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雷海宗时论集 [book_author]雷海宗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20926 [book_dec]本书是史学大师雷海宗的文集，本书收录了雷海宗先生在二战时期在各大报纸上发表的评论性文章, 如等。 [book_img]Z_19526.jpg [book_title]如此世界，如何中国 世界大小六十余国，撇开法理与表面的名义不谈，专就实际而论，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强国、自保之国，与殖民地。强国为“力”的中心，其力的自然趋势为向外发展。殖民地为强国之“力”的发展对象，在法理上已成殖民地的区域不必说，连许多名义上仍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际也属于此类。自保之国介乎二者之间，其力勉强足以自保，不致成为他人的殖民地，同时也不能向外发展，不能自有殖民地。以上是就事理而言。具体的逐国推敲，任何一国都不是注定的要永久属于三类中的一类。强国可因内在的销蚀或外来的打击而成为自保之国，甚至降为殖民地。自保之国如果努力不辍而又善于利用机会，也可成为强国；相反的，当然也有堕为殖民地的可能。殖民地要改变自己的地位，比较困难，但如一方面奋斗不懈，一方面紧抓机会，有时也可跃为自保之国。各国间此种地位的蜕变与升降，就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由此立场去观察，是我们明了世界与认识中国的最简便的方法。 为更透彻地了解战后的今日世界，我们必须对于战前的世界先认识清楚。战前的强国或可称强国的有七个，就是所谓侵略主义的德意日三国与所谓爱好和平的英美苏法四国。其中法国的强国地位颇为勉强，法国实际上已成为介乎强国与自保国之间的一个灰色国家。德意两国合称轴心，有如连环，可以合观。德国在当时把握全部的中欧，西向威胁法国，东向威胁苏联。意大利于德国的支持之下，在欧洲向近东发展，占有阿尔巴尼亚，威胁希腊；在地中海与英法争斗，经地中海而达非洲，攫夺或威胁英法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东也在轴心的侵略计划中，但直到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德意的力量尚未能有效地进入中东。 日本有大陆与海洋两方的侵略政策。在大陆上日本一面威胁苏联而未能得手，一面伸入中国，强占东北，分化内蒙，压迫华北。在海洋上日本一面向南洋扩充，一面在太平洋与美国抗衡。苏联此时大体仅能自保，东西两面受日德的威胁，时刻自危；但对中国则始终不肯放松，外蒙完全席卷以去，新疆也在掌握之中，只有多年垂涎的所谓北满不得不忍痛让与日本。 在西方，名为强国的法兰西岌岌堪危，东境受德国的包围，南境有意大利窥伺，海外虽有帝国，北非各地意大利时思染指，越南已被日本认为当然的侵略对象。英国仍是真正的强国，在大西洋上与美国维持平衡；地中海的大部属于英国，近东巴尔干为英国的防线；经地中海，出印度洋，控制中东遥领印度。在过去，英国的势力经印度洋而达中国，但到第二次大战之前英国在中国势力已大减色。 新大陆的美国，除稳制拉丁美洲外，在大西洋上保有西半的一部势力，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对立，东太平洋可以控制，西太平洋的优势属于日本。至于对中国，美国虽自四十年前就已积极注意，但任何可能的发展都因日本的拦阻而归于停顿。 战前的中国，在过去百年已是列强的公同殖民地，列强也始终不容中国彻底改变殖民地的地位。但自一九二六年北伐之后，中国极力的想要发展为自保之国，英国在中国的原有势力一部退出，美国最少在表面上势力仍不甚大，只有苏日两国对中国不肯表示死心。苏联为大局所限，当时的活动限于外蒙与新疆，日本则倾全力以对付整个的中国。列强对中国都无善意，但最忌中国脱离殖民地地位的则为日本，它自认为与中国势不两立，对于任何可致中国于完全独立自主的运动它必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正是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日本不惜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两度出兵山东，不使革命军顺利北上。迨阻挠证明为无效，三年后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又过六年而中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中日间的大战可说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坚要中国永为殖民地，中国决心要进为自保的国家，最后只有用战争来决定中国命运的路线。 日本与德意的无限扩展政策，引起了中国八年，欧洲六年，太平洋四年的第二次大战。这次全球战争是国际局势的一大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德意日三大强国等于消灭，或可说都已成为殖民地。三国都很少有再起的机会，德国今日的东西分裂可能成为永久的局面；意大利的实力消耗过重，除地势的冲要外，意大利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今日名为由盟国合同占领，实际乃由美国单独占领，此种一国独占之局即或非为永久，也必为长期无疑。日本将来可以作为工具，再主动的兴起为强国的可能甚难想象，连成为自保之国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战前的重要国家，在今日仍值得注意的，为美，苏，英，法，与中国，恰巧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法国的地位已经明朗化，战前尚可保持强国的空名，今日法国只能说是一个自保之国，并且连自保的地位也有随时丧失的可能。共党一旦得势，法国或成为国际战场，或成为国际性的内战场所。反之，如果戴高乐一类的人上台，法国就必积极企图恢复强国的地位，最少要摆出十足的强国架子，结果东西两大对法国都不表示欢迎，如果处理不善，可能会有内乱发生，以致连今日的地位也不能保。 战后的英国，与法国所差无几。它优于法国的有两点：一，它没有严重的共产党问题，因而无论局面如何发展，它内部的统一性不致发生动摇；二，它有永远可靠的美国援助，美国最少要支持英国的自保地位，如可能时，它也希望大英帝国不要全部清算，而是在美唱英随之下维持一个笼罩全世的盎格罗萨克逊帝国。英美之间可以时常发生误会，但在根本政策上两国总是互视为兄弟之邦，这是今日与今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基本事实，英国好像仍是一个“力的中心”的强国。然而英国因元气消耗太甚，纵有美国的支持，也无力再维持太阳不落的大帝国，多数重要的地带英国或撤退，如印度半岛，或请美国全部或一部接防，如地中海与中东。大西洋更不必说，在欧战初期的一九四一年英国就已全部的转让给美国了。 苏联与美国为第二次大战中的孪生骄子，所谓盟国胜利云云，仅是一句空话，胜利的只有美苏两国。其他参战各国的流血流汗，劳民伤财，为谁辛苦为谁忙？就结果言，显然的都是为美国与苏联。各国都只有损失而无收获，或收获微不足道。美苏两国虽然也有损失，但收获之大不知要超过损失多少倍。战后的美国，除照旧控制整个的拉丁美洲外，接收了不列颠帝国的大部，接收了日本帝国的大部，包括日本本部在内，接收了纳粹帝国的一部，此外并无形间承袭了法国与荷兰的南洋帝国。整个的大西洋，整个的地中海，整个的近东与中东，都是美国的天下，太平洋与南洋也是清一色的美国世界。战后的苏联，接收了纳粹帝国的大部，就是东欧与中欧，只把西欧留给美国；又接收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就是中国的东北与太平洋边缘的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此外苏联想要进入地中海，插足近东与中东，但都为美国所阻。在最后还有一个全新的地带成为美苏的争夺对象，就是北极圈内外的冰天雪地世界。因为飞机要走近路，因为世界的陆地、资源与人口集中北半球，因为恰巧苏联与美国（包括加拿大）在北极边上对立，所以北半球中心的北极地带就成了地中海与近东中东以外两强所最注意的争夺焦点。美国除自己领土的阿拉斯加外，在战时已捷足先登，进入哥林兰岛与冰岛。苏联方面，只有自己少数的岛屿可用，但重要性都远在美国所控各地之下。所以无论是在近东中东，或是北极圈上，苏联都是居于劣势的；只有在欧洲大陆，苏联稍稍占优势。 在英法仅能自保，美苏到处对立的今日世界，中国居于何种地位？中国与朝鲜，一向不可分，今日仍然如此；就世界性军略政略言，我们可视朝鲜为中国的一部。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除在外蒙与新疆势力仍旧且加强其控制力外，并代日本而进入东北与朝鲜北部。法理如何，表面如何，名义如何，全不相干；今日东北的大部与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朝鲜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至于美国方面，既已握有太平洋，既已占有日本，又安能不进一步而迈上东亚大陆？朝鲜南部的有形进占不必说，今日整个中国的美国关系，也只能说是无所逃避的执拗事实。过去因有日本，美国无从具体地触及中国，所以只能与中国发生抽象的道义之交。因为这种道义之交曾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因为今日每一个中国人或美国人都是在此种道义之交的空气中生长成人，所以在心理上多视此种空气为当然。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个人的希望，尤其弱者的希望，安能影响实际的国际政治？今日诚然已经没有像日本那样彰明较著的非制中国死命不可的侵略国，但同时也绝无人会善意地赞助推进中国自强自保的运动。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在我们自求上进时，没有再像日本那样的外力出来蛮横干涉。求人不如求己，在个人已经如此，在国家尤其如此。被日本中途打断的建国运动，我们若要继续完成，只有依靠自力。“自力更生”并非空的口号，而是我们求生的唯一途径。 （注——附插图“战前世界”及“今日世界”，可与本文互相解释） 有人或者要问，我们若认真图强，安知没有第二个日本暗中干涉，安知没有第二个日本已在干涉？此事诚然无人敢武断地作答。但在以北极为中心的航空时代，中国占有一便宜，就是中国过度偏南，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位偏僻。今日强国所虎视眈眈的地带都在北纬四十度以北；只有中东，虽大部分在四十度以南，但因与近东及地中海密不可分，仍为大国所不肯放松。至于中国，除东北外，可说都在北纬四十度之南，所以别人对我们本可漠视；而别人不肯漠视，就是因为中国太大，唯恐中国真正统一强盛后不易对付。但我们只要真肯努力，同时又多抓外来的机会，别人对我们或者可以勉强放过，对于我们的图强运动不再暗中破坏，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足以自保的国家。世界如果不幸再有大战，中国唯一聪明的态度就是绝不参战，地位偏僻的中国本也无需参战，但这要假定中国的全部或大部已经统一安定；否则我们必将听人宰割，随人作战，最后无论孰胜孰败，中国都将消耗殆尽，濒于死亡。国际局面一张一弛，随时可以完全破裂，我们中国谋求自保的机会恐怕甚为短暂，只有全国人士痛下决心，紧抓机会，发展自力，方能应付未来的大难，中国才有永远自保的希望。 （原载《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 [book_title]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 真理不会害人，真理即或给人痛苦，那痛苦也是暂时的，最后的结果总归有益。十足的谬论也不会害人，因为任何人一见就知其为谬论，不致被它所诱惑。害人最甚的就是半真半假的冒牌真理，因为它容易使人认半真为全真，引人走入歧途，始终不悟。“弱国无外交”的成语，是有名的一条真伪参半的论断。 此语的反面就是“强国的外交必无阻碍，更无失败”。正反两面都与史实绝不相符。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是弱国人士的愤慨之辞，因为弱国若想在国际上大出风头，事事称心，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弱国若要维持自由与独立，却大有赖于外交手腕的灵活运用。反之，强国若一味地逞强，不讲求正常的外交，平时必不顺利，连武力取得的权益也未必能如意的把握。无论强国弱国，在一般的外交事务上，成功与失败大半要看外交人员的本领。有的外交，为任何人所不能办通。例如你若无故去向地位力量相等的邻邦要求割地，你的外交无论如何高明，也难以发生效力。反之，许多的例行公事，任何人都能办通。但这种公事，一个使馆馆员或外部录事即可胜任，并非真正的外交案件。介乎不可能的事与不相干的事之间，却有许多可办须办的事，事的成败就全在人为了。例如你要接洽借款，要请友邦作一种对你有利的投资，要为你的侨民取得额外的便利或权利，要想友邦作你与第三者交涉时的声援——诸如此类无可无不可的事项，友邦的肯否协助，一个大的关键就是你的外交部与驻外使馆负责人的人格、资望与本领。本可成功事，即或是强国，也可因外交人员的平庸而失败。本无把握的事，即或是弱国，也可因外交人员的超绝而收得效果。本可白白奉送的人情，也可因外交人员的不为友邦欢迎，而须经过种种的故意刁难之后，方才极不痛快的到手。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虽然复杂，但道理也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类。一个人在社会上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或成就的大小，主要的当然是靠他的真正本领；但除非是入山修道，任何人也不能关起门来独自活动，一切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他人有关，并且需要他人的协助，最少需要他人的合作。一个本领有限的人，若对人应付得宜，也可收到中人以上的成就。一个本领超绝的人，若处世接物，到处见罪于人，也必左右碰壁，一事无成。国际之间的交往，何尝不是如此？两国间所发生的问题，大半可东可西，可左可右。实际到底为东为西，为左为右，双方外交家折冲时所运用的才能与手法是最大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于民国成立之初，多年根本无外交政策可言，外交上的人才既然缺乏，所有的少数人才也无施展的机会与自由。先是对列强一味的谄媚，徒遭国际的轻视与玩弄。后来又一贯的倨傲，误认虚张声势为盛强，结果是四面树敌，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无援之境而不自知。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的袭击，这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中国诚然是一个积弱之国，容易招侮。但日本的野心早可看出，田中奏折的秘密早已公开，若非对于外交的过于幼稚，也就早该设法防患于未然。若果在国际上多下功夫，后来的国难虽未必能全部避免，最少其发生时的严重性可因外交上的实际声援而减轻，恐怕是无可置疑的。 这一切都早已成为过去，不必追求责由谁负。今日以后的事，局面与前不同。今日国际上只剩了美苏两个强国，局势更显得紧张，从中应付更为困难。要想运用外交，必须在外交事务上有相当多的可用之才。过去我们向不注意外交人才的培植。自清末以来，我们的教育政策就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按理我们最少对于英美两国应当不致感到困难。但若平心静气地考量一下，今日国内到底有几人可称为真正的“英国通”或“美国通”而无愧？对于英美尚且如此，对于他国更不必说了。派往某国的使节，对那国的文字、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风俗、习惯，以致偏见与成见，尤其是偏见与成见，要能彻底地认识，最少要有认真学习的资格与能力方能胜任。使臣对于驻在国必须能够同情。心怀敌意的使臣，或秦人视越人式的使臣，或对驻在国文化的各方面根本没有了解能力的使臣，必定失败。外交上虽间或不免欺诈，但使臣若存心根本不正，却极少成功的希望。这也是人事上的一种奇特的矛盾。前些年法国驻英的一位大使，在他的使任期内，曾对英国中古史上的一个小题目下过功夫，最后写出一本至今被英人认为有学术价值的作品。这位大使非常成功，他的成功并不在那本著作的本身，而在那本著作所表现的态度。他是诚恳地要参透英国民族的精神的。一个使臣即或无此能力，最少也要有此志向和襟度，方有尽量完成使命的把握。 使臣必须具备上列的条件，才能对上中下三等人都可谈话，谈话而不隔膜，不外行，不贻笑大方。使臣必须如此，方能在驻在国交友。交友是使臣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使臣对于驻在国的真正舆论必须详细明了。但真正的舆论，时常因忌讳，客气，故意的不客气，或其他的关系，而在报纸上不能见到。驻在国的朋友可以补救这个缺陷。