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风雨谈
[book_author]周作人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97313
[book_dec]收录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书中着力对中国古代著述加以缜密的审视，涉及领域甚广，投入精力至巨，所写文章虽然都是短篇，这项工作却是系统的。此种审视首先是思想意义上的，而作者的文学观念也时时有所体现。他的功夫是“披沙拣金”，态度是“褒贬显然”，从古人之作中看到许多弊害，也发现了若干好处。其间的取舍标准，即一向强调的“疾虚妄”和“重情理”；换句话说，他的立场是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或者一并说是现代文明。
[book_img]Z_19560.jpg
[book_title]小引
在《苦竹杂记》还没有编好的时候，我就想定要写一本《风雨谈》。内容是什么都未曾决定，——反正总是那样的小文罢了，题目却早想好了，曰，“风雨谈”。这题目的三个字我很有点喜欢。第一，这里有个典故。《诗经》郑风有《风雨》三章，其词曰，风雨凄凄，云云，今不具引。栖霞郝氏《诗问》卷二载王瑞玉夫人解说云：
“凄凄，寒凉也。喈喈，声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鸡，无聊甚矣，此时得见君子，云何而忧不平。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
潇潇，暴疾也。胶胶，声杂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鸡乱鸣，此时积忧成病，见君子则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鸡鸣而长，苦寂甚矣，故人来喜当何如。”郝氏夫妇的说诗可以说是真能解人颐，比吾乡住在禹迹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处或有几分可与福庆居士的说词相比罢。我取这《风雨》三章，特别爱其意境，却也不敢冒风雨楼的牌号，故只谈谈而已，以名吾杂文。或曰，是与《雨天的书》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书》恐怕有点儿忧郁，现在固然未必不忧郁，但我想应该稍有不同，如复育之化为知了也。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若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画，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谈风月？这件事我倒也想到过。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这样，以为照例谈谈风月才是，某人何为至今不谈也？风月，本来也是可以谈的，而且老实说，我觉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乱骂风月的正人与胡诌风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现在不谈。别无什么缘故，只因已经想定了风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爱了。横直都是天文类的东西，没有什么大区别，雨之与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里原是一个样子也。
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book_title]关于傅青主
傅青主在中国社会上的名声第一是医生，第二大约是书家吧。《傅青主女科》以至《男科》往往见于各家书目，刘雪崖辑《仙儒外纪》（所见系王氏刻《削繁》本）中屡记其奇迹，最有名的要算那儿握母心，针中腕穴而产，小儿手有刺痕的一案，虽然刘青园在《常谈》卷一曾力辟其谬，以为儿手无论如何都不能摸着心脏。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卷一第二名便是傅山，引了好些人家的评论，杨大瓢称其绝无毡裘气，说得很妙，但是知道的人到底较少了。《霜红龛诗》旧有刻本，其文章与思想则似乎向来很少有人注意，咸丰时刘雪崖编全集四十卷，于是始有可考，我所见的乃宣统末年山阳丁氏的刊本也。傅青主是明朝遗老，他有一种特别的地方。黄梨洲顾亭林孙夏峰王山史也都是品学兼优的人，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正统派的，总不能出程朱陆王的范围，颜习斋刘继庄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与他相比。全谢山著《阳曲傅先生事略》中云：
“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黄冠自放，稍稍出土穴与客接，然间有问学者，则曰，老夫学庄列者也，于此间仁义事实羞道之，即强言之亦不工。”此一半是国亡后愤世之词，其实也因为他的思想宽博，于儒道佛三者都能通达，故无偏执处。《事略》又云：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洁，诸果罕能匹之。吾曾劝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干丝毫。真率不伪，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贡士寒夜来吾书房，适无甚与啖，偶有蜜饯橘子劝茶，满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语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满口辛。与吃白果人径似一个人，然我皆敬之为至诚君子也。细想不相干丝毫与不入两语，慧心人描写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闷忆之辄噱发不已，少抒郁郁，又似一味药物也。”奴的反对是高爽明达，但真率也还在其次，所以山秀才毕竟要比奴书生好得多，傅道人记山汉事多含滑稽，此中即有敬意在也。同卷中又云：
“顷在频阳，闻莆城米黼之将访李中孚，既到门忽不入遂行，或问之，曰，闻渠是阳明之学。李问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即曰，天生，我如何为阳明之学？天生于中孚为宗弟行，即曰，大哥如何不是阳明之学？我闻之俱不解，不知说甚，正由我不曾讲学辨朱陆买卖，是以闻此等说如梦。”这正可与“老夫学庄列者也”的话对照，他蔑视那些儒教徒的鸡虫之争，对于阳明却显然更有好意，但如真相信他是道士，则又不免上了当。《仙儒外纪》引《外传》云：
“趺空亭而失笑，哇鏖糟之奴论。”又《医药论略》云：
“读过《逍遥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鹏自勉，断断不屑作蜩与鷽鸠为榆枋间快活矣。一切世间荣华富贵那能看到眼里，所以说金屑虽贵，着之眼中何异砂石。奴俗龌龊意见不知不觉打扫干净，莫说看今人不上眼，即看古人上眼者有几个。”卷三六云：
“读理书尤着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底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齫人脚后跟底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卷三七云：
“讲学者群攻阳明，谓近于禅，而阳明之徒不理为高也，真足憋杀攻者。若与饶舌争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笃，自居异端矣。近有袒阳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真阳明亦不必辄许可，阳明不护短望救也。”卷四十云：
“矮人观场，人好亦好。瞎子随笑，所笑不差。山汉啖柑子，直骂酸辣，还是率性好恶，而随人夸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状，苦斯极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汉未必不骂中也。但说柑子即不骂而争啖之，酸辣莫辨，混沌凿矣。然柑子即酸辣不甜，亦不借山汉夸美而荣也。（案此语费解，或有小误。）戴安道之子仲若双柑沽酒听黄鹂，真吃柑子人也。
“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谓先生精汉魏古诗赋，先生曰，此乃驴鸣狗吠，何益于国家。”卷廿五家训中却云：
“或有遗编残句，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卷三七又有一则云：
“或强以宋诸儒之学问，则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可见青主对于宋儒的态度，虽然没有像习斋那样明说，总之是很不喜欢的了。青主也同习斋一样痛恨八股文，集卷十八《书成弘文后》云：
“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卷廿六《失笑辞》中云：
“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又《读南华经》第二则云：
“奴书生眼里着不得一个人，自谓尊崇圣道，益自见其狭小耳，那能不令我胡卢也。”卷三八云：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记起王渔洋的笔记说，康熙初废止考试八股文，他在礼部主张恢复，后果照办。渔洋的散文不无可取，但其见识与傅颜诸君比较，相去何其远耶。青主所最厌恶的是“奴俗”，在文中屡屡见到，卷廿五家训中有一则云：
“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可见青主不是看不起文章的，他怕只作奴俗文，虽佳终是驴鸣狗吠之类也。如上文所抄可以当得好文章好思想了，但他又说：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钻，为狗为鼠已耳。”寥寥数语，把上边这些话都包括在里边，斩钉截铁地下了断结。卷三七又有三则，虽说的是别的话，却是同样地骂奴俗而颂真率：
“韩康伯休卖药不二价，其中断无盈赢，即买三百卖亦三百之道，只是不能择人而卖，若遇俗恶买之，岂不辱吾药物。所以处乱世无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独参汤，烧沉香，读古书，如此饿死，殊不怨尤也。”遗老的洁癖于此可见，然亦唯真倔强如居士者才能这样说，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当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此一层极重要，盖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与胡辣存在也。
（廿四年十一月）
[book_title]游山日记
民国十几年从杭州买到一部《游山日记》，衬装六册，印板尚佳，价颇不廉。后来在上海买得《白香杂著》，七册共十一种，《游山日记》也在内，系后印，首叶的题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么时候知道上海的书店有单行的《游山日记》，写信通知了林语堂先生，他买了去一读说值得重印，于是这日记重印出来了。我因为上述的关系，所以来说几句话，虽然关于舒白香我实在知道得很少。
《游山日记》十二卷，系嘉庆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岁时在庐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记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则集录诗赋也。白香文章清丽，思想通达，在文人中不可多得，乐莲裳跋语称其汇儒释于寸心，穷天人于尺素，虽稍有藻饰，却亦可谓知言。其叙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廿八日）条云：
“读他人游山记，不过令人思裹粮游耳，读此反觉不敢轻游，盖恐徒事品泉弄石，山灵亦不乐有此游客也。”乐莲裳跋中又云：
“然雄心远慨，不屑不恭，时复一露，不异畴昔挑灯对榻时语，虽无损于性情，犹未平于嬉笑。”这里本是规箴之词，却能说出日记的一种特色，虽然在乐君看去似乎是缺点。白香的思想本来很是通达，议论大抵平正，如卷二论儒生泥古误事，正如不审病理妄投药剂，鲜不殆者，王荆公即是，“昌黎文公未必不以不作相全其名耳。”卷七云：
“朝晴暖。暮云满室，作焦麹气，以巨爆击之不散，爆烟与云异，不相溷也。云过密则反无雨，令人坐混沌之中，一物不见。阖扉则云之入者不复出，不阖扉则云之出者旋复入，口鼻之内无非云者。窥书不见，因昏昏欲睡，吾今日可谓云醉。”其纪山中起居情形亦多可喜，今但举七月中关于食物的几节，卷三乙未（九日）条云：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仍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卷四乙巳（十九日）条云：
“晴暖。宗慧本不称其名，久饮天池，渐欲通慧，忧予乏蔬，乃埋豆池旁，既雨而芽，朝食乃烹之以进。饥肠得此不翅江瑶柱，入齿香脆，颂不容口，欲旌以钱，钱又竭，但赋诗志喜而已。”此种种菜食，如查《野菜博录》等书本是寻常，现在妙在从经验得来，所以亲切有味。中国古文中不少游记，但如当作文辞的一体去做，便与“汉高祖论”相去不远，都是《古文观止》里的资料，不过内容略有史地之分罢了。《徐霞客游记》才算是一部游记，他走的地方多，纪载也详赡，所以是不朽之作，但他还是属于地理类的，与白香的游记属于文学者不同。《游山日记》里所载的重要的是私生活，以及私人的思想性情，这的确是一部“日记”，只以一座庐山当作背景耳。所以从这书中看得出来的是舒白香一个人，也有一个云烟飘渺的匡庐在，却是白香心眼中的山，有如画师写在卷子上似的，当不得照片或地图看也。徐骧题后有云：
“晴凉，天籁又作。此山不闻风声日盖少，泉声则雨霁便止，不易得，昼间蝉声松声，远林际画眉声，朝暮则老僧梵呗声和吾书声，比来静夜风止，则惟闻蟋蟀声耳。”又卷七己巳（八月十三日）条云：
“宗慧试采荞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卷五壬子（廿六日）条云：
“冷，雨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惟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箸。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又丙午（二十日）条云：
“佛者投身饲饿虎及割肉喂鹰，小慧者观之皆似极愚而可笑之事，殊不知正是大悲心中自验其行力语耳。……民溺己溺，民饥己饥，亦大悲心耳，即使禹之时有一水鬼，稷之时有一饿鬼，不足为禹稷病也。不与人为善，逞私智以谿刻论人，吾所不取。”其态度可以想见，但对于奴俗者流则深恶痛绝，不肯少予宽假，如卷八记郡掾问铁瓦，卷九纪猬髯蛙腹者拜乌金太子，乃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在普通文章中盖殊不常见也。《日记》文中又喜引用通行的笑话，卷四中有两则，卷七中有两则，卷九中有一则，皆诙诡有趣。此种写法，尝见王谑庵陶石梁张宗子文中有之，其源盖出于周秦诸子，而有一种新方术，化臭腐为神奇，这有如妖女美德亚（Medeia）的锅，能够把老羊煮成乳羔，在拙手却也会煮死老头儿完事，此所以大难也。《游山日记》确是一部好书，很值得一读，但是却也不好有第二部，最禁不起一学。我既然致了介绍词，末了不得不有这一点警戒，盖螃蟹即使好吃，乱吃也是要坏肚子的也。
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八日，知堂记于北平苦茶庵。
附记
