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忆往谈旧录 [book_author]梁漱溟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253021 [book_dec]《忆往谈旧录》为20世纪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回忆过往文字的结集，记录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 、国共和谈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经历，例如，作为记者，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学者，他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都有交集；作为社会改造运动者，他在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与阎锡山、李济深、韩复榘等人建立了情谊；作为爱国人士，他与国民党“军神”蒋百里惺惺相惜，多次请教并探讨抗日时局；作为民盟秘书长，他亲自参与了国共和谈，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近距离的互动……，由于是记录亲身经历的文字，且涉及诸多大人物、大事件，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初版以来，深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book_img]Z_18744.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代序） [无论是抗日战争（1937年）以前，投身乡建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日战争初起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1911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1927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见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1921及1930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现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是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见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短缺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1930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1946年1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3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1938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book_chapter]上编：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book_title]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1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2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1950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到两年变得与以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一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1942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1933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3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亲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脩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与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第三，有人推想我受的家教必然很严，其实恰巧相反。如《自学小史》所述，父亲给我的教育不外是：（一）讲戏。父亲喜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二）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些零碎事，教我们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卫生或其他如何照料自己身体的许多嘱咐，却没有给我讲过书。我在父亲面前（在母亲面前更不必说）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情对儿童或少年人。在我整个记忆中，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们在父母面前几乎不晓得什么礼貌规矩。当十四岁后二十岁前那时候，父子思想见解非常相合，父亲最喜欢听我发议论。二十岁以后思想见解不相合，每天看报必谈时事（大局政治、社会风教），每谈必然争吵。吵得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以上均见《年谱》后我所作《思亲记》） 但毫无疑问，父亲对我的影响极其大。因此在《自学小史》里面，所以特有一节叙述父亲，还特有一节叙述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父亲给我的影响可分两面：一面是消极的，就是《自学小史》中已拟出题目尚未写的《父亲对我信任而且放任》那一节所准备说的父亲如何给我充分机会让我创造自己4；另一面积极的，就是从父亲的人格和思想给我一种感召和暗示。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和维新，我父亲和我的一位父执彭翼仲先生便是距今六十多年前到四十多年前（约当1890—1910）那段时期热心爱国而勇于维新的人。那时爱国维新不是容易事。他们具有的一种反抗精神至今我留有深刻印象。反抗什么？反抗亲戚故旧一般流俗的窃笑与非议。流俗总是琐琐碎碎只为自己身家作打算而不问他事；流俗总是安于庸暗，循常蹈故，没有一点自己的识见。我父与此完全相反，但又不像彭公那样激昂奋发，爽朗表示出来，在含蓄谦逊之中而义形于色，给人印象更为有力。 回忆十六七岁时我很喜欢看广智书局出版的三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书牍和三星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书牍，圈点皆满。而尤其爱胡公与郭公之为人，正是由于受父亲影响。胡公主要是代表一种侠气热肠人对大局勇于负责的精神，把重担子都揽在自己身上来，有愿力有担当，劳怨不辞。郭公主要是代表独具深心远见的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与流俗同一见解，虽犯众议而不顾。我父和彭公的行动和言论，几乎无时不明示或暗示这两种精神；我受到启发之后，这两种精神亦就几乎支配了我的一生。并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我总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爱国维新运动之一种转变发展，不认为是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爆发；我总认为是先知先觉仁人志士领导中国革命的，不承认是什么阶级领导；所有那些见解亦都源于此。 我很早（约十四岁）有我的人生思想，极其与西洋功利派思想相近。这亦是受了父亲处处以“务实”为其一贯的主张影响而来。因为几十年一次一次的国难国耻给父亲的刺激，使他体会到西人所长正在务实，而中国积弱全为念书人专讲些无用的虚文所误。作事要作有用的事，作人要作有用的人。诗词文章、汉学考据、宋儒的迂腐等等已经把中国人害得太苦，今天再不要那些。他心里简直是深恶痛绝，但态度温雅，从不肯开口伤人。当我一懂得他的意思的时候，我马上很起劲地跟着他走了。 我常说我一生思想约分三期：第一期可说是西洋思想；第二期可说是印度思想；第三期才转回到中国思想。所称第一期即从上面那种观念开端，加以深化，加以组织而成。 我常说：我从无意讲哲学，我是不知不觉走入哲学之中，经人指明而后才恍然“原来这就叫哲学”。其所以无意讲哲学，就为当初把文学哲学那一类东西都认为无用而排斥之故。所谓不知不觉走入其中，即是从最初那种实用主义不知不觉慢慢加以深化，加以组织。 当初不止不要哲学，甚至于根本就把讲学问看轻。——重事功而轻学问。后来这种错误观念虽得纠正，但依然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我主张重振古人讲学——特别是明儒泰州学派那种讲学——风气，而要把它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合而为一，意正可见。