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上海春秋 [book_author]曹聚仁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83148 [book_dec]文集，曹聚仁著。这些手稿和剪报经过作者家属的汇集、整理和学者的校订，续集出版为此《上海春秋》。内分开埠、四郊、洋场杂话、人物、报刊旧话、寺庙、名园、海上剧话、游乐场等十四辑，举凡上海的古往今来、沧桑巨变、风云人物、民情风俗、异景奇观、掌故轶事，皆有展示，不失为“精彩的上海地方史志随笔集”。作者游弋于浩繁史料与文献之间，又往返于历史与现实之间，论者评为“极有裨于上海史料，同时又是极有兴味的小品文字”。 [book_img]Z_18204.jpg [book_title]开埠 开篇 我这个土老儿在香港也住了十多年了，承香港朋友看得起，把我也算在“上海佬”之列，其实我在上海二十多年，也还是一个土老儿。在香港朋友的眼里，广东以外就有个“上海国”似的，一过了深圳，那边是广州省城，再以北韶关、南雄就是极边。再往北，便属于“上海国”了。其实，上海并没有这么大，倒是古代二千年前的扬州，最大的占置，包括江西、安徽在内，南端也曾到了南安。而中国历史上最悠久最热闹的大城市，也正是扬州，并非上海。至于上海，是在长江黄浦江的交流处一个小港口，三百年前比不上浏河，百五十年前，只敢以苏州相比，夸下口来说：“小小上海比苏州。”至于扬州，实在太光辉了，高不可攀，怎么敢比拟得上？像我这样的土老儿，在上海被看作是“洋盘”。其实“洋盘”乃是“扬盘”之误，土老儿到了扬州，会被扬州人当作“扬盘”看的，直到苏北人在上海被嘲笑的日子，扬州人早把我们“南蛮子”嘲笑了一千五百年了。 一位小姐问我：“你们上海多么大？”我问她：“你是说上海 国？上海市？还是上海县？”本市的上海县，也就和宝安县差不多大，后来上海市所说的上海，一部分是宝山县的地区，即如上海北站便在宝山境，有名的北四川路，也是宝山境，到今天，闸北居民，他们上城隍庙，还说是往上海去的。一部分是青浦县境，一部分是浦东，又是几个县的境地。到了目前上海市的地区，可真大得多，包括了上海、南汇、金山、嘉定、崇明、松江、川沙、奉贤、青浦、宝山十个县的面积 [1] ，共五千八百平方公里，约如广东省的四分之一。不过上海市不管扩展到什么地步，总不会如香港朋友所虚想的“上海国”那么大。 我这个土老儿并非上海佬，我的家乡离开上海约有四百公里。我的家乡，听不懂上海话，正如听不懂广东话；上海人也许以为我们说的是广东话，有一部分，倒是相近的。“阿拉”也不是上海人的话，那是宁波人的话，宁波离开上海，也有二百公里以上。我们所听的“上海话”（上海本地土话占的成分并不多），大部分是以苏州话（吴语）作底子的杂拌儿。在香港，一部分泥水木匠倒是上海本地人，说的是上海本地话，和一般人的上海话差得很远的。我们说的所谓“国语”，也是蓝青官话，和道地北京话也有距离的。 我是刘姥姥，在上海、香港这两个大观园中都住了这么久。我也看过赵太爷的眼色，也看过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也看过盘辫子的革命，也曾陪了吴妈在厨房里舂米。岁月易逝，就把我所见所闻的说了一点，瞎嚼一番而已。 * * * [1] 宝山、嘉定两县已于1988年、1992年先后撤县建区。上海县于1994年撤县，同原闵行区合建闵行区。20世纪末，青浦县和金山县也改为区。2001年，南汇县、奉贤县撤县建区。2009年，南汇区、浦东新区合并组建新的浦东新区。2011年，黄浦区、卢湾区合并组建新的黄浦区。2015年，静安区、闸北区合并组建新的静安区。——编者注 沪渎垒 沪渎垒，旧有东、西二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今徙于江中，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在东城之西北，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俗遂呼为芦子城。 [1] ——〔宋〕杨潜修、朱端常《绍熙云间志》 上海的古代历史，远溯到一千八百年前，那是无疑的。我们且说说晋代袁山松（又名袁崧，字乔孙）为防御孙恩而修筑的沪渎垒。以前那位《字林西报》主笔李德立在上海开港五十年纪念的文中说：“现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就筑在古芦子城废址上。”或许说得太东边一点。按东西芦浦是吴淞江南岸的支流，西芦浦在曹家渡南入江，东芦浦在小沙渡东入江。可见沪渎垒西城是 在现在静安寺东北，夹在两条芦浦的中间，东城则在东芦浦之东，也许近现在的黄浦滩，即古范家浜了（古城史志，对沪渎垒有几种称法：（1）扈渎垒，（2）沪渎城，（3）芦子城，（4）袁山松城，（5）袁崧城，（6）沪渎垒。据嘉庆《上海县志·兵燹志》：“古沪渎江大而黄浦小，海寇来犯，皆由沪渎进，故筑两城以防之。后黄浦大而沪渎入海处湮塞，贼不能达，两城遂为废地。”“袁崧城在沪渎江边，今为波涛所冲，半毁江中。”到了12世纪末年（宋绍熙年间），东城仅余西南一角；西城本在西北，更其近江，全已没入江中了。到了15世纪初（明永乐间），吴淞江两岸皆平畴茂林，无复有垒，连东城的西南一角也不剩了。清同治《上海县志》：“唯东西卢浦尚存。”后来租界当局填河筑路，东西芦浦也变成断流残沟了。 我们追溯《晋史·虞谭传》：“谭为吴国内史，成帝时，军荒，百姓饥馑，谭乃表出仓米赈济之，又修沪渎垒以防海抄。”（公元326—334年）到了晋隆安四年冬十一月，那是六十多年后的事了，《资治通鉴》载：“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孙恩。”沪渎垒乃以袁山松而得名。 袁山松除了在沪渎筑东西二垒外，又在吴会镇东南筑有筑耶城。《绍熙云间志》：“筑耶城，在（华亭）县东三十五里，高七尺，周围三百五步。旧经曰：晋左将军袁崧所筑。今遗址尚存。”同治《上海县志》云：“筑耶城，在十六保，晋袁山松所筑，以备孙恩。《通志》作袁公城，今废。” 在筑耶城故址东面，有筑耶将军祠，是祀袁山松的。《绍熙云间志》称：“在沙冈（今闵行西渡），有筑耶城，遗址尚存。晋左将军袁崧筑也。有筑耶将军祠，世传祀袁崧云。”嘉庆《上海县志》谓乡人称筑耶将军祠为袁将军祠。 * * * [1] 本书引文中，有不少均是作者在无法查找原书的情况下，凭记忆而引录，故文字、标点难免有误。读者如需引用，仍以原书为准。——编者注 华亭、上海、下海 前几天，有人开玩笑似的说：“上海，上海，有没有下海？”我笑应之云：“今杨树浦一带，便是当年的‘下海’，今昆明路上还有下海庙。”据郏亶《水利书》：“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上海县名即由浦名而来。不过，下海浦，除了本地人就不大知道了。（三十年来，常有人问我：“杨树浦，杨树浦，可有桃树浦？”我说，我当年正住在桃树浦边上。郑洪年做暨南大学校长，在真如桃树浦边造莲韬馆。有“江天小阁坐人豪”联语，所谓“江天”即指“桃树浦”。不过一般上海人不知有桃树浦，正如香港人不知有下海浦也。） 上海亦称“沪渎”。梁《简文集·吴郡石象碑文》云：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此处有居人以渔为业。“沪”者，渔具也。陆龟蒙《渔具咏序》云：“网罟之流，列竹于海曰澨沪。吴人今谓之簖。”元明之际的邾经《营海轩诗》云：“沪渎山横遗战垒，松江水近足羹鱼。”是则沪渎又以簖得名矣。（《江南通志》： “沪渎城，俗呼芦子城，今无矣。”） 明弘治本《上海县志》（今存宁波天一阁）载：“上海，旧名华亭。当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 [1] 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泰定三年，罢府，隶嘉兴路。天历元年，复府，仍以隶之。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以上元代。）元末，张士诚据有其地，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丁未春正月，知府王立中，归附国朝（明朝）。”这是上海的最早的地志。 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扬子江口所堆积而成的沙洲，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村镇只有七八条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户。村民以捕鱼为业，家家张着捕鱼的网罟，左近小河浜上，横着几十只小船，水面群鸭浮游其间。黄浦江，有人比之为纯洁的处女，除了芦苇，别的也没有什么代表渔村的情调。 元世祖时（1280年），有一位李姓知府，看中了这一带渔村，请求朝廷将华亭县的长人乡、高昌乡、北高乡、新江乡、海阳乡等五乡，划归于沪，设上海为县，属松江府，隶江浙行省，辖境东至海，南至华亭县境，西至平江路昆山州，北至平江路嘉定州，南北四十八里，东西一百里，这是上海的雏形。（弘治《上海志·序》云：“上海，华亭一旧镇也。”） [2] 到了明代中叶，上海因交通便利，海运繁密，市面也趋繁荣， 人口也逐渐增加，街道铺了碎石，商店规模渐大，便成为濒海的城市。可是其地太近海滨，引起海盗的瞩目。那时，倭寇横行海上，到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十九日，倭寇侵掠县市，搜刮一空。两个月中，连遭五次洗劫，房屋半成焦土，市民损失甚巨。那时，官民才知道没有城墙不足以防海寇，即筹议筑城，一面征集捐赋，一面纠众助役，相度基址，着手赶筑。那年秋间，倭寇不曾入侵，从九月动工，不到两个月便完工了。据潘恩《筑城记》云： 新筑县城，周围九里，高二丈四尺，城门分六处：东名朝宗，南名跨龙，西名仪凤，北名晏海，小东名宝带，小南名朝阳。水门三处，东西跨在肇嘉浜上，小东门，跨在方浜上。城雉堞三千六百余。敌楼两座，城壕长一千五百余丈，广六丈，深一丈七尺，环抱城外，通接潮汐。 筑城既成，第二年正月，倭寇又来侵，大队直迫城下，军民奋起固守，倭寇终不得逞。其后，倭寇几回侵攻，都是这么打退的。这堵城墙，直到三百六十年以后，才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全部拆去的。 [3] * * * [1] 本书涉及年份、日期之处甚多，且写法并不统一，如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时，有的括号内是朝代纪年，有的括号内则是公元纪年。为保持文章原貌，编者均未作改动，仅将公元年、月、日统一写作阿拉伯数字，朝代纪年及农历年、月、日统一写作中文数字。——编者注 [2] 据新编《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载：1290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松江知府仆散翰文（女真人）以“华亭地大人众，难理”，奏请元廷分置上海县。——编者注 [3] 明朝所筑城墙，于民国元年（1912年）初拆除，仍保留一段，在南市区大境路，1994年修复。 上海的成长 我曾经提起，近一个半世纪的上海，她是逐渐在伸长，不独上海租界有如波斯魔毯那样铺开去；上海市本身，也在逐渐伸长着。不过“上海”这一实际界限，绝没有香港人士想象中的“上海国”那么大，却也不像上海土老儿所想象的那么小。（上海土老儿，又不是我这个乡下土老儿。）北四川路、天通庵路或是宝山路，在我们看来，当然是上海了；可是，住在那儿的土老儿，他们决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他们是道地的宝山人，要过了苏州河，才是上海县界；因此他们到南京路去，就算是到上海去的。这一传统的观念，也不知到哪一代，才改变过来。 不过，这笔账要从头算起才是。最早的上海县，是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立的，县署设在宋榷场故址，前上海镇守衙内。到了元大德二年（1298年）上海市舶司奉命归并到宁波市舶司去；上海县署乃移入司署，便是我说上海故事所讲的“上海”。这一上海县署，经过了元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灾，大加 修葺以后，中经六百十五年的长时期，虽经过三十多次的小灾难，大致没有什么变动过。可是，近百年的上海，乃是城外的历史，而不是城内的历史。一部租界史，就把上海变成了世界的城市。城中呢，只有两件大变动，一件是把明代以来的城墙拆掉，河隍填平了。有城隍庙而无城无隍了。又一件则是旧县署留给司法机关，新县署移到旧提标右营基地，即蓬莱路上了。到了1933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县市分治。上海县的十一市县，划给上海市，只留下了八个乡，县署也从城中移到北桥去。所以，在上海住了几十年的人，没到上海县，并非奇事。那时的上海市，已经包括宝山、青浦、浦东的若干乡镇，上海市政府，恰好在宝山的江湾镇，和先前的上海县境差了一大截的。抗战胜利，租界已经收回，上海市政府移到前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新的上海市，市政府依然在这儿。可是今天的上海市，就有北京市那么大；有十四个市辖区，还包括十一个县，即浦东、上海、南汇、金山、嘉定、崇明、松江、川沙、奉贤、青浦、宝山，就有半个苏南那么大。即算是老上海，回到上海去，也有点不相识了。 一百年前之上海 ——《沪游脞记》 清同治五年（1866年），江西上高人黄楙材，他从南昌到了上海，先后住了一年两个月；他曾写了一些札记，名《沪游脞记》。我们读了，可以知道一百年前的上海情况。 （1）丙寅三月初六（1866年4月20日）自南昌章门登舟，初七过吴城（鄱阳湖），十八至浔阳（九江），十九日晡，搭婺源轮船（给水脚银十两），明日食顷，过金陵；又明日是时抵上海（途中共二十一日）。沪上本商贩会集之区，自道光末年，西番阑入以来，海舶洋艘，八方辐辏，而财赋殷繁，风俗侈靡，冠绝东南矣。 （2）自小东门吊桥外，迤北而西，延袤十余里，为番商租地，俗称为夷场。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弄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识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 （3）海关监督分巡苏松太兵备道，驻城中。其余文职，则县 令学官而外，有海防同治，水利通判及丞尉巡检等；武职则有游击、都司等。各番酋长则有总领事、副领事之目。其巡逻街市者曰巡捕，手持短赤棒。中外交涉事件则在会审公堂，中委员及外酋同听之；华人不法，照华律科罪；番人不法，亦自治以本国之律。酋长出入，未见有仪卫；闻太西诸国，自王后大臣而外，俱无仪从，出外与平民无异。 （4）洋泾浜夷人租地界，每亩岁纳地租钱一千五百文。闻其征解国帑者，每亩仅六百文，余俱地保与县署分肥也。 （5）城内外建礼拜堂不一而足，华人进教者匪鲜。每日午后讲约，众人环坐听之。七日为礼拜期，一曰安息日，农工商贾，俱辍其业。 （6）夷场人口稠密，凡赁夷屋者，房租而外，另有月捐，即有棚摊子及测字星卜之流，每月收捐银洋二三元不等；以故薪桂米珠，凡日用所需之物，其价较他地贵数倍。迤东为法人租界，正北为英租界，迤西为美人租界，自此至吴淞口，五十里，道途俱为夷人所买，修治车路甚平整。沿黄浦一带江岸，用大木植桩，贯穿铁条，排列十余里，广数丈。其码头恰与轮船相当；可用马车连运货物到轮船，无须驳船也。 （7）夷场大小戏园，共有三十余所，或男串，或女串，或男女合串。文班则聚美轩、三雅园最著，武班则丹桂轩、满庭芳为盛，园中层楼长庑，结采铺茵。