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东坡文钞 [book_author]苏轼 [book_date]宋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诗文集,完结 [book_length]224998 [book_dec]二十八卷。宋苏轼撰,明茅坤选评。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大名兵备副使。文学家、藏书家,曾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二苏文钞》四十八卷并加评语刊行于此。是本也坤所选编并加评语,红黑二色套印本,盖万历年间所刊。苏轼文28卷,计制策2篇,上书7篇,札子14篇,状12篇,表、启27篇,书22篇,论70篇,策25篇,序传10篇,记26篇,碑文6篇,铭、赞、颂15篇,说、赋、祭文、杂著15篇。 [book_img]Z_18216.jpg [book_title]《东坡文钞》引 予少谓，苏子瞻之于文、李白之于诗、韩信之于兵，天各纵之以神仙轶世之才，而非世之问学所及者。及详览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张方平滕甫谏兵事等书，又如论徐州京东盗贼事宜并西羌鬼章等札子，要之于汉贾谊、唐陆贽，不知其为何如者？朱晦庵尝病其文不脱纵横气习，盖特其少时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为两制及谪海南以后，殆古之旷达、游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获罪，卒不能安于朝廷之上，岂其才之罪哉？予录其制策二首、上书七首、札子十四首、状十二首、表启二十七首、与执政及友人书二十二首、论七十首、策二十五首、序传十首、记二十六首、碑六首、铭赞颂十五首、说赋祭文杂着十五首、釐为二十八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book_title]卷一·制策 【御试制科策一道（并策问）】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盩。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无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仍岁以来，灾异数见。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弥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 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谓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中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 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今也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盭。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 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馀；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馀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复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盭乎？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所谓“利入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皆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呴温暖之政，万事惰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 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毛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比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擿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擿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镈，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议”。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弥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宫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 【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并引状问）】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编排举人试卷。窃见陛下始革旧制，以策试多士，厌闻诗赋无益之语，将求山林朴直之论，圣德广大，中外欢悦。而所试举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为虑，不敢指陈阙政，而阿谀顺旨者又卒据上第。陛下之所以求于人至深切矣，而下之报上者如此，臣窃深悲之。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师成风，虽直言之科，亦无敢以直言进者。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非复诗赋策论迭兴迭废之比也。是以不胜愤懑，退而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学术浅陋，不能尽知当世之切务，直载所闻，上将以推广圣言，庶有补于万一，下将以开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讳恶切直之言，风俗虽坏，犹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谨缮写投进，干冒天威，臣无任战恐待罪之至。 问。朕德不类，托于士民之上，所与待天下之治者，惟万方黎献之求，详延于廷，诹以世务，岂特考子大夫之所学，且以博朕之所闻。盖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无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谓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来，所谓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时，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朕将亲览焉。 对。臣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天下安危之至计，谋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谓不切，其好之不可谓不笃矣。然臣私有所忧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欤？《礼》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然后忠言至计可得而入也。今臣窃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实其中，邪正之党已贰其听，功利之说已动其欲，则虽有皋陶、益稷为之谋，亦无自入矣，而况于疏远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惧也。若乃尽言以招祸，触讳以忘躯，则非臣之所恤也。 圣策曰“圣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臣以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为颠倒失序如此。苟诚知之，曷不尊其所闻而行其所知欤？百官之所以得其职者，岂圣王人人而督责之欤？万事之所以得其序者，岂圣王事事而整齐之欤？亦因能以任职，因职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谓之职，施有先后谓之序。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所宜先者义也，所宜后者利也。而陛下易之，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昔邴吉为丞相，萧望之为御史大夫，望之言阴阳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为意轻丞相，终身薄之。今政事堂忿争相诘，流传都邑，以为口实，使天下何观焉。故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得矣。 圣策曰“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于未成而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势，服人以诚不以言。