这或者是从八九岁便参加那些在街头散放传单（例如为美国虐待华工而倡导抵制美货）的种种活动有关系。综观四五十年间，有革命思想就要革命，有出世思想就要出家，说改造社会就要下乡，说抗日就要到敌后工作，主张从联合求统一就奔走各方……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说到行动，一个人在幼小时自难有多大自己主动性可言；但由于父亲启发我的心思而不干涉我的行动之故，养成了我在行动上的自主性。在学业上只读到中学而止，不再升学，就是行动上自主自决的表现。而这一决定又实源于学业上很早便是自学之故。几乎从幼年时起便在学业上是自学，在行动上是自主，到后来在自己一生表现则为有志业而无职业的一个人。关于有志业而无职业的话容后说，先把自学的话说一说以结束上文（讲我所受的教育）。 当我九岁那年（1902年）春上，彭翼仲先生创办《启蒙画报》出版；这就供给了我最初亦最好的自学资料。如《自学小史》所述“我从那里面不但得到了许多各科常识，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我觉得近若干年所出儿童画报都远不及它”。《启蒙画报》先是日刊，随后改旬刊；而同时别创《京话日报》一种。讲到北京报业史，这要占第一页。它用白话文（远比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早），意在以一般市民为对象，而不是给所谓“上流社会”看的。内容有新闻，有论说。新闻以当地（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约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标题“紧要新闻”，则包涵国际国内的重大事情。论说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时或鼓吹一种运动，所以甚有力量，对社会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初时风气不开，被呼为“洋报”。取价虽廉，而一般人家总不愿增此一种开支。先靠热心人士出钱订阅，沿街张贴，或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慢慢推广。坚持到第三年，而后才发达起来。然主要还是由于鼓吹几次运动，报纸乃随运动之扩大而发达的。第五年报纸被封闭，彭先生被发配到新疆，这些事今不及谈。主要说一句：《启蒙画报》出版约满两年，是我十岁内外的好读物；《京话日报》首尾五年，是我十四岁以前的好读物。它们都是非常有生气的。 十四岁入中学后，大部分精神都用在课外读物上。换言之，完全以自学为主而不是学习功课作一个普通中学生。我当时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月刊杂志）全年一巨册，以及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再往后（1910年）更有梁任公的《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和上海《民立报》（属革命派）按期陆续收阅。这都是当时在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财产。其中一小部分是自己设法得来，十分之九是从父亲或父亲的朋友得来。深有自学兴味的我，有了这些资料，便“寝馈其中”；自学之遂成在此。 二 何以说我一生有志业而无职业呢？通常一个人总要在社会上有一种职业而后能生存；少时求学即所以为后此就业作准备。但自己如何求生存这问题在我脑中却简直像没有出现过。占据我脑中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当前的中国问题；还有一个则是普遍而渊深的人生问题。父亲似乎颇为我虑，但他反对作“自了汉”的思想启发我在先，到我“高谈大睨”起来，拒谈自己谋生之事，父亲亦只好不管了。从革命而作新闻记者；那个新闻记者几乎没有收入的，不是作为一职业在做。随后转入社会主义思想，又转到出世思想，对于个人谋生说乃愈去愈远。倒是在倾心佛法准备出家的那三年（1913—1916的上半年），想兼学些医术以矫和尚们坐享供养之偏弊。一面读佛典，一面读医书。除了中国旧医书之外，向上海丁福保医学书局购取大批西医书报，研究甚勤。《自学小史》中预拟“学佛又学医”为题而未及写的第十三节正指此5。不要说后来没有出家亦没有行医，出家了又怎算一项职业呢？ 就在不放弃出家之念时，无意中被邀出任1916年（倒袁后）南北统一政府的司法部秘书。那时同任秘书的有沈钧儒先生。沈老是有他的政治关系；我不是。我一半为帮忙关系6，一半实迫于家庭负债而出。官吏虽是一种职业了，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官，本不想以此为业，又没有担任好久（至次年离去），似亦算不得我的职业。 就在司法部任职之时，蔡元培、陈独秀（文科学长即现在的文学院院长）两先生邀我给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这又是我想不到的事。当时一时难兼顾，转请许丹先生代课。1917年暑后我才接任，后来又兼着讲儒家哲学，就这样在北大有七年（1917—1924年）。这算不算我的职业呢？连续七年以此为生，似乎要算是我的职业了。然而我的讲哲学，正像我自己说的话是“误打误撞”出来的，当初既非有意讲它，后来亦无意就此讲下去。且不说旁人认我够不够作哲学教授，在“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语见前）的我，绝不承认这就算是我的本行本业。 于此有一证明：就在1917年尾，我到北大任课不久时候，我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印成一种小册子到处分送给人，向全国呼吁组织“国民息兵会”以遏止南北战争7（此文收入《漱溟卅前文录》，商务印书馆出版）。 因这年南北军战于衡山，当北军溃败时我恰在湖南遇着，有感而出此。记得辜鸿铭先生捡起一册看了8，抬眼望一望我，说了一声“有心人！”胡适之则于事隔一年后对我说，他看完小册在日记上这样记着：“梁先生这个人将来会要革命的！”（胡氏此语曾于旧著引用。）咳！革命二字太惭愧了，不安于书房雅静生活是真的。 所以后来卒于发起作乡村运动，作起乡村运动来，倒是惬心恰意，仿佛“这才是我的行业”！当初所谓“重振古人讲学风气而与近世的社会运动并合为一”那句话，至此算是满了愿。假如社会各行各业之中有此一行业，我倒愿以此终其身。但这明明是我的志业所在。有志业而无职业，或者说以志业为职业，好像有人说“职业革命家”那样，实是我一生与通常人不大同之一点。 我曾说，我只是一个自己有思想又且本着自己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他都说不上。（——见《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在这里有顺便交代说到的一点，就是很多知识分子作检讨常常不免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向上爬的心理和贪图资产阶级的享受等等问题，在我身上差不多没有的9。这从前面叙说之中已经可见，不过亦可把我少年时的一种古怪脾气就此补说两句。 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除幼小时可不计外，似记得我看戏是在司法部任职那一年才自己开禁的。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像“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厕身其间将是莫大的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作官。记得有一次（约在1911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就是革命党！”二十岁倾心佛法以后，茹素不婚。虽然到二十九岁还是结婚了，茹素则一直到今天已有四十年。后来丧偶，又曾十年不续婚。1942年住桂林穿山，有人称我是“苦行头陀”，有人说我矫情立异。矫情立异在少年时是有的，壮年时已经放平。在人生思想上，除所谓第一时期而外，四十年来我一贯反对从欲望出发，而支配我行动的大抵是一种义务或任务观念10，至少主观上如此。 关于我很早一度热心社会主义的事，见于《自学小史》第十一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亦提到。当时所写《社会主义粹言》一稿曾自己油印几十份送人，现在早已不存。只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文以《槐坛讲演之一段》为题，说到当初思想上如何反对私有财产私有制度。记得曾引起杜国庠先生（北大同事）的注意，为此谈过一次话。说“当初反对”不是说后来不反对。后来致力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农业引发工业而反对从商业里发达工业（反对资本主义），要有方针有计划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还是基于早期思想。不过中间转变到出世思想，就把社会主义完全冲淡；其后虽从出世而又回到世间来，但是把一切放得很平，没有当初那种激烈感情了。 从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我对一切事情（大事小事）总像是存一种“不敢不勉”之意，前说义务、任务观念指此；一面自己不敢懈怠恒有所尽力，却一面又劲头儿不大。其不能革命而卒落于改良，或者与此有关。 三 综合以上所说，试作一论断吧：究竟我过去算是一种什么立场呢？ 