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民族文话 [book_author]郑振铎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28483 [book_dec]郑振铎著。1946年2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收《周民族的史话》、《武王伐纣》、《奄徐与淮夷》、《穆王西征记》、《犬戎的兴起》等15篇有关我国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文章 [book_img]Z_18996.jpg [book_title]自序 我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里，经历的“惊风骇浪”实不在少数；但却继续的发展下去；消纳了无数的少数民族，扩大了许多的领域。到了现在，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和其他小民族的一个集体。经过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同化、消纳、混合、迁移的种种阶段，我中华民族已混然的凝为一体；成为不能离间，不能分拆的一个集体。 我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却始终维持着最年青的面貌。我们民族不仅并没有衰老，而且还是最年青的在积极发展着的。——这一个民族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虽然有许多民贼，便利个人的私图，以“家天下”之私心，用尽了间接或直接的方法，来阻碍全民族的发展，来摧残士气，来压抑人民的进步，来剥削人民的生活的权利，然而我们的先哲，我们的无量数的人民，却继续的在重重压迫之下，大无畏的反抗着，呼号着，发展着。像长江大河的东流，没有一个阻碍能够阻止我们民族的整个的生存与发展的。 我们民族是一个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民族；没有一个民贼，没有一次外来的侵略，能够消减了，或减低了我们民族意识的。我们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继续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诚然，我们民族曾经经过了不少的“惊风骇浪”，曾经经过了几个黑暗的时期，然而每一次风平浪静之后，每一个黑暗时期之后，一个更光明的时代便很快的跟着来了。不仅不曾打击着我们的生活力，而且只有更坚定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民族必要而且必能继续的生存下去、发展下去！ 在现在这个异族侵略的时候，我们民族表现得更一致、更勇敢了；回族的勇士们和山东、广西的健儿比肩的在作战；满族、蒙族的长老和有志之士们则在中央共同策划着大政方针。我们现在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一朝一代而争斗着，我们是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争斗着的；我们是整个民族成为一体而一致争斗着的。其意义较历来之对外抗战更为深刻、更为澈底、更为重大。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把往古的仁人、志士、英雄先烈们的抗战故事，特别是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里的，以浅易之辞复述出来，当不会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知道：往哲们是怎样的慷慨激昂的在呼号着，在鼓励着、在抗争着。我们崇敬他们的火般的热情，钢铁般的意志，赴死如归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勇气。我们将在这往昔的伟大的故事、不朽名著里，学习得：该怎样为我们民族而奋斗。气节、人格、信仰乃是三个同意义的名辞，坚定、忠贞、牺牲乃是每个人所应有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读着往哲先民们的故事和名著，乃更坚定了我们的这个信仰。 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日） [book_title]一 周民族的史诗 在晋室东迁以前，我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而向南、向西、向北发展着。 三皇五帝的事，“缙绅先生难言之”。最可靠的史料，直接可得的史料，实始于殷、周民族。惟殷民族的文献，虽经近数十年来的殷墟的发掘工作，而所得过于零碎，且中央研究院所有的重要的收获，也都未发表，所以我们的这个探讨工作，只好开始于周。 在《诗经》里关于民族的史诗很不少。《生民》一篇是写后稷的出生和功业的。后稷为周的始祖，是帝喾之后。周民族以后稷这个“农师”（《吴越春秋》：尧乃拜弃为农师，封之邰。）为始祖，这可说明：周民族已是一个农业的民族；周的时代已进入农业社会的阶段。《公刘》一篇，写公刘避桀迁居于豳的经过。一个农业民族的迁徙，是很不容易的事。故启行之时，必须“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到了豳时，是“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复慎重的“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徹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然后他才“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在《绵》里，写古公亶父的由豳迁岐，也是很有声色的。但在《绵》里，没有说明周民族为什么要由豳迁岐。据《史记》，是因为戎狄的侵略；古公亶父予之财物，但还侵略不已，欲得地与民。他只好偕其私属去豳，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尽复归古公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别邑居之。”《绵》里写古公营筑的事很详细。这时周文化是更进一步了。 古公子季历嗣立，遂以岐为基础，而伐西落鬼戎，伐燕京之戎，克余无之戎，伐始呼翳徒之戎。殷太丁命他为牧师。这时，周民族的兵威是很强盛的。但《诗经·皇矣》一篇里，说季历的，只有第二、第三两章；如说季历的事，只有“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及“其听克明”“王此大邦，克顺克比”的几句话，并没有铺张扬厉的写着他克敌伐戎的故事。 但《皇矣》对于文王却大大的歌颂着。“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这便是为周，也为天下而给打击者以打击的一次战争。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周的疆土是不可侵犯的。经了这次的战争之后，周便“四方以无侮”了。他灭了密（密须）之后，又败耆国，伐邗，更进而灭崇。他还西拒昆夷，北备猃狁，谋武以昭威怀（《周书·序》）。殷纣不得［不］赐以“西伯”之号。关于文王的诗还有《灵台》《文王》等篇。 周民族的发展是很快的；从古公定居于岐，没有多少时候，便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而自命为“大邦”，为“下民之王”。 到了他的儿子武王，便起兵东向，与殷商争夺中原了。 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里，关于武王伐纣的，有《牧誓》一篇；但在《古文尚书》里便多出了《泰誓》三篇，《武成》一篇。在《汲冢周书》里更有《酆谋解》《寤敬解》《和寤解》《武寤解》《克寤解》等篇。这是周民族统治中原的大事业的开始，故铺张扬厉至此。在《诗》里也有《大明》，写伐纣之事。“殷商之旅，其伯如林”，这是写纣兵之众，然而武王有必胜之心。“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万众一心，遂克了纣军，奠定了帝业。还有《武》《桓》《文王有声（下半篇）》《下武》《时迈》等都是颂歌武王的功业的。“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桓》）只有万众一心，才能成就了克殷的大业。 周民族的成功是我中华民族更伟大的成就了向外发展的开始。 [book_title]二 武王伐纣 西伯姬发的势力一天天的大了；终于在民国纪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从孟津渡过黄河，大败纣师于牧野。纣登鹿台自焚死。姬发遂代殷而占领了“中国”，称为武王。其由岐丰出发，东南下而扩张其势力于黄河的中流及下游，正和秦始皇的统一六国的情形有些相同。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今所传的已经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胜者的纪功纪德，而绝无失败者的呼吁。一切关于纣一方面的文献，差不多都已消灭净尽了。因为像孟子们的儒家的夸饰，纣的失败，遂益成为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无道，臣民离心，武王之师一到了牧野，浩浩荡荡的七十万的纣兵便倒戈叛纣，奔溃而散。在《牧誓》里，纣的罪状不过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荣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以今语译之，不过是宠妇废祀，以疏间亲，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罚”，未免有小题大做，越俎代庖之嫌。