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尝试集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诗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94632 [book_dec]中国现代第一本白话诗集。胡适作。1920年3月初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同年9月再版。1922年10月刊行了经作者增删的增订第4版,其后便以此版行世(第4版曾多次印刷,其中仍有小变动)。198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依1922年增订4版重排,并将增订4版所删初版及再版中的内容作为附录列于书后。作者在哲学上信奉实证主义,书名题作《尝试集》,系借陆游“尝试成功自古无”之句而反用之。 [book_img]Z_18658.jpg [book_chapter]第一辑 诗歌 [book_title]诗歌 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1916年8月23日） 寒江 江上还飞雪， 遥山雾未开。 浮冰三百亩 ， 载雪下江来。 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夜 （1917年1月25日夜） 中秋 九月十一夜，为旧历八月十五夜 小星躲尽大星少， 果然今夜清光多！ 夜半月从江上过， 一江江水变银河。 江上 十一月一日大雾，追思夏间一景，因此成诗。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 ，忽到竹竿尖 ；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百字令 六年七月三夜，太平洋舟中，见月，有怀。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孤负。待得他来，又还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明月，万顷银波怒！孤舟载月，海天冲浪西去！ 念我多少故人，如今都在明月飞来处。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地球无数！几颗疏星，长天空阔，有湿衣凉露。低头自语：“吾乡真在何许？” 四月二十五夜 吹了灯儿，卷开窗幕，放进月光满地。 对着这般月色，教我要睡也如何睡！ 我待要起来遮着窗儿，推出月光，又觉得有点对他月亮儿不起。 我终日里讲王充，仲长统，阿里士多德，爱比苦拉斯，……几乎全忘了我自己！ 多谢你殷勤好月，提起我过来哀怨，过来情思。 我就千思万想，直到月落天明，也甘心愿意！ 怕明朝，云密遮天，风狂打屋，何处能寻你！ 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 （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4期第1号） 老鸦 一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二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也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黄小米！ 新婚杂诗（五首） 一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二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箫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轻将爱女相许。 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坟，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三 与新妇同至江村，归途在杨桃岭上望江村，庙首诸村，及其北诸山。 重山叠嶂， 都似一重重奔涛东向！ 山脚下几个村乡， 一百年来多少兴亡，不堪回想！——更不须回想！ 想十万万年前，这多少山头，都不过是大海里一些儿微波暗浪！ 四 吾订婚江氏，在甲辰年。戊申之秋，两家皆准备婚嫁，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次所用嫁妆，犹多十年旧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不忍不用之。 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五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分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七年一月 （1918年1月） 老洛伯 注释标题 《老洛伯》原作者为苏格兰女诗人林安尼·林萨德，本文为胡适译作。 一 羊儿在栏，牛儿在家， 静悄悄地黑夜， 我的好人儿早在我身边睡了， 我的心头冤苦，都迸作泪如雨下。 二 我的吉梅他爱我，要我嫁他。 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别无什么； 他为了我渡海去做活， 要把银子变成金，好回来娶我。 三 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 剩了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四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妈他又不能纺纱， 我日夜里忙着，如何养得活这一家？ 多亏得老洛伯时常帮衬我爹妈， 他说，“锦妮，你看他两口儿分上，嫁了我罢。” 五 我那时回绝了他，我只望吉梅回来讨我。 又谁知海里起了大风波，一 人都说我的吉梅他翻船死了！ 只抛下我这苦命的人儿一个！ 六 我爹爹再三劝我嫁； 我妈不说话，他只眼睁睁地望着我 望得我心里好不难过！ 我的心儿早已在那大海里， 我只得由他们嫁了我的身子！ 七 我嫁了还没多少日子， 那天正孤孤凄凄地坐在大门里， 抬头忽看见吉梅的鬼！—— 却原来真是他，他说，“锦妮，我如今回来讨你。” 八 我两人哭着说了许多言语， 我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 我恨不得立刻死了，——只是如何死得下去！ 天呵！我如何这般命苦！ 九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 七年三月一日夜译 （1918年3月1日夜译） 看花 院子里开着两朵玉兰花，三朵月季花； 红的花，紫的花，衬着绿叶，映着日光，怪可爱的。 没人看花，花还是可爱；但是我看花，花也好像更高兴了。 我不看花，也不怎么；但我看花时，我也更高兴了。 还是我因为见了花高兴，故觉得花也高兴呢？ 还是因为花见了我高兴，故我也高兴呢？ 七年五月 （1918年5月） 你莫忘记 我的儿， 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 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 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嗳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齐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总该不至——如此！…… 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初稿 七年八月二十三夜改稿 十一年三月十夜改稿 （1918年6月28日初稿，1918年8月23日夜改稿，1922年3月10日夜改稿） 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译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 （1919年2月26日译美国Sara Teasdale的Over the Roofs） “应该”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的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八年三月二十日 （1919年3月20日） 一颗星儿 我喜欢你这颗顶大的星儿。 可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 平日月明时，月光遮尽了满天星，总不能遮住你。 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 回转头来，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 八年四月二十五夜 （1919年4月25日夜） “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八年六月十一夜 （1919年6月11日夜） 生查子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1919年6月28日） 乐观 《每周评论》于八月三十日被封禁，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做这首诗谢谢他们。 一 “这棵大树很可恶， 他碍着我的路！ 来！ 快把他斫倒了， 把树根亦掘去。—— 哈哈！好了！” 二 大树被斫作柴烧， 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斫树的人很得意， 他觉得很平安了。 三 但是树上还有许多种子—— 很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里，—— 上面盖着枯叶， 叶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 四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 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 笑迷迷的好象是说： “我们又来了！” 五 过了许多年， 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 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 那斫树的人到哪里去了？ 八年九月二十夜 （1919年9月20日夜） 一颗遭劫的星 北京《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 热极了！ 更没有一点风！ 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 动也不动一动！ 好容易一颗大星出来， 我们知道夜凉将到了：—— 仍旧是热，仍旧没有风， 只是我们心里不烦躁了。 忽然一大块黑云， 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 那块云越积越大， 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 乌云越积越大， 遮尽了一天的明霞； 一阵风来， 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 大雨过后， 满天的星都放光了。 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 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 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1919年12月17日） 一笑 十几年前， 一个人对我笑了一笑。 我当时不懂得什么， 只觉得他笑得很好。 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只是他那一笑还在： 我不但忘不了他， 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 我借他做了许多情诗， 我替他想出种种境地： 有的人读了伤心， 有的人读了欢喜。 欢喜也罢，伤心也罢， 其实只是那一笑。 我也许不会再见那笑的人， 但我很感谢他笑的真好。 九·八·十二 （1920年8月12日） 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 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 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 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 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九·一〇·一〇 （1920年10月10日） 旧梦 山下绿丛中， 露出飞檐一角， 惊起当年旧梦， 泪向心头落。 对他高唱旧时歌， 声苦无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温旧梦。 