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雷海宗杂论集 [book_author]雷海宗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32083 [book_dec]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杂论集》是一部全面搜集雷海宗先生学术成就和散杂文的丛书，极具收藏和学术价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绕不开的先行者，全新整理的文集带我们重回被忽视的“雷海宗时代”。 [book_img]Z_19527.jpg [book_title]君子与伪君子 观察中国整个的历史，可能的线索甚多，每个线索都可贯串古今，一直牵引到目前抗战建国中的中国。“君子”一词来源甚古，我们现可再用它为一个探讨的起发点。 “君子”是封建制度下的名词。封建时代，人民有贵贱之分，贵者称“士”，贱者称“庶”。“君子”是士族阶级普通的尊称；有时两词连用，称“士君子”。士在当时处在政治社会领导的地位，行政与战争都是士的义务，也可说是士的权利。并且一般讲来，凡是君子都是文武兼顾的。行政与战争并非两种人的分工，而是一种人的合作。殷周封建最盛时期当然如此，春秋时封建虽已衰败，此种情形仍然维持。六艺中，礼、乐、书、数是文的教育，射、御是武的教育，到春秋时仍是所有君子必受的训练。由《左传》《国语》中，可知当时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上阵的。国君也往往亲自出战，晋惠公竟至因而被虏。国君的子侄兄弟也都习武。晋悼公的幼弟杨干最多不过十五岁就入伍；因为年纪太轻，以致扰乱行伍而被罚。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上受伤。如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当场中箭。当兵绝非如后世所谓下贱事，而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平民只有少数得有入伍的机会，对于庶人的大多数，当兵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无上权利。 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君子，都锻炼出一种刚毅不屈、慷慨悲壮、光明磊落的人格。“士可杀而不可辱”，在当时并非寒酸文人的一句口头禅，而是严重的事实。原繁受郑厉公的责备，立即自杀。晋惠公责里克，里克亦自杀。若自认有罪，虽君上宽不责，亦必自罚或自戮。鬻拳强谏楚王，楚王不从；以兵谏，楚王惧而听从。事成之后，鬻拳自刖，以为威胁君上之罪罚。接受了一种使命之后，若因任何原因不能复命，必自杀以明志。晋灵公使力士鉏麂去刺赵盾，至赵盾府后，发现赵盾是国家的栋梁，不当刺死，但顾到国家的利益，就不免违背君命；从君命，又不免损害国家。所以这位力士就在门前触槐而死。以上不过略举一二显例，类此的事甚多，乃是当时一般风气的自然表现。并且这些慷慨的君子，绝不是纯粹粗暴的武力。他们不只在行政上能有建树，并且都能赋诗，都明礼仪，都善辞令，不只为文武兼备的全才。一直到春秋末期，后世文人始祖的孔子，教弟子仍用六艺，孔子自己也是能御能射的人，与后世的酸儒绝非同类的人物。 到战国时，风气一变。经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度大乱之后，文化的面目整个改观。士族阶级已被推翻，文武兼备的人格理想也随着消灭。社会再度稳定之后，人格的理想已分裂为二，文武的对立由此开始。文人称游说之士，武人称游侠之士。前者像张仪以及所有的先秦诸子，大半都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用读书所习的一些理论去游说人君。运气好，可谋得卿相的地位；运气坏，可以招受奇辱。张仪未得志时，曾遭楚相打过一顿，诬他为小偷。但张仪绝不肯因此自杀，并且还向妻子夸口：只要舌头未被割掉，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反之，聂政、荆轲一类的人物就专习武技，谁出善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至于政治主张或礼仪文教，对这些人根本谈不到。所以此时活动于政治社会上的人物，一半流于文弱无耻，一半流于粗暴无状。两者各有流弊，都是文化不健全的象征。 到汉代，游侠之士被政府取缔禁止。后世这种人在社会上没有公认的地位，但民间仍然崇拜他们，梁山泊好汉的《水浒传》就是民间这种心理的产品。 汉以后所谓士君子或士大夫完全属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系统。汉武帝尊崇儒术，文士由此取得固定不变的地位。纯文之士，无论如何诚恳，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与虚伪；心术不正的分子，更无论矣。唯一春秋以上所遗留的武德痕迹，就是一种临难不苟与临危授命的精神。但有这种精神的人太少，不能造出一个遍及社会的风气。因为只受纯文教育的人很难发挥一个刚毅的精神，除非此人有特别优越的天然秉赋。可惜这种秉赋，在任何时代，也是不可多得的。 至于多数的士君子，有意无意中都变成伪君子。他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身体与人格虽非一件事，但一般的讲来，物质的血气不足的人，精神的血气也不易发达。遇到危难，他们即或不畏缩失节，也只能顾影自怜的悲痛叹息，此外一筹莫展。至于平日生活的方式，细想起来，也很令人肉麻。据《荀子》记载，战国时代许多儒家的生活形态已是寒酸不堪。后世日趋愈下。汉代的董仲舒三年不涉足自己宅后的花园，由此被人称赞。一代典型之士的韩愈，据他的自供，“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位少年老成者日常生活的拘谨迂腐，可想而知。宋明理学兴起，少数才士或有发挥。多数士大夫不过又多了一个虚伪生活的护符而已。清初某理学先生，行步必然又方又正，一天路上遇雨，忽然忘其所以，放步奔避。数步之后，恍然悟到行动有失，又回到开始奔跑的地方，重新大摇大摆地再走一遍。这个人，还算是诚恳的。另外，同时又有一位理学先生，也是同样地避雨急走，被旁人看见指摘之后，立刻掏腰包贿赂那人不要向外宣传！这虽都是极端的例子，却很足以表现一般士君子社会的虚伪风气。这一切的虚伪，虽可由种种方面解释，但与武德完全脱离关系的训练是要负最大的责任的。纯文之士，既无自卫的能力也难有悲壮的精神，不知不觉中只知使用心计，因而自然生出一种虚伪与阴险的空气。 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形现在已成过去，今日的知识阶级，虽受的是西洋传来的新式教育，但也只限于西洋的文教，西洋的尚武精神并未学得。此次抗战这种情形暴露无遗。一般人民，虽因二千年来的募兵制度，一向是顺民，但经过日本侵略的刺激之后，多数都能挺身抵抗，成为英勇的斗士。正式士兵的勇往直前，更是平民未曾腐化的明证。至于知识阶级，仍照旧是伪君子。少数的例外当然是有的，但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后方略受威胁时，能不增加社会秩序的混乱，已是很难得了。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的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略为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但严格讲来，这并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根本训练的不妥。未来的中国非恢复春秋以上文武兼备的理想不可。 征兵的必要，已为大家所公认，现在只有办理方法的问题。目前的情形，征兵偏重未受教育或只受低级教育的人，而对知识较高的人几乎一致免役。这在今日受高深教育的人太少的情况之下，虽或勉强有情可原，但这绝非长久的办法。将来知识分子不只不当免役，并且是绝对不可免役的。民众的力量无论如何伟大，社会文化的风气却大半是少数领导分子所造成的。中国文化若要健全，征兵则当然势在必行，但伪君子阶级也必须消灭。凡在社会占有地位的人，必须都是文武兼备，名副其实的真君子。非等此点达到，传统社会的虚伪污浊不能洗清。 （原载昆明《今日评论》1939年1卷4期，1939年1月22日） [book_title]学者与仕途 最近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先生在首都对十科学团体联合年会演讲时说：“科学家宁可饿死，也不能去作别的事！”翁先生以学者而做官已到首揆之尊，竟说出这样的话，其惹人注意是很自然的，话中含有无限的感慨与隐痛也是显然的。但我们不愿对个人多所揣测，我们只愿趁此机会谈一谈翁氏所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学者入仕的问题。 学而优则仕，甚至学尚未优也要勉强去向仕途钻营，在过去的中国本是常事，也是大家所认为当然的事。这在过去，确也有它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在。过去一个读书人，除了做官外，的确无事可做。今日一切的社会事业以及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工作机会，在过去根本不存在，除做官外并无任何事业可言。固然，一个人既然读书明理，尽可关起门来修身养性，但这种过高的理想不能望之于一般的凡士。所以我们站在今日的立场而对过去整个的局面下断语尚无不可，若不顾其他而专指摘“学而优则仕”的现象，则为不负责任与忽略实情的苛论，不可为训。 近代的中国，尤其民国以来的中国，整个的政治社会局面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的国家虽尚未达到十足现代化的境界，入仕虽然仍是读书人相当重要的一条途径，但我们确已超过非“学而优则仕”不可的阶段。今日一个人如果自信有此能力，又有此机会，同时又有此兴趣，即或是一个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仍不妨去做官。翁氏的话似乎是有所为而发，不可视为正常之理；如果把翁氏的话推到尽头，那就等于说把国家大事都给不学无术的人去管，对此恐怕翁氏绝不会首肯。但反过来讲，无此机会，尤其不敢十足自信有此能力的人，大可不必发展此种兴趣，不必转弯抹角的去求官做。今日的时代已非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但过去养成的学而优则仕的心理仍然深入人心，稍有机会即由学场跳入官场的现象未免太多，没有机会而千方百计去钻营的现象尤其令人发生无穷的感慨。翁氏的话，除了可能的个人隐痛外，大概也就是有见于此而发的感慨。默察今日求仕的士群，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走直路的，干脆的奔走请托。这些人尚不失为老实人，最值得人同情。第二种是走曲线的，由骂入手，希望骂得对方不能忍受时而一纸官诰送上门来。第三种是直路曲线一齐走的人：光走直路，企望甚高，一旦任命发表而嫌官阶太低时，马上一变而为清高的论客，愤激的名士，前进的导师。此种人远较第二种人高明，第二种人心里明白，知道自己是在走曲线，此种曲直并进的人却很善于自欺，沉重的怨气往往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真是富于正义感的忧时之士，自己对自己也不承认所“忧”的只是官阶的高低。第一种人可令人同情，第二种人尚可令人原谅，只有第三种人既不能引起同情，也更不能叫人原谅。追根究底，这还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在作祟，所以在根本道理上我们虽不能完全接受翁院长的说法，但为矫正目前种种可憾的表现，我们仍愿承认翁氏的话是值得有政治兴趣的学人反复咀嚼的。 （原载《周论》二卷十五期，1948年10月22日） [book_title]张伯伦与楚怀王 今日张伯伦心中作何感想，只有他自己知道，连对最亲近的人恐怕他也不肯吐露真情。并且由英国人的不善于自问自省的特点看来，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心中的味道到底是占苦辣酸甜咸的哪一种。几百年来，英国于没有充分的准备之下而被迫参战的，尚以此为第一次。对今日英国处境的困难，张氏要负大部的责任，这不只是英国反对党的门户之见，也是英国以及世界各国人士的多数看法。后世的人对张伯伦如何评判，大半要看目前欧洲战事的结果。如果英国战败，历史家一定认为大英帝国是由张氏手中断送的。即或英国战胜或两方不分胜负而妥协，后世的人最少也要说张氏是一个拿国命作儿戏的顽固人物。今日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极端无情的大时代。凡负政治重任的人，不能走错一步。一步走错，轻则丧权，重则亡国。路线走错之后，无论如何自辩自解，也不能告无罪于天下，更不能告无罪于后世。凡是强国，都有一贯的外交政策。但政策尽管不变，运用却必须灵活。从政的人最忌成见太深，成见太深必要招致愚而好自用的错误。“仇俄”是英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主要一面，但大英帝国的政策绝不只此一面。张氏为成见所蔽，把国内政治的分野与国际政治的纵横竟然混为一谈，把“仇俄”作为全面的政策，结果遇到四百年来所未有的外交失败与战事危机，这在法治精神特别发达的英国可以引咎辞职了事，并且在下届内阁中仍能占一重要地位，若在舆论比较偏激的国家恐怕绝不会有如此便宜的下场！战事尚未结果，所以张伯伦的地位也还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战国时有一个大国的元首，行为颇与张伯伦相仿佛，最后个人惨死异邦，把国家大局也弄得一败不可收拾，这个人就是楚怀王。 楚怀王即位于公元前三二八年。当时天下有三个强国，东为齐，西为秦，南为楚。此外燕韩赵魏是二等强国。齐楚联盟抗秦。齐靠楚的支持，乘着燕国内乱的机会，把燕全部占领（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国要破坏齐国的优势，于是在次年就派善于辞令的张仪到楚国去活动。张仪大概知道楚怀王的弱点，向他说：“大王苟能楚闭关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怀王大喜过望，一般承颜色的臣子也都称贺。只有陈轸一个不贺，并且谏楚王说： 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绝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 楚怀王不听，一面派人绝齐，一面派人随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到秦国后，张仪忽然堕车受伤，三月不朝也不能见客。楚国的使臣向秦索地，秦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张仪身上。三月之后，秦国已得了齐楚完全绝交的可靠情报，同时秦也暗中已与齐定了同盟条约，张仪的伤也已养好，出来向楚国的使臣说：“从某至某，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说：“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张仪：“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 使臣回国报告之后，怀王大怒，要发倾国之师攻秦。陈轸阻谏，劝他以国事为重，不要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去决定国家的最后政策。怀王不听，楚攻秦，齐助秦夹击楚，楚国大败，数百年来国防要地的汉中也丧于秦国（公元前三一一年）。秦既得了汉中，从此可随时威胁楚国的心腹之地。 秦楚的关系僵持了许久，后来两国算是又言归于好，怀王的太子并往秦作质子（公元前三〇三年）。但太子终有太子的脾气，次年在秦宫中杀人，畏罪逃回楚国。这正好给了秦国一个再向楚进攻的藉口。自从十年前的一着失算，楚的国力已经大削，此次结果又被秦打败。至此怀王才想到旧梦重圆的计策，又与齐联盟，并派太子到齐作质（公元前三〇〇年）。秦见齐楚又合，于是次年遣书楚王：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凌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而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群臣多劝怀王勿往秦赴约，以免受骗。但怀王居然仍以秦的诺言为可以听信，亲往武关赴会。楚王一到秦即闭关，把楚王带到咸阳。并且秦王不肯与怀王分庭抗礼，要叫他朝拜如蕃臣。怀王大怒，拒绝见礼。秦要怀王割地，方能放他回国。怀王非先定盟回国，不肯交地。但秦要先得地，然后再放人回国。怀王屡次受欺之后，总算学了一分乖，始终不肯答应秦的要求。 二年后（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乘隙向东北逃往赵国，求赵国护送回楚。赵畏秦，不敢收留。不久秦兵居然追至赵国，挟怀王又回秦，监视加严，无从再逃。同时秦仍继续向楚进攻，屡败楚兵。到公元前二九六年，怀王愤恨发病而死。秦把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全体的楚人无不悲悼。但楚人所悲悼的是怀王个人的命运。若由大局方面着眼，楚国的前途几乎完全是被怀王所断送的。 楚怀王在秦为虏时的心境如何，史上虽无明文，但我们很易想见他的悔恨与懊丧。今日的张伯伦大概还没有如此的可怜。但假设英国最后战败，恐怕那时的张伯伦就是第二个抱恨终天的楚怀王了！ （原载《战国策》第六期（欧战号）民国廿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940年6月25日） [book_title]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 ——中古哲学中与今日意识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人类自文化初开群聚而居以来，有意无意间就时常遇到一个很难满意解决的问题，就是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的问题。到底是个人为团体而生存，或团体为个人而存在？个人的利益高于团体的利益，或团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许多的哲学家，一谈到政治社会问题时，也不免要对此煞费心思。有的时代，甚至这是哲学界的中心问题。团体高于一切的说法，可称为全体主义；个人高于一切的说法，可称为个体主义。两种主义的竞争，在各国之内与国际之间，都是人类目前的切肤问题。共产主义与各形各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有全体性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都是有个体性的，但这些名词，今日都与入主出奴的情绪搅在一起，所以本文只能用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两词，希望可以少引起一点情感的联系作用。并且当局者总不免迷惑，为摆脱我们今日所难避免的局内成见，我们似乎可对从前一个相似的时代加以研究，虽不见得能使我们解决今日的问题，但最少可叫我们对当前的局面有比较客观而深入一层的了解。在整个的人类史上，于史料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可说欧西的中古时代是对全体与个体的关系最为注意的，当时的第一流思想家都费大部的精神去推敲这个问题。 中古哲学讨论这个问题时，采取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方式：就是共相对特相的关系。“形而上者谓之道”，共相是形而上的；“形而下者谓之器”，特相是形而下的。古今世界有无数的马，各马之间无论颜色、身材、速率、性格，以及身心的一切琐碎之点，没有两匹马完全相同。每一匹马是一个特相，并且是很“特别”很“独特”的特相。每个“特相”的马都是我们能见能闻能触的形下之器。但虽无两马相同，我们却毫不犹豫的总称古往今来所有的坐乘为“马”。似乎在一切能见能闻能触的形而下的马之外与之上，还有一切的马所以为“马”的原理，一个不可捉摸而仍然非常实在的形而上之道。否则既然没有两匹马相同，我们安能总称所有类似而不相同的四足物为“马”？一切的马所以为马的根本之理就是共相。 中古哲学家中，一派特别注意共相，认为形而上的道是唯一的实在，形而下的器只是偶然的外相，一切马所以成马的根本性质才是重要的；并且只有这个共相是实在的，一切个别的马不过是马的共相的临时表现而已。这一派的说法，在当时称为唯实主义：唯有共相是实在的。对立的一派，正正相反，所取的是一种常识的态度。具体的当然就是实在的，实在的当然就是具体的。并且只有具体的才能称为实在，只有一个一个的马古往今来实际的存在。虽然没有两匹马完全相同，但所有的马之间有许多主要的公同点，例如善走、可乘，特别是啸声，独有的鬃形等等。我们为便利起见，总称一切赋有以上各种特征的四足兽为“马”，这个“马”只是人类为自己的便利所定的“名”，本身并非实在。这一派称为唯名主义：一切所谓共相都是人定的名称，只有每个特相才是实在的。 这两派的思想，互相争辩甚烈。当初他们只谈一些不相干的例证，如马、狗、舟、车、花、木之类。但不知不觉间，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切身的问题，如教会、上帝、国家等。按唯名主义的说法，教会只是许多信徒所组合而成的团体的“名”，实在的只有个个的信徒。教会属于信徒，教会可存可废，全听信徒的便利。教会为信徒的利益而存在，并不能绝对的支配信徒。这种推论当然是大逆不道，绝非当时定于一尊的教会所能接受的。再如教会对于上帝有所谓三位一体的信仰，上帝是三而一的，“三”虽然不能放弃，但当时特别著重于“一”。若按唯名的说法，所谓上帝的“一”只是虚名，实际却有三个上帝。但由正统教义的立场来看，否认上帝的“一”是荒谬绝伦的异端，必须彻底的扑灭。再者，中古时代虽尚没有特别清楚的国家观念，但当时有一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在时人的政治意识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唯名主义也把它与教会同样的推翻，当然也非它所乐意承认。 唯名主义虽然是不合正道，唯实主义也不能负起卫道的责任，按唯实的说法，教会为唯一实在的主体，个个信徒只是属于教会而已，根本无足轻重。但当时的教会口口声声说是要解救所有的人，使每个人死后灵魂能升天堂，如何能说个人不重要？并且唯实主义讨论上帝的问题时，若推到逻辑的尽头，就成为泛神论。上帝是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共相，至高无上，大而无外，于是上帝就与宇宙成为一体，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上帝的一部分，都是上帝的表现，本身并无独立的存在。追根究底，只有上帝是宇宙间唯一的实在，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包的大共相。人类的灵魂即或存在，也不过是上帝神质之一粒的暂时射出，终久是要归还到上帝而失去独立存在的。既然如此，教会以及一切教会救人升天的信条典礼，可说都是庸人自扰，毫无必需的理由。 两派既然都不妥当，不久就有第三派出来，一个调和折衷的说法。提倡此说的最早名人就是十二世纪的巴黎大学教授阿贝拉。他认为特相与共相都是实在的，但特相很显然是具体而存在的，共相则不可捉摸，共相只存在于特相中。一个一个的马是实在的，但所以实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马都有“马”的共相贯乎其中，否则不能成马。似此，共相又属非常重要。但共相不可离特相而独立，不顾特相而只谈共相，共相就只为人心中的一种概念。所以阿贝拉的思想，当时称为概念论，这个说法，是否可以调和两极端的主义，是八百年来没有定论的一个问题。当时有许多人攻击阿贝拉，认为他的思想实际仍是一种变相的唯名论，与宗教的正道根本冲突。这种争辩，正在不得开交时，阿贝拉病死，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地解决了。 共相特相的问题，到十三世纪才得到教会所认为满意的解决方案。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全集由回教的世界输入欧西，十三世纪的许多哲学家就费全部的精神去吸收消化这位希腊大师的思想。此种潮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十三世纪中期意大利哲人圣多玛。他认为共相与特相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两者都是实在的，并且是不可分的。宇宙万象，形似混乱，但由畴范与物质的观点去考察，一切却又非常清楚，任何器物都有它所以成为器物之理，就是它的畴范，就是前一世纪哲学界的所谓共相。但每一器物又有它所依据的物质基础，所谓特相的“特”点就是由物质而来。畴范虽然只有一个，但没有两匹马的物质基础完全相同，因而产生了理同器异的现象，个性个个不同的现象。再进一层，畴范与物质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宇宙是金字塔式的，层次甚多，每级为物质，又为畴范，对下级为畴范，对上级为物质。物质为可能性，畴范为完成体；畴范是物质的目的，物质是畴范的依据。例如空气水分肥料推动一粒种子，一棵大树因而长成；种子空气水分肥料是物质，大树是畴范。把树作成门窗梁栋，树就又成为物质，门窗梁栋是畴范。门窗梁栋以及许多其他元素集合而成屋，门窗等又成为物质，屋是畴范。许多间屋合成一座建筑，屋又为物质，建筑是畴范。许多建筑合而成为一所庭园、校园或公署，建筑又为物质，院署是畴范。许多庭园公署和各种类似的建筑集团总合而成一个城市，建筑集团又成了物质，城市是畴范。再往上推，可及于一区、一国，以至天下宇宙。这不过是根据圣多玛的思想所举的一串相联的例证。宇宙间事物就是这样一串一串的无数物质畴范层叠形。宇宙间只有上帝是特殊的，他超脱于宇宙间的一切，他是纯粹的畴范，不杂有任何的物质。但他并非与宇宙无关的，宇宙间各种的畴范都靠上帝而存在。它们存在于上帝的思想中，上帝思想一物而其物存在。对于我们今日这个非宗教的时代，这个说法或者不免显得生硬，但由纯理论的立场来看，这至今仍不失为一种可以说得通的宇宙万象观。因为对于宇宙万象之所由来，我们除非是存而不论，否则非假定一个最后的无因之因不可。称这个无因之因为道，为太极，为太一，为绝对，为上帝，都同样的只是一个理所必有的假定而已。 圣多玛的思想，不久就被教会承认为正宗的哲学，历史上称他的思想为折衷唯实论：他著重于畴范，但不认畴范为绝对的。他对于上帝问题所论的那一套，与我们的主题无关，可以撇开不谈。他对于畴范物质关系的一般说法，却非常重要。物质与畴范，特相与共相，两者间的绝对关系既被打破，所以绝对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也都变成没有意义的论说。讲到教会与信徒，教会当然是畴范，信徒是物质。但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就是因为有信徒，无物质则畴范失所依据。反之，信徒为要实现人类的最高可能性，必须进入教会，物质而无畴范则永远不能达到它的最高目的。物质与畴范，特相与共相，并不是对立的，可说是相依为命的。个体与全体是不可分的，个体主义与全体主义都不妥当。健全稳定的时代，个体不是全体的牺牲品，全体也不是个体的工具，两者相生相成，全体靠个体而成立，个体靠全体而实现。 十三世纪是封建文化的最高峰，美满的哲学系统也于此时成立。任何稳定美满的时代，有形无形间实际都是服膺此种折衷的哲学思想的。只有在变乱的时代，极端唯实的全体主义或极端唯名的个体主义才占上风。十四世纪，封建文化渐趋破裂，哲学界唯名主义大盛。文艺复兴的运动也萌芽于此时，提倡人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到十五、十六两世纪间而变成意大利所风行的极端放纵的自私自利主义。同时，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以个人信仰自由相号召。这一切可说都是推翻封建文化与宗教文化的革命势力。到十七世纪，这种革命运动大致已经成功，以教会以封建为中心的文化局面至此已经消灭，一个新的稳定局面又已成立，历史上称之为旧制度：对内各国完全统一，对外列国维持均势，可说是一个美满的国际局面。后世的人承袭法国革命时的标语口号，对旧制度每多误会。当时的政治是普通所谓专制的，路易第十四世的“朕即国家”一语，最为后人所误解。法国的神学家包隋与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是此种专制政体的代言人，他们的文字，我们今日读来，虽然有时不免觉得繁琐，但我们能很清楚的明了当时对于专制君主的看法。君主不过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国家的观念已经很强，但一般人还不能想象一个抽象而无所寄托的国家，他们只能明白以一人为中心的国家形。人民当然属于国家，所以也就当然服从国家的象征，君主。君主的专制就由此而来。同时，国家也不是绝对的，君主对人民的福利必须顾到，人民有上书请愿的权利，实际也有上书请愿的事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折衷唯实论的制度，国家与人民相依相成的局面。 旧制度的盛期，也不过百年左右。到十八世纪，尤其是十八世纪的晚期，卢梭一流的革命思想家又起，提倡人权，提倡个人的自由。不久法国的大革命爆发，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口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与战乱的狂潮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后，才算告一段落，欧西的世界渐有呈显小康之象。但一般讲来，法国革命时期的个人主义，势力仍然相当的强大，欧美各国无论表面上如何的安定，骨子里个人主义的地位则嫌太高，所以局面总不能完全的稳定。各形各色社会主义的日趋兴盛，就是对于个人主义的一种自然反响，第一次大战后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各类的极权主义，代表一种更激烈的反动。第二次大战后的今日，典型的纳粹国家德意志，典型的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杂牌的极权国家日本，虽都已消减，但极权主义的根本潮流不仅没有减退并且有与日俱增之势，与民主主义对立的局面日趋尖锐化。今日以英美为主干的大西洋两岸的各民主国家，大致可说是代表唯名主义、个人主义或个体主义的。今日以苏联为中心的东欧各极权国家，是代表全体主义或唯实主义的，并且其主义并非折衷性，而是属于极端性的，人民完全成为国家的工具，毫无个人自由可言，个人人格的价值几乎全部被否定。这与民主国家的把个人捧得太高，一过一不及，两者都不是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世界若求安定，无论是国内或国际的外界的安定，或一般人心的内界的安定，都必须先求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过于轻视个人的极权主义与过于重视个人的民主主义一日不彻底变质，举世人心的惶惶无主的情境就一日没有解除的希望。 ［原载《中央日报》（昆明版）民国三十年三月十日第四版“人文科学”第十期，又载《周论》一卷十五期，1948年4月23日，略有修改］ [book_title]永恒的青年问题 青年问题，在今日是有世界性的。今日的人类，生逢大乱之世，一个人除非是得天独厚，修养独到，无论是年方二十或已逾半百，多多少少都难免有无所适从之苦。青年因为比较敏感，其痛苦或者更为明显，但中年人与老年人何尝没有苦闷？中国特别穷，特别弱，特别乱，所以人心的苦闷也特别普遍，但这绝非别国都是安乐乡之谓；世界各国，包括极少数生活大致安定的国家在内，无不深为苦魔所忧。这个问题太大，大至不可向迩，令人无从谈起。我们试把范围缩小，忘记今日的世界，也忘记今日的中国，只抽象的推研苦闷问题，尤其是青年苦闷问题，追求其中永恒道理的所在，或可使我们对于整个问题能够获得一个比较透彻的认识。 人性的一个根本的道理，而容易为人所忽略的，就是十五岁以下的童年与三十岁以上的成年，都是完整无缺的，最少是可以完整无缺的平和境界。十五岁以前，许多麻烦问题还没有发生；三十岁以后，多数麻烦问题都已经解决。只有当中这一段，急迫的问题纷至沓来，本来宁静的心灵四面八方地遭受冲击，其满心的苦闷之情，为儿童所不能想象，为成年所容易忘记，永恒的青年问题就由此发生。孔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是参透人性的至理名言，深值细细地慢慢地咀嚼。幼小时期，受家庭的保护，受父母教师的指导，物质的环境与意识的境界都有人为儿童安排停当，儿童也多能居之不疑，世界是有规律的，是没有根本问题的。但到十五岁左右，童期将尽，初次发现复杂的世界，过去以为没有问题的地方现在处处是问题，求知欲至此特别浓厚，这是真正开始“志于学”的时期。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个人在宇宙在群体中所占的地位，种种类此的大事，至此都成了终日在心中盘旋的问题。为解答这些问题，青年需要信仰，需要归宿，需要心灵有所寄托。随着时代机会，与个人秉性的不同，青年或者发现宗教，或者归依主义，或者专心于服务，或者沉湎于爱情，或者读书以至于成癖，或者穷思以至于发狂。表现的方式尽管不同，其求归宿的心理则完全一致。此时如有良师益友的鼓励，或有开明父母的指导，再逢比较正常的生活环境，那是莫大的幸运，苦闷的心情可以减轻，走入歧途的危险可以免除。如不幸而没有父母师友的合理协助，再加生活环境的严重压迫，青年而欲养成完整无缺的心灵境界，其困难实不可估计。两代之间容易发生误会，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三十而立”，成年人已经“立”稳，一切问题已经解决，未能真正解决的问题，因为时过境迁，也往往可以不了了之的置于脑后。如此立稳的成年，除非是想象力特别发达，对于终日东倒西歪的青年很难发生同情。至于想叫狂放的青年同情于平和的成年，那当然是妄想，青年既是青年，就根本无此能力。这种世代的对立，古往今来不知会造出多少家庭骨肉之间的悲剧。即或是最稳定的太平盛世，此种悲剧也不能完全避免；若遇到大乱之世，除了扩大多倍的根本困难问题不计外，各型各类的巧言令色人物必然乘机兴起为苦闷彷徨的青年制造许多不必需的苦闷彷徨，使世代轻微对立的正常现象变成世代严重敌对的反常现象。这正是今日世界所处的状态，我们中国不过是在此种状态的世界中占据一个最惹人注意的地位而已。 本刊月前出“青年苦闷问题”专号之后，陆续收到几篇文稿，或直接分析专号中的资料，或以专号为起发点而另外立论，都证明一般社会对于青年问题的注意与关心。我们把这几篇文字汇合发表，作为“青年专号”的检讨，并申论青年问题的永恒性如右，希望作父母的，作师长的，以及各部门的主管人士，都能提高警觉，设法缓和这个责无旁贷的严重问题。 （原载《周论》一卷二十二期，1948年6月11日） [book_title]出路问题——过去与现在 在纯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所谓太平盛世，都是人口比较少，生活比较容易维持的时代。并且在这种所谓太平盛世，不仅整个的人口少，人口中的人才也少。