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方苞集 [book_author]方苞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诗文集,完结 [book_length]224666 [book_dec]十八卷。清方苞撰。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分读经 ，读子史 ，论说 ，序 ，书后题跋 ，书 ，赠送序 寿序 ，传 ，纪事 ，墓志铭等。 [book_img]Z_18827.jpg [book_title]卷一　讀經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偽者多矣。抑思能偽為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丘明、司馬遷、揚雄能為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後」，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 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為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為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為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即余所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征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奸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 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眾以為疑，朱子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 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征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征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為之征，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征。 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嘩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群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 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群儒昭然若發蒙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偽，惟《史記》為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為異說乎？蓋莽既稱《康誥》以為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為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為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製正朔。況孺子繈抱，劉崇瀦，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 《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間。）〉？ 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遍竄群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奸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尚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牙》《冏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誌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群賢莫之能讚，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摭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 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冏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為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冏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征。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闊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尚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 抑觀《君牙》、《冏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尚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 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為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為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為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為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為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為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尚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即此已不足為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 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群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傅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嘵嘵。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即間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即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 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 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於《猗嗟》《載驅》、《敝笱》，始於《雞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粼》《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豔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鑒與？ 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 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為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並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為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群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為晉作，檜詩為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為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並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 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為吳公子劄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誌，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 《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丘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眾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頹、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托國於周、孔乎？ 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猶禋禋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跡，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豐》、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婿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之情。）〉，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征。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為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 《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為遊田，五為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 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汙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為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祫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 蓋祫祭先公、先王於後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後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後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 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祫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為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即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塚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為義。且朱子既據《孔疏》所推日曆，而升「既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為定論也。 或謂：「據《戴記》：『天子直礿，祫禘，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直，安知此詩非用於直祭時乎？」不知以禘為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傅會而為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閑，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群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直，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為偽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讚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為此乎？ 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為偽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也，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為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為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辠奇袤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為偽，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 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偽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嗚呼！三王致治之跡，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為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為偽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絘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驅疫，旂蠱，攻狸蠹，去妖鳥，驅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 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而浚民之政，皆托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閭師」據上下文及《周禮•地官•載師》，應作「載師」。）〉，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管、榷酒、鑄器，稅眾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硩蔟、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製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偽托，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 古者公田為居，井灶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為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並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閭師」應作「載師」。）〉，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 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 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蔟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為經常之法，俾王官帥眾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誌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瑀」「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驅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驅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鬥」，「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次石}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製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 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周官辨偽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大會」據《周禮•地官•媒氏》，應作「令會」。）〉，奔者不禁。」近或為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鬥辯也。每見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為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矰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為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為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為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讚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其偽構經文，皆歆為之謀主也。又以文義核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為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奸言，纖悉不遺，於義為疏，於文為贅，然《周官》之為歆所偽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征。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邪！〈（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則本有「為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眾共知之。歆之奸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群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殷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茇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畿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遍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 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遍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茇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勻，於冬舉饁，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即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 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噪」，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為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惸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戔戔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剟而別著為篇，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即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憯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復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剟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即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為比類焉。 嗚呼！先王制禮，有跡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為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間有稱引，皆自為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托，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為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為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製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 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為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 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汙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為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為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為之者，劉歆之徒耳。 莽之篡，無事不托於周公。其居攝也，群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群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為篡征，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為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為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群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讚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讚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書》既逸矣，云云者，誰實為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 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太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既偽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牴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偽亂增竄以文莽之姧也決矣。 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匔匔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吻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塚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即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為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偽。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復遝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群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蒞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征矣。 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並芟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托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征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征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征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群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 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跡，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蒞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托，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 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 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群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即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群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 莽之篡，無事不托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眾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姧。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韻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偽哉！ 成王立在繈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繈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傅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晙張為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為之征。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為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為「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眾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繈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尚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 或又以王自稱「衝子」，周、召稱王「孺子」為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衝人」；范文子為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為「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為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為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讚《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為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為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群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 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為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眾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book_title]卷二　讀子史 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復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閡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 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為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為嚴急焉。非故欲為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 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眾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製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曌》《玄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為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為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為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為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劄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由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畤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間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己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眾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誌慨焉。 《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為。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恉。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製萬物，役使群眾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 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間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誌復古，文獻非無征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製者，遂著為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 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製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 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為之防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為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為防，所以救民之雕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逾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為之制乎？ 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為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 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 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為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為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為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尚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敕，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為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眾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為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 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慝禮，寵嬖幸，為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為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 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為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為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為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敕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 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間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為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其」當作「具」。）〉，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籞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群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鍾、磬、管、弦，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製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 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眾人不能用也。故制為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效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 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效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為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灶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征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征，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 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仙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 《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厤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厤，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劄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厤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厤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 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畤，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製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 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 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並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 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 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 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並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御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 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為志，則已騖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籲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 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興。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眾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 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為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為二人明矣。 始吾友層繩實為是解，微層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層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剚刃仇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為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為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為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為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汙隆，自是而中判矣。 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既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尚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為道術所托，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為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為藝，以多誦為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汙，禮義亡，而所號為文學者，亦與古異矣。 