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九年十一月二五日 （1920年11月25日） 晨星篇 （送叔永、莎菲到南京） 我们去年那夜， 豁蒙楼上同坐； 月在钟山顶上， 照见我们三个。 我们吹了烛光， 放进月光满地； 我们说话不多， 只觉得许多诗意。 我们做了一首诗， ——一首没有字的诗，—— 先写着黑暗的夜， 后写着晨光来迟； 去那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我们写着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钟山上的月色， 和我们别了一年多了； 他这回照见你们， 定要笑我们这一年匆匆过了。 他念着我们的旧诗， 问道：“你们的晨星呢？ 四百个长夜过去了， 你们造的光明呢？” 我的朋友们， 我们要暂时分别了； “珍重珍重”的话， 我也不再说了。—— 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 努力造几颗小晨星； 虽没有多大的光明， 也使那早行的人高兴。 九年十二月八日 （1920年12月8日） 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十年十月四日 （1921年10月4日） 秘魔崖月夜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的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923年12月24日） 多谢 多谢你能来， 慰我山中寂寞， 伴我看山看月， 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 梦里总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 我如何忘得。 江城子 翠微山上乱松鸣，月凄清，伴人行，正是黄昏，人影不分明。几度半山回首望，天那角，一孤星。 时时高唱破昏冥，一声声，有谁听？我自高歌，我自遣哀情。记得那回明月夜，歌未歇，有人迎。 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1924年1月27日）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 也是微云过后月光明。 只不见去年得游伴， 也没有当日的心情。 不愿勾起相思， 不敢出门看月。 偏偏月进窗来， 害我相思一夜。 [book_chapter]第二辑 杂文 [book_title]《尝试集》自序 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分做两集，总名为《尝试集》。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以后的诗为第二集。民国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合为《去国集》，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 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尝试集》做了一篇长序，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彻。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到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了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两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Ithaca），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炉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扑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日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文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也。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尝用，以俚语说理纪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郤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得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的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 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 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 把那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语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舒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试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 一、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 二、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 三、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 四、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 ……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现在且说我为什么赶紧印行这本白话诗集。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的试验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 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试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 近来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觉得中国文学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说：“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甚至于南社的柳亚子也要高谈文学革命。但是他们的文学革命论只提出一种空荡荡的目的，不能有一种具体进行的计划。他们都说文学革命决不是形式上的革命，决不是文言白话的问题。等到人问他们所主张的革命“大道”是什么，他们可回答不出了。这种没有具体计划的革命，——无论是政治的是文学的——决不能发生什么效果。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们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 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都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的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的《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八年八月一日 胡适 （1919年8月1日） [book_title]名教 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有些人听了很洋洋得意，因为他们觉得不迷信宗教是一件光荣的事。有些人听了要做愁眉苦脸，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是要堕落的。 于今好了，得意的也不可太得意了，懊恼的也不必懊恼了。因为我们新发现中国不是没有宗教的：我们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 孔教早倒霉了，佛教早衰亡了，道教也早冷落了。然而我们却还有我们的宗教。这个宗教是什么教呢？提起此教，大大有名，他就叫做“名教”。 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 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信仰名的万能。” “名”是什么？这一问似乎要做点考据。《论语》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郑玄注： 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 《仪礼》“聘礼”注： 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周礼》“大行人”下注： 书名，书文字也。古曰名。 《周礼》“外史”下注： 古曰名，今曰字。 《仪礼》“聘礼”的释文说： 名，谓文字也。 总括起来，“名”即是文字，即是写的字。 “名教”便是崇拜写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写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 现在科学进步了，便有好事的科学家去分析空气是什么，便也有好事的学者去分析这个伟大的名教。 民国十五年有位冯友兰先生发表一篇很精辟的《名教之分析》（《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页一九四——一九六）。冯先生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 冯先生所分析的还只是上流社会和知识阶级所奉的“名教”，它的势力虽然也很伟大，还算不得“名教”的最重部分。 这两年来，有位江绍原先生在他的“礼部”职司的范围内，发现了不少有趣味的材料，陆续在《语丝》，《贡献》几种杂志上发表。他同他的朋友们收的材料是细大不捐，雅俗无别的；所以他们的材料使我们渐渐明白我们中国民族崇奉的“名教”是个什么样子。 究竟我们这个贵教是个什么样子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从一个小孩生下地说起。古时小孩生下地之后，要请一位专门术家来听小孩的哭声，声中某律，然后取名字（看江绍原《小品》页六八，《贡献》第八期，页二四）。现在的民间变简单了，只请一个算命的，排排八字，看他缺少五行之中的那行。若缺水，便取个水旁的名字；若缺金，便取个金旁的名字。若缺火又缺土的，我们徽州人便取个“灶”字。名字可以补气禀的缺陷。 小孩命若不好，便把他“寄名”在观音菩萨的座前，取个和尚式的“法名”，便可以无灾无难了。 小孩若爱啼啼哭哭，睡不安宁，便写一张字帖，贴在行人小便的处所，上写着：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文字的神力真不少。 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子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他不过，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了气了。据江绍原先生的考察，现在这一家人都大进步了。小孩在墙上会写“打倒阿毛”了。他妈也会喊“打倒周小妹”了。他爸爸也会贴“打倒王庆来”了（《贡献》九1期，江绍原《小品》页七八）。 他家里人口不平安，有病的，有死的。这也有好法子。请个道士来，画几道符，大门上贴一张，房门上贴一张，毛厕上也贴一张，病鬼便都跑掉了，再不敢进门了。画符自然是“名教”的重要方法。 死了的人又怎么办呢？请一班和尚来，念几卷经，便可以超度死者了。念经自然也是“名教”的重要方法。符是文字，经是文字，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 死了人，要“点主”。把神主牌写好，把那“主”字上头的一点空着，请一位乡绅来点主。把一只雄鸡头上的鸡冠切破，那位赵乡绅把朱笔蘸饱了鸡冠血，点上“主”字。从此死者灵魂遂凭依在神主牌上了。 吊丧须用挽联，贺婚贺寿须用贺联；讲究的送幛子，更讲究的送祭文寿序。都是文字，都是“名教”的一部分。 豆腐店的老板梦想发大财，也有法子。请村口王老师写副门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也可以过发财的瘾了。 赵乡绅也有他的梦想，所以他也写副门联：“总集福荫，备致嘉祥。” 王老师虽是不通，虽是下流，但他也得写一副门联：“文章华国，忠孝传家。” 豆腐店老板心里还不很满足，又去请王老师替他写一个大红春帖：“对我生财”，贴在对面墙上，于是他的宝号就发财的样子十足了。 王老师去年的家运不大好，所以他今年元旦起来，拜了天地，洗净手，拿起笔来，写个红帖子，“戊辰发笔，添丁进财。”