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朱生豪小言集 [book_author]朱生豪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222553 [book_dec]“小言”是朱生豪先生1939年至1941年间所写的时政随笔，也是作者除莎士比亚戏剧译著外留存的最浓重的文学遗著。作品以浓重多彩的笔触评点二战期间世界风云和国家大事，张扬正义，揭斥邪恶，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浩然正气。“小言”保持了作者在译著中的语言风格，雄放流畅，庄谐兼备，以短、小、精、简的文体，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卷。此书是作者“小言”的首次结集出版。 [book_img]Z_18877.jpg [book_title]朱生豪的“小言”创作 范泉 一 《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朱生豪，从1936年开始译莎，当时他才24岁。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的七种莎翁喜剧译稿，被毁于侵略者的炮火。1939年9月，他进入《中美日报》社，投身于抗日洪流。在报社的两年多时间里，虽然还曾利用业余时间，补译那七种被毁的译稿，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在以“小言”为总题，写作了多达1141篇，总字数为39万6千余字的新闻随笔。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 朱生豪把他写的这些随笔小品式的时政小评论，概括起来定名为“小言”，照他后来与我无拘束的谈话中随便解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文字数量着眼，说明他有短、小、简、轻这些特色。虽然少数几篇的字数较多，那都是因为在特殊情况下有特殊的原因，一般则总是在三、四百字左右，少数仅仅一句话，不过一百字，个别只有数十字，如1940年12月15日的《不胜惶恐之至》一篇，只有37字。二是从读者对象着眼，“小”是一种谦词，表示它仅供尊敬的读者们对某一特定事物在思维取向上的参照而已。 写作“小言”，他说并不自在，不象一般的文艺创作那样，可以任情推理虚构。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有所依据，才能结合客观形势相应发挥。这是纪实性的题材和当时当地社会环境的限制。其次是文体的限制。总编要求采用所谓“正规”的“社论腔”，板起面孔写。第三，是立场的限制。“小言”不署名，就跟“社论”一样，因此一望而知它是代表报社的，成为“社论”的补充。如1941年1月8日的《美国准备参战》一篇，它的副标题《社论意有未尽，再论之》，明确说明它是社论的补充。社论是大块文章，大题大做；“小言”则是随笔小品，事无巨细，必须大题小做，或小题小做。因为“小言”作者的写作立场，必须站在报社的立场上，而当时的《中美日报》是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国民党蒋介石的立场，因此朱生豪在写作“小言”的两年多时间里，精神上并不舒畅，有时不得不被迫在文章中说一些违心的话，有时不得不在总编授意下写作，有时甚至在写了以后交总编审阅时，被涂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些不幸的遭遇，平时总是自得其乐不声不响不善辞令的朱生豪，仅仅只是轻微地笑笑，概括起来说一声“不自在”，算是向我吐露他内心的一丝苦涩味。 就我个人的印象，纵使受到这样那样的局限和束缚，朱生豪写作的“小言”，还是深刻揭露了日伪以及德意法西斯的滔天罪行，热情鼓舞了孤岛乃至广大沦陷区人民的团结战斗。从艺术方法看，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反映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调动了他艺术创造的积极性，流露出他高超的思想境界，在“社论腔”的缝隙中迸发出令人感奋的艺术闪光。具体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一是标题生动活泼。如《这一片片空白》（40/8/13）、《硬软穷的三部曲》（40/10/14）、《捞不到鱼的混水》（40/10/31）、《东勾西搭》（40/11/13）、《失败三部曲》（40/12/7）、《奇境中的爱丽思》（41/3/27）、《追求·动摇·幻灭》（41/3/31）、《寻找耳朵的眼睛》（41/7/26）、《未完成的杰作》（41/9/29），等等。这种文艺化的标题，令人看来耳目一新，富有吸引力。 二是表述形式的多样化。如1940年10月10日《太平洋上的插曲》用戏剧台词的形式写；1941年4月29日《雅典颂》用诗歌的形式写；1941年9月30日《东西媲美的宣传魔术》用对话的形式写。他充分运用了为人们所喜爱的各种文学样式。 三是短小、简洁而有力。在写法上力求突破一点，不及其余。如41年3月27日《令人感慨的对照》，仅仅只有两句话： 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加入轴心的悲愤，和阿比西尼亚军民的欢迎阿皇复国，是一个令人感慨系之的对照。 有的国家脱离了羁绊，有的国家钻进了圈套，然而对于“新秩序”的深恶痛绝，却是人同此心。 这里，头一句（段）是事实现象，第二句（段）是作者感想，从国外而引申到国内的日本侵略者推销的“新秩序”，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再如41年1月6日《给鸵鸟主义者以教训》： 南爱尔兰苦心保持的中立美梦，终于被德国无情轰炸所惊破，这很可教训那班独善其身的鸵鸟主义者，使他们知道扯起一面中立旗子，并不能避免自身的被攻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固然是正确的态度，但“我不犯人，人不犯我”却是过于乐观的希冀。 全文总共两句，由事实而引发感想--说明一个真理，简洁明畅，犀利有力。 四是对日伪的嘲讽，淋漓尽致。如1941年1月12日的《人皆掩鼻而过之》一篇，说的是日本访问荷印经济代表团团长芳泽，哀叹荷属东印对于东京“不表欢迎”，海军大将大角，甚至气愤地说：“吾人愈向南洋土人表示善意，此辈愈益惴惴不安。”文章接着说： 日本到处和人谈亲善，而到处被人嫌恶，这一件事实已使日人不能不十分伤心地承认。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明白：别人的“不表欢迎”与“惴惴不安”，不是因为受第三者的煽动，也不是因为误解日本的“真正目的”，而是因为对于日本的“真正目的”了解得太清楚了。 再如同年1月3日的《名人名言》，用德日法西斯头子自己的话来反击他们自己： 希特勒云：“此等穷兵黩武之国家，数十年来，造成世界之大乱，屡陷人民于战争惨祸中，必须加以毁灭。” 松冈云：“贪得无厌之国统制开拓，被压迫之国家，除武力反抗外，绝无生路。” 诚然是断章取义，却不失为“名人名言”。 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嘲讽。这类“小言”，作者往往总是在最后一句，画龙点睛地揭示出这篇文章的主旨，令人读来觉得豁然开朗，痛快淋漓，而且掩报静思，回味无穷。 五是措词运典，丰富贴切。作者善于在不同的事件和语言环境里，运用关键词语典故。如1941年2月16日《急惊风与慢郎中》一文，说日本急盼与苏联改善邦交，缔结边界协定，以便放手南进，但苏联却迟迟不谈判，可能还要等半年或一年。如果真是如此，则“我们深恐松冈（日外相）之流将喟然长叹曰：‘君其索吾于枯鱼之肆矣！’”。贴切的典故，使文章的主旨立刻凸显出来。再如1941年6月29日《工钱三万万元》一文，说汪精卫去东京向主子汇报，实则是要钱。而主子“既物色不到比他更忠心更听话的□（奴）才，也只好叫他继续干下去，于是一纸续订的卖身契约，便以皇皇然的二卫宣言的形式出现，而三万万日圆的巨额工钱，也欣欣然橐载而归。”这“欣欣然橐载而归”一句，把汪精卫向主子那里取得一大笔工钱后的那种受宠若惊的奴才相，刻画得微妙微肖。这类关键词语，如用别的文句表达，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其他一些词语如“告朔饩羊”（39/12/12）、“日薄崦嵫”（40/3/21）、“逐臭附膻”（41/2/26）、“降尊纡贵”（41/2/2）、“左辅右弼”（41/6/29）、“申申而詈”（41/7/18）等等，都可以说明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运用个别文言词语或典故，能使表述净化，文字精练，形象凸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六是把富有哲理色彩的题材编织在引人入胜的文学载体里。如1941年4月26日电：“英军昨晚十时退出雅典，人民夹道欢呼，谓‘不久可与君等再会’”。作者根据这一电讯，用诗歌的形式热情歌颂了英勇的希腊人民不可侮的精神，歌颂他们即将为了保卫民主自由而流血斗争，决不臣服，直到“用热血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全诗16行，分四段： 黑云堆压在雅典城上， 侵略者的炮火震撼大地； 悲愤的紧张充满着雅典人的心， 但他们有的是永不消灭的勇气。 爱自由的希腊永不会沉沦， 他们抵抗，他们失败，但决不臣服； 有一天，不远的一天，他们将用热血 洗净被践踏的祖国的耻辱。 --“再会吧，英国的友人！ 到处都是保卫民主的广大战场； 我们不用哀泣，我们用欢笑 送你们在星月里赶上前方。” 也许在明天，也许在下一点钟， 这美好的古城将套上锁链； 但这是一个永不失去勇气的民族， 他们说，“同志，我们不久将再相见！” 歌颂希腊人民的决不屈服，实质上是在歌颂我们处身于“孤岛”的上海人民敢于与日伪斗争到底直到胜利的英雄气概。作者把异国的题材，完美地编织在四四组合二四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这一文学载体里，令人读来既悲愤又感奋，既鼓舞了斗志，又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念。 以上六个方面，构成了朱生豪撰写“小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特色。总起来说，从标题、取材、情绪舒展、措词运典、多种文学载体的熟练运用、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直到他那能够在任何复杂的语言环境里驾驭自如的洗练文笔，在在都足以证明他不仅有新文学的高超素养，而且还有古典文学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特殊题材方面，他善于运用新文学的外壳和古典文学的表述。如1940年12月7日的《失败三部曲》： 第一部：外交攻势 附骥尾结欢德意 捋虎须触怒美英 建川联苏难圆好梦 野村使美莫展良筹 第二部：政治攻势 诱和平难摇汉志 议调整承认家奴 华盛顿重贷新借款 莫斯科不变旧方针 第三部：军事攻势 盘踞经年师退镇南隘 死伤累万血溅大洪山 疾风吹落叶不知明日 枯鳖守敝瓮且看来年 这种套在新颖的“三部曲”框子里的楹联式工整对仗，读来象在看章回小说的引题，令人趣味盎然，但仔细辨识，却完全取材于现实时政。作者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三个方面，数落日寇已至穷途末路，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与日伪的短兵相接中，朱生豪的辩驳和剖析能力十分犀利尖刻，有些讽刺的词语，往往使敌人看来哭笑不得，无法招架。比如1941年7月9日的《正义永垂宇宙》一篇，是驳斥日方《新申报》的一篇“妙文”的。如果正面指出这篇“妙文”的论点，那又未免太抬举了它的身份，因此作者用卑视的口吻，一开始就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会提起兴致来翻阅日方的《新申报》，因此一定有不少天地间妙文被埋没了。而应该属于此种被埋没的妙文之列的，昨天该报及其日文版《大陆新报》关于本报的记载，无疑地亦为其中之一。”在引出敌人的论点予以批驳之前，这无异是首先给对方劈头盖脸地浇了一盆冷水。而对于这类“妙文”，作者还在文末说：“在艰苦抗建（战）期中的中国人民，固然绝无阅读此类报纸的心情，但抗建成功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如果需要一点消遣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以欣赏戏台上白鼻子小花脸的心理，欣赏该《新申报》的种种妙文。”形象而尖刻的嘲讽，简直叫人拍案叫绝。 应该指出：在日本侵略者不断升级的压迫下，租界当局对报刊文字的干预也日益严厉。“抗战”二字不能用，被迫改用“抗建”；“伪”字不能用，只得用“魏”字；“傀儡”不能用，就用“宝贝”来代替。1940年9月15日租界当局明令通知：不准在报上出现“伪、魏、宝贝、傀儡”等字样，于是不得不起用“僭”字，如把“汪伪”称为“僭方”、把“伪组织”称为“僭组织”。1940年8月起，租界当局还派员驻社检查。虽然在文字表述上越来越受到局限和束缚，但是运笔自如的朱生豪，却完全摆脱了这种干扰，把“小言”越写越活，越写越多越脍炙人口，写出了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和嫉恶如仇的精神风貌。 从1939年10月11日撰写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冲进租界，封闭报社为止，除了因几次勒令停刊中止撰写外，朱生豪总共写了“小言”767天，1141篇，39万6千余字。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 二 我和朱生豪是在1939年秋冬之交，同时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 1939年8月，《中美日报》的教育版发表了一篇《上海教育界总清算》的文章，把当时在“孤岛”内投敌的一批落水学校及其负责人名单，毫不隐晦地揭露出来。这使汪伪大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们通过日本侵略者，压迫租界当局，以“鼓励恐怖行为”为罪名，勒令该报停刊一星期，以儆效尤。中美日报社社长吴任沧便利用“停刊”这一喘息的时机，调整和充实编辑力量。他聘请了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詹文浒代替查修任总编辑；原为交通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查修，调离总编职务，改任《中美周刊》主编。另请复旦大学推荐几名新闻系应届毕业生，担任国内、国际和本市版的新闻编辑。我就是和另外两位同学，经复旦大学推荐，进入中美日报社工作的。为了麻痹敌人，保存自己，詹文浒把我的名字改为“徐文韦”，把朱生豪的名字改为“朱文森”。朱生豪是在詹文浒上任时一起来到编辑部的。 《中美日报》是挂着洋商招牌的C 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报纸。1937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向租界渗透，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的上海新闻检查所，并在12月13日发出通知，指令在租界出版的各报报社，从14日起，必须将稿件的铅排“小样”送审，否则不准刊载。当时，有30多家报刊相继停业，有4家通讯社自动关闭，接受新闻检查的仅《时报》、《新闻报》、《大晚报》等几家。 不久，为了抵制新闻检查，一批爱国报人想方设法，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用高薪延聘英美等国外籍人员，担任发行人，领取开业执照，创办洋商报纸，以达到掩护抗日宣传的目的。于是《华美晨报》、《大美报》、《每日译报》、《文汇报》、《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相继问世。《新闻报》也改由英商发行，不再送审。《申报》挂了美商招牌，在1938年10月从汉口迁回上海出版。同年11月1日，聘请美籍商人施高德为发行人的《中美日报》，也在上海创刊。 《中美日报》的创办人吴任沧，是国民党陈果夫的亲信吴泽沧的胞弟。