理之所在，以为则成，以禁则止，以赏则劝，以言则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者，盖循理而已。今为政不务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势，赏罚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谓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则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礼》曰：“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为恶，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为善者必须自言而后信，则尧、舜、周、孔亦劳矣。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害，陛下以为仁；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则使二三臣者极其巧辩，以解答千万人之口。附会经典，造为文书，以晓告四方之人。四方之人，岂如婴儿鸟兽，而可以美言小数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为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为。未服而革之，则其弊必至于不敢革。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何者？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训、注，其志岂浅也哉？而一经大变，则忧沮丧气，不能复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谋也。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乃者横山之人，未尝一日而忘汉，虽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庆历以来，莫之敢发者，诚未有以善其后也。近者边臣不计其后，而遽发之，一发不中，则内帑之费以数百万计，而关辅之民困于飞挽者，三年而未已。虽天下之勇者，敢复为之欤？为之固不可，敢复言之欤？由此观之，则横山之功，是边臣欲速而坏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虽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坚，而势穷事碍，终亦必变。他日虽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复自信乎？人君之患，在于乐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锡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 圣策曰“田畴辟，沟洫治，草木畅茂，鸟兽鱼鳖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无为，而物莫不尽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为之，而况于陛下乎！ 圣策曰：“其富足以备礼，其和足以广乐，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兔首瓠叶，可以行礼。扫地而祭，可以事天。礼之不备，非贫之罪也。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陆贾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耳。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烦言交攻，愈甚于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广乐，岂不疏哉？古之求治者，将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则欲致刑，此又群臣误陛下也。臣知其说矣，是出于荀卿。荀卿喜为异论，至以人性为恶，则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说者又以为《书》称唐虞之隆，刑故无小，而周之盛时，群饮者杀。臣请有以诘之。夏禹之时，大辟二百，周公之时，大辟五百，岂可谓周治而禹乱耶？秦为法及三族，汉除肉刑，岂可谓秦治而汉乱耶？致之言极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徒闻其语而惧者已众矣。臣不意异端邪说惑误陛下，至于如此。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岂独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时哉！所以诛群饮者，意其非独群饮而已。如今之法所谓夜聚晓散者，使后世不知其详，而徒闻其语，则凡夜相过者，皆执而杀之，可乎？夫人相与饮酒而辄杀之，虽桀纣之暴，不至于此。而谓周公行之欤？ 圣策曰：“方今之弊，可谓众矣。救之之术，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后”。臣请论其本与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择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则所施之宜，当先观大臣之知人与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皆审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讲习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于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此岂有法而可传者哉！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知人之明，则其所短，是以失之于马谡。而孔明亦审于自知，是以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于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于公议。事已效而后行，人已试而后用，终不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于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房琯之称刘秩，关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为笑矣。陛下观今之大臣，为知人欤？为不知人欤？乃者擢用众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结审固而后敢用，盖以为其人可与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猬毛而起。陛下以此验之，其不知人也亦审矣。幸今天下无事，异同之论，不过渎乱圣听而已。若边隅有警，盗贼窃发，俯仰成败，呼吸变动，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临事解体，不可复知，则无乃误社稷欤？华佗不世出，天下未尝废医。萧何不世出，天下未尝废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请待知人之佐。若犹未也，则亦诏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 圣策曰“生民以来，称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诗书所称，其迹可见。以至后世贤明之君，忠智之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虽未尽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详著之”。臣以为此不可胜言也。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又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坚用王猛，而樊世、仇腾、席宝不悦。魏郑公劝太宗以仁义，而封伦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违众而自用者，必以此借口。而陛下所谓贤明忠智者，岂非意在于此等欤？臣愿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岂尝设官而牟利，魏郑公岂尝贷钱而取息欤？且其不悦者，不过数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book_title]卷二·上书 【上神宗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具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狄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狂，轻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殉，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跃。