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涴漫的狱中日记 [book_author]瞿秋白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类书文集,文集,完结 [book_length]52151 [book_dec]散文。瞿秋白著。作于1923年8月，收于《赤都心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文章开头谎称考古学家新近在东西大陆上发现许多古代文件，其中有距今3006年的狱中日记一页，然后以日记的形式，巧妙地点明“二七”大罢工的时间、地点，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决心和统治阶级斗争到底，自信“什么好的世界都可以造得成，一两个曹贼挡得住么?”同时，也写了敌人的残忍，他们到处杀人，把血淋淋的人头挂起。文章揭露北洋军阀镇压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罪行，同时歌颂工人们团结战斗、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构思曲折奇特，寓庄于谐，具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理想色彩。 [book_img]Z_19046.jpg [book_title]涴漫的狱中日记 考古学家新近在东亚大陆上发见许多古代文件。那地方本来“人”迹稀少，毒蛇猛兽横行；现在还是莽莽苍苍，一片凄凉荒芜的秽土，白骨如山的堆积着，满地是毒虫的旧穴，可惜也塞满了泥沙，——这是洪水之后的遗迹。要想考察地下的化石及地面的废址，来研究此地古时的社会，真正不容易。至于那些文件——当然都是烂纸破簿，水痕涴漫，还有乱七八糟，泥污血染的“鸟兽之迹”，实在难以看清楚，加以上面所写的文字，又像埃及古字似的所谓象形字。——很要像拿破仑第一征埃及时那些学者的刻苦研究一番。果然，这些文件之中居然有几位东亚语族学家考究出一张破烂的文字。 这张纸还是1923年（2月7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狱中日记的一页；单是这一个“狱”字就很费考据，至今还没有能详细知道此字的定义。听说这几位学者不久就要发表一篇细密考证的文章，将登在《东亚古史研究》杂志的《猛兽时代号》上；我这里先把这一页日记的“白文”发表，学者已经研求出来的，至于模糊处及残破处只得暂缺。那些学者的笺注亦暂不刊布，因为他们自己说研究尚未成熟，可以缓些发表。 “……好不容易我们办到如此的成绩！这一次我们非得大家集合起……我们长辛店…… 二月 我这一气非同小可！（姓吴的老五总说我学着写日记，还是套《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滥调，从此以后我再也写不了。）非同小可！……这个地方又不像牢监，又不像……真气闷。曹贼真正可恶！哼，不过一时得意罢，我们几百万几千万人现在不过刚想团结；这一股气已经直冲出来，大家勇的很呢，什么好的世界都可以造得成，一两个曹贼挡得住么？捉了我们几人就有用么？还有那不要脸的，自己从前说是帮助我们工人的，现在就是他的兵先杀人。我们自己伙里明白人本也不多，他们这么一来，倒也好……教训，大家长了不少知识…… 老五可怜呵。我们在厂里，在车站上，一天做十点钟，他在会里一天到晚十六个钟头也不止，时时刻刻的麻烦不了。我们下了工到会里还要大家商量事情，——乏得很。可是以前我是像死人似的；从那时起，就不同了：——我现在厂里，看大家兄弟们一块儿做事，仿佛一团和气；无论轮机声怎响，——愈响愈妙，——我总听得见似乎有人喊着：‘这就结连起来，就结连起来！’老五的人真可爱，他说得明白，讲得出此中的道理，我自己反不如他说得透彻。 老五从小又没吃过这样的苦……他是念书人。我问他，他还生气，常常说：‘你们怎么不明白！咱们的事大得很，各方面都要人才，都要干。我不穿这样的衣，吃这样的饭，那能住在这里？譬如还有别的几位同志他们有应办的事，便不能如此，又是一种……这也……” “唉！副军……可恶。看不见了。写不得了。好臭！” “奇怪！他们竟是开玩笑。今天突然间带我们到刑场上去……愤气……什么都忘了，‘我们之后还有不少人呢；不说现时的工人多不过，国内此后将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几万万……杀得净么？’我只觉得那时眼光是直的，耳里听得声响分外的清楚。四五天没见天日了，今天刑场却成了我的天日！街上走的人，有我们的同事，我似乎看见他们眼睛里……面色白得……白得可以显出我们这几万人的心，几万人的力量。副军又怎么样？又回到监狱里了。不杀？哼！ 听说前天扬子江边我们的人被杀了不少，……又听说‘大家’都走开了。怎么了？我想那一个人头（姓林的），血淋淋的挂在……睡梦中都可以看得见那切齿忿恨的形容，听得见那天昏地暗的一片惨呼的声音。呵。什么！无缘无故三十多人杀了，弹死了。我们不怕！我们这里也是这样。——那时我记得，一望过去，只见：簇簇的人头拥住了那穿金丝绣的洋服的。‘开枪！’……惨呵！难道这还是人的声音。不是！是军官的声音。可不是么？那天当夜我们就来了。你看，老五袜都没有穿，……呼呼的冷风，乌黑的深夜里，跣着脚…… 前天看牢的忽然给我们松了一松刑具。两个月不能写日记了…… “今天老五对我说，他前天递出去一封信……他说：‘笑话！谁说唯物论的人没有人的感情！更大！外边有人替我们干得利害。我又写信劝大家不要尽为我们忙……’老五满身生了疮，我亦是如此，一两月来搬了几个地方，挨了打不少数。有两位站了站笼，我们手铐脚镣带着，肩了大枷……我是皮破肉绽，精神恍惚得不了。老五却还精细明了，吃了这些苦，竟还想得到……” 1923年8月9日。 [book_title]多余的话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瞿秋白 1935，5，17于汀州狱中。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安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了（1917夏），当时并不知道我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1918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1919年底1920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了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1920年8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1921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1923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的委员等），而1925年1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于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1927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1927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1926年年底及1927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想望着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1927年7月到1928年5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的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的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得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1928年6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罢，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1930年9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所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中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问得。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的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方面也是十几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不可形容的重厌（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1931年1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刚满36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算我今年是38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1919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1926年走到最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1920年直到1931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经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得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么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炼啊！ 或者，这不仅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睿韶还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的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继续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40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觉察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被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翻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着（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够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一至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的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辨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久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至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我想，假定我还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只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的研究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时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濑漠〔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么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有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宣〔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过一道，作为预备，其他，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1928—1930），那是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1932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1923年到1927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是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的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论〕著之中包含着怎样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1930年，我虽然在国际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智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觉得反而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想不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的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么简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担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更进一步的关口，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确的。