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丁文江的传记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06299 [book_dec]《丁文江的传记》作者是胡适。最初1956年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辑《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上，1960年6月由台湾启明书局出版，并附了作者写的《校勘后记》，本书介绍了在很多学术领域做出过开拓性贡献、在科学史和学术史上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人物丁文江的生平事迹。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丁文江和他的团队使中国地质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获得了世界声誉。地质学以外，丁文江在地理学、古生物学、历史学、教研学、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也有独特贡献，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欧化深、科学化深的中国人，丁文江在提倡科学研究方面不遗余力。在朋友的眼中，丁文江既是“良善有用的中国人”，又是“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还是精于科学、长于办事的“现代稀有的人物”。 [book_img]Z_5469.jpg [book_title]引言 丁文江先生死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五日。他死后，《独立评论》给他出了一本纪念专刊（《独立》一八八期，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出版），收了十八篇纪念文字。以后还有几位朋友写了纪念文字寄给我们，从二月到七月，又收了九篇（《独立》一八九期，一九三期，一九六期，二○八期，二一一期）。这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里有不少传记资料。可惜傅斯年先生已宣布的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都没有写出来。于今傅先生也成了古人了！ 傅先生在他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里，曾说：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我自己在《丁在君这个人》一篇文字里，也曾说，“孟真和我都有将来作丁在君传记的野心。”我又说：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适按，孟真在第二篇长文《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里，论述这段故事更详细，见《独立》一八九期）。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必定可以有详细而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 二十年很快的过去了。当时有作在君传记的野心的两个朋友，于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孟真说的不错：“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决心要实践二十年前许下的私愿，要写这篇《丁文江的传记》。 在这二十年中，传记材料很难收拾。例如上文说的关于民国十五年的文电，至今我没有见到。收藏那箱文件的好朋友居然写了一篇《丁文江传记初稿》，在五年前寄给我。可惜他始终没有利用那箱里的任何文电。他自己说：“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我已老得不成样子，若再蹉跎，不免辜负死友了。”这篇传稿是他追忆的一点纪录，也成了我的材料的一部分。 此外，我的材料只限我在海外能收集的在君遗著，和那二十多篇纪念文字。遗著也很不完全，例如在君在《努力周报》上写的文字，在天津《庸报》上写的文字，我在海外都看不到。因为材料太不完全，所以我只能写一篇简略的传记。 [book_title]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当西历1887年4月13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字，常用“宗淹”的笔名，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文江是第二子。大哥文涛，三弟文潮，四弟文渊。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文澜、文浩、文治。 文涛先生有《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子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在君的天资过人，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这种经验，崔东壁（述）曾在他的《考信附录》里说的很清楚： 自述解语后，〔先君〕即教之识字。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 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使我们相信“五岁就傅，寓目成诵”不是奇事，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后来拿着书本子，就觉得“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所以能“寓目成诵”了。 文涛先生又说： 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时取士犹用八股文，塾师以此为教，亡弟亦学为之。……于古文，始尝推许韩昌黎，既而……乐诵大苏纵横论辨之文。年十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 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那根柢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 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文涛先生说： 先严……诸事旁午，鲜有暇晷，涛兄弟以养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 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book_title]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文渊按：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颇藏有若干书籍。我们年少时，每年须将藏书曝晒一次，尚能记及顾、黄、王诸公文集。先曾祖余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子为先祖振园公；女则嫁六合唐府[名已记不清]其翁某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时，奉命在乡主办团练。后因太平之乱，六合失守，先祖姑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先祖姑就死在我们家里，她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钟爱[即先曾祖母]。从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时．才回其父家。我们这位表姑母，我们从小称她为“寅姑妈”，她的大名，我从来没有知道。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拜见外祖母，以后也往来不绝。我这位表姑父尝治《孝经》[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虽未做官。然而对清室极忠，终身做遗老，不肯剪辫子。我在1935年。到苏州的时候，还拜见过他老人家。他对家兄们的读书，似有影响，因为先母的遗志，本来是要在君家兄去苏州，从叔彦先生攻读。先母去世时，在君家兄十四岁。）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 [book_title]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 《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1904年2月8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蔼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 [book_title]四 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 [book_title]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 关于在君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李祖鸿先生写的《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第二○八期）有很详细很动人的纪录。在君自己的《苏俄旅行记》的“楔子”第四段（《独立》第一○七期），写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路过伦敦时“偷空到我十八岁进中学的乡镇去了一趟”的一个下午，足足写了四千字，真是写的有声有色，细腻亲切，是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我现在写他留学英国的七年，全靠这两件资料。 在君自己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幸亏〔在蔼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李文误作“司密士”，又注英文Smith，似应作JohnSmiller？）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我是1906年离开中学的，以后只有1909年去过一次。 他在二十四年后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去，还有不少的老朋友很热烈的欢迎他，很亲切的同他叙述二十九年前的旧人旧事。有几段故事是应该收在这篇传记里的。 例如这一段： 出了学校向右手转不几步就到了维兰得河边的小桥。当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经过此桥四次。从寓所到学校不过十分钟，但是遇到雨雪也就很狼狈。记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没有钱买新的。一遇下雪，走到这座桥，袜子一定湿透了。从学校回家，当然可以换袜子的。可是袜子只有两双，一双穿在脚上，一双在洗衣坊里。没法子，只好把湿袜子脱下来在火上烘。吃中饭的时候，往往湿袜子没有烘干，就得穿上跑回学校上课去。 又如这一段： 出了药房门，沿河走去，早望见法罗（Farrow）在门前等我。他欢天喜地的接着我进去。……他同我向各处看了一遍：“这是你以前睡过的房子。这是你教我解剖田鸡的临时试验室。……你同班最要好的几个人都很好。司金诺得了文学博士，现任沙赖省最大的中学校长。……你记得吗？当你没有升级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气，到教员桌子去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之后，他反特别同你要好起来。” 又如这一段： 梅（May）贝迟同我去看……班奈儿夫人，她今年八十二岁了。一进门看见她和她的第三第五两个女儿坐在家里做活。……班奈儿夫人的第五个女儿对我说：“你还练习钢琴吗？我记得你跟我学了两星期就能够弹Home！SweetHome！”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难道不记得：后来在钢琴上弹那个调子的时候，我一点听不出。你气极了，就不肯再教我了？”“不错。你的耳朵是差一点！” 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的耳朵，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个笑话。 他在中学时，不但曾学弹钢琴，还曾学骑马。那天他去拜访一位顾克（Cook）先生，老先生已成了疯子，老太太也龙钟了，都不认识他了。他惘然的走了出来。 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不记得！你故意的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但是在君骑马的本事并不是“那样不中用”。这一点，我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七节（《独立》第十四期），曾详细的叙述他学骑马的经验：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去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的慢。以后逐渐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两条腿夹住马背。我初学的时候进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就常常要掉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了，一两分钟之内一定摔在地上。学来学去，一点进步也没有，一失望就不学了。 这是他在日本学骑马的经验，可以补充李祖鸿、汤中两位先生的追忆。以下他叙述他在英国学骑马的经过： “到了欧洲，七年不骑马”——他忘了那个仆人在草地上教他骑马的事了。“从前所学的一点工夫都忘记了。一直等到要回国来的那一年，为预备旅行，又到马术学校去上课。那里的教法没有日本的复杂。你骑上马，教员在旁边看着。先颤着小走，再颤着大走，再学奔驰。等到奔驰不至于容易摔下来，就教你打着马跳过一根离地二三尺高的木杠。我学的成绩和从前一样，起初学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驰的时候总不免要摔几交。一到跳木杠子，没有一回能够骑住！” 他自己的结论是：“一个人为天才所限，纵然积极训练，到了相当的程度以后，很难再向前进一步的。” 在君说他在中学两整年，“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但他在剑桥大学只住了半年，就决定离开了。他离开剑桥，主要原因是经济上支持不了。他那时还只靠家中寄钱，其中一部分是泰兴县的公费。他曾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曾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见文涛先生文）。但剑桥大学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学生担负得起的，所以在君在1906年的年底就决定不再进剑桥了。因为英国学校的学年中间不能改进别的大学，他就到欧洲大陆去游历，在瑞士的罗山（Lausanne）住的最久。 1907年夏天，他到苏格兰的葛拉斯哥（Glasgow），他自己在本城的工科学院（TechnicalCollege）预备明年考伦敦大学的医科，又邀他的朋友李祖鸿来进本地的美术学校。 1908年，在君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有一门不够及格。这是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失败。