他今年一定时运大来了。 父母祖先的名字是要避讳的。古时候，父名晋，儿子不得应进士考试。现在宽的多了，但避讳的风俗还存在一般社会里。皇帝的名字现在不避讳了。但孙中山死后，“中山”尽管可用作学校地方或货品的名称，“孙文”便很少人用了；忠实同志都应该称他为“先总理”。 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去。 北京下来之后，名教的信徒又大忙了。北京已改做“北平”了 ；今天又有人提议改南京做“中京”了。还有人郑重提议“故宫博物院”应该改作“废宫博物院”。将来这样大改革的事业正多呢。 前不多时，南京的《京报附刊》的画报上有一张照片，标题是“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宣传处艺术科写标语之忙碌”。图上是五六个中山装的青年忙着写标语；桌上，椅背上，地板上，满铺着写好了的标语，有大字，有小字，有长句，有短句。 这不过是“写”的一部分工作；还有拟标语的，有讨论审定标语的，还有贴标语的。 五月初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我时时往来淞沪铁路上，每一次四十分钟的旅行所见的标语总在一千张以上；出标语的机关至少总在七八十个以上。有写着“枪毙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活埋田中义一”的，有写着“杀尽矮贼”而把“矮贼”两字倒转来写，如报纸上寻人广告倒写的“人”字一样。“人”字倒写，人就会回来了：“矮贼”倒写，矮贼也就算打倒了。 现在我们中国已成了口号标语的世界。有人说，这是从苏俄学来的法子。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没有看见墙上有一张标语。标语是道地的国货，是“名教”国家的祖传法宝。 试问墙上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同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衣钵？ 试问墙上贴一张“活埋田中义一”同小孩子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师父传授的法宝？ 试问“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同王阿毛贴的“阿发黄病打死”，有什么分别？王阿毛尽够做老师了，何须远学莫斯科呢？ 自然，在党国领袖的心目中，口号标语是一种宣传的方法，政治的武器。但在中小学生的心里，在第九十九师十五连第三排的政治部人员的心里，口号标语便不过是一种出气泄愤的法子罢了。如果“打倒帝国主义”是标语，那么，第十区的第七小学为什么不可贴“杀尽矮贼”的标语呢？如果“打倒汪精卫”是正当的标语，那么“活埋田中义一”为什么不是正当的标语呢？ 如果多贴几张“打倒汪精卫”可以有效果，那么，你何以见得多贴几张“活埋田中义一”不会使田中义一打个寒噤呢？ 故从历史考据的眼光看来，口号标语正是“名教”的正传嫡派。因为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墙上贴一张“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正等于门上写一条“姜太公在此”，有灵则两者都应该有灵，无效则两者同为废纸而已。 我们试问，为什么豆腐店的张老板要在对门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岂不是因为他天天对着那张纸可以过一点发财的瘾吗？为什么他元旦开门时嘴里要念“元宝滚进来”？岂不是因为他念这句话时心里感觉舒服吗？ 要不然，只有另一个说法，只可说是盲从习俗，毫无意义。张老板的祖宗传下来每年都贴一张“对我生财”，况且隔壁剃头店门口也贴了一张，所以他不能不照办。 现在大多数喊口号，贴标语的，也不外这两种理由：一是心理上的过瘾，一是无意义的盲从。 少年人抱着一腔热沸的血，无处发泄，只好在墙上大书“打倒卖国贼”，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写完之后，那二尺见方的大字，那颜鲁公的书法，个个挺出来，好生威武，他自己看着，血也不沸了，气也稍稍平了，心里觉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于是他的一腔义愤，不曾收敛回去，在他的行为上与人格上发生有益的影响，却轻轻地发泄在墙头的标语上面了。 这样的发泄感情，比什么都容易，既痛快，又有面子，谁不爱做呢？一回生，二回熟，便成了惯例了，于是“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九”“六三”……都照样做去：放一天假，开个纪念会，贴无数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做了纪念了！ 于是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 我们试进一步，试问，为什么贴一张“雷打王阿毛”或“枪毙田中义一”可以发泄我们的感情，可以出气泄愤呢？ 这一问便问到“名教”的哲学上去了。这里面的奥妙无穷，我们现在只能指出几个有趣味的要点。 第一，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我们至今不知不觉地还逃不了这种古老迷信的影响。“名就是魂”的迷信是世界人类在幼稚时代同有的。埃及人的第八魂就是“名魂”。我们中国古今都有此迷信。《封神演义》上有个张桂芳能够“呼名落马”；他只叫一声“黄飞虎还不下马，更待何时！”黄飞虎就滚下五色神牛了。不幸张桂芳遇见了哪吒，喊来喊去，哪吒立在风火轮上不滚下来，因为哪吒是莲花化身，没有魂的。《西游记》上有个银角大王，他用一个红葫芦，叫一声“孙行者”，孙行者答应一声，就被装进去了。后来孙行者逃出来，又来挑战，改名叫“行者孙”，答应了一声，也就被装了进去！因为有名就有魂了。民间“叫魂”，只是叫名字，因为叫名字就是叫魂了。因为如此，所以小孩在墙上写“鬼捉王阿毛”，便相信鬼真能把阿毛的魂捉去。党部中人制定“打倒汪精卫”的标语，虽未必相信“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但那位贴“枪毙田中”的小学生却难保不知不觉地相信他有咒死田中的功用。 第二，我们的古代老祖宗深信“名”（文字）有不可思议的神力，我们也免不了这种迷信的影响。这也是幼稚民族的普通迷信，高等民族也往往不能免除。《西游记》上如来佛写了“唵嘛呢叭咪吽”六个字，便把孙猴子压住了一千年。观音菩萨念一个“唵”字咒语，便有诸神来见。他在孙行者手心写一个“咪”字，就可以引红孩儿去受擒。小说上的神仙妖道作法，总得“口中念念有词”。一切符咒，都是有神力的文字。现在有许多人真相信多贴几张“打倒军阀”的标语便可以打倒张作霖了。他们若不信这种神力，何以不到前线去打仗，却到吴凇镇的公共厕所墙上张贴“打倒张作霖”的标语呢？ 第三，我们的古代圣贤也曾提倡一种“理智化”了的“名”的迷信，几千年来深入人心，也是造成“名教”的一种大势力。卫君要请孔子去治国，孔老先生却先要“正名”。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便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尹文子说： 善名命善，恶名命恩。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名”是表物性的，“分”是表我的态度的。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这叫做“名分”的哲学。“名教”，“礼教”便建筑在这种哲学的基础之上。一块石头，变作了贞节牌坊，便可以引无数青年妇女牺牲她们的青春与生命去博礼教先生的一篇铭赞，或志书“列女”门里的一个名字。“贞节”是“名”，羡慕而情愿牺牲，便是“分”。女子的脚裹小了，男子赞为“美”，诗人说是“三寸金莲”，于是几万万的妇女便拼命裹小脚了。“美”与“金莲”是“名”，羡慕而情愿吃苦牺牲，便是“分”。现在人说小脚“不美”，又“不人道”，名变了，分也变了，于是小脚的女子也得塞棉花，充天脚了。——现在的许多标语，大都有个褒贬的用意：宣传便是宣传这褒贬的用意。说某人是“忠实同志”，便是教人“拥护”他。说某人是“军阀”，“土豪劣绅”，“反动”，“反革命”，“老朽昏庸”，便是教人“打倒”他。故“忠实同志”“总理信徒”的名，要引起“拥护”的分。“反动分子”的名，要引起“打倒”的分。故今日墙上的无数“打倒”与“拥护”，其实都是要寓褒贬，定名分。不幸标语用的太滥了，今天要打倒的，明天却又在拥护之列了；今天的忠实同志，明天又变为反革命了。于是打倒不足为辱，而反革命有人竟以为荣。于是“名教”失其作用，只成为墙上的符篆而已。 两千年前，有个九十岁的老头子对汉武帝说：“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两千年后，我也要对现在的治国者说： 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一千多年前，有个庞居士，临死时留下两句名言： 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 “实诸所无”，如“鬼”本是没有的，不幸古代的浑人造出“鬼”名，更造出“无常鬼”，“大头鬼”，“吊死鬼”等等名，于是人的心里便像煞真有鬼了。我们对于现在的治国者，也想说： 但愿实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 末了，我们也学时髦，编两句口号： 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十七、七、二。 （原载于1928年7月10日《新月》第1卷第5号） [book_title]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于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里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 （《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的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鹏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他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 （原载于《新月》4卷1号） [book_title]我的母亲的订婚 一 太子会 是我们家乡秋天最热闹的神会，但这一年的太子会却使许多人失望。 神伞一队过去了。都不过是本村各家的绫伞，没有什么新鲜花样。去年大家都说，恒有绸缎庄预备了一顶珍珠伞。因为怕三先生说话，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来。 昆腔今年有四队，总算不寂寞。昆腔子弟都穿着“半截长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绸。每人小手指上挂着湘妃竹柄的小纨扇，吹唱时纨扇垂在笙笛下面摇摆着。 扮戏今年有六出，都是“正戏”，没有一出花旦戏。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后村的子弟本来要扮一出《翠屏山》，也因为怕三先生说话，改了《长坂坡》。其实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脸上的粉已被汗冼光了，就有潘巧云也不会怎样特别出色。不过看会的人的心里总觉得后村很漂亮的小棣没有扮潘巧云的机会，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扫兴的是没有扮戏的“抬阁”。后村的人早就练好了两架“抬阁”，一架是《龙虎斗》，一架是《小上坟》。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过会场，他说抬阁太高了，小孩子热天受不了暑气，万一跌下来，不是小事体。他极力阻止，抬阁就扮不成了。 粗乐和昆腔一队一队的过去了。扮戏一出一出的过去了。接着便是太子的神轿。路旁的观众带着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许多穿着白地蓝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轿的后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着夏布长衫，捧着炷香；有的穿着短衣，拿着香炉挂，炉里烧着檀香。还有一些许愿更重的，今天来“吊香”还愿；他们上身穿白布褂，扎着朱青布裙，远望去不容易分别男女。他们把香炉吊 在铜钩上，把钩子钩在手腕肉里，涂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左手腕上，有的双手都吊；有的只吊一个小香炉，有的一只手腕上吊着两个香炉。他们都是虔诚还愿的人。悬着挂香炉的手腕，跟着神轿走多少里路，虽然有自家人跟着打扇，但也有半途中暑热走不动的。 冯顺弟搀着她的兄弟，跟着她的姑妈，站在路边石磴上看会。她今年十四岁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个姑妈嫁在上庄，今年轮着上庄做会，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姊弟来看会。 她是个农家女子，从贫苦的经验里得着不少的知识，故虽是十四岁的女孩儿，却很有成人的见识。