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闲书 [book_author]郁达夫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书信日记,完结 [book_length]93283 [book_dec]现代散文日记集。郁达夫著。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5月初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第26种。收《清贫慰语》、《说肥瘦长短之类》、《说沉默》、《说姓氏》、《说谎的衰落》、《传说文学》、《谈结婚》、《暴力与倾向》、《雨》、《婿乡年节》、《杂谈七月》、《杭州的八月》、《寂寞的春朝》、《春秋》、《玉皇山》、《浙江的今古》、《住所的话》、《记风雨茅庐》、《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屠格涅夫的问世以前》、《屠格涅夫的临终——为屠氏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作》、《查尔的百年诞辰》、《林道的短篇小说》、《读劳伦斯的小说》、《钱塘汪水云的诗词》、《静的文艺作品》、《清新的小品文字》、《略谈幽默》、《Mabie幽默论抄》、《谈谈民族文艺》、《谈诗》、《娱霞杂载》、《记闽中的风雅》等散文游记34篇。以及《梅雨日记》(1935年6月24日—7月27日)、《秋霖日记》(1935年9月1—20日)、《冬余日记》(1935年11月19日—12月8日)、《闽游日记》(1936年2月2日—3月31日)、《浓春日记》(1936年4月1—20日)等日记5篇。书中所收是作者自1933年下半年以来所写的短文、游记和日记。 [book_img]Z_19486.jpg [book_title]自序 平常出书，不大喜欢作自序，而请旁人为代写一篇的麻烦事情，当然是更不愿意做了。近来偷懒取巧的习惯，与年岁同时进了步，所以看书的时候，也爱看看那些写在书前面的绪言导词之类；有时患着无事忙病，竟有凭了一篇序文而来决定要不要把那册书读完的行动。这一回轮到了自己出书的头上，自然要想在书的前面也写些什么了，先让我来释明一下这书命名的由来。 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下面所收集起来的许多短长杂稿，都是闲空不过，才拿起笔来写出的；所以事忙的人，简直可以不读，这一种书，终于也还是帮闲的作品。不过仔细一想，凡一个人到了拿笔管写写的时候，总是属于闲人一类的居多，忙人是决不会去干这些无聊的余事的；同样想拿起一册书来读读的人，必然地也非十分有闲者不可，忙人连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又哪里会起看书的心思。中国一向就把看书当作是消闲的活动，故而对于那些小说笔记之类的册籍，统叫作闲书，说它们的无关大体，得遣闲时；我以为这一个称呼，实在是最简洁适当也没有的了，所以就拿来做了我的书名。 列宁曾经在一本《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上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以这话来说明写稿子的人的闲空，我觉得尤其合适，所以想在这里把它引用一下，来嘲笑嘲笑自己的无聊。他说：“这书后半部还没有写成，而自己却要去干实际的革命工作去了。”做些实际的事情，当然要比弄弄纸笔，说说空话有趣得多；“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说起来倒有点像孔孟之徒了，但被天强派作了闲人之后，他的寂寞与凄凉，也并不是可以借了一句两句的话来能说出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日） [book_title]清贫慰语 洪范五福，二曰富；同时五极，四曰贫。当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而贫与贱，也是人之所恶的。可是贵者必富，似乎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的定则；因为“子夏贫甚，人曰，子何不任？子夏曰，诸侯之骄我者，我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我不复见”，终而至于悬鹑衣于壁。这定则，在西洋却并不通用。倍根（培根）论富，也同中国的古圣昔贤一样，以大地为致富之源，但其来也缓慢，而费力也多。其次则他在说商贾之致富，专卖垄断之致富，为役吏或因职业之致富，虽则都可以很快地发财，然而却不高尚。 西哲的视富，也和中国圣人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调子一样。倍根的大斥高利贷的地方倒颇有些近世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剩余价值，与不当利得的倾向。 尤其是说得有趣的，是在讲到财神Plutus的势利的一点。他说财神于受到Jupiter大神的命令的时候，总缓缓跛行，姗姗而去；但一得到死神中之掌财魔王Pluto的命令的时候，却飞奔狂跳，唯恐不及了。所以致富之道的最快的手段，是在弄他人至死，而自己因之得财的一条路，譬如得遗产之类，就是。其次则如做恶事，坏良心，行奸邪，施压迫，亦是致富的捷径。总而言之你若想富，你得先弄人贫。散文的祖宗，法国蒙泰纽，在他的一篇《论一人之得就是他人之失》的短文里也说，一位雅典的卖葬式器具者，每以劣货而售重价，因而Demades痛斥其为不仁，因他的利益，就系悬在他人的死的上面的。蒙泰纽却又进一步说，不独卖葬具者为然，凡天下之得利者，都该痛斥。商人利用青年的无节制，农夫只想抬高谷价，建筑师希望人家屋倒，讼师唯恐天下没有事，就是善誉者以及牧师，也是因为我们作恶或死人时才有实用。医生决不喜欢人的健康，兵士没有一个是爱和平的。 如此说来，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富者都是恶人，善人没有一个不穷的人。因为弄成了我们的穷，然后可以致他的富。不过因节俭而致富，因无中生有的生产而致富，如其富得正当而不害及他人者，又当别论。 那么贫穷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宝贵的呢？倍根先生也在说，对于那些似乎在看不起富的人，也不可一味地轻信，因为他们的看不起富，是实在对于富是绝望了；万一使他们也能得到，那时候他们可又不同了。所以是清而且贫者为上，懒而且贫者次之，孜孜欲富而终得其贫者为最下。像黔娄子夫妻，庶几可以当得起“清贫”的两字了，且看高士传：“黔娄子守道不屈，卒时覆以布被，覆头则足露，覆足则头露。或曰，斜其被则敛矣！其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 现在一般人的不守清贫，终至卑污堕落的原因，大抵在于女人；若有一位能识得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的女人在旁，那世界上的争夺，恐怕可以减少一半。 其次则还有一位与势利的财神相对立的公正的死神在那里；无常一到，则王侯将相，乞丐偷儿，都平等了。俗语说：“一双空手见阎君！”这实在是穷人的一大安慰。而西洋人的轮回之说比此还要更进一步。耶稣教的轻薄富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们说，富者欲入天国，难于骆驼之穿针孔。所以倍根也说，财富是德性的行李，譬如行军，辎重财富，是进军之大累也。 [book_title]说肥瘦长短之类 人体的肥瘦长短，照中国历来的审美标准来看，似乎总是瘦长的比肥短的美些。从古形容美人，总以“长身玉立”的四字为老调，而“嫫母倭傀，善誉者不能掩其丑”，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典故。按常理来说，大约瘦者必长，肥者必倭；但人身不同，各如其面，肥瘦长短的组合配分，却不能像算术上的组合法那么简单。所以同外国文中不规则动词的变化一样，瘦而短，肥且长的阴性阳性，美妇丑男，竟可以有，也竟可以变得非常普通。 若把肥瘦长短分开来说，则燕瘦环肥，各臻其美，尧长舜短，同是圣人。倘说唐明皇是懂得近世择美人鱼的心理的人，则不该赉送珍珠，慰她寂寥。倘说人长者必美，短者必丑，则尧之子何以不肖，而娥皇女英又如何肯共嫁一人。 关于肥瘦，若将美的观点撇开，从道义人品来立论，则肥者可该倒霉了。訾食者不肥体，是管子的金言；子贡淫思七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的是圣门弟子的行为。饭颗山头逢杜甫，他老人家只为了忠君爱国，弄得骨瘦如柴。桓温之孽子桓元，重兼常儿，抱辄易人，终成了篡位的奸臣，被人杀戮；叔鱼之母，见了她儿子的鸢肩牛腹，叹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遂勿视。凡此种种，都是说肥者坏，瘦者好的史实，而韩休为宰相，弄得唐玄宗不敢小有过差，只能勉强说一句“吾貌虽瘦，天下则肥”的硬好汉语来解嘲，尤其是有名的故事。 反过来从长短来说，中国历史里，似乎是特别以赞扬矮子的记录为多。第一，有名的大政治家矮的却占了不少，周公、伊尹，全是矮子，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孟尝君乃眇小丈夫，淳于髡亦为人甚小。其他如能令公喜公怒的短主薄王珣，磨穿铁砚赋日出扶桑的半人桑维翰等，都系以矮而出名者，比起长大人来（当然也是很多），短小人决不会有逊色。武人若伍子胥，若韩王信辈，都系长人，该没有矮子的分了，而专诸郭解，相传亦是矮人。 看了这些废话，大家怕要疑我在赞成瘦子矮子了，但鄙意却没有这样简单。对于美人，我当然也是个摩登的男子，“软玉温香抱满怀”，岂不是最快活也没有的事情？至于政治家呢，我觉得短小精悍的拿破仑，究竟要比自己瘦长因而卫兵也只想挑长大的普国弗列特克大王好得多。若鸟喙长颈的肾水之精（子华子），大口鸢肩的东方之士（淮南子）能否与大王弗列特克比肩，当然又是另一问题。 （一九三四年九月） [book_title]说“沉默” 自发的沉默，中外一例地都视为人生的美德。中国人说：“祸从口出！”所以金人要三缄其口。英国喀拉衣耳说：“沉默与玄秘！若这时代还是造神坛的时代，那神坛正还该献造给它们。”他又引着一句瑞士的金言“言语是银的，沉默是金的”而改造过说：“言语是一时的，沉默是永久的。”比利时的那位神秘诗人梅泰林克在一本心《贫者之宝》（Le Tresor des Humbles）的散文集里，更把沉默推崇得至高至上，无以复加。 他甚至说，言语的沟通灵魂，远不如沉默的来得彻底。尤其是两人相爱的时候，决定此爱者，乃是来自两人间的最初的那一个沉默。在远道回家，别离在即，大喜临头，生命终息，或大大的不幸，将次到来的一瞬间，沉默总在我们的先头，所以人们在人数多的时候，最怕的也就是这一个沉默。沉默的严肃，就是爱和死和运命的严肃。 梅泰林克的赞美沉默，自然是有他的见地在的；但非自发的沉默，却未免有点儿难受。先让我来说一个故事：火德星君纪晓岚，酷嗜淡巴菰，有一日正在吞云吐雾，校修着《四库全书》的时候，忽听报说：“皇上来了！”他把烟斗向靴袋里一塞，就匆忙地下去接驾。后来烟火烧上袜子，皮肉，干焦气都熏出外面来了，皇上问：“有什么在烧？”他老人家却只装着苦笑，镇静地回复说：“没有什么！”像这一种的沉默，可真是应了法国人的说法，言语是隐秘思想的艺术（Speech is the art of concealing thought）了；但艺术虽然成了功，而皮肉可不免受了痛。 [book_title]说姓氏 姓氏的起源，当然是和人类一样的古。《白虎通》上说：“古者圣人吹律以定姓；……姓有百者何？……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管，或氏其事。”《通志》上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故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至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于文，女生为姓，故姓之赐，多从女，姬姜嬴姒姚妫姞之类是也。”从这些地方看来，姓原是最古，是女性中心的家族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进而有氏，是社会上有贵贱之分的时候起始的，后来再进，姓氏便合而为一了。 古代人齿稀少，所以姓只百而已。其后生齿日繁，交通日广，唐宋以后，遂有千姓万姓以上的支别。我们小时候在私塾里读的《百家姓》，以赵氏起头，大家都说它是宋初的东西，因为当时南唐未灭，吴越王割据南方，势正强盛，妃孙氏，故而百家姓之首，就是赵钱孙李的四族。其实通行本的《百家姓》，删繁就简，主意只在取便阅读而已，若以当时的姓氏来说，决不至有百家的。 古代姓氏的来源，既系如此，则姓氏的在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上的重要，自然是可以不必说了。现在当我们正欲打破封建社会革除家族制度的时候，对这姓氏的存废，当然是一个很可研究的大问题。“五四”时代，曾有人创议过废姓；朋友中间的有几位学科学的人，曾说废姓之后，可以以号码来代替姓名，譬如病院里的患者，上海巡捕房的巡捕，单以第几号第几号来代替姓名，也没有什么不便。北平的玄同教授，也曾实行过这主张，作家中间，更有一位叫作废名的先生。 [book_title]说谎的衰落 《说谎的衰落》（ The Decay 0f Lying ），这是唯美者王尔特（王尔德）的一篇以对话来写出的论文题目。他诋毁写实主义，追怀古昔的美的虚幻世界，以为说谎造谣的这种艺术，至近代而衰落尽了，所以他的同时代的作家，和稍古一点的英法前辈，一个个都受了他的警句的嘲弄。他说美国人的没有好文学创制出来，就因为他们的开国元勋的不知道说谎。华盛顿斧砍樱树的那一个传说，就是窒塞杀美国人的创造本能的一种毒素。 王尔特的这种奇矫的见解，究竟对与不对，已经有许多文艺批评家畅论过了，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回头来一看我们中国古今的文人，觉得在说谎造谣的艺术上，的确要比西洋人落后得多。成王剪桐叶为圭，戏封叔虞，是何等有趣的雅事，而周公认真，最好的一个谎，就被拆破。赵高指鹿为马，也是一个好玩意儿。但背后要加以刑诛，谋成实用，趣事就变成恶事了。 到了现代，这说谎的艺术，更加变得恶劣到了极顶，新闻记事，每因说谎而露出马脚，小刊物的造谣说谎，恶劣当然更甚。不说别的，就说关于我个人的记事罢，有一个刊物，刚说过我在杭州奔走于三四流政客之门，钻营牵拍，得了一个三十元一月的报屁股编辑；同时另一个刊物，却又说我在对雪赋诗，悠闲风雅到了无以复加——为求这说谎话的像煞是真起见，这位先生，还自绞脑汁，替我做了好几首新又不新，旧又不旧的很有独创性的咏雪诗。你想一般造谣的艺术，衰落到了如此的地步，中国的民族，还能创造得出大作品吗？ [book_title]传记文学 中国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以来，直到现在，盛行着的，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若论变体，则子孙为祖宗饰门面的墓志、哀启、行述之类，所谓谀墓之文，或者庶乎近之。可是这些，也总是千篇一律，人人死后，一例都是智仁皆备的完人，从没有看见过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点短处都刻画出来的传神文字。