按中国的惯习，人才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在人才少的治世，每个人都可得到安插；少数不能安插的人在家做乡绅，在生活普遍安定之下，也可不致感到太无聊赖，况且随时尚有一官半职的希望。但太平日久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加，读书人也增加，有出身的人也增加。想做官的人也增加，求官而不得的人也当然增加。至此人口的密度也总是已经高到一般人求温饱而不可得的时候，所以人口压力最大时也就是读书人中失意分子日愈加多的时候。秀才造反，诚然是三年不成，但秀才若与别人联合起来造反，其力之大却不可轻视。历代的乱事，发起的虽非读书人，但事后谋划而使乱事扩大的都是读书人。民国初期的军阀内战，每次都有读书人从中挑拨，这是人所尽知的一个近例，其他较远或更近的例可以毋需列举。人才没有出路，在过去必定造成大乱。历史中若有教训可循，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一个教训。 今日的中国如何？人才是否过剩？由近代国家的标准讲，我们的人才显而易见的仍然贫乏的可怜。但所可惜的就是我们至今仍未成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由中国现有的条件讲，我们社会中求官或求其他职位而不得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在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做官，做公务人员，只是读书人许多出路中的一种，做官以外的出路还多得很。但在中国，做公务人员仍是一般读书人最宽最大的一条途径。若有其他的途径，都是又狭又小，能容的人极为有限。就根本上讲，政治社会的近代化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至于目前的救急办法，讲起来似乎很不中听，其实这是无从逃避的结论：就是各公务机关对于各项人才应当尽量的予以吸收。讲裁员，讲减政，这是任何人都可讲出一大套无懈可击的道理来的。但这些大道理无补于实际，只有增加社会的不安。半年前政府曾有裁员之议，当时本刊即曾指明其必不可作（见第三期社论），幸而试行后逢到困难，政府未曾严格的执行裁员的计划。各级政府一方面维持一个相当庞大的教育体系，每年送出大批的毕业生，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毕业生又不设法积极的予以安插，这岂不是最不可解的一种矛盾现象？与其如此，何不少办学校，少收学生？人才既已造成，就不能再听其自生自灭；听其自然，必定招致大祸。每年暑期，必有大批的青年出离校门，奔走前程。盼望政府各机关，社会各部门，都能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同情的考虑。这是助人，也正是自助；这是为个人，也正是为国家。 （原载《周论》一卷二十四期，1948年6月25日） [book_title]三个人的死 八九月之际，世界上一连串死了三位引人注意的人物。先是莫斯科传出，苏联第一等要人，史达林手下第一等红人之一的日丹诺夫突于八月三十一日病逝。继于九月三日，退位不满三月的捷克前总统贝奈斯氏，于短期的病后，逝世于捷克郊外的别墅。最后，迟至九月五日，方由莫斯科方面传出冯玉祥已在黑海中一只苏联轮上焚毙的消息，而焚毙的日期又有八月三十一日与九月一日两说。本已奇突的消息使人更自然的发生奇异之感。 日丹诺夫因为死时仍在盛年（五十一岁），死前又无生病的消息，并且他所主持的国际情报局又因南斯拉夫事件弄得焦头烂额，所以死讯传出后，在国际间会引起不少的怀疑与揣测。但揣测终是揣测，我们不愿对此再推波助澜。我们只要说，即或是一个纯因自然病症而终的日丹诺夫，在年事正强，并且有作史达林继承人的资格下而竟与世长别，他虽死也是不能瞑目的。 贝奈斯的抱恨而终，是任何尚有些微人类同情心的人所很易想象的。他本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在使自己的国家保持实质的独立的唯一条件下，向苏联向捷共可以作任何的让步，连东方一部的土地都可拱手送人而仍然赔上一个笑脸。但一切都是徒然，他被迫必须献出整个的国家，并且他的挚友与同道的马萨里克也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遭到横死。事已至此，为公为私，贝氏继续活下去都已没有意义，继续作总统将等于尸位素餐，甘作傀儡，所以他只有出于辞职一途。并且他不仅是向国人辞职，他也是向生命辞职。因伤心而致死的道理，或者是有些丧失人性的人所不能了解的。但一个理想高，神经敏，责任心重，人格深厚的人，如果他的根本信仰与半生事业都为不可抵御的暴力所粉碎，他的精神生命也会随着粉碎，他的肉体生命也会紧随于后，因小病而死，或根本无病而终的。我们相信，贝奈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关于冯玉祥，我们只愿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说几句话，因为从政治方面言，他的时代早已过去，今日由政治的立场对于他的死再下判语，未免无聊。但他既是一个中国人，而在外人的治下奇突的死去，凡属中国人，似乎都有权利问几句话。第一，冯氏以何种身份，手持何种护照，搭乘苏轮离开美国？中国驻美大使馆，美国国务院，与苏联驻美大使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都有回答的义务。第二，轮上起火的原因与经过究竟如何？一只海轮上耳目众多，按理对此应当不难解答，为何事过将近半月仍然杳无消息？第三，焚死的究竟有多少人，又为何人？三位冯女士中，究是哪一位与父同死，为何连在美国读书的冯公子亦不得知，还须可怜的请通讯社替他打听消息？与冯氏同死的一些所谓“不知名”的人，究为何人？他们既然侥幸与“知名”的冯氏同死，似乎他们的姓名与身份也不妨公布一下。第四，一个焚死的人而仍为他举行火葬，使人情不自已的发生多余之感。在火葬之前，对于焚毙的尸体是否有过详细的检查与报告，作为将来总报告的根据？第五，在整个事件中始终未提一字的冯夫人，九月九日忽然由莫斯科传出卧病莫斯科国家饭店的消息，这又不免令人发生奇突之感。冯夫人究竟是因焚伤而致病，因沉痛悲哀而致病，或到了莫斯科后才染上了严重的传染病？为何忽然一病，竟病到不准见客的程度？第六，两位幸免于难的冯女士，现在何处，情况如何，为何没有一点消息。 以上这个问题，我们也明知不见得有人肯于解答，但心中积郁，不能不照直说出，并提请每个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加以注意。并且生死之际，是人生的大事，这是今日许多人容易忽略的，藉此也提醒人们稍一关心！ （原载《周论》二卷十期，1948年9月17日） [book_title]人生的境界（一） ——释大我 大我小我本是佛家语，今日用为普通的哲学名词，把个人看为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扩形，宇宙就是大我。我们现在谈大我，就是由人类的立场来看宇宙。这本是古今哲学家谈了几千年的问题，本文不敢自谓能有新见，不过是根据我们今日所有的知识作一个常识的探讨而已。 宇宙一词在今日普通是指物质世界的总体而言，但原来此词含义较广：“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宇宙为空间与时间无限连续之意，有机动性，与最近西方的“时空”观念相同。宇，空间，整个的太空，是天文学的领域。宙，时间，有机的发展，是历史学的领域。这两者当然是分不开的，是同一现象的两方面，但为人心思维的便利，两者可分别观察。在空间，在物质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大至天象，小至落叶，无不有前因，无不有后果，无不与整个连续不断的太空息息相关，没有任何的一事一物能够真正消灭，大小的一切都在六合之中永留痕迹。太空是没有意识，没有明显目的，而永远堆积不已的一本大账簿，没有一分一毫的遗漏。在时间，在心灵方面，是意志的世界，高至人类，低至变形虫，无不有与生俱来的欲望，无不有追求不已的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死而仍有信仰与希望。空间是一笔大账，一个无穷的记忆；时间是一出戏剧，一个无穷的希望。太空与心灵，尤其是人心，是古今哲人所永不能解的两个大谜。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种现象，使人愈想愈发生敬生畏，就是头上的星天与心内的良知。”讲到最后，星天良知是人类一切思维的对象。 星天之大，大而无外，超乎人心所能想象的范围。人眼所见的星球，不过几千。但实际专就我们直接的星天而言，就是所谓天河、星河或银河，其中的星辰就有一千万万，整个银河之大，难以道里计。光的速度为每秒钟十万八千英里，须要十万年方能穿过银河。这就是天文学上所谓十万光年的距离。但银河只是“我们自家”的六合，此外天文学家已经清楚发现的尚有三万星河，天文学家知道存在的有十万星河，推定存在的有十万万星河。这十万万星河，平均各有星二百万万，合共有星为“二”后面加写十九个“零”的数目！这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世界，是最富于幻想的印度人的“大千世界”也望尘莫及的一种洋洋大观。然而这个推知的世界恐怕绝不代表全部太空。全部太空究竟有穷或无穷？若说无穷，这根本是人心所不能想象的玄奥。若说有穷，到底大过我们今日所知的多少倍？任何人都可随便猜想，没有人敢下断语。若有穷，既穷之后又为如何的境界？有穷似乎又变为无穷了！并且星球还非太空的唯一天体，星球之外尚有许多残碎的物体、沙砾与气体，好似是制造星球后所剩的残余废料。但废料却非常丰，专就我们的天河而言，其中的废料就足再制一千万万星球之需，可使我们星球的数目加倍！ 太空的形象原为浓厚的热气，云雾弥天，实际为无量数的原子运动不已。弥天云雾膨胀分裂为云块。云块缩为圆球。因中心吸力的关系，圆球缩小，成为星宿。星宿经过相当的时期之后，冷酷死亡，孤悬太空。今日的六合空中，以上的各种程序都同时存在：气体，气体成星，星宿死亡。我们依这万万千千星宿中的一个为生，寿命约为一百二十万万年，至今它大概只出生了二十或三十万万年，前途尚有九十或一百万万年，人类短期间尚不致无依无靠！我们与一切的有生之物，直接寄托在太阳的一个行星之上。我们除了确知地球上有生物外，太空中任何其他的角落是否尚有生命，我们完全不知。据今日所知，只有附于一个恒星的行星之上，方能有生命。但太空的星辰，绝大多数是孤星，没有成为太阳系。依概然律推算，在这极少数的太阳系中，又是极少数演化出有生之物。在这极少数赋有生物的行星中，又只有极少数演出有似人类的高等灵物。在无限的太空之中，地球虽不见得是唯一的有生天体，但可能是唯一产生了像人类这种彻底摸索的动物的一个天体。反之，当然也可能在我们的银河中，或另外的银河中，尚有更高于人类的灵物存在，对于宇宙六合的了解力远在我们之上。 若由上面的观点设想，整个的人类虽有二十万万之数，但全人类与每个人在太空中是同样的孤单，同样的渺小，同样的进退失据。英国从前有一个故事，比人类于一个孤鸟，比世界为狂风暴雨的严冬，比人生为冬野中孤立的一间温室。鸟在冬夜飞行，忽然穿窗户开放的温室而过，刹那的光明温暖后，就又返回冷酷黑暗的世界。以宇宙为起发点，我们绝难断定人类由何而来，往何处去，有否使命，有否归宿。这是使许多神经灵敏的人感到无穷痛苦的一个大谜。地球与太阳大概同时产生，至今已有二十或三十万万年。过去的时间，大半无生命而言，最低的生物大概是三万万年前才有的。至于初有人类，为时更晚，不过是三十万至五十万年前的事。然而那种所谓人类，并不是我们今日人类的祖先，所谓爪哇猿人、北京猿人、海德堡猿人等等，以及许多可能今日尚未发现遗迹的古人类，都是今日早已消灭的许多各自不同的物种。至于今日人类的形成，只是两万年以前的事，可能尤晚。假如生命有目的，先前的各种人类似乎代表屡次失败的尝试。最后一次试验就是我们，此次是否成功，只有未来的人类或更高的动物能够判断。 以短促不过一两万年的人生，处在太空一粟的地球之上，而与寿命不可思议的全部六合相较，人类的渺小真是小无可小的。为达到伦理的目的，为培植谦德，这种看法也未可厚非。但反过来讲，这种看法也可说是极不正当的。有生以前的一切，所代表的只是简单的存在，机械因果，一笔无特殊意义可言的旧账。生命，尤其人类生命，尤其最近一两万年的人类生命，所代表的是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无限的追求，整个是有意义的。时空无限的宇宙能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人类给它的，否则宇宙只是狂风暴雨的黑暗严冬而已，无再高的意义可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为动物。其他的动物都无此种知觉，所以永为动物。人类是动物而又超动物，所以为人。由六合而观有生之物，任何有生物无不渺小。但其他动物都不自知渺小，所以真正渺小，只有人类感到自己渺小，所以伟大。也正因如此，所以人类在一切的有生之物中是唯一有精神上的痛苦与悲哀的。人类力量有限而知识甚高，欲望无穷。小不足道的地球诚然不能满足人类的欲望，但无边的太空又何尝能使人类满意？宇宙尽管大，但人类所希望的，所追求的，较宇宙尤大。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希望由天文、地理与人事历史之中找到一个使他心满意足的答案。但两万年来答案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能使他满意。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这一切赋有意义，也就是因为经过了方寸的融化，这就是理学家所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道理。人类总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解脱，求出路。人类对于比较不切实用的天文学与历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最后的原因在此，这两者是对空间与时间要追问到尽头的学问。追问后所得的解脱与出路，各代不同，但至今尚无一个令人长久满意的解脱方法或最后出路。 人类的无穷追求，是否自欺，是否永无达到目标的希望，是否无最后的意义可言？今日的人类，用今日所赋有的理智，对于这个问题恐怕是永无得到可靠答案的可能的。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一个变形虫的世界；即或假定它有理智，它的世界的简单与渺小，也几乎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再往高处讲，我们试想犬马的世界，它们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已有一部的交错点。我们所见的天象，它们或者有时也能看见一部，但印象必非常模糊。地面上的一切，人类所见的它们也都能见，但对它们大概只代表饮食，阻碍，与不相干的触眼物而已。连最初所有的几种原始人类，他们的世界恐怕也比犬马的世界扩大或复杂不了许多。至于今日人类的复杂世界，不只是变形虫与犬马所不能了解，连爪哇人与北京人也不能梦想。同时，我们也可想象较远人类世界为复杂的心境，不是今日人类所能理解的。生命既是宇宙而生，必与宇宙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今日无从知道关系何在。看到这一层高于一层的心界，我们如果勉强下一个肯定的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个如何的力量，要自知自觉，要观察自己，要了解自己。生命就是此种力量的表面化。经过种种的试验与逐步的前进，最少在太空的一个角落里有了我们这样的人类，代表一种相当高的自觉力与自知力，人类的一切快乐与痛苦也就由此而来。但人类是否代表自觉生命的最高表现？想到生命史的长久，想到我们降世的短促，使我们难有理由相信地球上将来不会再有高于人类的动物出现，或宇宙的其他角落里没有高于人类的灵物已经出现。这些将来可能会有或他处可能已有的有生之物，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力必在我们之上，他们的“大我”必更伟大，更清楚。我们不能想象他们方寸之中的世界，正如犬马不能想象我们方寸之中的世界一样。这当然是猜想，甚至是幻想。但人类在今日的一球之上是唯一赋有幻想能力的动物，我们为何不可尽量发展我们的幻想？ 是幻想，也可说并非完全是幻想。所有的人大概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大体平常的生活过程中，有时忽然有超过普通人生之感。因生命中过度可悲，过度可喜，或过度奇异的遭遇，使日常的人生丧失意义，而有种超脱一切又明了一切的感觉。伟大的诗品，不朽的艺术，超绝的音乐，都是此种心境下的产物。诗人与艺人是常在此种心境下生活的人，他们的作品能感动我们，也就是为此原因。一般人此种一纵即逝的心境，是生活中最浓厚的段落，只有在此种段落中我们才有超尘之感，好似与宇宙化而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然而此种心境最浓厚最深刻的，是宗教家。所谓宗教家，不是烧香拜佛或作礼拜的宗教信徒，他们不过是利用与误解宗教家的发现而已。真正的宗教家是人类历史上少数的创教圣者，如耶稣、释迦、庄周之类。他们都是生于此世而又超过此世的非常人物。他们并非厌世，而是看此世为无关宏旨，宇宙间另有高尚道理的所在。南北朝隋唐的佛教盛期，中国有许多释子能有此感。禅定修行，不起知情意的作用，一时杂念完全消失，倏然之间一片光明，内不见身心，外不见世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见道心，不见外物，最后达到无碍自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境界，与宇宙化一，明了宇宙人生的一切。这个境界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释家称它为顿悟，为成佛。