后来的三篇《泰誓》及《史记》的记载，便硬替纣添做了许多罪恶。好像武王之讨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替民伐罪似的。殷商已灭，纣已失败，还有谁来辨正这些歪曲的记载呢？ 然而在许多古书的记载里，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完全统一。在他们的矛盾之间，我们到可看出这次讨伐战的一些真相来。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语，可见当时那一场战争的激烈异常。孟子因为和他的理论不合，便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 《周书》纪载武王馘俘的数目很惊人。“武王远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一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这记载也许有些涉于夸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则可概见。亡国的民族，自己的历史虽然常被消灭了，然而得胜者的纪功碑，终难一手掩尽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纣书》；明许之琳有《封神传》，皆写殷周二族之战；虽野语小说，人神杂糅，却没有正史那样的歪曲史实。 当时，殷之遗民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已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这恐怕是殷遗民文学里的惟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 以这样的清介之士，当然要叹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说，名为《豆棚闲话》，颇寄托着亡国遗黎的哀痛与呻吟；其中有一则故事，名为《首阳山叔齐变节》，借着叔齐的名字，来嘲骂明末的逸民出来应试求官的故事，所谓“一阵夷齐下首阳”者是。《桃花扇》的最后一句（余韵）借着搜访山林隐逸的皂隶之口，说道：“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正与《豆棚闲话》的作者同一的在讽嘲着那些亡国士大夫。 然而，殷之遗民的叔齐却平空的受到了无妄之灾！ 像伯夷、叔齐那样的遗民在当时一定不少。可惜“历史”是被战胜者所湮没了。 [book_title]三 殷之“顽民” 周武王灭殷七年，殷的“顽民”便又起了一次变乱。——一次苦斗二年的复国运动。所谓“顽民”是周人的说法。在我们看来便是所谓遗民或“义士”。殷虽被灭，纣虽亡，“中原”虽被占领，而殷人复国之心终未死。明人张燧说：“夫以怀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愤不已，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况六百年仁恩之如渗漉者战！”（《千百年眼》卷一）这话是很公平的。 《史记》谓：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这里面恐怕有文章。所谓“殷之馀民”便是被馘之余的殷民，被一古脑儿赶到邶去。虽仍以禄父（武庚）为其领袖，却派管，蔡二叔在紧紧的监视着他。其防卫之方，不可谓不严密。 然而，禄父必是一个有心人，或可以说是，像越王勾践一类的人，其左右也必定有“能人”。我们看，他竟会把管、蔡二叔说服，和他成了一气；把奄人、徐人和淮夷都结成了联盟的关系，而周人却始终未曾提防到这，可见其手段的如何高强。 等到武王一死，成王还幼（只有十三岁）周公居冢宰摄政，他的机会便到了。管蔡乃流言于国，说是：“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辞位避居于东。这方法是很利害的。或是禄父用巧言挑动管蔡二叔的倒周公而代之吧。张隧说道：“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鲁。”而其实，主动的人却是武庚。他们在当时，声势相当的盛，“东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所谓山东大抵皆是反者也。” 这时候，武庚们必有几篇慷慨激昂的好文章，如今却都被湮没了。所谓周公居东所做的《七月》等诗篇都不大可靠，然而《大诰》一篇却是可靠的。这是《牧誓》一类的誓师词。“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便是所谓斩草除根意。 周公奉成王命征东。这次“殷顽”和周师的战争必定是很艰苦的。盖历二年而始“毕定”。然而徐戎淮夷终于是不会完全被灭除，——虽然武庚和管叔是被杀了；蔡叔是被放了。 咏东征的诗，见于《诗经》的，有两首，一是《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这是征人的诗，当时战争之烈，于此可见。一是《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这是行役之去远征于外，怀念室家，恨不得奔驰而归。然而在三年不见之后，却见到他的“人”嫁给了别一家。这首美好的诗篇，恐怕不见得与周公东征之事有关。 最可惜的是，史料和文献皆被战胜者所湮灭无踪，我们对于“殷顽”所写作的好文章，却连一个字也见不到！ 在小说里，《列国志传》里提到过这个“殷顽”复国运动的经过，却写得很草率，与正史无甚不同。元人郑光祖著《周公辅成王》杂剧（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所写的也不怎么高明。总之一切史料，连后人写的“剧本”都在内，全都是以“周公”为中心的；而“殷顽”的可泣可歌的二年苦闷的复国史，却在我们文学里没有一点痕迹留下来。 [book_title]四 奄、徐与淮夷 周民族向东南不断的扩张其势力。武王灭殷后，迁“殷之余民”于邶。邶就是现在河南的邶县境。周的壤土开始和江淮一带、东南沿海一带相接。当地的土著，大为不安。周的威力渐渐的有向徐淮及山东东南部地方伸张之姿态。 武庚利用着这一种威胁，很容易的便联合了东境的奄人（其遗址现在山东曲阜县东），东南境的淮夷（“淮、扬二府近海之地皆是”〔胡渭〕，即今江苏北部）及徐人（其遗址在今安徽泗县北）共同起兵抗周。这联军起兵之时是成王二年（公元前一一一六年）奄、徐及淮军进入了邶，和殷军会师。但不久便遭了败北。奄、徐、淮各军皆退守本境，但周军追了过来，目的想直攻到淮泗。可是力量不够，只到了山东曲阜境，灭了奄，迁奄君于蒲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就算了。周把奄地给了鲁国。但对于徐淮二夷却暂时改取守势。 但周民族始终没有忘记了这东南的肥沃之土地。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一〇九二年）于越来宾。这表示着周民族已远远的和在大江之南的越民族通声气。康王十六年（公元前一〇六三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其巡狩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于是，不到百年，大政治家的周穆王便勾结了楚人去伐徐。这一段故事很有戏剧性。 这时的徐君，名偃，他的母亲为徐宫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滨。为鹄苍（人名）衔归独狐母家，覆煖之，遂孵成儿。徐君宫中闻之，便又取他回来。长而仁智，袭徐君国。他野心很大，欲舟行上国，乃沟通陈蔡之间。这开辟运河的工程是很巨大的。他得木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以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多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他的势力渐渐的扩大。 周穆王感觉到他的威胁（《后汉书》云：“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此事不见他书，恐不可靠），便命造父御骥之乘，一日而至楚，令伐徐。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 当王孙厉劝楚王伐徐时，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犹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楚王遂与师伐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见《说苑》）这教训是很可以深长思之的！ 徐偃王之败在穆王三十五年（公元前九六七年），但就在这一年，楚人便欲北上窥周。亏得被毛伯迁败之于泲，方才阻止了他们的侵入。然而楚人问鼎之心已始于此。 穆王也会南征，至于九江，伐越（公元前九六五年），会诸侯于涂山（公元前九六三年）。涂山在今安徽怀远县境东南。可见周民族的力量这时已经达到了淮河流域。 但淮夷的势力还不会失坠，徐夷也不会全灭。周厉王三年（公元前八七六年）淮夷便会大举西侵，到了洛阳。 周宣王即位不久，周的兵力才复振。宣王六年（公元前八二二年），王命召虎伐淮夷，又伐徐人。在《诗经》里曾留下了几篇重要的记功诗。《江汉》写的是召虎平淮夷事：“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常武》写的是讨伐徐人的事：“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徐淮二夷既平，周民族东南方的威胁便消除了。到了春秋时候，成为周民族之敌人的，在北方有犬戎，在南方便只有荆楚了。 [book_title]五 穆王西征记 周穆王即位于民国纪元前二千九百十二年。他是一位很有野心的大政治家。