不过水浒也名曰传，文艺批评家视为一百零八人的合传，阿Q也有正传，新文学流行了十几年的中间，只有阿Q最为人所知道。若把这一类文学，都当作传记来看，则写孙悟空的《西游》，写董小宛的《忆语》，也都是传记了，我所说的传记文学，范围决没有这样地广阔。 那么，中国所缺少的传记文学，是哪一种东西呢？正因为中国缺少了这些，所以连一个例都寻找不出来。若从外国文学里来找材料，则千古不朽的传记作品，实在是很多很多。时代稍旧一点、体例略近于《史记》而内容却全然不同的，有泊鲁泰克Plutarch的希腊罗马伟人《列传》。时代较近，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环境，描写得极微尽致的，有英国鲍思威儿Boswell的《约翰生传》。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有英国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法国Maurois的《雪莱传》《皮贡司非而特公传》。此外若德国的爱米儿·露特唯希，若意大利的乔泛尼·巴披尼等等所作的生龙活虎似的传记，举起来真举不胜举。 正唯其是中国缺少了这一种文学的传记作家，所以近来市场上只行了些自唱自吹的自传与带袭带抄的评传之类；但从一代伟人像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征求传记的一点看来，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book_title]谈结婚 前些日子，林语堂先生似乎曾说过女子的唯一事业，是在结婚。现在一位法国大文豪来沪，对去访问他的新闻记者的谈话之中，又似乎说，男子欲成事业，应该不要结婚。 华盛顿·欧文是一个独身的男子，但见闻短记里的一篇歌颂妻子的文章，却写得那么地优美可爱。同样查而斯·兰姆也是个独身的男子，而爱丽亚《独身者的不平》一篇，又冷嘲热讽，将结婚的男女和婚后必然的果子——小孩们——等，俏皮到了哪一步田地。 究竟是结婚的好呢，还是不结婚的好？这问题似乎同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一样，是常常有人提起，而也常常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照大体看来，想租房子的时候，是无眷莫问的，想做官的时候，又是朝里无裙莫做官的，想写文章的时候，是独身者不能写我的妻的，凡此种种似乎都是结婚的好。可是要想结婚，第一要有钱，第二要有闲，第三要有职，这潘驴……的五个条件，却也很不容易办到。更何况结婚之后，“儿子自己要来”，在这世界人口过剩，经济恐慌，教育破产，世风不古的时候，万一不慎，同兰姆所说的一样，儿子们去上了断头台，那真是连祖宗三代的霉都要倒尽，哪里还有什么“官人请！娘子请！”的唱随之乐可说呢？ 左思右想，总觉得结婚也不好的，不结婚也是不好的。中庸之道，若在男女之婚姻上能适用的话，我倒很想把某先生驳复林先生的话再来加以吟味，先将同胞们都化成了像魏忠贤一样的中性者来试试看如何？ [book_title]暴力与倾向 《明史》里有一段记载说：“燕王即位，铁铉被执，入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终不回顾。成祖怒，脔其肉纳铉口，令啖，曰：‘甘乎？’厉声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骂不绝口。命盛油大镬，投尸煮之，拨使北向，辗转向外。更令内侍以铁棒夹之北向，成祖笑曰：‘尔今亦朝我耶？’语未毕，油沸，内侍手皆烂，咸弃棒走，骨仍向外。”这一段记载的真实性，虽然还有点疑问，因为去今好几世纪以前的事情，史官之笔须打几个折扣来读，正未易言；但有两点，却可以用我们所耳闻目睹的事实来作参证，料想它的不虚。第一，是中国人用虐刑的天才，大约可以算得起世界第一了。就是英国的亨利八世，在历史上的以暴虐著名的，但说到了用刑的一点，却还赶不上中国现代的无论哪一处侦探队或捕房暗探室里的私刑。杠杆的道理，外国人发明了是用在机械上面的，而中国人会把它去用在老虎凳上；电气的发明，外国人是应用在日用的器具之上，以省物力便起居施疗治的，而中国人独能把它应用作拷问之助。从这些地方看来，则成祖的油锅、铁棒、“割肉令自啖之”等等花样，也许不是假话。第二，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气。 可是，私刑尽管由你去用，暴力也尽管由你去加，但铁铉的尸骨，却终于不能够使它北面而朝，也是人类的一种可喜的倾向。“匹夫不可夺志也”，是中国圣经贤传里曾经提出过的口号。“除死无他罪，讨饭不再穷”，是民间用以自硬的阿Q的强词。可惜成祖还见不及此，否则油锅、铁棒等麻烦，都可以省掉，而《明史》的史官，也可以略去那一笔记载了。 [book_title]雨 周作人先生名其书斋曰“苦雨”，恰正与东坡的“喜雨亭”名相反。其实，北方的雨，却都可喜，因其难得之故。像今年那么的水灾，也并不是雨多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责备治河的人，不事先预防，只晓得糊涂搪塞，虚糜国帑，一旦有事，就互相推诿，但救目前。人生万事，总得有个变换，方觉有趣；生之于死，喜之于悲，都是如此，推及天时，又何尝不然？无雨哪能见晴之可爱，没有夜也将看不出昼之光明。 我生长江南，按理是应该不喜欢雨的；但春日暝蒙，花枝枯竭的时候，得几点微雨，又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情！“小楼一夜听春雨”，“杏花春雨江南”，“天街细雨润如酥”，从前的诗人，早就先我说过了。夏天的雨，可以杀暑，可以润禾，它的价值的大，更可以不必再说。而秋雨的霏微凄冷，又是别一种境地，昔人所谓“雨到深秋易作霖，萧萧难会此时心”的诗句，就在说秋雨的耐人寻味。至于秋女士的“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一声长叹，乃别有怀抱者的托辞。人自愁耳，何关雨事。三冬的寒雨，爱的人恐怕不多。但“江关雁声来渺渺，灯昏宫漏听沉沉”的妙处，若非身历其境者决领悟不到。记得曾宾谷曾以《诗品》中语名诗，叫作《赏雨茅屋斋诗集》。他的诗境如何，我不晓得，但“赏雨茅屋”这四个字，真是多么地有趣！尤其是到了冬初秋晚，正当“苍山寒气深，高林霜叶稀”的时节。 [book_title]婿乡年节 一看到了“婿乡”的两字，或者大家都要联想到淳于髡的卖身投靠上去。我可没有坐吃老婆饭的福分，不过“杭州”两字实在用腻了，改作婿乡，庶几可以换一换新鲜；所以先要从杭州旧历年底老婆所做的种种事情说起。 第一，是年底的做粽子与枣饼。我说：“这些东西，做它作啥！”老婆说：“横竖是没有钱过年了，要用索性用它一个精光，籴两斗糯米来玩玩，比买航空券总好些。”于是乎就有了粽子与枣饼。 第二，是年三十晚上的请客。我说：“请什么客呢？到杭州来吃他们几顿，不是应该的么？”老婆说：“你以为他们都是你丈母娘——据风雅的先生们说，似乎应该称作泰水的——屋里的人么？礼尚往来，吃人家的吃得那么多，不回请一次，倒好意思？”于是乎就请客。 酒是杭州的来得贱，菜只教自己做做，也不算贵。麻烦的，是客人来之前屋里厨下的那一种兵荒缭乱的样子。 年三十的午后，厨下头刀兵齐举，屋子里火辣烟熏，我一个人坐在客厅上吃闷酒。一位刚从欧洲回来的同乡，从旅舍里来看我，见了我的闷闷的神气，弄得他说话也不敢高声。小孩儿下学回来了，一进门就吵得厉害，我打了他们两个嘴巴。这位刚从文明国里回来的绅士，更看得难受了，临行时便悄悄留下了一封钞票，预备着救一救我当日的急。其实，经济的压迫，倒也并不能够使我发愁，不过近来酒性不好，文章不敢写了以后，喝一点酒，老爱骂人。骂老婆不敢骂，骂用人不忍骂，骂天地不必骂，所以微醉之后，总只以五岁三岁的两个儿子来出气。 天晚了，客人也到齐了，菜还没有做好，于是乎先来一次五百攒。输了不甘心，赢了不肯息，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地攒了下去。肚皮饿得精瘪，膀胱胀得蛮大，还要再来一次。结果弄得头鸡叫了，夜饭才兹吃完。有的说“到灵隐天竺去烧头香去罢”，有的说“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罢”，人数多了，意见自然来得杂。谁也不愿意赞成谁，九九归原，还是再来一次。 天白茫茫地亮起来了，门外头爆竹声也没有，锣鼓声也没有，百姓真如丧了考妣。屋里头，只剩了几盏黄黄的电灯，和一排油满了的倦脸。地上面是瓜子壳、橘子皮、香烟头和散铜板。 人虽则大家都支撑不住了，但因为是元旦，所以连眨着眼睛，连打着呵欠，也还在硬着嘴说要上哪儿去，要上哪儿去。 客散了，太阳出来了，家里的人都去睡觉了；我因为天亮的时候的酒意未消，想骂人又没有了人骂，所以只轻脚轻手地偷出了大门，偷上了城隍山的极顶。一个人立在那里举目看看钱塘江的水，和隔岸的山，以及穿得红红绿绿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善男信女，大约是忽而想起了《王小二过年》的那出滑稽悲剧了罢，肚皮一捧，我竟“哈哈，哈哈，哈哈”地笑了出来，同时也打了几个大声的喷嚏。 回来的时候，到了城隍山脚下的元宝心，我听见走在我前面的一位乡下老太太，在轻轻地对一位同行的中年妇人说：“今年真倒霉，大年初一，就在城隍山上遇见了一个疯子。” [book_title]杂谈七月 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地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结果的缘故；虽然在水旱成灾，丰收也成灾，农村破产的现代中国，农民对于秋的感觉如何，许还是一个问题。 七月里的民间传说最有诗味的，当然是七夕的牛郎织女的事情。小泉八云有一册银河故事，所记的，是日本乡间，于七夕晚上，悬五色诗笺于竹竿，掷付清溪，使水流去的雅人雅事，中间还译了好几首日本的古歌在那里。 其次是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这典故的出处，大约是起因于盂兰盆经的目莲救母的故事的，不过后来愈弄愈巧，便有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状等妙技了。日本乡间，在七月十五的晚上，并且有男女野舞，直舞到天明的习俗，名曰盆踊，鄙人在日光、盐原等处，曾有几次躬逢其盛，觉得那一种农民的原始的跳舞，与月下的乡村男女酣歌戏谑的调，实在是有些写不出来的愉快的地方。这些日本的七月里的遗俗，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隋唐时代的国产，这一点，倒很想向考据家们请教一番。 因目莲救母的故事而来的点缀，还有七月三十日的放河灯与插地藏香等闹事。从前寄寓在北平什刹海的北岸，每到秋天，走过积水潭的净业庵头，就要想起王次回的“秋夜河灯净业庵”那一首绝句。听说绍兴有大规模的目莲戏班和目莲戏本，不知道这目莲戏在绍兴，是不是也是农民在七月里的业余余兴？ [book_title]杭州的八月 杭州的废历八月，也是一个极热闹的月份。自七月半起，就有桂花栗子上市了，一入八月，栗子更多，而满觉陇南高峰翁家山一带的桂花，更开得来香气醉人。八月之名桂月，要身入到满觉陇去过一次后，才领会得到这名字的相称。 除了这八月里的桂花，和中国一般的八月半的中秋佳节之外，在杭州还有一个八月十八的钱塘江的潮汛。 钱塘的秋潮，老早就有名了，传说就以为是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沉之于江，子胥不平，鬼在作怪之故。《论衡》里有一段文章，驳斥这事，说得很有理由：“儒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盛于囊，投之于江，子胥恚恨，临水为涛，溺杀人。’夫言吴王杀伍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临水为涛者，虚也。且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子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子胥亦然，自先入鼎镬，后乃入江，在镬之时其神岂怯而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符也？”可是《论衡》的理由虽则充足，但传说的力量，究竟十分伟大，至今不但是钱塘江头，就是庐州城内淝河岸边，以及江苏福建等滨海傍湖之处，仍旧还看得见塑着白马素车的伍大夫庙。 钱塘江的潮，在古代一定比现时还要来得大。这从《高僧传》唐灵隐寺释宝达，诵咒咒之，江潮方不至激射湖上诸山的一点，以及南宋高宗看潮，只在江干候潮门外搭高台的一点看来，就可以明白。现在则非要东去海宁，或五堡八堡，才看得见银海潮头一线来了。这事从阮元的《经室集浙江图考》里，也可以看得到一些理由，而江身沙涨，总之是潮不远上的一个最大原因。 还有梁开平四年，钱武肃王为筑杆海塘，而命强弩数百射涛头，也只在候潮通江门外。至今海宁江边一带的铁牛镇铸，显然是师武肃王的遗意，后人造作的东西。（我记得铁牛铸成的年份，是在清顺治年间，牛身上印在那里的文字，还隐约辨得出来。） 沧桑的变革，实在厉害得很，可是杭州的住民，直到现在，在靠这一次秋潮而发点小财、做些买卖的，为数却还不少哩！ [book_title]寂寞的春朝 大约是年龄大了一点的缘故罢？近来简直不想行动，只爱在南窗下坐着晒晒太阳，看看旧籍，吃点容易消化的点心。 今年春暖，不到废历的正月，梅花早已开谢，盆里的水仙花，也已经香到了十分之八了。因为自家想避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饭后瞌睡一醒，自然只好翻翻书架，检出几本正当一点的书来阅读。顺手一抽，却抽着了一部退补斋刻的陈龙川的文集。一册一册地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 读读古书，比比现代，在我原是消磨春昼的最上法门。但是且读且想，想到了后来，自家对自家，也觉得起了反感。在这样好的春日，又当这样有为的壮年，我难道也只能同陈龙川一样，做点悲歌慷慨的空文，就算了结了么？但是一上书不报，再上，三上书也不报的时候，究竟一条独木，也支不起大厦来的。为免去精神的浪费，为避掉亲友的来扰，我还是拖着双脚，走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 自从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真对我生了绝大的威力。心中不快的时候，闲散无聊的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风雨晦冥的时候，我的唯一的逃避之所就是这一堆看去也并不高大的石山。去年旧历的元旦，我是上此地来过的；今年虽则年岁很荒，国事更坏，但山上的香烟热闹，绿女红男，还是同去年一样。对花溅泪，怕要惹得旁人说煞风景，不得已我只好于背着手走下山来的途中，哼它两句旧诗： 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 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 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 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 走到了寓所，连题目都想好了，是《乙亥元日，读〈陈龙川〉集，有感时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book_title]春愁 说秋月不如春月的，毕竟是“只解欢娱不解愁”的女孩子们的感觉，像我们男子，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我们这些男子，恐怕到得春来，总不免有许多懊恼与愁思。 