使臣的消息来源必须丰富，除了秘密来源外，驻在国友人的谈话往往是意外消息的重要泉源。 欧美各国派驻中国的使节，多数不能达到此种标准。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也可照办。今日的国际政治与世界文化是以欧美为重心的，欧美外交人员昧于我们的情势，也要吃亏，但不致吃大亏。我们若昧于欧美的情势，在平时就不免要吃大亏，在非常时期就有招致意外祸患的危险。此种欧美为重心的局，在我们今日所能照顾得到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莫可奈何，我们只有认清事实，承认事实。 最后还有一点心理的关系可以注意的，就是驻在国对于派遣国的看法，最少在政府人员与舆论界领袖方面，往往是以派遣国使臣的人格为标准。一人的一举一动，可辱国体，一言一行可为国家增光的，只有驻外的使臣。所以使臣的人选，应当特别注意人才主义。强国已当如此，不强的国更加如此。 （原载《周论》一卷二十一期，1948年6月4日） [book_title]和平与太平 我们今天常讲“国际和平”，过去中国总说“天下太平”。这两个名词不能互换使用，如果说“国际太平”或“天下和平”，那在文字上与观念上是不通的。“和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相对的观念。和平有两个假定：假定有列国，假定有战争，和平只是列国两次战争间的中间时期。既有列国，必有国际政治、国交与外交。有国际政治，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迟早必要引起战争。战争是列国世界必不可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现象。 “太平”是一个绝对的名词，绝对的观念。太平也有两个假定：假定世界统一，假定没有战争。过去中国称实际所知的世界为“天下”，在主观上“天下”就是整个的世界，所谓天下太平在主观上就是全世界的稳定安静，并且在理论上这个局面是永久的，战乱只是临时的与意外的变态现象。天下既已一家，当然没有国际战争；失调时可以发生内乱，但那只能说是美中的不足，不能影响“美”之根本为美。 人类历史，就大的政治轮廓言，只有两种类型，就是列国世界与大一统世界。先秦的中国，罗马独霸以前的地中海世界，今日的欧美，是我们知道较为清楚的三个列国时代。罗马帝国与秦汉以下的中国是两个有名的大一统世界。列国时代，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前的准备时期。大一统时代，太平为正常，战乱只是脱离正轨的短期现象。今日的世界，实际包括整个地球的世界，是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欧美仍在列国，它把世界也组成一个大的列国；连当初自成大一统的中国，今日也不过是欧美列国中的一员。列国没有太平，没有太平的观念，所以也没有太平的名词，今日在欧美的各种文字中找不出一个相当于中文“太平”的名词。但第二次大战后的欧美人类，似乎已开始有大一统的模糊感觉，可能不久要有与“太平”意义相同的名词出现。但这是后话，暂且不必多加揣测，我们仍然继续讨论比较抽象的道理。 和平与太平，除了根本的性质不同外，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和平时期总是甚短，太平时期却可以很长。和平很少能够维持五十年的；两次大战之间，最多不过五十年，五十年间并且一定有几次小的战争，十年的完全和平在列国世界是不可得见的。就欧美言，过去每一个世纪间都有两次大战，如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承继战争（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战争（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拿破仑战争（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统一战争（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一年），第一次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进入二十世纪后，大战的步调加紧，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爆发，距离第一次大战的结束仅有二十一年，现在似乎是已有二十五年大战一次的趋势，将来是否更加急促，也很难说。至于太平，其长可抵和平的许多倍。西汉盛期二百年，其间大体是安定的。唐初有百年以上的太平，清朝的太平也超过百年。这是列国时代所绝不可得的现象。今后的欧美除非是意想不到的根本变质，在大一统未能实现前，必难免周期性的为战魔所困扰。 战争的必然性，来自利益的冲突，是人所共知的。此点无需多谈，学历史的人不必说，生在此时此世的每个人，每日所见所闻的，都是国与国间的摩擦与冲突，只要留心每日的新闻，对于国际利益冲突的道理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推敲一下由和平进入战争的具体方式。 把和平世界引入战争漩涡的，就是均势制度。列国并立，没有一个安全，连最强的国家也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既有问题，各国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结果，为国际间两大壁垒的对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复杂，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国际两大壁垒之间的空气总是紧张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见。“武装和平”的一个名词非常恰当，那是列国和平的绝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装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问题使两大壁垒火并。所谓国际均势，总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战。就理性讲，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为战后还是不均，但就人性言，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各方都有侥幸之心。 虽然如此，每经一次大战，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阶段，热心人士奔走号呼，希望战争能够绝迹，和平能够永久。连为政的人，无论是出于信仰，或出于投机，往往也口口声声的拥护和平。今日的事，距离太近，关系太亲切，我们撇开不谈，上溯第一次大战，我们的观察或者比较的容易超然。当时各国组织国际联盟，以消弭战争永保和平相号召。在具体的步骤方面，限制军备，主张裁兵，最后到一九二八年各国并签订巴黎非战公约，正式声明放弃战争，永不再用战争为国策的工具。但没有人对于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尽管去做，秘密外交与均势主义活动仍旧。由法国发动，组织包围德国的集团，要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国联方才成立，法国就联比利时，希望西线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后，又联东欧的新兴小国，在东方包围德国。法国的集团引起意大利的反集团，一九二七年联匈牙利，七年后又联奥地利。到一九三四年，这就引起再反集团，就是希、土、罗、南四国签订的巴尔干公约。日愈复杂的国际政治，给了德国一个乘机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联德与反德的两大壁垒，五六年后就引起第二次大战。在历史的透视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倦一过，新战争的酝酿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未来的事我们不愿多加揣测，但有一点应当提出的，就是大国的数目今日极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单独作战的只有美苏两国，连英国都已丧失此种资格。若以往事为例，我们可以指明，在中国大一统实现的前夕，只剩了秦楚两大强国；在地中海世界的列国末期，只剩了罗马与迦太基一决雌雄。如此看来，以欧美为中心的今日世界，也已发展到列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下一个阶段是否新的大一统与新的太平？谁敢肯定？谁敢否定？ （原载《观察》第一卷第九期，1946年10月26日） [book_title]妇女·女权 自一九一〇年各国妇女界代表在丹麦京城举行妇女大会，争取平等权利，并议定国际妇女运动纪念日之后，每年今日（三月八日），都为各国的前进妇女所热烈庆祝的节日。在当时，妇女运动尚未赢得传统社会的普遍同情，许多人仍然诚恳地相信，男女应当有别，认为两性能力不同，所以职责不同，因而与职责相关联的权利也不同。妇女运动者则认为这完全是男子压迫女子的自私自利说法，若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给女子同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利，事实当可证明女子的能力与成就并不亚于男子。两种对立的说法都是理论，把理论付诸事实的考验的，是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战也是第一次的全民战争，只靠男子动员还不够，至少一部分的女子也须动员，才能应付战争的需要。女子除了未曾手执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外，前方后方的一切工作，过去普通认为完全或主要的属于男子的工作，在人手缺乏的战时，女子都取代男子的地位，并且大体都能胜任愉快。事实最为雄辩，过去太严格的男女有别的说法，至此已经不攻自破，同时各国对于妇女的战时贡献，也都无不感激。在事实的证明与感激的督促之下，欧美各国在第一次大战后就都正式地承认了女权，除参政权的开放外，过去未实行或实行而不彻底的经济权与教育权也都给予妇女。唯一的重要例外是法国，法国妇女是到第二次大战后之一九四五年才获得参政权的。今日欧美各国，无论事实上如何，在法律上与机会上，两性是有同等的权利的。 至于中国，五十年来我们是一向在极力地追随近代潮流的，女权运动在清末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很快地就为舆论所接受，认为已经不成问题。在抗战之前，这种公认的见解已经形成法律的明文，法条中清楚规定，男女经济平等，女子也享有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为男女个个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为清楚，在一切的选举、被选举与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后，还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学校，由幼稚园到大学，都开放门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学。若有不平等的话，现在是对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没有不收女生的男校，当初的男校都已成为男女兼收的混合学校。所以讲法理，讲制度，我们中国女权方面是最进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国之后的国家，没有走在中国之前的国家。 但中国有一特点：就是这种进步的女权现状是妇女并未大争而就由国家立法规定的，其中也未经过像欧美各国妇女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的事实考验。历史上的任何权利，都是由奋斗争来，或是由工作赢来，得来太易的权利往往是不知如何行使的。抗战前我们的制度尽管完善，然而乡妇对此不感兴趣，并且根本不知何谓女权，连城市中比较有知识的妇女，真能利用法定的女权的，也只是极小的少数。这种法律与事实脱节的现象，部分的已由八年的抗战加以补救。抗战之在中国，有如第一次大战之在欧美，对于妇女是一个考验，并且两次都是成功的考验。一向与男子并肩操作的乡妇，可以不论。城市的妇女，在抗战之前，愈与近代潮流接近，愈有成为有闲阶级的危险；虽或不是多数，但相当大的少数的中上阶级的城市妇女，往往只知享受近代妇女的权利，而未知善尽近代公民、主妇或职业者的义务。这或者是我们过度追随潮流与女权得来太易的结果。但这个一时的特殊现象，已都为八年抗战所打破，战前城市的中上家庭，大多成了最受经济压迫的家庭，过去有闲的贵妇都变成有忙的主妇，原来仆婢的责任都由主妇一人承当，有的主妇在管家育子之余，还在外担任半时甚至全时的职业，以给家用。因中国整个机构的不灵，在与战事直接有关方面虽未能动员女子，但一般城市妇女在后方维持社会的无形贡献，是此次抗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一笔功劳账，战前立法的女权条文，中国的妇女已用八年的泪与汗证明为她们分所应得；假定战前没有此类条文，战后的今日也非加定这些条文不可。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不知利用女权立法的妇女，在锻炼成熟的今后，也必能尽量利用。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出，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女权已为普世所公认的今日，所有的人，包括当初最激烈的妇女运动领袖在内，渐渐都知道过去的女权运动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过去好似是凡属男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女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若把这话反过来讲，说凡属女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男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立刻就可看出那是如何的感情用事的见解。在机会平等之下，不分男女，每人各凭才力，各尽职分——这可说是今日文明世界的公认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许多旧的观念仍未陈旧。例如“贤妻良母”，本是新妇所最不要听的名词，但在今日女权运动最成功的两大强国，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与代表社会主义的苏联，都不约而同地推崇贤妻良母，苏联对于儿女众多管家优良的妇女，并有正式的奖励。真正讲来，人类文化的需要贤妻良母，也正如需要贤夫良父；作一个贤妻良母的困难，也不亚于作一个贤夫良父。歪曲的贤妻良母作不得，正常的贤妻良母是每个女子的责任，正如正常的贤夫良父是每个男子的责任一样。因生理的关系，贤妻良母可以成为专业，贤夫良父不必成为专业。这也不是说每个女子非专于贤良不可，一切皆可听机会、才力与兴趣的支配，不可懈怠，也不必强求。能够如此，恐怕是妇女运动的极境。 我们只闻有妇女节，而未闻有男子节，可见妇女节应当是一时的现象，而非永久的现象。妇女运动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不再需要妇女节。我们上面所讲妇女运动的极境，在任何国都尚未完全实现；一旦那个境界成为事实，我们每年三月八日将无需再努力于女权运动。愿国际妇女界谋求那一天的早日到临！ （原载《观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 [book_title]理想与现实 五月下旬，国际间有两段消息，我们中国多数的报纸似乎都未登载。这两段消息，代表今日世界问题的阴阳两面，深值注意。我们简单叙述如下，作为本文的引言。 第一段消息来自旧金山，据谓华来士于五月二十三日提出弭止战争的一个计划，内容包括四点：（一）军事部分——包括一个可实行的世界性的原子能管制办法，军略地区的国际化，杀人武器的解除，及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肃清；（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消弭希腊与中国的内战；（三）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离失所的人有家可归，增助世界性的人权法案的完成，最后希望能达到世界法律系统的目的；（四）经济部分——利用美国资源，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推行一个全世界重建的十年计划。 