍不住轻声催促：“还不快点！”他们逃到小船上，又有个女人喃喃说：“快点划！快点划！”坐在我前面的一个人，大概他平常骂骂咧咧惯了的，看到快心之处，狂笑着连呼“操那娘”！老裁缝最后经过一番内心冲突，把反动派托他保管的财产交了出来，我又听见一个人说：“搞通了！搞通了！”末了一场，老裁缝在城隍庙看社戏喝彩，我从电影院散戏出来，已经走过两条马路了，还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忘情地学老裁缝大声叫好。又听见一个穿蓝布解放装的人在那里批评：“这样教育性的题材，能够处理得这样风趣，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感觉到与群众的心情合拍，真痛快极了，完全淹没在头两千人的泪与笑的洪流里。有一场气氛非常柔艳的戏，是小裁缝要写封家信，报告他将要结婚的消息。因为他不识字，这封信是由他的未婚妻代笔的。正在油灯下写信读信，忽然“有吏夜捉人”，砰砰砰敲起门来了，裁缝店的铺板门剧烈地震动着，那半截玻璃上映着的他们俩的惊恐的面影，也跟着动荡。我看到这里，虽然是坐在那样拥挤而炎热的戏院里，只觉得寒森森的一股冷气，从身上一直冷到头皮上。 这一类的恶霸强占民女的题材，本来很普通，它是有无数的民间故事作为背景的。桑弧在《太平春》里采取的手法，也具有一般民间艺术的特色，线条简单化，色调特别鲜明，不是严格的写实主义的，但是仍旧不减于它的真实性与亲切感。那浓厚的小城的空气，轿行门口贴着“文明花轿，新法贳器”的对联……那花轿的行列，以及城隍庙演社戏的沧桑…… 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桑弧写的一篇《关于太平春》，里面有这样两句：“我因为受了老解放区某一些优秀的年画的影响，企图在风格上造成一种又拙厚而又鲜艳的统一。”《太平春》确是使人联想到年画，那种大红大绿的画面，与健旺的气息。 我们中国的国画久已和现实脱节了；怎样和实生活取得联系，而仍旧能够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这问题好像一直无法解决。现在的年画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了。年画的风格初次反映到电影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初载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亦报》，未收集。 [book_title]亦报的好文章 从前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总是拿着一本纪念册求人写，写来写去总是“祝你前途光明！××学姊留念。”或者抄上一首英文诗：“在你的回忆之园中，给我插上一棵勿忘我花。”这是最普遍采用的一首，其次便是“工作的时候工作，游戏的时候游戏，……”以下还有两句，记不清了。最叫人扫兴的是那种训诫式的“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给人写纪念册，也的确是很难下笔的。我觉得在一个刊物的周年纪念的时候写一篇文章，很像在纪念册上题字。不过因为是《亦报》，就像是给一个极熟的朋友写纪念册，却又感到另一种困难，因为感想太多，而只能够写寥寥几个字，反而无从写起来了。 我到店里去买东西，看见店伙伏在柜台上看《亦报》，我马上觉得自己脸上泛起了微笑。又有一次去看医生，生了病去找医生，总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的，但是我一眼瞥见医生的写字台上摊着一份《亦报》，立刻有一种人情味，使我微笑了。一张报纸编得好，远远看见它摊在桌上就觉得眉目清楚，醒目而又悦目。报纸是有时间性的，注定了只有一天的生命，所以它并不要求什么不朽之作，然而《亦报》在过去一年间却有许多文章是我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譬如说十山先生写的有一篇关于一个乡村里的女人，被夫家虐待，她在村里区里县里和法院里转来转去，竟没有一个地方肯接受她的控诉，看了这篇文章，方才觉得“无告”这两个字的意义，真有一种入骨的悲哀。 天天翻开《亦报》，就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文字，真要谢谢《亦报》。祝它健康。 ＊初载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亦报》，未收集。 [book_title]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 我写的《传奇》与《流言》两种集子，曾经有人在香港印过，那是盗印的。此外我也还见到两本小说，作者的名字和我完全相同，看着觉得很诧异。其实说来惭愧，我写的东西实在是很少。《传奇》出版后，在一九四七年又添上几篇新的，把我所有的短篇小说都收在里面，成为《传奇》增订本。这次出版的，也就是根据那本“增订本”，不过书名和封面都换过了。 内容我自己看看，实在有些惶愧，但是我总认为这些故事本身是值得一写的，可惜被我写坏了。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我希望读者看这本书的时候，也说不定会联想到他自己认识的人，或是见到听到的事情。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一九五四年七月于香港 ＊收入一九五四年七月香港天风出版社《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book_title]爱默森的生平和著作 一 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在一八〇三年生于波士顿，早年是个严肃的青年。他的青春和他的天才一样，都是晚熟的。他的姑母玛丽是一个不平凡的女人，对他有着极深的影响。他日后的成功，一部份可以说归功于她的薰陶。 他自从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起，就开始写他那部著名的日记，五十年如一日，记载的大都偏于理论方面。他在一八二九年第一次结婚，只记了短短的一行。两年后他的元配病逝。一八三五年他第二次结婚，也只记了一行。 他大学毕业后，曾经先后从事各种教育和传道方面的工作。三十岁那年，他辞去了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职位。随即到欧洲去旅行，并且会见了卡莱尔（Carlyle）。他发现了卡莱尔的天才，同时卡莱尔也发现了他的天才。这两个人个性完全相反，然而建立了悠久的友谊，在四十年间继续不断地通着信，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回国后他在各地巡回演讲。这种生活很艰苦，因为当时的旅行设备相当简陋，而且他也舍不得离开他的家庭。但是他相信这职业是有意义的，所以总算能够持之以恒地继续下去。 他的第一部书《大自然》（Nature）在一八三六年出版，此后陆续有著作发表。一八四七年他再度赴欧时，他的散文集已经驰名于大西洋的东西两岸。 二 爱默森的写作生活很长。但是在晚年他尝到美国内战时期的痛苦，内战结束后不久，他就渐渐丧失了记忆力，思想也难于集中了。他在一八八二年逝世，有许多重要的遗作，经过整理后陆续出版。 英国名作家安诺德（Matthew Arnold）曾经说过：“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森的影响更大。”事实上爱默森的作品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仍旧没有失去时效，这一点最使我们感到惊异。他有许多见解都适用于当前的政局，或是对我们个人有切身之感。他不是单纯的急进派，更不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而同时他决不是一个冲淡、中庸、妥协性的人。他有强烈的爱憎，对于现社会的罪恶感到极度愤怒，但是他相信过去是未来的母亲，是未来的基础；要改造必须先了解，而他相信改造应当从个人着手。 他并不希望拥有信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领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伟大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思想。他不信任团体，因为在团体中，思想是一致的。如果他抱有任何主义的话，那是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以此为基础，更进一层向上发展。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然而绝对不是一个专事空想的理想主义者。他爱事实——但是必须是“纯粹的事实”。他对于法国名作家蒙田（Montaigne）的喜爱，也是因为那伟大的怀疑者代表他的个性的另一面。 他的警句极多，大都是他的日记中几十年积聚下来的，也有是从他的演讲辞中摘出来的。他的书像珊瑚一样，在海底缓慢地形成。他自己的进展也非常迟缓，经过许多年的暗中摸索。他出身清教徒气息极浓的家庭，先代累世都是牧师，他早年也是讲道的牧师，三十岁后方才改业，成为一个职业演说家，兼事写作。那时候的美国正在成长中，所以他的国家观念非常强烈。然而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知识孤立主义者”，他主张充分吸收欧洲文化，然后忘记它；古希腊与印度文化也给予他很大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但在他的本土传诵一时，成为美国的自由传统的一部份，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溶入我们不自觉的思想背景中。 三 爱默森的诗名一向为文名所掩，但是他的诗也独创一格，造诣极高。大多数的诗人的作品都需要经过选择，方才显得出它们的长处；爱默森的诗也不例外。但是已经经过甄别了，而且选择起来也毫无困难。爱默森最好的诗，一开始就发出朗澈的歌声：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 我喜欢灵魂的先知； 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 就像悦耳的音乐，或是沉思的微笑； 然而不论他的信仰能给他多大的启迪， 我不愿意做那黑衣的僧侣。” 充满了个性，发出这样清脆的音乐——从这里起，再也没有疑问了。有时候那音乐又回来了，有时候它不再回来了。爱默森仿佛自己不一定知道他是否真的发出音乐。但是读者知道，他常常听到诗歌中独创一格的一种调子，使他感到喜悦。 爱默森的诗中感人最深的一首是他追悼幼子的长诗《悲歌》，那是他在一八四二年失去一个五岁的儿子后挥泪完成的。这一类的诗没有一首胜得过它，尤其是最初的两节。他对那夭折的孩子的感情，是超过了寻常的亲子之爱，由于他对于一切青年的关怀，他对于未来的信念，与无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明白了这一层，我们可以更深地体验到他的悲恸。 爱默森的种种观念时常在他的诗里重新出现——除非他的诗是那些观念的发源地，那就不应当说“重新出现”——但是那些诗不仅只是观念。例如“为爱牺牲一切”，它表现的题材，采取的一条路线不知比爱默森老多少，与柏拉图一样古老；但是这里的诗句的一种奇异的力量是由于爱默森有一种能力，不但能想到它，也能感到它，而且能将韵节敲到它里面去—— “朋友，亲戚，时日， 名誉，财产， 计划，信用与灵敏——” 句子里带有他自己的一种迫切的感觉，他自己的绝对的信心。我们能记得那观念，是因为那音调。 ＊收入一九六一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国诗选》（林以亮编选）。 [book_title]梭罗的生平和著作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二日生于麻萨诸塞州的康考特（Concord）。康考特是美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它除了孕育过梭罗这位天才之外，还产生了两位文坛巨人——爱默森和霍桑。梭罗一向颇以自己生得其地、生逢其辰而欣悦。他时常对人说：“我只要想到自己既然生在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康考特亦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处），而且时间也巧合，就会觉得万分荣幸！” 他生于一个从事手工业的小康之家，子女四人，他排行第三。念完中学后，他考入哈佛大学攻修文科。虽然他天资甚高，而且终日手不释卷，可是在这著名学府中他并不见得如何出人头地，也许那是因为他只潜心钻研自己心爱的读物，对校中课程和分数成绩却漠不关心的缘故。一八三七年毕业，他曾经有一个短时期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书，但是为了校方所提倡的体罚制度与他做人的宗旨恰巧背道而驰，他不久就辞职不干了。 一八三九年间，他和他的哥哥约翰作过一次回味无穷的旅行，十年后出版的《康考特与梅里麦河畔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就是记载这次旅行的一本游记。全书分为七章，每章绘述一天的生活——包括天气的变化，情绪的起落，和读书心得等，描写细腻，丝丝入扣，可以说是一本情文并茂的杰作。这时他们兄弟二人同时暗恋着一位名叫爱伦·西华尔（Ellen Sewall）的小姐，而且先后都尝到了失恋的滋味，因此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还隐藏着不少痛苦的回忆。 梭罗素性好动，为了追求新鲜的刺激，他不时改变着生活方式。一八四〇年后的那几年，他有时在自己家中帮助他父亲制造铅笔；有时住在爱默森家里做零碎的工作；有时为日晷季刊（The Dial）撰稿；有时到各处去讲学，还当过一个时期家庭教师。一八四五年的七月四日，他开始在康考特的华尔腾（Walden）畔的一所木屋中隐居了二十六个月，过着类似鲁滨逊漂流荒岛的生活，这是美国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件事。他这样做，是要证明一项理论：人可以生活得更简单，更从容，不必为着追求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丧失了人是万物之灵的崇高地位。