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黄梨洲文集 [book_author]黄宗羲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50449 [book_dec]明清之际黄宗羲著。由近人陈乃乾据《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南雷余集》分类重编,又据黄宗羲手写残稿校正而成。本书共分为:传状类、碑志类、哀祭类、赋类、序类、记类、书类、杂文类、寿序类等,共三百三十一篇。其中《明州香山寺志序》、《阿育王寺舍利记》、《读葬书问答》等篇,表现了无神论、反迷信的思想。《与陈乾初论学书》、《陈乾初先生墓志铭》等,保存了明代陈确的思想资料,也从中反映了黄宗羲自己坚持“天理人欲正相反”的观点。在几篇诗文集序里,提出了对时文和文学的见解。还有一部分内容颂扬了当时许多反清的忠臣义士。但对明末农民起义有诋毁之词。有1959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book_img]Z_19605.jpg [book_title]卷一·序類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眾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為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為健弱，意之深淺為厚薄。剿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此。 吾嘗與萬悔庵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為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為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為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為通塞也。 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為《蓼圃稿》，乙巳出獄者為《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為《屏山集》，合之為《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綴經義之士取寵嘩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為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稱心寺志》序（丁未） 人才之在天下也，其生也，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其成也，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此數十人者，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盡耶？此一二人者，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豈知數十人者，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夫數十人者，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為一人之人，其不自貴重，亦可惜也！ 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為東浙文統之選。其時數十人者，上之學性命之學，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任，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趙子禹功於其中，蓋亦一人之數耳。事有不可知，曾不一二十年，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吾黨知之者，亦曰某也迫於饑寒，某也轉於流俗。生前身後，蓋已為狐狸貒貉貉啖盡。而禹功擎拳撐腳，抗塵決網，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望而知為有道者，不與數十人者同其陸沉殘破，則若向之數十人，為禹功一二人而設也。丁未之秋，出其所著《稱心寺志》，命余序之。夫禹功以燕、許廟堂之筆，掎摭於窮村絕浦，不以為枉夭，而沾沾卷石之菁華，一花之開落，與《桑經》、《酈注》，爭長黃池，則是獅象搏兔，皆用全力爾。吾聞禹功之在寺也，因於內衡法師，朝則撾鼓聚眾，衡師上堂講相宗；暮則撾鼓聚眾，禹功上堂講《四書》、《周易》。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恐不卒得聞。昔趙大洲以內翰為諸生談聖學於東壁，鄧豁渠以諸生為諸生講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學宮傳為奇事。夫儒書內典，習者各樹城柵，兩不相下，非如舉業之於聖學，同出一先生之言也。有傳衡師、禹功之事，不更為奇耶？雖然，禹功固所稱儒門數十人中之一二人也，又為釋氏強分其半，余其能無慨也夫！ 惲仲升文集序（戊申）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注，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其書數卷可盡也，其學終朝可畢也。雖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盍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卻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著者何物也？要知非膚論言可以當之矣。數百年來，儒者各以所長，暴於當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著者，概指之為異學而抹殺之乎？ 余學於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僵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為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證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於此世之庸妄者耳。 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於武林。通朗靜默，固知蕺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項，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為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牆，而為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吊劉伯繩，余與之劇談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蓋仲升之學，務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為是非也。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另矣。」或者曰：「仲升既非禪學，彼禪者何急之也？」余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為毫厘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然則仲升之貌，其貌何也？余弗答，因書以為《仲升文集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闔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闊絕。於是學仙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鈸，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跡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留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為蟲魚啖盡。昔忞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岩屬余發凡，念士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嶽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 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為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橡栗墮瓦，不異李五峰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璟，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為蘺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後葦碧軒詩》序（己酉）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 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詠》所謂「共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卻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閑夢不銷除」者，此也。 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煆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鬥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采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 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床，苟卷軸在案，麥飯寒漿，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淒月苦，定聞鬼唱，慎毋為賣醬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為徒嘔。」余悲其言，為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 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戾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敘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南雷庚戌集》自序（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為之調人者，則以為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 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歎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為起衰，盍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舛，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昆山、毗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穀，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為膚淺之歸而已矣。 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為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南雷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為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姚江逸詩序（壬子）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裏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仿之為《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蓬戶於金閨，風雅袞鉞，蓋兼之矣。 然天下之大，四海之眾，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台閣，使無遺照，必不可得，是故不勝其逸者之多也。即以姚江而論，陳、隋而上，止存虞氏一家之詩。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點綴，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高菊、孫常州皆為眉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鄭山輝、楊元度，其時諸老集中，多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列屋兼輛，而姚江獨少。即有成刻者，問之子孫，間供茶鐺藥灶之用。亦有誦詠已落四方之口，邑中反無知之者。蓋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此不急之務，交相勸勉？由是言之，前此之逸者，寧有既乎？ 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為世人好言作史，而於鄉邑聞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誚，容詎免諸？此後見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為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篋中之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蹇篷下擔，時有墜落，如柴廣敬《金蘭錄》、《魏嘗齋文集》之類，正不復少。及今不為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 歐陽子言文章言語之在人，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不可為恃。雖然，此為作之者言之也。士生後世，憑虛而觀盛衰之故，彼富貴利達，蠅翔螢腐，沒於晷刻之間，復令其性情深淺，無所附麗，文責誰歸？是為忍人。故余與靜嶽先生為此選也。名之「逸詩」，蓋有二義：前乎此者，是編為所逸之餘也；後乎此者，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 《縮齋文集》序（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偃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撰數十束。雖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係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茲集。