他从此抛弃了学医的志愿，改进了葛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到了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他的主科动物学之外，还有余力，他又添了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到1911年，他是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见李祖鸿文） 他在葛拉斯哥大学的时期，得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到最后的一年，他有补全官费的希望。但他因为将要回国，请求把官费让给李祖鸿。李君不但补了全官费，还领得1911年1月到5月追补的官费一百多镑。李君和在君留英七年，总是有无相通的，他知道在君性好游历，屡次游历欧洲大陆，还想回国时游历中国内地，所以他就把这补领的一百多镑送给在君，作为旅行中国内地的游资。于是丁在君就在1911年的4月离开英国，5月初经过西贡海防，搭最近刚通车的滇越铁路，进入云南，5月10日到劳开——滇越路的第一天的宿站，在红河的右岸，对岸的河口就是云南的地方了。他在那一天记着： 我在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 [book_title]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国内地旅行，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的第一部分。（《独立评论》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时叶浩吾先生（瀚）在云南高等学堂做监督，他指导在君改服装，做铺盖，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从昆明出发。 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他的一个同乡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候他同坐民船下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乡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轮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 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月，6月29日才到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游记没有说明他用的是阳历或阴历，有时他说“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有时他说“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镇远”。那年阴历有闰六月，而他的游记从没有提及闰六月，故我们可以断定他用的是阳历。阳历5月29日从昆明出发，已是阴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阴历六月十八日了。他经过长沙、汉口、上海（文渊按：在君家兄从汉口回家乡，没有经过上海。他是从汉口坐江轮直达南京。当时我奉了先父之命(我那时十五岁)。同了一个有旅行经验的一个男仆，早先到了南京。去接候他。那时同镇(黄桥)他的友人朱先志。是日本士官毕业生，在南京新军当管带。家兄和他是在日本认识的。家兄到了南京，他人为招待，每次也有我。我们以后从南京坐江轮回泰兴，到八苇港下轮船，换乘民船去黄桥。），他到上海大概在阳历的七月底，阴历的闰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有《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其年“五月”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页二四三——二四四），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少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伦时。曾和丁巽甫去访问过他，他在另一小城，已忘其名。家兄考中进士以后，回家的时候，就顺道到了苏州。他为省钱起见，就在苏州和家嫂史久元女士结了婚，那时家嫂父母双亡寄居在其六婶左太夫人处。）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据房先生的自序，游学毕业进士的名录是从《学部官报》及《东方杂志》采辑出的。此中可能有学部汇报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在君游记里的年月至少可以帮助订正房、杜两先生的书中这一榜的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内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气、观察力。他带了许多书籍仪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通省（贵州）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他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他在贵州的黄果树，恰巧逢着“赶场子”的日子，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说：“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民国三年，他第二次来游，才开始做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独立》九期），记水与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游记。例如这一段： 在黔阳城西，沅水的正源从西来会〔合水〕。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这样能作细密观察的一位地理学者，只因为要挑出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给适之补篇幅”，所以他描写贵州人民吃盐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说的话就引起贵州朋友的抗议了。在君说：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 在君死后，我的贵州朋友“寿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盐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见菜里有“一颗一粒盐屑”，正同他看不见辣子的咸味一样，“谁见过有盐屑的菜！”（寿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独立》第一九六期）贵州人吃盐比江浙人吃得更咸，“食时菜数越少，吃盐越重”。外省游人单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尝，所以说错话了。 在君从常德坐小火轮到长沙，为的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据朱经农记得的在君游南岳时，有一首说：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从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说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乡，大约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后，武昌革命就爆发了。丁文涛先生说： 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弟抵里，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 [book_title]七 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 民国元年，在君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他在这一年中，用生物演进的观点写了一部很好的“动物学教科书”。他的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调查，好像也是这时期调查的。这一年，他把他的四弟文渊带到上海。文渊那时十四岁，“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学过英文，无法考入上海的中学，只好进了当年同济的附属德文中学。”文渊的自述如此（见他的《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香港《热风》半月刊二十二期，1954，8月1日），使我们回想，如果在君当年没有被龙知县救援出来，他的一生事业也许会被埋没在那个风气闭塞的泰兴县里了。 民国二年的二月，在君到北京，做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那时张轶欧先生做矿政司司长，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认识地质学的重要，在君和章鸿钊、翁文灏，都是他先后邀到工商部去的。张轶欧的计划是要筹办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当时中国缺乏地质学的人才，一般人士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毫无认识。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一门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门停办了！ 在君说：“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旅费。只有两次应商人的请求，由商人供给旅费，〔我〕曾做过短期的调查。”地质科科长没有旅行调查的经费，当然没有开办地质调查所的希望了。 在君对于中国地质学的第一步贡献是在训练地质学的人才。他利用了北京大学停办地质门的机会，把北京大学地质门原有的图书标本借了过来，由工商部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称为地质研究所。他把北京大学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Solger）请来帮忙。后来翁文灏先生从比国回来，就在地质研究所做主任教授。民国三年以后，在君自己担任教古生物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翁先生说地质研究所时代的丁在君的教学法： 他（在君）竭力主张注重实地观察。他以为平常习惯由一个教授带领许多学生在一学期内做一次或两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学生不识不知的跟，如此做法决不能造成真正地质人才。他以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成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与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的结果。他不但如此主张，而且以身作则，有很多次率领学生认真工作。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他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这个地质研究所是民国三年开办的，民国五年毕业。毕业的学生就在地质调查所担任各地的调查工作。其中成绩最好的人，逐渐被挑选送到国外去留学。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 地质研究所在民国五年以后，仍由北京大学收回，重办理科的地质学系。当时在君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恢复地质学系，担任造就地质人才的工作，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 因为这种渊源关系，在君对于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系总是很关切的。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他说：“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天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你看这张成绩表！” 我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许多零分。我问他想怎么办。他说：“我来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的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吗？”我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 后来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蔡先生听了在君批评地质系的话，也看了那张有许多零分的成绩单，他不但不生气，还很虚心的请在君指教他怎样整顿改良的方法。那一席谈话的结果，有两件事是我记得的。第一是请李四光先生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第二是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大家葛利普先生（AmadeusWilliamGrabau，1870—1946）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 这是民国九年（1920）的事。 葛利普先生不但果然来了，并且在中国住了二十六年，他死在中国，就葬在北大的地质馆的大门前。葛先生来中国主持古生物学的教授与研究是中国地质学史上一件大事。在君自己曾略述葛先生的事迹： 葛利普先生是德国种的美国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他却极端反对神秘宗教。他原在哥仑比亚大学当了十六年的教授，到1917年美国加入了欧战，各大学纷纷的发生反德运动，他遂被革了职出来。1920年他到中国来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兼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主任。他不但是工作极勤而且是热心教育青年的人。当北京大学屡次索薪罢课的时候，他总把地质系的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上课。他因为风湿病的原故，两腿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苏俄旅行记》一，《独立》第一○一期） 在君死后，他的北大助教高振西曾指出葛利普先生教育出来的古生物学人才之多。他说： 今日之中国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健、黄汲清、张席禔、乐森、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直接为葛先生之高足，而间接为丁先生之所培植。“（高振西译葛利普的《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注三。