吴任沧早年出国留学，费用由国民党党部资助，就是因为凭借了这种关系。上海沦为“孤岛”时，吴任沧任江苏省农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39年夏，国民党中央派遣中组部副部长吴开先来上海，成立“统一委员会”，统一领导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并设立“中宣部驻沪宣传专员”，由已经在上海创办了大型日报《中美日报》的吴任沧兼任。因此《中美日报》事实上是国民党宣传口在“孤岛”出版的一份直属报纸。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虽然表面联合，共同抗日，实际上却是用围堵挤压乃至暗中击灭的手段来对付。这使《中美日报》成为一张公开抗日、暗中反共的报纸。 我和朱生豪都是20多岁的青年（我23岁，他27岁），无党无派，思想单纯，不知道《中美日报》的背景，只知道抗日反汪，要为已经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伸张民族正气。在进入报社以后的具体工作中，才慢慢体会到：国民党对共产党表面上说的是合作的一套，心底里却看作洪水猛兽一般。这在我主编副刊《堡垒》时，因为编发了中共地下党员锡金等的文章，而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将我撤职一事上，看得特别清楚。当时朱生豪对我非常同情，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还说到他写“小言”时的遭遇--不得不写了很多违心的话。 朱生豪在《中美日报》社的职务，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在总编室门外的一张双人写字台上工作，经常接受总编詹文浒交给他审阅的文稿。只见他在文稿上埋头认真阅读，有时用红笔修改，然后送进总编室。出来时又带了第二篇文稿，继续埋头审阅，推敲修改。他不是社论委员，不写社论。我估计他是在帮助詹文浒审改社论一类的文章。后来又增加任务，安排他写“小言”。因为他沉默寡言，一直埋头工作，与编辑部其他同事虽共处一室，却很少交谈。从工作现象看，他似乎是詹文浒的秘书，做着“总编助理”一类的工作。过去，他的夫人宋清如在信中问我时，我回想到他经常向国内版编辑鲍维翰查看电讯稿的事，凭我个人推测，他的工作可能是国内新闻版编辑。此后我看到袁义勤写的一份史料，在《中美日报》编辑部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又联系到他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这才使我肯定：他是实际上做了没有名义的詹文浒秘书或“总编助理”的工作。 朱生豪和詹文浒是世界书局的同事。三十年代初，詹是嘉兴秀州中学英文教员，经杭州之江大学教务长黄式金的推荐，来到上海世界书局，负责一部具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大功能的《英汉四用辞典》主编。1933年7月，由于胡山源的邀请，在之江大学刚刚毕业的朱生豪，也到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参加《英汉四用辞典》的编篡工作，并兼任《世界少年文库》的编译。在多年的合作共事中，詹非常赏识朱生豪的中英文造诣以及酷爱新旧诗歌的创作，因此在他升任书局编译所所长后，建议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1935年初，朱生豪终于与世界书局签定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出版合同，计件付酬。这就是朱生豪与詹文浒的特殊关系。 詹文浒的古典文学造诣不深，中文写作一般，在他接任《中美日报》总编职务时，当然会想到朱生豪的一支“笔”，可以作为他在主持报社舆论建设方面的得力助手。因此朱生豪在报社的职务，实际上是詹文浒的秘书。 我进《中美日报》社，初任本市新闻版编辑。从1940年2月起，改任《堡垒》副刊主编。这是因为詹文浒从他光华大学的同事姚璋教授那里，知道我在1937年曾经主编过《作品》半月刊，并且看了我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后作出决定的。从这时候开始，随着我职务的改变，我工作的办公桌也改变了，我坐在朱生豪坐的一张双人写字台的对面，开始和朱生豪交谈了。 朱生豪非常平易近人，见面时总是笑笑，点点头，好象怕羞的女孩子，腼腆地埋头工作，很少说话。和他接触的时间久了，我才逐渐认识到他是我们编辑部里唯一的一个“老好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绝不参与编辑同事们对热门话题的争论，更不会对某一具体问题表示一点点褒贬的意见。即使在半夜一起吃稀饭点心的时候，他还是对人天真地笑笑，算是跟大家打招呼，什么也不说。但是第二天，我读到报上他写的“小言”，却是爱憎分明，语言流畅而泼辣，很难相信这些文章都是出于他的手笔。 跟朱生豪正式交谈，由少而多，由一般而逐渐深入到某一专题，甚至后来我还和他一起出去逛书店看电影，那是从我住在报社过夜、第二天下午在报社编辑部从事日文翻译的时候开始的。我当时先后翻译的是日本川端康成的《文章》和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朱生豪坐在我的对面，他正补译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毁的那几个莎翁喜剧剧本。我们既然面对面工作，而且在空无一人的编辑部偌大的房间里，也就很自然地交谈起来，甚至还谈到他和总编詹文浒在世界书局的同事关系，谈到詹文浒的为人。 詹文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上海解放时，他是《新闻报》的总经理。他不去台湾，等待解放，将新闻报社的全部资产（包括印制设备）点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人民政府给他自由。但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他又企图搭乘火车，转道香港前往台湾，而终于在他上车时被逮捕。当时在报上宣布他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判处无期徒刑，押送青海劳改。他在劳改农场悉心研究中医学，为劳改犯治病，居然一举成名，他解改后，被接到西宁市，专为全省劳改系统的病人治病。大约在1978年前后病殁。 在担任世界书局编译所所长转至《中美日报》总编辑这段时间，詹文浒肯定已加入国民党，但是他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和朱生豪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们看他还是学者风度，非常爱才，能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不仅介绍朱生豪与世界书局签订了译莎的出版合同，将写作“小言”的重任基本上放手交给朱生豪去大胆尝试，还在我因副刊文章得罪三青团而被阴谋暗杀时设法解救我，在我因“共党嫌疑”而被撤消副刊主编后，他为我证明为无党无派，并在后来又聘请我任另一副刊《集纳》的主编（因原主编被汪伪特务绑架），从当时的这些情况看，我们确实看不出他是国民党特务。朱生豪甚至还对我说：“他可能还没有加入国民党。“ 1941年12月8日报社被封后，我们都各自东西，互不往来。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詹文浒去了重庆，在报社和高校工作过，还曾当过国民党中宣部普教处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他以“中宣部驻沪特派员”名义，乘飞机来到上海，当了“接受大员”。初来乍到，他曾找到我家里来看我，说要成立办事处，希望我参加，并告诉我朱生豪已经病逝。我因早已在资本家的企业永祥印书馆担任编辑部负责人，任务繁重，无法分身，也就婉言谢绝。此后他成立了办事处，仅仅只有两个人：他请世界书局同事施瑛当了他的秘书，另有一位负责接发电报与重庆联系的，姓盛，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才知道）。三个月后撤消了办事处，詹文浒转任《新闻报》总经理，施瑛也转往新闻报社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的施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曾经为该社撰写并出版过几种通俗文艺读物。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他，谈起詹文浒。他说他也不知道詹是特务，也许是在重庆时加入了特务组织吧。他还说，在和詹文浒共事时期，常听到他念念不忘朱生豪的才华，说朱生豪只要能够活着，肯定还会在我国翻译界作出一些前无古人的惊世创举。 我对朱生豪离开报社直到病逝前的译莎和生活情况，是在我看了他的夫人宋清如写的《朱生豪和莎士比亚》一文后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在朱生豪1944年12月26日逝世后一周年时撰写，由当时在《新闻报》任总经理的詹文浒转给我。我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读完了这篇情深意切的文章，立即只字不易地把它编在《文艺春秋》月刊1946年1月15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发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宋清如还曾和我通过几次信，并在1996年8月28日亲笔签赠我朱生豪的书信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她希望我写一些有关朱生豪与我相处时的回忆录。我表示同意，准备在看望她一次，交换一些当时情况以后再写。但是因为我忙于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直抽不出时间去嘉兴看望她。在接到她的哲嗣朱尚刚寄来的讣告，惊悉她不幸已于1997年6月27日病逝以后，我才不胜内疚，后悔我没有及时抓紧时机去看望她。 我赶紧搜集并研究有关朱生豪的资料。 身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物质条件极差，高度脑力劳动的朱生豪，得不到最起码的营养，以至英年早逝。在朱生豪短短32年的一生中，除了将37个莎士比亚剧本呕心沥血地翻译出31个半以外，只有他夫人宋清如把他写的书信编成一集出版，再没有其它重要的整部著作留下。我想到了和他共事时期他不署名写的大量时政随笔，应该汇集成书。发掘这些以“小言”为总题的散文创作，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和深厚的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中创造了一种形式独特、爱憎分明、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战斗力又非常强劲的新闻文学文体，他冒着被暗杀和绑架的危险，为我国文学界和新闻界留下了一份永不褪色耐人学习的宝贵遗产。 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能够创作出这样的精品而感到自豪！ 三 朱生豪创作的“小言”的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汪精卫一伙的殊死搏斗；二是对日本的轴心盟国德意法西斯的刻骨嘲讽；三是向美英和苏联友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忠告；四是为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表态，如《所望于上海言论界者》（39/10/21）、《怠工事件平议》（39/12/3）、《工部局管理物价办法》（40/4/17）《注意囤积者》（40/5/5），等等。 编选出版朱生豪在60年前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创作的“小言”，主要是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够看到他如何在敌后第一线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敌伪以及敌人的法西斯盟国展开搏斗；欣赏他如何运用讽刺和幽默挥洒自如而又强劲得象利刃一般的笔，瞄准敌人的要害，予以致命的一击，使凶残的敌人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难以招架的新闻文学文体。为此，凡是涉及第四类内容的“小言”，以及明显不是（或不完全是）出于他本人观点的作品，都没有编入本书。这样，编选在这里的，仅存20万字左右，约合他“小言”创作全部字数的一半。 欣赏朱生豪写于1939年冬到1941年12月8日的“小言”，从宏观看，可以看到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如何因为结束不了“中国事件”而着急，而想方设法：利用汪伪组织、与德意结盟、签订苏日协定、去美国无休止地“和平”谈判，采取种种不可告人的措施，掩盖它偷偷南进，最终达到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的目的。而在欧洲，可以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闪电战在炫耀一时以后，一旦转向苏联，曾几何时，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坑，显示出德意法西斯那种夕阳西照，即将没落的晚景。 欣赏朱生豪的“小言”，从微观看，则需要细心地揣摩和品味。以1939年11月3日的《日本与“中国新政权”》一文为例。作者在谈到日本对汪精卫政权的政策中所说的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等等这一大套胡诌时，明确指出，“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作者用纸的重量来比喻说话的价值，多么实在而又绝妙的形象！再如那篇发表在1941年10月13日的文章《狗咬人的新闻》，作者索性把傀儡政权“满洲国”说成是一只咬人的狗。文章先表白一个前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然而有时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紧接着摆出一个事实：“例如轴心国承认僭（伪）组织不是新闻，‘满洲国’不承认波兰政府才是新闻，然而那新闻却是应该归入狗咬人中去的”。仅仅用了两个“然而”，寥寥数语，却毫不费力地勾画出了一副仰人鼻息，与狗崽无异的奴才相，多么生动而又自然！类似这样的“小言”，需要我们细心揣摩和品味：作者是通过多么敏锐的视角，从当天接触到的新闻中撷取题材，用最最精练的文字，最最形象的比喻，迅捷运笔成文，在传递信息的同时，给人以奇妙而惊喜的艺术震撼！ 这正是朱生豪“小言”的独特之处，这也是朱生豪创作的“小言”能够冲破时间的界限，长期存留在世的生命力所在。 1999年3月8日 [book_title]弄巧成拙 （1939年10月12日） 在恶势力笼罩下的“此时此地”，要说几句良心话确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报因秉持正义的立场，致为某方所嫉视，多方破坏之不足，在我们新复刊这几天，又发生了有计划的趸购和抢劫，人之无赖，一至于此，可怜亦复可笑。 于此我们可以向读者告慰的，卑鄙的阴谋和暴力决不能挫折我们向恶势力作战的勇气，反而促使我们与读者间的精神上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观于这两天来读者不惜以较大的代价争先购买本报，便可以证明某方的弄巧成拙，徒然为我们做了一次义务宣传而已。 昨天是本报复刊后第三天，某方仍有拦截布置，但因租界警务当局，保护周密，损失极微，我们为恐防读者向隅起见，继续添印至十时左右，务使暴徒奸计，无由得逞。这两天本报虽遭意外，销数始终在十万左右，读者的爱护，使我们感奋莫名，愈加相信正义的力量可以胜过一切。