第二段消息来自华盛顿：关于美国东大西洋及地中海舰队司令康纳利将军对于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首都的访问，路透社驻华府的采访主任兰金氏于五月二十五日发表显有所本的评述。据兰氏的报导，华府的官方人士相信，根据康纳利将军所采得的资料，美国对于希腊、土耳其，以及中东油区的美国生命线，可以拟定一个全新的军略计划，包括三点：（一）美国实际已等于与希腊、土耳其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只要苏联的扩张政策一日不变，美国对此区域的责任也不会改变；（二）中东区域为美国在战争时间所必需的石油来源，所以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容它落在苏联的势力圈内；（三）国务院与军政部意见一致，认为鞑靼尼尔海峡为危险的焦点，该峡一旦遭受威胁，美国将不惜以武力抵抗。 上面两段消息的强烈对照，是再清楚不过的。华来士所发表的一套仁至义尽的建议，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从头至尾所讲的都是“应当”如何，对于利害的关系撇开不谈，或只附带的论及。第二段消息与此相反，出发点是利害与力量，只讲实际“究是”如何，根本不问“应当”或“不应当”。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评判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个根本是无从评判的，我们叙述上面两段消息，目的只在举例，这两件事恰巧代表古今一切国际关系的两面：一面是人类的希望；一面是人世的现实。要明了国际关系的实况，必须两者兼顾，同时又须认清两者之间的界线，若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于国际政治，以及一切政治，就永无了解的希望。 理想与现实，是人生的两种境界，有的人注重现实，有的人倾向理想，两人所处的实际是两个世界，在政治兴趣特别浓厚的今日，两个世界的分野格外的显得清楚。少数人想要同时处在两个世界，在理论上虽非绝不可能，在事实上可说是不可能的。宗教与哲学，以及各种高超的主义，都属于理想的世界。一切事业的经营，就事业而论事业，都是现实的。但人生最现实的，莫过政治：离开现实，根本无政治可言。就对内而言，政治，即或是历史上或今日最上乘的政治，也不过是勉强调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兴趣矛盾与利益冲突；如能使矛盾不太严重，使冲突不表面化，就已是政治尽善尽美的境界。等而下之，就不必问了。就对外而言，只要有列国的局面存在，国际的政治必为尔诈我虞互相排挤的世界，诈虞排挤的最后结果总是战争，若极端地讲，甚至可说玉帛相将和平时期只不过是两段战争期间的休战状态而已；和平为疲乏后的养息，战争才是正常的状态。 撇开专为现实辩护的冒牌思想不谈，一切理想，无论为哲学的或宗教的，都不问现实如何，而要否定现实，化现实，超现实，打破眼前丑恶的世界，实现合人心意的世界。如中国先秦的道家，如今日西洋的自由主义者，不问事实认定人性至善至美，因被难以解释清楚的人生种种所蒙蔽而变为丑恶，只要去蔽还真，理想就可以实现，哲人的企望就可成为庸人的实在。理想家如只提倡理想，不积极的企求实现理想，还不致多逢烦恼。最可怜的是比较高尚的热中人士，抱有理想，同时又坚要用理想改变现实。先秦的儒墨两家都属此类，结果当然是整个的失败。墨家最后完全消灭。儒家到大一统的汉代为人主所利用，但至此早非孔孟荀之旧矣。今日西洋化的世界，又逢新的列国之世，滔滔者天下皆是，热中的新儒新墨多至不可胜数，最后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大异于先秦的儒墨。若暂且不论救国救民甚至救世的大题目，专言个人的态度，我们究当何以自处？最重要的，恐怕是每人都要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属于理想类型，或现实类型，是宗教家哲学家的质料，或事业家政治家的质料。历史上虽有两质兼备的人，但那是例外又例外的，普通的所谓才智之士都有一偏。一般讲来，理想不能渗入事业的领域，最多不过有时可作事业的护符与工具。事业的目的是成功，理想的目的是至善。普通的成功与至善无关，一切的至善都难成功。哲学与宗教为心灵上的永恒境界，不受现实的支配，就本质言，谈不到成功或失败。现实的力量可以迫害哲学家或宗教家，耶稣与苏格拉底都是牺牲于现实强力之下的理想家，但现实对于理想本身都无力伤害，耶稣的教义与苏氏的哲理至今仍为世人所推研不绝。但反过来讲，两位圣哲的主义，就主义本身言，从古至今向未影响现实的发展，现实既未因之改善，也未因之更为丑恶。政治的对内争夺与对外欺诈，古今相同，绝无二致。战争的频繁，今日与二千年前无异。人性的难测，今与古同。所不同的，是知道耶稣或苏格拉底的政治家，有时可多有一些响亮的名词供他们利用而已。 理想家与现实家所处的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永远对立。理想家视现实家为不可救药，现实家视理想家为愚不可及，两者发生真正的接触或联系，可说是不可能的。有的哲学家可以提出“现实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的就是现实的”一类的口号，这只能说是莫可奈何的自慰自娱。又有的哲学家想象乌托邦，或置于远方，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国”；或置于远古，如先秦诸子的种种托古思想；或悬诸未来，如韦尔斯的“彗星的时代”。这是聊自慰娱的另一种类型。此种思想最发达的，莫过中国，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把这种说法人格化，提倡“内圣外王之道”。并且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自以为“圣”的文人以此自评，虽然那仅是可怪的自欺；又不知有多少已经为“王”的当局以此自命，虽然那仅是夸大狂的表现。降至今日，中国虽然处处落后，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既可超迈前代，又可媲美西洋：我们今日所最不缺乏的人才，就是利用西洋新名词而提倡各形各类内圣外王之类的理想家。由此点言，中国文化可称为人类历史上思路最不清楚的一个文化。 既然如此，是否我们就可下一个人类无希望无前途的结论？却又不然。今日人类之所以异于一切其他动物或已经消灭的各种远古人类的，就是因为它有理想；除了现存的人类外，一切的有生之物都只有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就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最大主题。最后的结果尽管是毫无结果，这种冲突矛盾的过程都正是历史文化的意义。将来人类的发展是否可以更上一层楼，不停滞在好似毫无结果的矛盾中？我们最少不妨如此希望。在此日未达到前，事业者只有发展事业，理想家只有发挥理想。只要不违本性，不强求己所不能，一个人或追理想，或求现实，都可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在个人都是成功，如果违背本性而强求自己所不能，在个人为可悲的失败，在历史为可惜的浪费。苏格拉底的智慧的结晶，仍值得我们记取服膺：“知道你自己！” （原载《独立时论》第一集，独立时论出版社，1947年） [book_title]国际和平展望 在名义上推进国际合作的联合国大会于九月下旬召开声中，国际间实际的空气已发展到胜利三年以来所未有的恶劣状态。巴力斯坦、朝鲜、希腊、印度半岛、东南亚、印尼，到处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柏林问题尤其使人感到四面碰壁。苏联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氏所谓联合国似乎将要变成“不联合国”一语，恐怕是有任何色彩的人与根本无色彩的人都有同感的。与国际会议中乖戾气氛相配合的，有强国备战的消息。英伦遍国警备，已是传了一月以上的新闻。联大开会之初，伦敦广播又谓美国驻欧洲的舰队已接到有关最近将来任何可能危机的训令。苏联的作风不同，一向不对外宣布它的军事设施与军事计划，但我们可以相信，它必定也在作着万一的准备。这以上可说是代表强权政治的一面。 菲律宾代表在联大所作的呼吁，可代表弱小国家与一般人类的希望。他建议各弱小国家联合，成为第三力量，防止强国玩弄强权政治或走向战争，为人类解除战争的恐惧与毁灭的威胁。这位代表的呼吁，无人反对，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呼吁发生效力。所谓第三力量，是否能够组织成功；即或真能组成，是否能够发生作用；即或发生作用，其作用将为推进和平，或只是添上了第三个作战力量——根据对于今日国际政治的判断，根据对于过去历史教训的认识，以上这些疑问都是自然地要发生的。我们生当今世，对身临其境的局势，因希望，因恐惧，因利益，因成见，往往不易得到清楚的认识。我们若采取超然的眼光，不专看今日，而把过去与现在混为一谈，等量齐观，或者可以不动感情，认识与判断也可比较的切合实际。 首先我们要认清的，就是“和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一个相对的观念，和平有两个假定：假定有列国，假定有战争，和平只是列国两次战争间的中间时期，既有列国，必有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迟早必要引起战争。那也就等于说，国际政治一定是强权政治。战争是列国世界必不可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现象。在列国并立之下，我们甚至可称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前的准备时期。 把和平世界引入战争旋涡的，就是均势制度。列国并立，没有一国安全，连最强的国家也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既有问题，各国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结果，为国际间两大壁垒的对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复杂，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国际两大壁垒之间的空气总是紧张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见。“武装和平”的一个名词非常恰当，那是列国和平的绝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装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问题使两大壁垒火并。所谓国际均势，总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战。就理性讲，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为战后还是不均。但就人性言，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各方都有侥幸之心。 虽然如此，每经一次大战，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阶段，热心人士奔走号呼，希望战争能够绝迹，和平能够永久。连为政的人，无论是出于信仰，或出于投机，往往也口口声声的拥护和平。今日的事，距离太近，关系太亲近，暂且撇开不谈。上溯第一次大战之后，当时各国组织国际联盟，以消弭战争永保和平相号召。在具体的步骤方面，限制军备，主张裁兵，最后到一九二八年各国签订巴黎非战公约，正式声明放弃战争，永不再用战争为国策的工具。但没有人对于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尽管去作，秘密外交与均势主义活动仍旧，由法国发动，组织包围德国的集团，要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国联方才成立，法国就联比利时，希望西线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后，又联东欧的新兴小国，在东方包围德国。法国的集团引起意大利的反集团，一九二七年联匈牙利，七年后又联奥地利。到一九三四年，这就引起再反集团，就是希、土、罗、南四国签订的巴尔干公约。日愈复杂的国际政治，给了德国一个乘机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联德与反德的两大壁垒，五六年后就引起第二次大战。在历史的透视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倦一过，新战争的酝酿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未来的事，我们不愿多加揣测，但有一点与过去不同而应当提出的，就是大国的数目今日极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单独作战的只有美苏两国，连大英帝国也只能作配角，其他各国更不必说了。大国只剩下两个，那就等于说，任何即或暂时居中调停或中立缓冲的势力都已不再存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第三力量”的一种力量。两大短兵相接，国际局面当然显得特别紧张。这是今日与过去最大的差异。过去每次大战之后，人心还可作一个或长或短的和平梦，今日心中真正有此梦想的人恐怕举世也找不到几个。今日已经没有人问，和平能否永久维持，今日大家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朝不保夕的和平何时破裂。自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三百年间，西洋世界平均每五十年发生一次普及全欧甚至普及全世界的大战。进入二十世纪后，大战的步调加紧，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爆发，距离第一次大战仅仅二十一年的工夫。看目前的情形，今后的步调是否将要更加急促，无人敢肯定或否定。列国局面只要是一日存在，西洋世界，以致受拖累的整个世界，就一日难免为周期性的战魔所困扰。 （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8年10月11日） [book_title]对港九，望英伦 九龙城问题近日的严重化，使中国全国人民惊讶惶惑，不知在世界各地久已勇于退却的英国，为何单独在中国如此的急于猛进。就拆屋本身而言，那直接牵涉到对于过去条约文字解释的问题，可说是一个文字与文法的问题，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法理的问题，自有专家经由外交的途径去应付，我们不欲多谈，谈来也无大补于实际。最近的拆屋事件，不过是已经不幸的整个港九问题的一个更为不幸的表现，整个问题若不谋求合理的解决，拆屋问题即或完全满意的予以处理，问题主要的症结仍旧，随时可以引起有碍两国邦交的不幸事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许多令人不快的回忆中，一个最不必需的不快回忆，及今想来，恐怕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签订平等新约时英国的拒绝交还九龙租借地与退还香港征服地。在当时，英国政府或者仍如邱吉尔首相的想法，决意不肯“清算大英帝国”。但今日事实如何？我们时刻南望港九，同时我们也不禁的由港九再向外望，愿意以这一块“皇家殖民地”为起发点，看一看太阳不落的帝国的今日轮廓。我们颇感奇异的，就是由港九外望，在最远的水平线上也已看不到许多触人眼目的帝国痕迹！ 由香港所在的南海西望，第一个引人注意的地带就是英国曾经统治六十年的缅甸，已在一个月以前由英国承认为独立国。再向西望，就是帝国皇冠上最大宝珠的印度，也已由英国容许组为两个自治领，有随时脱离帝国而独立的完全自由。再西为伊朗，帝国权益的大部似乎已让予美国。由伊朗而阿拉伯半岛，半岛上也已布满北美巨人的势力。再西就进入地中海，无论是在海上，或在海岸，如希腊、土耳其、巴力斯坦等地，英国都已全部或大部撤退，而由北美合众国接收防务。出地中海而达大西洋，就到了英伦本部，本部的经济防线似乎也已由大西洋对岸的国家接收，否则不列颠联合王国就有因贫血而致死的危险。总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一个自顾不暇的英国，由本部而达中国南海海岸，处处收缩，处处撤退，大话曾经说在前面，决不清算的大英帝国，今日所余尚待清算的地方已经无几！兴念及此，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为何单单在遥远的港九地方，不只毫无准备清算的表示，并且态度专横，政策积极，一若又返回到一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时代。“鸦片战争”是英国人所最不愿听的名词，所以在英国人所写的书上都美其名为“第一次中国战争”。其实中国人何尝喜欢富于恶劣联想的“鸦片战争”？无奈一个无从视而不见的“香港皇家殖民地”，使中国人欲忘记“鸦片战争”而不可得。