《独立》第一八八期，页二二） [book_title]八 民国初年的旅行——太行山与山西铁矿——云南与四川 民国二年十月，南通张季直先生（謇）到北京就农商部总长之职（原有的工商部和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他是提倡当时所谓“棉铁政策”的。他的次长是武进刘厚生先生（垣），也是实业家，又是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早年在南洋公学时的国文教员。轶欧极力向这两位新首长陈说设立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重要。据厚生先生的记载，他做次长只做了三个月。三年一月底就因母丧回南了，但地质调查所的开办费经常费的预算都已提出国务会议通过了，他还“依照张轶欧的计划，用种种方法筹到五万元一笔款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他说，他虽然没有见过丁文江的面——因为他到山西调查矿产去了——但张轶欧已推荐他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厚生先生并且在临走之前，郑重的嘱托张季直先生注意这个地质调查所，不可被人破坏。 在这个时候，在君和德国地质学者梭尔格（Solger）正在太行山里旅行。在君十一月十三日到井陉矿务局的总机关所在地冈头村，与梭尔格会合。他们先在冈头同做了三天的调查研究，然后决定分工的计划，梭尔格调查凤凰岭以北，在君调查凤凰岭以南。他们把井陉一带的地形和地质调查明白了，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会同从井陉步行到娘子关。因为下大雪了，他们改坐火车到太原，在太原住了两天，十一月三十日到阳泉。他们花了八天工夫，调查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煤铁的价值。然后他们决定梭尔格担任测绘铁路以北的地图，东到太行山边，西到寿阳，北到盂县；在君担任测绘铁路以南的地质图，东到太行山边，西到煤系以上的地层，南到昔阳的南境。 在君的路线是：十二月九日离开阳泉，经过义井、南天门，到平定；由平定上冠山，经宋家庄、锁簧、谷头、立壁，东上到浮山；从浮山南坡下来，到昔阳。又从昔阳顺南河，到柴岭，东南到蒙山，东北到凤凰山，然后北上风火岭，到张庄；再经马房、立壁、西郊、东沟、白羊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回到阳泉。 在君自己说： 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御寒的衣具本来不完备，而这两星期中，早上出门的时候，温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时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着大雪，上蒙山遇着大风——在蒙山顶上十二点的时候温度还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工作，兴趣很好。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 他的游记的一部分——不太专门的一部分——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第六、七、八章（《独立》第十三，十四，十六期）。他这一次调查旅行的记录有三个最重要之点：第一是他指出“太行山”一个名词应该有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那从河南的济源、沁阳，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行的，那才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东北，绕到北平的北面，再向东连到山海关，这一段地质的构造极其复杂，与太行山本身不同，应该叫做燕山。他附带的指出，太行山的“八陉”，根本没有道理。其中军都陉（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阴陉（即紫荆关），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而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一条比得上井陉的重要。 第二点是他指出，中国传统地理学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是与事实不符的。例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从山西穿过太行，流到河北”。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过太行。在君说：“可见得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地形有点冲突。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趣味的问题。” 第三点是，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的证实山西的“平定、昔阳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Baron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在太平天国乱后来游历中国，回去后发表了三大册的报告，其中说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时世界的销路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在君自己说他民国二年到山西调查铁矿，“抱后来农商部又请了几个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丁格兰等调查国内的铁矿。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地质学者也参加，并继续这种调查工作。到民国十年（1921），调查所把多年调查的结果编成一部《中国铁矿志》。翁文灏先生曾在《中国地下富源的估计》（《独立》第十七期）里总括民国十年的估计如下： 全国铁矿砂总储量是九万七千万吨，其中辽宁一省却占了七万四千万吨。除了辽宁，在关内的只有二万三千万吨。就连辽宁在内，照美国每年要开采一万万吨的比例，也九年便可开完。所以中国的铁矿真不算多。…… 在君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底从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他到云南去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这时候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死了，他回到家乡，办完父亲的葬事，于民国三年（1914）二月三日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安南，乘滇越铁路，于二月十三日再到昆明。他这一次单身作西南地质矿产的调查，走了一年，到民国四年（1915）初，才回到北京。黄汲清先生在《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独立》第一八八期）里，曾略记这一次的独力调查旅行的路线及重要性如下： 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他从安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之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南东川府属考查铜矿。复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Deprat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三章以下，曾把这一次长期旅行的不太专门的部分写出来，共分五个大纲领： 一、云南个旧的锡矿（《独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期。） 二、云南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四、三十五期。） 三、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六期。） 四、金沙江（《独立》第四十八、五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期。） 五、东川铜矿（《独立》第八十五期。此题未完。他另有英文记东川铜矿，载在《远东时报》FarEasternReview，November，1915.） 他的任务是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个旧本来不在他的调查路线之内。但他觉得到了云南而不到个旧是可惜的，因为中国产锡占世界产锡的第三位，而个旧产锡占中国产额的百分之九十四五。所以他决定在向东去之前，先到个旧去看看。他在个旧调查了近两个月——二月十九到四月十二日——他的四篇个旧游记，写个旧的地形，锡矿的分布，土法采矿冶金业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天然因素，土法采矿的缺点，个矿采矿工人的痛苦生活，都是最有力量的记游文字。 例如他写背矿的工人： 背矿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一头装上二十五斤矿砂，前后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一尺长的铁条，上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四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头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伙房，是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伙房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是应该可以引起社会抗议的喊声同劳工待遇的改革的。 在君写云南的土著民族和四川会理的土著民族的几篇文字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开端。他在前三年旅行西南时已注意到西南的土著民族了，这一次匆匆准备作矿产地质的调查，竟忘了作人种学研究的准备。所以他四月中从个旧回到昆明，在购买牲口，雇用伕子的十天之内，他用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里的图样，请云南兵工厂给他做了一副量圆体径的曲足规（Callipers），加上几件普通测量用的仪器测杆、皮尺，这就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工具了。 在《漫游散记》里，他记录了他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这里还有他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那位“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的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在君死后，吴定良先生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独立》第一八八期），指出他曾计划“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计共六十五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十四组，约共一千一百余人，尤以蜀黔滇等省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又在君先生与许文生（Stevenson）、葛内恩（Graham）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在君先生详细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先生又说： 人体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时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之材料，据许文生氏言，曾费半年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之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也。…… 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在君有一篇英文的论文，题为OntheInfluenceoftheObservationalErrorinMeasuringStature，SpanandSitting-HeightUpontheResultingIndices，即是用三十六组材料，比较两种指数之价值。此两种指数，一为人的“立高”对“两臂展开宽度”之比较，一为人的“立高”对“坐高”的比数。此文中应用潘匿托斯基氏公式（Poniatowski’sFormulas）证验两种指数是否曾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文的结论是：一、就两种指数价值而论，“汉人”（原文Chinese）与中国各地之“非汉人”（原文Non-Chinese）之体质有显著的区别；二、证明此三十六组之指数并未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三十六组中，二十一组为“汉人”，十五组为“非汉人”）。 在君用统计学的方法治学，并不限于人种学的研究。民国十二年他发表了一篇《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科学杂志》八卷一期，《东方杂志》二十卷五期），就是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看中国历史。 最精密又最有成绩的，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发表了他的《丁氏石燕及谢氏石燕的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英文，原题为AStatisticalStudyoftheDifferencebetweentheWidth-heightRatioofSpirifertingiandthatofSpiriferhsiehi）。黄汲清先生说：“此文用统计学方法定两种石燕之区别。此种方法亦可应用于他种古生物之研究。” [book_title]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 在君的西南游记之中，最富于文学趣味的当然要算他写金沙江的几篇文字。他写金沙江，用徐霞客（名宏祖，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死于崇祯十四年，1586—1641）开头： 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扬子江的上游的是徐霞客。他的《江源考》说的最明白：“发于南者（指昆仑之南）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十二月一日到元谋的官庄。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可惜从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他的游记残缺，他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已没有纪录存在。 他最佩服徐霞客，最爱读他的游记，他这一次去西南，当然带了《徐霞客游记》去做参考。他后来（民国十年）在北京的“文友会”用英文讲演徐霞客，特别表彰他是中国发现金沙江是扬子江上游的第一个人。