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欧阳修 [book_author]刘子健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93672 [book_dec]本书以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欧阳修的仕宦与治学生涯。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影响力举世瞩目。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政敌指控，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求才、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book_img]Z_6486.jpg [book_title]前言 PREFACE 刘子健 普林斯顿大学 无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以历史比较研究的眼光来衡量，宋朝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王朝。在宋朝，古老的儒家文化遗产得以发展演变，广泛渗透至中国社会内部，并以这种组织形式，又传承了一千年。对生活在官僚体制下的现代人来说，宋朝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历史上最早任用非贵族出身的文官来管理社会的中央集权国家。本书将呈现宋朝杰出文官队伍的文化及其政治生活。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书并非新作。实际上，本书是我在1963年于香港出版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一书的英文缩写版，当然我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希望对全书有所改进。撰写《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的初衷是希望能为对宋朝、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以及欧阳修感兴趣的祖国学者聊尽绵薄之力。英文版的《欧阳修》是出于同样愿望为西方学界所写。 特别感谢柏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为我在匹兹堡大学时的工作给予经费支持；感谢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East Asian Studies Committee of Stanford University)给予的暑期经费支持，以上这些经费使我的研究得以继续。我还要感谢亚洲研究协会中国思想委员会在1954至1959年间举办的三次会议，让我受到了思想上的启发。还有很多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与同事，在此恕不一一感谢了，还望诸位谅解。我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感受到我的谢意。但在此我需要提及一位对我帮助最大的同事，那就是我任劳任怨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谨以本书献给她。 [book_title]第一章　序章 ONE　PROLOGUE 俗话说，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的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欧阳修(1007—1072)，北宋人，字永叔，天资卓颖、精力旺盛且多才多艺。今人熟知欧阳修，将其视作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尤其是作为文学家与杰出诗人。以这些身份，欧阳修在统治中国社会近千年的新儒学早期政治和思想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作用。欧阳修本人风华绝代，作为历史人物，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之前人们对欧阳修的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古代传统评价、西方学者评价以及当代中国学者和教育家们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欧阳修是中国儒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后世的儒士们一直把欧阳修视为典范，不仅把他作为效仿的榜样，还以他为模范激励后代努力发展儒学传统。全面讨论欧阳修的这些形象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书只想简明扼要地描述欧阳修，当然这要冒着将欧阳修过于简单化的风险。 儒学家若要在其同时代人当中出类拔萃，不仅需要天资聪颖，还得正直高尚；不仅需要受人尊敬，还需要富有影响力。欧阳修幼年时因卓尔不群受人关注。即便不考虑诗歌创作，仅凭散文写作，青年欧阳修在文坛上已然声名鹊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修在经学、史学以及经世理论上的建树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欧阳修展现出的卓越道德领袖魅力与娴熟的行政能力，又为他在政坛赢得了巨大声望，这足以让欧阳修在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凡响。但要更进一步，跻身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儒学家之列，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historical competition)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universal man)，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一直饱受争议，欧阳修在陪祀孔庙的人当中比其他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欧阳修生前，有人指责他私德有亏。欧阳修去世一个世纪后，伟大的朱熹(1130—1200)（他被认为是新儒学领域的托马斯·阿奎那）旧事重提那些围绕欧阳修的争议。朱熹认为，欧阳修虽然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但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不具备大师的资格。人们对欧阳修的批评还与政治有关。欧阳修曾经写信给改革派领袖、好友范仲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欧阳修声称君主应当下放权力给大臣，即使意见相左，仍需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欧阳修曾在一篇特别知名的奏疏《朋党论》中断言，只要合乎道义，君子可以结党。18世纪的雍正帝痛斥了欧阳修的这些观点。雍正帝认为这些看法离经叛道，与官员无条件效忠皇帝的观点相左。雍正帝这位精力旺盛的极权主义者对欧阳修的看法怒不可遏，甚至对欧阳修流露出浓厚的杀意。（针对欧阳修的《朋党论》，雍正撰写《御制朋党论》加以驳斥，斥其为邪说，甚至称如果欧阳修活在现在，“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译者注）尽管如此，这些批判都没能改变数百年来大多数人对欧阳修的高度礼敬态度。 外国人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他是西方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西方学者的这一观点与今日中国大陆对欧阳修的看法大体上相同。中国学者高度推崇欧阳修，并非因为他是伟大的儒学家（这种荣誉很可疑），主要因为他是古典文学的典范。最近编纂的文学选集中都会选录欧阳修的文章。如同旧时的私塾先生，现代学校中的教师都会提醒学生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他们的作品是要背诵的范文）之一。现在古文的吸引力已经式微，目前人们对欧阳修的仰慕转向他的诗歌。就在几年前，不满足于阅读古典文学原文的人将欧阳修的诗歌译成了白话文。 虽然看似奇怪，寥寥几部作品为我们了解欧阳修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不同领域的大量图书中分散记载着欧阳修多方面的成就。考虑到过去几个世纪中所有中国人传记的写作环境与模式，对欧阳修生活的传统记载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在以儒教为尊的中国，显赫人物去世后都会有一系列纪念性与说教性的文字描述其生平。这些文字一般从家庭情况开始，通常由与其家庭关系亲近或对相关信息较为熟悉且又具有声望的人来撰写。这种叙述通常包括逝者身后人们很快完成的相关文章：简短的讣告、长篇的行状（提交给权威部门，作为最终官方传记的参考）、在葬礼以及后续纪念仪式上的大量悼文、与棺材一起下葬的圹志以及刻在墓碑上的墓志铭。这些材料多数会被整合在一起（偶尔经过精简），之后录入家谱。这些材料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其歌功颂德的性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材料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因为中国传统的做法是不溢美不隐恶。 叙述完家庭相关情况之后，将会是标准更严格的史书编纂。在这一环节，溢美之词显著减少，关于主人公的社会政治价值的相关论述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人物生平的地域特色开始显现，如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以及官方编纂的正史。政府的评述中出现了许多复杂因素，比如先入为主的厌恶、偏袒、政治考虑，还有历史上对成王败寇的常规偏见，而私人学者最终完成的作品，通常试图纠正或补充正史。无论是私人著作还是官方史书，其写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说教：确定主人公的基本品格、撰写传记来说明主人公的品格、将主人公与类似人物归为一类。简单来说，这些传记（根据说教分类分为几大类）都可被看作儒学价值框架下的评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任何层面的叙述，都不符合现代或西方意义上传记的标准，考察一个人性格和特点的作品，其内在的兴趣在于揭示这个人所处的时代。 有一种传统叙述与上述情况不符，那就是一些私人学者出于兴趣与猎奇，在某人去世很久之后编写年谱。编写这种年谱通常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年谱的编者更倾向于记录事实而非阐释事实的意义。按照编年顺序罗列人物行为有助于淡化说教性质。当然，作者通常对笔下的主人公怀有崇敬之情，作者所处时代的偏见及其本人的学术观点也会造成同样影响。相比其他类型作品，年谱中这些因素对客观性的影响要小，因此，年谱是对当代史学研究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除了传统生平记录，现代研究者只能尽量博览其他有用的史料并谨慎地加以使用。这些史料包括正史和私修史书、编年史、官方文件汇编、类书、地方志、主人公的文集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文集、人物所处时代的非正式作品（包括笔调严肃的文章、笔记小说）以及后世学者撰写的述评，等等。幸运的是，关于欧阳修的上述类型文献记述颇为丰富。 中国传统史料（传记等）还有其普遍缺点，即通常会忽略历史背景。这一缺点的部分成因在于作者始终强调历史说教价值观，对时代和变化则很淡漠。这主要是因为在儒家中国，人们认为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寥寥无几，这些人受教育程度颇高，熟悉（或很容易掌握）历史事件。虽然这个有待商榷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但熟悉历史事件未必等同于可以理解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按照现代思维，人与时代相互作用，两者不可分割。要研究欧阳修，我们首先需要审视他所处的历史时期。 [book_title]第二章　历史背景 TWO　THE HISTORICAL SETTING 在8世纪中开始的中唐（约766—835年），中国历史出现了巨大的分水岭。从8世纪至宋朝（960—1279年）建立，中国的统治阶级由门阀世家缓慢地向职业官僚转化。世家大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藩镇割据的情况不复存在。由职业官员掌控的政府有效实现了从都城到每个城镇的集权，大多数职业官员需要通过充满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并凭借资历才能一步步得到升迁。大部分官员仍是拥有土地的士绅，其待遇主要来自作为政府官员的俸禄，而不是来自其与生俱来的地主身份，作为士绅，他们自动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造成了统治阶级由门阀世家向官僚的转化：商业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普及化，科举考试为普通人化身精英提供了机会。从宋初到20世纪初，这一系列情况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国的特色。 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处于何种重要地位？学者们普遍认为宋朝是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模式的形成时期。一些史学家将这种新的发展称为某种“文艺复兴”，这是对这个被滥用的术语一种非常特殊意义上的使用。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宋朝是“早期现代”的发端。以上种种论断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它们都试图把中国历史装进欧洲历史的参考框架内。其实，两者之间最多具有相似性，不能用欧洲历史的框架去解释中国历史。这些论断无助于解释中国在经历“文艺复兴”后为何没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在“早期现代”之后为何没能走向“晚期现代”，或者这种新的模式为何以及如何成为中国国家秩序，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 要想较为全面地认识宋朝，我们既不能高估这些变化带来的前进势头，也不能低估历史连贯性带来的稳定惰性。毕竟，连贯性与变化的力量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作用。虽然变化的力量改变了连贯性，连贯性决定了可能发生的变化的类型。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较强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根深蒂固且得到了有效传承，并一直延续至唐，因此唐宋之际的变化必然是渐变而不是突变，是部分变化而不是完全改变。这些变化创造出取代旧模式的新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鼓励发生更多改变。因此，我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了“新传统”(neo-traditional)发展阶段的概念，这一阶段始于晚唐，定型于宋初，前后持续了近一千年。所谓新传统，本质上是指将特定古代文化传承与变化因素相互融合形成。这一新传统并未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并触及广大民众，比旧传统更难被加以改变。由于这种新传统是通过新旧两种因素柔和交织而成，它总是阻碍突然而彻底的改变，更遑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了。最终，新传统的保守取向导致了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当然，宋初远没有停滞不前，新传统此时朝气蓬勃。具有前瞻思想的人才层出不穷，欧阳修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才用旧传承来定义新问题，提出新思想，尝试用新方法来解决旧问题，并用新方法来应对当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宋朝自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军事上，这个农业帝国虽不能说软弱，但其军事实力确实无法匹敌其北方邻国。宋朝统一了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唯独在统一北方地区时遭遇失败。紧贴长城以南的中国北方大片地区被牢牢掌握在辽帝国手中。辽国的契丹统治者在治理北方游牧领地的同时，非常善于控制这部分农耕地区。而该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传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宋朝统治者无力收复该地区，导致了全国上下不断滋生出屈辱和怨恨的情绪。雪上加霜的是，景德元年（1004年），宋与辽达成和议（即澶渊之盟。——译者注），向其缴纳岁币。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主义外交政策逐渐成形并一直持续下去。随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危机，对宋朝愈加不利。 