他要试验一种返回原始的生活，多和大自然接近，去发展人类的最高天性。不过他虽然隐居于林野之间，仍时常到附近的村庄上去，并在湖滨接见访客，有时也在康考特各处干着他擅长的杂活，例如：测量、做木匠、髹漆房屋、做园丁、筑篱笆等。两年后，他认为试验已经成功，就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离开了华尔腾，尝试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两年的生活，后来结晶成一八五四年出版的《湖滨散记》（Walden,or Life in the Woods）。这书的中心部份是述说超越论的经济论，号召生活的返璞归真；但同时也是研究大自然所得丰富经验的不朽记录，可以说是梭罗的代表作。 梭罗非但爱自然，他也爱自由，因此绝对不能容忍人与人间的某些不公道的束缚——例如当时美国南部的蓄奴制度。当他住在华尔腾期间他就曾因拒绝付税而被捕，那时美国正和墨西哥作战，但他认为这只是美国南部蓄奴区域的地主们的战事，因此拒付国税以示抗议，结果遭受拘捕，在狱中过了一宵。这次坐监的滋味使他不禁联想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政府应该“无为而治”，不可干涉到人民的自由；而当政府施用压力，强迫人民做违反良心的事情的时候，人民应有消极反抗的权利，后来他还写了《消极反抗》（Civil Disobedience，一八四九年出版）一书来阐明这一套政治主张。 当约翰·勃朗事件发生时，（注：一八五九年勃朗等突袭维基尼亚州的哈卜斯渡口，企图解放并武装当地的黑奴，引起轩然大波，勃朗终于被判绞刑。）梭罗还以实际行动来积极支持这位思想激烈的“叛徒”。在死刑宣布后，他曾在康考特市会堂发表演说“为约翰·勃朗请愿”。甚至在勃朗死后，由于当地市政府拒绝举行特别追悼会，梭罗还胆敢亲自跑去敲鸣市会堂的大钟，召集民众开会。此外，他也帮助过一个黑奴逃犯，瞒过警方耳目，逃到加拿大（详见梭罗日记——Journal，一八五一年十月一日）。由此可见他不但是一个“追求个人内心和谐”的思想家，还是一个言行一致，敢作敢为的实践者。 梭罗生平极喜欢旅行，他曾三度远足游历缅因森林（Maine Woods），四度游历麻州的科德角（Cape Cod），也常去游新罕姆什州的白岭（White Mountains）和蒙纳德诺克山（Monadnock）等风景区。这些旅行供给他丰富的写作材料，后来收集成册的有《旅行散记》（Excursions），《缅因森林》和《科德角》等书。一八六一年间他还不顾肺结核症的缠绕，扶病到明尼苏达州去游历一番。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次年五月六日他就病逝于他最心爱的故乡——康考特。 梭罗的著作有三十九卷之多，可是在他的生前只出版过两本，而且是自费。他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一般读者只有把他看作爱默森的一个平庸的及门弟子，一个行为乖张的怪人。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声誉才逐渐增高。因此，他之获得如今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还只是近三四十年间的事。 梭罗一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后，大多数人把他看成一位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他的文名很容易被他的人格所掩盖。一直到近几十年，他被公认为第一流的散文家，并且有他独特的风格。可是梭罗的诗，和他的散文著作相形之下，可以说真正的“生不逢时”。因为梭罗的诗作有好有坏，而且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诗歌并非他所长，散文才是他的理想表现工具，劝他不要分心去创作诗歌，不如集中精力去写作散文。这些朋友中包括爱默森在内，而爱默森的忠告对他是极其有份量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朋友们好意的劝告可能使美国诗坛蒙受相当严重的损失。一直要到一九二五年前后，大家才重新发现梭罗的诗的价值。有不少人认为梭罗的诗并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他的诗有一种大胆的，故意与众不同的独立性格，使他与他同时的那几位模仿传统的公式诗人迥然不同。有一位批评家甚至进一步说：“梭罗，同狄瑾荪一样，是二十世纪诗歌的前驱；从他的作品中可以预先领略到现代诗歌中的大胆的象征手法，深刻的现实主义和一种不甘心于求安定的矛盾心理。” 我们虽然不应该把这种做翻案文章的心理变本加厉，可是我们至少应该指出梭罗的诗作中充满了意象，有一股天然的劲道和不假借人工修饰的美。就好像我们中国古时的文人画家一样，梭罗并不是一个以工笔见胜的画匠，可是他胸怀中自有山水，寥寥几笔，随手画来，便有一种扫清俗气的风度。技术上虽未必完美，可是格调却是高的。又像中国古时的忠臣良将，例如岳飞和文天祥，平日就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凌云壮志，根本无意于为文，可是等到机会来临，随意写来，便是千古至文，令人心折。我们至少可以说梭罗的诗比当时人所想像要高明得多，如果他没有接受爱默森的劝告而继续从事诗的创作的话，他可能有很高的成就。不过照诗论诗，那么有很多人一定也会同意爱默森对梭罗的按语：“黄金是有了，可是并不是纯金，里面还有渣淀。鲜花是采来了，可是还没有酿成蜜。” ＊收入《美国诗选》。 [book_title]忆胡适之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郑重收藏，但是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幸而朋友代抄过一份，她还保存着，如下：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廿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旧历元旦后一日） 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〇、三〇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着，所以侥幸还在： 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添，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这对于我是加倍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化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我应当在书中解释一下的。 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 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祝近好 张爱玲 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她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不大会说了。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个时期跟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了不来往，我父亲有一次忸怩的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很喜欢那米色的袖珍本，说：“他这套书倒是好。”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我后来又去看过胡适先生一次，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〇年代。我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了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耿耿于心的这两段。他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时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 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我后来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录，看有没有登出来，工作忙，也没看。 感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走出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乐，但是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子。我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哪过什么感恩节。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虽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濛濛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他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其实吴语对白也许并不是它不为读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亚东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样绝版了。大概还是兴趣关系，太欠传奇化，不sentimental。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包柔（George Borrow）的小说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进去——但是迄今美国常常有人讲起来都是乔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诉他们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磁器，谁也会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说中国诗，还有点莫测高深。有人说诗是不能译的。小说只有本《红楼梦》是代表作，没有较天真的民间文学成分。《红楼梦》他们大都只看个故事轮廓，大部份是高鹗的，大家庭三角恋爱，也很平常。要给它应得的国际地位，只有把它当作一件残缺的艺术品，去掉后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结局的考证。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最奇怪的是宝黛见面一场之僵，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满不是味。许多年后才知道是别人代续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藉口，解释他们态度为什么变了，又匆匆结束了那场谈话。等到宝玉疯了就好办了。那时候我怎么着也想不到是另一个人写的，只晓得宁可再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作诗行令部份。 在美国有些人一听见《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说：“这么晚……差不多是新文艺了嘛！”也像买古董一样讲究年份。《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胡适先生的考证指出这本书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会一笠园。我想作者不光是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诗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会写大观园似的气象。凡是好的社会小说家——社会小说后来沦为黑幕小说，也许应当照novel of manners译为“生活方式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时候阶级观念特深，也就是有点势利。作者对财势滔天的齐韵叟与齐府的清客另眼看待，写得他们处处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赞这人物，除了为了插入一首菊花诗，也是像“诗婢”，间接写他家的富贵风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齐韵叟撞见小赞在园中与人私会，没看清楚是谁。回目上点明是一对情侣，而从此没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将来“小赞小青挟赀远遁，”才知道是齐韵叟所眷妓女苏冠香的婢女小青。丫头跟来跟去，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未免写得太不够。作者用藏闪法，屡次借回目点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极准，这是唯一的失败的例子。我的译本删去几回，这一节也在内，都仍旧照原来的纹路补缀起来。 像赵二宝那样的女孩子太多了，为了贪玩，好胜而堕落。而她仍旧成为一个高级悲剧人物。窝囊的王莲生受尽沈小红的气，终于为了她姘戏子而断了，又不争气，有一个时期还是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飘逸的一笔，还是把这回事提高到恋梦破灭的境界。