在民国十五年，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又特别表彰这部空前的游记。他对于这位十七世纪的奇士，费了很多的工夫，整理他的《游记》，给《游记》做了一册新地图，又做了一篇很详细的《徐霞客年谱》，民国十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年谱》又附印在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的《徐霞客游记》的后面。） 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这是我们公认的。他最惋惜徐霞客的《金沙江游记》散失了，使我们不能知他在三百年前“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在君自己记载金沙江的几篇文字，可以说是有意弥补那个大缺憾的。他在1914年5月10日，第一次望见金沙江。他这样记载： 5月10日从石腊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经过杨家村西的大岭，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从峰顶向北，已经望见金沙江。江水出海面不过一千一百公尺，比我在的高峰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比从泰山顶上看汶河还要高二百公尺，而江面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过二十多公里。从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从峰顶北望，只看见一条条的深沟狭谷，两边的峭壁如刀切斧削的一般。加之岩石全是红绿色的砂岩，与远望见红黄色的江水两相映照，真是奇观！ 5月20日，他到了金江驿，下午的温度是摄氏37.5度，比人的体温还要高。“太阳一落，我就跑到金沙江边上脱去衣服，浸在江水里。……不多时，一村子的人老老少少都走到江边来看稀罕：‘水里怎么可以洗澡！不怕受凉吗？’直到我回寓睡觉了，还听见房主人在那里议论：‘委员真正自在！当着许多人，脱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话！’”这是三百年前的徐霞客不敢做的快事。 在君自己记他旅行的情形： 我每天的习惯，一天亮起来就吃早饭，吃完了就先带着一个向导，一个背夫，独自一个上路。铺盖、帐棚、书籍、标本，用八个牲口驮着，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再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将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棚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铺铺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这样每天从天亮到天将黑的山路旅行、测量、调查，已很够辛苦了。在君的任务是调查矿产，但他的科学兴趣是测量地形与调查地质。他那时正在年富力强的时期，他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他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所以他那一次独自旅行云南、四川、贵州的游记是最奇伟的游记。他走遍了在云南、四川交界地方的金沙江的西岸与东岸的高山与深谷。 金沙江在这一带的西岸有四道从东北向西南的高山：第一道是高出海面三千公尺的鲁南山，第二道是高三千二百多公尺的望乡台，第三道是同样高的大银厂，第四道是高三千公尺左右的大麦地。 金沙江的东面有一条很重要的支流，叫做小江。小江的东岸是一道南北行的大山，最高的峰叫做古牛寨，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滇北最高的山。从古牛寨到小江不过十公里，而小江比古牛寨要低三千公尺——在君说：“这可算是中国最深的峡谷，比美国著名的高老拉多（Colorado）高峡谷（GrandCanyon）还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小江入金沙江的地方（东川西二十五公里的象鼻村北）向南三十公里，又是一片大山，东西长三十多公里，南北也几十公里。在君用“大雪山”的名词来代表高山带的全部。山顶各峰平均也都在四千公尺左右。 在君于民国三年六月十九日走向鲁南山。六月二十日下鲁南山，到了云南巧家县的岔河，岔河在望乡台与大银厂两大山之间的峡谷。他走上望乡台、大银厂两条梁子顶上去测量地形，又从铁厂走大麦地小路到盐井。他写他在大麦地梁子顶上的情形如下： 从铁厂到大麦地梁子，要上九百公尺；从大麦地到盐井，要下二千公尺。沿路还要测量，一天是万万走不到的。路上人家极少，没有地方可住，一定要带上帐棚。…… 第一晚在大麦地梁子顶上打野。上到顶梁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望得很远。向东望得见二千二百公尺深的金沙江，并且看见江中心的石头——著名的将军石和江心石。向南望得见普渡河的深谷。江边树木夹着灰色的石头。再上岩山变为红绿色，树木完全没有了。到了对岸的二千公尺，岩石又变为黄色。红黄色的江水在一条狭槽子里流着，两边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真是天下的奇观。 这些山——梁子——都在金沙江的西岸。在君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盐井过金沙江，考察旧东川府属的铜矿四大名厂：大水、汤丹、落雪、茂麓。 他在这些产铜的地方调查了十二天。“我因为要看看大雪山，所以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他由大水，向西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已经是大雪山的最东北的一部分了。从此上下坡各三次，才到茂麓。从茂麓到落雪，正走着大雪山的北边。在这路上，在君说，有一段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坡既奇陡，奇窄，下雨以后又奇滑，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他在一个三千公尺的高原上搭起帐棚过夜。那地方叫做长海子，他在长海子西北三千一百公尺的高点上，西北望可以望见金沙江西岸的悬崖绝壁，江中的将军石、江心石，江外的大山，却望不见江水。从长海子向东南，再向东，到大风口，出海面三千七百公尺，比大雪山顶低得很有限了。下去就到落雪铜厂了。在君说： 大水到落雪，不过八公里。要不是绕茂麓和大雪山，不要半天就可以到了。因为绕路，一走就是四天。 在君还要研究大雪山的东部，又从落雪向南，又走上了大雪山的腰带哨，高三千七百公尺，“是我在大雪山所到最高之点”。 大雪山在金沙江的东岸，小江的西岸。在君从腰带哨下来，经过白锡腊，到了汤丹，这是四大铜矿的最后一个矿了。七月十日他离开汤丹，要到东川县（旧会泽县）去。但他“要上古牛寨绝顶看看，所以一直向东，不走大路”。他在中厂河口上船过小江，从大寨上那滇北最高山顶——古牛寨。 从大寨一直往东，十公里有零，就到古牛寨山顶。但这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半。最后一段，“是玄武岩（火成岩）所成的绝壁，百分之四十九的坡度，当然是无法可上的，所以我们……先向东南，再向东北，曲曲湾湾的绕着，到山北面，再向山顶。……上不到一半，已经找不着道，只好手足并用，慢慢的斜着上。上到顶一看，古牛寨是一个五百公尺直径的圆顶，最高的点偏在西边，高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我在中国所登的最高山峰。”（一公尺等于三点二八英尺。古牛寨高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等于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英尺。） 徐霞客的最后一次“遐征”，开始于崇祯九年（1636）九月，到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才回家，在途差不多四年。第一年从浙江入江西，从江西入湖南。第二年从湖南入广西。第三年从广西入贵州，由亦资孔入云南，约在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他在云南近两年，足迹北过鸡足山，到丽江；西过大理，到腾越。在君作《徐霞客年谱》，论这“最后之游”，说： 先生……家有遗产，衣食足以自给。百年已过其半，五岳已游其四，常人处此，必将弄孙课子，优游林下以卒岁矣。乃先生掉头不顾，偕一僧一仆，奋然西行，经苗猓异族之乡，极人所不堪之苦。遇盗者再，绝粮者三。百折不回，至死无悔。果何以使之然哉？……盖尝考之。陈函辉为先生作墓志言：“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迹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 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但在三百年前人的求知标准究竟不很严格。例如徐霞客的《江源考》说金沙江出于犁牛石，自注云：“佛经谓之殑伽河。”又说，“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玄奘改译恒河为殑伽河，改译新头河为信度河，两大河都在印度。霞客认金沙江为恒河，认怒江为新头河，都是大错的。 在君在三百年后，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详细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现，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 【附记】 在君于民国三年二月再入云南，到民国四年方才回到北京。《独立》纪念在君的专号里，有几位朋友提到在君此次旅行，颇有小误。如翁文灏先生说他“初认识在君是在民国三年，那时他刚从云南省调查地质回到北京。”这里“三年”是“四年”之误。翁君又说，“民国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独自在云南省工作”。又黄汲清先生也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这里“二至三年”都是“三至四年”之误。在君游记里说他那一年（1914）的九月初”，在宣威到沾益的路上遇见一群衣服极破烂的难民，其中有人认识他，他才知道他们是个旧锡矿上的砂丁。他们告诉他，“外国人打起仗来了，大锡卖不掉，许多厂都歇了工。”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欧洲大战的消息。这个故事不但可以旁证在君自记民国三年二月第二次入滇是正确的追记，并且使我们想像他专心致志的在万山中调查地形地质，全不知道天下国家的大事。云南诗人唐泰在那崇祯末期天下大乱的时代有诗送给徐霞客，说：“闭门不管乡邻斗，夜话翻来只有山！” [book_title]十 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 地质调查所是民国五年（1916）正式成立的。在君不但是第一任所长，还是最初负责筹备创立的人。他的筹备工作，第一步是设立地质研究所来训练地质调查的人才，第二步是他自己实行作大小规模的地质矿产调查。这两步工作，我在上文已有叙述了。 地质调查所本身的光荣历史，是中国科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有专家的叙述，我是没有资格作这种叙述的。我在这里只能依据我从旁的观察，略述丁在君对地质调查所的个人贡献。 在君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时期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步发展的领导中心。葛利普先生说的最好： 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非只构成地球的材料，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体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及自亘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以及海水之内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各种因素，如地理、气候等，均在范围之中。 他计划中国地质调查所，就是依据他所认识的地质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今的广大范围，来训练人才，延揽人才，支配人才。例如他知道中国当时最缺乏的是古生物学专家，他就同北京大学商量，把葛利普先生从美国聘来，使他在二十多年之中教练出许多中国青年古生物学专家，使调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在十五年中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刊物。陶孟和曾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在君的第二个最大贡献是他自己不辞劳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他为《地质汇报》第一号写了一篇序，引德国学者李希霍芬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在君接着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在君说这话在民国八年，那个时候打开这个“登山涉水，不怕吃苦”的风气的人，当然是在君自己。翁咏霓（《独立评论》一八八期）说他自己在民国四年“跟着在君渡浑河，登玉带山，敲圆球腐蚀的辉绿岩，辨自南趋北的逆掩断层”；又说他“同年夏间往绥远调查，启行之前，在君指示测量制图的方法，采集化石的需要，谆谆善诱，使我明白地质工作之决不能苟且了事。”咏霓说：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在君先生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所谓“不辞劳苦”，不但是咏霓说的“在君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最好是在君的《漫游散记》里说的，他为了要看山，“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例如他在大雪山北边一带，走的就“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他攀登古牛寨的最高峰，就得爬那“只好手足并用”的从没有路的路！ 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在君的第三件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真诚的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的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他对朋友的热诚爱护，孟真说的最好： 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 他对于同辈的地质学者，如翁咏霓，如章演存（鸿钊），特别是那位“两腿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而工作比任何人多”的葛利普教授，真是十分真诚的爱护。对于许多青年的后辈，他的热诚，他的爱护，他的鼓励，都是最可以引起他们最大的向上努力，最纯洁的为学术努力的精神的。 我记得民国十八年九月我回到北平时，有一天在一个茶会上遇着在君，他的第一句话就是：“适之，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曾。他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地质学的天才，今年得地质学奖金的！”他说话时的热心、高兴，我至今还忘记不了。