在《尚书》里，他写过《君牙》，写过《冏命》，写过《吕刑》。他即位时，年已五十，所以世故很深。他的统治是战战兢兢的，“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君牙》）“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冏命》）其目的乃在“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见《君牙》。《君牙》《冏命》均见古文《尚书》）但在《吕刑》（今文《尚书》）里，他却说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他的统治者的面目是很狰狞的；他是把持着绝对的“君”的独裁权力的。 他的最大的政治上的成功是南灭徐，北征犬戎，西巡狩至于西王母之邦。他的西征的故事尤为当时的奇迹，旷古所未有的盛举。关于这故事会成为很有趣味的传说；在《穆天子传》里有了很详细的记载。在《列子》里，周穆王的故事也成为很动人的好几个篇页。 但最早的记载则见于《春秋左氏传》（昭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祁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只宫。”祈招之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 《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三年（民国前二九〇〇年）西征于青乌之所憩。十七年（民国前二八九六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见，宾于昭宫。” 《史记·赵世家》云：“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这和《说苑》及《后汉书》之以徐为楚王所灭者不同。惟《后汉书》谓：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与此说有些关系） 根据《竹书纪年》之所记，是穆王西征了两次；一次是十三年，到了“青乌之所憩”，一次是十七年，到了昆仑丘，见西王母。但在同一年，西王母也便来中国答拜他。可见西王母之国，离中国并不远。但根据《穆天子传》，则穆王西征的路程相当的辽远。他所走的路，凡“三万有五千里”计“自宗周瀍水（在洛阳西北）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纡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球泽、昆仑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乌氏春山，三百里。东北还至于群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囗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囗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乃还东南，复至于阳纡，七千里，还归于周，三千里”。假如穆王西征果然是驰着千里马的话（穆王有八骏，“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见《拾遗记》）那末这三万五千里路的往返，在一年半载里完成之，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是带着许多军队或从人走的（“天子命王属休”“属六师之人”，均见《穆天子传》）。他们决不会日驰千里或四五百里的。而且，西征的道途并不怎么好走；过河道，越山岭，甚至须横度沙漠。大约古代传说，只是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而后人却把这“周行”的故事附会得更有趣，夸饰得更离奇了。《穆天子传》还只说他西征了三万五千里，而《竹书纪年》则曰：“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穆天子传》所记的还都是人事，而《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则有“穆王大起九师，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之语。其他《列子》《述异记》《拾遗记》等书所述，怪异更多。所以，在穆王西征的许多传说里，《穆天子传》还是最可靠的最近于“人”而远于“神”的一部书。它和《禹贡》同为最古的地理书，比之《十洲记》一类的“方士”的梦话可注意得多。 根据《穆天子传》，我们可以知道，穆王的西征，只是亲邻的政策的表现。故到处都受欢迎。在北循沱滹河阳而到了犬戎地方时，犬戎胡觞之。他到了䣙人的地方，河宗之子孙䣙柏綮迎接着他。河宗柏天也逆他于燕然之山，他到了赤乌。赤乌之人其献酒千斛。他到了西王母之邦，则觞于瑶池之上。几乎到处的被欢迎。他的西征和张骞的通西域恐怕有同样的作用。而情形则全殊了。如果我们执《穆天子传》和明人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一对读，则更觉得古今人之如何不相及了。 对于西方的诸民族，周室大约一向是维持着很友好的关系的。所谓河宗或河伯便是黄河西段（在河套一带）的一个很有势力的河神的祭帅吧。故他可以直呼“穆满”（穆王不一定是死后的谥号；汤及姬发都曾自称为“武”）。他受天子之璧而西向沈璧于河，“视陈牛马豕羊”。通过了这河宗氏的关系，河宗伯天乃作了向导，“乘渠黄之来，为天子先以极西土。”而春山以西之赤乌乘则夙与周室有和亲关系。赤乌之人兀，还献二好女于穆王，列为嬖人。穆王且很得意的说过：“赤乌氏美人之地也，瑶玉之所在也。”他经过西王母之邦，与西王母以诗相赠答。西王母道：“将子无死，尚能再来。”穆王则答之曰：“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关于西王母的传说纷纭不一。《山海经·西山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大似一个女神或女巫，和河宗伯天的性质有些相同。在《穆天子传》里，西王母自己说：“我惟帝女。”好像是自以“上帝”之女自命。（顾实的《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以西王母为穆王之女，实过于武断。）正和一个女祭师之口吻相合。明胡应麟却以为“西王母不过女真，彡姐，八百媳妇之类”，是以西王母为一民族。但据《穆传》，“她”实在是“个人”之名，和河宗伯天，及赤乌之人“兀”相同。她在西方大约是相当的有势力，和河宗伯天之在河套一带相同。后来的许多传说和神话，把西王母更神化了；她成为一个仪态万方的庄严的女仙之主；在《拾遗记》里已把西王母说成“升云而去”的一个神；其后的《列仙传》《集异录》《汉武内传》《三教搜神大全》《仙佛奇踪》等类的宗教书里，都把她抬得更高；甚至平空造出了一个东王公和她相对配；这是很可笑的。 穆王所休憩、所经过的地方，像悬圃，像玄池，像瑶池，都已成为神话中的名胜之区了。 穆王最后到了“旷原”，率六师之人大猎于旷野，“得获无疆，鸟兽绝群”。后驻于羽陵，“赁车受载”，开始东归。惟不循原来的路线。他向东向南走。他曾经过了沙漠。这是西征时所未经过的。他在沙漠中缺水喝。有“七萃之士”名高奔戎的，“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穆王觉得很美，乃赐奔戎佩玉一只。后来，他别了河宗伯天。仍与犬戎胡相酬觞。这时，他所走的道路和原来西征的已很相近。他“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父为御，南征翔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很多人都把《穆天子传》里所有的地名来引证今之地名。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顾实著《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以及H.Yule的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E. J. Eitol译的《穆天子传》等书，均以为穆王曾到过波斯。他们或以西王母即为波斯之襄西陀（Jumchid）王，或以为西王母即阿剌伯之示波女王（Saba）顾实且以为西王母系穆王之女而嫁于波斯国者，其西征之终点羽陵，则即为今日波兰之华沙（Warszawa）。这些话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观于汉代通西域之困难，以及西域的人种，国家的复杂，可证《穆天子传》里的经游各地，不会是今日之西域，或今日之土耳其斯坦；更不会是波斯及波兰。其中，所经历的各地，似都与中国有久远的亲交关系。这在地理上与时代的关系上均不会是土耳其斯坦其乃至波斯、波兰诸地的。这是不可不能的！《穆天子传》的经游道里的数字的记载当有夸大失实之处。大约穆王所到的，最远不会超过今日的阴山山派以北，昆仑山脉以西的。他归途所经的“沙衍”，大约便是今日戈壁沙漠的东南边境；他所大猎的“旷原”，大约便是今日内蒙古或青海的大草原。他恐怕根本上没有度过昆仑山脉，度过大戈壁的可能。他所经游的只是在今日河套的前后，即今日陕西以外的甘肃、宁夏、绥远的一带。这恐怕是周民族势力或文化所及的最远的西陲了。一切过于夸大史实的附会，恐怕全都是好奇之过，其失实正和后人之以西王。母为群仙之“母”正同。 [book_title]六 犬戎的兴起 周室最大的边患的敌人是犬戎。周平王在民国前二六八一年的东迁，便是为了避免犬戎的压迫。犬戎之名，初见于《国语》及《穆天子传》。韦氏《国语解》道：“犬戎，西戎之别名也，在荒服之中。”但据《穆天子传》的所述，犬戎所居的地方，是在今山西太原（晋阳）一带。也许他们的势力是更向西伸张开去。把犬戎的地位放在中国的西北部，即今山西、绥远、甘肃一带大约是不会错的。 但犬戎之出现，却还在穆王之前。“犬”与畎，混及倱均是一音之变。《尚书大传》提及文王“四年伐畎夷”，《史记·匈奴传》亦有“西伯伐畎夷”“陇以西有畎戎”语，《毛诗·大雅绵》里有“混夷駾矣”语，是犬戎、混夷、畎夷、畎戎，均为同一之种族。