有人以为我既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反对旧民主（西欧宪政）又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属于封建型；再误以为我眷恋旧中国社会，便断言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我想我不能承认。前不久看到这样几句话： 有时不深刻地自我检查，而盲目地接受一切批评，有时甚至毫无重大理由而突然改变了自己原有观点，这种自我批评于事无补，反将有害。（见1951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二期，尤·日丹诺夫《论科学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此据1952年1月《新建设》转引） 因此我更不应该轻易承认。 我们应当对于社会发展有一种深刻认识：固然社会发展全要在社会生产关系——它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上看，但其同时人类心理所起的变化正有加以体认之必要。因为只有从这种体认上乃更深切懂得社会发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什么是封建，什么不是封建才可分清。否则，在几大类型之中推来推去，无助于思想之清明，只是更加混乱而已。 据我体认，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不同阶段上，人类心理正在发展变化不同。其间有如近代资本社会这阶段的变化特别值得重视。近代资本社会很明确地各个人自有其财产，人们各自图生存，而且在经济上彼此可以自由竞争。这都是划然不同于前的一些事情。人类心理的新变化就建筑在这新基础上面。在这以前，每个人总是托存于一个单位（大小种种不一）之中，财产大半为那个单位所公有，以共同对外求生存，难得自己一个人处分之；单位内大抵没有竞争，单位与单位之间有竞争亦非自由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中世纪人的生活比较有保障而安定的缘故。然而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人对人的依附就伏于其中，多数人无自由，亦难得有个性表现。什么叫封建？这就是封建。造成封建局面而支配于其间的则是宗教与武力。封建社会中人（不管是领主或农奴或其他）一般说自觉心不够明强，更谈不到有理性地自作主张，独立活动。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正在打破那些单位，个体从集体中透露出来；其心理变化即所谓“我的觉醒”，实以“宗教改革”开其端。继此而起的一连串运动，为历史家所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时代”的那整个时代，总不过在表现这种心理变化。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虽为今天趋向社会主义而仿佛不足取，在近代之初却具有绝大进步性，因为打破封建正在此。 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于今，社会生产力飞跃地空前提高，每一年间的发明创造要比过去每一千年还多，正得力于个体生命在新社会构造中所起的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原亦是自有人类以来所未有的。 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财产私有—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就不再促进社会生产力而相反地是扼制了它，那么，历史就要转入社会主义阶段。而此时呢，从一个人在社会里面的心理表现说，“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在当初算是好的，现在亦已经变为要不得。当初之所以好，因为它对治了封建，那时它是进步的而封建是反动。现在之所以要不得，是因为从个人营利、自由竞争而发达起来的资本主义此时已走入独占或垄断，而多数人被奴役着，抬高了的个人权利又大大妨碍着社会全体。当初唯恐其没有“我”，而今却落于“有我无人”。在那时它是药的，到现在它是病了。这样，心理状态即到非变不可地步，而实则一新的心理或一新的精神亦早在不知不觉间培养着而预备好了，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心理或精神。于是社会本位代替了个人本位，忘我精神代替了自我中心，社会主义竞赛代替了个人谋生逐利的竞争……一切不同于前。人的生命在此新社会里面所起变化是比前次更深进一层的；它具有无比伟大的力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不能再好的条件。这不必远征苏联，即在新中国的公营厂矿中其气象惊人已经可见。 从似乎不知有我到有我，从有我又到无我，如是转出转进，转到现在并没有完，总之是一层深进一层，在这问题上还要转，但我们则不必说远去。 （以下缺失） 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 1976年12月梁漱溟识 附录：自我检讨提纲稿11 士人或为师或则为贼。 古人讲学与近世社会运动合而一之。 鸿一12之言：够味不够味。没有人味。过瘾不过瘾。 贞洁禁欲，慷慨牺牲皆属人情之一种。人情与人情可能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同。父子兄弟阶级成分是一，而那个是官迷，这个是革命党。 某杂志年终为年初征文，问你今年作个什么梦？我答：我是清清楚楚一步一步地向着预期目标而前进。 有志业而无职业，一生都从志愿和兴趣出发而工作着。工作不是负担。 一向反对享受。第一舞台、真光影院入之为耻。13 不耻恶衣恶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士尚志。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为能。 思天下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 志不在温饱。 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 好高好怪，苦行头陀。 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book_title]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辛亥革命前夕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反清又反袁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10月10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祺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叩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1912年1月16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明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清廷退位之后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1912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尔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在1946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相留影。参加照相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相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book_title]民国初年的见闻杂记 清末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即与同班同学甄亮甫（元熙）等参加革命运动。清廷退位，抛弃暴力，改业宣传，创办《民国报》于天津（嗣后移北京），我任外勤记者，往来京津间，出入于国务院临时参议院以及各党派总部从事采访，所见所闻可资记录者甚多。兹随笔写出一些如次—— 1912年，袁世凯到临时参议院作为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之日，我在楼上记者旁听席。袁就职誓词宣读，纯用其河南地方音调。誓词不长，旋即由议长林森引导走出议场，将在一广阔场地同全体议员（约百人左右）照相。此时我适亦走出议场，站在一穿行路上，面向广场瞻望。出我不意，袁即从我身右侧走过，其身量似若短于我者，而宽阔过于我，头发斑白，既不蓄须，亦不修面，着军人旧服装，殊欠整洁，显然蔑视此一重大典礼。 我看到政府各部总长均着西式大礼服，先候立于照相场中。陆军总长段祺瑞军装整齐，神态严肃，则显然郑重其事者。后来袁贼公然叛国称帝，其左右亲信坚决反对于事先者二人，段其一，另一人则为张一麐。张原为机要局局长，即被调教育总长，由近而疏。段芝贵、雷震春等军人曾宴请张，威胁其勿得反对帝制，张不为所动，坚决反对。段之反对最力，坚辞陆军总长，不得请，即称病离职，去西山闭门休养。及帝制撤销（1916年），西南犹不肯罢兵。袁病重自知不起，乃交出政柄于段手，正为段不附和袁之称帝。于是政事堂改回国务院，段为国务总理。同时北洋军人势力又不可侮，西南各省顾全大局，遂同意于黎、段下组成南北统一内阁。其后渐渐发展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时，黎倚重西南以抗段，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黎、段之间初无不和情事，其卒演为府院之争者，始不过府秘书长丁世峄（佛言）、院秘书长徐树铮（又铮）两人斗气而已。