据《婺舲余稿》，嘉庆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四月廿三日为白香五十生辰，知其生于乾隆廿四年己卯，游庐山时年四十六，与卷首小像上所题正合。《舒白香杂著》据罗振玉《续汇刻书目》辛为《游山日记》十二卷，《花仙集》一卷，《双峰公挽诗》一卷，《和陶诗》一卷，《秋心集》一卷，《南征集》一卷，《香词百选》一卷，《湘舟漫录》三卷，《骖鸾集》三卷，《古南余话》五卷，《婺舲余稿》一卷，共十一种。我所有的一部缺《骖鸾集》，而多有《联璧诗钞》二卷，次序亦不相同。周黎庵先生所云“天香戏稿”即是《香词百选》，计词一百首，为其门人黄有华所选。我最初知道舒白香虽然因为他的词谱及笺，可是对于词实在不大了然，所以这卷《百选》有时也要翻翻看，却没有什么意见可说。
[book_title]老年
偶读《风俗文选》，见有松尾芭蕉所著《闭关辞》一篇，觉得很有意思，译其大意云：
“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于五戒之首，但是到底难以割舍，不幸而落于情障者，亦复所在多有。有如独卧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树之下，意外地染了花香，若忍冈之眼目关无人守者，其造成若何错误亦正难言耳。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失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大可恕也。人生七十世称稀有，一生之盛时乃仅二十余年而已。初老之至，有如一梦。五十六十渐就颓龄，衰朽可叹，而黄昏即寝，黎明而起，觉醒之时所思惟者乃只在有所贪得。愚者多思，烦恼增长，有一艺之长者亦长于是非。以此为渡世之业，在贪欲魔界中使心怒发，溺于沟洫，不能善遂其生。南华老仙破除利害，忘却老少，但令有闲，为老后乐，斯知言哉。人来则有无用之辩，外出则妨他人之事业，亦以为憾。孙敬闭户，杜五郎锁门，以无友为友，以贫为富，庶乎其可也。五十顽夫，书此自戒。
遍观有生，唯人最长生。蜉蝣及夕而死，蟪蛄不知春秋。倘若优游度日，则一岁的光阴也就很是长闲了。如不知厌足，虽历千年亦不过一夜的梦罢。在不能常住的世间活到老丑，有什么意思？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兼好法师生于日本南北朝（1332－1392）的前半，遭逢乱世，故其思想或倾于悲观，芭蕉的元禄时代正是德川幕府的盛时，而诗文亦以枯寂为主，可知二人之基调盖由于趣味性的相似，汇合儒释，或再加一点庄老，亦是一种类似之点。中国文人中想找这样的人殊不易得，六朝的颜之推可以算是一个了，他的《家训》也很可喜，不过一时还抄不出这样一段文章来。倒是降而求之于明末清初却见到一位，这便是阳曲傅青主。在山阳丁氏刻《霜红龛集》卷三十六杂记中有一条云：
末行是十七字的小诗，今称俳句，意云早晨看初开的牵牛花或者出来一走，平时便总是关着门罢了。芭蕉为日本“俳谐”大师，诗文传世甚多，这一篇俳文作于元禄五年（一六九三），芭蕉年四十九，两年后他就去世了。文中多用典故或双关暗射，难于移译，今只存意思，因为我觉得有趣味的地方也就是芭蕉的意见，特别是对于色欲和老年的两件事。芭蕉本是武士后来出家，但他毕竟还是诗人，所以他的态度很是温厚，他尊重老年的纯净，却又宽恕恋爱的错误，以为比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这是很难得的高见达识。这里令人想起本来也是武士后来出家的兼好法师来。兼好所著《徒然草》共二百四十三段，我曾经译出十四篇，论及女色有云：
朝颜花呀，白昼还是下锁的门的围墙。”
专谈老年生活的书我只见过乾隆时慈山居士所著的《老老恒言》五卷，望云仙馆重刊本。曹庭栋著书此外尚多，我只有一部《逸语》，原刻甚佳，意云《论语》逸文也。《老老恒言》里的意思与文章都很好，只可惜多是讲实用的，少发议论，所以不大有可以抄录的地方。但如下列诸节亦复佳妙，卷二省心项下云：
“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青主也是兼通儒释的，他又自称治庄列者。所以他的意见很是通达。其实只有略得一家的皮毛的人才真是固陋不通。若是深入便大抵会通达到相似的地方。如陶渊明的思想总是儒家的，但《神释》末云：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颇与二氏相近，毫无道学家方巾气，青主的所谓暮气实在也即从此中出也。
“惑乱世人之心者莫过于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经过薰香，虽明知其故，而一闻妙香，必会心动。相传久米仙人见浣女胫白，失其神通，实在女人的手足肌肤艳美肥泽，与别的颜色不同，这也是至有道理的话。”本来诃欲之文出于好色，劝戒故事近于淫书，亦是常事，但那样明说色虽可憎而实可爱，殊有趣味，正可见老和尚不打谎语也。此外同类的话尚多，但最有意思的还是那顶有名的关于老年的一篇：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诸梦寐，此妄想惑乱之确证。老年人多般涉猎过来，其为可娱可乐之事滋味不过如斯，追忆间亦同梦境矣。故妄想不可有，并不必有，心逸则日休也。”又卷一饮食项下云：
“倘仇野之露没有消时，鸟部山之烟也无起时，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罢。
“应璩《三叟诗》云，三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须自己审量。节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宁少无多。又古诗云，努力加餐饭。老年人不减足矣，加则必扰胃气。况努力定觉勉强，纵使一餐可加，后必不继，奚益焉。”我尝可惜李笠翁《闲情偶寄》中不谈到老年，以为必当有妙语，或较随园更有理解亦未可知，及见《老老恒言》觉得可以补此缺恨了。曹君此书前二卷详晨昏动定之宜，次二卷列居处备用之要，末附《粥谱》一卷，娓娓陈说，极有胜解，与《闲情偶寄》殆可谓异曲而同工也。关于老年虽无理论可供誊录，但实不愧为一奇书，凡不讳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阅，即作闲书看看亦可也。
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于北平。
[book_title]三部乡土诗
近二十年来稍稍搜集同乡人的著作。“这其实也并不能说是搜集，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却也不是每见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在《苦竹杂记》里这样地说明过，现在可以借来应用。所谓同乡也只是山阴会稽两县，清末合并称作绍兴县，但是我不很喜欢这个名称，除官文书如履历等外总不常用。本来以年号作县名，如嘉定等，也是常事，我讨厌的是那浮夸的吉语，有如钱庄的招牌，而且泥马渡康王的纪念也用不着留到今日，不过这是闲话暂且不提。“看同乡人的文集，有什么意思呢？以诗文论，这恐怕不会有多大意思。”这话前回也已说过。“事与景之诗或者有做得工的，我于此却也并没有什么嗜好，大约还是这诗中的事与景，能够引起我翻阅这些诗文集的兴趣。因为乡曲之见，所以搜集同乡人的著作，在这著作里特别对于所记的事与景感到兴趣，这也正由于乡曲之见。纪事写景之工者亦多矣，今独于乡土著作之事与景能随喜赏识者，盖因其事多所素知，其景多曾亲历，故感觉甚亲切也。”
诗文集有专讲一地方的，那就很值得翻阅。这有些是本乡人所撰，有些是出于外乡人之手，我都同样地想要搜集。孔延之的《会稽掇英集》，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各注本，陈祖昭的《鉴湖棹歌》等是第二类，第一类有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翁元圻注本，李寿朋的《越中名胜赋》，周晋鑅的《越中百咏》，周调梅的《越咏》，张桂臣的《越中名胜百咏》等。但是还有几种，范围较小，我觉得更有意思。其一是《娱园诗存》四卷，光绪丙戌刊本。娱园是秦树銛的别业，在会稽小皋步，陶方琦李慈铭等人所结的“皋社”就在那里，古来也出过些名人，据我所知道，明末参严嵩的沈鍊与清初撰那《度针篇》的闻人均便都是小皋步人。（至少沈青霞的后人住在那村里。）《诗存》卷一即是皋社联吟集，卷二三是关于娱园的题咏，卷四曰感怀集，皆主人“怆念存殁”之作。我的大舅父是秦君的女婿，曾经寄寓在那里，所以在庚子前后我到过娱园有好几次，读集中潭水山房微云楼诸咏，每记起三十多年前梦影，恍忽如在目前。区区一园之兴废，于后之读者似无关痛痒，但如陶方琦序中所云：
其二是《鞍村杂咏》一卷，道光丁酉刊本。题曰安山第七桥半亭老人，即山阴沈宸桂，著有《寿樟书屋诗钞》一卷。卷首为《马鞍村十咏》，序中述村名缘起云：
其三是《墟中十八图咏》一卷，影抄本。有毛奇龄宋衡邵廷采戴名世序，章士俞公陶及申跋，章标所画墟中图十八幅，章世法叙记十八则，章大来，麟化，士，成梿，成栻，应枢，錡，钟，世法，标等十人五言绝句各十八首，共一百八十首。所谓墟者即会稽道墟村，章氏聚族而居之地，择墟中十八境，会章氏十人，倡为诗章，乃成是集。查文中年代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据章士题后当时盖曾刻板，抄本则似出于乾隆时，笔迹不工，又不懂画法，所摹图尤凌乱，但即看此本而尚觉图之可喜，然则原画之佳盖可知矣。戴南山序署壬午闰六月，其称述墟中图云：
“越风绵亘，盛乎诗巢。诗巢倾翳，百年阒如。音彟多舛，吟律鲜守。皋中诗社，崛起于后。东州蟠郁，偏师钟衍。诗社十人，争长娱园。”《诗存》四卷正是皋社文献之仅存者，颇足供参考，娱园主人的诗也只见此集中，少时虽然及见秦少渔先生，惜未能问其先世遗稿，盖其时但解游嬉或索画墨梅而已。
“老妻扶杖念弥陀，稚子划船唱棹歌。村店满缸新酒贱，俞公塘上醉人多。”写海边村景颇有风致。其廿二末联云，“村居歌咏知多少，惟爱南湖陆放翁。”又杂题亦多拟剑南体者，可知作者的流派，正亦可谓之“乡曲之见”，殊令不佞读之不禁微笑也。
“沙堆何累累，见沙不见水。负担上塘来，识是隔江子。”据章士题后云：
“余披其图，泉石之美秀，峰岭之俊拔，园林之幽胜，亭馆之参差，云树之缥缈，鱼鸟之飞跃，以及桑麻果蔬，牛羊鸡犬，藩篱村落，场圃帆樯，莫不历历在目，而恍若身游其中，则余又何必以未至为恨乎。”这虽似应酬的套语，其实却是真话，因为他画的确有特色，不是普通的山水画那样到处皆是而又没有一处是的。我最喜欢那第十二的杜浦一幅。我从小就听从杜浦来的一个章姓工人讲海边的事，沙地与“舍”（草屋），棉花与西瓜，角鸡与獾猪等等，至今不能忘记。看那图时自然更有兴味，沿海小村，有几所人家，却不荒凉，沙碛上两人抬了一乘兜轿，有地方称“过山龙”，颇有颊上添毫之妙。又第十八宜嘉尖，画一田庄，柴门临水，门口泊酒船，有两个工人抬着一大坛往里边走。第四南阳阪，有山有河，有桥有船，有田有人，有牛有树，此真是东南农村的一角也，其真实处几乎要有点像地图了，而仍有图画之美，在寻常山水册中岂容易找得出乎。诗的数目十倍于图，但是我没有多少话可说。这里且举出章应枢的一首《杜浦》来：
“余家在马鞍村。村口有山，其形如马。秦始皇时，望气者云，南海有五色气，遂发卒千人，凿断山之冈阜，形如马鞍。附山居民遂以名村，至今山顶凿痕具在。”次为《马鞍村春日竹枝词》八首，《村居四时杂咏》廿二首，《村名词》《庵名词》各十二首，此外杂题十三首。沈君诗本平常，又喜沿袭十景之名，或嵌字句，益难出色，唯专就一村纪事写景，亦别有意义，其村居诗更较佳，如其十八云：
“岁辛巳余与宗人联吟墟中，合两山之间择而赋之，得境十八，凡十人，得诗一百八十，宁涩毋滑，宁生毋熟，宁野朴不近人情，毋为儿女子嗫嚅态。”可以约略知道他们的态度，但是王维裴迪往矣，后之人欲用五言咏风土之美，辋川在前，虽美弗彰也。大抵此类书籍的价值重在文献的方面，若以文艺论未免见绌，唯墟中图则自有佳处，我只可惜未能得到原刊本耳。
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北平。
[book_title]记海错
王渔洋《分甘余话》卷四载郑简庵《新城旧事序》有云：
“汉太上作新丰，并移旧社，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鸡犬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则乡亭宫馆尽入描摹也。沛公过沛，置酒悉召父老诸母故人道旧，故为笑乐，则酒瓢羹碗可供笑谑也。郭璞注《尔雅》，陆佃作《埤雅》，释鱼释鸟，读之令人作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也。”这是总说乡里志乘的特色，但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小时候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与《花镜》等，所以后来成为一种习气，喜欢这类的东西。可是中国学者虽然常说格物，动植物终于没有成为一门学问，直到二十世纪这还是附属于经学，即《诗经》与《尔雅》的一部分，其次是医家类的《本草》，地志上的物产亦是其一。普通志书都不很着重这方面，纪录也多随便，如宋高似孙的《剡录》可以说是有名的地志，里边有草木禽鱼诂两卷，占全书十分之二，分量不算少了，但只引据旧文，没有多大价值。单行本据我所看见的有黄本骥的《湖南方物志》四卷，汪曰桢的《湖雅》九卷，均颇佳。二书虽然也是多引旧籍，黄氏引有自己的《三长物斋长说》好许多，汪氏又几乎每条有案语，与纯粹辑集者不同。黄序有云：
郝懿行为乾嘉后期学者，所注《尔雅》其精审在邢邵之上。《晒书堂文集》卷二《与孙渊如观察书》（戊辰）有云：
《记海错》一卷，凡四十八则，小引云，“海错者《禹贡》图中物也，故《书》《雅》记厥类实繁，古人言矣而不必见，今人见矣而不能言。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见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乡，兴言记之。所见不具录，录其资考证者，庶补《禹贡疏》之阙略焉。时嘉庆丁卯戊辰书。”王善宝序云：
《晒书堂诗钞》卷上有诗曰“拾海错”，原注云，“海边人谓之赶海”，诗有云：
“龙虾大者重二十余斤，须三尺余，可为杖。蚶大者如斗，可为香炉。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滨人习见，不足为异也。”《闽小记》卷一龙虾一则云：
“龙虾即虾魁，目睛隆起，隐露二角，产宁德。《岭表录异》云，前两脚大如人指，长尺余，上有芒刺銛硬，手不可触，脑壳微有错，身弯环，亦长尺余，熟之鲜红色，名虾杯。苍案，宁德以龙虾为灯，居然龙也，以其大乃称之为魁。仆人陈照贾吕宋，舶头突驾二朱柱，夹舶而趋，舶人焚香请妈祖棍三击，如桦烛对列，闪灼而逝，乃悟为虾须。《南海杂志》，商舶见波中双樯摇荡，高可十余丈，意其为舟，老长年曰，此海虾乘霁曝双须也。《洞冥记》载有虾须杖。举此则龙虾犹小耳。”将这四篇来一比较，郝记还是上品，郭录本来最是切实，却仍多俗信，如记美人鱼海和尚撒尿鸟之类皆是，又《闽产录异》卷五记豕身人首的鲧神，有云，“山精木魅，奇禽异兽，难以殚述”，书刻于光绪丙戌，距今才五十年，但其思想则颇陈旧也。郝记中尚有蟹，，海盘缠，海带诸篇均佳，今不具引。
“贱患偏疝，三载于今，迩来体气差觉平复耳。以此之故，虫鱼辍注，良以慨然。比缘闲废，聊刊《琐语》小书，欲为索米之赀，（七年无俸米吃，）自比抄胥，不堪覆瓿，只恐流播人间作话柄耳。”即此可见他对于注虫鱼的兴趣与尊重，虽然那些《宋琐语》《晋宋书故》的小书也是很有意思的著作，都是我所爱读的。《蜂衙小记》后有牟廷相跋云：
“相传闽中龙虾大者重二十余斤，须三尺余，可作杖，海上人习见之。予初在会城，曾未一睹，后至漳，见极大者亦不过三斤而止，头目实作龙形，见之敬畏，戒不敢食。后从张赓阳席间误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鲜美逾常，遂不能复禁矣。有空其肉为灯者，贮火其中，电目血舌，朱鳞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飞去时，携之江南，环观桥舌。”《海错百一录》卷四记虫其一龙虾云：
“海中有虾长尺许，大如小儿臂，渔者网得之，俾两两而合，日干或腌渍货之，谓为对虾，其细小者干货之曰虾米也。案《尔雅》云，鰝大虾。郭注，虾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虾鱼为鰝。《北户录》云，海中大红虾长二丈余，头可作杯，须可作簪，其肉可为脍，甚美。又云，虾须有一丈者，堪拄杖。《北户录》之说与《尔雅》合。余闻榜人言，船行海中或见列桅如林，横碧若山，舟子渔人动色攒眉，相戒勿前，碧乃虾背，桅即虾须矣。”此节文字固佳，稍有小说气味，盖传闻自难免张大其词耳。《五杂组》卷九云：