武汉分共之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的秋收暴动（1927），到11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无〔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一般的革命形势，从1927年3月底英、义〔美〕、日帝国主义者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来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1927年10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路线，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的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念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严重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1929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的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1929年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俸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的任务之中，最重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之间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1930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斯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抑制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之后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的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错误路线，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实是觉的自己没有把握保持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党的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的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工作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可以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末，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致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员。我呢，像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担。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研究——到这时候才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可以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1934年1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2月5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负了一部的工作，虽然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却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熊〔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的争辨〔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革命奋斗，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一些，说“奋斗”是实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却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杀〔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 1935，5，20。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所用之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咏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得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智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使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但是也会改正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智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抓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智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消闲的工具。究竟在那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智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得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却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同三层楼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连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还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凶凶〔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候仿佛很急〔激〕烈，其实我是最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急〔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再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觉〔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为甚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会总有的。即使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它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板〕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像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了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则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有〔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智识和累坠〔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智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候，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是清理一本账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那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的，我学着比较精细的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着〔看〕了一些，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这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一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本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这窠是始终做不成的。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好〔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情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的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做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1932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的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的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宣〔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1919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到〔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1931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出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的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得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闭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1935，5，22 [book_title]致郭沫若 沫若：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望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相。新闻记者的好奇是往往有点出奇的，其实还不是为着“哄动”观众。可怜的我们，有点像马戏院里野兽。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吧？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意料之中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就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的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偶然写些关于文艺问题的小文章，也是半路出家的外行话。我早就“猜到了”我自己毕竟不是一个战士，无论在那一战线上。 这期间看到了你的甲骨文字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也终于经不起了。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 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翻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还记得在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做温暖的记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瞿秋白1935，5，28汀州狱中。 [book_title]世纪末的悲哀 时代也是有主人的：对于有些人这是世纪末；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也许是世纪初——黄金时代的开始呢。然而，黄金时代虽然不远，却不是这么容易达到的。这要经过血污池，奈河桥，刀山，油锅，以及……一切种种这类的东西。这条路上——到黄金时代的路上，究竟是悲哀，是痛苦，是兴奋，是快乐，是痛快？这都是又当别论，不在乱谈之列。 只说世纪末的人们的确充满着悲哀，实在“可怜”！ 世纪末的人原本是都有“怕血症”的，一见着这么几点儿血渍，他就战栗着，痉挛着……吓得个半死不活。呵！神经衰弱的时代呵！但是，神经衰弱的人之中，有些因为得病的病根来得特别，他们会一跳起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突然变成空前的，而且一定绝后的勇敢。怕血症会变成渴血症。天在旋转着，地在震荡着，洪水泛滥着，火山爆裂着，牛马怒吼着……这是什么？是世界的末日到了？驾驭这个世界的上帝，就雇用那些神经衰弱而又勇敢得空前绝后的人，来支持这个世界。也许正因为受着上帝的雇用，所以变得这么勇敢。他们张大了吃人的血口，他们实在口渴得很，他们专门要吃奴隶牛马的血，他们想把黄河扬子江似的血都喝干净。他们正在哼哈着，叱咤着，叫喊着，要叫出古代的英雄，要叫出三代的道统，要叫出民族的精魂，来救命，来……叫着的是：“天下孰能一之？曰：唯有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样的叫喊，真像黑夜里小孩子的叫喊，越是叫得响，越是因为他们的胆怯，这是自欺欺人的叫喊，不过想要掩饰自己的害怕，盖住内心的悲哀，世纪末的悲哀。这是悲哀得发狂了。 同时，世纪末的人们之中，有些却很忠实于自己的怕血症。他们像兔子一样的“聪明”：把自己的头和美丽的血红的眼睛，躲在自己的脚爪底下，就自以为别人不看见它了，因为它看不见别人了。他们死也不肯走出“象牙之塔”，也许“走出了象牙之塔”，又走进了“水晶之宫”。象牙塔和水晶宫还不是一样的建筑在血肉模糊的骷髅场上？但是你不知道，在象牙塔和水晶宫的里面，始终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这里有肉感，有爱神，有……这里是多么清闲，又多么孤寂，这里多么潇洒，又多么怅惘！即使不幸谪出了象牙塔和水晶宫，也还会吹箫吴市，做个风雅乞丐。一样可以有牢骚，有落拓……等等的诗境和灵感。所有这些上帝御选的人们，总不免要口中念念有词，哼哼唧唧。这是些什么神秘的咒语，还是白天说梦话？不是的。这是仙人传授的口诀，念着可以解救世界末日的劫数。如果奴隶牛马也会这样高尚，也会学着哼哼唧唧，那么，天下的一切怨气都可以宣泄净尽，再也不会有什么天崩地陷的灾祸。是的，这并不是无病的呻吟。病就在于世纪末，病就在于世纪末的悲哀，那是衷心不可救药的无穷无尽的悲哀。这也是悲哀得发狂了。 发狂的病是有好些种，上面讲的，就是武痴和文痴的分别。如果豺狼猫狗的万牲园看厌了的话，那么，不妨看看这文痴武痴的疯人院，倒也怪有趣的。 [book_title]水陆道场 讣告 绝肖罪孽深重，祸延笔名陈笑峰，于中华民国1931年除夕横死歪寝。为此特建水陆道场超度众生，继续乱弹。该道场之欧化名称系风雷水火三教九流鬼神人物鸟兽鱼虫展览会——A Universal Gallery。谨此讣闻。 并非子司马今泣血稽颡 民族的灵魂 黄昏之后。新月已经上来了，连无限好的夕阳都已经落山了。只有阴森森的鬼气。大门口的石狮子都皱着眉头，它们的真正厚到万分的脸皮上淌着冰冷的眼泪。 昏暗的黑漆漆的大门口，先发现两星红火，——这是两枝香；跟着，一盏灯笼出现了，灯笼的火光是那么摇荡着，禁不起风似的缩头缩脑，可是，因为周围是乌黑的，所以还勉强看得出那油纸灯笼上印着的三个字：“×国府”。 听罢：那些打着灯笼捧着香的人一递一声的叫应着： “阿狗！回来罢！阿狗，……快快儿的回来……罢！” “回来了！回……来了！” 这是读者先生家乡的一种……一种什么呢？——一种“宗教仪式”。据说，人病了，是他的灵魂儿落掉了，落在街上，甚至于落在荒山野地。所以要这样叫他，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装着病人的灵魂答应着。又据说，这样一叫一应，病人的病就会好的。这种宗教仪式，叫做叫魂。自然，这种叫魂的公式，不一定是阿狗可以用，阿猫也可以用，阿牛阿马都可以用。 听说所谓民族也有灵魂。因此很自然的，这位民族先生生病了，也非得实行叫魂不可。 民族先生的病的确不轻。读者先生的贵处有一种传说，说阴间有刀山，有油锅，有奈河桥，有血污池；甚至于人的“生魂”也会到这种精致而巧妙的地狱里去受罪。譬如说，阴间的阎王把你用一只钩子吊住脊骨挂在梁上，那你在阳间就要“疽发背死”。现在这位民族先生的“生魂”，大概是被某一殿的阎王割掉了一只手臂。他在哀求着其他的九殿阎王救命；可是，这些阎王也正在准备着刀锯斧钺，油锅炮烙，大家商量着怎样来瓜分脔割。因此，民族先生的病状就来得个格外奇特。 于是乎叫魂也就不能够不格外奇特的去叫。听着：“七张八嘴一声叫两声应的，把千年百代的十八代祖宗的魂都叫了出来，把半死不活的行尸走肉的魂也叫了出来，甚至于把洪水以前的猢狲精的魂也叫了出来。什么曾国藩，吴大溅，邓世昌……这些千奇百怪的魂。据说，都是民族的灵魂；又据说，这些灵魂叫回来之后，民族的病就会好的。 看罢：这是些什么灵魂？——第一批，是从汤山双龙庵式的特别改良的监狱里叫出姓李的姓胡的姓居的……等类的郁郁幽魂；是从通缉令之下叫出姓阎的姓冯的……等类的耿耿忠魂。第二批，是从北洋小站叫出孙传芳，张宗昌，段祺瑞……等类的在野军魂；是从苏杭天堂叫出庄蕴宽，李根源，董康……等类的耆老绅魂。第三批，是从中日之战的战场上叫出吴大溅，邓世昌……等类的鬼魂。第四批，是从明朝倭寇骚乱的义冢地上叫出王某李某……等类的盗魂。第五批，是从西湖的精忠岳庙里叫出岳武穆的神魂。第六批，是从《三国演义》里叫出诸葛亮的穿着八卦道袍拿着鹅毛羽扇的仙魂。第七批，是要请地质学家在发见殷周甲骨文字的地层再往下掘，掘出所谓黄帝的精魂。哈哈，这位“炎黄胄裔”的民族，真不愧为五千年的老寿星，它居然有这么许多灵魂！ 可是，这位老寿星病得个要死要活，还在这里叫魂，究竟它叫些什么？叫了来干吗？原来民族先生最痛心的，并不是日本阎王割掉了它的一只手臂，而是它自己没有出息，做不成功十殿阎王的一只手臂，替他们去抓赤化的活泼泼的一万七千万人的生魂。如果它能够做到这种大功德的话，它相信自己就一定不会到地狱里去受罪的。因此，它特别哀痛的叫着梁忠甲韩光第的冤魂。自然，还要加上张辉瓒等类的孤魂。 这样说来，叫了这些忠魂，幽魂，军魂，绅魂，鬼魂，盗魂，神魂，仙魂，精魂，冤魂，孤魂来，为的是要发扬民族的灵魂，——就是民族的意识。这民族的意识是什么？民族先生的生魂马占山回答得最清楚： 奴耕婢织各称其职， 为国杀贼职在军人。 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的的确确不错，如果我们把上面所叫的那些灵魂审查一下，那一批不是为着拥护奴婢制度而斗争的！？好个“伟大的”岳武穆，他死了还会显圣，叫牛皋等不准抵抗秦桧，不冷犯上作乱，他自己宁可遵守无抵抗主义的十二道金牌，把中国的领土让给金国，而不肯违背奴隶主的命令（见《岳传》）。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这种灵魂和精神，必须叫回来： “一切种种的鬼魂，回来罢！” “回来了！” 流氓尼德 欧洲资产阶级的老祖宗是海盗出身。那时候他们的所谓做生意，老实说，实在是很浪漫谛克的：一只手拿着算盘，一只手拿着宝剑，做生意做到那里，也就是抢到那里。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等等已经是大规模的海盗队了。后来，他们一天天的肥胖起来，大家要搭绅士架子，于是乎有所谓市场道德。这也许是他们的福气。因为当时世界还没有瓜分完结，所以抢劫的地方，范围很大，在自己家里尽可以装着斯斯文文的样子，据说要每个人拿出“真本事”来，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十分露骨的霸占，撞骗，投机……是不行的。这所谓“真本事”，当然是剥削剩余价值的本事，要拿出来的东西，老老实实是成本轻，价钱便宜，货色道地。跟着，政治上也有所谓立宪人权……国会制度。道地的国会制度——现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差不多已经完全消灭，——可是，在当初，这却是个“最高的理想”，这就是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照片：也是要拿出“真本事”来制造民意，取得所谓大多数的选举票的。现在，这自然已经是老古董，早就不时髦的了。 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地的时候，那就有点儿变种。大概是从海盗种变成了流氓种。请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他们的根性就脱离不了封建式的地主绅士的混乱的血统关系，他们不能够当海盗，他们只能够当海盗的奴才。 中国这个地方，说起来也有点儿奇怪，固然自己也几次三番想当强盗，然而始终做了众人的奴才。这地方的市场上，还能够有什么“道地的自由竞争”吗？不能够。海盗把什么都霸占了去。市场是来得个狭小。于是乎中国的商人资本家，除出剥削剩余价值，榨取农民群众的汗血以外，还必须有点儿特殊的本事。这点儿特殊本事就是流氓精神。谁要是没有这种流氓精神，凭他剥削工农的“真本事”多么大，他在市场上还是要失败的。凡是现在“成家立业”，站得住的大资本家，差不多个个都有一套流氓手段。 流氓的精神差不多全部包含在赌博主义里面。做生意，以至于办实业的，首先要会赌。成千成万的空头生意，放大了胆做去罢。撞它一下，撞得好可以变成头等的绅商，撞不好，还是一个“马路巡阅使”的小瘪三。这叫做“困得落，立起起”。其次就要会打。三刀六洞，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所谓码头是打出来的。凭你货真价实，我管不了许多。其三是要会骗会吓，还要会抵赖。我们只要看看流氓在茶馆里“讲道理”的神气，就可以看见这种讹诈撞骗的本事。而这正是所谓生意经。其四是要会罚咒。自然，一面嘴里在罚咒，一面脚在底下写着“不”字。嘴里尽管罚着恶咒，一转身，立刻就干得出“天诛地灭男盗女娼”的事情。其五是要会十二万分的没有廉耻。流氓的小辫子要是给人家抓住了，他立刻会磕头下跪。人家说“你是昏蛋”，他一定答应“是，是！”——但是他也会摇着破蒲扇，翘起一个大拇指说：你看我是在提倡国货，多么爱国。够了！区区并不是流氓，流氓主义的讲演集，还是让流氓党的领袖去出版罢。 读者先生只要稍为留心些中国最近几十年工商业界的具体现象，就可以知道这种流氓性的流氓路数的人物，的确是中国新文学的很别致的题材。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难道不是这样？最近两三个月以来，各种各式的流氓把戏更是多得不得了。自然，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三个月里的情形。这种流氓制度的政治，是有流氓学说做根据的。欧洲资产阶级的伪善的假道学的思想家，在资本主义的黎明时期，至多还不过有客观的无意之中的虚伪和欺骗，他们主观上也许真有些唯心主义，他们讲“民约”，讲“自由博爱平等”，讲“主权属于人民”，他们甚至于还要把“人民”理想化，把这个字眼变成一种了不得的，神秘的象征。