魑魅的伎俩，何足道哉！ [book_title]正义自在人心 （1939年10月13日） 一个缺乏理性的人，在明知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往往不惜借助于卑鄙阴劣的手段以遂其中伤他人的目的，这种手段也许是十分恶毒厉害，然而明眼人一望而可知其无一哂的价值。据今日《大美晚报》载称，在本报复刊之前，汪派曾致函工部局西董，诬称本报为发动恐怖事件的机关，要求令本报永远停刊，可谓极荒谬之能事，同时也反映出他们的技止此矣。 我们曾一再声明，本报以正义公道为立场，对于任何一方无所偏爱，凡反乎正义公道的行为，一律加以抨击。在目前的中日战事中，无可讳言地我们是寄同情于反侵略的一方。我们知道在此时的环境下，发言有许多不便，为顾到租界当局的困难起见，我们始终愿意竭诚合作。过去虽连遭两次停刊处分，但我们光明坦白的态度，仍为租界当局所谅解，汪派的恶意毁谤及胁迫，也不能蒙蔽工部局董事诸公的灼眼，可知本报之仍得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和读者见面，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至于说到指使恐怖行为，那么试问孤岛上层出不穷的拥护正义人士的被暗杀事件，是出于何人之手？以漫无佐证之言作含血喷人之举，自欺欤？欺谁欤？ 我们敢正告对我们怀有恶意的汪派：本报是有全上海数百万有良心爱正义的中外人士为后盾的，即使他们的诡计得逞，本报真的永远停刊，我们相信必有无数如本报的报纸，会继续发刊；更退一步讲，即使言论自由在今日的孤岛上已绝对无存在的余地，我们仍坚信每个人心里的正义之感也是无法将其扑灭的。中国人民受了这两年多来的教训，是非之辨，忠奸之分，正看得明明白白，纵令用尽种种威迫利诱的手段，也不过显出来自己嘴脸的狰狞可怖而已。 [book_title]日军的敬意 （1939年10月19日） 据说大日本的皇军在完成“歼灭”华军的计划以后，居然那么慷慨地仍旧把湘北各县“还给”华军；据说他们的退出中山，是因为表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敬意。想不到日本的军人经过这一次炮火的教育，居然变得那么宽宏大量。牺牲了多少士卒，损失了多少金钱，能够换到这一点“精神上的收获”，那么也许这次战争在他们方面还不是白打。 可是事实胜于诡辩，华军在湘北大胜之后，赣北山西，复有连续奏凯的捷报，华南方面，琼岛华军又有克复临高之讯，不知他们对此又将作何解释，或者又是在对什么人表示敬意吧！ [book_title]保证与行动 （1939年10月22日） 日军当局最近又向《纽约时报》上海代表作了一次保证，说是他们的军队以后决将尊重美国在华权利。这种话不是第一次说，也许我们可以不必加以注意，可是我们看到日本对美国另眼相看，屡次把“日美亲善”一类话挂在嘴边的那种谦恭的态度，可见她始终对美怀抱戒心，不敢轻易开罪。然而保证自保证，事实自事实，嘴上尽管说得怎样好听，而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仍是不断发生。六百余件未解决的日美悬案，可以证明日方的保证始终缺少诚意。时至今日，它的话正根本无信用可言，格鲁大使前日所发辞严义正的谈话，可以表明美国对日的舆情，已经到了无可容忍的地步，决非一两句搪塞的甘辞所能了事。就近而言，沪西界外马路日伪的猖獗，不但对于该地各国侨民（包括美国在内）的权益是一种威胁，并且直接影响到租界本身的安全，美政府已表示准备以武力防卫的坚决态度。可见日人所作的种种保证，没有人再会去重视它，以后也尽可不必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 [book_title]无聊的恫吓 （1939年10月26日） 有所谓“中国国民党青年文化反共行动委员会”的团体者，昨向本报广告户发出无聊的恫吓，并指称本报为共党份子所操纵。某方屡次用种种卑劣手段希图破坏本报，可惜公道自在人心，正气非可威屈，其阴谋诡计，终未得逞，失望之余，乃以流氓的姿态威胁本报的广告户。这一付穷形极相，使我们不觉其可恨，只觉其可怜！ 本报在孤岛上与读者维持接触，迄今将近一年。我们的立场如何，宗旨如何，有过去一年来的事实，可为复按，读者早已了然在胸，也用不着我们再事反复声明。至于他们所说本报被租界当局认为非法出版物，则前次本报遭暴徒拦劫的时候，曾蒙租界警务当局出力保护，即此一节，已可以证明其为欺人的鬼话。好在本报广告户都是深明大义的人，对于这种恫吓，一定会一笑置之。上海租界虽处于特殊环境之下，仍然有完整的法治，决不会容暴徒任意横行的。 [book_title]越界筑路交涉 （1939年10月27日） 僵持多时的沪西越界筑路交涉，至今尚未获得具体的结果。据说工部局已准备向伪市府当局提出具体建议，其内容如何，则尚不见公布。我们不敢妄揣工部局是否果真有向日伪妥协的决意，但这问题的关系实在太大了,影响所及，决不仅仅是沪西越界筑路一区的问题，整个租界的秩序与安宁，势将受其后果。“歹土”之成为“歹土”，尽人皆知是受何人之赐。要是再容彼方势力逐步侵入，则无异直接威胁到租界的心脏，租界内数百万居民的安全与自由，均将失去保障。某方过去对于许多手无寸铁的文人，如朱惺公吴志骞等所施的毒手，已经使正义之士同声愤慨，今后工部局如再向他们让步，则此辈势必愈无忌惮，恐怖案件更将层出不穷。我们希望租界当局为维持自己的权益与威信，能始终坚持不妥协的立场，拒绝作任何卑屈的让步。我们更希望全体市民，为保障自己的合法生存，一致促请当局予以严重的注意。 [book_title]可谓“圣之时者”矣！ （1939年10月28日） 国际政治舞台上第一位偷天换日的魔术好手希特勒，他的出尔反尔的行径，早已把全世界人搅得眼花缭乱。从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起，一直到现在的积极反英，这一幕惊人的把戏，更把国社党圣经《我的奋斗》（注1）上的金科玉律根本撕毁了。我们回忆国社党的勃兴，可以说是经英国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们的东进政策上，始终认定鲍尔希维克（注2）为最大最凶恶的敌人，而屡屡以反共急先锋自命，英国亦唯其对之深信不疑，故有近数年来因绥靖政策而肇成的几许错误。在局面已经完全改观的今天，敌人不再是敌人，友人不再是友人，《我的奋斗》势非完全改写不可了。记得早两星期曾有德国停止该书发行的消息，在修正版的《我的奋斗》里，此君究将如何自圆其说，倒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今天说过的话明天不算，希特勒也真可谓“圣之时者”矣。 注1：《我的奋斗》是希特勒为标榜自己所写的书。 注2：“鲍尔希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book_title]日本的迫切要求 （1939年10月30日） 日本方面宣传，中国政府不能继续抗战，希望美国政府出场调解中日战局；但在明眼人看来，那只表明日本政府，不能继续对华作战，所以希望有一第三国的政府，出来调解，从速结束“中日事件”。日本政府在过去多次声明中，从不允许第三国的政府，干预“中日事件”，如今在其故意造作的谣诼中，却提出第三国斡旋一点，这可算是日本求和姿态上的一个媚眼，也可表明目前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然而第三国的政府，不肯受其利用，从中斡旋，又怎样好呢？于是又来一个谣言，宣称苏联进兵新疆，并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其言外之意，一似第三国政府，这时候若不去从速斡旋中日和平，苏联就要赤化全中国了。这样的宣传，又只表明了日本求和心理的迫切。日本的这种表示，乃是给予努力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大好消息，瞧着吧，再隔若干时候，日本真正对付不了，那么除了恳求第三国的斡旋外，也许不得不接受中国所再三声明的“除非日军全部撤退，中国决不言和”的先决条件了。 [book_title]美日关系的基本认识 （1939年11月2日） 日本真是太苦闷了，对于中国政府所取的“和平攻势”，既然一无成效，而在对美的外交上，尤其显出他手忙脚乱的一副情急的可怜相。一会儿在报纸上大吹大擂地宣传野村格鲁的谈话即将举行，一会儿外务省又来了一个彻底的否认。倘不是日本报纸在白日见鬼，那么一定他们的外交当局有些神经错乱得语无伦次了。 当然他们的苦处我们是不难加以谅解的。宣告废止的日美商约，三个月后便要正式失效了。我们知道日本由外输入的军需原料，最大多数是取给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们的侵华迷梦势将无法做下去，也难怪他们要寝食难安地企图使该约复活了。 然而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毅然的举措，其原因为日本侵犯了她的在华权益，破坏了她的“门户开放”及“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基本政策。废约的动机既然在此，那么现在日本的态度和行动有没有改善得可以使美国重行考虑再订新约呢？倘若没有，那就根本谈不到美日关系的好转，所有日本的种种哀告恳求或甚至无聊的恫吓，亦终归于徒然而已。 [book_title]日本与“中国新政权” （1939年11月3日） 《朝日新闻》载日本对于汪精卫行将组织的“中国新政权”，其政策有十要点（见今日本报路透社电），我们不难从这十要点里看出这所谓“新政权”者，究竟是什么东西。固然表面上的好听话不会缺少，什么“尊重中国主权”啦，“避免干涉中国内政”啦，然而这种话的价值，不会高过于写着它们的纸。也许说话的人自己听了会因自己的宽宏慷慨而感动得流泪，可是要拿来欺骗别人，那世上似乎还没有这样易于受骗的人。第一我们看这所谓“新政权”是在日本“无限制的援助”及“期望”下产生的，那么它除了仰承鼻息之外，要说是能独立自主，岂非强其所难？一面希望“新政府”进行其独立政策，一面又说是在“需要”时“不吝予以任何之援助”；一面因避免发生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而不遣派政治顾问，但“新政府”如“愿意”时，仍准备派遣财政顾问。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说的“需要”，是谁的需要？所谓“愿意”，又是谁的愿意？ 汪精卫之为华人所共弃，已是一件铁铸的事实。在日人卵翼下的任何傀儡政权，都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也已经为举世所共喻。如果以为掮出一个汪精卫来便可以收拾这场无法收拾的“中国事件”，那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book_title]马相伯先生的精神 （1939年11月7日） 马相伯先生之死，全国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一致震悼，国家少了一位元良，后生失了一位楷模，在此时此日，尤其使我们感到斯人的溘逝，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所要纪念他的，并不因为他是一位百龄人瑞。一个人倘使偷生苟活，无所贡献于社会国家，那么他的长寿无宁是一种浪费，根本不值得我们的重视。然而我们纵观马先生的一生中，如一手创设复旦震旦两大学，兴办各种慈善事业等，孜孜兀兀，无时不以造福社会为前提，作育人才为职志。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以视利令智昏，变节事仇之流，其贤不肖真不可同日而语。马先生现在死了，然而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他在未死之前，时时以国事为念，我们所可以告慰马先生在天之灵的，也惟有益自惕厉，努力当前的责任，以求最后胜利的早日实现而已。 [book_title]日本西园寺将晤阿部 （1939年11月15日） 日本盲目发动侵华战事，中国固然蒙受无可计数的损失，但他自己也食到了恶果。既没有大澈大悟立放屠刀的勇气，倘再继续前进，非但力有所不能，而且泥足愈陷愈深，势必至于全部崩溃而后已。眼看着欧战这一个绝好的浑水摸鱼机会，苦于受到中国的牵制，简直动弹不得，其心中的焦灼，不言可喻。 我们看看他所谓“结束中国事件”的方策是怎样的？一面提出一个无聊政客汪某来组织所谓“独立自主”的不三不四的“中央政府”，一面哀求与恫吓双管齐下地希望与第三国成立妥协；然而前者既不足以代表中国，后者在日本未放弃其独霸东亚的野心以前，也决无成功希望。要知中国是抗战的主动者，要结束战事而撇开了合法的中国政府，却去假手于傀儡，求转圜于第三国，其根本观点也陷于重大的谬误。即使傀儡政府成立了，第三国也和日本妥协了，而中国抗战如故，则日本终难自脱于泥淖，“结束”云何哉？ 据说日本元老西园寺公，因忧虑日本现时的形势，将与阿部会谈国事。西园寺老成谋国，其识见自当高出于浅薄浮躁的柄政诸臣及叫嚣跋扈的少壮军人之上，我们希望他能看到根本症结所在而谋真正的解决之道。所谓真正解决之道者，无他，尽撤在华军队，归还所有属于中国的领土。能如是，则中国亦必将释嫌修好，共谋东亚真正的永久和平。 [book_title]毒质极重的烟幕 （1939年11月25日） 汪精卫机关报《中华日报》二十三日社论，从表面看去，好象汪精卫对于自己的迷梦，渐知醒悟，渐次从日本顺民的地位，转变过来，而敢和主子说几句良心话了。实则，汪精卫的一切，包括汪精卫的生命和灵魂在内，都在日本军部掌握之中，日本军部不授意，汪精卫决不敢大胆。昨日日本陆军发言人声称，认为该论的“其他各点，日本方面之意见，与汪精卫相近”。更显明汪报的言论，实为奉命而行，其目的无非欲使汪精卫，因此一段漂亮话，略得一点民心，乃是毒素极重的一个大烟幕。汪精卫倘真正替中国人民和中国主权着想的话，就该立即悔悟，放弃其主和谬论，回到中国全民族一致的抗战到底的立场上去。大丈夫知过能改，未始不“回头是岸”；不此之悟，反用其阴险手段，作进一步的蒙蔽，汪精卫能蒙蔽自己的天良，其如不能蒙蔽全中国人民的耳目何！ [book_title]如此“新秩序” （1939年11月27日） 据南京金陵大学副校长贝芝博士报告，南京及其附近一带在日人的毒化政策下，吸食鸦片海洛因等毒物的人数，占市民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毒发身死的人，在南京一地每日就有二三十人之多，可谓惊心怵目。根据调查统计所得，南京有公开售毒所三十处，每日售出鸦片六万六千元（实际销耗量还不止此数），纳税烟馆共一百七十五所。伪当局挂着“禁烟”的牌子，每月由鸦片方面获得的进益，达三百万元。海洛因虽为伪当局所禁售，但仍在日本浪人的包庇下大批销售，受毒者不下数十万人。 于此我们可以知道，日人所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实在就是灭亡中国民族的代名词，其手段的恶辣凶狠，殆较杀人放火为犹甚。而现在在那里附和日人，高唱和平论者的居心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book_title]无法沟通的苏日关系 （1939年12月5日） 日本因国际地位完全孤立，不得不虚心下气地向苏联进行勾搭，照他们自己方面的宣传看来，好象一切均可迎刃而解的样子。可是看吧，他们自己的报纸已经吐露出谈判前途棘手的暗示来了。据东京《都新闻》评论，苏联要先在基本原则上获得谅解而后可解决具体问题。而日本的希望，是先解决具体问题而后再谈基本原则。所谓基本原则上的谅解者，无非要日本放弃反共的标榜。苏联在谈判上处于较日本有利的地位，如果说一面缔结协定而一面仍容忍对方反共，当然世上不会有这种噱头。可是依仗“反共”二字的符咒以催眠国内民众，欺骗国际视听的日本，如果一旦出尔反尔，非但无以自解于国内及举世之人，而两年多来毫无结果的对华战事，也变成师出无名了。日本的军人为了维持其濒于没落的命运起见，决不会容许此事的发生。然则苏日谈判之能否顺利进行，也就不问可知了。 [book_title]英国畏惧日本吗？ （1939年12月8日） 日本报纸揭载须磨所发关于英国截留中立国船只所载德国输出品的谈话，中有英国对日本深抱畏惧，如与日本发生冲突，直如磁器之不经一击之语；并称英外次勃特勒于答复日本抗议时，曾声明英方将尽力对运日的德货作适当的处置。该段谈话的记载，虽经须磨本人认为渲染过甚，但日方蔑视英国的狂妄态度，可见一斑。按前两天曾有一个消息，称英政府已决定不截留运往日本之德国军火。当初我们以为这消息如果属实，则也许是英国外交上的一种手段，因为不说“德国输出品”而单提“军火”，事实上德国正在作战，如何有多余的军火可以供给日本？但现在伦敦负责方面已对此消息根本否认，可见英国立场的坚决，断非日方几句恫吓所可变更。而所谓“英国畏惧日本”者，无非是一种夜郎自大心理的表现耳。 [book_title]日军发言人谈话 （1939年12月9日） 日本军人之看不起英国，由来已久，当然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一贯的退让容忍政策的结果。欧战发生，尤其使日方跃跃欲试，认为将英国逐出远东的机会已经到了。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容易，英国虽然受到欧洲方面的牵制，而在远东方面的政策却依然一本既定原则，并无将自己的利益拱手而奉之日本的意思，这当然使那一方面大不乐意。甚至于日本因运日德货遭英国截留而提出抗议，声称将以同样手段加诸在远东的英国商轮，以为报复，所得到的结果也只是一个不理会，难怪他们恼羞成怒，而有昨天日军发言人在北平的另一次反英谈话。 那位发言人在接见傀儡报纸的记者时，除申斥英国的“自私”与“可怕的阴谋”而外，还自夸曾在美国大学毕业，旅外多年，熟悉世界情势。我们所为他感到可惜的，是他不曾用同样长的时间在日军枪刺势力所不及的中国内地旅行，那么他也许会对中国情势也可以熟悉一些：他要是看到了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一定会明白战事的结束不结束，决非任何外国政府所得“左右”。中国看破了日本灭华的野心，为求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奋起抗战，以求主权领土的完整。英国人之以相当程度支助中国国民政府，无论其为出于人类同情或仅系为自身着想，但因利害一致，中国当然将视之为友。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认得清清楚楚的真理，只有日本军人现今还在执迷不悟之中。 [book_title]傀儡戏的幕后 （1939年12月18日） 南北傀儡政府又在北平举行了一次阴阳怪气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汪精卫被摈门外，而所谓“新中央政府”者，也显然不是他们所热心讨论的题目。一般人以为汪某上台的如此不易，是南北两个既成傀儡政权作梗的结果，其实“事实并不如是简单”（梁鸿志答《北平新闻》记者语）。日人而果真有心扶植汪某，王梁之流即使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委委屈屈地退让“贤路”。如果说他们能阻挠“中央政权”的实现，未免把他们看得太重，忘了他们是无意志无实力的傀儡了。大家都知道在所谓“临时”与“维新”的背后，都各自有不同的牵线人，他们都想利用现存的局面，巩固自己的地盘，而以太上皇自居，正象关东军在“满洲国”的地位一样。因此即使成立一个在名义上统一的傀儡政府，也决非他们所愿。明乎此，然后可知汪某这次甘受全世界舆论的痛骂，而干这种叛国的行径，结果除了自己封了个“主席”，聊以慰情之外，连王梁之群里都挤不进去，可怜也算是可怜到着底了。 日本军人的跋扈，已非政府所能控制，日本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和平”，但在现时的局势下，非但和平杳不可即，自身崩溃的危机也只有日益加重。轻举妄动的结果，必然会走上毁灭的路。 [book_title]乌拉圭海外的悲壮剧 （1939年12月19日） 德国袖珍舰斯比上将号，于十三日为英舰围攻，发生激烈海战后，避入乌拉圭港内。消息传来，该舰突于前日驶离港外，自行放火凿沉。毫无生气的欧洲战事，有了这一回壮烈惨剧后，自然使世人的耳目为之震动，而德国政府也无疑地获得了一个大好的宣传机会。按照国际公法，该舰不能在中立国港内久留（英国方面对于乌拉圭政府似乎也施过相当的压力），而港外英法军舰环伺，众寡之势悬殊，与其以舰资敌，还不如自行沉没之为愈。这种舍生取义的悲壮的心理，即使处于对敌地位的英法，也不能不对此感叹钦佩吧。 在中国的抗战历程中，表现出这种同样精神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经不少。然而可为遗憾的是，尚有一批失败论者在发动抗战的时候，未尝不也是跟在别人后面高呼动听的口号，甚至比别人喊得更起劲激烈。可是因为认识不清，意志动摇，以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所以虽然光明的前途明明展开在眼前，却会丧心病狂地卖身投靠。在他们的心目中，看来也许斯比号上的人员都是其愚不可及的吧？ [book_title]一句废话 （1939年12月20日） “中日战事的延续，不但有害于中国，且亦有害于日本”，这是日本政友会领袖久原房之助说的话。像这一类话，我们已经从所谓“和平论者”的笔下领教过不少了。兵凶战危，当然谁愿意战争，然而战争有侵略与自卫之分，决不可相提并论。日本劳师动众，以图遂其独霸东亚的迷梦，在泥淖中转战了二年多，闹得民穷财尽，丝毫不能获到一点“战胜者”的利益，咎由自取，夫复何言？至于中国，虽然沦陷了一部分土地，牺牲了不少生命财产，然而这种牺牲是有光荣的代价的。一团散沙的中国民族，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为祖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日本愈战愈衰，中国愈战愈强，虽然明知战下去将有更大的牺牲，然而这许多月来艰苦抗战的结果，最后胜利的实现已一日近似一日。当然中国人决不会到这时候，再重新不战而听任日本支配的。 久原之流，虽然在日本政党中有相当地位，然而政党势力之在日本，已成强弩之末。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了这种表示，就认为日本真有诚意求和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又是一句废话而已。 [book_title]日本的盛情 （1939年12月21日） 日本有一位众议员名叫笠井重治的，向美国作广播演说，称述美日合作的必要，请美国人“不要把日本驱进希特勒和斯丹林的怀抱里”。我们很怀疑这句话能否打动美国人的心。回想当初德日初缔防共协定的时候，日本那种捧着希特勒照片狂吻的情状，尚宛然若在目前，曾几何时，德国得新忘旧，弃之若遗，难道它还好意思钻进他的怀抱里去不成？至于苏日之间，本来只有利害上和主义上的冲突，虽因情势所迫，日本不能不向苏联大送秋波，可是苏联对于它却始终只有不即不离的冷漠态度。不但商约的签订至今尚只是一句空话，即小小的渔业问题谈判，也未有顺利进行的征兆，至于所谓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云者，则日本自己也知道决无可能。然则日本果具何自信而以为美国将以日苏接近为虑呢？反之从笠井这句话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日人向苏的卖弄风情，原非有爱于苏联，不过是借以为对美国要挟的地步。以苏联当道的巨眼，岂肯供其作为利用的工具？此次日方重行转移目标，竭力结欢美国，足证苏联路线又走不通了。 再就日人所大事宣传的所谓“开放长江”一事而言，尤其充分暴露了他们小气的岛国根性。所谓“准备”开放的既只有短短的一段，而外轮航行仍须受种种限制，且即此微薄得可怜的“好意”，也尚是口惠而实不至。豁达成性的美国人，如果说会因为受了这种“盛情”而感动，那只是日本人梦里才会做到的事。我们相信美国当局高视远瞩，决不会为了此类滑稽的表示而改变其一贯的方针。我们更相信在华美商熟悉自身利害所在，一定会明告他们的政府勿受日人之愚，而铸下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book_title]算盘打得太精了 （1939年12月24日） 英文《大美晚报》远东时事编辑伍德海氏，昨发表《日本与长江》一文，指明南京在长江航运方面的地位，远不如芜湖的重要，故日方所宣称的开放长江至南京为止，实际上于美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可说毫无利益。从战前贸易数字上来看，南京的进出口贸易数额不过抵芜湖的一半甚或不足一半；而自南京至上海，火车交通五小时可达，轮船则须三十六小时，准是而观，又何贵乎开放？日本如果企图以这点点无足轻重的代价，而希图博得美国的好感，算盘果然打得太精，无奈世上没有那样容易上当的人何？ 美国对远东的基本政策，早经当局再三声明过，决无轻易更动的可能。日本如真欲改善两国间关系，就须根本放弃其在华的错误政策，像这类近似哄骗小儿的“好意”表示，未免太令人齿冷了。 [book_title]阿部内阁的命运 （1939年12月30日） 日本阿部内阁从上台的时候起，似乎就已注定它的命运极为黯淡，但事实上它的寿命已较一般所预料者为长。平心而论，阿部内阁虽才力不足，但在一味蛮干的军部挟持之下，即令再换一个有十倍才力的内阁，也将无能为力。此次议会开幕，各方对现政府的无能大施抨击，且已有五政党二百五十议员提出不信任案，竭力发动倒阁运动。阿部果将不安于位而引咎去职吗？照他自己的表示看来，似乎非但没有这个意思，而且还准备向“处理中国事变”的一个目标上发挥一番身手，一面对美竭力诱惑，希图美国肯与日订新商约，一面竭力促成中国伪政权的实现，以便向国人有所交代。这两件事的能否达到目的，以及即使达到目的后是否就可解决“中国事变”，姑且不论，但阿部的痴心未死，却是极为显明的事实。我们认为日本军部的前途，虽已日薄崦嵫；但如果说民治派已经在开始抬头，政党政治行将复兴，也未免估计得太早。阿部如能得到军部的继续支持，则仍能苟延残喘，未始不有其很大的可能。反过来说在现政府倾其全力对美的今日，政党方面表示此种不满内阁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是淆惑美国视听的一种烟幕，使美国人以为日本民意已有自由表示的余地，军部独裁的局面将告段落，因之而缓和其对日的空气，也未可知。 总之，我们认为日本已经根本走错了路，除非彻底改变其政策，则无论阿部内阁也好，什么内阁也好，其为无办法一也。 [book_title]无可奈何的解嘲 （1940年1月5日） 汪精卫自从前年年底公然叛离中国国民政府之后，高喊和平，已历一年，成绩如何，有目共睹，无劳我们再为他表扬。日本方面虽然明知此人不足与为，无奈所谓“中国事件”牵延至今，解决希望，杳无端倪，于毫无办法之中，不能不想出一个不成其为办法的办法，一方面欺骗自己，一方面敷衍国人。尤其当阿部内阁不理众口，政党群起指摘的时候，不能不拼命设法把汪氏“拥戴”起来，以为挽救自身没落命运的一服续命汤。因此这两天来“汪政权”行将实现的传说，又颇为热闹起来。在我们看来，汪氏上台也好，不上台也好，左右是一个受日人播弄的木偶，不但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而且连自身的意志也已经丧失；这样的人，除了替中国人丢脸之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日人所谓以建立“新中央政权”来中止中日战事，并不是他们在做梦，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嘲。对于他们处境的困难，我们实不胜其同情，然而所以竟至于此者，却不能不归咎于他们政策的错误。 [book_title]费利浦遇刺案的幕后 （1940年1月11日） 图谋加害工部局总裁费利浦氏的凶手，经伪市长傅某明白承认已由所谓“特别市政府”警察捕获后，日方却不允把他们交出，且否认有捕获凶犯之事，这除了表明日方有心庇护暴徒之外，实无其他理由可以解释。据昨天沪西方面消息，此次事件真相，实系汪派与伪市政府方面的一幕争权丑剧。在行凶者方面，以为这样一来，一则可以给租界当局来一次“下马威”；二则可以阻止租界与伪市府间谈判的进行，使傅某不安于位；三则还可以把犯罪的责任，嫁祸于他们所称的“重庆方面“。一举而三得，用心之狡，可谓无以复加。可惜不争气的“反共救国军”偏偏把自己人扣住。日方知道此事真相一经宣布，于他们的面子颇不好看，因此不惜自处于助恶的地位，而不愿将他们交出，殊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加深了他人的疑窦。现在此时既已逐渐明了，我们一方面除庆贺费利浦先生脱险，使暴徒不能售其奸计之外，更希望租界当局经此教训后，明白在日人卵翼下的此种败类匪徒，根本都是一丘之貉，不识法律秩序为何物。与此等人而言秩序治安，不啻与虎谋皮。我们始终以为除了将沪西罪恶渊薮作根本的清除之外，实未见有何改善现状的办法，一切谈判妥协之类，适足以自堕租界当局的身份而已。 [book_title]汪精卫不堪回首 （1940年1月12日） 人可以为圣贤，亦可以为禽兽，相去之间，往往不过一念之差，而流芳遗臭，遂成定评。看到这两天日本阿部内阁无法维持的窘状，再想到汪精卫今后何以自处的问题，实在觉得有点代他难过。汪氏在少年时灵明未昧，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时，未尝不是一个热血磅礴的有为志士；自孙中山先生死后，历身显要，利禄之私，渐蔽良知，然国人震其位高望重，始终尊之为革命先进，行动虽有错误，也不忍过事诋诃，爱护不可谓不至。抗战初起，汪氏激昂奋发，曾不后人，而贰心之萌，已在囊时。自近卫声明一出，而狐狸尾巴，毕露无余,以堂堂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不惜降身以供日人利用。失足之后，江河日下，凡其所言所行，无不令人齿冷，这且不要去说他。如其果然日本人看他得起，想借重他的“大力”来结束目前战事，那倒也罢了。无奈他的主子根本不曾对他另眼相看，尽管他怎样自吹自捧，而有日本军人在那里撑腰的南北两伪政权，始终对他抱敌视的态度，不但做不成头号傀儡，简直无法在傀儡群中插下一足去。此次阿部因鉴于各方对他的不满，无计可施，想竭力把汪氏捧起来，借图蒙蔽国人的耳目。汪氏受捧之下，得意忘形，居然签订卖身投靠契约，准备登场。谁知霹雳一声，日本军部却不以阿部这种敷衍办法为然，于是阿部不能不挂冠求去，而汪氏的上台，又成问题了。我们综观汪氏自抗战以来，由政府大员而成为国家叛徒，所依赖的不过是一个毫无实力的日本内阁，尚不能与梁王辈之有军人作靠山者可比，其自贬身价，一至于此，清夜自思，当亦有不堪回首之感乎？ [book_title]浅间丸事件 （1940年1月24日） 日本对于英国一向认为是可欺的，不观乎美国对日态度，无论怎样强硬，日本始终只有逆来顺受，不敢开罪，但英国捉去了日轮上几个德国人，便惹起了日本的愤激，举国汹汹，大兴问罪之师，抗议之不足，且积极推动反英运动。我们不象日本外务省当局那样熟悉国际公法，不敢判定此事谁曲谁直，但如果以历来日方对英的侮辱事件比起来，这哪里又算得甚么！ 尤其可笑的，他们的报纸上居然还说此事是英美对日本的一种试探行动，我们实不知这与美国有何关涉，更何所用其“试探”？说一句诛心的话，日方无非因为拉拢美国失败，一肚子恼恨没处发泄，乃借此机会，小题大做，拣他们心目中认为可欺的英国出一口气罢了。 [book_title]无后者的心理 （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 [book_title]食人肉者 （1940年2月15日） 每天早晚走过爱多亚路，看见马路两旁伫立着的数百在寒风中瑟缩着等待施发白饭的人们，辄兴不知今是何世之感。这两天米价煤球价，又涨到令人不能相信的高度，米价已超过五十大关，煤球竟高至六元多一担，当生活必需品成为奢侈品的时候，行见街头尽为菜色之人，而饿死者的数目也只有一天一天增加起来吧？据闻营米业煤球业的人去年无不利市三十倍，甚至有如某煤号获利一千七百余万的，举世皆瘦而我独肥，迹其行为，简直与食人肉无异。此辈绝无人心，我们殊不愿再对他们浪费口舌以作最后的劝告，惟望行政当局能以严峻的手段彻底清查此种危害市民合法生存的败类，处以应得的惩罚，同时各界人士，也当本嫉恶若仇之旨，随时检举，务使若辈知所敛迹，则数百万贫寒市民，也许还有一线的生路。 [book_title]斋藤隆夫的牢骚 （1940年2月24日） 斋藤隆夫因为在议会中出言不慎，惹了一场没趣。这回他向《报知新闻》记者大发牢骚，说是宁愿剖腹，不愿辞职云云，态度铮铮，可谓“有种”。不过他说将在惩戒委员会中再度发表演说，殊不能不令人代他捏一把汗。这位斋藤先生似乎忘记了今日的日本议会已经是一座有名无实的空壳子，议员除了作军部的应声虫外，决无发表任何异议的余地。日本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也许确为事实，但即使有之，在目前军人跋扈的空气中，也将窒息而死，倘非明哲保身地效法噤口的寒蝉，就有招致生命危险的可能。从这次一百零三亿巨大预算案在众院中毫无异议一致通过一事观之，可见军部借手斋藤，杀一儆百之计，已见成效。今后诸位议员先生们大可多打打瞌睡，大概军部老爷们不会见怪。而对于日本尚存期望的国外观察家们，也暂时可以不必希望“贤明分子抬头”了。 [book_title]英防军破获暴徒机关 （1940年2月28日） 昨天沪西英防军破获某方暴徒巢窟，捕去暴徒十四名并搜获私藏军火一举，在目前法纪荡然的恶劣情形中，的确令人鼓掌称快。自从这次工部局与傀儡成立所谓“临时协定”以后，我们早已指出这决不是澄清现有局势的妥善办法。