“李善《文选•江赋》注引《临海水土异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炙食。余案今登莱海中有物长尺许，浅黄色，纯肉无骨，混沌无口目，有肠胃。海人没水底取之，置烈日中，濡柔如欲消尽，瀹以盐则定，然味仍不咸，用炭灰腌之即坚韧而黑，收干之犹可长五六寸。货致远方，啖者珍之，谓之海参，盖以其补益人与人参同也。《临海志》所说当即指此，而云有三十足，今验海参乃无足而背上肉刺如钉，自然成行列，有二三十枚者，《临海志》欲指此为足则非矣。”《闽小记》《海错百一录》所记都不能这样清爽。又记虾云：
“昔人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余谓磊落人定不能注虫鱼耳。浩浩落落，不辨马牛，那有此静中妙悟耶？故愿与天下学静，不愿学磊落。如有解者，示以《蜂衙小记》十五则。”牟氏著有《诗意》，虽不得见，唯在郝氏《诗问》中见所引数条，均有新意，可知亦是解人也，此跋所说甚是，正可作上文的说明。《宝训》八卷，《蜂衙小记》，《燕子春秋》各一卷，均有牟氏序跋，与《记海错》合刻，盖郝君注虫鱼之绪余也。
“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这确实不是夸口，虽然我于经学是全外行，却也知道他的笺注与众不同，盖其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如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人书中殆不能见到也。又《答陈恭甫侍御书》（丙子）中云：
“农部郝君恂九自幼穷经，老而益笃，日屈身于打头小屋，孜孜不倦。有余闲记海错一册，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而得其贯通，刻画其形亦毕肖也。”此书特色大略已尽于此，即见闻真，刻画肖耳。如土肉一则云：
“仿《南方草木状》，《益部方物略》，《桂海虞衡志》，《闽中海错疏》之例，题曰‘湖南方物志’。”至于个人撰述之作，我最喜欢郝懿行的《记海错》，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五卷，《闽产录异》六卷，居其次。郭氏纪录福建物产至为详尽，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九至十二凡四卷为物部，清初周亮工著《闽小记》四卷，均亦有所记述，虽不多而文辞佳胜，郝氏则记山东登莱海物者也。
“渔父携筠篮，追随者稚子，逐虾寻海舌，淘泥拾鸭嘴，（海舌即水母，蚬形如鸭嘴，）细不遗蟹奴，牵连及鱼婢。”郝诗非其所长，但此数语颇有意思。《晒书堂文集》，《笔录》及诸所著述书中，则佳作甚多，惜在这里不能多赘。清代北方学者我于傅青主外最佩服郝君，他的学术思想仿佛与颜之推贾思勰有点近似，切实而宽博，这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境界也。郝氏遗书庞然大部，我未能购买，但是另种也陆续搜到二十种，又所重刻雅雨堂本《金石例》亦曾得到，皆可喜也。
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于北平。
[book_title]本色
阅郝兰皋《晒书堂集》，见其《笔录》六卷，文字意思均多佳胜，卷六有本色一则，其第三节云：
“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绿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艮斋续说》八）余谓当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过绿筠潇碧等字，思量半载，方得真诠，千古文章事业同作是观。”郝君常引王渔洋尤西堂二家之说，而《艮斋杂说》为多，亦多有妙解。近来读清初笔记，觉有不少佳作，王渔洋与宋牧仲，尤西堂与冯钝吟，刘继庄与傅青主，皆是。我因《笔录》而看《艮斋杂说》，其佳处却已多被郝君引用了，所以这里还是抄的《笔录》，而且他的案语也有意思，很可以供写文章的人的参考。
好几年前偶读宋唐子西的《文录》，见有这样一条，觉得非常喜欢。文云：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这在普通的英文作文教本中都已说过，叫学生造句分章第一要简单，这才能得要领。不过这件事大不容易，所谓三岁孩童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也。《钝吟杂录》卷八有云：
《钝吟杂录》卷八遗言之末有三则，都是批评谢叠山所选的《文章规范》的，其第一则说得最好。文云：
“平常说话，其中亦有文字。欧阳公云，见人题壁，可以知人文字。则知文字好处正不在华绮，儒者不晓得，是一病。”其实平常说话原也不容易，盖因其中即有文字，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工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想了半年这才丢开绿筠潇碧等语，找到一个平凡老实的竹轩，此正是文人的极大的经验，亦即后人的极好的教训也。
“大凡学文初要小心，后来学问博，识见高，笔端老，则可放胆。能细而后能粗，能简而后能繁，能纯粹而后能豪放。叠山句句说倒了。至于俗气，文字中一毫着不得，乃云由俗入雅，真戏论也。东坡先生云，尝读《孔子世家》，观其言语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规矩，不敢放言高论。然则放言高论，夫子不为也，东坡所不取也。谢枋得叙放胆文，开口便言初学读之必能放言高论，何可如此，岂不教坏了初学。”钝吟的意见我未能全赞同，但其非议宋儒宋文处大抵是不错的，这里说要小心，反对放言高论，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卷一家戒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这说得极妙，他便是怕大家做汉高祖论，胡说霸道，学上了坏习气，无法救药也。卷四读古浅说中云：
“关子东一日寓辟雍，朔风大作，因得句云，夜长何时旦，苦寒不成寐。以问先生云，夜长对苦寒，诗律虽有剉对，亦似不稳。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药中要存性也。”这里的剉对或蹉对或句中对的问题究竟如何，现在不去管他，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药中存性的这譬喻，那时还起了“煆药庐”这个别号。当初想老实地叫存性庐，嫌其有道学气，又有点像药酒店，叫做药性庐呢，难免被人认为国医，所以改做那个样子。煆药的方法我实在不大了然，大约与煮酒焙茶相似，这个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学得，真可通用于文章事业矣。存性与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却觉得都是很好的话，很有益于我们想写文章的人，所以就把他抄在一起了。
“余生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闾里，其间风习是非，少时所见与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远者数千年，近者犹百年，一以今日所见定其是非，非愚则诬也。宋人作论多俗，只坐此病。”作论之弊素无人知，祸延文坛，至于今日，冯君的话真是大师子吼，惜少有人能倾听耳。小心之说很值得中小学国文教师的注意，与存性之为文人说法不同，应用自然更广，利益也就更大了。不佞作论三十余年，近来始知小心，他无进益，放言高论庶几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则犹望道而未之见也。
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book_title]钝吟杂录
《池北偶谈》卷十七有冯班一条，称其博雅善持论，著《钝吟杂录》六卷，又云：
“定远论文多前人未发，但骂严沧浪不识一字，太妄。”我所有的一部《钝吟杂录》，系嘉庆中张海鹏刊本，凡十卷，与《四库书目提要》所记的相同，冯氏犹子武所辑集，有己未年序，盖即乾隆四年，可知不是渔洋所说的那六卷原本了。序中称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俗子皆以为迂，《提要》亦云诋斥或伤之激，这与渔洋所谓妄都是他大胆的一方面。序中记其斥《通鉴纲目》云：
风云月露之词，使人意思萧散，寄托高胜，君子为之，其亦贤于博弈也。以笔墨劝淫诗之戒，然犹胜于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此有韵之谤书，唐人以前无此，不可不知也。”讲到诗，这我有点儿茫然，但以为放荡的诗犹比风刺而轻薄不近理者为胜，然则此岂不即是宋人论人物之文章耶。我近年常这样想，读六朝文要比读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较轻，用旧话来说，不至害人心术也。钝吟的意思或者未必全如此，不过由诗引用到文，原是一个道理，我想也别无什么不可罢。
汉人云，大者与六经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言赋者莫善于此，诗亦然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咏之何害。
《杂录》卷一家戒上又有几节关于教子弟的，颇多可取，今抄录其一云：
“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何议门评注云，“吾辈科举人初见此语必疑其拘葸，甚且斥为凡陋，久阅知书味，自信为佳。”评语稍笼统，还是找他自己的话来做解说吧。卷八遗言云：
“李念斋有言，东林好以理胜人。性理中宋儒诸议论无非此病。”又卷四十《杂记五》云：
“宋人谈性命，真开千古之绝学，……但论人物谈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壁说话。”下半说得不错，上半却有问题。冯氏论事虽有见识，但他总还想自附于圣学，说话便常有矛盾，不能及不固执一派的人，如傅青主，或是尤西堂。其实他在卷二已说过道：
“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爽快，都不料前后。”又卷二家戒下云：
“宋人之文动辄千百言，萝莎冗长，看着便厌，灵心慧舌，只有东坡。昨偶读曾子固《战国策》《说苑》两序，责子政自信不笃，真笑杀人，全不看子政叙中文义而要自占地步，宋人往往挟此等技为得意，那可与之言文章之道。文章诚小技，可怜终日在里边盘桓，终日说梦。”傅君真是解人，所说并不怎么凌厉，却着实得要领，也颇有风致，这一点似胜于钝吟老人也。我常怀疑中国人相信文学有用而实在只能说滥调风凉话其源盖出于韩退之，而其他七大家实辅成之，今见傅冯二公的话，觉得八分之六已可证实了，余下的容再理会。《杂录》卷一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言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审细止，如苏子由论蜀先主云，据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将也。考昭烈生平未尝用孔明为将，不据蜀便无地可措足，此论直是不读《三国志》。宋人议论多如此，不可学他。”切忌勿作论，这是多么透彻的话，正是现在我们所要说的，却一时想不到那么得要领有力量。我们平常知道骂八股，实在还应该再加上一种“论”，因为八股教人油腔滑调地去说理，论则教人胡说霸道地去论事，八股使人愚，论则会使人坏。大家其实也早已感到这点，王介甫也有较好的文章，只因先读了他的孟尝君论，便不欢喜他，还有些人读了三苏策论之后一直讨厌东坡，连尺牍题跋都没有意思去看了，这都是实例。钝吟一口喝破，真是有识见，不得不令人佩服。卷四读古浅说有一条云：
“古人文字好恶俱要论理，如宋人则任意乱说，只练文字，（何评，苏文如是者多矣。）谢叠山《文章规范》尤非，他专以诬毁古人为有英气，此极害事。”卷八又云：
“凡此书及致堂《管见》以至近世李氏《藏书》及金圣叹才子书，当如毒蛇蚖蝎，以不见为幸，即欧公老泉渔仲叠山诸公，亦须小心听之。”冯氏不能了解卓吾圣叹，在那时本来也不足怪，（李氏的史识如何我亦尚未详考，）若其批评宋人的文章思想处却实在不错，语虽激而意则正，真如《提要》所云论事多达物情，我看十卷《杂录》中就只这个是其精髓，自有见地，若其他也不过一般云云罢了。《杂录》卷一家戒上云：
“乐无与于衣食也，金石丝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诗赋无与于人事也，温柔敦厚，圣人以教民，宋儒恶之。
“不近人情而云尽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时势而欲治国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智，便是德不明。”这两节的道理如何是别一事，但如根据这道理，则论人物而苛刻，谈政事而胡涂，即是不仁不智了，与性命绝学便没有关系。傅青主《霜红龛集》卷三十六（丁氏刊本）《杂记一》中有云：
“不爱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无以为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又卷四云：
“为子弟择师是第一要事，慎无取太严者。师太严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刚强者怼而为恶，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违其天资，若有所长处当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开其知识也，养之者所以达其性也。年十四五时，知识初开，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当二三月间，养之全在此际。噫，此先师魏叔子之遗言也，我今不肖，为负之矣。”何注曰，“少小多过，赖严师教督之恩，得比人数，以为师不嫌太严也，及后所闻见，亦有钝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冯氏此言甚有理解，非普通儒者们所能及。傅青主家训亦说及这个问题，颇主严厉，不佞虽甚喜霜红龛的思想文字，但于此处却不得不舍傅而取冯矣。
廿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book_title]燕京岁时记
《燕京岁时记》一卷，富察敦崇著，据跋盖完成于光绪庚子，至丙午（一九〇六）始刊行，板似尚存，市上常有新印本可得。初在友人常君处所见系宣纸本，或是初印，我得到的已是新书了，但仍系普通粉连，未用现今为举世所珍重的机制连史纸，大可喜也。润芳序中略述敦君身世，关于著作则云：
“他日过从，见案头有《燕京岁时记》一卷，捧读一过，具见匠心，虽非巨制鸿文，亦足资将来之考证，是即《景物略》《岁华记》之命意也。虽然，如礼臣者其学问岂仅如此，尚望引而伸之，别有著作，以为同学光，则予实有厚望焉。”其实据我看来这《岁时记》已经很好了，但是我却又能够见到他别的著作，更觉得有意思。这也并非巨制鸿文，只是薄薄的一册文集，题曰“画虎集文钞”，上有我的二月十四日的题记云：
“萨齐玛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芙蓉糕与萨齐玛同，但面有红糖，艳如芙蓉耳。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记赤包儿等云：
“癸亥嘉平以诗一卷见寄，并嘱为序。研读再四，具见匠心，间亦有与予诗相似者。盖皆读书无多，纯任天籁，正如鸟之鸣春，虫之鸣秋，嘈嘈唧唧，聒耳不已，诘其究竟，鸟既不知所鸣者为何声，虫亦不知所鸣者为何律也，率其性而已矣，吾二人之诗亦复如此。”《画虎集》中无诗抄，只在《岁时记》中附录所作六首，游潭柘山三首及钓鱼台一首均系寻常游览之作，京师夏日闺词两首稍佳，大抵与所自叙的话相合，这在诗里未能怎么出色，但不是开口工部，闭口涪翁，总也干净得多，若是在散文里便更有好处了。《岁时记》跋之二云：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赤包儿这名字常听小孩们叫，即是栝楼，斗姑娘这种植物在花担上很多见，不知道有无旧名，或者是近来输入亦未可知，日本称作“姬代代”，姬者表细小意的接头语，代代者橙也，此本系茄科，盖言其实如小橙子耳，汉名亦不可考。斗字意不甚可解，或是逗字，在北京音相同，但亦不敢定也。