作者尽管世俗，这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这在旧小说里实在难得。 但是就连自古以来崇尚简略的中国，也还没有像他这样简无可简，跟西方小说的传统刚巧背道而驰。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海上花》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字译成英文后，连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换了一批人。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 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对着这些问题，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 ＊初载一九六八年二月香港《明报月刊》第二十六期，收入一九七六年三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张看》。 [book_title]谈看书 近年来看的书大部份是纪录体。有个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奴德（Regine Pernoud）写的《艾莲娜王后传》——即《冬之狮》影片女主角，离婚再嫁，先后母仪英法二国——里面有这么一句：“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这话恐怕有好些人不同意。不过事实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确比较耐看，有回味。譬如小时候爱看《聊斋》，连学它的《夜雨秋灯录》等，都看过好几遍，包括《阅微草堂笔记》，尽管《阅微草堂》的冬烘头脑令人发指。多年不见之后，《聊斋》觉得比较纤巧单薄，不想再看，纯粹纪录见闻的《阅微草堂》却看出许多好处来，里面典型十八世纪的道德观，也归之于社会学，本身也有兴趣。纪昀是太平盛世的高官显宦，自然没有《聊斋》的社会意识，有时候有意无意轻描淡写两句，反而收到含蓄的功效，更使异代的读者感到震动。例如农忙的季节，成群到外乡“插青”的农妇，偶尔也卖淫，当地大户人家临时要找个女人，她们公推一个少妇出来，她也“俛首无语”。伙伴间这样公开，回去显然瞒不住，似乎家里也不会有问题，这在中国农村几乎不能想像，不知道是否还是明末兵燹，满清入关后重大破坏的结果。手边无书，可能引错。这又已经六七年了，也说不定都缠夹，“姑妄言之”（纪昀的小标题之一）。 又有三宝四宝的故事：两家邻居相继生下一男一女，取名三宝四宝，从小订了婚，大家嘲笑他们是夫妻，也自视为夫妇。十三四岁的时候逃荒，路上被父母卖到同一个大户人家，看他们的名字以为是兄妹，乡下孩子也不敢多说。内外隔绝，后来四宝收房作妾，三宝抑郁而死。四宝听见这消息，才哭着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的婢媪，说一直还想有这么一天团聚，现在没指望了。长嚎了几声，跳楼死了。转述这件新闻的人下评语说：“异哉此婢，亦贞亦淫，不贞不淫。”惋惜她死得太晚。纪昀总算说他持论太严，不读书的人，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 这里的鬼故事有一则题作《喷水老妇》，非常恐怖：一个人宿店，夜里看见一个肥胖的老妇拿着烫衣服用的小水壶，嘴里含着水喷射，绕着院子疾走。以为是隔壁裁缝店的人，但是她进屋喷水在大炕上睡的人脸上，就都死了。他隔窗窥视，她突然逼近，喷湿了窗纸，他立刻倒地昏迷不醒，第二天被人发现，才讲出这件事。这故事有一种不可思议，而又有真实感，如果不是真事，至少也是个恶梦。但是《阅微草堂》的鬼狐大都说教气息太浓，只有新疆的传说清新浑朴，有第一手叙述的感觉。当地有红柳树，有一尺来高的小人叫红柳娃，衣冠齐整，捉到了，会呦呦作声哀告叩头。放它走，跑了一段路又返身遥遥叩首，屡次这样，直到追不上为止。 最近读到“棉内胡尼”的事，马上想起红柳娃。夏威夷据说有个侏儒的种族，从前占有全部夏威夷群岛，土著称为棉内胡尼（Menehuni）。内中气候最潮湿的柯艾岛——现在的居民最多祖籍日本的菜农——山林中至今还有矮人的遗民，昼伏夜出，沿岸有许多石砌的鱼塘，山谷中又有石砌沟渠小路，都是他们建造的。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暂定棉内胡尼确实生存过，不过没有传说中那么小。像爱尔兰神话中的“小人”（little people）与欧洲大陆上的各种小精灵，都只是当地早先的居民，身材较瘦小。棉内胡尼与夏威夷人同种，是最早的一波移民，西历十二世纪又来了一波，自南方侵入，征服了他们。柯艾岛似乎是他们最后的重镇，躲在山上昼伏夜出，有时候被迫替征服者造石阶平台等工程。据说只肯夜间工作，如果天明还没完工，就永远不造成。 后来他们大概绝了种，或者被吸收同化了，但是仍旧有人在山间小路上看见怪异的侏儒，神出鬼没。有个檀香山商人，到这荒山上打猎，夜间听见人语声，是一种古老的夏威夷方言，而他们这一行人始终没看见这山谷里有人烟。檀香山又有个科学家到这岛上收集标本，在山洞里过夜，听见像是钉锤敲打石头的声音，惊醒了在洞口张望，看见小径上有一点灯光明灭。他喊叫着打招呼，灯光立即隐去。第二天早上看见地下补上新石头，显然在修路。以为是私贩酿酒搬运下山，告诉老夏威夷人，却微笑着说：“棉内胡尼只打夜工。”——见夏威夷大学葛罗夫·戴教授（A.Grove Day）编《夏威夷的魅惑》（The Spell of Hawaii）散文选。 人种学家瑟格斯（R.G.Suggs）说：“夏威夷的‘棉内胡尼’传说，在南太平洋有些别的岛上也有，其他的太平洋岛屿也有。出自一个共同的神话底层……夏威夷从来没有过漆黑的侏儒。”原来棉内胡尼非常黑，会不会是指菲律宾小黑人？马来亚、安达门群岛、新几内亚、澳洲东北角森林也有小黑人，台湾残存的少数“矮人”想必也是同种。现在零零碎碎剩下不多了，原先却是亚洲最早出现的人种之一，结集处分布很广。戴教授说科学家“暂定”夏威夷有过矮人，大概因为夏威夷从未有过小黑人，所以认为与夏威夷人同种。同种而稍矮，似乎不会给传得这么玄乎其玄。 前面引瑟格斯的话，在他的书《泡丽尼夏的岛屿文化》里面。夏威夷、塔喜堤等群岛统称泡丽尼夏，书中说岛人来自华南、广州海南岛一带。因为汉族在黄河流域势力膨胀，较落后的民族被迫往南搬，造成一串连锁反应，波及到东南亚。考古学发现四千年前华南沿海居民已经有海船，在商朝以前就开始向海外发展。港台掘出的石器陶器，代表当时华南的文化，用石头捶捣树皮作布，也跟夏威夷一样——为求通俗，以下概用夏威夷代表泡丽尼夏——尤其是一种梯级形凿子，柄部一边削掉一块，拿着比较伏手，是夏威夷石凿的特征，起源于华南内陆与沿海，亚洲别处都没有。 夏威夷人相信他们来自西方日落处一个有高山的岛，“夕阳里的故乡夏威基（Hawaiki）”，原来夏威基就是多山的华南越南海岸，也确是在西边。 夏威夷又有大木筏，传说有人驾着七级筏子回夏威基，两层在水底。有的回去了又出来，也有的留在大陆被同化了。这样说来，他们是最早的华侨，三四千年前放洋，先去菲律宾，南下所罗门群岛，也许另有一支沿东南亚海岸到印尼。西汉已经深入南太平洋，东汉从塔喜堤航行三千英里，发现夏威夷，在太平洋心真是沧海一粟，竟没错过，又没有指南针，全靠夜观星象，白天看海水的颜色，云的式样。考古学家掘出从前船上带着猪、鸡、农植物种子，可见是有计画的大规模移民，实在是人类史上稀有的奇迹。同一时代西方中东的航海家紧挨着海岸走，都还当桩大事。 我们且慢认侨胞。语言学家戴安（I.Dyen）根据计算机分析，认为夏威夷人另有发源地，在所罗门群岛东南，纽海不列斯或边克斯群岛，岛人打鱼为生，约在五千年前就在大洋面上航行，往西到印尼、菲律宾、台湾通商，又不知道在东南亚什么地方学到农业，印尼等地都还没有。倒了过来自东而西，推翻了前此一切从亚洲出海东行的理论，——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日出处，不知道是否指这批东来的航海者。当地本来已经有土著，但是他们有理由对这一支引以为荣。许多民间传说都像荷马史诗一样在近代证实了。 夏威夷究竟是亚洲出去的还是西太平洋上来的，论争还在进行中，最倾向后一说的较多：先向西发展到东南亚，再向东扩张，商朝中叶的时候发现塔喜堤，是少数人遇见风暴漂流去的，内中有印尼人。他们有计画的移民只限二三百英里之遥，长程的都是飓风吹去或是潮流送去。此外又有秘鲁的印第安人乘筏子漂流到塔喜堤，都混合成为一族。后来发现夏威夷，也是无意中漂流到的，不是像名著小说与影片《夏威夷》中的壮举。——见魏达（A.P.Vayda）编《太平洋的民族与文化》——事实往往就是这样杀风景。 瑟格斯说夏威夷黑侏儒的传说，许多别的岛上都有，“出自一个共同的神话底层”，换句话说，是大家共同的意识下层酝酿出来的神话，也就是所谓“种族的回忆”。南太平洋岛人的潜意识里都还记得几千年前在菲律宾、台湾、马来半岛遇见的小黑人。 夏威夷与塔喜堤语言大同小异，至今塔喜堤人称下层阶级的人为“棉内胡尼”，这名词显然是他们先有，带到夏威夷去的。瑟格斯认为在史前的夏威夷，大概“棉内胡尼”也是指下等人，然后移用在神话中的矮人身上，“是轻侮下层阶级的表示”。 我觉得可能有个较简单的解释：夏威夷人称神话中的矮人为“下等人”，因为矮人曾经被奴役，是下等人。非洲也有小黑人，躲在刚果森林里很少露面，但是对当地的黑人一向臣服。黑人不但体力优越，已经进化到铁器时代农业社会，小黑人打了猎来献上野味，交换香蕉铁器陶器。夏威夷人当初在东南亚，与小黑人也许是类似的情形。夏威夷神话里的矮人只肯做夜工，那是被迫服役，而又像非洲小黑人一样怕羞，胆怯避人，所以乘夜里来砌墙筑路。如果是这样，那么“棉内胡尼”这名词有一个时期兼指小黑人与下层阶级，因为二者是二而一的。塔喜堤人移植夏威夷，失去联络后，语言分别发展，各自保存了“棉内胡尼”两个意义中之一，另一失传。这样似乎也还近情理。 前面引戴教授书上说，棉内胡尼与欧洲民间传说的小精灵一样，不过是比较矮小的较早的居民。现在我们知道棉内胡尼其实不是夏威夷本土的，而是夏威夷人第二故乡的小黑人。欧洲没听说有过小黑人。传说的小人会不会也就是小黑人，也是悠远的种族的回忆中的事，不在欧洲？ 欧洲的小精灵里面，有一种小妖叫“勃朗尼”（Brownie——即“褐色的东西”），人形而极小，是成年男子，脾气好，会秘密帮助人料理家务，往往在夜间，人不知鬼不觉，已经给做好了，与棉内胡尼的行径如出一辙，不过一个在家里当差，一个在户外干活。现代英美有一支女童子军穿褐色制服，叫勃朗尼，顾名思义，是叫她们做主妇的助手。也有男童勃朗尼。又有勃朗尼牌子的廉价摄影机，后来凡是便宜的照相机都叫勃朗尼。美国人常吃一种粗糙的巧克力果仁糕，切小长方块，也叫勃朗尼。谚语“勃朗尼工作”指无报偿的辛勤工作，为人作嫁。儿童故事插图上画勃朗尼总画他们穿着咖啡色的中世纪紧身呢袄，同色裤袜，通身褐色，其实“褐色的东西”指肤色的可能性较大。显然是替白人服役的小黑人——小黑人都是棕色皮肤，不很黑。 欧洲没有小黑人，这是亚洲还是非洲的？威廉·浩伍士（Howells）——著有《人类在形成中》（Mankind in the Making)——认为两大洲的小黑人同是非洲黑人变小，亚洲的是从非洲去的，但也承认两处的小黑人并不相像，倒反而是亚洲的比较像非洲黑人。非洲的小黑人头大身小，臂长腿短，不像亚洲的匀称。黑人行多妻制，有时候贪便宜，娶小黑人做老婆，黑女人却没有肯嫁小黑人的，也吃不了刚果森林里生活的苦处。——赛亚国（前刚果）今年二月初征了一千名小黑人入伍当兵，不知道是否吸收同化的先声。 亚洲附近没有真正的黑人，所谓“海洋洲黑人”如所罗门群岛人并不鼻孔朝天、厚嘴唇，头发也不一定是密鬈，也有波浪形或是直头发。亚洲小黑人头发却与非洲大小黑人一样。身量高矮，两千年左右就可以变过来，面貌毛发却不容易改变。浩伍士认为这种特殊的头发，倘是适应环境分别进化，也不会这样完全一样。 他推测非洲小黑人是因为干旱避入森林，适应环境，才缩小的，在林中活动较便。然后沿着“热带森林带”，一直扩展到南亚、东南亚，途中只有阿拉伯是沙漠，史前气候虽然屡经变迁，始终没有过热带森林，小黑人过不去。浩伍士也承认这是个疑问。但是他们缩小的原因并不确定，有人认为是缺乏钙质与碱。（见胡腾——E.A.Hooton——著《出身猿猴》Up from the Apes）在森林里藏身，是被大一号的人压迫，那是他们的避难地区，起初到处住得，例如柏赛尔（J.Birdsell）等发现小黑人最初到澳洲遍布全大陆，显然并不是必须依附热带森林。 究竟非洲小黑人是否黑人变小，也还是个疑问。根本黑人本身的来源就是个谜。至今没有发现黑人远古的化石骨殖。这可能是因为黑人发源于西非热带森林内，气候湿热，骨骼很难保存。先有黑人还是先有小黑人，像“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也是个谜。大小黑人并不怎么相像，小黑人比亚洲小黑人还更不黑，也许是世代在森林里晒不到太阳，变白了。肤色灰黄，至多淡褐色，有的眼睛也淡褐色，窄长脸，薄嘴唇，鼻孔不掀，比黑人眉骨高，头圆，胡子多，汗毛重，往往浑身红毛。但是天生老相，脸上颈子上都是极深的皱纹，确是像“老缩了”的人。多数人种学家相信他们另有多毛的个子不矮的祖宗，不是黑人，黑人是后起的种族。中国春秋的时候，波斯人、迦太基人到西非，都说人口稀少，只有小黑人。——见库恩（★http://m.daxuan.com★on）著《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 四〇年代有个人种学家莫维斯（H.L.Movius）在地图上划了道线，沿着天山，下接喜马拉雅山，到印度洋为止，人称“莫维斯线”；过去一百万年间，直到一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这一带地方都没有人类，两千英里的“无人区”，隔离了黄种白种人。只有夏季有个温暖的走廊穿过新疆，可能突破莫维斯线——至少突破过一次，抵达山西，南边也有一次从印度到印尼。但是直到一两万年前冰河解冻，莫维斯线以东可以说没有白人，只有黄种人与澳洲人种——澳洲土人是从东南亚下去的，本来华南也有。——近两年世界女网球单打冠军赛选手伊凤·古莱刚就是澳洲土人，大家也许都看见过照片，是个黑里俏的少女。土人都是波浪形黑头发，肤色苍黑，不像黑人黑得发亮，也有金黄色鬈发，有些人种学家称为早期白种人，体型也相近，毛发特别浓重，像北海道的虾夷。库恩只承认虾夷是白种，来历不清楚，也许是最近一万年内来到东北亚。他将澳洲土人列为另一主要人种，视为最古老的人类，还保留人猿时代有些特点，如多毛，眉骨特高等等。这两派主张其实分别不大，因为另一派认为白人是最古老的人种，澳洲土人又是白人中最古老的一支。库恩也将白人列为一个古老的人种。 他写澳洲人种在东方与黄种人平分秋色，几十万年来边界开放，华南两广是他们的接触区。在与黄种人接触之际或之前，不知道甚么时候，澳洲人种有一部份人变小了，成为海洋洲小黑人，与非洲小黑人不相干。 库恩提出血型、指纹的研究作证。指纹的式样分三种。