徐之为人横霸弄权，而段又一意信任之，恣其所为。丁素有山东大汉之称（丁身量高大，且有长髯），不能相让，且黎左右又有哈汉章、饶汉祥等鄂省人士出谋划策，驯致黎、段相恶，政局顿翻矣。张勋领兵入京，拥宣统废帝复辟之一幕即由此引出来。 复辟之一幕（1917年）系在一后半夜即黎明时进行。先两年张勋在宣武门大街路东建有江西会馆，馆中有大演剧场。张特于是日（1917年7月1日）大宴宾客、演剧。张于演剧正热闹时，忽尔抽身退出，进入清宫而行复辟焉。此事当然是早有安排布置，故尔天明后官吏着旧衣冠入贺者纷纷。康有为、沈曾植等且从远道赶来参加，不误时机（当时有上谕发表康为“弼德院院长”）。 张勋原于清末驻军南京，辛亥革命被迫北撤，止于徐州，所部士兵蓄发辫，不改清制，其意不承认民国，殆不可掩。既与皖督倪嗣冲等联络一气，屡次通电指摘中央，及黎以抗段之故而竟许其领兵入京，以致黎自己倾覆，几乎亦败坏国家大事。此时幸赖段于马厂誓师声讨张勋，一举而扑灭辫兵，盖当时马厂驻有李长泰一师军队，段偕同梁启超驰入其军中，率以西进抵京也。于是康、梁师徒二人在现实政治上遂尔一时敌对起来。 叙事至此，顿然回忆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曾亲见梁任公为庆祝康寿而撰写祝寿序文于四条屏幅之情景，屏幅先经装裱区划字格而后填写之。其时康似是寓居青岛，而任公方讲学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因我不时造访请教，故此偶尔相值也。观于此事则康、梁师徒间已恢复情谊，是盖出于任公忠厚念旧之情，康之为人无足取也（康之为人行事愈到后来愈恶劣）。 [book_title]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 ——辨李著陶著各书之误 这里所说的民国初年，指1911到1917年的一段期间。我是1893年生于北京的，民国初年不过二十岁内外。但我已经有机会亲自见到那时政治上一些事实了。首先这是因为我参加了1911年的革命运动，于清帝退位后随革命同志们创办报纸，曾任外勤记者。再则，我又与当时政治上人物之一的张耀曾先生（镕西）关系甚密，曾一度担任他的秘书。 清帝宣布退位之后，同志们放下了手枪炸弹，在天津同时有两家报纸出版，是属于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其一名《民意报》，主其事者为赵铁桥（四川人）；又其一名《民国报》，社长为甄亮甫（元熙），总编辑为孙浚明（炳文）。我为《民国报》编辑之一，并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此报不久迁到北京出版，末后由国民党本部派汤漪接收改组，我就离开了。 张公镕西是我先母的堂弟，所以我称他为镕舅。然而他的外祖母却又是我先父的亲姑母，所以他又称我先父为表舅（在亲戚关系上是重叠而交错的），并自幼师事先父。1916年倒袁后，他出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引我为秘书。其时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钧儒）及席、杨二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从当时的临时参议院取得一种证件可以随时出入于旁听席，并向秘书厅作采访。又如国务院等机关和各党的党本部亦是常去走动的。而不时晤及张公，亦能知道一些事情。虽云事隔四五十年，有些亦还记忆差不多。近来见到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关于这一期间政情叙述颇有错误和疏漏不明之处。复检看较早些年出版的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其错误疏漏之点如出一辙，乃知陶误盖因袭于李误。偶与郑天挺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亦曾一度为张公任秘书）谈及此情，据他说不只李、陶两书有此误，还有其他书亦如是。我因写此文，借供史家采择。 临时参议院的党派情况 本文旨在说明民国初年政治上党派情况。党派分立之势，大抵因议会制度而形成的，本文即从临时参议院之时谈起。 当1911年革命后，国内政治上十分活跃，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谁也难言之无误。而且在今日详切言之亦无何意义。但今之修史者于其当时情势变化之大端，却非胸中了了，论列明白不可。可惜李著、陶著两书之所短正在此。 本来清季在中央已经有了资政院，在各省又有了谘议局，政党便已见萌芽。然而这总不外乎走君主立宪一路的。而当时主张革命，要推翻清廷的，便是与之对立的另一路。1911年革命之获得短期收功，并非一方面之力，此固人所共知。同时更须知道，孙、黄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虽于此居主要地位，而其本身却又是走革命一路的几多团体合组起来的。革命一旦成功，其本身又起分化。所以从全国来说，只见其分合变化，很少见有单一组织慢慢发展扩大的情形。党派的名称说之不尽，分合变化说之不尽，我们只能从大形势上以左翼、右翼和中间来分它。同盟会当然算左翼，旧立宪派为右翼，恒居于左右之间者为中间派。革命之初，同盟会当然得势，临时参议院中党派单位约不下于五个，或者还多，而同盟会终究为第一大党。 临时参议院要分前后两阶段，前一段在南京开会，后一段在北京开会，然前后两段并不仅仅是开会地点不同，重要在于其内容组成上有些不同。前一段大致是全国各省区各有代表三人，多为各该省都督或议会（旧谘议局改）所推选派来。等到后一段则改为每一省五个人（蒙藏各区似稍异），并且规定要由议会选出。其人选有连任，有更换，并有大增加，所以其议长就要重新选举。 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议长林森，为同盟会的人，副议长似为陈陶遗，是否同盟会人，我不清楚了。通例在议会中某一政党的许多议员必有它的一个领袖，称为院内总干事，在同盟会当时却非由林森担任，而是张耀曾。张在当时同盟会内部组织上是评议部（对执行部而言）的议长。他明明是同盟会议员的中坚人物，然而李著、陶著却把他列入了统一共和党之中。这一错误非小。因为这以后的事情都将无法说明。——所谓以后之事包含着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这样的大事。 据我记忆所及，临时参议院迁到北京初期，议长还是林森。譬如袁世凯作为临时大总统来向临时参议院宣誓就职的那一幕，我是在场的。当时便是在林森主持下举行此典礼。其后在何时改选议长，我不能明确言其月日，但记得似乎相隔不甚久。譬如李著说统一共和党当时占有二十五议席，同盟会、共和党各四十余席，而我记得在议长选票上，统一共和党只掌握十几张票。左右两方各三十几票。其数字均少于李之所说。可能是李说的数字为其后新组成分子陆续全部到齐之数，而议长之改选较早。 所谓统一共和党者，就是那时的中间派。因为其中有些个人如谷钟秀等是同盟会分化出去的，就算他中间偏左吧。右翼一面似有两三个单位（非如李说只是一共和党），较大的是共和党，而较重要的却是共和建设讨论会。因为它有梁启超这样重要人物为后台，有汤化龙、林长民作头目。它是民主党的前身，而民主党又是后来进步党的中心骨干。右翼综合起来虽有三十几票，却止于三十多一点，而同盟会则接近四十票。在议长改选前夕，同盟会自恃为第一大党，并有素常靠近的统一共和党，没有急于作布置，被右翼抢先了一步。右翼主动地早去找统一共和党商量合作，愿以正议长让给这个小党，而他们甘居副席。这样，当然一拍即合。及至同盟会向统一共和党来商洽时，那方面的协议已成立了。选举揭晓果然正议长是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副议长是汤化龙。并且其较次的两个席位：院秘书长（此席由议长决定，不用选举）和全院委员长（由议员公选）亦分别为林长民、谷钟秀所得，全无同盟会的份。只是为不使第一大党的同盟会人难堪，总算把法制委员长一席选了张耀曾。 其实张耀曾正是同盟会内定的议长人选，因为林森不想干下去——既不干议长，亦不干议员。至于吴景濂是何许人，这里亦须说明一句。若论品德、才气、学识，他无一可取。十一年后（1923年）他正是在国会中为曹锟包办贿选总统的人，卑劣无耻到了极端，此时则恶迹未著而已。他是奉天（辽宁）人，而在统一共和党的十几票中（譬如说十七票），他们东三省同乡却占十票以上（譬如说十二票）。他身材高大，其头尤大（所以俗称吴大头），年齿亦较长，在十多个东三省议员中便成了领袖。其取得议长的由来不过如此。 正式国会开会前后的党派情况 临时参议院的重要任务，除了产生临时政府之外，就是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即在制定这两部法律之时，各党派为了应付将要到来的大选，都在忙于党务。质言之，就是尽可能并合来以利于竞选。于是后来在国会中就出现了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对峙的局面。本文这一段将主要说一说同盟会之改组成国民党。 同盟会原是一个要推翻旧统治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党，而不是一般宪政国家的所谓政党。这番改组，若只从其并合四小党14以扩大党势来看便错了。要深刻地来认识它的性质改变了。同盟会本有革命方略之规定，把建设新国家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时期，即是：军法之治或云军政时期，约法之治或云训政时期，宪法之治或云宪政时期。它是要自掌政权到几年，又几年之后，才转化为普通政党的，现在旧统治初被推翻，如何谈到此？然而在当时国内大势，却非放弃这个革命方略不可。首先就为推翻旧统治并非同盟会一方面之力，势不能强各方面听命于一方。而且对于这个革命方略，就在同盟会内部，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它。 