“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这从实录写，事多琐碎两件事，据我看来不但是并无可讥，而且还是最可取的一点。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如一月中记耍耗子耍猴儿耍苟利子跑旱船，十月的糟蟹良乡酒鸭儿广柿子山里红，风筝毽儿琉璃喇叭咘咘噔太平鼓空钟，蛐蛐儿聒聒儿油壶卢，梧桐交嘴祝顶红老西儿燕巧儿，栗子白薯中果南糖萨齐玛芙蓉糕冰糖壶卢温朴，赤包儿斗姑娘海棠木瓜沤朴各条，都写得很有意思。又如五月的石榴夹竹桃云：
“斯园也以弹丸之地，居兵燹之中，虽获瓦全，又安能长久哉。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蹊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此增旧园在铁狮子胡同，即铁狮子所在地，现在不知如何了，昔年往东北城教书常走过此街，见有高墙巍巍，乃义威将军张宗昌别宅也，疑即其处。记末又言古来宫殿尽归毁灭，何况蕞尔一园，复云：
“前得敦礼臣著《燕京岁时记》，心爱好之。昨游厂甸见此集，亟购归，虽只寥寥十三叶，而文颇质朴，亦可取也。”这书虽然亦用粉连纸印，而刻板极坏，比湖北崇文书局本还要难看，有几处已经糊纸改写，错字却仍不少，如庶吉士会刻作庶吉主，可见那时校刻的草草了。集中只有文十一篇，首篇是覆其内弟书，叙庚子之变，自称年四十六，末为周毓之诗序，作于甲子春，署七十老人某病中拜序，可以知其年岁及刻书的时代大概。十一篇中有六篇都说及庚子，深致慨叹，颇有见识，辛亥后作虽意气销沉，却无一般遗老丑语，更为大方，曾读《涉江文钞》亦有此感，但惜唐氏尚有理学气耳。辛丑所作《增旧园记》有云：
“其所以流传后世者亦惟有纸上之文章耳，文章若在则斯园为不朽矣，此记之所由作也。”今园已不存，此十三叶的文集不知天壤间尚有几本，则记之存盖亦仅矣。《碣石逋叟周毓之诗序》云：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七月的荷叶灯蒿子灯莲花灯云：
“中元黄昏以后，街巷儿童以荷叶燃灯，沿街唱曰：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又以青蒿粘香而燃之，恍如万点流萤，谓之蒿子灯。市人之巧者又以各色彩纸制成莲花莲叶花篮鹤鹭之形，谓之莲花灯。谨案《日下旧闻考》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又其记萨齐玛等云：
唐涉江（原名震钧）著《天咫偶闻》，纪北京地理故实，亦颇可看，可与《岁时记》相比，但唐书是《藤阴杂记》一流，又用心要写得雅驯，所以缺少这些质朴琐屑的好处。两者相比，《偶闻》虽或可入著作之林，而自有其门户，还不如《岁时记》之能率性而行也。
民国廿四年除夕，于北平。
[book_title]毛氏说诗
民国二十五年元日，阴寒而无风，不免到厂甸去走一趟，结果只买到吾乡潘素心的诗集《不栉吟》正续七卷，此外有若干本丛书的零种。这里边有一本是《西河合集》内的《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与《续诗传鸟名卷》三卷。我是在搜集同乡的著作，但是《西河合集》却并没有，说理由呢，其一他是萧山人，不在小同乡的范围内，其二则因为太贵，这种价近百元的大书还没有买过。所以我所有的便只有些零种残本，如尺牍诗词话连厢之类，这本《说诗》也是我所想要的，无意中得来觉得很可喜，虽然这有如乞儿拾得蚌壳可以当饭瓢，在收藏家看来是不值一笑的。毛氏说话总有一种“英气”，这很害事，原是很有理的一件事，这样地说便有棱角，虽间有谐趣而缺少重量，算来还是不上算，至于不讨人欢喜尚在其次。提起毛西河恐怕大家总有点厌他善骂，被骂的人不免要回敬一两句，这也是自然的，不过特别奇怪的是全谢山，他那种的骂法又说明是他老太爷的话，真是出奇得很。这很有点难懂，但是也可以找到相类的例。姚际恒著《诗经通论》卷前论旨中论列自汉至明诸诗解，关于丰坊有云：
“丰氏《鲁诗世学》极骂季本。按季明德《诗学解颐》亦颇平庸，与丰氏在伯仲间，何为骂之，想以仇隙故耶？”
毛西河喜骂人，而尤喜骂朱晦庵，《四书改错》是很闻名的一案，虽然《劝戒录》中还没有派他落拔舌地狱或编成别的轮回故事，这实在是他的运气。那说诗的两种恰好也是攻击朱子的，在这一点上与姚首源正是同志，《诗经通论》卷前的这一节话可以做他们共同的声明：
“鹤鸣于九皋，《正义》引陆玑疏谓顶赪翼青身白，而朱氏习见世所畜鹤铩羽而立，皆翼白尾黑者，奋笔改为顶赤颈尾俱黑，公然传之五百年，而不知即此一羽之细已自大误，先生格物安在耶。”姚亦云：
“按鹑本无居，不巢不穴，每随所过，但偃伏草间，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尧鹑居，《庄子》亦曰，圣人鹑居，是居且不定，安问居匹，若行则鹑每夜飞，飞亦不一，以窜伏无定之禽而诬以行随，非其实矣。”毛氏非师爷，而关于居飞的挑剔大有刀笔气息，令人想起章实斋，不过朱子不认识鹌鹑，以为是鹊类，奔奔疆疆的解释也多以意为之，其被讥笑亦是难怪也。又“鹳鸣于垤”，朱注云，“将阴雨则穴处者先知，故蚁出垤，而鹳就食，遂鸣于其上也。”毛云：
“又谓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亦凿，诗已言零雨矣，岂特将雨乎。”又《小雅》“鹤鸣于九皋”，朱注，“鹤鸟名，长颈竦身高脚，顶赤身白，颈尾俱黑。”毛云：
“作是编讫，侄炳以所作《诗识名解》来就正，其中有关诗旨者间采数条，足辅予所不逮。”此姚彦晖盖即侄炳。《鸟名卷》之一燕燕于飞条下云：
“会钱唐姚彦晖携所著《诗识名解》请予为序，其书甚审博，读而有感，予乃踵前事云云。”姚亦云：
“乃燕只一字，其曰燕燕者，两燕也。何两燕？一于归者，一送者。”《诗经通论》卷三引《识名解》云：
“《集注》凡鸟兽草木尽袭旧注而一往多误，惟此鹤则时所习见，疑翼青尾白为非是，遂奋改曰颈尾黑，以其所见者是立鹤，立则敛翼垂尻，其帔黝然，实未尝揭两翮而见其尾也。明儒陈晦伯作《经典稽疑》，调笑之曰，其黑者尾耶。”又《说诗》末一则亦云：
“《集传》只是反《序》中诸诗为淫诗一着耳，其他更无胜《序》处。”毛的《说诗》中说淫诗十二条，占全书五分之三，说杂诗四条都是反朱的。《鸟名卷》虽说是释鸟，目标也在《集传》，第一则关关雎鸠便云：
“《集传》主淫诗之外其谬戾处更自不少，愚于其所关义理之大者必加指出，其余则从略焉。总以其书为世所共习，宁可获罪前人，不欲遗误后人，此素志也，天地鬼神庶鉴之耳。”姚最反对淫诗之说，有云：
“《释鸟》曰，燕燕鳦。又《汉书》童谣云，燕燕尾涎涎。按鳦鸟本名燕燕，不名燕，以其双飞往来，遂以双声名之，若周周蛩蛩猩猩狒狒之类，近古之书凡三见而适合，此经及《尔雅》《汉书》是也。若夫单言燕者乃乌也，《释鸟》曰，燕白脰乌，可据，孔鲋亦谓之燕乌。故以燕燕为两燕及曲为重言之说者，皆非也。”二人皆反对《集传》重言之说，而所主张又各不同，亦颇有趣，西河既见《诗识名解》，不知何以对于燕燕双名之说不加以辩驳也。《鸟名卷》解说“鹑之奔奔”颇有妙解，奔奔朱注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毛纠正之云：
“《论语》，小子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学》格物又谓当穷致物理，则凡经中名物何一可忽，况显作诗注，岂有开卷一物而依稀鹘突越数千百年究不能指定为何物者。”姚氏于名物不甚措意，其说见于卷前论旨中，但与《鸟名卷》颇有因缘，这是很有意思的事。《鸟名卷》序云康熙乙酉重理残卷，姚书序亦写于是年，又毛云：
“《禽经》，鹳仰鸣则晴，俯鸣则雨。今第鸣垤，不辨俯仰，其为晴为雨不必问也。但鸣垤为蚁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鹳就食之，则不然。禽凡短咮者能啄虫豸，谓之噣食。岂有大鸟长喙而能噣及蚍蚁者，误矣。”长嘴的鹳啄食蚂蚁，的确是笑话，其实就是短嘴鸟也何尝吃蚂蚁呢？大约蚂蚁不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是嘴最短的铁嘴麻鸟黄脰等，也不曾看见他们啄食过。晴雨不必问，原是妙语，唯上文云“零雨其濛”，则此语失其效力矣，反不如姚云：
“按鹤两翼末端黑，非尾黑也。彼第见立鹤，未见飞鹤，立者常敛其两翼，翼末黑毛垂于后，有似乎尾，故误以为尾黑耳。格物者固如是乎。陈晦叔《经典稽疑》已驳之。”鹤尾本微物，但是这个都不知道，便难乎其为格物君子了。名物之学向来为经学的附庸，其实却不是不重要的，有如中学课程中的博物，学得通时可以明了自然的情状，更能够知道世事，若没有这个只懂得文字，便不大改得过秀才气质也。毛姚二君又有关于“七月在野”四句的解说，亦有新意，但以事关昆虫，抄来又太长，故只得从略，亦可惜也。
廿五年一月四日，在北平。
[book_title]关于纸
答应谢先生给《言林》写文章，却老没有写。谢先生来信催促了两回，可是不但没有生气，还好意地提出两个题目来，叫我采纳。其一是因为我说爱读谷崎润一郎的《摄阳随笔》，其中有《文房具漫谈》一篇，“因此想到高斋的文房之类，请即写出来，告诉南方的读者何如？”
谢先生的好意我很感激，不过这个题目我仍旧写不出什么来。敝斋的文房具压根儿就无可谈，虽然我是用毛笔写字的，照例应该有笔墨纸砚。砚我只有一块歙石的，终年在抽斗里歇着，平常用的还是铜墨盒。笔墨也很寻常，我只觉得北平的毛笔不禁用，未免耗费，墨则没有什么问题，一两角钱一瓶的墨汁固然可以用好些日子，就是浪费一点买锭旧墨“青麟髓”之类，也着实上算，大约一两年都磨不了，古人所谓非人磨墨墨磨人，实在是不错的话。比较觉得麻烦的就只是纸，这与谷崎的漫谈所说有点相近了。
本国纸的渐渐消灭似乎也不只是中国，日本大约也有同样的趋势。日前在《现代随笔全集》中见到寿岳文章的一篇《和纸复兴》，当初是登在月刊《工艺》上边的。这里边有两节云：
放风筝是很有趣的。寒冬来了，在冻得黑黑的田地上冷风呼呼地吹过去的时候，乡间的少年往往自己削竹糊纸，制造风筝。我还记得，站在树荫底下躲着风，放上风筝去，一下子就挂在很高的山毛榉的树上了。但是用了结实的和纸所做的风筝就是少微挂在树枝上，也不会得就破的。即使是买来的，也用相当地坚固的纸。可是现今都会的少年买来玩耍的风筝是怎样呢？只要略略碰了电线一下，戳破了面颊的爆弹三勇士便早已瘪了嘴要哭出来了。”这里所谓和纸本来都是皮纸，最普通的是“半纸”，又一种色微黑而更坚韧，名为“西之内”，古来印书多用此纸。这大都用木质，所以要比中国的竹质的好一点，但是现今同样地稀少了，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改良半纸”之类都是本国自造，中国的洋连史之类大半是外国代造罢了。
因为用毛笔写字的缘故，光滑的洋纸就不适宜，至于机制的洋连史更觉得讨厌。洋稿纸的一种毛病是分量重，如谷崎所说过的，但假如习惯用钢笔，则这缺点也只好原谅了吧。洋连史分量仍重而质地又脆，这简直就是白有光纸罢了。中国自讲洋务以来，印书最初用考贝纸，其次是有光纸，进步至洋连史而止，又一路是报纸，进步至洋宣而止，还有米色的一种，不过颜色可以唬人，纸质恐怕还不及洋宣的结实罢。其实这岂是可以印书的呢？看了随即丢掉的新闻杂志，御用或投机的著述，这样印本来也无妨，若是想要保存的东西，那就不行。拿来写字，又都不合适。照这样情形下去，我真怕中国的竹纸要消灭了。中国的米棉茶丝磁现在都是逆输入了，墨用洋烟，纸也是洋宣洋连史，市上就只还没有洋毛笔而已。
“我们少年时代在小学校所学的手工里有一种所谓纸捻细工的。记得似乎可以做成纸烟匣这类的东西。现在恐怕这些都不成了吧。因为可以做纸捻材料几乎在我们的周围全已没有了。商家的账簿也已改为洋式簿记了。学童习字所用的纸差不多全是那脆弱的所谓‘改良半纸’。（案即中国所云洋连史也。）在现今都用洋派便笺代了卷纸，用茶褐色洋信封代了生漉书状袋的时代，想要随便搓个纸捻也就没有可以搓的东西了。和纸已经离我们的周围那么远了，如不是特地去买了和纸来，连一根纸捻也都搓不成了。
日本用“西之内”纸所印的旧书甚多，所以容易得到，废姓外骨的著述虽用铅印而纸则颇讲究，普通和纸外有用杜仲纸者，近日买得永井荷风随笔曰“雨潇潇”，亦铅印而用越前国楮纸，颇觉可喜。梁任公在日本时用美浓纸印《人境庐诗草》，上虞罗氏前所印书亦多用佳纸，不过我只有《雪堂砖录》等数种而已。中国佳纸印成的书我没有什么，如故宫博物院以旧高丽纸影印书画，可谓珍贵矣，我亦未有一册。关于中国的纸，我并不希望有了不得的精品，只要有黄白竹纸可以印书，可以写字，便已够了，洋式机制各品自无妨去造，但大家勿认有光纸类为天下第一珍品，此最是要紧。至于我自己写文章但要轻软吃墨的毛边纸为稿纸耳，他无所需也。
民国廿五年一月八日。
[book_title]谈策论
自从吴稚晖先生提出土八股洋八股的名称以来，大家一直沿用，不曾发生过疑问，因为这两种东西确实存在，现在给他分类正名，觉得更是明了了。但是我有时不免心里纳闷，这两个名称虽好，究竟还是诨名，他们的真姓名该是什么。土八股我知道即是经义，以做成散文赋似的八对股得名，可是洋八股呢，这在中国旧名词里叫做什么的呢？无意之中，忽然想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这洋八股的本名就只是策论。顶好的证据是，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二者同是制艺或功令文，而有新旧之别，亦即是土洋之异矣。不过这个证据还是随后想到的，最初使我得到这新发见的是别人的偶然一句闲话。我翻阅冯班的《钝吟杂录》，卷一家戒上有一则，其上半云：
“士人读书学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论。成败得失，古人自有成论，假令有所不合，阙之可也，古人远矣，目前之事犹有不审，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悬定其是非乎。”何义门评注云，“此亦名言。”此其所以为名言据我想是在于教人切勿作论。做策论的弊病我也从这里悟出来，这才了解了与现代洋八股的关系。同是功令文，但做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论则使人谬妄，其一重在模拟服从，其一则重在胡说乱道也。专做八股文的结果只学会按谱填词，应拍起舞，里边全没有思想，其做八股文而能胡说乱道者仍靠兼做策论之力也。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重要的实在还只是四书，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那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那些对空策的把“可得而言欤”改做“可得而言也”去缴卷，还只庸腐而已，比较起来无妨从轻发落。钝吟上边所说单是史论一种，弊病已经很大，或者这本来是策论中顶重要的一种也未可知。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朱子语类》中有云：
“秀才好论事，朝廷才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又只休，凡事皆然。”又云：
“真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口中说得，笔下写得，足以动人听闻，多至败事。”可见宋朝已是如此，但是时代远了，且按下不表，还是来引近时的例吧。“芦泾遁士”元是清季浙西名士，今尚健在，于光绪甲午乙未之际著《求己录》三卷，盖取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之意，其卷下言公论难从节下有论曰：
“山左米协麟有言，今日之正言谠论皆三十年后之梦呓笑谈。”自乙未到现在已整四十年了，不知今昔之感当何如，米君的意见似犹近于乐观也。《求己录》下卷中陶君的高见尚多，今不能多引。读书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又反正只是口头笔下用力，无妨说个痛快，此或者亦是人情，然而误事不少矣。古人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即是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老圃之意。何况打仗，这只好问军事专家了，而书生至今好谈兵，盖是秀才的脾气，朱晦庵原也是知道了的。我听说山西有高小毕业会考，国文试题曰明耻教战论，又北平有大学招考新生，国文试题曰国防策。这是道地的洋八股，也是策论的正宗，这样下去大约哄哄地攘臂谈天下事的秀才是不会绝迹的，虽然我们所需要的专门知识与一般常识之养成是很不容易希望做到。