我们小时候只听见说有“螺”与“簸箕”的分别，螺是圆的，十只手指上，螺越多越好，聚得住钱，但是又说“男人簸箕好，会赚钱，把钱铲回家来。女人螺好，会积钱。”“手上没螺，拿东西不牢。”老是掉在地下砸破了。第三种指纹却没有听见过，叫“穹门形”，几乎全是并行线，近指尖方才微拱，成为一个低塌的穹门。我们没听见说，大概因为少。全世界各种族，穹门形指纹没有超过百分之八的。唯一的例外是非洲小黑人与南非另一种五短身材黄褐皮色的“布史门”人（Bushman），与几个新近与小黑人通婚的黑人部落，穹门形占百分之十至十六。在欧洲、西亚、非洲、印度（限印度教徒），簸箕最多，占百分之五十二至七十五；包括非洲小黑人、布史门人，也包括虾夷。印度人虽黑，也是白种。换句话说：白种人与非洲人簸箕最多。黄种人（包括印第安人）螺较多，最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澳洲土人、海洋洲小黑人螺最多，最低限度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因此从指纹上看来，海洋洲小黑人与澳洲土人是近亲，而与非洲小黑人毫无关系；凡是非洲人，都与白种人接近。莫维斯线以西，黑白种人显然打成一片，但是内中非洲两种矮人又自成一系。印第安人是一两万年前冰河时代末期从西伯利亚步行到美洲的，黄种成分居多，“红种”这名词已经作废。澳洲土人虽然黑，虽然长相像白种人，却与黑白种人相距最远，倒是黄种人居中。这也符合库恩书上，根据血型多寡排列的一张种族关系表。——书名《现今的种族》（The Living Races）。 个人的血型不是像父亲就是像母亲。中国从前判案，当堂滴血测验父子关系，还真有点道理。当然如果像母亲就冤枉了，但是也可能父母同型，而且遗传性是父方的影响更强，所以还是出岔子的可能性不太大。 一个种族内，各种血型多寡的比率，以及指纹、耳蜡——黄种人耳蜡松碎，黑白种人耳蜡油腻，澳洲土人则未经调查——这几种遗传性，不是适应环境养成的，比较固定，用来判别种族比较可靠。但是也有人指出，可能移民年代太久，同族也会分道发展，异族接壤通婚，也会同化。而且血型多寡虽说与适应环境无关，有些血型——例如B型——对于有些流行病抵抗力较强。如果瘟疫流行，A、O血型的人大批死去，这地区B型的比率势必增加，所以血型多寡还是受环境影响。根据血型等等推断种族来源，也不能完全作准，只能供参考。海洋洲小黑人与澳洲人种血型指纹相像，也许是长期杂居的结果。 刚恩（S.M.Garn）——著有《人类的种族》（Human Races），认为两大洲小黑人可能是一个来源，也可能不是，“但是至少可以说：大概有个共同的原籍在太平洋岸”——指东亚沿海。 胡腾相信澳洲土人是早期白种人搀入小黑人血液，现代人里面最与虾夷相近。虾夷从前可能横跨亚洲，蔓延到欧洲俄国西部都有。俄国农民大概虾夷的成分很大。 胡腾把小黑人分作“婴儿型”与“成人型”（也就是老相）两种。据他说，刚果森林里两种都有，新几内亚内地山上也两种都有，马来半岛大概也都有。菲律宾、安达门群岛只有“婴儿型”，稍微高些、黑些，黑眼睛，体毛胡须不多，但是比黑人多毛。“婴儿型”大概后起。非洲与海洋洲都是两种都有。他认为两大洲小黑人同源，发源地应当是一个中间区域——亚洲。亚洲别的种族比他们高大健壮，又比他们进化，把他们排挤到边远地区，分投东西两端，到他们现在的居留地。小黑人的祖先并不矮，是最初还不分种族的人，比较接近早期白种人。多数人种学家相信非洲小黑人的祖先是普通身材、多毛的“非黑人”，也跟胡腾心目中的一切小黑人的祖宗相差不远。“非黑人”也“非黄种”，因为黄种人不多毛，而早期白种人比现在还更是“老毛子”。 胡腾分析印第安人的血统，叙述他们在一两万年前远足赴美的时候，黄种人、“澳、虾”早期白人、现代型白人，与刚果变小的小黑人都在东亚“转来转去”。不论小黑人变小是在亚洲哪一部份，从东亚去非洲，从西亚或南亚到东亚，新疆都是必经之地，应当有过小黑人。“红柳娃”就是躲在红柳树林里的小黑人，当然没有后来传说的那么小，而且非常原始，不穿衣服，不会衣冠楚楚。把他们打扮成华丽的玩偶，这是新疆人的幻想加上去的唯一的装点。 关内就没有小人的传说。笔记里偶然有狐仙幻化小人的故事，但是那又是一回事。——原因可能是黄种人里的汉族始终与小黑人隔离，汉族扩展后，小黑人已经分投深山密林海岛藏匿，东亚大陆上与小黑人共处过的，走的走了，留下的沉没在汉文化里，失落了种族的回忆。 新疆与俄属中亚同是西域，直到一千年前还通行印欧系语言，大概是波斯话。印欧系语言最初传入欧洲，是三四千年前从俄国南部带到英伦三岛，称为早期赛尔梯克（Celtic）语言，大概是德国人带去的。同时也带到法国西班牙，后来罗马兴起，才被拉丁文取代。欧洲神话里的小人似乎在爱尔兰、威尔斯这两个塞尔梯克国度传说最盛，德国次之。显然这民间传说是跟着第一波印欧语言西来，在拉丁国家就没扎下根。英国本身被脑曼人征服过，多少有点拉丁化，对这些小精灵不太认真。荷兰邻近德国，也有地仙式的矮人的传说，殖民美洲的时候带到北美，写进华盛顿·欧文的《李伯大梦》小说。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矮人》里面的，也同是与实生活里的侏儒一样大，头大身小，发育不均，显然就是胡腾所谓“成人型”小黑人，是原有的一种——“婴儿型”后起。神话中的矮人当是传说初期，还是小黑人的原形，后来逐渐加油加酱，种类繁复，如褐衣小人“勃朗尼”只有尺来高，都是浑身匀称。 字典上“勃朗尼”归入小仙人（fairy）类，都是人形而较小，也大小不一。小仙人有翅膀会飞。非洲小黑人能像猴子似的在树梢飞跃，“会飞”大概是从这上面来的，所以不像天使的翅膀有羽毛，而是蝉翼式，透明，似有若无。大仙人大都是美貌的成年人，也有男有女，有好有坏，最小的只有两三寸高，但是多数有“三尺之童”那样——小黑人身长四呎以上。我觉得这一点最有兴趣，因为凡是臆造的小人国，小人总是至多一两尺高，决不会只比我们矮那么一截子。其实比例稍微改变一点，会有一种超现实的怪异感。专凭幻想就是想不到。这一点，西方电影戏剧也从来没有表达出来，总是用小女孩演小仙人，连灰姑娘的教母也没扮出成年妇女的模样，再不然就是普通女演员，穿上有翅膀的小仙人服装，显得狼犺笨重。近代由于影剧的影响，已经渐渐忘了小仙人比人小。 另有一种穿绿的小人叫“艾尔夫”（Elf），大都在山区——海洋洲的小黑人也是大都在多山的地方——爱捉弄人，所以渐渐给说成顽童，本来似乎多数是青壮年，在草丛中出没，运气好的人遇见他们，碰他们的高兴，有时候会发现一小罐金子。圣诞老人有许多艾尔夫帮他制造玩具，分赠全世界儿童，这是近人附会。艾尔夫似乎不事生产，代表不驯服的小黑人，对人好起来非常好，但是喜欢恶作剧，容易翻脸。绿衣似是象征性，住在树林里的原始人都善于隐蔽自己，往往对面不见人，所以在传说中变成穿着保护色的衣服，像侠盗罗宾汉麾下的“绿色人”。 又有一种丑陋的老头子叫“诺姆”（Gnome），住在地洞里守矿或看管宝藏，像守库神一样，会吓唬人，使可怕的事故发生。也像一群艾尔夫看守一罐子金子，窖藏的主题屡次出现，使人联想到太平天国的藏镪、北非维希政府埋藏的金条，都是战败国藏匿资金的传说，引起无数掘宝的故事。显然原始人在土地被占领后，转入地下，也有他们珍视的东西埋在地里。至于矿藏所在地，古代部落本来都秘不告人，沦陷后也许仍旧暗中守护，吓退开矿的人，或者暗加阻挠。也不一定是老头子出马，也就是天生老相的小黑人。 现代有个英文名词：“祖利克的诺姆”，指瑞士银行家——祖利克这城市是瑞士金融中心——为了吸收资金，特创隐名存户制度，代守秘密，在国际金融界特别具有神秘色彩，像看守窖藏的地底小老妖。 还有一种隐形的叫“格软木林”（Gremlin），调皮淘气，与这些小老头子同属妖魔类，都对人类不怀好意。韦布斯特字典上说：“二次世界大战，有些飞行员说有格软木林作祟，使飞机发生故障。”二十世纪中叶的空军还相信这些，真是奇谈，也可见这传说实在源久流长。 格软木林这名词有时候也活用，例如本年一月初美国《新闻周刊》上，华盛顿“议会雇员格软木林们”选出十大邋遢议员，衣着最不整洁，不入时。称议会雇员为格软木林，因为是议员各自雇用的幕僚与职员，没没无闻，做幕后工作，永不出头露面，等于隐形小妖。 汽车也有个新出的牌子叫格软木林，号称“成本最低的美国制汽车”，表示坦白，成本低当然廉价。取这名字是极言其小而神出鬼没。原先的格软木林当是小黑人被淘汰后剩下极少数遗民，偶尔下山偷袭，做破坏工作，事后使人疑神疑鬼。 至今英美儿童还买来玩的有一种小型烟火，叫“仙光”（fairy lights），一尺多长的一根木签握在手里，另一端不断地爆出蓝色火星。大概算是小仙人作法的魔杖，但是最初可能是代表点火棒，也是“火攻”的武器。原始人常常随身携带火种。有些民族已经发现了火的功用，但是不懂得怎样钻木取火，例如安达门群岛的小黑人。这一群岛屿刚发现的时候，岛上不许别的种族上岸，因此小黑人成分最纯，他们就不会取火。那更要把火种带来带去，不让它熄灭。 又，草地上生一圈菌类，叫“仙环”（fairy ring），是一群小仙人手牵手跳圆舞，像“步步生莲花”一样生出来的。蘑菰有时候有毒，这是小黑人绝迹后已经被美化，仍旧留下的一丝戒备的感觉。 这一大套传说，内容复杂丰富，绝对不是《镜花缘》或《葛利伐游记》里面的穿心国、大人国、小人国可比。是传统、时间与无数人千锤百炼出来的。传到后来神话只有孩子们相信，成了童话。西方童话里超自然的成分，除了女巫与能言的动物，竟全部是小型人，根据小黑人创造的。美妙的童话起源于一个种族的沦亡——这具有事实特有的一种酸甜苦辣说不出的滋味。 前面引了许多人种学的书，外行掉书袋，实在可笑。我大概是向往“遥远与久远的东西”（the far away and long ago），连“幽州”这样的字眼看了都森森然有神秘感，因为是古代地名，仿佛更远，近北极圈，太阳升不起来，整天昏黑。小时候老师圈读《纲鉴易知录》，《纲鉴》只从周朝写起，我就很不满。学生时代在港大看到考古学的图片，才发现了史前。住在国外，图书馆这一类的书多，大看之下，人种学又比考古学还更古，作为逃避，是不能跑得更远了。逃避本来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吟到夕阳山外山”，至少推广地平线，胸襟开阔点。 前文引库恩等，也需要声明一点，库恩在他本国声誉远不及国外，在英国视为权威，美国现在多数人种学家都攻击他的种族研究迹近种族歧视。胡腾是哈佛教授，已经逝世，那本书是一九四六年改写再版，年代较早，所以不像库恩成为众矢之的。我觉得时代的眼光的确变得很厉害，譬如《金银岛》作者斯提文生，他有个短篇小说，不记得题目是否叫《瓶》（The Bottle），套《天方夜谭》神灯故事，背景在夏威夷，写土著有些地方看着使人起反感。这是因为现代人在这方面比前人敏感——当然从前中国人也就常闹辱华，现在是普遍的扩大敏感面——但这是道德与礼俗的问题，不应当影响学术。库恩书中一再说今后研究种族有困难，有人认为根本没有种族这样东西，只有遗传的因子。大概他最招忌的是说黄种白种人智力较高，无形中涉及黑人教育问题，是美国目前最具爆炸性的题目之一。其实库恩认为黑种白种人在史前也就一直参杂，对于有种族观念的白人是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反对派认为用骨骼判别种族不可靠，光靠血型也不行，而且血型往往无法查考，因此绝口不谈来历，只研究社会习俗，以资切磋借镜，也就是社会人种学。 二次世界大战末，是听了社会人种学家的劝告，不废日皇，结果使日军不得不“齐解甲”，——见黑斯（H.R.Hays）编《自猿猴到天使》选集引言——可见社会人种学在近代影响之大。这本书特别提到玛格丽·米德研究撒摩亚——也是个泡丽尼夏岛屿——的青少年，促进西方二〇年代末的性的革命——比最近的一次当然中庸些——此后她研究新几内亚几个部落，又发现两性阳刚阴柔的种种分别大部份都是环境造成的。这学说直到最近才大行其道，反映在“一性”化的发型衣饰上，以及男人带孩子料理家务等等，不怕丧失男子气。近十年来也许由于西方的一种彷徨的心理，特别影响社会风气，难怪米德女士成为青年导师，妇运领袖，一度又提倡“扩展家庭”，补救原子家庭的缺点，例如女人被孩子绊住了，妨碍妇女就业。“扩展家庭”比大家庭更大，不拘父系母系，也不一定同住，姑母舅父都有责任照应孩子，儿童也来去自由，闹别扭可以易子而教。也是一种“夏威夷”制度，印尼马来亚与泡丽尼夏诸岛都有。热带岛屿生活比较悠闲，现代高压的个人主义社会里恐怕行不通。历史是周期性的，小家庭制度西方通行已久，所以忘了大家庭的弊病，只羡慕互助的好处。美国有些青年夫妇组织的“公社”是朋友合住，以亲族为单位的还没有，也住不长，大概是嬉皮型的人才过得惯。但是小家庭也不是完全不需要改进，佛洛依德式的家庭就是原子家庭。“扩展家庭”有许多长辈给孩子们作模范，有选择的余地，据说不大会养成各种心理错综，至少值得作参考。 西方刚发现夏威夷等群岛的时候，单凭岛人的生活情调与性的解放，疯魔了十八世纪欧洲，也是因为状貌风度正符合卢骚“高贵的野蛮人”的理想，所以雅俗共赏，举国若狂。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又有“南海泡泡”（South Sea Bubble）大骗局，煽起南太平洋移民热，投资热，英法义大利都卷入，不久泡泡破灭，无数人倾家荡产，也有移民包下轮船，被送到无人荒岛上，终年霖雨的森林中，整大批的人饿死病死。 这些都是《叛舰喋血记》这件史实的时代背景。两次拍成电影我都看过，第一次除了却尔斯·劳顿演船长还有点记得，已经没什么印象。大致是照三〇年代的畅销书《邦梯号上的叛变》——诺朵夫、霍尔合著（Nordhoff&Hall）——写叛舰“觅得桃源好避秦”之后，就不提了。马龙白兰度这张影片却继续演下去，讲大副克利斯青主张把船再驶回英国自首，暴露当时航海法的不人道。水手们反对，当夜有人放火烧船，断了归路，克利斯青抢救仪器烧死。 烧船是事实，荒岛当然不能有海船停泊，怕引起注意。近代辟坎岛上克利斯青的后裔靠雕刻纪念品卖给游客度日，一度到欧洲卖画，五〇年间向访问的人说：当初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投案”，曾载《读者文摘》。照一般改编剧本的标准来说，这一改改得非常好，有一个悲壮的收梢，而且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十八世纪英国法律本来严酷，连小偷都是流放的罪名。航海法的残忍，总也是因为帆船远涉重洋，危险性太大，不是实在无路可走的人也不肯做水手，所以多数是囚犯，或是拉伕拉来的酒鬼，不用严刑无法维持纪律。叛变不分主从，回国一定处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片中的克利斯青自愿为社会改革而死，那又是一回事，手下这批人以性命相托，刚找到了一个安身处，他倒又侃侃而谈，要他们去送死。我看到这里非常起反感，简直看不下去。 名小说家密契纳——著有《夏威夷》等——与前面提过的戴教授合著《乐园中的坏蛋》散文集（Rascals in Paradise），写太平洋上的异人，有的遁世，有的称王，内中有郑成功，也有“邦梯号”的布莱船长。布莱对于太平洋探险很有贡献，并且发现澳洲与新几内亚之间一条海峡，至今称为布莱海峡，可算名垂不朽。这本书根据近人对有关文件的研究，替他翻案。