果然日方虽然宣传取缔沪西各赌窟，而“好莱坞”、“愚园”、“会乐宫”等声名狼藉的魔穴，依然特准“暂缓迁移”，照旧公开进行其杀人不见血的工作。即此一端，可概其余，工部局如果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日伪确有信义可言，那未免忠厚得太过火了。 我们除了对于英防军的不畏强御，表示最大的敬意之外，尤盼工部局能看清事实，不再“与虎谋皮”，而以尽可能的强硬态度处置与日伪有关的事件，务使罪恶势力有不得不销声匿迹的一天，则上海全体良善市民，均将拜受其惠矣。 [book_title]如此开放！ （1940年3月3日） 日方与工部局所缔结的《苏州河北区警权协定》成立了，大家以为期望已久的虹口开放，终于成为事实，似乎是一件天外飞来的喜讯。然而一考其实，恐怕谁都要怳然自失吧。本市英文《大美晚报》所载虹口大批华人，因日人“调查通行证”或“执行搜查工作”而被捕失踪，甚至于看戏出来，不问情由，便拖上卡车，听到了这种消息，真令人寒心。 原来日人之应允交还苏州河北警权，不过是一种幌子，一方面以此作为沪西越界区警权的交换条件，让工部局得到虚名而自己坐享实惠。一方面因为鉴于略有身价稍知自爱的华人，不肯轻易涉足桥北，长此下去，虹口市面永会无法繁荣。开放的空气一传出后，因为租界生活程度的高涨，自会有大批华人被吸引而前往，不用说那是一个供其榨取的最好机会。 而且其利益不仅止于此而已。将来《协定》实行以后，警权虽称交还，防军仍未撤退，生杀之权在其掌握中的华人，随时可以被其假借任何名义大批捉去，或为他们服役，或代他们送死，一踏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无异自投陷阱。我们要警告上海的中国民众，“红灯在前，行人止步！” [book_title]悼蔡孑民先生 （1940年3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敬意与至深的沉痛，哀悼蔡孑民先生的溘逝。蔡先生不但于党国有悠长的历史，而且是现代中国一位稀有的人伦师表，的确可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八字而无愧。我们要纪念他，因为： 第一，蔡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导师。几千年来蒙蔽于封建思想下的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时代开始觉醒了，当时蔡先生居北大校长的领导地位，对于此一运动的推进实有莫大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少年中国的萌芽，是在蔡先生的多方吹嘘爱护之下成长起来的。 第二，蔡先生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他的为学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古今中外，极左极右，都有其深刻的研究，自己虽有确定不移的主张，但并不排斥他人的见解，这种宽大能容物的精神，正是为学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值得我们效法的。 第三，蔡先生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虽然历官显要，但始终尽瘁于树人大业。及身的门墙桃李不用说，就是未及亲受教益的，亦莫不受到他的人格，学问，与思想的涵煦。要是新中国的建立是在现在我们这辈青年的手中，那么蔡先生便可以说是新中国的一个辛勤的保姆。 可憾的是蔡先生未及亲睹抗建的完成，随而丢弃了他所爱护的青年以去，然而他如果想到后继有人，蔡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book_title]纪念今日 （1940年3月21日） 三月二十一日是上海中国人民的一个光荣的纪念日。十三年前，正是北洋军阀势力日薄崦嵫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国民革命军深得民众拥护，义师北指，所向披靡，深恐他们的爪牙旧军阀一旦失势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将不保。因此竭力设法阻挠，并唆使盘踞凇沪的反动军人屠杀异己，箝压民众。昧于大势的他们，不知中国民众早已觉醒过来了，压力愈强，反抗力亦必然更加高涨。手无寸铁的人民，终于和革命的武力响合，驱走了倒行逆施的军阀余孽，替上海历史上揭开了灿烂的新页。 事过境迁，盘踞在今日的上海的，却又是另一种恶势力，同样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操纵，而其罪恶更远浮于当日的反动军阀。上海的中国人民处身于更艰危的境地中，想到十三年前向恶势力艰苦抗争的精神，应该得到一个怎样有力的启示！点缀在孤岛表面上的，虽然是一片酣歌恒舞，可是别再做梦吧，大家从今天起，要拿出加倍的决心与毅力，检点自己生活，努力有意义的工作，克守国民气节，积极从事经济的斗争。至少要能做到这几点，才算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民，而今天的纪念，也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 [book_title]格鲁辞职之谣 （1940年3月23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将于五月间休假回国，日本人却说他感于不能调整两国关系而辞职。这种谣言造得当然很幼稚无聊，但却十足暴露了日人讳疾忌医的心理。上次格鲁由美返任后，曾发表一篇对日本人颇不客气的演说，素来受不起“侮辱”的日人，却只好暗中恼恨，莫敢奈何，而以红红脸孔了事。荏苒经月，日本口口声声所谓“收拾事变”，离题愈远，索性横了心肠，把一个沐猴而冠的汪兆铭拎上舞台，叫他僭窃国府名义，大卖其野人头，肉麻当有趣的表演，害得看戏的人连隔夜饭都呕出来。格鲁大使与日方接触较多，对于远东的实在情形比别人格外明白，此番返国述职，当然要向本国一五一十地报告，虽以日人的一百个死不认错，也知道他的报告决不会于自己有利。他们因为领教过格鲁大使“不买帐”的言论，以为如果换一个人来，也许比较容易对付些，不知道无论是格鲁也好，不是格鲁也好，一国的大使总是代表着一国政府的意见，日人如果无法改变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意见，那么以后使他们难堪的事当然多着。也许格鲁大使这次假满返任后，将有一篇更结棍（注）的教训给予日本。也许日本今后所得到的教训，将是比言词更有力的一种。 注：结棍，上海方言，扎实的意思--编者注 [book_title]为手榴弹事忠告某方暴徒 （1940年3月26日） 本报向来站在一个新闻纸的立场上，在恶劣的环境中尽鼓吹正义的责任，因为深信我们所说的话，不是一二人任意歪曲事实的言论，而的确代表着全上海正义人士的意见。读者对于本报的热诚拥护，已经充分证实了我们的信念，同时并带给我们无限的勇气，使我们能在奸人多方恫吓破坏之下无所畏惧。 像昨天某方暴徒以手榴弹二枚惠赐之事，实在是无聊之至。如果此类恐吓手段可以使我们寒心，那么不待今天，我们早已如他们所期望地“软化”了。明知遭人之忌而仍然不改初衷，无非因为求良心之所安，一切可以置诸度外。过去本报所遇的种种袭击恫吓抢劫报纸阴谋中伤等行为，不一而足，但始终不能动摇我们的意志。他们这一套卑劣可耻的手段，除了证明他们动机的不纯而外，并无何等作用可言，今后似乎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的目的显然永无达到的可能。即使他们仍不惮烦地再图一逞，我们也必不介意：只要尚有一分说话的自由，我们仍将继续说良心叫我们说的话，任何暴力都不能使我们噤口不言。 [book_title]我们的告白 （1940年3月29日） 在善与恶两种势力作殊死搏斗的现阶段中，站在拥护正义一方的，固然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牺牲殉道的决心，为自己所信守的主义而奋斗，但他不能不慎防敌方种种阴谋破坏暗箭中伤的手段，以免在目的未曾达到之前，先已遭到了毒手。尤其像我们言论界中人，不得不时时戒备着各式各种外似纯洁而别有用心的反宣传，以免中人暗算。因此之故，即使立场与本报相同，但因易于引起误会，使敌方破坏本报更多一种借口的消息，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或率直指摘。 也许因为读者爱护本报过切，所以不免或对我们存过奢的期望。于此我们不得不声明的，我们站在同情中国抗战的立场上，以报道正确消息为任务，同时希望以舆论的力量，为正义人道张目，反对暴力侵略，排击妖言谬论。如果能做到这几点，便可以认为已经尽了我们的责任，可告无罪于读者了。除此而外，则任何种类的活动，凡不属于我们本分之内者，皆非我们所愿参加。这一点希望同情我们的读者，能够顾到当前环境的恶劣，给予我们善意的谅解。各人站在各人的本位上努力，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这是我们所愿以自勉并以勉读者诸君的。 [book_title]日本对公共租界的攻势 （1940年4月3日） 公共租界外籍董事人选，向来按照行之已有多年的绅士协定，维持五二二的比例，即英方五人，美方二人，日方二人。这种比例的产生，固然一方面是依据各国纳税侨民数的多寡，但尤其着重于各国在租界内产业利益的大小。这次日方突然借口日侨人口的增加而提出候选董事五名，这理由显然是不成立的。 日方此种行动，我们认为绝不足异，因为他们意图把持租界行政，蓄心已久。而其漠视他国利益，任意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自从这次对华侵略发动以来，早已为国际人士所共睹，对于上海租界一隅的攻势，不过其小焉者也。公共租界内各国侨民，为了自己切身的痛痒，务须以全力阻止日方的得寸进尺。利益较小的各国如德义（意，下同--编者注）西班牙以及犹太侨民等，尤当避免供其利用，否则“东亚新秩序”行到租界上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市《字林西报》素以倾向“现实主义”见称，其论调多为吾人所不敢苟同。可是昨天他们评论此事，居然也高谈“原则”，大概因为与自身利害关系太密切了，因此连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现实”也无从迁就了吧。我们诚意希望该报能够了悟，如果大的地方可以放弃“原则”迁就“现实”，则小的地方，即使要谈“原则”也无从谈起； 过于近视的结果，在别人被“牺牲”了之后，必将有临到自己“牺牲”的一天。 [book_title]中国没有力量反攻吗？ （1940年4月4日） 美国前海军少校卡尔逊氏考察中国内地的结果，认为中国各处农民和游击队随时随地都予日军以极大的威胁，民众抗战力量的雄伟，足以把日军逐出中国领土（见昨日英文《大美晚报》纽约通讯）。这种友邦人士的公正观察，凡是从内地来的人都同有此感。可是上海因为对于祖国腹地的情形太隔膜了，有许多人似乎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中日战事到现阶段已经陷于停顿的僵局，日本固已无法再进，中国也不见得有力量反攻。作这种思想的人，显然不曾了解中国的实力与抗战的真谛。中国一向标举抗战建国的旗帜，二者相辅而行，不容偏废；因为抗战的目的即为建国，而欲培植长期抗战的实力，非得于军事之外，努力建设不可。二年九个月来奋斗的成绩，军事方面已经把日方拖下泥淖，而西部诸省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建设，更是蒸蒸日上，有备无恐。现在所以尚未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者，只是为要等待更有利的时机。目前各地大小战事，仍继续在进行中，且不断有好消息传来。日军到处受制，顾首失尾，已如釜底游鱼，无能为力，军事攻势固然已成强弩之末，政治上的种种阴谋，亦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这次回光返照的汪伪组织成立，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黔驴计穷。稍假时日，日阀全部总崩溃的时候，也就是中国一举而把侵略者逐出国土外的时候。 [book_title]日本海军发言人的失态 （1940年4月6日） 日本海军省发言人称“不许”美国海军演习越过经度一百八十度（即中途岛迤西的区域），美国方面已经批评为日方的重大失态了。这“不许”两个字，倘不是日本一贯的夜郎自大，以远东主人翁自居的心理的表现，必然是因为害怕美国海军的实力，情急之至，来不及选择适宜的字眼。即使美国没有菲列滨（菲律宾--编者注）的安全需要顾虑，在公海上演习，无论推广到如何广大的范围，也绝对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因为试验自己国防力量而作的演习，既无威胁任何方面的意义，当然是一个国家充分享受的权利，而不能和把自己军队开往他国领土上胡作妄为这种举动相提并论的。 [book_title]日本又一个“不许” （1940年4月7日） 日本最近曾“不许”美国海军演习扩大范围，现在当英法两国整顿内部机构，准备对德积极加紧封锁之际，又借口影响日“满”贸易关系，向英国交涉“不许”将封锁线扩张至日本附近海面。两事无独有偶，充分表现其目中无人的姿态。我们知道英国的对日外交，最近日趋颓势，例如浅间丸事件那样绝对让步，在日本方面尚有人斥责有田对英屈服，其气焰嚣张，可见一斑。此次日方所争之点，固然振振有辞，俨然以“中立”为神圣不可侵犯。所可异者，他却忘却了自己便是任意破坏他人中立的老手：他责备英国“关于违禁品之扩大解释，乃滥用交战国权利之行为”，不知道在说这句话时，有没有想到他自己常常挂在嘴边的“军事需要”这一个托词？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英国方面对于日方此种“抗议”的反响如何，是不是他们仍将以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唯唯称是，以求息事宁人？抑或将此种忘记自己身份的抗议置之不理，而执行他所认为和国际公法不相抵触的工作？ [book_title]日本的桃色梦 （1940年4月18日） 进行已有多时的苏日商务划界等谈判，既因无法获得结果而停顿，忽然日方又在大事宣传其苏联因欲在北欧或东南欧有所行动而亟图调整对日关系了。苏联的政策如果真是如此举棋不定，那倒真是一个大笑话。可是证之事实，不久之前既有拒绝德国借道茂曼斯港的表示，最近又有黑海舰队举行演习，“准备遏阻任何敌人进犯”，可见苏联除了力谋自身安全而外，决不愿多问外事，引火自焚。日方此种宣传，是有意的煽动，也是无聊的梦想。本来日本所日夜希望的，无非这个世界愈混乱愈好，让所有国家（尤其是苏美两国）全部牵入现有的欧洲战涡，于是它可以毫无牵制，得其所哉了，殊不知自己不能争气，空待机会之来，已经是十分可怜了，何况别人全都比它聪明？ 应付这一类“齐东野语”（注），唯一的办法是付诸一哂。 注：“齐东野语”，典出《孟子》，比喻道听途说，不足为信。 [book_title]“完全置诸不理” （1940年4月20日） 日外相有田对荷属东印度发表狂妄声明以后，美国国务卿赫尔随之亦发表声明，警告日人勿得侵犯荷印的主权，义正辞严，不愧为主持公道的大国精神。事有可笑者，日本于闻悉该项言词后，经“外陆海三省大员举行联席会议”的结果，决定对之“完全置诸不理”，这种自知歪理讲不通，只好使蛮劲的神气，倒是耐人寻味之至。 然而日人应该知道，赫尔这种声明决不是口头上放放的空炮，美国除了可以在经济上制日死命而外，庞大的海军力量也尽足摧毁日人任何在太平洋上不逞的野心。海军扩充案的通过，巨型战舰的增造，关岛设防案的重新提起，以及大规模的海军演习，都是对于日本最有力的暗示，不知日人亦能闭目无视，置之不理否？ [book_title]米内的言论 （1940年4月21日） 日本最近对荷属东印度俨然以保护者自居的威胁声气，一方面果然是唯恐天下不乱心理的表现，一方面也未始不是因为对华军事政治处处失败，不得不借此以转移国内不安的人心。日本人民呻吟于层层负担之下，已经有无法支持下去之苦，“事变”初起时军阀及其御用宣传家们用以欺骗他们的种种甘言，也已经证明为一无价值。汪伪组织纵然在千呼万唤中扭扭捏捏地出来，于解决“事变”仍无所补，中国继续抗战下去，日本在泥淖中没顶的危机也便愈加迫近。然而日阀在未到全部崩溃之前是永不会悔悟的，所谓对华“圣战”等论调既已为人厌闻，便想换一套说法来榨取人民的血汗，昨日东京电所传米内对新闻记者言词便可作如是观。米内以国际局势常起倏变为言，要求人民须有应付任何艰苦之决心与准备，“政府须加强其政策，各政党应格外认真从事于劝导国人共起负担时局需要之运动。”我们所怀疑的是，日本人民于被“中国事变”累得精疲力尽之余，能否再以余力支持米内所谓“阻止欧战延及东方的使命”？