至于中国可不同。中国假使也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话，那他们可是老老实实的“唯物主义者”（注意——并非唯物论者）。他们的脸皮真是厚到十二万分，他们不客气的说：人民蠢如鹿豕笨如牛马，人民是阿斗——昏庸无用不知不觉的昏君，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精明强干大权独握的诸葛亮。他们这套戏法，不但是万分的无耻，而且是个太巧妙的骗术，他们说：“不错，主权是属于阿斗的，因为阿斗是皇帝，然而阿斗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昏庸无用，所以就把全权交给诸葛亮，由他去治理国家。”这个“权”属于人民，又交出去给党国，——这样一出一进，一套戏法就变完了。多么巧妙！如果阿斗不肯有“自知之明”，而要动手动脚的来干涉，甚至于自己来治理国家呢？那就是现成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套打的手段拿出来！这一副全套的流氓学说，就是流氓制度的政治的根据。你不信？——有书为证！ 根据这种整个的学说和制度，自然发生最近两三个月的许多流氓把戏。似乎用不着详细说了。举几个例罢。 “三年之后我如果不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请杀我以谢天下。”——这一个恶咒赌得结实。三年的期限过去了，这班人还会有脸皮跑到人跟前来，拍拍胸膛的叫喊：“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相信！相信！谁不相信，就是反动！”八个月以前，早就有“根据人民职业团体选举的国民会议”，还有议决的“约法”。这会议和约法的结果，小百姓亲身尝着它们的滋味。过了八个月，另外又有一帮流氓出来说什么：职业团体代表选举……国民救国会，国民代表会等等。花样是多得很！说嘴郎中说得天花乱坠，他们葫芦里其实还是卖的那一套假药，比砒霜还毒！小百姓气愤不过，抓住一两个流氓，打他们一顿；立刻，就会有人出来打拱作揖的说：“赔罪，赔罪，对不起！我要是再献国，诸位尽管抓我的胡须，打我一个半死不活。”他说着，还真的用手揪揪自己一把有名的大胡子。真做得出来！可是一转身，立刻就去恭请国联的列国联军来共管瓜分。同时，立刻转动机关枪，盒子炮，刺刀，木棍，麻绳……把小百姓大大的教训一顿。这算是诸葛亮用兵如神，杀敌救国。只不过并非救小百姓的国；而且为着实行无抵抗主义，杀无抵抗主义的敌人，保全海盗的奴才的国。 所有这些——叫做流氓尼德！ 1931，12，25。 沉默 世界上有那种“听得见历史的脚步”的耳朵。他们要像猎狗一样，把耳朵贴伏在土地上，然后他们的耳朵才听得见深山里的狼叫和狮吼。可是，这种耳朵有时候也会生病的；生了病的耳朵就觉得什么都是沉默了。 何况这世界上的声音并非都是中听的。不中听的声音，还有人故意把它掩没住了。于是乎更觉得什么都是沉默的了。 远一些：譬如大西洋的英国舰队里，据说曾经发出革命歌的歌声，——那些英国水兵反对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减少兵士的饷银，一致罢操，把舰队开到了伦敦，违抗国民政府的命令（《申报》）。过不了多少时候，这些革命歌的歌声听不见了。难道就这么沉默了？！近一些：在中国的满洲，“日兵中有受日本全国劳动协会暨共产党……各机关报之感触者，——该机关报刊载反对侵略满洲之论文，并谓出兵为进攻苏俄之前阶——以为抛妻别子为谁战争，为谁侵占满洲，故一部分兵士，于进攻马占山时，主张怠战，……旋日军于下令进攻大兴时，驱此二三百名日兵为最前线，而白川大将竟密令亲信兵士，在后用机关枪扫射，可怜此二三百名日兵，均遭残杀。”（上海《社会日报》）这些主张怠战的呼声和机关枪扫射的响声，我们也没有听见。这些声音难道也都是沉默的吗？ 当然不是的！不过这一类的声音对于民族主义者，都是不中听的。民族主义者之中的“最左派”尚且认为“工人无祖国”；对于日本欧美的劳动者，至多是“或许要有一部分的理由”。因此，所有这些不中听的声音，一概都掩没起来。 关于我们中国自己人的声音，那就更不必说了。 中国的平民小百姓还沉默吗？据那些生着“听得见历史脚步的耳朵”的人说——是的。事实上可不是的。 那些呼吼着的反抗的声音，虽然已经震动着山谷，然而绅商只要还有一分的力量，他们也必定竭力去掩没的。至于对付将要呼吼起来的声音，那就有一切种种的武器，可以用来堵住民众的嘴和鼻子，割断那些会呼吼的喉管。于是乎对人说：这些小百姓沉默了！ 但是，总有那一天——这些不中听的声音终究要掩没不住的。 暂时，并不是平民小百姓沉默，而且绅商大人还在临死挣扎的大呼小叫；因此，大人老爷们的救命的叫喊，在一些地方盖过了平民小百姓的反抗的呼吼。这或许也是一种沉默。 这种“沉默”都是气象测验术里的一个术语。读者先生想一想：夏天，暴风雨之前，霹雳的雷声正要响出来可还没有响的那几秒钟，宇宙间的一切都像静止了，——好比猫要扑到老鼠身上去的时候一样，它是特别的沉默，——一根绣花针落到地板上去都可以听得见的。这种静止和沉默之后，跟着就要有真正震动世界的霹雳！ 1931，12，26。 暴风雨之前 宇宙都变态了！ 一阵阵的浓云；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还是青的，那简直是鬼脸似的靛青的颜色。是烟雾，是灰沙，还是云翳把太阳蒙住了？为什么太阳会是这么惨白的脸色？还露出了恶鬼似的雪白的十几根牙齿？ 这青面獠牙的天日是多么鬼气阴森，多么凄惨，多么凶狠！ 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嘁嘁喳喳……——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一阵一阵的成群的水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受着了惊吓，慌慌张张的飞过来。它们想往那儿去躲？躲不了的！起初是偶然的，后来简直是时时刻刻发见在海面上的铄亮的，真所谓飞剑似的，一道道的毫光闪过去。这是飞鱼。它们生着翅膀，现在是在抱怨自己的爷娘没有给它们再生几只腿。它们往高处跳。跳到那儿去？始终还是落在海里的！ 海水快沸腾了。宇宙在颠簸着。 一股腥气扑到鼻子里来。据说是龙的腥气。极大的暴风雨和霹雳已经在天空里盘旋着，这是要“挂龙”了。隐隐的雷声一阵紧一阵松的滚着，雪亮的电闪扫着。一切都低下了头，闭住了呼吸，很慌乱的躲藏起来。只有成千成万的蜻蜒，一群群的哄动着，随着风飞来飞去。它们是奇形怪状的，各种颜色都有：有青白紫黑的，像人身上的伤痕，也有鲜丽的通红的，像人的鲜血。它们都很年青，勇敢，居然反抗着青面獠牙的天日。 据说蜻蜒是“龙的苍蝇”。将要“挂龙”——就是暴风雨之前，这些“苍蝇”闻着了龙的腥气，就成群结队的出现。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辟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 但是，暂时还只在暴风雨之前。“龙的苍蝇”始终只是些苍蝇，还并不是龙的本身。龙固然已经出现了，可是，还没有扫清整个的天空呢。 1931，12，27。 新鲜活死人的诗 诗人就是死也死得“高人一等”。这固然不错。但是，诗，始终是给活人读的。为什么诗人爱用活死人的文字和腔调来做诗呢？！ 中国古文和时文的文言，据刘大白说，是鬼话。仿佛周朝或者秦汉……的人曾经用这种腔调说过话。其实这是荒谬不通的。 中国的社会分做两个等级：一是活死人等级，二是活人等级。活死人等级统治着。他们有特别的一种念文章念诗词的腔调，和活人嘴里讲话的腔调不同的。这就是所谓文言。现在的所谓白话诗，仍旧是用这种活死人的腔调来做的。自然，有点儿小差别。因为暂时还只有活死人能够有福气读着欧美日本的诗，所以他们就把外国诗的格律，节奏，韵脚的方法，和自己的活死人的腔调生吞活剥的混合起来，结果，成了一种不成腔调的腔调，新鲜活死人的腔调。为什么是不成腔调的腔调？因为读都读不出来！为什么是新鲜活死人的腔调？因为比活死人都不如！陈旧的活死人已经只剩得枯骨，而新鲜的活死人就一定要放出腐烂的臭气。 活死人的韵文，甚至于“诗样的散文”，读起来都是“声调铿锵的”，例如： 赤焰熏天，疮痍遍地，国无宁岁，民不聊生。 ——《上海大学教授宣言》 武将戎臣，统率三军队， 结阵交锋，锣鼓喧天地， 北战南征，失陷沙场内， 为国捐躯，来受甘露味。 ——《瑜伽焰口》 这种活死人的诗，原本是不要活人懂的；用它来放焰口——“一心召请”什么什么的耿耿忠魂，也许还有点儿用处。死鬼听见这样抑扬顿挫的音调，或者会很感动的跑出来救国呢。 至于新鲜活死人的诗，那真是连鬼都不懂。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的诗人，大半是学着活死人的腔调，又学不像。活死人的诗文，本来只是他们这些巫师自己唱着玩的。艺术上的“条件主义”是十足的，所讲究的都是些士大夫的平仄和对子。新鲜活死人学着了： 只因为四邻强敌，虎视眈眈， 只因为无耻国贼，求荣谄媚， 把我们底宝藏，拱手赠送他人， 把我们底权利，轻轻让于外国…… ——《理想之光》 这实在是一篇很拙劣的变相四六文，读着它肉麻得要呕呢！这种活死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最低级的旧式大众文艺，算是白话的了；可是，一描写到影致，一叙述到复杂的情形，也往往用起韵文，而且一定要用这种活死人的腔调。例如：“一壁厢柳暗花明，一壁厢山清水秀”等等。那篇所谓诗剧的《理想之光》的程度，大概至多也不过如此罢了。 再则，这些诗人学欧美的诗，其实又不去学它的根本。欧美近代的诗已经是运用活人的白话里的自然的节奏来做的。而中国诗人却在所谓欧化的诗里面，用着很多的文言的字眼和句法。欧美近代的诗，读起来可以像说话似的腔调，而且可以懂得，中国现在的欧化诗，可大半读不出来，说不出来。即使读得出来，也不像话，更不能够懂。例如当代诗人有这么一句：“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读者听着，这是：“美人遵守变成柠檬的猪猡”！ 难道平民小百姓的活人的话，就不能够做诗么？固然，因为中国的艺术的言语几千年来被活死人垄断着，所以俗话里的字眼是十分单调，十分缺乏。然而平民小百姓的真正活的言语正在一天天的丰富起来。如果平民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脱离一切种种活死人的影响，打破一切种种活死人的艺术上的束缚，那么，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平民的诗的言语。 至于陈旧的和新鲜的活死人：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磕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 1931，12，28 [book_title]财神还是反财神？ 财神的神通 “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有人这样说。 这句话仿佛是对的。自从状元老爷倒了运，轮着军官大人出风头了。军官大人不但胳膊粗拳头大，而且还有洋枪洋炮，飞机毒瓦斯，坦克车……！ 然而，武侠小说上的飞剑和拳术，始终只能够在梦里安慰安慰穷人。而洋枪洋炮，也不过是财神菩萨的法宝。没有财神菩萨的保佑，不但胳膊粗拳头大的武士只配当个把保镖的，就是该拖着洋枪洋炮的英雄也还做不成主子。 中国的国货财神，向来就分做五路——所谓五路财神是也。可是，现在世界，样样欧化；固然化不彻底，然而至少财神也变成了半吊子的欧化财神了。因此，中国现在的财神是五代同堂多子多孙，至少总有十七八路。这都是些英国种，美国种，法国种，日本种的……杂种财神。他们各霸一方，做着真正的主子。现在读者诸君的贵国，早就是：“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了！ 不过还要添一句话，就是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神，此其一。其二，中国的许多财神主子，三四路一帮，八九路一帮，互相勾结着，——为着要互相吵架打仗，抢码头，夺地盘。中国的各帮小财神的打架，也是听着外国的各帮大财神的指使的。 这样，一切种种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才是中国的主子。财神菩萨保佑谁，谁就可以雇用指挥洋枪洋炮的军官大人，谁就可以喂养吹吹打打的状元老爷，——从会写四六文章的书启起，一直到会做印象主义的欧化文艺为止。 话已经说明白了。现在的状元老爷，就是一切种种新式的旧式的政客。军官大人，就是那些坐飞机吃大菜，以至于穿青布棉大氅的军阀。而财神菩萨是一切种种帮口的绅商。 绅商之中，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地主，他们是当然的绅士，同时，他们一定要做生意；中国农民的汗和血，中国的米麦豆和棉花，丝和茶叶，中国手工工人的一切种种生产品，逃不了地主绅士的商行；中国一切穷人的生命都在地主绅士的掌握里面：那许多当铺钱庄……以至于税收机关，收租法庭，像天罗地网似的布满了全中国。其次，就是那些绅士化的资本家，他们花绿绿的商店里，贩卖着乱七八糟的西洋货和东洋货，他们的乌烟瘴气的堆栈里，收罗着许多外国大财神需要的货色。这些资本家中，固然也有些开着工厂，和外国财神“竞争”。你知道他们竞争些什么？他们和外国财神竞争的是：谁剥削工人剥削得凶些。自然哪！他们是在“提倡国货”，更加有理由叫工人“增加生产效能”！于是乎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工人，从五六十岁到五六岁，从天亮六点钟到天黑六点钟，甚至于从鸡叫到三更，都在天天挤出自己的血汗来，替中外财神“造产”。 