他并不是虐待狂，出事的主因是在塔喜堤停泊太久，岛上的女人太迷人，一住半年，心都野了，由克利斯青领头，带着一批青年浪子回去找他们的恋人。但是叛变是临时触机，并没有预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郁郁地想念他的绮萨贝拉——是他替她取的洋名——决定当夜乘小筏子逃走。偏那天夜间特别炎热，甲板上不断人，都上来乘凉，他走不成。 刚巧两个当值人员都怠职睡熟了，军械箱又搬到统舱正中，为了腾出地方搁面包果树——这次航行的使命是从南太平洋移植面包果，供给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作食粮，但是黑人吃不惯，结果白费功夫——克利斯青藉口有鲨鱼，问军械管理员拿到箱子钥匙。更巧的是几个最横暴的海员都派在克利斯青这一班，午夜起当值。内中有三个在塔喜堤逃走，给捉了回来，共有七个人犯事挨过打，都在午夜该班。于是克利斯青临时定计起事，其余的员工有的胁从，有的一时迷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拜伦型的大副”那年二十四岁，脸长得一副聪明相，讨人喜欢，高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布莱事后这样描写他：“‘身坯结实，有点罗圈腿，……有出汗太多的毛病，尤其手上，甚至于凡是他拿过的东西都沾脏了。’”布莱形容他自然没有好话。骑马过度容易罗圈腿，英国乡绅子弟从前都是从小学骑马。手汗多，似乎是有点神经质。 诺朵夫也写他脾气阴晴不定，头发漆黑，肤色也黑，再加上晒黑，黝黑异常——倒和绮萨贝拉是天生注定的一对。——诺朵夫认为他想单独逃走是为了跟船长屡次冲突——因为对他不公，并不是主持公道——后来临时变计，占领了这条船，宣布要用铁链锁住船长，送回英国治罪。同伙的船员一致反对回英，这才作罢。事后他与少年士官白颜谈起，又强调他的原意是把船长解回英国治罪。最后与白颜等两个士官诀别，还又托他们回国后转告他父亲，他本意是送船长回国法办，虽然父亲不会因此原宥他，至少可以减轻他的罪愆。 再三郑重提起这一点，但是船长究竟犯了什么罪？鞭笞怠工逃跑的水手，是合法的。密契纳代船长洗刷，但是也承认他“也许”克扣伙食——吞没九十磅乳酪，多报咸肉，造假账。至于扣食水，那是他太功利主义，省下水来浇面包果树。后来他第二次衔命去取面包果，澳洲海洋探险家马太·福林德斯那时候年纪还小，在那条船上当士官，后来回忆船上苦渴，“花匠拎水桶去浇灌盆栽，他和别人都去躺在梯级上，舐园丁泼洒的琼浆玉液。”士官尚且如此，水手可想而知。 邦梯号上有个少年士官偷了船长一只椰子，吃了解渴。船长买了几千只椰子，一共失去四只，怪大副追查不力，疑心他也有份。在这之前几天，派克利斯青带人上岸砍柴汲水，大队土人拦劫，事先奉命不准开枪，因为怀柔的国策。众寡不敌，斧头、五爪铁钩都给抢了去。土人没有铁器，异常珍视，拿去改制小刀。回船舰长不容分辩，大骂怯懦无用。 在塔喜堤，船长曾经把土人馈赠个别船员的猪只、芋头和土产一律充公，理由是船上只剩腌干食品，需要新鲜食物调剂，土产可以用来和别处土人交易。大副有个土人朋友送了一对珠子，硬没给他拿去。但是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等回国后去海军告发，还有可说，中道折回押解交官，一定以叛变罪反坐。不但是十八世纪的海军，换了现代海军也是一样。五〇年代美国著名小说改编舞台剧电影《凯恩号叛变》（The Caine Mutiny）——亨佛莱鲍嘉主演——本来是套《叛舰喋血记》，里面一碗杨梅的公案与那四只椰子遥遥相对，但那只是闹家务，要不是战时船长犯了临阵怯懦的罪嫌，不然再也扳不倒他。 克利斯青不是初出道，过了许多年的海员生活，不会不知道里面的情形，竟想出这么个屎主意，而且十分遗憾没能实行，可见他理路不清楚。影片中迟至抵达辟坎岛后，才倡议回国对质，更不近情理，因为中间有把船长赶下船去这回事，有十八个人跟去，全挤在一只小船上，在太平洋心，即使能着陆，又没有枪械抵御土人，往西都是食人者的岛屿。这一个处置方法干系十九条人命，回去还能声辩控诉船长不人道？ 密契纳这篇翻案文章纯是一面倒，也不能叫人心服：“无疑地，福莱彻·克利斯青的原意是要把船长与忠心的人都扔到太平洋底，但是叛党中另有人顾虑到后果，给了布莱一干人一线生机……”这未免太武断，怎见得是别人主张放他们一条生路，不是克利斯青本人？书中并没举出任何理由。而且即使斩草除根，杀之灭口，一年后邦梯号不报到，至多两年，国内就要派船来查，这条规则，克利斯青比他手下的人知道得更清楚。 还有白颜等两个士官、五名职工没来得及上小船，挤不下，船长怕翻船，喊叫他们不要下来：“我不能带你们走了！只要有一天我们能到英国，我会替你们说话！” 克利斯青不得不把这几个人看守起来。大船继续航行，经过一个白种人还没发现的岛，叫拉罗唐珈，岛上土人胆小，也还算友善，白颜不明白他为什么不选作藏身之地，却在英国人已经发现了的土排岛登陆，土人聚集八九百人持械迎敌，结果没有上岸，驶回塔喜堤，补充粮食，采办牲畜，接取恋人，又回到土排岛。这次因为有塔喜堤人同来，当地土人起初很友好。 他们向一个酋长买了块地，建造堡垒。克利斯青坚持四面挖二丈深四丈阔的水沟，工程浩大，大家一齐动手，连他在内。不久，带来的羊吃土人种的菜，土人就又翻脸，誓必歼灭或是赶走他们，一次次攻堡垒，开炮轰退。渐渐无法出外，除非成群结队全副武装。生活苦不堪言，住了两三个月，克利斯青知道大家都恨透了这地方，召集会议，一律赞成离开土排岛，有十六个人要求把他们送到塔喜堤，其余的人愿意跟着船去另找新天地。 密契纳为了作翻案文章，指克利斯青抛弃同党，让他们留在塔喜堤，军舰来了瓮中捉鳖。其实是他判断力欠高明，大家对他的领导失去信心，所以散伙。回塔喜堤，诺朵夫认为是怪水手们糊涂，舍不得离开这温柔乡。大概也是因为吃够了土人的苦头，别处人生地不熟，还是只有塔喜堤。仗着布莱一行人未见得能生还报案，得过且过。克利斯青为了保密，大概也急于摆脱他们，把白颜一干人也一并送到塔喜堤上岸。 第一次船到塔喜堤的时候，按照当地风俗，每人限交一个同性朋友，本地人对这友谊非常重视，互相送厚礼，临行克利斯青的朋友送了他一对完美的珍珠，被船长充公未遂。这种交友方式在南太平洋别处也有，新几内亚称为“库拉”（kula）——见马利脑斯基（B.Malinowski）日记——两地的友人都是一对一，往来馈赠大笔土特产或是沿海输入的商品，总值也没有估计，但是如果还礼太轻，声名扫地，送不起也“舍命陪君子”。收下的礼物自己销售送人。这原是一种原始的商业制度，朋友其实是通商的对手方，也都很有大商人的魄力。连南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也有同样的制度，直到本世纪五〇年代还通行。都是交通不便，物物交易全靠私人来往，因此特别重视通商的搭档，甚至于在父子兄弟关系之上——见哈纳（M.J.Harner）著《吉伐若人》（The Jivaro）——塔喜堤过去这风俗想必也是同一来源，当时的西方人容易误解，认为一味轻财尚义。克利斯青最初准备只身逃亡，除了抛撇不下恋人，一定也是憧憬岛人的社会，满想找个地图上没有的岛屿，投身在他们的世界里。但是经过土排岛之难，为了避免再蹈覆辙，只能找无人荒岛定居，与社会隔离，等于流犯，变相终身监禁。不管这是否他的决定，不这样也决通不过。 白颜住在塔喜堤一年多，爱上了一个土女，结了婚。英国军舰来了，参加叛变的水手们被捕，白颜等也都不分青红皂白捉了去。原来出事那天晚上，克利斯青正预备当夜溜下船舷潜逃，在甲板上遇见白颜，托他回国代他探望家人，万一自己这次远行不能生还。白颜一口应允。克利斯青便道：“那么一言为定。”不料船长刚巧走来，只听见最后两句话，事后以为是白颜答应参加叛变。 出事后，布莱指挥那只露天的小船，连张地图都没有，在太平洋上走了四十一天，安抵马来群岛，是航海史上的奇迹。回国报案，轰动一时，英王破格召见。跟去的十八个人，路上死了七个，剩下十一个人里面，还又有两个中途抗命，“形同反叛”，一个操帆员，一个木匠。到了荷属东印度，布莱提出控诉，把这两个人囚禁起来，等到英国候审。结果只有木匠被堂上申饬了事，另一个无罪开释。 布莱在军事法庭上咬定白颜通谍。白颜的寡母不信，他是个独子，好学，正要进牛津大学，因为醉心卢骚拜伦等笔下的南海，才去航海，离家才十七岁，这是第一次出海，与布莱是世交，他母亲重托了他。案发后她写信给布莱，他回信大骂她儿子无行。这母子俩相依为命，受了这刺激，就此得病，白颜回来她已经死了。 布莱对白颜是误会，另外还有三个人，一个军械管理员，两个小木匠，布莱明知他们是要跟他走的，经他亲口阻止，载重过多怕翻船，不妨留在贼船上，他回去竟一字不提。递解回国途中，军舰触礁，来不及一一解除手镣脚铐，淹死了四个。这三个人侥幸没死，开审时，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务长代为分辩，终于无罪开释。布莱不在场，已经又被派出国第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这时候距案发已经三年，舆论倒了过来，据密契纳说，是因为克利斯青与另一个叛党少年士官，两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法学教授，两家亲属奔走呼号，煽起社会上的同情。而且布莱本人不在国内，有人骂他怯懦不敢对质，其实他早已书面交代清楚，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说明事件经过。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日久事明”，军事法庭第二次审这件案子，结果只绞死三名水手，白颜等三人判了死刑后获赦。 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陆续出了好几次叛变，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后一次在伦敦首善之区，闹得很大。但是镇压下来之后，都被忘怀了，惟有太平洋心这只小型海船上的风波，举世闻名，历久不衰，却是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族宣传之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只有这一次叛变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满的结局的力量。主犯几乎全部逍遥法外，享受南海风光，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在西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国大革命，从某些方面说来，甚至于都没有它影响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法国革命的感觉，同情而又恐怖憎恶，不像邦梯案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规，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君。 布莱除了航海的本领确是个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样都是常人，也是他成为一个象征之后，才“天下之恶皆归之”。邦梯事件后二十年，显然已成定论。船名成了他的绰号：“邦梯·布莱”。但是官运亨通，出事后回国立即不次擢迁——军事法庭上法官认为有逼反嫌疑，责备了他几句，那是没有的事，影片代观众平愤的——此后一帆风顺，对拿破芲作战，又立下军功。生平下属四次叛变，连邦梯出事后归途中的一次小造反算在内。最大的一次叛乱，是他晚年在澳洲做新南威尔斯州长，当地有个约翰·麦卡塞，现在澳洲教科书上都称他为伟大的开荒畜牧家，奠定澳洲羊毛的基础，但是同时也是地方上一霸，勾结驻军通同作弊，与州长斗法，手下的人散布传单骂“邦梯·布莱”：“难道新南威尔斯无人，就没有个克利斯青，容州长专制？” 布莱无子，有六个女儿，那次带了个爱女与生病的女婿，到锡尼上任。现在的大都市锡尼，那时候只是个小小英属地，罪犯流放所。布莱的掌珠不但是第一夫人，而且是时装领袖，每次有船到，她母亲从伦敦寄衣服给她。一次寄来巴黎流行的透明轻纱长袍，黏在身上。——法国大革命后开始时行希腊风的长衣，常用稀薄的白布缝制，取其轻软，而又朴素平民化，质地渐趋半透明。那时候不像近代透明镂空衣料例必衬里子，或穿衬裙，连最近几年前美国兴透明衬衫，里面不穿什么，废除乳罩，也还大都有两只口袋，遮盖则个。拿破芲的波兰情妇瓦露丝卡伯爵夫人有张画像，穿着白色细褶薄纱衬衫，双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拿翁倒后，时装发展下去，逐渐成为通身玻璃人儿。布莱这位姑奶奶顾虑到这是个小地方，怕穿不出去，里面衬了一条长灯笼裤，星期日穿着去做礼拜，正挽着父亲手臂步入教堂，驻军兵士用肘弯互相抵着，唤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后笑出声来。她红着脸跑出教堂，差点晕倒。布莱大怒，没有当场发作，但是从此与驻军嫌隙更深。不久，他下令禁止军官专利卖酒剥削犯人，掀起轩然大波，酿成所谓“甜酒之乱”（The Rum Rebellion），部下公然拘捕州长，布莱躲在床下，给搜了出来，禁闭一两年之久，英国派了新州长来，方始恢复自由，乘船回国。 诺朵夫书上末了也附带写“甜酒之乱”，但是重心放在白颜二十年后重访塔喜堤，发现爱妻已死，见到女儿抱着小外孙女，因为太激动，怕“受不了”，没有相认。这书用第一人称，从白颜的观点出发，一来是为了迁就材料，关于他的资料较多，而且他纯粹是冤狱，又是个模范青年。侧重在他身上，也是为了争取最广大的读者群。无如白颜这人物，固然没有人非议，对他的兴趣也不大，书到尾声，唯一兴趣所在是邦梯号的下落。 白颜出狱后，曾经猜测克利斯青一定去了拉罗唐珈，是他早先错过了的，一个未经白人发现的岛。“过了十八年，我才知道我这意见错到什么地步。”就这么一句，捺下不提了。读者只知道未去拉罗唐珈，是去了哪里，下文也始终没有交代，根本没再提起过。所以越看到后来越觉得奇怪，憋闷得厉害，避重就轻，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满。 这本书虽然是三〇年代的，我也是近年来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后才有这耐性看它。报刊上看到的关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没提到发现辟坎岛的经过。在我印象中，一直以为克利斯青这班人在当时是不知所终，发现辟坎岛的时候，岛上有他们的后裔，想必他们都得终天年。最后看见密契纳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廿年左右——就在白颜访旧塔喜堤的次年——英舰已经发现辟坎岛，八个叛党只剩下一个老人，痛哭流涕“讲述这块荒凉的大石头上凶杀的故事”，讲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残酷，“不顾人权”，正是他指控布莱的罪名。