肃客而入者曰案马，伶俐宛转、善伺人意。 （8）沪上人家善养兰。每年四月初间，为兰花会于豫园。园在城隍殿后，一曰内园，有延清楼、湖心阁诸胜，茶房酒肆，及庙前东西二街，摆列兰畹俱满，名香异种，角胜争奇，士女游观杂沓，每至午夜方散。唯朱兰最贵，亲朋相与为贺。 （9）四月初五至初七，西番为跑马会，于城西二里许圈地数顷为马埒，周围树以木栅，栅外浚沟，番人番妇，则于圈内建高台观之，相与置金钱赌胜负。每数骑并发，衣五色服为识别，追风蹑电，亦壮观也。至末日，则演跳沟跳圈之戏，沟广数丈，纵马跃而过之；以纸为圈，人行马上，行至圈下，忽耸身而起，以首触破纸圈而逾之，仍立马上如故，凡连跳十数圈而后止。 （10）丁卯夏（同治六年五月）余将返豫章，江阴章佩翁、无锡薛霁堂拟同游杭州。五月十六日昳，出大东门，至凌云阁茗饮。阁临黄浦，回顾无际。晚踏月上船。十七，待午潮未至，三人同上岸白相。十八，乘午潮解维，沿黄浦而南六七里，进小港……（他到了杭州，就从浙西回到江西去了。） 黄楙材在一百年前，也算有头脑的文士，我们读他的游记，许多地方，该发会心微笑的。 百年前的上海生活，今人看来，也真便宜极了；那时工资低廉，每人每天只要有三四十文钱，就可过活了。从上海坐脚划船到苏州，大约三块钱就够了，酒资三四百文。小轿，从县衙门到城内各地，每肩二十八文，来回加倍，到老闸每肩四十文，到新闸新衙门，都是五十六文，到制造局一百十二文。全天是一百七十文。中轿照小轿加倍。挑夫到大东门轮船码头二十文，到老闸四十文，新闸虹口五十六文。其余工匠杂役，大约每工五十文，木匠较昂。厨夫每月工钱三千二百文。这些生活情况，可供我们参考。 [book_title]四郊 吴淞的开埠 吴淞一口，为长江下流，崇明蔽其外，实七省锁匙。朝廷命宿将督重兵坐镇此间，而近又练成自强一军，自金陵移驻，盖防江即以防海焉。然自上海通商，外洋轮船出入吴淞，为咽喉要路，情形与天津之大沽口、宁波之镇海口、福州之长门、广州之虎门无异。唯他处沿海有山险可扼，而吴淞之炮台，则在平地，其形势微有不同。其水路虽为通商要道，而岸上未有租界。且地属太仓州之宝山县，又非上海所辖，西商欲于此间设栈起货，格于成例，不克自由。而淞沪铁路工程又未告竣，公司货物必由驳船乘潮水涨落，未能迅速克期，此西人之心所以必须辟租界于吴淞者，殆为此也。 ——《申报》社评 我在这儿谈上海掌故时，不独吴淞早划在上海市地区中，连对面那个崇明岛也是上海市的卫星县了。在上海的艰苦历程 中，上海的受难总是从吴淞开头的。1842年6月，英舰十余艘，由波洛顿领头，进攻吴淞口，英勇的陈化成殉国，昏聩的牛鉴逃窜，宝山陷落，便写出了《南京条约》，注定了上海的命运。 第一个看想吴淞的，便是英国人。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一些英商借口黄浦江淤塞，运输不便，从事建筑吴淞铁路。几经交涉，吴淞铁路由清廷备价向英商收购拆除。到了光绪中叶，英商又以吴淞铁路已拆，陆地缺乏运输工具，而吴淞口外栏又江沙淤涨，重载商船，不便驳运，乃由英领事转驻京英公使，要求清政府开放租界，均未得允许。1897年，英领事又照会当局，声称口外兵舰借用吴淞营地为操场，又经自强军营务处据理驳复。当时英国之外，美、法两国，也有要求在吴淞辟租界之议，而要求最顽强的还是日本。 1898年三四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乃奏请将吴淞自动开辟商埠，并委沪道蔡钧为商埠督办。督办以下，设有会办一人，并设清查滩地局，凡界内清丈会丈事宜属之。自强军营务处沈敦和勘定开埠地段，北自吴淞炮台起，以南至牛桥角止，北以泗泾河为界，南以距浦三里为界，自行筑路设捕，作为中外公共商场。开埠工程总局亦于那年9月间正式成立。 可是，吴淞开埠，只造了那几条马路。限于财力，并无进展，而外商投资也不踊跃。又因庚子战后，订立《辛丑条约》，黄浦江积极开浚，商船进出利便，洋商营业，便集中在上海租界地区了。 从吴淞到宝山 我说过：香港的朋友要把我们算在“上海国”中去；而宝山县人士，要说他们是上海人，他们就会和你拼命。不过，我们从上海到了吴淞，总还有点都市气息，一到宝山，真的到了古代城镇，清静极了。 依一般人的想象，吴淞已经是海口了。真的要看大海，还得走一大段路，过了狮子林，到了宝山，才看到大海，那是扬子江和黄浦江汇合之处（吴淞口只是在黄浦江的口湾上）。吴淞口是一个极大的鱼市集散场，到了吴淞，也仿佛香港人到了香港仔似的。鱼汛时期，满港都是大小渔船，沿江一带，一连都是锚、缆、篙、杆的铁器铺、竹器行，空气中满是腥湿的味儿。大小鱼行都在收购装载，显然是上海的货仓。 海滨（今为海滨公园）先前有一家西式饭店，也可以在那里喝酒吃海鲜；上海人到此郊游，也像到了大埔、沙田 [1] 。那饭店有 如牛奶公司，可以在那儿吹海风听音乐的。 过了炮台湾，到了月浦镇，那便是有名的狮子林了。那儿有一所墓园，长着十几棵银杏树，春夏之际，枝叶茂密，青翠交拥，仿佛狮子的头毛，乃以此得名。（“八一三”战役中，有名的“月浦”之战，便是在那儿喋血竟日的。） 宝山县城，城垣如旧，那是清代修筑的，古朴之风盎然。（明代的宝山，原在浦东高桥镇左近。）那是宋代韩世忠抵抗金兵的地方，从宝山、吴淞，到真如、南翔，在南宋都是兵争之地。有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早在这一带和金兵不断接触，到了镇江，进入最后的决战的。因此我们看上海的史绩，每每会碰到韩世忠的军事遗迹的。 现在的宝山，南宋时也有一座镇海楼（也叫鼓楼），遗址在城中中央街。如今，遗址已不可见了，东门外临海，浩浩江流，到此入海，古代也可在这一带看海潮。远望浦东，渡海便到了高桥、川沙、金山各地。六百年前，海运中心不在上海，倒和海盐、杭州呼吸相通的。 游罢吴淞，回到上海，而今火车、公路车非常便利，古代是坐船溯江而上，另有风味。（上海人，夏夜也有浮舟游江的兴味，只是江轮到了口上便回航了。） * * * [1] 香港的海滨游览区。——编者注 真如 ——真如寺 上海附廓的市镇，东边的江湾，西边的真如，都是最相近的，只有十二华里，洋人当然不懂得佛语，所谓“真如”，在买办文学中译作“真茹”。（正如有的人，不懂得北方人称黑色为“卢”。把“卢沟”当作“芦沟”。）真如乃是以“真如寺”得名。 真如原名桃溪，桃树浦（与杨树浦相对，一般人不知道就是了）正绕过镇右，西河烬、黎园浜、祖师堂一带，颇有水乡风味。在寺前街北首，桃树浦桥堍，就是有名的真如寺，本名万寿寺，宋嘉定年间改名，1320年（元延祐七年）迁到镇上，近十个世纪中，上海近郊，时逢战火，真如寺也屡毁屡修，近年，只留下正殿和东西配殿了。可是我们从正梁上还看到“时大元岁次庚申延祐七年癸未季夏乙巳二十一日巽时鼎建”字样，那大殿柱础，都是元代以前的形式，一部分斗拱梁架都是明清式样。近年重修，大殿上有释迦牟尼、文殊、普贤的塑像，还有一尊铜弥陀，那是明代所铸的。寺殿前，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也有成千年的历史，浓荫 蔽空，仿佛是全镇的幢盖。 真如这一带，南宋初，韩世忠屯兵于此，西北的厂头乡，即宋史所说的屯中军的海口，也有不少遗迹。如“绕圈池”（屯兵所）、“赏酒台”、“三千里宅”（演武厅，可容战卒三千人）都在里巷传说中保留着，乡间农民挖土耕种，有时会挖到土绿色的瓷瓶，他们称之为“韩瓶”，说是韩世忠将士盛酒用的。 1923年前后，真如人赵正平氏，他把南京的暨南学堂移到真如来（他当时任暨南校长），在真如车站北首建造校舍，并于校北辟暨南新村，因此车站附近，成街成市，也成为上海富豪的别墅地区。一般人的真如印象，只是车站新街市的印象。中经“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火，暨大校舍全毁，旧宇只留下了科学院。其他新建厂房，乃是日军所筑的汽车修理厂，胜利后重加扩充，乃成为中型修理工厂。暨南新村也变成工人宿舍了。战后发展得最快的，倒是杨家桥一片市场，和真如镇相差不远了。 近十多年，沪西郊区迅速发展，工厂、农场、苗圃，慢慢和真如连在一起，前度刘郎重到，也不相识了。我看了杨家桥旧景，曾感赋一诗： 昆山古塔接青阳，群鹜低回野草长。桃浦暗沙依旧岸，暨南陈迹杂新秧。杨家桥外今轨辙，梁女园头老柘桑。流水小溪人去也，斜阳伴我立苍茫。 往日的真如，如果以暨南大学为中心，那就该把暨南新村、杨家桥头、张家花园看作卫星。而今，真如镇成为上海市的卫星，杨家桥头的新街市，又成为真如的卫星。（今日的暨南大学，已在广州建校，规模之大，也非旧景所能及的。） 暨南大学，这“暨南”一词，出自尧典，一般人不懂得。一句话，这是一所为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立的大学（附设中学），因此，一到了真如，仿佛进了南洋博览会，那乌黑的皮肤，那饱满的青春，那畅快的笑声，那花花绿绿的衣衫，那奇形怪状的帽子，就把真如乡民看得眼花缭乱了。这些万里归来的南洋伯都被看作是有钱的，其实并不都有钱。 在郑洪年做校长的时代，造了那么多校舍，一幢一幢大洋楼，还在桃树浦北岸，造了一所平房“莲韬馆”，挂着“风雅一手提学子，江村小阁坐人豪”的对联，他也颇以张之洞自居的。经过两次对日战争，“暨大”在火焰中消失。战后才移到闸北去。 杨家桥头，本来只有铁路桥，后来架了木桥，而今呢，已经铺了水泥石桥了。先前只有一家小茶馆，村农在那儿歇脚、饮茶；而今有了三十多家店铺，可以饮酒点菜吃饭了。（杨家桥头，有过一个暨中学生，为了殉情而卧轨自杀，也有过在铁轨失魂撞死的过客，这些，到而今，都已烟消雾歇，从记忆中散去了！） 诸翟、赵家花园、北新泾 我这个乡下人，到上海以后，一直就住在乡下，真如实在给战火毁得太惨了，无可奈何，才住到租界里去。不过，在真如住那几年，除了南翔、昆山，四郊，到过的地方并不多。“八一三”战事发生，第一回，从法租界到闸北去，倒是绕道北新泾，转经真如，才到闸北的。我对北新泾的印象还是战火培养起来的。前几年，我参观西郊人民公社，又到了北新泾、真如和南翔。 我说过，大城市的卫星地区，农民生活是不错的。我深深明白真如的农民生活，他们单靠瓜果花卉，就可以谋一家温饱了。北新泾的情形，大体差不多。不过，那一带最有名的是赵家花园，那里有七八个村落，几百亩土地和几百家姓赵的花农。这一花农世家，比上海租界早得多。大约是1737年，有位赵姓花农，在那儿开始种植腊梅、桂花、月季等等花木，其后世代繁衍，有了四百多家姓赵的花农。他们种了几万棵花木，培养了许多有名的花种，成为上海近郊最大的花木供给区。先前，主要顾客是上 海洋人、殷商富户，而今远运北京、南京、广州、杭州，成为全国性花圃了（那儿的腊梅也是挺有名的）。 靠左一点，在吴淞江边，便是诸翟和北新泾镇。北新泾镇，乃是西郊米粮棉花集散场。从北新泾镇到诸翟的沿途，都是菜园、苗圃和稻田。“诸翟”原名“紫堤”，以遍植紫薇著名，与“诸翟”谐音（镇上亦多“诸”“翟”两姓人。） 诸翟的永福禅院，又名大涞庙，乃是元代的建筑。庙前有两棵大树，树下原有倭墩，说是当年诸翟人迎抗倭寇所留下的遗迹，而今墩已平了，只有庙旁一口古井，也已填塞了，说是杀了倭寇，投尸入井，才用土石封着的。镇上有小桥，一名落魂桥，一名云龙桥，一名张箍桶桥，说一位箍桶匠姓张，他发愤积一生之力造起来的。 诸翟位在上海与青浦的交界处，双方以小涞江、盘龙江为界，过了鹤龙桥，便到青浦县境了。（今青浦县也是上海市的卫星县。） 七宝（古蒲溪） 晓市评量信手拈，廿三尺外问谁添；关山路杳风声远，多少龙华七宝尖。 ——张春华《沪城岁时歌》 我初到上海，只知上海是洋货的集聚场，“洋”字头的东西，都是从上海转到各地去的。后来，读了上海的志书，才知道上海出产土布，不仅远销朝鲜，而且远渡重洋，到了伦敦。17世纪的英国绅士，以穿着“龙华尖，七宝尖”为时尚的。18世纪以后，倒过头来，洋布舶来，土布受打击了。（这是西风压倒东风之始。） 七宝古名蒲溪，在上海的西南角，和漕河泾相近，富有水乡风味。那儿有一条叫蒲汇塘的大水渠，从镇中穿过，渠上跨了一条古石桥，建于明正德年间。上海四近，古代都以土布出名，陕西、山西商人在这儿设庄采购。土布既衰落，上海洋市场代兴，这一带乃成为最大的蔬菜市场了。 七宝寺在镇北，建于晋代，原在青浦六宝山，故名六宝庵，唐末迁到此镇。五代时吴越王钱镠赐给寺中一部金字藏经，且说：“此亦一宝也！”因此六宝庵改名七宝寺，镇名也就叫作七宝了。近千年中，寺院屡兴屡废，中日战争中，又受了破坏，只有一座山门，还是五代古物。在新建庙宇外，莲涌堂庭中的那棵梓树，也是宋代古物，树留独枝，年年开着粉红色的花朵。至于那部有名的金字藏经，还在上海博物馆中保存着。 镇南有宋代所建的东岳行庙，沿河浜一角，搭了紫藤架，下面朱漆栏杆，衬着浜上小桥，古色盎然。从前，玉皇殿前三株宋代的老树，两根又高又粗的银杏，和一株枝干虬曲的柏树，仿佛告诉过客：这个七宝镇的历史是这么古老的。 南东街上，一堵红墙，那是铁佛寺（又名东圣堂），乃是元代所建的古庙。庙分前后两殿，前殿一尊千斤大铁佛，明万历年间所铸。 七宝既是水乡，桥梁很多。明代本地人徐寿夫妇是著名造桥的工匠，除了蒲汇渠上大桥而外，从七宝到泗泾的河运上，他俩还建造了十座石桥。（北西街有镇门，拱形，题有“秀挹泖峰”四字，也是清代的遗迹。） 高桥 从黄浦滩乘轮船到了东沟，再一刻钟，便到了高桥镇了。（从小东门乘轮渡到东昌路码头，再乘公共汽车，从东昌路转浦东大道到东沟，也可以到高桥的。） 高桥，明代叫清溪镇，嘉定县的一乡。那儿有一座老的高桥，乃以高桥为镇名。镇上有许多寺庙。城隍庙、东岳庙，也都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元代以后，海运渐通，沙船往来营口、牛庄各地，出口重心乃在关外、华北。“套布”也是主要输出品。 离镇二里左近，古宝山城，依稀可识，那是明永乐年间所建筑的。（上面说过的宝山城，乃是清雍正三年间所新建的。）明初，永乐既定都北京，南方大量粮食物资，经海道运往北方，大批沙船，便集中在黄浦江口。那时，为了指示海上船只的航行方向，平江伯陈瑄在海滨筑了一座高三十丈、周围六百丈的土山，山上燃起烽火，四周种了嘉树名花，因之称之为“宝山”。（永乐帝还御写了一方“宝山碑记”。清文士侯荣曾有“土筑孤峰作表 准，舢舻弥望风帆收”之句，盖记实也。）这一烽火山，到了明万历年间，便被潮水冲坍了。在那儿，明洪武年间，曾造了一所很小的土堡。到了万历年间，在宝山脚改建较大的城堡，为驻防守兵之用，当然和防御倭寇有相当的关系。清康熙年间，又曾修筑新城，可是到了18世纪也已坍掉了。（我们从高桥镇北，穿过钟家弄，再向东行，便到了这个宝山古城。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土丘，弥望都是野草，可是城门还很完整，除了北门已堵塞掉了，其他三门，都还可以通行——每一拱形城门约一丈多高，也有一丈多深。全城共六十四亩面积，也还有一百余家住户。那儿也还留着城隍庙，却已久无香火了。） 在古城后，还有一所七百八十年前的古庙——法昌寺（宋淳熙十六年建）。当其全盛时代，寺内大小房屋千余间，建有几座高楼，可以登楼望远。当年为浦东八景之一。寺毁于倭寇，明代几度重修，到了清道光年间，又为英兵所烧毁。这一大寺院，而今只留下几间破屋，连有名的钟楼也坍毁了。唯一留下的只有明永乐十九年铸的铜钟、一千多斤重的铁佛和一座石弥陀。 沿镇海滨北行七里许，便是高桥海滨浴场，不仅可以和吴淞海滨比美，在上海市民心目中，这正是南方的青岛或北戴河呢！ 松郡九峰：佘山 松江的一部分，而今也已划入上海市区，佘山也成为上海近郊的景物之一了。我们从上海西郊，乘车进入青浦县境，远远看去有几处青山起伏其间，那便是有名的“松郡九峰”（一半在青浦境内，一半在松江境内），最高的一峰便是佘山。（天主教徒以佘山为圣地，那儿有巍峨的天主堂。） 到佘山可以乘船由蒲汇塘经过虹桥、七宝、泗泾诸镇，而达山麓。也可以乘公路车在赵巷下车，步行五六华里，倒颇合游览的口味。 所谓“松郡九峰”，自东而西，依次是厍公山（厍：音舍），厍公山北连着凤凰山，西去的是薛山，西南是佘山、神山，又西去的是天马山和机山，南面是横云山和昆山。佘山最高最大，其次是天马山，山形如奔马，传说干将曾在这儿铸剑，又名干山。山形奇峭多岩石，山腰有清冽的泉水，更上则有庙宇，沪人来游的很多。凤凰山横展如翩然的舞凤，从山脚到山顶，自山腰向里一折 分成内外两重。山顶有一高峭石壁，古藤攀爬，中杂兰蕙，古昔有三星阁、梅花楼、锁溪桥等十景，今已荒废了。凤凰山右边为厍公山。