11世纪，宋朝面临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从西北到内蒙古沙漠地区以南，由党项族建成的新国家西夏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入侵宋朝。辽朝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局势，对宋朝趁火打劫。同时，宋朝内部还发生了多起暴动。上述危机催生了1043—1044年间小规模改革——庆历新政的出台。由于国内外秩序很快恢复，改革搁浅了。1069至1085年，宋朝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改革——熙宁变法，重塑宋帝国的军事力量是变法诸多大力举措之一。宋在与位于南方的安南以及西北地区的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半个世纪后，悲剧发生了。来自长城东北满洲地区的新势力女真人灭辽，并建立了金帝国。金曾短暂与宋结成名义上的盟友（指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译者注），但随后在短短几年内就南下至黄河并灭亡了北宋。宋帝国的残余势力维持着淮河流域以南，大致位于中国中南部地区，其建立的政权被称为南宋(1127—1279)。最终，蒙古人到来，征服了金与南宋。 虽然饱受摧残，但南宋在蒙古人的攻势下顽强坚持了大约半个世纪，远远长于金朝存续的时间。南宋能坚持这么久主要是因为内部团结一致。唐帝国与短命的五代(907—960)诸国均毁于藩镇割据，宋朝政府吸取了这一教训，小心掌控着军事力量，将最精良的部队大部分集中于都城附近，且有意弱化边防军队的力量，以致于有时边防军队甚至无法应对当地的动乱。任何军事指挥者被授予的权力都很有限，而且这些权力还总是受到约束。无论这项政策有何缺点，它都很好地服务于维护国内安全的目的。由此一来，地方分裂主义从未出现，也没有篡位者威胁到皇位。金朝入侵者暂时扶植的两个傀儡皇帝（伪楚的张邦昌和伪齐的刘豫。——译者注）也不例外，他们难以自立，这是宋朝得到坚定支持的又一证据。促成宋政权稳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士大夫们的忠心耿耿与对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同仇敌忾，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数量格外少。宋朝政府不时减免农民的税收，向农民发放救济粮，还在控制腐败、限制贵族滥用权利方面做出不少努力。最重要的是，持续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普遍繁荣，使大部分贫民的不满情绪降到了爆发点以下。 宋朝的财政状况一开始就运行良好：中央集权管理确保地方税收足以满足政府的经费需求；财政收入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而增长；政府支出谨慎而合理，确保财政保持盈余状态。支付给辽与西夏的岁币并未给宋朝的财政造成太大困难。如果不考虑维持战备状态的高额军事成本，据估计，11世纪宋朝每年用于维持和平的总成本不足国家预算的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高的费用来自维持文官政府的运行。尊礼文官是宋朝的基本政策。最终，出现了类似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现象。繁荣也并非没有负面影响。官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催生了城市生活的奢靡之风。需求扩大又导致了物价不断攀升，生活成本增高。 到11世纪中叶，宋朝的财政情况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财政入不敷出，且政府收入持续低于预期。虽然城市地区的收入在增加，部分弥补了财政赤字，但可能由于行政管理不善、逃税以及政府把财政重担转移到无助的贫民身上，而他们根本无法上缴新增加的税收，农村地区的收入在不断减少，这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此后，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希望能精简开支。当这些紧缩措施收效甚微时，政府的财政政策转向强硬，尤其是在贸易与财政领域。在1069—1085年重大改革期间推出的新法中，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有力措施，诸如通过农田水利法重塑财政结构，根据新评估办法调整土地税使之更为合理，通过市易法更新收缴运送税收的方式，使政府在适当范围内参与商贸活动，青苗法让农民可向政府申请有息贷款，募役法还将从前的差役改为募役等。这些改革措施确实大幅增加了政府收入。不幸的是，新增加的收入很快又萎缩了。让精英阶级颇为不满的是，大改革虽然消除了一些阶级不平等现象，普通人的税收负担却更为沉重。如果改革措施真能按照计划被有效执行，也不至于带来灾难性结果。但政府的新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为滥用权力与腐败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官吏和与其勾结的商人大发横财。更为严重的是，改革计划带来的短暂成功让宋朝沉浸在自我满足之中，使皇室更加无所顾忌地奢侈浪费，并毫不明智地发动军事冒险（指宋、金联合灭辽。——译者注），这两者最终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而南宋的财政状况一直欠佳，赋税沉重且税收程序不规范的弊端日积月累，使得腐败横生，纸币大量发行又导致了通货膨胀，宋朝的这些问题在历史上饱受诟病。 较为发达的农业采掘业赋予了宋朝基本国力，使宋朝经济免于崩溃。宋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宋朝的农业蓬勃发展，在其南部与西南边境，不断开垦出来新的土地并进行耕种，逐一克服了山地与土地贫瘠的问题。在人口密集区域，旧土地得以重新开垦，一些边角土地被重新加以利用。引进了更优良的种子，尤其是引进了早熟稻（即占城稻。——译者注）的种子；水利灌溉和许多农耕先进技术逐渐从经济发达地区扩散到经济落后地区。粮食、丝绸、茶叶与棉花的产量都得到大幅提升。加工业产品（盐、铜、金、银、铅、锡、铝等）产量也显著上升，为整个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此外，煤炭与冶铁业的技术进步尤其引人注目。虽然不合理的税收以及一定的国家禁榷给产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宋朝经济仍在持续地蓬勃增长。加工业与制造业贸易繁荣，生产出大量纺织品、金属器皿、纸张、印刷品、漆器等。宋代的艺术品，尤其是瓷器非常有名，加之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扩大，以至于当时的中国逐渐发展出地区专业化的商业模式。 无论在集市、地方市场还是在地区与长途贸易中，商贸都在蓬勃发展。商品主要通过水路运往海岸线和海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信贷与银行系统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纸币的广泛应用，都促进了商贸繁荣。对农业社会来说，宋朝经济多元化与货币使用的广泛程度令人惊叹，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个富足的社会（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城市变得日益繁华。整个北宋的人口大约不足6000万，都城开封与其他几座大城市均大约有100万居民。人口较少的城市居民在10万人以上。一幅优美的宋时画卷《清明上河图》（今天看到的主要是后世的复制品）生动展现了开封当时的面貌，画中河运繁忙，穿过虹桥可见店铺林立，艺人们给大人和孩子们表演各种技艺，小商小贩则在兜售杂货。街道旁边矗立着精英阶层雕梁画栋的宅院。在这幅画卷的背景中，可看到被隔离起来的规模宏伟的皇宫大内。可以说，这幅画卷从诸多方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都城生活。后来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大都市，蒙古的入侵并未给这座城市带来太多破坏。繁华的临安给马可·波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在《马克·波罗游记》中对这段旅程的描述，让临安惊艳了世界。 城市化必然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它使得精英与普通民众更加接近，丰富了这两个阶层的生活。精英阶层对他们享受到的多元高雅文化倍感自豪，这些元素包括古典文学，以及吸收了大量流行元素的其他复杂的文学形式，如文学评论、创造性哲学、绘画以及其他精美艺术，此外，精英们在城市中还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和珍馐美味。 接触到精致生活的较低阶层的百姓被其深深吸引，许多人开始模仿精英的品味。而上层精英则认为城市中的大众娱乐生活充满趣味，尤其是戏剧和说书表演。通过这种融合，旧的阶层壁垒逐渐瓦解。因此，通过科举考试的普通人有机会成为统治精英中的士大夫便合情合理。此外，商人数量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他城市团体也逐步走向繁荣。城市生活方式从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逐渐向小城市扩散。官员履新让宋帝国的偏远地区也可以接触到印刷书籍，甚至在偏僻的小城镇，贸易网络也在不断扩大，集市、市场、饭馆、酒肆以及茶馆的兴盛，各色艺人的游走等因素促进了这种扩散。简而言之，城市化进程促进了文化在整个宋代社会的传播。 士大夫矗立在宋朝社会的顶点。在政治上，他们手握大权；在社会上，他们是不容挑战的精英；在文化上，他们还是领袖，沉浸在自身的文化中，以之为荣，也乐于不断努力使其尽善尽美。从经济角度看，大多数士大夫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很多人也是从相对卑微的阶层中通过不断奋斗才崛起。一旦入仕，他们将获得丰厚的俸禄与优待，在国家节日这样的特殊日子里，他们还会获得来自政府馈赠的礼物与各种奖赏。官员自身享受到的各种优待与补贴，除了封赠和价值不菲的致仕赏赐，还有惠及其家庭成员的其他优待。他们可将盈余的收入用于购置土地，而官员拥有的土地是免税的，当然也有一定限制。还有一些人入股亲戚朋友经营的生意。只有少数商人能够和最有钱的士大夫一样富有，但经商带不来声望。在宋代，身份地位主要来自官职，其次才源于财富。富商想要提高其声望的唯一办法就是结交士大夫，更好的办法是让儿子加入士大夫的行列。 宋朝皇帝对节度使和世家大族的不信任，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相比依赖这些传统上野心勃勃、存在潜在颠覆性的势力，宋朝统治者更愿意选用职业文官。科举大门对所有具备资格的举子们开放，其中还包括那些平民出身的考生。科举中第之人不仅风光无限，还能获得俸禄优厚的稳定官职。昔日名门望族的后人别无选择，只能适应机会均等的新系统，而那些出身卑微却凭借科举考试崛起之人则对科举制感恩戴德，并对其死心塌地。 官员拥有的所有权力都源自其所任命的官职，这受制于文官规则，而最终的决定因素则是皇帝的意愿。官员是皇帝的傀儡，他们自身并没有任何权力，官僚权力的这种衍生性质是其忠君的最佳保证，而儒学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忠君思想。 宋朝政府像一部机器，乾纲独断的皇帝拥有这部机器并加以指挥，官员则负责操作这部机器。官员升迁一般是根据业绩、资历、举荐，尤其是保举，而裙带关系与私人偏袒的概率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除非是在腐败的官府衙门。贬官的主要原因包括负面报道、明显错误、审查人员的指控以及有时候的政治陷害等。一般情况下，政绩考核的标准较为公平，尤其是在宋初。在宋代焕发了新的活力，并获得新力量的儒家道德规范强化了这一标准。在当时不断发展改良的社会习俗中，这一标准被建立起来，品行高尚的士大夫们对这一标准更是勤勉躬行。 最开始，宋朝皇帝在治国时听取宰辅们的建议后再做决策，随后再指示宰辅大臣们具体执行。然而，到了11世纪中叶，一些秉承理想主义的士大夫们开始大胆要求被赋予更多权力。他们这一要求是基于儒家思想，即大臣需匡扶皇帝的道德标准。即位前后，大臣都是皇帝的导师。大臣们拥有这一特权，且从理论上讲，皇帝行为失当时，大臣们有义务提出异议。事实上，言官的义务就是指出皇帝的错误。这一举措来源于士大夫最善治国的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皇帝应该选择最优秀的士大夫为宰辅或言官，并赋予他们充分的权力以便辅佐皇帝治理国家。 儒教国家的本质，在于作为意识形态权威的儒家学说与作为权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基本对立。既要尊重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权威，又要谨慎地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力，这让皇帝的态度十分矛盾。如果众多士大夫们能团结一致，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威与权力。毕竟，一旦失去士大夫们的集体支持，帝国将面临巨大危险。不过，士大夫们彼此不和的政治天性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个人野心、个体利益的冲突以及毫不隐晦的意见不合都会起作用。一旦有重臣的影响力超乎寻常，其他人就会影射他图谋篡夺权力，或者干脆说他不忠。一旦一伙官员长期掌权，那些被排除在权力圈之外的人便会指责他们结党垄断朝政，蒙蔽天听，让皇帝无法兼听则明。在朋党斗争中，两派都会尽力争取皇帝的支持，这使得皇帝的绝对权力进一步上升，士大夫们手中的权力最终减少，甚至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被削弱。如果团结起来，士大夫们会得以立足，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如果分裂，他们只会衰落，而士大夫们最终确实走向了衰落。对他们来说，11世纪似乎是黄金时期，他们本可以在政治上达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高度，荒谬的是，他们却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在非官僚系统的意识形态领域，宋代士大夫们的影响力更为持久。他们不仅复兴了儒家思想，还丰富了其内涵。在宋代之前的近一千年中，儒家思想已经在新道教尤其是佛教面前失去了优势地位，而新道教和佛教在普通百姓中极受欢迎，受过教育之人甚至也成为它们的追随者。例如在唐朝，许多士人都在佛寺中学习，那时佛寺是一流的学习中心。但到了宋代，儒学研究再度兴盛，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科举考试。教授儒家思想的学校快速涌现。富人们给私人学术机构捐田捐房，地方官员使用政府经费兴办了一些学校，还为学校的兴建募集私人捐款。到11世纪中期，在所有州府以及重要的县建立官学已经是宋朝的基本国策。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和活字印刷术的使用，书籍的价格日益低廉，因而经济情况一般的人也能买得起书。太学、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感兴趣的士大夫、学校以及许多城市的书商开始出版越来越多的图书，且图书种类各式各样。严肃著作、纯文学、经典文学和新文学著作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便携式参考书在应举时尤为有用。受教育人群迅速扩大，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儒家学术取得了超越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新儒学的起点。 自耶稣会之后的欧洲汉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用“新儒学”这一术语时采用其狭义定义，主要是指由朱熹在12世纪创立的儒家正统哲学，中国人习惯称之为理学思想。根据近年来其他学者对该词的使用情况，我决定在本书中使用这一术语更为广义的定义，来泛指一种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这一体系以儒家主要思想为基础，发端于11世纪初，是为了满足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变化而出现的。简而言之，“新儒学”这一术语所指的就是新传统社会在思想和道德方面的内容。这是经典儒家思想的延伸，并不具有独立性：它与经典儒家思想一同构成了中国的新正统思想。尽管如此，这两种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新儒学有四大特点，伦理原教旨主义、复古主义、历史思维与人文主义。伦理原教旨主义认为道德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性，人应该严格遵从古代文本关于道德的训教——这是所有儒家流派的核心思想，但新儒学最为系统而细致地阐述了道德的哲学支撑，还制定了广泛而细致的行为准则。复古主义认为人们应当努力恢复上古黄金时代。这一黄金时代是新儒家学者们根据他们认为的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理想原则而重构的乌托邦。历史思维则是通过培养一种比早期儒学家对上古以来所发生的实际变化更现实的认识，平衡这种认为上古更优越的信念。人们研究历史也是为了了解社会是如何退化、为何退化，以便防止重蹈覆辙，还可找到使社会变得更好的办法。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人文主义，是强调人，强调自我修养，强调人的潜力与人的极限。经典儒学更注重教育贵族阶级，认为社会其他阶级也会受到他们的道德感召，而新儒学人文主义则与此不同，它对精英与普通人一视同仁，这更适用于一个需要通过竞争性考试来获取精英地位的社会。但新儒学并非主张人人平等，同经典儒学一样，它同样认为适当的阶级划分必不可少。它延续了每个人根据身份不同需遵从不同行为准则的儒学思想。 新儒学在中、晚唐时期有几位先锋人物，但其主要发展是在宋代。