她站在路旁听着旁人批评今年的神会，句句总带着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过会，可把会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阁也没有了。”“三先生还没有到家，八都的鸦片烟馆都关门了，赌场也都不敢开了。七月会场上没有赌场，又没有烟灯，这是多年没有的事。” 看会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顺弟都听在心里。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能叫赌场烟馆不敢开门。 会过完了，大家纷纷散了。忽然她听见有人低声说，“三先生来了！”她抬起头来，只见路上的人都纷纷让开一条路；只听见许多人都叫“三先生”。 前面走来了两个人。一个高大的中年人，面容紫黑，有点短须，两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他穿着苎布大袖短衫，苎布大脚管的裤子，脚下穿着苎布鞋子，手里拿着一杆旱烟管。和他同行的是一个老年人，瘦瘦身材，花白胡子，也穿着短衣，拿着旱烟管。 顺弟的姑妈低低说，“那个黑面的，是三先生；那边是月吉先生，他的学堂就在我们家的前面。听人说三先生在北边做官，走过了万里长城，还走了几十日，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冬天冻杀人，夏天热杀人；冬天冻塌鼻子，夏天蚊虫有苍蝇那么大。三先生肯吃苦，不怕日头不怕风，在万里长城外住了几年，把脸晒的象包龙图一样”。 这时候，三先生和月吉先生已走到她们面前，他们站住说了一句话，三先生独自下坡去了；月吉先生却走过来招呼顺弟的姑妈，和她们同行回去。 月吉先生见了顺弟，便问道，“灿嫂，这是你家金灶舅的小孩子吗？” “是的。顺弟，诚厚，叫声月吉先生。” 月吉先生一眼看见了顺弟脑后的发辫，不觉喊道，“灿嫂，你看这姑娘的头发一直拖到地！这是贵相！是贵相！许了人家没有？” 这一问把顺弟羞的满脸绯红，她牵着她弟弟的手往前飞跑，也不顾她姑妈了。 她姑妈一面喊，“不要跌了”！回头对月吉先生说：“还不曾许人家。这孩子很稳重，很懂事。我家金灶哥总想许个好好人家，所以今年十四岁了，还不曾许人家。” 月吉先生说，“你开一个八字给我，我给她排排看。你不要忘了”。 他到了自家门口，还回过头来说：“不要忘记，叫灿哥抄个八字给我。” 二 顺弟在上庄过了会场，她姑丈送她姊弟回中屯去。七月里天气热，日子又长，他们到日头快落山时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时天还没全黑。 顺弟的母亲刚牵了牛进栏，见了他们，忙着款待姑丈过夜。 “爸爸还没有回来吗？”顺弟问。 “姊姊，我们去接他。”姊姊和弟弟不等母亲回话，都出去了。 他们到了村口，远远望见他们的父亲挑着一担石头进村来。他们赶上去喊着爸爸，姊姊弟弟每人从挑子里拿了一块石头，捧着跟他走。他挑到他家的旧屋基上，把石子倒下去，自己跳下去，把石子铺平，才上来挑起空担回家去。 顺弟问，“这是第三担了吗？” 她父亲点点头，只问他们看的会好不好，戏好不好，一同回家去。 顺弟的父亲姓冯，小名金灶。他家历代务农，辛辛苦苦挣起了一点点小产业，居然有几亩自家的田，一所自家的屋。金灶十三四岁的时候，长毛贼到了徽州，中屯是绩溪北乡的大路，整个村子被长毛烧成平地。金灶的一家老幼都被杀了，只剩他一人，被长毛掳去。长毛军中的小头目看这个小孩子有气力，能吃苦，就把他脸上刺了“太平天国”四个蓝字，叫他不能逃走。军中有裁缝，见这个孩子可怜，收他做徒弟，叫他跟着学裁缝。金灶学了一手好裁缝，在长毛营里混了几年，从绩溪到宁国、广德，居然被他逃走出来。但因为面上刺了字，捉住他的人可以请赏，所以他不敢白日露面。他每日躲在破屋场里，挨到夜间，才敢赶路。他吃了种种困苦，好容易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几座焦墙，一村的丁壮留剩的不过二三十人。 金灶是个肯努力的少年，他回家之后，寻出自家的荒田，努力耕种。有余力就帮人家种田，做裁缝。不上十年，他居然修葺了村里一间未烧完的砖屋，娶了一个妻子。夫妻都能苦做苦吃，渐渐有了点积蓄，渐渐挣起了一个小小的家庭。 他们头胎生下一个女儿。在那大乱之后，女儿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她的名字叫做顺弟，取个下胎生个弟弟的吉兆。隔了好几年，果然生了一个儿子，他们都很欢喜。 金灶为人最忠厚；他的裁缝手艺在附近村中常有雇主，人都说他诚实勤谨。外村的人都尊敬他，叫他金灶官。 但金灶有一桩最大的心愿，他总想重建他祖上传下来、被长毛烧了的老屋。他一家人都被杀完了，剩下他这一个人，他觉得天留他一个人是为中兴他的祖业的。他立下了一个誓愿：要在老屋基上建造起一所更大又更讲究的新屋。 他费了不少工夫，把老屋基扒开，把烧残砖瓦拆扫干净，准备重新垫起一片高地基，好在上面起造一所高爽干燥的新屋。他每日天未明就起来了；天刚亮，就到村口溪头去拣选石子，挑一大担回来，铺垫地基。来回挑了三担之后，他才下田去做工；到了晚上歇工时，他又去挑三担石子，才吃晚饭。农忙过后，他出村帮人家做裁缝，每天也要先挑三担石子，才去上工；晚间吃了饭回来，又要挑三担石子，才肯休息。 这是他的日常功课，家中的妻子女儿都知道他的心愿，女流们不能帮他挑石头，又不能劝他休息，劝他也没有用处。有时候，他实在疲乏了，挑完石子回家，倒在竹椅上吸旱烟，眼望着十几岁的女儿和几岁的儿子，微微叹一口气。 顺弟已是懂事的了，她看见她父亲这样辛苦做工，她心里好不难过。她常常自恨不是个男子，不能代她父亲下溪头去挑石头。她只能每日早晚到村口去接她父亲，从他的担子里捧出一两块石头来，拿到屋基上，也算是分担了他的一点辛苦。 看看屋基渐渐垫高了，但砖瓦木料却全没有着落。高敞的新屋还只存在她一家人的梦里。顺弟有时做梦，梦见她是个男子，做了官回家看父母，新屋早已造好了，她就在黑漆的大门外下轿。下轿来又好像做官的不是她，是她兄弟。 三 这一年顺弟十七岁了。 一天的下午，金灶在三里外的张家店做裁缝，忽然走进了一个中年妇人，叫声“金灶舅”。他认得她是上庄的星五嫂，她娘家离中屯不远，所以他从小认得她。她是三先生的伯母，她的丈夫星五先生也是八都的有名绅士，所以人都叫她“星五先生娘”。 金灶招呼她坐下。她开口道：“巧极了，我本打算到中屯看你去，走到了张家店，才知道你在这里做活。巧极了。金灶舅，我来寻你，是想开你家顺弟的八字。” 金灶问是谁家。 星五先生娘说：“就是我家大侄儿三哥。” “三先生？” “是的，三哥今年47，前头讨的七都的玉环，死了十多年了。玉环生下了儿女一大堆，——三个儿子，三个女，——现在都长大了。不过他在外头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他写信来家，要我们给他定一头亲事。” 金灶说：“我们种田人家的女儿那配做官太太？这件事不用提。” 星五先生娘说：“我家三哥有点怪脾气。他今年写信回来说，一定要讨一个做庄稼人家的女儿。” “什么道理呢？” “他说，做庄稼人家的人身体好，不会象玉环那样痨病鬼。他又说，庄稼人家晓得艰苦。” 金灶说：“这件事不会成功的。一来呢，我们配不上做官人家。二来，我家女人一定不肯把女儿给人做填房。三来，三先生家的儿女都大了，他家大儿子大女儿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是不容易做的。这个八字不用开了。” 星五先生娘说：“你不要客气，顺弟很稳重，是个有福气的人。金灶舅，你莫怪我直言，顺弟今年十七岁了，眼睛一眨，20岁到头上，你那里去寻一个青年郎？填房有什么不好？三哥的信上说了，新人过了门，他就要带上任去。家里的儿女，大女儿出嫁了；大儿子今年做亲，留在家里；二女儿是从小给了人家了；三女儿也留在家里。将来在任上只有两个双胞胎的十五岁小孩子，他们又都在学堂里。这个家也没有什么难照应。” 金灶是个老实人，他也明白她的话有驳不倒的道理。家乡风俗，女儿十三四岁总得定亲了，十七八岁的姑娘总是做填房的居多。他们夫妇因为疼爱顺弟，总想许个念书人家，所以把她耽误了。这是他们做父母的说不出的心事。所以他今天很有点踌躇。 星五先生娘见他踌躇，叉说道：“金灶舅，你不用多心。你回去问问金灶舅母，开个八字。我今天回娘家去，明朝我来取。八字对不对，辰肖合不合，谁也不知道。开个八字总不妨事。”金灶一想，开个八字诚然不妨事，他就答应了。 这一天，他从张家店回家，顺弟带了弟弟放牛去了，还没有回来。他放下针线包和熨斗，便在门里板凳上坐下来吸旱烟。他的妻子见他有心事的样子，忙过来问他。他把星五嫂的话对她说了。 她听了大生气，忙问，“你不曾答应她开八字？” 他说，“我说要回家商量商量。不过开个八字给他家，也不妨事。” 她说，“不行。我不肯把女儿许给快五十岁的老头子。他家儿女一大堆，这个晚娘不好做。做官的人家看不起我们庄户人家的女儿，将来让人家把女儿欺负煞，谁家来替我们伸冤？我不开八字。” 他慢吞吞地说，“顺弟今年十七岁了，许人家也不容易。三先生是个好人。——” 她更生气了，“是的，都是我的不是。我不该心高，耽误了女儿的终身。女儿没人家要了，你就想送给人家做填房，做晚娘。做填房也可以，三先生家可不行。他家是做官人家，将来人家一定说我们贪图人家有势力，把女儿卖了，想换个做官的女婿。我背不起这个恶名。别人家都行，三先生家我不肯。女儿没人家要，我养她一世。” 他们夫妻吵了一场，后来金灶说，“不要吵了。这是顺弟自家的事，吃了夜饭，我们问问她自己。好不好？”她也答应了。 晚饭后，顺弟看着兄弟睡下，回到菜油灯下做鞋。金灶开口说，“顺弟，你母亲有句话要问你。” 顺弟抬起头来，问妈有什么话。她妈说，“你爸爸有话问你，不要朝我身上推。” 顺弟看她妈有点气，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好问爸爸。她爸对她说，“上庄三先生要讨个填房，他家今天叫人来开你的八字。你妈嫌他年纪太大，四十七岁了，比你大三十岁，家中又有一大堆儿女。晚娘不容易做，我们怕将来害了你一世，所以要问问你自己。” 他把今天星五嫂的话说了一遍。 顺弟早已低下头去做针线，半晌不肯开口。她妈也不开口，她爸也不说话了。 顺弟虽不开口，心里却在那儿思想。她好像闭了眼睛，看见她的父亲在天刚亮的时候挑着一大担石头进村来；看见那大块屋基上堆着他一担一担的挑来的石头；看见她父亲晚上坐在黑影地里沉思叹气。一会儿，她又仿佛看见她做了官回来，在新屋的大门口下轿。一会儿，她的眼前又仿佛现出了那紫黑面孔，两眼射出威光的三先生。…… 她心里这样想：这是她帮她父母的机会到了。做填房可以多接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总应该更好看点。她将来总还可以帮她父母的忙。她父亲一生梦想的新屋总可以成功。……三先生是个好人，人人都敬重他，只有开赌场烟场馆的人怕他恨他。…… 她母亲说话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想。她妈说，“对了我们，有什么话不好说？你说吧！” 顺弟抬起眼睛来，见她爸妈都望着她自己。她低下头去，红着脸说道：“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个好人，请你们俩作主。”她接着又加上一句话，“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年纪大”。 她爸叹了一口气。她妈可气的跳起来了，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吧！” 顺弟听了这句话，又羞又气，手里的鞋面落在地上，眼泪直滚下来。她拾起鞋面，一声不响，走到她房里去哭了。 经过了这一番家庭会议之后，顺弟的妈明白她女儿是愿意的了，她可不明白她情愿卖身来帮助爹妈的苦心，所以她不指望这门亲事成功。 她怕开了八字去，万一辰肖相合，就难回绝了；万一八字不合，旁人也许要笑她家高攀不上做官人家。她打定主意，要开一张假八字给媒人拿去。第二天早晨，她到祠堂蒙馆去，请先生开一个庚帖，故意错报了一天生日，又错报了一个时辰。先生翻开《万年历》，把甲子查明写好，她拿回去交给金灶。 那天下午，星五先生娘到张家拿到了庚帖，高兴得很。回到了上庄，她就去寻着月吉先生，请他把三先生和她的八字排排看。 月吉先生看了八字，问是谁家女儿。 “中屯金灶官家的顺弟。” 月吉先生说，“这个八字开错了。小村乡的蒙馆先生连官本（俗称历书为官本）也不会查，把八个字抄错了四个字。” 星五先生娘说，“你怎么知道八字开错了？” 月吉先生说，“我算过她的八字，所以记得。大前年村里七月会，我看见这女孩子，她不是灿嫂的侄女吗？圆圆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是吗？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我那时问灿嫂讨了她的八字来算算看。我算过的八字，三五年不会忘记的。” 他抽开书桌的抽屉，寻出一张字条来，说，“可不是呢？在这里了。”他提起笔来，把庚帖上的八字改正，又把三先生的写出。他排了一会，对星五先生娘说，“八字是对的，不用再去对了。星五嫂，你的眼力不差，这个人配得上三哥。相貌是小事，八字也是小事，金灶官家的规矩好。你明天就去开礼单。三哥那边，我自己写信去”。 过了两天，星五先生娘到了中屯，问金灶官开“礼单”。她埋怨道，“你们村上的先生不中用，把八字开错了，几几乎误了事”。 金灶嫂心里明白，问谁说八字开错了的。星五先生娘一五一十的把月吉先生的话说了。金灶夫妻很诧异，他们都说，这是前世注定的姻缘。金灶嫂现在也不反对了。他们答应开礼单，叫她隔几天来取。 冯顺弟就是我的母亲，三先生就是我的父亲铁花先生。在我父亲的日记上，有这样几段记载： 【光绪十五年（1889）二月】十六日，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天雨，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十九，六，廿六 （原载于1931年3月10日《新月》第3卷第1号） [book_title]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 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就像变戏法的人搬弄他的“一个郎当，一个郎当，郎当一郎当”一样。