后来赵亚曾在云南调查地质，在昭通遇着土匪，被打死了，在君哭了好几次，到处出力为他的家属征募抚恤经费，他自己担负亚曾的儿子的教育责任。以后许多年之中，我常在丁家看见亚曾的儿子松岩跟着在君和他夫人一同歇夏，受着他们真恳的爱护。 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历史上，有好几位外国学者的重要工作、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古生物学的葛利普，是不用我重述了的。此外，如德国学者梭尔格，如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son），如法国学者德日进（TeihaddeChardin），都曾为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地质调查所主持提倡的史前考古学，做过重要的工作。其中当然要算安特生先生最有贡献，他不但做了重要的地质矿产的调查，并且发现了河南“仰韶的石器陶器”和他处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划开一个新时代。德日进先生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和研究，都曾有重要贡献。 在君曾对我说，“中国政府从前花了很多的钱，聘了许多外国顾问，各部都有高薪的外国顾问，但因为各部的首领官都没有专门学识，所以从不知道那些外国人是饭桶，那些人真是专家学者，所以他们部里就是养着头等的专门人才，也都成了废物，不能给中国出力做点事。就像安特生，他是农商部的高薪顾问，从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后来我们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了，安特生自己愿意来帮我们工作。我们不但能充分使用他做矿产地质的调查，他在调查地质的旅行中，发现了很重要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他知道他们的重要性，但他自己不是史前考古学专家，不敢乱动，所以他回来做了一年的考古学研究，然后回到老地方去，才敢做有系统的采集和发掘。结果是我们调查所不但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并且因此获得瑞典国太子和政府的合作和帮助，并且因此获得全世界的学术人士更大的注意和重视。”在君谈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我当时没有记录，现在只能追记这点粗枝大叶了。我追记这个故事，为的是要指出在君当日创立地质调查所，建立中国地质学，他的领导工作，除了训练领导许多中国青年地质学家之外，还有充分认识和充分利用外国专家学者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 我要引在君自述他认识梭尔格的故事，借此指出认识人才是能用人才的基本条件。在君说： 梭尔格原是柏林大学的助教，在京师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大学）的地质科教了三年书。所有他的中国同事都说他脾气不好，而且根本上看不起中国人。我和他谈了几次，看见他在西山的工作，觉得他是一位很可敬爱的学者，力排众议，请了他来（在地质研究所帮忙）。这一次（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和他旅行了四十多天，我很虚心的请教他，他极热心的指导我，我们变成了极好的朋友。可见得外国的专家不能与中国人合作，不一定是外国人的过失。 这里说的有在君的两种美德：一是从人的工作上认识他的专门本领，一是他“很虚心的请教他，他也极热心的指导我”。这两种美德是在君所以能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的要素。 但是单读这一段，还不够懂得这个很美的故事的真相。话说丁在君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了冈头村的井陉矿务局： 梭尔格已到微水去调查了。在矿上代理矿工程师的是一位戈尔登堡先生，他很佩服梭尔格。他说：“若是我们在中国的德国人都像他那样肯工作，那就为我们争气了。” 他又问我：还有一个德国人，也在北京大学教矿物，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他：这位先生听说我请了梭尔格，就来自荐，说他刚从井陉工作回来。但是我看他拿来的一张井陉煤田地质图，好像是用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的，所以我没有理他。 戈尔登堡先生拍着桌子叫道：“丁先生，你的眼力不差！我们因为北京大学地质科停办，这位同乡失了业，请他来这里工作，预备给他找一个位置。那知道他到矿三个星期，一天也不肯出去。末后他又偷偷的找了土娼来胡闹。我没有法子，只好请他走了。临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把李希霍芬的旧图放大，正不知道他有何用处。原来他是拿去骗你！” 我于是又知道所谓外国的专家不是可以随便乱聘的。（《独立》第十三号，页一八） 在君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前后不过六年。民国十年（1921）他就辞去所长，由翁咏霓继任。从此以后，他只是调查所的不支薪的顾问。但在君实际上从没有和调查所脱离关系。他始终继续担任《中国古生物志》的主编。葛利普先生曾说这个刊物： 丁先生之意欲使此刊物较之其他国家之同类出版物有过之而无逊色。全志分甲、乙、丙、丁四种：甲种专载植物化石，乙种记无脊椎动物化石，丙种专述脊椎动物化石，丁种则专论中国原人。第一册之出版，距今（民国二十五年，1936）不及十五年，而今日之各别专集已近一百巨册之多。此种大成绩，实非他国所能表现。 在君和他的朋友们创立和继续发展的地质调查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纯粹科学中心。在纯粹的科学研究方面，这个机关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心。北京附近周口店一区的系统的发掘，后来在民国十六年（1927）以下，陆续发现“北京原人”（SinanthropusPekinensis）四十多具的遗骨，也是地质调查所领导提倡的科学大成绩。因为周口店出现的材料太多，太重要，有专门研究的必要，所以调查所和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解剖学系合作，得着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帮助，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专作中国新生代脊椎动物化石及人类化石的研究，第一任主任是步达生先生（DavidsonBlack）。在这个研究室的计划的实现，在君也是最出力的一个人。 在这些纯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调查所当然还得顾到国家社会的矿业、石油、土壤等等实用方面的需要。在君个人曾参预龙烟铁矿厂的设计，和北票煤矿的开办。调查所兼办的地震台（在妙峰山脚的鹫峰寺），燃料研究室（浙江金叔初弟兄捐建的），土壤调查所等等，都是这个机构在那个政局很不安定，薪水不但很微薄而且往往领不到，实地调查的经费完全依靠私人或基金捐助的极困难时代努力的成绩。 [book_title]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1921—1925）——《努力周报》（1922—1923）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饭馆席上他总是用酒来给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遗失了，他摘出的诗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规律，用钱从不敢超过他的收入，从不借债。但他自从留学回国后，就担负四个弟弟和一个侄儿的教育费，又须不时帮助无力的老亲戚，所以他的经济负担很重。他的七弟文治说： 他从二十六岁归国后开始在上海教书得到收入，立即担负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八岁，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经济的压力也在他身上。有一时期，〔他的担负〕每年多至三千元。当时他没有丝毫资本的收入，全靠劳心劳力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地质调查所，去创办热河的北票煤矿。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他没有因此受重累，只因为他的能力强大。（《独立》第一八八号，页四九） 文治说的那“一个时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渊在德国留学的时期。文渊是民国八年出国的，他先到瑞士进了楚里西大学，次年才到德国，准备学医学。在君早年本想学医学，因为考试医科偶然有一门不及格，不能入医科，才改学动物学。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学医，他最热心帮助，学费完全由他担任。 文渊在瑞士的时候，在君的同学朋友曹梁厦先生（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曾对文渊说：“你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力担任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在君，请他为你设法补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文渊也知道他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写信告知在君，并请他设法帮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丁文渊《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见《热风》第二十二号，页十七） 但在君那时的担任实在超过他的收入，何况那时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发不出，发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纸币，发不出时往往拖欠几个月。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节省的钱盖的。后来他把这房子卖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学费。后来他决定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去办北票煤矿，正如他七弟文治说的，也是为了那个大家庭的担负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担负也是他四弟的留学经费。这都是我亲自听在君说的。 北票煤矿在热河的朝阳县北境，原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煤矿，已投了五十万元的资本，还没有成绩。交通部曾请在君去调查北票煤矿一带的矿产地质，所以他很知道这煤矿的情形。据他的报告，北票的矿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经营的。民国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刘厚生先生（即民国二年做了三个月的农商部次长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资本为五百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时，刘厚生是董事长，他要在君做总理。在君为了家累太重，就辞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专办北票煤矿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来于北京、天津、沈阳、北票之间。 他做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五年。在这短时期之内，煤矿发展到每日产煤两千吨，足敷开支而有余，算是一个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但北票地方和产煤运销的铁路都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在君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两三个月必须到沈阳去和官厅接洽。他认识张学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研究“奉系”的内幕和奉军的军事组织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刘厚生先生的纪录，我曾看过，实在也太简略，没有多少传记资料。 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大论战。 《努力周报》是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报》第一期付印之日正当所谓“直奉之战”已开火的时期——直系和奉系的军队开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军前两天已在军粮城败退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报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努力》六十七期） 在朋友谈话中，他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在君常说，曾国藩的《原才》最值得我们想想。曾国藩在那篇文章里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我们试看他那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就可以明白在君确曾深受曾涤生这篇文章的影响。在君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说：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又说：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我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努力》第一期的发刊辞是我的《努力歌》，其中第一、第三两节是：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这种思想，现在回想起来，都可以说是在君当日极力提倡的思想。 《努力》第二期登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和我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这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是民国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我把这篇宣言的内容摘抄在丁在君的传记里，因为我想借这个纲领来表示在君和他的朋友们对于政治的根本态度和几项比较具体的主张。 我们的根本态度是要国中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开‘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是要求国中自命“好人”的人们出来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 《努力》第六、七两期上有在君（笔名“宗淹”）答复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的文字，在这些答复里，他曾特别说明“好人”应该怎样严格的训练自己做政治生活的准备。