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文学之革命 [book_author]钱玄同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113221 [book_dec]文集，钱玄同文学与语言文字改革创新论述集，收文58篇，版本未详。主要有《论世界语与文学》、《论白话小说》、《论注音字母》、《尝试集序》、《句读符号》、《文学革新杂谈》等。其中世界语的相关文章最多——可知世界语曾是风靡一时的话题。《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可见证“她”字创造之由来。 [book_img]Z_18787.jpg [book_title]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 独秀先生左右：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ramma，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日前见公所拟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似以魏晋至唐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是承前。词开曲先，固不待言，即欧、苏之文，实启归、方，其与昌黎、柳州，谅为貌同而心异。又如说理之文，以语录为大宗，以白话说理，尤前此所无。小说是近世文学中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故鄙意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质之高明，以为然否？（后略） 钱玄同上言 [book_title]反对用典及其他 独秀先生鉴：胡适之君之《文学改良刍议》，其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兹反复细读，窃有私见数端，愿与公商榷之。倘得藉杂志余幅，以就教于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尝谓齐梁以前之文学，如《诗经》、《楚辞》及汉魏之歌诗、乐府等，从无用典者。（古代文学，白描体外，只有比兴。比兴之体，当与胡君所谓“广义之典”为同类，与后世以表象之语直代实事者迥异。）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与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犹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等忧美文学，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后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写实体”亦皆见此优美。然如《长恨歌》中，杂用“小玉”“双成”二典，便觉可厌。）自后世文人无铸造新词之材，乃力竞趋于用典，以欺世人，不学者从而震惊之，以渊博相称誉。于是习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为俭学之征，此实文学窳败之一大原因。胡君辞而辟之，诚知本矣。惟于“狭义之典”，胡君虽主张不用，顾又谓“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则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弟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举五事，1、3、5虽曰工切，亦是无谓。胡君自评，谓“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最为直捷痛快之论。若2所举之苏诗，胡君已有“近于纤巧”之论。弟以为苏轼此种词句，在不知文学之斗方名士读之，必赞为词令妙品，其实索然无味，只觉可厌，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举江亢虎之诔文，胡君称其“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实不知其佳处。至如“未悬太白”一语，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条。胡君知“灞桥”“阳关”“渭城”“莼鲈”为“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则宜知护国军本无所谓“太白旗”，彼时纵然杀了袁世凯，当不能沿用“枭首示众”之旧例，如是则“悬太白”三字，无一合于事实，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谓用典之工者，亦未为可用也。 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谓曾见某处告诫军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乌，难保无害群之马。果尔以有限之血蚨，养无数之飞蝗”，此不通已极。满清及洪宪时代司法不独立，州县长官遇婚姻讼事，往往喜用滥恶之四六为判词。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轻薄之口吻。此虽官吏心术之罪恶，亦由此等滥恶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话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张采用白话，不特以今人操今语，于理为顺，即为驱除用典计，亦以用白话为宜。蒙于胡君采用白话之论，固绝对赞同者也。）传奇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书》文句，尤为拉杂可厌。弟为此论，非荣古贱今。弟对于古今文体、造句之变迁，决不以为古胜于今，亦与胡君所谓“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同意，惟用典一层，确为后人劣于前人之处，事实昭彰不能为讳也。 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与用典相似，亦为行文所当戒绝者，则人之称谓是也。人之有名，不过一种记号。夏殷以前，人止一名，与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于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种种繁称，已大可厌矣。六朝重门第，争标郡望。唐宋以后，“峰泉溪桥楼亭轩馆”别号日繁，于是一人之记号，多乃至数十。每有众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称，竟茫然不识为谁氏者。一翻《宋元学案》目录，便觉头脑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学之文，于此等称谓，尤喜避去习见，改用隐僻；甚或删削本名，或别创新称；近时流行，更可骇怪。如“湘乡”“合肥”“南海”“新会”“项城”“黄陂”“善化”“河间”等等，专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来今，即此一人可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无从臆想，即揆诸情理，岂得谓平？故弟意今后文学，凡称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别号、地名等等相摄代。（又官名地名须从当时名称，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虽桐城派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论，但谓金石文学及历史传记体宜然，鄙意文学之文，亦当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称，道古时事，自当从古称，若道现代事，必当从今称。故如古称“冠、履、袷、笾、豆、尊、鼎”，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当改用“帽、鞋、领、袴、盌、壶、锅”诸名，断不宜效法“不敢题糕”之迂谬见解。）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寐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谓“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者，此等骈句，自在当用之列。 胡君所云“须讲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讲求，即古书中亦多此病。如《乐毅报燕惠王书》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二语，意谓齐国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蓟丘也。江淹《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实危心坠涕也。杜诗“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皇枝”，香稻与鹦鹉，碧梧与凤皇，皆主宾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记裴骃集解序索隐》有句曰：“正是冀望圣贤，胜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愈于《论语》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见此句者，殆无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剥之引用成语，在文学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胜枚举。 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实今后言文一致之起点。此等白话文章，其价值远在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于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惟此皆就文体言之耳，若论词曲小说诸著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仍当以胡君“情感”、“思想”两事为标准。无此两事之词曲小说，其无价值亦与“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相等。故如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至于小说，非诲淫诲盗之作（诲淫之作，从略不举。诲盗之作，如《七侠五义》之类是。《红楼梦》断非诲淫，实足写骄侈家庭，浇漓薄俗，腐败官僚，纨绔公子耳。《水浒》尤非诲盗之作，其全书主脑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义，施耐庵实有社会党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经之谈（如《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否则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国演义》、《说岳》之类），最下者，所谓“小姐后花园赠衣物”、“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千篇一律，不胜缕指。故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前此所谓文学家者，类皆喜描写男女情爱，然此等笔墨，若用写实派文学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价值。若出于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则无丝毫价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属于前者殆绝无，属于后者则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为传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价值。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惟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君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皆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黄，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总之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论其理固然。而返观中国之小说戏剧，与欧洲殆不可同年而语。小说略如上节所述，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工，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其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夫戏中扮演，本期确肖实人实事，即观向来“优孟衣冠”一语，可知戏子扮演古人，当如优孟之像孙叔敖，苟其不肖，即与演剧之义不合，顾何以今之戏子绝不注意此点乎？戏剧本为高等文学，而中国之戏，编自市井无知之手，文人学士不屑过问焉，则拙劣恶滥固宜。弟尝为滑稽之比喻，谓中国之旧戏如骈文，外国之新戏如白话小说。以骈文外貌虽极炳烺，而叩其实质，固空无所有，即其敷引故实，泛填词藻之处，苟逐字逐句为之解释，则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旧戏之仅以唱工见长，而扮相布景举不合于实人实事，正同此例。白话小说能曲折达意，某也贤，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读白话小说，恍如与书中人面语。新戏讲究布景，人物登场，语言神气务求与真者酷肖，使观之者几忘其为舞台扮演，故曰与白话小说为同例也。 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至于当世，所谓桐城巨子，能作散文；选学名家，能作骈文；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君所举旅美某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赡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又如某氏与人对译欧西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一面又欲引韩柳以自重，此其价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又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此论甚长，异日当本吾臆见，写成一文，以就正有道，兹则未遑详述也。 [book_title]关于西文译名问题 独秀先生鉴。《新青年》二卷四号有大著《西文译音私议》，近阅《旅欧教育运动》中有蔡孑民、李石曾两先生之《译名表》，复由友人转示俞凤宾君《对于译音之商榷》一文，虽所用方法各不相同，而欲冀统一译音之意则一。弟对此事，却别有一种意见，敢以奉质，幸辱教焉。 弟以为凡用中国字译西文人名地名，万难一一吻合。其故因字音之理，母音可单独成音，子音不能单独成音，必赖母音拼合，始能成音。中国文字之构造，系用六书之法，与西文用字母拼成者绝异。西文由字母拼成，故子音不能成音，虽不可成字，却可成字母。中国既无字母，则凡已成之字，或为纯粹母音，或为子母成合之音，决无单有子音而不具母音之字，因单独子音既不能成音，既断无此字也。西文子音虽不能单独成字，然因其语言为复音语，故以b、d、f、g、k、l、m、n、p、r、s、t、v、x、z等字为一音前后之介音余音者甚多，遇此等字，若欲以刚刚恰好之汉字译之，是断断做不到的事情。一般译法，以为用“夫”“甫”等字译f，“克”“忒”等字译k、t，“司”“斯”等字译s，“而”“儿”等字译l、r，便算十分工切，其实上列各字，其下皆有母音，绝非单独子音字也。 若然，则以汉文译西音，遇此等字，万无译准之理。（普通以“姆”译m、以“痕”译n，此其牵强，固众所共知。）此外如ga、gu、ge、go、za、zu、ze、zo之类，亦无适当之字可译，因中国“群”“斜”二声类无开合二呼也。抑尤有进者，即使上列诸困难，想出一种迁就的方法，如“夫”“甫”“司”“斯”“而”“儿”等字，其下虽有母音，以现在读法，大多数都已读得同没有母音一样，“克”“忒”二字，因是入声，其下母音较不分明，姑且当他子音用；而ga、za等字，“群”“斜”二声既无开合二呼，或以齐撮二呼摄代，或借用其清声之“见”“心”二类之开合呼；然尚有一种困难，则字字译出，音长者字必多，在西文止一字母或二字母者，汉文聱牙难读之苦，书写之费时间，又四五倍于写原文，则其不便也何如！ 故弟意以为译音，总是没有绝对的良法，则与其设为种种限制，某字定译某字，或音仍不能准，或逐字对所定之表移译，弄得噜嗦麻烦（如Kropotkin一字，依大著译，则当作“克罗坡特□”〔尊表于Kin字空不填字〕，依蔡、李之表译，则当作“ ”，又一般所译，或作“苦鲁巴特金”，或作“克若泡特金”），还是不能讨好，何如别想他法，不拘拘于译音之正确与否乎？ 所谓别想他法者，弟以为有两种办法。（1）竟直写原文，不复译音。（2）译音务求简短易记。第一法，凡中学毕业后所用高等书籍，均可照此办理。因凡在中学毕业之人，无论如何，决无不懂西文拼音之法者。既懂西文拼音之法，则人名地名，写了原文，一样能看，无须移译。虽然外国人名如华盛顿、拿坡伦、达尔文、瓦特、奈端之类，外国地名如伦敦、柏林、纽约、巴黎、格林威治之类，国民学校教科书便须讲到，此则不能不乞灵于译音。高等小学中虽有英文，然程度极浅，发音变化，也还讲不了多少，故高小、中学教科书，仍不能不译音。（惟中学教科书于译音之下，当兼注原名，小学则不必。）此类译音之字，应用若干，大致可以配定。我谓可一一尽译，列成一表，以后凡编中小学校教科书者，悉宜遵用，纵有不合，亦不得改，以期统一而免纷更。此表可由教育部制定颁行，仿日本文部省颁定之制。（日本凡文部省规定之译名，学者著书，学校教本，一切遵用，虽讹亦不更改。如England既定为イギテリス决不再改为ィゲゲヲンド也。）其译法，务求简短。吴稚晖先生曾谓最好将外国人名、地名译得像一中国人名、中国地名，则免钩辀格磔、佶屈聱牙之病。故译Shakespeare为叶斯壁，译Kropotkin为柯伯坚，译Franklin为樊克林，译Tolstoi为陶斯泰。我昔曾反对之，以为未免失其本真。由今思之，此实是简易之良法，惟人名第一字，似不必译成中国之姓耳。诚能将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需用之人名地名悉数依照此法译定一表，期以实行，岂不简便易记乎？（惟旧译之已经用惯者，如拿坡伦、华盛顿、克林威尔、加富尔之类，自当遵用，决无须再改，反致纷扰。）若虑与原音不相吻合，则宜知即改“叶斯壁”为“莎士比亚”“索士比亚”，改“柯柏坚”为“苦鲁巴特金”“克若泡特金”，“陶斯泰”为“托尔斯秦”“杜尔斯德”，还是不准。而彼则不准而繁复难记，此则不准而简便易记，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宁谓之此善于彼矣。 且人名地名，原不过一种记号，但使社会通行，人人皆知，则用不准之译音，固与用极准之原文毫无二致。今如Scotland之为苏格兰、Portugal之为葡萄牙、Newton之为奈端、Kant之为康德，人人习用已久，共知其为何处地方，何等样人，与写原文一样。故苟知叶斯壁之为十六世纪末叶之英国文学家，柯伯坚之为现代俄国无政府党，即与写Shakespeare、 Kropotkin无异。 如上所言，是写不准之译音，与写原文无异。然则中学以上之书，何以又须写原文乎？曰，其人既有中学以上之程度，自可看西文原书，故不如直用原文，冀看原书时可以多一点便利。且高等参考书籍，人名地名较多，一一移译，未免麻烦，既能读其原音，何妨省此一番手脚。若中学以下，则因大多数不能深造于学（纵或有习浅易实业者，然当惜其脑力，不可令其专鹜于牢记无谓之人名地名拼法也），故不可径书原名，以苦其所难。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也。 或曰，高等书籍写原文，固为便利。然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 “十九世纪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 如此一句，写时，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则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以免矣。此弟对于译音之意见，足下以为何如？ 钱玄同白 五月十五日 [book_title]论世界语与文学 独秀先生鉴。前阅《新青年》二卷三号通信门，先生答T.M.Cheng君语，谓“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云云。先生认世界语为“人类必要之事业”，此说弟极表同情。至云未能应用于文学，恐非确论。（文学之上加以“无用”二字，弟尤不敢赞同。然此当是先生一时之论。观大著《文学革命论》所言，知先生于文学之事，固视之极重也。）日前孑民先生语我，谓用世界语译撰之书，以戏曲小说之类为最多，科学书次之。是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世人说到“文学”一名词，即存心以为必须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删去几个虚字，倒装宾主名动，效法“改‘龙门’为‘虬户’、易‘东西’为‘甲辛’”之故智，写许多费解之怪事，以眩惑愚众，学选体者滥填无谓之古典，宗桐城者频作摇曳之丑态。弟以为此等怪物，止可称为“事类赋”“八股文”之重佁，断断讲不到“文学”二字。文学之真价值，本在内容，不在形式。故胡适之先生以《水浒》比《史记》，弟极以为然。且以为使司马迁、施耐庵易地，则《史记》文章必用所谓“鄙俚村语”，《水浒》文章必用所谓“龙门笔法”。（括弧中八个字，聊学鹦鹉名士口吻，以博一笑。）彼“鄙俚村语”与“龙门笔法”之异，正犹《尚书》用“兹”，《论语》用“斯”，《孟子》用“此”之异。假如有人说，用了“兹”字，便如何如何有文学上之兴味，用了“斯”字、“此”字便如何如何村俗不堪，则虽选学名家、桐城巨子，亦必嗤之以鼻曰：“恐怕没有这种道理罢。”既知此理，而必以“龙门笔法”为雅，“鄙俚村语”为俗，此真不知半斤无异八两、二五即是一十矣。吾谓其文之内容而有文学真价值也，则形式为《诗经》，为《楚辞》，为汉魏乐府，为杜、白之诗，为周、辛之词，为关、马之曲，为施、曹之小说，为胡先生之白话诗，无乎不可。其形式之异，只是古人用古语，今人用今语耳。若然，则用世界语纂译文学，亦只须视其内容之价值如何，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且所谓华美，其界说果何若，殊有难言。一般鹦鹉名士之所谓华美，不外弟上文所说“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而已。大约中国之所谓文人学士趼究文学，即在此种地方。故当其摇头摆尾，口角嘘唏，将甘蔗渣儿嚼了又嚼之时，专在改换字面，删削虚字；乃嚣嚣然号于众曰，此句如何古奥，此句如何华赡，此句如何险峻；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真叫我肚肠笑痛，转不过气来。于是有传染此等名士习气者，谓世界语文法如此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板的文字，怎么可以做美文呢？呜呼，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世界语得公等咒骂，幸喜无金漆，却非马桶，敬谢盛意。又或谓世界语何必学，假如不通西文者学之，亦需一年半载，学成之后，并无若干好书可看。其通西文者，更何必学此等索然寡味之文字。吾谓此亦全然不懂世界趋势之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幸而有人创造，应如何竭力提倡，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岂非怪事？考世界语自一八八七年六月二日出世，至今才三十年。其初出世之二十年中，不甚有人注意。犹忆丁未戊申之间，刘申叔、张溥泉诸君在日本，请彼国之大杉荣君教授此语，其时日本此语亦始萌芽。一面吴稚晖、褚民谊两先生在巴黎著论于《新世纪》周报，大加提倡。而中国内地尚无人知之。己酉秋冬间，上海始有世界语会。七八年以来，欧洲用此语出版之书籍，日新月盛，中国人亦渐知注意。私意谓苟非欧战，恐三四年来又不知若何发达。然现在虽因欧战，暂受濡滞之影响，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乃必欲放弃责任，让人专美，是诚何心！ 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弟意最好从高号小学起，即加世界语一科。（高小之英文，本可删去。盖其人若能进中学，则中学一年级之英文，固是从abcd字母教起，全不在乎高小之多此赘瘤。若无力进中学，则此区区几句粗浅的英国话，学了毫无用处也。）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从无例外之文法发音。以两年之力记生字一万，则杂志书籍无不可看，岂非极有益之事。且外国人名、地名，及学术上专门名词之无从译义者（专门名词可译义者，虽居十之七八，然不能译义，止可译音者，亦必有十之二三），现在编译书籍最为困难。若用华字译音，总是不能译准，仍非下加括弧注原文不可。（此意详上月与公论译音之信中。）若用西文原字写入，斯诚善矣，然各国于字母发音，各不相同，人名地名尤甚。且如Hegel一字，其首之H，依英、德则有音，依法则无之。又如Hugo一字，亦同此例。故或译“嚣俄”、“许峨”，或译“虞哥”、“雨苟”也。依名从主人之例，则人名地名自当各读其本国之音。而学术名词，则普通用英，讲究者用德，然法之学术非逊于德，且法人多为德人之先知先觉，似乎用法尤为合理。然此不过我一人之臆见，终竟不能划一，大约各视译书者自己外国文之程度而定。如此，则一部书中嵌入之外国字名词，兼数国之拼法，数国之读法。无论读者未必能尽懂此数国文字也，即曰懂矣，而甲字依英读，乙字依法读，丙字又须依德读，乃至丁戊己……诸字，又须读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之音，其为纷扰，不已甚乎。弟意今后凡书中嵌入之外国名词，欲免上列种种困难，只有用世界语之一法。试以地名言之。如比利时国，不作Belgsum（英），不作Belgique（法），而作Bllguilo。希腊国不作Greece（英），不作Grece（法），而作Grekujo。西班牙国不作Spain（英），不作Espagne（法），不作Espaiia（西），而作Hispanujo，人名及学术名词准此。如此办法，实有三善：（1）发音皆有一定，毫无难读之虑。（2）免得忽此忽彼，不能划一。（3）世界语为将来人类公用之语言，所有各种名词，可以算得一种永远不变之定称。中国书中嵌入别种文字，舍此其谁。（况世界语不得以外国语论。在世界未至大同以前，无论何国，皆可以世界语为“第二国语”，故中国文书中嵌入世界语，实与写中国字无异。）或谓此语出世未久，各种名词，恐未完全。其实不然。世界语之《百科全书》，已有成书。手此一种，名词何患不敷。即以浅近言之，日本中村精男、黑板胜美、千布利雄三君合著之《大成ェスペヲント和译辞典》，所载科学、哲学、文学以及宗教、历史上之名词，已甚多多。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瞎讲，顽固党既虑有此语而国粹消亡，洋翰林又虑有此语而彼所操之英语（或他国语），失其名贵之价值，于是交口诋毁，务必不许他人学习。此种狺狺之妙相，真欲令人笑死。Tolstoi以盖世文豪而用世界语著书，Ostwald以科学大家而以化学所得之诺倍尔赏金充传播世界语之用，他国学者如此热心世界语，返观吾国之所谓学者，大言不惭，抹杀一切，以西学为末技，以世界语为粗浅，说得“像煞有介事”，其实茅塞心中，满口胡柴。呜呼！中西人之雅量，其相去之远，竟至于此，真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矣。 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则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二千年来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俯伏阶下，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之威严，彼之威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者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拜跪。仔细想想，岂非至奇极怪之事。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或谓二千年以前之人，其脑筋中决不能发生平等之观念，故不能责孔丘倡“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吾谓此说殊不尽然。彼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固亦二千年以前之人也，何以彼等便能倡平等之学说乎？）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犹忆夏穗卿先生前著《中国社会之原》（见癸卯年《新民丛报》），谓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无如其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之发明，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竞君择，适者生存”，儒教尊卑上下之精义，遂为祟于二千年来之中国。（夏先生原书，今不在手头，撮其要旨如此。）夏先生至谓“墨蹶儒兴”为涿漉战后一大事，此实精绝之论。