第一，生理上就有许多不舒服的变化：腰骨会感到酸痛，全体筋络，会觉得疏懒。做起事来，容易厌倦，容易颠倒。由生理的反射，心理上自然也不得不大受影响。譬如无缘无故会感到不安、恐怖，以及其他的种种心状，若焦躁、烦闷之类。 而感觉得最切最普遍的一种春愁，却是“生也有涯”的我们这些人类和周围大自然界的对比。 年去年来，花月风云的现象，是一度一番，会重新过去，从前是常常如此，将来也决不会改变的。可是人呢？号为万物之灵的人呢？却一年比一年地老了。由浑噩无知的童年，一进就进入了满贮着性的苦闷、智的苦闷的青春。再不几年，就得渐渐地衰，渐渐地老下去。 从前住在上海，春天看不见花草，听不到鸟声，每以为无四季交换的洋场十里，是劳动者们的永久地狱。对于春，非但感到了恐怖，并且也感到了敌意，这当然是春愁。现在住上了杭州，到处可以看湖山，到处可以听黄鸟，但春浓反显得人老，对于春又新起了一番妒意，春愁可更加厚了。 在我个人，并且还有一种每年来复的神经性失眠的症状，是从春暮开始，入夏剧烈，到秋方能痊治的老病。对这死症的恐怖，比病上了身，实际上所受的肉体的苦痛还要厉害。所以春对我，绝对不能融洽，不能忍受。年纪轻一点的时候，每思到一个终年没有春到的地方去做人；在当时单凭这一种幻想，也可以把我的春愁减杀一点，过几刻快活的时间。现在中年了，理智发达，头脑固定，幻想没有了。一遇到春，就只有愁虑，只有恐惧。 去年因为新搬上杭州来过春天，近郊的有许多地方，还不曾去跑过，所以二三四的几个月，就完全花去在闲行跋涉的筋肉劳动之上，觉得身体还勉强对付了过去。今年可不对了，曾经去过的地方，不想再去，而新的可以娱春的方法，又还没有见。去旅行么？既无同伴，又缺少旅费。读书么？写文章么？未拿起书本，未捏着笔，心里就烦燥得要命。喝酒也岂能长醉，恋爱是尤其没有资格了。 想到了最后，我只好希望着一种不意的大事件的发生，譬如“一·二八”那么的飞机炸弹的来临，或大地震大革命的勃发之类，或者可以把我的春愁驱散，或者简直可以把我的躯体毁去；但结果，这当然也不过是一种无望之望的同少年时代一样的一种幻想而已。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book_title]玉皇山 杭州西湖的周围，第一多若是蚊子的话，那第二多当然可以说是寺院里的和尚尼姑等世外之人了。若五台、普陀各佛地灵场，本来为出家人所独占的共和国，情形自然又当别论；可是你若上湖滨去散一回步，注意着试数它一数，大约平均隔五分钟总可以见到一位缁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这，说是湖山的点缀，当然也可以。 杭州的和尚尼姑，虽则多到了如此，但道士可并不见得比别处更加令人触目，换句话说，就是数目并不比别处特别地多。建炎南渡，推崇道教，甚至官位之中，也有宫观提举的一目；而上皇、太后、宫妃、藩主等退隐之所，大抵都是道观，一脉相沿，按理而讲，杭州是应该成为道教的中心区域的，但事实上却又不然。《西湖游览志》里所说的那些城内外的胜迹道院，现在大都只变了一个地名，院且不存，更哪里来的道士？ 西湖边上，住道士的大寺观，为一般人所知道而且有时也去去的，北山只有一个黄龙洞，南山当然要推玉皇山了。 玉皇山屹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地势和南北高峰堪称鼎足；登高一望，西北看得尽西湖的烟波云影，与夫围绕在湖上的一带山峰；西南是之江，叶叶风帆，有招之即来，挥之便去之势；向东展望海门，一点巽峰，两派潮路，气象更加雄伟；至于隔岸的越山，江边的巨塔，因为是据高临下的关系，俯视下去，倒觉得卑卑不足道了。像这样的一座玉皇山，而又近在城南尺五之间，阖城的人，全湖的眼，天天在看它，照常识来判断，当然应该成为湖上第一个名区的，可是香火却终于没有灵隐三竺那么地兴旺，我在私下，实在有点儿为它抱不平。 细想想，玉皇山的所以不能和灵隐三竺一样地兴盛，理由自然是有的，就是因为它的高，它的孤峰独立，不和其他的低峦浅阜联结在一道。特立独行之士，孤高傲物之辈，大抵不为世谅，终不免饮恨而终的事例，就可以以这玉皇山的冷落来做证明。 唯其太高，唯其太孤独了，所以玉皇山上自古迄今，终于只有一个冷落的道观；既没有名人雅士的题咏名篇，也没有豪绅富室的捐输施舍，致弄得千余年来，这一座襟长江而带西湖的玉柱高峰，志书也没有一部。光绪年间，听说曾经有一位监院的道士——不知是否月中子？——托人编撰过一册薄薄的《玉皇山志》的，但它的目的，只在搜集公文案牍而已，记兴革、述山川的文字是没有的，与其称它作志，倒还不如说它是契据的好。 我闲时上山去，于登眺之余，每想让出几个月的工夫来，为这一座山，为这一座山上的寺观，抄集些像志书材料的东西；可是蓄志多年，看书也看得不少，但所得的结果，也仅仅二三则而已。这山唐时为玉柱峰，建有玉龙道院；宋时为玉龙山，或单称龙山，以与东面的凤凰山相对，使符郭璞“龙飞凤舞到钱塘”之句；入明无为宗师，创建福星观，供奉玉皇上帝，始有玉皇山的这一个名字。清康熙年间，两浙总督李敏达公，信堪舆之说，以为离龙回首，所以城中火患频仍，就在山头开了日月两池，山腰造了七只铁缸，以像北斗七星之像，合之紫阳山上的坎卦石和北城的水星阁，作了一个大大的镇火灾的迷阵，于是玉皇山上的七星缸也就著名了。洪杨时毁后，又由杨昌浚总督重修了一次，现在的道观，却是最近的监院紫东李道士的中兴工业，听说已经花去了十余万金钱，还没有完工哩。这是玉皇山寺观兴废的大略，系道士向我述说的历史；而田汝成的游览志里之所记，却又有点不同，他说：“龙山一名卧龙山，又名龙华山，与上下石龙相接。山北有鸿雁池，其东为白塔岭。上有天真禅寺，梁龙德中钱王建寺，今唯一庵存焉。山腰为登云台，又名拜郊台，盖钱王僭郊天地之所也。宋籍田在山麓天龙寺下，中阜规圆，环以沟塍，作八卦状，俗称九宫八卦田，至今不紊。山旁有宋郊坛。” 关于玉皇山的历史，大约尽于此了，至于八卦田外的九连塘（或作九莲塘），以及慈云（东面）丁婆（西面）两岭的建筑物古迹等，当然要另外去考；而俗传东面山头的百花公主点将台和海宁陈阁老的祖坟在八卦田下等神话，却又是无稽之谈了。 玉皇山的坏处，实在也就是它的好处。因为平常不大有人去，因为山高难以攀登，所以你若想去一游，不会遇到成千成万的下级游人，如吴山的五狼八豹之类。并且紫来洞新开，东面由长桥而去的一条登山大道新辟，你只教有兴致，有走三里山路的脚力，上去花它一整天的工夫，看看长江，看看湖面，便可以把一切的世俗烦恼，一例都消得干干净净。我平时爱上吴山，可以借登高的远望而消胸中的块磊，可是块磊大了，几杯薄酒和小小的吴山，还消它不得的时候，就只好上玉皇山去。去年秋天，记得曾和增嘏他们去过一次，大家都惊叹为杭州的新发现；今年也复去过两回，每次总能够发现一点新的好处，所以我说，玉皇山在杭州，倒像是我的一部秘藏之书；东坡食蚝，还有私意，我在这里倒真吐露了我的肺腑衷情。 （廿四年十一月） [book_title]浙江的今古 黄梨洲《今水经》述浙江的水源经过说：浙江——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县北七十里浙源山，名浙溪，一名渐溪。东流，经休宁县南，率水入之（率水出休宁县东南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扬之水入焉（扬之水出绩溪县东六十里大鄣山，西流至临溪，经歙县界，抵府城西，入徽溪），为滩三百六十，至淳安县南，为新安江；又东，轩驻溪从北来注之（轩驻溪在淳安县东五十里），又东，寿昌溪从南来注之（寿昌溪在寿昌县六十里）。经建德县界，至严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州，金溪北注，文溪南来（金溪源出开化县马金岭，西北流，绕县治，名金溪。又转而东南流，经常山县，东流，文溪入之。文溪出江山县之石鼓山，东北流，永丰水注之；至江山县南，名文溪；下流合于金溪），会于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环城西北，东流入龙游县界，号盈川溪。又东经兰溪县，东阳水入之（东阳江其源出东阳县大盆山，一出处州缙云县，双溪合流，至府城南为谷溪，西流为兰溪，至严州府城东南二里，入于浙）。又东至严州府城南，与歙江合浙水。又东至富春山，为富春江；又东至桐庐，桐江北来注之（桐江源出天目山，经桐庐县北，三里入于富春江）。又东，浦阳江南来注之（浦阳江源出金华府浦江县西六十里深袅山，经浦江县界，北流抵富阳，入于浙江）。又东至杭州府城东三里，为钱塘江；又东，钱清曹娥二江入之（钱清江在绍兴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绍兴府城东南七十里，钱清曹娥二水入于浙江，三水所会在绍兴府城北三十里，谓之三江海口）。浙水又东，而入于海。 这是黄梨洲时代的浙水，去今三百多年，其间小溪涨塞，或新水冲注，变迁当然是有一点，可是大致总还是不错。我也曾到过徽州婺源休宁等处，看见浙水水源，现在仍在东流。又去闽浙赣边境时，亦曾留意看江山玉山各县的溪流，虽则水名因地不同而屡易，但黄梨洲所说的浙水源一出衢州之说，当然可信。所以现在的浙水经过，以及来源去路，还不难实地查考，而最不易捉摸的，却是古代的浙水水源和经过；因为《禹贡》记水，周而不备，郦道元注《水经》又曲折而多臆说，并且重在饰词，不务实际，是以很难置信。现在但依阮文达公《经室集》中的《浙江图考》三卷，略记一记浙水在四千年中的变革经过。 《禹贡》：“淮海唯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照阮文达公的考证，则当时的三江，实即岷江之北江中江南江，分歧于彭蠡之东，成三孔而入海者；南江一支，穿震泽（今太湖）西南行至杭州，经会稽山阴，至余姚而入海，就是禹贡时的古浙江；后人不察，每以浙江榖水为古浙江，实误。这错误的由来，第一在于古人注三江的不确，如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或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之类。博学多闻如苏东坡，解说三江，尚多歧异，余人可以不必说了。《山海经》谓浙江出三天子都，郭氏注谓“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系误渐江为浙江之一大原因。出安徽黟县者，为渐江，是合入浙江之一水，非古浙江之本身，阮文达公引经据典，考证最详。至郦道元注《水经》时，自震泽西南曲流之浙江故道，已经淤塞不通，故郦氏所注之浙江，曲折回环，形成与现代之浙江完全不附之江水，且说来说去，完全以渐江为浙江了。郦氏注中，关于榖水亦交代不清，以榖水与浙江至钱塘县而始合并，实不可通。班氏《地理志》，述浙江之交流分聚，较郦氏为更明晰；大约以辞害意，未经实地查考的两件弊病，是《水经注》的最大短处，也难怪钟伯敬要割裂《水经注》拿来当作美文读本用了。 总之，经阮文达公的考证之后，我们可以知道现代的浙江实即渐水榖水两水的合流，亦即黄梨洲《今水经》所说之浙江的二源。而古代的浙江，乃系岷江之南江，过震泽，经吴江石门，由杭州东面经过，出仁和县临平半山之西南，即今塘栖地，复与渐水榖水会，折而东而北，由余姚北面而入海的。 桑田沧海，变幻极多，古今来大水小溪的改道换流，也计不胜计。阮文达公为一水名之故，不惜费数年的精力，与数万字的文章，来证明前人之误，以及古代水道的分流通塞，足见往时考据家的用心苦处。而前人田地后人收，我们读到了阮公的《浙江图考》，对于吴越的分疆，历代战局的进退开展，与夫数千年前的地理形势，便了如指掌了；虽则只辨清了水名一字之歧异，然而既生为浙人，则知道知道这一点掌故，也当然是足以自慰的一件快事。 [book_title]住所的话 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飘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 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把人一年年弄得意气消沉的这时间的威力，实在是可怕，实在是可恨。 从前很喜欢旅行，并且特别喜欢向没有火车飞机轮船等近代交通利器的偏僻地方去旅行。一步一步地缓步着，向四面绝对不曾见过的山川风物回视着，一刻有一刻的变化，一步有一步的境界。到了地旷人稀的地方，你更可以高歌低唱，袒裼裸裎，把社会上的虚伪的礼节、谨严的态度，一齐洗去。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大地高天，形成屋宇，蠛蠓蚁虱，不觉其微，五岳昆仑，也不见其大。偶或遇见些茅篷泥壁的人家，遇见些性情纯朴的农牧，听他们谈些极不相干的私事，更可以和他们一道地悲，一道地喜。半岁的鸡娘，新生一蛋，其乐也融融，与国王年老，诞生独子时的欢喜，并无什么分别。黄牛吃草，嚼断了麦穗数茎，今年的收获，怕要减去一勺，其悲也戚戚，与国破家亡的流离惨苦，相差也不十分远。 至于有山有水的地方呢，看看云容岩影的变化，听听大浪啮矶的音乐，应临流垂钓，或松下息阴。行旅者的乐趣，更加可以多得如放翁的入蜀道、刘阮的上天台。 这一种好游旅、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在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和平时有所移易；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的，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若要住家，第一的先决问题，自然是乡村与城市的选择。以清静来说，当然是乡村生活比较得和我更为适合。可是把文明利器——如电灯自来水等——的供给，家人买菜购物的便利，以及小孩的教育问题等合计起来，却又觉得住城市是必要的了。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在中国原也很多。北方如北平，就是一个理想的都城；南方则未建都前之南京，频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可是乡土的观念，附着在一个人的脑里，同毛发的生于皮肤一样，丛长着原没有什么不对，全脱了却也势有点儿不可能。所以三年之前，也是在一个春雨霏微的节季，终于听了霞的劝告，搬上杭州来住下了。 杭州这一个地方，有山有湖，还有文明的利器、儿童的学校，去上海也只有四个钟头的火车路程，住家原没有什么不合适。可是杭州一般的建筑物，实在太差，简直可以说没有一间合乎理想的住宅，旧式的房子呢，往往没有院子，顶多顶多也不过有一堆不大有意义的假山，和一条其实是只能产生蚊子的鱼池。所谓新式的房子呢，更加恶劣了，完全是上海弄堂洋房的抄袭，冬天住住，还可以勉强，一到夏天，就热得比蒸笼还要难受。而大抵的杭州住宅，都没有浴室的设备，公共浴场呢，又觉得不卫生而价贵。 所以自从迁到杭州来住后，对于住所的问题，更觉得切身地感到了。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四面若有邻舍的高墙，当然要种些爬山虎以掩去墙头，若系旷地，只须植一道矮矮的木栅，用黑色一涂就可以将就。门窗当一例以厚玻璃来做，屋瓦应先钉上铅皮，然后再覆以茅草。 照这样的一个计划来建筑房子，大约总要有二千元钱来买地皮四千元钱来充建筑费，才有点儿希望。去年年底，在微醉之后，将这私愿对一位朋友说了一遍，今年他果然送给了我一块地，所以起楼台的基础，倒是有了。