中国人总不能忘记，在日本人之先而对中国推行鸦片政策的是英国，最早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待遇的是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领导列强向中国施行压迫的是英国。对于这一切的痛苦回忆，既已经过第二次大战期间的两国并肩作战，凡属中国人，无不愿一笔勾销，另起新页。但英国人对此似乎并无同感，中国人自己所愿忘记的，英国人好像非要他们时刻想起不可。我们所愿知道的，就是英国最近如此的小题大作，声势逼人，究竟所为何事？是否要藉此向中国表示：“莫妄想收回港九！”果真如此，请问保留港九有何用处，是否认为“高等华人”为人世间不可或缺的宝物，非留此培养此种宝物的一个最后地点不可？是否用意更为深远，认为中国今日混乱分裂的程度仍不够彻底，或仍无持久的把握，非在中国的卧榻之旁保有长久容纳制造分裂分子的一个实验室不可？ 今日的英国如果仍是战前的英国，我们对于以上的种种疑问就可毫无犹豫的予以肯定的答复，并且感情上无论如何愤慨，理智上仍可承认那只是强权政治的自然表现，就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而言，那也就不足为奇。但今日的英国显然的已大非十年前的英国，帝国大部已经清算不必说，战前在中国所尚保有的地位，在作战期间，不知是出于默契，或由于不可告人的秘密条约，似乎也都全部或大部拱手让人。所以我所极愿明了的，就是在英国种种的对外表现上，究竟还有多大成分可说是代表自己的独立国格；在九龙城拆屋时，所推行的究竟是否自己的政策。中国不竞，招此外侮，何敢怨天尤人？假定仍是太阳不落的帝国推行自我立场的传统政策，混乱分裂的中国又有何话可说？但是——如果是一个已无自由意志的破落帝国，迫不获已而代人受过，岂不大可哀怜！ （原载《周论》一卷二期，1948年1月23日） [book_title]悼甘地，悲人世 印度圣雄，举世同钦，生时即被人奉为救主的甘地，在七十八岁的高龄，竟饮弹而死于自己的人之手，这是叫凡属人性未泯的人震悼悲痛，哑口无言的人世奇变。在甘地自己，可以说是求仁得仁，一生为崇高的理想奔走，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祖国已经解放的今日而与世长辞，更可坦然瞑目。他虽是在仓促间遇狙而殁，但在临终的刹那仍能以手抚额，行印度礼，表示对于凶手的宽宥饶恕，这是十字架上为杀己的人祈祷祝福的最高表现，也是甘地人格深处平静似海，绝无丝毫假借的无上证明。此种人格，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世出的奇迹，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的至宝，印度自己竟有人敢于下手，竟有人忍心下手把他伤害至死，此事的可悲、可痛与可鄙，不是人类语言所能形容。我们很难想象，今日世界任何其他伟人的死能像甘地的死这样打动人类的心弦。其他的伟人所代表的，或是暴力，或是强权，或是恨毒，或是阴谋，只有甘地是代表爱力，代表理性，代表温暖的。在举世都被恨，被力，被险诈的恶势力所笼罩，在人心感到深受恶的压迫以致不能喘息的今日，甘地的死更使我们感到损失的重大。耶稣宽释杀害他的人时曾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是甚么。”这句话正可引用于刺杀甘地的人，这个凶手完全不了解，整个的世界是如何的需要甘地，至于印度自己的急需甘地，那更是不言而喻了。 印度解放而不能统一，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弱点，尤其是因为固有的弱点，曾在长的时期被旧日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印度之能获解放，很大部分是甘地之功，但今日的分裂却不是甘地之过，他人把阋墙的局面，万分巧妙地布置成熟之后，方才冠冕堂皇地宣布撤退，这是凡属印度人所当不难认识的。对于这种悲剧，唯一可能予以补救的就是甘地。旧日的恶果太深，甘地能否为力，都很成问题。但甘地一死，尤其如此的惨死，此事希望更为渺茫。这是所有善意的企望于印度的人，不禁为之同声一哭的。 甘地所代表的若只限于印度，我们的伤悼之情尚易自持。但甘地的理想是有世界性的。旧日的侵略势力不过代表强权，只能说是国际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罪恶。今日的侵略势力是强权而又超过强权，并非不可避免的罪恶，而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罪恶的。旧日实际的表现无论如何，在企望上仍是由爱力出发。今日压抑人心的恶势力，根本以恶为荣，以恨为无上的哲学，世界各国都已有了皈依这种唯恨主义的信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未见的变局。人本由兽演化而出，向上的追求是使他超兽成人的推动力。人类过去无论如何罪恶，但最少尚有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绝无像今日之以恶为荣的。为抵御这种人心恶化的趋势，不是仅靠法律实力所能胜任的，最需要的是不计利害，不畏强暴，人格为爱力所充满有如甘地的一类的圣者。然而旷观全世，今日尚有几个能够号召人心的圣者？是否尚能找到一个感人之力如此之深的圣者？ 甘地的死，当为举世所同悲，但世间却有很重要的例外。凡是皈依恨的哲学的人，不论生在天南地北，无不视甘地为最大的仇敌，是较一般所谓实力者尤为可怕的仇敌，他们对于甘地的死，无论口头如何表示，心中无不欢欣庆幸，认为妨碍他们活动的一个最大阻力已经去掉。然而哲人的榜样，力量是不可捉摸的；甘地虽死，也正因甘地如此的死，我们相信闻风兴起的人必可遍世皆是，甘地的精神反倒更可永世长存！ （原载《周论》一卷四期，1948年2月6日） [book_title]侵略定义 何谓侵略？过去的侵略现象，今后是否仍可发生？如果再有侵略，其方式是否会别出心裁，与往昔迥然不同？别出心裁的侵略方式，今日是否已经出现？今日是否可能，为侵略一词下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定义？这一连串的问题，在真正强国已经减为两个的目前世界，恐怕是所有其他国家的人都急欲知道的，积弱混乱有如中国的一个国家对这些尤其关心。 侵略问题本甚简单，一般的侵略者或是明目张胆地向邻国用兵，或是制造非常幼稚的出兵口实，并不希望别人真正相信那些口实，实际也无人相信，大家只是公认制造口实为出兵前应当有的文章而已。侵略变成一种复杂的行动，口实使人不知为口实，或知为口实而无法点破，是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新现象。始作俑者是日本，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次新式的侵略行为。日本偷偷地自炸铁路，强指为中国地方当局所为，以此为藉口而进占沈阳。此后侵略行为扩大，又宣称为剿匪。最后炸路剿匪的话都不再谈，简单了当地强占全部东北，制造满洲伪国。此后六年间，日本对中国不断侵略，所用的口实也日愈离奇。最后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根本没有驻兵权利的宛平城外作军事演习，并制造藉口，说日兵一人入城失踪，引起炮轰宛平城的所谓卢沟桥事件。双方来往磋商后，日兵失踪的事也不再讲，日军乘机攻占平津，引起喋血八年的中日大战。 以上是日本的作风。德国的作风类似而不尽同。一九三八年春，希特勒要求奥地利政府准许在德国控制之下的奥国纳粹党人进入内阁，奥国的政府无形中成为傀儡，政府中的纳粹党人主张奥国并入德国，摇旗呐喊的纳粹走卒在各地煽动捣乱，不久德军开入奥境，吞并奥国。同年夏秋之际，德国又利用捷克斯拉夫境内少数德国血统的人的民族自决口号，占有捷克的国防要地。至此捷克门户洞开，次年春纳粹于是毫无藉口的吞并整个捷国。一九三九年纳粹又以波兰境内少数德人受压迫为辞，向波国采取高压政策。波兰虽表示情愿让步，也不生效，第二次欧洲大战于是爆发。 归纳上面的侵略经过，侵略者的入手方法似可分为四类：（一）利用或根本假造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如炸路或兵士失踪之类，以此为敲门砖而攻占邻国的土地，待深入成功，事件扩大后，对当初的藉口就不再谈起，只以已经扩大的事件为解决的对象。（二）以邻国的情况危及自己的秩序，安全，或利益为辞而发动侵略，如日本在东北的所谓剿匪以免危及南满铁路的利益之类，待真正的目的达到后，把当初的说辞也就很方便的搁置一边。（三）以弱小邻国的人民乐意与自己合并而被自私或愚顽的政府阻止为辞，而进占邻国，如德国的并奥之类。此事从头至尾为纳粹以武力为后盾而玩弄虚玄。（四）以民族自决的大题目为藉口，鼓动邻国的少数民族要求“返回祖国”，再进一步而把邻国全部吞并，如纳粹的并捷攻波之类。民族自决本为崇高的理想，近年来竟被野心家用为侵略之资，这恐怕是过去许多为民族自决而奋斗的志士仁人所未梦想得到的一种发展。 以上种种，都是最近过去的新发展，近在十年前，那都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奇异现象。但今日看来，那都是如何简单，如何天真，几乎可说是如何可笑的举动！我们很难相信，今后的野心家会再采取上面那一套办法去夺人家国。日本可怕，德国可怕，但它们无论如何可怕，那种可怕是可以捉摸的。它们都要流血，并且都是亲自出头露面，去流他人的血。今日的侵略者，不再攻人，而只攻心，利用邻国现成的弱点，制造社会的混乱，制造政治的纠纷，如可能时，也制造军事的对立，使邻国不成国家，以便任意操纵，最后最好是半自愿的傀儡政权出现，使邻国名存实亡。如机会便利，侵略者也可亲自采取直接行动，但主要的还是幕后活动，以宣传为武器而攻取邻国的人心，使邻国的人心对内分崩离析，对外崇拜备至，国不成国，随时可亡。今日世间的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在遭受此种最难抵抗的威胁。今日世界的普遍不安，最少一部分是这种莫可名状的威胁所造成的。 如果勉强具体的讲，这种攻心术的新式侵略，主要的方法是搅乱是非，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凡是足以增进邻国人民自信心的事实必极力掩盖，使人把它忘记，凡是足以激动怨望心里的事实必极力宣扬，使人终日忙于互相指摘，结果是互相抵消，永不成事。以今日的中国为例，我们以积弱之国而向第一等强国抗战八年的无上光荣，今日已无人谈起；而无人否认的各种弱点，一向就有的弱点，今日占满了全体国民的全部心灵，使一般人除了间或胡乱发泄一场外，根本丧失任何真正振作的能力。凡此一切，当然都有中国自己内在的种种因缘，但是若无侵略者从中利用，中国的人心绝不会像今日这样一面偏激有如脱缰之马，一面绝望有如丧家之犬。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与我们同病相怜的国家遍世皆是！攻心的侵略方式在今日已是普遍全世的现象，很少国家能得幸免。过去在国际联盟，还有许多人想要为“侵略”一词下一个清楚的定义，那正足证明侵略仍是奇特的现象。今日侵略普遍到一个程度，使人不知如何解释，因为一般人都在受外力侵略而不自知，欲下定义，殊不可能。如果原子弹是一个随时可以毁灭整个人类血肉之躯的一种恶力，攻心侵略术今日已在开始毁灭人类的心灵，今日普世人心的恶化是史无前例的，除非侵略者彻底反悔，或被侵略者彻底觉醒，我们很难想象人类能有若何值得向往的前途！ （原载《周论》一卷四期，1948年2月6日） [book_title]宣传与国策 日前行政院新闻局某负责人，在一个半公开的，非正式的场合中，提到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所散布的美国报纸对中国的评论，认为其中专门强调对中国不利的言论，而把对中国有利的言论忽略或冲谈。此事为耳目众多的美国大使馆所知，馆中的发言人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其主要的一点谓新闻处的资料乃由美国国务院编订发出，新闻处只负在华传播之责，对其内容不负任何责任。这个说明非常诚恳，所谓的也完全是事实。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附属机关，当然全由国务院支配，对此我们无话可说。至于国务院愿意一般中国人对于美国舆论得到何种的印象，因而无形间影响一般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政府的态度与看法，那当然是以美国的国策为出发点，新闻资料既不会毫无计划地乱发，也不会毫无选择的实发，在“乱发”与“实发”之间一定有一个预定的标准。标准何在，那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秘密，我们不愿乱加猜测，我们只就一般所知，谈一谈宣传的道理，看一看美国宣传的技术。 在理论上，宣传可以有两极端。一种宣传可把事实，全部事实，不夹杂任何虚伪成分的事实，和盘托出，希望收得“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另一种宣传可以完全相反，把事实全部掩盖或全部曲解，发表的全为谎言或真伪夹杂而等于谎言的歪理。这两极端的宣传方法实际都不可能，前一种等于理想的教育，不能望之于政治生活，更不能望之于尔诈我虞的国际政治。后一种过度幼稚，以为人尽可欺，势必完全失败。林肯曾说过一句名言：“你可短期间蒙蔽所有的人，你也可永久地蒙蔽一部的人，但是你不能永久地蒙蔽所有的人。”对于宣传有穷，这是最佳的说明。过去的日本与德国，宣传技术低劣，曲解与谎言太多，虽未达到第二极端的程度，但相差已不甚远，在德日最后失败的种种原因中，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今日世界各地的极权国家，也热心于此种拙劣的宣传，然而其虚伪洞若观火，除了成见太深或甘心受骗的人以外，无人对它重视。美国的宣传绝不属于此类，所以收效宏大，所以值得我们细心研究，彻底了解，多方防备。 以上面所提的“事实，全部事实，不夹杂的事实”为标准，美国的宣传一方面可说是事实相当的多，一方面可说谎言几乎没有，夹杂的情形间或有，但也不多见，关键所在就是它并非“全部事实”，这也是它的最可怕处。因为它没有谎言，因为它很少夹杂，所以你很难具体地指出它的破绽或抓住它的弱点；逐条逐句的推敲，可说都是“事实”，你又有何话可说？已有成见的人不必讲，连知识较高而又自以为客观的人，心中若不多转几道弯，又安能逃避对于美国宣传整个吞下的命运？然而我们若稍加思索，就不难明了，在事实的领域之内，你知道的事实重要，你不知道的事实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某种情形之下，对于某一重大问题，你如果长期的只知道一方面的事实，而不知道另一方面的事实，你对于整个问题不知不觉间就要发生错觉，制造这种错觉的是“事实”，但在功用上这些“事实”与“谎言”无异。一堵一面白色一面黑色的墙，你如果永远站在黑的一面而断定整个的墙为黑色，岂不是判断错误？若依此错误的判断而采取行动，岂不会引起更大的错误？ 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所推行的当然是美国的国策，它万无替中国推行国策之理。它的好恶当然是美国的好恶，它所希望的是这些也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好恶。至于它的希望能否实现，那就要看一般中国人如何了。我们如果在国力衰弱之外，再加上心力衰弱，自无主见，以他人之心为心，又何能多怪他人？反之，如果根本的自我立场坚定不移，外来的巧语又奈我何？在宣传的技术日愈精妙的今日，必须发展高度的警觉，才不愧为一个现代的国民！ （原载《周论》一卷五期，1948年2月13日） [book_title]政治的学习 民主政治是今日政治的主流，每一个人对于民主政治都当设法有比较切实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在大国中，英美是两个民主国家。另外，在欧洲大陆，有几个较小的国家，或多或少的也已经实现民主政治。我们现在，根据这几个已有历史根底，并且今日仍把民主政治维持不坠的国家的实际情势，对于实际民主政治的特色，试作一个概括的叙述与说明。 第一，先讲民主政治与人民程度的关系。要实行民主，人民知识的水准必须相当的高，并且相当的整齐。知识较高与整齐，不一定就能实现民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一个很显明的例证。但人民若知识程度太低或太高低不齐，民主政治就难以谈起。我们无论研究过去的历史，或观察今日的世界，都能发现人民程度高而政治仍然专制的例，却不能发现人民程度低而政治真正民主的例。在人民程度低的情形下，政治若名为民主，即或不完全是空有其表，也必很不彻底。这或者是许多人所不愿听的话。但事实终是事实，我们愿听与否，并不能修改事实。谈到民主政治，这是第一点我们须要认识的。 但所谓知识，并非专指识字而言。读书识字当然必需，但全体人民都能识字，只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并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在宣传已经成为专门技术的今日，我们很可想象，一个人因为识字，反倒更容易接受违反事实或歪曲事实的宣传，太天真的看一切白纸黑字的宣传品为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个文盲，反倒没有这种危险。我们并不是反对识字，而只是说，识字还不够，在识字之外，一般人民必须有切实的知识，有自由判断的能力，有辨别是非的训练。