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同一个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的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些受过一点严格的思想训练的人，每读这一类的文字，总觉得无法抓住作者说的是什么话，走的是什么思路，用的是什么证据。老实说，我们看不懂他们变的是什么掩眼法。 我试从我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先生的《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一篇里引一些例子。 （1）在先，资本主义的支配还不大厉害的时候，中国人便想自己也来一番资本主义，去追上欧美列强。 我们试想“也来一番资本主义”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替代庚子拳祸以前的一切变法维新的企图？设船厂，兴海军，兴教育，改科举，立制造局，翻译格致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等，这都可以用“也来一番资本主义”包括了！这不是用抽象名词代替许多事实吗？ （2）胡先生在过去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是我们最崇拜最愿崇拜的。 这里说的是我自己了。然而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所以陶先生如果说我曾提倡白话文，我没法子抵赖。他恭维我曾与封建主义争斗，我只好对他说“小人无罪”。如果我做过什么“争斗”，我打的是骈文律诗古文，是死的文字，是某种某种混沌的思想，是某些某些不科学的信仰，是某个某个不人道的制度。这些东西各有很长的历史，各有他的历史演变的事实，都是最具体的东西，都不能用一个抽象名词（如“封建主义”）来解释他们，形容他们，或概括他们。即如骈文律诗，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的确确存在的时代，何尝有骈文律诗的影子？骈文律诗起于比较很晚的时代，与封建主义何干？那个道地的封建制度之下，人们歌唱的（如国风）是白话，写的（如《论语》）也是白话。后来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之下，前一个时代的活文字渐渐僵死了，变成古文，被保留作统一帝国的交通工具，这与封建主义何干？又如我们所攻击的许多传统思想和信仰，绝大部分是两千年的长期印度化的产物，都不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之下原有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归罪到“封建主义”一个名词，其错误等于说痨病由于痨病鬼，天花由于天花娘娘，自缢寻死由于吊死鬼寻替身！ 以上的例子都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毛病是笼统，是混沌，是抹煞事实。 （3）没有殖民地，我们想象不到欧美的灿烂光华。 他们的灿烂光华是向殖民地推销商品和投下资本赚下来的。 （4）没有殖民地，资本主义便不能存在。 这样的推理，只是武断的把一串名词排成一个先后次序，把名词的先后次序替代了因果的关系。“没有殖民地，就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资本主义，就没有了欧美的灿烂光华。”多么简单干脆的推论！中国没有殖民地（？），中国就没有资本主义。德国的殖民地全被巴黎和约剥夺了，德国也就没有资本主义了，也就不会有灿烂光华了。明儿美国让菲律宾独立了，或者菲律宾和夏威夷群岛都被日本抢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就不能存在了。况且在三十六年前，美国压根儿就不曾有过一块殖民地，美国大概就没有资本主义了吧？大概也就没有什么“灿烂光华”了吧？这是史实吗？ 以上的例子是用连串名词的排列来替代思想的层次，来冒充推理的程序。这毛病是懒惰，是武断。 （5）灿烂的个人自由的经济经营时代，至少是不能在中国再见的了。自由的旗帜高张起来也是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自然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不相容。不过，民主或自由的思想在中国虽然空的很，却有一些重大的使命。这是因为封建主义还有存在。在对抗封建主义的阵容一点上，民主与自由主义是能够叫动社会同情的。如果误解这种同情的到来，是说中国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十九世纪欧美式上，那便推论得太远了一点了。 这一段文章里用“自由”一个名词，凡有六次。第一个“自由”是经济的，是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第二个“自由”好像是指民七八年以来我们一班朋友主张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和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主张。第三个“自由”就不好懂了：明明说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却又是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不相容，又好像是指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了。我们愚笨的很，只知道“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专制政治不相容，和野蛮黑暗的恶势力不相容；我们就没听见过它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不相容。姑且不说大规模集中生产的资本主义也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试看看丹麦和其他北欧各国的各种生产合作制度，何尝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又何尝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不相容？所以这第三个“自由”当然还是第一次提到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第四个“自由”又是指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的民治主张了。第五个“自由”也是如此。第六个“自由”的意义又特别扩大了，扩大到“十九世纪欧美式”的文化，这当然要包括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和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要求等等了。 这里用“自由”六次，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意义：（1）自由竞争的经济经营；（2）我们一班朋友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民治主张；（3）“十九世纪欧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这三个广狭不同的意义，颠来倒去，忽下忽上，如变戏法的人抛起三个球，滚上滚下，使人眼睛都迷眩了，究竟看不清是一个球，还是三个球，还是五六个球。这样费大气力，变大花头，为的是什么呢？难道真是要叫读者眼光迷眩了，好相信胡适之不赞成“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回转十九世纪欧美自由主义的路”；而“回转十九世纪欧美自由主义的路”就等于犯了主张资本主义的大罪恶！ 这样的例子是滥用一个意义可广可狭的名词，忽而用其广义，忽而用其狭义，忽而又用其最广义。近人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名词，往往犯这种毛病。这毛病，无心犯的是粗心疏忽，有心犯的是舞文弄法。 这些例子所表示的，总名为“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这都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字障的遗毒。古人的文字，谈空说有，说性谈天，主静主一，小部分都是“囊风囊雾”“捕风捉影”的名词变戏法。“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人人皆知的模范文体。“用而不有，即有真空，空而不无，玄知妙有。妙有则摩诃般若，真空则清静涅槃。般若无照，能照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我们现在读这样的文字，当然会感觉这是用名词变戏法了。但我们现在读某位某位大师的名著，高谈着“封建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落后资本主义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创造的综合”，“奥伏赫变”，“迎头赶上”，……我们就不认得这也是搬弄名词的把戏了。 这种文字障，名词障，不是可以忽视的毛病。这是思想上的绝大障碍。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例如用“资本主义”，你得先告诉我，你心里想象的是你贵处的每月三分的高利贷，还是伦敦纽约的年息二厘五的银行放款。）第二，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列举具体的事实：事实容易使人明白，名词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词连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证据来，不是搬出名词来。第四，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我们要记得唐朝庞居士临死时的两句格言：“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本没有鬼，因为有了“大头鬼”、“长脚鬼”等等鬼名词，就好像真有鬼了。滥造鬼名词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 二十四，五，二十七夜 （原载于1935年6月2日《独立评论》第153号） [book_title]记辜鸿铭 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我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Mon Demiéville）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先生，法国的Ⅹ先生，徐墀先生，和我；还有几位，我记不得了。这一晚的谈话，我的日记里留有一个简单的记载，今天我翻看旧日记，想起辜鸿铭的死，想起那晚上的主人王彦祖也死了，想起十三年之中人事变迁的迅速，我心里颇有不少的感触。所以我根据我的旧日记，用记忆来补充它，写成这篇辜鸿铭的回忆。 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在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这一晚他先到了王家，两位法国客人也到了；我进来和他握手时，他对那两位外国客说：Here es my learned enemy！大家都笑了。入座之后，戴弥微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 Hsü”和“Crazv Ku”的两个绰号。 一会儿，他对我说：“去年张少轩（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么？”我当他是集句的对联，一时想不起好对句，只好问他，“想不出好对，你对的什么？”他说：“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我也笑了。 他又问：“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吗？”我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他说：“是清朝的大帽。”我们又大笑。 他在席上大讲他最得意的安福国会选举时他卖票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他亲口讲过好几次了，每回他总添上一点新花样，这也是老年人说往事的普通毛病。 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了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本人不必到场，自有人拿文凭去登记投票。据说当时的市价是每张文凭可卖二百元。兜买的人拿了文凭去，还可以变化发财。譬如一张文凭上的姓名是（Wu Ting），第一次可报“武定”，第二次可报“丁武”，第三次可报“吴廷”，第四次可说是江浙方音的“丁和”。