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弊，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生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借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哉。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着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与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隍，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尪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尪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危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贪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关公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予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图，固非小臣所能亿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故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然至于所献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屡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日，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book_title]卷三·上书 【再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三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闻之，益戒于禹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仲虺言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秦穆丧师于崤，悔痛自誓，孔子录之。自古聪明豪杰之主，如汉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谏如流，改过不惮，号为秦汉以来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圣贤举动，明白正直，不当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两言而足，正则用之，邪则去之，是则行之，非则改之。此理甚明，犹饥之必食，渴之必饮，岂有别生义理，曲加粉饰，而能欺天下哉！《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臣愚蠢不识忌讳，乃者上疏论之详矣，而学术浅陋，不足以感动圣明。近者故相旧臣，藩镇侍从，杂然争言不便，以至台谏二三人者，本其所与缔交唱和表里之人也，然犹不免一言其非者，岂非物议沸腾，事势迫切，而不可止欤？自非见利忘义居之不疑者，孰肯终始胶固，不自湔洗？如吴师孟乞免提举，胡宗愈不愿检详，如逃垢秽，惟恐不脱。人情畏恶，一至于此。近者中外欢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庆，如蒙大赉，实望陛下于旬日之间，涣发德音，洗荡乖僻，追还使者，而罢条例司。今者侧听所为，盖不过使监司体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较几何。此孟子所谓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劝以徐。知邻鸡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过，岂如是哉？ 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臣非敢过为危论，以耸动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则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并省诸军，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与士卒杂处其间，贬杀军分，有同降配，迁徙淮甸，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怀忧，而军始怨矣。内则不取谋于元臣侍从，而专用新进小生，外则不责成于守令监司，而专用青苗使者，多置闲局，以摈老成，而吏始解体矣。陛下临轩选士，天下谓之龙飞榜，而进士一人首削旧恩，示不复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怅恨者，以陛下有厌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渐消进士，纯取明经，虽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权，自以为功，更相扇摇，以谓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进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诵记注义为明经之学，若法令一更，则士各怀废弃之忧，而人材短长，终不在此。昔秦禁挟书，而诸生皆抱其业以归胜、广相与出力而亡秦者，岂有它哉？亦徒以失业而无所归也。故臣愿陛下勿复言此。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今未见也，一旦有急，则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时，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为陛下收板荡而止土崩乎？去岁诸军之始并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乐并告陛下。近者放停军人李兴，告虎翼吏率钱行赂以求不并，则士卒不乐可知矣。夫谄谀之人，苟务合意，不惮欺罔者，类皆如此。故凡言百姓乐请青苗钱，乐出助役钱者，皆不可信。陛下以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当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后有失陷之罚，为陛下官吏，不亦难乎！故臣以为既行青苗钱，则不当禁抑配，其势然也。人皆谓陛下圣明神武，必能徙义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过遂非之风，此臣所以愤懑太息而不能已也。 昔贾充用事，天下忧恐，而庾纯、任恺，戮力排之。及充出镇秦凉，忠臣义士，莫不相庆，屈指数日，以望维新之化。而冯𬘘之徒，更相告语曰：“贾公远放，吾等失势矣。”于是相与献谋而充复留。则晋氏之乱，成于此矣。自古惟小人为难去。何则？去一人而其党莫不破坏。是以为之计谋游说者众也。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或再失望，则知几之士，相率而逝矣。岂皆如臣等辈，偷安怀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逊，忤陛下多矣，不敢复望宽恩，俯伏引领，以待诛殛。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上皇帝书】 臣轼谨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贺，所以贺一阳来复也。谨按《易·复卦》：“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说《易》者曰：干，六阳之气也。为十一月、为十二月、为正月、为二月、为三月、为四月。而干之阳极矣。阳极则阴生，阴生则夏至矣。坤，六阴之气也。为五月、为六月、为七月、为八月、为九月、为十月。而坤之阴极矣。阴极则阳生，阳生则冬至矣。自太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四象，四象分为十二月，十二月分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为一候，分为七十二候，三候为一气，分为二十四气。上为日月星辰，下为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不出此阴阳之气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气，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昼夜与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则邪沴之气干之矣。故于冬至一阳之生也，五阴在上，五阳在伏，而一阳初生于伏之下，其气至微，其兆絪缊，可以静而不动，可以啬养而不可以发宣。故《干》之初九爻曰：“潜龙勿用。”孔子曰：“阳在下也。”言阳气方潜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于是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关者，门户所由以关辟也。