同盟会里面的人的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孙先生虽自有一套学说和具体主张，却全然不能以此统一其党人的思想意志。大约不同于他的，至少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张继等许多人物都是，乃至汪精卫亦接近于此。他们于革命后，薄政治而不为，宣言不做官、不做议员，相率出洋而去。又一派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换言之，就是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宋教仁即其代表。其实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思想倾向，大约留学生们莫不如此，同盟会所有的议员们莫不如此。同盟会之改组为普通政党，固迫于党外大势而要以此为其内部基础。 然而改组运动大非顺而且易，险些不得成功。 以我个人记忆所及，此次改组，内部争执甚大。盖非止放弃了革命方略，还放弃了革命的宗旨目标。同盟会会章的宗旨一条，原为“本会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而国民党党章则改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了。只不过另外在政纲五条之中，列有“注重民生政策”一条。这明明是以社会政策代替社会主义，以改良代替革命。再则，同盟会原有女同志，而新党章却不收女党员。这一变动亦非小，都要算最引起争执风潮的问题所在。不止孙先生很难同意这种改变，许多老同志很难同意这种改变，凡富有革命性的人俱都激烈反对。然而在改组派却认为既要应付当前大选，争取作宪政国家大党而改组，非这样改就不能广结同志（吸收四个小党首先是统一共和党），就不能多得选民，就只有自陷于孤立，让敌党坐大，所以又是坚持断断乎不让步。经孙、黄考虑，勉勉强强定议之后，犹有人蓄意捣乱，破坏其事。改组成立大会分在上海、北京两地同时（1912年8月25日）举行。据闻上海的会就以当场争吵一哄而散。 北京开会那天我在场目睹其事。地点是在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其最高容纳量亦只有一千多人，非常拥挤。当宣读党章要通过之时，有女同志唐群英、沈佩真等起而质问辱骂，并直奔台上向宋教仁寻殴。台下亦有多人鼓噪。虽有不少维持大局的人尽力劝阻，其势仍岌岌可危。幸得孙、黄二公临场讲话，以靖秩序。黄先到先讲，孙后到后讲。孙讲话将完，左右（张继等）频请续讲，不要他停，以致拖长数小时之久。便趁此时散票选举。比将票收齐，已是日落天黑（没有电灯）。从早八时开始，至此一整天，没有休息用饭。尤其受罪的是正当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孙、黄二公并且穿着大礼服，满面流汗，无时不在以手巾拭来拭去。却是幸得终局，便算成功。 宋教仁在党内初非有高出于其他人物的资望地位（1911—1912年宋且正遭党内外的打击。见李著），其卒能主持改组，使领袖如孙先生为之曲从，正为其有群众支持。而最具有发言地位的群众，莫如那些代表本党出席议会的议员们。议员甚多，又必得有其中坚有力人物与宋密切合作，方能成其事。这第一就是张耀曾氏。再则，国都既在北京，同盟会的党本部自须设于北京。当唐内阁在职的短短期间尚有些党内要人（宋其一）在此，不久都先后出京他去。然而像这样复杂严重的改组问题却多要在此商洽（对外）解决和进行，那么何人主持呢？这第一又是张耀曾。若如李著、陶著以张氏属之于改组时被吸收的小党人物，而非代表同盟会主持改组的人物，这一切均将无法说明了。 国民党成立之后，张氏以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正主任，即见其是实际负责的人。又试举一事亦可见出张氏才具及其在党内外的资望地位。当国会两院合开宪法会议以制宪之时，两大党各有代表该党主张的一部完整宪法草案提供各方面研究。代表进步党的那部草案为梁启超手笔，而代表国民党的即为张氏手笔。世所称“天坛宪法草案”固为宪法会议所选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制作，却是委员会当时曾推定五个人执笔（代表五个方面），五个人中又是公推张氏主稿的。 关于民主党、共和党等几多小党合组进步党的事情，我不清楚，这里不叙。但我记得其成立是稍后的，而众议院议长之大争夺战实有以促成之。当全国议员选举揭晓时，参众两院议席均以国民党占过半数。在总名额八百多人中号称五百多人。但其具体数字极难言。因各地方新出人物的政治面貌尚不够鲜明确定，各党派既争相拉扯，其本人又往往有投机心理。我曾目睹此拉扯及投机之活剧。当时北京有东西两车站，除内务部主管方面为议员到京设有招待所，并派员在车站迎候外，各党亦各有其招待所，各都派人持旗帜在站候接。每见每议员下车，则招待人员蜂拥而上，彼拉此扯，各以能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为胜利。某人的党籍即以其住入某党的招待所为定。颇有住入甲招待所数日后甚至一二月后忽又移住乙招待所者。其内幕花样甚多，无非金钱酒食拉拢，可不必讲了。 对于国民党的声势最动心、最感到不能相容者莫如袁世凯。所谓拉议员，争议长，各党派皆是对国民党而拉而争。各党派之拉与争似乎各为其党，而在背后资助并运用之者都是袁，其所收效果亦都为袁所享有，此外任何人无所得。可惜当时那些聪明人如梁、汤等皆不悟。由于其对方是一，而此方后台又是一，所以就促成了此方合组进步党。然而进步党究竟还只能间接为袁用，不能直接为袁用。于是末后又出了公民党，由梁士诒（总统府秘书长）直接出面组织议员。 国会开幕，当然要先选出议长来，方谈到其他之事。然而众议院多次开会，几次投票，时间拖至一个月之久还没有议长产生出来。争夺之烈特见于众议院者，一则其权重，又一则其议员年轻，多新出人物。若参议员大半资历老，不易收买其脱党了。必须把国民党议员收买脱党，而后减少其议长选票，增多此方选票。议员声明脱党启事纷纷见于报纸。尤其是当时的《民视报》（其后公民党成立，即为该党御用报）满载于头版，数之近百数。就这样，众议院议长卒为进步党汤化龙（正）、陈国祥（副）所得。只有参议院议长早早选出了国民党的张继、王正廷。 如上所说，为了适应中国要走资产阶级的宪政道路而左翼改组出了国民党，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右翼形成了进步党，为了进步党尚不能直接地为袁用，袁部下于是又搞出公民党。当时党派情势变化发展之大端就是如此。但其后又出了新变化。 这新变化是什么？当正式国会末期，宪法未成，而袁世凯却取得了正式总统，他便悍然来干涉制宪。制宪原为宪法会议之事，国民党、进步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头脑、有心肝的人士正集于天坛，静心致力于此。他们很想本着他们的信念为国家效劳，不能不惊心于野心家的破坏威胁。他们恍然认识到野心家（袁世凯）是真正的敌人，而他们彼此间还是在思想信念上可以合得来的同志。于是以张耀曾、丁世峰（佛言）为首的两大党一部分议员（可以说两方议员的精粹吧）携手合组了民宪党。这已是临到国会被袁解散的前夕了。 说到此，我又记起了一段故事，无妨补叙出来，那就是宋教仁曾密访梁启超的事情。当唐内阁去职而宋尚在北京之时，他主要是布置改组，迎接大选，以谋政局之新开展。他不单照顾家里的事，还照顾到各方面。主要的如掌握实力并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是一方面，作为言论思想界的权威并代表右翼政党的梁启超又是一方面。宋都希望把他们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彼此在政治上和平竞赛。他之所以和赵秉钧往来屡作深谈，即是对袁的一方作功夫。同时他又访了梁。梁过去曾阻挠革命，此时为革命派所看不起，亦复自觉脸上无光。宋独向他表示彼此应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由此可见两方人物早有其共同的思想意识，其或离或合只看环境形势。 1916年国会恢复时的党派情况 民国二年（1913年）国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到民国五年袁倒黎继，乃又得恢复开会。然而当年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的局面却没有随之恢复。这是何故？ 据我所知，当八百多议员被袁强迫解散后，不少头脑较清醒而于国家大局具有责任心的人皆有所后悔。第一后悔不应先选总统——把有关总统一章从整部宪法中抽出来制定，并选出袁的正式总统。更则后悔不该在制宪过程中牵于党派成见，多所争执，耽误时光，以致久久未完成制宪工作，实无以对国人。及至袁倒，酝酿复会，咸有惩前毖后之心。当群集上海，将次入京之时，即互约彼此虚怀同心以制宪，在制宪期间把党务暂时搁起来。一时风气如此，两大党以至其他党的招牌遂不见于北京。不过事实上，于议场外聚合一些熟人商讨问题，总不可免。于是不厌其雷同近似而有“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商榷会”等名称出现。或者随便使用个“丙辰俱乐部”（这一年是丙辰年）、“韬园”“益友社”……为名。甚至不立名堂，只就其聚会之地而说“张寓”。总之一句话，不取组党形式，亦实无意乎组党。其聚合一堆的大抵还是旧日同党的人，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 “政学会”是其中稍晚出现的一个，而延续却稍久，本文将于后面个别叙说两句。这里继续说总的形势。 大家一心制宪自是好事，但不过初念如此。临到事实上，处在政局中，权势斗争仍居第一位。原非组党的这些集体仍然起着政争工具作用。最后又是政争覆灭了国会。国会再度被解散，宪法还是没有制定出来。其详就非本文所及了，这以后，国家大局日益恶化，军阀势力高于一切，只能从其时政治上人事彼此分合之间见出种种派系，无政党组织可言，过去两党卒不再见。至于北伐时的国民党乃是又回到革命党的路上，与前非一事。 应该指出，李著第十二章第二节题为“国会恢复后的党派形势与政潮”，陶著第三册有题为“国会中党派分化和转化的简单轮廓”一段（其中陶因袭于李，只加以简化），其所说几乎全无是处，例如说“进步党领袖提出不党主义”，梁、汤一向迷信政党政治，其一时不党（如上述）则有之，何能有此“不党主义”？