故先生大著《吾人最后之觉悟》一篇所陈之义，弟以为于今月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 近日解散国会之呼声日高。然欲解散者，无论其居心何若，而做到文章打到电报的理由，要不能太离本文，故佥以“制宪不善”为词。独康圣人别开生面，以不定国教为议员万恶不赦之罪。自吾侪观之，“尊崇孔子”四字写在宪法上面，已经觉得不伦不类。而康先生则以为孔子而仅仅“尊崇”未免尚嫌平淡无奇，充其量，盖非以孔子为三头六臂，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怪物不可。否则孔子犹是人类，纵然是空前绝后之至圣，似乎中华民国人人“尊崇”之，亦可算得克尽景仰先圣之能事矣，何以康先生还要摩拳擦掌，怒发冲冠，与议员不共戴天乎？康先生此等动作，我侪见之，实欲失笑。然吾欲请问康先生，议员不定孔教为国教，其罪诚莫可逭矣，不知“长素”二字，又作何解？以“素王”之圣，而竟有妄人不但不稽首膜拜，还要自以为比他“长”一点，此等非圣叛徒，当科何罪！愿康先生下一转语来。 [book_title]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 独秀先生鉴。弟自读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即拟撰一文，题为《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两月以来，执笔欲写者数次，皆以校课太多，忙忙碌碌于编纂讲义而搁起。兹先将改革之大纲十三事函告如下： 1.以国语为之。< 2.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此数一时不能说定。） 3.凡一义数字者（指意义用时完全一样，毫无差异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4.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中国字无语尾变化，若排列法无一定，必致主宾倒置，使观之者不能得正确之解释。故如“室于怒，市于色”、“昧雉彼视”等句法，必当严行禁绝。） 5.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德门集庆”种种肉麻可笑之句，必当删除固无论矣。即如“阁下”“足下”“左右”“执事”“台安”“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其实亦可全行删除。若抬头〔双抬单抬，更不消说〕、空格偏写之款式，“老伯”“小侄”“姻兄”“世讲”之称谓亦当废止。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6.绝对不用典。 7.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 8.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句读，如.，：；之类，或用。、△亦可。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9.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楷体各人各写，初无一定，书法家尤喜立异。惟唐石经字体，最为平易正确，现在刻木浇铅之宋体字，什九与之相同。草书在魏晋隋唐之间，极为通行。自张旭、怀素以至祝允明、王铎，喜作狂草，各式各样，信笔写去，以致草书专成美术，而不适于实用。今宜取《急就》、《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此事，弟数年前即拟为之，因循未果，今后得暇，当勉力成之。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草亦兴于秦末〕，本为由繁趋简。故周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用隶，晋唐用草，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草亦不能再进者，因照中国文字之形式，变至草书，已简至无可再简也。〕然自宋以来，忽又废草不用者，厥有二因。（1）为张旭、怀素等狂草所坏。字无定体，且任情缴绕联绵，不易辨认。（2）为可笑之仪文礼法所拘。以为写了草书，便不恭敬。故臣对于君，民对于官，卑幼对于尊长，皆须写耗时费晷之楷体，及其末流，竟至有所谓“黑方光”之“馆阁体”。现在第一层之弊，但须勒为定体，不许瞎写，便可矫正。第二弊简直不成问题，直当破坏此种可笑习惯而已。） 10.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如曰《说文》五百四十部，《广韵》二百有六韵，注音字母三十有九母，可作540、206、39也。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古书中表数之句，更有难解者，如《尧典》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语。骤视之，可作三千零六十六日〔此从旬字逗〕，或三百二十二日〔此从上六字逗〕解，《史记》改为“三百六十六日”，固佳矣，今若改为“366”，岂不更为简明。） 11.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此事说来话长，当别为论。现在我自己可以先表明一句，我绝非耶教信徒，且我绝对以为今后世界只有科学真理，彼宗教神话，断无存留之价值。如国人以此为太骇俗，或仍用民国纪元。其民国前一年辛亥，至周共和元年庚戌，则倒数之，称民国纪元前一年，至民国纪元前二七五二年，亦未尝不可。惟彼帝王纪年，三年一改五年一换，盗贼、夷狄、騃竖、淫妪，无不具备，此断当废止不用。） 12.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13.印刷之体，宜分数种（如全方者，全圆者，及丰锐停匀，毫无棱角者。隶书字体，与楷全同，惟笔势为异，亦可采用），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 上列十三事不过偶然想到这几层，便先写了出来。是否平列，是否同一类的性质，及尚有重要部分之遗漏与否，都等到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再行细想改正，现在且不去管他。 此十三事之中，第一事自然是根本上之改革。惟弟于第六事尤为注意。弟以为今日作文，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最佳。其借物比似者，若一看可懂，尚属勉强可用。如胡先生所举“发聋振聩”、“无病呻吟”、“负弩先驱”之类，此类纵不知其出处，然可望文知义。若“自相矛盾”“退避三舍”之类，苟不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义，便有些看不明白。虽照字义言，“矛”是刺人之物，“盾”是挡刺之物，“自相矛盾”四字，可以因此想出自己同自己相反，有类梁任公之“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然终觉解说时费力得很。至于“退避三舍”一语，如未读过《左传》，竟难得其解。即仅读《左传》，如不看杜氏“一舍三十里”之注仍是不能明白，或将疑为“让出三间房子”矣。故此类之典，鄙意总以不用为宜。若其他僻典，非查《佩文韵府》、《子史精华》、《角山楼增补类腋》，不能知其出处者（即查此类书，亦仅能知其出处，尚非能尽知其义），则我欲大声疾呼曰，万万不可用！万万不可用！！或谓用典之好处，在能以二三字代三五句意义之用，实具“简妙”之益。这话据我看来，真是不对不对不对。要知道我们所以尚能解得此种“简妙”之典，应用此种“简妙”之典者，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过《四书》、《五经》，以及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烂八股、试帖诗，或者还读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所以装满了一脑子的典故，觉得此典用得工切，彼典用得纤巧。（然如玄同者，于八股、试帖、词章诸学，从前颇欠研究，故至今还是不懂得用典之妙处。）今后童子入学，读的是教科书，其中材料，不外乎历史上重大之事件，科学上切要之智识，以及共和国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政治法律之大概而已。即国文一科，虽可选读古人文章，亦必取其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彼古奥之周秦文，堂皇之两汉文（“堂皇”二字，用得不切。两汉文章，动辄引经，或抬出孔夫子来吓人，正可称为“摆架子”而已），淫靡之六朝文，以及摇头摆尾之唐宋八大家文，当然不必选读。（此不过言其大概。其实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学周秦两汉者，其人尚少。间或有之，亦尚无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臭架子，故尚不甚讨厌。）如此，则彼等脑中所装之货色，当然与我们大异。岂能以我们腐臭的旧脑子中所装之“简妙”典故，责彼等清洁的新脑子以输入乎？且不但不能也，抑且不可也。今后之新国民，自应使其丰富于二十世纪之新智识，即所谓群经、诸子、《史记》、《汉书》种种高等书籍，非进了大学文科专门研究者，尚不必读，何况《佩文韵府》……等等恶烂腐朽之书，难道我们自己被他累得还嫌不够，还要去转害今后的新国民吗？其人苟稍有丝毫智识，稍有丝毫良心，略略懂得几分戊戌改旧法，辛亥建民国，丙辰踣帝制之道理者，必不至再请新国民去研究《佩文韵府》……惟然，故吾谓应用文学绝对禁止用典。 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为三十岁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当干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也，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已。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私怀所蓄，尚有多端，欲藉《新青年》之余幅，写他出来，以就正于国内明达君子，先生其许我乎？ 弟钱玄同 [book_title]《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 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近年以来所出的杂志，我所看见的，第一个改用横式的是美国留学生所办的《科学》。后来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也是用横式。这两种杂志，都是讲科学的，常有算式表谱嵌在文章中间，用横式便利，自不消说得。至于别种杂志书籍，即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因为以后的中国文章中间，要嵌进外国字的地方很多。假如用了直式，则写的人、看的人，都要把本子直搬横搬，两只眼睛两只手，都费力得很。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现象丛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直式的用西洋符号和句读〔引号在直式里面，只能用“　”、‘　’两种，西洋引号，很不适用〕，止有《旅欧杂志》和《旅欧教育运动》，把.，：；？！记在每句每读的底下，留出字的右旁，以便记“本名符号”等等。依我看来，究竟不甚清楚。）况且眼睛是左右横列的，自然是看横比看直来得不费力。《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做“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这改直式为横式，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新青年》于原文译文并列的文章，既用横式，而Page的排列，仍照中国旧式，这更不便，尤其不可不改良。） 改用横式以后，符号和句读，固然全改西式。但是有人说，疑问号的“？”，嗟叹号的“！”，可以不必用。胡适之先生道：“窃谓疑问之号，非吾国文所急需也。吾国文凡疑问之语，皆有特别助字以别之。故凡‘何’、‘安’、‘乌’、‘孰’、‘岂’、‘焉’、‘乎’、‘哉’诸字，皆即吾国之疑问符号也。故问号可有可无也。”（见《科学》第二卷第一期《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刘半农先生道：“‘？’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我以为这话不很大对。我国文章里面的“也”字，也有当疑问词用的。《论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从之也”，“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这几个“也”字，都是疑问词。《礼记·祭义》：“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欤”，这个“欤”字，又是决定口气。（这是俞樾说的。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又《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吕刑》：“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记》所引的底下都加“乎”字，这个是疑问词不用“乎”字的。又像那“焉”字，在每句头上或中间的，除训“何”的外，还有训“于是”的（见王引之《经传释词》）。又“乎”“哉”这类字，疑问也用他，嗟叹也用他。像“人焉廋哉”的“哉”字是“？”，“恶用是鶃鶃者为哉”的“哉”字是“！”；“其然岂其然乎”的“乎”字是“？”，“使乎使乎”的“乎”字是“！”。诸如此类，倘使不加符号，实在不能明白。所以我以为这两种符号，也是必不可少的。（有人说，上列的几条例，是古人文章的不整齐。现在新体白话文章，出于人造，这种地方，当然要做得很整齐，决不许再有例外，那么似乎“？”“！”仍是可省。这话我也不以为然。新体文章用字固然有定，倘使再加符号，岂不格外明白。又我所主张中国书籍须加符号一层，并不限于现在的书。就是古书，将来如其有人重刻，也非加符号不可。） 还有“……”符号表“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也是不可少的。《左传·襄公廿五年》有句道： 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歃。 这一节里加了“……”符号，才能显出“所不与崔、庆者”底下“有如上帝”四个字还没有喊出，就被晏婴抢了去重行说过。 又《尚书·顾命》：“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江声注：“肄肄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史记·张丞相列传》：“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都应该用“……”号去表他口吃的神情。