可是，因为世界上的大财神——国际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支配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国的小财神无论怎样压榨，自己总还不能够满足。他们因此十分谦虚，对人说：我们并不是财神，不过是“小贫”而已。他们也就非常之驯服，对着外国大财神总是“镇静而无抵抗”，想多得几个赏钱。可是，他们还很勇敢——时时刻刻要互相决斗，为的是要抢赏钱。 为着抢赏钱的缘故，中国的绅商领袖在上海就分成两大帮：江浙帮（又叫做阿拉帮）和广东帮。至于其余的小码头，每一省，甚至于每一县，都分成许多小帮口。你抢我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军阀制度的基础就在这里。 最近，1932年的1月，江浙帮和广东帮又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虽然还没有动刀动枪，这出滑稽戏也就够好看的了。结果暂时仿佛是讲和了。于是乎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殿；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飞行皇帝为什么腰把硬？因为江浙帮的财神保佑他。太子为什么不能够得意？因为他的财神要想“接收”上海市商会而没有成功。 谁说“胳膊粗拳头大的就是主子”？ 自然，中国的财神没有洋枪洋炮也是做不成功的。但是，单有洋枪洋炮的，单有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的，单有粗胳膊大拳头的，——始终只配做大大小小的保镖的。这些保镖的用处，就是打架抢码头，就是屠杀反抗财神的一切人。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联合着屠杀，屠杀一切反抗财神的群众，屠杀一切反抗日本大财神的群众。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又正在互相勾结，互相排挤，这些讲和，那些又吵嘴——不久又要自伙儿里大大的打起来！ 狗道主义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是说“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1927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余万能”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总在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出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的说：不准要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可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 说话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王公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做宋大西，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道的喊着：“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 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的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人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 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 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 红萝卜 最近我方才发见了一本小小说，题目是《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单是这个题目就够了！ 十二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宗法社会的运动还是大逆不道的。不论当时的运动是多么混沌，多么幼稚，可是，战斗的激烈的对于一切腐败龌龊东西的痛恨，始终是值得敬重的。当时是女子要求解放。而现在，是男子甘心做消遣品了。十二三年来的“进步”真是大得不得了。这至少在城市的资产阶级里面有这种情形。消遣品！这是多么高贵的头衔。高贵的人自然要格外的有礼貌，格外顾到绅士的身份，因此，咬牙切齿的“粗暴”的反抗精神应当排斥。一切颓废感伤，歇斯迭里的摩登态度，尤其是性神经衰弱等类的时髦病，应当“发扬而广大之”。至于宗法社会的毒菌，还在毒死成千成万的武侠神怪小说的读者群众，那可不关他们贵人的鸟事。这一类的黄金少年，自然是财神菩萨的子弟，至少也是梦想要做财神菩萨的小老板。对于这种寄生虫的攻击，暴露，讥刺……只嫌太温和了，太仁爱了，太“人道主义”了。这种文艺现在是太没有力量了。常常不是攻击，而是可怜这些可怜的寄生虫；而可怜往往会变成羡慕的。 对于这些“消遣品”，以及一切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应当要暴露，攻击……这是文化革命的许多重要任务之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确有“没有完成的事业”，要在新的基础上去继续去彻底的完成。 然而是谁来完成呢？难道只是一种所谓“自由的知识阶级”？ 当然不是的！这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群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固然群众是有朋友的。这些“朋友”是离开财神菩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真正反对一切财神菩萨的“知识阶级”。这是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 至于红萝卜，那可多谢多谢！红萝卜是什么？红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这就是说：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 现在，“自由的知识阶级”自己出来报名，说要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 好极了，欢迎之至。但是，第一，假使他们摆出“科学的”尊严面目，说无所谓有意识的替群众服务，而只有“客观的科学的独立的真理”，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第二，假使他们表现自己的“超然的清高的无党无偏的”态度，居然要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第三者”，说压迫者固然不准侵犯别人的言论出版自由，而被压迫者也不应当“侵犯”别人在思想上意识上来实行压迫的自由；第三，假使他们并不是来帮助群众斗争，并不在群众的立场上来检查种种可能的缺点和错误，来共同努力的纠正，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锻炼出文化上的更锐利的武器，而是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这的确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忏悔” 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月。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现在，他们不再忏悔自己的罪过了，他们来要求工人和劳动者忏悔了。这些“下等人”有什么可忏悔的？据说：这些人的罪过是在于不懂得民族主义，是在于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所以应当忏悔。 财神少爷的耳朵，听不见非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呼号和战斗。一则是因为他们听不进，二则是因为他们的老子，财神菩萨的法宝镇压着那些呼号和战斗。 固然，“下等”穷人的斗争还没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然而，穷人用不着忏悔，穷人用得着的是挖心——挖掉“奴隶的心”，越挖得干净，斗争的胜利越有把握。 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掉，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吧。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我的父亲，父亲如今又传给我了，并不管我是不愿意要它。这奴隶的心，我不要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奴隶的心呵！ ——《小说月报》1931年12月号，巴金： 《奴隶底心》 1931年发见了这种“挖心文学”的萌芽，张天翼的《二十一个》，《面包钱》，黑炎的《战线》……这些作品里面反映着“下等的”小丘八儿的改造，反映着他们的转变。自然，这都还不过是初步尝试的作品，都还是太片面的，非第亚力克谛的（non—dialectic）。可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至少已经不是空中楼阁，这能够反映一些现实的生活，——反映着“反财神”的斗争的某一方面。 不过，“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得多。如果圣人的心有七窍，那么，奴隶的心至少也有七十个窍。为什么？因为这又是财神的神通，财神的政治法律宗法教育风俗……以至于文艺的法宝，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干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事实上，没有巴金写的小说里那个主人翁说的那么简单。当你晓得要为自己“谋幸福”的时候，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心变成另外一种的奴隶的心。 譬如说罢：“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也是一种奴隶的心。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心不但在一切种种穷人的肚子里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要算是会自己谋自己个人的幸福的了。如果你着重在个人方面想，财神爷的仙法立刻又起作用：他马上念起咒来——“管你自己，管你自己。”这种咒语往往很灵验的。它叫你的奴隶的心，形式上变换一个样子，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 现在实际生活里面，正在进行着极复杂的“奴隶的心”的消灭过程，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传染病菌，也在剧烈的斗争之中受着消毒剂的攻击和扑灭。 假使要说穷人也有什么罪过可以“忏悔”的话，那么，不是忏悔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而是忏悔挖奴隶的心挖得不干净。现在醒悟得多了，现在还要努力的去挖，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 黑炎的《战线》里，描写一些兵士，也奉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命令，组织宣传队，特别去演说打倒军阀，这些兵的演说是：“军阀就是×××，×××……其他就没有别的军阀了！”这固然是奴隶的心，固然值得“忏悔”，——如果这些兵现在还在人世间，他们一定正在忏悔。但是，譬如有一个兵说： “我现在是当着二等兵，是怎样苦，我都告诉她了；并且她还倒在我身上哭！……她要爱我一百年！”……她希望他早些出发，将来打到上海的时候，这种没有饷发的丘八不要干了，最好到厂里去做工，不然拖黄包车也可以，那么，以后她便和母亲同到上海去…… 这是什么？落拓的学生青年，常常会做着这样甜蜜的幻梦：将来找到相当的职业，不一定太阔，甚至于很清苦的，可是有一个爱人在怀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种“理想”，比较当工人当车夫的“理想”似乎不同些，似乎要细腻些，也许“将来的家庭”的书房里还要挂一盏古雅的画着花的电灯罩。