必须如此，一个人才算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否则即或一切的外表与名义都是民主的，那个国家的实际情形也必与民主政治毫不相干。 第二，可讲民主政治与人民修养的关系。知识是理智的问题，可以学习。修养是作人态度与整个人格的问题，不是由书本中可以学来的，必须由日常的处世为人与实际经验中练习得来。比起知识，这是一个不可捉摸的条件。也正因如此，它比知识或者还要重要。在过去与今日，有许多知识程度相当高的民族而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根本的原因或者就是修养有缺。简言之，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人格修养，就是心地开阔，互相容忍，每个人都能尊重他人不同的意见与主张。凡是以自己为绝对的是，看别人为绝对的非的人，他即或终日民主不离口实际却是一个极权主义者，与古今的专制帝王及各形各色的独裁者是同类的人。此种人只在自己势力小的时候才讲民主，一旦得势，极权的原形立刻毕露。我们所谓容忍别人，并不是说对于自己的主张缺乏信心，而是说每个人都当承认政治问题以及一切人世问题的复杂性，任何人都必有所偏，都只能认识真理的一面，没有人能认识全面。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态度，无此态度的民族必不能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应当自问，中国民族是否有此态度。若有，当然很好。若没有，由今日起，就必须好好的练习，好好的互相勉励。 第三，可讲民主政治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就是妥协，在互相让步下求一切问题的解决。这与上面所讲的容忍态度，密切相关。因为态度容忍，所以在方法上力求妥协。西方有一句名言说：“政治为实现可能的事的一种艺术。”这句话深堪玩味，特别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注脚。既然对于任何重大问题都难求各方意见的完全一致，而重大问题又非解决不可，最合理的想法就是在互相妥协，互相让步下求解决。在讨论的进行中，各方都不妨尽所欲言，但同时也要大大方方地接受异己之见的可以采纳之点。只有如此，一个问题才能面面顾到，最后的方案才是在客观上最合理的方案。而不是在主观上满足任何一偏之见的方案。坚持己见，是不可能的。调和异见，是可能的。为这种可能的事求得最合理最满意的办法，就是最高的政治艺术。 以上是由抽象的原则方面来讲民主政治的方法。具体地讲，实现民主的妥协政治，要靠代议制度。人民不能每人直接参政，必须有代议制，议会就是民主政治具体实施的场所。议会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正常的情形是一党代表人民在朝主政，其他各党代替人民在野监政。两者缺一不可，缺一就不是民主。在朝主政固非容易，在野监政也不是一件很易胜任的事。在一个民主国家，从事政治的人不只能够主政，并且也要练习真能代替人民监政。 第四，讲到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民主政治是一种变的政治，变而不乱的政治；换言之，就是一种和平革命的政治。按宪法，美国每四年大选一次，英国每五年大选一次；论者常说，美国每四年，英国每五年，要经过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因为每次大选，各政党各自提出政纲，向人民说明，请人民选择，人民多数所拥护的一党就上台执行自己的政纲。历史上所谓革命，不过是对现状不满的人用武力推翻现状，另成立一种新的现状。这在没有民主方式的国家，在积久不满之后，是不可避免的。在民主国家，经常的给人民一种改变现状的机会，所以民主国家是时常在变的。但是变而不乱，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按部就班的去改变。这恐怕是民主政治最可宝贵的地方。 我们都要民主，但要民主并非就可以民主，民主政治并不是呼之即来的。“要民主”只是“可以民主”的初步，前面的路途还远得很。但行远自迩，我们只要虚心学习，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今年是我们的行宪年，也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民主之年，以上根据西方少数民主国家长期的经验，略述民主政治的特点，谨与国人共勉！ （原载《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 [book_title]望农林部早日起程 最近农林部鉴于蒙古新疆大沙漠的逐渐南侵，为保证西北各省，不使变为沙漠的世界，已经规划沿着大沙漠的东南边缘，即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八省的北部，连造长达一万二千里，宽达十里的防沙长城林带一条。计划中的林带分东西两段，东段因大局不定，暂时不能进行，现已决定先从西段作起，并已简派阎寿乔氏为甘肃段防沙林总场场长，阎氏于二月二十八日飞抵兰州，正在准备开始工作。 在烽火漫天的今日，国人恐怕很少注意到这段消息，然而此事若果实现，其重要性将还在引人注目的许多大字标题的事件之上。今日一谈起西北各省，在一般人心目中所引起的是一幅雨量缺乏生产萎缩的半沙漠景象，无意中好似承认这是天然景象，非人力所可奈何。大地之上是否有超乎人力所可挽回的变化，使沙漠一步一步地向南移动，是地学家尚不敢遽下断语的一个问题。专就中国西北各省的情形而论，今日的枯干景象是最近一千年间的一种发展，并且人为的因素对于此种发展最少要负大部的责任。关中之地，由西周以至隋唐，前后两千年间，为中国的政治重心所在，文化的地位虽有时较差，但大体也可与中原媲美。“沃野千里”是战国盛唐间对于关中的一致考语，古代西北的政治文化地位绝不是建于半沙漠状态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最早的高等文化虽然起于中原，不久姬周发祥西北，代殷商而控制天下。周衰东迁，秦人占有西周旧地，最后吞并六国，统一宇内。嬴秦西汉的大一统帝国，始终建都西北，以制东达朝鲜南近赤道的复杂局面。东汉迁都中原，自始即不振作，漠视西北，种下日后五胡乱华的祸根。胡蹄南下，中国大乱，南北分裂，长达三百年之久，最后再度统一天下的仍是建都长安的隋朝。隋虽短命，继起唐朝仍是一个重心在西北的势力，维持中国，前后又是三个世纪。由周兴到唐亡，长逾二千年，中国可说始终是一个实力在西北的中国，即或没有历史明文的记载，我们也可毫无犹豫地推断，当时的西北绝不是今日的西北。 西北的没落，始自五代，五个小朝廷都是中原的朝廷。北宋建都开封，元明满清建都燕京，无论是内地汉人自建的朝代，或游牧边民入主中国的朝代，无人再肯严重地考虑建都西北。这绝非出于偶然，万无偶然的现象而前后延续千年之理。其实西北的贫弱，到唐的晚期已经开始，当时东北的所谓河北三镇日愈盛强，势力凌驾朝廷之上，这与其说是东北盛强，不如说是西北没落，东北并未较从前强了许多，只是西北大不如前而已。西北如何竟致此种地步？简单一句话，是吃了我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的文化作风的大亏。华北原野，向非森林地带，但沿山依河之地，洪荒时代的林木甚为可观，可以影响气候，可以调剂雨量，可以防止洪水，可以使农民有比较可靠的丰富收获。然而对于国脉民命所寄托的些微林木，人民不知爱惜，国家不知培养，自然在长期间所生成的树木，人力在短期间毫无计划地砍伐殆尽。早在二千二百年前，孟子在谈人性善恶时，已经附带的注意到此种现象，并曾发生无限的慨叹：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 好一句“此岂山之性也哉”！孟子并非一天到晚专谈仁义的空想家，他对于自然环境甚为注意，并且观察得相当清楚。他所讲的是山林较多的齐鲁境内的情形，齐鲁尚且如此，林木较少的地带可想而知。内地的山成为童山，其恶劣的后果尚不明显，靠近沙漠的西北之地，山木一尽，等于是邀请流沙南移。想到我们历来的只知砍伐，不知培养，使我们不尽惊讶，西北的政治重心地位何以竟能维持到唐朝，它早就该枯缩到今日的境地了！今日西北的山上岂止无树，有的山上连草也已不再生长。夏秋之间把草割掉，冬季无草可割，贫民挖掘草根，以应目前急需，春雨一来，将山面的一层薄土冲没以去，山石外露，此山从此就注定的万古要作童山了！我们几千年来，如此无情地虐待自然，今日国家的贫困景况，安能说不是罪有应得？今日而谈防沙造林，已嫌太晚。但无论如何的晚，远比始终不作为强，唯愿农林部坐言之后，赶快认真的起行。东北边一时无从着手，只有暂缓，实际东北边的造林需要也不似西北边的迫切，西北边必须及早抢救。我们不能希望西北短期间恢复古代“沃野千里”的形势，但最少与日俱增的沙漠化的趋势可以阻止，阻止成功之后，可再徐图挽救恢复之道。 无情地砍伐林木，本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西北的情形只不过最为严重而已。以富饶温湿见称的江南之地，也往往是同样的遍山无木。据本月八日南京消息，农林部已经拟定首都造林六百万株的计划，并已开始实施，把全市分为四区，第一区青龙山，第二区幕府山，第三区八卦洲及七里洲，第四区其他宜于植林的各荒山。每区每日用难民二百人，以工代赈，限本月底种植完成。在近水楼台的首都，此事当可按照计划实现无疑。但我们深望在观瞻所系的首都与迫不及待的西北以外，农林部要尽可能的拟定实施一个全国造林的计划。不必说北方与江南，连地近热带的云南，除边荒的区域外，也已感到林荒。例如昆明区，有所谓前山后山之说，据当地父老言，当他们青年时，较近的前山仍是昆明区木炭供应的来源，然而今日前山大部已平，木炭主要的不得不靠后山接济。在全国各省中发现最晚的云南，已呈此种景象，能不令人惊心？一般人往往视农林部为闲散机关，其实大谬不然。“农”的部分不必说，“林”的部分可作的事不知有多少，哪里谈到闲散？ 烽火漫天的当中而谈造林，有人或要认为不切实际，岂知这正是最实际的问题。“安不忘危”的一句成语，反过来讲，也同样的正确，我们处在目前的乱世，也当有“危不忘安”的抱负。战乱的消息无论如何的强人注意，与民族长久生命密切攸关的问题仍是重要的问题。过度注视近在目前的形象，可使人发生错觉，大小轻重的观念因而丧失平衡。今日人心的苦闷，最少一部分是由于被眼前的一切塞满所致。如能忘我忘身，高瞻远瞩，自然可以恢复透视力，不致再为近眼的一切所局限。从前歌德每遇环境过度混乱时，就故意的勉强自己去研究一个抽象的科学问题或一个不相干的历史问题。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正是追求现实，因为只有不动感情不关意念的超然问题，能使人透视清晰，认识现实。歌德绝无逃避现实的嫌疑，他如此作法，使他对于现实的了解力高于常人，因而控制现实。国家民族虽非个人可比，根本的道理仍然相同。我们如果少作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的自怜自叹，多作为国家为后世的长远打算，不仅国家民族大受其益，连我们自己也可收到头脑清醒心地坦然的报酬。 （原载《周论》一卷十期，1948年3月19日） [book_title]对国民大会献言 首届国民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为选举总统副总统，成立新的政府，此外是否能有其他的重要表现，事前尚很难说。但国事紧急，世局逼人，国人多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首届的国大必须认真地有所作为，方能收拾人心，扭转大局。大选无论如何重要，只是一时的作为，国大的长久责任与根本责任是代表全体人民襄赞政府，督促政府，批评政府，指摘政府。襄赞有它的地位，督促也属必需，但作为人民的喉舌，批评政府的错误，指摘政府的弱点，在一切有关国家的事务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才是人民所付托于国大的核心使命。在过去，因为没有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正式机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政府往往考虑不周，动作或失之操切，或失之迟缓，铸成大错而不自知，或虽知而已难补救，国家民族不知吃了多少不必需的大亏。此种现象，今后不能再容发生；若再发生，政府中人不能逃责，国大代表也将无从辞咎。我们仅就观感所及，举出两端，献与国大诸公，供作今后监督政府的参考。 第一，明是非。是非不明，今日已达极点，这恐怕是人心萎靡不振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吏贪污，政治无能”，这已是喊的人喊疲，听的人听疲的呼声。凡属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此种呼声，无论是出诸国内，或来自国外的，尤其是来自国外时，往往是别有作用；任何人都知道，多数的官吏是清白自守的，是努力从公的，绝无贪污或无能的嫌疑。但我们必须承认，贪污与无能是确有其事，并且程度相当严重，严重到叫一般国人难再忍受的地步。别有作用的渲染，我们仅可指明攻击，但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改革，在今日已是刻不容缓的要图。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二地位较高，靠山较硬的贪官遭受严峻的处分；胜利以来，这已成了不可想象的事。发国难财的人，尚有的在国法前丧生，但何曾听到一个声势赫赫的发复员财的人受过国法的制裁？日本人所留给我们可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的一个工厂网，已在复员大员的接受之下烟消云散，连许多私人的财产也连带遭殃，公私搅在一起，大量的流入接收者的私囊，至今没有下落。这是就接收中的“贪污”而言，尤其令人愤慨的是接收中的“无能”：敌人所建设的一个整个体系，接收者把它割裂支离，未入贪污者的腰包的部分也被一批愚不可及的无能者破坏殆尽。想到百年良机的平白错过，能不令人痛哭而长叹息！对于这些可怜的无能者，或者不便苛责，但最少今后不当再委以重任。至于那些贪污者，于情于法，都在不赦之列，不仅对于本人要尽法以绳，连当初推荐他们或任用他们的人也当连带负责。政府在过去纵容姑息，国大如果称职，如果尽责，如果对国人真有交代，就必须彻底澄清，不顾情面，不畏权贵，尽可能的向大头下手，必须责成新的政府严惩贪污，小来头的人可以从宽发落，大来头的人必须不惜当为“杀一警百”的对象。制度的更革，新政的创立，都很好，但都缓不济急；若欲挽回人心，非重治贪污不可。好话已经说尽，任何的好话今后也已听不入耳，只有不打折扣的行动能使丧失反应的人心再度振奋。物穷则变，今日已到非变不可的时候，任何近乎作文章的变都不会再发生效力，要变就必须脚踏实地地变。必须如此，埋没已久的是非才能重见天日，国家大势才能真有转机。这是国民大会所须坚持不放的第一要义。 第二，知独立。上面所讲的是对内的问题，现在要谈一谈对外的根本立场。我们弱，我们穷，又加上十年来不停地对外作战与内部战乱，使我们有心无力，在许多方面对国际强有力者不能不低头。但低头与作尾巴不同，作尾巴是受制于人的表示，低头是待机而动的态度；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一心一意要毁灭我们民族与文化的国际势力，我们当然要誓死反抗。但千方百计要抓我们就范的国际势力，我们也不能就认为恩人。大势所迫，我们在国际上或者不能不站在一边，但这并非我们就可死在所站的一边之谓！一个国家尽管贫弱，但立国的最低立场却不能放弃；有的侮辱，有的逼迫，是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接受的。例如雅尔达秘密协定，本是强有力者所唱的双簧，压迫我们非跟着去唱不可。但试想，在全球战争尚未结束，德日两大强敌仍然拼死作战的当中，以盟国自居的国家是否能用武力强迫我们接受条件，政府诸公，尤其直接负责外交的几位要人，究是受了何种的麻醉，而轻易接受这种使十四年的抗日完全丧失意义的国际阴谋？压力如果太大，我们为何不敢把秘密公诸全世？在当时各盟国的，尤其英美两国的舆论，绝无承认此种最可耻的卖友行动的可能，也绝无因此而容许他们的政府背弃中国的可能。其实何需真正宣布秘密？我们只要微露此意，英美就非马上打退堂鼓不可。即或退一步想，我们接受如此重大的牺牲，究竟从慷他人之慨者的口中与手中获得如何的确切保障？及今看来，我们是一点保障也未要求，只是仁至义尽地为“盟友”牺牲，请问这是出于何经何典的外交！ 一个国际阴谋的教训还不够清楚，继之而来的第二个国际阴谋我们又囫囵吞枣的一口咽下。主要的代表国际阴谋，仅是附带的代表国内阴谋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竟又不能察觉，把别人的甜言蜜语当作肺腑之谈，把别人的黄金钓饵当作真可到口的养生补品。而实际所收获的，是人心分裂，军心涣散，混乱是非的宣传弥漫全国，不要国家的武力乘机坐大。等到混乱、分裂与对立的局面已经发展到最适当的地步时，渔翁把金饵收得影信无踪，准备反身报命。但渔翁善于作戏，在反身之前，仍然对着你的脸把你痛骂一顿，口头所骂的是“顽固”“反动”，心里所骂的是“可怜”“蠢货”；面部的表情是失败的愤怒，内心的情境是胜利后的微笑。然而国内有几人已经看出愤怒背后所藏的微笑，一年以来日愈显明的发展是否仍然不足使外交当局认识这个世间最可怕的微笑？ 可能真是仍不认识，一直到如今，我们的尾巴主义仍然是神气十足。例如对于几个月前发生政变的暹罗，我们第一所要考虑的应当是寄人篱下的华侨的利益与安全，只要事实证明新的政权稳定，我们就该不问别人如何，自己率先对它承认。此种对己有利，对人无损的行动，我们为何竟不敢作？为何必须等到最近，别人已决定承认之后，我们才敢表示承认新政权？