商旅者，动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谓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门户不开，则微阳闭而不出也。利心不动，则外物感而不应也。方事不省，则视听收而不发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于国，则安静而不劳，用之于身，则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献。伏乞圣慈留神省览，实社稷无疆之福。 【徐州上皇帝书】 元丰元年十月□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备员册府，出守两郡，皆东方要地，私窃以为守法令，治文书，赴期会，不足以报塞万一。辄伏思念东方之要务，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闻，而陛下择焉。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盗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观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也。昔项羽入关，既烧咸阳，而东归则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阳而取彭城，则彭城之险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诸侯者可知矣。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纵，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数百里间耳。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州之东北七十馀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馀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顺流南下，辰发巳至，而徐有不守之忧矣。使不幸而贼有过人之才，如吕布、刘备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则京东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转运司奏乞禁止利国监铁不许入河北，朝廷从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犹小之，况天下一家，东北二冶，皆为国兴利，而夺彼与此，不已隘乎？自铁不北行，冶户皆有失业之忧，诣臣而诉者数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户，为利国监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馀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户每冶各择有材力而忠谨者，保任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却刃刀槊，教之击刺，每月两衙，集于知监之庭而阅试之，藏其刃于官，以待大盗，不得役使，犯者以违制论。冶户为盗所拟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卫，民所乐也，而官又为除近日之禁，使铁得北行，则冶户皆悦而听命，奸猾破胆而不敢谋矣。徐城虽险固，而楼橹敝恶，又城大而兵少，缓急不可守。今战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骑射两指挥于徐。此故徐人也，尝屯于徐。营垒材石既具矣，而迁于南京，异时转运使分东西路，畏馈饷之劳，而移之西耳。今两路为一，其去来无所损益，而足以为徐之重。城下数里，颇产精石无穷，而奉化厢军见阙数百人，臣愿募石工以足之。听不差出，使此数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数年之后，举为金汤之固，要使利国监不可窥，则徐无事，徐无事，则京东无虞矣。 沂州山谷重阻，为逋逃渊薮，盗贼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为不肖，愿复三年守徐，且得兼领沂州兵甲巡检公事，必有以自效。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自陛下置将官，修军政，士皆精锐而不免于逃者，臣尝考其所由。盖自近岁以来，部送罪人配军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军。军士当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费，非取息钱不能办，百姓畏法不敢贷，贷亦不可复得，惟所部将校，乃敢出息钱与之，归而刻其粮赐，以故上下相持，军政不修，博弈饮酒，无所不至，穷苦无聊，则逃去为盗。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馀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盗之一端也。 臣闻之汉相王嘉曰：“孝文帝时，二千石长吏，安官乐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转相促急，司隶、部刺史，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于今，郡守之威权，可谓素夺矣。上有监司伺其过失，下有吏民持其长短，未及按问，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由此观之，盗贼所以滋炽者，以陛下守臣权太轻故也。臣愿陛下稍重其权，责以大纲，略其小过，凡京东多盗之郡，自青、郓以降，如徐、沂、齐、曹之类，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然缗钱多赐则难常，少又不足于用，臣以为每郡可岁别给一二百千，使以酿酒，凡使人缉捕盗贼，得以酒予之，敢以为他用者，坐赃论。赏格之外，岁得酒数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盗之一术也。 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 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史，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丙吉出于狱吏，其馀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其条目委曲，臣未敢尽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昔晋武平吴之后，诏天下罢军役，州郡悉去武备，惟山涛论其不可，帝见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盗贼蜂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其言乃验。今臣于无事之时，屡以盗贼为言，其私忧过计，亦已甚矣。陛下纵能容之，必为议者所笑，使天下无事而臣获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图之，则已晚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熙宁十年）】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吴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尝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馀，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馀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陵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馀，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狃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 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怨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馀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馐，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罢软凡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馀，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役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岁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棰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 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唯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借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论西夏书】 臣素无学术，老不读书。