且进步党领袖又何能同时使广大国民党议员为之景从？又说梁为宪法研究会，而汤为宪法讨论会，很短时间复合并为一，皆不符于事实。以我见闻所及，宪法讨论会始终以江天铎（粤人，国民党）、孙润宇为代表，曾未闻有所合并。观于李著讥笑梁、汤原是一家人何必分开，疑讶“研究”与“讨论”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的说话，正显露其于当时情势变化之由来隔阂无所知，误有所闻而不能辨其误。 陶著说，此时“国民党已经名存实亡”，其实颠倒了，应该说它名不存而实尚未亡。此时孙先生所领导的名为中华革命党。在京的议员们分化为几个单位，即如老同盟会人物亦用了丙辰俱乐部一类名称，更无人肩着国民党这招牌。然而正如我在前所说“虽无旧党形式，固未尝忘情于旧党”，彼此言论主张仍多从同，甚至行动上有联系。同时不要忘记自由散漫原是此时的风气，其不尽一致是不足怪的。 政学会是当时国民党议员的几个集合体之一，或者还是一个较大的集合体。张耀曾先生被推为政学会的正主席。我此时虽为他任司法部秘书，但在这方面帮助他的是另一秘书沈衡山，我未曾参与其事，因而所知甚少。当时任副主席的为李根源、钮永建、谷钟秀三位。三位先生的年纪均长于张（张生于1885年，此时只三十二岁未满），论资望，张亦并不出于三位之右。其卒被推为正主席者，似为他平素立身端正谨严而对国家大局一片公忠，易得群众信任之故。若以今天所谓“组织者”所谓“领导人”来衡量他，他是不够的。他参加同盟会甚早，却非一个激烈分子，而是民国初年流行口语所谓“稳健派”。其实整个政学会就是一稳健派，颇似有中间偏左那种意味。陶著（第三册102页）说“张谷二人所组政学会已成为背离国民党的另一团体，并且具有反对孙中山的倾向”，全不忠于事实。 但后来孙先生领导护法之役，“非常国会”在广州的那些年中有所谓“政学系”者则非我所知了。而且就在张氏怕亦不尽知。因为据我所知，张本人虽支持护法之役，却一直留在上海，未曾一去广州。又据其故后其家人所撰行述一文（张故于1938年7月，有行述一文刊于当时讣告之后，今有存本），他曾在上海宣布解散政学会的。至于末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时代，道路传闻仍有政学系之说，那就更不相干了。 《有关民国初年政史的见闻纪实》一文的补记 此文出于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之先，经由申伯纯副秘书长面呈周总理阅过，又经沈衡老证明我所述事实无差误。但在文章刊出后，我却又弄清楚了其间某些问题或情节而来不及补充或修改。兹特分别补叙于后— （一）后来“政学系”的称号是从杨永泰而来。杨原为当初政学会骨干之一，后来在广东任财政厅长，且曾代理省长。在“非常国会”集会于广州时，议员中如韩玉辰、刘治洲等均属政学会成员，仍有其派系存在。末后杨成为蒋介石亲信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于是杨、张、熊及其一群便被人呼为政学系。特别是因为陈立夫派所妒忌而名声更著，最后杨卒死于陈之手——为陈派刺杀于武汉。 （二）宋遯初（教仁）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吸收四个小党派组成中国国民党后的实际领袖人物。他有心出面组阁当政，非止与赵秉钧亲切交谈，而且有一段时间住在赵家中，接受袁赠的某银行支票簿，可以自己随意填写支取银款。据闻宋离京南旋，曾支用二三百元小款而交还了支票簿。其行动颇有分际，不即不离，其为袁所深忌而必欲杀之者正在此。—袁不杀宋，宋将依国会为后盾以组阁，袁且落于受制而无能为也。 [book_title]忆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双十节” ——1936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国庆日。这日子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很深刻的很大的转弯。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着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种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可是这一个大的转变中间，以二十五年前（1911年）的今天为最深刻的转捩关键，所谓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比如就“国庆”这两字说，大概在古书里历史上找不出来。从前的中国没有这句话；勉强说有的时候，也不过是指皇帝个人的生日。国庆这个观念，实在是于国际的环境中由旁的国家而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才对国家之可庆祝的事情发生纪念的意思。从前中国缺乏国际环境，因为不知有别的国家，所以也就不知道有自己的国家，仿佛是忘了有国家这回事。自西洋剧烈的国际竞争包围了中国，才唤醒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于是乎有国庆。 第一个国庆的纪念日，我曾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参加过，那是袁（世凯）总统的时代15，民国的头一年（1912）。那时候北京当真是庆祝得很热烈，因为许多革命的党人同志，他们作了多年的运动，好容易才有成功，从这里完成了共和的建立，当然他们兴高采烈地庆祝历载奔走流血所换到的结果。当时北京尚没有多少能开大会的地方，仅有琉璃厂比较可以容纳较多的人，所以就在那里举行。那时候人之多，之拥挤，在我真是头一次看见。差不多人到那里就被夹住，完全不能动，妇女小孩很多被夹得哭出来。——自然一面是因为中国人不会开会，一面也因为人太多，故紊乱拥挤到不能形容。虽在深秋，大家都穿着夹衣，而以人多且须用力撑持，所以人人皆挥汗如雨。那时候许多革命纪念品的陈列，革命先进的讲演，分了好几个地方。那一天的大会，袁总统自己没到，国务总理赵秉钧和所有阁员，其他军政长官都到了。还有许多游艺。许多庙会上所有的玩耍、买卖，也都应有尽有。可是，我想就是那一个庆祝大会，或许还没有外国人对他们的国庆纪念得疯狂热烈。在人家，每人（男女老幼）都有很清楚的国家观念，中国人则一时不容易谈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只有热心奔走革命，曾经对民国用过一分心力的人，其庆祝纪念真是高兴热烈，余者则懵懵然看热闹而已！从第一次的国庆，到现在不知不觉已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中，让我们民族的命运更像是艰难困苦沉沦危险；可是也许就在这艰难困苦中，更锻炼了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我们不愿意要狭隘的国家观念，很小气的自尊心理，一味排斥旁的国家，然而究竟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还是应当有的。 我们真没想到民国到了二十五年还是这个样子！我记得辛亥年（革命军武昌起义的那一年），我正十九岁，那时我也是跟着许多革命前辈在那里跑的一人。我参加革命工作虽然很晚，但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常常从上海、日本有许多报纸杂志寄给我们，已经是精神上相往来了，不过没参加工作。我参加工作，是在武昌起义之后。那时候实在还是小孩子。我们的工作，一面好像很凶，玩手枪炸弹的把戏；同时亦儿戏得很，并不知其中的轻重关系，拿手枪和拿小刀玩耍一样。记得当时我们的秘密机关在东单牌楼二道街16，为了避免清廷的注意，于是我到昌平州运了大批的煤油灯罩，前边开铺子，后边就是机关。像这一种的事，现在想起来如在眼前。在那个时候以前，就国内说立宪运动潮流较高；国外（如在日本）则革命情绪较浓。当立宪运动鼎盛的时候，各省都有代表到京，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原来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为九年，全国的舆论以为九年的时间太远，最好缩短为二年或三年。要求的结果，清廷答应了缩短为五年，大家还是觉得远，以为五年以后才能立宪，政治上才能有办法，岂不太迟了。真没想到达到真正立宪的程度，虽五年九年亦不算长，谁知至二十五年之今日还是这个局面呢！那时候如果有人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有办法，绝无人相信。可见在社会里对社会的前途能有先见，真不是容易事！当时一般的意识情绪都集中到政治改造上，经济的改造差不多没人注意，整个的社会问题更意识不到，而现在由二十五年的历史慢慢领着我们走，成功了一件事情，就是对问题的认识比从前进步了。大家从政治问题注意到经济问题，乃至整个的文化问题，社会改造；这是在一切没有成功里面的一个顶重要的成功。没有对问题的认识，则没办法能有大的成功（所谓大的成功即指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建立而言）。今天可纪念的就是慢慢地我们认识了问题，在二十五年艰难困苦的经过中，像是指点告诉我们新中国的缔造是不容易；是很费事的。大家要知道，越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越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则一定是不容易成功的事情。中国历史的转变，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转弯；中国的社会改造没有法子不是一个大的工作，没有法子小就。倘使立宪运动成功了，或革命共和一举成功了，那都算是小就；这许多的磨难就是指示给我们前途是伟大的，不能甘于小就，应当创造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好，在今天国庆的日子，我们祝望我们民族前途的伟大！ [book_title]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三）张公青年留学日本时，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民国开国之初，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由同盟会的议员们公推为院内总干事，隐然一中心人物。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时，云南选出他为众议院议员，为了把同盟会从革命党改组为宪政下一普通政党，他与宋教仁氏同心协力以同盟会为中坚基础，联合一些小党派建起了中国国民党。建党大会上有孙、黄二公亲临指导。（附注：笔者以同盟会员参加大会，存有记录。）在党本部组织中，他被任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很明显，张公历来为党内一骨干人物，为一实干家。 （四）上文所云民国六年出现了党派隐没不见之特殊形势者，现在便好来阐明其故。 盖过去国会内曾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一左一右对峙之局，而今当两院议员聚集上海准备入京复会之际，彼此交谈深悔过去各为党派成见所误，未能尽心协力于制宪之大业，有负国人重托，今番亟宜认识到制宪第一而从事。此即民国六年两院议员入京后更不见两党踪影，所见者有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系）、宪法讨论会（江天铎、孙润宇等人）、宪法商榷会（孙洪伊等人）、丙辰俱乐部（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辅成等人）、韬庐（佚忘其人），而政学会亦即彼时议员集体之一。 政学会萃集了两院议员百数十人，例如钮永建、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皆在其内，取名“政学会”即张公所提出而为众人所同意者。钮、李、谷三公论年齿资历皆在张公之前，而卒以会长属之张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劳也。遇有兼顾不及之时，则嘱托沈老为他的代表。 （五）吾文开首所云沈老与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与我一同任司法部秘书而言。其时同任秘书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杨学礼（皆云南人）两位负责部内公务，如阅看及草拟来往公文之类，我则负责张公私人函电，主要是与西南方面来往联系的密电。而沈老则作为张公的代表参加政学会了。记得那时张公三十三岁，沈老四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而今张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独我年逾九旬，犹得写记此近期史实之一斑，以为治近代史学者参考之资。 1984年1月25日写竟 补正两点 （一）沈老当年之参加政学会，盖因他本人是国会中候补的参议院议员，而非徒以张公的代表而参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谘议局（后改省议会）的副议长，富有资望，只因与张公交契甚厚，乃作为秘书以襄助一切耳。 （二）当年政学会成员有百数十人之多，其中骨干人物之一的杨永泰（广东人，号畅卿）后来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以致陈立夫一派深受排挤，因指斥曰政学系，其后杨卒为陈派刺杀于武汉。此所云政学系者与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经一时所习熟的政学系一词却沿袭自政学会而来，遂连带及之。 1月27日补识如右 [book_title]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 1964年3月18日访章行严先生于其史家胡同住宅，听其漫谈往事，愚亦偶有插言，分条记之如次。 一、章先生谈辟园先兄往昔在长沙主持实业学堂时，聘张溥泉（继）先生等多人任教员，章本人原在其内。辟园发现他年纪轻，劝他宜求学深造，不必当教员；章既纳其忠言，至今不忘于怀。愚即以辟兄与我的宗族关系告之。辟兄名焕奎，字璧元，与我同高祖。他的曾祖与我的曾祖为亲兄弟。但他的曾祖从桂林避乱出来，就在湘潭落户，后人遂成为湖南人。而我的曾祖在京得中进士，宦游北方，至我们一辈犹保持桂林籍贯未改。1938年我访毛主席于延安，一见面，毛主席就问我究竟是广西人呢，还是湖南人。盖1918年毛主席初到京时，住地安门鼓楼豆腐池胡同杨怀中（昌济）先生处，而辟园先兄则住缨子胡同我家。杨先生和我虽同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相识，但他时常来我家主要是看望辟兄。毛主席习知其事，却又听说辟兄为湘人而我为桂人，颇怪既是一家兄弟胡乃不同省籍？经我解释了，乃明白。 二、我于是谈及杨先生与辟兄交谊之非泛泛，杨称呼辟兄为师。章先生大讶不解，以为此两人同年辈，岂有师生关系。我因举所知来说明。光绪维新，湖南居全国之首。湘抚自陈宝箴以迄俞廉三、赵尔巽以来，辟兄皆以才识见赏于时。当时设施新政如矿务局，如学务处，兄皆参与其间。策国是者当时虽有维新革命两派不同，亦复不少联系。如张溥泉属革命派，而聘入实业学堂即其一例。庚子（1900年）国难后，时论群趋维新，而维新莫近于留学日本。辟兄建议于省当局从乡试落第诸试卷中，择优选取若干名送去日本留学。当局既嘉纳其议，即属辟兄任其事。经选定后，当局又派辟兄为留学生监督，率领东渡。彼时杨先生适被选取又在随同东渡中。此即其奉辟兄为师之由来也。杨先生诚恳木讷，是其特点，辟兄雅契于心；东游时携有幼弟焕均同行，即嘱焕均拜杨先生为师而从学焉。前文云非泛泛之交，指此。 周道腴（震鳞）先生是革命派老辈人物，当我读中学时先生任教中外地理。1950年相遇于全国政协会，当先生稔知我与辟兄关系后，曾语我，清末他因奔走革命困于南洋（群岛）某埠，曾得辟兄兑寄二千元。辟兄之赞助革命救国运动，于此见一斑。合附记之。 三、章先生谈民国初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他游北京时曾与袁一晤，袁遽发表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见于当时政府公报。他辞谢不就职。对我说明云，彼时他只三十六岁，非老师宿儒，如其竟然长此最高学府，在国际上将是笑话，被轻视。袁之为此，示恩拉拢，他决不受拉拢。这里须说明袁章之间是有些私人关系的。清季吴长庆统大军驻朝鲜，袁为其中军营长，甚见倚任。其后袁接掌兵权，干预朝鲜内政，盖基于此。吴公子彦复先生雅有才学，为一时名士。其二女弱男亚男并游学日本东京，与章先生相值。章与弱男恋爱结婚焉。袁为吴旧部，章为吴孙婿，此即其私人关系也。袁意欲从私人关系上结纳一革命派人物，在政治上可以彼此利用，其正所谓奸雄乎！ 四、章先生谈及1916年的北京大学，蔡先生从欧洲应邀回国接任校长，引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事（注：北大原分设文、理、法三科各置学长一人，其后改为三个院，学长改称院长）。他那时正在日本东京，得陈函电相邀，即回国入北大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据谈他与蔡、陈两位原是老熟朋友。早在前清光绪三十年（1904）他与蔡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他担任体操教员，因他学过陆军。蔡先生同其他学生们一起排队练操。盖其时无所谓师生，彼此互教互学云。又谈1903年上海《苏报》（革命派机关报）被封禁后，他同陈独秀曾创办《国民日报》事。又谈1904年留日学生以汤尔和、钮永建为代表大批退出日本回国组织义勇队，陈为队员之一云云。所有这些事情在我都是珍闻，他们老前辈的救国活动创造精神皆值得我们学习。（附注：可惜汤尔和后来当了汉奸。） 章先生随谈到他介绍杨怀中（昌济）、李守常（大钊）进北大之事。杨在北大担任讲西洋伦理学史等课，李则接替他的图书馆主任又兼讲唯物史观。我与守常相识在前，曾记得在一次守常宴客席上遇到独秀。那时他原是为亚东图书馆募股，从上海来北京的，不期，而遇到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便应邀入北大了。 章先生最享盛名是其主编《甲寅》杂志时（1914年），守常亦即因投稿而相熟。其后守常且被邀请为其家庭教师，教其子女章可、章用、章因。于是守常与吴弱男夫人遂相熟，且思想意识上相投契胜于章先生。守常、独秀雅相契合，一同发起组织共产党，章先生则保守，甚至不喜白话文。后来（1925年）章先生参加段祺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时，从盛名在舆论上转为骂名，此则由其个性之强也。 附记：在《我的自学小史》一文中，记有关于章先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参看。 又附记：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捷，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 [book_title]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1917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澂），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1924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空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哲学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17。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若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同时，我还清楚记得张贴出来的答复上面，竟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为证：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如所周知，这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当其时机运会到来所起的一大变化，自有许多人聚合参与其间，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然人必有主从，事必有先后。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于1915年，经过一年多，1916年蔡先生聘他为文科学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尔，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两科比较，文科尤为蔡自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出一时随便可知。据我当时见闻，事情却又凑巧，蔡来京就校长职，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适亦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个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来京，住于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然对于文科学长人选，蔡初未有意于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不相似而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们从其用陈见之，尤于其后一力支持陈氏见之。校外固然把陈当作洪水猛兽来反对，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往往说话得罪人（例如在会议席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瑮以难堪之类），而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 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18 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六三”是1919年5月、6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19，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现。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辩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1918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知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1922年或1923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寔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book_title]记彭翼仲先生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1902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1927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1955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2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得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1942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1904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1906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烺）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1902年和1903年的，而缺1904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20。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46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连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1907年被解往新疆。到1911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1913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21。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1918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1921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1922年上半年停刊了22。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23。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捡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样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作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工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关。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〇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1904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工夫，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24。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〇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〇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象，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25。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问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26。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士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士，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1906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1913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及其特殊作风 当1913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1864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27，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28。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舲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37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29（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