绮萨贝拉在岛上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鲁滨逊星期五遇见一个土人，就给他取名“星期五”。孩子显然是在叛变后五个多月诞生。次年十月底，产子一年后，绮萨贝拉生病死了。他要另找个女人，强占一个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开枪打死了。 叛舰的故事可以说是跟我一块长大的，尽管对它并不注意。看到上面这一段，有石破天惊之感。其实也是缩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辟坎岛孤悬在东太平洋东部，距离最近的岛也有数百英里之遥，较近复活节岛与南美洲。复活节岛气候很凉，海风特大，树木稀少，又缺淡水，多数农植物都不能种，许多鱼也没有，不是腴美的热带岛屿，但是岛上两族长期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叛舰初到辟坎岛，发现土人留下的房屋，与复活节岛式的大石像，大概是复活节岛人逃避来的。有一尊断头的石像，显然有追兵打到这里来。但是结果辟坎岛并没有人要，可见还不及复活节岛，是真是一块荒凉的大石头，一定连跟来的塔喜堤人都过不惯。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自首。 他在土排岛与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爷脾气发作，变得与布莱一样招恨，那也是历史循环，常有的事。主要还是环境关系，生活极度艰苦沉闷，一天到晚老是这几个人，容易发生摩擦。也许大家心里懊悔不该逞一时之快，铸成大错，彼此怨怼，互相厌恨，不然他死后为甚么统统自相残杀，只剩一个老头子？ 老人二十年后见到本国的船只，像得救一样，但是不免畏罪，为自己开脱，反正骂党魁总没错。——书上没说他回国怎样处分，想必没有依例正法。——当然，岛上还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无对证。所说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致属实，不过岛上的女人风流，也许那有夫之妇是自愿跟他，不是强占。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当然也一样严重。总计他起事后只活了不到两年，也并没过到一天伊甸园的生活。 老人的供词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关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约而同绝口不提，因为传说已经形成，克利斯青成为偶像，所以代为隐讳——白兰度这张影片用老人作结，但是只说叛党自相残杀净尽，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躯——只有密契纳这一篇是替船长翻案，才不讳言大副死得不名誉。诺朵夫书上如果有，也就不会是三〇年代的畅销书，那时候的标准更清教徒式。但是书上白颜自云十八年后发现叛舰不是逃到拉罗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这件事，这章法实在特别，史无前例。看来原文书末一定有那么一段，写白颜听到发现辟坎岛的消息，得知诸人下场，也许含糊地只说已死。出版公司编辑认为削弱这本书的力量，影响销路，要改又实在难处理，索性给删掉了。给读者留下一个好结局的幻象，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辟坎岛上有克利斯青一干人的子孙。 在我觉得邦梯案添上这么个不像样的尾巴，人物与故事才完整。由一个“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讽刺，使人低徊不尽。当然，它天生是个男童故事，拖上个现实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势必失去它的读者大众。好在我容易对付，看那短短一段叙事也就满足了。 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一般译为“感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本，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果。 自从郁达夫用过这名词，到现在总有四十年了，还是相当陌生，似乎没有吸收，不接受。原因我想是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或新报导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三底门答尔”到底是甚么，说了半天也许还是不清楚。粗枝大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下的《叛舰喋血记》与两张影片都“三底门答尔”，密契纳那篇不“三底门答尔”。第一张影片照诺朵夫的书，注重白颜这角色，演员挂三牌。第二张影片把白颜的事迹完全删去，因为到了六〇年代，这妥协性的人物已经不吃香。电影是群众传达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密契纳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长，全是史实。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答尔”化。 当然忠实的纪录体也仍旧可能主观歪曲，好在这些通俗题材都不止一本书，如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两本一比就有数。我也不是特为找来看，不过在这兴趣范围内不免陆续碰上，看来的材料也于我无用，只可自娱。实在是浪费时间，但是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看的“社会小说”书多，因为它保留旧小说的体裁，传统的形式感到亲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侠有兴趣，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到了四〇、五〇年代，社会小说早已变质而消灭，我每次看到封底的书目总是心往下沉，想着：“书都看完了怎么办？” 在国外也有个时期看美国的内幕小说，都是代用品。应当称为行业小说，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没有甚么内幕。每一行有一本：飞机场、医院、旅馆业、影业、时装业、大使馆、大选筹备会、牛仔竞技场、警探黑社会等。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说，讲广告业，是一个广告商杰利·戴拉·范米纳（Della Femina）自己动笔写的，录音带式的漫谈，经另人整理删节，还是很多重复。书题叫《来自给你们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戏拟日制电视机广告。 行业小说自然相当内行，沾到真人实事，又需要改头换面，避免被控破坏名誉。相反地，又有假装影射名人的，如《国王》（The King）——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盖博绰号，写歌星法兰克辛纳屈——《恋爱机器》——前CBS电视总经理吉姆·奥勃瑞，绰号“笑面响尾蛇”——务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节骨眼上给“掉包”换上一般通俗小说情节，骗骗读者，也绝对不会开罪本人。这都煞费苦心，再加上结构穿插气氛，但是我觉得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是二〇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回小说不再震聋发聩，有些如《歇浦潮》还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念，也遥远黯淡。三〇年代有一本题作《人心大变》，平襟亚著，这句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但是骂归骂，有点像西方书评人的口头禅“爱恨关系”，形容有些作者对自己的背景，既爱又恨，因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不过在这里“恨”字太重，改“憎”比较妥贴。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与插图像是一〇年代末或二〇年代初，文笔很差，与三〇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梦》还是甚么梦的同样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开场仿佛也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些洋场黑幕后，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窸窣作响，发现账房偷开铁箱。原来是账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〇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句，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说甚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 《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划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会小说。 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段的印象。后来到书摊上去找，早已绝迹。张恨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份仿佛是《人间地狱》写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的遗风尚在，直到四〇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已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糟，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道是个胖子，常被同人嘲骂“死大块头”——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他做账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而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人。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的现代钗头凤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然，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味全失。这仿佛是怪论—— 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味，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译为“真事”或“事实”比较对。马克吐温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是因为小说只能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这话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内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况都有许多因素在内，最熟悉内情的也至多知道几个因素，不熟悉的当然看法更简单，所以替别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种因素又常有时候互为因果，都可能“有变”，因此千变万化无法逆料。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Internally right”）。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甚么又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白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真事，不是文艺，口味简直从来没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质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世纪，仆人都不敲门，在门上抓搔着，像猫狗要进来一样。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路易斯也是社会人种学家，首创“贫民文化”（culture to poverty）这名词，认为世代的贫穷造成许多特殊的心理与习俗，如只同居不结婚，不积钱，爱买不必要的东西，如小摆设等。这下层文化不分国界，非洲有些部落社会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个家庭》，然后专写五家之一：《桑协斯的子女》（The Children of Sanchez），后者一度酝酿要拍电影，由安东尼昆、苏非亚罗兰饰父女，不幸告吹。