《史记匈奴传》把犬戎也混合的叙及。“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玁狁），荤粥（獯粥）”，均为匈奴之古名。犬戎当亦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之一，和猃狁恐怕是同一族的。因为逐水草而居，故居无定处；凡燕北至甘肃西的草原上都是他们的驰骋之地。《史记》均把他们并入《匈奴传》中，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个游牧民族很早的便为周室之大患。公刘邑于豳，至亶父而为戎狄所迫，亡走岐下。所谓戎狄，便是混夷，也便是犬戎。后百余年，西伯昌方才有力量去伐他。自武王至穆王二百余年，周民族与犬戎均维持友好关系，各不相犯。《穆天子传》里所举的犬戎胡与穆王相酬酢的事是很可能的。但《国语》则谓：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竹书纪年》也记着： 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并公利，逢公固从王伐犬戎。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似穆王十二年确有征伐犬戎之举。惟这一年的冬天，恐怕就是穆王西征的开始，正和《穆天子传》子戎胡觞穆王的事相合。“征”固可作巡狩解；“伐”即“征”，恐怕也不会真是讨伐的。《国语》有“且观之兵”一语，疑是率“六师之人”到那边去耀武阅兵之意。否则，兴师征伐的结果，而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恐不会有那样的傻人傻事。 穆王以后，在懿王时，西戎曾侵镐，虢公曾北伐犬戎。在孝王时，曾命申侯伐西戎。在夷王时，虢公曾伐太原之戎。所谓西戎，所谓太原之戎，当皆是犬戎。中国和犬戎有了交涉，恐也始于此时。 宣王的时候（公元前八二七——公元前七八二年），周民族的兵威复振。他曾命秦仲伐西戎；命尹吉甫伐玁狁。 狁为患中国之烈，可于《诗·小雅·采薇》一篇见之。“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玁狁正在寇边，怎么能够安居呢？“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王事辛劳，不敢安居，而只好仆仆道路之间；一切都是为了玁狁为患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由春至冬，未得休息，谁还明白服兵役者之苦呢？ 在《诗·小雅·六月》一篇里，那气象便大不同了。这诗人不是悲感的而是激扬的；这是得胜者的歌声而不是失败者的哀吟。“六月棲棲，戎事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这气魄和《秦风》之“修我戈予，与子同仇”很相同。这时，狁已经侵略到“镐及方”，而“至于泾阳”（今甘肃平凉县西），于是周师迎击之，“至于太原”（这可证明玁狁也便是所谓太原戎）。 在《诗·小雅·采芑》里，也有“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语。这时，周室的兵力仅足以御玁狁，而不令其入境而已，故《诗·小雅·采芑》里的话还没有征徐淮二夷的诗篇之赫赫夸大。至宣王末年，又曾伐过太原之戎，却不克而退。 到了宣王子幽王时，申侯因王废其女申后之故而勾结犬戎入寇。中国后来历史上的石敬瑭和吴三桂颇与申侯此举相同。犬戎杀幽王骊山下，虏其后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民国前二六八二年）。卫武公及诸侯乃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平王。平王戄犬戎的压迫而东迁于洛邑。这便是东周的开始。 许多《诗经》里的悲愤诗讽刺诗，大约都是作于这个东迁时代的。 终春秋之世，犬戎或西戎为患于中国不止。所谓齐桓，晋文，秦穆的霸业，也全都是以尊王攘夷为目标。 [book_title]七 “齐桓晋文之事” 周室东迁以后，中央政府的力量几乎完全失坠，而各地方的诸侯又各自维持着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权，对于外来敌人们的侵略是很难阻挡得住的。故“南蛮”的楚子竟敢于兴问周鼎轻重之心，而后来孔子一想到了当时险恶可危的中国的情况，便不禁的要赞叹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被发左祍”是戎狄之服式，也便是玁狁或犬戎的服式。假如不是管仲出来的话，恐怕中国真要成为匈奴的附庸，中原或将早于晋室南迁一千多年前而沦陷于异族之手。 管仲相桓公，所以要“九合诸侯”者，其目的全在“尊王攘夷”；想要联合或统一中国的力量以抵抗蛮族的侵略。所谓会盟，便是缔结同盟的会集。恐怕在这时代，只有“敌忾同仇”和“夏夷之防”的号召，才能联合或统一了当时的地方的武力。原来，这些盟会不仅用来对付西北方的戎狄，也要用来对付南方的强敌“荆楚”的。故《诗·鲁颂·閟宫》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以戎狄和荆舒并举，可见“荆舒”在南方强大起来，而复欲侵入中原，也是春秋时代的大患之一。晋文的霸业便在于打败了楚师的一举。可是楚人很快的便汉化了。便挤入了中国诸侯之列，很快的便也成为五霸之一，且也以盟会为号召了。中国的诸侯便渐渐的忘记了楚是异族之一。她是完全同化于中国了。不见于《诗经》十五国风的“楚辞”与“楚歌”很快的便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骄子。 齐居山东，擅鱼盐之利。管仲相桓公，以富国强兵为务。他对桓公说，改革了内政之后，有了肯同死的战士三万人，便可以“以诛无道，以屏周室”了（《国语》）。他“有革车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遂南征伐楚。”（见《国语》。《管子·小匡》谓：“南至吴越、巴、牂河、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所记与此略同而颇加夸饰。）但未战，便与楚子和。鲁庄公三十年（民国前一五七五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管子·小匡》云：“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拘秦夏。”）。“斩孤竹而南归海滨。”（《国语》）这一次远征，他是很冒险的。齐军营“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韩非子》）他归后，还献山戎的俘虏于鲁（孤竹曾使人请助于鲁）不久，（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言于桓公道：“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请救邢。”齐遂合诸侯救邢，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左传》） 他又当“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远”。（《管子》，《国语》亦有“西征攘白翟之地”语） 他的霸业，实不在于安内而在于攘外。 《管子》一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实则，为战国时人所假托。然与《周官》实同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理想家的杰作。我们如以《管子》与《国语》里所记的管仲事相对读，可知作者所记也并不是全无依据的。 齐桓公死（民国前二五五四年）不久，而有宋襄公者，想继桓公之霸业而“合诸侯”。但他一出马便为楚人所执。不久，释之。郑伯与楚和亲，到了楚国去。宋襄公因此伐郑。楚人出兵救郑，与宋人战于泓。襄公不乘楚人未济及未成列击之，失掉了战胜的机会，遂败退。楚以是益强盛，其兵力足迫胁中原。 晋文公继之，（民国前二五四七年立）而遂以攘楚为事。这时，宋、郑皆势弱。宋附于晋；郑则依违于晋楚之间。民国前二五四三年，楚伐宋，晋救之。晋楚二军遂战于城濮（今河南陈留县）。文公这一边并不是孤单的；他连合了齐师，宋师及秦师，声势很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写这次战役很有声色，为古代有名的大战役的描写之一。城濮战后，郑伯便也与晋盟而绝楚。 [book_title]八 王子带之乱 在城濮之战前的四年（民国前二五四六年），晋文公尝平王子带之乱，迎襄王于郑。“王入于成周，遂定于郏。”这是晋文公的霸业之始，而这一役也便是“尊王攘夷”的一役。 子带之乱是周民族最可痛心的一次内乱。子带为周襄王之异母弟，其母惠后，以宠于惠王，故襄王畏之。民国前二五六〇年的夏天，王子带勾引了扬拒，泉众，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连师伐戎以救周。到了秋天，晋侯乃逐退了戎人。这是申侯以后第二次的勾结外寇以冀达到把握政权的大欲。可是，也同样的失败了。第二年，襄王乃讨王子带。王子带奔齐。齐侯想替王子带求和于王，以王怒未息，齐使仲孙湫未言而归。但戎难始终未已。诸侯合兵戍周，以御戎师。过了近十年，襄王方才复召王子带回京师，但到了第三年（民国前二五四八年），却又来了一个大变动。 这一年，襄王怒郑人，却勾结了狄人去伐郑。这是周民族之王第一次和狄人正式的合作。这狄人恐怕便是戎，恐怕是通过了王子带的关系而勾结成功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富辰力争以为不可。他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且夫兄弟之怨，不徵于它。徵于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义；弃亲即翟，不祥；以怨报德，不仁。”王不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那一年的夏天，狄师代郑，取栎。王德狄人而以其女为后。富辰又谏之而不听。