“士大夫平日未尝精究义理，所论虽自谓不偏，断难悉合于正，如《左传》所引君子曰及马班诸史毁誉褒贬，名为公论，大半杂以偏见，故公论实不可凭。……夫因循坐误，时不再来，政事有急宜更张者，乃或徇公论而姑待之，一姑待而机不再来矣。百病婴身，岂容斗力，用兵有明知必败者，乃竟畏公论而姑试之，一姑试而事不可救矣。济济公卿，罕读《大学》知止之义，胸无定见，一念回护，一念徇俗，甚至涕泣彷徨，终不敢毅然负谤，早挽狂澜，而乘艰危之来巧盗虚名者，其心尤不胜诛。”注中又有云：
中国向来有几部书我以为很是有害，即《春秋》与《通鉴纲目》，《东莱博议》与胡致堂的《读史管见》，此外是《古文观止》。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本是一句谎话，朱子又来他一个续编，后世文人作文便以笔削自任，俨然有判官气象，《博议》《管见》乃是判例，《观止》则各式词状也。这样养成的文章思想便是洋八股，其实他还是真正国货，称之曰洋未免冤枉。这种东西不见得比八股文好，势力却更大，生命也更强，因为八股文只寄托在科举上，科举停了也就了结，策论则到处生根，不但不易拔除，且有愈益繁荣之势。他的根便长在中国人的秀才气质上，这叫人家如何能拔乎。我对于洋八股也只能随便谈谈，实在想不出法子奈何他，盖欲木之茂者必先培其本根，而此则本根其固也。
（廿五年一月）
[book_title]螟蛉与萤火
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解说。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李元著《蠕范》卷二有物化一篇，专记这些奇奇怪怪的变化，其序言云：
“天地一化境也，万物一化机也。唯物之化，忽失其故，无情而有，有情而无，未不虞来，既不追往，各忽忽不自知而相消长也。”话说得很玄妙，觉得不大了然，但是大家一般似乎都承认物化，普通过继异姓子女就称为螟蛉子，可见通行得久远了。关于腐草为萤也听见过这故事，云有人应考作赋以此为题，向友人求材料，或戏语之云，青青河畔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囊萤照读，皆是。此人即写道：昔年河畔，曾叨君子之风，今日囊中，复照圣人之典。遂以此考取第一云。读书人从前大抵都知道这件故事，因为这是文章作法上的一条实例，至于老百姓则相信牛粪变萤火，或者因乡间无腐草故转变为性质相似的牛粪亦未可知，其实盖见牛粪左近多为“火萤虫”所聚集故耳。
顷查季本的《说诗解颐》字义卷六，《小宛》三章下注云：
自然科学在中国向不发达，我恐怕在“广学会”来开始工作以前中国就不曾有过独立的植物或动物学。这在从前只附属于别的东西，一是经部的《诗经》与《尔雅》，二是史部的地志，三是子部的农与医。地志与农学没有多少书，关于不是物产的草木禽虫更不大说及，结果只有《诗经》《尔雅》的注笺以及《本草》可以算是记载动植物事情的书籍。现在我们想问问关于物化他们的意见如何。《诗》小雅《小宛》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注疏家向来都说蜾蠃是个老鳏夫，他硬去把桑虫的儿子抱来承继，给他接香烟。只有宋严粲的《诗缉》引了《解颐新语》，辨正旧说，云蜾蠃自有细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养之，非螟蛉所化，而后之说诗者却都不接受，毛晋在《毛诗陆疏广要》卷下之下历举诸说后作断语云：
《尔雅》，荧火即炤。郭注，夜飞，腹下有火。郭景纯在这里没有说到他的前身和变化，后来的人却总不能忘记《月令》的“季夏之月腐草为萤”这句话，拿来差不多当作唯一的注脚。邢《疏》，陆《新义》及《埤雅》，罗《尔雅翼》，都是如此，邵《正义》不必说了，就是王引之的《广雅疏证》也难免这样。更可注意的是本草家，这一回他们也跳不出圈子了。《本草纲目》四十一引陶弘景曰：
“陶说非也。今验萤火有二种，一种飞者形小头赤，一种无翼，形似大蛆，灰黑色，而腹下火光大于飞者，乃《诗》所谓宵行，《尔雅》之即炤亦当兼此二种，但说者止见飞萤耳。又说茅竹之根夜皆有光，复感湿热之气，遂化成形，亦不必然。盖萤本卵生，今年放萤火于屋内，明年夏细萤点点生光矣。”此是何等见识，虽然实在也只是常识，但是千百年来没有人能见到，则自不愧称为研精耳。不过下文又云：
“萤有三种。一种小而宵飞，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吕氏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萤者是也。一种长如蛆蠋，尾后有光，无翼不飞，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萤蛆，《明堂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蠲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视有光，复感湿热之气，遂变化成形尔。一种水萤，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萤赋》所谓彼何为而化草，此何为而居泉，是也。”我们再查《尔雅义疏》，则曰：
“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古今异称，后人辑为专书，语多皮傅，今就灼知傅实者，详其形状之殊，辨其沿袭之误。”这与乾隆辛卯（一七七一）刻《毛诗名物图说》中徐鼎自序所云，“凡钓叟村农，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正是一样，然而成绩都不能相副，徐氏图不工而说亦陈旧，邵氏虫鱼之注仍多“影响”，可见实验之不易谈也。《尔雅义疏》下之三关于果蠃赞成陶隐居之说，案语云：
“若细腰土蜂借他虫咒为己子，古今无异，陶隐居异其说，范处义附之，不知破窠见有卵如粟及死虫，盖变与未变耳。”此语殊支离，然以后似竟无人能识其误，即较多新意见的姚际恒方玉润亦均遵循旧说，其他不必说了。《本草纲目》卷三十九虫部蠮螉下，首列陶弘景说，韩保升寇宗奭赞成，李含光苏颂反对，李时珍结论亦以陶说为正，可以说多数通过了，即此可知医家中似比儒生更多明白人。《尔雅•释虫》，蜾蠃蒲卢，螟蛉桑虫。这显然是在释诗，注《尔雅》的自然也都是这种说法，邢昺《疏》陆佃《埤雅》皆是，唯罗愿《尔雅翼》卷二十六云：
“牟应震为余言，尝破蜂房视之，一如陶说，乃知古人察物未精，妄有测量。又言其中亦有小蜘蛛，则不必尽取桑虫。诗人偶尔兴物，说者自不察耳。”虽然仍为作诗者开脱，却比《尔雅翼》说得更有情理，盖古代诗人虽然看错自可原谅，后世为名物之学者犹茫然不知，或更悍然回护旧说，那就很有点讲不过去了。
“此是腐草及烂竹根所化。初时如蛹，腹下已有光，数日变而能飞。”李时珍则详说之曰：
“案陶氏之说实当物理，……然诗之本旨自不如此，而笺疏及扬子云之说疏矣。”想对于陶隐居的“造诗者未审”这句话加以辨解，本可不必，但他知道陶说之合于物理，可谓有识。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刻于乾隆戊申（一七八八），他的意见却比罗端良更旧。卷十六引郑笺陆疏陶弘景苏颂及《法言》各说后云：
“扬雄所说，即诗教诲尔子式谷似之之义，合诸《庄子》《淮南》，则知化生之说不可易矣。”这里我们就得特别提出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来。郝氏《晒书堂文集》卷二有一篇《与孙渊如观察书》，时为嘉庆戊辰，正是戊申的二十年后，中有一节云：
“《尔雅正义》一书足称该博，犹未及乎研精，至其下卷尤多影响。懿行不揆梼昧，创为略义，不欲上掩前贤，又不欲如刘光伯之规杜过，用是自成一书，不相因袭，性喜简略，故名之‘尔雅略义’。（案即《义疏》原名。）尝论孔门多识之学殆成绝响，唯陆元恪之《毛诗疏》，剖析精微，可谓空前绝后。盖以故训之伦无难钩稽搜讨，乃至虫鱼之注，非夫耳闻目验，未容置喙其间，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作者之体又宜舍诸。少爱山泽，流观鱼鸟，旁涉夭条，靡不覃研钻极，积岁经年，故尝自谓《尔雅》下卷之疏几欲追踪元恪，陆农师之《埤雅》，罗端良之翼雅，盖不足言。”这里批评《正义》固然很对，就是自述也确实不是夸口，盖其讲虫鱼多依据耳闻目验，如常引用民间知识及俗名，在别家笺注中殆不可得。邵氏自序中亦夸说云：
“《夏小正》曰，丹鸟羞白鸟。此言萤食蚊蚋。又今人言，赴灯之蛾以萤为雌，故误赴火而死。然萤小物耳，乃以蛾为雄，以蚊为粮，皆未可轻信。”此亦凭常识即可明了，郝君惜未虑及，正如《义疏》在螟螣蟊贼节下仍信“螽子遇旱还为螽，遇水即为鱼”，不免是千虑之一失耳。
廿五年一月十四日，于北平记。
补记
“《夏小正》云，丹鸟羞白鸟。丹鸟谓丹良，白鸟谓蚊蚋。《月令疏》引皇侃说，丹良是萤火也。”于此别无辨解，盖对于《夏小正》文不发生疑问。《本草纲目》四十一蚊子下，李时珍曰，“萤火蝙蝠食之”，意亦相同。罗愿却早有异议提出，《尔雅翼》二十六蚊下云：
“《夏小正》云，丹鸟羞白鸟。丹鸟萤也，白鸟蚊也。谓萤以蚊为羞粮，则未知其审也。”二十七萤下又云：
“旧说蜾蠃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为其子，其说盖本陆玑《虫鱼疏》，而范氏《解颐新语》乃曰云云，此其为说似尝究物理者。然自庄列扬雄皆有纯雌自化类我速肖之说，则其来已久而非起于汉儒矣，且与诗义相合，岂范氏所言别是一虫而误指为蜾蠃欤？不然则蜾蠃之与螟蛉有互相育化之理邪？姑两存之。”其说模棱两可，但较蛮悍的已稍胜，故特为抄出。
一月二十日又记。
[book_title]窦存
胡式钰的《窦存》四卷从前时常看到，却总没有买，因为不是价贵，就是纸太劣。其实这种书的价钱本来不会怎么贵的，不过我觉得他不能值这些，那就变成贵了，前几天才买了一部，在还不算贵的范围内。这书刻于道光辛丑，距今才九十五年，正是清朝学术中落时期，其时虽然也有俞理初龚定庵魏默深蒋子潇等人来撑撑场面，就一般的知识讲未免下降了。我们读《窦存》时颇有此感，自然就是在乾嘉时也是贤愚不齐，不见得人人都有见识，只是到了衰季更易感到，或者由于主观也不可知。
《窦存》分为书诗事语四类，其语窦一卷列举俗语的出典，如《恒言录》之流，而范围较宽，最无可非议。诗窦所谈间有可取，书窦多卫道之言，可谓最下，事窦则平平耳，大抵多讲报应怪异，一般文人的“低级趣味”都如此，不必单责胡氏也。卷一论东坡非武王，阎百诗议子游子夏，钱莘楣议程伊川，卷二论人或嗤昌黎以文为诗，皆大不以为然，其理由则不外“何得轻议大贤人”，其议论可想见了。说诗处却有佳语，如卷二云：
卷三所记有关于民间信仰风俗者，亦颇可取。如记佣工赵土观谈上海二十一保二十七图陈宅鬼仙有云：
卷一书窦的第一条是讲考证的，虽然讲得很有趣，可是有点不对。其文云：
“歍，心有所恶若吐也，从欠，乌声。一曰歍，口相就也。（段注，谓口与口相就也。），歍也，从欠，鼀声。噈，俗，从口从就。”《辞源续编》始出一歍字，引《说文》为训，而噈字始终不见，我把正续编口部从十一画至十三画反覆查过，终于没有找到这个字。查《广韵》噈下云，歍噈，口相就也。《玉篇》噈下云，呜噈也。到这里，口旁的呜字已替代了欠旁的字，虽然正式当然是连用，但后来大抵单用也可以了。这里说后来，其实还应该改正，因为单用的例在隋唐之前。《世说新语》下《惑溺》第三十五即其一。佛经律部的《四分律藏》卷四十九云：
“杨升庵谓杜子美滕王亭诗，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予常怪修竹本无莺啼，后见孙绰兰亭诗，啼莺吟修竹，乃知杜老用此也，读书不多未可轻议古人。此升庵薄子美厚孙绰也。子美言之不足信，孙绰言之始足信，孙绰又本何书欤？且诗境贵真，使其时莺非啼竹而强言之，谓前人曾有此说，特因袭而已。前人未有此说而我自目击其境，斯言之正亲切耳。吾且谓子美当日有目中之莺啼修竹，而不必有孙绰之莺啼修竹可也。固哉，升庵之说诗也。”又有云：
“朱庆余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杜牧诗云，空堂停曙灯。停字当本陆机《演连珠》，兰膏停空，不思衔烛之龙。”批曰，“此等字在作者只知用来稳惬，不必先有所本，乃偶然暗合也。”批语两次纠正，很有道理。胡氏论诗极推重陶公，有云：
“时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内住，见他夫主共妇呜口，扪摸身体，捉捺乳。”这部律是姚秦时佛陀耶舍共竺法念所译，在东晋末年，大约与陶渊明同时，所以这还当列在宋临川王的前面。唐义净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三十八亦有云：
“唐叶适诗云，应嫌屐齿印苍苔。按汉杜林高节不仕，居一室，阶有绿苔，甚爱之，辄谓人曰，此可以当铺翠耳。人有蹑屐者，曰，勿印破之。盖叶诗印字本此。”书眉上有读者批曰，“即无本亦好。”此读者不知系何人，唯卷首有一印，白文四字云，“咸弼过目”，盖即其名也。又有一条云：
“去年（己亥）夏其家男女出耕，鬼在田中，予闻往听，鬼称予土观，予笑，鬼云，勿好笑，遂彼此寒暄数语。顷之谓其家人，我回槨，尔等当回家饭也，耕佣无不闻者。往往二三日便回鬼门关，来时声喜，去时声悲，必嘱其家人曰，为善毋恶，阴司有簿记之。”这是很好的关于死后生活的资料，如鬼门关（据云其地甚苦），鬼回槨休息，阴司有簿记善恶，皆是也。又一则云：
“予题汤都督琴隐图云，碑括前皇篆。一徒请括字来历，予曰，史皇造字即来历，前人经史等载籍岂别有来历耶。”这都说得很好，有自己的见识。但是这自信似乎不很坚，有时又说出别样的话，如云：
“东坡曰，吾于诗人无所好，好渊明诗。式钰谓吾于诗人无不好，尤好渊明诗。吾于诗人诗各有好有不好，有好无不好唯渊明诗。”语虽稍笼统，我却颇喜欢，因为能说得出爱陶诗者的整个心情也。
“世间妇女言灶神每月上天奏人善恶，故与人仇，灶诅之，有求，灶祷之。又岁杪买饧，择谷草之实制焙和之，俟新岁客来佐茶，故买饧于腊。腊月二十四日饯灶神上天，遂用饧，荐时义也，乃谓恐神诉恶，藉胶其口，何鄙说之可笑乎。然俗之为恶概可想见。”此一节也记得颇有意思，只是末尾说得太是方巾气，其实未必一定为恶，人总怕被别个去背地里说些什么，此种心理在做媳妇的一定更深切地感到，也自难怪她们想用大麦糖去胶住那要说闲话的人的嘴巴罢。
“《晋书》，贾充有儿黎民三岁，乳母抱之当阁，充就而拊之。《世说》云，充就乳母手中呜之。拊呜各通，盖谓拊其儿作呜呜声以悦之也，犹《荀子》拊循之唲呕之义，然呜字耐味。杜牧之《遣兴》诗，浮生长忽忽，儿小且呜呜。”拊呜原是两件事，我想《世说》作呜是对的，《晋书》后出，又是官书，故改作较雅驯的拊字罢了。查世俗顶有势力的《康熙字典》和商务《辞源》，呜字下的确除呜呜等以外没有他训，但欠部里有一个歍字，《字典》引《说文》云，一曰口相就也。案《说文解字》八篇下云：
“问言少女何意毁篱，女人便笑，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呜咂其口，舍之而去。”据此可知呜字当解作亲嘴，今通称接吻，不知何来此文言，大约系接受日本的新名词，其实和文亦本有“口付”（Kuchizuke）一字，胜于此不古不今的汉语也。
（廿五年一月）
[book_title]关于家训
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我们第一记起来的总是见于《后汉书》的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其中有云：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段文章本来很有名，因为刻鹄画虎的典故流传很广，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对于子侄的诚实的态度。他同样的爱重龙伯高杜季良，却希望他们学这个不学那个，这并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实在是在计算利害，他怕豪侠好义的危险，这老虎就是画得像他也是不赞成的。故下文即云：
陶集中《与子俨等疏》实是一篇好文章，读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写得长一点，成一两卷的书，那么这一定大有可观，《颜氏家训》当不能专美了。其实陶诗多说理，本来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语录，我只因为他散文又写得那么好，所以不免起了贪心，很想多得一点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赵敬夫作注将以教后生小子，卢抱经序称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可谓知言。伍绍棠跋彭兆荪所编《南北朝文钞》云：