这样办法，原价二百元的，就可以卖八百元了。 辜鸿铭卖票的故事确是很有风趣的。他说：“ⅩⅩⅩ来运动我投他一票，我说：‘我的文凭早就丢了’，他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我说：‘人家卖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他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我说：‘四百块，少一毛钱不来，还得先付现款，不要支票。’他要还价，我叫他滚出去。他只好说：‘四百块钱依你老人家。可是投票时务必请你到场。’“选举的前一天，ⅩⅩⅩ果然把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还再三叮嘱我明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出门，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 “ⅩⅩⅩ听说我回来了，赶到我家，大骂我无信义。我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个留学生小政客，说：‘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天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小子看见我的棍子，真个乖乖的逃出去了。”说完了这个故事，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知道有句俗话：‘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上回听说ⅩⅩⅩ的孔教会要去祭孔子，我编了一首白话诗： 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 孔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 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一会儿，辜鸿铭指着那两位法国客人大发议论了。他说：“先生们，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文学博士的名誉学位送给ⅩⅩⅩ！Ⅹ先生，你的《ⅩⅩ报》上还登出ⅩⅩⅩ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边，桌上堆着一大堆书，题做‘Ⅹ大总统著书之图’！呃，呃，真羞煞人！我老辜向来佩服你们贵国，——La belle France！现在真丢尽了你们的La belle France 的脸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文学博士，也还不怎样丢人！可怜的班乐卫先生，他把博士学位送给ⅩⅩⅩ，呃？” 那两位法国客人听了老辜的话都很感觉不安，那位《ⅩⅩ报》的主笔尤其脸红耳赤，他不好不替他的政府辩护一两句。辜鸿铭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 Monsieur，你别说了。有一个时候，我老辜得意的时候，你每天来看我，我开口说一句话，你就说：“辜先生，您等一等。”你就连忙摸出铅笔和日记本子来，我说一句，你就记一句，一个字也不肯放过。现在我老辜倒霉了，你的影子也不上我门上来了。 那位法国记者脸上更红了。我们的主人觉得空气太紧张了，只好提议，大家散坐。 上文说起辜鸿铭有一次要在法庭控告我，这件事我也应该补叙一笔。在民国八年八月间，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三期登出了一段随感录：[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这段话是高而谦先生告诉我的，我深信高而谦先生不说谎话，所以我登在报上。那一期出版的一天，是一个星期日，我在北京西车站同一个朋友吃晚饭。我忽然看见辜鸿铭先生同七八个人也在那里吃饭。我身边恰好带了一张《每周评论》，我就走过去，把报送给辜先生看。他看了一遍，对我说： “这段记事不很确实。我告诉你我剪辫子的故事。我的父亲送我出洋时，把我托给一位苏格兰教士，请他照管我。但他对我说：‘现在我完全托了Ⅹ先生，你什么事都应该听他的话。只有两件事我要叮嘱你：第一，你不可进耶苏教；第二，你不可剪辫子。’我到了苏格兰，跟着我的保护人，过了许多时。每天出门，街上小孩子总跟着我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我想着父亲的教训，忍着侮辱，终不敢剪辫。那个冬天，我的保护人往伦敦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拜望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很顽皮，她拿起我的辫子来赏玩，说中国人的头发真黑的可爱。我看她的头发也是浅黑的，我就说： ‘你要肯赏收，我就把辫子剪下来送给你。’她笑了，我就借了一把剪子，把我的辫子剪下来送了给她。这是我最初剪辫子的故事。可是拜万寿，我从来没有不拜的。”他说时指着同坐的几位老头子，“这几位都是我的老同事。你问他们，我可曾不拜万寿牌位？”我向他道歉，仍回到我们的桌上。我远远的望见他把我的报纸传给同坐客人看。我们吃完了饭，我因为身边只带了这一份报，就走过去向他讨回那张报纸。大概那班客人说了一些挑拨的话，辜鸿铭站起来，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叠，向衣袋里一插，正色对我说：“密斯忒胡，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我忍不住笑了。我说：“辜先生，你说的话是开我玩笑，还是恐吓我？你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庭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我说了，点点头，就走了。 后来他并没有实行他的恐吓。大半年后，有一次他见着我，我说：“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他正色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的不好！” 一九三五年 [book_title]王莽 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 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王莽于西历纪元9年建国，那年他就下诏曰：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此等处皆可以补史传的不足。百年前，董仲舒也有“去奴婢，除专杀之威”的主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晋灼曰，虽老病者，皆复出口算），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贫者不厌糟糠。……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此莽诏须看《王莽传》） 《莽传》说， 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食货志》同） 此政策即“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当日施行时自然有大困难。到了西历12年，中郎区博谏莽曰： 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并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传》） 莽知民怨，乃下书日： 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 西历10年，莽即位之二年，初设“六筦之令”。“筦”字《食货志》作“斡”，即是“归国家管理”之意。六筦是： （1）盐，（2）酒，（3）铁，（4）名山大泽，（5）钱布铜冶，（一今本钱作铁，今依钱大昭校，据闽本。）（6）五均赊贷。 《食货志》记诸筦，有两次诏令的原文。《莽传》亦有两次，一在西10年，一在西17年。《食货志》第一诏当是10年的： 夫《周礼》有赊贷（此指“泉府”之职），《乐语》有“五均”。（邓展曰，《乐语》，《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沈钦韩曰，《乐语》，《白虎通》引之。）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 [两市及五都]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即泉府）丞一人。此时似尚未明定“六筦”之数，诸“斡”次第举行。凡属于国有富源的，办法如下： 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铅）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于]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 这不是国家自办，乃是归国家管理；凡做此项事业的，须呈报（“占”）于司市钱府。营业所得，国家要抽“所得税”。故《食货志》说：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纺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于]县官一岁。 抽所得税竟抽到女工方技，似乎不确。况且科罚条文内说“尽没入所采取”，似乎原令的所得税只限于“诸取众物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或至多“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者”。《莽传》也只说“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可以互证。 《食货志》说酤酒的办法最详细：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曲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酢浆也）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 五均之制，《食货志》也说的详细： （1）市平（平均的物价）“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 （2）收滞货“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 （3）平市“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所收不雠之物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于]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 （4）赊“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师古曰，但，空也，徒也，言不取息利也。）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 （5）贷本“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而]受息，毋过岁什一”。《莽传》作“赊贷与民，收息百月三”。 这些政策，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并兼”。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完备，这种大计划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时收效。政府里的书生又不能不依靠有经验的商人，故《食货志》又说： 羲和（官名）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菑姓伟等，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俞病。 到了西17年，王莽又下诏曰： 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 我们看这一诏，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意。六筦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致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 西21年，南郡秦丰，平原女子迟昭平各聚兵作乱。莽召群臣问擒贼方略。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他说： ……国师嘉信公（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 这几个重要人物，除了刘歆之外，几乎全不可考。若不是公孙禄明白提出，我们竟无从知道这些主名了。作井田的孙阳，已不可考。张邯见于《汉书·儒林传》（八十八）之《后苍传》下。