战国时代的道家也有同样的说法，称为天乐。基督教称此为神化，为与神合一。凡是有此种经验的人，一切怀疑全部消逝，自信已知最后的真理。我们这些无此经验的庸人，若平心静气去观察，对这少数特殊人士的经验当如何看法？无聊的讥笑不必，全部的接受不能，最好是看它为宇宙之中自我表现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预示。今日的人类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与觉力。或进步不已的今日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 （原载《周论》二卷十九期，1948年11月19日） [book_title]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多年来中国学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道理自然就能看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生于某一时代若对那一时代一切的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而全不了解，则绝无明了历史的能力。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验，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绝无明了的能力。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 上面一段话或者不免过于抽象，意义不免过于晦涩，但我们举出具体的例证之后，问题大概就容易看清了。在任何民族的生命中，历史的了解力或警觉性都是为时甚暂的一种活动。中国秦汉以下的二千年间史料的丰富使人气闷，以史家自命的学者车载斗量，但始终没有一种历史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二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虽间或有小的波动，但一向绝无真正的变化革新。一人身处完全静止的环境中，整个的人格，整个的心灵，也都是静止的。此种人格所影射的一切也当然是静止的，对过去真正停滞的时代当然看为停滞，即或对于活泼生动的时代也难以看出道理。因为人格中所完全缺乏的，绝难在外物中找到：正如宇宙中有许多颜色与音响为人类的耳目所不能见闻的一样，因为这些声色超过我们感官构造的范围。一个患贫血症的人格，对于机械的史料或者还能做点排列的功夫，遇到富有意义的史料反要手足无措，二千年来对于战国以前的历史毫无办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对于所谓三代文化的憧憬与崇拜，证明一些空虚无物的人格仍能感到战国以前的伟大：但伟大处到底何在？却是二千年来无人能够了解的一件事。大致讲来秦汉以下改朝换代的平淡故事，同化了全部的中国历史，所以三代也不过是三个朝代而已。这是如何可怜的一种看法！ 一个民族历史警觉性的最发达的时间，不过二百年。前此是信仰混沌的阶段，虽有历史命运的向往，但无清楚的观念，根本谈不到对历史的了解。此后则一切都糊涂渺茫，思想与想象都微弱到苟延残喘的地步，正如我秦汉以来二千年间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二百年的非常时代，是文化的最高峰，民族的事业达到顶点：向后回顾，来龙清楚；向前瞻视，去脉分明。这是人类心胸最开朗的时代。但绝峰之上，难以久留，明古知来的幸运阶段转瞬即逝。前此的心地光明一变而为一塌糊涂。这个短暂的幸运阶段在中国就是战国时代，在欧西就是今天。 中国的战国时代，前后二百五十年。欧西自进到战国后，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历史的了解力或警觉性并非与时代始终的。时代的初期警觉性仍甚微弱，到末期就又趋于模糊。真正发达的时期，还不足二百年。中国此期所遗于后世的唯一作品就是《左传》。《左传》是战国前半期的作品，在当时可说是一部通史。殷商西周的事迹，当时已不十分知清。著者为慎重起见，由平王东迁后开始，叙述到著者生前的九十年间为止。全书的线头虽然非常复杂，条理却十分清楚，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对春秋时代整个的国际局面以及少数大国的内部状态都能一目了然。当然只有大手笔才能有如此成就，但是大手笔必须生于大时代才能具有如此魄力。春秋时代虽然在前，但我们今日对它的认识远胜过战国，就是因为关于战国时代没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试想，若无《左传》一书，我们今日对于春秋时代岂不也要如对西周一样的恍恍惚惚？ 欧西对西史的了解，由法国革命开始。法国革命前尚无名实相符的史学。今日唯一认为有史学价值的革命前的作品——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价值在文字而不在史解。革命方兴，了解力仍甚薄弱。到一八五〇年左右，历史的警觉性才成了知识阶级全部人格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少数哲学头脑特别发达的人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有比较彻底的认识。由一九〇〇年到今天，欧西人的历史意识可说已发达到最高峰。而今而后，只有倒退，难有再进一步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思想渐受统制。这种趋势，只有日愈强烈，减轻的期望很小，消灭的可能绝无。此种非理性，反理性的新神秘主义，最多不过五十年后一定要成了笼罩整个欧西文化的弥天黑云。独立的思想渐被扑灭，历史的了解也必同时消亡。史学的消灭与哲学结束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五十年后，欧西思想界一定要有类似杂家者出现，杂家是哲学发展的丧钟。同时史学界也必要开始呈现司马迁《史记》的没落形态。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得一泻千里真可惊人！ 战国时代为何能明白过去历史，因为战国时代的文化最为复杂，最为紧张；任何时代的任何事迹在战国时代的心目中，都不至显得生硬。反之，比较简单松懈的时代，对于战国时代根本无从了解，因为战国的许多潮流与线索是其他时代的人所不能想象的。只有复杂紧张的战国才能产生少数特别复杂紧张的人格，只有这种人格才能对古往今来的一切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此种能力，在春秋以上，在法国革命以前，绝无出现的可能。中国到吕不韦时代，欧西到二千年左右，这也就成为无人能够想象的一种异能。 我们混沌的过了二千年的静止生活。今日幸逢欧西的盛大时会，受了外力的渲染，又第二次的得有明了历史的良机。深望国人善于利用机会，把埋没二千年的历史彻底寻出一个条理，不要终年累月的在训诂考据中去兜圈子。中国只要不亡，此后千万年都是我们可以尽情沉湎为训诂考据的时间。真正明了历史的机会，却是一纵即逝，最多不过还有五十年的工夫。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于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 尤有进者，欧西人无限的欲望与追求，使他们发现了许多古民族历史。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罗马的发展经过，今日欧西人所知道的，在许多方面比较古民族自己当初所知道的尤为清楚。这种扩大心胸的机会是如何的难得！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原载《战国策》半月刊1940年9月第十一期） [book_title]近代化中的脑与心 近百年来我们谈维新，谈变法，谈西化，谈新文化，谈科学救国等等，有意无意间可说都是一种使中国成为一个近代的国家的企图，对于近代化的方案，容或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对近代化的目标，今日已无人否认。然而我们一向对于近代化中人的因素，似乎只是偏重脑，而忽略心；偏重近代文化的认识，忽略近代人格的造就。传统的心理学，认为人格有三方面：思想、感情、意志。由常识的立场来看，还仍不失为一种便利的人格分析法。思想虽然重要，但一个人格的特殊点，往往在乎情感与意志。受了外物的刺激，情感被冲动，因而发动意志，表现为行为。在这全部的过程中，思想不过是情感与意志的工具而已。我们判断一个人，说他好或坏，善或恶，和气或粗暴，慷慨或吝啬等等，这都是关于情感与意志的评判，与思想并不相涉。我们即或说一个人头脑不清，实际也不专指他的思想混乱而言，乃是说他对于情感的冲动与意志的运用不能善自驾驭，因而行为失常。并且按最时髦的心理学的说法，认为我们的思想大半只是情感与意志的辩护者，我们做一件事，往往只是高兴如此，并没有充足的理由，所举的一切理由都是意志决定之后，甚至事成之后，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已。可见无论按传统的说法，或按最新的学说，人格的要点都不在思想，而在情感与意志。要中国近代化必须中国人近代化，空由西洋各国搬运许多制度名物的架格，绝不足以谈近代化。例如近些年来，谈民主或立宪的人很多，许多专家能把欧美各国一切的民主理论，宪法发展，政党组织，立法程序，说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但他们一旦从政，把这一切很快的就忘得干干净净，举止行动无意间又返回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旧轨。他们即或不从政，在一般日常的生活与行为上，往往也不能发挥民主的或守法的精神，旧日士大夫的许多恶习大半仍不能去掉。此种矛盾的现象，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连多数所谓专家也只是脑中充满了一堆专门术语与抽象知识，他们的心，他们人格的最深处，情感与意志，并没有近代化。又如生活须有规律，精神应该振作，这是每个近代国民都当具备的习惯。这个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国中人少数得有机会到欧美去留学或服务的人，也都亲眼见过一个比较规律振作的社会，他们自己或者也会无形间度过几年规律振作的生活。但回国之后，这一切也渐都忘记，饮食起居并无定节，在职服务并不振作。职务机关的刻板工作应付过了之后，剩余的时间大多不能用于自修与晋修，上焉者平白虚度，下焉者则在戏院赌桌消耗了大好的光阴，把大有可为的才学弃置荒废，丝毫不知顾惜。虽了不是所有的人，一闲起来，就手足无措，但如此类型的人物绝非例外。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对于规律振作只有抽象的认识，但规律振作的精神一向并未渗入他们的人格深处。 又如自重与互信，是近代复杂社会的必需条件。人人自重，分内的事无需别人督催而自动去做，非分的事不去偷机妄作。同时大家都能互相信赖，相信别人都能自重，自己也当然自重。许多国人所崇拜的民主国家，此种精神特别发达，民主精神所以能浸入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的，也就是因为多数的国民都能自重互信。否则人人都投机取巧，相互猜忌，各人大半的精力都费在互相的防备与明争暗斗上，各种的努力都相互抵消，更有何近代化或民主可言？这个道理，我们何尝不明白？但明白自明白，却不能见诸实行。学校的团体较小，各分子的程度较齐，应当是发挥自重互信精神的最好环境。撇开一言难尽的中小学不论，专讲最高学府的大学，在有的学府中，考场往往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场所。一二十人的小班大致还无问题，百人左右或再大的班上，夹带与各种作弊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一部分人既不能自重，互信的风气何从产生？比较单纯的学校中尚且如此，我们何能希望复杂的社会中能养起自重互信的精神？在真正近代化的国家中，考试作弊虽非绝无，但的确是例外的现象。考试时教师不监堂，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学生自重，师生间能够互信，同学间也能互信。美国某校有一名教授，双目失明，但他的班上多年之间向无考试作弊的事发生。这不只是自重的问题，并且也牵涉到侠义的问题，教授失明，是弱者，若在他的班上作弊，就是欺侮弱者，是不侠义的行为，是不自重的极端例证。所以连在其他健目教授的班上或可作弊的人，到这位盲师的班上也绝不肯作弊。一般学生的此种态度，与思想毫无关系，完全是情感与意志的根本问题。 类此的例，可以继续列举，多至无限。但举一反三，大家都可体会。从政的人，各种的专业人员，大学学生，都是政治社会的领导者或候补领导者，对于近代化的理论都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但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的，仍多是传统的一切。这并不一定是可令人悲观的现象。文化的惰性，传统的磨砺，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打破的。所谓近代精神的种种，中国在春秋战国列国并立互争的时代，大半都有。荀子在疆国篇讲到秦国的情形说：“入其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入其家门，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我们若把上面这一串“古”字改读为“近代化”，仍照样的通顺！并且此种“近代化”的情形，不会是秦国所独有；列国莫不如此，最多也不过有一些程度上的分别。秦汉大一统以下，中国的社会日趋沉寂，政治日趋消极，战国以上“近代化”的精神已没有维持的绝对必要。二千年来，近代化的各种道理，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仁义礼智信，如礼义廉耻，虽仍谈得很热闹，但大半都成了文章资料与口头禅，实际一离开家族的范围，就几乎完全是尔诈我虞敷衍了事的世界。我们在此种僵化的世界过了二千年的生活，今日忽然又被卷入与春秋战国相似的一个新的近代化世界，一统独尊之下的传统办法当然全不适用。但根深蒂固的陈旧风习，一时又不能全部改变，各种使人不满意的现象自然发生。此种缺憾的补救，并无捷径可循。思想与知识，可靠教育来充实。情感与意志，虽也可受教育的影响，但教育的影响究属有限，最少也是很慢的。抽象的知识，可以灌输；人格的转变，须靠潜移默化。灌输可以速成；移化不能性急。大家若能自觉，认识自己情感上与意志上的弱点，这种移化的过程或者可以稍微缩短，十足近代化的中国就可比较早日的实现。 （原载《北平时报》1947年7月13日） [book_title]史实，现实与意义 历史学特别注重事实，某年某地会发生一个重要战役，二百年前的某政治家曾在某种情形下作了某一种决议，这都是历史的事实。再如群众暴动，宗教家的牺牲与宣传，哲学家的辩理，文学家的创造，科学家的发现与发明，也是史实。我们在史书中读到这种所谓史实、普通就自信已经“知道”这些事实，“知道”历史。但一般人所谓“知道”究竟能否称为“真知”？例如《史记·秦本纪》中记载秦穆公薨，“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这件事实看似很简单，然而我们心中如果只有一百七十七个人为秦穆公殉葬的一个数目的观念与凄惨的情景，那不能说是真正“知道”这件事；当时的人对此事的看法绝不如此简单。我们必须深切了解古代对于死后的全部信仰，此种信仰如何必然的产生了殉葬的惨酷办法，再由《诗经·秦风·黄鸟篇》中想象殉葬时的图影，并把这一幅图影在想象中放在当时整个的宗教环境之中，然后这段史实才算在我们心中发生“意义”，不仅是表面的“知道”而已；不再是抽象的印象，而成了具体的活的景象。 不只过去的史实如此，目前的现实也同一理。我们每日在报纸上所见到的消息，即或是从头至尾逐字阅读，也未见得我们就真正了解前一天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一切大事。例如据十月中旬伦敦消息，恐怖分子曾企图谋杀英国外相贝文，一般情绪颇为震动，警探出发，严加戒备。消息简单，没有任何说明，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恐怕很容易认为这是英国政治上的一个不合理的波动。笔者不敢说这个看法一定不正确，但英国虽已大不如昔，然而英国的政治尚未发展到以暗杀为手段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假定，想要暗杀贝文的不是反对他的政策的英国人。既不是英国人，唯一可能采此下策对付贝文的恐怕是犹太人。这个推论如果正确，只有犹太人要暗杀贝文的一个模糊印象，仍不能说是明了这段消息。我们必须认识巴力斯坦为三大宗教的公同圣地的根本事实，认识中东地带在近代史上的军略地位，认识第一次大战时期英国由于种种原因所发动的犹太移民政策，认识大英帝国今日非收缩不可的重大苦衷——把这种种认识综合为一之后并将那个综合认识放在今日世界大局的适当位置中，然后我们才能说是明白了这段简单消息的真正意义——无论谈往事，或讲近事，必须那件“事”经过我们的“心”的观察与消化，外物与内心发生一种活的联系，甚至可说外物须变成内心的一部，与我们人格发生不可分的关系，然后外物在我们心中才有意义，无意义的机械“知道”不能称为真知。由此点言，一切的历史知识与现实认识都是主观的。事实的判断与辨别可以客观，事实的了解与认识必须主观，并且非主观不能算为彻底明了。