后王废翟后。翟人勾结了颓叔桃子及王子带，以狄师攻王。王出奔郑。子带乃自立为王，娶襄王所废翟后，同居于温。襄王对于狄师的来侵，并不抵抗，惟富辰和其属御之而死。 这一段富于戏剧性的史实，《左传》和《国语》都记载得详细。 这是民国前二五四七——民国前二五四六年间的事。这时，秦师集于河上，将纳王入周。狐偃言于晋文公道：“求诸侯莫如勤王。”文公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上之翟以求东道。他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即王子带）于温，杀之于隰城。王子带之乱遂平。王与文公以阳樊、温原、穳茅之田。文公以兵力围阳樊，伐原，取温，皆获之。以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 对于狄人的处置如何，史书里却没有记载。大约狄人是全师而退；文公却也不敢去追击他们。观于他的“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翟”之举，可知中国的兵力已不足以控制戎狄。较之齐桓公之“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时的情形又不同了。这时，大约只有御之之方而无讨之之力。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乃不得不胡服骑射，以夏变夷，以图生存了。只有秦人的战斗力还足以雄足视西北陲。 [book_title]九 秦穆公的霸业 秦居西北，迫近戎狄。民风以强悍见称。周宣王时，秦仲伐西戎，不克，为所杀。平王东迁时，秦襄公逐去犬戎，占有了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秦遂大强起来。到了德公，徒于雍。他们始终在西陲，为中国之屏藩，其新兴的锐气大有像周民族初起时的情形。在《诗经·秦风》里，豪强之风跃然如见。而《无衣》一诗，尤为执戈矛以御邦国的最好的战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备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备我甲兵，与子偕行。 那样的同胞感，洋溢于纸上，实是秦民个个所同具的。 到了秦穆公的时候，遂开始有侵略中原，拓土西畴之雄心，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正像周民族在王季和文王的时代一样。 穆公以五羖羊皮从楚人那里赎了百里奚来，用他为谋主。秦师灭了芮又要潜师取郑（这是公元前六二七年的事）。到了滑，郑商人弦高矫君命犒师。穆公知其有备，灭滑而还。晋文公那时刚死不久，晋人欲袭秦师。先轸说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遂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等三帅。但晋侯却释了孟明等回秦。穆公素服郊次，向师而哭，深自引咎。复使孟明为政。第二年，秦师又与晋师战于彭衙，败绩。但到了第三年，穆公又率师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秦誓》作于此时。但书序则以为作于由殽败归之时）。 此后，他便专力于经营西戎。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的祖先是晋人，逃入了戎地。由余还能说晋语。穆公使人设法要降了由余。他以由余为谋主，用其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号为“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使也是因“攘”外而得到了成功的。 当时环同于秦地的西北境者，据《史记》说，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穆公所服的便是“西戎八国”。 韩非子写戎王（大约是八国中之一）的失败原因很合理。穆王使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见其女乐而说之。设酒张饮，日以听乐。终岁不迁，牛马半死”（《史记》作“终年不还”，无“牛马半死”句，大误）。这便是以中国的高等文化来诱惑这些游牧民族的。戎人沉醉于女乐，终年不迁移，牛马自然要死亡半数，而其力量也因以大弱。遂为秦所灭。因了由余熟悉西戎诸国的兵势与其地形，别的戎族或小国便也都很容易的为秦国所“服”了。汉民族的拓土西陲，当始于此时。汉代张骞们的功迹，只是竟秦人未竟之功而已。 [book_title]十 弦高救郑 当秦穆公出师东向，欲袭郑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发生。像弱小的郑国，所以能够经春秋之世而不即亡者，必有其所以立国之道。郑居天下之中，四达之区，故多经营商业者。其民多爱国，虽处于“两大之间”，经历了许多次的风波，而终于每次都得恢复国家。而商人弦高的救国，尤为不朽的爱国英雄的行为（《高士传》云：“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这话是不可靠。高本来是一个大商人，春秋的新兴阶级之一，并非隐居不仕的）。 秦师的伐郑，由于杞子的作内应。杞子告秦说：郑的北门之管是他所掌。“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遂出师。 秦师到了滑，郑商人弦高带了货物到周去做买卖，恰好遇见了他们。弦高知道他们过周而东，其目的一定是在袭郑，立刻便遣他的同伴奚施归告，一面却矫了郑伯之命，以璧犒劳，膳以十二牛。他对秦帅说道：“‘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以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唯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敢犒从者’！如果从者不弃敝邑而见过，则‘居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秦师知其有备，乃率师而还。而郑伯得到了这消息，也便逐杞子而去之（参《左传》与《吕氏春秋》）。 大商人弦高便这样以他的资力与智力救全了他的祖国。 《淮南子》说：“郑伯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遂以其属徒东夷，终身不反。”不知有何依据。恐怕是附会之辞。 [book_title]十一 楚民族的霸业 楚为熊姓，所占据的地方在今长江中流，即两湖的一带。他们并不是周的同族。在春秋以前，不曾与中原诸国有什么交涉。中原的人以蛮夷目之；他们自己也以蛮夷自居（《史记》卷四十：“熊渠曰：我蛮夷也。”）。《诗经》的十五国风里没有“楚风”。 《诗·采芑》云：“征伐玁狁，蛮荆来威。”又《閟宫》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均以楚和玁狁等类齐观。 但到了春秋时代，楚民族很快的便吸收了周民族的文化；很快的便进入了中原诸国的争霸的局面上来，很快的便表现出他们的蕴蓄着的灿烂的精光来。到了战国，楚文化达到了最高峰。楚国的人才号为极盛。而中原诸国也早已引为同“道”。忘其为“非我族类”了。 楚民族先后灭国五十八；他们向北向东而发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二十八年），后乃侵略到江淮间诸国。 晋文公的霸业奠定于城濮之战。而这一战便是阻遏楚民族的北进的。 楚、晋成了世仇。楚庄王与晋战于邲，胜之。楚遂代晋而成为盟主。 在这时候，楚民族是竭力在吸收中原文化。竭力在模仿中原的礼仪与习俗，竭力要想脱离了蛮夷之风而与中原人同化。 在《左传》及后来的《吕氏春秋》《新序》《说苑》等书里，作者们对于楚民族的“华”化，都是记载得很详细，而且很同情的。 楚穆王时，楚的威力及于北方的陈、蔡、郑、宋诸国。已有代晋而为盟主之概。及庄王立，霸业遂成；俨然成为“天下”之主盟者了。 庄王极力的要效法桓文，为仁义之言，树立盟主的威信，完全脱去了蛮夷之风而近于中国。这是他的进攻的策略之一，使中原诸国渐渐忘记了他们的“非我族类”。故他可以争霸于中原而不至于致诸国共同的对抗。他既灭了陈，而复封之，说是“不贪其富”；而陈自此附庸于楚。他已经入了郑，却立刻便与郑和，说是“其君下人”，郑也遂不大敌视楚了。他围困了宋，却又与之盟而退师，盟道：“我无尔诈，尔无我虞。”而宋人也便不大防御他了。先兵而后礼，这是他的惯技。明知不能占领而知机即退，这是最可怕的侵略的技术。 关于楚庄王的故事差不多成了一个“传说丛”。从他即位后的“三年不语”的故事起，每一个故事都是很可爱的。他成了古代最雋妙的一个“传说丛”中的中心人物了。 庄王立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伍举入谏。以隐语说之，曰：“有鸟在于於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史记》作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群臣大悦。 庄子好狩猎。樊姬谏，不止。乃不食禽兽之肉。王改过，勤于政事。有一次，王听朝，回宫得很晏。樊姬问饥倦否。王曰：与贤者语，不知饥倦也。姬问贤者是谁。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问故。姬曰：“妾闻虞丘子相楚十余年，所荐非子弟则族昆弟。未闻进贤退不肖。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明日以姬语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使人迎孙叔敖而进之。王以为令尹，治楚三年，而庄王以霸楚（见《列女传》）。 关于孙叔敖的出仕，其传说也不止一篇。孙叔敖便是：儿时杀两头蛇的。 庄王赏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王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余人皆绝去其冠缨。