现在只在想筹出四千元钱的现款来建造那一所理想的住宅。胡思乱想的结果，在前两三个月里，竟发了疯，将烟钱酒钱省下了一半，去买了许多奖券；可是一回一回地买了几次，连末尾也不曾得过，而吃了坏烟坏酒的结果，身体却显然受了损害了。闲来无事，把这一番经过，对朋友一说，大家笑了一场之后，就都为我设计，说从前的人，曾经用过的最上妙法，是发自己的讣闻，其次是做寿，再其次是兜会。 可是为了一己的舒服，而累及亲戚朋友，也着实有点说不过去，近来心机一转，去买了些《芥子园》《三希堂》等画谱来，在开始学画了；原因是想靠了卖画，来造一所房子，万一画画，仍旧是不能吃饭，那么至少至少，我也可以画许多房子，挂在四壁，给我自己的想象以一顿醉饱，如饥者的画饼，旱天的画云霓。这一个计划，若不至于失败，我想在半年之后，总可以得到一点慰安。 [book_title]记风雨茅庐 自家想有一所房子的心愿，已经起了好几年了；明明知道创造欲是好，所有欲是坏的事情，但一轮到了自己的头上，总觉得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之中的最低限度的享有，是不可以不保住的。我衣并不要锦绣，食也自甘于藜藿，可是住的房子，代步的车子，或者至少也必须一双袜子与鞋子的限度，总得有了才能说话。况且从前曾有一位朋友劝过我说，一个人既生下了地，一块地却不可以没有，活着可以住住立立，或者睡睡坐坐，死了便可以挖一个洞，将己身来埋葬；当然这还是没有火葬，没有公墓以前的时代的话。 自搬到杭州来住后，于不意之中，承友人之情，居然弄到了一块地，从此葬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住呢，占据的还是别人家的房子。去年春季，写了一篇短短的应景而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的文章，说自己只想有一所小小的住宅；可是发表了不久，就来了一个回响。一位做建筑事业的朋友先来说：“你若要造房子，我们可以完全效劳。”一位有一点钱的朋友也说：“若通融得少一点，或者还可以想法。”四面一凑，于是起造一个风雨茅庐的计划即便成熟到了百分之八十，不知我者谓我有了钱，深知我者谓我冒了险，但是有钱也罢，冒险也罢，入秋以后，总之把这笑话勉强弄成了事实，在现在的寓所之旁，也竟丁丁笃笃地动起了工，造起了房子。这也许是我的Folly，这也许是朋友们对于我的过信，不过从今以后，那些破旧的书籍，以及行军床、旧马子之类，却总可以不再去周游列国，学夫子的栖栖一代了，在这些地方，所有欲原也有它的好处。 本来是空手做的大事，希望当然不能过高；起初我只打算以茅草来代瓦，以涂泥来作壁，起它五间不大不小的平房，聊以过过自己有一所住宅的瘾的；但偶尔在亲戚家一谈，却谈出来了事。他说：“你要造房屋，也得拣一个日，看一看方向；古代的《周易》，现代的天文地理，却实在是有至理存在那里的呢！”言下他还接连举出了好几个很有征验的实例出来给我听，而在座的其他三四位朋友，并且还同时做了填具脚踏手印的见证人。更奇怪的，是他们所说的这一位具有通天入地眼的奇迹创造者，也是同我们一样，读过哀皮西提，演过代数几何，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学校毕业生。经这位亲戚的一介绍，经我的一相信，当初的计划，就变了卦，茅庐变作了瓦屋，五开间的一排营房似的平居，拆作了三开间两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中间又起了一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住屋的两旁，也添了许多间的无名的小房间。这么地一来，房屋原多了不少，可同时债台也已经筑得比我的风火围墙还高了几尺。 这一座高台基石的奠基者郭相经先生，并且还在劝我说：“东南角的龙手太空，要好，还得造一间南向的门楼，楼上面再做上一层水泥的平台才行。”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的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只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作“夕阳楼”。现在这一座塔楼，虽则还没有盖起，可是只打算避避风雨的茅庐一所，却也涂上了朱漆，嵌上了水泥，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五六等贫民住宅的样子了；自己虽则不懂阳宅的地理，但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清早或薄暮看起来，倒也觉得郭先生的设计，并没有弄什么玄虚，和科学的方法，仍旧还是对的。所以一定要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时候看的原因，就因为我的胆子毕竟还小，不敢空口说大话要包工用了最好的材料来造我这一座贫民住宅的缘故。 这倒还不在话下，有点儿觉得麻烦的，却是预先想好的那个风雨茅庐的风雅名字与实际的不符。皱眉想了几天，又觉得中国的山人并不入山，儿子的小犬也不是狗的玩意儿，原早已有人在干了，我这样小小的再说一个并不害人的谎，总也不至于有死罪。况且西湖上的那间巍巍乎有点像先施永安的堆栈似的高大洋楼之以××草舍作名称，也不曾听见说有人去干涉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九九归原，还是照最初的样子，把我的这间贫民住宅，仍旧叫作了避风雨的茅庐。横额一块，却是因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疯痛的右手，替我写上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 [book_title]故都的秋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 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平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 还有秋雨哩，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青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著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么？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北方人念阵字，总老像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儿，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尘沙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Golden Days。 有些批评家说，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色彩，所以中国的诗文里，颂赞秋的文字特别地多。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但你若去一翻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或各国的诗文的Anthology来，总能够看到许多关于秋的歌颂与悲啼。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也总以关于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地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不单是诗人，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到了秋天，我想也一定会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秋之于人，何尝有国别，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 南国之秋，当然是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譬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一九三四年八月，在北平） [book_title]江南的冬景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知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们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是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像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里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人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亦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作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1843—1918）吧，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搓桠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些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问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村”的一绝句吧？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地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地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大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像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感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Hiking，德国人叫作Spaziergang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像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去散散步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book_title]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自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模仿论创定以来，以为诗的起源是根据于模仿本能的学说，到现在还没有绝迹；论客的富有独断性者，甚至于说出“所有的艺术，都是自然的模仿；模仿得像一点，作品就伟大一点，文学是如此，绘画亦如此，推而至于音乐，舞蹈，也无一不如此”等话来。这句话，虽则说得太独断，太笼统；但反过来说，自然景物以及山水，对于人生，对于艺术，都有绝大的影响、绝大的威力，却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所以欣赏山水以及自然景物的心情，就是欣赏艺术与人生的心情。 无论是一篇小说，一首诗，或一张画，里面总多少含有些自然的分子在那里；因为人就是上帝所造的物事之一，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决不能够离开自然而独立的。所以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诗的起源的另一个原因，喜欢调和的本能的发露。 自然的变化，实在多而且奇，没有准备的欣赏者，对于他的美点也许会捉摸不十分完全的；就单说一个天体罢，早晨的日出，中午的晴空，傍晚的日落，都是最美也没有的景象；若再配上以云和影的交替，海与山的参错，以及一切由人造的建筑园艺，或种植畜牧的产物，如稻麦牛羊飞鸟家畜之类，则仅在一日之中，就有万千新奇的变化，更不必去说暗夜的群星，月明的普照，或风雷雨雪的突变，与四季寒暖的更迭了。 我们人类，大家都有一种特性，就是喜新厌旧，每想变更的那一种怪习惯；不问是一个绝色的美人，你若与她日日相对，就要觉得厌腻，所以俗语里有家花不及野花香的一句；或者是一碗最珍贵最可口的菜，你若每日吃着，到了后来，也觉得宁愿去换一碗粗肴淡菜来下饭；唯有对于自然，就决不会发生这一种感觉，太阳自东方出来，西方下去，日日如此，年年如此，我们可没有听见说有厌看白天晚上的一定轮流而去自杀的人。还有月亮哩，也是只在那么循行，自有地球有人类以来的一套老调，初一出，月半圆，月底全没有，而无论哪一处的无论哪一个人，看了月亮，总没有不喜欢的，当然瞎子又当别论了。自然的伟大，自然的与人类有不可须臾离的关系，就此一点也可以看出来了，这就是欣赏自然景物的人类的天性。 欣赏自然景物的本能，是大家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忙于衣食，不便沉酣于大自然的美景，有些人习以为常了，虽在欣赏，也没有欣赏的自觉，因而使一般崇拜自然美的人，得自命为雅士，以为自然景物，就只为了他们少数人而存在的。更有些人，将自然范围限制得很小，以为能如此这般地欣赏，自然景物，就尽在他们的囊中了。下边的四首歌曲，和一张节目，就是这些雅士们的欣赏自然的极致，我们虽则不能事事学他们，但从小处也可以见大，倒未始不是另一种欣赏自然景物的规范。 山居自乐（四季之歌见乾隆御制悦心集） 无名氏 爱山居，春色佳，有桃花有杏花；绿杨深处莺儿啼，天阴草色连云暖，夜静花阴带月斜。兴来时，醉倒荼下；这是俺山中和气，岂恋他金谷繁华？（春） 爱山居，夏日长，抚苍松坐翠篁；南风不用蒲葵扇，放开短发迎朝爽，洗涤尘襟纳晚凉。竹方床，一枕清无汗；这是俺山中潇洒，岂恋他束带矜庄？（夏） 爱山居，秋月清，白苹洲红蓼汀；芳菲黄菊开三径，风前倚石吹长笛，月下焚香抚玉琴。木兰花，坠露朝堪饮；这是俺山中雅淡，岂恋他人世红尘？（秋） 爱山居，冬景余，掩柴门著道书；红炉榾煨山芋，开窗积雪千峰白，绕屋梅花几树疏。兴来时，驴背闲寻句；这是俺山中冷趣，岂恋他车马驰驱？（冬） 明高濂稚尚斋四时幽赏目录： 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跳泉试新茶。保叔塔看晓山。西溪楼啖煨笋。登东城望桑麻。三塔基看春草。初阳台望春树。山满楼观柳。苏堤看桃花。西冷桥玩落月。天然阁上看雨。（以上春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东郊玩蚕山。