事实上这句话很有商榷余地，因为只有日本的轻举妄动，才足以使欧战延及东方。 [book_title]日本的两副面目 （1940年4月22日） 赫尔对荷属东印度问题发表严正声明以后，在日本第一个反应是外陆海三省会议结果决定“置之不理”，然而日本驻美大使崛内谦介往访赫尔，却说“美日两国意旨适向”，认美国所发声明为满意。如果不是日本这一个国家，那么我们一定要疑惑总有一个电讯是错误了，因为否则一个驻外大使的态度如此谦和，而他的本国政府却如此傲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在日本，这种事情却不足为奇，因为这个国家的外交官所说的是这么一套，而实际上军人政客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这已经成为一个公式了。自从九一八以来直至于今，日本军人在华的所作所为，无不与其外交官所说的话背道而驰，当然美国现在决不会再为这种毫无价值的外交辞令所惑了。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看清，日本的觊觎荷属东印度，唯一的顾忌在于美国，赫尔的适切的警告，虽然足以使日本略知敛迹，但其处心积虑，已非一日，如有机会，必将仍图一逞。一面借外交家之口向世人声述日本无领土野心，一面暗中着着进行蚕食他国领土的布置，这是日本的拿手好戏，已为世人所周知。为防患未然计，美国只有早日实施对日制裁，庶几太平洋上的真正安全可以确保。 [book_title]放野火的惯技 （1940年4月23日） 德国进兵丹麦挪威之后，接着意国（注）声势汹汹，向英法大事恫吓，同时在远东方面，日本又摆出一付准备攫取荷属东印度的姿态。似乎久已被人漠然遗忘的反共同盟的暗影，又在国际舞台上大大地活跃起来，预备给世人“头痛”一下了。这三位难兄难弟一向以“放野火”为看家本领，在欧战未发生前，东西洋的对台好戏，每每害得英法疲于奔走，而他们则彼此利用，捞到了不少意外的野食。 这次他们还是用同样的技巧，但结果却很不美满。英国远征军开到挪威以后，德国的战略地位显然并不怎样有利；意国反对英法的言论虽未停止，但态度已有渐趋缓和的征象；而日本遭了美国的一场没趣以后，更十足露出了抱头鼠窜的畏葸相。于此可知强梁者的伎俩，揭穿了其实不过如此，应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只是立定脚跟，不要示弱，过去英法等民治国家因为过于优柔软弱，过于屈就现实，已经给别人占了不少先著去，不知今后果能急起直追，“予打击者以打击”否？ 注：此处原文为“义国”，为行文统一，现改为“意国”，即意大利国。下同。--编者注。 [book_title]华军攻入开封 （1940年4月25日） 阿部此次来华，南京方面伪员铺张扬厉地欢迎，自然不在话下。巧得很，中国的抗战军队也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见面礼，那就是豫赣诸地的捷报。虽然阿部“特使”也许会觉得有些扫兴，但至少可以叫他对于华军的实力格外认识清楚些，未始不是有益的事。 本来阿部此来，负有与伪组织签定契约，“确定”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控制权的使命。华军在此时攻入开封，进迫南昌，即使仅仅是一种姿态，也足以证明日本军力的愈来愈不行，不但已没有进攻的锐气，而且退守据点的能力，也已大大成为问题。以前常常说日军所控制的不是面，只是点和线，可是现在线既易为华军切断，点更易为华军包围而歼灭。固然中国军事总反攻的时期尚未到临，但日军悲惨的命运，已经可想而知了。 阿部离国时所说的断头话，证明他对于此行绝不乐观。不知一群小丑们在绕着主子脚边“庆祝和平”时，心里也怀着些鬼胎吗？ [book_title]两个不祥的日子？ （1940年4月26日） 据哈瓦斯电讯，伦敦外交界人士相信德国将于本月二十七日侵入瑞典，意国拟于五月十日参战，日期如此确切肯定，颇使人感觉哈瓦斯所报道的，不是战事消息，而是一个定期举行的运动会消息，真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以瑞典的地位而论，无法避免战祸延及己身，殆已成为命定的事实。不过目前德国所加于她的威胁，也许还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一面使世人的视线集中瑞典，一面或许会向荷兰比利时进攻或南侵巴尔干半岛。英法方面对于德国的真意自然也不会全无所知，她们所以要如此报道的用意，也许是希望瑞典从速放弃其犹豫的态度，而站在她们一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严守中立，不予德国以便利）。徘徊歧途的瑞典，处境固然艰困，但两全无计，现在是应该表明反侵略立场的时候了。 [book_title]一戳即破的谣言 （1940年5月1日） 日方同盟社的惯技之一，就是造作“国共摩擦”，或是苏联赤化中国之类的无稽谣言.他们的目的很显然：一方面向世人宣传中国确有“赤化”的危险，而日本的侵略中国，不但是“救中国脱离赤祸”，而且在防止“赤化势力”蔓延东亚大陆这一点上，更为西方列强代尽了警犬的责任；同时另一方面以为这样可以拆散中国的抗战联合阵线，更使中国人民对于友邦苏联的援助，怀疑其别有目的。 然而因为造作这类谣言者，一向早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失去信用，故其不能发生任何效力，殆无可疑。最近同盟社大放其“苏联向国府警告关于处置共产党问题所将引起的后果”之类的空气，现在已经苏联官方授权塔斯社，声明该项消息，每一字均为捏造，完全为卑鄙龌龊的挑拨性报道。不知道造谣者在听见了这种严正的当面指斥后，将何地自容？虽然羞恶之心，我们早已不望之于他们了。 [book_title]日本对荷印的关切 （1940年5月17日） 某新闻记者问日本海军省发言人：“英美法三国既已保证愿维持荷属东印度之现状，日本何以对之表示甚大之关切？”我们虽然不希望该发言人能说出甚么正大堂皇的理由来，可是至少“歪理”也应该讲出一些来。失望得很，该发言人却答非所问地说甚么“日本唯一之关切，即为此项保证是否将忠实信守耳”。以一个素来不知国际信义为何物的国家中的发言人，居然怀疑起别人的“是否忠实信守”来，这真是绝妙的自我讽刺！ 我们很愿意再问下去，“假如英国军队真的到荷属东印度登陆，日本有什么理由需要如此‘关切’？”荷兰已经不是中立国了，英国如以协约国的身份代负保护其属地之责，只要主人不反对，何劳不相干的邻人多管闲事？荷属东印度唯一感受的威胁来自日本，我们相信如果日本是一个真正能尊重他人主权独立的国家，则任何方面对于这一方面都可以无所用其“关切”。可惜日本的野心别人看得太清楚了，过去他因为对中国太“关切”了，以至于酿成这一场空前的东亚惨祸；前事可师，荷兰当局及太平洋上各有关国家听到了日本对荷印如此“关切”，能不毛发森然吗？ [book_title]租界内持械犯罪行为 （1940年5月22日） 近来租界内各种袭击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又日见增多，本月十日发生于江海关的劫案，更创租界内犯罪行为的惊人记录。工部局对于此类罪行，曾在局董事会例会时，提出通盘讨论，并向领事团呈报，据闻拟将汪兆铭的“和平救国军干部”，驱出沪西“歹土”。我们认为这是维持公共治安的最有效措施。我们试把近来发生的各种持械犯罪行为，加以综合观察，几乎没有一件不与沪西“歹土”有关，或案件发生在“歹土”，或由“歹土”暴徒出动至租界施扰，或把被绑人员架至“歹土”藏匿。即如江海关的那次劫案，据伤盗吴桂臣供认，亦发动于“歹土”。又如二月廿九日英兵在“歹土”所抄获枪械，，其中多支曾犯罪案至十一起之多。这种种都证明了汪部暴徒对于租界治安所加的危害，租界倘不把这批暴徒，根本从租界或越界筑路区驱逐出去，一切治安，都无从说起。这次工部局下了决心，要把这批暴徒，根本解决，倘能彻底办到，此后租界的治安，或可稍复常态了。 [book_title]日本已入墓库运 （1940年5月24日） “日本必须从速结束中国事件，而在欧战中占定切实地位，否则世界事务最后解决时，日本似将如一吸其拇指之小孩，为人所弃，而无发言之权”，这是东京《朝日新闻》警告日本全国的言论，也是日本全国目前最阢陧不安的一点。他们要是不泥足深陷在中国，这次欧战扩大，自然是他们趁火打劫的最好机会，无论是德国或英法，谁不愿意拉拢他们，即他们所认为扩张帝国势力所必需的南进政策，亦可肆无忌惮，充分发挥；至于乘此机会，赶紧生产，攫取国际贸易市场，尤属其次。然而现在呢？正如台湾总督小林大将所供认的：“台湾所处地位，自中国事件爆发以来，业已发生重大变化；缘台湾实乃日本南进核心……实有予以开发之必要，唯此际日本受中国抗战之牵制，尚无此余力”。台湾所处的困境正是日本全国所处的困境。他们明知汪精卫不能替他们解决困难，但仍渴望闲荡在宁的阿部，从速与之正式谈判，其无聊与一无办法的状态，更充分表示了出来。上次大战的结果，日本投机得巧，一跤跌入一等强国的青云里，这次形势转变，眼见它将从青云上面，跌了下来，沉入西太平洋的深底了。 [book_title]辟欧洲和谣 （1940年6月15日） 随着巴黎陷落的消息而来的，自然是德国和平攻势的大好机会，我们只要观察所有关于和平的消息，几乎全由德国海通社供给一点，就可知道德国对于和平的期望。不过我们相信德国的这种期望，此时决难实现。法国虽失去首都，但并没有失去战斗力与作战勇气。即就法国全国的土地来说，法国现在陷入德军手中的，仅占全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已。英法于战争刚开始时，知道自己的准备，不及德国，欲战胜德国，必须利用时间的因素，用两国的全部国力，来和欧洲法西斯集团，拼个你死我活。现在除了英法自己的力量以外，又加上美国所慨然允许的无限资力，正可于持久作战的策略之下，获取一般观察家所公认为势的必然的最后胜利。法国人是世界最爱信义与最有毅力的民族，决不肯因为一时的失利，遽而罢休，对己失去胜利机会，对人冒上“出卖友军”的恶名。我们观察惯了三年来的中日战争，知道一城一池的失守，并不致过分影响战争的全局。最后的胜负，当取决于最后清算的一天。 [book_title]希墨会晤的今昔 （1940年6月19日） 希特勒以战胜者的姿态，迫法国作城下之盟，其八面威风，我们不难想见。而煞费人思索的，却是墨索里尼在这幕戏剧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据说希特勒已经起程赴慕尼黑，准备在那里接见墨索里尼。今日一方面颐指气使，一方面移樽就教，较之本年三月中旬二氏在勃伦纳山隘会晤的时候，希特勒对于墨索里尼那样的巴结，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希特勒有一个时期是十分需要过墨索里尼的，然而那时墨氏却装模作样地宣告中立，等到德国军事节节进展，法国抵抗力已大半失去之后，才急匆匆地宣布参战。这种乘机渔利的手段，也许是所谓“投机好手”的墨索里尼所优为，然而不大方得太令人齿冷了。当然希特勒对于他这样“锦上添花”，不至于怎样感激的吧？ 然而尤其可怜的该是东方侵略国家的轴心论者，他们不能抓住机会，分沾残沥，被冷落的悲哀，亦殊难乎为情矣。 [book_title]斥“自由市”的建议 （1940年6月20日） 因欧战一面倒的形势而造成的国际最近变化，对于上海租界内的人心不用说引起了颇为不安的感觉。野心者见此机会，自不免跃跃思逞，再加上一部分有意捣乱市面者的无中生有，和杞人忧天者的疑鬼疑神，于是各种谣诼，遂得到了一个滋生茁长的机会。而其中最荒谬的，莫过于所谓上海改为自由市之说。 姑不论上海租界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决不会容许若干第三国家擅自变更其法理上的地位，也不论这种类乎梦想的计划，是否切合实际，可能办到。我们先要问一声，将上海改为自由市，目的何在？如果说是因为目前上海租界处于特殊势力的威胁下，地位岌岌可虑，不得不设法“保障此国际都市之安全”，然则改成自由市后，是否就可以去除此种威胁呢？企图攫夺租界者方在虎视耽耽，亟图染指，任何改变租界现状的行动，都适足以给他们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决非智者所愿为。 上海的情形固然是太复杂了，任何方面的一举一动，都与在沪每一国的人民有直接利害关系。我们唯一希望的，是各国侨民，无论是否属于参战国家，都能暂时放弃一切成见，共同维持现状；因为“现状”虽不能令人满意，但现在决不是要求改变的时候，任何轻举妄动，必将引起更大的纠纷与后患。 [book_title]贡比埃臬森林中的悲喜剧 （1940年6月23日） 前天在贡比埃臬森林中进行的一幕，实在太富于戏剧性了！德国特意选择了一九一八年法德举行谈判的故福煦上将的餐车，作为以休战条件交与法国代表的地点。同样的情势，同样的演员，风景不殊，前尘宛在，所不同者，只是两方异地相处而已。法代表在此种环境下，接受德国所谓“不若上次胜利者之加以侮慢”的“优待”，一种欲哭无泪的心境，实赢得吾人无限之同情。然而撇开这一次战争的功罪不论，德国之有今日这一天，实在不仅是希特勒一人所该吐气扬眉，而是全体德国人民在这几年来刻苦耐劳为国家而牺牲自身享受的这一种精神与毅力的酬报。 贝当上将曾经沉痛指出法国人民自上次胜利后，“求乐之精神超过牺牲之精神，人民所需要者皆大于其所给予者”。这和德国人民的对比是如何明显！我们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幸灾与乐祸，认为法国从此将一蹶不振；反之，我们相信法国经此次挫折后，必能本其优秀的民族传统，一反过去享乐的积习，以求恢复其原有的光荣。但我们看到了这种毫不容情的历史的残酷的教训，愈不能不相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尤其是正在从事艰苦抗战中的中国民众，取则不远，从此更该如何惕厉，以求抗战大功之迅速完成，奇耻大辱之早日湔雪。 [book_title]如此伪报社评 （1940年6月25日） 自从法国停战求和以后，汪伪机关报纸抓住了这个机会，大发谬论，以为人家也在和了，中国为什么还不和呢？是的，屈辱的和约是在贝当魏刚诸人手里签下了，然而他们实逼处此，尚不免备受国内外的责言，但至少他们还不曾在国家正在抗战的时候，躲到敌人的阵营里高谈和平。汪兆铭有资格比并他们吗？ 最为奇臭不可遐迩的，莫过于本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上的那篇所谓“社评”，全然是一篇村妇的泼骂。社评而有此种文章，可谓未之前见。本来此等所谓报纸，本无报格可言，我们殊无庸看重他们而与之斤斤置辩。但果如他们所说中国抗战必败的话，我们倒要反问一句，日本如真有令全中国屈服的本领，何不效法德国，以闪电战略击破华军主力，一举而攻下重庆，把中国政府赶到喜马拉雅山峰，然后让中国军事统帅引咎辞职，由汪兆铭出而主持和议，收拾残局？那时日本固然十足威风，不至于到了三年后的今天，还是想来想去想不出结束事变的办法；汪兆铭也可以名正言顺，不必抹了一个白鼻子，千辛万苦成立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宝贝”组织，到后来还是连自己主子都无法加以承认。 [book_title]豫东伪军反正 （1940年7月2日） 每逢国际局势起变化的时候，手忙脚乱张皇失措的往往只有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兀立于惊涛骇浪之中，那么镇静那么沉着地进行她的扎稳寨打稳仗的抗战军事。如果读报的人没有为世界上其余各处的搅攘所烦惑，则华军最近期内在各战场上的连传捷报，实在是这闷人的空气中唯一使人眉飞色舞的事。 最显著的，如鄂北宜昌方面，赣北南昌方面，湘北岳阳方面，华军各有神速进展，而有将困守日军逐步完成各个包围之势；而前日豫南华军的再度冲入开封，尤其证明华军士气的坚锐与作战的英勇。再就豫东伪军三师团在李志毅赵仁杰首先发动下实行反正一事观之，更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天良灭绝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天生奴才外，即令一时因迫于情势而降志屈节的人，只要有机会到来，也必将努力自赎。日人迫持羁縻的手段，虽能取效于一时，但总不能抹杀他们良心上身为中国人的自觉，当日军的弱点愈益暴露的时候，也就是更多的人弃暗就明的时候。前乎李赵者我们已听见过不少同样的事实，后乎李赵者必将有无数同一处境者闻风踵起，那时不但日军的泥足拔不出来，而且全身也将失其支持而倒陷在泥沼里。这一天该不在远了吧？ [book_title]移交宗卷的失策 （1940年7月3日） 日方与工部局纠缠多时的上海市土地局宗卷问题，已由工部局发表文告，声称将以该项档案宗卷经日本总领事之手移交伪组织。这是工部局对日方的又一让步，而其性质又与以往各种让步不同。因为该项宗卷系由上海市政府于撤退前郑重交给工部局代为保管，在理工部局除了交还原托管人或其所属的中国正式政府外，决不能轻易让其落入别人之手。