序曰： 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咳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征而絕弦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並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徬徨痛哭於山顛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 獨怪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是榮辱屈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書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 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采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鍾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高皇帝為其迅雷。元之世，陰晦之世也，其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蠱，未幾而散矣，非若雷之能使百果草木甲拆也。今澤望之文，在重陰之下，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苟未為霹靂列缺，夫寧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塚，腐為墟壤，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半山先生詩集》序（甲寅） 唐多詩人，飆扇波委，即偏方下邑，麼弦孤韻，亦瞥入簡牘。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寂寥無聞焉，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以唐詩人之多，姚江人物之眾，而單聯隻句，不能分有唐之一數，豈其風雅道衰，地土使然耶？抑窮山海島，傳之不能廣耶？不然，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流傳人口，久而遂至失落耶？余讀家集，至半山先生詩而有感焉。 先生余六世族祖也，諱嘉仁。父翊，字九霄。九霄善近體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尤入神品。今其詩失落，而先生之詩，尚存十之一。緣情綺靡之功，聲勢物景，能感動人，使其載之《唐詩紀事》中，故亦嫣然秀出者也，而屈抑於諸生以死。其時中原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何、李詩體，一經品題，姓名便不寂寞。先生與一二窮退無力之徒，唱之而未必能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安望其傳之之廣乎？ 余閱有明文集，唯正德間模勒最工，卷軸繁多，此皆有力者所為。先生有作，脫口之後，書之故紙，題之敗壁，其繕寫亦一過再過而已。在當時已如此，又何待久而失落乎？由先生父子言之，百年之間，父老見聞猶在，已同榮飄音過，歸於磨滅，況有唐千年之遠耶？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非其風雅道衰，亦可知矣！今先生所傳之一二，亦豈能必其傳遠？但自先生以來，姚江之為富貴者何限？即有子孫守其遺集，裝潢投贈，偶揭一二板，便嘔噦棄去，以充糊壁覆瓿之用者不少矣。曾有如先生，見之殘編，欣賞而讀之，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 《景州詩集》序（甲寅） 公諱尚質，別號醒泉，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嘉靖己酉，舉於鄉，知息縣，升景州守，修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自為文記之。隆慶元年致仕，所著有《青園錄詩》近千首，余存其十之一，以官名之曰《景州詩集》。序曰： 若景州公者，乃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汩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周伯弓之注三體詩也，以景為實，以意為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詠，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咽噱於冷汰，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 余嘗輯《姚江逸詩》，千年以來，稱詩者無慮百人，而其為詩人者三人而已：宋高菊、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菊之詩，僅見之詩話、《武林舊事》者，不過十餘首；無逸詩集久堙，余從其後人鈔之以傳；景州當時詩畫，與楊秘圖齊名，秘圖詩散失，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盛稱陳太常（贄）、馮雪湖（蘭）兩人。太常之和唐音，未免一時習氣；雪湖與謝文正唱和，險韻相伯仲，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雖各有長處，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顧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菊為詩祖，景州則又為吾黃氏之詩祖，當不舍吾言而取定於前人矣。 《丹山圖詠》序（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詠》，以四明山名勝制為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注。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詠此注亦永貞之徒所為。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詠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昕，梁範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峰疆域，因是圖詠而齦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置大小皎，皆疏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概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鹵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為別作，其詠注之失亦稍正之。 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蜜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峰，歷鞠侯岩，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為賦，澤望為《遊錄》，余則為《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峰，因夫圖詠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 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丹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纂嚴，此山遂為戰地，血瀑魂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跡，即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為百姓，藥草以當糧糒，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槲笠，未沾嶽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棲之志尚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滂然！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為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眾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為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 某嘗標其中十人為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庵、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庵、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 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為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 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巨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為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為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裏、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庵、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煉，掩絕前作。至嘉靖而昆山、毗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穀相與犄角，號為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昆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 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弦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為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庚之汩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昆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為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為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 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為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台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為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吊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鄮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泛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朱岷左先生近詩題辭（丙辰） 岷左先生示余出蜀歸田之詩，命題數語。余唯山川文章，相藉而成，然非至性人，固未易領略。嘗讀陸務觀《入蜀記》，攬結窈冥，卷石枯枝，談之俱若嗜欲。故劍南之詩，遂為南渡之巨子。蜀在西南天表，非左思之賦，少陵之詩，亦不能移其觀於中土，豈非相藉哉？ 百年以來，自曹能始而後，蜀竟陸沉，再經喪亂，其名跡之幽邃者，固不必論。即工部草堂，古今屬目。去萬里橋不數里，先生往尋之，蜀人無知其處者。徘徊於荒煙蔓草之間，得浣花殘碣，尺寸推按，故地始出。先生如遇故人於萬里外，歡叫欲絕，此等情懷，與務觀何異？詩那得不佳？故先生之詩，衝雅而刻畫，字句之外，一往流連，真能與山川和會者也。先生為余述其入蜀，從潼關過嵩華，磅礴空翠之中，車馬都為碧色，棧道之上，高峰入天，停午始漏日影，恍如夜行。漢高祖所謂「燒絕棧道」者，注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岩而施版梁為閣，是人從棧上過耳。不知路鑿於山腹，棧增其闊，以收目眩。燒絕者，壞其鑿路一處，則百里皆廢矣，不是單燒棧，亦不是處處皆燒絕也。江行出峽，巫山巴水，六書像形，陽台十二峰沿亙數百里，突兀霄漢，一一辨其嘉名，以正前人之誤。古木窮猿，寒岩怪鳥，空響相答，淒入心脾。先生相對言時，僧樓茗碗，幾席亦為浮動。 嗟乎！山水於人，此生亦有緣分。余甲午之歲，發願名山，拚十年為頭陀行腳，咽噱冷汰，滌濯滓窳，歸來讀書，方有進益，持志不堅，倏忽而發容難待，便作一塵網俗人，清泉白石，為我懊恨，讀先生之詩不禁惘惘。 留別海昌同學序（丁巳）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胥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 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祇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為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宋之為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穀又分理學、心學為二。夫一儒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短長。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 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寶為秋，摛藻為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故，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為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為傳注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為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為一乎？ 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灑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弦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為九十里之半，是某之眷眷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某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空翠可摘，此固晁無咎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倘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樂府廣序》序（丁巳） 原詩之起，皆因於樂，是故「三百篇」即《樂經》也。儒者疑別有《樂經》，秦火之後，無傳焉。此不知詩者之言也。「三百篇」皆可歌，若朝夕諷詠，更唱迭和，節以鍾磬鞀鼓，和以琴瑟笙簫，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今學者祗玩其文，所得淺蹙，詩雖存而實亡，故樂亡也。然猶幸「六義」之教未亡，導以天潢，瀹其融伏，作者用者之精神，時相遇於冥漠。樂亡而詩可孤行者，僅僅藉此一端耳。「三百篇」而降，詩與樂遂判為二，胡然而作之，胡然而用之，皆不知其故。無他，所謂「六義」者，蓋亦亡矣。 其後朱子之注《離騷》，以其寓情托意者，謂之變風；以其感今懷古者，謂之變雅；其語祀神歌舞之盛者，則謂頌之變；賦則自序；比則香草惡草；興則泛濫景物。於是《離騷》之指，燦然明備，然於他詩則未遑數數也。