宋初的新儒学拥护者对其热情甚至超越了对仕途的追求。他们完全是出于自身兴趣而学习儒学，且坚信自己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前人，还相信这能帮助他们与先贤大师建立起直接联系。他们相信能够重新掌握孔子本人的正宗思想。无论在信仰上还是气质上，他们都是活跃分子。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运用儒家观点来修正自己的观点，以使社会变得更好。这种改革精神在11世纪的新儒学领袖中尤其普遍，甚至可被描述为一种儒家使命感。 这些新儒学先驱们涉猎的学术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在哲学上是创新者，在伦理学上，他们达到了前辈们未曾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心理深度，宇宙学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但这一学科的实践仍然并不引人注意。古代经典既要经过文本批评，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实用性阐释。“如何治国平天下”这一问题引发了诸多哲学思考：大部分学者强调通过修身提升个人道德水准；少数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主张改革政府机构与政策；当然还有些学者提倡从家庭、家族与社区层级重建社会。新儒家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他们编撰了多种类型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朝代史、编年史、机构史、方志、主题史以及类书，这促进了考古学、史学以及文献学的发展。学术的新进步还体现在文学方面：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诞生了。这种文学形式的名字非常具有迷惑性，叫作“古文”，实际上它虽然遵循了古代写作模式，在精神上却是一种巨大的创新。此外，宋代的大诗人们不仅可以与唐代的前辈们比肩，还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词”，这是宋代的巨大成就。 能够不断丰富自己是新儒学的一大特点，它在儒学的大树上嫁接了新枝，并且结出了新的果实。新儒学重新重视了孔子的思想，并试图对其加以利用来改革时人的生活。新儒学援引上古思想的权威并非要真的回到过去，而是在继承古代思想精华与当前创新之间达到最大化。如我们所见，欧阳修体现了儒学理想和现实考量之间的平衡。另一个突出的典型案例是王安石，他是宋朝重大改革的领导者。王安石对儒家经典非常推崇，尤其是《周易》，但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践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证明其新法的合理性，毕竟许多新法措施都是史无前例的。新儒家形而上学的五位创始人（指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译者注）也是一样。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因重建哲学正统而被后世铭记，这是在孔孟之后都没有出现过的功绩。然而，新儒家们最大的贡献是形而上学，在这一领域，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未曾涉及太多。 新儒学是在面临巨大阻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大部分人接受尊重过去的习俗，但很少有人乐意让这种思想影响眼前的利益。无论是重塑还是创新，每每涉及变化都有人站出来反对。反对者称这些沉寂许久的东西无法在不同时代中重新焕发活力，或者说这些缺乏先例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新的离经叛道的行为。还有一些阻力来自新儒家内部。在如何合理阐释儒家经典，政治与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何种方向上，或者同时在这两个问题上，新儒学领袖们的意见常常相左。 关于政治思想的争论尤为激烈。宋初，大部分士大夫的思想都较为传统，甚少有人对政治理论感兴趣。但不足百年之后，情况就完全改变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理想信念的向往，驱使一批颇具声望的学者们对此发出严厉批评，并主张各种改革，他们的做法有时甚至以牺牲个人仕途为代价。在某种程度上，11世纪政治思想的多样性与中国古代哲学最为活跃的诸子百家时期相似。相比之下，宋代思想是在新儒学的保护之下产生的，其多样化自然逊色很多。尽管如此，宋代还是自先秦以后政治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政治风暴与理论分歧的中心问题是何为正统。一些先驱者热情饱满，以致于他们经常用自己对儒学的阐释取代早期儒家的阐释，并坚持认为只有自己的阐释才是正确的。这种自称正统的做法引来不少非议，尤其是来自持不同观点的新儒家们。在意识形态上给庆历(1041—1048)新政提供支持的学派就是这样自称正统的一群人。这一学派及其支持的改革带来的党争旷日持久，最终导致政治与学术环境的恶化。1069年，重大改革落实，此后，大规模的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大体上看，根据对改革支持和反对的态度，士大夫们分成了两个对立阵营，不少人自称正统。党争持续了数十年，政局来回摇摆，双方都通过不遗余力地施加政治压力，来确立自身思想的真理地位，而滋养不同思想生长的相对自由的精神已一去不返。 南宋政治思想的活跃度较北宋更逊一筹；社会因传统而僵化，对已有秩序的批判都会受到质疑。南宋初，朱熹及其追随者称自己的思想为理学，而对手则正式称之为“伪学”，并罢黜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实权。尽管如此，新儒家们卓越的学术成就、高标准的行为准则以及大量著作，最终为其在学术圈中赢得了无上的尊荣。他们在社会改进与个人修养方面的大量观念被广泛接受。政府权重如山，却无法阻止朱熹及其追随者成为思想与社会的领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3世纪末蒙古统治时期，新儒家的思想终于被官方认可为正统儒学。这一学派创立的精致的新儒学哲学系统毫无疑问具有持久的重要性。然而，意识形态霸权的长期斗争已经削弱了这一学派曾经拥有的任何政治活力。其政治理念开始变得平淡、狭隘与保守。新儒学的重要矛盾之处在于，北宋时，它一直是国家事务强烈的意识形态卫士，时常与皇帝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不鲜明的士大夫们产生分歧，最终它却成为国家主张的思想体系，被用来遏杀质疑与评判。 宋代有着辉煌的成就，为后世建立了新的传统模式。虽然许多新儒家时常有意见分歧，新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成功地将新旧思想结合为一种富有活力且有效的传统。因此，对于后世士大夫来说，宋朝是一段近乎能够满足他们共同理想的时代。诚然，他们对宋朝的仰慕使其忽视了当时的文化倒退现象：尚武意识淡漠、妇女地位下降、佛教衰落以及民族优越感倾向抬头等（还可以举出一些），使后世官员认为这些倒退是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权力滥用以及农民普遍贫困造成的。尽管如此，对这一伟大时代怀有感情的不只是精英阶层。正如在流行戏曲与话本中保持鲜活的口述传统中所听到的那样，后世百姓总体上是偏爱宋代的。直到今天，宋代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仍具有很高的地位。 [book_title]第三章　早期仕宦生涯 THREE　EARLY CAREER 晚唐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下游地区，尤其是自南京向东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五代军事混乱和政治动荡时期，许多在内陆和长江上游任职的下级士大夫，都选择定居在现在的江西省。江西重山复岭，土地也较为贫瘠，却相对免受外界干扰。正是在这里，由下游低地地区移民带来的传统文化的种子，又重新绽放出璀璨光华。11世纪中叶，来自江西的一群个性鲜明、充满活力且目光远大的学者们在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打破了北方人对朝廷高官的垄断。来自宋朝发源地黄河流域的北方人，自100年前宋朝初建以来一直牢牢掌握着高阶官职。在这些最为著名的南方学者中，除了欧阳修和众所周知的改革者王安石之外，还包括首位南方人宰相王钦若、第二位南方人宰相晏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和欧阳修的首席门人弟子曾巩。所有这些人的家族史都一脉相承，显示出这样一种轨迹，即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从相对默默无闻的文人背景逐渐迈上政治与社会阶梯的顶端。 欧阳修为其家族编纂的族谱图序显示，欧阳家族起源于唐朝时期几位杰出人物。这一说法疑点重重：其家谱中存在几处明显的空白，而这些空白完全无人知晓或几乎不曾被提及。实际上，欧阳家族直到欧阳修本人的前一代一直籍籍无名。他的三位叔父都在宋初为官，他们是家族中最早获得官职的人。欧阳修的父亲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第，迎来了充满希望的开端，却在担任长江上下游地区数个低级职位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撒手人寰。欧阳修的母亲据说“世为江南名族”，鉴于其家族不可考，其显赫地位很可能是夸饰。 虽然根据习俗和法律，从父系血缘角度来看，欧阳修是江西人，但他并非真正土生土长的江西人。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修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的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父亲去世后，母亲携同欧阳修来到叔父欧阳晔任职的随州（今湖北随州），并在那里将他抚养长大。欧阳修仅在安葬双亲时对祖籍庐陵进行过一次重要访问。虽然他当时写下一篇感人肺腑的祭文《泷冈阡表》，表达了最深挚的孝子之情，却从未像虔诚的孝子应该做的那样，返回祖籍祭扫先人之墓，而是让一些道士照看祖坟。欧阳修更加眷恋颍州（今安徽阜阳）美丽的湖光水色。他在颍州购置田产，并最终致仕后归老此地。在对待祖先的问题上欧阳修貌似背离儒家思想的行为，使其在后来数百年间遭受到相当尖锐的批评。然而，欧阳修的批评者们在批评时却未能将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考虑在内。在宋初，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大，随之而来的是家庭的迁徙，这种现象在宋初要比之后普遍得多。很多出身相对卑微的官员在全国各地任职多年之后，都选择在他们自己喜欢的地方定居，而不是返回祖籍。与欧阳修一样，他的叔父及其亲眷也从未返回庐陵居住。 有故事描述了欧阳修的童年，这个故事是根据《宋史·欧阳修传》中的一段描述编写而成，这个故事在今天甚至还会出现在中国的童书中。根据这个故事的说法，欧阳修幼年家贫，他只能用芦苇秆在地上练习写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并不真实：欧阳修的叔父欧阳晔进士出身，还是政府官员，因此不可能是贫穷之人，而欧阳修是在叔父的庇佑之下长大成人的。但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故事又是真实的，而且这也正是官方历史编撰者的本意，他们想要强调这样一种隐含的意义，即欧阳修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学成才。欧阳修从未在正规学校求学，而且就像他自己证实的那样，在相当落后的随州地区，当地也没有知名学者教书育人。欧阳修是个聪敏好学的孩子，而且他学习极为刻苦。根据苏辙的说法，尽管欧阳修近视，但他的阅读速度非常快，基本上可以一目五行。欧阳修年轻时，自称拥有的书籍寥寥无几，他有一位富有的李姓朋友，其家藏书颇丰。在登门拜访这位李姓朋友时，欧阳修在一个破旧的筐中发现了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韩愈是唐代伟大作家，又是新儒学的先驱。欧阳修被韩愈的古文深深折服，并暗下决心，自己也要掌握这种文体。虽然早年对这一文体的接触对欧阳修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当时，他只能暂时放弃理想，因为古文根本无人知晓，更说不上受人尊重，在科举考试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时文。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16岁（周岁）的欧阳修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因押韵错误而落榜。天圣五年（1027年），欧阳修再次应举，运气仍然不佳。唐时旧俗，年轻举子可以通过向拥有文学权威的高级官员进呈其作品寻求认可（指行卷。——译者），宋时，人们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这种旧俗。天圣六年（1028年），欧阳修便带着自己的一些作品前去拜见翰林学士胥偃，胥偃当时待在随州附近的汉阳。胥偃喜爱古文，当时结交了几位文人朋友（比如柳开），这些朋友强烈反对当前的文风。胥偃发现欧阳修才华卓著，故而邀请他留下。次年，胥偃带着欧阳修前往开封，并将其引见给其他喜爱文学的高级官员。欧阳修在都城开封受益良多，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天圣七年（1029年），欧阳修通过了解试，并于天圣八年（1030年）高中进士。 按照当时的风俗，前途远大但出身卑微的金榜题名者会被显宦择为乘龙快婿。依照这种风俗，欧阳修迎娶了胥偃之女。胥氏三年后去世，没有为欧阳修留下一儿半女。景祐四年（1037年），欧阳修续娶了另一位高官薛奎的女儿。婚姻关系通常会加强个人的政治联系，但并非绝对，欧阳修的婚姻就属于后者。景祐三年（1036年），改革者范仲淹抨击宰相吕夷简，胥偃支持好友吕夷简，然而，一直受胥偃栽培提携的欧阳修却站在范仲淹一边。对欧阳修来说，政治原则先于戚谊之私，但胥偃至死都没有原谅他。胥偃的辞世使欧阳修遭受了锥心之痛，因为他报答恩师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通过第二次婚姻，欧阳修与王拱辰成为连襟，王拱辰同样于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第并迎娶了薛奎的女儿。但王拱辰在其仕宦生涯中一直强硬反对所有改革者。 中进士第后，欧阳修被派到洛阳任职西京留守推官。数百年来，洛阳一直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作为政府低级官员，欧阳修工作清闲，故而拥有大量时间进行写作并参与社交活动。几位享有文学盛名的同僚对他帮助极大。欧阳修向杰出的作家和史学家尹洙学习如何写作优秀的古文，在这一过程中，欧阳修既在精神上追随韩愈以及其他早期古文大师，同时又发展了自身的写作技巧。梅尧臣或许是当时最为杰出的诗人，在他的鼓励下，欧阳修不仅在传统诗歌形式而且在日益流行的宋词创作上，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欧阳修在散文和诗词两方面的进步非常迅速，以至于他的文学盛名很快就与其友人不相上下。 除文学以外，欧阳修还与朋友们一起研究和探讨了多个主题：儒家经典、哲学（他们偶尔会与一些高僧进行讨论）的阐释以及一些实际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宋帝国在北部边境从未取得过优势，在欧阳修及其友人看来，由于朝廷的和议政策，国家在北部边境的力量正日渐羸弱。年轻的欧阳修怀揣着有朝一日投笔从戎的梦想，渴望与所有了解军事问题的人交友。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富有潜力的军事统帅石延年（表字曼卿，更为人知）。石延年博学多才且威猛刚健，洒脱奔放且令人振奋，同时他又酒量惊人，嗜酒如命。石延年因为太过离经叛道而无法取悦大多数人，尚未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就英年早逝。石延年的至交好友是僧侣释秘演，在为释秘演所作的诗集的序言中，欧阳修对由于乏人关注而空负一身才华的石延年深表痛惜： 然犹以谓国家臣一四海，休兵革，养息天下以无事者四十年，而智谋雄伟非常之士，无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贩，必有老死而世莫见者，欲从而求之不可得。 其后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廓然有大志，时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无所放其意，则往往从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颠倒而不厌。 欧阳修一直未能实现其年轻时的军事抱负，但他却一直乐于交友，并从中发现“天下奇士”。任翰林学士时，欧阳修随身携带数十张空白拜帖，每当听到某个陌生人备受赞誉，欧阳修就会打听此人的住址，递交拜帖，然后前去拜访。欧阳修保持了这一习惯多年。若确定某人极具潜力，即使是辗转通过友人得知的消息，只要觉得友人的判断可靠，欧阳修就会把这位新人举荐给能够提供帮助之人。欧阳修用这种方式帮助了整整一代年轻才子，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儒学宗旨，即君子是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财富；从心理上来说，欧阳修乐于助人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他在孤独的青年时代进行过的种种奋斗。无论如何，欧阳修似乎是一个既开朗外向又精力充沛的人，既喜欢生动的交谈，又热爱严肃的探讨。 在洛阳的数年岁月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对欧阳修来说，学习与写作似乎和美酒佳人及欢歌笑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然而，据说他和娼妓往来亲密，妨碍了履行公务。