每欲披竭愚忠，上补圣明万一，而肝肺枯涸，卒无可言。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虽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窃观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氏无遗种矣。向使操急之，绍既未可以一举荡灭，若惧而修政，用田丰而立袁谭，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丸，讨袁尚、袁熙，尚、熙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故臣愿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 方元昊强时，谋臣猛将，尽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强，其国内乱。陛下使偏师一出，斩名王，虏伪公主，筑兰，会等州，此真千载一时，天以此贼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风，则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虽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连臂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为一，坚壁清野以抗王师，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风之势也，法当缓之。 今天威已震，臣愿陛下选用大员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多出金帛遣间使辩士离坏其党与。且下令曰：“尺土吾不爱，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与众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斩。”不出一年，必有权均力敌内自相疑者。人情不远，各欲求全，及王师之未出，争为先降，以邀重赏。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棋布错峙，务使相仇，如汉封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百年面内保境，不烦城守馈运，岂非万全之至计哉？臣愿陛下断之于中，深虑而远计之。 夫为人臣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圣冠古，动容举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与天地等寿，则竹帛不可胜纪，而尧、舜、禹、汤不足过也。议者不知出此，争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难，以劳圣虑，臣窃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刘洎谏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子言至道无文。且多记则损心，多言则耗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人臣爱君，未有如洎之深切者也。臣窃慕之。虽谪守在外，不当妄言，然自念旧臣，譬之老马，虽筋力已衰，不堪致远，而经涉险阻，粗识道路，惟陛下哀湣其愚而怜其意。不胜幸甚。 【代滕甫辩谤乞郡状】 臣闻人情不问贤愚，莫不畏天而严父。然而疾痛则呼父。穷窘则号天，盖情发于中，言无所择。岂以号呼之故，谓无严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于疾痛，而所忧有甚于穷窘，若不号呼于君父，更将趋赴于何人。伏望圣慈，少加怜察。中谢。 臣本无学术，亦无材能，唯有忠义之心，生而自许。昔季孙有言：“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臣虽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谓人如己。既蒙深知于圣主，肯复借交于众人！任其蠢愚，积成仇怨。一自离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润之言，何所不有。至谓臣阴党反者，故纵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责。 窃伏思宣帝，汉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诛杨恽。太宗，唐之兴王也。以单词而杀刘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时得君而免于祸者，何可胜数。而臣独蒙皇帝陛下始终照察，爱惜保全，则陛下圣度已过于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忧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赋命至薄，积毁销骨，巧言铄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倘因疑似，复致人言，至时虽欲自明，陛下亦难屡赦。是以及今无事之日，少陈危苦之词。 晋王导，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废其为宰相。臣与反者，义同路人。独于宽大之朝，为臣终身之累，亦同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与贵近之人有葭莩之亲，半面之旧，则所至便蒙异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于陛下中兴之初，效力于众人未遇之日，而乃毁訾不忌，践踏无严，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伤者也。 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侥求，更思录用。但患难之后，积忧伤心，风波之间，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悯馀生之无几，究前日之异恩。或乞移臣淮浙间一小郡，稍近坟墓，渐谋归休。异日复得以枯朽之馀，仰瞻天日之表，然后退伏田野，自称老臣，追叙始终之遭逢，以托乡邻之父老，区区志愿，永毕于斯。伏愿陛下怜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无任感恩知罪激切屏营之至。 [book_title]卷四·札子 【议学校贡举状】 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状：准敕讲求学校贡举利害，令臣等各具议状闻奏者。 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义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孰为辨？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比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不用贴、墨，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服，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托之害，至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举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者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于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附之以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于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识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 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意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才，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缙好佛，舍人事而修异教，大历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四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盖亦自知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伏蒙圣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天恩深厚，沦入骨髓。臣谓此恩当以死报，不当更计身之安危，故复起就职，而职事清闲，未知死所，每因进读之闲，事有切于今日者，辄复尽言，庶补万一。 昨日所读《宝训》，有云：“淳化二年，上谓侍臣，诸州牧监马多瘦死，盖养饲失时，枉致病毙。近令取十数槽置殿庭下，视其刍秣，教之养疗，庶革此弊。”臣因进言马所以病，盖将吏不职，致圉人盗减刍粟，且不恤其饥饱劳逸故也。