元末有劉履者，為選詩補注。仿朱子之法，以賦、比、興論詩，亦諸家之傑出矣。然不及樂府，於風、雅、頌無當焉。夫「六義」而存緯去經，不亦恧乎？ 海昌朱岷左先生，有慨於此，取漢魏六朝有唐之樂府及詩，分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調、雜曲、新曲為風，其燕射、鼓吹、橫吹、舞曲、散樂為雅，其郊祀、廟祀、明堂、封禪、雩蠟為頌。詩附其後，而以賦、比、興三者緯之。上下千年，儼然「三百篇」之餘。以比文中子續經之作，蓋庶幾焉。由先生之著而論之，「六義」之教復矣！然而終不可用之於樂。 樂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自然之為天籟也。開元詩樂以一聲葉一字，朱子深疑之，而亦不能求其故，先生倘有得於篇章之外者，使不為紙上之空言，猶望次第而復之也。先生屬余序餘，不能審音，聊以答先生之意云爾。 《學禮質疑》序（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為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為實行也。 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為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粗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為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為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為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 吾友萬充宗，為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為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為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為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群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眾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念椿許公《霍丘名宦錄》序（戊午） 許酉山先生治海昌之五年，政通人和，舉循吏第一。余數年來得交於先生，每見其舉一事，發一言，必稱引先世，曰：「吾先人之心學若何，吾先人之經世若何，不敏未能推行其一二。」夫海昌之政美矣，先生猶不敢自是如此，豈數典而不忘其祖之義歟？不然何其知之者之寡也？ 已得《霍丘名宦錄》讀之，刑部公之惠政，條分縷悉，當年設施之次第，粲然可尋。不必西門豹之投巫嫗，何易於之焚詔版，但使里巷阡陌之間，其顰呻得自達而已。公之愛民之心，蓋至今而尚在也。唯公愛民之心尚在，故民之思公，亦不以久近幽明為計較耳。 夫公之蒞任，去今七十九年矣。而霍丘為流賊陷沒，頻經兵火，山川如故，城郭已非。不特當時之父老，老死略盡，即公當日之政，霜吞雪蝕。此相與聊生之民，寧猶受其賜歟？即使起公於九原，復理當日之墜緒，時異勢殊，吾知其有所不能也。乃父傳之子，子傳之孫，追想公之聲音笑貌，於瓣香庭燎之中不能自已。豈非可沒者政也，不可沒者心也，寧有所強而然耶？ 霍故六、蓼國地也，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夫六、蓼以千年之祀，墜其香火，公以數年之宦，垂其蘋藻，使千年不能與數年爭者，非其入人之深，何以有此？夫然後知海昌之政，淵源於霍丘者遠矣。鳥遊空府，影末之餘波，猶足以潤澤枯稿。子產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若公者，其不謂之及子孫乎？ 《李杲堂文鈔》序（戊午） 往丙子、丁丑間，一時文集行世者十餘部。婁東張天如曰：「此十餘人者，皆今之巨子也。吾讀正、嘉時不以文名者之文集，其渾厚悠長，反若過之，豈世運之升降歟？」余曰：「科舉盛而學術衰。昔之為時文者，莫不假道於《左》《史》、《語》、《策》、《性理》、《通鑒》，既已搬涉運劑於比偶之間，其余力所沾溉，雖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其古文固時文之餘也；今之為時文者，無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費時日於載籍乎？故以時文為牆壁，驟而學步古文，胸中茫無所主，勢必以偷竊為工夫，浮詞為堂奧，蓋時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為說者謂百年以來，人士精神，盡注於時文而古文亡，余以為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後亡也。 自余為此言，已歷一世矣。風氣每變而愈下，舉世眯目於塵羹土飯之中，本無所謂古文。而緣飾於應酬者，則又高自標致，分門別戶，才學把筆，不曰吾由何、李以溯秦、漢者也，則曰吾由二川以入歐、曾者也。黨朱、陸，爭薛、王，世眼易欺，罵詈相高。有巨子以為之宗主，則巨子為吾受彈射矣。此如奴僕掛名於高門巨室之尺籍，其錢刀阡陌之數，府藏筐篋所在，一切不曾經目，但虛張其喜怒，以哃喝夫田騶纖子，高門巨室，顧未嘗知有此奴僕也。 余與杲堂然約為讀書窮經，浙河東士稍稍起而應之。杲堂之文具在，故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赤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當其所至，與歐、曾、史、漢，不期合而自合也。余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今見其脫略門面與歐、曾、史、漢不相似，便謂之不文，此正不可與於斯文者也。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歐、曾、史、漢並垂天壤耳，蓋不以文為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為詞章之學，姚江與之更唱迭和，既而棄去，何、李而下，歎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於為文者乎？使其逐何、李而學，充其所至，不過如何、李之文而止。今姚江之文果何如，豈何、李之所敢望耶？杲堂之文出世，必有以作者許之者，然非余與杲堂之所期也。但使讀書窮經，人人可以自見，高門巨室，終不庇汝，此吾東浙區區為斐豹焚丹書之意也。 陳子文再遊燕中詩序（戊午） 陳子文海昌才士，精綜六籍，翱翔百氏，操筆屬詞，緣情綺靡之功，離絕畦徑，故其名聲遠聞，柯葉張皇。丁巳，入京師，名公巨卿，貪其俊逸，東閣靚深，險韻促漏，铓刃愈出。格於例，不得入闈，謁選而出。 夫以子文之才，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謂當以稽古之力，潤色王度，屈於下職，聞者皆愛惜焉。而子文方遊大梁，摹銅盤之篆字，撫昭陵之鐵馬，經行名跡之處，破荒搜討，往往迷失道。同行者秣馬即次，炊黍已熟，遲子文尚未至也，豈感慨悲歌之氣鬱於中，有伶官簡兮之風乎？抑以名山大川昌其詩，如崔斯立之丞藍田日哦為事與？ 唐、宋以來，丞、尉皆進士釋褐之官，卿相於是乎出。有明假途於吏，於是士人始不樂就。今制復唐、宋之舊，由此為大官者，不可勝數。子文功業不難戾契而至，則其縱古橫今，要非耽戀光景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矣。竊料四海之士如子文者不可多得，知百里不足以處士元，魯肅之所以能霸也，以公禮格孟博，陳蕃之所以不終也。世自有急子文者，子文藏聲匿影以待之，撐霆裂月之作，夫亦可以銷磨其歲月矣。 陳葵獻《偶刻詩文》序（己未） 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今人無道可載，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故雖大輅艅，終為虛器而已矣。況其無真實之功，求鹵莽之效，不異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耳。 吾友陳葵獻，汲古窮經，聚同志為經會，葵獻常為都講。每講一經，必盡搜郡中藏書之家，先儒注說數十種，參伍而觀，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者為主，而又積思自悟，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嘗十之二三焉。當更端之際，一堂數十人所傾耳注目者，必葵獻也。是時葵獻固未嘗以古文自命，然其筆授之章，論學之書，舂容典雅，辭氣和平，無訓詁斗飣之習。余曰：「此真古文也，應酬之中豈有古文哉？」 今年秋月，與余同寓吳山，至廣化寺，拜先忠端公神位。六一泉雖有石屋覆之，已同行潦。東坡言泉出講堂下，今泉逼山麓，其上更無堂址，則亦非泉之故處也。尋張司馬墓，桑間土堆，乃是精衛口中一丸也。葵獻按形家書，謂後來香火，當不下鵬舉、節闇二公，徘徊者久之。大觀台觀潮，潮不上海門十年矣，土人亦無有修此故事者。一僧立台上，薄暮悵然而返。飲唐殿宣書舍，壁間題名，多是南宋名筆。蓋紫陽一帶，大略是韓平原鑿山所置南園也。一滴泉聽雨，雲居坐月，余間有吟詠，墨痕未燥。而葵獻排韻鬥險，俄頃成章，牢籠景物，刻畫悲歡，視雕肝琢膂日鍛月煉者，無以加焉。習葵獻者，以為葵獻破荒作詩，何工之如是？余曰：「曾是有猗頓、師史之貨，而憂其不能轉轂運棹乎？」 葵獻行且計偕北上，渡長江，歎南北之限；過齊魯燕趙之墟，聖賢豪傑經營之跡，猶有在者；入長安，觀其宮室之壯麗，奇材劍客之聚集，蓋建都者近千年矣。觸目駭心，動成篇什，素所畜積，於此焉發之？所見者與人同，所得者固與人異也。司馬子長之文章，得之山川，子長讀書十年之後，方可言此。今葵獻讀書，年過子長，從此而後，方知六經非几案間物耳。此區區所刻，恐不足以盡葵獻也。 黃孚先詩序（己未） 吾族之在四明山中者，自菊東先生以來，代有聞人。近雖中衰，而孚先、禹平，茁焉秀出。兩人嘗以詩文過余，而孚先往來尤數。中更亂離，五六年不見，則以詩一編寄余請序，歲盡，自來促之。 孚先論詩大意，謂聲音之正變，體制之懸殊，不特中、晚不可為初、盛，即「風」、「雅」、「頌」亦自有迥然不同者。若身之所歷，目之所觸，發於心著於聲迫於中之不能自已。一倡而三歎，不啻金石縣而宮商鳴也。斯亦奚有今昔之間，蓋情之至真，時不我限也。 斯論美矣！然而正自有說。嗟乎！情蓋難言之矣。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真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無珣笑柔色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幹啼濕哭，總為膚受，即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而習心幻結，俄頃銷亡，其發於心著於聲者，未可便謂之情也。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 孚先情意真摯，不隨世俗波委。余避地海濱，孚先憫其流離，形諸夢寐，作詩見懷：「旅月仍圓夜，秋風獨臥身。」讀之恍然見古人之性情焉。是故有孚先之性情，而後可持孚先之議論耳。不然以不及情之情，與情至之情，較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以為同出於情也，竊恐似之而非矣。 《吾悔集》題辭 吾母五子，唯不孝親乳。先忠端公殉節之後，室如懸磬。不孝支撐外侮，鞅掌家塾。吾母課壟畝，省廩窖，婚嫁有無，棺槨重複，無一日之暇。 壬午冬，吾弟皆以受室，食指繁多，遂別晨舂，然夏稅秋糧，猶不孝一人辦之。際此喪亂，藐是流離，身挽鹿車，投足無所，由是家道喪失。吾弟復去其三，霜露晨昏，兼並一人，魚菽取備，鮮適莫構，吾母猶然憐余之辛勤也。凡居憂者，以喪服為之文，以不飲酒食肉處內為之實。不孝行之半年，而一病支床，氣血中槁，親友遂引《禮經》有疾七十二條來相勸勉。不孝姑息從之，惶恐無地。自念養生送死，多少不盡分處，未嘗不痛自勉強，而悔其有所不能也。 [book_title]卷二·記類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靄淟濁，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咽續，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松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 余眙愕而歎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誌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旁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才入冬月，風起雲落，即凍冷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囂塵沸響，扃颻人間，村煙佛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為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心骨，南箕哆口，飛廉弭節，土囊大隧，所在而是，故為勃鬱煩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蠖蟄，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瀑之敲嗑，天嗬地吼，陰崖沍穴，聚雹堆冰，故為玄冥之所長駕；群峰灌頂，北斗墮脅，藜蓬臭蔚，雖潐原竭澤，巫籲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為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石罔草，碎碑埋磚，枯胔碧骨，皆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嶽炳靈，高僧懸記，冶鳥木客，峭崒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恒寒而無燠。 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無淩峰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齬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喜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泫然？ 阿育王寺舍利記（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為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啟銅塔（塔為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係小木鍾，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 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偽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鍾並舍利以去。住持僧傅瓶無以眩人，用真珠裹金偽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偽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奩中之珠，塗飾置於鍾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象和為住持又將此偽造者質酒於纓絡河，久之始復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偽造，即其偽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偽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為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啟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為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 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即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注，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即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偽為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海鹽鷹窠頂觀日月並升記（丙辰） 鷹窠頂，濱海之山也。