上司们接连劝说他放弃这段关系，以免生出丑闻，但欧阳修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欧阳修的放纵并未产生严重后果，但数年之后，他的政治对手却利用这件事对欧阳修发起了攻击。 欧阳修的远大抱负和活跃个性很快就使其卷入了政治争议，即庆历新政之前，发生在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冲突。这实质上是新儒学与宋朝既定秩序之间爆发的首次冲突，当时新儒学正在蓬勃发展，而既定秩序此前从未遭遇过挑战。虽然范仲淹的出身比欧阳修还要卑微，但他通过努力得以脱颖而出。他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示了他不懈奋斗的精神。范仲淹无所畏惧地反复跨越种种常规限制，抛开对仕途的担忧，公开指出国家存在的弊病，并从文人的角度对他认为朝廷偏离儒家学说的诸般做法提出批评，而他所跨越的这些限制通常会阻碍低级士大夫这么做。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在范仲淹入仕早年，他反对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及宰相，坚持认为年轻的宋仁宗不应如百官一样，在皇太后寿辰之日向她行跪拜之礼。这次大胆的抗议行为备受瞩目，引起了广泛关注，范仲淹被贬黜离京，但那些钦佩他勇于捍卫帝王尊严的人将范仲淹被朝廷贬黜视为“荣贬”。明道二年（1033年），已经亲政的宋仁宗将范仲淹召回，并让他担任谏官。对宋仁宗的感激并没有让范仲淹缄口不言。不久之后，他就批评宋仁宗废黜皇后的做法有失公允，并含蓄地指出吕夷简在此事背后推波助澜。范仲淹此举的直接后果是他第二次被“荣贬”。 范仲淹的抗议为其他类似争议埋下了伏笔。从表面看，这些争议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范仲淹及其他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士大夫们与皇帝及其宰辅大臣之间的斗争，这些争议的背后却是阶级与地区的对立。大多数宰辅大臣都是出身高贵的北方人，而很多直抒己见的士大夫却是出身卑微的南方人。但导致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宋朝这个儒教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理想主义者们想要在政策制定中获得正式发言权，而国家需要的是由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官员去执行其既定政策。 范仲淹被贬至苏州，在那里他向世人证明了自己从政极为成功，特别是在水利发展方面。景祐二年（1035年），他被召回都城，任权知开封府，尽管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可以上朝议政的职位，却便于他入朝。次年，范仲淹向皇帝进呈“四论”（一论帝王好尚，二论选贤任能，三论近名，四论推委臣下。——译者注），劝谏皇帝必须重视贤德官员的价值；选拔学识与能力兼备的官员在朝廷任职；接受这些官员的建议在思想上所具有的权威性；根据他们的职责赋予其相应的权力，而不是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或其宰相手中。范仲淹还向皇帝进呈了《百官图》，该图显示了吕夷简在官员任命中偏袒私人。宋仁宗认为范仲淹的这些上疏和这张《百官图》是在指责他本人及宰相治国失当，第三次贬黜了范仲淹。仁宗的这一做法在官僚内造就了一个反对阵营，那些同情范仲淹的士大夫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思想独立性而紧密团结在了一起，而且他们还相互鼓励，继续批评吕夷简主导下的政策方针。 吕夷简在很多方面都堪称文官典范。凭借家庭背景和长年仕宦经验，吕夷简熟悉政府错综复杂的各项事务，作为一丝不苟的长官和老练的政治家，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吕夷简的主要政绩之一是编修行政手册，概括了所有官僚机构的规章制度和先例，目的是防止有人利用后来的制度来规避之前的制度。吕夷简尤其擅长处理朝堂上的棘手问题。正是他悄悄告诫皇太后要善待养子仁宗，以免其家人在她百年之后遭到报复。后来，仁宗亲政时，皇后向仁宗提议，吕夷简和刘太后走得过近，不应得到信任。仁宗暂时将其罢相，但很快就意识到，由于吕夷简拥有长期朝堂问政的经验，他可能是宰相的最佳人选。复相之后，吕夷简支持仁宗废黜了皇后，此举一半是为了取悦仁宗，一半是为了报复皇后。尽管吕夷简因在废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饱受批评，但他当时的其他一些行为并不为人所知。皇后被废之后，吕夷简慎重地说服皇帝立即另立了新后，因为吕夷简清楚地看到，如果不马上另立新后，仁宗与多名嫔御的情爱关系，很快就会给朝堂带来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分歧与阴谋。吕夷简可能对朝堂生活过于投入，因此他在政策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范仲淹及其他理想主义新儒家却对政策问题最为关注。 直到景祐三年（1036年），吕夷简一直牢牢占据着保守的北方官僚公认的领袖地位。在吕夷简看来，新一代雄心勃勃的南方士大夫是对现状的威胁，但他依然决心要维持现状。北方人牢牢控制着国家行政机关，这足以妨碍范仲淹及其友人在行政部门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展示卓越的学术水平成了范仲淹等人扩大影响力的唯一方法，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对儒家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性解读，或者巧妙利用士大夫们在向政府提出反对意见时所享有的批判特权。这种批评滋生了朝廷企图让批评者噤声的企图，双方最终形成了两个羽翼丰满的朋党；他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激烈的斗争。 欧阳修很快就卷入了这场党争的暴风骤雨中。范仲淹遭遇第二次贬谪时，欧阳修从洛阳写信给他，鼓励他不要丧失信心。在洛阳任满后，欧阳修被委派到学士院。当时，范仲淹也再次回到都城任职，两人自此逐渐成为至交好友。两人一致认为，为了取得成效，或者至少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范仲淹必须用批评来突破传统的官僚渠道。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恰恰就是这么做的。权知开封府，范仲淹无需对皇帝及其宰相处理政务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这样做，无视了正当程序的相关规则。吕夷简意识到，绝不能容许范仲淹的这一行为成为先例。因此，不仅范仲淹受到了贬谪，朝廷还发布了一项禁止谏官之外所有官员越职言事的特别禁令。这一举措引出了行使批评特权这一问题。一方面，此项禁令在传统儒家价值观中有服从等级秩序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与同样重要而典型的新儒家信仰相抵触：忠诚要求士大夫们开诚布公地提出意见。在欧阳修看来，禁令是压制贤士的一种举措。大多数同僚奴颜卑膝的沉默和软弱无力的反应令他倍感愤慨。但他如何才能采取行动？禁令问题远远超出欧阳修卑微的职责范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评论，那他本人就会违反这项禁令。最后，欧阳修抨击了吕夷简的主要支持者高若讷，指责他没有出面反对这一禁令。高若讷是北方人，作为谏官，他有权就这项禁令公开发表意见。欧阳修用极具污辱性的措辞致信高若讷：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身惜官位……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且希文果不贤邪？……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 高若讷泪流满面地携带这封信入朝觐见，哭诉他所遭受的蓄意羞辱。吕夷简因为自身权威受到间接挑战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但他意识到，像欧阳修这样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有朝一日必会身居高位，因此不想表现得过于严厉，所以他只是将欧阳修贬谪到夷陵县。夷陵县位于长江三峡下游，距离欧阳修长大成人的随州不算太远。 欧阳修遭遇的这次挫折也算是塞翁失马。首先，欧阳修在南方阵营中的声望得到了极大提升。著名士大夫蔡襄作了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来赞扬范仲淹、欧阳修及其老友尹洙和余靖的独立立场，上述几人几乎均在同一时间受到了贬谪。这首诗还将高若讷痛斥为毫无羞耻心的不肖之徒。欧阳修没有因为此次贬谪而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他把自己在夷陵的数年光阴都投入到学习和思考之中。由于许多学者一直都对《旧五代史》深感失望，他开始争分夺秒地撰写一部《新五代史》。这本著作最终使欧阳修被誉为杰出的史学家，该书被正式纳为正史，而这对于私人作品来说绝对是一种殊荣。欧阳修还对政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很快得出结论：作为出色的行政人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实践方面掌握的实际知识，以及执行政策可能用到的各种方法与手段，单凭儒家理论和崇高理想难以成功。这一结论使他拟定了一套新的行政制度，其相关内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这一结论也改变了欧阳修的政治观点。回想起来，欧阳修意识到自己在攻击对手时确实有失冷静，而且在批评对手的政策时应该更积极有效才行。以后他会用现实主义来缓和理想主义，充分考虑相反意见，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困难，会实行温和的改革，而不是做出言辞浮夸但缺乏实效的姿态。 康定元年（1040年），宋帝国的属国西夏宣布独立，并开始入侵宋朝的西北边境地区。当时，景祐三年（1036年）激起的朝廷官员的对立情绪已基本趋于缓和，外部军事威胁的出现也使人们希望缓解内部的政治分歧。在两派和解过程中发挥最大作用的人是韩琦。他是一位出身高贵的北方人，也曾在南方度过了漫长岁月。无论是作为地方官还是言官，他均有上佳表现。韩琦既与当权者有着共同的背景，也怀抱反对派的崇高理想，故而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当西夏开始入侵时，韩琦建议将守卫西北防线的重任交给范仲淹这样有勇有谋之人。韩琦承诺，如果最后证明选择范仲淹是一个错误，他本人甘愿受罚。对于这一提议，吕夷简表现出他特有的温和态度。他了解范仲淹及其朋友们，自遭受挫折以来，他们历经多年的岁月磨砺，已经获得了极高声望，决不可能被永远压制。此外，他们极有能力，在与日俱增的危机中，让他们为国效力将尤为重要。或许吕夷简也一直在考虑为他几个儿子的未来仕宦生涯提供保护，因为儿子们与他的许多政治对手年龄相仿。无论如何，吕夷简不仅支持韩琦的提议，而且建议给范仲淹的职位比韩琦提议的还要高。接下来范仲淹需要表明和解态度了。走马上任伊始，由于远离朝堂而无法自辩，范仲淹几乎不能给对手留下在朝堂上攻击他的机会。范仲淹正式修书给吕夷简，为双方之前的冲突致歉，他称赞吕夷简心胸开阔，不计前嫌。范仲淹甚至还表示，希望双方以后可以精诚合作，并举出了唐朝的先例，当时两位长期不和的官员郭子仪与李晟为了国家的利益弥合了彼此之间的分歧。 范仲淹的几位友人也被授予了新的职位，他们也向吕夷简做出了和解的姿态。欧阳修希望任武职，却未能如愿。范仲淹举荐他任掌书记一职，但欧阳修拒绝了。在写给范仲淹的信中，欧阳修说道： 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况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 欧阳修的拒绝为他赢得了众多赞誉，他们将此解读为欧阳修虽甘愿与范仲淹一起遭受贬谪，却不愿通过范仲淹的影响来获得升迁，这两者对欧阳修来说都是原则问题。实际上，就像欧阳修写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所言，他不介意为范仲淹工作，也没有受到其他人所说的欧阳修与范仲淹一起共事会引发朋党之争这种不实之说的干扰。但他绝不会担任区区文书之职，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职位是对他能力含蓄的低估。不管怎样，欧阳修还是从政治氛围的变化中得到了好处。显而易见，欧阳修的学术进步得到了认可，很快被任命编修《崇文总目》。在这项工作完成时，他又再次获得了升迁。 在本章的结尾部分应该提一下多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范仲淹死后，范氏家族请欧阳修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欧阳修撰写这篇碑铭耗费了长达两年的时间，中间进行了多次修改，并与范仲淹的好友尤其是韩琦进行了反复沟通。其中主要困难是如何描述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的和解。范仲淹在那时不仅被视为完人，还是道德“君子”。他的仰慕者依照儒家思想对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将吕夷简视为“小人”。他们因此认为，范仲淹从未向吕夷简做出过和解的姿态；如果范仲淹曾做出和解姿态，就意味着他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形象大打折扣。欧阳修拒绝遵从这种观点。回首往事，欧阳修并不认为吕夷简是卑劣之人，而且他也不打算掩盖重要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欧阳修还曾听范仲淹在晚年亲口表示，他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持久的怨恨。对欧阳修来说，这种人生态度彰显出一种真正伟大的精神。于是，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神道碑铭手稿中出现了如下非常中肯的一段话：“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党之论遂起而不能止。” 范仲淹的儿子们删除了神道碑中的这段话，还删除了范仲淹文集中写给吕夷简的和解信。范仲淹的老友富弼单独为范仲淹撰写了墓志铭，暗示欧阳修出于政治考虑，未能“明白其词”使“善恶焕然”，欧阳修则据理力争：“范文正公神道碑事……于范公见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于吕公事各纪实。” 在其后一代又一代的众多学者眼中，范仲淹的地位甚至更为崇高，而他们发现欧阳修的叙述令人非常苦恼，故而经常质疑其准确性。只有几位思维异常敏锐的士大夫方能理解欧阳修的写法。比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就指出，欧阳修善解人意，值得尊重。北宋末年的叶梦得则写道：“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实际上，范仲淹的和解姿态并未带来真正的合作，他继续谨慎行事，而吕夷简也安排其他官员在他身上找茬挑错。 虽然朱熹经常对欧阳修持批评态度，但他也称赞欧阳修的这段叙述基于“大节”，并驳斥了关于欧阳修由于与吕夷简之子交好而不对吕夷简予以批评的猜测： 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其斥逐忠贤之罪，亦未免于所谓欲盖弥彰者。 欧阳修并未作出任何暗示，表明和解实际上已经达成；毕竟神道碑在提及双方的合作承诺之后立即指出，尽管如此，朋党之争仍在继续。欧阳修没有对吕夷简作出过高评价，但后来一代又一代抱有狭隘教条主义思想的许多新儒家学者却如此认为，其实他们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吕夷简是政治对手，欧阳修依然以一种博大宽广的胸怀、公平公正的胸襟和悲天悯人的理解态度来简单描写吕夷简。 [book_title]第四章　庆历新政 FOUR　THE MINOR REFORM 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或发生了异常情况，否则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改革。庆历新政是宋朝的首次改革。传统历史对此次改革的记载往往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由于韩琦和范仲淹组织得当，有效抵御了西夏入侵，且两人在改革中展现出杰出能力，因此被召回朝堂，还被赋予了对整个国家体制进行改善的全权。实际上，触发这次改革的原因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机。 西夏在西北的入侵引发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局势，而北方的辽帝国趁火打劫，威胁要对宋朝开战。不仅如此，宋帝国内部也危机四伏：盗贼日渐猖獗，有些甚至就出现在都城附近。由王伦领导的暴乱在宋朝历史上首次达到了叛乱的规模。在许多地方，胆大妄为的盗贼和叛乱分子，无论规模大小，几乎都未在当地遭遇到有效抵抗。他们轻而易举地“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宋朝一直以来秉承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于几个战略要地的政策，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许多地方政府官吏不但没有竭尽所能地组织开展相应防御，反而恬不知耻地试图收买盗贼，以便保全自己，“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送兵甲，或同饮宴”。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王伦发动暴乱后，韩琦和范仲淹立即接到了入朝为官的任命。这一时间顺序的描述经过了深思熟虑，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欧阳修去世不久，《神宗实录·欧阳修传》中将这种联系阐述得十分明确。