从前在涵芬楼秘笈中得一读明霍渭崖家训，觉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学家中之蛮悍者，或无足怪，但其他儒先训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在明末清初我遇见了两个人，傅青主与冯钝吟，傅集卷二十五为家训，冯有家戒两卷，又诫子帖遗言等，收在《钝吟杂录》中。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家戒上第一节类似小引，其下半云：
“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后人或者要笑伏波将军何其胆怯也，可是他的态度总是很老实近人情，不像后世宣传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猫儿去抓炉火里的栗子。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谢在杭的《五杂组》卷十三有云：
“窃谓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诚使勒为一书，与此编相辅而行，足为词章家之圭臬。”这一番话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颜氏家训》。伍氏说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诵，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即《盘谷序》或《送孟东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家训因此亦遂无什么可看的了。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义大利诗人勒阿巴耳地（G．Leopardi）曾云，儿子与父亲决不会讲得来，因为两者年龄至少总要差二十岁。这都足以证明冯君的忧虑不是空的，“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原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诗云：
“我无行，少年不自爱，不堪为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岁读古圣贤之书，至今六十余年，所知不少，更历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我们再看《颜氏家训》的《序致》第一云：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两相比较，颜文自有胜场，冯理却亦可取，盖颜君自信当为子孙所信，冯君则不是这样乐观，似更懂得人情物理也。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这也可以算是老实了罢，却又要不得，殆伪善之与怙恶亦犹过与不及欤。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王瑞玉夫人在《诗问》中释曰，“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钝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觉得可以佩服感叹者也。
廿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书。
[book_title]郁冈斋笔麈
《宇宙风》新年号“二十四年爱读书”中有王肯堂的《笔麈》一种，系叶遐庵先生所举，原附有说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虽很有长处，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诞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实通通弄错。王肯堂这一部书，不但见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数医工等等都由实地研究而发生很新颖坚确的论断，且其态度极为忠实。王肯堂生当明末，好与利玛窦等交游，故他的治学方法大有科学家的意味。这是同徐光启李之藻金声等都是应该推为先觉的，所以我亦很欢喜看这部书。”
我从前只知道王肯堂是医生，对于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这回经了遐庵先生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来看。原书有万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图书馆用铅字排印，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还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笔麈》的著者的确博学多识，我就只怕这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医，我虽然略略喜欢涉猎医药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国旧医的医理，我知道一点古希腊的医术情形，这多少与汉医相似，但那个早已蜕化出去，如复育之成为“知了”了。第二是数，历，六壬，奇门，阳宅等，皆所未详。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论清初傅冯二君云：
“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我们上溯王阳明李卓吾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下及蒋子潇俞理初龚定庵，觉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谈佛原来不是坏事，不过正经地去说教理禅机便非外行的读者所能领解，虽然略略点缀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顺触食说东坡的“饮酒但饮湿”，又引耳以声为食说《赤壁赋》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笔记中均是佳作。归根结蒂，《笔麈》里我所觉得有兴趣的实在就只是这一部分，即说名物谈诗文发意见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长之所在，因为在普通随笔中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见解，与一般随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录之机会也。卷四有两则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为文字缚，伸纸濡毫，何异桎梏。得趣者哀愤侘傺皆于文字中销之，而况志满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四月四日灯下独坐，偶阅袁中郎《锦帆集》，其论诗云，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逮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读未终篇，不觉击节曰，快哉论也，此论出而世之称诗者皆当赪面咋舌退矣。”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宏道条下云：
“传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张之，诗文亦然，不容不变也。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蛣蜣之转耶。”这里他很赞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与丘长孺书》中的话。卷十七钟惺条下又云：
“《品外录》录孙武子《行军篇》，甚讶其不伦，后缀欧阳永叔《醉翁亭记》，以为记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眉公弃儒冠二十年，尚脱头巾气不尽。古人弄笔，偶尔兴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岂关仿效。王右军《笔阵图帖》谓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吾以为必非右军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则是死字，岂能造神妙耶。世传右军醉后以退残笔写《兰亭叙》，旦起更写皆不如，故尽废之，独存初本。虽未必实，然的有此理。吁，此可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书佣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学究下初缀对学生也。”此言很简单而得要领，于此可见王君对于文学亦是大有见识。其后又有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不过因为见闻多故而记忆真，盖在今日此已成为《文料触机》中物，有志作时文者无不取用，殆犹从前做策论之骂管仲焉。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我又相信文艺盛衰于世道升降了无关系，所以漠然视之。但就个人的意见来说，则我当然赞成王君的话，觉得一个人应该伸纸濡毫要写就写，不要写就不写，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写圣经耳。
（廿五年二月）
[book_title]谈错字
八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杂感小文，是讲两件书里的错字的，其文云：
“十八年前用古文所译的匈加利小说《黄蔷薇》于去冬在上海出版了。因为是用古文译的，有些民歌都被译成五言古诗了，第二页上一个牧牛儿所唱的一首译如下文：
金尊与玉碗，此中多乐欢，
这里第一首的第三句里舟与船字面不同，别无什么关系，第二句可就很有问题了。人$呢，还是入$呢？这好像是推门与敲门，望南山与见南山，两者之中有一个较好的读法，其实是不然。退宜堂诗系马氏弟兄鸥堂所编订，果庵所校刻，当然该是可信的，那么正当是“入$时”，虽然这句诗似乎原来有点疲软。“人$时”倒也幽峭可喜，可是不论这里意思如何，只可惜这两个字太与“入$”相像了，所以觉得这不是字义之异而乃是字形之讹。那么这难道是越缦老人的错么？也未必然。早年日记原本未曾印出，究竟不知如何，但我想恐怕还是绍兴公报社的书记抄错，或是“手民”排错，恰好做成那种有意思的词句，以致连那编辑者也被蒙过去了。
这也错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常是这样想，一本书的价值，排印，校对，纸张装订，要各占二成，书的本身至多才是十分之四，倘若校刊不佳，无论什么好书便都已损失了六分光了。”
译语固然原也不高明，但刊本第二行下句排成了此中多乐歌，更是不行了。印书有错字本已不好，不过错得不通却还无妨，至多无非令人不懂罢了，倘若错得有意思可讲，那更是要不得。日前读文化学社板的《人间词话笺证》至第十二页，注中引陶渊明《饮酒》诗，末二句云：
胡尔长流连，不早相归还。
日前看商务印书馆板的《越缦堂诗话》，卷下之下有一节云：
对于曾君我还有一点小意见。查《山海经》第七《海外西经》云：
在这里，我们自然地联想起古时的一件公案来，这就是陶诗里的刑天舞干戚案。陶渊明《读山海经》诗第十首前四句云：
南湖白小论斗量，北湖鲫鱼尺半长，鱼船进港麹船出，水气着衣闻酒香。”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
不以酒家垆，近在咫尺间，
不以是因缘——
“紫樱桃熟雨如丝，村店村桥入畫时，忽忽梦回船过市，半江凉水打鸬鹚。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续古逸丛书绍熙壬子（一一九二）本，毛刻苏写本及郘亭覆刻宋本均如此，但通行本多改第三句为刑天舞干戚，据曾端伯说明云：
“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不甚相贯，遂取《山海经》参校，经中有云，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应，五字皆讹，盖字画相近，无足怪者。”周益公却不以为然，后来遂有千歲与干戚两派。干戚派的根据似乎有两点，其一是精卫填海够不上说猛志，其二是恰好有个刑天，如朱晦庵所云《山海经》分明如此说也。但是，《山海经》里有是一件事，陶诗里有没有又是别一件事，未便混为一谈。大约因为太巧合了，“五字皆讹”，大有书房小学生所玩的菜字加一笔变成菊字的趣味，所以大家觉得好玩，不肯放弃，其实他的毛病即出在巧上，像这样“都都平丈我”式的改字可以当作闲话讲，若是校勘未免太是轻巧一点了罢。我还是赞成原本的無千歲，要改也应注曰疑当作云云，总不该奋笔直改如塾师之批课艺也。
“干，盾。戚，斧也。是为无首之民。”曾君乃云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与经文不合，以此作为考订的根据，未免疏忽。《淮南•地形训》云西方有形残之尸，高诱注云：
“子九兄来，云自芝村回棹过此，诵其舟中作一绝云，紫樱桃熟雨如丝，村店村桥人$时，忽忽梦回舟过市，半江凉水打鸬鹚。绝似带经堂作也。”《诗话》编辑凡例，卷上中及下之上均录自日记，下之下则转录各节抄本，故无年月可考。这一条见于越中文献辑存书第三种《日记钞》之第百零六页，即宣统中绍兴公报社所印，对校一过，字字皆合。读者看了大约都不觉得什么出奇，不过就不知道这子九为何许人罢了。凑巧我却知道，因为我有他的诗集，而且还有两部。子九姓孙名垓，会稽人，有《退宜堂诗集》六卷。上面的诗即在第一卷内，题曰过东浦口占，共有两首，今抄录于下：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郭璞注云：
“以两乳为目，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天帝断其首也。”他是没有手的，但一盾一斧不知怎么操法，更不知怎么衔法，高氏所说即自相抵牾，不能引作解释，且曾君原只说经中有云，不曾引《淮南子》也。“衔”既不合，“好”更未必，虽出想像，亦太离奇。我们本不该妄议先贤，唯曾君根据《山海经》以改诗，而所说又与经文有出入，觉得可疑，不免要动问一声耳。
廿五年二月四日。
[book_title]关于王谑庵
偶阅《越缦堂日记》第七册，同治四年乙丑十月十九日条下有云：
“夜阅《鲒埼亭集》第四十二四十三两卷，皆论史帖子。谢山最精史学，于南宋残明尤为贯串。……与绍守杜君札力辨王遂东之非死节，而极称余尚书，自是乡里公论。杜守名甲，尝刻《传芳录》，于有明越中忠臣皆绘象系赞，而有遂东无武贞，盖未以谢山之言为信也。”第二天是阴历元宵，厂甸的书摊就要收束了，赶紧跑去一看，在路东的摊上忽然见有一本破书，贴纸标题云“传芳录”。本来对于这种书我并不注意，因为总不过是表彰什么节孝之类的应酬诗文总集罢了，这回记得李莼客的话，心想会不会就是？拿起来一翻，果然是杜甲编刻的《传芳录》。书摊却很居奇，因为里边有十张画像，结果是花了七角钱才买到手。书中内容最初是乾隆十四年于敏中序二叶，杜甲的《岁暮恤忠贤后裔记》二叶，越州忠贤后裔十八人公谢启二叶，蕺山书院祭刘念台先生文二叶，王守仁孙燧沈鍊黄尊素施邦曜倪元璐周凤翔刘宗周祁彪佳王思任像赞十叶，李凯跋一叶，共十九叶。其像皆与张宗子的《越中三不朽图赞》中相同，《三不朽》刊成于乾隆五年，盖即为《传芳录》所本，唯其传赞则系杜补堂所作，亦颇有佳者。如王遂东像赞曰：
“郡县志及《越殉义传》邵廷采《思复堂集》杜甲《传芳录》温睿临《南疆逸史》诸书皆称遂东为不食而死，全氏祖望《鲒埼亭外集》独据倪无功言力辨其非死节，陶庵生与相接而此赞亦不言其死，可知全氏之言有征矣。”倪无功的话不知何以如此可靠，全李二公深信不疑，李既信全言，又引张做证人，却不知张宗子别有《王谑庵先生传》，在现行文集卷四中，末有云：