名雲岫，每當十月之朔，五更候之，日與月同升，相傳以為故事。 丙辰歲，余在海昌，許使君約之往觀。九月晦日，余與邵蓼三、仇滄柱、陳羹仲同舟至袁花，時已薄暮，輿行二十里，斜陽紅葉，裝點村落如畫。登山昏黑，使君遲之寺中。查二南、馬次真、許稚圭、許欲爾、朱人遠、祝雝來皆在，遠近來觀者，逾數百人。主僧言住此數十年，僅一逢之。其初，紅者上升，已而白痕一抹出於紅內，始分為二。 余曰：「此山故事，原是日月並升，不是日月合璧也，不知土人何緣錯誤？蓋合璧則日食矣，如僧所言，是日食也，當在庚戌歲，此月合朔，於卯未交周六宮一十度入食限。但謂白在內，紅在外，則視之欠審在。外之紅，乃是日光溢出也。」五鼓，來觀者皆起，雲隙猶漏疏星，明燭出寺，履巉岩而候之。未幾，雨色空濛，徘徊不能遽下，東方既白乃已。 或曰：「數十年一見再見，何天朗氣清之難得也？」余曰：「雲氣所遮，不過一端。夫日月同行，由於合朔。合朔在寅以前，同行在地下，而不可見；合朔在卯以後，日光逼月，雖同行天上，亦不可見。唯寅、卯之間，則合朔之分秒，當日出之分秒，乃可見耳！」或曰：「濱海之山多矣，何以必鷹窠也？」曰：「是也，大洋之中，可以觀同升者何限？非人所習見。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世所以不傳也。」或曰：「若此則每月合朔，皆可以見，何必十月乎？」曰：「亦為鷹窠言之也。十月合朔，大略亢、氐之間，東方之宿也。此山南面多有遮蔽，惟當亢、氐一隅，空曠值海，若是餘月，則合朔於他宿，在遮蔽之處矣。海中大洋，每月皆可見之，固不必十月也。」使君曰：「始以不得見為欠事，聞先生之論，固勝於一見也。」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劄，乃為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 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為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為，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為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聰。」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漏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載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逾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弁髦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 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為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為迂者也。試揆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庵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草草，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期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為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為先生念其故居而已，社春秋，何所阻隔？ 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岐之間，先生之念亦苦矣！寧與周、朱可同論乎？ 斯堂也，為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為馬廄，馬廄之後，辟自先生。文肅為烏程所忌，先生為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天一閣藏書記（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 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為奇器，再清之而為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 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為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時馮鄴仙官南納言，余以為書歸鄴仙猶歸我也，鄴仙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翻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為讀書伴侶，閉閣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遍，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莫。乙巳寄吊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婿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曆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庵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峰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為好事流傳，昆山徐健庵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並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為《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今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嶽倦園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嶽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昆山來者，多言健庵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率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篷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為甚難。 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溯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為二：挽壩而上，旁渣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溯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增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遊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眾力扶喪，舟以進，略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為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曆陡、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舉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即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會。 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清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剝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漫，開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升輿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輿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冊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腰。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冊寶，勢尤可畏，運使趙不流頓足垂涕，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清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清，而錢清與運河相渾，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 錢塘之渡，自昔為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箘載而行，半渡弭楫，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為臨安守，曰不戳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諭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置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即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積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沉之禍，舟子僥幸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空言申敕，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為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樸略，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樸略變為智巧，是則非三江疊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羲六世祖小雷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逾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域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躡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止，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繕寫其兄裏係年貌，為零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間，冀兄或見之，即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獠洞，八角蠻陬，蹤跡殆遍，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為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為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舂陵行》中句也，舂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奏廁，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伯震方驚駭，未決，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歎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楚人高其義，稱伯震為黃來，稱府君為小來，望其復來也。府君因其聲轉之，別號為小雷雲。事在宣宗之世，三楊當國，朝廷人物，固多光明俊偉，而草野之中，猶能敦樸愷悌，識道理，賤誇詐，相沿成俗。若府君者，雖不可以時代為限，然非盛時風俗之美，亦不能卓絕如此也。 獨怪人子而所遭不幸，間關踣頓求父求母者簡策不絕書，為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江河日下，兄弟之情日淺，宴安茶粥，ц菵草薰蒸，以路人之愛惡，愛惡其兄，且不可必，則夫棄捐頭髓不避驚濤峻阪之險者，較之求父求母者不更難耶？羲敘府君之事，不禁涕泗之橫流，蓋傷時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下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恤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楊漣、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 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為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糾拾某官，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遂爾登級。光祿無匠，何以冒殿工而加級？非夤緣捷徑，何以越歲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傑，外有納賄之崔逆。同郡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出而阻之，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為戒），勢尤桀奡。與其同黨，蹴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為之不平。馮留仙、馮鄴仙、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黨奄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前為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為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為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螗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為拾遺者所誤，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巡按蕭奕輔、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憑吊。改革之際，群盜滿山。官兵借為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罷享者四十年，創痛如積。 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啟。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為沼。當員之諫時為魯哀公元年，至二十二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為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感精動，虛塵可數，當知緯候為小道耳。 