后苍通诗礼，传匡衡翼奉萧望之，匡衡的传经表如下： 按《莽传》，满昌为莽太子讲诗。又按《后苍传》，张邯与皮容“皆至大官，徒众尤盛”。鲁匡见于《后汉书·鲁恭传》（五十五），“恭，扶风平陵人也。……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食货志》说： 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即十年之诏）…… 羲和鲁匡言：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独未斡。……《诗》日，“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余见上） 这种穿凿附会，绝像王莽时代的经学家。《莽传》又说，公孙禄请诛数子之后， 莽怒，使虎贲扶禄出，然颇采其言，左迁鲁匡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独造，莽厌众意而出之。 大概酒筦是鲁匡的计划，其余则刘歆等人的合作，未必是鲁匡一人“所独造”了。 西22年，四方盗贼并起，太师王匡等战数不利。莽“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待见未发”。此事竞无下文，似乎终莽之世，这些政策不曾废除。再过一年，他就死了。 《食货志》说： 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 《莽传》说：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 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渐台上，他的头被一个商人杜吴斫去，尸首被军人分裂，“支节肌骨脔分”！而二千年来，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十一，九，三 （原载于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 [book_title]读《楚辞》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们的读书会要我讲演，我讲的是我关于《楚辞》的意见，后来记在《日记》里，现在整理出来，作为一篇读书记。我很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修正他或反证他，总期使这部久被埋没，久被“酸化”的古文学名著能渐渐的从乌烟瘴气里钻出来，在文学界里重新占一个 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谁？ 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为什么我要疑心呢？因为： 第一，《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 （子）传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司马迁何能知孝昭的谥法？一可疑。孝文之后为景帝，如何可说“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丑）《屈原传》叙事不明。先说，“王怒而疏屈平”。次说，“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王悔，追张仪不及”。又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又说，“顷襄王立，以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又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既“疏”了，既“不复在位”了，又“使于齐”，又“谏”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并不曾说“放流”，出使于齐的人，又能谏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说“虽放流”，忽说“迁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怀王拿来换张仪的地，此传说是“秦割汉中地”，张仪传说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说是“秦分汉中之半”。究竟是汉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称屈平，而后半忽称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我这个见解，虽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丑）传说的屈原是根据于一种“儒教化”的《楚辞》解释的。但我们知道这种“儒教化”的古书解是汉人的拿手戏，只有那笨陋的汉朝学究能于这件笨事！ 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怎样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说是黄帝发明的。中古的，都说是周公发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佛教的无数“佛说”的经也是这样的，不过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与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怀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伤心的事，故当时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后来亡秦的义兵终起于南方，而项氏起兵时竟用楚怀王的招牌来号召人心。当时必有楚怀王的故事或神话流传民间，屈原大概也是这种故事的一部分。在那个故事里，楚怀王是正角，屈原大概还是配角，——郑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后，楚怀王的神话渐渐失其作用了，渐渐消灭了；于是那个原来做配角的屈原反变成正角了。后来这一部分的故事流传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刘向《说范》也载此事，而补《史记》的人也七拼八凑的把这个故事塞进《史记》去。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贾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辞》是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断定《楚辞》的前二十五篇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那二十五篇是： 《离骚》l《九歌》9 《天问》1《九章》9 《远游》1《卜居》1 《渔父》1《招魂》1 《大招》1 这二十五篇之中，《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卜居》、《渔父》为有主名的著作，见解与技术都可代表一个《楚辞》进步已高的时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变体。《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决非屈原作的。《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离骚》、《九章》与《远游》了。依我看来，《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我们若不愿完全丢弃屈原的传说，或者可以认《离骚》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远游》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意见，按照时代的先后，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 《九歌》 （2）稍晚——屈原？《离骚》 （2）稍晚——屈原？《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时或稍后 《招魂》 （4）稍后——楚亡后 《卜居》，《渔父》 （5）汉人作的 《大招》，《远游》 （5）汉人作的 《九章》的一部分 （5）汉人作的 《天问》 （三）《楚辞》的注家 《楚辞》注家分汉、宋两大派。汉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识最陋。他们把一部《诗经》都罩上乌烟瘴气了。一首“关关雎鸠”明明是写相思的诗，他们偏要说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说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们把一部《楚辞》也“酸化”了。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兴祖，都承认那“屈原的传说”，处处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忧国的话，正如汉人把《诗》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样！宋派自朱熹以后，颇能渐渐推翻那种头巾气的注解。朱子的《楚辞集注》虽不能抛开屈原的传说，但他于《九歌》确能别出新见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东君》，《国殇》，《礼魂》，各篇的注与序里皆无一字提到屈原的传说；其余四篇，虽偶然提及，但朱注确能打破旧说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们应该从朱子人手，参看各家的说法，然后比朱子更进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 （四）《楚辞》的文学价值 我们须要认明白：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如《湘夫人》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学，却被旧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则君子弃逐”（五臣）等等荒谬的理学话，便不见他的文学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襟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这四句何等美丽！注家却说： 屈原托与湘夫人，共邻而处，舜复迎之而去，穷困无所依，故欲捐弃衣物，裸身而行，将适九夷也。远者谓高贤隐士也。言己虽欲之九夷绝域之外，犹求高贤之士，平洲香草以遗之，与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说： 袂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复背已，无所用也，故弃遗之。……杜若以喻诚信：远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说： 既诒湘夫人以袂襟，又遗远者以杜若。好贤不已也。（洪兴祖） 这样说来说去，还有文学的趣味吗？故我们必须推翻屈原的传说，打破一切村学究的旧注，从《楚辞》本身上去寻出他的文学兴味来，然后《楚辞》的文学价值可以有恢复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载于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 [book_title]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序言 这个书目是我答应清华学校胡君敦元等四个人拟的。他们都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一点。 这虽是一个节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我起初也学着老前辈们的派头，劝人从“小学”入手，劝人先通音韵训诂。我近来忏悔了！那种话是为专家说的，不是为初学人说的；是学者装门面的话，不是教育家引人入胜的法子。音韵训诂之学自身还不曾整理出个头绪系统来，如何可作初学人的入手工夫？十几年的经验使我不能不承认音韵训诂之学只可以作“学者”的工具，而不是“初学”的门径。老实说来，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是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便是依着这个观念做的。这个书目的顺序便是下手的法门。这是我要声明的第二点。 这个书目不单是为私人用的，还可以供一切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公共图书馆之用。所以每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 （一）工具之部 《书目举要》（周贞亮，李之鼎）南城宜秋馆本。