“至以王遂东为不食而死，陈玄倩为山阴产，鲒埼皆纠其缪，然礼部死节，越人相传，孤竹名庵，采薇署号，揆其素志，盖已不诬，或江上之溃，适遘寝疾，固非绝粒，不失全归，死际其时，无待引决，首丘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称觞暧昧之事妄疑降辱。”其论陈太仆里籍语今从略。李君的话这里颇近情理。据《越殉义传》云：
“王山史《砥斋集》世不多见，仅见于朝邑李时斋《关中文钞》，其文颇有佳者。……其《甲申之变论》词意激烈，末一段云：顺治初，山阴王思任寄书龙门解允樾，其词悖慢，追咎神宗，追咎熹宗，不已也，终之曰，继之以崇祯克剥自雄。呜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时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于刻责而肆为无礼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诗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数十日之生之多者，盖谓其死非殉难，不能择于泰山鸿毛之辨也。呜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报之之符也。案季重卒于丙戌，在鲁王航海之后，所云顺治初者盖当甲申乙酉间，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季重之死，国论已定，惟乡评尚在疑信间，观此则知其女已有违言，无待清议矣。惜《映然子集》今亦不得见耳。”乙丑至己巳前后五年矣，李莼客的意见似又大动摇，这回却是信王而不是信全罢了。不过他又非意识地着一语去说明所谓顺治初日，时秦中已奉正朔也。天下最不上算的事是骂人，因为正如剃头诗那么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令人有一何其报之之符之叹。我们如仿照道学文人做史论专事吹求的办法，即可以子当死孝的道理去责备映然子，又可以根据秦中已奉正朔的话去忠告王山史，骂别人不殉难而自己称顺治初，也很可笑。王氏的随笔《山志》在好些年前曾经一读，印象很不好，觉得道学气太重，虽然我平常对于明朝遗老多有好感，但有程朱派头的就不喜欢，顾亭林亦尚难免，王山史更是不行了。今读《甲申之变论》的一小部分，正是与从前同样感觉，此种胡氏《管见》式的史论真是不敢请教也。
“王季重先生《致命篇》曰，再嫁无此脸，山呼无此嘴，急则三寸刀，缓则一泓水。绝粒七日，息犹未绝，嗔目直视又三日夜，门人郭钰曰，先生欲死于孤竹庵耶，舁之至庵而瞑。案江上失守，先生弃家依凤林墓舍，别架一苫庐，颜曰孤竹庵。署其门曰，旧山永托，何惧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盖早以死自誓矣。”易堂系康熙时人，在西园十子为前辈，序《宛委山人集》自称友兄，其辈分可想也。《越缦堂日记》第七册十一月二十日条下读《思复堂集》有云：
“执事轸念明故殉难诸家后人，每岁予以赉恤，且使著为故事，甚厚，所惜讨论有未精者。”次乃辨王遂东非死节，其引证云：
“惟是总漕王清远先生感先生恩无以为报，业启□□贝勒诸王将大用先生，先生闻是言愈跼蹐无以自处，复作手书遗经曰，我非偷生者，欲保此肢体以还我父母尔，时下尚有□谷数斛，谷尽则逝，万无劳相逼为。”我尝说盖谑庵初或思以黄冠终老，迨逼之太甚，乃绝食死，或者去事实不远。若云七十二老翁本欲去投效清朝，不幸病死不果，恐难相信，而全谢山独有取焉，此事殊可怪，全氏史学虽精，史家风度则似很缺少也。李莼客在一月前很赞成全氏的话，以为是“乡里公论”，这回又根据“越人相传”对于谑庵颇有恕词，在我以为说得不错，虽然在他自己未免前后不一致。不过矛盾的事还多得很，《越缦堂日记》已印行者有五十一册，读过多已忘记，仅就记得的来说，在第十一册同治八年己巳七月二十二日条下又有关于谑庵的一节云：
“御史王应昌请拜新命，笑谢之，绝饮食七日，垂革，朝服拖绅，曰，以见先皇帝。目不瞑，时丙戌九月二十二日。”又《文饭小品》唐九经序中云：
“始宁倪无功谓其本有意于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虽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尝死则审也。”李莼客读《三不朽图赞》札记云：
“多公之才，服公之智，畏公之言，钦公之义，山阴有人，首阳是企，饿死事小，行其所志。”小传末云，“丙戌入凤林山，不食七日死。”查《鲒埼亭文集》外编卷四十三《与绍守杜君札》云：
“偶感微疴，遂绝饮食僵卧，时常掷身起，弩目握拳，涕洟哽咽，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过河焉。”此生与相接者之言一也。《越殉义传》六卷，俞忠孙著，王遂东事列在卷四，忠孙乾隆己未（四年）序中云：
“《越殉义传》者，苹野陶亦鲁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传，以瘵卒，丈发函恸哭，造耐园属为卒业。”筠厂即陶及申，虽非遗老，生于崇祯初年，见闻想多可信，或杜补堂以此为据亦未可知，正不必一定要领全氏之教也。又田易堂的《乡谈》中记谑庵之死云：
谑庵以臣而非君在古礼法上或不可恕，这是别一问题，我只觉得论明之亡而追咎万历天启以至崇祯，实是极正当的。中国政治照例腐败，人民无力抵抗，也不能非难，这不但是法律上也是道德上所不许可的，到得后来一败涂地，说也没用。明末之腐败极矣，真正非亡不可了，不幸亡于满清，明虽该骂而骂明有似乎亲清，明之遗民皆不愿为，此我对于他们所最觉得可怜者也。谑庵独抗词刻责，正是难得，盖设身处地的想，我虽觉得他的非难极正当，却也未必能实行，非惧倪无功王山史，正无此魄力耳。张宗子杜补堂均谓谑庵素以谑浪忤人，今乃知其复以刻责忤俗，此则谑庵之另一可佩服之点也。
廿五年二月十日，在北平。
[book_title]陶筠厂论竟陵派
陶筠厂的名字恐怕除绍兴人外不大有人知道罢。见于著录的，商宝意编的《越风》卷九云：
“陶及申，字式南，会稽人，明经。”所选诗共四首。宋长白著《柳亭诗话》三十卷，首有陶序，题曰丁亥秋杪七十二老弟陶及申，据宋岸舫小传说，康熙乙未卒，年七十，然则是时长白当是六十二岁也。俞忠孙著《越殉义传》六卷，目录后记云：
公安竟陵同样地反王李，不知怎地钟谭特别挨骂，虽然在今日似乎风向又转了，挨骂顶厉害的是袁石公，钟退庵居然漏出文网之外，这倒是很好的运气。但在明末清初却没有这样好，其最骂得厉害也最通行的例可以举出朱彝尊来。李莼客在同治十一年五月廿七日的日记（《越缦堂日记》第十六册）阅《明诗综》条下云：
《钟伯敬集钞》抄本首有小引二叶，传二叶，目录及本文共八十六叶，计抄诗百十一首，文四十八首，制义四首。小引云：
《柳亭诗话》卷四有怪鸟一则云：
“陶筠厂《笔猎》载雉朝飞一阕，云无名氏哀玉田黄贞烈而作，激昂顿挫，有鲍明远笔意。又无名氏《纺织行》哀俞孝烈，顾久也和吕林英《沙城曲》，皆可入采风之选，详本集。”小注云：
“筠厂石篑先生之裔，所著又有《四书考》，《纪元本末》，《耐久集》。”案《筠厂文选》中《纪元本末》与《笔猎》皆有序，《笔猎序》署庚辰，盖六十五岁时也。无《四书考》而有《四书博征序》，疑是一书，又《耐久集》亦无序，只在为俞忠孙序《采隐集》中说及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唯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这一番话说得很可笑，正如根据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话，说因为音先哀以思了所以好端端的国就亡了，同样的不通，此正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的文学观之精义，可以收入“什么话”里去者也。卷廿二李沂条下又云：
“着着在事外，步步在人先，退庵评留侯语，即其所以作诗文法也。诗文大意在《诗归》一序，序大意在反于鳞，反于鳞未尝不佳，绝去痴肥凝重之态，一种天然妙趣，初不害其为轻弱也。但效颦者率多里中丑妇，至使美人失色，此与唐人强袭元白体而为元所嗤笑，齐己效韦苏州语为质而为韦所弃去，同一可鄙。余尝作七言拗体云，天下不敢唾王李，钟谭便是不犹人，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万卷书看破琐琐，千金画唤出真真，却恨村妆无颜色，浣纱溪水污眉。及读退庵周伯孔问山亭潘稚恭诸诗序，又读与两弟并友夏诸君子书，然后信退庵真欲自成其为钟子，不愿人之效为钟子也。故凡后乎钟子而效之，与不能出乎钟子之选之外而读之者，皆非钟子所喜。如钟子者，除是前介袁石公，后参谭友夏，始乃相视一笑耳。至若袁不为钟所袭，而钟之隽永似逊于袁，钟不为谭所袭，而谭之简老稍胜于钟，要皆不足为钟病，钟亦不以之自病也。然而钟之诗文所以可读者在此，读钟之诗文所以不可不简者亦在此。鉴湖陶及申题。”低一格有附识五行云：
“温陵周吏部廷鑨家藏黄石斋一尺牍，末云，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此之谓怪鸟，非惟怪之，而又呆甚。盖殉难前数日笔也。东崖黄景昉题二绝句于后。详见陶式南《笔猎》。”又卷十一有雉朝飞一条云：
“李沂，字子化，别字艾山。启祯间诗家多惑于竟陵流派，中州张瓠客暨弟凫客避寇侨居昭阳，每于宾坐论诗，有左袒竟陵者，至张目批其颊，是时艾山特欣然相接，故昭阳诗派不堕奸声，皆艾山导之也。”杜荫棠辑《明人诗品》，卷二亦抄引此条，盖亦深表赞同也。谈诗亦是雅事，何至于此。张李二公挥拳奋斗于前，朱杜二公拍案叫绝于后，卫道可谓勇猛矣，若云谈艺则非所宜，诚恐未免为陶某乡曲一老儒所窃笑耳。“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这十四字说尽钟谭，也说尽三袁以及此他一切文学革命者精神，褒贬是非亦悉具足了。向太岁头上动土，既有此大胆，因流弊而落于浅率幽晦，亦所甘心，此真革命家的态度，朱竹垞辈不能领解原是当然，丛诃攒骂亦正无足怪也。陶筠厂却能知道而且又说明得恰好，可谓难得，我又于无意中能够听到这位乡先辈的高论，很是高兴，乐为传抄介绍，虽然或者有人说是乡曲之见亦未可知，我却以为无甚关系，只想多得一个人读他的议论，我也就多得一分满足了。
廿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北平苦茶庵。
补记
“幼尝读刘同人《春秋》制义，辄叹其心力崛强，能助人神智。晚乃读《帝京景物略》，知其下笔妙天下，杂之汉魏丛书中，有其隽永，无其委琐，且雅雅也，事不无涉险怪，亦体势不得不然耳。友人许又文手录之而删其诗歌，余仍之也。刻本互有异同，瑕瑜各不相掩，余参之也。又文又为余言，同人著陪京略，尤精详，属稿未问世，不知流落何人，恨吾辈缘浅也，尚俟之哉。庚午春正十八日，陶及申式南题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后钤二印，白文曰陶及申印，朱文曰式南，引下朱文印一曰筠厂，又卷末白文印一曰会稽陶氏家传。字疑系筠厂手笔，庚午为康熙廿九年，时年五十五，此二引作于同一日，《文选》所收或是晚年改写本耶。删诗存文，便于刊刻诵读，亦是好事，乾隆时纪晓岚曾有一本行于世，唯纪氏妄以己意多所割截，不及筠厂本远矣。
“天生才必有所以用其才，其用之也必有所以供其用。往读刘同人《春秋》制义，惊其下笔妙天下，既读《帝京景物略》，富艳峭拔，丛书中得未曾有，然后叹同人之才不独以制义显也。盖帝京自木叶山移都七百年于兹矣，用物取精既弘且硕，设无人焉起而表章之，抑或使小有才者格格不吐一词，不几使有明二百四十二年间与契丹蒙古同一（案以上七字原用墨涂过）黯淡无色耶。至若于奕正者，多其藏，厚其力，则又天生之以供同人之用者也。今问世者两刻，详略不同，章句字法亦多小异，合而订之，瑕瑜亦各不相掩，独其所采诗歌无绝佳者，概置不录。又闻同人著陪京略，属稿甫就而节义夺之，不知流落何所也，惜哉。庚午春正十八日识于东大池之太乙楼，及申式南氏。”又后引云：
“即此后之公安竟陵，丛诃攒骂，谈者齿冷。竹垞于中郎虽稍平反，而其佳章秀句十不登一，伯敬友夏则全没其真，此尚成见之未融也。”我曾说李君论文论学多有客气，但对于公安竟陵却是很有理解的，在日记中屡次选录中郎友夏的诗句，当否且别论，其意总可感。朱氏则如何呢，岂但成见未融，且看他的说法，可以知道丛诃攒骂之妙了。《静志居诗话》卷十七钟惺条下云：
“先生尝言少时便喜读钟谭诗文，越十年而厌弃之，又越十年而抄其集。夫钟谭诗文自若也，读钟谭诗文者其厌其喜，其喜而厌，厌而不必不喜者，不可不自知其故，然其中有候焉，亦不可得而强也。曾不敏，未能读钟谭诗文，而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因遂录先生所抄，且志言焉，以验后日学力何如。门人丁有曾敬书。”下钤二印皆白文，一曰丁有曾印，一曰孔宗，文首朱文印一曰畬经。论理该是丁氏所抄，但字迹与《景物略钞》仿佛，小引前后亦共钤三印如前述，目录后有白文方印一曰陶子筠厂，然则似仍是陶氏物也。这里很凑巧，两种抄读所谈的均属于竟陵派，筠厂的意见又颇高明，尤使我感叹佩服。论《景物略》的话虽好也还普通，如纪晓岚便也见得到，关于钟伯敬的末后的一节真是精极，读了真能令人增进见识。王介锡的《明文百家萃》的谭友夏小传末引张宗子《石匮书》的话为定论，曰：
“余尝集当世诗古时文，名之曰‘耐久’。”《文选》中有小传数篇均有致，忠孙之父鞠陵亦有传，后附宋长白诔辞，有句曰，爰顾陶许，惟汝允谐。小注云：
“今人喜钟谭则诋王李，喜王李则诋钟谭，亦厌故喜新之习也。夫王李自成为王李，钟谭自成为钟谭，今之作者自成为今之作者，何必诋，何必不诋。”陶庵的话固然说得很好，但还不及筠厂的深切著明，我正不禁如丁孔宗那样心窃有味乎先生之言了。
“予少好读刘同人文，久而不能忘也。当时于奕正遣搜帝京遗闻，俾就熔铸，虽巷议街谈，悉化为玉屑矣，遂使有明三百年来气象直与镐京辟雍争辉，不至为西楼木叶山所掩也。或者疑其工于笔而不核于事，未免为博洽者所讥，是则不然。太史公好奇，少所割爱，纪传世家时相剌谬，然读者不以《汉书》之雅雅而弃《史记》之爽爽也，予亦安敢因近日驳正诸书而辍抄《景物略》哉。独惜其陪京一著甫绝笔而身殉虞渊，忠魂不昧，即使修文天上，能无抱恨于广陵散之歇响耶。”抄本前引云：
“《越殉义传》者，苹野陶亦鲁得之尊公筠厂丈口授也，甫成三十有二传，以瘵卒，丈发函恸哭，造耐园属为卒业。”宣统中绍兴公报社印行越中文献辑存书，其第六种曰“筠厂文选”，共文九十五篇，虽是用有光纸铅印，多错字，文却颇可读，盖大都是所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的一派，深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文选》中《王载溪诗论序》末署云辛丑九月下浣里门八十六拙髦陶及申拭目拜手序，同年有《祭妇江氏文》，亦称八十六岁筠厂髦翁，又有《江氏妇小祥祭文》，可知其次年尚健在，时为康熙六十一年。筠厂有诸书抄读，自《春秋》四传以至《帝京景物略》，各有小引，名隽可喜，《文选》共录二十篇。寒斋藏有两种，一即《景物略钞读》，一为《钟伯敬集钞读》，《文选》中未著录。《景物略》抄本第一叶首行曰“菊径传书”，下曰“筠厂手录”，次行低一格曰“帝京景物略”，小注云百三十三叶，计原序目录及本文适如其数，前后各有引言一叶，与文选本又不同。文选本《帝京景物略钞引》云：
“陶筠厂及申，许酿川尚质，暨予为耐园四友。”即此可见其交情关系。俞鞠陵是王白岳的女婿，白岳亦是张宗子的好友，《琅嬛文集》及《梦寻》皆有序，其诗集名“硕薖集”，手稿本曾藏马隅卿先生处，后归北平图书馆，近闻已装箱南渡矣。
廿五年二月十七日记于北平。
[book_title]日本的落语
黄公度著《日本杂事诗》二卷，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增订为定稿，共二百首，卷下有诗云：
“银字儿兼铁骑儿，语工歇后妙弹词，英雄作贼鸳鸯殉，信口澜翻便传奇。”注云：
日本演史今称“讲谈”，落语则是中国的说笑话。古来中国“说话”的情状只在两宋的遗老著作里有得说及，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五所记有小说，合生，说诨话，说三分，说史五种，南宋的《梦粱录》中又列四科为小说，谈经，讲史书，合生。《古杭梦游录》云：
一楼数楹，当奥设座，方一筵，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瓶蓄汤，夜则两方设烛。客争席占地，一席则数月寓都村客，一席则今年参藩士类，五六交颈，七八接臂，新道外妾，代地隐居，番头乎，手代乎，男女杂居，老少同位。”此写寄席情形颇得其妙，唯静轩原用汉文而多杂和语，盖游戏文章之一体，但在中国人便不容易了解，如油虫即蟑螂，为看白戏者的浑名，番头即掌柜，手代即伙计等是也。下节写落语云：
“鸣太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语也，影绘乎，演史乎，曰百眼，曰八人艺，于昼于夜，交代售技，以七日立限，尽限客舃不减，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楼开场，其家檐角悬笼，招子书曰某某出席，某日至某日。夜分上火，肆端置一钱匣，匣上堆盐三堆，一大汉在侧，叫声请来请来，夜娼呼客声律甚似。面匣壁间连悬履屐，系小牌为识，牌钱别课四文。乃无钱至者亲怀履上，俗语名此曹谓之油虫。