《史记·高祖本纪》：“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章太炎先生说，这一句，《汉书》里改做“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比《史记》明白完备得多。大约汉高祖那时看见诸侯将相做出一种“天命攸归奏请登极”的样子来，请他做皇帝，心里虽然快活得很，面子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出来，于是胀红了脸，说出这样一句不爽快不完全的话来。《史记》直录原语，《汉书》照他说话的意思译成一句明白完备的文章，所以两书记载不同。那么，在两个“便”字的中间，用“……”号表说话停顿，“家”字底下再用“……”号表语意未完，便活跳画出一个正要做皇帝时候的汉高祖来了。 胡适之先生又说，一切“本名”，在西文里面，都是把第一个字母用大写。中国文应该在“本名”的下面记一横画（直式，则记在“本名”的右旁），这话我极其赞成。《孟子》：“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这一句有两种解法。 （1）季孙曰：“异哉！”子叔疑。（赵岐说） （2）季孙曰：“异哉！子叔疑。”（朱熹说） 《左传》：“遂置姜氏于城颍。”这一句也有两种解法。 （1）遂置姜氏于城颍。（杜预说） （2）遂置姜氏于城，颍。（金人瑞说） 这两条，朱熹和金人瑞的解说都是错的。假使当日孟轲、左丘明做书的时候有了符号，自己记得明明白白，那么朱熹、金人瑞也不至于随便乱解了。 以前我写信给先生和适之先生，说《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吴趼人两家的著作，都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也因为现在那种旧文学家的谬见，把欧、曾、苏、王、归、方、姚、曾，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学家，反说施耐庵、曹雪芹只会做小说，便把他排斥在文学以外，觉得小说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匡正他们的误谬，表彰《水浒》、《红楼梦》那些书。其实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为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若是和西洋的Goncourt兄弟、Moupassant、Tolstoi、Turgeneu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这大概有两个缘故：（1）中国小说家喜欢做长篇小说，动不动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写在一处。人数既多，写的时候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写某甲写得很得神，写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国小说，专就一种社会，或一部分的人细细体察，绘影绘声，维妙维肖，不在乎字数多，篇幅长，在乎描写得十分确切。这是胜过中国小说的地方。（2）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中国陶潜的《桃花源记》很有这一种的意味。）或则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那男女恋爱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中国小说则不然，就是施、曹两公也未能免俗（像武松打虎，贾宝玉初试云雨之类），吴敬梓自己也颇有酸气（像虞博士祭泰伯初之类），这一层，是中国小说更远不及外国小说的地方。施、曹、吴三人以外，《西游记》虽说恢诡别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义派”里的名产，拿新文学的眼光去看，实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施、曹的“写实派”去比，便有新旧的不同。《金瓶梅》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亵，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辨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老残游记》里的铁补残，《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写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至于近人李、吴两家，适之先生说他“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这话很对，论到文笔意境，实在比《儒林外史》还差一点。所以我以为就是《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 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Tolstoi、Moupassant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 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晓得的人较多，并且招牌上也居然写了“共和”两个字了。伦理革命，先生已经大加提倡，对于尊卑纲常的旧伦理痛加排抵，主张完全改用西洋新伦理。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得平等的意思。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为甚么呢？因为在当时，他是“开新的”，还有先生所说的“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的缘故。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 有人说，现在“标准国语”还没有定出来，你们各人用不三不四半文半俗的白话做文章，似乎不很大好。我说，朋友！你这话讲错了。试问“标准国语”，请谁来定？难道我们便没有这个责任吗？难道应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么”、“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甚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语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想来一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则这个“标准国语”，一定是要由我们提倡白话的人实地研究、“尝试”，才能制定。我们正好借这《新青年》杂志来做白话文章的试验场。我以为这是最好最便的办法。先生，你道对不对呢？ 钱玄同 [book_title]论白话小说 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胡适之先生。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艺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去春读《科学》二卷一号，有大著《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篇，钦佩无似。嗣又于《新青年》二卷中读先生论改良文学诸著，益为神往。顷闻独秀先生道及先生不日便将返国，秋后且有来京之说，是此后奉教之日正长。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日前由独秀先生见示五月十日先生致独秀先生之书，对于《新青年》三卷一号玄同之通信，有所奖饰，有所规正。玄同当时之作此通信，不过偶然想到，瞎写几句。先生之奖饰，殊足令我惭恧。至于规正之语，今具答如下，愿先生再教之也。 （1）玄同谓《聊斋志异》《燕山外史》《淞隐漫录》诸书全篇不通者，乃专就其堆砌典故之点言之。先生谓“《聊斋志异》在吾国笔记小说中，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玄同则以为就此点观之，尚不能算一无足取。《燕山外史》一书，专用恶滥之笔，叙一件肉麻之事，文笔亦极下劣，更无丝毫“思想”“情感”之可言，最不足道。王韬《淞隐漫录》，全是套《聊斋志异》笔法，文笔更为恶劣，亦无“思想”“情感”可言。若《聊斋志异》，似尚不能尽斥为“见识鄙陋”。十数年前，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寓有排满之意，书中之“狐”，系指“胡人”，此说确否，虽未可知，然通观前后，似非绝无此意。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故玄同以为就作意而言，此书尚有可取之处。惟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则实欲令人作恶，故斥之为“全篇不通”耳。《阅微草堂笔记》，亦是《聊斋志异》一类。论文笔，实较《聊斋志异》为干净。论作者之思想，则纪昀便僻善柔，利欲薰心，下于蒲松龄远甚。然文笔可学，而思想不能学。故学《阅微草堂笔记》之《子不语》，看了尚不甚难过。而学《聊斋志异》之《淞隐漫录》，则实欲令人肌肤起粟。（若论袁枚与王韬思想之高下，则袁又下于王远甚也。）玄同之反对用典，与先生最有同情。（先生谓“所主张八事之中，惟‘不用典’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玄同则以为八事之中，以此及“务去烂调套语”二条为最有特见。）以为苟有文才，必会说老实话，做白描体。如无文才，简直可以不做。（或谓无文才者，虽不必做文学之文，而终不能不做应用之文？然应用之文，务取老妪都解，尤无可以用典之理。）若堆砌许多典故，等后人来注出处，以炫其饱学，这种摆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2）先生谓“《西游记》一书，全属无中生有。其妙处，在于荒唐而有情思，诙谐而有庄意。其开卷八回记孙行者之历史，在世界神话小说中，实为不可多得之作”。又以此书与《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三书并列为第一流小说。此意玄同极以为然。前次通信与《封神传》同列，乃玄同之疏于鉴别也。 （3）《七侠五义》一书，先生谓其“在第二流小说中，尚可称佳作”，玄同于此书，看得不熟，现在无从作答。惟似乎觉得比《施公案》、《绿牡丹》诸书为佳耳。 （4）《三国演义》一书，玄同实未知其佳处。谓其有文学上之价值乎，则思想太迂谬。谓其为通俗之历史乎，则如“诸葛亮气死周瑜”之类，全篇捏造。且作者写其书中所崇拜之人，往往费尽气力，仍无丝毫是处。如写刘备，成了一个庸懦无用的人。写诸葛亮，成了一个阴险诈伪的人。写鲁肃，简直成了一个没有脑筋的人。故谓其思想既迂谬，文才亦笨拙。至先生所谓“能使今之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亦可见其魔力之大”，玄同则以为此点正不足取。盖曹操固然是坏人，然刘备亦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曹操。论居心之不良，刘备、曹操正是半斤八两。“帝蜀寇魏”之论，原极可笑。然习凿齿、朱熹借此以正东晋、南宋，正如十年前之革命党帝朱温而寇李存勗，褒美韩林儿、洪秀全之比，尚算别有苦心。然至元明以后，尚持此等见解，甚且欲作小说以正人心，于是害得一班愚夫愚妇，无端替刘备落了许多眼泪，大骂曹贼该千刀万剐，而戏台上做《捉放曹》、《华容道》、《黄鹤楼》等戏，必定挤眉弄眼，装出许多丑态，仔细想想，真正可发大笑。玄同以为论历史上之价值，《说岳》尚在《三国演义》之上。以两书中之上等人物而论，岳飞固远非关羽所可及。无论一颇精细，一极粗暴也，即以生平功业而论，岳排异族，关杀同胞，亦岂可同年而语。然《说岳》既出，不甚有何等之影响，《三国演义》既出，于是“关公”“关帝”“关老爷”“关夫子”闹个不休。明清两代，社会上所景仰之人，大约就是孔丘、关羽二位，（这个孔丘，便是《儒林外史》上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的那个孔丘。他说道：“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这个关羽，便是常常拿着大刀显圣的那个关羽。其心传正宗，便是康有为、张勋二人。）不但愚夫愚妇信仰“关老爷”，即文人学士亦崇拜“关夫子”。此等谬见，今后固亟应扫荡。玄同之不以《三国演义》为佳著者，此也。 （5）先生谓“《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诸书，其体裁皆为不连属的种种实事勉强牵合而成。……此类之书，以体裁论之，实不为全德”，此说极精。又谓“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斯论尤确不可易。玄同前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六书，为有价值之小说，此是偶然想到，不曾细细思量。得先生纠正，甚感。惟先生又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诸不全德的小说中，独为最上品。因其书以‘我’为主人，全书中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得此一个‘我’，乃有所附著，有所统系，此其特长之处。”玄同以为若照此说，则《老残游记》中亦以一“老残”贯串种种不相关属之材料，此“老残”亦可与“我”同论也，然此终是牵强。记得十年前见《新小说》中登载《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好像是到“我”之归娶而止。今书肆所售单行本，则以下又多了若干回，如“梁顶粪”等事，皆为前此所无，而文笔之冗滥，亦大不如前。此即由“不连属的种种事实勉强牵合而成”，可多可少，“可至无穷之长”之故。故虽以吴趼人自续，亦觉其无谓。此亦足为不全德的小说不能尽善之证。 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先生又谓“《品花宝鉴》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此说尤有特见。推此论而言之，则知《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泆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都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徒以描写淫亵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迳以此书与《红楼》、《水浒》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亵，为中国古人之一种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 、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荒唐到极。（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是。）