这是书目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刻本甚多，近上海朝记书庄有石印“增辑本”，最易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存目录广东图书馆刻本，又点石斋石印本最方便。 《汇刻书目》（顾修）顾氏原本已不适用，当用朱氏增订本，或上海北京书店翻印本，北京有益堂翻本最廉。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双鱼堂刻本。 《史姓韵编》（汪辉祖）刻本稍贵，石印本有两种。此为《二十四史》的人名索引，最不可少。 《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北京晋华书局新印本。 《世界大事年表》（傅运森）商务印书馆。 《历代地理韵编》，《清代舆地韵编》（李兆洛）广东图书馆本，又坊刻《李氏五种》本。 《历代纪元编》（六承如）《李氏五种》本。 《经籍纂诂》（阮元等）点石斋石印本可用。读古书者，于寻常典外，应备此书。 《经传释词》（王引之）通行本。 《佛学大辞典》（丁福保等译编）上海医学书局 （二）思想史之部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商务印书馆。 二十二子：《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黄帝内经》《竹书纪年》《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山海经》，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局）刻本。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 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最好先看白文，或用朱熹集注本。 《墨子间诂》（孙诒让）原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庄子集释》（郭庆藩）原刻本，石印本。 《荀子集注》（王先谦）原刻本，石印本。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商务印书馆出版。 《春秋繁露义证》（苏舆）原刻本。 《周礼》通行本。 《论衡》（王充）通津草堂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湖北崇文书局本。 《抱朴子》（葛洪）《平津馆丛书》本最佳，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 《四十二章经》金陵刻经处本。以下略举佛教书。 《佛遗教经》同上。 《异部宗轮论述记》（窥基）江西刻经处本。 《大方广佛华严经》（东晋译本）金陵刻经处。 《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同上。 《船若纲要》（葛彗）《大般若经》太繁，看此书很够了。扬州藏经院本。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鸠摩罗什译，菩提流支译，真谛译）以上两书，流通本最多。 《阿弥陀经》（鸠摩罗什译）此书译本与版本皆极多，金陵刻经处有《阿弥陀经要解》（智旭）最便。 《大方广圆觉了义经》（即《圆觉经》）（佛陀多罗译）金陵刻经处白文本最好。 《十二门论》（鸠摩罗什译）金陵刻经处本。 《中论》（同上）扬州藏经院本。 以上两种，为三论宗“三论”之二。 《三论玄义》（隋吉藏撰）金陵刻经处本。 《大乘起信论》（伪书）此虽是伪书，然影响甚大。版本甚多，金陵刻经处有沙门真界纂注本颇便用。 《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此书介绍日本学者考订佛书真伪的方法，甚有益。商务印书馆将出版。 《小止观》（一名《童蒙止观》，智觊撰）天台宗之书不易读，此书最便初学。金陵刻经处本。 《相宗八要直解》（智旭直解）金陵刻经处本。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直疏）金陵刻经处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撰）玄奘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伟大人物，此传为中国传记文学之大名著。常州天宁寺本。 《华严原人论》（宗密撰）有正书局有合解本，价最廉。 《坛经》（法海录）流通本甚多。 《古尊宿语录》此为禅宗极重要之书，坊间现尚无单行刻本。 《大藏经》缩刷本腾字四至六。 《宏明集》（梁僧祐集）此书可考见佛教在晋宋齐梁士大夫间的情形。金陵刻经处本。 《韩昌黎集》（韩愈）坊间流通本甚多。 《李文公集》（李翱）三唐人集本。 《柳河东集》（柳宗元）通行本。 《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冯云濠刻本，何绍基刻本，光绪五年长沙重印本。坊间石印本不佳。 《明儒学案》（黄宗羲）莫晋刻本最佳。坊间通行有江西本，不佳。 以上两书，保存原料不少，为宋明哲学最重要又最方便之书。此下所列，乃是补充这两书之缺陷，或是提出几部不可不备的专家集子。 《直讲李先生集》（李觏）商务印书馆印本。 《王临川集》（王安石）通行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二程全书》（程颢、程颐）六安涂氏刻本。 《朱子全书》（朱熹）六安涂氏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朱子年谱》（王懋竑）广东图书馆本，湖北书局本。此书为研究朱子最不可少之书。 《陆象山全集》 《陈龙川全集》（陈亮）通行本。 《叶水心全集》（叶适）通行本。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浙江图书馆本。 《困知记》（罗钦顺）嘉庆四年翻明刻本。正谊堂本。 《王心斋先生全集》（王艮）近年东台袁氏编订排印本最好，上海国学保存会寄售。 《罗文恭公全集》（罗洪先）雍正间刻本，《四库全书》本与此不同。 《胡子衡齐》（胡直）此书为明代哲学中一部最有条理又最有精采之书。《豫章丛书》本。 《高子遗书》（高攀龙）无锡刻本。 《学通辨》（陈建）正谊堂本。 《正谊堂全书》（张伯行编）这部丛书搜集程朱一系的书最多，欲研究“正统派”的哲学的，应备一部，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价约三十元。初刻本已不可得，现行者为同治间初刻本。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日知录》（顾炎武）用黄汝成《集释》本。通行本。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单行本。扫叶山房《梨洲遗著汇刊》本。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船山遗书》本。 《思问录内外篇》（王夫之）同上。 《俟解》一卷，《噩梦》一卷（王夫之）同上。 《颜李遗书》（颜元，李塨）《畿辅丛书》本可用。北京四存学会增补全书本。 《费氏遗书》（费密）成都唐氏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寄售） 《孟子字义疏证》（戴震）《戴氏遗书》本。国学保存会有铅印本，但已卖缺了。 《章氏遗书》（章学诚）浙江图书馆排印本，上海刘翰怡新刻全书本。 《章实斋年谱》（胡适）商务印书馆出版。 《崔东壁遗书》（崔述）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畿辅丛书》本只有《考信录》，亦可够用了。全书现由亚东图书馆重印，不久可出版。 《汉学商兑》（方东树）此书无甚价值，但可考见当日汉宋学之争。单行本，朱氏《槐庐丛书》本。 《汉学师承记》（江藩）通行本，附《宋学师承记》。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光绪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史记探原》（崔适）初刻本；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 《章氏丛书》（章炳麟）康宝忠等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刻本。 （三）文学史之部 《诗经集传》（朱熹）通行本。 《诗经通论》（姚际恒）闻商务印书馆将重印。 《诗本谊》（龚橙）浙江图书馆《半广丛书》本。 《诗经原始》（方玉润）闻商务印书馆不久将有重印本。 《诗毛氏传疏》（陈奂）《清经解续编》卷七百七十八以下。 《檀弓》《礼记》第二篇。 《春秋左氏传》通行本。 《战国策》商务印书馆有铅印补注本。 《楚辞集注》，附《辨证后语》（朱熹）通行本；扫叶山房有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广雅书局本。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编）上海医学书局出版。 《古文苑》（章樵注）江苏书局本。 《续古文苑》（孙星衍编）江苏书局本。 《文选》（萧统编）上海会文堂有石印胡刻李善注本最方便。 《文心雕龙》（刘勰）原刻本；通行本。 《乐府诗集》（郭茂倩编）湖北书局刻本。 《唐文粹》（姚铉编）江苏书局本。 《唐文粹补遗》（郭麟编）同上。 《全唐诗》（康熙朝编）扬州原刻本，广州本，石印本，五代词亦在此中。 《宋文鉴》（吕祖谦编）江苏书局本。 《南宋文范》（庄仲方编）同上。 《南宋文录录》（董兆熊编）同上。 《宋诗抄》（吕留良、吴之振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诗抄补》（管庭芬等编）商务印书馆本。 《宋六十家词》（毛晋编）汲古阁本，广州刊本，上海博古斋石印本。 《四印斋王氏所刻宋元人词》（王鹏运编刻）原刻本，板存北京南阳山房。 《疆村所刻词》（朱祖谋编刻）原刻本。王朱两位刻的词集都很精，这是近人对于文学史料上的大贡献。 《太平乐府》（杨朝英编）（四部丛刊）本。 《阳春白雪》（杨朝英编）南陵徐氏《随庵丛书》本。 以上两种为金元人曲子的选本。 《董解元弦索西厢》（董解元）刘世衍《暖红室汇刻传奇》本。 《元曲选一百种》（臧晋叔编）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金文最》（张金吾编）江苏书局本。 《元文类》（苏天爵编）同上。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商务印书馆本。 《京本通俗小说》这是七种南宋的话本小说，上海蟫隐庐《烟画东堂小品》本。 《宣和遗事》《士礼居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 《五代史平话》残本，董康刻本。 《明文在》（薛熙编）江苏书局本。 《列朝诗集》（钱谦益编）国学保存会排印本。 《明诗综》（朱彝尊编）原刻本。 《六十种曲》（毛晋编刻）汲古阁本。此书善本已不易得。 《盛明杂剧》（沈泰编）董康刻本。 《暖红室汇刻传奇》（刘世珩编刻）原刻本。 《笠翁十二种曲》（李渔）原刻巾箱本。 《九种曲》（蒋士铨）原刻本。 《桃花扇》（孔尚任）通行本。 《长生殿》（洪升）通行本。 清代戏曲多不胜举；故举李蒋两集，孔洪两种历史戏，作几个例而已。 《曲苑》上海古书流通处编印本。此书汇集关于戏曲的书十四种，中如焦循《剧说》，如梁辰鱼《江东白苎》，皆不易得。石印本价亦廉，故存之。 《缀白裘》这是一部传奇选本，虽多是零篇，但明末清初的戏曲名著都有代表的部分存在此中。在戏曲总集中，这也是一部重要书了。通行本。 《曲录》（王国维）《晨风阁丛书》本。 《湖海文传》（王昶编）所选都是清朝极盛时代的文章，最可代表清朝“学者的文人”的文学。原刻本。 《湖海诗传》（王昶编）原刻本。 《鲒埼亭集》（全祖望）借树山房本。 《惜抱轩文集》（姚鼐）通行本。 《大云山房文稿》（恽敬）四川刻本，南昌刻本。 《文史通义》（章学诚）贵阳刻本，浙江局本，铅印本。 《龚定庵全集》（龚自珍）万本书堂刻本。国学扶轮社本。 《曾文正公文集》（曾国藩）《曾文正全集》本。 清代古文专集，不易选择；我经过很久的考虑，选出全，姚，恽，章，龚，曾六家来作例。 《吴梅村诗》（吴伟业）《梅村家藏稿》（董康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本，无注；此外有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有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本。 《瓯北诗钞》（赵翼）《瓯北全集》本，单行本。 《两当轩诗钞》（黄景仁）光绪二年重刻本。 《巢经巢诗抄》（郑珍）贵州刻本；北京有翻刻本，颇有误字。 《秋蟪吟馆诗钞》（金和）铅印全本；家刻本略有删减。 《人境庐诗钞》（黄遵宪）日本铅印本。 清代诗也很难选择。我选梅村代表初期，瓯北与仲则代表乾隆一期；郑子尹与金亚匏代表道咸同三期；黄公度代表末年的过渡时期。 明清两朝小说： 《水浒传》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西游记》（吴承恩）亚东图书馆再版本。 《三国志》亚东图书馆本。 《儒林外史》（吴敬梓）亚东图书馆四版本。 《红楼梦》（曹雪芹）亚东图书馆三版本。 《水浒后传》（陈忱，自署古宋遗民）此书借宋徽钦二帝事来写明末遗民的感慨，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小说。亚东图书馆《水浒续集》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