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同样是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市侩式的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奴隶的心。 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 反财神 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 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反财神说：谁团结得紧干得彻底，谁是主子！ 财神的神通大，财神指挥着洋枪洋炮，指使着种种式式的走狗，摆布着乱七八糟的白萝卜，红萝卜，蒙蔽着奴隶的心。 反财神难道就不会夺到那些洋枪洋炮，难道就不会打死那些阿猫阿狗，剖开那些白萝卜，红萝卜，挖掉那种奴隶的心？！ 反财神是要冲破万重的压迫，喷出万丈的火焰，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这种火焰现在已经烧到了中国。这将要是几万万群众的火焰。 自然，从万重的压迫之下刚才抬起头来的人，也许力量还薄弱，也许支持不住而又倒下去。说这种反抗运动是“盛极而衰”，那只有脂油蒙着心的人。谁要是把脂油刮掉，真正把自己的心拿出来，交给中国的几万万群众，那他就知道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不是“盛极而衰”，而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 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最近也居然发生了些新奇的“怪现象”：就是杨树浦，小沙渡的蓝衫团。听说苏州也有了这类的东西。这些“怪现象”自然还是小焉者也。比起夺到了洋枪洋炮，赶跑财神菩萨的地方，这当然是小焉者也。可是这些蓝衫团是新式的草台班。中国内地本来有一种草台班戏子，逢年逢节，他们赶到财神庙去唱戏，——或者灵官庙土地庙，反正都是一样的变相财神，——这算是给一般农民群众的安慰。安慰农民群众一年做到头，弯腰驼背的榨出许多血汗，双手捧着奉送给地主绅士。绅士说：你们太辛苦了，我叫草台班来唱几天戏，给你们玩玩。这些草台班总是替财神做戏，恭维财神的。现在，那些蓝衫团的草台班，可不替财神唱戏，而且还要唱戏来反对财神。所以说是“怪现象”了。这些新式戏子到上海工人里去唱戏，将来还要到全国民众里去唱戏，而且一定要唱反财神的戏。 反财神的戏，当然不是一唱就好的。这些戏，例如《工场夜景》（袁殊），《活路》（适夷），都是真正要想指出一条活路来的，这条“活路”的开头，难免只是诉说没有活路的苦处。然而，至少这种诉苦是有前途的。这里因为诉苦而哭，也将要是学会不哭的第一步。而且还有一件事值得指出来的：就是这些新式草台班的戏子，因为要唱戏给“下等人”听，而不是写小说给上等人看，所以开辟了“下等人国”的“国语”运动。这是中国文学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新纪元。可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有意识的去努力，因此，他们用的言语还难免混杂一些“上等人国”的“国语”。 照财神菩萨说起来，“下等人”自然就是强盗土匪，只会抢东西。下等人自己如果还抱着一颗奴隶的心，他也会说： “他妈的，拼上一拼吧，左不过是一死！现成的放在那里，为什么不抢呢？” 可是，下等人的长工，例如李塌鼻，王大保之类，真正挖掉了奴隶的心，真正知道要创造下等人自己的国家，他们说： 蠢东西！真是杂种！你们要抢些什么！老子是不抢的，老子们又不是叫化，不是流氓……不是抢，是拿回我们的心血，告诉你，杂种，只要是谷子，都是我们的血汗换来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的呀！…… ——丁玲：《水》 小白龙 财神菩萨对于真正的强盗土匪并不怕，对于叫化流氓更不怕。真正“可怕”的是反财神——是知道拿回自己心血的群众。 至于对付强盗土匪叫化流氓，——财神菩萨的法宝多着呢。 自从日本财神的洋枪洋炮在满洲乒乒乓乓大干起来之后，自从中国的五路财神，互相竞争着表现镇静不抵抗的神通以来，强盗土匪就大交其运。原来中国的财神借着强盗土匪的声名，还可以更加巧妙的宣传不抵抗主义。 东三省的著名胡匪头子小白龙，于是乎也和马占山一样的出风头了： 小白龙道： 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 ——《关东豪侠传》——震华书局出版 小白龙等类的土匪，可以被这些礼拜六派的武侠小说大家描写得如此之“深明大义”，如此之民族主义，如此之爱国主义，如此之国家主义，如此之马鹿……如此之对内不抵抗主义，——而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这并不是小说家的罪恶。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护财神主义的基础。所以武侠小说家能够这样描写，而且描写得这样巧妙。 现在对于小白龙，老北风，盖三省……的崇拜，很自然很顺便的和最近几年流行的武侠小说联贯起来。这些小说和连环图画，很广泛的传播到大街小巷轮船火车上。那些没有“高贵的”知识而稍微认识一些字的“普通人”，只有这种小说可以看，只有这种戏可以听，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平常这一类的小说的题材虽然单调，可是种类和份数都很多的，什么武侠，什么神怪，什么侦探，什么言情，什么历史，什么家庭。这些东西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的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些所谓小说家……一切种种的艺术家，也是财神菩萨的走狗。千万不要看轻它们。它们虽然土头土脑，没有洋狗的排场，不一定吃牛肉，不一定到跑狗场去赛跑。它们就算是吃屎的癞皮黄狗，可是到处都在钻来钻去，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见它们的狗脚爪的。它们很忠心的保护着财神菩萨。 而且在文字技术上，它们往往比较的高明，它们会运用下等人容易懂得的话。它们虽然不用下等人自己的话，它们可会用草台班上说白的腔调，来勾引下等人，使下等人抛弃自己的言语，而相信只有那种恶劣的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方才可以“做文章”。它们利用这种几百万人习惯的惰性，能够广泛的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这决不是第二等的问题！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所谓“马路文学”（Litérature des boulevards）。不过，那里的马路文学已经没有文字上的优越的武器。中国的民众，可在一般的文化上，在最具体的文字言语问题上，也受着封建余孽，——古文言和新文言的压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现在对付中国的马路文学的方针。 我们必须承认：在反对文学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里面，我们主要的注意只集中在“好的”作品。这没有疑问的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无名的反动意识的代表所出版的几百万本的群众读物，实际上却是最危险的毒菌，散布着毒害和蒙蔽群众意识的传染病。在这个战线上，必须要最紧张的工作。 ——德国文学家皮哈的演说 二十世纪的初年，欧美就发生过“”Christ（基督）还是Anti—Christ（反基督）”的斗争。 现在的中国，是个“财神（Tsaishen）还是反财神（Anti-Tsaishen）”的斗争。 1932，11，15。 [book_title]非政治主义 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那一个时代，不论是那一个阶级，不论是那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 自然，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的。他们认为必须叫“读者社会”有点儿特殊的消遣，使得他们的心思避开严重的政治问题，避开对于社会问题的答复。——这可以用“为艺术的艺术”的假招牌，也可以是虚伪的旁观主义。这难道不是政治？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有些艺术家是有意的去做这种手段的工具，有些却是无意的。 无意之中做政治手段的工具，做维持剥削制度的工具，——这在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是常有的事。我们揭穿这种事实，无非是要他们自己清醒一下，谨慎一些，认真的挑选自己的道路：究竟同着群众走，还是同着统治阶级走。他们之中有些回头过来，有些一直往死路上走，这是他们的自由，谁也干涉不了。 至于反动阶级的艺术家，口头上否认着政治，实际上正在实行着自己的政策，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方便些，更巧妙些，更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以为那些公开的叫喊着“祖国，民族”的反动的文艺政策的人，未免太蠢笨了些。这两种反动政策的互相竞争，只是反动阶级内部的纠纷，——中国最近三四年来这种纠纷是在表演着，然而他们两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新月派之类和民族派之类的“争论”就是这么一回事。现在表面上是“非政治主义派”占了上风：谁都要学着说几句风凉话，其实是战术更加精密了。 无论什么阶级都在拥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并不是个个阶级都利于公开的承认这个事实。甚至于需要自己骗骗自己。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冲突的阶级，总在竭力找寻一些假面具。而艺术对于他们往往是很有用的武器，他们正需要能够掩蔽自己的政治手段的艺术。这就是那种“精密的战术”了。 十八世纪时代的西欧资产阶级，总之，那些还在反对封建的旧统治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往往喜欢自命为劳动群众的先锋，所以它们的艺术还是公开的主张战斗的。那时候，艺术家的理想是要号召“维新”，“改革”，“启蒙”，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充满着这些号召是光荣的。后来，情形自然不同了。资产阶级开始想尽各种方法，来束缚群众，阻碍群众的前进，维持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奴隶制度。反革命之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同着地主买办和帝国主义，正在进行这种文化上束缚政策。这年头，已经早就不是“五四时代”了！他们至少也要说艺术应当是非政治的。 而现代的人类的领袖阶级——无产阶级，国际的和中国的工人阶级却是绝对不同的，他们的最后目的不能够不是完全消灭剥削制度，他们不怕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是党派性的。他们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们的艺术要公开的号召斗争，要揭穿一切种种的假面具，要提出自己的理想和目的；他们要不怕现实，要认识现实，要强大的艺术力量去反映事实，同时要知道这都是为着改造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作家，惯于偷偷摸摸的灌输资产阶级的“目的意识”，而表面上戴着雪白的“纯艺术”的假面具；他们冷笑着指摘无产阶级的作家，说：“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么艺术家呵！你的艺术是目的意识的！” 自然，有些艺术家主观上甚至于是革命的，但是，他们还没有了解这种理论和倾向的内容。他们也许只看见文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们也许相信定命主义的社会发展。他们以为只要客观的描写出社会的现象，艺术家的任务就完结了。至于社会的发展，那自然而然是光明的势力将要占优势的，艺术家何必有什么“目的意识”呢！自然，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如果宇宙观和社会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就将要间接的替现存制度服务。同样，那种替“纯艺术”辩护的态度，恰好被反动阶级所利用。 1932，11。 [book_title]萧伯纳并非西洋唐伯虎 萧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但是，满城传遍了萧的“幽默”，“讽刺”，“名言”，“轶事”。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他说真话，一定要传做笑话。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却又说他“只会讽刺而已”。