既然如此，只有抽象的知识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情感发达，想象活跃，经验丰富，方能明了过去与现在。论情感，一个人如果生性冷酷淡薄，除了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努力外，全无野心，他可以读破万卷书，仍然不能了解拿破仑的横行，或希特勒的莽干，也不能认识一些南北极探险家的事业。他对这些可以肤浅的“知道”，但这些在他心中不能发生意义，他根本不能感觉这些究竟是如何的一回事。严格地说，只有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经验，我们才能了解。一个没有经验与拿破仑相同的事业的人，不能了解拿破仑。但如果如此，世间将不能有一个历史家或政论家。由这个严格的观点着想，必须一个亲自经验过人类一切可能的经验的人，方能明了历史或论断世事。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无论能力如何高，机会如何好，也不能把人间一切可能的经验都一一尝试。补救这种不得已的缺憾的，是想象力。我们不是拿破仑，也没有作过近似拿破仑的事，但多数人都有自己的野心、志向与奋斗精神；举一反三，对于拿翁的心情我们应当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不出家，也不想出家，但每个人在一生之中总有一次或几次或长或短的时期对人生感觉厌烦，恨不得摆脱一切，一了百了。我们若凭想象力使这种心境重现于自己的心目中，对于释迦牟尼的人格与行为就不难发生同情的了解。许多人没有上阵打仗的经验，但任何人一生之中，尤其幼年，都有过打架的机会，最少见过别人打架，也见过团体竞赛与儿童或真或假的群斗；若运用想象力，我们不难由此而意会过去历史上的战事情景。 但一个人的经验终究有限，不只许多具体的经验我们没有，连类似的经验我们也往往没有。例如一般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海战的情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就一生没有见到海洋或搭乘海船的机会，安能想象海战？读书的最大用处也就在此。一个人可以未曾见海，但如果有想象力，可从他人描写海洋与海战的书中使自己的心里浮出一幅海洋图与海战景。一个人亲自经验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人广事涉猎，由他人的经验之谈中想象人生的一切经验，是不太难的。读书当然是作任何学问的必需途径，但要明了历史或观察世局的人尤非多多读书不可，不只数量多，种类也要多。必须无书不读，方能无事不解。否则对于往事与现实的知识容易成为心中的模糊印象，不能成为与自己人格化一的亲切意义。自己人格中完全无有的事，外界发生此类事实，我们也不能了解。历史与时事的彻底认识，可说是一个人自己人格的一种内发的发展。人格的贫富不一，相差可以很大。所以有的人可以明了自己民族全部的历史，并进而与整个人类的发展精神连贯，在想象与意识中化自己为这一切的一部，也可说化这一切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部。这是最高的历史警觉。然而这始终是理想，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但在知识流通的今日，我们可以把它变为一个追求的目标。反之，有人正如陶渊明由另外的立场所推崇的桃花源人士，不知古，不知今，不知眼前之外尚有世界，他们的宇宙限于现今与此地的一点，对于古往今来的一切全无意识。此种人遍世皆是，未受教育的人当然属于此类，已受教育而过度专一的人，专到本门之外一无所知也一无兴趣的程度的人，也与此相差不多。往古来今的一切，只是每个人的心里乾坤，每人的心中各有乾坤，乾坤的大小就要看心胸的广狭了。 （原载《北平时报》1947年10月19日） [book_title]五四献言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及其他首都各校的学生三千余人所举行的游行示威，就动机与结果言，有双重的意义：一为爱国运动，一为新文化运动。时间虽已过了二十九年，我们今日纪念五四，不仅是例行故事的纪念，就那双重的关系讲，五四仍有活的意义，仍大有纪念的价值。 爱国运动的五四，是由外交的刺激所引起。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日本乘着国际的空隙，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并强迫自顾不暇的协约国承认它得以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在战事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中国虽以战胜国之一的资格出席，但发现强国之间的秘密协定是支配国际的最大力量，战胜战败的关系反居次要，我们的代表虽然力争，仍不能改变山东问题的强权政治条款。当时普遍全国的忧郁愤慨之情，我们这有过类似经验的第二次大战后的一代国人，应当不难想象与了解。但空的忧愤无济于事，代表全国把忧愤之情发泄为有效的行动的，是当时政治中心兼文化中心所在地的青年学子。他们本于爱国的纯诚，无需任何人鼓励或领导，完全自动的聚有三千人之众，到总统府请愿，并到英美法意各公使馆，表示国民的真正意见。首都的学生登高一呼，全国各界群起响应，上海学界首先继北京后而罢课，全埠的商界并联合罢市，无组织与无从用行动表示态度的一般人民，也无不对学生完全同情。宣传的技术，当时尚未发达；谣言的制造，也尚未成为群众运动的工具。学生所得的普遍同情，是完全自发的。也正因如此，所以效力特别大，到六月十一日，政府只得顺从舆情，罢免亲日的曹章陆三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国民的督促与援助之下，也得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国民外交成功的显著例证；无论今日或千秋之下，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必都承认这是学生运动的一大功绩。 专就爱国的意义言，五四运动已是不朽。但以五四为机缘，引起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这就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少数人虽然在言语上或行动上不免走极端，但运动的主流是正当的与健全的，在蔡孑民，胡适之，及其他各位大师的领导之下，智识青年用最开明的态度研究一切，批评一切，考量一切，希望对一切都能得到合理的与应合时代的新标准与新结论。当时对于一切学术文化问题都运用科学精神，也就是不顾一切的求真精神。在全部中国历史上，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求真的，除了先秦诸子外，恐怕只有五四时期的少数有名学人与一群无名学子，及今思之，仍令人不胜其向往之情。来中国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以友人的态度对中国作种种的逆耳批评之后，曾毫无保留的承认，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自由探讨精神，虽在以自由自豪的欧美各国也不多见。这在当时的确并非过誉，摈弃一切成见而唯真理是求的态度，的确普遍于整个的学术界。中国之能有今日，一部要靠新文化运动。对于今日的文化现状，我们无人满意，但我们开始追随世界潮流，还是来自五四以后一批学人的勇于介绍与勤于研讨。我们今日仍然落伍，但已知道落伍之处何在；在五四之前我们只是感觉自己落伍，而不知究竟如何的落伍。这种民族的与文化的自知之明，是五四运动的另一大的功绩。 今日追忆既往，纪念五四，同时也当展望未来，发扬光大五四的精神与五四的事业。爱国运动是弱国的现象，强国无需公开的表示爱国，爱国就包含在国民的日常工作中。二十九年后的中国，仍是弱国；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也颇似第一次大战后的中国，仍在秘密协定，阴谋破坏，与花样不断翻新的强权政治之下委曲求全。时代不同，爱国表现的方式或也无需尽同，但凡属国民，今日必有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青年学子的心情，方能无愧于衷。讲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的热烈情绪当然没有永久保持的可能，但我们都当承认，文化运动尚未结束，文化运动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五四之后，是我们彻底近代化运动的开端，今日全国公认的建国需要，就是学理的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化的表现。文化的巨流，曲折甚多，外相时变，但内里的线索是恒久的。我们纪念五四，须认清它的恒久部分，各尽所能，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 （原载《周论》一卷十七期，1948年5月7日） [book_title]时代的悲哀 今日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大的动乱时代，到处都是问题，每一个问题又好似都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以致人心普遍的不安，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忧虑心理所笼罩，一若非常的大祸随时就要临头的模样。但我们若随便找一个警觉性锐敏的人去问，今日世界的问题究竟何在，他恐怕又将无辞以对。若问一百个人非要答案不可，很可能要得一百种不同的说法。若说今日的问题，是社会不公道；诚然无人否认。但过去较今日尤不公道的时代尚多，当时似乎并无今日的普遍的失望，若说是经济的不景气，生活有困难；这也是人有同感的。但就经济上讲，过去的时代很少能与今日比拟，今日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并不超过历史上多数的时代，恐怕多数人的生活还远优于前代；但过去的人并无今日的不满与悲观。若说是政治不合理，那也是任何人都可接受的说法；但政治的完全合理，一向只在理想世界存在，并不属于实际的世界，而从前生在实际世界的人类并不如我们这样的总有不可终日之感。 “哀莫大于心空” 根本的问题究竟何在？或者无人愿意武断的作答。但我们为备一说，不妨认为今日世界最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乏信仰；“哀莫大于心死”，似可改为“哀莫大于心空”。今日的人心，普遍的空虚无主，所谓对政治、对社会、对经济、对一切的不满与反抗，主要的都由空虚而来。我们为清楚起见，若极端的讲一切不满的表示、一切反抗的行动、一切清楚的或不清楚的、说得出的或说不出的欲望，可说都是藉口，都是内心烦恼状态下向外找发泄对象的一种活动。一般人所喊的、所作的、所追求的，并不代表他们内心中真正的要求。所以他们表面所悬的目标即或达到，他们仍是不会满足，恐怕还要找其他的发泄对象，以便排出他们心中的无穷闷气。 基督教维系不了人生 我们以上的话，并非专论中国，也非特指欧美而言，这种时代症是有世界性的，中西各国都不能免。先讲西洋，过去支配欧美的人心的是基督教。任何痛苦，任何混乱的时代，人心中都有基督教的信仰作为生活的指针，最困难也不致完全无望。心安理得，身外的一切问题都比较的容易应付。即或应付不了，也不致有漂泊无主之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十九世纪是最后的有信仰的时代，大体上讲，十九世纪是浪漫主义的时代。对于三四百年前盛行的、法国革命才完全推翻的封建制度，与封建制度下的宗教神秘、社会状态、人生理想，欧美的人类发生最后一次的回忆与无限温情的向往。对于封建时代的历史，欧美人士是到十九世纪才彻底研究的。对于封建时代的文化，欧美人士是到十九世纪才真正的赏鉴的。十九世纪的人不一定都信宗教，然而都有宗教的精神，靠着宗教传统所赐予的余力，一般人对世界仍然乐观，对宇宙仍有希望，对人生仍认为是有无限的前途，半宗教的半科学的无限进步论可说是十九世纪的中心信仰。所以有人称十九世纪为“希望的世纪”，能说清楚的人或者很少，但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怀有无穷的希望。这个心理的乐园，及今思之，已是梦境。点破这个幻梦的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大战的欧美人类，都渐渐感到十九世纪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是末世前夕的一种盛世追忆。这种感觉，到第二次大战的今日更为普遍，普遍到无人认为值得多谈的程度。今日欧美的人心是没有希望的、没有信仰的、没有前途的，只有对于身外的一切乱事抨击，以求得一种临时的虚伪安慰。这种安慰有如鸦片所给的安慰，没有真正满足之时，并且恶瘾愈来愈深，终极的前途是整个的毁灭。 中国的家族主义也失了效用 中国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虽与欧美不同，但因受了强有力的西洋的一百年的动荡，我们今日已经不由自主，在大潮流上无法逃脱欧美的影响；欧美的精神空虚，在中国也同样的出现。中国原来也有宗教，就是家庭主义或家族的崇拜。所谓拜祖，并非拜祖，而是拜祖先所象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整个家族，就是“拜子孙”也无不可。周代的铜器上，多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一类的字句，这是家族主义最清楚的表现。讲孝道，讲三年丧，讲繁杂丧服制度，这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教行为。个人之前有无穷世代的祖先，个人之后有无穷世代的子孙，个人只是个无穷之间的一个小点，个人的使命不是自己的发展，而是维持无穷的长线于不坠；有助于维持此线的个人发展，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发展。人生不能专为自己，必须有大于自己的理想目标，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的。这是古今一切宗教的共同点。中国自四千年前文化初开起，就选择了家族生命与家庭发展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四千年间并无根本的变化。佛教本是一种反家族的或非家族的宗教，但传入中国后，就很快的中国化，轮回因果变成家庭的盛衰的一种解释与保障，超脱七世父母的盂兰盆会在一般的意识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礼。至于与家族无关的佛学奥义，那是少数人的研究题目，并非一般人的信仰对象。这是家族主义根深蒂固的明证，把一种反家族的外来信仰也变成维持家族的一种助力。 但这种局面今日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或已微弱不堪，不能再作为满足人心的一种精神力量。过去一个中国人的全部需要、全部欲望、全部的精神要求，都在家族的园地内得到满足。成年后，就结婚，生理的最大需要已无问题。娶妻后就生子，自己上下衔接，自然感到成为无穷世代中的一环，精神已有寄托，无须再有更抽象更超然的理想或信仰。娶妻生子后若有新的发展，也不过是作一番光宗耀祖扬名于后世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事业；否则只在家门之内安分度日，身体精神两方面已都可没有空虚之感。但今日情势大变，成年后不一定娶妻，娶妻后不一定生子，即或娶妻生子，因为家族的环境已改，也不能再满足一个人的全部精神需要。凡是一个中年人以上的青年，总有空虚之感。仅打个人的小算盘的终属少数，多数人都要把自我扩大，追求超然的理想。而可悲的就是旧的理想已不适用，西洋也不能给我们一个完全满意的新的理想，许多青年只有左右彷徨，无所适从。 俄罗斯民族的新生力量 西洋的发展如彼，中国的发展又如此，按理今日是到了宗教复兴或新宗教创立的时会。但最少在目前，所有旧的宗教都无复兴的生力，新的宗教也无创立的征兆，人心最大需要无从满足，这是今日全世界各地莫可名状的动乱的根本原因。心地空虚的人，对于外界的一切都会感到厌弃的。但饥者不择食，渴者不择饮，饥渴至极的今日人心必要寻找一个止痛救苦的力量。逢巧今日世界上有一个富有信仰力量的民族，有创造新宗教的潜力，自然成为许多人的向往之路。这就是俄罗斯民族。 撇开至今没有前途的非洲的许多民族不谈，俄罗斯人是今日世界文化发展上最年轻的民族。中国、印度、回教世界、西欧北美，就文化的过程言，都已到了早期的或晚期的成年时代。唯一尚未成年的，距离成年尚远的就是俄罗斯。年轻的民族是必有宗教的，无论为自创或外来，宗教必是民族的最大支持力与支配力。俄罗斯民族没有自创宗教，它的宗教是由拜占庭帝国接受的希腊教。不幸自大彼得受西化实行变法之后，希腊教日愈腐败，成为政治的可怜工具，引起有心人的深刻反感。十八世纪以下的俄罗斯文豪无不秉有深刻的宗教精神，但同时多数人都厌弃正统的希腊教。这是一极不幸的矛盾。矛盾的最后结果就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塞维克的革命。在精神上讲，布尔塞维克是一个浑厚的原始民族创造宗教与新文化的革命运动，但它所打的一个重要的旗号却是一种强烈的反宗教主义。一个根本上属于宗教性的运动而喊出反宗教的口号，岂不是最可悲的一种矛盾？这个矛盾完全是希腊教的罪恶所造成。一个宗教运动而唾弃宗教，它就只有把信仰的目标转移到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强以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以实现此世的乐园，为宗教的信仰与宗教的目的。