连在这一点小事上，我们都无独立自主的立场，请问我们是否已经决定以身作则，自动地放弃主权，以求大同世界的早日实现？国无实力，办外交本是最难最苦的差事，头脑冷静的人无不对我们这个贫弱国家的外交当局深表同情。但实际的困难是一事，因气馁而自己制造的困难另是一事。如果更进一步，纯因认识不清而举措失当，误国之罪实属难辞。外交人员必须早日摆脱“好好先生”的作风，此种作风在私人的关系上已经不足为训，在尔诈我虞的国际社会更是万要不得的懦弱表现。中国是独立国，无论如何弱，事实上无论如何的受牵制，但内心的独立精神却必不可放弃。这是国民大会今后所当督促政府，尽可能地保持于不坠的第二要义。 对内铲除贪污，对外保持独立，这是今日全国国民最低的两条要求，也是全国国民所赋予国民大会的双重使命！ （原载《周论》一卷十二期，1948年4月2日） [book_title]所望于新政府者 国民大会闭幕后，一进五月，继依宪产生的首届立法院成立之后，蒋大总统与即可选出的副总统将于五月五日正式就职，各院部也将按照宪法的规定顺序成立，年近不惑的中华民国至此将要第一次有遵依宪法条文而出生的一个政府。对于宪法，对于国大，对于新政府，过去与今日都有不少的怀疑、阻挠与破坏。但就全国而论，多数人所采取的可就是一种善意观望的态度。他们因过去叫他们失望的事太多，此次也不敢多存奢望，所以只有观望，但他们仍是希望此次一切真能兑现，使三十余年始终找不到正确方向的中国最后能走入康庄大道。若果如此，善意的观望将要很快的变成热烈的拥护，连少数怀疑、阻挠与破坏的人也可能要改变态度。反之，此次如果仍是敷衍门面，少数人不必说，连多数根本善意的人也将发生可怕的反感，国家的前途真将不堪设想。所以今后几个月内实际的表现如何，所关极大，我们愿指出下列四点，提请行宪政府注意。 第一，政治人事须要刷新。过去二十年来，政府机构的变换不能算少；但变来变去，在台上的始终是原班人马，这是令人深感不解的一点。政府也与任何机构一样，必须新陈代谢，方能发生活力。今日政府中，有的人或因年事太高，或因用脑过度，已不适于再负独当一面的责任。为适应事实，新的政府不妨多设谘议、元老、高等顾问一类的员额，卑礼厚禄，以待老成；至于须要用心，须要动手的工作，则当尽可能的交与新进之士，以振人心，以增效率。所谓任用新进，必须采取唯才主义，少凭援引，少靠情面，少顾任何的私人关系。必须如此，全国的耳目才能为之一新，善意观望的人才能相信新的政府是认真的要有所作为。 第二，财政经济方面，必须大刀阔斧地做去，并且愈早愈好，不能再犹豫，不能再拖延。二十一日国民大会第十四次大会中曾通过二百六十七位代表所提“限期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开征累进财产税，争取民心，提高士气，充裕国库，改善经济”的一案，并送政府限于六个月内筹划实行；同时又通过有关征借豪门资本，征收豪富特捐的提案，建议政府限于三个月内制定办法，切实执行。国大这两个提案，是最足代表人心的要求的，若能认真实行，目前严重的局势可说已解除了大半。 第三，在外交方面，须要确立独立自主的立场。国民大会曾通过关于对苏外交与对日和约的提案，送请政府办理。国大的议案甚为恰当，只是尚嫌不够。我们在整个外交上，须有积极自主的立场，不能毫无抉择地追随他人。在外交上过度的客气，不只不能招人怜惜，反而适足招人轻侮，所得的结果与所企望的正正相反。我们弱则弱矣，但在法理上尚未成为任何外国的殖民地，我们自己不可先存殖民地的心理。过去百年的不幸发展，造成普遍全国的殖民地心理；但在政府机构中，一向是外交部门最受此种心理的支配，因此不知吃了多少不必需的大亏。国与国交，岂是私人的社交可比？私人之间，事事都好商量；国与国间，事事都要认真，锱铢必较，不可稍存客气，更万不可因弱而气馁。既往不咎，外交当局今后不容再因气馁而误国。 第四，在根本心理上，政府须要恢复自信。四五年来国内的，尤其国际的，有计划的宣传攻势居然成功，政府中人往往对于自己，对于国家，也已丧失信心。这是最严重，最可怕的一种精神现象。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政府既然代表国家，遇到任何问题，都当有坚定不移的最后立场。不可轻率从事，但也绝不左瞻右顾，表示畏缩。过去几年，在许多表现上举棋不定，因循敷衍，政府根本不成一个政府，又何怪国内国际一致的侮蔑与轻视？自侮者当然要招人侮。现在新政府即将成立，在根本心理上必须彻底觉醒。遇事审慎考虑，周详计划，考虑计划之后，就要不必顾虑多端，只在事实证明当初计划错误时再虚心接受批评。此种虚心，并非示弱，正是自信力的表示，绝不致因此招侮；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反倒要招致反感了。唯自信者能够虚心，唯虚心者能够自信，望政府今后能两者配合得宜，挽回彷徨无主的心，挽回危机四伏的国家命运！ （原载《周论》一卷十六期，1948年4月30日） [book_title]国际谣言与自我检讨 美苏之间的宣传战，数月以来日趋尖锐，最近好似已有非决裂不可之势。然而在剑拔弩张的当中，忽然传出双方代表在柏林举行秘密会议，研讨德国、欧洲，以及其他问题的消息。在一度缄默之后，华府方面已经正式承认曾有此种会议。目前又有更进一步的消息，谓美苏刻下正在华盛顿会谈，并且美方已准备允许苏联在韩国北部及中国东北自由活动，交换条件为苏联在欧洲让步。这种进一步的消息，尚未为任何负责方面所证实，然而已经引起各方的注意，在中国已经引起不少的惊异。此讯确否，须待事实证明，我们此时不愿乱加猜测；但即令是无稽的谣言，所引起的问题已经很多，并很重要，这正是我们这个富于被人宰割资格的国家提高警觉，自我检讨，并放弃一切错误与幻想的良好时机。 首先，对于国际“冷战”的根本性质，我们须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虚张声势，买空卖空，讨价还价，虚虚实实，以进为退，以退为进，凡此都属国际政治中万变不离其宗的惯技。在时机未到，局面尚未成熟时，声色最厉的表演往往就是和颜悦色的前奏，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德苏之间互骂之声始终未息的当中，而两国的互不侵犯协定出现。我们如果认为此事可怪，此类可怪的事在人类史上不知有多少，只怪我们自己多怪！我们并不是说德苏协定有任何的必然性，在当时欧战本有两种可能的爆发方式，一为德苏战争，一为德对英法的战争，最后何者实现，人的因素关系颇大。我们所要指明的，就是任何方式成为事实，都不足为奇。今日英苏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一个三岔路口：或继续冷战，或谋求妥协，或干脆的兵戎相见。第三种的可能性不大，真正的选择恐怕是限于前两种之间。冷战自去年外长会议失败之后，日愈激烈，今日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所以只要能够求得勉强可以满意的方式，双方恐怕都乐于享受心安一时的幸福，根本问题即或不能解决，也留待日后再说，现在大家实在过度疲倦了，若有万一可能，都希望能得到一个休息的机会。物质的疲乏已够严重，长期大战与战后紧张局面所产生的精神疲乏尤其难以忍受。所以美苏间的妥协究将采取何种方式虽难断定，但短期妥协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妥协不成，冷战就要更加激烈，不久恐怕会作新的妥协的尝试。国际政治中此种虚实变幻的根本道理，凡属现代人都当了解，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须要了解。 假定美苏妥协，将采何种方式，无人敢作武断。但我们所须研究的，就是在妥协尚未成为事实的今日，国际间为何会发生中国将要成为妥协过程中的牺牲品的流言。美苏相形之下，美强于苏，所以任何妥协的方式，若要实现，必须美方特别乐于接受。最近的流言如有根据，虽与苏联的根本国策并不相远，但主要的还是代表美国的政策。美国在中国究是实行何种政策？积极方面，说来话长，我们暂不必谈。消极方面，简单一句话，美国根本轻视中国，中国在美国的世界政策与整个算盘中根本不占重要的地位。每个国家在主观上都自认为重要，那是很自然的，也未可厚非，但那只能作为自我的抱负与自勉的动力，若漠视事实而一味的自往情深，就要陷于莫大的错误。只有强国的重要性是内在的，弱国的重要性是外来的。一个弱国只有在强国的算盘上占有地位时，才能算为重要。无论过去的情形如何，今日的中国根本无此地位。日常耳闻目睹，不知有多少人由各种不同的立场认中国为美苏所日夜焦虑的地带，并有人断定，甚至希望，第三次大战将由中国问题引起，在中国境内爆发。不必说此种希望的罪大恶极，它所代表的判断是一种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判断。假定中国对苏联重要，它早可多费一点力气，把中国赤化的范围扩大。假定中国对美国重要，它早可大显身手，把中国握得更紧。正因中国在美国对苏的算盘上，在苏联对美的算盘上，都无地位，所以两强在中国都只肯捡现成的便宜，绝不肯多下本钱。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北半球的世界，并且是北半球北部的世界。中国是一个北半球南部的国家，地势偏僻，并非必争之地。美国所不能放弃的是英伦，是西欧，是地中海；苏联所不能放弃的是铁幕之后的东欧。两国所争持不已的地带是希腊，土耳其，伊朗，与整个的中东。美苏互相监视，互相防备的区域，是杳无人烟的北冰洋。在这些区域，双方的既得地位，绝不考虑放弃。至于中国，在两强的政略与战略上本是处在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所以正好是讨价还价的对象，正好是踢来踢去的足球。雅尔达密约并不奇怪，新的雅尔达密约随时可以成立。雅尔达密约还有人来征求中国形式上的同意，今后若有新的雅尔达，可能连这样的一点客气都不再有！ 抗战胜利以来，环顾国内，亲美的人不可胜数，亲苏的人更是遍地皆是，所不得见的就是亲华的人士！大家一方面争先恐后的媚外，一方面唯恐不逮的仇内，我们两三年来的自侮自毁已经打破人类历史上的纪录，我们又有何面目去指摘外人的任意宰割？ （原载《周论》一卷七期，1948年2月27日） [book_title]航空时代、北极中心与世界大势 近年来一般人喜欢谈原子能时代，原子能占有了人类想象力的全部领域，使许多人忘记了有史以来一个重大的道理：就是交通路线与交通方法对于政治关系与文化形势的决定性。今日诚然已进入原子能时代，但最少与此同样重要的，是今日也是航空时代。飞机虽然已有四十四年的历史，虽然在两次大战中都是重要的作战武器，虽然已成为平时的一种重要交通工具，但人类的想象力对于飞机似乎仍然不能完全了解。为适合航空时代的现实，我们许多的日常观念都须改变，否则我们在精神上只能说是十九世纪的遗民，不能算为名实相称的二十世纪中期的人类。 第一，是交通观念的革命，人类自有史以来，陆地上的交通要受高山、森林、沙漠、沼泽的阻碍。海上的交通阻碍较少，但一望无际的海洋本身就是使人望洋兴叹的一种困难。并且无论是水上行船或陆地行车，交通都不能脱离地面。但现在人类已能凌云升空，过去地面上的一切阻碍都已不复存在，因为我们今日是在太空的大气中翱翔。过去交通限于地，现在交通是起于地而行于天，天地已成为一体。所以近来有人画图表示此种情形，先画一个小圆形代表地球，外边再画一个大圆形，称为天球、天洋，或天空世界，就是飞机所遨游自如的世界。人类今日已不再被困于平面的地面，而是名符其实的生存于立体的天地间。 第二，方位的观念，今日也要改变。前此所谓东、西、南、北的方位，在事实上我们虽不详细推研，但在理论上是我们站在地球上的某一点，面向北极：面前为北，背后为南，右手为东，左手为西。我们总是假定北极为我们永远不会亲身到达的一个标准点。普通的地图也都以赤道为中心而将地球画为平面，于是一个点的北极也成为与赤道同长而并行的一道线。因为这个道理难以说通，所以多数的平面世界图总是不把南北极画出。但今日新的地图多以北极为中心。因为地球上陆地的大部，尤其在人口、经济、政治与文化上最重要的几块陆地，亚洲、欧洲与北美洲，都环绕在北极的周围（在人口上，北半球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北极中心的北半球图就可表出世界要地的绝大部分。至此方位就发生问题了。我们现在需要假定我们时时刻刻是站在北极之上。北极是地球的顶点，无左无右，无东无西，本身为北，为绝对的北，此外并无其他的北，由此向外观看，任何方面都是南方。只有一方，等于无方。前此相对论只在天文学上影响空间的观念，人类对于圆面的地球仍可当作平面使用。今日航空发达后，圆面不能再当作平面，非认真为圆面不可。地理学上的空间观念因此也发生革命。走路最怕迷失方向，现在我们可说是根本丧失了方向！讲到最后，方位当然只是一种人为的概念，与宇宙的实际无关。但因为四方的观念是文化初开以来的一种意识，在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一旦这种观念不再与实际生活的情形完全相合，一般人不免发生迷惑之感。我们必须运用想象力，克服这种迷惑的感觉，在精神上才能说是生活在航空时代的世界。 最后，第三个发生革命的就是距离的观念。前此以里计的路程，今后要以时刻计。世界上远距离的交通，所需的时间，最初须以年计，十六七世纪以下仍须以月计，到十九世纪已可以星期计。进入二十世纪，普通可以日计，时至今日，“日”已是太大的一个计时单位。第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多数重要据点间的距离，只以钟头计就够了。在过去，交通的时间以年计，以月计，以星期计，或以日计的时候，两点间的里程仍为人所注意。但今日情形大变，里程的观念在人类意识中已日趋淡薄，惯于旅行的人已不再问由甲地至乙地里程若干，而只问需时若干。在一百个知道由北平到南京需要几小时的人中，不见得有一个人能说出两地距离为多少里。这也正如天文学上讲星球间的距离，普通不讲里数而讲光年一样。光的速度每秒钟为一八六三〇〇英里，它一年所走的路程，若以里计，绝非人类心灵所能体会。只有讲光年，才能使这种远至不可思议的距离在人心中发生些微的作用。因为飞机航率迅速，距离的计算采用时刻，也是同样的道理。量布用尺，量行程用里，量航程用时刻，这是当然的迟进的理。就交通言，世界已经急遽地缩小，可说已缩小到过去一州一县的程度。我们今日已可更亲切地体会到，地球只是太空中至小至微的一粟。 归纳上面所讲已经发生或最少应当发生的三种观念上的革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今日的世界，是一个以北极为中心，各点之间距离甚近，交通迅速便利的一个渺小世界。明乎此理，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北极圈的内外近来为何成为少数大国注视的焦点了。事有凑巧，今日世界最强的两个大国，美国与苏联，经北极圈而相望。美苏间的空间距离，远较任何地图上所画的关系为近。加拿大与美国密不可分，等于一个单位，在战时两国已经联防，战后的今日联防的办法不只并未取消，并且更为加强，在最后的国际关系上，美加已与一国无异，美加与苏联，北疆都远伸入北极圈内。双方若能合作，合作的地理条件非常便利；若不能合作，如此近的距离是一个莫大的危险。双方距离最近的地方，在阿拉斯加。经白零海峡，美国的阿拉斯加与苏联的西伯利亚，仅有五十英里的一水之隔。这是就双方的大陆而言。若看两方海岸之外的海岛，距离最近的美岛与苏岛，相隔仅有二英里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阿拉斯加是美国武器援苏的最大最重要的空运中间站。战后的今日，美国许多的论者，称阿拉斯加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并非出于偶然。 在双方自己的领土之外，北极圈上的土地而成为问题的，尚有冰岛，哥林兰岛，与斯比兹卑尔根群岛。冰岛是欧洲与北美之间的中间站，是北大西洋的中心点，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美国接济英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哥林兰与冰岛的功用相似，不过地位不像冰岛的适中而已。现在美国的武力已从两岛全部或大部的退出。但就利益与文化传统言，两地仍然倾向美国。冰岛为独立国，哥林兰属于久已接近英美的丹麦。 斯比兹卑尔根群岛属于挪威，在第一次大战后由国际条约规定为不设防地带，最近苏联向挪威要求在该地取得设防的权利，英美提出抗议，挪威经过一番考虑后，最后于本年二月十五日在国会秘密会议中决定拒绝苏联的要求。国际间一有风云，斯比兹卑尔根群岛是值得注视的一个地方。过去列强所争夺的是苏彝士与新加坡一类的海上据点，新时代的苏彝士与新加坡大多集中在北极圈上。国际间若不能实现永久的和平，这块一向宁静的冰天雪地世界终有一天要成为全球上最不宁静的所在！ （载《独立时论》第一集，独立时论出版社，1947年） [book_title]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上） ——美西战争与海洋政策 正如门罗主义，事实上等于说不许别国染指拉丁美洲，听任美国不慌不忙地用最便宜最省事的方法把整个新大陆细嚼慢咽消化净尽一样，所谓“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事实上等于说，别国不得把中国不可挽回的瓜分干净，好让美国利用它优胜的独占资本势力，静待良机把中国一口独吞。美国独吞中国的政策，远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之前就已萌芽（见本刊第一期邵循正先生“美国对华侵略的作风和路线”），但使它有资格明目张胆宣布这个毒辣的政策，宣布后并且多多少少能够发生作用的，是前一年它对残破落后的西班牙进行投机取巧的战争的结果，这个战争使它由大体局限于北美大陆的一个国家，一跃而成兼跨东西两洋的海上国家。它在成为太平洋上一群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员之后，才能具体的，而不仅仅是梦想的，推行雄霸东西大陆的政策。