“是时西师久，京东西群盗起，中外骚然。仁宗既进退大臣，欲遂改更诸事。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皆辅政。修屡请召对咨访，责以所为”。召回那些成功抵御边境入侵之人并让他们守卫朝堂，完全是自然之举。 即使如此，在皇帝采取行动之前，此举仍然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有人还反复举荐他人。康定元年（1040年），废除了景祐三年（1036年）颁布的禁止官员越权言事的禁令，直到那时，一些官员才开始在奏疏中对那些当权之人表达不满。普通百姓也进呈了强烈批评政府的请愿书。吕夷简备受打击，最终于庆历三年（1043年）春辞去相位。由于皇帝一直都很信任吕夷简，便授予其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这种半致仕特权，而吕夷简的批评者们，尤其是蔡襄，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吕夷简罢相后不久，欧阳修被任命为言官，他上任伊始进呈的札子中声称，吕夷简享受到人臣的大富贵，但将天下的大忧患留给皇帝。欧阳修认为，不应给予吕夷简参与讨论朝廷军国大事的特权，从而让其有机会继续操纵朝政。欧阳修的这次进谏说服了宋仁宗免除了吕夷简的这一特权。 随着吕夷简被彻底罢黜，朝堂上的权力暂时被数名高官瓜分，而他们全都不愿尝试改变。他们当中的晏殊最初曾提携范仲淹，现在却觉得范仲淹好言取名，而且他认为欧阳修“论事频数”。另外，章得象假装未曾听到关于改进的建议。他告诉朋友们，那些“勇于事”的人就像“跳踯戏剧”的小儿，“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章得象虽然没有公开反对这些改革者，却试图在幕后加以破坏，从而确保自身政治生命更持久。另一位大权在握的宰相贾昌朝是保守的北方人，他与后宫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与内侍交好，但他对要求改革的官员毫无同情之心。 起初，韩琦和范仲淹都被任命为经略安抚副使。两人一再拒绝这些任命，因为他们不愿在当时的掌权者手下任职，最终却不得不服从命令。就在他们前往都城的途中，朝堂之上正在酝酿阴谋。安抚使夏竦过去曾多次与韩琦和范仲淹产生分歧，吕夷简的致仕给了夏竦担任宰相的希望，但他在两个朋党之中都有政治对手，这些对手都在采取对他不利的行为。支持已经引退的吕夷简的王拱辰，连上十八道奏疏，不遗余力地攻击夏竦。著名学者石介非常钦佩韩琦和范仲淹。他固执己见且脾气暴躁，夜以继日地向言官们进言，大肆抨击夏竦，并成功说服其中数人公开反对夏竦。夏竦对这些所谓过失进行了坚决否认，但根本无济于事，他被调到另外一个地区任职。接替他成为安抚使的杜衍对韩琦和范仲淹心怀同情。石介备受鼓舞，写诗庆祝朝廷对韩琦和范仲淹两位“进贤”和对夏竦“退奸”，并将这首《庆历圣德颂》大肆传播。在韩琦和范仲淹到达京师之时，夏竦命人将石介这首诗抄下来交给他们，同时还传达了一条对他们半是抗议半是警告的口信。在夏竦看来，像石介这样鲁莽的支持者，绝不会让人感到舒适。就像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夏竦的警告竟一语成谶。 同时，韩琦和范仲淹的支持者们因胜利而备感兴奋，他们现在可以尽可能地发挥自身优势。韩琦和范仲淹履新仅数月，蔡襄和欧阳修就上书建议再次擢升他们担任宰辅大臣。当时，宋仁宗高度重视直言进谏，并在庆历三年（1043年）夏天赋予包括欧阳修在内的谏官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每日上朝，参与政策审议。同时，仁宗还任命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并且自此之后，他就像对待宰相一样对待范仲淹。因此，宰相之职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荣誉。欧阳修很快又再次进谏，称皇帝应下令让范仲淹和韩琦将他们的政策目标和盘托出。仁宗再次应允。范仲淹和韩琦奉诏进入天章阁，写下了他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于是他们写下了这篇著名奏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就包括欧阳修的一些想法。 这篇奏疏提出的十点建议如下： (1)明黜陟。严明官吏政绩考核，以便清除树大根深的无能官吏。 (2)抑侥幸。警惕徇私舞弊行为，首先要减少高官子嗣亲属通过恩荫特权获取官职的数量。 (3)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标准，由注重诗赋改为重视策论。 (4)择官长。谨慎选择地方官吏，因为他们有责任推举和保荐下属官员。 (5)均公田。增加地方官的职田数量，确保地方官拥有足够收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贿赂与压榨的诱惑。 (6)厚农桑。促进有益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开垦和堤防修复，并采取措施提高粮食运输系统的效率。 (7)修武备。在农民之中创建地方民兵组织，以便加强内部秩序与外部防御。 (8)覃恩信。采取措施确保赦令得到充分执行，使得到此类赦免的人民对政府心存感激。 (9)重命令。消除制敕中的矛盾、漏洞与不公，并且自此之后坚持严格执法。 (10)减徭役。省并州县，减轻百姓负担。 《答手诏条陈十事》为庆历新政拉开了帷幕。与25年后的熙宁变法相比，庆历新政只是一个温和的施政纲领，旨在于现有框架内实现改良，不主张对法律或政策作出任何重大变革。其目标是更为有效地控制官僚机构，以及任用更为合格的官吏。官吏们将获得更为丰厚的收入，以此激励他们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政绩。尽管如此，此次改革仍然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完善宋朝国家体制的首次尝试，而这一体制自宋朝开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并且从未遭到抨击。此次改革的启动是宋帝国首次公开承认国家体制已经严重腐朽，官僚们也变得树大根深，尸位素餐，思想僵化并一心逐利。 作为改革的关键人物，欧阳修事先告诫皇帝，必会有很多官僚反对改革。招致最多反对的改革建议，当然是减少恩荫官员的人数。此前，每年将近有1000名年轻人不是通过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关系入仕为官，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有权为其子嗣（甚至在其子嗣尚未成年时）以及亲戚、门客奏请官职。根据范仲淹的提议，这一特权仅限于一个子嗣，并且仅在皇室庆典之时方可奏请官职。其他亲戚仅赐官衔，并无职位。此外，那些通过各种此类恩荫为官之人，永远没有资格担任御史或翰林学士等高级职务。 困扰这些树大根深的官僚们的另一项措施是科举考试标准的改变，欧阳修在其中出力颇多。改革者们当时鼓励人们重新阐释古代经典，以儒家思想指导日常实践，还鼓励人们对古文散文进行热烈讨论，而欧阳修主导的对科举考试标准的改革，正是这一改革潮流的一部分。这一举动被很多反对派视为对其无能的暗讽。很多反对派的子弟和门生长期以来并未接受太多关于散文写作与治国之道的学习，难以适应新的考试标准，因此他们原本畅达的前途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据反对派称，科举考试的新标准实际上是对那些不了解政务的考生的批评与讽刺。 还有一个黜陟问题。改革的反对者们指责改革者提拔同道的做法本身，正属于他们正在假装消除的徇私舞弊行为。这些反对者声称，尽管像欧阳修这样的谏官举荐那些对他人猛烈攻击并夸大其词的人，理由是这些攻击彰显了他们的率直与勇敢，但这种举荐根本毫无道理可言。此外，有人认为，依赖举荐会降低士气。投机取巧的官员在急于向当权者献媚讨好的过程中会丧失所有尊严与诚信。 欧阳修特别关注大量政绩不佳的地方官吏。即使在改革之前作为谏官第一次上殿时他就提出，有必要在每个地区任命专门的按察使，以便核查地方官吏政绩，“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然而，直到改革启动后，欧阳修的建议才得以实施，而且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反对派在暗中设法阻碍这项举措的执行。这些新任命的按察使虽然对有关官员作出了负面的政绩考核，但其可信性受到了严重质疑。欧阳修回应称，此类质疑本身很可疑。他说，“按察之任，人所难能。或大臣引荐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今按察者所奏，则未能施行，沮毁者一言，则便加轻信”。另一种批评称，按察“长奔竞之路”。欧阳修反驳道，这种批评毫无公正可言；只要涉及黜陟，任何国家体制都会遭受这种批评。当这些反对意见出现时，改革者们已经丧失了权力。欧阳修的反驳被置之不理，朝廷随后下达命令，要求对地方官吏的核查既不能严苛，也不应蓄意挑剔，用典型的官僚措辞来说，这项命令意在避免违背“朕忠厚爱人之意”。欧阳修赢得的最大收获，是他亲自按察黄河以东的河东路地区的建议得到批准。在那里，他纠正了许多行政方面的弊端，并罢黜了许多不称职的官员。欧阳修评论道：若能“择官吏以办职事，裁侥倖以减浮费”，将会大大降低其他改革措施的必要性。 至庆历三年（1043年）冬，虽然改革计划几乎停摆，仍然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改进。财政状况开始出现好转，朝贡运输系统有所改善。但正如欧阳修事先告诫的那样，对改革计划的抱怨和批评很快开始令仁宗忧心忡忡，到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有迹象表明，仁宗关于改革的想法逐渐发生了转变。仁宗决定与西夏和议导致反对改革的呼吁占据了上风。大多数官员都赞同这一决定，几位改革者的反对意见未能产生影响。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人员洗牌。范仲淹受命被派往西夏边境地区任安抚使。另一位改革者富弼被派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化解辽国的入侵威胁，而欧阳修本人则前往河东地区任职。随着国家安全不再面临外部或内部的威胁，皇帝似乎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同年冬，关于朋党之争的指控再次指向了改革者，范仲淹、韩琦、富弼及其他几人接连被从各自的重要职位上罢黜。庆历五年（1045年）春，改革措施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全部废除，但朋党问题仍未平息。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改革者自身应对其失败负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未曾预见到，理论上可行的纲领实际上可能难以执行，且一旦执行可能会产生相当复杂的结果。此外，他们往往局限于自以为是之中，从而忽略自身的偏袒之失。他们的过度自信导致了过高的预期，并因此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推行过多变革。他们自以为是的另一种表现是不能审慎地容忍其他观点，这在政治上是一种障碍，尤其对一个少数群体来说更是如此。例如，范仲淹“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欧阳修、富弼和尹洙总是旗帜鲜明地区分官员中的君子、小人。他们自然而然地陷入仇恨与敌意之中。韩琦是唯一的例外：他性格沉稳，“只说情理，不自以为君子”。他也不会像很多改革领导者那样，摆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至少在政敌们看来，这些领导人的做派就是如此。韩琦的这些性格特点，再加上其完美的个人操守和卓越的北方人出身，使他最终得以东山再起，并提携了部分改革者。改革的许多追随者有着与改革领导人同样的缺陷，批评他人时几乎毫不克制，以致于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其中以石介为最甚，就连好友欧阳修都认为他过于自负与严苛，随时随地摆出一副自负的态度高高在上，罔顾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自以为是和不容异己导致了徇私偏袒。例如，地方长官滕宗谅使用公使钱无度，朝廷派人开始调查，他竟公然烧毁相关记录。欧阳修最初坚持认为滕宗谅应该受到弹劾，范仲淹竭力为滕宗谅争取宽大处理，并说服欧阳修改变了立场，结果滕宗谅仅被降级并改任他职。 改革者的这些行为和态度为反对者指责他们结党营私提供了充分理由。他们的死敌谴责改革者们对皇帝不敬甚至不忠。仁宗本来非常敬重和信任改革者，即使在庆历四年（1044年）夏天开始转变想法时，他仍然非常信任范仲淹，并直截了当地问他，他与朋友们是否如别人所言已结为朋党。范仲淹的回答很直率，或者说毫无策略。他说，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未尝不各为一党，至于这个党是忠是奸，需要皇帝明察。他的回答明显并未令仁宗感到满意。欧阳修在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之后，迅速进呈了他著名的奏疏《朋党论》。由于范仲淹没有否认改革者已自成朋党的说法，欧阳修也很难否认这一点。相反，欧阳修辩称，基于忠信和同道而结为朋党并无过错。鉴于朋党问题将在下一章进行探讨，故在此仅点到为止地指出，虽然欧阳修对朋党的见解令人印象深刻，但皇帝对此仍不满意。 仁宗仍在思考时，内侍又使他想起了蔡襄于景祐三年（1036年）写的那首诗，该诗颂扬那些反对范仲淹第三次被贬的官员。内侍还声称，这首诗就是改革派结党已近十年的书面证据。内侍提醒仁宗，改革派现在遍布皇权左右，并控制了大部分行政机构；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年之中改革派的追随者将占据所有关键职位，届时将无人与之对抗，甚至连皇帝都无法打破它对国家的控制。这种阴谋论的指控显然是诽谤，却令仁宗深感不安。他越是询问改革者们的忠诚度，越是能听到针对他们的诸多指控，这也使他变得更加多疑。欧阳修就是在这时被派往河东地区的，而且另外的政敌也给了他们沉重一击。由于要为改革者崛起让路，夏竦之前受到降职处理，因此他早就计划一雪前耻。一年多来，他一直命婢女模仿石介的书法风格，书如其人，石介的书法明显具有标新立异的风格。如今夏竦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书信，信中密谋策划推翻皇帝。夏竦清楚地知道，仁宗虽不相信此信的真实性，但景祐三年（1036年）流传的言辞模糊的传闻称，范仲淹包藏着此类祸心。在累加作用下，这封书信和这些旧时传闻动摇了仁宗对改革者的信任。雪上加霜的是，又有几个内侍因富弼在其升迁问题上态度严厉而心存不满，故而继续含沙射影地诽谤范仲淹和富弼不忠。这最终导致仁宗派两人前去执行临时任务。 虽然几位改革领袖于庆历三年（1043年）年底被贬出京，他们的追随者仍然具有影响力。但在庆历四年（1044年）冬，苏舜钦、王益柔及其他几位年轻的改革支持者举行宴会，一番觥筹交错之后，他们吟诗唱赋，其中有几句无心之语似对皇帝有不敬之意。趋炎附势的李定因为没有受邀参宴而心怀不满，听闻这些歌赋之后，为了报复，他四处散布此事。此事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耳中。王拱辰之妻是欧阳修第二任妻子的姐姐，不过他既反对夏竦也反对改革者。在王拱辰这位专家的指导下，他手下的御史将此事罗织成对皇帝大不敬的案件，改革的支持者们很快就被逮捕入狱。贾昌朝（名义上的宰相）及其他几位公卿大臣主张对这起事件进行犯罪调查，在韩琦的阻止下作罢，韩琦提醒他们说，年轻人醉酒之后行事荒唐似乎不算大罪。因此，这几个年轻人仅被降职，而没有受到法律制裁。但无论是韩琦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缓解皇帝对整个改革派的愤恨情绪。朝廷颁布诏令警告道，“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王拱辰口出狂言道：“吾一举网尽矣。” 显而易见，这是不祥之兆。远在西北地区的范仲淹意识到自己正在遭受间接攻击，并感到自己应当辞去参知政事一职。一直暗中反对改革的章得象巧言陷害范仲淹，他提议，范仲淹“素有重名”，他一上奏请辞朝廷马上就批准，“恐天下皆谓陛下黜贤臣”，会留下恶劣的印象。“不若且赐诏不允”，看范仲淹是否诚心辞职。如果范仲淹就此向皇帝上表谢恩，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不过是“挟诈要君”，惺惺作态而已，“乃可罢”。范仲淹直接落入已经铺就的陷阱中，“果奉表上谢”。仁宗从此不再信任范仲淹，当即将其贬为低级的知州。 范仲淹的贬谪标志着改革的失败和改革者们名誉扫地。皇帝选择的接替他们的几位宰辅大臣均为保守派，这些人根本无意于在政策问题上脱颖而出。他们仅仅只是以常规方式进行例行行政管理。 然而，真正的稳定并未实现。官僚体制重新陷入停滞状态，朋党问题却仍未解决。 [book_title]第五章　朋党之争与谏言权 FIVE　FACTIONALISM AND CRITICAL POWER 像大多数人一样，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儒家们，喜欢与志趣相投之人为伍。共同遭受的挫败感与受到的攻击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过，他们的聚集更多体现在社交而不是政治层面。他们只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下才讨论可取的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最佳途径问题，也会不可避免地谈及执行政策的最佳官员问题。通常，团队领导者的地位要归功于追随者对其卓越素养的认可，即这种认可是领导者在社交场合中赢得的。当这个群体采取政治行动时，它相当于一个由友好同僚组成的松散集团。如果他们能够结成一个政治团体的话，就会使自身效率大幅提高，但帝王绝对禁止这种做法。孔子本人曾说过“君子群而不党”。因此，改革者们介于友人群和松散的政治团体之间：他们虽有一致的观点，却无法采取一致的行动。他们又十分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因为朋党历来都意味着阴谋和自私。专制帝王总是对任何可能给皇位带来压力或威胁其安全的团体心存疑虑，因此这样的团体可能总会被斥为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的朋党。 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群体应如何面对这一难题？