然而实际的政治总是一种妥协的勾当，永远难满人意，把实际政治作为理想与信仰，是注定失望的。神秘的基督教、回教及其他类似宗教不必说，连中国的家族宗教，把信仰的对象也寄托在已死的很容易理想化的祖先身上，以及未生的更容易理想化的子孙身上，所以家族主义也不失为鼓励人心的一种活力。但实际的政治与此不同，眼前所见的都是古今政治场所的不美现实，在这种情形下而要人长久维持宗教热诚，显然的大非易事。 布尔塞维克主义何以轰动世界 而我们现在所要谈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俄罗斯所影响的外面世界。无论如何的不满人意，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显然是适合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要求而解放了民族一部的潜力，使他能在一种奇特的政治性宗教之下发挥出宗教的努力与奋斗精神。宗教性尤其显著的，就是它的宣传精神与同化能力，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新宗教所独有的特征。第三国际存在也好，废除也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向外传播是一样的。逢巧今日世人之望宗教，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俄罗斯民族的向外宣传特别顺利。真正讲来，许多人所接受的，主要的不是任何的政治经济理想，而是这种理想背后的宗教精神与宗教安慰。所以对于一个已信的人，他人若想用辩理的方法来证明他政治理想的错误或不妥，那是最愚不过的企图，因为整个事情根本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信仰的问题，用辩理去推翻信仰，是向来没有成功之望的。今日世界各国，正式加入共产党的人都属少数，往往是极少数，但接受共党主义的所谓左倾思想或左倾心理，今日却相当普遍。青年人尤其多受此种影响。一个人在二十岁左右，是最需要信仰的时候，在旧信仰都已失效的今日，各国的青年很自然的就群趋于这唯一的新信仰。今日许多青年的醉心于苏联的一切，为苏联而忘身忘家、忘国家民族，都可由此中得到解释。这是一种宗教现象，一种不可理喻的而最自然不过的人类行为。 但悲哀也由此而来 但时代的悲哀也由此而来。把信仰寄托在实际政治上，总是非常危险的。在短暂的狂热时期，可以只求理想，不问实际，闭眼而不看实际，看见而仍否认实际。但很少人有长久维持这种超绝狂热的本领。迟早要有一天，信徒们要了解政治终是政治，不只在策略上不择手段，在目标上也往往要违背本心。愈是诚恳的人愈易感到失望，失望的程度也必愈深。凡是与青年接触较多，并以同情的态度观察青年的人，心中都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痛苦印象：就是热烈几年之后的一些青年面孔，一种任何的物质打击所不能产生的面孔。双目无神，面部全无表情，象征精神之几乎全部死去。并且这种青年都是最有希望的青年，神经最敏，理想最高，热情最奔放。一般的青年可于失望后摈弃一切信仰，专心从事个人的事业，不再过问难以捉摸的问题。他们当然也有痛苦，但痛苦是暂时的，是有止境的。少数特别诚恳的青年，却不能忍受失望的打击。深的创痕终生不能治疗。他们为生活的驱使，或能机械的从事一种事业，但他们永不能再有自发的振作。“哀莫大于心死”一词，可以改变意义而应用到这种青年身上，他的心已因不堪摧残而死去，他们已成了行尸走肉，不是可耻的，而是可怜的、最值得同情的行尸走肉。这种人各国都有，并且不在少数。这是二十世纪的时代悲哀。尤其可悲的，就是这种时代悲哀短期还看不出解脱的迹象，使人对整个局面发生最痛苦的爱莫能助之感。我们只能相信人类文化尚未发展到尽头，只能希望人类的自寻烦恼仅是一时的现象，只能认定人类的创造力量还有新发展的可能；在黑暗中的短期摸索之后，不久可以发现一片光明的无限前程。 （原载《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 [book_title]《周论》发刊词 在刊物已经很多的今日，又出一个新的刊物，似乎当有充分的理由向社会说明。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都处在政治兴趣特别浓厚的时代，刊物的众多也就是由于此种兴趣。政治兴趣使人热烈，使人动感情，使人把热烈的感情当思想看待。感情是需要的，感情是重要的，但感情不能代替思想。我们承认政治兴趣的正当与必需，我们也要时常谈到中国的与外国的，理论的与实际的，美好的与丑恶的各种政治问题。同时我们也要谈其他的问题，政治无论如何重要，政治仅是整个文化的一部而非全部。并且我们无论是谈政治，或谈人生的其他方面，希望都能采取科学的方法，保有客观的态度，维持冷静的精神。主观与热烈可以表现于行为，不能表现于思想。主观热烈而表现于思想，思想就成了信仰。我们不反对信仰，但信仰不可当作思想。信仰也是思想的一个研讨的对象。正如中古的欧洲一样，今日的世界似乎又走入一个新的信仰时代。我们愿意请求社会，不必强要我们追随信仰的潮流。追随潮流的人已经够多，似乎不妨有少数人从旁向大家报告一下，究竟潮是如何流法，前途有无阻碍，有无困难，有无危险。因为我们愿尽这样一个从旁报告的责任，所以希望社会不必要叫我们像潮流中人的那样热烈的肯定与热烈的否定。我们不是不敢肯定或否定，而是不愿轻易肯定或否定。民主，自由，平等，前进……谁不欢迎？谁不希望？独裁，奴役，不平，反动……谁不反对？谁不咒诅？但是无论好的名词，或坏的名词都已被人用烂，都已在潮流中撞破，今日几乎已经无人知道这些名词究竟还余有多少意义。滥用名词的结果，坏的名词使人无动于衷，好的名词使人发生反感，所有的名词都有变成笑柄的危险。这是如何令人惋惜，如何令人悲叹的一种意外发展。这些名词，以及同类的或有关的名词，我们仍然要用。但是我们用时，是要分析概念，研究问题，不是要把名词本身作为目的。我们的武器是思想，是概念，不是名词，不是口号。在一切名词都已变成口号的今日，千篇一律的话我们不愿再说一遍。我们只以科学、客观、冷静自勉，尚祈国人时于指教是幸！ （原载《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 [book_title]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 一九二七年纽约“国际书店”出版了一本《马克思：为人，思想家，革命家》（Karl Marx：Man，Thinker，and Revolutionist）一共汇集了十七篇文字，对于马克思的为人、思想与活动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其中有两篇，我们下面准备译出，即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和恩格斯报告马克思病况及逝世的一封信。第二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日对他的历史地位的经典论断。 两篇文字前我们各加引论，第二篇有几处也附加注释。 一、达尔文致马克思书 达尔文生于一八〇九年，比马克思年长九岁，两个人是同时代并且同辈分的人。达尔文死于一八八二年，次年马克思逝世。自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失败之后，由一八四九年起，马克思就长久地流亡于伦敦，此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马克思写他的最重要的有全部历史意义及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作品的时候，同时也是达尔文在他自己局部的范围之内，在生物科学的领域之内，写他的带有革命性的作品的时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于同一年（一八五九年）问世。《资本论》第一册出版的时候（一八六七年），达尔文正在准备他的第二本经典《人类原始》，此书四年后（一八七一年）也与世人相见。五年之后（一八七六年）恩格斯写《从猿到人》，主要的就是根据这本书中的资料。马克思无书不读，并且都能取其精华，他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达尔文，他显然是曾经读了达尔文的全部著作。 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第一本经典一出，立刻在英国以及全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论辩。马克思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他对于论战的发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达尔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们两人似乎向未见过一面。他们只有过一次人与人间的接触。当一八七三年，《人类原始》出版后的两年，《资本论》第二版印出时，马克思曾赠予达尔文一本。达尔文收到赠书后立即写信致谢，这封信是我们今天所仅有的两人之间直接交往的一篇历史文件。下面是原信的译文： 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日。 阁下：承你惠赠你的大著《资本论》，谢谢；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政治经济学这一深奥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资格接受你的赠书。虽然我们所研究的是如此的不同，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烈地希望知识领域的扩展，长久看来，这是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的。 查理·达尔文 这本必有马克思亲自署名的《资本论》，今天应当还在人间，但我们向未听说达尔文的子孙或英国任何方面提到过这有种种不同的历史意义的整整八十年前的一册经典。 二、恩格斯致索盖书 腓德烈·阿·索盖（Frederick A.Sorge）是一个由德国移植美国的人，在纽约组织了美国一个早期的革命团体“共产主义俱乐部”（一八五二年），自第一国际成立后（一八六七年），他就领导美国方面的支部。第一国际总部移到美国后，索盖任总部的书记。索盖生年待考，他大概比马克思、恩格斯都要年轻，他死于一九〇六年。马克思、恩格斯对索盖都很重视，双方时常通信。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索盖非常关心，有时认为写信太慢，甚至打电报讯问病况。马克思逝世的次日，恩格斯就给索盖去了一封长信，把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的前后经过与逝世时的情况，详细报告一番，在信中并对马克思在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枢纽地位，予以透彻的说明，同时在信的末尾对于马克思死后工人运动可能发生的错误路线，他也有一针见血的预见。恩格斯尽力抑制自己心中的沉重感，不因个人的悲痛而忘劳动人民的大事，然而字里行间我们仍可体会到恩格斯沉痛万分的心情。我们下面把这封信译出，其中纯讲病况的一长段从略： 伦敦。一八八三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四十五分。亲爱的索盖： 你的电报已于今日晚间收到。 多谢你。 我过去无法寄给你马克思病况的经常报告。病势忽好忽坏，不可能经常报告。现在把全部经过的要点告诉你。 （以下讲一八八一年十月至马克思逝世前的一年半期间的病况一段，从略。） 所以在过去的六周，每日清晨当我转弯踏上他所住的那条街道时，我总是心怀恐怖，唯恐看到外窗拉下。昨日下午（下午是看望他最合适的时候），当我二时半到他家时，我发现大家都在哭，认为最后的时限已到。我问病情如何，并想叫他们多注意有希望的方面。他只有一次轻微的冲血，但病势恶化的很厉害。我们那位忠诚的老伦姗——她曾一直像慈母维护生病的子女那样无微不至地维护马克思——走上楼去，下来告诉我，他已入睡，但是我可以上去看看。我上去看见他靠在那里，的确是入睡了，是那个永不再醒的入睡。他的脉搏已停，呼吸已停。在伦姗离开他的两分钟内，他已安安静静地，并且没有痛苦地逝去了。 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事，不管是如何不幸的事，都带有令人慰藉的因素。现在也是这样。医学的技巧可能叫他再度几年拖生的生活；可能——为提高医生们的威名——叫他一寸一寸地死去，而不是一下从他们的手中溜去。但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会愿意忍受这样的一个结局。继续生活而望着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老在无望地想着完成它们，那对他将远比安然地急速地死去为痛苦。他很欣赏伊比鸠鲁的一句名言：“死亡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们怎能希望这个巨人，这个天才，作为一个废人去生活下去，成为医学的一个点缀，但是也成为庸俗之辈的一个讥笑对象，这些庸俗之辈是在他强健的日子里他曾经时常无情地打击过的呢？不！结局如此是再好不过的；两天后我们就把他送到他的夫人长眠的墓中，是再好不过的。 的确，由于已往全部的经过（对这些，我比医生们知道地还要清楚），我确信其中只有一死与残生之间的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人类从此短了一头，丧失了我们这一世代最伟大的头脑。 无产阶级的运动仍要继续进展，然而我们已经不再有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到紧要关头不知其然而然地要请教的那位中心人物，并且是从而总可获得清楚的和无可置辩的见解的那位中心人物，这种见解是只有天才和全学才能提供的。 各地的头目，那些小有才的次等角色——更不必提那些招摇撞骗的人了——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是确有把握的，但是弯路的现象，暂时的和地方性的错误（在此前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今后就更要屡见不鲜了。 咳，我们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努力就是了！否则，我们活着是作什么呢？当然我们不会灰心。 佛·恩格斯。 （原载《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 [book_title]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一） ——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 本文的目的，是对今日以及全部近代史上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的罗马教，作一简单的介绍。文中的史实，一大部分都散见于一般较为详尽的历史书中，无需注明出处；也有的史实是只见于比较专门或比较偏僻的作品中，或埋没于各种内容庞杂的工具书中，对这些事实，都作引证附注。 文分四篇：一、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二、近代史上的罗马教；三、中国近代史中的天主教；四、今日局面。最后作一简单的总结。 梵蒂冈国 作为国际局面中一员独立主权国的梵蒂冈，是一九二九年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的维护之下成立的，距今只有二十二年的工夫。缘自八世纪中期起，一直到十九世纪的中期，前后一千一百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以罗马城为中心，本有一个教皇国，也是欧洲许多大大小小封建国家中的一分子。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日俱盛，千余年间仅为地理名词的意大利也逐渐统一为意大利王国，在这统一的过程中，教皇国的领土都并于新的国家，最后只剩下罗马城与城郊之地，在法国的保护之下苟延残喘。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驻军撤退回国，意大利王国的军队开入罗马，并宣布以罗马为首都，只有城内的梵蒂冈宫与附近的一些建筑，新王国没有进行占领，仍留给教皇使用。一八七一年，意大利政府并公布“教皇保障法”，承认教皇有一般国家元首的地位，承认各国派驻梵蒂冈宫代表的外交使节地位，承认梵蒂冈宫及附近地方有治外法权，并应许每年向教皇缴纳岁币，其数额大致与过去教皇国的收入相等。对于意大利王国的这种优待条款，教皇坚决拒绝接受，根本否认意大利王国合并教皇国领土的合法性，并自命为“梵蒂冈的囚徒”，声明自己既被意大利王国所困扰，今后将永不逾越困居的宫墙一步。此后六十年间，前后五任的教皇，都坚持这个姿态，并禁止意大利的教徒（也就等于意大利的全体人民）参加新国的一切政治活动，虽然这种禁令当然是不会发生作用的。 第一次大战后，首先法西斯化的国家就是意大利。教廷似乎认为这个新的意大利较合口味，在双方情愿之下，于一九二九年，教皇比约第十一世就与莫索里尼签订协定，解决了六十年的悬案，主要的条件有二：一、恢复教皇的政权，意大利承认梵蒂冈宫为独立的主权国；二、意大利王国对教廷交付一笔大的赔款，即现款七亿五千万里拉及政府公债券十亿里拉。教廷方面声明六十年前的纠纷一笔勾销，表示不再提旧日教皇国领土的问题，不久教皇正式出宫走了一遭，表明已不再是“梵蒂冈宫中的囚徒”。一笔总赔款的办法，由教皇的立场看来，胜于一八七一年意大利政府所拟定的每年津贴的办法。每年由意大利接受津贴，将使教廷有成为意大利的附庸之势；而一笔赔款，仅是赔款而已，不致引起不利的政治后果。 