马不能言，无由申诉，故太宗至仁，深哀怜之，置之殿庭，亲加督视。民之于马，轻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马之饥瘦劳苦，则有毙踣奔逸之忧；民之困穷无聊，则有沟壑盗贼之患。然而四海之众，非如养马，可以置之殿庭，惟当广任忠贤，以为耳目，若忠贤疏远，谄佞在旁，则民之疾苦，无由上达。 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已屠三川，杀李由，而二世不知。陈后主时，隋兵已渡江，而后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亲致太平，可谓明主，而张九龄死，李林甫、杨国忠用事，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没于云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问，以至上下相蒙，禄山之乱，兵已过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虽无此事，然臣闻去岁夏贼犯镇戎，所杀掠不可胜数，或云“至万馀人”。而边将乃奏云“野无所掠”。其后朝廷访闻，委提刑司体量，而提刑孙路止奏十馀人，乞朝廷先赐放罪，然后体量实数。至今迁延二年，终未结绝闻奏。凡死事之家，官所当恤，若隐而不奏，则生死衔冤，何以使人？此岂小事，而路为耳目之司，既不随事奏闻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迁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谓此风渐不可长，驯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忧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取进止。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一）】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字书，请详批印造，供赴当所交割。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阙，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今来监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其当行人吏上簿者。”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馀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蕃用。何也？彼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借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称本朝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及画一处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 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差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移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取问。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礼部看详。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违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不可予。”诏从之。臣窃以谓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与国乎？ 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御览》何异？臣虽知前次曾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窃以谓前次本不当与，若便以为例，即上乖先帝遗旨，下与今来不赐《御览》圣旨异同，深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薄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薄责，至为末事，于臣双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虏，事事曲从，官吏苟循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仍具今来合处置数事如后。 【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窃见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称贺，中外同庆。臣愚无知，窃谓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故臣区区欲先陈前后致寇之由，次论当今待敌之要，虽狂愚无取，亦臣子之常分。 昔先帝用兵累年，虽中国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几于亡。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馀里。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虏中匹帛至五十馀千，其馀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饥羸之馀，乃始款塞。当时执政大臣谋之不深，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馀匹，归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罢岁赐，可以坐复。既使虏因吾资以德其民，且饱而思奋，又使其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以为欲战欲和，权皆在我，以故轻犯边陲，利则进，否则复求和，无不可者。若当时大臣因敌之请，受其词不纳其使，且诏边臣与之往返商议，所获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词意屈服，约束坚明，然后纳之，则敌虽背恩反复，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敌虽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结好，亦未敢动。夫阿里骨，董毡之贼臣也。挟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毡死，匿丧不发，逾年众定，乃诈称嗣子，伪书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请于朝。当时执政，若且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以阿里骨当立不当立，若朝廷从汝请，遂授节钺，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毡乎？若此等无词，则是诸羌心服，既立之后，必能统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则衅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国三公，则吾分其恩礼，各以一近上使额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无患。当时执政不深虑此，专以省事为安，因其妄请，便授节钺，阿里骨自知不当立，而忧鬼章之讨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结好之谋。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贼臣君我也，故怒而盗边。夏人知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谓前后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虽既往不咎，然可以为方来之鉴。 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故其为边患皆历年而后定。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方内自相图，其能以创残呻吟之馀，久与中国敌乎？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远迩，必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鹿阝、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猖狂之后，求无不获，计不过此耳。今者切闻朝廷降诏诸路，敕励战守，深是逆顺曲直之理，此固当今之急务，而诏书之中，亦许夏人之自新。臣窃以谓开之太易，纳之太速，曾未一战，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此复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闻鬼章之捷，或渐有款塞之谋，必将为恭狠相半之词，而继之以无厌之请。若朝廷复纳其使，则是欲战欲和，权皆在虏，有求必获，不获必叛，虽偷一时之安，必起无穷之衅。