他提出四项准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这都是在君自己终身实行的生活。他和我们组织“努力社”，社员的标准是，第一要有操守，第二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 当时我们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几个比较具体的主张——即是上文第五项的（一）至（六）各目——在我们心目中，都算是“平心降格”的主张了。但后来事实上的演变，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主张都还是太乐观的理想！例如“裁兵”，岂但没有丝毫实行的希望！我们只看见民国十一年奉军败退出关之后天天增加兵力，改变编制，增添新式军械重炮，天天作雪耻复仇的准备；直军方面也同样的增加兵力，天天作抵御奉军三度入关的准备。这种情形，在君看的最清楚，他在《努力》上曾发表好几篇关于军事的文字，都是用“宗淹”笔名发表的： 《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第一期，第三期） 《奉直两军的形势》（附地图。第一期） 《奉直战争真相》（第三期） 《广东军队概略》（第五期） 《裁兵计划的讨论》（第十四期） 《湖南军队概略》（第十九期） 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因为他常到热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时北方两大系军阀预备作战的形势。所以我们在九月里，曾在《努力》上指出，“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们建议：“（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这种建议，黎元洪不敢做，颜惠庆、王宠惠的内阁也不敢做，新召集的旧国会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战祸不能消除，裁兵之论当然成了空话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主张“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后来国会是召集了，八月一日开会了，但不是“南北协商召集”的，只是当日暂时战胜的直系军人和他们手下的政客自作聪明，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正统”地位，所以先拥护黎元洪复位，又把旧国会恢复了，叫做“法统重光”。“法统重光”的作用在于准备解决所谓“最高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问题。他们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释作还剩一年零四个月，任满之后，就可以由这个“法统重光”的国会选举曹锟做总统了。我们主张一个公开的南北议和的和会，由和会议决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作为南北统一的一个条件，作为完成民国六年的“天坛宪法”的机构，而军阀的门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贿买那个旧国会作为选举曹锟继任黎元洪为总统的准备！ 我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君和我们当年组织《努力》来做批评政治，监督政治的一番热心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民国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汤尔和对我说的几句话，他说： 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事，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辞呈里明说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罪责。”他在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也明说“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发生关系”。蔡先生的辞职，实际上是为了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为了抗议当时已哄传的“最高问题”（即曹锟公然收买国会议员，预备总统选举）。我为了此事，从病中出来，在《努力》上发表了一些为蔡先生辩护的文字，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罗文干案及“贿买国会的问题”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四月以后，在君力劝我专心养病，周报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几位朋友维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国会贿选曹锟为总统果然成为事实。《努力周报》就自动的停刊了。 一年之后，张作霖准备好了，分五路大举进兵，开始所谓“第二次直奉之战”。当吴佩孚正在山海关支撑的时候，冯玉祥突然退兵转向北京，一个晚上就占领了北京，把贿选出来的曹锟拘禁起来了，发出通电令双方停战。吴佩孚仓皇败退，坐军舰航海南下，经由长江，直到岳州。 胜利的军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来做一个傀儡的“临时执政”。当时虽有“和平统一”的呼声，虽有“善后会议”的号召，虽有孙中山先生的北来，但事实上还是一个军人割据的局面。奉天系的力量，中间虽经过郭松龄的事变（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强大的力量，不但能赶走冯玉祥的军队，控制北方的政局，并且在一年之内，派张宗昌的军队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选南下，姜登选的军队驻扎徐州，邢士廉驻扎上海；后来又由“临时执政”任命张宗昌做山东督军，杨宇霆做江苏督军。于是奉军的势力从东三省一直达到南京、上海了。 那时候，江苏省的绅士商人有个救援江苏的秘密运动，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两个朋友，松江的陈陶遗，常州的刘厚生。他们知道在君的见识才干，也知道他向来有改革政治的志愿，所以他们常和他商量这个拯救江苏的问题。 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罗文干从岳州打来的密电，要他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会见刘厚生等，细谈江苏在奉军占领后的情形，以及江苏绅商想借客兵驱逐奉军的各种企图。在君从上海到岳州，见了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孙传芳派人来邀他到杭州去谈谈。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报告他和孙传芳、陈仪谈话的经过。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国十四年的双十节，孙传芳在杭州宣布组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公推孙传芳为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分五路进兵驱逐奉军。陈调元在安徽，白宝山在江北，同时响应。在南京的杨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于是孙传芳成了江苏的统治者。 北票煤矿公司的董事会在天津开会，在君辞去总经理之职。在君办北票煤矿前后近五年。在君辞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二月，在君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事南下。当时他并没有接受孙传芳的何种委任。他所以要辞去北票煤矿的事，大概不但是因为他已决定不愿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以内做事了，并且还因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原来计划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时间，还需要他到英国去一次。（详见第十三章） [book_title]十二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1923） （附论他的宗教信仰） 《努力周报》虽然是一个批评政治的刊物，但我们也曾讨论到政治以外的一些问题。周报每月增刊一张《读书杂志》，其中就有我的长文《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又有顾颉刚和好几位学者讨论中国古史的文字。民国十二年一月七日的《读书杂志》第五期有在君的《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这是他介绍十七世纪的另一位奇人宋应星的一部奇书——《天工开物》。那部奇书在中国早已没有传本了，在君依据日本明和八年（1771）翻刻本，又参考江西《奉新县志》等书，为宋应星作略传，此书后由陶湘先生印行，近年来翻印本有好几种。十七世纪的两个奇人，徐霞客与宋应星，他们的两部奇书都是在君特别表彰提倡的。在《努力周报》上，在君的长文《玄学与科学》引起了更大又更长期的论争。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努力》第四十八、四十九期）是批评他的朋友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一篇《人生观》的讲演。君劢讲演的大意是：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我摘抄出这两段，认为君劢讲演的大意，君劢必然说我“断章取义”。但我曾细看他前后发表的几篇文字，我不能不指出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所引为隐忧的，其实都包括在这两段文字里。这里表面上的问题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科学专注于向外，……其结果为物质文明。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当然应该回到那些“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了。 所以在君当日把问题看作“玄学与科学为敌”的问题。他有信给他的地质学同志章演存（鸿钊）说： 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弟与君劢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战，纯粹为真理起见，初无丝毫意见，亦深望同人加入讨论。 他在《玄学与科学》长文的引言里也曾说： ……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 其实张君劢的论点，在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时早已说过了。任公说： ……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任公在这一段文字之后，加上两行自注：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但是当日随同梁先生游历欧洲的张君劢先生竟公然“菲薄科学”了。这里面当然有不少个人天资和早年教育的因素，不是语言文字所能争辩折服的。君劢后来曾有这样一段自白： 在君乎！君当记1919年寓巴黎之日，任公、百里（蒋方震）、振飞（徐新六）激于国内思潮之变，乃访柏格森（HenriBergson），乃研究文艺复兴史。而吾处之漠然。何也？吾内心无此冲动也。及访倭伊铿（RudolfChristophEucken），一见倾心，于是将吾国际政治学书束之高阁。何也？胸中有所融，不发舒不快矣。（《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在同一篇富有传记材料的长文里，君劢说他在民国十一年为上海“国是会议”拟宪法草案，又作说明草案的理由书，题为《国宪议》，其中有批评欧洲的“富强政策”的长文。我摘引几句： ……国而富也，不过国内多若干工厂，海外多若干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谓此乃人类所当竞争，所应祈向，在十九世纪之末年或有以此为长策者，今则大梦已醒矣。 所以这位“大梦已醒”的玄学家张君劢先生对我们全国人说：“富强政策不足为吾国将来的政策。”他的理由是： 我国立国之方策，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 我们懂得了这些自传性的资料，才可以认识张君劢先生原是一位讲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国理学家，新近得到了德国理学家倭伊铿先生的印证，就更自信了，就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公开的劝告青年学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决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公开的宣传他的见解：“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 丁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共分十段： 一、引言：玄学鬼附在张君劢身上 二、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三、科学的知识论 四、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五、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七、对于科学的误解 八、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九、中国的“精神文明” 十、结论 在君所谓“玄学”，只是指君劢所谓“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的思想。君劢原文说的是东西古今哲人的人生观，他列举的是东方的孔子、墨子、孟子、释迦，西方的耶稣、兰勃尼孳、黑智尔、叔本华、哈德门。他说： 若此者，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故曰直觉的也。 这实在是很武断的说法。他列举的这些哲人都不会承认他们的人生观是“直觉的”。这些人之中，如墨子、孟子都是很讲究论辩的方式的。佛教也极讲究定义与方法，并且还创立很严格的“因明论理学。至于兰勃尼孳、黑智尔等几位，更是最讲究论理、定义、方法的哲学家。说他们的人生观都“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这真是很糊涂的诬辞，在君叫他做“玄学”，实在太恭维张君劢了。 在君的前四段的主旨是要指出君劢原文所举九类“人生观”——无一件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无一件不可以作科学研究的材料。不但没有“死物质”和“活的人生”的分家，也没有所谓“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分别。在君的第三段所谓“科学的知识论”，只是要说明“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来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 在君因为要让那位不懂科学的老朋友明白科学研究的材料不是什么“死物质”，所以他简单的说明“一种浅近的科学知识论”，也可以说是“存疑的唯心论”（SkepticalIdealism）。