还有一层：无论此前或此后，它在中国都是一贯的戴上伪善的面具，然而它的真面目却在美西战争中暴露无遗；我们若要认识美帝自最初就特具的丑恶相貌，最好是参看一下美西战争。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 到十九世纪末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美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例。久不拓土的不列颠帝国，又开始夺取殖民地。法国开始大规模向北非发展，日本向中国谋出路，比较迟到的德国慌慌忙忙的向世界各地寻找侵略对象。总之，各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矛盾所必然产生的大火并——第一次大战。美利坚合众国的不肯落于人后，必然的要参与其盛，是无足为奇的。在整个的十九世纪中，美国工业成品入口，逐年上升，但在一八七六年以后，几乎没有例外的多年都是出超。我们把整个十九世纪每十年为一单位，以十年的最末一年为准，列“美国对外贸易表”如下，就可一目了然（单位：美金千元）： *为尊重原书，本书数字用法以汉字为主，但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本表格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八八〇年以前美国是入超的，只有一八三〇与一八四〇两次为例外，自一八八〇年以下即一贯的出超，出超的趋向并且逐年加深，等到进入二十世纪后，出超之发展更有一往无前之势。此时再自然不过的，开始有各形各色的侵略理论出现，一部分是有意的，大部分是不知其然而然的为已经成熟的独占资本势力在海外寻求出路。美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侵略墨西哥时就曾喊出一种口号，“显然的使命”（Manifest Destiny），认为向外发展是美国的天赋使命。这个旧名词现在又被拾起，成了帝国主义时代赋有新意义的口号，现在美国的“显然使命”已不再拘促于新大陆，而是有世界性的了，很多人又另称这个“使命”为“大政策”（Large Policy）。此类的喧嚷，声彻全美，我们只举九个人为例。 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理论 一个海军军官梅汉（Alfred Thayer Mahan）是自封的海军至上哲学的理论家。他的作品很多，最重要的两本，一为《海权在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八九〇年出版，一为《美国对于海权的利趣，现在与未来》一八九八年出版，他于这些作品中，一方面断定在历史上海权胜过陆权，一方面主张美国建设大海军，向世界各地寻觅海军据点与殖民地。 一位政治学教授贝杰斯（Jonn William Burgess），抄袭德国偏狭民族主义的高法，写了一本《政治学与比较宪法》，一八九〇年出版，认为条顿民族与盎格罗萨克逊民族是天赋的有建立民族国家的能力，因而也天赋的有开化全世界的“劣等民族”的使命。 一位社会学家基丁斯（Frank Henry Gidings），著有《民主与帝国》，一九〇〇年出版，认为“民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可以调和的。我们中国所有学习社会学的人，大概都读过这位先生的一些作品。 基督教的教士也不甘寂寞，作同类论调的颇不乏人。一位好出风头，因而也小有名气的教士斯特朗（Josiah Strony），写了一本书，简称《我国》，初版一八八六年出版，扩大再版一八九一年出版，非常风行；他在这本书中断定盎格罗萨克逊人是被上帝选择的特殊人种，赋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而美国人又是特殊人种中的特殊者，在这个有特殊使命的人种中负有主要的开化责任。 一位纽约州的中级资本家出身而当初尚不甚知名的政客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吸取了梅汉的主张，在政治活动中提倡大海军与扩张政策。后来他因意外的事故而任美国的总统，大事推行侵略政策。 一位波士顿的商家子劳治（Henry Cabot Lodge），出自因与中国通商而致富的家庭，先在地方从政，一八九三年选为联邦议会的参议员。他与梅汉及罗斯福都是气味相投的侵略朋友，一旦登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后，就开始鼓吹美国吞并整个北美大陆，挖掘中美运河，占领中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及大西洋的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其中的大岛古巴。 至于报纸杂志上署名或不署名的提倡向外侵略的文章，到一八八〇年以后，尤其一八九〇年以后，几乎是每日都可见到。一八九〇年以后，由四面八方袭来的侵略理论，逐渐把美国全体人民，除了极少数头脑特别清醒的人以外，都已灌输成熟，认为向外侵略不只是天经地义，并且是美国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牛刀小试——夏威夷群岛 在大事侵略之前，美国早已看中了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这个十八世纪末被欧洲人发现的群岛，进入十九世纪后就成了美利坚商人航来中国路上的中间站与加煤站，美国人的数目急剧增加，到一八四〇年首府檀香山，在外观上已具有美国城市的面貌。美国的商人、水手、捕鲸渔夫，满街都是；商店大半为美人经营，货品大部为花旗制造。早在一八四二年，美国国务院就已向岛国表示，美国不能容许夏威夷成为第三国的领土；一八七五年美国与夏威夷正式订约，由美保障夏国对第三者的独立；一八八四年夏国被迫割让珍珠港。至此在实质上夏威夷已在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的绝对控制之下，所余的只有独立的空名。 夏威夷群岛是传教士的乐园，岛上的传教史也是使人可以清楚地认识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之间血脉相通的一个绝佳范例。第一批进入群岛的美国传教士，一八二〇年开到，岛人的悲惨命运也就从此注定。传教的人数逐年增加，他们半劝诱半胁迫的叫当地的政府捐赠土地，以利传教事业的进展。这些教士很少再回美国，他们在岛上成家立业，他们的家属与子弟开始在岛上利用政府给他们传教用的土地种植甘蔗，经营糖业，到一八九〇年左右，全岛地产的三分之二已都在各种方式下转入这批传教士家族的手中。这在历史上是最明目张胆的经济、政治与宗教三位一体的一个典型；在全部帝国主义史中，也只有美帝做过如此无耻的表演。至此岛上的通商关系，几乎全部是对美国的，一八九〇年出口价值二千万美元的物品中，百分之九十九输往美国。 虽然如此，极端弱小的夏威夷人对美国仍然有斗争的勇气。夏国的末主是一位女王，一八九一年即位后，决意排除美国的侵略。这使美帝分子拿出此前与此后都会惯用的致命手段：一年多之后，一八九三年一月，在美国驻夏公使斯提芬斯（John L．Stevens）半公开的主导之下，传教士家族的一群人物发动了“革命”，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马上登陆，口头上说是镇压变乱，实际却是包围王宫，向一个孤弱的女王示威要挟。这群宗教子弟组织了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Safety），宣布废女王，设临时政府，政府中的人物是清一色的花旗人物，立即请求美利坚合众国合并这个“革命成功”的新夏威夷。美国一向所独有的内政外交时常纠缠不清的政治作风，适在此时发展到如此极其尖锐复杂的阶段，一顿乱吵之后，合并夏岛的阴谋暂时未能实现，美国只承认新的夏威夷为独立的共和国。又过了五年，到美西战争已经爆发之后，美国才正式宣布群岛为美属的领土（一八九八年七月）。 就东西讲，夏威夷是处在中太平洋，由南北而论，夏岛则属于北太平洋。美国除了吞并这个北太平洋的群岛外，一年之后，一八九九年的年底，又把注意了几十年的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一部据为己有。 夏威夷与萨摩亚的侵占，只代表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牛刀小试，大规模的两洋政策，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才实现。 对西作战的口实——古巴问题 西印度群岛物产丰富的古巴岛，是美在独立以后不久就开始垂涎的一块领土，前后整整一个世纪之中，美人曾经制造了各形各色稀奇古怪的理论，作为古巴当归美国所有的论据，但美国内部的种种矛盾，使衰弱不堪的西班牙居然能继续把持此岛达一百年之久，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才成了美国跳上帝国主义舞台的一个机缘与踏脚石。 没落的、腐败的、半封建性的西班牙统治，使古巴人民不断地发起大大小小的反抗运动。一八九五年，岛上又起了大规模的反西班牙革命与民族解放战争，这给了美国侵略者一个绝佳的机会，由著名的黄色报纸开始，逐渐传播到几乎所有的美国报纸，大事渲染西班牙人作战的残暴。西班牙人诚然残暴，没落的势力有几个不残暴的？但这只不过是美国侵略者现成的准备干涉的题目而已。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三年的鼓吹已使蒙在鼓里的美国人民如醉如狂，一心一意的只想为解救古巴的苦难而对残暴的西班牙作战。除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性以外，美国特别关心古巴基本的与真正的原因有二，一为经济的，一为军事的。就经济利益讲，美国资本家对古巴糖业与矿业的投资在五千万美元以上，当时古巴一岛的糖产就占全世界的产量之半。很自然的，一八九五年的革命爆发后，美国投资人认为机不可失，立即要求美国政府干涉。军事方面，美国此时已开始注意东西两洋上的发展，并为沟通两洋的军事设施，计划在中美挖掘运河，无论是为开运河，或为运河开出后的防守，军人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都认为整个的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的控制在军事上都属必要，所以围绕这片海洋的西印度群岛必须设法攫取，而在这些岛屿中，较大的古巴岛尤为冲要，所以美国必须寻找机会，制造口实，把古巴夺取到手。 一八九八年初，美国政府以“友谊访问”为名，派了一个海军舰队到古巴的哈瓦那港。二月十五日，舰队中的一只主力舰梅音号（Maine）爆炸沉没，死亡二百六十人，爆炸的原因至今不明，但美国就认定这是西班牙人所为，三月二十七日下最后通牒： （一）西班牙军与古巴革命军间立刻停战； （二）西班牙停止拘禁古巴人于集中营； （三）美国为双方调停。 这些条件，西班牙全部接受。但美国已决心作战，受了三年灌输的美国人民也多主战，教会人士也充分表现了好战心理。纽约有一种长老会的刊物，称《福音宣传者》，于三月三十一日的一期中有如下的论调：“如果全能上帝的意旨是要以战争为工具而把这个人对人的残暴（按指西班牙人对古巴人的残暴）从西半球彻底根除，那我们就作战好了！”所以最后尽管西班牙人已接受一切条件，四月二十日美国仍然对西宣战。但在宣战书中却作了一个典型的伪善声明，说美国作战，完全出于对古巴的同情，唯一目的只是解放古巴，将来绝不占领古巴土地，而将听由古巴人独立自主。事后美国如何实践这个声明，下文自见分晓。 投机取巧的对西战争 美西战争，就是美国讲，在它一贯的侵小攻弱的战争史中，这个战争是最便宜，最顺利，甚至可说是“较传奇尤为出奇”的一笔投机生意。美国的陆军，空虚混乱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在当时实际没有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二三等的国家作战的能力。它的正规军，包括军官，仅有二万八千人，尚勉强有可以作战的配备。志愿入伍的有二十万人，根本没有足量的与适当的武器。军部的库藏中没有夏装，夏季在亚热带的古巴作战，军士多穿冬装，与最近侵朝美军严冬穿夏装的奇景真可先后辉映！后勤总部紊乱不堪，军食往往腐烂。医药卫生设备全无，军士因病致死的抵战死的十三倍。在这种局面下乱动了两个月之后，到六月下旬居然有美军一万五千人在古巴登陆。没有资格对一个二三等国家作战的美国，所遇到的不是一个五六等的国家，而是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国家。古巴岛上的西军当时有二十万人，大部是满可调动的，但及时阻止美军登陆的只有一千七百人。然而这一个小小的西班牙军，仍保有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勇武善战的传统，他们作战的英雄气概使美军大为吃惊，最后因众寡悬殊才被战败。西班牙的海军也措置失当，未正式作战即被歼灭。此外，美军又不费吹灰之力而占有西印度群岛的另一西属岛屿，波多黎谷。 以上是大西洋方面的战况。此外还有太平洋的一面。西属的菲律宾群岛，当时也在反西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美国当然也认为这是可乘的良机。在宣战两月之前，海军部即已暗命美国的亚洲舰队集中香港待命。战端一开，这个亚洲舰队立即向菲岛进发，到五月一日冲入马尼拉港，西班牙舰队全部被歼。但美国在远东没有陆军，无法登陆。当时有一位曾经领导菲人抗西因一时失利而流亡香港的人，名阿根那斗（Emilio Aguinalde），统率美国亚洲舰队的杜威将军（Admiral George Dewey）邀他回菲，号召菲人，助美攻西。迟至八月中旬，靠菲人的帮助，美军始得登陆，占领马尼拉。 （原载《进步日报》1951年3月2日） [book_title]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下） ——美西战争与海洋政策 巴黎和约与菲律宾问题 西班牙一败涂地，只有求和。美国同意讲和的条件有三： 1.西班牙放弃古巴； 2.西班牙割让波多黎谷与太平洋上的另一岛屿； 3.菲律宾问题，留待将来解决。 在法国的斡旋之下，双方在巴黎正式讲和。在和会中，西班牙对于古巴独立，割让波多黎谷与太平洋上的一岛（最后决定为关岛），都立即答应。因为美国已宣传了好几年要解放古巴，战败的西班牙知道古巴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其他岛屿都已无可挽救，只有听任战胜者支配。至于太平洋上富庶的菲律宾，美国在过去几乎向未提到，一般美国人，包括当时的总统，根本不知菲律宾在世界的哪一方位，所以西班牙人仍希望能保有这块东方属地。但美国的野心已到全部暴露的时候，在一八九八年年底的巴黎和约中，强迫西班牙放弃菲律宾群岛。 菲律宾人的想法如何呢？美军在靠菲人协助作战时，虽然始终回避作肯定明了的诺言，但言里言外地却给菲人一个印象，美军是来帮助菲人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自主的。所以在马尼拉攻下之后，阿根那斗立即宣布菲律宾共和国成立，并要求美国承认。不料杜威将军向美国政府报告，借口这个共和国不代表全体菲人，而只代表菲人中的一派，主张美国不予以承认。也就在此时，在美国内部已开始掀起一个与战前对古巴一样的一个对菲律宾的宣传攻势，唯一不同的只是此次攻势的帝国主义色彩更为露骨而已。 美帝侵占菲律宾的宣传攻势 美帝对菲的宣传攻势有一特点，就是宗教气味异常浓厚，浓厚到使人感觉有碍呼吸的程度。《纽约先驱报》于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了一位教授的言论：“马尼拉向我们伸出她那破断流血的双手，我们必须紧握这双手，接受我们的解救责任；我们如此做并非一件政治野心的勾当，而是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一个使命。”这类的话，绝非例外，大同小异的言论与情绪传遍全美，许多美国人糊里糊涂的俨然自居于世界上神命使者的身份。一位教会的主教窦柏尔（Bishop James M．Thoburn），在美军开始以武力平定菲人的反抗之后，公开宣称，他认为这个“不得已的流血斗争”是“上帝的意旨所加给我们的”。 然而“替天行道”论的杰作，不出于这些二三等的角色，而是出于以宗教虔诚著称的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据他事后向一群宗教人士的自白，他是跪在白宫内向上帝不断祷告求助后，才得了神的启示，决定美国非占全部菲律宾不可的。他那篇上帝启示之下的谈话，大意如下： （1）美国不能把菲律宾交还西班牙，因为交还不知如何统治他人的西班牙，是可耻的； （2）美国不能听任菲律宾被其他国家占领，因为这将对商业不利； （3）美国不能容许菲人自主，因为菲人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他们如果自治，将较西班牙的统治尤为黑暗； （4）最后，事出无奈，美国只有占领全部菲律宾，教育菲人，提高菲人，开化菲人，基督教化菲人。 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菲律宾人经过西班牙三百五十年的统治，大部早已皈依基督教。但那没有关系，因为西班牙式的基督教显然是没有美国式的基督教那样纯正的！ 美国非占菲律宾不可，真正的理由究竟何在呢？