这次工部局于不直接交与伪方而交与日方一点上，虽然尚能表示其不承认伪组织的明确立场，但日本总领事何人，可以不得原主同意而将受托之物，擅自授受？ 我们原谅工部局在目今处境下的困难，我们对于过去工部局在日方威胁下所放弃的本身权益，虽然表示惋惜，却不忍过事诋责，而此次事件的有负重托，却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失策。侵略者的野心是永无餍足的，日方继此必将有更进一步的无理要求，我们又不能不为工部局此后的应付问题危惧。 听说此次各华董都深明大义，据理力争。虽然他们的正言谠论，打不动兖兖西董诸公之心，然至少可告无罪于华人了。 [book_title]英首相接见苏大使 （1940年7月5日） 英首相丘吉尔前晚接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交谈颇久。我们从路透社简短的电讯中，无由获知谈话的内容，但尽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英苏关系，今后或将有开展可能。 这次欧战发动于苏德协定缔结以后，而这一个不幸协定的缔结，则该归咎于当时英国主政者的短见的观望政策。然而苏德决不是永久的伴侣，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两国原属世仇，又是思想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囊括西欧之后，苏联卧榻之旁，有着这么一位声势汹汹的强邻，岂能安于枕席？近来她在波罗的海的布置及对于罗马尼亚的举动，正就是坚固自己的防线，以期阻遏德国对英“清算”过后的转戈东向。 苏联除一面巩固自己的国防外，倘能获得一个足以替她牵制德国的与国，对于她当然也不无利益。而英国在法国中途退阵后，倘能得苏联为之遥为应援，也可以壮不少声势。我们在此时固不能作过分乐观的推测，但相信全世界反侵略的人士，必将以最大的热诚期望英苏接近之成为事实。 [book_title]英国攫取法军舰 （1940年7月6日） 英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攫取停泊本国各海口的法国军舰，这虽然出于无奈，却也未可厚非，而且毋宁是一种合乎时宜的措置。因为贝当政府现在既已受制德国，一切听命，则此类军舰，必将资德之用，英国能以迅速行动着人先鞭，实为得计。 就各该军舰人员绝少反抗且有一部分高声欢呼一事观之，可知此举不但为英国自己解除腹心之患，亦为舰上的人员解决了他们处境的困难。因为贝当政府的断送国家利权，显然为每个爱好自由独立的法国人民及海陆军人所深感不满，但他们又没有其余合法的领袖可以跟随。与其以自身供德人驱使去攻打友国，当然毋宁在友国的指挥下为恢复祖国的光荣而奋斗。 从丘吉尔一篇声泪交下的演说里，我们看到英国在受了以往一切错误政策的痛苦教训后，已如何痛下决心，坚忍奋斗。从英国攫取法舰一事，更可以看出她已经义无返顾，决没有中途妥协的可能。再就她在远东对日的不屈表示观之，我们相信这一头英国雄狮，已经准备摆脱过去的暮气，立志振作起来了。 [book_title]自强者不藉人助 （1940年7月8日） 英法两国领袖信誓旦旦，携手作战，曾几何时，而法国兵败乞降，贝当亲德内阁成立，最近又因英国截留法舰，而宣布对英绝交了。世事变化至此，令人目迷五色，而在这中间一手旋转乾坤的德元首希特勒氏，也就因此而似乎愈像一个神话中的人物。 然而像希特勒这种人物，无论怎样不平常，决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句，倘没有凡尔赛条约，便不会有希特勒；倘没有德国这样坚毅勤劳的民族，也不会有希特勒。无论世人对希氏的感想如何，而像德国这种自尊自强的人民，即使换了一个领袖，也终必有挣断邻国所加于她的种种束缚的一天。 我们不赞成独裁政治，我们更绝对反对侵略政策，然而像德国于签订屈辱的和约以后，含苦茹辛，埋头苦干，卒于短短数年之间，以一个本身军备权利被剥夺的国家，一跃而雄飞欧陆，夷世仇法国为附庸，使大英帝国也顿敛声威，这该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事实。尤其像正在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见到这种令人感奋的例子，更加可以明了自强者不借藉人助，只要有决心能刻苦，洗辱雪耻的日子决不在远，艰难的环境不过使自己锻炼得更刚强而已。 [book_title]美总统重申门罗主义 （1940年7月9日） 罗斯福总统前晚发表文告，声明美国始终保守门罗主义（注）立场，同时并希望世界上每洲都能树立其门罗主义。要防杜某一洲的人民为他洲所发生的不幸事变的波累，要阻止某一些侵略者野心的无限扩张，我们也相信这是唯一的办法，然而在另一些别有用心者听了，却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罗斯福总统这样的说法，正是在鼓励他们以霸力造成所谓某种新秩序。 然而美国历来奉为传统国策的美洲门罗主义，果真与日本有田外相最近所宣布的“东亚门罗主义”是同一东西吗？门罗主义固然不允许美洲以外的国家干涉美洲的事务，但并不是说美国可以自持雄长，控制全洲各国，以他国的利益牺牲于自己扩展势力的野心之下；同时美洲的事情虽由美洲人自己作主，但欧洲各国在美洲的已有利益，更绝无加以排斥之意。 因此日本的侵略中国和觊觎各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不特不能借门罗主义为幌子，抑且根本与门罗主义的精神相凿枘。罗斯福总统已经光明磊落地宣布“美国不致将属于战败国之群岛加以攫取”了。标榜“东亚门罗主义”者还请三复斯言。 注：门罗主义：是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对外政策原则，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并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编者 [book_title]赫尔声明美国策不变 （1940年7月10日） 罗斯福总统最近所谓门罗主义当推行于欧亚两洲一语，因语焉不详，不无容易令人引起误会之处。平日口口声声高唱“大亚洲主义”的日阀及其御用论客，听了这种话，尤其会觉得适中下怀，而发生了“美国行将不再顾问远东事情”的错觉。 这种错觉，在昨天赫尔国务卿发表补充声明后，可以一扫而空了。赫尔明白声言总统所云，并非表示美国行将改变国策之谓。美国国际政策，素以反侵略为基本信念,现在正当侵略势力日益嚣张之际，美国对付这剧变的世局，所负责任较前尤为艰重，决没有突然放弃平素立场，放任侵略者横行之理。何况门罗主义虽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宗旨，但现今美国自身的权益备受威胁，何能以孤立自安为得计。 至于欧亚两洲门罗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停止一切侵略行动为先决的条件。日本如果以为拉了几个亲手扶植的“宝贝”，在它的指挥驱策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便可以称为“亚洲人处理亚洲”，那是对于门罗主义的莫大污辱，而决非罗斯福总统所能赞同的。 [book_title]苏联向土提通牒 （1940年7月11日） 苏联以大刀阔斧的手段，解决了对罗马尼亚的领土纠纷以后，最近据未证实消息，又有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获得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之说。根据情理推测，此说颇为可能。因为苏联获得这一个据点以后，自黑海至波罗的海的国防外卫线方始全部完成，在目前德义与英国的争霸战正在剧烈展开之际，苏联自不能坐失时机，不于此时有所布置，而授予别人以他日可资攻击的弱点。 苏联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如能早日见诸事实，则对于远东也一定可以有良好的影响。因为她在西陲的防御线既告完成，则尽可高枕无忧，超然于欧战旋涡之外，而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远东。那时侯，恐怕就是像诺蒙亨休战协定一类的面子，也未必再会卖给日方了吧？ [book_title]日本的外交法宝 （1940年7月12日） 这次英国对于日本所提封锁滇缅交通的要求，表示不屈的态度，的确是出乎日人意料之外的。他们见初次的恫吓无效，于是又经驻英大使重光葵之手，再度向英政府警告。据说这位重光葵大使又“重行”提出了这一点，即“英国此种态度，足以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派之气焰，而驱使日本与德意接近”。 看来日本在外交上所卖弄的法宝，也就只有这一点点了。然而在明白日本实情的人看来，日本的至今尚未能与德意“加紧合作”，非真未能忘情与英国，实有其力不从心的苦衷。德意既不稀罕这一个仅图分享利益而吝于出力的盟国，日本倘果真发动海军力量，为德意声援，在目前焦头烂额之际又何能办到？ 英国当局自然不会见不及此，因此像这种无聊的贫弱的恐吓，实无加以重视的必要。我们希望他们能以国际道义为重，坚持一贯的立场，拒绝对日作任何让步。 [book_title]怪哉和谣！ （1940年7月16日） 诸如德驻华大使陶德曼的重返重庆，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琼斯十五日的广播以及类似此者的消息，在一班存心不良意志薄弱的人的简单头脑中，自不免又起一阵骚扰。而这种骚扰，经过相当时期的活跃后，铁一般的事实，必会使他们重归镇静。试想，英德两国，现在欧洲方在作殊死战，他们的利害，根本互相冲突，有利于英者，必有害于德，反之，有利于德者，亦必有害于英。现在他们两国，竟在同时期内，进行同一件事，即调解中日和平。那只说明一点，即日本于一方面想利用欧战，趁火打劫，同时，却泥足深陷，力不从心。他于无办法中，想求出一个办法，于是对德国说，倘使你能帮我调解“事变”，获得成功，那我就可全力参战；同时，也对英国说，倘你希望保全远东利益，不受我的侵害，那你必须先替我做一件事，即助我结束“事变”。总之，他企图利用外交形势，来帮他结束中日战争，来完成他寤寐求之而不得的中日和平。华人看明白这一点以后，当知他们的三年多抗战，已使日本焦头烂额，循至非用种种阴险手段，诱使第三国代向中国乞和不可。这就是中国抗战确已进至最后胜利阶段的铁证。中国休战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此外一切威胁利诱，都不能动摇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 [book_title]英国应严惩星岛总督琼斯 （1940年7月17日） 这次因星岛总督琼斯的广播演说而发端的中日和谣，虽事实上已证明其为全属子虚，但我们对于琼斯的广播的本身，仍不能不认为是英国外交使上最失态的一件事。琼斯发表广播的翌日，我们接读十五日合众社伦敦电，声称伦敦负责方面，“一再声明，英政府于中日两国均愿英国担任调任时，自当出面从事斡旋，但琼斯之广播演说，对于事实，似乎言之过早，须知大英帝国系由伦敦统治而非由星加坡也”。十六日合众社又从伦敦传来消息，声称“顷闻权威界称，星岛行政官琼斯星期日晚广播演说，谓英国方‘以最诚态度之努力’促成中日间之和平，事前未得外交部之商榷”。观此可知英国负责当局对于琼斯越权广播的义愤。真的，琼斯这一次广播，非独使英国的信誉与友谊，在四万五千万决心抗战的中国人民心中，打了一个极大折扣，无形当中，产生英国人最图私利，最不讲信义的印象。 即在美苏两大中立国的人民脑筋当中，亦必产生同样的感觉，认为英国这次的对德作战，归根到底，还只是一种争霸战，谈不上保卫人道，维护文明。否则，为何对于远东这样英勇抗战的中华民族，竟不惜以之为牺牲，而换得自己的苟安呢？这种观感推广开去，谁能担保世界正义人士目前寄予英国的同情，不会从英国方面，逐渐离异，而转移到德意方面去呢？这都是琼斯一席广播的恶果。我们替英国自己着想，实觉英国政府，为维护其本国威信起见，对于越权发表广播的星岛总督琼斯，实有加以严惩处分的必要。 [book_title]无法辩护的错误 （1940年7月19日） 英国不顾自己的国家信誉与全世界正义人士的一致反对，不惜违背在国联大会中郑重通过的“决不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国抗战之行动“的庄严诺言，贸然与日本成立协定，封锁滇缅路的运输，这是英国近年来屈辱外交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使世人明了英国之所谓反侵略者，原来如此！ 为英国此次屈辱行为作辩护的，我们拜读了《远东事务》编者伍德海氏的高论。伍氏自知此举为对国联决议的“严重的违背”，而为“任何有自尊心的英国人所不能认为荣誉与满意的”，然而他却竭力责怪美国，以为英国即使坚决拒绝日本的要求，也决不能盼望美国有何行动，因此她不能单独冒险开罪日本。据伍氏的批评，似乎美国对于英国所发之义愤，是不应该有的。 英美在远东步骤之未能一致，屡为侵略者造就机会。然而这一种错误，在过去大部分应由英国负责。远如九一八事变后，史汀生的建议为英国所拒绝，为今日世界的纷乱种下祸根，这且不必再说；即就去年美国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后，英国如能继起踵行，一定可以给日本一个重大的打击，然而英国始终对日优容忍耐，陪着笑脸，造成让日本步步进逼的机会。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承袭过去的妥协政策而来？ 美国在中立法的束缚下，不惜用尽方法，甚至部分地修改中立法，予英国以种种的援助，这该是无可抹杀的事实。然而现在英国对于美国在远东所严守的政策，非但不予合作，反与之背道而驰；当美国政府当局发表反对封锁滇缅路后，英国竟而悍然不顾，徇日方的诛求。其为背弃信义，助长侵略，决非任何推卸责任之辞所能洗脱，我们倒要看看英国将何以自赎；我们更要看看英国这样“缓和”日本以后，她在远东的地位是否就此稳固了。 [book_title]日海军发言人声明 （1940年7月20） 我们曾经一再指出，对侵略者的让步，适足以招致更大的压迫。果然，英国在牺牲中国的友谊，不顾世人的斥责，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以图换得她在远东的暂时苟安以后，日本海军省发言人已经明白声言此次的协定不能认为满意了。英国将怎样再度餍足日方的愿望呢？ 美国赫尔国务卿对英日协定所发声明，辞严义正，不特表白了美国对于此事的立场，同时也可以代表全世界公道正义的舆论。日本发言人批评此一问题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这句话太费人索解了。滇缅路的交通乃中英两国之事，而与任何和中国有商业来往的国家都有关系，无权顾问的，却是日本。美国对华货运，既大部分有赖于滇缅路，则即就本身的利益言，对于这次的封锁已不能默尔而息；何况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向以尊重中国独立自主与维持门户开放为基本原则，目前英国的行动，一方面足以阻滞中国抗战，因而助长日本灭亡中国的气焰，还说得上尊重中国的独立自主吗？另一方面又阻止美国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帮助日本，排斥美国及其他第三国在华的合法利益，还说得上协同维持门户开放吗？如何可谓与美国无涉呢？ 该发言人一再重述“此乃英日两国之事，与美国无涉”，使我们看出了日方一贯的各个击破的阴谋。已入迷途的英国政治家，如能憬然觉悟今次的失着，彻底改变方针，则事犹可为，否则她在远东的地位江河日下，此后将更无从抵抗日方的步步进迫了。 [book_title]制止恐怖行动 --并向克拉斯诺夫先生致敬！ （1940年7月21日） 工部局总董凯自威氏昨天致函领事团，要求共同制止最近租界内层出不穷的恐怖案件，我们对凯氏之言，实寄予热烈的欢迎与无限的期望。前天《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先生的遭暗杀，和不久前申报馆的被掷弹，事情固然悚人听闻，实际乃无非是某方摧残正义分子，蓄意破坏租界秩序的一贯手段；而这两案的发生于南京伪组织大发其“通缉令”和宣布“驱逐”外国正义人士出境之后，其真相尤昭然若揭。 环伺上海租界的某种黑暗势力，本来惟恐租界不乱。他们实施种种卑劣凶残的恐怖行动，除了去处他们眼中认为不能两立的爱国分子外，并且也希图借此造成一种不安的空气，使租界内安分良民人人自危，而他们则可得到借口，以为租界当局无力量维持界内秩序，以遂其侵占的大欲。在他们此种险恶的存心下，不特善良人民的生命安全失去保障，连他们自己一方面的人也有成为牺牲的可能，穆时英的遇害，即是他们遮眼的苦肉计的一种。 