那位秦时著《元桑子》的厍公相传隐居于此。更右为薛山，为唐代薛道约隐居之地，形如屏，亦称玉屏山。辰山亦称神山，元代道人彭素云修炼之地。机山乃是纪念晋代文士陆机而得名的。纪念其弟陆云的则有横山，亦称横云山。这两山相距五六华里，风物秀美。机山有坎离泉、真珠浦、绿云河等十景，横云山也有联云嶂、丽秋壁、黄公庐等十景，先前修道之人所发现的，后来也都圮废了。还有昆山，可以登高眺望泖湖，这一大湖，而今成为上海的西湖了。 佘山长约五华里，古有佘姓居于此。山上骑龙偃出产兰笋，又名兰笋山，有东西两峰，东山有佘将军庙、秀道者塔、骑龙偃、钓鱼矶、佛香泉等胜迹。山路两旁老树怪石杂出，景物清幽。可是沪上游人，总以西山为目标，到东山去的人并不多。 到西山去的，山路宽畅，石级整齐，山下有牌坊，上山后随石级转折，沿途松竹蔽空，林叶翳密，沿路亭子中多刻着天主教的圣绩。山顶东面，有天文台，这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台之一。西部山冈上，峙立着巍峨的圣母大堂，这是一座兼有法国哥特式风格的建筑，尖顶矗立，景物瑰丽。佘山之游，能使游人尽兴的。 青浦、昆山 旧的上海市，靠近青浦；新的上海市，包括了松江专区的松江、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六个县在内，淀山湖也成为上海的西湖了。住在上海的人，很少到过青浦；那是比宝山还更古老的城市。大概沪宁、沪杭两路未通时，乘轮船走水路，倒是必经之地。前代诗人咏淀山湖的诗也是常见的。我先后到过两次，一次乘沪宁车到昆山，转乘汽车到青浦，又一次乘沪杭车到松江，再乘轮船往苏州，在青浦打尖，吃了中饭的。还有一次，抗战初期，奉命在青浦集合，可是日军早从金山卫，穿过松江到了青浦，比我还先了一着了。 今日青浦的中山公园，便是当年的灵园，可以算是富有东方气氛的大园林。当年，青浦城区，有人发起一钱会，即是每人每天积下一文钱来，积少成多，久而久之，积了一大笔钱，就用以建造这座美丽的花园。有一时期，一位青浦文士，用王羲之“曲水流觞”的文意，改名为“曲水园”。后来又改名为青浦公园。我 第一回到青浦，就在园中住了两晚。园中心是一塘明净的池水，对岸是一带又宽又大、重重叠叠名叫老人峰的假山，临水峙着一座亭子，假山上长着紫薇、槭、罗汉松、梧桐、罗杨等树木。假山最高处，有一座三层高的景周阁，登阁可以眺望全城。池东一座方形水榭，榭后，一长列紫藤花廊，池北一带堤岸，中有一座拱形石桥，石桥外接着小河，小河上，又是重重的楼房，池尽处也是一座走廊，壁上有刘权之的一块石碑，记着园子的来历。 从青浦到昆山，水路也很便利。不过，在上海住的，乘沪宁车游昆山，倒是很便当的，车行不及一小时。到了车站，步行四五里便入城了。走过了正阳桥，便接上亭林路。昆山乃是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炎武）的家乡，从这条路走去，便到了亭林公园。进了公园门，过了一座大紫藤架便是一片宽大的草坪，四周都是花木，秋天的桂花，最是芬馨醉人。园中还有许多株高大的塔柏，尖拔耸翠，增加园林的气氛。公园就在昆山之麓，顺小路上山，经过了半山亭，便到了山顶。昆山形如马鞍，亦名马鞍山，从西山顶向马鞍山最高处走去，平地上有座很小的石塔，叫妙峰塔。再上有一座平顶红砖的玉峰塔。山上还有“一线天”“试剑石”等名胜，附托故事，传信传疑。最高峰名紫云岩，峰上有玉清亭，玉清亭前有文笔峰，那儿是全山最美的一角。 江南水乡，一舟处处可通，只是都市人无此闲适性情了。 [book_title]洋场杂话 黄浦滩头 漫把鸿沟画界深，路环雉堞太相侵。 郓权归我知何日？一寸江滩一寸金。 渠渠夏屋位番酋，关税纷纷纳海陬， 烙漆钤书最机密，都从“加比纳”中投 ——沈慧孙《海市杂诗》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循环日报》创办人王韬随父初到上海，他所见的上海黄浦滩，我们看来，恍如梦境。他写道： 上海与泰西通商，气象顿异。余入黄歇浦，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几如海外之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泰西亦设官以理商事，办事处亦有公署。北门外虽有洋行，然殊荒寂，野田 荒地之余，垒垒者皆冢墓也。其间亦有三五人家零星杂居，类皆结茅作屋，种槿为离，多村落风景，殊羡其幽。 这是百二十多年前上海英租界的风景。接近北门这一带，还是荒寂旷地，只有黄浦滩，已经有了洋楼，我们从图片中看去，所谓渠渠夏屋，所谓飞甍画栋，大致都是二三层楼，外白渡桥南边，那座洋楼，便是当日的英国领事馆。其他则有怡和洋行、哈德洋行、东方银行，还有美商的罗赛尔洋行，散散落落，并未连成一片的。怡和洋行南边有一条横街，叫“派克弄”，便是后来最热闹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了。 王韬到上海，他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家机器印书馆，叫“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竟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絮，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西士麦都思主持。麦君有二女，长曰玛利，幼曰亚兰，皆出相见。坐甫定，即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劝，味甘色红，不啻公瑾醇醪也，又为鼓琴一曲，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 秀水（嘉兴）孙次公《洋泾浜杂诗》云：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 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海盐黄韵瑞《海上蜃楼词》云： 榜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邺侯。 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焰借牵牛。 对于当时的士大夫，西法印书，自是最感兴趣的新事之一。王韬的接近西方文化以及新闻事业，也就是从这一瞬开头的。 黄浦滩头的铜像 馆崇翚鸟傍金台，铁券重颁口禁开。 迢递仙津探又熟，飞轮时向日边来。 ——沈慧孙《海市杂诗》 黄浦滩头，英国总领事馆南边，南京路口，从前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面西背东站立的铜人（那一码头，就叫铜人码头），这铜人便是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4月8日所建立的。巴夏礼，他最初在北京英国公使馆做参赞，1862年（清同治元年）初到上海来。那时太平军进攻上海，江苏巡抚薛焕商借洋兵抵挡，就是他代表英国接洽的。到了1864年（清同治三年），他做了上海领事，后来所推行的租界会审制度，也是他所经手订立的。1865年，他调到日本去做公使，一做十八年。到了1883年（清光绪九年）才回到北京来做驻中国公使。可是他只做了两年，到了1885年3月22日，就在北京病逝 了。那时他五十七岁，洋人怀念他，立了这么一个铜人像在黄浦滩边。 从巴夏礼铜像抬头一看，便可看见江海关的大自鸣钟。钟前站着一个铜像，低着头，背着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可是我们不要忽视他，这是总握我国海关行政权四十八年之久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铜像。（先前沪西也有纪念他的赫德路。）像基上有一方铜碑，刻着如次的话： 前清太子太保尚书衔总税务司英男爵赫君德，字鹭宾，生于道光乙未，卒于宣统辛亥，享遐龄者七十七年，综关榷者四十八载，创办全国邮政，建设海灯楼，资矜式子邦人，备咨询于政府，诚恳谦忍，智果明通，立中华不朽之功，膺世界非常之誉，爰铸铜像，以志不忘。 他这份中西合璧的头衔是真的，他也爱穿中国的朝衣朝服。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人极精明干练。他爱好东方文化，还请了翰林公替他儿子教八股，希望他的儿子入北闱取得中国的功名呢！他1835年2月20日生于爱尔兰亚尔马郡波达当，十八岁毕业于王后高等学校。1854年派到中国充领事馆翻译学生，最初在宁波副领事署，以后调到广东，在海关做总巡。1859年（清咸丰九年），粤海关改组，他就做税务司。1861年，总税务司李国泰（H. N. Lay）请假回国，由他代总税务司。又过二年，他正式升了总税务司。英政府很信任他，1885年特任他为驻华公使，他辞了不做。不过英政府训令历任驻华公使，重大事件都得向他请教。1908年，他已经七十四岁。年老多病，请假回国。到了1911年9月21日，在伦敦逝世了。 工部局 19世纪中叶，上海的社会经济中心在租界。那时，有一最高的行政机构，叫作“工部局”。（今日上海市政府，就在先前的工部局的房子。） [1] 照这一名称表面看，仿佛是一个建筑委员会，实际上有点像租界里的国会，也有点像今日的联合国。在当日，也可说是国中之国。 当年的公共租界，由外人纳税会产生了董事会，董事会再组织各项事业的委员会，如“警备委员会”“工务”“财政税务及上诉”“卫生”“铨叙”“公用”“交通”“学务”“音乐”“图书馆”“房租估价”“电影检查”等委员会。董事会以下，设有“总裁”，主持总办间，与外间办理各种事情。工部局的最高权力是董事会，董事会主席最有权，除了他，就是总办间总裁最有权。总办间所属事务，有“商团”“警务处”“火政处”“卫生处”“工务处”“学务 处”“财务处”“图书馆”“音乐队”“情报处”“华文处”，这些机构，以“商团”“警务处”“火政处”为最有权力，每年所收税捐，三分之一都用在“警务处”。（警务处的警察叫巡捕，乃是沿用清政府的官署所用原名，其实清政府衙门，不仅有武巡捕，也有文巡捕，由于上海租界用了巡捕之名，一般人就以为巡捕就是警察。） 洋人在上海，组有外人纳税会，其会员是要凭他们的地产与纳捐多寡而定资格的。假定那洋人每年缴入“巡捕捐”或地税达十两银子（执照不在其内），本人所有地产估价在五百两之数，就有资格做会员了，否则便不行。要做董事会的董事，也要每年纳税达五十两银子才行，没有地产的话，每年房租付到一千二百两之数也行。董事会设董事十四人，其中华董五人，英董五人，美董二人，日董二人，由这十四人选出一位董事长，做会中主席。华人纳税会，直到1920年才成立，不过华人要做会员或董事，必须居住上海满了五年才行，不满五年就不行。 董事会每年4月间开大会一次，讨论预算、决算以及征收捐钱等。看起来，工部局等于一个市政府了。不过，在治外法权的特殊情形下，工部局乃是中国的“化外”。他们根据领事裁判权，就有他们的领事法庭。到了1882年，根据1869年土地章程，成立了领事公堂，其关于华人的诉讼，则有会审公堂。到了辛亥革命以后，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权，成立了临时法院，后来又收回了一部分司法权，改为特区法院，直到租界收回为止。 * * * [1] 指原上海市政府，地址在江西路汉口路口。——编者注 『领事裁判权』 前几天，《新晚报》（香港）刊载了一段叙记《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译者包玉珂的文字。这部有名的讽刺文学，其中写“上海，特权者的都会”，刻画“领事裁判权”旗帜下的鬼魅活动，真是使人拍案叫绝。不过，这位讽刺作家，只是叙写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如包先生所说的，还缺少一些分析。另外有一位安徽人王揖唐，他是北洋政府的代表，南来住在哈同花园，和南方代表磋商和议，结果没有下梢，他却写了一本似笔记非笔记的上海租界问题。他所写随笔，除了爱俪园那一篇以外，实在不很高明。但他研究了“领事裁判权”“租界”“会审公堂”。这一串问题，倒可作研究“租界”问题的参考。 “领事裁判权”这名词，我们不必太学究式地去讨论，即是说洋人犯法，洋人自理，洋人审判，依的是洋人法律。弄到后来，华人在租界犯法，在公堂审判，英国领事也来会审。过去一百年间，你可以拿一张纸一支笔去遍记十九个外国驻华按察署的审 讯过程。那些形形色色的案子，虽然不一定够你编成一部万宝全书，可是至少可以写成一部洋洋大观的众生变相。 我们这位王代表举了几件有趣的例子：太平军战事初定，有某华商负欠某洋商丝款若干万。洋商控于上海道衙门。（在上海，和洋人的总领事或领事处于对等地位的是上海兵备道。）上海道派委员提讯，那被告华商哀诉因战乱受损失，一时实无力偿还，供毕，大哭不止。那委员把讯供情形转陈沪道，沪道立提该华商到案，谕之云：“你的负欠，既因战乱损失，你能对外国领事去大声痛哭吗？如能，本道将送你到某国领事处一审，此案便可了结了。”那华商一一遵谕而退。沪道果然把全案人卷移送领事署，某领事果将前欠勾销，还悯怜该商穷无所归，送了一点旅费，让他可以回乡，此事见某外使笔记。王氏乃谓当年的治外法权，就是这么由清廷官吏送给外人的。 此外，还说了一件讽刺清廷官吏颟顸失常的事。清光绪初年，某英人漫游上海，看见英国领事干预华人诉讼，及其他侵权举动，乃以六事上书英政府。其三，即谓租界商人不归中国地方官管理，而由英领事自理，袒护不公，洋洋数千言。一面上书英政府，一面把副稿送给中国驻英公使馆；中国驻英某公使，反以婉言却之。伦敦新闻界，刊此消息，著论讥评，传为笑谈。 总之，一百年前的洋人，由“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清廷官吏，不识大体，治外法权被人侵夺而不自知。“领事裁判权”闹大笑话，其懦弱无能如此。 会审公堂 [1] 过去一个半世纪，许多法律名家，用很多篇幅来讨论租界问题。当代政治家只用一句话就说明了这件事：“我们是房东，住户是房客，主权是我们的。”“租界”，并不是只在中国有过，在日本也有过，在暹罗也有过。在日本的叫作居留地。而且，我们在日本也有过领事裁判权，到了《马关条约》以后，才收回的。 租界的主权，既属于我国，租界中又住有大量华人，那就发生租界地区的司法审判权问题，乃有清同治七年订立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这一章程，原是英国领事巴夏礼所建议商订的。当时所谓会审，由中国一员同知，会同外国副领事一员在英国领事馆内问案而已。有时就在英国领事馆草地上设一公案，治事规模，十分简略。后来，才在大马路小菜场上设立公廨，这是初期的会审。到了清光绪二年，《烟台条约》中有“所派委员，往往 未能认真审追”之语，该约又云：“中国各口审断交涉案件，两国法律，既有不同，只能视被告者为何国之人，即赴何国官员处控告，原告为何国之人，其本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官员处观审。倘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说起来，这一制度发端于清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详记于同治七年的会审章程，到了光绪二年《烟台条约》又重新申明一笔的。 会审公堂的职务，可分为三：（1）为审理巡捕房所解讯之华事案，（2）为审理洋人控告华人之民事案，（3）为华人控告华人之民事案。前二者须由副领事会审，亦称会审案。而后者则由华官单独审理，向称为晚堂案，亦称华案。至刑事之被告为洋人，而华人为被害者，及民事之原告为华人，而洋人为被告者，照约虽由领事审理，但华官也当会审，可是实际上华官多不问事。至于职权上未分明的，如一华案之控诉及审理，与上海县的职权相混，章程中虽说徒刑以上交上海县审判，但轻罪的审判，上海县亦未尝无权。因此，有时原告已向公廨控诉，而被告却向上海县起诉。