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压堤桥夜宿。湖心亭采莼。晴湖视水面流虹。山晚听轻雷断雨。乘露剖莲涤藕。空亭坐月鸣琴。观湖上风雨欲来。步山径野花幽鸟。（以上夏时幽赏。）西冷桥畔醉红树。宝石山下看塔灯。满家弄赏桂花。三塔基听落雁。胜果寺月岩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资岩山下看石笋。北高峰顶观云海。策杖林园访菊。乘舟风雨听芦。保叔塔顶观海日。六和塔夜玩风潮。（以上秋时幽赏。）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节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看晚炊。（以上冬时幽赏。）（录自《西湖集览》） 这些原也不免有点过于自命风雅、弄趣成俗之嫌；可是对于有些天良丧尽、人性全无的衣冠禽兽，倒也可以给他们一个警告，教他们不要忘掉自然。我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就有一位同事，是专门学法律的人，他平时只晓得钻门路，积私财，以升官发财为唯一的人生乐趣，你若约他上中央公园去喝一碗茶，或上西山去行半日乐，他就说这是浪漫的行径，不是学者所应有的态度。现在他居然位至极品，财积到了几百万了，但闻他唯一娱乐，还是出外则装学者的假面，回家则翻存在英国银行里的存折，对于自然，对于山水，非但不晓得欣赏，并且还是视若仇敌似的。对于这一种利欲熏心的人，我以为对症的良药，就只有一服山水自然的清凉散，到这里，前面所开的那两个节目，倒真合用了；因为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我想中国贪官污吏的辈出，以及一切政治施设都弄不好的原因，一大半也许是在于为政者的昧了良心，忽略了自然之所致。 自然景物所包涵的方面，原是极博大，极广阔的；像上面所说的天地岁时，社会人事，静而观之，无一不是自然，无一不可以资欣赏，但这却非要悠闲自得，像朱夫子那么的道学先生才办得到；至于我们这种庸人，要想得到些自然的美感，第一，还是上山水佳处去寻生活，较为直截了当；古今来，闲人达士的游山玩水的习惯的不易除去，甚至于有渴慕烟霞成痼疾的原因，大约总也就在这里。 大抵山水佳处，总是自然景物的美点发挥得最完美、最深刻的地方；孔夫子到了川上，就觉悟到了他的栖栖一代，猎官求仕之非；太史公游览了名山大川，然后才死心蹋地，去发愤而著书，从知我们平时所感受不到的自然的威力，到了山高水长的风景聚处，就会得同电光石火一样，闪耀到我们的性灵上来；古人的讲学读书，以及修真求道的必须要入深山傍大水去结庐的理由，想来也就在想利用这一点山水所给与人的自然的威力。 我曾经到过日本的濑户内海去旅行，月夜行舟，四面的青葱欲滴，当时我就只想在四国的海岸做一个半渔半读的乡下农民；依船楼而四望，真觉得物我两忘，生死全空了。后来也登过东海的崂山，上过安徽的黄岳，更在天台雁宕之间，逗留过一段时期，每到一处，总没有一次不感到人类的渺小、天地的悠久的；而对于自然的伟大，物欲的无聊之念，也特别地到了高山大水之间，感觉得最切。所以要想欣赏自然的人，我想第一着还是先上山水优秀的地方去训练耳目，最为适当。 从前有一个赞美英国十九世纪的那位美术批评家拉斯肯的人说，他在没有读过拉斯肯以前，对于绘画，对于蒙勃兰高峰的积雪晴云，对于威尼斯、弗露兰斯的壁画殿堂，犹如瞎子，读了之后，眼就开了。这话对于高深的艺术品的欣赏，或者是真的，但对于自然美，尤其是山水美的感受，我想也未必尽然。粗枝大略地想欣赏自然、欣赏山水，不必要有学识、有鉴赏力的人才办得到的；乡下愚夫愚妇的千里进香，都市里寄住的小市民的窗槛栽花，都是欣赏自然的心情的一丝表白。我们只教天良不泯，本性尚存，则但凭我们的直觉，也就尽够做一个自然景物与高山大水的初步欣赏者了。 [book_title]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 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面，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这在我也许是和人不同的一种特别地偏嗜，因为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但从他的长短作品，差不多有四分之三，都被中国翻译出了的一点看来，则屠格涅夫的崇拜者，在中国，也决不是仅仅只几个弄弄文笔的人的这件事情，也很明白。 他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于奥料儿（ 0ryol ）的一家贵族（本为鞑靼系）之家。一八二九年入一私塾，初学英文。一八三二年至三三年间，生了一场大病，由童年一变而为青年，身体也长高了，爱好文学梦想的倾向也坚定了，一八三三年满十五岁的前后，当进莫斯科大学的时候，他居然是一位身体强健，背脊略驼的成人了。在莫斯科大学修完了一年业后，他的哥哥尼哥拉斯已在彼得堡，母亲在预备到德国去试浴温泉，而病得厉害得很的父亲，也在打算离开莫斯科而去首都，在这些风尘仆仆的来往之间，年轻的伊凡·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tch Turgenief）早就养成一种行旅飘流的性癖，他的后来的流寓异邦，死在法国的结末，不能不说是家庭在幼时将他养成的倾向。 一八三四年的秋天，伊凡也上圣彼得堡去了，就在那里进了彼得堡的大学。他到彼得堡不久，长年病发的他的父亲，也就死去。夫妻间的感情，本不融洽，相貌也并不美丽（是一张麻脸，富有遗产，后来屠格涅夫常去住的斯巴斯可埃Spasskoye的房产田地等，就是他母亲带来的遗产）的他的母亲，当时还在意大利养病，故而父亲死后，伊凡和尼哥拉斯兄弟俩，就成了受叔父照管的无父的孤儿。 他的父母，他的叔父，他的历次所遇到的先生同学之类，后来都一个一个地被他用了灵妙的笔法，写在他的许多长短作品之中。这件事情，想是读过几册屠格涅夫的作品的人，谁也知道的，我在此地可以不必说了。 在彼得堡修学的三年中间，他接触的人也多了，看社会的变动也看熟了，读书的范围也扩大了，就在中间，屠格涅夫便奠定了他后来的震惊一世的文学者的始基。 他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里面的第一章，所写者就是一位彼得堡大学的文学教授泊来脱内夫P1etneff和他的关系。（见Literatur und Lebens erinnerungen十页至二十二页）。他在泊来脱内夫家的门口，曾第一次遇见了当时为一般俄国青年所拜倒的诗王普希金，他也在那里第一次参加了诗文评诵的文学家的座谈会。他的所以被邀入参加的原因，就因为在这前后，他曾做了一篇处女作诗剧《Stenio》交给了这位教授，请他评定；而泊来脱内夫也在这处女作里，看出了他是一位可造之才，这是一八三七年春间的事情。 他的第一次的发表创作，也是由于泊来脱内夫教授的推荐，是两首诗，系印在由普希金领导的《现代人》（ Sovremennik ）杂志上的。 一八三八年五月，他在大学卒业后还不满一年，因欲更求深造之故，就匆匆上了柏林留学的旅途。他的母亲，曾叮嘱再三，讲了许多的规劝的絮语，临行前，并且全家曾上客栈的礼拜堂去祈祷他的行旅的安全，汽笛鸣时，轮船“尼哥拉斯号”（因为当时铁路未通，由俄赴欧，走的是海道）将欲离岸的一瞬间，他母亲几乎为了不忍别离之故而昏厥，这些事情，都缕缕在Avrahm Yarmolinsky著的那册《屠格涅夫》的大著里详述在那里。从此之后，屠格涅夫就满身地沉入了西欧的文化涡中，不复是一位驯良懒惰的斯拉夫人了。 在柏林，他结识的朋友很多，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巴枯宁、谨严和平的Stankevich及昔年的许多大学里的同学，都日夕聚在一处。智识上所受的影响之最显著者，当然是当时正风行的Hegel的哲学。 经过一二年的豪放散逸的柏林学生生活，伊凡的心驰野了，他母亲的悲泣哀求、计谋恐吓，都不能使这位野少年服服帖帖地再回到黑暗专制、乱七八糟的俄罗斯来。及受了一次恋爱的痛创之后，好容易在一八三九的十月，伊凡终回国去省了一次亲，但到了一八四〇年的正月，他又出来了，以后就在欧洲各处如意大利、瑞士等地方旅行了一年。一八四一年的夏天，他终算学成了归国，上斯巴斯可埃他母亲的身边去住了几天。可是在这中间，他又同去柏林之先和一位农奴的女孩生过关系时一样，竟猫猫虎虎地和一位他母亲的女裁缝师生下了一个小孩。同时因巴枯宁介绍之故更同巴枯宁的妹妹塔的亚娜（Tatyana）发生了像罗亭对娜泰芽似的恋爱关系。这一年的圣诞节，他并且离开了爱母，上远在二百俄里外土耳作克市（Torzhok）近旁的巴枯宁家去过的。他和塔的亚娜的关系，似有若无地继续了总约摸有三年之久的岁月。巴枯宁家的姊妹，实在也真多，若白林斯基（Belinskv）若博得金（Botkin）都是和他家的姊妹们发生过热恋的。 一八四二年因欲谋得莫斯科大学哲学教授之故，他上彼得堡母校去考取学位，但因为只差了一篇结末的论文，竟将学位的事情永久地搁了下来。他母亲不得已就只好要他上内务部去供职，想使他成一个有名誉的公务人员，但性情终于不合，两年之后，他也就辞职了；辞职的原因，却因为他自己不慎一溜笔尖，而使一位贫苦的窃贼之该受三十小鞭者受了三十大板。他的一八四三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部叙事诗集《Parascha》总算是他在内务部供职期中的唯一的成绩。 一八四二年八月，他又去过德国一次，在德勒斯登（Dresden）曾和巴枯宁重见了一次面。 内务部卸职之后，他竟闲散地在彼得堡住下了。在这中间，他就做了后来变成涅克拉梭夫的爱人的柏拿也夫夫人（Mine Panayev）座上的常客。在柏拿也夫夫人处进出的，还有一位瘦弱矮小、有肺病倾向的白林斯基；他虽出身于平民阶级，然奋勇向前，对于因袭传统的批评，对于文化建设的主张，处处都具有着大无畏的精神。自从屠格涅夫的初次出世的那册叙事长诗，得到了他的好评以后，两人就成了莫逆的挚友了，屠格涅夫的留心社会、观察下层阶级的疾苦诸倾向，无一不是受的白林斯基的影响。以后的屠格涅夫，便永久成了白林斯基的信徒，和许多其他的新人，结成了欧化主义者（Westernist）的一团，以和当时在莫斯科的贵族资产阶级间的国粹主义者（Slavophil）们相对抗。 屠格涅夫对白林斯基的交谊，一直维持到了他的死后，短命的白林斯基是一八一二年生下来，一八四八年死去的。白林斯基死后，屠格涅夫还对他的未亡人时时加以慰问与赠遗，逢人一谈起这严正不屈的亡友，总是声泪俱下，带着诚敬兼至的那一种神情，长篇小说《罗亭》一作里的那位哲人Pokorsky就是由柏林斯基与Stankevich两人的性格溶化而成的。《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中第二章（德译本二十二页至六十四页），全是写的柏林斯基的议论主张与风度，在全书中，这一章写得最长最精，也最有热力。 一八四七年春，屠格涅夫处理了许多身边的杂务，预备上欧洲去，二月中旬，他已经置身在德国的境内了。照他自己之所说，则这一次的出国，完全是为了国内环境的沉闷与混浊，想到西欧去吸收一点自由的新鲜的空气，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一八二一年生在巴黎，以音乐和歌唱驰名欧美，弗兰滋·利斯脱的入室弟子，受过大诗人Alfred de Musset与海涅的颂赞，曾做过乔其桑的小说的女主人公，于一八四〇年嫁给歌剧导演者Louis Viardot的那一位并不美丽的佳人宝灵奴·贾尔夏（Pauline Garcia）（见伦敦渥儿泰斯考脱社出版的勃兰提斯《俄国文学印象记》第二八六、二八七页）——他和她的初见之日，是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初一，在彼得堡的Bolshoi剧场的退休室里，从一八四七年起，以后三十六年间，屠格涅夫就永远地做了费雅度夫人的最驯服的俘虏。 依勃兰提斯看来，则费雅度夫人的追逐，与因文豪郭哥里死去（一八五二）而做的那篇追悼文的结果的监禁处分，是屠格涅夫生活遭遇中的两件决绝的大事（见《印象记》第二八六页）。 分离了六年之久的普鲁士首都的空气，当一八四七年屠格涅夫重来的当儿，和他的学生时代的情形，完全变过了。Hegel的哲学，已成了强弩之末，一切的一切，都倾向了左边；唯物主义的狂潮，浸入了柏林的学府，Feuerbach的破坏偶像的论文，倒成了一般青年的议论的中心。这一次和他同行的，有他的挚交的病友白林斯基。是白林斯基在窄儿此勃龙（Salzbrunn）养病的当中，这一位垂死的批评家，如回光返照似的发出了他的热烈的致郭哥里的信，攻击农奴制度，攻击官僚政府，攻击教会当局，把俄国上下的一切腐政，攻击得体无完肤。杜斯妥以夫斯基曾因这信而作了西伯利亚的流徒，屠格涅夫也曾因此信而获得了他日后诸创作的中心思想。屠格涅夫的和他后半生的亲友阿宁阔夫的相遇，也就在这须来其安的浴场地方，其后的阿宁阔夫对屠格涅夫的半生简直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帮闲食客。屠格涅夫的终于和费雅度一家的结成不解之缘，上巴黎东首四十英里远的费雅度氏的别庄窠儿泰芜内儿（Chateau de Courtavenel）去同居，也是在这一年的盛夏的时候。 盛夏过后，费雅度夫人登台的季节到了，或去伦敦，或上巴黎，屠格涅夫因无路费，决不能常追随伴侍在她的脚下。因别离而生的那一种无可奈何之情，因贫困而来的那一种忧郁哀伤之感，更因孤独而起的那一种离奇幻妙之思，竟把屠格涅夫，炼成了一个深切哀伤、幽婉美妙的大诗人。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是亲身经历着的。自从他那变态的母亲，断绝了他的经济接济以后，他就只好日日地依人为活，借债为生。或流寓在爱人的别庄，或寄食在巴黎Herzen的家里，从一八四七到一八五〇的三年中间，虽是他最困苦的时期，但在创作生活上，却是他最丰收的年岁。在这中间，他对社会现状的观察认识可以不必赘说，就是小说、戏剧、诗以及《猎人日记》的大部分、短篇等创作也不知写下了多少。总之，凡可以使他成一大作家的条件，这时都已具备了，所缺少者，只有金钱和生活的余裕而已；而这两个重要的条件，却因一八五〇年他那变态的母亲的死去，完全凑就了。 他的母亲，实在是一位不幸的变态的女性。早年守寡，她的希望自然就只好维系在两个儿子的身上了。但长男尼哥拉斯老早就违背了她的志趣，和一个身份不相称的女人结了无理的婚姻。次男的伊凡，又是这么的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长年飘流在外国的无赖汉。心情恶劣起来，她的愤怒与报施，当然只有虐待农奴和断绝儿子们的接济两条窄路好走了。一八五〇年的春天，她病到了十分，好容易汇出钱来，向债主们赎回了伊凡·屠格涅夫的身体，终把他召回到了膝下。但住不上几日，母子之间，天大的冲突忽而又发生了。直到她死，Varvara Petrovna竟坚决地拒绝了再见伊凡之面，等屠格涅夫接着讣报赶到莫斯科他娘的寓里——这中间他是住在Turgenevo他父亲的遗产庄上的——的时候，她早已葬在地下了。 一八五〇年春回俄国之后，屠格涅夫将他和他母亲的女裁缝师生下来的那女孩，送去法国托付了费雅度夫人去抚养。他母亲死后，分到了许多遗产，他就在莫斯科、彼得堡两地间暂时来往着定住了下来。集中在他左右的，当然是那些《现代人》志的同时代者，和许多出身于贵族、醉心于欧化的新进的文人。因几本戏剧和《现代人》志上登载过的《猎人日记》的成功，他也居然成了一位被大家推崇的文学家。 一八五二年二月廿一日，写实的幽默的大文豪郭哥里在莫斯科去了世。屠格涅夫在学生时代，虽则曾和郭哥里在一个学校里呼吸过空气，听过他的演讲——因为郭哥里曾在彼得堡大学当过短时间的历史教授——但亲自去访他，和这一位大作家的认识，却是在他死前的几个月。