后晋与楚战，果得绝缨者之死力而胜晋（见《说苑》）。 庄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败酒，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将军子重谏。王曰：请有酒投之士，有食馈之贤（见《王孙子》）。 雨雪，楚庄王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使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见《尸子》）。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恐怕是把楚民族的可述的故事都集中到楚庄王一人的身上了；正像善必归尧舜，恶必归桀纣一样。这可见楚民族原来和中原诸国相隔绝，虽一旦交涉频繁起来，而对于楚事究竟不大明了。只好找一个最著名的人物来寄托或附会这些传说了。 [book_title]十二 子产的内政与外交 郑为周的同姓诸侯。从姬友（郑桓公）初封于郑，便成为周室的屏卫。到了庄公，开始与周不睦。文公以后，郑的国力渐渐的衰弱了，甚至依违于晋、楚二国之间，成了一个附庸之国；——楚强则依楚，晋强则盟晋。事大国是很困难的。时时引起了无谓的纠纷，而受到压迫。内政又是很不安定。当子产立为卿的时候，正是简公怒其相子孔的专权而诛之，情形相当的混乱的时期。子产为郑成公少子。名公孙侨。他初欲辞政，以为“国小而伛，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但当他一执政，便好像农夫的耕田，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他问政于然明。然明道：“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他的为政差不多是根据了这句话的。他道：“唯为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 当封建的时候，贵族宗子专擅着政权，老百姓除了出财出力（赋役）之外，是什么权利都不能享受的。只要统治者略略的清明，赏罚相当的公正，他们便已感满足了。子产的政治见解正针对这个贵族专权时代而发挥的。 他要大家都守“法”（一个国家必须有上下共同遵守的法律），便首先铸刑书。他一味以“法”治，郑人不习惯于这种“法”治的严正的条例。他从政一年，“与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禇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了三年，他们却又诵之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这是他的治迹的成效。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主张毁了它。子产道：“其所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他毕竟是相当开明的。在这样的相当开明的法治之下，郑国便开始安定了。 国内一安定，他便专意的对外。 郑国的外交最难。附楚则晋怨，附晋则楚怒。依违于两大国之间，而且他们往往诛求无厌，责备无端。但在子产当政这一个时代却对付晋、楚得很好。他因为国内的安定，所以对外比较的强硬，有立场，并不是一味的屈伏与依附。《吕氏春秋》说过一件故事。晋人欲攻郑叫叔向去聘问。子产为之诗道：“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叔向归，道：“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 其实，子产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其力还是足以左右晋、楚的霸业。他守中立，不偏袒于一国，他们便也不敢去逼他。终他的一生，郑国不曾有过严重的外患。 子产是一个意志很坚强的人物，他觉得对的事，任怎样也不肯变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这是如何的一位爱国的大政治家的气度！ 这位大政治家成为春秋时代的许多“为政”的故事的中心人物。恐怕有一部分是附会上去的。 郑公要叫伊何做一邑之长官。他道：叫他去学学，便更能“知治”了。但子产根本反对从政而后学的。他道：“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也正像“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 后来，以诗赋求士，以科举求士，都是强以未学为政的人而使之从政的。千年来整个政治的黑暗，不上规道，这也是原因之一。 子产之惠在爱民。孔子道：“子产以所乘之与济冬涉者，是爱无教也。”子产死，孔子为之出涕道：“古之遗爱也。”郑人也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 他成为一个模范的大政治家。“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一句话成为从政者的一句不朽的格言。 [book_title]十三 柳下惠之介 孟子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尽心上》）又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万章下》）他律己甚严，这便是“介”，处世圆融，这便是“和”。“介”与“和”并不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 柳下惠（展禽）之“介”可于“岑鼎”一事见之。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勿信，以为柳下惠以为“是”，则受之。鲁君请于柳下惠。他答道：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吕氏春秋》）。这便是他的“介”。他虽“和”，但有他自己不可侵犯的“国”境。他是有所不为的！ “柳下惠为上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这便是柳下惠，一个爱国的政治家的最低限度的信仰。他不怕“三黜”，他不耻下位，只是诚诚恳恳的做他自己应做的事，为他自己的国家而做事。 他处于群众之中，和而不同。孟子道：“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公孙丑上》）《列女传》所叙的，也和《孟子》相同。 由于这个描状，便发展出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一个传说。 《孔子家语》说道，鲁人有独处一室的。“邻之嫠妇亦独处一室。夜暴风雨至，嫠妇室坏，趋而托焉。鲁人闭户而不纳。”嫠妇道：“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建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这大约便是关于坐怀不乱的传说的一个开始。 公元前六三四年（鲁僖公二十六年）齐伐鲁。鲁人命展喜犒帅。喜对齐侯说的一套外交辞令是受命于柳下惠的。这个重要的外交，终于因对付的得法而免避了实际的兵祸。齐侯许为平而还。关于这件事，《左传》《国语》《说苑》均记载之。《左传》只说受命于柳下惠。《国语》则把柳下惠的地位抬得高些。到了《说苑》则东见齐侯的变成是柳下惠他自己了。这可见“传说”之如何变异与演化。 柳下惠死，他的妻诔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诚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容，不疆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永能厉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列女传》）这足够说明这个政治家的面目了。 符子（《绎史》引）说：“邻人谓展禽曰：鲁聘夫子，夫子三黜无忧，何也？禽曰：春风鼓，百草敷蔚，我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时之悲欣，荣辱岂吾心之忧喜。”这不似柳下惠的话。这是后人的附会。 [book_title]十四 晏子相齐 晏平仲的传说，在很早的时候便成了一个中心。他差不多成了一个模范的“贤”臣。《晏子》一书是集合这些传说的大成的。《管子》是有系统的政治书，《晏子》却是很漂亮的因势利导的“谏”书，是“末”世或“衰”世的一部书。他恰好是产生在苏秦、张仪之前的一个不同时代的人物。他和孔子同时；他和孔子都是有用世之心的。孔子有他自己的“理想国”，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他却是一个没有深远的理想而有切实的“匡世”之智谋的“贤”臣。他历事齐之三君（灵公、庄公、景公），都是所谓“暗主”。但他却能以讽谏补救之。当时的老百姓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已感得满足了，故便把这一类“贤”臣的传说集合于他的一身，正如将楚国“名”王的故事集合于楚王的一身一样。 他在“荒淫无耻”的时代，代表了仅存的“清明”之气，汉民族的传统的道德。 晏子治东阿三年，而毁闻于国。景公不悦，欲免之。晏子请复治阿三年。三年后，果誉闻于国。景公贺之。但晏子很不高兴的对道：当他初治东阿时，嘱托不行，货赂不至，民无饥者。但贵人及左右却恶而毁之。这三年来，嘱托行，货赂至，多便利权家，民饥者过半，而誉闻于君。“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景公知其贤，乃任以国政。齐以大治（见《晏子》及《说苑》）。这故事反映出当时贵族政治的黑暗与不平。 齐侯问晏子道：“忠臣之事君也，何若？”他答道：“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这话大出齐侯意外。