那位虔诚的总统一时失检，在充满神圣词句的谈话里已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消息。美国此时已开始计划东亚大陆上可能的大规模商业发展与政治活动，而菲岛正是实现这个政策的跳板。海军人士认为菲岛为维持西太平洋势力所必需，绝不能撒手。许多人沉不住气，把这些心里的话率真讲出。一八九八年八月的《世纪杂志》发表了资本主义代言人，自命财政专家的范德利（Frank Vanderlip）的一篇论文，其中指出“世界人口的一半，都居在由菲律宾可以顺利到达的国家中”。很显然的，在这些“可以顺利到达的国家”中，中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共和党的重要头目之一，参议员韩纳（Mark Hanna）于一九〇〇年十月，美国仍在强力平抑菲人的反抗时，发表他的意见：“如果说我们要一个适中据点，以便给美国人民在那个东方大国（按指中国）一个维持立脚地的机会，就算是唯利是图，那么上帝啊，我们就唯利是图好了！” 美西战争后美帝的进而垂涎中国，极其显著。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波士顿先驱报》声音：“菲律宾群岛是我们到中国的踏脚石。”此外尚有许多报纸杂志，都异口同声地说明，为向中国谋发展，必须占有菲律宾。 除了美国内部乌烟瘴气的一些侵略理论外，尚有外来的鼓励，为美帝打气，劝它必须紧抓机会。表面上处在极盛的顶点，实际已经开始就衰的大英帝国，此时也感到德国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军事与经济的竞争日益强烈，很想拉这个新大陆的同文同种国家为同伙，以免自己在欧洲以及在全世界势力太孤。所以在美西战争中，联合王国一贯的对美国表同情，战后也仍继续鼓励美国向外侵略，尤其是向太平洋与远东谋发展。深谋远虑的不列颠帝国主义者，此时已开始盘算英美在太平洋与远东联合一起以抗其他帝国主义的方策。就在这种机缘之下，出现了有名的帝国主义诗品。 帝国主义诗品的代表作——《白人的负担》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在文坛上象征帝国主义，特别是象征不列颠帝国主义的一位江湖诗人，就是吉卜灵（Rudyard Kipling）。他的作品，无论是韵文还是散文，很大一部分都是对殖民地人民直接间接的诬蔑，与对帝国主义鼓励或颂扬的作品。在他这类的文字中，最轰动一时，至今仍为人所讽刺传诵的，就是他的一篇《致合众国》的诗，首句为“背起白人的负担”（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后来普通都称这首诗为《白人的负担》。此诗在英美两国同时发表，在英初见于《伦敦泰晤士报》一八九九年二月四日的一期，在美发表于《麦克鲁杂志》一八九九年二月号。诗的大意说：统治劣等民族乃是上帝所赋予白人的使命，这个使命并非容易完成，因为劣等民族不知感恩，白人在责任感的驱使下费了很多心力去保护他们，增进他们的福利，但这些劣等民族非仅不感激涕零，反转来而对白人倒要愤恨指责；然而优秀的白人不可灰心，不可厌倦，既是上帝所赋予的使命，虽然对自己一无好处，统治劣等民族虽然只是一种痛苦，但是叹一口气之后，仍只有“背起白人的负担”！ 好一篇《白人的负担》！此诗发表时，西班牙虽已被迫割让菲律宾，但菲人对于新的主人却已开始较当初对西班牙人尤为强烈的反抗。当时美国内部，主要的因政党对立的关系，少数人因正义感的关系，开始反对以强力征服菲律宾的行为，《巴黎和约》虽已签订，仍有人反对国会批准。吉卜灵的诗就在这种情势下问世，发生了莫大的打气作用，立刻风行全美，人人吟诵，使开始动摇的世界主人翁的心理又稳定下去。 菲律宾人的抗美战争 《巴黎和约》的签订，使菲律宾人不胜惊讶愤怒，一八九九年二月他们就发动了反抗美国的战斗。至此美军已经过将近一年的作战，在数量与质量上已都有进展。至于菲人，无论武器、训练，或经验，均处劣势，所以只能作游击战。但菲人甚为英勇坚决，使傲慢的美帝侵略军吃亏不小。也正如今日在朝鲜一样，侵略军在战场失利后，就开始大量发泄兽性，无论俘虏或平民，都开始虐待屠杀，并又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能够捉到的菲人都关进大规模的集中营。这种办法，正是过去几年他们在古巴问题上引为干涉西班牙统治的借口。所以今日美国在朝鲜的这种暴行并不新奇，半个世纪以前他们已在菲岛训练有素，侵略性的美军只有在靠优势武器能够顺利取胜时，才对个别的俘虏与平民实行假仁假义的缓和政策；一旦优势武器不灵，他们就立刻原形出现。五十年前美帝的残暴，是真正爱国的菲人至今不能忘掉的。然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暴仍不能扑减菲人的反抗，最后美军利用少数的菲奸，才把领导抗战的阿根那斗于一九〇一年俘获。领导的人虽然被俘，菲律宾的人民仍继续反抗，到一九〇二年全菲方大体被暴力抑平。 在这一段斗争中，有一件特别值得我们今日注意的事，就是在美帝侵略军的指挥官中有一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Arthur Macarthur），在这个对平民与战俘虐待屠杀的战争中，曾作了不少为美国政府与军部所感到满意的事，他因此而得在战争期中不止一次的升官晋级。这位将军的一位哲嗣，名达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早年即入军校，一九〇三年以后也来菲岛服兵役。这就是四十余年后以第二次大战各战胜国盟军统帅的名义在东京作日本反动政府“太上天皇”的麦克阿瑟。也就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发动侵朝战争，并在篡窃而来的联合国招牌之下对朝鲜人民进行最惨无人道的屠杀与破坏的麦克阿瑟。麦氏的作战方法，不仅是美帝的传统，并且是有家传的，他不过是把五十年前他的先将军大人在菲律宾所进行的侵掠屠杀惨剧在朝鲜照样表演一番而已，只可惜今日的对手已不是当日那样易与的菲律宾了！ 殖民地傀儡政权的建立 作战期间，美已开始利用原与西班牙人合作的反动菲人，建立殖民地政府。待一九〇二年军事结束后，它更进一步的培养反动势力。三四十年之后，就是由这种势力中产生了第二次大战期间与日本合作的菲奸；这批菲奸也就是原封不动的今日在美帝牵线下扮演“独立”丑剧的菲律宾傀儡政府中的一群。 在西印度群岛，美国所采取的也是同样的策略。波多黎谷势弱，没有反抗：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间为军管时期，一九〇〇年改为文官统治，由华盛顿委任总督治理，与一般的殖民地制度相同。波多黎谷也是糖产区，全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 如此“独立”的古巴 但我们特别要关心的是古巴，这是美国曾明白宣布，只要解放，不要侵占或统治的。战后，在表面上美国诚然是听任古巴独立。一九〇〇年，美军准许岛上的人召开一个傀儡的立宪会议，拟定宪法，完全照抄美国的。然而尽管奴颜婢膝地模仿美国，这个宪法仍不能为美国所接受，最后古巴人被迫加添了下列宪法修正条文，才得组织一个可怜的傀儡政府： （1）美国对古巴一切对外之外交关系与财政关系，得控制干涉； （2）为保障古巴之独立，美国得作必要的干涉； （3）美国得于古巴政府不能保障生命财产与个人自由时进行干涉。 在许多意义极为含混广泛的“干涉”条款之下，虽然美军于一九〇二年撤退，所谓“独立”的古巴实际上完全是美帝的保护国。在第一次大战之前与大战期中，蛮横愚蠢的美帝利用这些条款，曾经进行过一系列的干涉，重要的军事入占就有过三次：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七年。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更可不言而喻，古巴的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糖业、烟草业几乎全部转入美国资本家之手。如上面所言，在美西战争的前夕，美国在古巴的投资总额为五千万美元，三十年后投资额已增高到十五亿美元，大部分都直接间接的在几个大银行之手，操持最多的就是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古巴人全部经济命脉都在纽约几个银行家的掌握中，美国独占资本对古巴的控制与对美国本国无异，古巴人民也就与美国人民一样的成了独占资本所奴役的人民。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美国本部，这些大老板多多少少还有所顾忌，在表面上尽量掩饰；至于在古巴，通过一群傀儡人员，他们可以毫不客气地榨取压迫。所以到第一次大战之后，军事干涉已不必需，因为经过经济与傀儡政治双管齐下的力量，已可达到整个的控制剥削的目的，何必要作招人反感的军事干涉？ 海军政策前提下的自然结论——“中国门户开放” 以上所列的历史事实，如果作为前提的话，结论就可不必多说了。只就太平洋而言，由美国西岸而夏威夷，由夏威夷而菲律宾，由菲律宾而何地呢？当然只有中国了！不过当时中国的情形，不是美国所能称心如意的摆布的。日本方把腐败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打败，并已夺取了台湾，控制了朝鲜，开始视中国为禁脔。欧洲各国虎视眈眈，德占胶州，俄占辽东，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卫，有再进一步把中国瓜分的趋势。比较迟到的美帝，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去捞一把。意外的机会，由不列颠方面送来。大英帝国此时虽也参加了中国沿岸据点的夺占行动，但对此种办法并不太感到完满。本来控制中国市场大部的不列颠，希望中国不要过度的支离破碎，以免妨碍英国商业的流通与发展。美利坚的想法正巧相同，它的工业生产力过去逐渐上升，自一八八〇年以下已开始居世界第一位，它相信它自己终究可以独占中国的市场，在实质上控制全中国，唯一的条件就是中国不要一块一块的分裂为各国的禁地。英美两国既然根本的看法相同，所以经过一番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磋商之后，因为美帝在中国尚无领土，讲话容易显得冠冕堂皇，最后于一八九九年九月由美国国务院向与中国有关的各国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建议： （1）承认原有的势力范围； （2）但在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要维持中国的统一的关税与一律的港租及铁路运费。 这里可说只有“门户开放”，尚无“领土完整”。一年之后，美国又进一步解释“门户开放”中包括“领土完整”的原则，等于将各国原有的势力范围也加以否认，至少是加以漠视，留出一个囫囵的中国，待美国慢慢侵蚀，最后寻机一口吞下。 此后四十年，虽然曲折甚多，美帝也时常举棋不定或步骤错乱，但基本上它始终是奉行这个所谓“门户开放”的政策。第二次大战后，日本失败，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等于退出中国，美帝认为“门户开放”最后的一着，就是由它自己大步进来，然后把门紧紧关闭的一着，已到成熟的阶段。它当初所想采取的也就是它巧占古巴与明吞菲律宾时所采取的政策，就是扶植培养反动政权，经过这样一个政权而压抑人民的力量，使美帝可在殖民地保有万年的江山。美帝所不了解的，也不可能了解的，就是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已经根本改变，过去局部与暂时或能成功的侵略政策，今日连暂时局部成功也不能达到。美帝在中国的失败，是它第一次大的失败，继之而来的侵朝战争的失败，仅是它对华政策失败的当然结果，也是它今后一连串的失败的明显预示！ （原载《进步日报》1951年3月9日） [book_title]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 陆地上的战争、包括机械化的战争在内，即或是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纯文之士，也可想象其大概，若肯作一番抽象的研究，对它大致也可明了。海战对于多数人则是一个难解的现象，对于一个没有在大海上航行经验的人，几乎可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谜。现在太平洋大战已经爆发，海上冲突的消息在报纸上时常见到，将来大规模的决战若果发生，消息必更要丰富复杂。为减少每日阅报时的渺茫之感，我们对于海军的舰种，根据地的意义，要塞战的困难，正面决战的方式，若略作一个外行的探讨，或可不无小补。 海军的主要舰种是战斗舰，又称主力舰。主力舰是海军军力的中坚，是大海战中的决定力量。一般讲来，没有主力舰队，不能对有主力舰的舰队作战，若贸然作战，等于自杀。战斗舰装有钢甲，最厚处可达十四英寸，所以非常坚固，极难击沉。但他因其如此，主力舰代表一笔庞大的投资，一只新式的主力舰需价七八百万金镑。所以即以美国之富，造有一百只主力舰，仍为不可想象的事，实际今日全世界所有的海军国统合起来，不过共有六十只左右，小海军国，如荷兰、比利时、希腊，根本就无此舰种，主力舰不只宝贵，并且制造困难而迟缓。只有高度工业化，技术最精明的国家，才能制造主力舰，即有最理想的技术与原料的条件之下，一年的工夫也造不出一只战斗舰。这与美国每年可造飞机几万架的事实相比，我们就可想象战斗舰的制造是如何的困难了。因为主力舰如此的珍贵，所以绝不轻易出动，更少没有小舰与飞机围护而单独出动，以免遇到不必需的危险。一只战斗舰的吨数，在理论上可以大而无限，十万以至数十万吨的一只大舰，也未尝不可制造。但世界各地海军根据地的设备有一定的限度，过大过重的舰只不能入港或停靠。此外世界上又有海军所必经的几条运河，如巴拿马与苏彝士之类，宽度与深度也有限，过大过重的船舰根本不能通过。这是在事实上限制舰重的两个重要因素。现在各海军国的主力舰，小者在三万吨左右，三万五千吨是标准量，最大四万五千吨，但已是稀罕的海怪了。 一种次要的主力舰，称战斗巡洋舰，装甲较轻，但也设置重炮。轻甲利于航行，每小时的速率可超过三十海里，这是普通的战斗舰所难办到的。但因装甲略轻，沉没的机会较多；以如此贵重之物而多冒击沉的危险，似乎太不合算，所以各国都不愿多造这个舰种。以头等海军国的英国而论，在第二次欧战爆发时，只有战斗巡洋舰三只。一为“胡特号”，本年五月间在大西洋被德国击沉；一为“利巴尔斯号”，在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的第四日即被日本在马来的海外击沉。现在英国只余一只，即“利诺昂号”（“威名号”）。 最后，还有一种新颖的主力舰，就是袖珍战斗舰，由德国创始，现在日本也想仿造，英美对此则仍取怀疑的态度。德国当初因受《凡尔塞条约》的限制，不能制造重吨的军舰，所以才别出心裁制造此种与重巡洋舰吨数相等的小型主力舰，吨重只有一万，但却装有十一英寸口径的大炮，这在主力舰上虽属较小的炮类，但乃巡洋舰上所没有的，巡洋舰上最大的炮不过八英寸口径。袖珍战斗舰的主要目的有二：一，速度高，以便遇到真正的主力舰时可以逃脱；二，火力大，以便遇到速度同等的巡洋舰或驱逐舰时可将它们击沉。袖珍舰的最高速率达二十六海里，略高于多数的主力舰。制造的详细情形，一部仍属秘密，但因尽量减重增力的关系，制造费非常之高。制造一只袖珍舰，平均每舰合价三百七十五万金镑；一只正统主力舰的制造费每吨可低至一百四十五万金镑。以此为准，一只三万吨的普通主力舰与一只一万吨的袖珍舰，在金钱的价值上约略相等，但在作战的价值上袖珍舰显然的落后。“哥拉夫斯比号”袖珍舰，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南美海外被三只火力较差的英国巡洋舰战败的事实，除英国海军传统的悠远与海战技术的高明外，许多海军专家都认为是袖珍舰不可信靠的证据。虽然如此，我们为慎重起见，最好是说英国海军的意外收获，是可以幸致而不可强求的海上非常胜利。反之，三只巡洋舰战败一只真正的主力舰，则可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第二种重要的作战军舰，就是巡洋舰。巡洋舰的炮火亦甚猛烈，大炮的口径可至八英寸，威力只略次于主力舰。最大的重巡洋舰，排水量可有万吨，速度可达三十三海里。装甲较薄，不能抵御主力舰的重炮，所以在一般情形下，巡洋舰不能单独对主力舰作战，遇到主力舰时，只有利用它航驶的高速度而逃脱。除正式作战外，巡洋舰最大使命为巡行海洋，搜捕敌国的商轮与袭击舰。击败德国一个最大袭击舰，袖珍舰“哥拉夫斯比号”的，就是英国的三艘巡洋舰。较大的商轮队，需要巡洋舰护航。作战时巡洋舰担任前哨工作，搜寻敌舰，并驱逐对方的同类舰只。巡洋舰上往往载有少数的飞机，以便扩大它巡逻范围。没有主力舰的小海军国，必有几只巡洋舰为海军的中坚，否则在海上的地位就不足挂齿了。 第三种军舰是驱逐舰，是战争期间最为忙碌最为劳苦的舰种，吨位小于巡洋舰，但一部的工作与巡洋舰相同，如巡逻，护航等等。它的主要使命是搜寻毁灭敌方的鱼雷艇、潜水艇、商轮，并检查中立国载运违禁品的轮只，驱逐舰上都装有鱼雷是它最重要的武器。小而轻便，速度可高至三十七海里以上。作战时保护主力舰，使不受对方鱼雷或潜艇的攻击。主力舰退守或战败后退时，需要驱逐舰施放鱼雷，驱逐敌舰。驱逐舰没有钢甲，小的舰身与高的速度是它最重要的自卫因素。 第四种，也是最新的一种重要军舰就是航空母舰。在外观上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平甲板的舰面，用途与陆地的飞机场相同。舰面下有机库，平时储藏飞机，要起飞时，先由升降机将飞机运至舰面，舰面的长度可至八百英尺，大型母舰所载的飞机可达六十架。舰面因高出水上，面积又大，所以只能装备很薄的钢甲以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