故臣愿明主断之于中，深诏大臣，密敕诸将，若夏人款塞，当受其词而却其使，然后明敕边臣，以夏人受恩不赀，无故犯顺，今虽款塞，反复难保。若实改心向化，当且与边臣商议，苟词意未甚屈服，约束未甚坚明，则且却之，以示吾虽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来，吾虽未纳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议之间，遽复盗边。若非心服，则吾虽荡然开怀，待之如旧，能必其不叛乎？今岁泾原之入，岂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练士饱，斥候精明，虏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惮屈己，而臣献言，乃欲艰难其请，不急于和，似与圣意异者。然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径行，未有获其意者也。若权其利害，究其所至，则臣之愚计，于安边息民，必久而固，与圣意初无小异。然臣窃度朝廷之间，似欲以畏事为无事者，臣窃以为过矣。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则战胜而寇愈深，况不胜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 顷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吊伐，而贪功生事之臣，惟务杀人争地，得尺寸之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置州县，使西夷憎畏中国，以谓朝廷专欲得地，非尽灭我族类不止，是以并力致死，莫有服者。今虽朝廷好生恶杀，不务远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斗力，力屈情见，胜负未可知也。今日新获鬼章，威震戎狄，边臣贾勇，争欲立功，以为河南之地，指顾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筑城堡，屯兵置吏，积粟而守之，则中国何时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师独克，使韶有远虑，诛其叛者，易以忠顺，即用其豪酋而已，则今复何事？其所以兵连祸结，罢弊中国者，以郡县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来者又不以为戒，今又欲取讲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时，安西都护去长安万里，若论要害，自此以西无不可取者。使诸羌知中国有进取不已之意，则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祸岂可量哉！臣愿陛下深诏边吏，叛则讨之，服则安之，自今已往，无取尺寸之地，无焚庐舍，无杀老弱，未及期年，诸羌可传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难喻，将帅未必从也。虽日行文书，终恐无益。宜驿召陕西转运使一员赴阙，面敕戒之，使归以喻将帅，而察其不如诏者。 臣又窃闻朝论谓鬼章犯顺，罪当诛死。然譬之鸟兽，不足深责，其子孙部族，犹足以陆梁于边。全其首领，以累其心，以为重质，庶获其用，此实当今之良策。然臣窃料鬼章凶豪素贵，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为久生之计。自知生存终不得归，徒使其臣子首鼠顾忌，不敢复仇，必将不食求死，以发其众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则其臣子专意复仇，必与阿里骨合，而北交于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风之势，其交必坚。而温溪心介于阿里骨、夏人之间，地狭力弱，其势必危。若见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窥熙河，则其患未可以一二数也。如臣愚计，可诏边臣与鬼章约，若能使其部族讨阿里骨而纳赵纯忠者，当放汝生还，质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从，则稍富贵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还之望，不为求死之计，其众必从。以鬼章之众与温溪心合而讨阿里骨，其势必克。既克而纳纯忠，虽放还鬼章，可以无患，此必然之势也。西羌本与夏人世仇，而鬼章本与阿里骨不协。若许以生还，其众必相攻，纵未能诛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盗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与孙策战，几杀策，策后得慈，释不诛，放还豫章，卒立奇功。李得吴元济将李祐，解缚用之，与同卧起，卒擒元济。非豪杰名将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议者或谓鬼章之获，兼用近界酋豪力战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还，此等必无全理。臣以谓不然，若鬼章死于中国，其众仇此等必深。若其生还，其仇之亦浅。此等依中国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结盟。若所在为仇敌，正中国之利，无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者窃见刘舜卿贺表，具言阿里骨罪状，又窃闻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续又闻阿里骨上章请命，议者或欲许其自新。以臣愚虑，二者之说，皆未为得。何者？阿里骨凶狡反复，必无革面洗心之理。今闻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远，必须协力致死，共为边患。今来上章请命，盖是部族新破，众叛亲离，恐吾乘胜致讨，力未能支，故匿情忍垢，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数年，蓄力养锐，假吾爵命，以威胁诸羌，诛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应，必为中原之忧，非独一方之病也。且夏贼逆天犯顺，本因轻料朝廷，以为必不能讨己。今若便从阿里骨之请，则其所料，良不为过。西蕃小丑，朝为叛逆，暮许通和，则夏国之请，理无不许。二寇滔天自若，欲战欲和，无不可者，则西方之忧，无时而止矣。然遂欲从舜卿之请，削夺官爵，即须发兵深入致讨，彼新丧大首领，举国戒惧，我师深入，苟无它奇，恐难以得志。臣愚以谓当使边将发厚币，遣辩士，以离其腹心，坏其羽翼。今闻温溪心等诸族已为所质，势未能动，而心侔敛毡在其肘腋，迹同而心异。若用臣前计，使边臣与鬼章约，若能使其部族与温溪心、敛毡等合而讨阿里骨，纳赵纯忠，即许以生还，此政所谓以夷狄攻夷狄，计无出此者。若朝廷便许阿里骨通和，即须推示赤心，待之如旧，不可复用计谋以图此贼，数年之后，必自飞扬，此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故臣愿朝廷既不纳其通和之请，又不削夺其官爵，存而勿论，置之度外，阴使边臣以计图之，似为得策。臣屡渎天听，罪当诛死。取进止。 [book_title]卷五·札子 【论魏王在殡乞罢秋宴札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於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人，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为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买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茶之费；而蓄积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亲见累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钱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司费耗，其实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比今之法，小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 右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振救，官司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益见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 元祐七年南郊，轼为卤薄使导驾。内中朱红车子十馀两，有张红盖者，争道乱行于乾明寺前。轼于车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庙，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效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奏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来观，莫不悦服。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干勾当人施行。取进止。