他们是否应该否认相互间的共同纽带，并放弃这一共同纽带赋予他们的群体精神？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又如何才能避免被打上朋党的标签？范仲淹是接受这一标签并直面这一挑战的第一人。早在天圣七年（1029年）第一次遭贬时，他就辩称，君子与小人永远属于相互对立的两个朋党。在景祐三年（1036年）的冲突中，吕夷简正式指控范仲淹及其支持者结党营私，让此前一直被视为个人过失的做法演变为群体罪行。顺便说一下，吕夷简在庆历元年（1041年）针对另外一群完全不同的政治对手也使用了相同的指控。 吕夷简未曾预见的是，朋党这一标签居然会成为一种声望的象征。一些抱负远大又不计后果的士大夫以被认定为“范氏”党成员为傲。他们的举动极大地增强了范仲淹的自信心。因此，当仁宗在庆历四年（1044年）就所谓的朋党问题向范仲淹发难时，他大胆重申了自己长期以来秉持的信念，并反问道：“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不仅范仲淹一人如此，富弼和尹洙也在其他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范仲淹大胆答复了宋仁宗不久之后，欧阳修进呈了《朋党论》。这篇奏疏被认为对儒家思想做出了原创性的杰出贡献。它的标准英译名为“On Party”。其部分内容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实际上，君子有党的思想并非出自欧阳修，而是出自范仲淹。但欧阳修加入了惊世骇俗的一点，即小人甚至连结党的能力都不具备。 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欧阳修的崇拜者还是批评者都极为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欧阳修本人实际上并不相信这种说法。庆历五年（1045年）春，当改革领导人被罢黜离朝时，欧阳修仍在河东地区，他又进呈了一篇奏疏。在这篇奏疏中，欧阳修完全否认了改革者曾经结党的说法。由于第二篇奏疏在历史上完全被第一篇奏疏所掩盖，故而有必要详细引述其内容： 自古小人……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欲尽去之……惟有指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四人（杜衍、范仲淹、韩琦和富弼）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在其撰写的《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指出，可以轻易地将“朋党”一词进行拓展，用以涵盖任何社交群体，比如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同道、门生故吏，等等，而从历史上来看，小人经常以“朋党”这一罪名来诬陷无辜之人。换言之，在大多数情况下，朋党之争实际上并不存在。 回顾过去，欧阳修意识到，改革的支持者们已经撕下自己身上的朋党标签。在嘉祐元年（1056年）的一篇探讨官学问题的奏疏中，他承认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 东汉之俗，尚名节，而党人之祸及天下。其始起于处士之横议而相訾也……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前日庆历之学，其弊是也。 很久之后，朱熹以蔡襄和石介的诗作及欧阳修的《朋党论》为例评论道，改革的领导者向对手发出了严重挑衅。朱熹认为，改革者傲慢地将自己称为君子，并将对手视为小人的做法无疑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顺便提一下，朱熹及其追随者自身也未能充分注意这一批评：他们强烈的自以为是使其也易于受到结党的指控。 如果欧阳修实际上并不相信改革者结党的存在，那么他因何会在自己的著名奏疏中提出那样的论断，与孔子本人的言论相悖？南宋时事功学派权威人士叶适对此给出了最佳答案。他准确无误地作出了推断：欧阳修提出这一英明论断无非是“迫切之论”（欧阳氏迫切之论失古人意徒使人悲伤而不足以为据也。——译者注）。鉴于范仲淹已经向皇帝承认改革者结党之事，无论欧阳修的个人观点如何，当时他都无法否认这一点。怀着挽救范仲淹与改革的希望，他只能像律师一样据理力争，将委托人的供认转变为一场令人赞叹的辩护。 在整个王安石变法时期、随后的反变法时期及后变法时期，欧阳修为朋党所作的辩护一直激励着下一代人。许多杰出士大夫都因为这样一个棘手的事实而备受困扰：一方面，旧儒家关于君子不结党的理想似乎无法实现；另一方面，与欧阳修的分析截然相反的是，小人显然也会结党。下一代人对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进行了尝试，为了评估欧阳修的影响力，并证明朋党问题在儒家理论中仍然未能得到解决，在此有必要简要概述一下这些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下一代人共提出四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效仿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说法，强调君子党与小人党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唯在君主判断忠奸。例如，伟大的史学家、著名的保守派领导者司马光哀叹道，皇帝未能意识到王安石及其改革同道属于小人党。第二种假设悲观地预言，由于君子党秉持高尚的原则，使得他们在遭遇对手权术时相对而言毫无防守之力，因此他们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秦观看来，庆历新政本身的失败以及许多其他历史实例都证明了这一假设。第三种假设融道家、法家的深遂思想于一体，是一种带有附加条件的乐观主义。苏轼（苏东坡）同意欧阳修的观点，即小人党缺乏将其自身维系在一起的真正团结，但他同时也建议，君子应参取道家态度，避免与对手过早对抗，并应像法家那样杂用权术，静待对手出现分裂，再见机行事，一举将其击溃。第四种假设承认，将朋党简单划分为君子党和小人党的做法很不现实，对立双方各有一些优秀和卑劣的成员，而且卷入冲突的双方没有一方是完全无辜的。双方保留优秀成员的唯一希望是调停与和解。比如，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虽然反对王安石，但也批评自己的很多保守派同僚恶意报复。曾布则是来自对方阵营的一个例子：他先是对改革同道大失所望，晚年再次掌权时他又试图在改革者和保守派之间进行调停，不过没有取得成功。 第一种假设将一切行动留给帝王来完成，无法保证帝王的行动是否明智。第二种假设是失败主义论调，完全放弃了希望。若想巧妙运用第三种假设，就必须具备可能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高超的聪明才智。第四种假设在遵循时就会证明其无法取得成功。简而言之，宋朝的儒学家们并未找到防止朋党之争的可行办法，甚至连应对的可行之道都未曾找到。他们的失败似乎应归因于三个原因。首先，儒家的理论探讨倾向于将国家制度作为既定条件，既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源可能存在于某些制度本身，也没有提出新制度作为解决方案。其次，专制帝王总是将一群世人瞩目的士大夫视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对帝王而言，士大夫但凡声称他们的想法优于皇帝本人的想法，就隐含着对君主合法地位的否认。再次，若想让政府组织正常运转，就需要在官僚之间达成共识；但政府组织缺乏灵活性，无法提供一个可以让官僚们表达不同观点，并真诚弥合分歧的平台。 最后一点必须得到满足。一个大型的官僚体制通常包含一些内部控制机制，该机制为表达批评意见提供有限渠道。在宋帝国，皇帝会任命一定数量的官员担任言官，以便对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约束。有时，翰林学士也会发挥相同职能；他们享有崇高声望，又能直接面见皇帝，这使其有能力发挥这种职能。为方便起见，此处笔者使用“谏言权”(critical power)一词来指代这些不同类别的官员可能集体形成的批评意见的分量。 宋初，言官几乎没有发言权。宋初两位皇帝不知疲倦地履行着行政首脑的职责，就像将军监督手下参谋一样监督着自己的宰辅大臣。当时言官“不许言天下利害”，认为这并无必要。台官的权限仅限于弹劾轻微的违法渎职行为，而谏官的权限则仅限于帮助皇帝改善其个人态度和行为。在第三位皇帝真宗朝，随着更多知识渊博的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崭露头角，官员的谏言权开始增长。首先，皇帝任命了几位御史，考察日常政务。之后，御史“皆得言事”，可以对日常政务发表意见，而皇帝有时在朝堂上“谕台谏言事”。更为重要的是，言官的权限扩大了。他们有权“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尽管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超出其职责范围，但实际上他们几乎总是避免最大限度地行使其权力，或者提出尖锐批评。 谏言权的决定性增强伴随着庆历新政而来。吕夷简于景祐三年（1036年）试图阻止官员“越职言事”，这一禁令并未持续很久。当吕夷简的禁令在改革前夕被废止时，朝廷正式诏令所有朝臣直言极谏。当时，仁宗主张“是非之论付台谏”，如此一来，要么最优见解从中胜出，要么得以达成共识。这一程序使行政部门不得不面对言官的批评。所有批评意见中，是欧阳修恰巧发出最强音。正是由于他的抨击，才切断了吕夷简的最后一丝影响力，也正是由于他的提议，才使改革计划得以启动。谏言权承载着前所未有的重量。在整个改革阶段，它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势头。欧阳修甚至会批评朋友及其行为。 包拯在改革之前评论道：“顷岁大臣颛政，颇恶才能之士。有所开建，则讥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进达。”反之情况也同样糟糕。“近者台官以朝政阙失，上章论列，或令分析，或取戒励。”在包拯看来，言官动辄夸大其词且谏言过滥。根据韩琦的看法，为避免失衡，必须有节制审慎地行使谏言权。韩琦在担任谏官时，履行职责绝不掺杂私怨。他担任宰相时，接受批评时也会保持风度。根据个人经验，韩琦提出如下建议： 夫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己矣。故主于讽者，必优柔微婉，广引譬喻，冀吾说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则忽而不听也。主于显者，必暴扬激讦，恐以危亡，谓吾言之能动，而不知论或过当，则怒而不信也……当顾体酌宜，主于理胜，而以至诚将之……若知时之不可行，而徒为高论，以卖直取名，汝罪不容诛矣。 当派系情绪高涨时，克制约束的态度很难成为主流。正如数百年后的史学家王夫之指出的那样，自庆历新政时起，要么是行政官员以谋略战胜言官，要么是双方陷入僵局。他还发出这样的感叹：“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居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以成波流无定之宇。” 欧阳修及其他言官在改革期间发挥的非凡影响力使许多官僚相信，获得声望的最佳途径是无情攻击他人。欧阳修自己很快就承认，言官们正在滥用其手中的权力： 今一言事之臣得速进，则小人好进纷然，争以口舌为事，至其甚弊，理难抑绝。则后来有谠言之士，必雷同以干进见疑，使君子、小人情伪何别？ 然而，欧阳修并未提供具体的补救措施。张方平则指责欧阳修及其他改革领袖想方设法增加言官的权力： 台谏之设，所以切摩理体，助为聪明。非使其生事招摇，为仕宦捷径也。粤自近年，增置员数，而又进擢殊速，听用过当。颇开朋党，险危善良。鼓动风潮，沦胥以败。 刘沆也对这种普遍存在的歪风邪气深恶痛绝，他痛斥道： 自庆历以后，朝廷命令之初，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 庆历新政之后，由于朋党之争而不断加剧的歪风邪气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很多朝臣由于担心遭受因朋党关系偏袒徇私的指控而不愿褒奖同僚。同样，在批准行动提案时他们也踌躇不前，通过使用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和模棱两可的笼统语言，得以明哲保身，几乎不会积极应对所涉及的问题。但是，他们会毫无保留地作出负面评价，认为此类评价会使他们显得诚实、坦率而公正。即使是低级官员，也会设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批评之声。如果期望落空，他们就会频繁拜访言官，提供信息或捏造虚假信息，以便针对他们厌恶的人挑起争端。 人们发表的这些谏言很快就演变为恶毒的诽谤，在高层出现了诸如叛国、不忠、对皇帝不敬等指控，在低层则出现了有关私德有亏和家庭关系不睦的指控。欧阳修的许多友人是前者的受害者，欧阳修本人则是后者的牺牲品，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皇祐元年（1049年），适当限制此类行径的需求终于姗姗来迟：朝廷颁布诏令规定，根据谣言和传闻编造虚假指控的行为将会受到惩处，除非案件涉及严重的渎职或使大量百姓受到伤害。这相当于一个免责条款，它使得这项法令的效力低于预期。当韩琦、欧阳修和富弼终于东山再起时，他们在嘉祐五年和六年（1060—1061年）间又推动颁布了三项诏令，规定谏言仅限于公务，并将私人生活和个人行为中的所谓瑕疵排除在外。不幸的是，这些措施出台过晚，而且其效力太弱，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许多官僚继续以同僚和民众利益为代价，通过吹毛求疵的策略来寻求自己的进身之阶。 官僚们对于增加谏言权的渴望基本上是为了维护阶级利益。他们不希望下层阶级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进呈的奏章中非常明晰地反映了这种阶级偏见： 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详其语言，不可流布。 这篇奏章要求焚烧这些书籍，并且更加严格地执行出版物在印刷或售卖之前必须进行审查的现行律法。 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新儒家学派非常珍视传统儒家等级秩序观念，但他们也信奉道德权威的至高无上，并且过度自信地以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高的道德权威。因此，他们试图在必要时就其认为重要的所有问题发表意见。他们在争取增加官僚谏言权的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这种权力的正确使用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只一味增加谏言权，既不加强使用这种权力的制度框架，也不审查其使用结果，并纠正审查中可能发现的所有错误或不公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使宋朝的官僚机构失去平衡。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官僚阶级内部缺乏团结，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们利用自己手中增加的权力来相互对抗。最初，他们通过批评对手的政策成功地除掉了他们，但最终，他们被谏言权反噬，遭受更针对个人的指控而被夺去权力，例如结党营私、对皇帝不忠及失德行为。皇帝本人是唯一必然能从官僚体制内部冲突中获益的人。自相矛盾的是，官僚的谏言权本来应当首先用于限制君主专制，但谏言权的增长却使专制君主成为唯一的受益者。 [book_title]第六章　晚期仕宦 SIX　LATE CAREER 庆历新政后，欧阳修因遭人诽谤而被贬谪，辗转多地任职长达十年之久。之后，他再次入朝担任重要职务，并在5年后最终登上仕途的顶峰，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与老友韩琦和富弼一起在朝理政。那时，他们三人均已丧失推行改革的兴趣。稳定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并且他们部分实现了这一目标。欧阳修又一次因私德方面的原因遭到弹劾，最终再次被贬出都城。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欧阳修在仕宦的最后阶段一直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政策。熙宁变法启动不久之后，欧阳修承认自己已落后于时代并上奏请求致仕。 庆历新政终止之后，欧阳修的对手们并未立即找到能彻底打倒他的武器。由于大多数新政领袖已被罢黜，指控欧阳修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并不适用。欧阳修以前曾以私德有亏为由弹劾过几名官吏。现在该轮到他被弹劾了。欧阳修的甥女张氏早年间前来（或者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回到娘家）与欧阳修一家人同住，并将亡夫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一同带来。此女虽与欧阳修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但被称作“甥女张氏”，她后来嫁给了欧阳修的一名远房族人。庆历五年（1045年），张氏因与仆人通奸而受审，不但招认了这一罪状，还招认其在未嫁时曾与欧阳修有染。不久后欧阳修即因被指控乱伦而入狱。在接受调查时，欧阳修否认了这一罪名，他声称，甥女张氏之所以供认所称罪状，要么是由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即通过将他牵涉其中可能会减轻自己面临的刑罚，要么是别人的恶意暗示，此人为陷害他而蓄意罗织了这一罪名。那些妄图毁掉欧阳修的人完全不遗余力。他们提供了被称为间接性证据的物证，即他多年前所作的一些艳词。欧阳修年轻时与倡妓纵情声色，行为不检且薄情寡义，并在这些艳词中透露出他的放荡行为。其中一首诗中明确谈及一名年轻女子，欧阳修的政敌们声称，这名女子极有可能就是能够证明案件之人。但除欧阳修以外，写作暗示性艳词的官员不乏其人。此外，正如几个世纪后的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艳词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诗寓意，而不是对现实主题的探讨，更不是对浪漫情感的真实表达。甥女张氏招认的罪行只是她针对欧阳修的一面之词。