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中，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之士不务描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会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求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为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亵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亵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枰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伽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论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圣贤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近有李君涵秋者，著《广陵潮》小说，现已出至七十多回，单行本已出六册，以下均逐日刊登一小段于《神州日报》后幅。此书为社会小说，中所叙述，似乎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佳。其描摩刻画，容有过火之处，然作者文笔犀利，才思纵横，实在吴趼人之上。玄同以为此种小说，在今日亦为第一流矣。 又有《留东外史》者，已出三集，其书描摩留东学界腐败情形，亦与《官场现形记》相类，鄙意亦可当第二流之选。 以上二书，先生归国后，去购观之，不识鄙论有当否也。 先生以《镜花缘》为第二流之佳作，鄙意亦以为然。惟作者太喜卖弄聪明，双声叠韵，屡屡讲述，几乎是“小学讲义”矣。玄同以为小说而具讲学的性质，实非所宜。（最下乘者，如《野叟曝言》。阅之，真欲令人喷饭。）高明以为然否？ 先生“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此意甚盛。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端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惟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如《咏月》第一首后二句，是文非话。《咏月》第三首，及《江上》一首，完全是文言。又《赠朱经农》一首，其中“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句，以外来语入诗，亦似可商。日前独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鄙意亦嫌太文。且有韵之文，本有“可歌”与“不可歌”二种。寻常所作，自以“不可歌”者为多。既不可歌，则长短任意，仿古新创，无所不可。至于“可歌”之韵文，则所填之字，必须恰合音律，方为合格。“词”之为物，在宋世本是“可歌”者，故各有其名。后世音律失传，于是文士按前人所作之字数、平仄，一一照填，而云“调写某某”。此等填词，实与做“不可歌”之韵文无异。起古之知音者于九原而示之，恐必有不合音节之字之句。就询填词之本人以此调如何音节，亦必茫然无以为对。玄同之意以为与其写了“调写某某”而不知其调，则何如直做“不可歌”之韵文乎？至在今世必欲填“可歌”之韵文，窃谓旧调惟有皮黄，新调惟有风琴耳。刘半农先生谓“当改填皮黄之一节，或数节，而标明‘调写西皮某板’，或‘调写二黄某剧之某段。’”（见《新青年》三卷三号《我之文学改良观》）玄同以为此说最是。其填风琴之调者，当直云“调写风琴某曲”。 上来所论，敬乞教正。玄同非敢于尊作故意吹求，因同抱文学革命之志，故不惮逐一商酌。冒昧之愆，尚希谅之。 [book_title]论小说及白话韵文 惠书敬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三国演义》所以具这样的大魔力者并不在乎文笔之优，实缘社会心理迂谬所致。因为社会上有这种“忠孝节义”“正统”“闰统”的谬见，所以这种书才能迎合社会，乘机而入。我因为要祛除国人的迂谬心理，所以排斥《三国演义》，这正和先生的排斥《金瓶梅》同一个意思。至于前书论《金瓶梅》诸语，我亦自知大有流弊，所以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独秀先生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此信是七月杪间写的，亦见三卷六号），这就是我自己取消前说的证据。且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我现在要再说几句话：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先生以为然否？论填词一节，先生最后之结论，也是归到“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惟我之不赞成填词，正与先生之主张废律诗同意，无非因其束缚自由耳。先生谓“工词者相题而择调，并无不自由”，然则工律诗者所作律诗，又何尝不自然？不过未“工”之时，做律诗勉强对对子，填词硬扣字数，硬填平仄，实在觉得劳苦而无谓耳。总而言之，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凡近乎言语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填皮黄之说，我不过抄了半农先生的话，老实说，我于此事全然不懂；至于“先帝爷，白帝城，龙归海禁”，这种句调，也实在觉得可笑。不过中国现在可歌之调，最普通者惟有皮黄（昆腔虽未尽灭，然工者极少。梆子，则更卑下矣），故为是云云也。 钱玄同 [book_title]新文学与今韵问题 半农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对于文学革新的大作两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为同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惟我对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篇，略略有些与先生不同的意见，现在把他写在下面：先生说，“酬世之文，一时虽不能尽废……”我以为这些什么“寿序”“祭文”“挽对”“墓志”之类，是顶没有价值的文章。我们提倡文学革新，别的还不过是改良；惟有这一类的文章，应该绝对的排斥消灭。“寿序”一类，就是《选》学家，桐城派，也晓得不该做，至于“祭文”“墓志”之类，因为中国人二千年来受了儒家“祖宗教”的毒，专门借了死人来表自己的假孝心，假厚道，以为这是不可少的，但是到了现在，总该有些觉悟，有些进步罢。章太炎先生说得好：“靡财于一奠者此谓贼，竭思于祝号者此谓诬。”又说：“封墓以为表识，藏志以防发掘，此犹随山刊木，用记地望，本非文辞所施。”（均见《国故论衡》中《正鶃送》）我的意思：以为这一类的文章，Language和Literature里面都放不进，只合和八股一律看待。新名词这样东西，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梁任公的文章，颇为一班笃旧者所不喜；据我看来，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晰耳；至于用新名词，则毫无不合。我以为中国旧书上的名词，决非二十世纪时代所够用；如其从根本上解决，我则谓中国文字止有送进博物院的价值；若为此数十年之内暂时应用计，则非将“东洋派之新名词”大搀特搀，搀到中国文里来不可，既然Language里采用了，则已成为口头常语，又何妨用到Literature里去呢？至于先生所谓“漂亮雅洁”，在我看来，“东洋派之新名词”，又何尝不“漂亮雅洁”？“手续”“场合”，原不必用，若“目的”“职工”，则意义很对，有何不可用呢？我觉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词，比严复高明得多；像严氏所造的什么“拓都”“幺匿”“罔两”之类，才叫人费解哩？至于自造新字，或新名词，固无不可；然使造得不好，像“微生物”一名，某君造了个“百”字（和千百之百同形异字），某学校造了个“ ”字之类，这不是比日本的新名词差得远了吗？“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底下的“朝夕”两个字作“祭”字解，此则近于不通，然《诗经》训大之“骏”，《武成》、《管子》训速之“骏”，似不当以“拙劣不通”讥之，因为经子中常用此字，后世往往变了，别用彼字，于是觉得此字古奥难解。那些无识的文人偷了去造假古董，像苏绰的《大诰》，韩愈的《平淮西碑》之类，这是非骂不可的。若在三代之时，则此等字正是极通行的语言，像《殷盤》《周诰》，后世看了，觉得“佶屈聱牙”，然在当时，实是白话告示，所以如“骏”字之类，在《诗》、《书》、《管子》里，决非是乱用古字。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则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来连盖酱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抛入垃圾桶罢了。先生此文最有价值之论，为“造新韵”及“以今语作曲”二事。以今语作曲之说，通极通极。世人多以为作曲须用元语，此与苏绰拟《大诰》何异？我以为现在用“兀的”“么哥”“颠不刺的”这些字样来做曲，和后世述皇帝口气用“都俞吁咈”一样，这是最不通的办法，当然应该革除。造新韵一事，尤为当务之急。今人所用之韵，大约可分三类。（1）做律诗绝句的人，都用什么《诗韵》。这《诗韵》是本于满清的什么《佩文韵》，《佩文韵》本于《平水韵》，《平水韵》乃根据隋唐北宋以来二〇六韵之旧韵而并合其“同用”“通用”之韵；所以《诗韵》虽陋，然和李杜元白苏黄这些人的用韵，也还不差什么。今人做律诗绝句，以为非造唐宋的假古董不可，所以用《诗韵》。（2）做曲的人，是用《词林正韵》一类的韵书。因为这类韵书，起于胡元，元曲所用，就是如此。今人做曲，以为非造元朝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韵。（3）还有那做古诗的人，大概有两派：一派是胆子小一点的，他所用的韵，凡在《诗韵》上可押而汉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诗韵》上虽不可押而汉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诗韵上虽可押而汉魏人不押者，则不用。今人做古诗，以为非造汉魏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韵。换言之，即未见汉魏人用过的，他一定不敢用。至于那一派，因为自己通了一点小学，于是做起古诗来，故意把押“同”“蓬”“松”这些字中间，嵌进“江”“窗”“双”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东”“江”同韵；故意把押“阳”“康”“堂”这些字中间，嵌进“京”“庆”“更”这些字，以显其懂得古音“阳”“庚”同韵。全不想想看，你自己是古人吗？你的大作个个字能读古音吗？要是不能，难道别的字都读今音，就单单把这“江”“京”几个字读古音吗？我说这三类人所主张，固然都是不对；但是若无“标准韵”，又叫他们怎么用韵呢？所以制造新韵，我是极端赞成。但先生文中引顾炎武的话，归罪沈约的韵做得不好，并谓“在旧文学上已失其存在之资格”，这话恐有不合。沈约的《四声谱》，乃见论诗文平仄之法，并非韵书；即谓其是韵书，然韵书之始作者，为魏李登之《声类》，后有晋吕静之《韵集》，均在沈约之前，亦不可专罪沈约。况今韵古韵，都是因时制宜：李、吕之书，是就魏晋之音而作；沈约之论“四声”，也是据着齐梁的音而定；虽不合于三代，却颇合于当时。我谓李、吕、沈诸人所作，正与我辈在今日想做新韵书相同。顾炎武这个人，学问虽精，思想则不免顽固。他那《音学五书》自序里又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他有了这种顽固思想，所以要责备沈约“不能上据雅南，旁遮骚子以成不刊之典”了。后来江永驳他道：“音之流变已久，休文亦据今音定谱，为今用耳。如欲绳之以古，……举世其谁从之？”又道：“……譬犹窑器既兴，则不宜于笾豆；壶斟既便，则不宜于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笾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窑器壶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笾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模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废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此乃通人之论也。照此看来，岂非不可据顾氏之说以讥沈约乎？又，先生说，“无韵之诗，我国亦有先例。”这话固然很对，但是《终南》这首诗，却非无韵，“梅”、“裘”、“哉”三个字，古音都在“咍”韵，读做Mai、Kái、Tsai，这是从文字“谐声”上，从古人用韵上有的确证据的，与宋人“叶韵”之谬说全不相同。云“古音”者，谓今人此字读甲音，古人则本在乙音也，这是非有证据不能瞎说的。云“叶韵”者，谓今人此字读甲音，古人也读甲音，但在此诗之内，则硬改读乙音，这简直是胡说乱道。朱熹上了吴棫的当，拿起一部《诗经》来硬行改读：把《行露》第二章之“家”读做Kuh，第三章之“家”读做Kung；《驺虞》第一章之“虞”读做Nga，第二章之“虞”读做Ngung。此种谬举，到了明朝的焦竑、陈第、顾炎武诸人，才把他廓清净尽，专从证据上去考求古音。满清一代，那些小学家讲求此事，甚为精密。所以如“梅”、“裘”、“哉”之类，知道在古音里的确是同韵，并非叶韵，也并非无韵。《诗经》里有通体无韵之诗：如《清朝》、《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时迈》诸篇是也。有一篇之中有一部分不用韵之诗：如《我将》之末三句，《思文》之末四句皆是也。以上拉拉杂杂，写了许多，都是无关弘旨的。先生如不嫌麻烦，幸祈赐教。 钱玄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book_title]论注音字母 一九一三年的春天，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会里公议注音字母三九个，现在先把他写出来，表“母”（就是“子音”。中国向来叫做“声”，又叫做“纽”。）的字母二四个： ㄍ　ㄎ　兀　ㄐ　ㄑ　广　ㄉ　ㄊ　ㄋ　ㄌ　攵　冖　ㄈ ㄋ　ㄘ　ム　ㄓ　ㄔ　ㄕ　ㄏ　ㄒ　ㄌ　ㄖ 表“韵”（就是“母音”。）的字母一二个： ㄚ　ㄛ　ㄜ　ㄟ　ㄞ　ㄠ　ㄡ　ㄢ　ㄤ　ㄅ　ㄥ　ㄦ 表“介音”的字母三个： —　ㄨ　ㄙ 这三九个注音字母，原来都是中国固有的字，取那笔画极简单的，借来做注音的符号。表“母”的二四个，单读原字的子音：像“ㄎ”字原字的音读做Kao，现在单读他的子音K；“ㄈ”字原字的音读做Fang，现在单读他的子音F。表“韵”和“介音”的一五个，单读原字的母音：像“ㄛ”字原字的音读做Ho，现在单读他的母音o；“ㄞ”字原字的音读做Hhai，现在单读他的母音Ai；“ㄨ”字原字的音读做Ngu，现在单读他的母音V。 