王顓庵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啟、禎忠節，立六賢講院，而以先忠端公為首。又考圖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蕪廢，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肖像存舊。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煋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為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藍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乃易之、戴九靈之遺跡在焉。北望陸放翁之蜀山，南觀李信之雙瀑。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傍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蜀山峙其右，迺易之所謂「姚江東去蜀山青」之地也。蜀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興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者即此。幽潛奇特，為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誌先與其徒士懷、寶潛建報慈庵，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卒皆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鑒範，一時飽參久證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 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日吟詠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裏，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連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跡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慈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棲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舊維故，句甚悲涼。 正宗再傳為天寧禪師仲猷闡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庵於寺左，蓋以得歸為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即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蔡希顏、朱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茲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跡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曆庚申，西緒纘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露宿，苦力三年，屨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寢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啟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廚。魚鼓鍾磬，床第臥具，凡寺製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 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村落日消一日，今之犁鋤所及者，皆昔之井灶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塵坌滿室，但供村婦裏老之遊息。頃余修誌，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庵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刹如明真、正覺、蓮峰、明因、慶善等，皆廢為荒隴，即如武林之辯才龍井、鳥窠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刹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真淨之青松社，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間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劫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庵，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尚以參學未究為歉。余以為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跡，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置田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徽音，居鄰其地，數以為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尚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為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仙、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煙蒲、石竹、辣茄、苦葽、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床、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似翦，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為芳草。施以人工，則桃、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幹霄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雁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叢生砌下，遞換粦間，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為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 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躪，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為舟，針孔自匿」。蘇子美詩「托身螟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沄，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異物耳，試為之拔棘排牆。」藍水東流，戴九靈痛哭之詩跡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幹，北眺則陸放翁之奇峰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誚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樸之談，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頠，字房仲，天啟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為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寧，瘴氣方惡，留南寧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為痁，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為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並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因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為闞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芒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頹垣敗壁，不勝其慘，闞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誌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夤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為土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敘如此。 余於甲午歲，在陳恭湣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轉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為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為《趙襄陽丞志》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為錢嵩明誌可也。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荊川、王道思以為，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 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汩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眾，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為不傳之秘。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為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 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支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湣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為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為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憔悴於盛世乎？ 晉中康侯如璉，以經術為吏治，下車即為此懼，廣文沈君煋、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啟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羲嘗學於舊史，見屬為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間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為道德，形於言則為藝文，見於用則為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誌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為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簽，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為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於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簏之誚，弇洲、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荊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間世之學者也，何意吾當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 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台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遍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為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為，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產之實沈、台駘，方之昔人，豈繄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為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為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 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為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為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為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剿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橫鋟，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幛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為荒煙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遷祠記 先忠端公祠，壬申建於縣西之西石山，春秋有司致祭，撥祠夫二名守之。爰當孔道，改革之際，屯兵於此。抽榱桷為營火，祠因以廢。丙寅，學院王顓庵先生稽昔祀典，復其春秋之祭。余以所居黃竹浦矮屋三間，稍拂拭，肖象為祠。自丙寅至庚午春，五年九祭，煩有司往返四十里，僕僕從事，心甚不安。七月二十四日大水，祠屋遂沈。海內知之，司寇健庵、中允果亭、相國立齋、相國素存、學院蓉湖、京兆定庵諸先生，各出清俸。金鑒前弊，建於新城內南門之左，頗饒花木之趣，太守長白李公題其額焉。一祠也，三徙而定，厥維艱哉！ 蓋餘姚先賢之祠，無不在城內。惟嚴子陵在陳山墓道，趙考古在馮村故居。陳山當時有高節書院，設山長領之，山長攝祭，故能多歷年所。山長廢，亦遷至城矣。考古之遷入城，不知何時，或曰嘉靖中湯紹恩。其餘如虞國石孝子之祠，當年應皆載在祀典。今孝子烝嘗，止於私門，虞國祭賽，化為土穀，豈不以離城之故哉？余按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當祭之時，為屍以迎之，祭畢則已，無所謂廟也。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抑廟之昉乎？