因此，法官认定她对欧阳修的攀咬无法得出定论。不过法官又补充道，根据法令，欧阳修犯有渎职罪，因为张氏的部分嫁妆被用于购买了一些田产，而这些田产错误地登记在欧阳修一家的名下，这显然是为了使这些田产享受欧阳修的免税特权。 宰相贾昌朝对这一审判结果并不满意，于是安排另一名法官苏安世主持复审，并安排内侍监审，这是显示皇帝本人对案件极为关注并强调案件严肃性的典型方式。内侍王昭明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欧阳修曾阻止他谋求职务，想必王昭明会利用这个机会实施报复。然而王昭明却拒绝逾越适当的司法限制。有记录显示，法官苏安世决定维持原判，但另外两份记录则显示是王昭明作出了这一决定。根据后面两份记录的记载，法官苏安世在审判中提议，或可用酷刑来检验欧阳修对罪名的一再否认是否可信，对此王昭明却驳斥说，皇帝派他前来是为了让他亲睹正义得以伸张，令他费解的是酷刑何以成为合理之举。此外，据说王昭明还补充道，皇帝每日都会提及欧阳修，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随意定罪，虽在当时可取悦某些宰辅大臣，但或许他日在不同政治情况下会自食今日所为之恶果。由于宋朝对待高官的政策相当优厚，这使得高官在受审时几乎不会遭受酷刑，所以关于对欧阳修可能用刑的记载极有可能并不属实。另一方面，这位内侍关于欧阳修享有极高声望的一些暗示，或许也帮助欧阳修避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无论如何，最终还是维持了原判。 然而，政敌对欧阳修恨之入骨，故而提议进行第三次审理。此时，赵概申辩称，虽然他与欧阳修非亲非故，但他认为，以如此可疑的理由坚持惩罚欧阳修这样的高官、杰出文人和受人尊敬的作家，实在有损朝廷的尊严。张方平虽对改革派心存憎恶，但作为经验丰富的政客，他清楚地看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张方平向贾昌朝进言，鉴于贾昌朝与欧阳修之间的敌对立场人尽皆知，他很可能遭受指责，说他故意加害欧阳修。贾昌朝因此转而谨慎行事，允许案件维持原判并结案。 随即，欧阳修被贬至滁州这个偏僻的多山地区担任知州，表面上仅仅是因为他允许将张氏的财产虚假登记在其家人名下。正如其诗作所揭示的那样，欧阳修受到的最大伤害是声望受损。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欧阳修为诗为文，研究学问，对其历史地位倒是大有裨益。欧阳修在滁州保持着良好的精神状态，自称“醉翁”，这个名号也因他以此命名的一篇文章而流芳百世。实际上，欧阳修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庆历八年（1048年），即被贬三年之后，欧阳修升任扬州知州，扬州是大运河与长江交界处的大都市。由于担心政敌心生嫉妒并试图再次痛下杀手，在任未满一年，欧阳修就请求改任到较小的地方。于是他被调任颍州知州，这个湖泊众多的风景优美的州后来也成为他的永居之地。 按照文官的常规做法，像欧阳修这样才能卓越的人不应长久担任地方的卑微官职。但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才被召回都城。欧阳修参加经筵侍讲，其间仁宗看到他的银发大为震撼，继而询问欧阳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此事立即引人猜想，欧阳修或会再被起用。十天之内，政敌就再次采取行动。根据几则史料记载，有人伪造欧阳修奏疏，称其“乞汰内侍挟恩令为奸利者”，并广为散布，这激起了内侍对他“人人切齿”。作为回应，据传内侍提醒皇帝，像欧阳修这样功利心过重的人会作祟生乱，甚至可能会“夺人主权”。还有史料记载，欧阳修彻夜宴饮，天未破晓醉醺醺地上朝。这些史料还称，一些深感意外的内侍向皇帝奏报了欧阳修的举动，以此说明他玩忽职守。 无论如何，欧阳修突然再次被调任到偏远的同州为官。欧阳修的儿女亲家吴充（他的女儿嫁给了欧阳修的长子）申辩此次调任有失公允，但他的申辩未产生任何反响。幸运的是，宰相刘沆不喜朋党纷争以及不负责任的指控，他和另一位高官兼杰出文人范镇一起表示支持欧阳修继续在朝为官。在两人的干预下，欧阳修受命留京编修《新唐书》。不久之后，欧阳修被擢升为翰林学士，这是一个享有极高声望的职位，他也因此享有一些谏言权。 欧阳修修身养性和政治沉寂的漫长岁月结束了。他的意识形态取向和相当暴躁的脾气如往常一般鲜明；虽然欧阳修一直坚持自我克制，已经使其鲜明而张扬的个性有所收敛，但却未能真正使之变得柔和而圆融。一旦重归朝堂，他既无法远离政治亦无法缄口不言。欧阳修一如既往地喜欢与人为伴、彼此交谈。虽然他无意于再次推动改革，但仍希望看到能够实现一些改良。虽然欧阳修意识到他过去在挑起党争中所犯的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避免进行批评或提出异议。作为翰林学士，他可以随时觐见皇帝，因此他有机会与几位言官一起弹劾宰相陈执中，并在弹劾未果后提出辞职。朝廷既希望他继续在朝为官，同时又希望他免于纷争，于是决定派他出使辽帝国。欧阳修出使回朝不久后，再次与老对手贾昌朝（时任枢密使）发生冲突，两人先是因为灌溉工程的利弊而起争执，后又因贾昌朝与内侍过从甚密而再起冲突，这些内侍涉嫌规避某些制度进而在幕后营私舞弊。在欧阳修和其他人日盛一日的弹劾之下，贾昌朝最终被罢黜离朝。时代在不断变化，少数经历庆历新政并得以留存的改革领袖将在不久之后凭借其资历和业已证实的能力再掌权柄。 在东山再起的道路上，欧阳修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障碍。其中之一涉及科举考试的标准问题。庆历新政的改革计划曾主张重视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和对经世问题的探讨，因而较之当前的西昆体文风，古文更为适合上述两个主题。改革失败后，科举考试又恢复了原有标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受命主持进士考试。他公开宣布，他将注重考卷内容而非文风。在中举的考生中，有大量才华横溢的年轻文人，他们在古文中展现的想法被证明完全是真知卓见。然而一些大失所望的落第举子对欧阳修发起了人身攻击，甚至再次利用甥女张氏一事对他进行诽谤。另外一个障碍是内侍。嘉祐三年（1058年），欧阳修任权知开封府。任职期间，他经常收到应内侍请求直接施恩而没有通过政府渠道的内降或御笔。欧阳修非但没有谨遵这些御笔，还谴责那些鼓动下达御笔之人，声称这些人应当为此受到惩戒。欧阳修采取的这种立场虽引发了一些不满，但并未招致报复，因为当时欧阳修的影响力正在显著增强。此外，他在后宫之中也有友人。皇后与其夫人的娘家有旧，现在皇后欢迎她重回都城，并且偶尔还会邀她一叙。 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编修完成之际，欧阳修终于获得了高级行政职务，担任枢密副使。次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韩琦和富弼也被委以重任。自嘉祐五年至治平三年（1060—1066年），是这三位密友大体掌权时间（富弼很快便停止密切合作），也是后来被许多宋朝士大夫们怀念的一段时光。中国后世的史学家也称颂韩琦和欧阳修成功解决了两次皇位继承危机，以及在两个动荡的改革时期实现明显的稳定。当初的改革者已经变了。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在官僚机制中造成了危害严重的分歧。如今，他们决心停止党争，并与新晋人才及树大根深的同道官僚进行合作。庆历新政之后，欧阳修与富弼详细探讨了他们在改革失败中应负的责任。两人一致认为，他们当时操之过急、固执己见且刚愎自用。他们得出结论，真正的治国才能需要的是三思而后行，以免后悔莫及。欧阳修在重掌职权伊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急躁、热切，甚至冲动，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理智地倾向于循序渐进地实现改良。甚至是在庆历新政之前，他就已经意识到，变化太多会引起混乱并导致政府命令失效。在改革过程中，欧阳修就曾强调应改进吏治而不是立法。如今，他坦率地反对修法，除非修法的益处众多且明确。他强调，官吏治理应使现行法律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否意味着欧阳修及其友人失去了进取的兴趣？绝非如此。他们已经学会珍惜循序渐进的进步，而且他们认为，只有在形势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进步才有可能实现。此外，他们实现的改善不应被低估。在此作几点说明。作为枢密副使，与以前相比，欧阳修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收集有关地方驻军，尤其是边界驻军的信息。作为执政，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制带有分类标题的综合目录，内容涵盖中书省各个衙门多年来积累的法律与制度、先例与例外以及差异与矛盾之处。如果皇帝需要询问关于政务的问题，而欧阳修又不当值，则只需派内侍前往中书门下查看欧阳修编写的目录即可。 庆历新政期间采取的措施之一是“方田均税”，重新丈量土地的大小，规定公平的税额。这是一个主意虽好但执行情况极为糟糕的例子：重新丈量土地不仅极为仓促，而且还令许多人不胜其扰，同时又错误百出。不仅如此，修订后税收的公平性也未达预期。嘉祐五年（1060年），当一项类似政策被提出时，欧阳修表达了反对意见，因为他意识到，设法执行这项政策将过于艰巨。相反，在他的倡议下，地方官员只是按照指令通过核减明显过高的税率，并核增明显过低税率的方式，来对现行税率进行调整。这些官员还有权豁免或废除近年来不合理增加的税款，以及政府早就没有正当理由去征缴的税款。 总而言之，作为传统儒学政治家，欧阳修及其同僚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改良官僚体制，但并未对其加以破坏，并且遵循这样一种信条行事，即恰当得宜的行政行为需要走过漫长道路才能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 若想高效而审慎地进行行政管理，就需要高效而审慎的官员。韩琦和富弼发现了很多能够胜任财政和司法事务的人才，但这并未令欧阳修感到满意。他的目标是选拔和培养才干卓越并能够最终接掌国家大事的年轻人。治平二年（1065年），欧阳修在单独觐见英宗（仁宗的继任者）时，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从进士登科到朝廷重臣的正常道路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在三馆任职，年轻人在此通过编修历史文献、从事研究工作及为国家盛典起草文书的方式熟悉国家事务，然后居两制（翰林学士任内制或知制诰），最后迁居两府（中书门下、枢密院）任职，上述机构是整个政坛的神经中枢。欧阳修称，近年来只有少数进士及第者入馆职。他建议，每位公卿大臣均可推荐数名年轻人，加起来共推荐大约20人，这些人“皆令召试馆职”。英宗同意了这一提议。韩琦对此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因为人数过多，这可能会导致激烈的竞争，受到营私舞弊的指控，并引发严重争议。但皇帝回应称，如果候选者果真才能出众，朝廷一定会广纳贤才，多多益善。富弼则反对说，将几个年轻士大夫擢升到高于其他人的官位，将在官僚体制中引起纷争。英宗驾崩时，欧阳修的计划还未确定最终行动。因此，这一计划从未得以执行。在执掌权力的数年中，欧阳修依靠个人力量举荐擢升了许多贤能的年轻官员，举荐的人数可能超过其他任何人。这些受到提携的后辈包括熙宁变法的领导者王安石和吕惠卿，还有变法反对派的领导人司马光和吕公著。当然，两派之间的最终冲突正是韩琦之前所担心的。然而，错误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举荐造成的，他吸纳新人时并不考虑政治观点。 在欧阳修第二次身居高位期间，年轻一代士大夫再度分为北方保守派和南方改革派。比如，在修订科举考试标准的问题上，他们就存在分歧。欧阳修采取中间立场：他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对考试标准进行了修订，使之有利于古文和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故而他已看不到较大的改善空间，并且认为只要由贤能官员来主持，科考系统定将良好运行。嘉祐五年（1060年），司马光对欧阳修的科举考试标准颇有微词（反映了保守派的观点）：欧阳修推动采纳的重点使司马光的北方同伴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一直按照旧有方式进行训练，严格遵照经文及传统注述的内容。他进呈了替代性安排：为确保地区代表性，保持公平公正，每个地区的进士取士名额应当相同。欧阳修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司马光的提议被采纳，举子人数较少的地区，比如北方，为使解额录满，将不得不降低标准；相反在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举子的地区，比如南方，那些学识出众的举子则会惨遭淘汰。欧阳修坚持认为，唯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才是唯一公平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王安石与其他南方人则主张将科考重点放在对经的正确解读，及将这些解读应用于经世问题之中，而非仅仅注重文章写作。欧阳修却反对矫枉过正。到底由谁来决定何为对经的正确解读？此外，他想通过科举考试选任均衡发展且又知识渊博的人才，而不是具有特定信仰的专家。 年轻一代根本不满足于欧阳修的立场，并在他死后继续就此问题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来自西南地区的苏轼（苏东坡）提出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考试标准有可能完美吗？正如欧阳修已经表明的那样，高度程式化的诗词和诗化散文与经世治国几乎毫无关系。欧阳修提倡的散文风格促进了有关政务的学术见解的表达形式的发展，但这些见解是否实用仍然无法确定。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并尝试将其应用于政府政策，虽然这类科考标准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受到了高度重视，但其实用价值同样值得怀疑。苏轼总结道，总之，没有任何一种考试标准能够确定无疑地找到优秀的行政官员。毕竟，真正的考验在于行动而非语言。针对科举考试标准的辩论，反映了新儒家们面临的困境。随着新儒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它产生了一种探究一切的哲学态度，这也就意味着它的视野跨越了传统的准则，对普遍和流行价值产生了怀疑并且反对一味遵从。然而，科举考试制度必须以一套统一而明确的标准为基础。回想起来，为了使科考系统较为正常地运行，欧阳修将工作重点大体从提议对系统进行进一步修正，转移到挖掘和提拔能臣的具体任务中，由此可见，欧阳修可算一个颇具洞察力的人。 欧阳修与韩琦等人为实现稳定和逐步改良而做出的努力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正如南宋著名学者叶适指出的那样，“不能以岁月成天下耳”。有时，个性冲突会使原本平静的局面变得剑拔弩张。尽管欧阳修已经意识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但却未能纠正原有的习惯，即“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往往面折其短”，虽然“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幸运的是，韩琦了解他的个性，并且对这种性格缺陷浑不在意。但是韩琦和富弼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摩擦。韩琦通常会迅速决策，而富弼则往往踌躇拖延，举棋不定。这种差异至少部分源自于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与欧阳修取得一致的韩琦希望在总体上实施改良，但富弼即使是对轻微的变动也经常持保留意见。富弼曾是庆历新政最激进的领导人之一。多半是因为所持的观点，他曾多次被污蔑为叛徒。由于富弼是多次受到这种谴责的唯一一位改革领袖，所以他现在所展现的已经不完全是一种保守态度，而更像是一种分裂的思想状态：既渴望再次坚持原来的立场，又极度恐惧遭受政治耻辱。一次，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富弼举棋不定。韩琦一反常态地失去了耐心，终于说道：“又絮耶？”这是一个极不庄重的口头用语，因此富弼面红耳赤地嘀咕道：“絮是何言与？”嘉祐四年（1059年）初，富弼提出辞职，但被说服留任。 按照惯例，父母去世，官员丁忧三年，由于每位公卿大臣职责繁重，所以都被起复。某日，韩琦和富弼偶尔谈论习俗和先例，韩琦泛泛地表示，他认为起复有失公允。大约一年后，富弼的母亲去世，他拒绝起复并且立即停职服丧。富弼解释说，韩琦早就对此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虽然韩琦否认这一说法，声称自己当时不经意的言论属于个人看法，但富弼拒绝相信那不是一次明显的暗示。两人再也没有恢复当初的亲密关系。嘉祐八年（1063年）富弼复职时，韩琦已不再就公事和他进行私人探讨。此类事件就像小小的楔子，不仅在这两个老友之间凿出了裂痕，也在富弼和通常站在韩琦这边的欧阳修之间凿出了裂痕。士大夫之间有一种关于人际关系的说法非常令人伤感：即使是最贤能的士大夫，即使他们具有儒家的美德，仍然难以维持其政治队伍的团结，也难以使私人友谊完好无损。 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是皇位继承。仁宗的统治持续了30多年，他虽有13个女儿，但并无子嗣。从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仁宗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很多公卿大臣都委婉地敦促他确立皇储。仁宗的反应不是沉默就是愤怒。直到嘉祐六年（1061年），经过韩琦、欧阳修及另一位宰相曾公亮的长期劝说，仁宗才做出让步。即使如此，他也只给了侄子荣誉头衔，意味着他极有可能将这个年轻人立为皇储，但并没有明确或肯定地确定下来。次年，欧阳修挺身而出，为毫无疑问或毫无争议地确定皇位继承顺序做最后的努力。他在朝堂上当着仁宗的面直接提出了这一议题。欧阳修说完之后，仁宗一言不发，对他凝视良久，而朝堂上的韩琦等人则屏息等待。终于，仁宗应允，授予侄子皇储的正式头衔并昭告天下。一年之后，仁宗驾崩，英宗即位。然而仅在继位数日之后，新君就出人意料地突发精神疾病，歇斯底里地呼喊有人想行刺他。