这种字母的形式，取材，和读法，很有人对他生一种的疑问：有的说，“既然新制音标，为什么不特造新符号，要借用古字，读他音的一半呢？”有的说，“与其借用古字，何不直取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来标中国的音呢？” 这两种疑问，待我来答他。 答第一问：特造新符号，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符号的形式，很难决定。因为造新符号，在应用上固然贵乎简明，然在形式上也要求他好看，才能得多数人之认可。否则甲所做的，乙说不好看，乙所做的丙又说不好看，丙所做的，又有丁戊己……说他不好看，纷纷扰扰，闹了一会子，终究还是没有结果，这是很不好的。但是形式好看这一层，却是很难。用一丨丿＼这些直线笔画，三笔两笔，凑成一个符号，怎能好看？前几年，什么“快字”“简字”“音字”之类出得很多，没有一种是行得通的。这个缘故，固然由于做的人于声韵之学从未讲求，把制音标的事情看得太容易；然而形式不好看，难得多数人之认可，却也是一个大大的原因。现在借用古字，则形式是固有的，好看不好看，制音标的人不负这个责任，但求简明，便可应用，可以免却许多无谓的争执。据我看来，这借用古字的法子，实在比造新符号来得好。 答第二问：取罗马字母来标中国音，这是极正当的办法。但是据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要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像俄罗斯文、印度文、日本文之类，都是这样办法。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须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无庸致疑的。但是中国的音标，却有两种用途： 一、记字典上每字的音，和高深书籍上难识的字的音。 二、教科书，通俗书报，和新闻纸之类，应该在字的右旁记他的音。 第一种的记音，自然当用罗马字母。至于第二种的记音，罗马字母却有不便利的地方。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这一层，还可以想法，把中国字也改成横行。还有一层困难：因为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如为单独母音的字，只须用一个母音字母便够了；如其备有子音、介音、母音和收鼻音的，至多的可以用到七个字母。（因为子音、母音和收鼻音，有时都要用两个字母去拼他。）你想！这一个字母和七个字母，他的长短大不相同，拿了来记在字字整方的中国字旁边，那种参差不齐的怪相，可不是很难看吗？这是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据我看来，高等字典和中学以上的高深书籍，都应该用罗马字母记音；学生字典，中小学校教科书，通俗书报，和新闻纸之类，都应该用注音字母记音。（学生字典可以兼用两种记音。）假如再过几年之后，中国竟能废弃这种“不象形的字”（中国古代的字，本是象形的；但因籀篆隶草的变迁，已经不象形了，现在的字，既非拼音，又不象形，这种无意识的记号，我姑且戏称他做“不象形的字”），改用纯粹拼音的字，那么注音字母当然跟了一同废弃。若在今日，则注音字母正复大有用处。 这两种疑问既已解答，于是当说明注音字母的读音，和他的缺点。 现在先将注音字母中表“母”的字母二四个，与旧有的守温三六字母，及罗马字母，列为对照表，如—— 续表 （附记）这表中标“知”、“彻”、“澄”、“娘”、“微”、“匣”六纽的罗马字母，用亡友胡仰曾君所著《国语学草创》中所标。 注音字母于兼有清浊的纽，只制清母，不制浊母，因为北音浊声不很发达的缘故。但是北音也并非全无浊声。北音凡上声去声字（北音没有入声），虽然有清无浊；然在平声，却是清浊全备，像“通”（透）和“同”（定），“千”（清）和“前”（从），分明是两个读法：这便是有浊声的确据。既然平声有浊，乃竟不制浊母，那么请问“同”、“前”这些字归入那一纽呢？原来他却有个狠可笑的办法：那上去的浊声字，既然不读浊声，便硬把他改入清声；至于平声的浊声字，也把他归入清声，唤做“阳平”；像“通”、“同”两个字，都归入“透”纽，把“通”字唤做“阴平”，“同”字唤做“阳平”；“千”、“前”两个字，都归入“清”纽，把“千”字唤做“阴平”，“前”字唤做“阳平”；这种名称，非常荒谬。要知道平仄是长短的区别，阴阳是清浊的区别，两事绝不相干，岂可混为一谈？无如从元明以来，就有这种奇怪名称。到了现在，有一般人说得更妙：他道，“南音的四声，是平、上、去、入，北音的四声，是阴平、阳平、上、去”，这种议论，真要叫人笑死。当读音统一会未开之前，吴稚晖先生——后来就是读音统一会正会长——做了一本《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早把这种荒谬名称加以驳斥。先生说道： 北方之“阴阳平”，不能遽行援入于长短通例之内：因彼似为清浊之问题，非长短之问题。长短者，音同而留声之时间不同。清浊者，音同而所发之音气不同。粗率用一近似之比例，比之于风琴：假如同弹第一音，短乃仅按一拍子，长则按至三拍子是也。又如同弹第一音，清乃按右手靠边之一把，浊则按左手靠边之一把；一则其声清以越，一则其声闳以肆……所以本会之结果；有预料之同意可言者，必大段不离于人人意中之“官音”，粗率即称之曰“北音”亦可。惟决不能不商定者，即北音长短内之“入声”，及关涉清浊，北人意中之所谓“阴阳”，皆留不甚完全之弱点。故为一国之所有事，即不能率言标准于一城一邑之北音。 吴先生当日早已料到这一层，恐怕读音统一会的结果仍旧留下这个弱点，所以先加以警告。然而后来竟不出先生所料，专制清母，把浊声的平声仍旧唤做“阳平”。 于是其人想出一个补救的方法来，说：“可以仿照日本假名的办法，就在清声字母的右上加他两点，算做浊母。” 我想这个法子，固然可行。但是这第三位的浊声，都是兼承两个清声，有些地方承第一位，有些地方承第三位：像那“群”纽，有些地方读G，是承“见”纽（K）；有些地方读Gh，是承“溪”纽（Kh），“定”“澄”诸纽，都是这样。然则应该在哪一个清声字母上加点呢？这还是待研究的问题。 “见”、“溪”、“疑”、“晓”四纽，都有两个字母。因为这四纽的出声，除福建广东等处以外，其余各处，读正音（就是“开口”和“合口”）和副音（就是“齐齿”和“撮口”）都微有不同。所以用“ㄍ”、“ㄎ”、“ ”、“ㄏ”四母表正音，用“ㄐ”、“ㄑ”、“ ”、“ㄒ”四母表副音。这是因时制宜的办法，倒很不错。 “知”、“彻”、“澄”三纽，今音和“照”、“穿”、“床”三纽的三等呼读得一样。“照”、“穿”、“床”、“审”四纽的二等呼，今音和“精”“清”“从”“心”四纽读得一样。（“照”、“穿”、“床”、“审”四纽的二等和三等，出声不同，《广韵》里反切用字各分为二。清陈澧做《切韵考》说，“应该分做八纽”，很是。这是守温做字母时误合的。）注音字母于“知”“彻”“澄”三纽不制字母，也用“ㄓ”“ㄔ”两母去标他，这是于现在的音很对的。（“照”、“穿”、“床”、“审”的二等，在注音字母里，大概也用“ㄗ”、“ㄘ”、“ㄙ”三母去标他。） “敷”纽的出声，本和“非”纽差不多。前人因为“非”从“帮”变，“敷”从“滂”变，统系不同，所以分做两纽。注音字母合做一母，也很不错。 注音字母于“娘”纽没有制母，当时误用“疑”纽副音的“广”去标他，这是很不对的。“疑”、“娘”二纽的出声，有喉舌之异，断不可混合为一。但是“娘”本从“泥”变，其声颇不易读。现在各处读“娘”纽字，颇有仍归入“泥”的，像“拿”、“铙”、“赧”、“女”、“尼”这些字都是。我以为“娘”纽不必增母，也用“ㄋ”母去标他便了。 凡“影”纽的字，都是纯粹母音字，本来不应该有这一纽。因为从前做反切的人，守定用两个字标音的例，不知变通，就是纯粹母音字，上面也要配他一个字（反切两字：上字标子音，下字标母音）；守温做字母时，就把这些字标为“影”纽。现在用注音字母去改良旧切，遇母音字，只须用一个母音字母去标他，便够了。这“影”纽当然应该删除。至于“喻”纽，虽是“影”纽的浊音，究竟不能算做母音，注音字母连带删除，这却不对，我以为应该加一个标“喻”纽的字母，才是。 表“韵”和“介音”的字母一五个，与《广韵》的二〇六韵，元刘鉴《切韵指南》的一六摄，明人《字母切韵要法》的一二摄，及罗马字母，列为对照表，如下： 把韵书里母音相同的韵归纳为一，叫做“韵摄”。现存最古的讲韵摄的书，是宋杨中修的《切韵指掌图》，——此书旧称司马光作，非是，——其书不但无标摄的记号，并且无韵摄的名目，称说很不便利。刘鉴的一六摄，其分摄最多；《字母切韵要法》——此书载在《康熙字典》卷首，从《证乡谈法》起至《音韵首法》止，不知撰人姓名，劳乃宣说，大抵为明正德以后清康熙以前人所作，——分一二摄，纯以元明以来之北音为主，与注音字母什九相同。所以兼列此两家，以资参考。 现在的《诗韵》，本于刘渊的《平水韵》，和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其中如“鱼”、“虞”分二而“虞”、“模”反合为一，“元”、“魂”、“痕”三韵并合为一“元”韵之类，于音理极为乖谬。所以此处只列《广韵》而不及《诗韵》。 （附记）所记《广韵》韵目，皆举平以赅上去入。 注音字母所取的音，百分之九十九是京音；——本册有吴稚晖先生的通信，说明此事，——京音只有平上去三声，没有入声；他碰到入声，都拿来消纳到平上去三声之内：以前的《菉斐轩词韵》和周德清《中原音韵》里，都有“入声作平声、作上声、作去声”的话；后来李汝珍作《音鉴》，有《北音入声论》一篇，他说道： “屋”者，韵列一屋，乃入之首也，而北音谓之曰“乌”，此以入为平矣；余如“七”“发”之类，皆以阴平呼之；“十”“斛”之类，皆以阳平呼之：“铁”“笔”之类，皆以上声呼之；“若”“木”之类，皆以去声呼之：兹分录于后，注以反切；较之周德清所论北音，略加详备矣。 注音字母对于入声的分配，大概和周李诸家相同。至于字母之音，都读平声；遇到上去的字，照旧法，于其字左上右上以圈或点作记。——或用“阴平、阳平、上、去为四声”之说，阴平圈左下，阳平圈左上，上声圈右上，去声圈右下；这实在是不通的办法，说详本卷第一一页。 “ㄧ”“ㄨ”“ㄩ”三母，兼作“介音”用。什么叫做“介音”呢？原来子音母音相同的字，往往有可读出四种声音的，就是“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名曰“等呼”。读这四种声音时候嘴的姿态，潘耒《类音》里曾说道： 初出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开口”的字，既然“平舌舒唇”，则但用子音母音拼合，便足，无须介以他音；“齐齿”，则因有“举舌”对齿的姿态，中有“I”音，所以就用“ㄧ”母作介；合口，则因有“敛唇而蓄之”的姿态，中有“U”音，所以就用“ㄨ”母作介；撮口，则因有“蹙唇而成声”的姿态，中有“U”音，所以就用“ㄩ”母作介。例如“心”纽“山”摄的字：“珊”是开口，则作“ㄙㄢ”，“仙”是齐齿，则作“ㄙㄢ”，“酸”是合口，则作“ㄙㄨㄢ”，“宣”是撮口，则作“ㄙㄩㄢ”。这个方法，倒很巧妙。 “麻”韵中“车”、“遮”、“奢”、“蛇”这些字，现在北音不读“A”母音，所以注音字母于“ㄚ”母之外，又制“ㄝ”母；这实在是一种方音，不是多数人能发的；我以为“ㄝ”母只能作为“闰母”，为拼切方音之用。——“闰母”之说，亦见《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中。——至于“ㄝ”母的音，用罗马字应该怎样拼他，我却拼不出来；有人拼作“Eh”恐怕不很对罢！ “寒桓……”和“覃谈……”其母音后之收鼻音，本有“N”、“M”的不同；所以唐宋以前，这两类的字，从不通用。填词家称“侵”、“覃”诸韵为“闭口音”，闭口的意义，就是说他收“M”。南宋以后，北方把收“N”的音也读做收“M”，渐渐的中部也无了。到现在，只有广东人读“覃”、“谈”韵的字，还字收“M”：如三读“Sam”，甘读“Kam”之类是。因收“M”的音既消灭，所以元明以来用北音讲韵讲摄的书，都把“寒桓……”和“覃谈……”并合为一。刘氏之分“山”、“咸”三摄，大概只是存古，未必当时的北方还有这“Am”的音。 “真……”和“侵”的并合，与“寒桓……”和“覃谈……”的并合同例。 这并合“M”“N”的收音为一：从理论上讲，本来很分别的，忽然大混合，却是不对；惟现在读“侵”、“覃”同于“真寒”者居全国十分之八，那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庚耕清青蒸登”和“东冬钟”，母音截然不同。自宋以前，从没有拿“东……”算做“庚……”的合口的。不知何故，明清以来，凡以北音为主的韵书，都说“东……”是“庚……”的“合口”，因此注音字母也把他合成一个“ㄑ”母。我以为不合于古，还没有什么要紧；若和现在的声音相差太远，却是不可，这“东冬钟”诸韵，还宜别加一个字母才是。 至于《广韵》又把“庚耕清青”和“蒸登”分为二类，刘鉴亦分为二：“庚耕清青”为“梗”摄，“蒸登”为“曾”摄，——这大概和“东”“冬”的分别相类，或者是古音不同之故，现在无从考证；且与造注音字母为应用之资者全不相干，可以不必去论他。 注音字母里造得最奇怪的，就是“ㄦ”母。造这字母的时候，因为“支”、“脂”、“之”诸韵中“儿”、“耳”“二”等字，其母音似与“羁”、“奇”、“宜”、“题”、“离”、“皮”诸字不同；于是异想天开，说他的母音不是“ㄧ”，仿佛是“ㄦ”，因此造了这个“ㄦ”母。殊不知“ㄦ”音在西文中，即是“L”或“R”，断断不能说他是母音。若因其母音不像“ㄧ”，则如“知”“摛”“驰”“诗”“时”“赀”“雌”“疵”“斯”“词”诸字，其母音也不像“ㄧ”，仿佛就是劳乃宣说的那个“餩师”（读成一音）的母音，岂不是还要加一个母音字母，才算完备吗？ 殊不知“儿”“知”这些字的母音，实在是“ㄧ”。不过舌齿间音读成“齐齿”，往往不能清晰。其实“知”的音确是“ㄓㄧ”，“儿”的音确是“ㄖㄧ”；因为读得不清晰，于是“知”字的音，好像只有子音“ㄓ”，“儿”字的音，又好像别有一个“打湾舌头”的母音“ㄦ”了。 综观这三九个注音字母，因为全以北音为主之故，所以删浊音，删入声，而如“ㄓ”“ㄔ”“ㄕ”诸母，则存。而不删，——此诸母能发其正确之音者，全国中不过十之三四，——此等地方，不可谓非制字母时之疵点。平心而论：现在国中南北东西语言绝异之人相见，彼此而操之“普通话”，其句调声音，略类所谓“官音”，——“官音”与“京音”大同小异，——似乎以北音为主，亦非全无理由；但是既为国定的注音字母，当然不能专拿一个地方的音来做标准。所以我对于注音字母，虽极愿其早日施行；而在此未曾施行之短时期内，尚欲论其缺点，希望有人亟起讨论，加以修正。那么这注音字母的音，真可算得中华民国的国音，并不是什么“京音”“官音”“北音”了！（本期通信栏内，有作者答吴稚晖先生一信，可与此参观。） [book_title]刘半农译《天明》的附志 这篇文章，原文的命意，和半农的译笔，自然都是很好的，用不着我这外行人来加上什么“命意深远”、“译笔雅健”这些可笑的批语。 但是我看了这篇文章，却引起我对于中国译书界的两层感想：< 第一　无论译什么书，都是要把他国的思想学术输到己国来，决不是拿己国的思想学术做个标准，别国与此相合的，就称赞一番，不相合的，就痛骂一番：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思想学术，事事都落人后；翻译外国书籍，碰着与国人思想见解不相合的，更该虚心去研究，决不可妄自尊大，动不动说别人国里道德不好。可叹近来一班做“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家，和与别人对译哈葛德、迭更司等人的小说的大文豪，当其择译外国小说之时，每每说：西人无五伦，不如中国社会之文明；自由结婚男女恋爱之说流毒无穷；中国女人重贞节，其道德为万国之冠；这种笑得死人的谬论，真所谓“坐井观天”、“目光如豆”了。即如此篇，如使大文豪辈见之，其对于穆理之评判，必曰：“夫也不良，遇人不淑，而能逆来顺受，始终不渝；非娴于古圣人三从四德之教，子舆氏以顺为正之训者，乌克臻此？”其对于医生之评判，必曰：“观此医欲拯人之妻而谋毙其夫，可知西人不明纲常名教之精理。”其对于迪克之评判，必曰：“自自由平等之说兴，于是乱臣贼子乃明目张胆而为犯上作乱之事。近年以来，欧洲工人，罢工抗税，时有所闻；迪克之轰矿，亦由是也。纪纲凌夷，下陵其上，致社会呈扰攘不宁之现象。君子观于此，不禁怒为伤之矣。”这并非我的过于形容。