自漢以後，圖形立廟者多矣。或墓或居，一邑之中，渙不相假，索四境而祀之，勢將蒐不給祝。後世萃之一廟，少牢合祭，名曰鄉賢，則餘廟皆可毀也。未幾而鄉賢猥雜，馬醫夏畦之鬼，莫不攘臂而爭之。君子羞與並列，則仍為別廟，有司因而分祭。自特祠而鄉賢，鄉賢而又特祠，古今凡三變焉。 嗟乎！人之賢不肖，不係乎祠，祠之分合，皆不能無弊。故象祠於鼻亭，薛道州毀之；曹操祠於夷陵，申屠子毀之；蔡州吳元濟之祠，改為裴度；崖山張弘範之祠，改為文、陸。春秋之斧鉞，長存天壤。頃一販夫，以千金修學，竄入鄉賢，或為鞶纓之惜，余笑曰：「此近時加納例也，何不可之有？」聞者莫不胡盧。夫非其位而據之，祝板呼名，旁觀腹笑，是亦呼爾蹴爾嗟來之食也，鬼豈無知乎？ 崇禎戊辰，余在京口。寺中作佛事，余入觀之，有神位書先公姓名，前設伊蒲之饌，余痛哭而拜，一寺皆驚。其後聞此數年間，江南北凡為佛事者，無不有先公及與難諸公神位，此所謂野祀也。昔諸葛忠武未立廟之先，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是矣。先公司裏宛陵，宛陵祀先公於名宦，與文信國同龕香火。戊寅，余至宛陵，梅朗三、麻孟璿、徐乾若皆言先公英靈不昧。一紳平時於先公為難者，見先公降於其宅，鬼卒持郎當捕之，紳乃叩頭乞哀而死。有僧自皋亭來，言遇先公，問其所之，雲赴宛陵之任，令之傳語。錢牧齋語余，客有請乩仙者，先公與李忠毅降之。忠毅為南康城隍，先公為寧國城隍，亦與僧語相合。近讀嶺南《韓如璜集》云，先臣黃佐有言：「劉球、毛吉為奸盜所殺，嘗附於人。」比聞楊漣、黃尊素、周宗建亦復現形著巘。貞魂耿耿，自不同他氣易散，豈幻誕哉？江右舒碣石亦云：合諸君子之言證之，不可誣也。嗚呼！先公英爽，勃窣兩間，此鄉邑之祠，胡可忽諸？ 東廬記 昔龐士元往見司馬徽，徽采桑於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微行懿筐之間，乃有王霸之略，足以樂而亡憂，貧賤誠不能為士累也。玉清宮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崖州至中書言於王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且問何以不答？王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也。」為宰相者出言如糞土，富貴誠足以為累也。 吾友錢稚廉不為經生之學，料天下事，往往多中，宜乎出而求仕，發其囊底餘智。顧息機推撞，以東廬自命，披林聽鳥，劚煙種竹。與抱甕丈人爭一時之功業，其才為可惜也。余嘗謂丈夫出而用世，無論學術之醇疵，所最忌者雜耳。申、韓、管、商之學，專用計數，行之未嘗不效；諸葛孔明以純王之質，稍參霸術，即習坎心亨，而行不尚。今日之為愚儒不必言矣。顧有誌當世者，本以計數為家郤。而胸中一二書本未化，欲潤色其行事之纖毫，則未有不敗者也。然則極一世之智計，不足當稚廉之隱約，雖謂甬上之東廬為雲卿之東湖可也。 姚沉記 《淮南子》曰：「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以為寓言，今乃信之。庚午七月二十三夜，大雨，明晨，山水大至，平地驟高二丈。二十五日子時，龍自東至西，其目如炬，盤旋於屋瓦之上，風聲如戰鼓萬面，各山蛟蜃，皆起而應之，山崩者百餘處。凡蛟蜃之出，山崗自裂，湧水數丈而下，雖萬鈞之石，投空如撤沙，響震數十里，水如血色。棺槨之在平地者，不論已葬未葬，皆破塚自出，縱橫水面，如波濤相上下。廬舍大者沉，小者飄流。人民死者無算，余里有百歲老人鄭近川亦溺焉，溺者蔽江，人民之在高阜者，見其號呼求救，亦無從措手。有小舟載十七婦女而過，樹上有一女哀哭，扶而下之，舟覆，並十七人亦死。樓戶之乘流下者，其燈尚未滅，未幾沒矣。有布袋浮沉而至，人疑為貨，解之，一死小兒，蓋水之初至，小兒無可住足，置之袋中，掛於簷間，屋倒而兒死於袋也。此據見聞所及，拾其一二。 二十七、二十八日，水減三四尺。謠言初三水再至，姚邑當沈。闔城父老，思為厭勝之術。於是祭告城隍之神，徹城樓餘姚縣三大字投之江水。八月初二夜，果大風雨。明日，水長如二十四日。稍縮一二尺，赭山之間，兩龍作壩，憑空崛起數丈，上流之水，壅不得行。如是者十餘日，居民皆發屋瓦，騎危而爨，縛門板為筏，澇取水底禾頭，刈而作糜。雨無俄頃之懈，天之扤我，如不我克，餓死者又不知凡幾。死者無棺，則棄之水中，任其去留，或繩縛死屍，係之梁棟，以俟水退。禾稼一空，人號鬼哭。 余生長亂離，屯苦備經，冀以衰暮飾巾首丘，不意復見此景象。五月間，余自姑蘇返。至五夫，見大鳥滿田。初以為鸛，察之則鶴也。東浙無鶴，海鳥之來，其如魯之鸚鵒，天津之杜鵑乎？吾姚大水，見於前史者，莫甚於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朔，餘姚江河水溢，高丈餘，有聲，數日乃止。縣西三十里，有宋屋一所，當時之人，刻其水痕於廳柱，留示子孫。以今較之，增二尺五寸。元符二年至今康熙二十九年，計五百九十二年，然則此變顧五百九十二年所未有也。今人於山崩之處，皆曰出蜃，蜃即蛟也。讀《水經》云：「蛇雉相構為蛟。」出殼之日，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皆龍之屬。《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解者以為卦影虛設，豈知山崩則水出皆黃，海溢則水上皆玄，玄黃夾雜，象皆實事也？有疑天豈無權，顧令孽龍肆毒至此。年來人心敗壞，通都窮穀，黃童白叟，無不以機械為事。閃屍鬼魅，不可方物。五行於智屬水，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一氣之感召，天亦不能如之何矣。人誠有鑒於此，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 有自武林來者，相傳東浙之水，餘姚為甚，餘姚之水，黃竹浦為甚。姜、黃二姓之人，靡有孑遺矣。或曰：「梨洲亦為不吊之人歟？」或曰：「梨洲無死法，天或留之。」余聞之，以為兩者皆非也。以丁玉夫之賢，而死覆舟；以王槐野之文，而死地震，大化流行，愚賢一例。余愚者也，余之受溺，不足為異，余之不溺，又何可必？亦曰幸而免耳。 越州李公救災記 今年庚午七、八月之變，餘姚為甚。海嘯山飛，鬼災龍戰，千年以來所未有也。長白李郡公之救災，亦千年以來所未有也。康侯奉行之餘，悉其苦心，因命余記之。從來救災之法，曰給粟，曰為食於路，曰平米價，曰疫醫藥，曰死葬埋，而其所以行此者，曰發倉廩，曰勸分，如是而已。然民之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方始給粟。公於能自食者亦皆給之。諸生之貧者與焉，孝廉之無力公車者與焉。為食於路，必於聚落之間，而窮閭扼巷之老疾幼小則不能就食。公身至窮閭扼巷，負米哺其張口。公所募之米，積於姚中，貧者既不須糴，則米價不平而自平。人民聚處，饑餓之氣，蒸而為疫。公使各安其居，不出戶庭，顧無俟於醫藥矣。公之葬埋，不特災死之民，棺槨之湧地而出者，收瘞亦且數千，故鬼亦受其澤矣。凡此豈昔之所有乎？昔者，官之倉廩，不過平價以糶。公出倉邑之積穀，悉以予民，不收其價。昔者勸分，開報富民，多出里胥之手，因之上下。公涕泣感動，能使一省之官倡之於上，富民不得不協從於下，豈昔之所有乎？又為絮衣數千，視其號寒者而給之，亦昔之所未聞也。百姓觀聽，咸張耳目，疑公之錢米，天降地出。何昔人用之而不足者，公用之而若有餘也？此無他，公之至誠，痛貫人寰，無異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也。噬臂出血，書衣為章，以告寮采，其能無將伯之助乎？然則救荒之奇策，亦云誠而已矣。余經行閭巷之中，黃童白叟，數米而炊。無不曰：「此李父以眼淚活我，吾儕其忍輕下咽耶？」 《益州記》云：「邛都陷為湖，人過之者，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嗟乎！吾邑無公，此城郭樓櫓，焉知其不為水中之影見乎？即不然，亦城郭是而人民非矣。公起於冠族，務為嚴苦，嘗欲以一縑寄太夫人而不可得，向余及姜定庵言之，至於泣下。其廉次骨如此。夫廉則財絀，不能有為，而公之於越，百廢具舉。其所興造，大者如鎮東閣、蓬萊驛、社稷壇、朱子、陽明書院、劉寵、湯紹恩祠，皆起瓦礫而為金碧。是則其才有大過人者，當別有記，此但記其救災一節云。 大方伯馬公救災頌 康熙二十九年，餘姚大水，自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沒，人民溺者無算，棺槨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溺餘之民，弱者垂手就死，強者持白挺搜牢而食。盜賊蜂起，道路不通。旁近縣之受菑者，大略殺姚十之八九。郡侯李公，即於八月之盡，行部至姚。載米數千石，由縣及鄉，觀其肥瘠，而身親給之，俾饑民稍延旦夕。又檄守帥，撥兵分屯要路，居民始得安寢。侯遂至行省，哭告於上台，不異秦庭之求救。大方伯見五馬公如痛在己，慨然曰：「浙省十一郡，猶一身也。今雖紹興一郡之災，其於各郡，亦猶手足之受傷也。昔秦、晉各國，且有泛舟之役，況一省乎？」於是各郡共拯一郡。募米得萬餘石，絮衣數千件，使李侯得恣其設施。計一郡之官不足用，令各郡之邑令，從李侯以往。李侯既得公所募以為之權輿，又遍募富人出米以佐其費。而富人之為富不仁者，侯既令出米以除其愆。十一月十七日，侯復至姚，宣公之德意，又復遍歷窮鄉，人受三月之食，幼小半之。察之言動色理之間，其尤無聊賴者，則加給之；其受凍不堪者，則絮衣副之；其流棺遺骼，散在原野河壖者，則在處收瘞之。萬民歡呼雷動，起於白骨，即未受災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 余嘗讀曾子固《越州趙公救災記》，救荒之策，絲理髮櫛，從來未有如趙公者也。以今較之，宋時一郡錢米，郡守得專出入，今存留無幾，事事束手；趙公之所賑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今餘姚及各邑，何止十萬餘人？且四五倍矣；趙公之時，富民尚有倉廩，今大浸之後，富民亦且糴食；趙公之時，官粟尚有五萬二千餘石，今官無積穀亦且累年，則今日之難於趙公可知矣；且趙公所賑，止及孤老疾病不能自食者，今則並能自食者而亦賑之；趙公慮其饑，不慮其寒，今則慮其寒，而使之有衣有褐焉；趙公所瘞者當時所死之人，今則並百年陳朽之棺千餘而瘞之。蓋皆過於趙公矣！夫以難於趙公之時，而能過於趙公之所行，非公之精心至力，能通融於各郡之中，即李侯亦何所措手乎？公由杭守，其豈弟經濟，為皇上所契，歷臬司至今官。其可書者甚多，此不著，止述輿人之頌曰： 天災流行，何時蔑有？嗟我越州，數逢陽九。馮夷為虐，海嘯山崩。毒龍戰野，其目千燈。廬舍飄沒，禾稿一空。死者已矣，生者何從？三韓李侯，救之孔亟。載米數千，通其呼吸。啼饑號寒，十萬餘人。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侯乃痛哭，訴之行省。馬公然，當食而鯁。繄十一府，情猶兄弟。一府受傷，各府隕涕。共起拯之，米舟銜尾。以付李侯，瘡痍庶起。李侯身親，窮鄉僻壤。鳩形鵠面，木客魍魎。老者扶杖，壯者負橐。婦女蓬跣，幼小錯落。亦有病者，疲曳而來。言語模糊，舉動顛踣。食無嗟來，綿定奇溫。庶幾卒歲，可免遊魂。各盈所願，再拜稽首。佛乳千條，分灌兒口。鄭俠之圖，慘淡嗚咽。馬公之圖，顏面喜悅。天降奇災，豫生奇人。人定勝天，天心之仁。 [book_title]卷三·書類 答董吳仲論學書（丁未）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牆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彼泛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 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於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為心之所存，未為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而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其疑可及於先師也。 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不合，而先與致良知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為善去惡，是為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為善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為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為教法，則是以知覺為良知，推行為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為善孰為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尚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為為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又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功，有以異於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蹈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於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詁，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 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自知於致良知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為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 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迸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為心之所存，慎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為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總做得十分完美，祇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可謂之慎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為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真善讀書者也。 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真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為致中，省察為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為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為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庵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為祟。致中者以意為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為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為心之所存，則操功祇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願老兄於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尚俟弟爝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醜、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陳乾初論學書（丙辰）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於學問乎？唯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惲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真絕續之會也。 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床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為一哄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為附和也。 