又公廨审理之华案，上海县亦可移提。至华人的刑事案，除由捕房解讯外，被害人或告发于巡捕房，或告发于公廨，亦不一律。又传提被告之权，照章除洋人所雇用之华人，须将案情移知领事，由领事交案外，其余概由廨选差办理，因此县差廨差，都得在租界内自由传提被告。其后廨差提人，往往以提票知照巡捕房派捕协提。再后则此提票内，又须经领袖领事签字，再后则非经领袖领事签字，不能协捕，非协捕不能提人，而华官遂无提被告之权了。这本来是会审章程所无，到了光绪二十年以后，又成为惯例了。至判决执行之权，原本属于华官，后来关于会审案之判决关押，也由捕房执行了。 * * * [1] 又称会审公廨。 黎黄氏案 ——大闹会审公堂 上海会审公堂（可看吴友如的画本）六十年变迁史是一部大书，到1926年8月31日，订立了收回会审公廨，成立了“上海临时法院”。到了1932年，法租界公廨一并收回，成立了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租界中的司法权，总算先后收回了。 我们说闲话的，回溯往事，1905年12月间，由黎黄氏案所引起的大闹会审公堂案，倒是一段掌故。那时有一位四川官眷广东妇人黎黄氏，携带女孩十五名，行李百余件，乘长江班鄱阳轮到上海。捕房方面据镇江来电，说是拐匪，便将氏等拘捕，向会审公堂控告，承审委员关炯之 [1] 、金绍成会同英副领事德为门审讯。审讯完毕，捕头起称，黎黄氏系拐犯，须带回捕房。关氏以串拐证据不足，拟判押公廨女所候讯。德为门却说此案固应查问，但必须由捕房带回。关氏不得已，再行声称：“女犯押于西 牢，洋泾浜设官章程无此条例，且又未奉道谕，不能应允。”德为门却说：“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领事的命令。”领捕房带回人犯。关氏处此局势下，也愤然道：“既如此，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即饬廨役将黎黄氏等带下，押交官媒。接上来便是捕役与廨役的争夺，德为门和金委员争吵，廨役锁大门，巡捕挟人役不得出，向关氏索锁匙，关氏怒道：“毁门可，毁公堂可，即杀官亦无不可！”巡捕终于把一应人犯押往西牢。这便是上海租界史上最有名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此案既发生，广肇公所即召开同乡大会，上海县绅商也赴商务公所集议，群情大愤，向上海道陈情据理抗争。这件事，不仅闹到南京，由两江总督周馥出面交涉，并已成为国际大事件，由北京外务部向上海领事团提出抗议。捕房方面，依奉领事团命令，于15日下午3时将在押西牢的黎黄氏等及曾送济良所女孩十五名，用皮篷马车送至广肇公所释放完案。接着又引起了18日上午群众游行罢市，巡捕开枪冲突的大风波。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位有胆识的会审委员关炯之，一直任职到1928年，时人有关老爷之称。那位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第二年春天，调职到镇江去了。 黎黄氏案系华人案，与外人毫不相干，沪地系租界，主权仍在中国。英按察司苏马利便说：“旅沪西人，皆为华人之客。”既谓之客，何有地主之权而干预其司法之事乎？上海领事团自知理屈，所以黎黄氏案的结局，只是放人了事。其后乃有最激荡人心的“五卅惨案”，那就迫近租界史的尾声，连着领事裁判权都送入博物馆去了。 * * * [1] 见本书《人物》篇。 巡捕 ——红头阿三 我们乡下人到上海，第一个印象便是“面黑如漆、头缠红巾”的红头阿三，后来知道这叫作“巡捕”，现在的警察。有人以为巡捕是洋名，非也，乃是道地的国货。 它的来源倒很早，元代上海初立县时，设置县尉和巡检司。这两种官员的职掌，史书上明白写着，前者系“巡捕”，后者系“巡捕盗贼奸宄”。到了明清两代，除巡检司外，设县丞和主簿，史书上也说系“分掌粮马巡捕等事宜”。然而，这还不过是说明职掌罢了，并非“职官”或“衙门”的称谓。到了19世纪，租界当局雇用“巡捕”，洋人当然只知道是“Policeman”，“巡捕”还是中国人译出来的。为什么译作“巡捕”呢？当时，北京设有巡捕营，掌理“诘禁奸宄、平易道路、肃清辇毂”等事项，长官是“提督九门巡捕五营步军统领”，那么，所谓“巡捕”原是现在所谓“警察”，在“警察”这一日本名词没搬过来以前，译作“巡捕”，原本不错的。（上海俗语：“到行里去”，“行”便是巡捕房。） 租界设立之初，仅雇用华人数名为更夫，以鸣警报更，属于领事管辖。到了1854年太平军兴，小刀会占了上海县城，租界方面，由英、法、美三国共同组织了工部局，统一管理三国租界事务。那年7月间，租地会通过工部局组织巡捕事件，接着，就决定聘请香港巡捕房职员克列夫登到上海，担任总巡之职，并罗致一批巡捕同来，这是上海租界设巡捕之始。当时，巡捕职务性质范围颇为纷杂，而且和领事官的职权有所冲突。到了1855年2月间，小刀会退出县城，这才由三国领事会议决定设立巡捕房为常备机构，这才是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制的正式开始（巡捕房属于工部局管辖）。法租界另组公董局，董事由法领事委任，巡捕房属于公董局。 1886年，工部局又于四马路胡家宅松岚阁茶馆南面，添设一处巡捕房，专居从印度招来的新捕，面黑如漆，头缠红巾，即华人呼为“红头苍蝇”是也。初到上海的印捕只有四人，1886年所招的印捕，共有六十五人。（那时，西巡三十三人，华巡一百八十二人。）印捕的命运，几乎和租界相终始的。 1900年，法捕房雇用安南巡捕，第一批二十九名。到1916年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建议日本巡捕队的特别组织由日本东京聘来警官三人，巡捕二十七人。上海的巡捕，就有这么几种：西巡、华巡、印巡、越巡、日巡。 天主堂旧话 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到了18世纪，受了一段时期的挫折，耶稣会也遭一度解散，不久又复活了。中国的天主教，要求教皇再派耶稣会修士来华传教。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派了法国巴黎耶稣会会士南格禄、艾方济、李秀芳三人先来，1842年7月12日，才到上海。南格禄神父那时受任上海耶稣会会长，原选定佘山，设修士疗养院，以路远而罢。（今佘山有天主堂。）1846年，梅德尔修士及主教罗伯济选定董家渡做主教驻节大堂。 董家渡天主堂的地基，那是我国政府让给天主教会的。1842年，五口通商之约既订。1844年，法派赖格纳来华，订立黄浦条约，乃有准许人民自由学习天主教道理的上谕。其明年，赖格纳到上海，向沪道进行收还雍正年间所没收的教产。（1731年，敬一堂被没收，改建为关帝庙，庙西于1748年设置申江书院，天文台始废。）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上谕：“……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 原有房屋尚存者，如勘明属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他们当时所要收回的，是指明代郭居静神父时代的上海城内老天主堂和公所，以及大南门外的圣慕堂。那时老堂已改为关帝庙，公所已改为学宫，所余者，只有一处圣慕堂可还了。1845年，西人索回潘国光所建天主堂产业，沪道宫慕久因其已改为关帝庙，许以董家渡一处地基相偿。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天主教西人以中法互订之追加条约为援，又索回已改为关帝庙之天主堂，并及申江书院（那时已改名为敬业书院了）。1862年（清同治元年），关帝庙与书院迁让，天主教会乃重行建造天主堂，俗称老天主堂，简称老堂，老堂所在之街称天主堂街，即梧桐街是也。 1847年11月21日，董家渡天主堂奠基，由罗伯济主教主持，他那天晚上，便回罗马去了。1853年3月20日，建筑完成，举行开幕礼，由法国兵船贾西义号派武装小艇直驶董家渡。天主堂仪仗，一直排到黄浦滩，观礼者万余人！这一天主堂，定名为圣沙勿略天主堂，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天主堂。 至于来到上海的耶稣会修士，却要另觅董家渡以外的地方做住所。在距上海城外八公里处，有个徐光启 [1] 墓，便是徐氏生前的别庄所在地，墓旁还有徐氏的后裔住着。南格禄会长于是决定在徐家汇建立耶稣会会士院。梅德尔神父奉命筹建，并在院屋旁边修建徐家汇大教堂。于是上海的西南角上，有了另一所巍峨的天主教大教堂。 * * * [1] 见本书《人物》篇。 洋场花絮 ——黄协埙《淞南梦影录》 丛树阴森外国坟，旅居应自怆离群。 东来竟不归西土，梦断乡关万里云。 此无名诗人咏外国坟山诗也。外国坟山在三马路 [1] 望平街口，我们登《申报》崇楼，俯视历历在目。黄协埙《淞南梦影录》说：“绿树荫浓，不见天日，虽曰义冢，亦一清净世界也。西例，饰终之礼，俱从简略，棺制甚小，亦有以铅为者，既葬，即平其土，不封不树，唯立一小石碣，书其生平事迹而已。”后来，租界范围扩大，又有静安寺路上之外国坟山 [2] 面积也大得多。到后来，大西路 [3] 的万国公墓开辟，那规模就更大了。 黄氏最赞许车利尼的马戏团。光绪年间，曾在外虹口广场 上演出。他说：“戏台之式，与中国迥异。客座环四面，中留一圆池，铺以砂土，其平如砥。先是二西人立骑马背，驶行池中，忽耸身一跃，则马已互换焉。继而一人跃登骑马者之顶，叠登六人，高与屋齐，而马不停蹄，人不颠蹶。又二人拉一白布横亘台上，马由布下驰过，人则跃从布上，连跳数次，累忝不差。又数十人各执擎竹圈一，如栲栳大，人马俱从圈中钻过，如织锦之梭，轻灵无匹。时众人方齐声喝彩，忽一女子怒马突出，口衔三十余磅之铜炮，攀机一发，石破天惊，而炮仍不堕，其齿力真不可以数计矣。又一人以帕埋土中，牵一马至。附耳与语，马即以前足掘土衔帕而出。又二人引二马于池中，其马善解人意，命之坐则坐，命之立则立，命之鸣则鸣。末后，四人拉一大铁笼出，笼畜二虎，一黄一黑，黑者尤猛，大声怒吼，声震林木。有豢虎名手长生者，能入笼中，使演诸剧，虎皆帖耳垂头，略不奋怒。待演毕，已以夜半三更，游人渐散了。这一马戏班，共演月余，每夜观者二三千人。”这种镜头，我们近年在影片中还可看到的。 《梦影录》中，黄氏还写了一段杂技镜头。说：“过了白渡桥半里许，遥望有高台座，上支布篷，若雨伞，大可蔽十余亩，那便是洋人演杂技之处。”洋人演杂技，也时常到上海，他认为瓦纳的技巧最高明：“只见台上障软墨帘，西乐呜呜，动人倾听。少焉乐止，戏士登场，手持火枪一支，长二尺许，管粗若酒杯，借看客所佩时表，捣之成粉碎，纳枪管中，攀机一发，响若大炮，忽见所碎手表却正挂在屏风上，丝毫无损，既而又将所戴之帽取下，帽中取出风炉一个，小铜锅一只，放在地上。忽空中飞下麻雀六七头，捉而杀之，捋其毛，破其腹，放锅中煮了好久，香气蒸腾，使人馋涎欲滴，等到开锅来看，那几只麻雀，一一飞去，无一存者。既又取红白绸帕二方，缕缕剪碎，一抖擞间，忽五花八门，红白相 间，恰无补缀疤，遍示座客，略一披拂，又恢复本形，若无缝天衣。最后则是少女入箱，头断脚碎，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放入箱中，一刹那又亭亭玉立而出，向观众微笑了。” 这些海“内”奇谈，当年士大夫也都是土老儿呢！ 黄氏对于西人的保险事业，也引为异闻，他说：“西人于沪上设保险行数家，凡轮船、房屋及动用什物、衣服、首饰之类，俱可托保。岁取保费约百中之一，设遇不测，无不照值赔偿。闻西人之出外经商者，亦可托医生保险，或十年或二十年。倘在保限内病故，则医必视保价之大小偿银，唯偶有疾病，不能延他医诊治耳。”今之常事，在当时正是异闻。 《梦影录》中还有一段如次文字： 择巨室设长木台长丈许，阔半之，覆以哆呢，而高其边。碾象牙为圆子，如鸭卵大者四枚。拨以木棒，两相撞击，以角输赢，谓之打弹子。初唯寓沪西人借以消遣，犹中国之围棋、马吊也。自一品香设弹子房，继之者有洪园华众会、阆苑第一楼诸家。好事之徒无不邯郸学步。青楼妙伎，亦间一至焉。又有大弹子者，铺长木为槽，纵约六七丈。槽尽处，立小桩十枚。一人遥立，以弹投之，能尽将木桩击倒，即可夺彩。斯真游冶之外篇，消闲之别调矣。 西风东渐，声色犬马，最易流传；不过，黄氏把木球和弹子房并称，上海人一定不会同意的。 黄氏也说到西人的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弹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 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妃，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唯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所说大体是对的。 黄氏初到上海，才吃到荔枝。他写道：“向尝读杜樊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之句，以为岭南十八娘，定当别有风味。惜措大穷酸，不能与杨太真分琼浆一滴耳。自海禁开后，轮船往来，几于飞行绝迹。荔枝之来自天南者，玉润珠圆，尚觉鲜红可爱，霞膏乍咽，沁入心脾。南村诸杨北村卢，果是压倒一切。彼沪之水蜜桃，洞庭之卢橘、杨梅，乌是专美于前哉！”这种尝新的快感，我也有同感。黄协埙是位识多见广的人，也说了像我们一样有趣的话呢！ * * * [1] 今汉口路。——编者注 [2] 今静安公园。——编者注 [3] 今延安西路。——编者注 洋场感事诗 ——袁翔甫 黄协埙《淞南梦影录》，推许钱塘袁翔甫《洋场感事诗》，文言通俗，纤悉无遗。诗云： 云髫新编脑后拖，时新衣服剪纱罗。 倾瓶香水浑身洒，风送芳香扑鼻过。 刺花短袜窄鞋帮，裤脚重重黑缎镶。 装束双趺娇俏甚，行来绝似女儿妆。 钻石深嵌约指空，黑油牙柄扇摇风。 个人赠物分明在，排 鲛绡出袖中。 一段洋烟插口斜，黑晶银镜避尘沙。 同游欲博如花笑，亲手拉缰坐马车。 京都式样学遍难，学到天津意亦安。 大袖宽袍摇复摆，旁人不赞自家看。 今朝难得摆双台，请客尤难个个来。 月满花芳春不贱，便倾家产也心开。 迷香终日醉昏昏，团得新衣尽绉痕。 犹自津津向人说，昨宵光景最销魂。 诸逋呼逐集门前，一避居然计万全。 任尔满阶搜索遍，已如黄鹤渺云烟。 百年前，洋场仕女风情大抵如此。袁氏又曾写《望江南》词三十首，黄氏谓“采风问俗，固不第作海天之闲话，甄香国之新闻也”。词云： 申江好，万国竞同口。海舶几多浑莫辨，地球何处不相通。人巧夺天工。 申江好，胜境说吴淞。晓日暮霞光灿灿，朝潮夕汐势汹汹。过客愿留踪。 申江好，小县作名邦。买卖生涯推第一，风流泽薮叹无双。豪杰望风降。 申江好，铁厂最清奇。自古公输无此巧，其中灵妙有谁 知。从此废工师。 申江好，行乐易忘归。处处珠围兼翠绕，家家燕瘦又环肥。金尽手犹挥。 申江好，莫叹食无鱼。赭尾银鳞终岁足，雕蚶镂蛤及时储。鲜美有谁知。 申江好，戏馆列通衢。集秀昆腔来茂苑，名优丹桂属京都。昼夜供欢娱。 申江好，妓室等琼闺。旧好新知分冷热，长三幺二判高低。身价也难齐。 申江好，最异是新街。夜火寒丁门户密，春风容易凤鸾谐。大半产秦淮。 申江好，高驾马车来。浪子闲游朝几度，人家遣兴日多回。迅疾似奔雷。 申江好，爱富不爱贫。库积雄财惊顿失，街栖乞丐忽更新。同是一般人。 申江好，妓女着红裙。邑庙烧香拖幅幅，新年出局看纷纷。贵贱不能分。 申江好，最好庙花园。堂列点春兼萃秀，人来蚁聚更蜂屯。茶话玉泉轩。 申江好，风雪不知寒。煤火通红烧屋角，烟囱高耸出檐端。坐卧十分安。 申江好，南北两雄关。百货金钱征似海，万邦税饷积如山。财赋重区寰。 申江好，巧绝火轮船。转磨制同灯走马，登程疾似箭离弦。万里往来便。 申江好，书馆姓名标。屏却须眉重巾帼，只谈弦索不笙箫。暮暮又朝朝。 申江好，酒肆满佳肴。昔日膏粱矜饮啖，而今市井解烹炮。是处有良庖。 申江好，水蜜有名桃。黄歇浦西生最好，黄泥墙畔品尤高。红晕认鹅毛。 申江好，沧海不扬波。