屠格涅夫的崇拜郭哥里的热情，不减于他的崇拜普希金。接到了他的死耗之后的屠格涅夫的哀悼悲痛，当然是意想中的事情。撰成了一篇文字，他先是交给彼得堡的一家报纸去公布的，但因检查者的不许可，没有登出，所以只好送到莫斯科去交托ABotkin请他发表，以雪彼得堡的文人全体，对这位巨人之死，大家噤不敢言之耻。这追悼文在莫斯科发表之后，屠格涅夫的监禁处分令就下来了。先在看守所里被监禁了一月，后来便被送到了故乡斯巴斯可埃去永久安置。 这一篇短短的哀悼文，系载在一八五二年三月十八日第三十二号莫斯科报上的，全文中并没有一句出轨的话——该文名《从彼得堡来的信》，见德译本《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七十二页至七十四页——但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败之余，白色恐怖正充满着欧洲，昏庸暴虐的沙皇，连郭哥里的死耗都不准彼得堡的报纸刊载的当时，本来就在预谋着一网把那些文人打尽的政府当局，硬要拿这事情来加你以罪，那你又有什么法子来解避呢？写到了这里，我就不得不联想起目下流散在我们自己周围的一重褐色的暗云，唉，一八五二年的专制政府治下的俄国，一九三三年的××××治下的××！ 正当屠格涅夫在故乡斯巴斯可埃被看守的中间，彼得堡的一家书铺把在《现代人》志上登过的八篇短篇收集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书名是《一个猎人的日记》，出书的年月是一八五二年七月十八。这一册小小的册子——后来增订加大了——居然促成了俄国农奴解放的运动，这事情屠格涅夫自己原在引以自慰，而由我们这些从事于文笔的人看来，更觉得是懦弱无能的文人的无上的光荣。 屠格涅夫的永久放逐，因诗人亚力克西·托尔斯泰之力，缓和了一半，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他得到了许可，移寓到了首都的Povarskoy巷里。这两年间的故乡的安置，真如大批评家勃兰提斯之所说，是他作风转变的一大机纽。以后的屠格涅夫，决心抛弃了小小的自我感情，变成了客观的社会的时代的代言者，长篇小说创制计划，也在这蛰居的中间立定了。 到首都去后，他就成了文艺界的社交的中心，托尔斯泰、梭罗古劾、涅克拉沙夫、柏拿也夫、格利郭里味支、袭察洛夫等，不时上他的独身者的寓居里来。虽则时时也在感到自己才能的不足，对文学曾几次的失望嗟叹着不能胜任，但在一八五五年的夏天，终于上斯巴斯可埃去写成了他的《罗亭》。这本来是费去六七个星期，在七月廿四写完的，但因不敢自信，广请他人评判的结果，后来他又把稿改易了好多次。 罗亭的性格，罗亭的哲学，罗亭的对女人的无责任无胆量的态度，不消说，都是由屠格涅夫的自己的全身中捏制出来的。 一八五六年八月廿六，沙皇亚力山大举行登极的特赦大典，屠格涅夫到此，才完全恢复了他的自由，所以在这一年的夏季，他又在法国费雅度氏的别庄里作客了。嗣后二十余年，他大半的生涯，就在欧洲过去。间或向故乡去暂住些时，也都因为国人对他的作品的不满不了解之故，每次都不免怀恨而去国。 上面所叙述的，是屠格涅夫到他的第一部长篇杰作《罗亭》出世时为止的生涯的大略，其后《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新时代》《春潮》等长篇巨著，每隔一二年而迭出，他在故国所受的批评，虽则不好，但在国外，则早已喧传众口，成了替俄国向世界要求荣誉的代表者了。 晚年流寓巴黎，差不多同时代的法国文人如梅里美等当然对他非常尊敬，就是小一辈的奥其埃（Augier）、泰纳、福罗贝尔、贡果儿，更年少的左拉、都德、莫泊桑，也没有一个不在绝口赞美，常在领受他的教益的。一八八三年九月三日（此日即俄历八月二十三日，俄国的旧历与普通历相差了十二天），他在法国死后，莱南·亚浦（Edmond About）等来吊，还说出了“纪念他的铜像，应该建造在农奴的打碎了的铁链之上”的话，岂不也可以想见他在外国被人崇拜的一斑了么？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 [book_title]屠格涅夫的临终 ——为屠氏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作 以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正午生下来的屠格涅夫，从数字错列的玩意儿中试卜起来，他自己以为一八八一年的十月一日，是他的死期。但到了一八八一年的年终，他的健康，却丝毫也没有损坏。在这一年里，他并且还和爱人费雅度夫人把他自己的著作《胜利者之歌》译成法文，写了一篇《不怕死的人》。 一八八二年春，虽则他遇着了许多不幸的事情，如爱女的逃回、疯痛的发作等，但健康还是如常，直到二月底边，忽而急症袭来了，从这一年的三月上床以后，一直到翌年的九月三日午后辞世为止，他真受尽了肉体上的千千万万的苦痛。 在苦痛的中间，他屡次要求自杀，以减轻他的痛楚，甚至向来看他病的莫泊桑乞求一支手枪，请费雅度夫人将他的身体从窗里抛掷出去了。 托尔斯泰听到了他的病痛，有很恳切的信来慰问，他在病床上，用铅笔亲自写了一封复函，是他的最后的一道书简。他自觉到了死的将临，自己是完了，疲竭了，劝托尔斯泰再好好地重复去干些文学的工作。 一八八三年正月，他因囊肿而试手术之时，竟不用局部麻醉的注射，而想亲自来体验一次受手术时的剧痛的状态。事后他对来看他的都德说：“我想尝一尝这痛味，而发现一种最适当的表现手法，来写出这些感觉与心状。解剖刀割入肉去，真有点儿像利刃切香蕉。” 临死前半月的有一天晚上，他叫费雅度夫人到床边去，央求她为他笔记一篇短篇，写的是一位俄国贵族的裔孙，堕落成为偷马的窃贼的故事。这故事名叫《结末》，是他的著作的末一篇，也是暗示着俄国贵族阶级的终了没落的东西。 一八八三年八月末日，是礼拜五，露易莎走入了他的病房。昏睡之余，他似乎还辨认得出这是露易莎，因而叫着说： “露易莎！真真奇怪，我的腿怎么会挂在那儿角落里的呢？房间里并且塞满了棺材。可是，他们还许我有三天好活。” 九月二日，礼拜天，他又清醒了一回，说了些只有费雅度夫人能懂的话。九月三日，礼拜一的午后二时，他便气绝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 [book_title]查尔的百年诞辰 提起查尔（Ferdinand Von Saar）这一个名字，或者大家都会感觉到奇异，因为在中国的文艺刊物或译丛里，是不大看得到的生名。这原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莫说中国，就是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得最多最杂的英美，恐怕也不见得有一册查尔的作品的翻译。但在德国，尤其是他的故乡的奥国里，则不但在他的死后，就是在生前，已经为几个有识的批评家所推崇，许为可以和Gottfried Keller, Theodor Storm等并立的一流不朽作家了。 查尔于一八三三年九月三十日生在一家维也纳的贵族的家里。虽然是一家由官吏起家的贵族人家，但大半都是廉吏的奥国的这家宦家，财产却是没有的；因此查尔为生计所迫，年少的时候，就入了军籍，以资糊口。一八六〇年，他厌倦了军队生活，且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激荡，虽然明知道文笔谋生活的不可靠，但也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军队，开始来做文士。当时奥国对文士的待遇，恐怕比到现在的中国还要差些，查尔若没有Elisabeth Salm侯爵夫人和Josephine vonWertheimstein两位贵妇人的保护，则他早也就饿死在屋顶底下了。作了许多诗和诗剧，写了许多轮廓并不伟大的哀艳凄清、情调绝人的短篇小说，他直到六十岁的高龄，才获得了一部分批评家的赞誉。奥国政府为表扬国家诗人功绩起见，且任命他做了贵族院的议员，这当然是大剧作家Grillparzer以来所绝无仅有的国家特典。 到了七十三岁（一九〇六）的七月二十三，久为癌病所苦、独身到老的这位孤独的大诗人，竟于早晨出去散步回来之后，用手枪自杀了。他的全集十二卷，装成四册，是莱府的Max Hesso所发行，头上有Anton Betteheim的一篇详传附印在那里。 他自己以为他的诗和剧是最得意的作品，但他的不朽的盛名，显然是依存在他的几十篇短短的小说上。关于他的作品的介绍，当另撰专文，在这里只传述了一个极粗的生涯骨格，以志景慕。 [book_title]林道的短篇小说 记得是一位美国作家——不知是否O'Brien——对于短篇小说所下的定义，他说：“短篇小说者，小说之短篇者也。”（Short story is a story that is short.）这定义虽则有点幽默，但即此也可想见短篇小说花样的多，定义的难。尤其是各国有各国的风气，各作家有各作家的特样，所以要求一个概括一切、随处适合的短篇小说的定义，真是难于上蜀道；就是勃兰代·马修斯的《短篇小说哲学》（Brander Mathews: The philosophy of short stories ）里也不曾把这定义，交代清楚。 法国的所谓Contes似乎是真正的短篇，大约欧美各国的短篇小说之收敛得最紧缩的，莫过于这些Contes了，可是德国的Erzaelungen却一般总来得很长，长的也有到四五万字以上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短篇小说，大约是英美的一系，长短总只够半小时至一小时的读，字数或在两万以下千数以上；叙述的是人生的一面半面，或事件的最精彩的一段，人物的极特异的几点；作者读者，俩都经济，实在是近代生活与近代Journalism所产生的一种特殊体裁。 我的初读短篇，是二十年前在日本做学生的时候。那时自然主义的流行虽已经过去，人道主义正在文坛上泛滥，但是短篇小说的取材与式样，总还是以引自然主义的末流，如写身边杂事，或一时的感想等者为最多；像美国那么地完整的短篇小篇，是不大多见的。虽则当时在日本，每月市场上，也有近千的短篇小说的出现，其中也有十分耐读的作品；但不晓怎么，我总觉得他们的东西，局面太小，模仿太过，不能独出新机杼，而为我们所取法。 后来学到了德文，与德国的短篇——或者还是说中短篇来得适当些——作家一接触，我才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以为若要做短篇小说者，要做到像这些Erzaelungen的样子，才能满足。德国的作家，人才很多，而每个诗人，差不多总有几篇百读不厌的Erzaelungen留给后世，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中晚，这一种珠玉似的好作品，不知产生了多少。即就保罗·海才（Paul Heyse）他们所选的《德国说库》（ Deutscher Novellen-schatz ）与《新德国说库》的两丛书的内容来说，已经是金玉满堂，教人应接不暇了，其他的丛书专集，自然更是多得指不胜屈。 在这许多德国短篇作家中，我特别要把罗道儿夫·林道（Rudolph Lin dau 1829—1910）提出来说说的原因，就因为他的作品在德国，也还不见得十分为同时代及后世的人所尊重；并且他在生前，正当洪、杨的起义前后，是曾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大埠流寓得很久的缘故。 他的故乡是在德国西北部的Altmark，晚年并且又在北海滨的Helgoland（他死在巴黎，葬却葬在此处）住得很久，所以他的小说的主调，是幽暗沉静，带一味凄惨的颜色的。中年以后，又受了东方的影响，佛家的寂灭思想，深入在他的脑里，所以读起他的小说来，我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的作家。 他的小说，全集共有六卷，因为后半生是过的外交官的生活，故而长短各篇小说之中，独富于异国的情调。在三四年前，我曾译过他的一篇《幸福的摆》（先在《奔流》上发表，现收在生活书店印行的《达夫所译短篇集》中），发表的当时，沈从文曾对我说，他以为这是我自己作的小说，而加了一个外国人的假名的。这虽则不是他的唯一代表的作品，但读了之后，他的作风，他的思想，他的作品的主题，也大略可以领会得到了。他的用文字，简练得非凡——原因是他遍通英、法文，知道选择用语——而每一篇小说的叙述进程之中，随处都付以充分的情绪，使读者当读到了他的最琐碎的描写的时候，也不会感到干燥。笔调是沉静得很的，人物性格是淡写轻描而又能深刻表现的。整篇的文字，没有一句赘句，所以他想要表现的主题思想，都十足表现到了恰到好处，断无过与不及的弊病。他的全集之中，尤其是值得一读的，是一九〇四年出的《Die alten Geschichten》和一八九七年出的《土耳其小说集》（ Die Tuerkische Geschichten ）。关于东方若日本及中国的小说，也很多很多；他的观察东方人的性格、思想，简直比我们自己还要来得透辟。例如读他的一篇描写日本人的小说《Sedschi》就可以见得当时日本的社会状态和武士气概，比读《明治维新史》之类的书，还要了解得更彻底一点。 他的描写寄寓在东方的外国人的思想行动，因为他观察得久，体验得深了，读了尤其觉得活灵活现，发人深省。例如写一个蒙了不白之冤，为商人社会所鄙弃，但后来终得昭雪，可是他的思想已早趋于消极，卒至自沉于黄浦江外的海里的一篇《荷兰长子》（ Der lange Hollaender ）之类，就是这一种小说的代表。 他的小说的结构，同俄国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很像；这两位同时代者，我想一定是在巴黎会到过的无疑。譬如写一件事情罢，总是先点出作者自身是在何地何时干什么什么，这中间就遇到了怎么怎么的事情和怎么怎么的人物。这一种写法，原是陈腐得很的格式，但经他们写来，却是自由自在，千真万确，不但不使你有一点感到陈腐的余裕，就是在读下去的中间，要想吐一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关于林道的小说的研究，是足有一本十万字的论文好写的；这一篇短文，只可以说是绪论的一节，余论且等到另外有机会的时候再写罢。 [book_title]读劳伦斯的小说 ——《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劳伦斯的小说，《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Lady Chatterley's Lover），批评家们大家都无异议地承认它是一代的杰作。在劳伦斯的晚年，大约是因为有了闲而又有了点病前的脾气的结果罢，他把这小说稿，清书重录成了三份之多。这一样的一部小说的三份稿本子，实质上是很有些互相差异的，头一次出版的本子，是由他自己计划的私印出版；其后因为找不到一个大胆的出版者为他发行，他就答应法国的一家书铺来印再版，定价是每本要六十个法郎，这是在数年以前，离他的死期不久的时候。其后他将这三本稿子的版权全让给了Frieda Lawrence。她曾在英国本国，将干犯官宪的忌讳，为检查官所通不过的部分削去，出了一本改版的廉价本。一九三三年，在巴黎的Les Editions Du Pêgase出的廉价版，系和英国本不同的不经删削的全豹，头上是有一篇Frieda Lawrence的公开信附在那里的。 先说明了这版本的起伏显没以后，然后再让我来谈谈这书的内容和劳伦斯的技巧等等。 书中所叙的，仍旧是英国中部偏北的Derby炭矿区中的故事；不过这书与他的许多作品不同，女主人公是一位属于将就没落的资产贵族阶级的男爵夫人。 