一九二九年出现的这个正式称为“梵蒂冈城”的新国家，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它不仅是完全被另一国的领土所包围，并且是局限于另一国首都的市区之内。全国的面积尚不满五分之一方英里，人口向未超过一千，由表面看，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国际成员。但这个国家的实质与世间任何其他的国家都大不相同。它是势力遍世界的罗马教会的神经中枢，这个宗教帝国的人口超过四亿，仅略少于中国的人口，多于中国以外任何国家的人口。称人口一千的梵蒂冈为主权国，只是国际法观念下的一种说法而已，它实际是世界性的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教会的大本营；今日世界上多数地方的人，包括我们新中国的人在内，都急需对于这个大本营及它所指挥的普世教会取得较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教徒数目及其分析 根据一九五〇年八月梵蒂冈广播所公布的官方数字，世界人口与教徒人口的数字如下： 世界人口——二，三七四，四七九，〇〇〇 罗马教徒——四三二，〇六四，〇〇〇 关于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作两种分析。第一，在今日世界二十三亿以上的人口中，罗马教徒占四亿以上，约为百分之一八点二；那也就是说，今日世界上每十个人中，就几乎有两个人是宗奉罗马教皇的。第二，在最近二十年中（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教徒数目的增加为一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增加三分之一；而世界人口的增加为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增加六分之一，教徒比率的增加超过全世界人口比率的增加一倍，这是深值得我们注意的。 罗马教教会的重心在欧洲，我们再看一看欧洲的情形： 欧洲总人口（包括苏联欧洲部分）——五五六，六二四，〇〇〇 欧洲教徒——二一六，〇五三，〇〇〇 在欧洲，罗马教徒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为三八点八，每十个人中将近四个人为教徒，约等于全世界比率的二倍。专就宗教言，其他的欧洲人，或信希腊教，或信耶稣教（新教），少数的回教徒与犹太教可以不论。希腊教在东欧各国分立，绝无罗马教的统一组织。耶稣教更是支离破碎，大小的派别不计其数。就实际所能发挥的力量来讲，希腊教和耶稣教都绝无与罗马教分庭抗礼的资格。 美国的情形，是我们特别愿意知道的。一九五〇年的数字如下： 全国人口——一五〇，六九七，〇〇〇 罗马教徒——二六，七〇〇〇，〇〇〇 今日罗马教徒在美国的人口中占百分之一七点七，超过六分之一，不及五分之一，而与全世界总平均的比率相等。美国人自立国以来，就一向以“耶稣教国家”自命，十九世纪末期罗马教徒在总人口中仍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半个世纪间的增加率实在惊人。 教徒数量增加原因 皈依罗马教的人数，何以在世界各地都有增加的趋势？主要的原因，或者可由三方面来讲。第一，罗马教教义中坚决反对节制生育的立场，在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使罗马教徒人口生殖率平均的超过耶稣教徒。欧美为基督教重心所在，又为资本主义势力重心所在，一百五十年来，尤其近百年以来，节制生育的风气日愈流行，许多地方的人口增加率趋向于迟缓、停滞，或根本倒退。基督教，不分新派旧派，都反对此风，但新教各派没有力量，没有方法，干预它们信徒的家庭生活，而罗马教会的七圣事中有一种“告解”圣事，就是信徒须向神父忏悔，把一切言行隐私均须全盘托出，神父经此可对信徒的生活加以深切的指导。这种控制法的效用虽不是绝对的，连在重要罗马教国的法国虽也不能十足生效，但一般的讲，罗马教徒的人口生殖率是高于新教徒的。（关于此点，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只讲节制生育与新旧教人口比例的关系，并不离题去讨论此种风气本身是好是坏的问题，因为那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第二，罗马教会传教运动积极，最少在数目字上收效甚大。耶稣教四分五裂，各派的传教运动往往错综复杂，甚至因争夺而互相抵制。罗马教有世界性的统一组织，传教事业也有世界性的通盘筹划，所以收效也较大。例如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因政治经济的波动，耶稣教的传教运动在有些地方有收缩的趋势，但罗马教则一切推进如故，在很多地方，尤其在非洲，并且更加积极。近几十年来，凡是非基督教的国家中，罗马教徒的数目都有急剧的增加。 然而罗马教的宣传并不限于非基督教的世界。旧教国家中不信教的人，以及新国家中的新教徒与一般的人，也是罗马教宣传的对象。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新教国家中的各派耶稣教徒或本不信任何宗教的人，以及旧教国家中本不信教的人，皈依罗马教的数目都是逐年增加。第二次大战以来，此种趋势更加显著。以美国而论，近年来每年平均有十万人改信罗马教，第二次大战后，一年往往达到十二万人。 在所谓基督教的国家中，新教徒与原来不信教的人大批改信罗马教，当如何解释？这恐怕是一个思想问题，这也就谈到罗马教势力增加的第三种原因也是较为根本的原因了。三十年中的两次大战，已把资本主义社会打向没落、混乱与衰亡，一般的人心空虚恐慌，无所适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盛期一般欧美人不可一世的气概，今日连在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美国也已不可再见。面对这个新的局面，生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可有三种不同的反应：一、少数人认清时代，勇往直前，走上正确的革命路线。走这条路的，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少数人，在硕果仅存的资本主义中坚国家的英美尤其稀少。二、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尤其在资本主义中坚国家像美国一类的国家中，小资产阶级仍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仍能影响本阶级以外的人，所以面对没落的新局面，有相当多数的人就采取了小资产阶级遇到挫折的一种典型的对付方法，就是消极的对付方法，有意无意的感到前途无望，于是精神成为麻木不仁，生活变为颓废堕落。醉生梦死的生活，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三、最后又有一种人，也是少数，但却是可观的一个少数，他们也曾开动过脑筋，但或因开动的方向错误，不可能真正想通，或因缺少胆量与毅力，不敢接受正确的结论，以致最后不能或不肯走革命的路线。但这些人又是不甘心去走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堕落路线的人，于是只有追求精神的安慰，也就是精神的逃避，也就是精神的麻醉，其方式不只一种，然而在欧美各国最现成最方便的一种就是皈依罗马教。放弃奋斗，不再多想，沉醉于神秘的信仰与迷人的仪式中——有些人就如此的“得救”了！ 近代传教机构 我们最后可介绍一下传教运动特别成功的罗马教的传教机构。庞大的、永久性的传教机构，是近代的制度，代表因宗教改革而丧失北欧地盘后的一种在欧洲以外追求补偿的企图。这个运动，十六世纪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发展是十七世纪的事。一六二二年，教皇在罗马设传信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主席为一老资格的枢机主教（Cardinalis）。此人的地位仅次于教皇，常常非正式的被称为“红衣教皇”。（按，枢机主教最多七十人，向例不满此数，他们组成教皇的枢机院或国务院，是教廷机构中最高的机构。他们都由教皇委派，教皇死后，他们在秘密会中选举自己团体的一分子为继任的教皇。枢机主教的礼服以红色为主，所以他们又称红衣主教，教皇的礼服以紫色为主。）另有枢机主教二十五人，实际往往等于半数，及其他人员若干，组成委员会，帮助这位“红衣教皇”处理全世界“传教事业国”的事务。在罗马城设有传信学院，训练传教士往世界各地传教，除意大利人或其他的欧洲人以外，各“传教事业国”的青年子弟，也时常送到罗马受训，受训完成后再遣回自己的祖国传教。传信会的财权甚大，在第一次大战时，它所运用的资金已有美金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当时美金尚未贬值，购买力远高于今日。 除罗马外，各罗马教国家的教会也都设有传教机构，在近代史上法国处在领导的地位，有最重要的传教会。法国最大的传教机构为设于巴黎的外方传教会（La 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成立于一六五八至一六六三年间，传教的对象为东方，就是中国、朝鲜、暹罗、缅甸、印度、土耳其等地。法国其他重要城市也逐渐设立外方传教会，也各自派遣教士，出外传教。但各国所派的传教士，都与教廷保持联系，并非完全的各自为政。 （原载《历史教学》第2卷第2期，1951年8月1日） [book_title]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二） ——近代史上的罗马教 在中古时代的欧洲，罗马教教会，特别是教会核心机构的教廷，乃是当时封建社会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与最高的统治机构与剥削机构。到了中古末期，公元一五〇〇年左右，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教会拥有西欧各国财富的三分之一，主要的为土地与房产。教会的首长，绝大部分都为王族或贵族大地主出身。就财权讲，就血缘关系讲，就社会地位讲，教皇、主教、修院院长与一般的王公大人封建领主完全是一家人，有许多大的教士根本就又兼为封建领主，最高的可以为帝王的直属诸侯。这一套，今日虽大部都已成了过去的陈迹，但我们若要了解现代的罗马教，却必须认识这个封建时代的重大背景。 宗教改革与罗马教 十六世纪初期爆发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运动，或者不如说，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宗教为名所发动的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革命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内部虽然复杂至极，大小的派别虽然是纷乱不堪，但有一点却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是否认教皇与教廷。教皇与教廷不仅是封建统治机构的一部，并且是封建统治权的最高顶点，改革家既要推翻封建统治，其他方面纵然或多或少的可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教廷却必须打倒，否则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宗教改革时期的一段，在欧洲近代史上好似是最乱的，五花八门的宗教术语与宗教口号尤其令人头昏目眩，但我们若能抓紧这一点，一段纷乱如麻的历史就不太难理清。 新教胜利后，在新教的招牌下日趋盛强的资产阶级把各种新教的教会也组成统治机构与剥削机构的一部，新教也与旧教同样的成了统治阶级的御用宗教，它们时常甚至不惜采取中古时代残存的因素与办法，作为愚民的手段。但这都是新教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开始得势之后的事，在宗教改革运动上扬的一个段落中，这个运动仍然是代表进步势力的。并且一直到新教胜利之后，因为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人主义色彩的关系，新教愈来愈分裂，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在宗教上表现为新教派别的与年俱增，使它绝不可能有大一统的罗马教当初所曾发挥的统治与剥削的效用。 耶稣会 宗教改革运动打击之下罗马教的命运，就事理论，有两种可能。一、以教廷为核心的大一统教会可以根本消灭，分裂为许多大大小小而互无统属关系的独立教会。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已经萌芽的民族主义来讲，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并且在十六世纪中期这种发展好似有具体化的趋势，当时不仅北欧已经等于全部丧失，连教廷对南欧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甚至意大利也呈显不稳之态。新的时代，眼看已经没有教廷的存身之地。二、另一种可能，就是教会内部有人出来，利用新时代中仍然存留的相当浓厚的封建残余基础，在对教会内部加以整顿后，仍然保有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较弱的南欧半壁江山。最后成为事实的，是这第二种可能。为教廷完成这一个恐怕是历史上最大的反动任务的，就是耶稣会（Societas Jesu）。耶稣会是罗马教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修会，组织这个修会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当时的南欧，是最统一，最强大，而封建残余基础与传统宗教基础特别雄厚的一个国家。由这个国家出来一批人，发动所谓“反宗教改革运动”，即一般历史书上的“旧教改良运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耶稣会使罗马教教会内部的组织性加强，它可以说是引用资产阶级的组织方法与进取精神，把一切仍可生效的旧教余势组成精神封建时代性而机构资本主义时代性的一个新时代的旧教会。中古时代，教会本身也还有发展，十六世纪以后的罗马教就不再有重要的新发展，它的根本存在从此就建筑在“以不变应万变”的反动基础上。近代史上的罗马教，可说是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关于耶稣会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容当另文讨论，我们此处只把它在近代罗马教中的地位简单解释一下。耶稣会是罗马教内部的一个出世修道的修会，但耶稣会士与罗马教许多其他修会的会士不同，其他修会的会士以出世为主，而在耶稣会士，出世仅是更积极入世的一种准备阶段，每个耶稣会士都终生为教会作积极的斗争。耶稣会等于罗马教的参谋本部与谍报本部，常川驻罗马城的耶稣会总会会长，指挥布满全世的会士，每个会士对会长有双重的报告义务：他要报告同会其他会士的言行举动，他要报告自己驻在地的情况，并且一切的报告都是书面的，口头的报告无效。罗马城耶稣会会长的案卷处，恐怕是全部近代史上最完备与最可怕的一个世界情报总汇站。耶稣会的会长，绰号“黑衣教皇”（因为修士的服装是黑色），他与正规的教皇是罗马教世界的两大要人，一暗一明。有人甚至说，暗的教皇的权力尚在明的教皇之上。这未免有些夸张，但说他是教会两大要人之一，却不能算是过火的。 一贯的反动作风 这样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在过去四百年的历史上，无论一般信徒如何，其机构所表现的是一贯的反动作风。随时随地，随机应变，罗马教必定勾结落后势力与反动势力。他们一贯的要争取统治阶级的上层。在罗马教国，他们必与统治的上层狼狈为奸，合同对人民压迫剥削，在欧洲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如此，在欧洲以外的拉丁美洲各国以及菲律宾也是如此。在新教国家，经过宗教改革时期一度短兵相接的冲突阶段之后，罗马教都是极力设法接近统治上层，以增进自己的地位：此种企图，在最近的历史上一个典型成功的例，就是美国，在仍然名为“新教国家”的美利坚，罗马教的暗势已经极为可观。在非基督教的所谓异教国家，罗马教教士无不尽可能的奉承统治上层，以达到传教与建树势力的目的。近代史上最早来中国的天主教教士，也是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诸人，个个都表现了此种作风。 以上所论的，是“明”的一面，另外还有“暗”的一面。只要有此需要又有此机会，罗马教对各国必定阴谋破坏。在罗马教国，普通无此需要。但这罗马教国也时常不满于教会的作风，而思有所限制。远的不论，只就最近五十年讲，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与二十世纪十年代以下的墨西哥，就都曾发生过反教会的政治斗争。法国因政府力量较大，没有给教会许多阴谋破坏的机会。墨西哥政府的机构本不甚灵，加以美帝国主义从中作祟，于是罗马教会不断的发动阴谋与暴动。自一九一七年以来，在农民与城市工人及小资产阶级的推动之下，墨西哥发生了反封建地主反官僚资本的革命。教会本是最大的地主，又与官僚资本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很自然的就与其他的大地主以及城市中的官僚军阀结成反革命的联盟，一面把接受革命政权所分配的教会地主土地的农民都驱逐出教，一面又利用一部落后的农民与城市流氓组织叛变，第一次由教会所组织的武装叛变于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出现。