他道：“言而见用，终身无难，是不必死。谏而见从，终身不亡，是不必送。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为也。”（《新序》）这完全是“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大政治家的见解。 他立身至洁，自奉至俭。为齐相，中食而肉不足。景公知道了这事，将割地封之。他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厚取之君，是不忠，且不智。十升之布，脱粟之食，足矣。景公道：“昔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晏子道：“婴闻之，圣人千应，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晏子》） 他荐田穰苴，而齐之国势赖以复振（《史记》）。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道：“君蓄勇力之士，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恐搏之不得，刺之不中。晏子乃以二桃馈三士，使之自斗，皆自创而死（《晏子》）。这两个故事流传得很广。在《列国志传》及《新列国志》里都会讲到。而元无名氏的杂剧《田穰苴伐晋兴齐》（有脉望馆钞校本），把晏子之荐穰苴写得尤为着力。 荐贤举善是吾心，安邦治国访知音。 全行仁义施忠政，留得清名贯古今。 《古今小说》里有话本《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一篇，却是写他施计除掉公孙接等三勇士的。他被写得很冷酷无情。其实，他是一心为社稷的，对于田穰苴与一勇之夫的公孙接等之间，其分别，他是看得很清楚的。穰苴是将才，公孙接等却是匹夫之勇，“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反是祸国之徒。去之正是为了国家的安宁。但经那篇话本那样一描写，读者们的同情却寄托于“三士”的一方面了。 关于晏子最有名的故事，是“使楚”时的一则漂亮的对话。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道：“使至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他从大门入见楚王。王道：“齐无人耶？”晏子道：“齐人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道：“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道：“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耳。”（《说苑》） 敦煌石室发现的一篇《晏子赋》（见《敦煌掇琐》）便是写这个故事的；不过以为他是使梁；对话也多出不少。大约一部分是从托名于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演变出来的；一部分却从《三国志·蜀志》吴使张温问天，秦宓答辩不穷一则故事演变出来的。 但晏子之成为一个民间的英雄，一个传说的中心却不是偶然的。在那个贵族专政的时代，像这样的一个忠国爱民，勇于讽谏，富于智计，肯替老百姓们说几句话的“贤”臣，自然会成为一代的口碑的集中点了。 [book_title]十五 大教育家孔子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并不是一位宗教主。他是苏格拉底，不是耶稣，也不是乔答摩。他是澈头澈尾的一位人世间的人。在他的一生里，一点的神秘的气分也没有。他最爱人间。他道：“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虽不是一位澈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语怪力乱神”。他“敬鬼神而远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热忱于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盘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于“文、武、周公”之时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他同情于同时代的大政治家子产和晏平仲。他有热烈的救世之心，虽其方式不像后来的墨翟的摩顶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终于无所成而归。归后，便专心于从事教育事业。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学术”是被把握被封锁在贵族们手上的。到了他之后，才把“学问”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变化。《论语》里有一段话，形容他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话道：“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们怎样的信仰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象中的古代的黄金时代的政治为根据的。这种想象，其实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构成的。他看不起当时的从政者。子贡问道：“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针对着当时腐败的贵族政治而发的。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曰：其身正，不合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的整个政治学建筑在“贤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为主。对于执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惮三言四言之。在当时，这样的耿直的议论已非当世执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栖栖惶惶的奔走于四方而一无所遇。在早期，他还不十分热心从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但渐渐的便觉得要救世便非从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是他的自信。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他总想求在政治上一试，甚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佛肸（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但他并不是一味“热中”于政治。他是有所执着，有所不为的。他以宗周为第一义。他是“圣之时者”，总是针对着当时的局面而发言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又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他明白当时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软弱而地方的势力太大。一方面国力消耗于内战。一方面外患之迫来，一天天的紧张，却无以抵御。所以他处处主张宗周，主张维持传统的政治中心，主张维持古代的礼乐。“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当他们三家（孟孙、叔孙、季孙）举行祭礼于撒祭物时，僭歌《周颂》里的《雍》，孔子也不为不高兴，以为这是天子之乐，“奚取于三家之堂！”又当陈成子弑简公（鲁哀公十四年）时，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宪问》） 他所以如此熟切的要求尊重传统的权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权力以对外。他对于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够传统一中国的力量以对外，最为称道。然而他自己却是周游天下而一无所成的。他以无比的坚忍与热诚周游天下，要行其道。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而荷蒉遇孔子之门的人，听见他击磬的声音，道：“有心哉，击磬乎！”却又批评曰：“鄙哉，砼砼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见《宪问》）他们都是“道”不行则隐的主张者。像楚狂接舆简直的在劝孔子可以退休了。“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在长沮桀溺的一段话中，尤可使人注意：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为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人既不能和鸟兽同群，则始终乱人世间的人，便非爱这世不可，当乱世，便非救这世不可。孔子的这个意见是雪亮的，可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这一段话足够说明孔子之“道”的定义，足够说明他的如何针对着当时“陪臣执国命”的可痛的政况而对症发药。 他曾一度为季氏史。后鲁定公以他为中都宰，为司空，且为大司寇。定公十年齐鲁有夹谷之会。要不是孔子坚执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主张，那一次会鲁是要吃大亏的。