老兄云：「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為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到得牿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才見其善，確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正為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為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為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為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 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隻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於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棖也欲，焉得剛，子言之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注《論語》「仁者靜」句，不自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於宋儒所言近於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為禪障，獨於居敬存養，不黜為非。夫既離卻未發，而為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於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是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為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辛亥） 萬充宗傳諭，以《高旦中誌銘》中有兩語，欲弟易之，稍就圓融。其一謂旦中之醫行世，未必純以其術；其一謂身名就剝之句。弟文不足傳世，亦何難遷就其說？但念杲堂、介眉方以古文起浙河，芟除黃茅白葦之習，此等處未嘗熟講，將來為名文之累不少，故略言之，蓋不因鄙文也。 夫銘者，史之類也。史有褒貶，銘則應其子孫之請，不主褒貶。而其人行應銘法則銘之，其人行不應銘法則不銘，是亦褒貶寓於其間。後世不能概拒所請，銘法既亡，猶幸一二大人先生一掌以堙江河之下。言有裁量，毀譽不淆。如昌黎銘王適，言其謾婦翁；銘李虛中、衛之玄、李於，言其燒丹致死。雖至善若柳子厚，亦言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豈不欲為之諱哉？以為不若是，則其人之生平不見也；其人之生平不見，則吾之所銘者亦不知誰何氏也，將焉用之？大凡古文傳世，主於載道，而不在區區之工拙。故賢子孫之欲不死其親者，一則曰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再則曰某言可信，以銘屬之。苟欲誣其親而已，又何取直與信哉？亦以誣則不可傳，傳亦非其親矣。是皆不可為道。 今夫旦中之醫，弟與晦木標榜而起。貴邑中不乏肩背相望，第旦中多一番議論緣飾耳。若曰其術足以蓋世而躋之和、扁，不應貴邑中擾擾多和、扁也。曩者，旦中亦曾以高下見質，弟應之曰：「以秀才等第之，君差可三等。」旦中欲稍軒之，弟未之許也。生前之論如此，死後而忽更之，不特欺世人，且欺旦中矣。說者必欲高抬其術，非為旦中也，學旦中之醫，旦中死，起而代之。下旦中之品，則代者之品，亦與之俱下。故不得不爭其鬻術之媒，是利旦中之死也。弟焉得膏唇販舌，媚死及生，周旋其刻薄之心乎？且銘中之意，不欲置旦中於醫人之列，其待之貴重，亦已至矣。如說者之言，乃所以薄待旦中也。至於身名就剝之言，更之尤不可解。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旦中有一於是乎？自有宇宙，不少賢達勝士，當時為人宗物望所歸者，高岸深谷忽然湮滅。是身後之名生前著聞者，尚不可必，況欲以一藝見長而未得者乎？弟即全無心肝，謂旦中德如曾、史，功如禹、稷，言如遷、固，有肯信之者乎？是於旦中無秋毫之益也。惟是旦中生平之志，不安於九品之下中，故銘言日短心長，身名就剝，所以哀之者至矣。不觀歐公之銘張堯夫乎？其有莫施，其為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堯夫為歐公好友，哀之至故言之切也。 今日古文一道，幾於墜地。所幸浙河以東二三君子，得其正路而由之。豈宜復徇流俗，依違其說！弟欲杲堂、介眉，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為法，寧不喜於今人，毋貽議於後人耳。若鄙文不滿高氏子弟之意，則如范家神刻，其子擅自增損，尹氏銘文，其家別為墓表。在歐公且不免，而況於弟乎？此不足道也。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辛亥） 伏蒙以修志見召，草堂猿鳥，沾被光榮，某獨何心，不思報稱？然而不敢冒昧者，則亦有故。 蓋文章之道，臺閣山林，其體闊絕。臺閣之文，撥劚治本，縆恒幅道義。非山龍黼黻，不以設色，非王霸損益，不以措辭，而卒歸於和平神聽，不為矯激。山林之文，流連光景，雕鏤酸苦。其色不出於退紅沈綠，其辭不離於歎老嗟卑，而高張絕弦，不識忌諱。故使臺閣者而與山林之事，萬石之鍾，不為細響，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必有不合者矣。使山林者而與臺閣之事，蚓竅蠅鳴，豈諧韶獲？脫粟寒漿，不登鼎鼐。蓋典章文物，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懷不能述也。某巖下鄙人，少逢患難，長藐流離，遂抱幽憂之疾，與世相棄，牧雞圈豕，自安賤貧。時於農瑣餘隙，竊弄紙筆，戚話鄰談，無關大道。不料好事者標以能文之目，使之記生卒，飾吊賀。根孤伎薄，髮露醜老，然終不敢自與於當世作者之列。蓋歌虞頌魯，潤色鴻業，自是名公巨卿之事，而欲以壹鬱之懷，枯槁之容，規其百一，豈不虞有畫虎之敗哉？今夫越郡之志，地逾千里，時將百年，所謂臺閣之文也。既有明府名公巨卿以為之主，當世之詞人才子，孰不欲附名末簡，分榮後祀，而猥蒙召役，枯楊寒炭，亦起煙華，便當祗奉恩命，自比幕下。反覆思之，終於不可。某聞梓人之造室也，大匠中處，眾工環立向之，大匠右顧曰斧，則執斧者奔而右，左指曰鋸，則執鋸者趨而左，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某自視不知斧鋸安在，明府右顧，則某將空手而奔左，明府左指，則某將空手而趨右，又何待環立而知其不勝任哉？小儒山林之手，其無當於臺閣也明矣。使其退之於既怒之後，何如退之於未怒之前耶？伏望明府哀其弗及，收回成命，謹以召啟再拜上繳。本欲泥首郡朝，謝此知遇，而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某區區守禮，不敢隕越，亦知明府之所責者，不以流俗也。不勝感荷屏營之情。 再辭張郡侯修志書（辛亥） 蒙明府以志事見委，其不敢當者，已見於前書。但前書以某而言之也，今以事而言之，亦有所甚難。從來稱誌之善者，楊升庵之四川，趙浚穀之平涼為最，其餘不過苟且充賦。將操筆者之非其人耶？抑不名一手而取才猥雜耶？或以體格一定，無所見長而忽之耶？不然，則見聞固陋，所謂考索者，別是一家之學耶，更不然，則鄉邦之恩怨是非，無人肯任之耶？嗟乎！蓋皆有之矣。是故公志每不如私志。宋景濂之《浦陽人物記》，文章爾雅，程敏政之《新安文獻志》，考核精詳。其他如《襄陽耆舊》、《荊楚歲時》、《吳地》、《華陽》，不可枚舉，以其無五者之累也。明府固今之升庵、浚穀也。然而所委之人，寧必其無五者之累乎？ 今謂舊志不煩更張，只續此數十年以來之事，似矣。某讀明府之例，為類十八，則八縣皆當稟此規範，方可合為一書。今各縣舊志，分類不同，或多或寡，若復因仍，則是可分而不可合也。一代有一代之制作，革命之際，每多忌諱隱語闌入，豈可不慎？是又不得不改者也。某讀諸家文集及於雜史，間或考之正史，則多同異，考之志乘，則多錯謬。以志乘之手，未必如作史者之出自名家也，其相去遠矣。今若見其謬誤遺漏，而一一聽之，恐既經纂修之後，則明眼所照，遺議不專在前人矣。吳縝糾繆於《唐書》，許浩闡幽於《元史》，在史且然，而況於志乎？此舊志之所當論者也。 志與史例，其不同者，史則美惡俱載，以示褒貶；志則存美而去惡，有褒而無貶。然其所去，是亦貶之之例也。越中數十年來，人物炳然在人耳目者，可屈指而畢。一時富貴，為鄉里小兒所諮嗟豔慕者，其姓氏已為狐貉啖盡。今若以子孫姻婭之故，探之狐貉口中而復留之，雖罄會稽之竹箭，剡溪之古藤，有所不足矣。其間亦有高位久宦，干涉國史者，而或為公論所排，清議所譏，此正當去之以明貶者。試出其家傳讀之，莫不各有一篇妝點文字，老成凋謝，二三措大。其耳目見聞有限，試有人與之分別源流，證明實錄。彼在甕天者，反以為一人之愛憎，斯時也，起而抗言爭執，則叢為怨府，何苦而嘗身於市虎乎？若骫骳將順，不特為明府之謀不忠，而魯衛之士，有以薄其心胸矣，此續筆之所當論者也。語有之，量而後入，毋入而後量。某竊於今量之，故曰難也。伏惟上裁。 辭祝年書 頃見萬貞一、鄭禹梅，以某年滿六十，徵文相寵。某不勝愕然，如昏沉夢中，忽然搖醒，記憶此身，方才痛哭。某十七失父，斯時先忠端公年祇四十三耳，某亦何忍自比先公？而以四十三年私為己有，乃不意頑鈍歲月，遂贏先公之十七，某之贏一年，是先公之縮一年也。何痛如之？人子之壽其父母，大約在六十以後，最蚤則五十耳。某不得遇先公之五十，申其一日之愛，又何敢自有其五十六十乎？先公就逮之日，題詩驛壁云：「中官弟侄皆遺蔭，孤孽何曾敢有兒？」齒髮易銷，斯哀難滅，是馬醫夏畦皆得為壽，惟某有所不可也。即使假先生長者之寵靈，然難乎其為立言也。自最生平，無一善狀，仇刃冤贓，鉤黨飛章，圍城獄戶，柳車變姓，積屍蹀血，虎穴鯨波，數十年野葛之味，豈止一尺？蓋獨有危苦可書耳！夫文章之傳世，以其信也。弇洲太函，陳言套括，移前掇後，不論何人可以通用，鼓其矯誣之言，蕩我穢疾，是不信也。不然而憐其顛覆，拾之以當歌哭，將無憂能傷人，不復永年。某以頑鈍而忘之者，先生長者以描畫而醒之，所以促其餘生也，又為所不忍矣。某展轉不得其說，在某之不宜壽如此，在作者之難於為壽又如此。昔念庵先生六十，有書謝祝，某引例而為之，非敢自許，亦曰念庵且然，而況於某乎？苟其不然，是念庵之罪人也。 與陳介眉庶常書（戊午） 吾兄與國雯書見及，言都下諸公，欲以不肖姓名塵之薦牘。葉掞庵先生且於經筵御前面奏，其後掞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聞之而駭，已喟然而歎，且喜兄之知我也。 某幼離黨禍，廢書者五年。二十一歲，始學為科舉，思欲以章句揚於當時，委棄方幅典誥之書而不視。年近四十，暮逢喪亂，負母流離，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又焉得有奇聞異見，下逮於農瑣哉？是空疏不學，未有甚於某者也。今朝廷命舉博學宏儒，以備顧問。此為何等？謂之博學，吾意臨平石鼓，青州墓刻，有一事之不知，即其罪矣；謂之宏儒，慎、墨得進其談，惠、鄧敢竄其察，即其罪矣。故非萬人之英，不能居此至美之名也。即以前代博學宏辭科而論，以真德秀處之，尚曰宏而不博；以留元剛處之，尚曰博而不宏。王應麟欲舉是科，乃於制度典故，考索殆遍，今之《玉海》，其稿本也，見成《玉海》，某尚未一過，況《玉海》所本，館閣萬卷，纂要鉤玄，取諸胸懷乎？乃如之人而欲當是選，是引裏母田婦而坐之於平王之孫衛侯之妻之列也。胡能不駭？從來士之求知者多矣，往往覿面而無所遇合。以昌黎之賢，光範門下，三上書而不報，故投行卷，展坐席者，非危苦之詞不道，非誇大之論不陳，揖洗割肉，破琴持帚，穿屨而行雪中，百方以搏巨公一日之知，然且有得有不得。某於掞庵，未嘗有一面之雅，尺素之通。前歲觀海於海鹽，遇彭駿孫言掞庵使之問學。去歲正月，讀所贈董在中詩，其間稱許過當，今又云云，其何以得此於掞庵哉？夫掞庵之留心人物如此，向若得道繃藝襮之士而與之，則可以為天下賀矣，無如某僅一愆餱之細民也。孤負掞庵，此某之所以歎也。某年近七十，不學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霧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婦死喪略盡。家近山海，兵聲不時撼動，塵起鏑鳴，則扶持遁命。二十年以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復使之待詔金馬，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 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戴逵逃吳，張玄止召，古人或出或處，未嘗不藉友朋之力。不然，則山、嵇、魏、謝，徒以富貴為市耳，非兄知我，何以有是乎？掞庵先生處，意欲通書，然草野而通書朝貴，非分所宜。陳履常云：「公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此其例也。 此四月所寄書也。其後見掌院魏庸齋先生與許海昌書云，黃先生學貫天人，諸公物色之者頗眾，因其年高，未敢輕動泉石。蕭介石先生往見李鄴園製台，泛論其中人物，制台云，初意欲舉黃先生，渠母老不可出，故不強之。某於諸公，皆未嘗一面，而見知如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附記於此，以誌感激。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注《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嶽所謂橫板為九道五道，及豎以為柱為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為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隻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為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為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為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為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嶽《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為九道。豎以為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為五道豎為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嶽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嶽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為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曆一道為一算，兩儀算橫為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為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隻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嶽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為年，立算為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為準，第二疊變一為十，變十為百，第三疊變十為百，變百為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見書１０２頁有圖）〉 答劉伯繩問律呂（癸卯） 《漢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家諱，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為宮，其下所應之聲，即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即為宮之律也）。黃鍾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為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鍾，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者為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鍾不得不受役。