一九二八年，教会又派人刺死新选举的进步总统，并第二次发动武装叛变。这一类的新闻，在世界各国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报纸中，或者一字不提，或者歪曲真相，以致世人至今很少明了墨西哥人民二十世纪的艰苦革命斗争的经过的。 至于在新教国家，罗马教是时时刻刻有破坏的准备的。此种破坏的事例，在十六世纪以下的欧洲史中，真是举不胜举。在十六世纪末与十七世纪初英国女王伊利沙伯一朝之下，罗马教会曾经无数次的发动破坏与刺杀的阴谋。伊利沙伯死后不久，英国发生了阴谋于国会聚会时炸毁全部建筑的重大事件，也与罗马教有关。十七世纪前半期，彻底破坏波希米亚（今捷克）的三十年战争，大部为耶稣会士怂恿的结果，大体已经新教化的波希米亚自此遂在强力之下又改信罗马教。进入十八世纪以后，新教各国的政府都已稳定强大，罗马教不敢再发动过度危险的阴谋。但这只是不敢，不是不愿，由最近墨西哥的例来看，可知只要不过度冒险，罗马教是随时都可发动暗杀与暴动的。 最后，在所谓异教国家，教士中少数人根本是谍报人员与侵略先锋，其他较为老实的传教士也往往无意中被他们的政府利用为情报的供给者，他们关于传教国情势的报告，直接间接的最后无不转到他们政府的情报机关中。凡留心阅报的人，都可知道，最近一年我们中国已经不断的发生罗马教教士阴谋破坏的案件。但这绝不足为奇，绝不是今日才有的事，远在明末清初，在罗马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没有多久，他们就已在怂恿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来侵略中国。 始终不变的封建剥削方式 以上是就政治而言。但政治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最高表现，在经济上罗马教教会必有与政治相呼应的作风。这个作风也就当然的是属于封建剥削方式的。一直到如今，罗马教一般的高级教士，其生活多是奢靡挥霍的，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作风，同时他们却又不厌其烦的教诲他们的教民，要安分守己，要乐于神命的贫贱，若忌羡他人的优裕生活就是“犯罪”！凡在罗马教国，教会都把握大量的土地与房产，租税的剥削是教会的主要财源之一。法国在二十世纪初年已大部的，墨西哥在二十世纪十年代之后已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西班牙葡萄牙与很多其他的罗马教国，至今仍是罗马教为所欲为的地带。 在新教的国家，罗马教虽不能像在旧教国家那样行动便利，但它仍是利用一切机会，广置不动产。罗马教是现代世界中最大的封建残留，它注定的，不知其然而然的要走封建剥削的路。新教国家都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产观念与私产制度，附带的也有利于罗马教会的土地活动，只要产业一经到手，就可受到法律的保护，租税的剥削也就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非基督教的国家，罗马教的传教士，只要有机可乘，也必定广置田产与房产。近百年来在中国，近三四百年来在印度，无不如此。在中国西北的边地，罗马教会往往利用种种手段大量集中土地，然后强迫无地少地的农民因需耕地而入教，而教士把这些集中的土地与教民加以政治组织，使他们逐渐与中国政府绝缘，一切的纠纷都请教士解决，许多的农村酷似欧洲中古的庄园，教士就是庄主与“土皇帝”，兼地主、君主、教主三者于一身，其威风远在任何土生土长的地主之上。这类地方的农民，往往忘记自己为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至尊无二的外国教士。但在中国，天主教的此种封建统治与封建剥削，还算是例外的情形，在中国多数传教的城乡，它还没有能够发展到这步田地。近代史上最典型的此种发展，发生于十六世纪初年至十九世纪初年三个世纪间的新大陆。 新大陆殖民地——“罗马传教士的乐园” 十六世纪初期以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把新大陆的大部据为己有，侵占土地，奴役、屠戮、剥削印第安人。在这种侵略征服的过程中，罗马教会是精神武器，与西葡政府所代表的政治军事武器密切联系，并行不悖。教士以宗教的信仰与天堂的幸福来麻痹印第安人，削弱他们的反抗，使他们更容易的接受外族的征服、统治与剥削。或由宗主国的王命，或由殖民地总督的分派，教会在各处都攫夺大量的土地与人民，结果在全部的拉丁美洲，教会都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地主，地位远超过任何其他的一个地主。但最令教会心满意足的，是巴拉圭的情形：此地几乎全境都由耶稣会的传教士所占有，占有之后不容任何外人入境，也不准印第安人离境，他们把巴拉圭组成一个经济政治宗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人民一部为奴隶，其余的人都等于农奴。至今耶稣会士每一想到过去巴拉圭的情景，都不胜为之神往。 到十九世纪初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拉丁美洲爆发了反西统治的革命时，罗马教教会所占的土地平均在三分之一以上，在墨西哥则高到二分之一以上。把土地与其他财富合并计算，教会的财富约占整个拉丁美洲财富的一半。除直接的土地剥削外，教会还保有许多矿场与手工业作坊。教会又是最大的高利贷者，以土地作贷款的抵押，许多土地就如此的转入教会手中。缘引欧洲中古的办法，教会又向殖民地中所有的人征收宗教的什一税，每年每人须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缴予教会。教士为人民施行各种宗教仪式，如洗礼、婚礼、葬礼等，也要人民“乐捐”，实际是强迫缴费。此外教会又经常的发起各种巧立名目的宗教奉献，如为死人念经，为圣人供奉等，都是随时会压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除了以上这些有形的，可以数字计算的剥削外，还有各种无形的，不易清楚算账的盘剥方法。例如教会时常强迫征工，不仅不付工资，并且也不供饮食，人民须自己贴本钱来为教会工作。教会也与一般地主一样，大量的用印第安人及黑人为奴隶或农奴，使他们无偿的为教会劳动。十九世纪拉丁美洲殖民地人民发动革命时的主要革命对象，与其说是天高皇帝远的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不如说是驻在当地的宗主国代理人的压榨，而在这批代理人中，教会是占有特别重要与特别刺眼的地位的。所以在革命的过程之中与革命成功之后，各新兴的国家都把当地教会的土地与其他财产大量没收或征收。此后百余年间，教会虽然时作“变天”的思想，反动的统治者与美帝国主义虽也时常与教会勾结，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教会虽或多或少的又集中占有了土地，但在多数国家，人民的力量使教会不能重建殖民地时代的“乐园”。 十九世纪的剧烈斗争 法国大革命与继之而起的十九世纪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对于基本上代表封建主义的罗马教并未能给予致命的打击；相反的，罗马教对革命潮流还进行了不断的还击，使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成了一个剧烈的政教斗争场所。当时资本主义正盛，教廷就把这个正盛的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同时，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与代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已兴起，教廷对于这个新兴的阶级与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一并发动攻击。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近代的罗马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仅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原则上它是绝不对历史的任何前进潮流表示让步或妥协的。 违反科学的愚民教义之故意的发扬与强调 罗马教核心机构的坚持反动，在科学一日千里的十九世纪，特别显著的见于教廷对于反科学的愚民教义之故意的大事宣扬与经常强调。我们下面简单的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的三件事为例。一、一八四五年，教皇正式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为信条。按基督教自古就有的信仰，说耶稣为童生，有母而无父，圣母受神感而怀孕生子。现在教皇又进一步说圣母自己“无染原罪”，等于说她也是童生，耶稣的外祖母生女时也是受神感的。（以上是用可通的文字所作的最简单的解说，若按罗马教神道学的术语解释，还复杂的很，但那将离题太远，恕不在此多赘。）二、一八六四年，教皇公布了一篇“谬论大纲”（Syllabuserrorum，中国天主教出版品中普通译为“错误目录”），内中列举了近代思想意识与政法制度中的八十条“谬论”，警告信徒要小心防范。这八十条“谬论”等于把近代文明的全部都罗致在内，没有一点遗漏，其中包括自然主义，绝对唯理主义，缓和唯理主义，冷淡主义与放任主义（指近世非宗教的思想与各国政府的宗教放任政策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圣经研究会（罗马教一向禁止信徒自由阅读《圣经》，阅读《圣经》是教士的专利），国法高于教法的制度，公立俗世学校（教会一向要抓教育权），俗世婚姻（即不经教堂而由司法机关登记的婚姻制度）等等。一句总结性的警句值得引录：“那是一个谬论，说罗马教宗能够并且应该与进步，自由主义，及现代文明进行妥协。”总之，教廷坚持应当回复到中世纪教会把握一切的“黄金时代”，全部近代文明当予一笔勾销。三、一八六九至一八七〇年间，教皇在梵蒂冈宫召开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宗教大会（中国天主教称这种代表全世教会的宗教大会为“公议会”），根据事先的布置，耶稣会士在会中大肆活跃，最后挟持全会通过了“教宗不能错误”的信条，那就是说，教皇（中国天主教普通称之为“教宗”）对信仰与道德问题的正式发言，等于神音，是不会错误的。由教会将近二千年的制度来讲，今后已无再召开宗教大会的需要。过去教皇虽已是专制的宗教元首，但依惯例，宣布新的信条须经代表全世的宗教大会讨论决定。现在大会既然承认了“教宗不能错误”，今后教皇不仅是教会行政上的最高元首，而也是宗教信仰上的最后权威，他的专制统治已达到天衣无缝的完整程度。此案通过后，教皇宣布大会休会，而未正式宣布散会，所以八十年后的今日，与会的代表虽都已“归天”，但一八六九年召开的“梵蒂冈公议会”在名义上仍然继续存在，随时可以复会，而在这个公议会未经解散之前，当然不能再召开新的公议会！教皇的专制统治，在理论上与制度上可谓都已有了绝对的保障，在历史日愈走向民主的时代，教廷在名义上与事实上都已实现了百分之百的专制独裁。 我们举上列的三例，不是为的介绍罗马教的信条，而是为的说明罗马教核心机构的基本性质。在近代史上，历史每前进一步，罗马教不仅不随着前进，并且除表示反对一切进步外，还要把信徒向后拉退一步，更坚定的强调反科学反时代的愚民教义，使教徒与近代文明距离愈来愈远，以便教士对他们可以任意摆布。教会每进一步愚民，可能有少数的信徒反对，甚至脱教。一八七〇年“教宗不能错误”的信条公布后，欧美各国有少数教士与信徒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甚至与梵蒂冈斩断关系，自组独立的教会。但此种人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信徒，为多年的习惯所困惑，对进一步的精神压力也只有接受，也就等于说是进一步的放弃自己的理智，放弃自己的判断能力，使自己的人格更进一步的傀儡化。而这也正是罗马教核心机构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 “教宗不能错误”信条的宣布，引起相当大的波澜，特别是在德国。德国一部的教士因反对此说而被教廷制裁，方才统一德意志帝国而气概不可一世的俾斯麦大为震怒，发动了反罗马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驱逐所有的耶稣会士出境（一八七二年），并订定了许多其他限制教会活动与管制教士的法令。但是这个“文化斗争”并没有维持很久，更没有坚持到底，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是一个剥削性的政权，在本质上是可以与教廷妥协的，在无产阶级日愈强盛的发展下，教廷与帝德同样的感到威胁，所以在教廷略示策略上的让步之后，俾斯麦的政府就把一切反教的法令都停止施行。到一九〇〇年左右，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除法兰西外，都已与教廷和平相处，而共同的面对劳工，教会开始有系统的以精神鸦片麻醉工人，正与历来的麻醉农民一样，教皇良第十三世（一八七八至一九〇三年间在位）曾经用他“不能错误”的口吻向工人说教：“工人应当坦然的接受上天所为他们决定的地位！”如此有用的一个教廷，资产阶级的政权怎能还对它“斗争”呢？ （原载《历史教学》第2卷第3期，1951年9月1日） [book_title]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 十六世纪在欧洲历史上是所谓宗教改革的时代，在这个运动的激荡之下，罗马教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修会，称为耶稣会（Societas Jesu），罗马教最后能得不完全破裂或消灭，主要的是耶稣会活动的结果。近四百年的罗马教，可说是一个“耶稣会化”的罗马教，我们若要了解近代史上以及今日的罗马教，最好是从认识耶稣会入手。本文拟将耶稣会的产生及耶稣会的特性，作一简单的介绍。 宗教改革运动背景 十六世纪初期爆发的所谓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运动，或者不如说，是新兴资产阶级以宗教为名所发动的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革命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内部虽然复杂至极，大小的派别虽然是纷乱不堪，但有一点却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就是否认教皇与教廷。教皇与教廷不仅是封建统治机构的一部，并且是封建统治权的最高顶点，改革家既要推翻封建统治，其他方面虽然或多或少的可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教廷却必须打倒，否则一切就都无从谈起。在一般改革家的心目中，教廷成了旧日一切的总象征，非彻底摈除不可，这种想法，也确是正确的：教廷的能否打倒，或是能削弱到如何的程度，是衡量宗教改革运动的成就的最好尺度。 宗教改革运动打击之下罗马教的命运，就事论事，有两种可能。一、以教廷为核心的大一统教会可以根本消灭，分裂为许多大大小小而互无统属关系的独立教会。就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已经萌芽的民族主义来讲，这可说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并且在十六世纪中期这种发展好似有具体化的趋势，当时不仅北欧已经等于全部丧失，连教廷对南欧的统治也摇摇欲坠，甚至意大利也呈现不稳之态。新的时代，眼看已经没有封建大一统教会的存身之地。二、另一种可能，就是教会内部有人出来，利用新时代中仍然存留的相当浓厚的封建残余基础，对教会内部加以整顿后，仍然保有资本主义势力发展较弱的南欧半壁江山。最后成为事实的，是这第二种可能。而教廷完成这一个恐怕是历史上最大的反动任务的，就是耶稣会。 西班牙——耶稣会的出生地 耶稣会是罗马教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大修会，组织这个修会的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当时的南欧，是最统一，最强大，而封建残余基础与传统宗教基础特别雄厚的一个国家。由这个国家出来一批人，发动所谓“反宗教改革运动”，即一般历史书上的“旧教改良运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西班牙最后所走的不是荷兰或英国的“上”路，而是奥地利或教皇国的“下”路，资本主义的原有条件不仅未予发扬，并且还受到摧残，以致西班牙在昙花一现的盛强之后，成了近代史上一个典型的落后国家。这种发展甚为复杂，但我们若要抓住一点说它是促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说那就是中古时代所遗留的“宗教包袱”。在其他方面，西班牙的封建残余都不特殊，唯一完全特殊的就是长期十字军战争所造成的宗教狂与正教狂，对于所谓唯一“圣与公”的罗马正教的忠诚在一五〇〇年左右的欧洲各国中，只有西班牙还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连意大利都远落于西班牙之后，所以在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爆发之后，意大利人虽未积极赞助，却也无人出来“护教”，无论封建贵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