后来，孔子以大司寇摄相事，诛了乱政的大夫少正卯。但不久，鲁君便疏远了他。他离鲁出游。 他被斥于齐，被逐于宋卫，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复反鲁。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这一年是鲁哀公十一年。他已经在外面飘流到数十年了。 但他在飘流的时候，却无地无时不在学习，不在搜集文化资料，也无时无地不在施教。跟随在他左右的子弟们很多。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贡，弟子来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他们仿佛都是第一次向学术睁开眼睛，第一次有机会受到最早的最伟大的讲学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为什么会感到学术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后，从宋襄公一派相传下来，原来是公族，被华氏所迫而出奔于鲁。他出时，他父亲已死。所以，他贫且贱，是一个十足的在没落中的贵族阶级。因为他还是这个贵族阶级里的人，所以他有获得及搜集传统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学不倦，各地的史记、学术几有集中于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贵族阶级没落的时代；贵族们的荒淫无耻，横征暴敛，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而商业的发达，使商人们的地位逐渐增高。贵族们的家臣或陪臣们——其出身大多数是老百姓，少数是没落的贵族——的势力也逐渐的加强了。这些新兴的阶级的产生和农民们的相当觉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诗经》里的诗，像“彼公子兮不素餐兮”之类都是代表农民们的愤呼悲号的；《诗经》里农歌之多，也足以见当时农民们力量的逐渐为“学者”所认识）。正蕴酿着一个伟大的转变的时代。而他，孔子，却是适当其时的把贵族的文化集拢了来而传布到一般人民的阶层里去的一位最伟大的讲学者。他的讲学上的成功正可与他屡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败正对比。他之所以成为“百世师”，便在他的解放了“学问”，使老百姓们都有得到“学问”的机会。在他的三千弟子里，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很少。从他以后，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哲学时代方才产生出来，而这些大学者们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贵族。 他在知识的传布之外，首要养成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大人物。所以他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又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又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宪问》）又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这些教训都是最肯定的在动乱时代的箴言。 他所要养成的“君子”，所要训练的“士”，便是最坚贞不动摇的人物，便是“杀身成仁”的先驱者，便是动乱时代的柱石，便是“中流”的砥柱，而决不是无耻的动摇的份子。 所以孔子是不能被利用的；孔子的教训和学说是不能被窜取、修改的。凡是“孔子之徒”都是一个“君子”，一个坚贞的“士”。凡出卖民族利益的，操守不坚定的，口仁义而行若盗贼的，虽然每每自命为“孔子之徒”，自命为孔道的宣扬者，而实则正是孔子所欲“诛之”者的。 孔子和孔子之“道”，自汉以来，便为民贼们叔孙通们所利用，所袭取，所变质，根本上并不是他的真面目。 孔子是一个最热烈的爱中国者；在政治上失败了之后，他便以第一个讲学者的面目出现于中国历史上，要在“文化”上致力。 他自己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这是他为学的经过。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这是他的最好的自述。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子曰：贤者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者回也！（《雍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不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 这些话都是珠玉，都是为学者的最好的良箴。而他自己为学之勤，也可于此见之。他论《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彬彬矣。”“子入大庙，每事问”（《八佾》）。他能够把贵族文化集合了拢来，把《书》《礼》《诗》《易》《春秋》，都编定了下来，正是他艰苦从学的结果。他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这是他的愤语；他所最看不起的便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阳货》在《论语》里，有赞颂孔子的话不少。达巷党人道：“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仪封人见到了孔子之后，出来说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这里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正指他是文化的传道者。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里所谓“斯‘文’”，便是“文化”之谓。他集合古代文化于一身，其生命确是异常的重要！他的不幸，便是整个古代文化的不幸！他之所以称“天”者，在他那时代，运命的信仰是普遍的，当然，他也不能是绝对的例外。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张》）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和韩愈的颂李白、杜甫：“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同样的意义。 司马迁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圣矣！”战国以后，“孔子之徒”，在实际上便成了古代文化的“典守”者了。 把孔子成为一个宗教主，一个“巫师”般的人物，把许多怪诞的传说和神话涂附于孔子的身上，全都是汉以来的胡闹的把戏。在那里的孔子，是被利用了，被变质了的。 孔子是苏格拉底，不是释迦，不是耶稣，不是默哈默特。他是最爱人世间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大政治家，一个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但绝对的不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关于孔子的言行生平，《论语》是最可靠的（但已有一部分为后人所增饰）。《史记》上的《孔子世家》几乎全依据于《论语》。《家语》《集语》及《阙里志》等附会已不少。而明人蔡复赏的《孔圣全书》多至三十五卷（《四库存目》，予藏有此书）。差不多把关于孔子的一文一语都搜罗在内。但当然，把无数怪诞的传说也都搜罗于中了。又曾见明嘉靖、隆庆间刊行的一部关于孔子的演义（《孔子平话》（？）鄞冯氏藏），万历间刊行的一部《孔圣周游列国大成麒麟记》传奇，写得都还比较的谨慎。至于像《孙武子雷砲兴兵救孔圣》（鼓词，明末清初版）一类的书，便荒唐得不值一顾了。 [book_title]跋 右《民族文话》十五则，皆系作于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春夏间者。前七则，发表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后八则，则发表于《鲁迅风》上。那时候，国军已经西撤，上海变得小得可怜，只剩下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二区，还可以有小小的自由。其实也只是大家相濡以沫，无人能知命在何时。后来，环境更加恶劣了，《鲁迅风》终不得不停刊，我的《文话》便也不再写下去。我那时候用的是“源新”的笔名，曾经逐则剪贴起来。“十二·八”时，连同他稿，托徐调孚先生代为保存。历经变乱，幸得保全，不得不感谢调孚先生的热忱与好意！敬于此谢之！ 这部《文话》原想写到民国初年为止，不料是写到孔子便中断了下来。但像这样的写法。似乎还不算陈腐。自己校读了一遍，也颇为喜悦，便这样的集成一本薄轶，再行与读者们相见。 我自己很喜欢“春秋”的时代，所以写这时代的“话”特别多。这已不是什么“诗话”“文话”类的东西了，大类关于周民族的一部分的简史。有许多比较难懂的文句，本来应该加以注解，因为没有什么工夫，只好照原样的让她印出。 从这《文话》中断后，我已不大在什么公开的刊物上写文章，自“十二·八”后，我简直是“绝笔”不弹此调。 今日能够再以此书与读者们相见，诚是感触万端。“胜利”带来了“新生”。且让这旧的《文话》做一个过去的结果吧。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郑振铎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