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善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之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馀，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祗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效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𤞤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𤞤狁，盖非得已。且吉甫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也？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不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顾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乞郡札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以臣子大义言之，病未及死，皆当勉强，虽有失仪旷职之罚，亦不当辞。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言之则触忤权要，得罪不轻。不言则欺罔君父，诛罚尤大。故卒言之。 臣闻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又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以此知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则危亡是忧，国何由报。恭惟陛下践祚之始，收臣于九死之馀。半年之间，擢臣为两制之首。方将致命，岂敢告劳。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议，有言不便，约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诚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虚心无我，亦岂有所主哉！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尝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又挺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见。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骘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桡椎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于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晓此意，谓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臣非不知圣主天纵聪明，察臣无罪。但以台谏气焰，震动朝廷，上自执政大臣，次及侍从百官，外至监司守令，皆畏避其锋，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势无复全。天下知之，独陛下深居法宫之中，无由知耳。 臣窃观三代以下，号称明主，莫如汉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杀盖宽饶，太宗杀刘洎，皆信用谗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盖宽饶忠直不畏强御，自候、司马擢为太中大夫、司隶校尉，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盖宽饶上书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当时谗人乃谓宽饶欲求禅位。宣帝不察，致使宽饶自刭北阙下。太宗信用刘洎，言无不从，尝比之魏文贞公，亦不可谓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辽患痈，洎泣曰：“圣体不康，甚可忧惧。”而当时谗人，乃谓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赐洎自尽。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谗人积毁，以至身首异处，为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于陛下，不过如盖宽饶之于汉宣帝，刘洎之于唐太宗也。而谗臣者，乃十倍于当时，虽陛下明哲宽仁，度越二主，然臣亦岂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辙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后世，皆言二主信谗邪而害忠良，以为圣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识几畏渐，先事求去，岂不身名俱泰，臣主两全哉！臣纵不自爱，独不念一旦得罪之后，使天下后世有以议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今臣草麻词，有云“民亦劳止”，而赵挺之以为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谗甚于盖宽饶、刘洎也。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恐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臣无任感恩知罪，祈天请命，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其略曰：“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俞。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臣之所谓“俞”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点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馀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臣无任伏地待罪战恐之至。取进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苏轼札子奏。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明诏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己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撰《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俞”与“刻”者，专谓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斧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自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 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以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其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观二圣临御已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俞，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惰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 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渎，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也。”光闻臣言，大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为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 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已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 所以一一屡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馀，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臣无任感恩思报，激切战恐之至。取进止。 [book_title]卷六·状 【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于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于此也。 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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