克列福特·却泰来是却泰来男爵家的次子，系英国中部Terershall矿区的封建大地主，离矿区不远的山上的宫囿Wragey Hall就是克列福特家历代的居室，当然是先由农民的苦汗，后由矿区劳动者的血肉所造成的阿房宫。 却泰来家的长子战死了，克列福特虽有一位女弟兄，但她却在克列福特结婚的前后作了古，此外，却泰来家就没有什么近亲了。 却泰来夫人，名叫康司丹斯（Constance），是有名的皇家美术协会会员，司考得兰绅士（Sir Malcolm Reid）之次女。母亲是费边协会的会员，所以康司丹斯和她的姊姊希儿黛Hilda从小就受的是很自由的教育。她们姊妹俩，幼时曾到过巴黎、弗罗兰斯、罗马等自由之都。当一九一三年的前后，希儿黛二十岁，康司丹斯十八岁的光景的时候，两人在德国念书，各人曾很自由地和男同学们谈过恋爱，发生过关系。一九一七年克列福特·却泰来从前线回来，请假一月，他就和康司丹斯认识，匆匆地结了婚。一月以后，假期满了，他只能又去上了弗兰大斯的阵线，三个月后，他终被炮弹所伤，变成了一堆碎片被送回来了，这时候康司丹斯（爱称康尼Connie），正当是二十三岁的青春。在病院里住了二年，他总算痊愈了，但是自腰部以下，终于是完全失去了效用。一九二〇年，他和康尼回到了却泰来世代的老家；他的父亲死了，所以他成了克列福特男爵，而康尼也成了却泰来男爵夫人。 此后两人所过的生活，就是死气沉沉的传统的贵族社会的生活了。男爵克列福特，是一个只有上半身（头脑），而没有下半身的废人，活泼强壮的却泰来夫人，是一个守着活寡的随身看护妇。从早起一直到晚上，他们俩所过的都是刻板的不自由的英国贵族生活。而英国贵族所特有的那一种利己、虚伪、傲慢、顽固的性格，又特别浓厚地集中在克列福特的身上。什么花呀，月呀，精神呀，修养呀，统治阶级的特权呀等废话空想，来得又多又杂，实际上他却只是一位毫不中用、虚有其名的男爵。 在这中间，这一位有闲有爵，而不必活动的行尸，曾开始玩弄了文墨。他所发表的许多空疏矫造的文字，也曾博得了一点社会上的虚名。同时有一位以戏剧成名的爱尔兰的青年密克立斯Michaelis（爱称Mick）于声名大噪之后，终因出身系爱尔兰人的结果，受了守旧的英国上流社会的排挤，陷入了孤独之境。克列福特一半是好意，一半也想利用了密克而成名，招他到了家里。本来是一腔热情，无处寄它，而变成孤傲的密克，和却泰来夫人一见，就成了知己，通了款曲。但却泰来夫人，在他的身上觉得还不能够尽意地享乐，于是两个人中间的情交，就又淡薄了下去。密克去伦敦以后，在Wragby Hall里的生活，又回复了故态，身强血盛的却泰来夫人，又成了一位有名无实的守活寡的贵族美妇人。这中间她对于喜欢高谈阔论、自命不凡的贵族社会，久已生了嫌恶之心了。因厌而生倦，因倦而成病，她的健康忽而损坏到了消瘦的地步。 不久以后，克列福特的园囿之内，却雇来了一位自就近的矿区工人阶级出身，因婚姻失败而曾去印度当过几年兵的管园猎夫Mellors。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从此上场了！这一位工人出身的梅洛斯就是却泰来夫人的爱人！ 原书共十九章，自第五章以下，叙的就是却泰来夫人和爱人梅洛斯两人间的性生活，以及书中各人的微妙的心理纠葛。 梅洛斯的婚姻的失败，就因为他对于女人，对于性，有特异的见解和特别的要求的缘故。久渴于男性的爱，只在戏剧家密克身上尝了一点异味而又同出去散了一次步仍复回到了家来一样的康尼，遇见了梅洛斯的瘦长精悍的身体以后，就觉得人生的目的、男女间的性的极致，尽在于此了。说什么地位，说什么富贵，人生的结果，还不是一个空，一个虚无！运命是不可抗，也不能改造的。 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残废的却泰来，由他一个人在称孤道寡，让雇来的一位看护妇Mrs. Bolton寡妇去伺候厮伴，她——却泰来夫人自己便得空就走，成日地私私地来到园中，和梅洛斯来过原始的彻底的性生活。 但是很满足的几次性交之后，所不能避免的孕育问题，必然地要继续着发生的。在这里，却泰来夫人，却想起了克列福特的有一次和她谈的话。他说：“若你去和别人生一个孩子，只教不破坏像现在那么的夫妇生活，而能使却泰来家有一个后嗣，以传宗而接代，保持我们一家的历史，倒也很好。”她想起了这一段话的时候，恰巧她的父亲和也已出嫁的姊姊希儿黛在约她上南欧威尼斯去过一个夏。于是她就决定别开了克列福特，跟她父亲姊姊上威尼斯去。因为她想在这异国的水乡，她或者可以找出一个所以得怀孕的理由。而克列福特，或者会因这使她怀孕者是一个不相识的异乡人之故而把这事情轻轻地看过。 但是巴黎的醉舞，威尼斯的阳光，与密克的再会，以及和旧友理想主义者的福勃斯相处，都不能使她发生一点点兴趣；这中间，胎内的变化，却一天天地显著起来了，最后她就到达了一个不得不决定去向的人生的歧路。 而最不幸的，是当她不在的中间，在爱人梅洛斯的管园草舍里，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梅洛斯所未曾正式离婚的前妻珂资Bertha Coutts又突然回来了。这一位同母牛一样的泼妇，于出去同别的男人同住了几年之后，又回到了梅洛斯的草舍，宣布了他和却泰来夫人的秘密，造了许多梅洛斯的变态性欲的谣言，硬要来和梅洛斯同居，向他和他的老母勒索些金钱。梅洛斯迫不得已，就只好向克列福特辞了职，一个人又回到了伦敦。刚在自威尼斯回来的路上的却泰来夫人康尼，便私下和梅洛斯约好了上伦敦旅馆中去相会。肉与肉一行接触，她也就坚决地立定了主意，去信要求和克列福特离婚，预备和梅洛斯两人去过他们的充实的生活。 这一篇有血有肉的小说三百余页，是以在乡间作工，等满了六个月，到了来年春夏，取得了和珂资Bertha Coutts的离婚证后，再来和康尼同居的梅洛斯的一封长信作结束的。“一口气读完，略嫌太短了些！”是我当时读后的一种茫然的感想。 这书的特点，是在写英国贵族社会的空疏、守旧、无为而又假冒高尚，使人不得不对这特权阶级发生厌恶之情。他的写工人阶级，写有生命力的中流妇人，处处满持着同情，处处露出了卓见。本来是以极端写实著名的劳伦斯，在这一本书里，更把他的技巧用尽了。描写性交的场面，一层深似一层，一次细过一次，非但动作对话，写得无微不至，而且在极粗的地方，恰恰和极细的心理描写，能够连接得起来。尤其要使人佩服的，是他用字句的巧妙。所有的俗字，所有的男女人身上各部分的名词，他都写了进去，但能使读者不觉得猥亵，不感到他是在故意挑拨劣情。我们试把中国《金瓶梅》拿出来和他一比，马上就可以看出两国作家的时代的不同，和技巧的高下。《金瓶梅》里的有些场面和字句，是重复的、牵强的，省去了也不关宏旨的，而在《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里，却觉得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他所写的一场场的性交，都觉得是自然得很。 还有一层，劳伦斯的小说，关于人的动作和心理，原是写得十分周密的，但同时他对于社会环境与自然背景，也一步都不肯放松。所以读他的小说，每有看色彩鲜艳刻划明晰的雕刻之感。 其次要讲到劳伦斯的思想了，我觉得他始终还是一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这色彩原在他的无论哪一部小说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在《却泰来夫人的爱人》里，表现得尤其深刻。 现代人的只热衷于金钱，Money!Money!到处都是为了Money的争斗、倾轧，原是悲剧中之尤可悲者。但是将来呢？将来却也杳莫能测！空虚，空虚，人生万事，原不过是一个空虚！唯其是如此，所以大家在拼命地寻欢作乐，满足官能，而最有把握的实际，还是男女间的性的交流！ 在这小说的开卷第一节里，他就说： 我们所处的，根本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可是我们却不想绝望地来顺受这个悲剧。悲惨的结局，已经出现了，我们是在废墟之中了，我们却在开始经营着新的小小的建设，来抱着一点新的小小的希望。这原是艰难的工作。对于将来，那里还有一条平直的大道，但是我们却在迂回地前进，或在障碍物上匍匐。不管它地折与天倾，我们可不得不勉图着生存。 这就是他对于现代的人吃人的社会的观察。若要勉强地寻出一点他的乐观来的话，那只能拿他在这书的最后写在那封长信之前的两句话来解嘲了： 他们只能等着，等明年春天的到来，等小孩的出养，等初夏的一周复始的时候。（三五五页） 劳伦斯的小说的结构，向来是很松懈的，所以美国的一位批评家约翰麦西John Macy说：“劳伦斯的小说，无论从哪一段，就是颠倒从后面读起都可以的。”但这一本《却泰来夫人的爱人》却不然，它的结构倒是前后呼应着的，很有层次，也很严整。 这一位美国的批评家，同时还说劳伦斯的作风有点像维多利亚朝的哈代Thomas Hardy与梅莱狄斯George Meredith，这大约是指他的那一种宿命观和写得细致而说的；实际上我以为稍旧一点的福斯脱E. M. Forster及现在正在盛行的乔也斯James Joyce与赫胥黎Aldous Huxley和劳伦斯，怕要成为对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界影响最大的四位大金刚。 （一九三四年九月） [book_title]钱唐汪水云的诗词 钱唐汪大有，字元量，善鼓琴，以琴受知绍陵（即南宋度宗，在位十年，年号咸淳。咸淳元年乙丑，为元世祖至元二年，西历一二六五年。咸淳十年为至元十一年，西历一二七四年），出入宫掖。恭帝德佑二年丙子（元至元十三年，西历一二七六年），元丞相伯颜入临安，南宋亡，执帝后及太后与嫔御北，水云从之。入燕，留燕数年。时故宫人王清惠、张琼英辈皆善诗，相见，辄涕泣倡和。又文丞相文山被执在狱，水云至锒铛所，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作拘幽十操，文山倚歌和之。元世祖闻其名，召入，命鼓琴，一再行，乞为黄冠归钱唐，世祖赐为黄冠师。临行，故幼主瀛国公，故福王平原公，驸马右丞杨镇，故相吴坚、留梦炎，参政家铉翁、文及翁，皆赋诗饯行。与故宫人王昭仪等十八人，酾酒城隅，分韵赋诗，哀音哽乱，泪下如雨。南归后，往来匡庐彭蠡间，若飘风行云，莫能测其去留之迹，自号水石子。 水云长身玉立，修髯广颡，而音若洪钟，江右之人以为神仙，多画其像以祠之。 上面的四五百字，是我从《水云集》后附录在那里的《钱塘县志文苑传》《南宋书》，乃贤诗序上面，综合排列，抄录补缀成来的汪水云的全传。此外，关于汪水云的史实，我搜求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是一无所得。譬如他生于何年，死于何日，在商务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吴荷屋中丞的《历代名人年谱》上也查不到；当然在《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的源流书里，如正续补以及三续的《疑年录》，全祖望的《年华录》等书里，也是没有的。此外的正书，如《宋史》《元史》之类，更可以不必说，就是元明清人的笔记里，也寻不出他的生卒的年月。我们只知道文天祥生于宋端平三年丙申（西历一二三六年），被杀于元至元一九年壬午腊月初九（西历一二八二年），年四十七岁。伯颜丞相，卒于元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日（西历一二九五年），年五十九岁。又据乃贤《金台集》的《读汪水云诗集》诗序里之所说，则乃贤之得识水云，系由于危太史（太朴名素）之言传。是则乃贤已不及见水云，而危素系元至正间翰林，生于元元贞元年乙未（西历一二九五年），卒于明洪武五年壬子（西历一三七二年），年七十八岁。危太朴似乎是见过水云的，因他的状貌长身玉立云云，都是由乃贤从危太史处听来的话。可是谢翱皋羽，也卒于元元贞元年，年四十七岁；终谢皋羽之身，四十七年中，应该和汪水云有一面的机会的无疑。而程篁敦编之《宋遗民录》卷第十一，载谢翱续琴操《哀江南》四章之序曰：“宋季有以善鼓琴见上者，出入宫掖间，汪姓，忘其名。临安不守，太后嫔御北，汪从之。宿留蓟门数年，而文丞相被执在狱，汪上谒，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及归，旧宫人会者十八人，酾酒城隅与之别，援琴鼓再行，泪雨下，悲不自胜。后竟不知所在，嘻，汪盖死矣。客有感之者，为续琴操，曰《哀江南》，凡四章。”观此则谢皋羽始终未见水云，而水云之死，当在危太朴出生之前。岂危太朴亦人之传闻，而转告乃贤的么？ 总之文山被杀之日（至元十九年），水云尚在人间，而水云的死，当在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前后（尚有大德元年卒之刘辰翁序文可据），距他的生日，若有八十岁者，当在嘉定宝庆之间，或竟在绍定年间出世的也说不定。至于元陈泰之《送钱塘琴士汪水云》一诗，成于何年，不可考，亦离大德至正不远，决不会在延祐年间。 这样武断地断定了他的生卒年岁以后，让我们再来谈谈他的诗词。 汪水云的诗之散见于笔记者，有元陶宗仪之《辍耕录》一段：“（上略）天兵平杭日，水云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剩遣追徐福，疠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此语尤悲哽，先生诗有《水云集》”。 瞿宗吉佑所著之《归田诗话》里，也有一段：“（上略）遣还，幼主送诗云：黄金台上客，底事又思家，为问林和靖，寒梅几度花。宋宫人，多以诗送行者，有云：客有黄金共璧怀，如何不肯赎奴回，今朝且尽穹庐酒，后夜相思无此杯。意极凄惋。元量有诗一帙，皆叙宋亡事，如云：乱点传筹杀六更，风吹庭燎灭还明，侍臣奏罢降元表，臣妾佥名谢道清。余诗大抵类是，可备野史。元乃易之题其帙后云：三日钱塘海不波，子婴系组纳山河，兵临鲁国犹弦诵，客过商墟独啸歌，铁马渡江功赫弈，铜人辞汉泪滂沱，知章喜得黄冠赐，野水闲云一钓蓑。” 乃贤题的诗，本有两首，还有一首是：“一曲丝桐奏未收，萧萧笳鼓禁宫秋，湖山有意风云变，江水无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遗能赋北征愁，仙人一去无消息，沧海桑田空白头。”而前面所说的乃贤诗序云云，就是写在这两首诗前头的一段小序；正因这段小序之故，我们到今日还能想象得起汪水云的声形状貌。 《尧山堂外记》里也有一则，所记与前两书无大出入，唯多记了一首汪水云的诗，谓元量尝和清惠诗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回少知己，碧玉调高空好音，万叶秋声孤馆梦，一窗寒月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潇潇入短襟。” 还有《西江诗话》里，说汪水云是浮梁人，咸淳进士，官兵部侍郎，当系另一姓汪者。因水云亦常出没于匡庐彭蠡间，故以之为浮梁人。此外则记事亦大抵相同，只多抄了一首汪水云的轶诗（系见于《遂昌山人杂录》中的），名《题王导像》：“秦淮浪白蒋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缘无泪洒新亭。”诗的口气，倒很像是水云所作；同一节末后，更说“北去老宫人之能诗者，皆其指教；或谓瀛国公喜赋诗，亦水云教之”。这说或许有据，但亦不见得宫人个个都是水云的诗弟子。 （中国一般笔记的坏处，就在人云亦云；大抵关于某人之一事或一诗，特著名者，各家笔记，都只载这一段。结果弄得你想调查一古人之生卒年月，或一生大事及著作等类，翻尽千百种书，也只晓得那出名的一事或一诗而已，其他则空无所得也，这缺憾，在我搜查汪水云的史实时原常感到，而尤其当我在搜查明清之际的史实时，感到得最深。） 汪水云的诗之散见于笔记者，大略已如上述，现在当谈一谈他的诗词的整个的刻本。大约水云的诗，选刻得最早者，一定是元刘辰翁本，因刘辰翁死在大德元年，去汪水云之死不远也。 