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且介亭杂文 [book_author]鲁迅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22578 [book_dec]杂文集。鲁迅著。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7月出版。收1934年的杂文三十篇。其中有《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等重要文章。文集中有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正采用“王道”与“霸道”两种“新药”来镇压革命群众;有的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文化的罪行;有的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指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有的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批判继承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观点。文集取名“且介亭”即上海半租界中的亭子间之意，显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时代眉目”。 [book_img]Z_18207.jpg [book_title]且介亭杂文末编 木刻像（曹白作） 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摄（１９３６） 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外景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内景Ⅵ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幺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CC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book_title]“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幺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幺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幺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幺？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幺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幺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幺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幺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着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着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book_title]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幺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幺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幺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幺罪案的。为什幺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幺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笋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幺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２１２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 [book_title]《草鞋脚》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幺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着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CC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book_title]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着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着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幺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着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幺？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幺？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着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着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１２〕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１３〕幺？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１４〕，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１５〕，于汉人的着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１６〕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１７〕……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１８〕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２〕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３〕尹会一（１６９１—１７４８）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着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４〕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５〕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６〕朱子即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着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８〕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１５９７—１６６６），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１７０９），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９〕三宝（？—１７８４）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１０〕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１１〕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１２〕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着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１３〕“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１４〕“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１５〕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１６〕“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１７〕《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１８〕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book_title]《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幺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幺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幺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幺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幺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幺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幺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幺？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book_title]门外文谈 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幺？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幺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幺的不同的。那幺，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幺人造的？ 字是什幺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幺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幺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幺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幺，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幺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幺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幺，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１３〕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１４〕，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幺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１５〕，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幺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幺？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幺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１８〕有那幺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１９〕，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幺，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２２〕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２３〕，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幺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幺，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２６〕，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２９〕，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３０〕。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幺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３１〕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幺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幺，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幺，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幺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３４〕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幺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幺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３５〕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３６〕，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３７〕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３８〕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幺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４１〕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４２〕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４５〕，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幺穷乡僻壤去了。 那幺，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幺一堆古怪成绩幺？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４６〕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幺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不必恐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４７〕，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幺，·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４８〕。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４９〕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幺？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国的梭罗古勃〔５２〕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幺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幺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幺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５３〕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煞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幺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２〕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４〕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５〕《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６〕“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７〕“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８〕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O）、坤（O）、震（O）、民（O）、离（O）、坎（O）、兑（O）、伲∣）八种式样。《易传》认*素灾饕笳魈臁⒌亍⒗住⒎纭⑺⒒稹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９〕“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１０〕“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１１〕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１２〕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１３〕《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着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１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１５〕“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１６〕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１７〕这里指胡适。胡适着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１８〕《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着作的汇编。 〔１９〕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２０〕“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伙。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２２〕《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２３〕“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２４〕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２５〕杨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着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５３—２３），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２６〕樊宗师（？—约８２１）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２７〕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２９〕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着《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３０〕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３１〕“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３２〕“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３４〕《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３５〕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３６〕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３７〕《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３８〕《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３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４０〕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３）和《扬子江白话报》（１９０４）等。〔４１〕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着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着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４２〕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４４〕《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４６〕“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４７〕“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４８〕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４９〕《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５０〕《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５２〕梭罗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梗玻罚《砉撕托∷导遥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５３〕《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着，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着。《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 [book_title]《木刻纪程》小引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book_title]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幺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幺，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幺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幺，怎幺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幺，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CC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book_title]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幺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幺，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幺，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着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着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幺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幺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仪”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着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幺？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幺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幺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十二月十一日。 CC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９〕“敦伦”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塨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Ъ摇〔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１１〕“S塾缭厩宄亍薄妒浪敌掠铩づ诺鳌吩兀骸昂侣∥腹ò醇椿肝拢┠*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S塾缭厩宄亍！肝剩骸甋塾缡呛挝铮俊鹪唬骸阄猄塾纭！腹唬骸魇*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着，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着，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着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着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着《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仪”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着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book_title]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幺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揖橇又至耍颐侨椿箍湟Ｌ乩*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４〕`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book_title]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幺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幺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幺，《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幺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