局启招商其利溥，船兼转漕未嫌多。齐唱太平歌。 申江好，贸易重丝茶。湖客章身争炫耀，徽商侈口逞豪华。强半自矜夸。 申江好，马路说洋场。万户千门皆孔道，四通八达尽康庄。示我咏周行。 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信息霎时听。机括竟无形。 申江好，最乐是游僧。酒肉场中全不讳，烟花队里各争能。入定问所曾？ 申江好，高爽指洋楼。耸出重霄云欲接，洞开八面景全收。四顾豁双眸。 申江好，男女不防嫌。榻上横陈同椅枕，车中共载弗垂帘。一任众观瞻。 袁翔甫《望江南》词的最后一首是： 申江好，市侩肆贪馋。布地金银供计较，熏天酒肉别酸咸。风雅一齐芟。 这可以说是上海洋场的总序。 沪上缤纷录 有关上海的掌故书，缤纷繁多。这里还是先介绍黄协埙的话。他说：“稗官野史，专记沪上风俗者，不下数家，而要以王紫诠（韬）之《海陬冶游录》为最。咏既去之芳情，摹已陈之艳迹。鸳鸯袖底，韵事争传，翡翠屏前，小名并录。其于红巾之扰乱，番舶之纵横，往往低回三致意，固不仅记花月之新闻，补水天之闲话也。近日潇湘馆侍者所编《春江小志》，差足媲美。他若袁翔甫大令之《海上吟》，则专采韵语。朱子美茂才之《词媛姓氏录》，则第叙青楼，梨枣未谋，难传久远。至《沪上艳谱》《沪上评花录》《冶游必览》《广沪上竹枝词》等书，皆系书贾借以牟利，凌躐蹈驳，颇不足观，置之勿论可也。”这是他对于当时记叙沪上风月的诗文的评介。 上海通志馆，也曾搜集上海掌故丛书，提及褚华的《沪城备考》（褚华字秋萼，清乾隆、嘉庆初时上海人），黄楙材《沪游脞记》（黄楙材字豪伯，江西上高人），俞世才《汇考录》（俞世才字 树岩，浙江上虞人）。此外上海掌故丛书，收录元明清三朝有关上海文献十四种，上海通社辑刊，中有元陈椿《熬波图》一卷，明张鼎《吴淞甲乙倭变志》二卷。清叶梦珠《阅世编》，清褚华《木棉谱》一卷，《水蜜桃谱》一卷，清光辅《淞南乐府》一卷，清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一卷，清曹晟《夷患备尝记》《红乱记事草》《觉梦录》，清黄本铨《枭林小史》，清王萃元《星周记事》二卷，清曹骧《上海曹氏书存》。 他有葛元煦的《沪游杂记》，王韬的《海陬冶游录》《谈艳》《歇浦芳丛志》，箐江词客的《红豆蔻轩薄幸诗》，花下解人的《百艳图》（有邹韬序文），詹子渠的《柔乡韵史》，邹韬的《游沪笔记》，指迷生的《海上冶游备览》，吴友如绘的《申江胜景图》，徐润的《上海夷场景致》和《上海杂记》，余姚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张春帆的《海上青楼沿革记》，王定九的《上海门径》。有的是随笔，有的是游览指南，在我们眼底，都可作史料看的。 在这一类掌故书中，黄协埙的《淞南梦影录》，可说是第一流的随笔，取材、识力、文笔，可与王紫铨相伯仲的。文士风流，那是那一代的风尚，诗酒往还，他们的生活正是如此。 金融世界 上海的华尔街 纽约有华尔街，那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也有“华尔街”，也是金融集中的地区，有成林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交易所；也有矗立云霄的大厦，凸肚子的银行老板，发光的金条，成捆的钞票，在我们乡下人眼中，这是“高山仰止”的天堂。有一天，招商局总经理和我说到招商局的故事，他说：“你看见汇丰银行门口的大狮子吗？狮子大开口，它就把招商局整个吞下去了！”过去一百年间，招商局方面总是把道契一箱一箱扛到汇丰去抵押的，利上滚利，永远翻不过来。直到抗战胜利，招商局在上海复员，徐氏趁机把那些抵押在汇丰的道契赎了回来。汇丰总经理要招商局方面依官价结算。徐氏笑道：“可以，不过，要写在记录上！”汇丰老板就让步，那十多箱道契便依市价赎回了。汇丰方面，何以突然让步呢？因为汇丰方面所吸收的华人存款实在太多了，不仅上海的汇丰完全是华人的钱，那时的军阀，如江苏督军李纯，他临死时，只在手心上写了一个“伍”字便断气了，他存 在汇丰银行的当然不是五万元，至少是五百万元。这笔钱，就此烂在汇丰银行，没人去提了。其他财阀、大地主、大商人，存在汇丰的钱，也不知有多少呢！你看，这两只狮子的口多大！ 黄浦滩头，都是大银行，当年，除了中央、中国、交通、通商四家本国银行以外，其余都是洋人的银行。英商的除了狮子大开口的汇丰以外，有麦加利、有利、大英三家；法商的有东方汇理、中法、工商，日商的有正金、台湾两家；美、比、荷商的有友邦、华比、荷兰各家；比法合办的有义品一家。从九江路折入，有金业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本国银行有华侨和聚兴诚两家；外国的有美国的花旗、大通、运通，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朝鲜，荷兰的安达，德国的德华等九家。银号有中源、仁德、顺兴、双盛等四家。 其他在北京路上，本国银行有浙江兴业、盐业、上海煤业、中国实业、中国农业、中华商业储备、明华商业储备、嘉华商业等八家，信托公司有中央和通易两家。此外有银号三家，钱庄一家。到了宁波路上，那是上海钱庄的大本营，大小钱庄二十余家，银号十余家，信托公司一家。至于直贯的河南路上，本国银行有中国、农工等六家，钱庄十一家，银号一家。以上六条路，金融机构大小一百八十余家，占全市的十分之六，可以算得上海的“华尔街”。 洋钱（银圆） 这几年，香港流行了一大批镍制的一元辅币，仿佛我们幼年时所通用的“洋钱”（银圆）。这种镍辅币初流行时，大家爱用得很，抢着放起来；到了后来，大家就十分冷淡，觉得沉甸甸的，放在袋里，非常讨厌。我们且回想幼年时用洋钱，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且说，用洋钱时期，一楼一底的三层洋楼，月租不过二三十元，而今在香港，总得七八百元。带三五十现洋在身上，还不算什么，多至七八百元，那就一大包，非用一只袋来装不可了。先前十一二元的鱼翅席，现在要二百元上下，也是一个比例。所以七钱二分一块的银洋，在我们也通用了三四百年，那时也叫作“番饼”，相当以前我们惯用的“元宝”。 最初用到中国来的是西班牙银圆，又称“本洋”，亦称“双柱番饼”，西班牙查理一世占领美洲中西部时所铸，重402.5厘，直径1.56英寸，形式一面是国王肖像，一面是两根柱子，当中夹着冕和王室徽章，所以叫作“双柱番饼”。到了查理王子 菲律王二世，他占了菲律宾以后，就与我国往来贸易；1575年（明万历三年），西班牙人来中国，西班牙银圆就流入我国。上海市面用这种银圆，当在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左右。到了1860年，太平军战争时，西班牙银圆市价大涨，高于本值十之七八，成为市场上的标准通货，银行汇率，以此为准。可是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后，上海本洋已绝无仅有，只是钱庄挂着本洋行情，成为他们的盘剥工具了。 到了我们祖父那一代，墨西哥银圆（鹰洋）流入我国了，我在幼年间，乡间契书所载田地价，有时值鹰洋若干字样，商店账本也是这么写的。鹰洋重416厘，背面镌一自由帽，帽的四缘，有日光三十二线，下面刻币值、造币厂标记及发行年份；正面刻一只飞鹰，嘴里衔着蛇，作倒视状，这是墨西哥国徽，所以叫作“鹰洋”。1856年（清咸丰六年）流入上海，代替本洋的通货地位，成为其后五十年间的市面货币本位。到了1919年以后，我国自铸银圆，所谓“袁大头”“孙大头”，和鹰洋等价使用，鹰洋才慢慢少下去，一部分也改铸为“袁大头”“孙大头”了（因为鹰洋的含银成色较高）。 此外，还有美国、日本、英国的银圆流行到上海来。美国的有两种，一种是1792年所铸的，和西班牙银圆一同流入。一种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所铸的，重420厘，成色九成。到了1878年，美政府停止铸造，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美政府大量收回，上海市场上便绝迹了。日本银洋称龙洋，铸于1870年，刻有蟠龙花纹，重416厘，成色九成，和美银圆一同流行，我幼年还看见过。英国银圆共有印度币（西藏行用）、香港币和贸易银圆；香港币亦称“鬼头币”，或称“人洋”，我们也曾用过。说起来，鹰洋的印象最深。 一块银洋值多少钱？ 我说了当年上海用银洋钱的事，有人问我：一块银洋值多少钱？这也是早晚时价不同，时有起落的。目前 [1] 在香港一块银洋，大约可换港币五元上下。但在抗战前，黄金三十换，即一两黄金换银洋三十元，如今黄金每两港币二百八十元上下，照说，每块银洋要换港币九元上下，时价仅值一半，可见银洋时价，一直早晚不同的。 “钱”是我国货币的通称，外圆内方。我们小孩时，还是用钱时期，后来换用铜圆（当十或当二十都有），已经是民国初年了。在中国钱币史上，“铜”钱、“铁”钱，都有；再古一点，“布”“刀”“贝”都是“钱”，所以货字从贝，财字也从贝。宋元各代，也用过钞贯，即是纸币。银本位的时期很长，也有用黄金的，却非金本位。“银”本位时期，大元宝五十两一锭，小元宝一两一锭，也有五 两十两的，也可以打碎后，称了散用的。晴雯生病，宝玉私自请了医生，找出一包碎银，他们都不识秤，胡乱找了一块大的，总有三五两，那是用碎银的情况。用了银洋，才定在“七钱二分”上下，却也不是纯银，九成银，其他是铜。当年广东福建地区用银洋，每经一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这两省，别处就不通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一位外江佬到香港，把一块光板银圆去买东西，那店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掼了又掼，十分不放心似的。原来外江佬不知道在烂板圈子中，光板是要升水的，外江佬不要店家升水，店伙就不放心了。 上海的洋价，在一百三十年前，每圆换不到一千文，后来换到一千三百文，到了1850年9月13日（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八日），每圆换一千五百三十文（时有上下），到了1855年（清咸丰五年）已兑到一千八百至一千九百文。到了民国初年，已经换到三千元上下了，可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铜钱，铜质好，钱身大，比之道光以后，咸、同、光年间的铜钱，每一千文重一倍上下，铜质也差远了。后来，改制铜圆，表面上是一当十，实际上，一块银洋，可换双毫银洋（或一毫银洋）十多枚，大约七八折样儿，即是说一块银洋，可值百四五十枚铜圆。至于各地的劣质铜圆，那又相差很多的。 到了抗战时期，铜的本身涨价了；这一来，不仅和纸币脱离了联系，和银圆也分手了。于是货币标准，又回到物物交换路上去，“米”和“布”成为一切货币的比例尺了，而今的币制，其变化和社会制度有关，我们已经说明白“信用本位”的主要意义了。 * * * [1] 指1960年代初。——编者注 汇丰银行 上海的外国银行，哪一家最早呢？徐愚斋《上海杂记》说：“上海首创银行为‘丽如银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开始交易。”而《银行周报》五二五期，说到可注意之英国在华银行势力，说上海最早的外国银行乃是东方银行。而若干银行史，又说上海最早的外国银行，乃是麦加利（1853年）。后来经过考证，原来，丽如银行便是东方银行。不过东方银行何以称为“丽如银行”，正如香港上海银行何以称为“汇丰银行”，那就不可得而知了。 至于上海的外国银行，最大的是汇丰银行，那几乎人人知道的了。这一银行，应该译为香港上海银行是无疑的，总行设于香港，1864年（清同治三年）设立，系英国的怡和仁记，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波斯等商人所共同发起的。开设之初，也有华商的股份，可以说是国际合作。后来华商股份陆续出让，美德商人也因利害冲突，分道扬镳，所有股份，依次归于英商，大权乃为英人所 独占。 1865年，汇丰设立上海分行。最初行址在南京路汇中饭店旧址。十年以后，才搬到外滩去。该行资本总额，原定为港洋五百万元，分四万股，每股一百二十五元；以后屡次增加，资本总额为五千万元，分四十万股，后来实收资本二千万港洋。其经营目的，在于振兴英国的东方贸易，以汇兑及存放款项为主要业务。后来和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如赔款金的输送、铁路借款的收付，以及关税盐税的存放，都由该行特许经营，这就把这只狮子养得很肥很大了。 汇丰银行，1874年在外滩建造新宇，那是三层楼的砖屋。那时人记载道：“……计高三层，每层俱高大之至，其内房屋，亦皆高敞广阔，迥异寻常。房外砖柱凉台，皆雕饰壮丽，陆离满目，此诚为黄浦滩上所创见也。”把我们乡下佬的眼看花了。（那时地皮花了六万两，建筑费七万两。）到了1921年，他们又花了一千万元建造了新的希腊式大楼，1923年6月23日落成。由英国马克来举行落成典礼，该行总董蓝恩起立致辞，说：“……本行所以不惜巨资造此华厦者，实因深信中国将来甚有希望，其商务必发达至无可限量。今日中国政治及社会情形，虽多可悲，致受外人之干涉……倘至必需之时，则外国虽以武力为后盾，亦无不可。盖非此不足以恢复中国安全之秩序。且此乃大多数受害之中国人所欢迎……” 这一番话，今日读了，我们又将作何感想呢？ 上海中国银行 香港德辅道中、大道中交叉口上，有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厦，那是中国银行；在上海外滩，也有这么一所巍巍矗立的大厦，傍汇丰银行而立着的，这是中国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它的前身便是大清银行。 1904年，清廷准备改革币制，设立国家银行来统制全国各地的钱庄银号，乃由户部筹集资金，设立国家银行以为货币流通总汇之所，额定资本四百万两，分四万股，由官民两方募集；当时，商民观望，应募甚少，乃由户部缴纳官资四分之一，即五十万两，以张允言为总办，瑞丰为副总办，在北京设立总行，1905年9月（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成立。那年10月，上海分行成立，这是我国设立国家银行之始（实在是中央银行）。1908年，度支部订立银行则例，谓国家银行，由国家授予特权，凡通用国币、发行纸币、管理官款出入、担负紧要公债，皆由该银行负责。因此增加资本为一千万两，所增加六百万两，分六万股，每股一百两。银 行名称，即为大清银行。 辛亥革命后，改大清银行为中国银行，就上海中国银行加以整理（其他各地大清银行，多已受了战祸兵灾，名存实亡），2月5日，草创成立，以吴达铨、薛仙舟为正副监督。到了1913年4月15日，财政部才公布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熊内阁时期，由汤明水任总裁，大清银行原有各分行，次第举办，这才有了基础。到了1917年，梁启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任中行总裁，张嘉璈任副总裁，呈请财政部修正则例，缩小股额，确定股本，总裁一职，由董事中选举，政府任命，不得任意更换，这才和动荡的政局减少牵连，中国银行的基础大定。到了1927年，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来上海，由财政部改订条例，规定资本总额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一变其原有的性质，成为国际汇兑银行，经政府特许，有下列四项特权：（1）代理政府发行海外公债及还本付息事宜。（2）经理政府在国外之各项公款之收付。（3）发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事项。