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定要装点在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而萧的不幸，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戏台上的老头儿”。 但是，真正欢迎他的，不是这些低能儿。事前的“欢迎者”，各自怀着鬼胎，大家都想他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话。而事后一些“欢送者”，就大半瘟头瘟脑——大失所望。“和平老翁”，变成了“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了。 可是，又舍不得他这个“老头儿”，偏偏还要借重他。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在他之中，看一看自己的“伟大”而粗壮，歪曲而圆转的影子；而事实上，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把萧的影子，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拗捩得像一副脸谱似的：村的俏的样样俱备。 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戏剧家。他反对那些干文字游戏的虚伪“作家”，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的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他战胜着自己身上的旧社会的玷辱和污点。他并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误的“主义”和“思想”上，而昧着良心来诅咒新社会的产生。他只见到过“改良”，而事实却是“革命”，他没有因此就恼羞成怒；相反的，他立刻向着“革命”开步走。于是乎那些卖人头的，都嘘嘘嘘的“欢送”他。 所以真正欢迎他的，只有中国的民众，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么“革命的领袖”，“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更不会当他是偶像。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 我们收集《萧伯纳在上海》的文件，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致敬”——“代表”全中国和全上海的，自有那些九四老人，白俄公主，洋文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萧伯虎”的种种文件，收罗一些在这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1933，2，22。 [book_title]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成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得救了似的。 其实那不是她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说是败亡的预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总之，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我们就知道高等阶级的地位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当做什么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要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正人君子骂女人奢侈，板着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的欣赏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拉伯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典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女人的奢侈是怎么回事？男人是私有主，女人自己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她也许因此而变成了“败家精”。她爱惜家财的心要比较的差些。而现在，卖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总是从长三堂子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少奶奶，太太，小姐。这些“人家人”要和娼妓竞争——极大多数是不自觉的，——自然，她们就要竭力的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的代价，还是精神上的。 美国的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我们的老婆就要使我们破产，较工人来没收我们的财产要早得多呢，工人他们是来不及的了。”而中国也许是为着要使工人“来不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1933，4，11。 [book_title]人才易得 前几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姥姥骂山门。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经缴械的小百姓，大喊“杀，杀，杀！”那呼声是多么雄壮呵。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个人才。 现在时世大不同了，手里杀杀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政权”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说“美人”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练出了这一套拿手好戏？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小百姓，不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老鸨婆哭火坑，就没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去的。虽然，这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呜呼，以天下与人虽然大不易，而为天下得人，却似乎不难。 1933，4，24。 [book_title]“儿时” 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呵！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大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 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1933，9，28。 [book_title]中国文与中国人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却似乎也有深刻的研究。 他说：“近来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了多数定报的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于是这位“支那学专家”就不免要“中国化”起来。他在中国大概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可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去，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已经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仍是莫名其妙的”。（例如“一个中国的雅人”回答高先生问他多大年纪，就说了一句“而立”。幸而高先生在《论语》上查着这个古典。） 于是“支那学专家”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词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概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了。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10月25日 [book_title]荒漠里 1923年之中国文学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俞平伯先生说，到过洋鬼子那里去的人回到礼教之邦来，便觉得葬身荒漠里似的；那里有精神生活！“物质臭”熏天的西方反而是艺术世界，你道奇不奇？那里……那里亿万重压迫之下的工会里，尚且有自己的俱乐部，有文学晚会；工人出厂洗洗油手，带上领带便上剧院去。何况……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一片黄沉沉暗淡的颜色，——不要鲜丽，不要响亮，不要呼吸，不要生活。霞影里的蜃楼，是我孤独凄凉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然而他解不得渴，在沙漠里水草是奇珍，我那里去取水呢？ 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鲁迅先生虽然独自“呐喊”着，只有空阔里的回音；……虽然，虽然，我走着不敢说疲乏，我忍着不敢说饥渴；且沉心静气的听，听荒漠里的天籁；且凝神壹志的看，看荒漠里的云影。前进，前进！云影里的太阳，可以定我的方向；天籁里的声音，可以测我的行程。（小叙） 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着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僧的门庭。文学革命政府继五千年牛鬼蛇神的象形字政策之后，建设也真不容易。“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民族国家运动”在西欧和俄国都曾有民族文学的先声，他是民族统一的精神所寄。“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请看： “他们将如何？……他们欺侮我如狼欺侮一只小羊一样。”或者——“本来，为这件，我和他们大伤情感。”她……说。 “为这件”三个字，中国的人，尤其是说白话的人，向来不这样说。那“狼和羊”的一句，我念着都不能顺口；我若要背诵他，一定比《大学》《中庸》难万倍，不用说顺口说出来了。我似乎是个中国人，并且念了书的，尚且如此。我当初想这样的句子大概不是中国活人说的，然而那两句却偏偏括在引号“”里。呵！我明白了：这是翻译过来的。那里有丝毫现实性和民族性？ 小说里的“引语”至少要贴切说话的人，何况简直不成“话”。——难怪“四五”年来的努力枉然抛弃：说鼓书，唱滩簧，廉价的旧小说，冒牌的新小说——他们的思想虽旧，他们的话却是中国话，听来流利——仍旧占断着群众的“读者社会”。文学的革命政府呵，可怜你号令不出都门。这是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期：不是伪古典主义，而是外古典主义。你什么时候走？我必定备盛筵替你送行。（外古典主义） 我们应当说爱是人的； 我们可以说爱是兽的； 我们不能说爱是神的。 俞平伯 现在虽则有许许多多无聊的爱诗：“东君”变成了“安琪儿”，“弓鞋影”变成了“接吻痕”，花花絮絮蜂蜂蝶蝶依旧是飞着，不过稍稍练习了些La valse（转旋舞）；飞舞时带些洋气罢了；——可是我们应当承认近年来散文和小诗都与小说不同，已经开始锻炼中国之现代的文言。譬如朱自清先生的《毁灭》…… 我们且专谈诗的内容——那诗的技术，本来不是我们不做诗的文学评论者所谈得的；像徐志摩先生，他能用中国话译曼殊斐儿，他自然就能长吟“幻想”；——我们且不要献丑，只略谈谈诗的内容——爱。爱真正不是神的，爱是人的。爱若是神的，便是说谎。禽兽之邦里的女鬼子往往说：“人难道是感情的主人！”就这一句话断送了一切法律道德宗教。她为的是不肯说谎。诗（Poésie）里强烈的个性，虽不能次次战胜，然而就使失败也有光荣。有这种个性，悱恻忠恕之苦心才能自见；若是心存着名教，自己对于爱感说谎，便应当说爱是神圣的，——其实是计较心，那里还有爱！“老实些罢！” 可是，老实要自己老实，不要替人家老实。 《创造周报》的滕固先生有一篇小说《乡愁》，真正说老实话：“L夫人因为恋爱者的死而另嫁了；可是她的恋爱者竟没有死，是故意拍的假电，为了成全她和L先生的好事；她发觉了……怎么办呢？”