刘选本后失流传，明崇祯年间钱牧斋自云间旧抄本中录得水云诗二百二十余首的跋语里说，刘辰翁批点刊行之本，尚未及见，是其明证。至于《千顷堂书目》所载《湖山类稿》十三卷，词三卷本，则更少流传，简直无人见到了。康熙年间，石门吴氏刻宋诗，中有水云一集，诗共二百余首，当系钱牧斋抄存之集，唯吴刻有误书错简之病耳。雍正中有人发现汪水云《湖山类稿》全帙五卷，断为刘辰翁批点刊行之本。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将雍正间所发现之《湖山类稿》与《水云诗集》搜集合刊，复采《宋遗民录》中之刘辰翁原序补入卷首，于是汪水云的诗词，总算勉强成了全璧；不过《湖山类稿》卷一前脱四番，其上各卷中也每有脱字，一首或半首不等，乃雍正中旧本磨灭的地方，就是在《四库全书》里，也无法抄补，通行本自然更不必说了。我所见到的通行本，是光绪丁酉年钱唐丁氏，照四库本（亦即鲍氏本）翻刻的《湖山类稿》五卷，附录一卷，《水云集》一卷，附录三卷。大抵汪水云的诗词，以及宫人倡和的诗，遗闻、轶里、考证之类，差不多也搜罗到了十分之九，所可恨者，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一件，终还不晓得汪水云的生卒年月耳。为此事，我也去访问过许多钱唐姓汪的年长者，想问问他们的家谱上，是如何地载在那里的。但浙江之汪氏，都是隋唐间汪华的子孙，派系繁多，多到了几百宗几千系。自南宋迄今，又七八百年了，其间兴灭不常，迁移无定，汪水云的嫡系子孙，即系有传存者，也无从说起了。 丁氏翻刻本，因系丛书《武林往哲遗著》中之一种，不能单买，所以一般学子，得读《汪水云诗词全集》者，为数不多。十余年前，有正书局曾照《宋诗抄》的底本，排印过一本《水云石门诗抄》的小册子，但绝版已久，市面上也不见流传了，故而近时除就《武林往哲遗著》中的刻本以外，很难有机会得读汪水云的诗词。 [book_title]静的文艺作品 自己大约因为从小的教养和成人以后的习惯的关系，所嗜读的，多是些静如止水似的遁世文学。现在傺无聊，明知道时势已经改变，非活动不足以图存，这一种嗜好应该克服扬弃了，但一到书室，拿起来读的，总仍旧是二十年前曾经麻醉过我的，那些毫无实用的书。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这一类书时的开口乳，是一位为法国翰林院所褒奖过的Emile Souvestre著的《Un Philosphesous 1es Toits》的英译本《An Attic Philosōpher in Paris》。这一位屋顶间的哲人，生活简单，头脑冷静，对人世的过年过节，庆贺欢歌，都只是平心静气地在旁观赏；有时候发两句议论，有时候引一节古典，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兴与人同，狂非我分，乐道安贫，猫猫虎虎，一辈子就过去了。 嗣后就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个偏嗜这一种清静的遁世文学的毒根，而和我周旋得最久，到现在也还是须臾不离的，是美国的那位肺病哲学家Henry David Thoreau的六七册著作。 他的森林生活的记录《Walden: My Life in the Woods》原已经是世界有名的了，但其他的散著，若《孔告儿特河上的旅游》，若《坎拿大的一美国人》，若《麻省的早春，夏，冬》，若《田野间的漫步》，若《Cape Cod》诸作品，总没有一册不是经我读过在三四回以上的。 其他若George Gissing的《亨利·莱克洛夫脱的手记》，若Alexander Smith的《梦乡随笔》，或名《村落文章》，若Hazlitt的轻快的散文，若Amie的《反省日记》，若Silvis Pellico的《狱窗回忆》，若Sennacourt的《Obermalnn》，一系下来，像这一种遁世文学，我真不知收集了多少册，读过了多少次，现在渐入老境，愈觉孤独，和这些少日的好友，更是分不开来了，所以我想特别提出来和大家说说，好教后来的读者，不致再踏我的覆辙。 总之，西洋的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进步得快，所以自从十八世纪以后，像卢骚（卢梭），像卡拉儿，像费趣脱、尼采诸先觉，为欲救精神的失坠、物欲的蔽人，无不在振臂狂呼，痛说西洋各国的皮相文明的可鄙。因之头脑清晰一点，活动力欠缺一点的各作家，也厌弃了现实生活，都偏向到了清静无为的心灵王国里去。而我们中国人哩，本来是就有这一种倾向潜伏在大家的心里的，和这些在西洋以为新奇，而在中国实在还不见得彻底的文学一接触，自然是很容易受它们的麻醉的了，更何况西洋物质文明的输入，都不过是最坏最浅薄的一面的现在呢！ 因此，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这些静的遁世的文艺，从文艺本身上说，原不是无价值的东西，但我们东方人的读者，总要到了主见已定，或事功成就之后，才可以去和它们接触；对于血气方刚，学业未立的青年，去贪读这些孤高傲世的文学作品，是有很大的危险性在的。 还有一种太热心于利禄，把自己的本性都忘了的中国现代的许多盲目男女，我倒很想劝他们去读读这些西洋人的鄙视物质的名言，以资调剂。因为中国目前之大患，原在物质的落后，但尤其是使我们的国命断丧的，却是那一班舍本逐末、只知快乐而专谋利己的盲目的行尸。 并且这些静的文艺的好处，是在它的文辞的美丽。上面我所举出的各位作家——虽然也还不过是千分之一的一小部分——他们差不多个个都是很会使用文字的Stylist，所以对于争生存争面包忙得不了的现代人，于人生战场上休息下来，想换一换空气，松一松肩膀的时候，拿一册来读读，也可以抵得过六月天的一盒冰淇淋，十二月的一杯热老酒的功用。若去入了迷，成了瘾，那可要成问题了，这险是我所不敢保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book_title]清新的小品文字 周作人先生，以为近代清新的文体，肇始于明公安、竟陵的两派，诚为卓见。可惜清朝馆阁诸公，门户之见太深，自清初以迄近代，排斥公安、竟陵诗体，不遗余力，卒至连这两派的奇文，都随诗而淹没了。 近来翻阅笔记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于卷四第七节中见有这么的一段，先把它抄在下面：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啜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远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近如冒辟疆的《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以及史悟冈的《西青散记》之类，都是如此。日本明治末年有一派所谓写生文体，也是近于这一种的体裁，其源出于俳人的散文记事，而以俳圣芭蕉的记行文《奥之细道》一篇，为其正宗的典则。现在这些人大半都已经过去了。只有斋藤茂吉、柳田国男、阿部次郎等，时时还在发表些这种清新微妙的记行记事的文章。 英国的Essay气味原也和这些近似得很，但究因东西洋民族的气质人种不同，虽然是一样的小品文字，内容可终不免有点儿歧异。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s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东方人的小品那么地清丽。说到了英国，我尤其不得不提一提那位薄命诗人Alexander Smith（1830—1867），他们的一派所谓Spasmodic School的诗体，与司密斯的一卷名《Dreamthorp》（亦名《村落里写就的文章》）的小品散文，简直和公安、竟陵的格调是异曲同工的作品，不过公安、竟陵派的人才多了一点，在中国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迹，而英国的Spasmodic School却只如烟火似的放耀了一次罢了。 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修辞学上所说的Trivialism的缺点，就系指此。既细且清，则又须看这描写的真切不真切了。中国旧诗词里所说的以景述情、缘情叙景等诀巧，也就在这些地方。譬如“杨柳岸晓风残月”，完全是叙景，但是景中却富有着不断之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主意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看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写起来，却往往不能够如我们所意想那么地简洁周至。例如《西青散记》卷三里的一节记事：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作《蝶恋花词》云……（词略）。童子刈刍，翕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薇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只仅仅几十个字，看看真觉得平淡无奇，但它的细致、生动的地方，却很不容易学得。曾记年幼的时候，学作古文，一位老塾师教我们说：“少用虚字，勿用浮词，文章便不古而自古了。”我觉得写小品文字，欲写得清新动人，也可以应用这一句话。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book_title]略谈幽默 幽默究竟是属于情的呢还是属于智的？对这问题，许多文学家、心理学家，似乎争论得很起劲。有的说，幽默是全属于智的，一涉及情，幽默便终止了，譬如，看见一个人，忽而仰天跌了一交，我们就会得笑。但一感到这人跌死了或跌伤了的时候，怜悯同情之心动了，所以笑也就笑不成功。这话原也不错，但李逵搬母过山，老虎吃了他的老母，后来经他述说，宋大哥心中不觉好笑，却也是事实。所以说一涉及情，幽默便而终止的话，我觉得也不尽然。不过幽默之来，终像属于智的部分较多，涉及情的地方较少，倒是讲得通的话，若说完全与情无关，那却有点不对了。从前日本人初译幽默这一个外国字的时候，还有人把它译作“有情滑稽”的，假使幽默而不带一点情味，则这一种幽默，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味。俄国柴霍甫的小说、戏剧的所以受人欢迎，妙处也就在他的滑稽里总带有几分情味。所以有人说微苦笑的心境，是真正的艺术心境。 查组成幽默的实际，总不外乎性格和场面的两种分子。幽默的人物性格，和幽默的事件场面，互相织合起来，喜剧就成功了。让我先引一段古书作例之后，再来说明： 杭城石某，家甚富，有呆子之名，善于丝竹，而挥金如土，出于意表。后渐贫，屡欲谋售宅，有来议视者，必盛筵款接，优戏笙歌竟日。人或绐以看宅未遍，来晨再至，则歌席相待如初，甚至半月未议价，而亏欠已累累矣。有田数百亩在萧山，托王兆祥代售，馆于其家；每数日，有人乘舆来索债，形容褴褛，石必鞠躬迎款。向王乞余钱赠之而去，隔日来，仍复如故。王私问其家人，究何急债乃尔？答曰：“主人所穿洋绒袍，系赁来者，每日赁价千钱，此人系居间言定，索价时，并赏舆钱工食，故源源而来也。”时正严寒，王视其袍，亦敝甚，劝不如自购裘服，因借银六锭付之。石至衣店中，拣阅竟日而归，绝不提及。居数日，王问前买衣银何在？答曰：“衣有合意者，未讲定价值，以银为押，约昨日不往取，则银必押没；昨因酒醉，偶忘之，无可复问也。”至岁晚，田未售成，石愤急欲自尽，王惊救之，因为减半价售去。问何急需？石曰：“昨岁欠人千钱，除夕有群众持刀斫入，我哀切恳求，许以堂中楠木桌椅及一切什物偿利，始恨恨持去：今若空归，又须受窘迫也。”其痴呆类如此，妻劝之，不听，因析炊别居，得田百余亩，尚温饱；怜石饥寒，制衣遣人送至，石必怒叱之，取衣碎剪如缕，送食至，则抛掷户外。遂卒以馁死。 京师寿佛寺门前，地甚辽旷，云有鬼，傍晚路过者成惴惴。一暑夜，溟蒙尘雨，淡月微映，一人著屐过，值一人对面来，相去不数步，谛视，其人矗然戴三首焉，疾号倒地，三首者亦狂呼，脱二首而倒。有顷，行人集，始掖起而苏，视三首者，则以两手捧两瓜于肩耳，怪其大声号，故亦惊，释手碎瓜而僵云。 （以上两则，都见海昌俞石年著之《高辛砚斋杂记》中，我是从《妙香室丛话》卷十四里转抄下来的。） 上面的两则笔记，读起来都有点好笑，不过第一则的幽默，分明是在石某这一个人的性格上，第二则，当然是由于事件场面的巧合了。虽然仅仅看了这两节笔记，我们不能不下概括的断语，但大体说来，则幽默的性格，往往会诉之于情。如法国莫利哀的喜剧，我们读了，笑自然会笑，但衷心隐隐，对主人公的同情或憎恶之情，也每有不能自已之势。其次，对于错误、颠倒或意外的幽默场面，则哄然一笑，此外说没有什么余味了，这就因为不涉及情，所以感人不深的缘故。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book_title]MABIE幽默论抄 美国散文作家氏Hamilton Wright Mabie，在一本《文学申说》（ Essays in Literary Interpretation）里，有一篇关于幽默的文章，题名《A Word About Humor》，系纽约Dodd Mead and Company所发行。现在将这一篇文字的大意，抽译剥制，介绍在下面。 要把幽默和急智（Wit或作机智）的本质说明，界限划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古代亚里士多德以来，批评家们谁都在感到。这两个文学上无处不在的分子，变幻离奇，就是最严格最有论理头脑的思想家，也不能以范畴公式来笼住它们。它们的变化多端，不单是一种大大的爱娇，并且也证实了幽默和急智在人事万端中所演的重要任务。它们是无所不在的，凡艺术上、宗教上、历史上的精神满溢之处，喜乐与悲哀，友谊与敌忾，高洁与污浊，同时同样地都用得着它们。它们的性质是最为大家所周知所认识，可是无论如何，你总不能以一定义来说出。日常我们是乐于用它们尊重它们的，但对于固定物件似的界说，却怎么也下不了。急智变幻太多，幽默基于天性，完全地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是说，我们对于它们的性质，不能窥探，对于它们的歧异，全无明察，英国文学是富于急智与幽默的，因而对于两者的分析说明，也来得很多。海士立脱（Hazlitt）、来汉脱（Leigh Hunt）、萨喀莱（Thackeray）等，都喜欢以文章来证说（并非解释）这些，而许多英美的批评家、散文家，无不在加以令人了解它们的帮助。 准确的定义，并非是深奥的思想与了解的必要条件；而精神心理的最深邃处，却最易感到而最难捉摸。 急智含有多量智的分子，故轮廓比幽默稍为清晰，然两者性质终极近似，一见之下，往往难以辨得乌之雌雄。总之，两者的发生，同是由于一种颠倒（Incongruity或作失谐，不调）与对称（Contrast）的感知而来；不过急智较为轻快、干燥、明显，纯含智的分子，而幽默较为彻底、遍在，是根于性格和气质的。急智是才智的巧运，而幽默为天性的流露。急智是心灵的自觉的机巧，而幽默却出自人性的深处，往往不自觉地从性格中表现出来的。古代的科学者，至指幽默为组成人身的四大成分之一，实在是很可以助我们了解幽默的根本性质的解释。急智只在事物的外表上徘徊，而幽默能入它们的深处，洞彻到底，并不有意识地探握到它们的隐秘。急智是没有声色，不动情感，干燥抽象的；但幽默却系全人格、全身心的表现，有柔情，有同情，有怜情，有哀情。即使撩人作笑，却也并无恶意与狠心，其为笑也，与泪相联，两种情怀，常常极自然地混合错综，像是四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