而黃鍾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為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鍾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鍾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鍾之不為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鍾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鍾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為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鍾為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鍾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為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鍾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鍾長四寸六分六厘，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厘之積，便奇零而為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為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為七聲，則黃鍾之用及，於應鍾、蕤賓。雖黃鍾為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鍾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為數，錯。邢雲路云，即是上文聲律數，大族八寸為商，姑洗七寸為羽，林鍾六寸為角，南呂五寸為徵，黃鍾九寸為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為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再三之為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為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十法得一寸，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厘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為十二變律，變律又為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鍾。雖曰，應鍾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鍾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即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又三之為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為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鍾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鍾乃為當耳。 問：應鍾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為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為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為小分。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為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鍾。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為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為宮者，即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勾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 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其穿鑿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係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勳志》，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勳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勳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志》，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吊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吊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為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淒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諡，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尚疑十郎為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隻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隻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裏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志》，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稚筆而少遒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穀墓表》，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穀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志》，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為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 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故隻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州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即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為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征焉。言甚核而辨，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 《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為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為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為己酉朔，十月為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為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 《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為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即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見書１０５頁有圖）〉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為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其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為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圍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為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即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為腹徑八寸四厘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為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厘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為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即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厘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厘五毫之數，徑為八寸五厘。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厘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厘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審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厘有奇，而不可以為八寸五厘也。今為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為南嶽、青原。南嶽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溈山，此溈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岩，雲岩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峰，雪峰傳云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峰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注》，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為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 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焰，為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為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為嗢噱。《會元附注》以丘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嶽，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為偽碑，以為玄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為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丘玄素、李貽孫、敬作。佛者空疏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讚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即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注》改為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讚辭扭作人名，何不將原本一讀耶。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中。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誌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注》引此為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丘稗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為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譸張為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曆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柏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曆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羸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為己卯也。 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為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為戊子也。如此則銷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即第二十七矣。 《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其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 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為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為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為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為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觀其序，生魄於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為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為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為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 第一甲子黃帝元年， 第二甲子黃帝六十一年， 第三甲子少昊二十一年， 第四甲子少昊八十一年， 第五甲子顓頊五十七年， 第六甲子帝嚳二十九年， 第七甲子帝堯二十一年， 第八甲子帝舜九年， 第九甲子夏禹八年， 第十甲子仲康三年， 第十一甲子寒浞十五年， 第十二甲子帝槐四年， 第十三甲子帝不降四年， 第十四甲子帝扃五年， 第十五甲子孔甲二十三年， 第十六甲子桀二十二年， 第十七甲子太甲十七年， 第十八甲子太庚十五年， 第十九甲子太戊二十一年， 第二十甲子仲丁六年， 第二十一甲子祖辛十年， 第二十二甲子祖丁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