对付此等万恶的恐怖分子，租界当局和各国领事固应严密注视，尽力减少他们活动的机会；而全体市民除了严持镇静，使其摇动人心的目的无由达到之外，更应本嫉恶若仇之旨，与当局密切合作，一经发觉此等害群之马的踪迹，便该不稍姑息，立予检举。像刺张案中波兰人克拉斯诺夫君因追捕凶手，奋不顾身，竟以身殉，这种义烈精神，正是每一个良好公民所应该具有的。 [book_title]替李士群开一清单 （1940年7月29日） 昨天我们在汪兆铭机关报《中华日报》和上海老牌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同时读到了设于著名的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的所谓“政治警察署”的“署长”李士群的谈话，谈话的题目是关于最近备受各方注目的本市恐怖事件问题。据说“租界内之恐怖事件，系‘重庆方面之叛乱分子’所为，此为‘尽人皆知’者”。本来像这种嫁祸他人的说话，原是“伪君子”一贯的无赖伎俩，不过因为像《字林西报》那样素有地位的报纸，也会不辨是非，对此类不负责任的滥语一字不遗地照登，似乎有不得不一正视听的必要。 我们并不想为任何一方开脱，也不想以无中生有的蜚语，归罪于任何一方。这位李士群其人者并未提出他所有的“详密之统计与报告”，以资证明，但我们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凭见闻所及，却愿以“尽人皆知”的事实，替李士群清算一下。 在七月份所发生的几件重要的恐怖事件中，我们第一要举出十六日申报馆的暴徒袭击案。据公共租界捕房发表，该案乃“东亚反共联盟会会员”所为，据被捕的人犯供述，他在闸北加入该会的分会，而总部即在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并经捕房获有徽章为证。 最令人痛心的本月内两桩暗杀事件，一为七月一日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先生的被狙，一为十九日《大美晚报》董事张似旭先生的遇害。二君都是新闻界中的皎皎者，平日一本爱国良心，拥护中国抗建立场，张先生且为伪方所发表“通缉令”中八十三人之一，死于何人之手，不言可喻。又八日有会计师董承标在寓所门首被害事件，董氏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市民，素无私仇，但其居停陶乐勤氏，则亦名列八十三人中，为伪方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物，然则此案之出于误杀，已可想见；而被捕凶手据供来自沪西，更可了然背后指使者之为何如人。 本月内令人注目的绑架案件，前有大同银号总经理杜学展于二日被绑一事。经第一特区法院查获嫌疑犯审讯结果，悉杜氏被拘于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中。廿四廿五及廿七三日，连续发生国医朱鹤皋，中国国货公司经理方液仙，及铸□搪瓷厂经理童世亨的被绑事件，三人被绑的背景虽未能尽悉，但被绑情形各有相同的一点，即三案的匪徒各把汽车向西疾驶而去，所谓向西者何处，不言可知。 此外，匪徒有组织地劫夺巡捕公事手枪，最近不断发生。经英文《大美晚报》探悉，该党匪徒有八十至一百人，巢穴设于极司非而路曹家渡附近。又关于汽车在沪西被劫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有这么许多不法败类在特殊保障下出入租界，为非作恶，租界治安的成为问题，自也无怪其然了。 李士群在该篇盲目放矢的《谈话》中，曾经批评本报所载“侮辱本署（指该伪政治警察署）之造谣文字”，为极严重之“不智行为”。现在我们列举上述的赤裸裸的事实，虽然不免又将被李士群之流归入“侮辱本署之造谣文字”一类中去，但事实最雄辩，我们觉得此外也没有再浪费笔墨的必要了。 [book_title]日反英运动扩大 （1940年7月30日） 我们希望这次英国关于滇缅路问题对日的退让，是英国远东政策上最末一次的外交失策。一面它不但伤害了同患难的友邦中国之感情，并且也招致在各方面足以给她助力的美苏二国的不欢，但同时却显然并未收到缓和日人的效果。相反的，英国对日愈让步，日对英压迫愈甚，近卫新阁的成立，并无足以证明英日关系将有改进的征象，反之，上星期杪英侨十人在日被捕一事，显示日本反英运动已因英国态度的软弱而更趋激烈。 问题是，今后怎样？英国在目前战事中地位困难，不欲在远东开罪日本，这种不得已的苦衷，自为吾人所深谅，可是鉴于此次的教训，可知小心翼翼惟恐获咎的结果，还是不免于难堪，倘再一味以示弱为事，后患何堪设想。以目前的英国而论，独立对日制裁，固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尽可与美苏取获联系，在远东改采鲜明坚强的立场，则日本纵然一向轻视英国的力量，也必有知所畏惧的一日。 英国答应日本封锁滇缅路的期限为三月，三个月后，她有作一个解铃人的勇气吗？为了英国自身的前途，我们在善意地期待着。 [book_title]邱吉尔的警告 （1940年8月5日） 邱吉尔前晚警告英国民众，谓最近外国所传希特勒或未必对英实施闪电战之说，纯系出于德方宣传，用意乃在涣散英国民气，英国人民务须严密戒备，毋因信赖本国实力之坚强与准备之充分而疏懈其注意。 从邱氏上述的谆谆告诫中，我们看到了英国坚强的作战决心：最近若干日中欧洲各线的停滞状态，不过是暴风雨前的短期平静而已。 在远东，情形也正复相类。日本因无法征服中国，乃一面在沦陷区中套上亲善面具，诱惑中国民众，收买无耻文人，组织“中日文化协会”一类的机关来散播毒素；一面更随时放散和平空气，以图分化中国抗战的士气与民心。三年来的事实证明日方此种心劳日拙之举，无往而不失败，因为中国人民都深知他们所需要的和平，必须在自由独立获有保障后方可得到，而决不是在日人支配下的奴隶式的和平，故人民抗战的情绪，只有随着胜利把握日近一日而继续增高。日本在计穷力竭的目前，对于中国人民心理上的进攻，势将愈加无所不用其极，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最后关头，尤宜坚持信心，随时处于警戒状态中，勿为任何邪说所乘。 [book_title]我们反对新闻检查 （1940年8月9日） 本报在昨夜发稿之际，突蒙工部局派员惠临，展询来意，始知系奉命检查本报所载新闻稿件，如有认为文句中有不妥之处，得全部或部分抽去，并将监视本报排印，至印好发卖为止；倘不照办，将受禁止发行的处分。此项办法，据称对本市其他各报也一体施行。上海租界当局对报纸实施检查，据我们所知，似乎尚未前闻。我们虽然谅解工部局方面应付环境困难不得已的苦衷，但我们是一家美商报纸，对于新闻检查制度的憎恶，殆为任何美国人民所同具的感觉，今此项制度，竟加于受民主国家法律保护而恪守正义立场的报纸的头上，实为一椿异常可憾的事。 过去本报对租界当局向抱合作态度，对于局（工部局--编者）方任何意见，无不在不妨碍本报基本立场的原则上，竭诚予以接受。甚至如七月十九日局方通知此后凡来自重庆的一切政治性宣言，一律不准登载，虽然我们认为此种不公道的劝告，未免强人所难，但仍愿在局方的指导下，觅得一两全的出路。昨夜的事情，虽然出于仓卒，事先并未接获局方的正式通知或解释，但我们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拒绝，亦无法拒绝。但我们始终觉得这是开上海新闻界未有之恶例的不幸事实，不能不向工部局明白申请，希望当局对此重加审慎的考虑。 [book_title]这一片片空白 （1940年8月13日） 读者今天翻开本报，但见空白满眼，一定会发生一种异样的感觉。所以然的缘故，明人不必细说，大家心里有数。在我们固然除了对读者深抱不安之外，更感觉说不出的痛心与苦闷；就是执行此种不快工作的两位先生，对此也必深感不快。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这种谁都认为不愉快的事实，只是在当前“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暂时现象。我们极愿谅解当局的困难，但任何形式的检查，毕竟不是我们所能乐于接受。但愿明年今日，读者都能看到他们所欲看到的一切消息，至于这愿望的能否实现，则要看大家的努力了。 [book_title]我们不说漂亮话 --答复爱护本报的读者 （1940年8月14日） 昨天本报与读者见面后，一个下午接到四十三封来信，都是对于本报新闻被检查者抽去一事深致安慰与鼓励。这种可贵的同情，使我们异常感激，也为我们添注不少继续奋斗的勇气。在这些来信中，只有一名署名余田的读者，劝我们“与其受迫，不如停刊”，我们十分体会得到这位读者的激奋的心理，因为那正是我们在受检查时所发生的同样的情绪。但我们不会忘了某方千方百计，向本市舆论界进行破坏工作，甚至不惜利用绑杀恫吓种种卑劣的恐怖手段，无非要达到使我们噤口不声的目的，如果我们真的停刊了，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因此我们认为“与其受迫不如停刊”这种说话虽不失为漂亮，但我们深感于自身责任的重大，在这种窒息苦闷的空气中，尤应在可能范围内，更艰苦地努力下去，非至力竭声嘶，决不罢休。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对于爱护本报的读者们的唯一的答复。今后当我们认为有非登不可的新闻而被迫无法登载时，为了表示坦白，仍将不惜牺牲篇幅，让读者于无言之中体会我们沉痛的心境。 我们在拆阅一封封读者来函时，觉得羊角君所说的话，最足以代表一般读者的反应，特为转录如下： “尚未翻开报纸，触入我眼帘的是一大片空白。平时在这些空白的地方是我所急切要知道的新闻；每天我热望着的精神食粮。可怜！仅有的这些些新闻；这些些精神食粮，现在也遭受克扣了！然而，难道饿死不成？ “熟视搁在膝上二手持着的报，东一块空白，西一块空白，觉得在这种黑暗灰色的场合看见了这种空白，更觉难能可贵，更觉可爱，这空白当然不是编辑者交‘白卷’；相反地，正可表示出编辑者心胸的‘坦白’！ “抽去了些底稿，使这些报纸留下一大片空白。然而当这些空白的报纸飞扬到各处的时候，各人会填进他们心中要说的话，正是这些空白中要说而遭禁止的话。天下有正义和真理。掩住一个人的口，遮不住千万人瞪着的眼。真的，这些空白又好象编者们的‘白眼’，于是千万人瞪着的眼眨了眨，‘明人不必细说，大家心里有数’。有数！ “编者不必心痛也不必苦闷，我们除原谅安慰外，还会鼓励你们的。我们愿意出了钱看空白可以填的报纸，不愿意看那些免费赠阅的‘宝货’，虽然空白，正是‘清白’！白的多有意思！” [book_title]日机滥炸平民区域 （1940年8月22日） 本来空军的作用，其一在掩护陆上部队的进攻，其二在破坏敌方的军事设备，此外据说还可以造成敌方民众的恐怖心理，摧毁其继续抵抗的勇气。日军进攻重庆，事实上既无此可能；历次的大举轰炸，华方军事设备不仅无甚损失，且其轰炸的主要目标亦显不在此；则其意在屠杀平民，妄冀华人因畏战而接受奴隶式的和平，已无疑问。 是的，无数无辜的平民妇孺，是在日机的炸弹下丧生了，原来生息繁茂的住宅区，熙来攘往的商业区，都化成一片瓦砾场，然而日方“武装亲善”的使命果能达到了吗？灾区的人民，目击其庐舍为墟，亲人惨死，孰无人心，不益坚其同仇敌忾之心，对侵略者的残忍加深其愤怒，而愈觉非抗战到底无以雪此奇恨？在中国政府有计划的事先撤退事后救济下，富于毅力的灾区民众，定将愈经磨练而愈为坚强，以其全力支持抗战，协助建国大业的完成，而今日的瓦砾上，必将出现更有活力的新生的都市。 [book_title]悼程振章先生 （1940年8月23日） 中文《大美晚报》编辑程振章先生遇暴以后，伤重不起，终于前日撒手长逝。稍具人心者，无不痛恨暴徒的罪恶，对程先生致其敬悼；而在服务于新闻界的我们，因为感到像程先生这样忠实于新闻事业的人，正是同业中最好的典范，不幸惨死，哀念之情，尤难自已。 熟悉程先生者，都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与外事，根本没有政治色彩，惟知在本位上努力的新闻从业员。对于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暴徒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也许因为程先生太重视新闻记者神圣的天职，不愿违背正义良心，而与他们同流合污的缘故；但我们推测暴徒们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在于想用这种一再使用而失效的卑劣的手段，直接威胁程先生所服务的《大美晚报》，间接恐吓全市拥护正义的新闻界同人。 像这种企图，不仅令人愤怒，且亦幼稚无聊得可笑。大美晚报自开始发行以来，即以立场的严正，报道的正确，取得广大读者的信仰。在恶劣的环境中，它屡次成为暴徒们破坏的目标，前乎程先生而牺牲者，已有朱惺公张似旭二先生，但该报曾未因受此种打击而更易其一贯的铮铮的态度。此次程先生的遇狙，当然也决不会使该报改变初衷，达到暴徒们所预期的目的的。 至于全市新闻界同人，在当前艰难的处境下，本来明知随时随地，生命安全都有遭遇危险的可能，然而经过这几年来的磨练，已经使每个人变得更刚强了。为了发挥新闻的使命，传扬人间的正义，他们都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恶势力相抗争，任何威胁，在所不顾，以往如是，今后亦仍必如是。死了一个同志，不仅不能使他们胆寒，反而因为感到自身责任的加重，而倍增其奋斗的勇气。 这种奋斗决不是徒然的，因为正义的力量必有一天胜过暴力。 [book_title]一吨炸弹的“神威” （1940年8月25日） 日机连续不断轰炸重庆及其附近，平民死二千余人，财产损失达美金一百万元，这一种血淋淋的事实，中国人民将永远铭刻不忘。但日方所得的“收获”，果能抵偿他们所付的代价吗？ 据中国官方估计，自五月十八日至八月十四日止，日轰炸机袭击重庆先后凡三千三百架，掷弹二千五百吨，被华方击落之日机六十四架，共计日方消耗约达美金四千七百万元。 日方以一吨炸弹击毙中国民众一人，就双方物质损失而论，比例为四十七对一。我们从此一事实上，不能不钦佩中国政府防空措置的得宜，能在日机盲目滥炸下，减少平民的死伤数至最少限度，使日方所得远不偿所失。 至于日机轰炸所得的精神上效果，即所谓“摧毁中国民气”这一点，则我们早已说过，是完全等于零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易动怒的民族，但一旦被激，则其誓死不屈的精神，亦远非其他民族所能及，滥肆轰炸是不能使中国民族屈膝的。 [book_title]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割土 （1940年9月3日） 罗马尼亚在德意发号施令式的“仲裁”之下，以外锡尔伐尼亚省北部四万五千方公里的领土割与匈牙利，实逼处此，无力反抗。然其政府则既因自觉愧对国人，拟图辞职（三十一日路透社罗京电）；割让区的士兵乡民，复反对接受该项“判决”，宁愿战死该处（一日合众社罗京电）；罗国各地民众又一致反对放弃寸土，而有大示威运动发生（二日路透社罗京电）。此种人心不死的表示，在中国的“投降论者”看来，自然要嗤为愚不可及，然而稍有良知者，闻之孰不为之感动。 罗国人民此种不屈的精神，虽未必能挽回既成的局势，但至少表示了罗国民族是不甘听人宰割，供人奴役的，凭着这一点精神，即可为将来复兴的基础。他们比不上中国这样拥有广大的国土无限的人力与丰富的资源，他们更不像中国这样只须对付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侵略国家，可是他们尚且不惜流至最后一滴血以捍卫其宝爱的国土，这自然是每一个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民所愿申其钦佩之忱的。 [book_title]又是特别戒严 （1940年9月4日） 昨晚十时后两租界又特别戒严，两租界各交通要道，概用铁丝网堵住，其中真正原因如何，虽因两租界当局没有正式通告，无从知其底细，但据一般推测，或许与昨日刘呐瓯的暗杀案有关。在租界内，某方为欲取得借口，破坏两租界的现状与治安，过去曾行了许多苦肉计，这次究竟是否基于同一作用，明眼人自然明白，我们不愿论断。但既有足资借口的事件发生，租界当局为加强戒备起见，上项措施，是必需的，而且是每个市民所当深表感激的。 直到现在为止，公共租界中区的接防问题，始终没有获得最后解决，有心人正可乘此机会，不择手段，求达他们预期的目的。我们想到这一点，虽觉租界交通路线的堵截，或不免稍感不便，有许多商号，或不免因此之故，在营业上，感受重大损失。但这些都是小事，我们相信上海的市民，都可因为较大的目标，忍受较小的不便，协力与租界当局合作，使宵小之徒，不得稍逞其志。 [book_title]戈林亲自出马 （1940年9月10日） 德国对英伦所施的空中袭击，声势愈来愈猛，前天竟以四千架飞机飞英，对伦敦区域作昼夜不断的轰炸。空战中两方损失的飞机数字，按照双方公布，虽参差甚巨，但合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