（4）代理一部分国库及发行兑换券。到了1935年3月，财政部增加该行官股二千五百万元，合以前资本为五千万元，宋汉章任总经理，宋子文任董事长。于是成为国家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一了。 而今上海、北京等地，仍有中国银行，其业务仍是国际汇兑事宜。 中国通商银行 说起上海的中国人办的银行，（国民政府设在南京，而中国的国家银行设在上海，也可见当年中国的经济中心在上海，国家社会经济，非仰洋人的鼻息不可的。）下意识地会说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来。其实，农民银行的历史很浅，中央银行也早不了多少年，历史悠久一点的，还是中国和交通二家。可是最早的中国人办的银行，却是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 中国通商银行，开设在外滩路广东路朝北那一角上，在当年是一件大事。那时，政府陆续向洋人借了一些外债，数字累积得越来越大，国人感到洋人的经济压力已经受不了了，说是“非振兴实业不足以图存”。究竟该如何振兴实业呢？有一位太常盛宣怀，他向清廷建议，谓：“要振兴实业，非把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改革一下不可。”他拟定章程向朝廷请示，要仿外国银行办法，设立银行以挽回利权。光绪二十二 年十月八日，上谕下来了，说是允许了他的请求。接着就在上海设立筹备处，由杨文骏、叶成忠、刘学训等十人，指定为总董。到了二十三年正月，公议了二十二条章程，大体上都是仿着汇丰成例，并请了美得伦为洋大班，陈笙郊为华买办，完全和外国银行相同。当时清廷，特别优待，给予三种特权：（1）存官款，由户部拨存官款一百万两，周息五厘，前五年只还利息，第六年起，每年拨还二十万两，五年还清。（2）发行纸币，铸造银洋。（3）经理国家证券，所以名义上是商办的私立银行，它的权力，就等于国家银行。廷谕一下，接着就催促成立；因此，那年四月二十六日，黄道吉日，隆重开张了。 那时洋商银行资本雄厚，通商也得和他们看齐，资本额定五百万两，分作五万股，每股一百两。先收一半，当时由盛宣怀认捐一百万两，杨文骏等各总董认捐一百万两，其余五十万两，由各地商民投资。创办后，曾在天津、汉口设两分行，天津分行毁于庚子，汉口分行毁于辛亥。因此，这家银行也只限于上海一地。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才先后在南京、宁波、汉口成立三分行，定海倒有一家办事处。民初，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是傅筱庵，常务董事是徐圣禅、孙衡甫、谢光甫和朱子奎，事务局理事厉树雄，业务理事俞佐庭，这就成为宁波人的天下了。 本来这家银行英译，上有“IMPERIAL”字样，显然是官办的，民国元年三月，才议决改为“COMMERCIAL”，算是“商办”。 标金买卖 ——金业交易所 说到上海金业买卖的历史，由来久矣。清光绪初年，已经有了金业，当时的金号，有大丰永、同丰永、天昌祥、恒孚、大丰恒等数家；到了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始有金业公所的组织；后来又在所中设立金业商会，专做金货买卖。其后由公所而公会而交易所，便是上海的金市场了。 最初，上海的金业交易，并无一定，到了1902年，才赁屋于仁记路，这是最早的固定地点。到了1905年，金业组织了公所，会员有三十余家，所址设于山西路北无锡路铸范里，金货市价，乃由公所议订。1907年，印度发生罢工风潮，银价暴落，上海金号因做定期买卖（空盘交易），受影响而倒闭者很多。当时沪道瑞澂（他就是辛亥革命在武昌做将军的人）因为空盘买卖，影响市面，呈陈明令禁止，于商会总汇处，勒碑永禁。其照会云： 照得上海金业，常有买空卖空情事，其买进者，名 曰“多头”，其卖出者，名曰“抛盘”。至期非真实买卖，并不各交现金现银，但以金价高低，核其输赢之数，互相找给。前数年此风虽有，尚未大长。上年逐渐放大，即有金店倒闭，伙伴逃亡，并闻有因此自尽者。本年愈做愈大，近日金价陡涨，闻一人有输赢至数十万金者，核计通市输赢，不下数百万两，非仅关一人一家之身家性命，实于上海市面大有掣动。查买空卖空，大干例禁，本道访查得实，亟应严行禁止，以维市面而保身家。为此饬谕，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一律永远禁绝。 我们看了这照会，就可以明白标金买卖是怎么一回事，由于炒金倾家荡产的，五六十年前的上海人，已经吃到苦头了。（十多年前，所谓“上海人”在香港，又发生了炒金的悲剧，有一家舞厅的大班，他的全盛时期，还是几家金号的经理呢！） 金业商会会址，最初设于麦加利银行，以后又迁入道胜银行，其后在九江路自赁会所，关于买卖手续，也已有详细规定了。1917年，农商颁布工商同业公会，乃改为金业商会，入会金号共三十八家。1920年，金业公会改组为金业交易所。交易所大风潮后，上海交易所仅存“金业”及“证券物品”二家。到了1929年，交易所法公布，到了1934年，上海金市场就集中在金业交易所这一家了。 [book_title]人物 吴太守袁山松 上海人物志，第一页似乎就该写那位筑沪渎垒的袁山松。据《晋书》本传，山松是袁瑰的曾孙。袁瑰字山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魏郎中令袁涣的曾孙。袁瑰奉母避乱，一家南渡。其子乔，辅桓温镇京口，领广陵相，博学有文才，其子方平，人极方平。山松是方平的儿子。 山松，少有才名，博学能文，著《后汉书》百篇。他又善音乐，旧时有《行路难》曲，辞颇陈旧，山松爱好它的音调，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逢酣醉，纵声高歌，听者不禁涕泗横流。其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称为三绝。其《行路难》句云： 行路难，行路难，行行西上多关山。 虎牢幽谷愁百盘，连峰更出青云端。 朔风凛凛沙漫漫，青鞋裹足随征鞍。 江南衣薄不禁寒，肌肤冻皱骨亦顽。 日来日往走如丸，天地黯惨岁复阑。 故园回首隔江关，妻孥在家无绮纨。 夜深灯火愁相看，此时忆家泪潺湲。 西行万里何尝还！ 他的著作，本来不少，到了后代，大半散失了。他所写的《后汉书》百篇，到了隋代，也只存九十五篇，现在已经一篇也不存了（清代有四种辑佚本）。其他如他所写的《宜都山川记》《勾将山记》《西陵峡记》，仅《艺文类聚》及《太平寰宇记》留着一些佚文。此外，除《行路难》以外，还有《答桓南郡啸歌辨》《歌赋》《酒赋》《咏菊》等篇。 山松继承其父方平，官秘书监，后出任宜都太守，最后乃任吴郡太守。公元400年，袁山松在吴郡太守任，筑沪渎垒以备孙恩。其明年（东晋隆安五年）2月，孙恩由浃口攻句章，被刘牢之击败。3月，北趋海盐，又被刘裕击败。于是孙恩进向沪渎。5月陷沪渎，袁山松被难，死者四千人。山松死难时，部下海盐人李祥勖收其尸安葬。晋廷追赠司空将军。 袁山松宅在华亭县西北三十五里，新江乡四十六保，其地本属上海，明嘉靖二十一年，置青浦县。袁山松宅划入青浦县治（今上海市）。山松宅一带，成为市镇，称为山松宅市，一作崧泽市。袁山松墓，异说纷纭，吴地记谓在横山东二里（青浦横泖山）。嘉靖《上海志》谓在长人乡。《董澂乡随笔》谓“在北桥之南，仅存坯土”。新江乡松宅镇后，有土山突然高涌横泖之北，明顾从礼以为袁山松墓，隆庆四年，立碑其上。据考订，当以周浦悦和桥南为最近情理。 陆深事迹 一夜东篱报早霜，童年游钓共江乡。 黄花莫怨逢时晚，留得秋光各有香。 ——陆深《咏菊诗》 上海人物志中，潘恩、陆深、王韬，都该有着很多的篇幅的，我这儿且说说明代陆深的故事。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 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赏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明史·文苑传》 陆深先世，虽是读过书，却没曾在科举上得意过。到了陆深，便开始发迹了。传说，他的书房门外，本有一株牡丹，每年开花，才只有几朵。到了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这一年的春天，忽然开花百来朵之多，并且非常艳丽，人们都有些诧异。到了秋天，陆深到南京应试，中了解元（举人第一名）。当时可说荣耀非常，大家都附会到牡丹的预兆上去了。中举那年，他二十五岁，同榜的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顾鼎臣。次年，他曾进京会试，未中。弘治十八年，他二十九岁，以二甲第一名及第。再过两年，即正德二年，他做了翰林编修。正德十一年，他四十岁，进京供职，次年，做同考官，得舒芬、夏言两人，这两人，后来都是明代名臣。 陆深生平交游很广，朋友很多，他曾接引了两个同乡人，一系张电，一系顾从礼，这两人都是跟他学书法的。以布衣身份跟他到了北京。后来经他的介绍，夏言的援引，蒙朝廷宠信，都授了官职，以书法做内廷的供奉。徐祯卿是他的少年时代朋友，交情很深。还有一位杨学礼，是他的忘年交，也落魄不第，杨曾做了一首《春兴》七绝： 蔷薇枸杞满庭栽，静掩柴扉昼不开。 蝴蝶不嫌春色少，隔墙飞去又飞来。 当地长官看到了，也称赏不已。后来因讼事牵连，那长官对他说：“你不是做‘蔷薇枸杞满庭栽’一首诗的吗？这样的襟怀怎么干预俗事？”就把他无罪释放了。 陆深的才华 陆深，他的多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的著作，有《俨山集》和《俨山外集》两种。徐献忠在序文中说：“辑略古义，有《传疑录》；在史馆立义，有《史通会要》；以编修官入试院，有《科场条贯》；书法造极三昧，有《书辑》；性嗜古，有《古奇器录》；考求圣祖刈夷之迹，及扈从皇上行幸山陵，有《平胡录》《南巡北还日录》；其寓游历览，有《淮封南迁日记》《河汾燕间知命停骖录》《蜀都》；豫章杂抄，有《金台记闻》《玉堂漫笔》；其燕私有《春和堂随笔》《顾丰堂漫书》《春雨堂新抄》《谿山余话》；又有《同异录》《发明格心之》等。是皆可以昭世轨，歆人情，名一家言也。” 我们且看陆氏写给杨学礼的书信，今存十五通，短短篇幅，富有六朝小品的神韵，这也是明代文士的风尚，录一通如次： 唐桥夜别，情感万端，抵家不至劳倦否？深南来一行人，皆赖尊庇租适。轻舟软舆，上下山水间，如在画图，不知 身是迁客也。入闽尤胜，大都丹崖碧潭，随处而有。至于横嶂绝壁，倚天卓立，白云英英，卷舒其下，劖削点缀，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状，每每忘返。悔恨不强东滨（学礼字）来共此，为之怅然！ 这已经开公安、竟陵派的先河了。相传当时有一广东举人廖同野，曾经带着卷子，进谒陆老师，请求指教，他看过了，便问廖：“贤可读《西厢》《琵琶》否？”廖自命博雅，怪老师话说得有些不伦不类。过了些时，又带了卷子去请教，陆氏说：“尚未读二传奇，何也？”廖这才动心，回家后把《西厢》《琵琶》看了。再过些时，又去见老师，陆深再看了廖的文字，说：“如果早日读了，何至肩上更有一人，相闻气息？”在当时传为佳话。 陆深的书法，很有名，少时所作小楷，就很精致，他自许有黄庭坚的意趣，但尚未脱赵孟頫的遗绪。他的行草，宗法李北海，依旧出入吴兴；到了晚年，更进神妙之境。 书法家张宾山 明代上海书法家，一般人都知道有陆文裕（深）和董文敏（其昌），不过，他们都是进士出身，进入仕途，官至礼部尚书的。此外还有永乐朝的二沈（沈度、沈粲）。至于凭了一手好字，不从科甲出身，做到卿贰地位，该说到嘉靖年间的张电（宾山），他是仕途最幸运的人。 张电字文光，号宾山，上海人。书学李北海，有烟飞雾结的姿态。楷书以二沈学士为模范。他本是布衣，随着陆文裕到了北京，忽然幸运来了，他所写的字，偶然给相国夏言所见，大加称赏，就请他写了一篇嘉靖御制的集礼序，献给嘉靖帝，不料嘉靖帝也大加赞赏。从此便由儒士入国史馆供事。过了不久，嘉靖帝在大内建筑了一所贮藏列圣御笔实录秘典的藏书室，又命张氏题写门额，大称旨，一面赏赐金币，一面升迁他做鸿胪寺序班。嗣后官星高照，扶摇直上，从序班而中书符丞、太仆少卿、太常卿，兼司经局正字，改通政司使，擢工部右侍郎，迁礼部左侍郎， 卒于官所。 张氏受命所写的字，有太庙额、金殿额、仁寿永福宫额及慈孝献皇后神主、恭上皇天册表、九庙神主、九庙灾诒，又有圣谕字二、御制碑文宝轴、平边告祖文、庚戌科进士题名记，都已上石刻文颁布中外的。至于世所传消痞帖、王雅宜诗和千字文帖，那不过是小品而已，总之，嘉靖朝的大制作，大都出自张氏的笔下的。 张氏服官一生，恭敬善藏，所以受眷最深，知遇最厚，每有元老学士所得不到的旷典。张氏偶患疾病，帝不时赐药，更谕内阁，时视寝食状况上闻。张氏死后，嘉靖帝尤怀念不置，特赠礼部尚书。相传他未从陆文裕入京之前，原是佣书自给的。《南吴旧话》，载宾山尝偕二庠生（秀才）访一风鉴者。先相甲生说：“腰横金带本是君等分内的事。”又相乙生说：“怎样竟使龟鹤笑起人来。”意谓乙的寿命不长。最后看到宾山的相说：“将来腰围犀纹带的人物，至今才算相到一个。”后来果然甲生贵而乙生死，宾山做到左侍郎。又在《景船斋杂记》上，也载着同样的故事，说张宾山起初在沈水南先生处佣书。一天，沈先生带着几个门弟子和宾山同走出郊外，在亭桥上遇到一个看相的和尚，即请和尚相一相各人的终身。和尚相水南，说：“先生不是科甲中人，也不是科甲中官。”次相王百谷和顾中孚、顾中立兄弟等，又相到徐阶，便耸然动色说：“这位将来要做宰相。”那时，徐阶才十六岁，还没有知名。于是众又指宾山向和尚说，且请相一相此君怎样？不料和尚也耸着肩说：“这一位的名爵，不过比宰相稍低一二级罢了。”众人由是大笑，以为和尚满口胡说。哪知后来一一应验，徐阶成名相，张宾山也做到了左侍郎。这些话，当然是星相家附会之词，齐东野话，聊发一笑而已。 徐文定公（光启） ——上海天主教的开宗 到了上海近郊，远远看见巍峨矗立的天主教堂，那就是徐家汇，所谓徐家，便是徐光启之家，中国人接受西方宗教文化第一人的故宅。 徐光启字子先，谥文定，上海人（家住上海南门乔家浜，俗称九间楼），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殁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墓在肇嘉浜，今徐家汇是也。天主教徒，东来宣道的，利玛窦是一个先导：他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到了中国，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和徐光启相遇。光启称利玛窦有“实心、实行、实学”，谓其人“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正，其见甚定”。他们便成为莫逆之交。过了三年，光启受洗礼，教名保禄。他的洗礼，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罗如望所主持的，而来上海开教的郭仰凤（西人）也是耶稣会的修士，所以上海的天主教和耶稣会有特殊的关系。 光启受洗时，年三十九岁；其明年，他中了进士，到了北京。 那时利玛窦也到了北京，彼此朝夕过从。利玛窦的论道文字，很多由光启加以润饰。从东方的文化观点来看天主教，如李之藻所说的：“识洞乎一本，爱彻乎一体，明乎天主之义，而训孝劝忠，于是为大矣。”他们认为耶稣教义和儒家思想并不矛盾的。徐光启以相国之尊，做公教之信友，撰论说，译经书，力加推广；上海的天主教，根苗就是这么种下去的。（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有四百年之久，可是中国的泛神观念，对于一神教是不十分融洽的，因此，到了现代，全国只有百十余教区，教友只有三百五十万人，比之佛教，真是微不足道的。耶稣教也是如此。） 不过，徐光启的最大贡献，不在宣扬天主教的教义，而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文明。