在英宗康复期间，太后临朝听政。英宗与太后之间失和，而且在对双方各有偏袒的内侍们煽风点火的影响之下，这种状况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欧阳修的夫人发挥积极作用，劝说太后善对其侄。她还表示，欧阳修和韩琦也抱有同样的希望。另一方面，欧阳修和韩琦也向英宗提出了类似安抚性建议。这些举措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英宗康复后不久，韩琦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且富有戏剧性的行动。一天，韩琦在太后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与她商议撤帘还政之事。太后刚一含糊其辞地表示同意，韩琦立即高声吩咐在场的内侍撤掉她面前的幕帘。严苛的性别隔离传统禁止后宫妃嫔被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看见；因此，幕帘无疑是女性临朝听政的象征。突然撤帘不仅导致太后匆忙离去，而且实际上还象征着她临朝听政的结束。 韩琦事先未向富弼提及他的意图，因为他知道富弼对太后颇为同情，这使得富弼愤恨不已，因为他觉得，作为与韩琦同级的宰相，又与韩琦共事多年，韩琦本应就此事与他商议，或者至少应提前知会他。实际上富弼怀疑韩琦把他蒙在鼓里是用心险恶，意图破坏他在英宗心中的信誉，这完全是富弼反应过激了。于是，富弼辞职离朝，并于不久后致仕，结束了与韩琦和欧阳修的多年友谊。这个曾为稳定而工作的团队本身已经部分瓦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句中国俗语的意思是麻烦永无休止。新皇帝还没来得及熟悉他的公卿大臣，他们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论战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英宗应当给予自己的生父何种哀荣，才不至于让他显得对养父仁宗忘恩负义。有关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议（称为濮议）的详情，以及涉及儒家礼义许多更为深奥的技术性细节的复杂争论，可能会让西方读者颇感兴趣，这大约就如同关于能有多少个天使能在针尖上跳舞的争论会令普通中国人颇感兴趣一样。不过，重要的是人们要认识到，那就是相关礼制体现了儒家在尊卑有等、长幼有序及贫富有别方面的等级意识。另一方面，关于礼制的争议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影响。这位新皇帝自然希望尊奉亡父为皇考。但很多官员坚持反对这一想法，甚至为此丢官罢职也在所不惜。他们的理由是，皇帝不应做任何减少其对先皇感激之情的事情，因为先皇仁慈地收养了他。他们认为，皇帝能给予生父最适当的荣誉是“皇伯”称呼。欧阳修与其背后的韩琦则是皇帝愿望的代言人。通过让皇太后签押同意并发起倡议，他们以谋略击败了反对派，而皇帝本人也大度地拒绝给予亡父帝王地位的全部荣誉，转而下诏追封亡父为“皇”，而非“皇考”，后者留作他对先皇满怀感激的象征。这个锱铢必较的解决方案未能终止政治纷争，因为受挫的反对者仍比比皆是。一些后世的杰出学者认为这一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并无不妥之处。皇帝的谥号只是一种荣誉，不会混淆皇位的继承。这些学者几乎未曾考虑反对派提出的替代性头衔，这在历史上完全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 但是，对这一决定的强烈抗议，摧毁了韩琦和欧阳修精心建立的官僚体制的稳定。大批士大夫们谴责欧阳修，不幸的是这其中还包括富弼。他们谴责欧阳修无耻地迎逢新君主，使其做出不可原谅的不当行为，在曲解古礼的基础上编造错误理论，使用奸计使皇太后错误地默许此事，尤其还彻底地背叛了先帝，先帝此前一直仁慈地让他在朝为官达三十余年之久。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欧阳修称为公敌，认为应该对其处以极刑。欧阳修一来不胜其扰，二来也是出于自卫，觉得有必要撰文对这一主题展开详细论述，希望为子孙后代澄清这个问题。他完全清楚何以会发生争议。谴责他的人大多是保守派。因为没有现成的重大问题，这些人攻击他及其他当权者的最佳办法就是利用礼仪和礼节问题制造事端。无论如何，范仲淹曾经通过忤逆帝王之意获得了巨大声望，如果他们违背英宗所愿，也必定会有此番造化。欧阳修在提出很多问题时一直言辞激烈，难道他们就不应如此吗？欧阳修曾无惧遭受贬谪，他们的决心也同样坚决。就他们以及欧阳修的情况而言，争取意识形态权威地位，勇于表达意见分歧的威望及提出大胆批评的声誉是对暂时受挫的丰厚回报。 显然，欧阳修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这场战争。由于政敌太多，他已经无法再有效开展行政工作：继续担任朝廷高官只会招致更多攻击，但他迅速提出的多次辞职均遭皇帝拒绝。然后，曾被他引为同道并举荐的蒋之奇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用诬谤之剑从他的背后发动攻击，从而再次加深了中伤诽谤给欧阳修造成的伤害。在之前的濮议之争中，蒋之奇在与欧阳修私下交谈时，对官方解决方案表示支持，欧阳修因而举荐蒋之奇担任御史之职。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驾崩。虽然新帝神宗再次拒绝欧阳修的请辞，但蒋之奇认为，局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于是决定背叛他的提携者，挽回他在反对派阵营中的形象。一天，蒋之奇突然出现在朝堂上，弹劾欧阳修帏薄不修并奏请将其处死，因为有人向他举报说，欧阳修曾与其长媳通奸。这项指控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比之前曾使欧阳修落马的指控要严重得多。自感尊严尽失的欧阳修闭门不出，等待彻底调查，而且他执意请求一定要彻查此事。 此案再次表明，宋朝的司法不讲究充分的证据和程序规则。当年轻的皇帝索要举报来源时，蒋之奇表示，他是从另一位御史彭思永那里获悉了此事。彭思永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记起何人向他举报了此事。此外，蒋之奇还认为，朝廷的法规允许御史在不透露消息来源的情况下弹劾。他申辩道，如果得不到这种保护，则无人敢于公开揭露任何一位大权在握的公卿大臣的罪行。因此，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朝廷的法规缺乏明确性。如前所述，庆历八年（1048年）的诏令禁止御史风闻言事，除非涉及朝廷政策，或百姓疾苦。根据传闻弹劾负责政务的宰执，是否符合这项法令，确实值得怀疑。此时，欧阳修已经几乎没有朋友。实际上，除了据称涉及此事的吴氏的父亲吴充以外，没有人站出来谴责这一纯属诬蔑的指控。年轻的皇帝虽然倾向于认为指控缺乏根据，但同时又希望鼓励蒋之奇，认为他提出此事勇气可嘉。但年轻的皇帝被告知，带着矛盾心理将拒斥和奖励混为一谈，基本属于不合理的行为方式。经过一番犹豫，年轻的皇帝终于驳回了这一指控，发布了内容大致如此的公告，贬谪了蒋之奇和彭思永，并专门派人传信，向欧阳修转达皇帝的问候，而此时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正在家中修复自己受伤的尊严。 无论是这两名御史，还是这两人背后的欧阳修的政敌，都不曾期望证明这一指控。诽谤本身就足以使他们达到破坏欧阳修声望的目的。作为新儒学的奠基者，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程颢后来为这次恶意攻击提供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他声称，针对本质上相当私人的罪行，要想找到证据绝无可能，而众人认为指控可信的事实恰恰说明，人们对欧阳修的道德操守缺乏信心。换言之，消防车就意味着火灾。奇怪的是，程颢后来改变了立场，声称由于在濮议之争中所持的立场，欧阳修理应被罢免出朝。换句话说，在一个问题上犯下的所谓过错，可以使在另一个问题上出于政治动机而诽谤他人的行为合理化。政治热情明显扭曲了一位伟大哲学家原本逻辑严密的思想，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毫无疑问，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诽谤据说起源于欧阳修夫人的二堂弟薛良孺。他官职低微，在丑闻发生前不久曾期望欧阳修出面使他免受弹劾，但欧阳修拒绝让私人关系干涉公平正义。希望破灭化为了仇恨，这位堂弟开始在社交圈中不断出言暗示。正如与欧阳修一家关系亲近的人所证实的那样，欧阳修夫人持家甚严，即便假设欧阳修的个性令人生疑，所谓的帏薄不修之事也几乎毫无可能。实际上，极少有人相信这次诽谤。大约25年之后，御史蒋之奇仍然因为利用这一传闻弹劾欧阳修而受人鄙视。 尽管欧阳修洗刷了罪名，但显而易见，在所有人看来，他已经被孤立，影响力正在衰减，声望毁于一旦，而且其作用毫无疑问消失殆尽了。就像欧阳修本人指出的那样，他继续居于朝堂将成为朝廷的负累。经过再三请求，欧阳修被允准辞职，而且再也没有东山再起。作为恩典，欧阳修被任命为亳州知州，亳州紧邻颍州，而他的田产就位于颍州。在亳州，他醉心于翻阅金石拓片，并撰写《归田录》记录仕宦生涯的趣闻轶事。欧阳修此期很少写作其他内容，甚至连诗词都写得不多。一个活跃的、富有创造力且波澜壮阔的生命正逐渐趋于平静，它的终点已为期不远。 时光向前奔流，却把欧阳修抛之于后。欧阳修辞官离朝一年后，韩琦辞去相位，为王安石打开了拜相大门。王安石的宏大改革计划很快在熙宁二年（1069年）拉开了序幕。其中改革措施之一是在播种季节由政府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即所谓的“青苗钱”，在收获时连同利息一并还清。欧阳修既反对青苗法的原则，也反对将贷款强加于一些不愿借贷的农户的做法。当他的反对意见不了了之时，欧阳修运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在第一个季节时执行这一措施，然后在不事先征求授权的情况下，下令在下一个季节取消执行。由于欧阳修拥有崇高的声望，他的违令行为并未受到惩处，只是接到指令，必须撤销未经授权就取消执行青苗法的命令，并继续执行改革计划。次年，民众对这一改革计划怨声载道。神宗任命欧阳修到北方大都市太原任职，并有意在欧阳修途经都城时征求他对新法的意见。王安石对此表示反对，声称欧阳修性格执拗，而且虽然他的散文目前仍然绝佳，但他未能正确解读儒家经典，并因此误导了王安石时代的许多文人。时代确实已经变了，新的浪潮正渐渐将前辈文人席卷而去，而欧阳修也无意于逆潮流而动。他连续六次上奏，以身体每况愈下为由拒绝接受判太原府的任命，并诚挚请求一个离家更近级别更低的职位。神宗同意不将其派往太原，但仍表示有意与欧阳修见面，令他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前来开封觐见。欧阳修再次恳求，用以下谦卑之语坦陈他对新法的反对意见： 大抵时多喜于新奇，则独思守拙；众方兴于功利，则苟欲循常……臣所宜必辞者三：义所难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学，三也。 对欧阳修来说，熙宁新法过于笼统、不合常规且令人烦恼。他既不赞同新法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也不赞同其高度自信的管理模式，因此他明确表示，绝不参与其中。终于，皇帝满足了欧阳修的愿望，将其派往同样离家很近的蔡州。欧阳修不去都城绝对是明智之举：不久之后，众多反对变法的官员就被罢黜出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几人曾在濮议之争中严厉批评过欧阳修。与此同时，欧阳修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熙宁四年（1071年）春，64岁的欧阳修致仕，次年就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那充满激烈的政治斗争，也为政府立下卓越功勋的漫长仕宦生涯。 欧阳修的政治生涯无疑是杰出的，但像其他许多杰出政治家一样，他在解决官僚政府的基本问题方面收效甚微，即如何选择诚实可信的能臣，如何拥有公正有效的法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如何在官僚领袖中就这些关键问题达成工作共识。无论如何，仅靠政治生涯不足以让欧阳修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应该说，是他斐然的政绩和在多个学术领域中的诸多贡献，才使他成为了最伟大的新儒学大师之一。 [book_title]第七章　经学大师 SEVEN　CLASSICIST 儒家学术研究涵盖了许多领域。按照传统，共分为四个主要类别，根据价值降序排列如下：古代儒家经典，有时也称为经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著作；各种史书；关于其他思想主题的著作；最后是文学和其他文体。像欧阳修这样一位公认的经学家，能够就上述任何一个领域和国家大事发表权威言论。 在经学领域，存在大量文本评论与解读方面的问题。到宋朝时，学者们已经潜心投入数百年，撰写了大量注、疏、正义、补注等。此前数百年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些人来说，这些作品之间存在扞格之处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一方面，科举考试系统仅接受一种文本作为官方定本；另一方面，由于书籍极难得到，所以关于儒家经典的许多作品人们通常都无法获得。按照之前的做法，唐朝政府将儒家经典的官方定本刻于石碑之上，以便感兴趣的文人抄录。唐朝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也增加了人们获得《九经正义》一书的可能性，它涵盖了官方认可的注解，不过，截止到宋初，此书的传播仍然不够广泛。 宋初，准备参加官方考试的举子都会以某种途径得到这些儒家经典的官版和《九经正义》的抄本，然后开始专心背诵。即使是藏书颇丰的富家子弟，也缺乏超出这些常规要求的动力。在那时，宋朝的知识与唐朝相比尚无不同。实际上，当时政府的态度倾向于反对人们改变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宋初备受敬仰的政治家王旦的表述就极具代表性：“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 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与教育的不断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雕版印刷术推广到了许多大城市；之后，活字印刷术也投入使用。不仅《九经正义》和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就连其他许多作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普及得多。随着儒学取得空前成就，一个基本问题开始被提出：儒家经典的确切意义到底是什么？在晚唐，曾有一个倡导儒学复兴的小型思想流派。为了他们的目标之一，他们清除了在注疏中积累的许多佛学和道教的内容，并对经过净化的内容进行了严格检验，以便还原儒家经典的本义。到宋朝时，这一思想流派的工作利用有利形势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运动。 在上述情况下，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已无法保持垄断地位。然而，朝廷的授课者只是重复众所周知的内容，阐述的内容详尽却陈陈相因，不会给学术研究增加任何有意义的知识。他们的这种做法透露出一种有时近乎荒谬的狭隘心态。例如，他们通常害怕触及真实性存疑的纬书，因为此书是对儒家经典的补充。然而，这些授课者又自认为有义务保留官方注疏中包含的来自纬书的段落，声称它们令人信服而不容置疑。 知识渊博的学者通过查阅越来越方便取得的其他资料，发现儒家经典的官方版本中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诸如来自非儒学的可疑文献，误导性解读以及可能存在的文字错误，这些都会掩盖儒家经典的真正含义。那些致力于儒学复兴的人很快就通过写作与授课推出了自己的解读。最终，他们的学识获得了影响力，其一流的品质也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学术活动。他们将古代文献的正确含义视为采取适当行动的基础。他们不仅要为政府输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还要向全国所有的文人灌输自己的热情，让他们用这种热情去掌握儒家的义理，并将其应用于按照儒家希望推进的社会重塑之中。他们希望建成一个乌托邦式的道德社会，在学者们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将在这样的社会中过上高洁的生活。儒家的信仰虽是世俗的，但这些关心一切天下事的学者们高瞻远瞩的气魄，确实可与宗教热情相提并论。儒学真正迎来了重生。 庆历新政不过是这场令人振奋的新儒家运动的一次政治表达。例如，它推出政府资助学校的政策，不仅旨在增加学校数量，还希望借此提升学校质量。推出这项政策不仅希望促进实践教育，还希望促进儒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渗透。虽然改革计划仅持续了一年，但由于这项特殊政策以完全无人置疑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因此它的合理性使其从原则上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它为教育和儒家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增加了强劲的动力。 改革者在政治上的失败并没有让他们丧失思想领袖的地位。庆历新政失败十余年后，两位曾对新政表示同情的杰出的新儒家私人学者胡瑗和孙复受命在国子监和太学授课。他们的声望得到了极大提高，许多学生开始认同他们的观点；儒家经典的官方注疏逐渐失去了控制权。全国各地的其他私人学者也备受鼓舞，开始对儒家经典发出质疑和重新解读的呼声。由此发展而成的思想体系后来被誉为“庆历正学”，这也正是宋朝本朝学问发展的开始。将近一千年前，这些在学术研究和解读方面的创新之举，堪称自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2年）以来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的首次重大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