“因为他们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的唯一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因为〕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他们都认为不知，应该存而不论，所以说是存疑。” 简单说来，科学研究的内容只是各种概念和推论——连那所谓“物体”，所谓“物质”，也都是概念和推论。概念和推论都是心理的现象，都可以也都应该受严格的论理学规律的审查和评判。在君说： 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 在君此文前半篇的用意不过是要说明两点：一、科学的对象并不是“死物质”，只是概念和推理——都是心理的现象；二、各色各样的“人生观”，都是概念和推论，当然都应该受科学方法的审查评判。 但很不幸的是在君提出了所谓“科学的知识论”——“存疑的唯心论”——把问题引到“知识论”上去了，引起了后来不少的争论。（后来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其中“所谓科学的知识论”章就占了十页。林宰平先生《读丁在君的玄学与科学》，全文四十页，而这个知识论问题也占了一大半。）在君后来（《答张君劢》）也说这种“知识论本来是理论，本来有讨论之余地的”。他又解释他说这种知识论是“科学的”，并不是说这是已经“有定论的”，只是“因为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在君也承认这种理论“所根据的事实本来很复杂的，我用了二千字来说明，我自己本来觉得不透彻，可以讨论的地方很多。”他也承认他说的这种知识论最近于马哈（Mach）的唯觉论，和杜威一派的行为派心理学，和罗素所代表的新唯实论，“都可以说是科学的，因为他们都是用科学的结果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知识论的。” 在君这样再三说明，可见得他当初提出“科学的知识论”是一件不幸的事。把本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所以是不幸的。 什么是在君的《玄学与科学》一篇长文的“本题”呢？他后来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努力》第五十六期，十二年六月十日）里，曾对林宰平先生说： 读者要记得，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是这一次讨论里面最重要的问题。 当日旁观的吴稚晖先生也曾说：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就打到别处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的说了出来。（《箴洋八股化之理学》） 我们现在应该把“官司”打回到“本题”上来，依照吴先生的看法，把在君自己点出的两个本题的次第倒过来： 第一：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 第二：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 第一个本题是：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在君此文的第五段说“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第八段论“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应该合起来看，因为这两段都是历史的叙述，叙述的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玄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君指出，在欧洲的中世起，所谓“玄学”（Metaphysics）始终没有同“神学”分家。宇宙的问题，人生的问题，都得由神学同玄学解答的。十七世纪的新天文学和新物理学的祖宗嘉列刘（即葛理略Galileo，君劢译作盖理雷）发明地球是动的，当时罗马教的神学家再三警告他，宇宙的问题不是科学所能解答的。嘉列刘不服从罗马教的警戒，于是1633年6月22日主教大会正式宣言： 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非静而动，且每日旋转，照哲学上神学上讲起来，都是虚妄的。 但十七世纪以来，科学逐渐占胜利，向来属于玄学范围的“宇宙”就被科学抢过去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经过激烈的斗争，生物学也变成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年，“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独立了”。 但是，科学方法在知识界尽管处处胜利，神学的势力仍然存留在社会、教育、政治各方面。在君在英国住了七年，又常在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很明白这种情形。他说： 就在十九世纪之初，高等学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学家手里。…… 一直到了《物种由来》出版〔之后〕，斯宾塞（Spencer）同赫胥黎（Huxley）极力鼓吹科学教育，维多利亚女皇的丈夫亚尔巴特亲王改革大学教育，在伦敦设科学博物馆、科学院、医学院，伦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机关；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才逐渐的侵入大学。然而中学里的科学依然缺乏。故至今英国大学的入学试验没有物理化学。在几个最有势力的中学里面，天然科学都是选科，设备也很不完备。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学的教育几乎全是拉丁、希腊文字同粗浅的算学。入了大学以后，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终身同科学告辞了。这种怪状，一直到二十年前作者到英国留学的时代，还没有变更。…… 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同神学的战争可算是告一段落。……〔然而〕教育界的地盘都在神学人手里。全国有名的中学的校长，无一个不是教士。牛津剑桥两处的分院院长，十个有九个是教士。从这种学校出来的学生在社会政治上势力最大，而最与科学隔膜。〔例如大政治家首相格兰斯顿（Gladstone）极力反对达尔文，至死不变。〕近来做过首相的巴尔福（Balfour）……著的一部书叫《信仰的根本》，就是反对科学的。社会上的人对于直接有用的科学，或是可以供工业界利用的科目，还肯提倡，还肯花钱。真正科学的精神，他们依然没有了解；处世立身，还是变相的基督教。 这种情形，不但英国如此，大陆各国同美国亦大抵如此。 所以在君对于当时的“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呼声，是这样答复的： 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 到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第二个本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在君对这问题毫无犹豫。他深信“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他说《玄学与科学》长文里最精采的一段是这一段：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是丁在君的人生观。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像永远活着的。”这两句话，我只听在君用英文说：Bereadytodietomorrow；butworkasifyouliveforever.好像是他从什么书里记下来的。他曾问我这两句话应该怎样翻译，我试了几次，最后译成白话的韵文，他好像颇满意。我的译文是这样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 这就是他理想中的“活泼泼地生活的乐趣”。 陶孟和也曾说，到过在君的地质调查所研究室的人，大概会记得他桌上的格言镜框上写着杜洛斯基的话：“勿悲愁、勿唏嘘、勿牢骚，等到了机会，努力去干。”（孟和原注：仅记大意如此。）这句话也有打动在君生平“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怀之处，所以他记在桌子上，做他的箴言。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的主要论点，实在不过他后来自己指出的这两个问题。他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我已引在上两节了。此外的论争，都是枝叶，都不免有点吴稚晖先生说的“斗些学问的法宝”，斗的把“官司打到别处去了”。我已指出“科学的知识论”是一个不幸的例子。其余的枝叶问题还有许多。 一个是“科学方法是什么”的问题。 在君对这问题，有“正式的”说法，有“非正式的”说法。先说他的“非正式的”说法。上文我引的那一段最精采、最美的文字里，就有他从自己的科学工作里得来的“科学方法”的意义。 时时想破除成见，……无论遇见什么事，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 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的精神。这就是赫胥黎说的人类的常识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说是“受约束的常识的推理方法”。破除成见是约束，平心静气是约束；拿论理（论理本身是常识）来训练想像力，用经验来指导直觉，也都是约束。科学的方法不过如此。 所以在君说： 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 他又说： ……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 这都是在君用浅近的话，用平常经验而不用科学术语来说明科学方法，所以我说是“非正式的”（Informal）说法。 这些话都是在君和我们几个老朋友在那个时期（民国八年到十二年）常常说的。我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篇长文里，曾详细列举顾炎武、钱大昕、戴震、王念孙诸公治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的许多实例，来说明这些经学大师的治学方法都有科学的精神，都合于科学的方法。我在我的《红楼梦考证》的结尾，也曾指出我的考证方法是：“处处想撇开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在君和我都是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赫胥黎在1880年曾有一篇讲古生物学方法的通俗论文，题目叫做“沙狄的方法”（OntheMethodofZadig）。沙狄是伏尔泰（Voltaire）小说里一个古代巴比仑的学者，他能从沙上石上的痕迹和路傍树枝树叶的情形，推断一匹曾经跑过的马身高五尺，尾长三尺半，嘴衔勒上带有二十三“开”金子的饰品。赫胥黎说，一切所谓“历史的科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那上推千万年下推千万年的天文学——用的方法都只是“沙狄的方法”。翻成中国话，这就是“考据”的方法。丁在君是终身做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工作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够了解“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也能够了解“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 但这一“枝叶”引起了许多从来不曾做科学工作又不曾做过严格的考据的人们的抗议，于是“官司又打到别处去了”。直到十多年之后，张东荪先生还发表了一篇《考据方法是科学方法吗？》（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天津《益世报》附刊《社会思想》第六十六期），还一板正经的摆出“三段论式”来证明胡适之的《红楼梦考证》不是科学。 在君又曾“正式的”说明科学方法是什么。他说： 我们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概括的话〕叫做科学的公例。 他还有同样的说法： 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们。 这两条界说都用了科学的术语，故可以说是正式的给科学方法下定义。他的态度是很谦虚的，他的立场是依据最近几十年中科学理论的立场，把所谓“科学公例”只看作“用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某些事实的秩序关系”，并不看作什么“绝对的真理”或“绝对的定律”。而且在这个定义里，科学公例所概括的，只不过是某些事实的“秩序关系”，并不说是一定不变的因果关系。 在君的说法实在太新了，太谦虚了，太不武断了，所以许多人感觉失望，许多人不认得在君说的是“科学”！他们说，“这就是科学吗？科学怎么只是‘分类与秩序’呢？怎么没有那‘牢固不拔’、‘一成不变’的公例呢？” 于是张君劢先生就抬出翁特（Wundt）来，分科学为“确实科学”与“精神科学”两大类，而君劢自己则坚持“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别，他说，“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则即此标准（即‘确实’与否）已足以证之。”于是他费了一万多字来证明生物学、心理学等都够不上“确实科学”。他说： 以我所确认者，凡关于物质者必有公例可求，有公例则自可以成为科学。……而生物学之为科学之价值，其视物理学如何，又可见矣。……心理学岂特不能比确实科学？亦视生物学又下一等矣。 于是在君也就不得不向这些先生们说明： 君劢对于科学的最大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所谓“确实科学”）是“牢固不拔”的，公例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近代讲科学的人，从牛顿起，从没有这种不科学的观念。牛顿说，发现科学的公例，有四个原则： 一、如果一个因足以说明观察的果，不必再添设其他的因。 二、凡相似的果，应该归到相似的因。 三、凡可以观察的物质所有的性质，不妨类推于一切的〔没有观察到的〕物质。 四、凡根据于许多事实得到的科学观念，应该假定他是真的，等到发现新事实不能适用的时候，再修正他。 牛顿这种精神，真是科学的精神。……科学上所谓公例，是说明我们现在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于新发现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马哈同皮耳生都不承认科学的公例有必然性，就是这个意思。…… 君劢再三的拿物理学来比生物学同心理学，想证明物理学已经成了科学，不是生物学心理学所能希望的——好像科学是同神仙一样，有“上八洞”和“下八洞”的分别。研究物理学的人决不敢如此武断。因为物理学上的公例时常在那里变迁。……“力”同“原子”都是理化学上根本的概念，尚且有如此变动。试问君劢所谓一成不变的公例，物理学上找得出，找不出？（《答张君劢》） 张君劢之外，还有好几位讨论在君的科学方法定义。如张东荪先生就在在君已发表了《答张君劢》的长文之后，还提出这样的质问： 我以为“分类以求其秩序”只是科学的一方面。若谓以此足以包括无余，实使我不信。……丁先生……对于科学〔的定义〕亦不能使我们满意，便不能不有些失望了。…… 据我所见，科学乃是对于杂乱无章的经验以求其中的“不变的关系”，这个即名为法式或法则（即许是暂定的）。……至于得了这个“不变的关系”的定式，使用一个简单明白的符号以表示之，但这却不是“概括这些许多事实”。 