他说利氏其教可以补儒，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光启博学强识，游踪遍十余省，朝考夕思，研精达四十余年，一与西方科学接触，便欣然有所得。他四十以后，问道之余，讲求西学，天文、地理、物性、水利诸学，无不探究。利氏口译，他就笔记，每天要做到半夜才罢。他手译了希腊的几何原本，著西法历书，昼夜推步，先后五年才完成全书。说到中西贯通，他是中国第一人，他论述西洋科学，谓：“此中有理有义，有法有数，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他倒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思想家。 光启自奉菲薄，安于寒素；病殁时，箱箧中除了几件旧衣、一两银子，别无所存。他是一个政治家，却过着隐士生活，倒是能言能行的苦修士呢！ 道士李延昰 天地孕万物，而各具杀机。 大小互为忍，其事为因依。 蜘蛛尤巧恶，以坐而制飞。 蜜蜂翩翩来，含芳昧所归。 忽在罗网中，蜘喜逞其威。 但肆齿牙利，不嫌躯体肥。 举头乍见之，手与解其围， 蜘既患得失，蜂讵解从违。 贾勇螯吾手，负痛心力微。 吾病蜂得生，儿童任相非。 善且不可为，斯言识者希！ ——李延昰《蜜蜂示道士阆风》 这首诗，明末清初，上海人李延昰所作，其中当然有深切的 含义的。这位上海人，他曾在桂林参与唐王的抗清军事，其后事败，逃回上海，托身道观为道士，以行医自给。他是位诗人，明《诗踪》，只收了十九首，上诗即是其中之一。 明《诗踪》有小传： 延昰初名彦贞，名我生，一字期叔，后更今名，字辰山，上海人。隐于医。映居平湖佑圣宫，自称道士。有《放鹇亭集》。 清初词人朱彝尊，号竹垞，和他是朋友，《静志居诗话》有云： 辰山生长士族，人不知其门阀。策名士版，人不知其官资。博综图籍，人不知其储藏。洁治酒肴，人不知其庖炊。所撰《崇祯甲申录》《南吴旧话》，足以裨国史之采择。及病革，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砚，悉分赠朋友，而以储书二千五百卷畀予。 诵其诗，知为徐孝廉 公之弟子，然其出处本末，终莫得而详也。 这段话，说得非常含糊。既然知道他生长士族，又何以不知其门阀。既然知他策名士版，又何以不知其官资？临死时，以藏书二千五百卷赠朱竹坨，他们两人的交情，不可说不深，还有什么话不可谈，他偏要说：“然其出处本末，终莫得而详也。”这当然不是朱竹垞文字上的语病，其心中必有不能说出来的苦衷。他是用隐隐约约的话，使读者明白他的用意。 这“苦衷”，当然是因为李延昰是明末民族志士，他参加抗清 的实际行动，在当时是冒着极大危险回到家中来的。因此，他们只能出家做和尚做道士，他们的隐居，有如八大山人一般，一肚子牢愁的。因此，他的诗文中，是有着愤怒的民族思想的。所以延昰的诗，只留下了这么一小部分，而其留下来的，也是非常隐晦的。因之，这位志士，前人是把他当作羽士看的。 张宸撰御祭文 ——董鄂后非董小宛 嘉庆上海县张宸传：“张宸，字青琱，博学工诗文，由诸生入太学，选中书舍人。时词臣拟撰端敬后祭文，三奏草，未称旨，最后以属宸。有云：‘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章皇帝（即世祖顺治）读之，泣然称善。寻迁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以求直言上疏请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以苏民困，报可，邑用安堵。旋罢归病卒。有《芦浦庄诗》《北征使奥草》。第宿，字月鹿，著《田间草堂诗》。”在上海人物志中，张宸以撰御祭文称旨，驰名于时，也是文坛佳话。 清世祖顺治帝宠爱端敬皇后，即是世所传的董鄂后。她逝世了，顺治便厌倦人世，要到五台山出家去。事虽未成，其伤心已极。因此，那篇御祭文，词臣们三次拟稿，这位和尚皇帝都觉不够恳切。直到张宸的拟稿，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后谁人”句，说到痴情皇帝心坎里去了，才 读之为之堕泪。这两联中所用古典，的确是很中肯的。（世多妄人，一定要把董鄂后标作董小宛，把冒辟疆爱人送入清宫，原是可笑的。） 孟心史先生云：“世祖崩于大内，无行遁之说，诸证已明。而世仍以吴梅村《清凉山赞佛》四首为疑，因其为赞佛，则疑五台之涉及世祖，必有出家五台之举。（帝出家未成，乃由内珰吴良辅祝发以代。）因其一再用董姓入诗，又疑董妃为冒氏姬人董小宛。夫世祖媚佛之据甚多，疑为出家，犹非无故。至董姓何必即为小宛？董鄂之董，在诗人何必辨其为非汉姓之董，而不以董姓故事附丽之？抑向来学者，于清代故事太不留意，并不知端敬皇后之出董鄂氏耶？昔年为小宛辨证，曾有专考。当小宛艳帜高张之日，正世祖呱呱坠地之年，小宛死于顺治辛卯，辟疆同人集中，海内名流以诗词相吊者无数。时世祖尚只十四岁耳，小宛则二十八岁，所谓年辰以倍者也。汉人于满姓董鄂氏，本多举其一董字为说，梅村诗程穆衡笺即如此。”冒鹤亭为辟疆后人，见孟氏《董小宛考》，以为代其先世雪诬，赠以冒氏丛书。可是世内外妄人，仍以传播流言为快，既作小说，又编成剧本影片，文人积习如此，可叹！ 关于顺治悼亡，送吴阉祝发，病痘身故，丧葬大典，及康熙继位经过，张宸有专记可备参证。 画家吴渔山 清初六画家，四王（王鉴、王原祁、王翚、王时敏）、吴（渔山）、恽寿平（南田），著称一时。渔山名吴历，号墨井，上海人。 渔山，本来是常熟人，他信了天主教，在上海嘉定间传教三十多年。前人把信教当作异端，替他隐讳了不说，因此，他的身世也变得很神秘了。《苏州府志》《琴川志》《辞源》，都说他“晚年绝人逃世，泛海，不知所之”。至于《同治嘉定志》、王韬《瀛壖新志》《海上墨林》《道光常昭合志》《同治上海志》，说他弃家浮海至西洋（欧罗巴）后，归寓嘉定城东十余年，这又说得太远。其实他浮海南行，只到过澳门，住了几年，才回上海。当代史地学家向达曾写了吴渔山的生平事迹，才不讳他信天主教的事，也说到他到了澳门（见《东方杂志》中国美术专号）。 吴渔山的遗著，有李问渔编的《墨井集》五卷，第一卷系李氏所辑的《渔山传记》；第二卷《墨井诗抄》；第三卷《三巴集》；第四卷《墨井题跋》；第五卷《吴渔山口铎》。大三巴是在澳门的一个 教堂，这卷诗是在那教堂中做的，所以称《三巴集》（大三巴教堂已毁，今余大三巴牌坊）。口铎便等于儒家的语录。《三巴集》和《口铎》是渔山信教后的著作，所说多是教理。此外还有《桃溪集》《写忧集》《暂永集》，书名见于《墨井诗抄》序文，原书存亡不可考。又有《三余集》。今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有抄本，李氏所未见。 渔山入教后，西名西满沙勿略，西姓雅台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澳门，二十一年入教会，二十七年进任司铎职。其后回上海，仍任传教工作。康熙五十七年卒于上海。以天主教礼葬于耶稣会墓中。教士孟由义为立碑记。 渔山在澳门和西方教士相往还，因得鉴赏西方美术，因此，他的画颇受西洋画的影响。 （大三巴，昔日为圣保罗天主教堂，建于1594年，为天主教在中国所建第一教堂，传系日本天主教徒参与建造。1835年1月26日，教堂大火，壮丽圣堂成为焦土，其前壁巍然独存，成牌坊。牌坊共分四层，其顶刻有鸽形铜像，为圣神之表记。其下为耶稣像、圣母像、圣保罗等使徒四人像。） 神话化的刘大人 ——静安寺中一个神道 上海静安寺，我们看过了天王殿，其旁有一别座，那儿也塑着一位神道：黑须、红面孔、蓝袍、黄马褂、乌靴、赤顶珠。这位神道是谁呢？香案上供奉着牌位，写道：“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护理江苏巡抚、江苏布政使、前上海县知县松岩讳郇膏刘公之神位。”原来是太平军时期的上海知县刘大人。 姚公鹤《上海闲话》称：“红顶暖帽，身穿长褂，脚踏方头靴。顷过祠中见之，长褂已旧而污，大约系衬衫，其袍褂已失去，脚下踏两兽，尤为奇绝……神像之旁，左有一黑面纱帽补服之像，右有二皂帽补服白面之像。大约黑面者系判官身份；白面者系承差身份。何以皆用明代服色，又不可晓。黑面之像，獠牙怪状，有签筒供人求签。”他描写得很有趣。不过，我到上海时，已在1917年一度重修以后，所见稍有不同，现在神像脚下系木做的踏板，并无所谓“两兽”。袍褂很鲜明，并不旧，也无污迹。像旁系一女像，并无黑脸判官和白脸公差了。 这位刘大人，河南陈州府太康县人，那是汉代郑当时和晋朝谢安石的故乡。他在未入仕途以前，人是颇有点豪气的，直到后来，他做上海知县时，以“刚直不阿”为人民所敬仰。前人说他：“少时任侠，喜拳棒，为人复仇，白昼杀人，人无敢近之者。中年折节读书，登进士第。出宰上海时，年已知命，而膂力犹强。”（《锄经书舍·零墨》卷二）在兵荒马乱时代，做上海知县是一个很适当的人物，因此立了军功，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不过，这位率直的北方老粗，他倒明白民间的疾苦，在文治上颇有贡献。本来，上海县的定纳租税，贫民俱由土豪包揽。刘大人为之厘定赋则，贫民直接输官，减去许多勒捐敲诈的苦痛。又，上海县每逢命案发生，举行检验，地方痞棍勾结衙门公差，常无端吓诈，借以图财。苦主冤罪与否，不必谈；即邻近居民亦遭殃及，乃至破产。刘令严厉禁绝，将一切搭棚官厅供应费用，定下章程，谓募捐款，归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他毕竟是难得的亲民之官。其他在战时，维持书院经费、修筑河塘，都是值得沪人怀念的。 刘大人幼得母教，他做了县令，微薄薪给不敷开支；他母亲鬻田产相助，也算了不得的贤母了。他有一妾姓朱，南汇人，对他和太平军作战颇有帮忙。前人说她：“能开六石弓，匹马单刀，迎太平军于龙华镇，十盈十决，杀敌以数十计，卒以奋勇直前马蹶遇难。”她是十分勇敢的。据说刘像旁的女像，便是纪念她的战迹的。 1866年（清同治五年）刘母病殁于刘署苏抚任内。刘丁忧扶柩回河南故乡，不久，他自己也病逝了。上海人一直纪念他：“每年出会，名曰‘刘大人放赈’，经理此事者别有一会。”一个近代人的神话化，正如浙东之有“胡爷爷”。（胡爷爷，北宋地方官，姓胡名则，治浙东永康有政绩。） 刘丽川小刀会 最近“小刀会”攻占上海的剧本在上海上演，剧中所说故事，可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件大事。 小刀会，原是反抗清廷统治的太平军的支流，曾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攻占上海城，先后十七个月。他们除了力抗清军，也曾着手政治建设，终因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暗中支持清军，小刀会以无后援而败灭。这对于上海，也是一个转捩点。 1853年9月8日，那时，太平天国已经定都南京，小刀会首领刘丽川、潘可祥等率领党徒六百余人攻占了上海县城，派兵分守各城门，并张贴告示，自称“大明国统理大元帅”，改元天连。两日后，分兵攻占宝山、川沙两城，同时，潘可祥等攻太仓，周立春攻占青浦，完成了互为犄角的外围防线，一时声势浩大，人心兴奋。 9月23日，清兵分两路反攻，刘存厚军和臬台吉尔抗尔的军队，夺占宝山，并进攻青浦，周立春阵亡，嘉定遂危。潘金珠等八 百余人，迎战于黄渡，为清兵所败，清兵遂直抵上海城郊，驻师新闸一带，号称“北营”（旧跑马厅一带，今人民公园）。松江知府蓝蔚雯和右营参将周震豫部队，驻扎小马桥，防剿局勇目李恒蒿等进驻卢家湾，称为“南营”。同时，黄浦江中还有水兵相呼应，包围了上海城。9月30日，清水兵进泊龙华港，用炮火向城中遥轰，北营兵也从郑家木桥攻北门，小刀会众据城坚守，城门紧闭，发炮抵抗；粮食及日用品就从东北门缒挂而入。 清兵围攻，既未得手，北门外、小东门外羊毛弄一带民房，被双方军队拆毁，灾民都逃到租界去了。双方僵持到了1854年2月6日，刘存厚部从北门开地道，用炸药轰炸，城崩四五丈，清兵从缺口入，冲到九亩地，被潘可祥抵抗，又行退出。不久，清军复进，占了福建会馆（今黄浦区公安局原址）。刘丽川率队出城应战，在四明公所和福建会馆间，成为双方会战之区。 战争一持久，小刀会内部福建、广东两帮起了分化作用，又受清军、法军联合进攻，终于无法支持，1855年2月17日（清咸丰五年元旦），松江兵杀进南门，刘丽川率领亲信冲出西门，为广西兵所杀，小刀会也就这么结束了。 双方对峙时期，刘丽川用涂谓仁的建议，行蓄发令，并收废铜，自铸铜钱，文曰：“太平通宝”，背作日月形。清军一方面和洋人联络，一方面切断小刀会和外人租界的交通，得了法人的同意，在洋泾浜南建造围墙，直到护界河，自此城内外交通完全断绝，粮食渐起恐慌，城内居民相率逃出城外，小刀会转趋颓势了。 海上三奇才 造物忌吾辈，才高无碍狂。乾坤容不得，海外作诗王。 ——王韬（紫铨） 在昔韩擒虎，手缚陈国主。输君运兵谋，说笑事已毕。 ——马省叔（通伯） 海上三奇士，剑老今已死。头颅解赠人，不愧奇男子。 ——蒋剑人（敦复） 上面这三首诗，蔡鹤龄所作，见于许起（壬匏）的《珊瑚舌雕谈初笔》。许起和蒋敦复，都是王韬的好友，他们三人都参加过太平军，后来都退隐下来；王韬则逃到海外。蒋敦复字纯甫，号剑人，宝山人，他得罪了宝山官吏，畏罪避祸，当了和尚，释名“铁岸”。他参加了上海刘丽川小刀会的起义，刘丽川失败了，他就 伏处租界，托于外人慕维廉。他著有《啸古堂诗文集》，峻厉风发，颇受龚定庵的影响。他的《沪城感事诗》很传诵一时。诗云： 长歌当哭起苍茫，藜藿难同肉食肠。 一将无功枯万骨，普天多难剜千疮。 人才可惜遗麟凤，民命何堪试虎狼。 读罢阴符增太息，忽看匣剑吐奇光。 一腔子都是抑郁不平之气。 蒋氏的《啸古堂诗文集》和许起的《珊瑚舌雕谈初笔》，都由王韬为之刊行。许氏字壬匏，江苏长洲秀才，太平军失败后，他也隐居下来了。王韬在序文中说： 余与壬匏为同岁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雇未及一年，以母病去。十九岁，余馆锦溪。二十岁，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门。二十二岁，先君子见背，遂往沪渎，明岁移家焉。自此为东西南北之人矣。饥驱罕暇，终岁不得一归。归必过从，挥麈纵谭，往往月斜不去。三十岁以足疾，息影遽庐，互相倡和，得以排闷遣愁。庚辛之间，沧海横流，江浙沦陷，壬匏以避寇来此，谋卜一廛，唯是全家势不能俱徙，既恋田园，复惊凤鹤，不得已仓皇千里入虎口。壬匏一病几殆，余以道梗兵阻，留滞里中三月。同治元年夏四月回沪，闰八月中旬，航海至粤东，遂寄迹焉。去家弥远，盖与故人隔绝，与壬匏不通音问者孜十余年。丁卯冬，余年四十，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羁栖英土，载历寒暑。庚午（1870年）还粤，己卯（1879年）以至扶桑，取道歇浦，逐抵金阊。壬午（1882年） 自粤归吴，倚棹阖阁城旁，系缆天随祠畔，重登椒叶堂与壬匏相见。呜呼，此别盖冉冉二十有一年矣。壬匏鬓已苍白，酒酣耳热，辄谈昔日沧桑事，不禁唾壶击碎，泪为之涔涔下…… 这倒是我们了解他们三人交情的好史料呢！ 王韬的一生 王韬，他可以说19世纪中期，中国文化界的杰出人物。长洲县籍，生于甫里村，死在上海寓庐，享年七十岁。他生时文名盛著，和蒋敦复、李善兰、管嗣复、黄公度，都是朋友（可看《弢园文录》）。兼通英国文学，留心世事，好谈时务，几次上书当道，未能见用。清同治初元，以避嫌祸远游香港，办报、著书。后来随着西人到了英国，助西人译中国的经史。返港时游历欧洲。他注意法国的革命运动。也曾到过日本，和彼邦人士往来甚密。清光绪十年，返上海主持教务，住近跑马厅旁。晚年在西城自建城西草堂，不久便病逝了。 这位迎接西方文化，开出启蒙期思想改进的前驱战士，他是早慧的。十二岁（清道光十九年）从文读书吴村，便已学做诗文。十八岁以第一名中秀才，其文颇得提学使张小坡称赏。十九岁便在陈墓镇处馆，自此博涉群书。到了清道光二十九年，那时他二十二岁，应西人麦都思聘，到上海墨海印书局任编辑，这是他 接触西方文学及现代印刷术之始。（一部近代报业史，便是一部印刷技术史，可于伦敦《泰晤士报》的发展史见之。）