阅者不信，请至书坊店里，翻一翻什么《小说丛书》、《小说杂志》和“封面上画美人的《新小说》”，便可知道。 第二　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像本篇中“什么东西？”如改为“汝试观之此何物耶”；“迪克？”如改为“汝殆迪克乎”；“我说不相干！”如改为“以予思之实与汝无涉。”又像“好——好——好一个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医生言时甚愤，用力跌宕而去之”；“先生！他是我的丈夫！”如不用“！”符号，则必于句下加注曰：“言时声音凄惨，令人不忍卒听”，——或再加一恶滥套语曰：“如三更鹃泣，巫峡猿啼”，——如其这样做法，岂非全失说话的神气吗？然而如大文豪辈，方且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禁西文式样输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进而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 玄同附志。 [book_title]《尝试集》序 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之君拿这本《尝试集》给我看。其中所录，都是一年以来适之所做的白话韵文。 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他做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俗语俗字入文；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 但是有人说：现在中华的国语，还未曾制定，白话没有一定的标准，各人做的白话诗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采用方言土语，和离文言太远的句调；这种情形，却也不好。我以为这一层，可以不必过虑。因为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至于现在用白话做韵文，是有两层缘故：（1）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不比那用古语的，无论做得怎样好，终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套全数删除不可。至于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这一层在文学上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并且有时候，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可采用。像集中《赠朱经农》一首，其中有“辟克匿克来江边”一句，我以前觉得以外来语入诗，似乎有所不可；现在仔细想想，知道前此所见甚谬。语言本是人类公有的东西，甲国不备的话，就该用乙国话来补缺：这“携食物出游，即于游处食之”的意义，若是在汉文里没有适当的名词，就可直用“辟克匿克”来补他，这是就国语方面说的。至于在文学方面，则适之那时在美国和朱经农讲话的时候，既然说了这“辟克匿克”的名词，那么这首赠诗里，自然该用“辟克匿克”，才可显出当时说话的神情。所以我又和适之说：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适之对于我这两句话，很说不错。 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义和话，这边叫做lau，就造个“老”字；那边叫做Khau，便又造个“考”字。同是一个意义，声音小小不同，便造了两个字，可见语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为那边既叫做Khau，假如仍写“老”字，便显不出他的音读和lau不同，所以必须别造“考”字。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嘴里说的声音，和手下写的记号，不能有丝毫不同。若是嘴里声音变了，那就手下记号也必须跟着他变的。所以我说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 再看《说文》里的“形声”字：正篆和或体所从的“声”，尽有不在一个韵部里的；汉晋以后的楷书字，尽有将《说文》里所有的字改变他所从的“声”的；又有《说文》里虽有“本字”，而后人因为音读变古，不得不借用别的同音字的。这都是今音与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变的证据。 至于文言和白话的变迁，更有可以证明的：像那“父”“母”两个字，音变为Pa、ma，就别造“爸”、“妈”两个字；“矣”字音变为li，就别造“哩”字；夫（读为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变为bo，就别造“啵”字，再变为ba，就再借用“罢”字（夫的古音本读buo）；“无”字在句末——表问——音变为mo，就借用“么”字，再变为ma，就再别造“吗”字。（无的古音本读mu）这更可见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转变。 照这样看来，中华的字形，无论虚字实字，都跟着字音转变，便该永远是“言文一致”的了。为什么二千年来，语言和文字又相去到这样的远呢？ 我想这是有两个缘故： 第一，给那些独夫民贼弄坏的。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级，仆役的数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并且决不许他人效法。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所以嬴政看了那辠犯的“辠”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古写），上半都从“自”字，便硬把辠犯改用“罪”字；“朕”字本来和“我”字一样，在周朝，无论什么人自己都可以称“朕”，像那屈平的《离骚》第二句云，“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个证据，到了嬴政，又把这“朕”字独占了去，不许他人自称。此外像“宫”字、“玺”字、“钦”字、“御”字之类，都不许他人学他那样用。又因为中华国民很有“尊古”的麻醉性，于是又利用这一点，做起那什么“制”“诏”“上谕”来，一定要写上几个《尚书》里的字眼像什么“诞应天命”、“寅绍丕基”之类，好叫那富于奴性的人可以震惊赞叹。于是那些小民贼也从而效尤，定出许多野蛮的款式来；凡是做到文章，尊贵对于卑贱，必须要装出许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贱对于尊贵，又必须要装出许多弯腰屈膝胁肩谄笑的口吻。其实这些所谓尊贵卑贱的人，当面讲白话，究竟彼此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只有做到文章，便可以实行那“骄”“谄”两个字。若是没有那种“骄”“谄”的文章，这些独夫民贼的架子便摆不起来了，所以他们是最反对那质朴的白话文章的。这种没有道理的办法，行得久了，习非成是，无论什么人，反以为文章不可不照这样做的，若是有人不照这样做，还要说他不对。这是言文分离的第一个缘故。 第二，给那些文妖弄坏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又像那《尧典》里用“都”“俞”“吁”等字，和现在的白话文里用“阿呀”“嘎”“㕭”“唉”等字有什么分别？《公羊》用齐言，《楚辞》用楚语，和现在的小说里搀入苏州、上海、广东、北京的方言有什么分别？还有一层，所用的白话，若是古今有异，那就一定用今语，决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调；像《孟子》里说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犹沓沓也”，这是因为古今语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轲的时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轲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书，虽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去说明古语。再看李耳、孔丘、墨翟、庄周、孟轲、荀况、韩非这些人的著作，文笔无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绝不摹拟别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价值。到了西汉，言文已渐分离。然而司马迁做《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嚣庸可乎”改为“顽凶勿用”之类，可知其时言文虽然分离，但是做到文言，仍旧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若是过于古奥的，还是不能直用。东汉王充做《论衡》，其《自纪》篇中有曰：“《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又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曰：“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言当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隐闭也。”这是表明言文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便用什么时代的话。不料西汉末年，出了一个杨雄，做了文妖的“原始家”。这个文妖的文章，专门摹拟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要叫人恶心；他的辞赋，又是异常雕琢。东汉一代颇受他的影响。到了建安七子，连写封信都要装模做样，安上许多浮词。六朝的骈文，满纸堆垛词藻，毫无真实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来代实事，删割他人名号去就他的文章对偶；打开《文选》一看，这种拙劣恶滥的文章，触目皆是。直到现在，还有一种妄人说：“文章应该照这样做”，“《文选》文章为千古文章之正宗”。这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唐朝的韩愈、柳宗元，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假如继起的人能够认定韩柳矫弊的宗旨，渐渐的回到白话路上来，岂不甚好。无如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这些人，名为学韩学柳，却不知道学韩柳的矫弊，但会学韩柳的句调间架，无论什么文章，那“起承转合”，都有一定的部位。这种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选》派”相比，真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两的比例。明清以来，归有光、方苞、姚鼐、曾国藩这些人拼命做韩柳欧苏那些人的死奴隶，立了什么“桐城派”的名目，还有什么“义法”的话，搅得昏天黑地。全不想想，做文章是为的什么？也不看看，秦汉以前的文章是个什么样子？分明是自己做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这两个字的名目，便可知其人一窍不通，毫无常识。那曾国藩说得更妙，他道：“古文无施不宜，但不宜说理耳”，这真是自画供招，表明这种“古文”是最没有价值的文章了。这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些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以前用白话做韵文的却也不少，《诗经》、《楚辞》，固不消说。就是两汉以后，文章虽然被那些民贼文妖弄坏；但是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话韵文，也曾兴盛过来：像那汉魏的乐府歌谣，白居易的新乐府，宋人的词，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话的韵文；——陶潜的诗虽不是白话，却很合于语言之自然；——还有那宋明人的诗，也有用白话做的。可见用白话做韵文，是极平常的事。 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那“乐府”“词”“曲”的句调，可以不必效法，“乐府”“词”“曲”的白话，在今日看来，又成古语，和三代汉唐的文言一样。有人说：“做曲子必用元语。”据我看来，曲子尚且不必做，——因为也是旧文学了——何况用元语？即使偶然做个曲子，也该用现在的白话，决不该用元朝的白话。 上面说的都是很浅近的话，适之断没有不知道的；并且适之一定还有高深的话可以教我。不过我的浅见，只有这一点，便把他写了出来，以博适之一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钱玄同。 [book_title]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跋语 西文衍声，中文衍形。衍声，故英法诸国之字典，以字母之先后为顺序；衍形，故许慎《说文解字》之部居，始“一”终“亥”，据形系联。 然衍形文字，组合极为复杂，书写至不便利，故秦汉以后，解散古文籀篆之体，作为隶楷，期便书写；于是古之象形文字，至此但略具匡廓，已为众所共喻，不必复求酷肖其实物之本形。此就应用之便利上言之，固为文字之进化。惟隶楷对于古篆之笔画，既多省矣，则依造字初形分部之字典，自不适于翻检，此所以魏晋以后韵书大盛也。 韵书原不能遽目为字典，然为翻检计，实较《说文解字》为便利：故徐锴作《说文篆韵谱》，以隋唐以来韵书之部居，排比《说文解字》之九千余字；宋元以降，至有改《说文解字》始“一”终“亥”之次为始“东”终“甲”者，以韵书之据音分部，易《说文解字》之据形分部，无非图翻检之便利而已。 盖隶楷虽非拼音，然其字形，已成为一种无意识之符号，不能复以六书相绳：就《说文解字》之部居，以求形体省变之文字，甚为困难，反不若就字音求之为易；字音虽古今南北，不能尽同，而大致尚不甚相远。故虽谓韵书为《说文解字》之代兴物可也。 若中国文字之分部如韵书，则与西文之以“ABCD”顺者，其用意固相似；而尤与日本之字典以“ィロハ”次序排比汉字及和文者同一法则。 然而近代字典尚不能据韵书分部者，则亦有故。 其故维何？曰中国无适当之标音记号；昔之韵书，标“声”——即子音——标“韵”——即母音——借用汉字，无明确之读音。彼宋明之世所以觉韵书之便于翻检者以其时诗赋盛行，韵书为属文之士所熟记也。故不知字音者，韵书即无从翻检。 虽然，据音分部实是一法。玄同尝谓“注音字母”，今已草创，异日倘能修正颁行，凡中小学校之教科书，及杂志、新闻纸之类悉以“注音字母”附记字旁；则此后字典，可用注音字母之“ㄍㄎ兀”为顺，师韵书之成法，仿英、法、日本字典之体例，岂不甚善？ 顾其法今尚难行。今日之字典，惟有依据楷书之点画分部，最为适当；因用此法，则无论识与不识之字，皆易于检寻也。 林君之《汉字索引制》，其法即是如此。观此说明书，知其立法简易，用意周到。蔡孑民先生谓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因叹其功效之大，诚至当不易之评论。