子長所讀功令，即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群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 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為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敘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讚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為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為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為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為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為師傅卿相，不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為王者師」，蓋儒者寧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尚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為讚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尚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嫈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既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為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荊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讚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疏且拙也。 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間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 《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真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為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 《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繫焉，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跡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膇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誌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征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為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群下。 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軿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為「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 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奸富為羞，況人物所托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為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而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 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仙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群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 所記群祀，惟太畤、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畤、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 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 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厤，「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係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 （《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 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疏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 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為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 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並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姧之跡，並昏微而不著也。 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為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眾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征於後也。其奸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晙張為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 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為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book_title]卷三　論說 論說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眾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為偽，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惄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釐』之後，『袞衣繡裳』，駐大師於徐、兗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為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即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為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製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即三恪、大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為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 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禦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蕩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 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慊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為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跡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為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暗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栗栗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為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為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為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己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為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為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己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托，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即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 平為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紿說不行，矯節而謀泄，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眾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為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 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為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為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況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即自相剪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 嗚呼！裕之志憯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為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己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仇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為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即欲為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圉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為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為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為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為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凶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為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為子，燦之為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為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為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尚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征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為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 《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為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為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眾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眾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 上乎君子而為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眾人而為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眾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為，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眾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眾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汙且毀也。既汙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為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 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為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為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彙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蘖，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為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征其實用，則二圖相為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 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為伏羲所作，《後天圖》為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創作，其理固不可廢，況與《說卦》合哉？然必謂羲、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諡法 諡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為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禹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焉。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諡也。 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衰矣，至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祖宗諡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諡以易名，因以為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諡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為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為號，蓋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諡也，非「顯」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愆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異姓為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為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蒞祀。於經則疏，然足征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 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令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繈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為之後者，苟自知其係姓，則俟養己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係姓，而養己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己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繈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為後，則偽也。禮不可以為偽，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愨而加之以痛，胡為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於養己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為偽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郤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枙，背承乎韅，靳前而靽後。其登阤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阤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眾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眾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眾馬皆為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book_title]卷四　序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注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 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餘也。 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遍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彙眾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 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為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 余初為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為偽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遍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為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為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遍布而周密也。 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為一編。大恉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為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 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 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為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為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為一書，其恉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 蓋屈折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為《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為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為權衡，辨其孰為舊史之文，孰為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 余之始為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並己所見，合為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為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為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遍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眾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 余少時嘗妄為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為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為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為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為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為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 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勳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為縣令，遍歷煩劇，以晉大府，使眾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聖上繼序，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並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愾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為之序曰： 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眾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殽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 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跡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為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為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為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臲卼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為，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為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 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為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飆流方盛，故發憤而為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誌於學，胡復樂其疏且簡，以為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於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為偽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為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為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為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托，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 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 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汙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眾必嘩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為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為志者，知怵然為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噭然而哭。是夕，下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者也。獄辭上，蒙恩免死，係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 《滇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疏戚，皆罪在大辟。安知聖祖矜憫，並免放流；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 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喀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湣，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癉，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尚其世守之！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眾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 苞性頑薄，少壯遠遊，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為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屍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為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 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眾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為之制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為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為二集，而屬余序之。 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為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為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眾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偽矣。揉木以為輪，雖藃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讚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偽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 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眾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為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為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已為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為時文，以課餘，時時為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為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穀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為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籥仕者，出其所業，眾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 先兄之文雖為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為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遊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 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卦區境內為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邪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為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逾年而卒於官。 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至自江西，為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為前令任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潤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 又昌倜儻有父風，為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焈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間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為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於時文，今鋟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為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為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為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遊好自為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托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為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為此，毋乃使人疑夫詒托者之皆真乎！」 焈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焈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向，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即取茲所以命焈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於前，且可以辨偽於後矣。」焈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擇義遣辭，不敢過為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焈言，歷為戒之顛末，使報其尊人，故並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即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累然麻衣。近始為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為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 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為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耀一時，而行則汙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 丙午、丁未間，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間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為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為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為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忼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為道齎，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 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礱群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昆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喦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間，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為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為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眾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閑，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為復序也。 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翻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為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贐。覺而公之音容淒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 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詠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廌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於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嶢然於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為彼，以遍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為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糊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膋其格調，視眾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為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廌青，廌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騖之士，而廌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 乾隆二年杪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侄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灑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廌青。其後廌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為，而謀去家以從廌青於山中。噫！廌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逾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誌於斯術也。 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廌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為，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征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為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 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為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為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 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為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為嫠，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為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犨求婚，魯人為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為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 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為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為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為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為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 黔、越有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為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為曹氏之光榮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即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為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 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先帝赦除，召入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為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逾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為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概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 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自疚也。 [book_title]卷五　書後題跋 書後題跋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為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製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為賤者之役，而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