较近又有一本题作《拉维达》（La Vida），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词。写波多黎各一个人家，母女都当过娼妓，除了有残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选中这一家，并不知道这一层，发现后也不注重调查“生活”，重心全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上。其间的“恩怨尔汝来去”也跟我们没什么不同。 内容主要是每人自述身世，与前两本一样，用录音带记下来，删掉作者的问句，整理一下。自序也说各人口吻不同，如闻其声。有个中国社会学家说：“如果带着录音器去访问中国人就不行。”其实不但中国人，路易斯的自序也说墨西哥人就比波多黎各人有保留。大概墨西哥到底是个古国，波多黎各也许因为黑人血液的成分多，比较原始。奇怪的是《拉维达》里反而是女人口没遮拦，几个男人——儿子女婿后父——都要面子，说话很“四海”，爱吹，议论时事常有妙论，想入非非。也许是女人更受他们特殊的环境的影响，男人与外界接触多些，所以会说门面话，比较像别国社会地位相仿的人。反正看着眼熟。 福南妲讲她同居的男子死了，回想他生前，说：“他有一样不好：他不让我把我的孩子们带来跟我们一块住。”下一页她叙述与另一个人同居：“我们头两年非常快乐，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们没跟我一块住。”前后矛盾，透露出她心理上的矛盾，但是闲闲道出，两次都是就这么一句话，并不引人注意，轻重正恰当。她根本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固然也是环境关系，为了孩子们也是呕气，稍大两岁，后父又还对长女有野心。 长女索蕾妲是他们家的美人，也是因为家里实在待不下去，十三岁就跟了三十岁的亚土若，“爱得他发疯。”他到手后就把她搁在乡下，他在一家旅馆酒排间打工，近水楼台，姘妓女，赌钱，她一直疑心他靠妓女吃饭。他开过小赌场，本来带几分流气。几次闹翻了，七八年后终于分开，她去做妓女养活孩子们——她先又还领养了个跛足女婴，与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他一直纠缠不清，想靠她吃饭，动小刀子刺伤了她，被她打破头。但是她贴他钱替她照顾孩子，倒是比娘家人尽心。她第一次去美国，拖儿带女投亲，十分狼狈，一方面在农场做短工，还是靠跟一个个的同乡同居，太受刺激，发神经病入院，遣送回籍。铩羽归来，家里人冷遇她，只有前夫亚土若对她态度好，肯帮忙。所以后来她在纽约，病中还写信给他，不过始终拒绝复合。 亚土若谈他们离异的经过，只怪她脾气大，无理取闹，与小姨挑唆。直到后半部她两个妹妹附带提到，才知道她和他感情有了裂痕后也屡次有外遇，他有一次回家捉奸，用小刀子对付她，她拿出他的手枪，正要放，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子弹打中她的手指。她告诉法官是他开枪，判监禁六个月。他实在制伏不了她，所以不再给钱，改变主张想靠她吃饭。原来他是为了隐瞒这一点，所以谎话连篇，也很技巧，例如本是为了捉奸坐牢，他说是回家去拿手枪去打死一个仇人，索蕾妲劝阻夺枪，误伤手指，惊动警察，手枪没登记，因此入狱。入狱期间恐怕她不贞，因为囚犯的妻子大都不安于室，而且这时期关于她的流言很多。他一放出来就对她说：“我们这次倒已经分开很久了，不如就此分手。”但是她哭了，不肯。一席话编得面面俱到。 故事与人物个性的发展如同抽茧剥蕉。他写给两个小女儿的信——有一个不是他的——把她们捧成小公主。孩子们也是喜欢他，一个儿子一直情愿跟他住在乡下。索蕾妲姊弟有个老朋友马赛罗也说他确是给这些孩子们许多父爱，旁人眼中看来，他身材瘦小，面貌也不漂亮，只有丈母娘福南妲赏识他有胆气。但是他做流氓没做成，并且失业下乡孵豆芽，感慨地说他无论什么事结果都失败了。 索蕾妲去美之前爱上了一个贼，漂亮、热情，但也是因为他比周围的人气派大些。是她最理想的一次恋爱，同居后不再当娼。有一天晚上他去偷一家店铺，是他们这一伙不久以前偷过的，这次店主在等着他。他第一个进去，店主第一枪就打中他的胸部，同党逃走了。第二天她跟着他姑母去领尸，到医院的太平间，尸身已经被解剖，脑子都掏了出来搁在心口上。她拥抱着他，发了疯，一个月人事不知。 据她的九岁养女说：是他去偷东西，被警探包围，等他出来的时候开枪打死的。她二妹说的又不同：他无缘无故被捕，装在囚车里开走了，过了些天才枪毙，索蕾妲两次都晕厥过去。照这一说，大概是他犯窃案的时候杀过人，所以处死刑。索蕾妲讲得最罗曼蒂克。她母亲的姨妈本来说她爱扯谎，自述也是有些地方不实不尽。反正不管是当场打死还是枪决，都不是死因不明，用不着开膛破肚检验，而且连大腿都剖开了，显然是医学研究，不是警方验尸，地点也不会在医院太平间。如果是把罪犯的尸首供给医校解剖，也没那么快。看来这一节是她的狂想。她后来病中担忧死了没人收尸，给送去解剖，宁可把遗体赠予波多黎各热带疾病研究院，不愿白便宜了美国人：“让他们拿他们自己的jiba去做实验。”念念不忘解剖，也许是对于卖身的反感与恐怖压抑了下去，象征性地联想到被解剖。她发精神病的时候自己抹一脸屎，似乎也是谴责自己。她第二次还乡，衣锦荣归，在纽约跟一个同乡水手边尼狄托同居，自己又在小工厂做工，混得不错。但是她家里觉得她高攀，嫌脏，老是批评这样那样，相形之下使人心里难受。带来的礼物又太轻，都对她淡淡的，边尼狄托又不替她做脸，喝得醉猫似的，她认为“那是我一生最不快乐的一天。”他先上船走了，她在娘家过年，与卖笑的二妹一同陪客人出去玩，除夕一晚上赚了五十元美金。在纽约也常需要捞外快贴补家用。 同一件事在她弟弟口中，先说边尼狄托待他姐姐好。“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他们吵了起来。是这样：她回波多黎各去了一趟，边尼狄托发现她在那边跟一个美国人睡过。她还是个有夫之妇！但是那次边尼狄托干了件事，我不喜欢。他等我回去了之后打她。这我不喜欢。我可从来没跟他提起过。夫妻吵架，别人不应当插一脚。我后来倒是跟索蕾妲说过。我告诉她她做错了事，她要是不改过，以后我不去看她了。我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吵架，夫妻要吵架，应当等没人的时候。” 这一段话有点颠三倒四，思路混乱。他只怪他姐夫一件事：等他走了之后打老婆——是怪他打她，还是怪他等他走了才打？同页第一段述及妹夫打妹妹，他不干涉，妹夫打二姐，虽然是二姐理亏，他大打妹夫。可见他并不反对打老婆，气的是等他走后才打。但是如果不等他走就打，岂不更叫他下不来台？等他走了再打，不是他告诫大姐的话：等没有人的时候再吵架？ 下一页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姐姐们。她们光是一个男人从来不够。她们喜欢寻欢作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爱我的姊妹们。我不让任何人当着我说她们的坏话。有时候我甚至于梦见她们……”他常梦见在泥潭里救出索蕾妲，她满身爬着蛇。前文自相矛盾处，是他本能地卫护姐姐，迁怒姐夫。书中人常有时候说话不合逻辑，正是曲曲达出一种复杂的心理。 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纵深不一定深入。心理描写在过去较天真的时代只是三底门答尔的表白。此后大都是从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有时候流为演讲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对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意识流”正针对这种倾向，但是内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动念，在脑子里一闪的时候最清楚，要找它的来龙去脉，就连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都难。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奥斯卡·路易斯声明他这书是科学，不是文艺。书中的含蓄也许只是存真的结果。前两本更简朴，这一本大概怕味道出不来，特加一个新形式，在自序中说明添雇一个墨西哥下层阶级女助手，分访母女子媳，消磨一整天，有时候还留宿，事后记下一切，用第三人称，像普通小说体裁，详细描写地段房屋，人物也大都有简单的描写。几篇自述中间夹这么一章，等于预先布置舞台。 第一章，萝莎去探望福南妲，小女儿克茹丝初出场：“克茹丝十八岁，皮肤黑，大约只有四呎九吋高。她一只腿短些，所以瘸得很厉害。脊骨歪斜，使她撅着屁股，双肩向后别着，非常不雅观。”她给母亲送一串螃蟹来： “‘有个人在那儿兜来兜去卖，他让我买便宜了，’克茹丝说，‘他大概是喜欢我，反正他也就剩这几只了。’” 谈了一会，她说她要去推销奖券：“不过我要先去打扮打扮。卖东西给男人就得这样。他们买东西就是为了好对你看。” 她家里人都没答这碴。不久她销完了回来了，已经换过衣服，穿着粉红连衫裙，领口挖得极低，鞋也换了粉红夹绿两色凉鞋。“她虽然身体畸形，看着很美丽。”这是萝莎的意见，说明克茹丝并不完全是自以为美。萝莎从来不下评语，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实在必须，不说是真不知道。意在言外的，是这时候刚发现她肉感。丰艳的少女的肢体长在她身上，不是没有吸引力，难免带着一种异样的感觉。克茹丝的遭遇当然与这有关。 至于为什么不直说，一来与萝莎的身分不合，她对这家人家始终像熟人一样，虽然冷眼旁观，与书中人自述的距离并不大。在这里，含蓄的效果最能表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浑浑噩噩，许多怪人怪事或惨状都“习惯成自然”，出之于家常的口吻，所以读者没有牛鬼蛇神“游贫民窟”（slumming）的感觉。 但是含蓄最大的功能是让读者自己下结论，像密点印象派图画，整幅只用红蓝黄三原色密点，留给观者的眼睛去拌和，特别鲜亮有光彩。这一派有一幅法国名画题作《赛船》，画二男一女，世纪末装束，在花棚下午餐，背景中有人划小船竞渡，每次看见总觉得画上是昨天的事，其实也并没有类似的回忆。此外这一派无论画的房屋街道，都有“当前”（immediacy）的感觉。我想除了因为颜色是现拌的，特别新鲜，还有我们自己眼睛刚做了这搅拌的工作，所以产生一种错觉，恍惚是刚发生的事。看书也是一样，自己体会出来的书中情事格外生动，没有古今中外的间隔。 《拉维达》等几本书在美国读者众多，也未见得会看夹缝文章，不过一个笼统的印象，也就可以觉得是多方面的人生，有些地方影影绰绰，参差掩映有致。也许解释也是多余的，我是因为中国小说过去有含蓄的传统，想不到反而在西方“非文艺”的书上找到。我想那是因为这些独白都是天籁，而中国小说的技术接近自然。 太久没有发表东西，感到隔膜，所以通篇解释来解释去，噜苏到极点。以前写的东西至今还有时候看见书报上提起，实在自己觉得惭愧，即使有机会道谢，也都无话可说，只好在这里附笔致意。 ＊初载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收入《张看》。 [book_title]连环套创世纪前言 水晶先生与他的朋友唐文标教授来信说，文标先生在加州一个图书馆里找到我三十年前几篇旧作，建议重新发表。《姑姑语录》是我忘了收到散文集里面，小说《连环套》、《创世纪》未完，是自己感到不满，没写下去，《殷宝滟送花楼会》更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收到小说集里，这一点需要说明。对于他们二位的热忱，也应当再在这里致谢。 一九七四年四月 *初载一九七四年六月台北《幼狮文艺》第三十九卷第六期，未收集，标题为本书所加。 [book_title]谈看书后记 上次谈看书，提到《叛舰喋血记》，稿子寄出不久就看见新出的一部画册式的大书《布莱船长与克利斯青先生》，李察浩（Hough）著，刊有其他著作名单，看来似乎对英国海军史特别有研究。自序里面说写这本书，得到当今皇夫爱丁堡公爵的帮助。叛舰逃往辟坎岛，这小岛现代也还是在轮船航线外，无法去，他是坐女皇的游艇去的。前记美国名小说家密契纳与夏威夷大学戴教授合著一文，替船长翻案，这本书又替大副翻案。这些书我明知陈谷子烂芝麻，“只可自怡悦”，但是不能不再补写一篇，不然冤枉了好人。 原来这辟坎岛土地肥沃，四季如春，位置在热带边缘上，因此没有热带岛屿恼人的雨季。以前住过土人，又弃之而去，大概是嫌小，感到窒息，没有社交生活。西方有个海船发现这小岛，找不到港口，没有登陆。克利斯青看到这段记载，正合条件，地势高，港口少，容易扼守，树木浓密，有掩蔽。而且妙在经纬度算错了几度，更难找。到了那里，白浪滔天，无法登岸，四周一圈珊瑚礁，铁环也似围定。只有一处悬崖下有三丈来长一块沙滩，必须瞄准了它，从一个弯弯扭扭的珊瑚礁缺口进去，把船像支箭直射进去，确是金城汤池。 他起先选中土排岛，也是为了地形，只有一个港口，他看定一块地方建筑堡垒，架上船上的炮，可以抗拒追捕英舰，一方面仍旧遥奉英王乔治三世，取名乔治堡，算是英殖民地。先到塔喜堤去采办牲畜，也是预备多带土人去帮同镇压当地土著，但是只有寥寥几个男子肯去，女人更不踊跃。二十几个叛党中只有四个比较爱情专一，各有一个塔喜堤女人自视为他们的妻子，包括绮萨贝拉。除了这四个自动跟去，又临时用计骗了七个，带去仍旧不敷分配。没有女人的水手要求准许他们强抢土排岛妇女，克利斯青不允，一定要用和平的手段。他们不服，开会让他们民主自决，六个人要回塔喜堤。他保证送他们去，说：“我只要求把船给我，让我独自去找个荒岛栖身，因为我不能回英国去受刑，给家里人丢脸。”同伙唯一的士官爱德华杨发言：“他们再也不会离开你的，克利斯青先生！”有人附和，一共八个人仍旧跟他。 为了缺少女人而散伙，女人仍旧成问题。把解散的人员送到塔喜堤，顺便邀请了二十几个土著上船饮宴，有男有女。克利斯青乘夜割断铁锚绳索，张帆出海，次晨还推说是访问岛上另一边。近午渐渐起疑，发急起来，有一个年轻的女人竟奋身一跃，跳下楼船，向遥远的珊瑚礁游去，别人都没这胆量，望洋兴叹。一共十八个女人，六个男人，内中有两个土排岛人，因为与白人关系太密切，白人走了惧祸，不得已跟了来。但是有六个女人年纪太大，下午路过一个岛上来了只小船，就交给他们带了去，剩下的女人都十分羡慕。 船上第一桩大事是配对，先尽白人选择。原有配偶的四人中，只有水手亚当斯把他的简妮让给美国籍水手马丁，自己另挑了一个。九个白人一夫一妻，六个土人只有一个有女人，两个土排岛人共一个妻子，其余三人共一个。他们风俗向来浪漫惯了的，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船过拉罗唐珈岛，这岛屿未经发现，地图上没有，但是人口稠密，不合条件。克利斯青也没敢停留太久，怕这些女人逃走。到了辟坎岛，水手琨托提前放火烧船，损失了许多宝贵的木材不及拆卸，也是怕她们乘船逃走。