玄同复何用多赘？ 惟玄同以为林君既发明此法，则尚有一事当注意者，即字体之画一是也。楷书字体，自《唐石经》、宋板书以来，渐归一致。明清时代刻书用之“宋体字”，及今世之铅字，字体画一者，固居百分之九十九，然字形歧异者，亦尚有百分之一：即如林君所举之“勝”字，其右旁之首笔，林君属之于“八”，然亦有作“ ”者；又如“全”“俞”诸字，其上或作“人”形，或作“入”形。此等地方，苟不求画一之法，则于检寻上尚有窒碍之点。不审林君已有善法以处此否？ 至于满清之《康熙字典》，及现在坊间出板之《新字典》等等，其分部之法，最无价值。貌似同于《说文解字》，实则揆之造字之义，触处皆是纰缪。若谓图检查之便利耶，则如“才”入“手”部，“尹”入“尸”部，“年”入“于”部，“冀”入“八”部，“求”入“水”部之类，皆令人百思不得者；如此而云便于检查则尤堪发噱。故其书于“探本”“便查”二者，两无是处。林君谓其“合于程度既高读书有年者之用”，其实彼乌足以当此！ 玄同常谓字典分部，亟宜改良。今见林君此作，深喜海内研究此事者今已有人；因略述愚衷，拉杂书于其后。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 钱玄同。 [book_title]答陶履恭论Esperanto 孟和先生：本志三卷六号，有先生给独秀先生的信，对于玄同提倡Esperanto，加以驳难。这是玄同最欢迎的。玄同以为中国人对于Esperanto，简直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 提倡的是上海一班无聊的人物。他所说的学了Esperanto的好处，就是能够和各国的人通信；我以为若是Esperanto的用处只有这一件，那么Esperanto真是要不得的东西。 反对的，是洋翰林。他是不喜欢用ABCD组成的文字有如此容易学的一种；因为学ABCD愈难，他那读了十年“外国八股”造成的洋翰林的身份，愈觉名贵。 先生的反对Esperanto，按之有故，言之成理，自然不可与洋翰林同年而语。即玄同之提倡Esperanto，自谓亦有几分可资讨论的理由，决不是专想学了Esperanto和外国人通信。 玄同要答复大札之语，有为独秀所已说者，有为独秀所未说者，现在一一述之如下： （1）先生谓各国语言有民族性，Esperanto为人造的，无民族性（此櫽括大札之意，不列举原文之语，谅之），以此判其优劣。关于此层之答复，玄同与独秀之意全同：即钞独秀之言曰：“Esperanto（原文作世界语，今改）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又曰：“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 （2）先生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今日之科学思想，及他日人类之利益，皆无国家可言；惟绝不能以唯一之言语表出之。关于此层之意，玄同最不敢苟同。玄同以为文字者，不过一种记号；记号愈简单，愈统一，则使用之者愈便利。且学习简易文字之时间，必较学习艰深文字之时间能缩短；假如学习艰深文字，非十年不能毕业，而学习简易文字，则仅需四年而已足。如此，则人类舍却艰深文字而学简易文字，便可少费六年之时间。苟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在社会上做公益之事业，与人人以此六年之时间劳精疲神于记诵干躁无味之生字，两者相较，其利害得失，固不待言而可喻。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人类必当互助；公心既如此发达，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自必渐归消灭，此一定之理也。玄同以为世界上苟无人造的公用文字，则各国文字断难统一；因无论何国皆不肯舍己从人；无论何国文字，皆决无统一世界之资格也。若舍己国私有之历史的文字，而改用人类公有之人造的文字，则有世界思想者，殆无不乐从；因此实为适当之改良，与被征服于他种文字者绝异也。 （3）先生以Esperanto中多采英法德意之语，而绝不及东方之文字，因谓不足以当“世界语”之名。玄同以为“世界语”之名词，本非Esperanto原字中所有之义，乃是日本人转译之名。十年前吴稚晖、李石曾诸君在法国所办之《新世纪》周报，又译为“万国新语”。要之“世界语”与“万国新语”皆非适当之名词，我们不过随便取用便了。言其正称，直当曰Esperanto而已。——倘曰“爱斯不难读”，则真荒谬绝伦之名称矣。——但“世界语”三字之意义，大概是说世界公用的语言，并非说此种语言尽括世界各种历史的语言在内。故此三字之名词，亦未必便是绝对的不适当。——惟终不如直称原名之善，故玄同自此信始，即改称为Esperanto。——至于不采东方文字，而云可为世界公用的语言，此则骤看似有未合；然玄同个人之意见，以为此事并无不合，东方之语言，实无采入Esperanto之资格。所谓东方语言，自以中国为主；中国之字形，不消说得，自然不能搀入于拼音文字之内；中国之字义，函胡游移，难得其确当之意义，不逮欧洲远甚，自亦不能采用；中国之字音，则为单音语，同音之字，多且过百，此与拼音文字最不适宜者。且所谓兼采各国语者，谓其寻常日用之字耳；若现代学术上之专名，则本非东方所有，即在东方文字中，亦以采用西名为当：如章行严君主张论理学当称“逻辑”，经济学当称“依康老密”之类，此则在Esperanto中更无采中国语之理。夫寻常日用之语，中国语既以字义函胡，字音混同而不能采；现代学术上之专名中国语又以本无此名而无从采。故鄙意Esperanto中不采中国文字，并无不合。然中国文字，却有一小部分应该加入Esperanto中者，则古代历史学术之名词是也。此等字，与人名地名相同，随时可加，加亦不难，——因其总是译音也——一旦在中国之Esperanto发达，有用Esperanto译述之中国历史书、中国哲学书，则此等名词，在Esperanto中自然完备矣。除此一部分以外，只有中国文中应采入之欧语，并无Esperanto中应采入之中国语也。 （4）先生谓文人哲士之伟著，读其译本，终不若读其原书。此说固然不错；然此与Esperanto之提倡并无冲突。假使一旦世界人类各将其本国文字完全废弃，共操Esperanto则无论何人所著，无论科学、哲学、文学之书，皆用Esperanto写出，Esperanto即其原文，固无问题可生。若在共操Esperanto之后，而读语言未统一以前之书，则浅尝者即读Esperanto之译本，亦可得其大概；欲深求者，则各国原文之书具在，学其原文，自能得之。盖彼时应用之语言文字虽为Esperanto，而今日英、法、德、俄、中国、日本之文字，彼时自必有学问专家去研求；犹今日欧洲各国之课希腊、拉丁，中国之讲求小学也。 （5）先生谓各国之地名人名，应依其国之书法读法。律以“名从主人”之义，此说固无可驳。然在事实上，恐已有做不到之处。因欲此例完全实行，则如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俄罗斯、契丹、女真、蒙古、西藏等之地名人名，亦宜各书其原字，方为允当。写以中国之译音字，及欧洲某一国国语中所用之名称，固然不合。即用罗马字母拼其原音，亦已非其本真。顾此写原文之事，必难一一做到：即使可以做到；然读书者势必不能尽识各种文字，则反为窒碍矣。玄同以为人名地名，本是一种无意识之记号，非如学术上之名词，尚有确当不确当之可言，但求统一，便算了事。此统一之事，不能以其原文为标准；非今人以最通行之字体，最通行之音读拼法统一之不可。故谓比利时当作Belgujo，希腊当作Grekujo。玄同之意，且以为即改中华为Hinujo，孔夫子为Konfucio，亦无不可。 以上所说，知先生阅之，必多不以为然之处。祈再赐教，幸甚幸甚。 写到这里，重把先生的信，和这封复信读了一遍，觉玄同与先生根本上不同之点：即先生以为文字不能由人为的创造，世界语言文字不求其统一。玄同则反是，以为进化之文字，必有赖乎人为，而世界语言，必当渐渐统一；因玄同对于文字之观念，以为与度量衡、纪年、货币等等相同，符号愈统一，则愈可少劳脑筋也。 然玄同亟亟提倡Esperanto之意见，尚不在此。玄同之意，以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无论其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即使一旦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然近世之学术名词，多为我国所无，即普通应用之新事物，其新定之名词，亦多不通；——如自来火、洋灯、大菜之类，——诚欲保存国语，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搀入不可；惟搀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乎？是一至难解决之问题也。鄙意Es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而拼法简易，发音有定则；谓宜采入国语，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先生于此事，或更不以为然乎？俟得明教，当再详论。 钱玄同。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三日。 [book_title]新文学与新字典 惠书敬悉。足下所拟新字典择字的标准，玄同很为赞成。但鄙意以为考求本字的最大目的，是要明白这字的意义，和这字音读的沿革变迁；所以在字典上，必须要考证确当，详细说明。至于在应用一方面，只可拿现在的声音来做标准：例如某本字，在文言里现读甲音，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也读甲音，这类本字，自然应该采用；又如某本字在文言里虽读甲音，而白话里应该用这个本字的地方，却读了乙音，那就只可写一个和乙音相同的假借字了。本来“假借”一书，所包甚广；小学家所谓“同音假借”者，固然有许多是写别字；但是也有并非别字，因音变而不得不借用的。音变而别造一字的，就是“转注”；音变而不造字，借用同音字的，就是“假借”。像那“老”字由Lao音变为Khao音，后来造“考”字，这就是“转注”；然“考”字未造以前，借用同音的“ㄎ”字（钟鼎里有这样写的），这就是“假借”。所以鄙见以为像“瘼病”写成“毛病”，正和“老”字写“ㄎ”字一样；在字典上必须讲明“毛病”本作“瘼病”；——不然“毛”字的意义便不可通——而在应用上则只可写“毛病”，——因为现在“瘼”字不读做“毛”——庶几不至和现在的声音不合。尊见以为然否？祈更赐教。 钱玄同。 [book_title]四　声 句读符号 记者足下：本志从二卷以来，改良旧日不论句读一概用“。”的法子，为以“。”表句，以“、”表读。近来同人觉得“。”“、”两种，还是不够，从四卷以来，有几个人的文章采用西文句读符号，这固然是很好；但是同人主张，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玄同对于同人各种主张的去取，现在奉告如下： 采用繁简二式。 （甲）繁式　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叹） （乙）简式　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 甲式中应该说明的：西文于“.”号之后，必空一格。汉文如其亦空，自当用“.”；如其不空，可改用“。”，以期醒目：这是胡适之先生的主张，玄同颇然其说。或疑五种都用西号，就这一种改用中号，似乎不伦不类；其实不然：我们采用西号，碰着不适用于汉文的地方，自然应该变通办理。像西文引号的“”‘’，因为不适用于直行，就依日本改用『』「」，这就是变通办理的前例。 乙式中应该说明的：碰着该用“；”“：”的地方，或用“。”，或用“、”，像那《大学》里的：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洁矩之道。 这“使下”、“事上”、“先后”、“从前”、“交于左”底下的“；”，和“交于右”底下的“；”，都可以用“。”；又像“《诗》云”、“子曰”等字底下的“：”，可以用“、”。至于“？”“！”两种，在乙式中或用或否，可以随便。 甲式既然完备，为甚么又要有乙式呢？因为有人不主张用西号，且嫌符号太多了，记起来麻烦，那就可以暂用乙式，以趋简易。 又有将西文中“；”“：”二号别造一中号去代他的；像适之先生从前主张以“△”代“；”，以“、、”代“；”（见《科学》第二卷第一号）；现在又主张以“ ”代“；”，以“、、”代“：”；胡彬夏女士和陈独秀先生均以“ ”代“；”，而“：”号则废弃不用。（胡女士用的，见《妇女杂志》第二卷。）我以为这样办法，若自己圈点古书，原无不可；至于排印新书杂志之类，“△”“、、”“ ”三号皆为铅模所无，与其定铸，不如全用西号了。 以上为玄同个人对于今后的《新青年》所用句读符号的意见。请同人赐教，幸甚幸甚。 钱玄同。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 [book_title]文学革命之反响 新青年诸君子大鉴。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尽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且狂大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是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辩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屦。其书本不足道。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移译。致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天上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赧。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学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从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暑气大盛也。中以“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词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烂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致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者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既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 王敬轩 注音字母 稚晖先生： 惠书敬悉。 玄同对于注音字母之意见，敬为先生陈之： 注音字母之作，实欲定一种全国公有之国音；而其开会之结果，乃过偏于北音，此为玄同所未能满意者。故略述鄙见，作《论注音字母》一篇，分载于本志四卷一、三两号；既以供国人之讨论，尤希望高才硕学如先生其人者提议修正，以期完全无缺，可以早日施行。 玄同之不满意于北音者，非因其不古也，亦非因其不能具备全国之音也；以为既以制定国音为务，当然不是叫人专“打官话”，其于全国音声之去取，必有一种标准：即所去者为奇诡之音，仅极少数人能发者；所取者为平易之音，必大多数人所能发者；而苟有某种平易之音，为大多数人所能发，惟极少数人不能发者，则宜强极少数使从大多数，是也。使此标准而不谬，则北音实未可完全采用；因如“入声”、“浊音”二种，全国多数皆有之；若因北部一隅之不发达，逐完全消灭，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