滕固先生的艺术很好，也没有“外古典主义”，就这“L”一个字母（我想外国文的N城，尚且应当译成某城，何况中国人的姓，然而一个字是小事）。虽然……外表虽然没有“外古典主义”，内容却有些嫌疑。 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这样空阔冷寂的荒漠里，这许多奋发热烈的群众，正等着普通的文字工具和情感的导师，然而文学家却只……（爱的诗意） 劳作之声还远着呢。 现在正是“黄金”时代，有黄金便有甜吻；那手足胼胝的蠢人，那里在诗人眼里！黄金时代开始，人格赖黄金而解放，恋爱赖黄金而自由，礼教赖黄金而摧残——黄金自己要制礼作乐。汗血虽然“漂杵”，诗人却立在杵上，正在乘长风破万里浪。可是世界的……可是挣扎在汗血里的人，也许有呼号之声。譬如《涴漫的狱中日记》（《文学周报》）： “我们之后还有不少人呢；不说现时的工人多不过，国内此后将要做工人的人更不知道几万万…杀得净么？”……我们的同事，我似乎看见他们眼睛里……面色白得……白得可以显出我们这几万人的心，几万人的力量。 可是他说：“这张纸还是1923年（2月7日）的，距今已有三千零六年，是一篇狱中日记的一页；单是这一个‘狱’字就很费考据……”是不是？还是离得现实很远，很古了。他的文笔也有些“外古典主义”，浅薄，浅薄！ 劳工的诗人，你们问瞿秋白讨债去：为什么他做的题目如此，却写得那样难懂？“胫可断，肢可裂，”——又何尝不是诗呢？只是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受尽了各方面的压迫，真正是“穷党”那里谈得起文化的……（黄金时代） 徐玉诺先生《问鞋匠》道：“鞋匠鞋匠，你忙甚？——现代地上满满都是刺，我将造下铁底鞋。鞋匠鞋匠，你愁甚？——现代地上满是泥，我将造出水上鞋。鞋匠鞋匠，你哭甚？——世界满满尽是疽，怎能造出云上鞋？——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下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梦中鞋是穿了，可惜走不出东方。我实在熬不住，不免续貂： 梦中鞋是穿上了， 只是恐怕醒来呵。 张哥醒！李哥醒！ 大家何不齐动手？ 扫尽地上的刺泥疽， 那时没鞋亦可走。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人始终是要醒的。 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何必要登泰山？然而泰山上： 巨人的手指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 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徐志摩：《泰山日出》 东方有的是日，可是日在东方只照着泰山的顶，……那“普照的光明”，只有在日中的时候。 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大家醒罢。东方的日始终是要正中的，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罢。（东方的鞋） 1923，10 [book_title]画狗罢 张天翼的《鬼土日记》，替我们画了一顿鬼神世界。天翼的小说，例如《二十一个》之类，的确有他自己的作风，他能够在短篇的创作里面，很紧张的表现人生，能够抓住斗争的焦点。他的言语，也的确是“人话”，很少文言的搀杂。不过魄力是比较的不大。如果他尽力于活的现实的反映，那么，一定能够胜任愉快的发展他的才力。可是，最近出版的《鬼土日记》却有点使我们失望。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苛求责备”的心。 第一讲到题材方面，这是鬼神世界。问题不仅仅在于“鬼神”，而主要的还在于“世界”。你想：你的题材是六分之五的地球，这未免太大了罢？六分之五的世界，是小说所不能够写的。结果，只能够把世界缩小，放在科学试验室里去。而科学试验室里，陈列着小飞机，小潜艇，小电车……外加活鬼若干，是终究不真切的，免不了所谓“图式化”（Schema）的。这种题材，它本身是很不适宜于文艺的表现。六分之五的世界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公律和历史过程，可是，这里的现实生活是复杂到万分，发展上是有许多方面的不平衡的。这些共同规律的意义，正在于适应着最繁杂最变动的现象，而能够给我们一个了解社会现象的线索。如果把这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那么，自然要走到庸俗的简单化方面去。作者的《鬼土日记》恰好走上了这条路。自然，当做社会科学的参考材料看，这未始不是一本“发松的”好书。而当做文艺创作来看，那就不能够不说是失败的了。 第二，这篇小说的名称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是“鬼话连篇”的。这并没有什么。这是无可奈何的鬼话！与其说了人话去做鬼，倒不如说着鬼话做人。但是，这里可暴露了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作者自己给自己的自由太大了。“鬼土”里面没有一个真鬼。幻想的可能没有任何范围。这固然是偷巧的办法，然而也是常常容易吃力不讨好的。古话说得好：“画鬼容易画狗难”。如果是画狗，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像不像。现在画的是鬼，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其实，鬼并不是不可以画的，大家不要以为鬼没有作用。法国人有句俗话，叫做：“Le mort saisit le vif”——“死人抓住了活人”。中国的情形，现在特别来得凑巧——简直是完全应了这句话。袁世凯的鬼，梁启超的鬼，……的鬼，一切种种的鬼，都还统治着中国。尤其是孔夫子的鬼，他还梦想统治全世界。礼拜六的鬼统治着真正国货的文艺界。这样说下去，简直说不尽。我们要画鬼，为什么不画这些鬼呢？ 说到画狗，那是更好了。说广泛些：与其画鬼神世界，不如画禽兽世界。本来，中国自然也在六分之五的地球之内。而中国有的只是走狗和牛马。可是《鬼土日记》里面只见人的鬼，而没有见狗的鬼，没有见牛马的鬼；即使有牛马的鬼，也只是影子。 所以我说：还是画狗罢！ [book_title]哑巴文学 中国文学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小，其实是很严重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固然都有相当的区别，但是书本上写着的文字，读出来是可以懂得的。只有在中国，“国语的文学”口号叫了十二年，而这些“国语文学”的作品，却极大多数是可以看而不可以读的。可以说是过渡时期的现象，但是，这过渡过到什么时候才了？ 中国的象形文字，使古文的腔调完全和言语脱离。象形字是野蛮人的把戏。他们总算从结绳而治的程度进了一步，会画画了。结绳时期的每个结，固然不发生读音的问题，野蛮人看着每一个结，只有他们自己“肚里有数”：懂得这是记的什么事。而象形文字的初期，其实也是这种情形。每一个字的形体有作用，而读音却仍旧只有附带的作用。看着字形可以懂得，至于读着懂不懂，那就不管的了。中国古文的读法，因此只是读的人自己懂得的念咒，而中国文字的形体（象形，半象形，猜谜子的会意，夹二缠的假借）也简直等于画符。两千多年中国绅士的画符念咒，保持象形文字，垄断着智识，这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绝妙工具。 古文的这种“流风余韵”，现在还保存在新文学里面。这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是可看不可读的。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历史上假使还有一些文学，那么，恰好都是给民众听的作品里流传发展出来的。敦煌发见的唐五代俗文学是讲佛经讲故事的纪录，宋人平话和明朝的说书等等，都是章回小说的祖宗。而现在的新式小说，据说是白话，其实大半是听不懂的鬼话。这些作品的祖宗显然是古文而不是“平话”。这样是不能够创造出文学的言语的。自然，用这种文字，也可以做出内容很好的作品来。可是诗古文词里面，未始没有这样好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只能够给看得懂的人消遣消遣。只看不听，只看不读——所能够造出来的：不是文学的言语，而是哑巴的言语；这种文学也只是哑巴的文学。 其实，新式白话能不能够成功一种听得懂的言语呢？这绝对是可能的。科学的，政治的，文学的演讲里面，一样用着“新名词”，一样用着新的句法。因此，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此外……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固然那是很肮脏的。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一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 8，15 [book_title]“美” 普洛廷，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说： “美”的观念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它不能够在真实世界里找着自己的表现和满足，就使人造出艺术来，在艺术里它——“美的观念”——就找到了自己的完全的实现。 对于那些轻视艺术而认为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不过在模仿自然界的人，首先可以这样反驳他们：自然界产物的本身也是模仿，而且，艺术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简单模仿，而在使得现象高升到那些产生自然界的理想，最后，艺术使得许多东西联结着自己，因为它本身占有着“美”，所以它在补充着自然界的缺陷。 康德说：“艺术家从自然界里取得了材料，他的想像在改造着它，这是为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的，这东西已经站在自然界之上（比自然界更高尚了）。”黑格尔说：美“属于精神界，但是它并不同经验以及最终精神的行为有什么关涉，‘美术’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世界”。 这是“美”的“最后的”（？）宗教式的唯心论的解释。 然而所谓“美”——“理想”对于各种各式的人是很不同的，非常之不同的。 对于施蛰存，“美”——是丰富的字汇，《文选》式的修养，以及《颜氏家训》式的道德，这最后一位是用佛家报应之说补充孔孟之不足的。 对于文素臣（《野叟曝言》），“美的理想”是：上马杀贼，下马万言，房中耍奇“术”，房外讲理学……以至于麟凤龟龙咸来呈瑞，万邦夷狄莫不归朝。 对于西门庆，“美的理想”只有五个字：潘驴邓小闲。 对于“三笑”，是状元和美婢的团圆，以及其他一切种种福禄寿。 对于…… 究竟“美”是什么，啊？ 照上面的说来，仿佛这是“一相情愿”，补充一下自然界的缺陷。乡下姑娘为的要吃饱几顿麻花油条，她就设想自己做了皇后，在“正宫”里，摆着“那么那么大的柜子，满柜子都是麻花油条呵！”这其实也是艺术。 然而“现实生活，劳工对于drama（戏剧）是太dramatic（戏剧化）了，对于Poetry（诗）是太poetic（诗化）了。“艺术是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的再现。”艺术的范围不止是“美”，“高尚”和“comic”（喜剧），这是人生和自然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一切。不要神学，上帝，“绝对精神”的“补充”，而要改造现实的现实。 欧洲人的“绝对精神”，理想之中的“美”——以及中国的caricature（讽刺画）：“潘驴邓小闲”之类，或是隐逸山林之类，都是艺术的桎梏。可叹的是欧洲还有“宗教的，神秘的”理想和它的艺术，而中国的韩退之和文素臣，袁子才和“礼拜六”似乎已经尽了文人之能事了。 “如果很多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意义——再现人生之中对于人有兴趣的现象，那么，很多其他的作品，除此之外，除开这基本意义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就是解释那再现的现象。最后，如果艺术家是个有思想的人，那么，他不会没有对于那再现的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不由自主的，明显的或是暗藏的，有意的或是无意的，要反映在作品里，这就使得作品得到第三种的意义：对于所再现的现象的思想上的判决……” 这“再现”并非模仿，并非底稿，并非钞袭。 “在这方面，艺术对于科学有非常之大的帮助——非常能够传播科学所求得的概念到极大的群众之中去，因为读艺术作品比科学的公式和分析要容易得多，有趣得多。”（Tcherny-shevsky：Polnoe Cobranie Sotcheneniy X，2，157—158.） [book_title]《子夜》和国货年 据说，今年是国货年。但是，今年出现了茅盾的《子夜》。 《子夜》里的国货大王——或者企图做国货大王的吴荪甫，“他有发展民族工业的伟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