于是官司又这样打到别处去了。 在君的《玄学与科学》是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二十二日发表的。他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是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三日发表的。在六月十日，他还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此文分两部分，一是“答林宰平”，一是“参考的书目”。在“答林宰平”的短文里，他曾给“玄学”下这样一个定义： 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上推论出来的规律。 宰平是学佛法的人，所以在君说： 学佛的人同学科学的人对于玄学的态度，当然是不能相同的。这种绝对不能相容的讨论，大半是辞费。…… 他岂不知道他和君劢的讨论也是“绝对不能相容的讨论”，也是“辞费”？但他开头早已说过，他的目的不是要救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他后来也有点厌倦了，对于许多人的讨论（有些人，如唐钱先生，是出力支持他的），他都不答辩了。他的“余兴”里，引了哥仑比亚大学史学教授鲁滨孙（J.H.Robinson）的话作个解嘲的结束： 许多人崇拜玄学，说他是我们求最高真理的最高尚的努力。许多人鄙夷玄学，说他是我们最愚蠢的盲动。在我看起来，玄学同烟草一样，是对于他性情相近的人的一种最快心的嗜好。当他一种嗜好看，是比较的无害的。 在君最嗜好雪茄烟，他引这几句话时，定不免捻髭微笑，他觉悟了，不再“辞费”了。 我写在君的传记，不能不重读当年他的一篇文章引起来的几十万字的论战文章。（这些文字有两种汇辑本。亚东图书馆的辑本题作《科学与人生观》，有陈独秀序，胡适序，胡序附注《答陈独秀论唯物的历史观是完全真理》，独秀又有《答适之》——我们在序文里又打起仗来了！另一辑是泰东书局的《人生观之论战》，有张君劢序，序里多驳胡适序中所提出的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又是序文里打起仗来了！）现在我已把在君原文的两个主题叙述过了，我觉得还有两个论点，虽然像是枝叶，其实与主题有关，并且有传记上的趣味，所以值得补叙在这里。这两点是：一点是在君对于所谓“中国精神文明”的态度，一点是他对于宗教的态度。 先说他在《玄学与科学》里讨论君劢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的话： 张君劢说：“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我们试拿历史来看看这种精神文明的结果。 提倡内功的理学家，宋朝不止一个，最明显的是陆象山一派。……我们看南渡时士大夫的没有能力，没有常识，已经令人骇怪。其结果叫我们受蒙古人统治了一百年，江南的人被他们屠割了数百万，汉族的文化几乎绝了种。 ……到了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他们比南宋的人更要退化：读书是玩物丧志，治事是有伤风雅。所以顾亭林说他们“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不要说起满洲人在南几省作的孽了。 我们平心想想，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眼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他们不肯承认所谓“经济史观”，也还罢了，难道他们也忘记了那“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的老话吗？ 言心言性的玄学，“内心生活之修养”，所以能这样哄动一般人，都因为这种玄谈最合懒人的心理，一切都靠内心，可以否认事实，可以否认论理与分析。顾亭林说的好，“……以其袭而取之易也。” 这是君劢原文的一个主题，所以在君也很严重的批评他。君劢一面攻击科学造成物质文明，结果是空前的大战，一面又歌颂理学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结果是精神文明，这是一贯的。在君承认近三百年的汉学家治学的方法是科学方法，又斥责宋明提倡内心生活的理学，他绝对否认专靠内心修养可以造成精神文明，这也是一贯的。 但在君的激昂议论终是白费了的。张君劢的答辩竟是痛哭陈词了： 在君知之乎？当此人欲横流之际，……又岂碎义逃难之汉学家所得而矫正之乎？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 今之当局者，不知礼节，不知荣辱，……国事鼎沸，纲纪凌夷之日，则治乱之真理，应将管子之言而颠倒之，曰： 知礼节而后衣食足， 知荣辱而后仓廪实。 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 玄学鬼这样痛哭陈词，科学家只好不再答辩了。 最后，我要指出在君在《答张君劢》一篇文字里曾表示他自己对于宗教的见解，并且很明白的叙述他自己的宗教信念。这都可以说是他的人生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值得记载在他的传记里。 他说： 我岂但不反对美术，并且不反对宗教，不过我不承认神学是宗教。十二年前，我作《动物学教科书》，说蚁类优胜的理由：“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何哉？曰，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一群之利益也，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也，言群学者可以鉴矣。”（页一一八至一一九）论天演的末节，我又说：“综观动物生活之景象以及天演流行之方法，而知所谓优胜劣败者，不关于个体而关于全种，不关于一时而关于万世。然个体一时之利害往往与全种万世之利害相冲突，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人为万物之灵，……当上古智识初开之时，有有宗教心者，有无宗教心者，有者为优，无者为劣，故无者灭而有者存。迭世聚积而成今日宗教之大观。然则宗教者，亦天演之产物也，所谓神道设教者非也。”所以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这种天功不是神学同玄学所能贪的。所以有许多人尽管不信神学玄学，他们的行为仍然同宗教根本相合，就是这个原故。…… 人性有一部分是适宜于合群的，一部分是相冲突的，都是要受物质的影响的。一个人的善恶，一是看他先天的秉赋，一是看他后天的环境。……我们所以极力提倡科学教育的原故，是因为科学教育能使宗教性的冲动，从盲目的变成自觉的，从黑暗的变成光明的，从笼统的变成分析的。我们不单是要使宗教性发展，而且要使他发展的方向适宜于人生。 我详细的引在君这一段话，因为这里面有他二十四五岁写《动物学教科书》时的见解，有他三十七岁写《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时的见解，这两个时期的见解和他晚年（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四十八岁）写的“我的信仰”大致相同，可见这一大段文字里提出的“我的宗教的定义”是他一生的宗教信念。这当然值得在他的传记里特别标举出来。 在这大段里，他的“宗教”的定义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他说这种天性“是人类同动物所公有的”。他引他自己在民国元年出版的《动物学教科书》说的蚁类所以优胜是由于蚁类有“牺牲一群一时之利益以图一种万世之利益”的天性。《教科书》又说，“故天演之结果，凡各动物皆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盖不如是不足以生存也。”他在民国元年用的“天性”一个名词，似即等于后来比较流行的“本能”。他把动物如蚁类所以优胜的种系本能，推到人类的“天演”，认为人类的“宗教心”就是各动物“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为什么他这样“类推”呢？因为他——动物学者丁在君——好像只承认人类的“上古智识初开之时”仅有这“宗教心”的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无者灭而有者存”。 这里面的理论根据，我个人认为不很坚强。第一、动物各类的优胜劣败的因素似乎不能这样简单，不能这样一元的罢？例如食品所需的多寡，蚁类所需极少，而象与恐龙所需极多，在某种环境之中，蚁可以生存而象与恐龙不能生存，未必都由于这种牺牲的天性之有无。第二、人类的生存竞争的胜败的因素似乎比各种动物更要复杂的多，似乎更不能这样简单一元的罢？似乎不能说某种特殊意义的“宗教心”之有与无就是优胜与劣败的原因罢？ 我们必须明白，在君的“天演”论和他的“宗教的定义”都不免带有个人情感的成分，也不免带有他常说的神学家主持的英国中等高等学校的教育影响。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发表的《我的信仰》（五月六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并载《独立》第一百号），也有很相同的见解。他说： ……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 许多人……误解了宗教的来源了。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不但人类，就是合群的动物如蚁，如蜂，都有这种根性。神秘的宗教包含这一种天性在内，不过神秘的部分是从恐惧自然界演化出来的。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逐日的明白起来，我们的态度由恐惧而变为利用，神秘当然无法保存。然而这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已经把宗教心种在人类的精血里，不是可以随着神秘消灭的。 这段议论是和《答张君劢》文中的议论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可见他到了最后的一两年还抱着这种宗教的见解和信念。不过在《我的信仰》里，他公开的承认这个信仰的“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请读者原谅。”他在《我的信仰》里又曾说： 我并不是说人人都有同样的宗教心。因为人不但不是同样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的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都是少数。 这下面就牵涉到在君的政治主张了：他“对于平民政治——尤其是现行的议会的政体——没有任何迷信”；但他同时“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这些问题，我们留在后面再讨论。我在这里要指出：在君在《我的信仰》里，很明白的表示他所谓人类与动物同有的“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根性，实在不过“正如人的智慧”，虽然同是“几十万年合群天择的结果”，并不是人人有同样分量的，“强弱相去得很远”。在君自己实在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学问，对于民族国家，真有“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情感。他的“个人的情感”影响到他的政治主张，也影响到他对宗教和“宗教心”的见解。所以他的宗教信仰，虽然穿上了动物学天演论的科学袍子，其实“一部分是个人的情感，无法证明是非，难免有武断的嫌疑”。 在那个“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之中，唐擘黄（钺）曾说： 人生观不过是一个人对于世界万物同人类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随着一个人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而变的。神经构造等就是人生观之因。 在君在《答张君劢》的“结论”也说： 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知识界外还有情感，情感界内的美术宗教都是从人类天性来的，都是演化生存的结果。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谁也不能放弃谁。我现在斗胆给人生观下一个定义：“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在君从不讳他的人生观——他的“信仰”——含有知识和情感两个成分。他的严格训练的知识使他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但是他的“宗教心特别丰富”的情感使他相信“为全种万世牺牲个体一时”就是宗教。他的情感使他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宗教心可以含有绝大的危险性，可以疯狂到屠戮百千万生灵而还自以为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在君在《我的信仰》里，曾说： 打倒神秘最努力的是苏俄，但是最富于宗教性的莫过于共产党。 这两句话最可以暗示这种“宗教性”的危险性和疯狂性。这种“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信念只可以做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用来律己的信条，而不可以用作律人或治人的宗教。 在君的《动物学教科书》里这样描写那优胜的蚁类的个体生活： 所谓优胜者，就蚁之种系言则然耳。若以蚁之个体观之，则固有难言者。如彼后蚁，当其初生时，无家室之累，生殖之劳，有翅能飞，来去自在，其乐何如也？未几而巢穴成而翅去，蛰居土中，日以产卵为事，终身不复有他望。……如彼工蚁，……又不能生殖，无子孙可言，寿不过数月，而终日仆仆觅食，为数年之蓄。……合至愚之蚁为群，而蚁之种乃优胜。……言群学者可以鉴矣。 我们也可以说：“言群学者可以鉴矣”。这一群“至愚之蚁”怕不够做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法则罢？ [book_title]十三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1926） 丁在君在民国十五年（1926）二月南下，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卫灵敦中国访问团”的会议。 据辛丑（1901）条约原定的十三国赔款比率表，英国所得的赔款比例居第四位，占全数百分之十一有零。（俄国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九弱。德国第二，占百分之二十。法国第三，占百分之十六弱。日本第五，占百分之七?七三。美国第六，占百分之七?三二。）原定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那年十二月一日以后应付的庚款，英国政府已准备用到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但因为次年（1923）以后，英国经过两次大选举和两次政府更换，故这件退还庚款案延搁了两年多，到1925年3月，下议院才通过二读。原案主文是：1922年12月1日以后英国应得的庚子赔款得用于“教育的，或外交部长认为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其他用途”。原案并规定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考虑何种用途于中英两国最有互惠的利益。 英庚款自从1922年12月1日以后，即保留作特别款项，不列入经常预算。从那一天算起，到预定的1945年庚款付清时止，总数约有七百万英镑，加上历年利息四百多万镑，合计全数为英镑一千一百十八万有零。（依当时的汇兑率，此数约合美金五千五百万元。）依照原定分期付款表，每年可得四十八万五千英镑。 这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原案规定为十一人，其中至少须有女委员一人，中国委员二人。后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