她们看见烧了海船，返乡无望，都大放悲声，连烧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海上行舟必须有船主，有纪律，否则危险。一上了岸，情形不同了，克利斯青非常识相，也不揽权。公议把耕地分成九份，白人每人一份，六个土人是公用的奴仆。家家丰收，鱼又多，又有带来的猪羊，大桶好酒，只有一宗不足，这岛像海外三神山一样，海拔过高，空气稀薄，虽然还不至于影响人类的生殖力，母鸡不下蛋。有一天铁匠威廉斯的妻子爬山上树收集鸟蛋，失足跌死，他非常伤恸。 爱德华杨与克利斯青的友谊渐趋慢性死亡，原因是克利斯青叛变是听了杨的话，后来越懊悔，越是怪杨，而他从一开头就已经懊悔了。在辟坎岛上，他的权力渐渐消失，常常一个人到崖顶一个山洞里坐着，遥望海面，也不知道是想家，还是瞭望军舰。其实他们在土排岛已经差点被擒——走之前一个月，有个英国船夜间路过，看见岛上灯火，如果是白天，一定会看见邦梯号停泊在那里。那时候布莱也早已抵达东南亚报案。他上山总带着枪，也许是打算死守他这“鹰巢”，那山洞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他到哪里都带着枪，似乎有一种预感。 叛变前夕他本来预备乘小筏子潜逃，没走成。黎明四点钟，另一士官司徒华来叫他换班，劝他不要逃走，简直等于自杀——有鲨鱼，而且土人势必欺他一个人。又说士兵对船长非常不满，全靠他在中间调停，“你一走了，这班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克利斯青到甲板上去值班，刚巧专拍船长马屁的两个士官海籁、黑吴误点未到。杨来了，也劝他逃走太危险，船上群情激愤，什么都干得出，“你不信，试试他们的心。现在正是时候，都睡着，连海籁黑吴都不在。你对你班上的人一个个去说，我们人手够了，把船拿下来。你犯不着去白冒险送命，叫布莱跟他的秘书还有海籁黑吴这四个人去坐救生艇，他还比你的小筏子安全。”说罢又下去了。 克利斯青听他这两个朋友分别劝他的话，竟不谋而合，其实司徒华的话并没有反意，但是他一夜失眠之后，脑海如沸，也不及细辨滋味。四点半，他终于决定了，用小刀割断一根测量海底深度的绳子，绳端系着铅块，下水会直沉下去。他拴在自己颈项上，铅块藏在衬衫里，准备事不成就跳海。 五点钟，他去跟琨托与马丁说，这两人刚巧在一起。琨托是水手中的激进派，立刻自告奋勇下统舱通知伙伴们。美国人马丁起初犹疑，随即答应参加。后来马丁乘乱里把手里的火枪换了只布袋，跟着船长一干人走下小船，被忠贞的木匠头子喝住：“你来干什么？”答说：“跟你们走。”被木匠大骂，琨托等听见了，怕别人效法马丁，人心动摇起来，用枪指着他，逼他回到大船上。可见马丁本不愿意，只是不敢拒绝，不然怕他走漏风声，可能马上结果了他。 其实跟这两个水手一说，就已经无可挽回了。事后克利斯青对杨冷淡了下来，杨当然也气。当时完全是为他着想，看他实在太痛苦，替他指出一条路。杨比他还小两岁，那年才二十二岁，受过高深教育，黑黑的脸，有西印度群岛血液，母方与历史上出名哀艳的苏格兰玛丽女王沾亲。二十来岁就断送了前程，不免醇酒妇人。他与亚当斯两人最与土人接近，余人认为他们俩与几个土人“换妻”。这亚当斯大概过去的历史很复杂，化名斯密斯，大家只知道他叫斯密斯。 土人的三个女人又死了一个。铁匠威廉斯丧偶后一直郁郁独处，在岛上住了一年半，去跟克利斯青说，他要用武力叫土人让个女人给他。 “你疯了——他们已经六个人只有两个女人。这一定会闹出人命来。杰克，劝你死了这条心。”克利斯青说。 威廉斯又去逐一告诉别人，都这么说，他沉默了几星期，又来恫吓恳求，大家听惯了他这一套，也不当桩事。有一天，他要求召集全体白人，当众宣称：“我走了。你们有你们的‘太峨’（土语，指好友，每人限一男一女两个），有你们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我有权利离开这里。你们不肯给我一个女人，我只好到别处去找，宁可被捕，手镣脚铐回英国绞死，也不要再在这岛上待下去了。” 大家面面相觑。“你坐什么船走呢？” “救生艇。只有这条船能出海。” “给了你我们怎么打鱼？”白人只会驾救生艇，坐土制小船不安全。 “既然不给我女人，船应当归我。” （按：他们是没提，打鱼还是小事，他这一出去，迟早会泄漏风声带累大家。） 克利斯青商量着说：“我们只好依杰克。”问他要哪一个女人。 “随便南西还是玛瑞娃，哪个都行。” 克利斯青拿两支小木棍子叫他抽签，一支长的代表玛瑞娃，短的代表南西。他抽中短的。 当晚南西与她的丈夫塔拉卢在他们房子里吃晚饭，看见九个白人拿着火枪走来，塔拉卢早知来意。南西本来早就想离开他，去陪伴那孤独的白人，不然她和玛瑞娃跟别的女人比起来，总觉得低一级似的。 “南西，你去跟杰克威廉斯住，他太久没有女人了。”克利斯青说。 南西点点头，塔拉卢早已跑了，就此失踪。有两个土人说他躲在岛上西头。白人从此都带着枪，结伴来往的时候多些。估计土人都不稳，只有克利斯青的男性“太峨”梅纳黎比较可靠。 隔了几天，女人们晚间在一棵榕树下各自做饭，一面唱歌谈天。绮萨贝拉与花匠勃朗的女人听见南西低唱：“这些人为什么磨斧头？好割掉白人的头。”两个女人悄悄的去告诉她们丈夫。克利斯青立即荷枪实弹，独闯土人下了工聚集的房子，除了梅纳黎都在，塔拉卢也回来了，先也怔住了，然后缓缓走过去，弯腰去拾地下最近的一把斧头。克利斯青端枪瞄准他，顿时大乱，塔拉卢与一个塔喜堤同乡夺门而出。克利斯青的枪走火，没打中，也返身逃走。 三天后，女人们在海边钓鱼，南西被她丈夫与那同乡绑架了去。克利斯青召集白人，议决塔拉卢非处死不可，派梅纳黎上山，假装同情送饭，与南西里应外合，杀了她丈夫，次日又差他诱杀另一个逃走的土排岛人。六个土人死剩四个，都慑服，但是琨托与他的朋友麦柯喝醉了常打他们。女人除了绮萨贝拉都对白人感到幻灭，这些神秘的陌生人，坐着大船来的，衣着华美，个个豪富热情，现在连澡都懒得洗，衣服早穿破了没有了，也跟土人一样赤膊，用皮带系一条短裙子，头戴一顶遮阳帽，赤脚，举止又粗鄙兽性。她们都更想家了。 一年后又有密谋，这次瞒着所有的女人与梅纳黎。土人没有枪械，但是杨与亚当斯常跟他们一同打猎，教会了他们开枪，也有时候借枪给他们打鸟、打猪——家畜都放出去自己找吃的，省得饲养，小岛上反正跑不了，要杀猪再拿枪去打死一只。这时候正是播种的季节，那天除了杨和亚当斯都下田去了。几个土人先悄没声爬行，爬到祸首威廉斯后面，脑后一枪打死。马丁听见枪声，有人问起，他猜打猪。一个土人接口喊叫道：“嗳，打了个大猪！叫梅纳黎来帮着抬。” 梅纳黎去了，就被胁从，一同去杀克利斯青，也是脑后一枪毙命。麦柯知道了，飞奔去报信给绮萨贝拉，她正分娩，第三胎生了个女儿。她颀长美貌，是个酋长的女儿。克利斯青给她取这名字，因为他有个亲戚叫绮萨贝拉，英国附近有个美丽的小岛是她产业，所以也是个海岛的女主人。 麦柯与琨托同逃。九个白人杀了五个，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村中大乱。亚当斯跑回家去预备带点粮食再上山，四个土人都埋伏在他家里，但是开枪走火，被他负伤逃走。他们追到山上，忽然一个土人喊话，叫他回来，答应不伤害他，因为“杨先生叫留下你给他作伴。” 至此方才知道是杨主谋。他先还不信，但是自忖在荒山上饥寒交迫，又受了伤，迟早落到他们手里，不如冒险跟他们回去。 押着他回村，杨已经占了克利斯青的房子，女人都聚集在那里。亚当斯的妻子替他求情，土人放了他，走了。 “你为什么干这事？”他问杨，说得特别快，好让这些女人听不懂。 “反正他们自己总有一天会干出来，不如控制住爆炸。”杨说。 他大将风度，临阵不出帐篷。他指出现在女人不愁不够了，他早已看上绮萨贝拉，预备娶作二房，再加上南西；琨托与麦柯还没死，但是他们俩的女人归亚当斯。这是他鼓舞亚当斯的话，但是并没下手。 女人都在举哀，埋葬死者，土人争夺女人，杨只冷眼看着。一星期后有天晚上，梅纳黎与另一个土人提摩亚为了杨妻苏珊吃醋，大家不过在唱歌吹笛子，也并没怎样，但是梅纳黎竟杀了提摩亚，（按：可能是后者骂梅纳黎是白人走狗，侥幸饶了他一命，还要争风。）逃入山中，投奔琨托、麦柯。二人疑心有诈，又杀了梅纳黎。 杨打发苏珊给他二人送了封信去，信上说他要杀掉剩下的两个土人，他们可以回来了。二人不敢轻信，杨果然用美人计，叫花匠勃朗的寡妇勾引一个土人，预先嘱付她留神不要让他头枕在她手臂上，黑暗中差另一个女人去砍他的头。女人力弱，切不断，杨只好破例亲自出马，同夜把另一个土人也杀了。 琨托、麦柯回来了，天下太平，女人重新分过，但是她们现在不大听支配，从这张床睡到那张床上。琨托、麦柯没有土人可打，就打土女。女人们发狠造海船回乡，但是谈何容易。子女多了，救生艇坐不下，杀光了白人也还是回不去。 两个酒鬼，麦柯终于跌死了，琨托的妻子也同样坠崖而死，也不知道是否她男人推的。他索取另一个女人简妮——亚当斯的前妻，让了给马丁，马丁被杀后又收回——恫吓亚当斯与杨。他们当他疯子，合力杀了他，也心下悚然，知道再这样下去，只剩他们俩也仍旧两雄不并立。于是都戒了酒，皈依宗教。 亚当斯识字不多，叫杨教他读书。杨已经患了严重的哮喘病，杨死后他能念祈祷文，带领一群妇孺做礼拜，兼任家长与牧师。耶稣受难日是一个星期五，复活节前从一个星期三起禁食四十日。他热心过度，误以为每星期三、星期五禁食。土女都是“大食佬”，因此一到中年都非常胖，但是对他这件虐政竟也奉行不误。 十几年后，一只美国船猎捕海狮，路过辟坎岛，亚当斯好容易遇见可谈之人，又不是英国人，不碍事，源源本本全都告诉了船长。当时美国独立战争还未结束，六年后英美战事告一段落，英国海军部才收到这船长的一封信，交给一个书记归档，就此忘怀了。 同年美国军舰在南美一带劫取英国捕鲸船，英国派了两艘军舰去远道拦截，刚巧又重新发现辟坎岛，老水手亚当斯五十多岁已经行走不便，叫几个青年搀扶上船参见长官，前事统统一本拜上。两个指挥官见他如此虔诚悔过，十分同情，代表本国海军声称不要他回国归案，尤其赏识克利斯青的长子星期五——原名星期四，因为他父亲忘了太平洋上的国际日期线，少算了一天。——这两个军官这样宽大为怀，擅自赦免叛变犯，原因想必是出事后二十多年，舆论已经代克利斯青一干人平反，连官方态度也受影响。 本世纪三〇年间通俗作家诺朵夫、霍尔合著《邦梯号三部曲》，第三部“辟坎岛”内容其实与上述大同小异，除了没有杨幕后主使一节。自序列举资料来源：老水手亚当斯的叙述，前后共四次——美国捕海狮船与英国军舰来过之后，十一年后又告知另一个英国船长毕启，此后四年，又告诉一个法国人；此后二十年，根据琨托的儿子口述，出版了一本书，又有一本是根据另一个水手米尔斯的女儿，又有毕启著书与另一本流行的小册子。直接间接全都来自亚当斯——孩子们也都是听他讲的——而各各不同。两个作者参看“一切现存的记载”，列出时间表，采用最合情理的次序，重排事件先后。他们二位似乎没看见杨主谋的版本。 亚当斯这样虔诚的教徒，照理不打谎语。如果前言不对后语，当是因为顾念亡友——杨生前也已经忏悔了——而且后来与外界接触多了点，感觉到克利斯青现在声誉之高，遗孀绮萨贝拉却曾经失身于杀夫仇人，尽管她是不知道内情——女人孩子们都不知道。可能最后两次非官方的访问，他都顾忌较多，没提杨在幕后策动。两次访问中间隔了四年，六十几岁的人记性坏，造出来的假话一定出入很大。孩子们听见的难免又有歧异。 这些洁本的内容，可以在这篇小说里看出个大概：铁匠威廉斯私通塔拉卢之妻（即南西），被自己的妻子得知，上山采集鸟蛋的时候跳崖自杀了。威廉斯想独占南西，克利斯青不允。结果争风吃醋对打，牵入其他土人白人。克利斯青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叫南西在二人之间选择一个，她选中威廉斯。塔拉卢企图报复未果，反被她伺机毒死，太平了一个时期，又为了分田，土人没份，沦为奴隶，克利斯青反对无效。土人起事，杀了克利斯青等五人。三女报夫仇，乘土人倦卧杀掉了几个。这样，杨的阴谋没有了，又开脱了克利斯青的责任，也没有共妻，唯一的桃色纠纷也与土人叛乱无关——最后这一点大概是诺朵夫等的贡献，将分田移后，本来一到就分，改为“最合情理的次序，重排事件先后”。没有土地才反叛，并不是白人把女人都占了去，所以是比亚当斯更彻底的洁本，但是这样一来，故事断为两截，更差劲了。 美国小说家杰姆斯·密契纳那篇散文上说：近人研究有关文件，发现克利斯青丧妻后强占土人的妻子，被本夫开枪打死。这一说与李察浩、诺朵夫等的叙述全都截然不同，显然在这一个系统之外。只有它说绮萨贝拉头胎生了个儿子之后一年就病逝。密契纳的成名作是《南太平洋故事》，此后曾经与一个“南太平洋通”合编一部写南海的散文选，又有长篇小说《夏威夷》，本人也搬到夏威夷居住多年，与夏威夷大学教授合著的这本散文集里谈邦梯案，也是近水楼台，总相当有根据，怎么会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把铁匠的风流案栽派到克利斯青头上？这话究竟是哪里来的？ 亚当斯自动向官方交代辟坎岛的一系列血案，总该是据实指杨主谋。两个军舰舰长的报告，是否在三〇年间所谓“一切现存的记载”之列？从十九世纪初叶英政府的立场看来，杨嗾使土人屠杀自己的同胞，是个“英奸”，影响白种人的威望。还有共妻，虽然只限土人之间，却是白人分派的，克利斯青脱不了关系。实际上，威廉斯有句话值得注意：“你们有你们的‘太峨’，有你们的孩子，我什么都没有。”显然他们将同居的女人视为“太峨”而不是太太。是后来的洁本顾体面，而且在荒岛上也大可不必注重形式，才径称之为妻。李察浩因之，那是按现代尊重异族妇女的观点。这才有“共妻”“换妻”耸人听闻的名目。但是就连这样，当时如果传出去也已经不成话，世外桃源成了淫窟，叛舰英名扫地。于是把那两份报告隐匿了起来，还有那美国捕海狮船长的那封信，想必也找出来对过了，证明亚当斯的自白属实，一并归入秘密档案，直到本世纪七〇年间，殖民主义衰落，才容许李察浩看到。 英国皇室子弟都入海军。爱丁堡公爵本来是希腊王族，跟他们是亲上加亲，早先也做过英国海军军官，一向对海军有兴趣，又据说喜欢改革。也许是经他支持，才打通这一关。 过去官方隐讳辟坎岛的事，或者不免有人略知一二，认为是与克利斯青有关的丑闻，传说中又稍加渲染附会，当时有这么一段记载，为近人发现——密契纳这一说，除非是这来源。 李察浩这本书号称揭穿邦梯案疑团，也确是澄清了诸人下场，却又作惊人之论，指船长大副同性恋爱，这话也说不定由来已久，密契纳那篇文章就提起他们俩关系密切，比别人亲近。也许因为那篇是第一个着眼于肇事原因的细微，所以有点疑心别有隐情，但是直到最近，同性恋在西方还是轻易不好提的。 两人年纪只相差十岁。认识那年，克利斯青二十岁，做过两年海员，托布莱太太娘家举荐，布莱回说“不列颠尼亚号”船员已经额满。克利斯青写信给他说，情愿与水手同住，学习各种劳作，唯一的要求是与士官一同吃饭。经布莱录用，把所有的航海技能都教会了他。他第二次出海，中途升作二副，大副名叫艾华慈。再下一次，布莱调任邦梯号船长，他是布莱的班底，当然跟去。出了事之后，舆论后来于布莱不利，饱受攻击，艾华慈也写信给他，骂他自己用人不当，说他们共事的时候，克利斯青在花名册上“列为炮手，但是你告诉我要把他当作士官看待。……你瞎了眼看不见他的缺点，虽然他是个偷懒的平庸的海员，你抬举他，待他像兄弟一样，什么机密事都告诉他，每隔一天在你舱房里吃午晚两餐。”在不列颠尼亚号上，他有船长的酒橱钥匙，在甲板上当值，每每叫人去拿杯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