“说话有四家。一银字儿，谓烟粉灵怪之事。一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一说经，谓演说佛书。一说史，谓说前代兴废。”《都城纪胜》则合银字儿与铁骑儿同属于小说之下。《武林旧事》所记与《梦粱录》同，但又有说诨话。一总大约有五种花样，除所谓合生不大明白外，即谈经，演史，讲故事，说笑话。如讲《三国》是演史，讲《红楼》《水浒》似即是小说，我们看现存的《五代史平话》及话本可以知道这个分别，至于说诨话殊少形踪可考，很是可惜。日本的讲谈本以演义为主，但也包括烟粉灵怪等在内，故《杂事诗》云银字儿兼铁骑儿，实在还只是讲谈，与落语无关。据关根默庵著《江户之落语》及《讲谈落语今昔谭》所记，安乐庵策传为落语之始祖，元和九年（一六二三）著《醒睡笑》八卷，实乃《笑林》之流，盖其初原只是说笑话，供一座的娱乐，及后乃有人在路旁设肆卖艺，又转而定期登台，于是演者非一人，故事亦渐冗长，但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则仍是其主要特色也。落语家有三游亭与柳家二派，中间因营业关系创为利用音乐的戏文话或怪谈等，与讲谈相接近，唯其本流还是纯粹的落语，不佞在辛亥前所见便是如此。《江户之落语》序中有云：
“落语家一人上，纳头拜客，篦铺剃出（案此云剃头铺的徒弟），儒门塾生，谓之前座。旋尝汤滑舌本，帕以拭喙，（原注，折帕大如拳，）拭一拭，左右剪烛，咳一咳，纵横说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使手使目，踦膝扭腰，女样作态，伧语为鄙，假声写娼，虚怪形鬼，莫不极世态，莫不尽人情，落语处使人绝倒捧腹不堪。剃出始下，此为一出，名此时曰中入。（案即戏半休息。）于是乎忍便者如厕，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饥者命果。技人乃悬物卖阄。……早见先生上座，亲方（案如曰老头子，原称同业同帮的头儿，今指落语大家，即前座的师父辈也）是也。三尺喙长，辩惊四筵，今笑妙于向笑，后泣妙于前泣，亲方之醉，剃出何及，人情穿凿，世态考证，弟子固不若焉尔。”静轩后七十五年，森鸥外著《性的生活》（“Vita Sexualis”），写十一岁的时候在寄席听落语，有一节云：
“演述古今事，藉口以糊口，谓之演史家，落语家。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醉，张手流目，踦膝扭腰，为女子样，学伧荒语，假声写形，虚怪作势，于人情世态靡不曲尽，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故曰落语。楼外悬灯，曰，某先生出席，门前设一柜收钱，有弹三弦执拍子以和之者。”案志有光绪十三年自序，《杂事诗》注盖即以志文为本，而此又出于寺门静轩的戏作。静轩著有《江户繁昌记》，前后共出六册，其第三卷刊于天保五年（一八三四），有“寄”一篇，寄（Yosé）者今写作寄席，即杂耍场也，其首两节云：
“演述古今事谓之演史家，又曰落语家。笑泣歌舞，时作儿女态，学伧荒语，所演事实随口编撰，其歇语必使人解颐，故曰落语。”《日本国志》卷三十六礼俗志三云：
“刚才饶舌着的说话人（Hanashika，即落语家之通称）起来弯着腰，从高座的旁边下去了，随有第二个说话人交替着出来。先谦逊道：人是换了却也换不出好处来。又作破题道：官客们的消遣就是玩玩窑姐儿。随后接着讲工人带了一个不知世故的男子到吉原去玩的故事。这实在可以说是吉原入门的讲义。（案吉原为东京公娼所在地。）我听着心里佩服，东京这里真是什么知识都可以抓到的那样便利的地方。我在这时候记得了御谏鼓领受这句奇妙的话。但是这句话我以后在寄席之外永远没有遇着过，所以这正是在我的记忆上加以无用的负担的言词之一。”谏鼓二字只是音相同，原是无意义的，此处乃是女根的俗称。鸥外写此文时不佞正在东京，故觉得所写景象如在目前，虽然无用的负担那一句话不曾记得，大约是听讲义不甚热心之故。静轩去今已百许年，情形自不免大同小异，如卖阄固已不见，中入前后亦有数人交代演技，不只一出即了也。但《繁昌记》的描写点缀亦自有其佳趣，如纳头拜客以至咳一咳等，可谓刻画尽致，殊有陶庵《梦忆》之风，黄君采用其文，亦可谓有识，唯不免小有错误，即并演史与落语混而为一是也。
“一碗白汤，一柄折扇，三寸舌根轻动，则种种世态人情，入耳触目，感兴觉快，落语之力诚可与浴后的茗香熏烟等也。”所谓一把扇子的“素话”实为此中最大本领，非靠烟粉金鼓作香料者可比。黄君所咏盖只是讲谈，注中所说虽确是落语，与《繁昌记》相同，而落语家之佳者实亦不一定如是，曾见柳家小官（Yanagiya Kosan）升高座，俨然如村塾师，徐徐陈说，如讲《论语》，而听者忍俊不禁，不必忽笑忽泣或歌或醉也。这里我觉得奇怪的，中国何以没有这一种东西。我们只知道正经的说书，打诨的相声，说笑话并不是没有，却只是个人间的消遣，杂耍场中不闻有此一项卖技的。古代的诨话不知道是怎么说法的，是相声似的两个人对说亦未可知，或者落语似的也难说吧，总之后来早已没有了。中国文学美术中滑稽的分子似乎太是缺乏。日本鸟羽僧正的戏画在中国不曾有，所以我们至今也没有人能作漫画。日本近世的滑稽本如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中国也都没有。我在《苦茶庵笑话选》序上说：
“查笑话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怎地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不复见著录，意者其在道学与八股兴起之时乎。”我想这话是不错的，在事实与道理上都是如此。缺少笑话似乎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过这是不健全的一种征候，道学与八股把握住了人心的证据。在明末有过一个转变，在民国初期是第二次了，然而旧的势力总还是大，清初仍是正统派成功了，现在不知后事如何。谈起日本的落语，不禁想到中国的种种问题，岂不是太不幽默乎。道学与八股下的汉民族那里还有幽默的气力，然则此亦正是当然的事也。
廿五年上丁，在北平。
[book_title]逸语与论语
前日买到北平图书馆的一册《善本书目乙编》，所列都是清代刻本之精善希少者，还有些稿本及批校本。在仿佛被放弃了的北平，几时有看图书馆善本的福气我简直就不知道，看看书目虽不能当屠门大嚼，也可以算是翻食单吧。全书目共百四十五页，一半是方志与赋役书，但其他部分却可阅。我觉得有趣味的，寒斋所藏的居然也有两部在选中，一是曹廷栋的《逸语》十卷，一是陆廷灿的《南村随笔》六卷。我买这些书几乎全是偶然的。陆幔亭本来我就不知道，因为想找点清初的笔记看，于刘献廷傅青主王渔洋宋牧仲冯钝吟尤西堂王山史刘在园周栎园等外，又遇见这《随笔》，已经是雍正年刊本了。序中说他是王宋的门生，又用《香祖笔记》《筠廊偶笔》来比他的书，我翻看一过，觉得这还比得不大错，与宋牧仲尤相近，虽然这种琐屑的记录我也有点喜欢，不过我尤喜欢有些自己的意见情趣的，如刘傅冯尤，所以陆君的笔记我不很看重，原来只是以备一格而已。曹慈山有一部《老老恒言》，我颇爱读，本来七十曰老，现在还差得远哩，但是有许多地方的确写得好，所以很觉得喜欢。这部《逸语》因为也是曹慈山所辑注的，便买了来，价也不大便宜，幸喜是原板初印，那《恒言》的板却很蹩脚，是李丛书本而又是后印的。《逸语》三大本的外表的确是颇为可观，内容稍过于严肃，盖属于子部儒家，而这一类的书在我平日是不大看者也。
现在又取出《逸语》来一翻，这固然由于《书目乙编》的提示，一半也因为是“上丁”的缘故吧。曹君从周秦两汉以迄晋宋齐梁诸子百家的书中辑集所记孔子的话，编为十卷二十篇，略如《论语》，而其文则为诸经之所逸，因名曰“逸语”。我刚才说不喜读四库的子部儒家类的书，但是《论语》有时倒也看看，虽然有些玄妙的话，古奥或成疑问的文，都不能懂，其一部分总还可以了解而且也很赞成的。《逸语》集录孔子之言，不是儒教徒的文集，所以也可以作《论语》外篇读，我因为厌恶儒教徒而将荀况孔鲋等一笔抹杀也是不对，这个自己本来知道。平常讨厌所谓道学家者流，不免对于儒家类的《逸语》不大表示尊重，但又觉得《论语》还有可看，于是《逸语》就又被拉了出来，实在情形便是如此。老实说，我自己说是儒家，不过不是儒教徒，我又觉得自己可以算是孔子的朋友，远在许多徒孙之上。对于释迦牟尼梭格拉底似乎也略知道，至于耶稣摩罕默德则不敢说懂，或者不如明了地说不懂为佳。
孔子的话确有不少可以作我们东洋各国的当头棒喝者，只可惜虽然有千百人去对他跪拜，却没有人肯听他。真是了解孔子的人大约也不大有了，我辈自认是他的朋友，的确并不是荒唐。大家的主人虽是婢仆众多，知道主人的学问思想的还只有和他平等往来的知友，若是垂手直立，连声称是，但足以供犬马之劳而已。孔子云：
《逸语》卷十，第十九篇《轶事》引《吕氏春秋》云：
《逸语》卷一有引《荀子》所记的一节话云：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我们岂敢对圣人自居于多闻，曰直曰谅，其或庶几，当勉为孔子之益友而已。
附记
“此见圣人于饮食之微不务肥甘以悦口，亦取有益于身心，与不撤姜食其旨相同，且事必师古之意于此亦可见耳。”这件事仿佛有点可笑，有如《乡党》中的好些事一样，我却觉得很有意思。菖蒲根我知道是苦的，小时候端午节用这加在雄黄酒里喝过，所以知道不是好吃的东西，但如盐腌或用别的料理法，我想或者要较好，不必三年才会胜之亦未可知。我们读古书仿佛也是这个情形，缩頞食之——这回却不至三年了，终于也胜之，辨别得他的香，也尝透了他的苦及其他的药性。孔子吃了大有好处，据《孝经纬》云，“菖蒲益聪”，所以后来能编订《易经》，了解作者之忧患，我们也因此而能尚友圣人，懂得儒道法各家的本意。不佞于此事不曾有特别研究，在专门学者面前抬不起头来，唯如对于一般孔教徒则我辈自称是孔圣人的朋友殆可决无愧色也。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又《卫灵公》第十五记公问陈，孔子也答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这种态度我也觉得很好。虽然樊迟出去之后孔子数说他一顿，归结到“焉用稼”，在别处如《泰伯》第八也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可见他老先生难免有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意思，觉得有些事不必去做，但这也总比胡说乱道好。我尝说过，要中国好不难，第一是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盖《大学》难懂，武人不读正是言之要也，大刀难使，文人不耍便是行之至也，此即是智与仁也。《季氏》第十六又有一节云：
“文王嗜菖蒲葅，孔子闻而服之，缩頞而食之，三年，然后胜之。”曹注云：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事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第十三云：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更为之辞。”下文一大串政治哲学大为时贤所称赏，我这里只要这一句，因为与上面的话多少有点关系。孔子这里所骂的比以不知为知以不能为能情节还要重大了，因为这是文过饰非。因为我是儒家思想的，所以我平素很主张人禽之辨，而文过饰非乃是禽以下的勾当。古人说通天地人为儒，这个我实在不敢自承，但是如有一点生物学文化史和历史的常识，平常也勉强足以应用了。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著《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了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了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而非是质的差异。我曾说，乞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恐要妨害隔壁的人用功而不在寄宿舍拉胡琴，这虽是小事，却是有人类的特色的。《卫灵公》第十五云：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公冶长》第五云：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也。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这种地方的确很有见解。但是人的文化也并不一定都是向上的，人会恶用他的理智去干禽兽所不为的事，如暗杀，买淫，文字思想狱，为文明或王道的侵略，这末了一件正该当孔子所深恶痛疾的，文过饰非自然并不限于对外的暴举，不过这是最重大的一项罢了。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正自相像。孔子这样看重知行的诚实，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件事。《先进》第十一云：
“子曰，由，志之。奋于言者华，奋于行者伐，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则智，行至则仁，既仁且智，夫恶有不足矣哉。”这话虽然稍繁，却也说得很好。《论语》，《为政》第二云：
文中所引《论语》系据四部丛刊景印日本南北朝正平刻本，文字与通行本稍有不同，非误记也。
廿五年二月丁祭后三日记于北平。
[book_title]日本杂事诗
今年阴历的厂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黄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虽少见，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国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这两卷《日本杂事诗》虽然现在不大流行，在当时却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我在去年的厂甸买得一种，是光绪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黄君新序。今年所得的其一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题曰光绪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韬序则云光绪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版的。又其一是光绪廿四年长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卷，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下致余元眉中翰书（又见《弢园尺牍》卷十二）中有云：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又《杂事诗序》云：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说道：
“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案《杂事诗》于光绪五年孟冬由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然则此王氏本当为第二种板本也。黄君戊戌年跋云：
“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举出来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胡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叙黄君事云：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大洼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之，东人见之不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