到了二十六岁，他已熟通英文，和西人艾约瑟先后译述《格致西学提要》。他的科学思想，就是这么充实起来。他在上海十多年，到了清同治元年，他三十五岁，以上书李秀成被嫌。英领事李华陀替他向清廷疏解不获，乃于闰八月十一日乘船往香港，在港应英人理雅谷之聘，助译《尚书》。自此改名韬，字紫诠，自号天南遁叟。他在港助英人译述中国古籍，先后五年。到了同治六年，那年他四十岁，秋间应理雅谷招，在英国，佐译经籍。道经巴黎伦敦。抵英，居苏格兰。在英三年，到了同治八年，自英返港，道出巴黎，谒法哲学家儒莲。返港后，辑成《法国记略》六卷。 同治十年后，他居香港八年，从事丛述。先成《瀛壖新志》，继成《普法战纪》。同治十二年，他和友人集资设印局，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华文报纸最早的一家。那几年，他写了《瓮牖余谈》《遁窟谰言》《弢园尺牍》等书。他风流倜傥，好作冶游，曾作《海陬冶游录》《花国剧谈》《艳史丛钞》。 清光绪五年，他才返上海，曾回苏州住了三天。闰三月，他从上海往日本，经神户、横滨到了东京，前后住了一百多天，与日本文士诗酒往还不绝。其明年又返香港，直到光绪十年，那时他五十七岁，才从香港移家上海，终老于上海了。 关老爷 上海人中，有两个关老爷，一个是三麻子（王鸿寿），他是舞台上的关云长；一个是会审公堂的关老爷，叫关炯之。 关炯字炯之，湖北汉阳人，倒是关云长的后代，从湖北荆州移居汉阳的。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应乡试，就读于博文书院，通西文，创办湖北民办中学及速成学堂。中举人后，以同知到上海任会审公堂委员，他刚正不阿，对外人不屈不挠，声名鹊起，升任知府，调署南通直隶州。辛亥革命后，又回任上海会审公堂主审官，久于其任，直到1928年，始辞职。在沪廨先后任了二十年，著名的黎黄氏案，便是他任内里巷流传的大事。 陈定山记沪上往事，凡声色犬马，事涉荒唐的都很出色。他写过《金少山传》《李春来传》，也都十分传神。李春来，北京近郊高碑店人，春台梆子科班出身，到上海满庭芳演出，武装玉貌，为歌场女性所追求。那时，北里名妓张书玉、金小宝、陆兰芬、林黛玉有四大金刚之称，她们都是痴迷李春来的人。 “淫娃荡女，皆以得花蝴蝶一顾盼为登仙”云。 那时，有一广东小孤孀张镜兰者，带着岭南巨富的遗产到上海做寓婆，富有地产，又嫁一位广东医生黄某。黄某也是富人，和关老爷为换帖交。不久，这位医生也以痨瘵卒，镜兰君再寡，不耐孤鹄生活，看见李春来子都之姣，色授魂与，她每天穿着淡素缟衣，日日登楼捧场。有一晚，春来演《白水滩》，镜兰远远投上了珠蝴蝶，全院哗然。及卸装出院，忽有大汉四人，拥之入一马车。春来本花丛老手，知道这便是北京所谓黑车。未几到了一巨宅，一妇人笑立相迎，便是那掷珠的缟衣人，不觉目贻神夺，乃被专为禁脔了。这些天，天仙茶园天天回戏，里巷传为异说。李春来颠倒花丛，也就乐不思蜀了。这一件事，在当年的名教观点上，那是礼法所大忌。关老爷以故人之妻，如此荡检踰闲，引为奇耻，乃派会审公堂探目数十人往捕，直入镜兰闺中。粤人也大动公愤，向捕房控告，封闭了天仙茶园。李春来也锒铛入狱了。镜兰花了大钱，替春来设法，而众怒难犯，关老爷加重判了七年徒刑。这也是关老爷公案中一件大事。 不过，关老爷是书生，却又碰上了另一书生“我佛山人”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也是广东人）。有一回，吴到了上海，住在谦泰栈，夜半，栈中失火，他仓皇取了铺盖就走，茶房当他是抢火贼，拉住他的辫子，打了他一个耳光。吴趼人打起广东官腔，不肯罢手，闹到公堂，由关老爷审理。关老爷判那茶房罚五元赔礼。“我佛山人”却怒极了，当场掏出银洋十圆，拖了关老爷的辫子，要打他两个耳光，他对关老爷说：“这是你定的公价！”弄得关老爷下不得台（见当年的《春江花日报》）。 宋渔父（教仁）墓 当时诅楚祀巫咸，此日坏殷吊比干。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名成易，谋国全术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于右任《题宋墓前》 宋公园，为宋教仁墓园，在上海闸北宋公园路。于髯老题了诗，又有小注：“宋教仁先生遇害后，公葬上海，余杭章炳麟先生在北京狱，篆‘渔父’二大字，右任得之，镌于宋像石座。宋先生为《民立报》撰文，自署桃源渔父。”于氏又于宋氏石像后题语云：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 诸心肝，质诸天地！ 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站被刺身亡，这是国民党和袁世凯破裂的导火线。吴铁城曾在回忆录中追记当时情况，说：在袁世凯主持下的新政府，一切设施，大都越出了宪政轨道，显露出“唯我独尊”的专横。时宋教仁经长江各地游说到沪，鼓吹责任内阁制度至力，多数议员和之。但另一方面，袁世凯弄权窃国，“端倪”已露，部分舆论又阿谀之，谓为雄才大略，袁氏更骄满自喜。这两种势力，如水相激，即起波澜，袁氏谋去宋教仁之杀机已伏。 那天晚上，宋自沪拟乘火车赴京，各省国会议员及重要国民党员多人，设宴于四马路一枝香茶馆，欢送饯别，酒酣耳热，宋慷慨陈词，强调责任内阁的重要性。席散以后，宋驱车赴北火车站，当时送行的人很多。不料走进车站，离月台不远的地方，蓦地有人向他背后发枪轰击，弹中要害，重伤扑地。这一突然事件，车站顿时骚乱，送行同志们急召救护车将他送入海宁路铁路医院，卒因伤重逝世。 噩耗传出，上海同志固悲愤异常，全国也为之震惊，大家心里明白，一定是袁世凯所主使。当晚，英捕房在旅馆中搜查，抓到刺宋凶手武士英，又搜出购凶主谋人应夔丞，在应的寓所，又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密电，居间承转的是洪承祖，证据确凿，真相大白。袁世凯便拉破面孔，和党人正面冲突，北洋军南下攻占苏、皖、赣，党人和二次革命，一下子也失败了。直到袁世凯帝政失败，宋渔父的纪念碑，才正式建立起来。 天虚我生 ——陈栩园 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可以算得中国报纸副刊最有名的一种。那一连串先后编辑中，天虚我生（陈栩园）、周瘦鹃和黎烈文，都是很有名的。 友人写《自由谈》的始末，说：“1916年10月31日起，改由天虚我生编辑，第一篇游戏文章，他自己作题曰：《召请投稿家》，第二篇为诗话，第三篇为小说，都是他自己的手笔。1918年10月10日，《申报》新屋落成，天虚我生辞职，《自由谈》由陈冷血兼编。他先后编了三年。” 陈栩园名寿同，字昆叔，浙江杭州人。天虚我生，乃是他的笔名。他的儿子陈定山描写他，有颀长的身体，戴着金丝边近视的眼镜。熟罗的长衫，常常喜欢加上一件一字襟的马甲。手上拿着一把洒金画牡丹的圆扇，风度很飘逸的。我到上海时，他已经成为创造无敌牌牙粉的民族实业家，只见过一面。不过，我十二岁时，便是《自由谈》写稿人，我在《申报》写稿，就在他主编时 开始，在我的幼年心理上是件了不得的鼓励。 栩园才华，也是多方面的，他在十九岁时，已写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自署“天虚我生”自此始。他又和何公旦、华痴石合著《三家曲》《海棠香梦词》。他们的家在紫阳山麓，相传是南宋韩侂胄南园的一角；花木茂盛，山石玲珑，有一株数人合抱的娑罗树，也是南宋遗物，树荫数亩。其下为惜红轩，玻窗三面，绿树绕池。轩外为箭道，挂着几张弓，就是栩园兄弟习武之地。远在清朝末年，栩园已经对应用科学发生兴趣，他懂得物理化学，学得机械原理，他在杭州清和坊开办萃利公司，专运西欧化学仪器到杭州来。第一架留声机，也是他运到杭州去的。因此杭州人都说栩园是怪、力、乱、神的新媒婆。这样，他就到上海来办报，在《自由谈》上介绍家庭工业常识，慢慢变成工业化学家。 他制造无敌牌牙粉，那是抵制日本货“金刚石”“狮子”牙粉的最有名的国货。其始，他代理浙江镇海县知事，访故友何公旦于慈溪，他看见海滩上遍是乌贼鱼骨，那是牙粉的主要原料。他们父子便开始研究“镁”的制造，后来就组织了家庭工业社。“无敌”系蝴蝶的谐音，栩园亦号蝶仙，定山本名小蝶。包装图案则是“球拍”“蝴蝶”“玫瑰”三种交互组成，我相信四十以上的人，都用过这种牙粉的。栩园也有制造机器的天才，他曾造了卷筒造纸机，也自造了牙粉制造机，从筛粉、加香到包装成品，都由机器转送。他富有文艺复兴启蒙期的气息。中国的民族工业与小型工厂以上海为最发达；栩园正是此中倡导人物。他的女儿陈小翠、儿子陈小蝶（定山）能文能诗，只是头脑顽固一点，不如栩园有朝气了。（这句话，定山一定要骂我的了！） 再谈『国货之隐者』 陈栩园（天虚我生）临死时，把那颗“国货之隐者”牙章，交给长子定山。这颗牙章，有着栩园自己的愿望。他的朋友谢铸陈对定山说：“你父亲的这个图章，是很难继承的，因为提倡国货是人人有责，而要在成功史上做一个隐者，是不可即的。”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民族实业家，如张季直、黄炎培，他们的共同抱负，而且都带点名士气。到了陈定山，他的名士气味就比他父亲更重，而对花花世界的荒唐生活，也比对实业更有兴趣些。 定山曾经在杭州清波门学士桥畔，明末名士李流芳垫巾楼遗址建造了一所别墅，地广十亩。他就用画中九友来分题亭榭。他的父亲看中了这别墅，把它改造成造纸厂办事处；假山石畔，做了打纸浆的化分池，五间大厅，满堆着稻草和竹浆。他父亲对他说：“琪儿，你这许多空屋是做什么的？我现在替你化无用为有用，你还不开心吗？”这小事，可以看到他们父子两人兴趣上的区别。 在栩园的晚年，有一件值得特别大书的大事，便是抗战初期，他是代表着民族实业家，坚决主张迁厂到西南去的一个人。“八一三”战事既发生，栩园就叫定山到上海，在市商会提出了迁厂建议，以疏散的立场，劝告上海工厂向后方迁移。实业部也就组织了迁厂委员会，由邹秉文、林继庸担任迁厂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凡一切车辆、船只，由供应委员会筹划，市商会垫发迁厂资金。可是栩园发动搬迁家庭工业社，他们的好友、家庭工业社厂长李新甫就反对迁厂，说：“这是谁的计划？要迁，你营业部迁，我的厂不迁。”他笑栩园父子是傻子。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如此，许多大厂家老板也都这么想，栩园他们所组织的机制国货联合会会长陈美连原是栩园的信徒，一提到迁厂，他就反对。也有赞成的，如康元制罐厂、天厨味精厂、双轮牙刷厂，都是首先响应的。栩园要迁家庭工业社以为名厂之倡，李新甫总算答应将上海厂存的一半原料和装潢搬到汉口去，结果也成画饼。其结果，上海南站附近的总厂，其中包括牙粉厂、汽水厂、印刷厂、玻璃厂、制盒厂，都被日机炸掉了。李新甫说他们父子是疯子，到后来才明白栩园的迁厂打算是不错的，却已来不及了。项康元的迁厂船只，乃是李新甫把家庭工业社名下的十六只船转让给他，才搬到西南大后方去的，栩园首先倡议搬厂的，却什么也没搬出。 抗战中期，栩园又从成都回到上海，便在上海去世了。临死时，他对子女说：“我以名士身来，还为名士去！” 地皮大王 ——程麻皮（霖生） 我说到过的英租界那条麦特赫司脱路 [1] 上有过一所顶富丽堂皇的夜总会：丽都饭店，那是地皮大王程麻皮（霖生）的房子。1937年，锦江饭店在那儿开分馆，8月13日晚上，有人请我们在那儿吃晚饭，感慨很深：一则上海战事已经发生，到这样的地方吃饭，总觉得于心不安；二则，我和陶行知先生在程家住过几天，而今前度刘郎重到，大厦已非旧日程家园了。 程霖生，安徽绩溪人，先世以茶漆商起家；到了上海，转做地产，有地皮大王之称，和哈同一样的煊赫。民国十年前后，他的财富总在亿元以上，和盛宣怀相伯仲。地产随着租界的繁荣而蒸蒸日上，他这位南面王，有如清末的杭州胡雪岩，过着奢华生活。孟尝君食客三千，他也是每天筵满华堂的。我们在他家做客时，他已经慢慢窘迫下来。他有一天和下人发脾气，把一盒首饰倒向马 桶，也还值得十多万元，表示老爷不穷之意。这种手法，也正显得这位大王只是草寇，没有什么气度的。 那时，程氏于地皮以外兼做标金买卖。每日，他们就在金业公所斗宝。“每晨听汇丰银行先令挂牌，借以定下那日的标金开盘之高下。标金买卖例以一枰（七条）起码，其时投机最少也以七枰为起码交易（七枰四十九条），稍高则为二百十条，一进出间筹码数十万元。但凭彼此一伸手为号，既无拍板，也无记账，彼此信用卓著，从无差失。”这便是一种赌博。程霖生挟其多金，在场人出我进，专做多头，投机标金，一扯千枰，举重如轻，日赢数十万元。这便是祸根所伏。当时，洋商地产巨商，如沙逊、哈同，资本都很雄厚，而天主堂神父，乃是上海高利贷的巨熊，除了汇丰，大部分地产都抵押在那些神父手中。程霖生手中虽有大量地产，就因为做标金买卖，大部分也押给天主堂神父了。上海商业金融，向来阴阳历并行，两次结账，阳历在前，阴历在后。大率银行用阳历，钱庄用阴历，所以投机的人，可以前后腾挪，左右逢源，注此挹彼，十瓶九盖也不会露出马脚来。到了1930年后，国家银行也厉行阳历结账，钱庄也改从新例。政府为严防投机，限制道契抵押。又当国际情势恶劣，洋商地产业纷纷抛出，天主堂又迫着赎契，于是程大王一落千丈，亿万富翁也和胡雪岩一样，宣告破产了。债主们要了他的全部财产，只送五万元现款给他，大王也就困于垓下了。 我国堪舆名著，出于皖人之手，说中国四大风水，其三都在皖南。程氏就花了二十万元买下那风水，葬了他的母亲。葬后不久，程氏却破败了。此事可为谈风水者一戒！ * * * [1] 今泰兴路。——编者注 赛金花 往日矜夸一任谩，远来共醉事殊难。 高楼罢酒天初雨，短榻挑灯夜向阑。 流落倾城同一叹，忖量终岁得多欢。 此怀恐逐晨钟尽，留遣回肠报答看。 ——林暾谷《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 林旭（暾谷），戊戌政变殉难志士之一，他和赛金花交谊很密切，把她的照片看作宝物。大兴里，正是长三书寓的集中地区。 长三书寓之有赛金花，也就等于咸水妹之有罗迦陵，交际花之有陆小曼、唐瑛，电影明星之有张织云、胡蝶，可写入上海名人传的。赛金花本姓赵，生长苏州，原籍徽州，家世业典当商。她祖父和朋友在苏州合伙开当铺，就在苏州落户了。她的母亲是苏州人。“彩云”是赛金花的奶名。姓傅是冒用的。嫁了洪家，取名梦鸾，脱离洪家后，又改名“梦兰”（又名曹梦兰）。她们家 住苏州周家巷。她们赵家，家道中落，十三岁时，由于她家老婢女阿金的哄劝，到花船去以清倌人身份应酬条子。（那时候，苏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在仓桥一带，往来于阊门虎丘一带。叫条子的规矩是谁叫的条子，姑娘就搬个凳儿坐在谁旁边。）这样，她就认识了洪状元（名钧，号文卿），嫁给他做妾，那时洪氏五十岁，她十四岁。洪氏出使欧洲俄、德、奥、荷四国，正太太王氏不能随行，便由她代行正太太的职位，这样就出了洋了。（她出洋时，只有十四岁，回国时才十七岁，有人写小说，说她行为浪漫，风流勾当颇多，都是凭空诬蔑，不足为据的。） 洪钧回国，留京任兵部左侍郎，住在东城史家胡同，不久便病逝了。那时，赛金花只有十八岁，洪钧遗命给她五万块钱，也给洪的族弟洪銮吞没了。她就脱离洪家，到上海来自立门户，她找了一个男人，叫孙少棠，天津人，跟孙菊仙是同族。她说：“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脸上许多黑斑，还有麻子，只是体格魁梧，性子也柔和，故我俩情爱甚笃。他行三，上下都称呼他‘三爷’。”她有了孙三，才把从洪状元那儿找不到的幸福找到了，她满足了。 赛金花在上海二马路彦丰里买了房子，包了两个姑娘，一叫月娟，一叫素娟，后来她自己也挂牌，叫曹梦兰，规定每礼拜六、日两天见客。后来，她又移到了大兴里。她那时年轻美貌，车马盈门。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夏天，赛金花跟着孙三儿回天津，在天津开门口，在江岔胡同租了房子，开了南方班子，接了五个南边姑娘，她自己也出名应酬名人，班子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