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近百年史 [book_author]陈恭禄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14502 [book_dec]陈恭禄著，写于1935年，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巨石，非有信史，讲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上所处至低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此需要。全书共二十一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叙述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太平天国兴起到灭亡、咸丰朝的外交形势。第七章到第十章，叙述同治朝之内政外交、光绪初年之内政外交。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叙述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内政及外交。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叙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等。 [book_img]Z_5570.jpg [book_title]自　序 余写成《中国近代史》后，友人以为分量太多，决非中学生所能读。该书原非为中学生及一般人士而作，顾今供给其需要之史籍，实应参看发表之新史料著作成书，庶可改正昔日相传之错误，及不正确之观念，而有可读之信史。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局势，非有信史，将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上所处之地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应此需要。本书之写成，专为中学生及一般人士之用也。 全书凡二十一章，内容见于目录，无庸说明，大体上偏重内政。民国以来之史迹，共占四章（第十八至二十一章），篇幅似已稍多，盖史书异于报章杂志，决不能据之成书。关于此时之重要档案，多未公布，且史迹尚在演进之中，难于论断其是非轻重，或免选择史料偏重之弊。近人编著近百年史，偏重民国以来之史迹，篇幅常占全书之半，殆为旧说所囿，实则历史并无一定分配篇幅之原则，当视史料之质量及著者之目的而定。书之价值，固非决定于篇幅之分配也。凡此四章，不过说明近时之大事，及国内之问题耳。 全书因叙内政较多，年月沿用旧历，但为读者便利之计，附注公历年月；据著者意见，读者不记年月则已，记则宁记公历年月也。 陈恭禄自序于高资寓庐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 [book_title]第一章　道光初年之国内状况 疆域　清世祖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入关，战败流寇，据有黄河流域，遣兵而南，次第战败明之起兵诸王，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统一中国。圣祖（康熙）继之，削平三藩，满人之政治地位始乃巩固。对外与俄缔结《尼布楚条约》，两国以外兴岭为界，独蒙古西准噶尔部不服，滋扰于外蒙古西藏等地，圣祖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先后用兵，征服其地，进而收复回疆，外蒙西藏因而内附。沿海岛屿虽禁人民移居，而固收入版图，台湾且设郡县。属国朝贡者，有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缅甸诸国，领土广大过于汉唐。宣宗于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嗣位，明年，改元道光。其统治疆域，仍为其父祖所遗，尚未削小。 中央官制　清帝入关之后，采用明制，仍为专制独裁之政府，初设内阁大学士，亲王并得参与机要。世宗另设军机处；军机大臣或为大学士，或为尚书，奉旨入直者也。拟定朝旨，应对询问事件，内阁遂无实权。尚书为办理庶政者，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有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各半，各部皆有司员分司办事。制度上之弱点，则军机大臣为谘询顾问，不得自由发表意见。六部则堂官太多，责任不明。满汉并用，徒相牵制。更就名实而言，亦不相副。信如清季王大臣奏曰；“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礼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刑工二部，尚为能举其职者，故未论及。六部之外有院。一曰理藩院，掌藩属事宜。二曰都察院，司纠察事宜。三曰翰林院，掌讲书撰文等事。其次有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为秦汉以来遗留之官制，历代帝王偏于保守，设而不废，多为清闲衙门。遇有非常大事，翰林院、都察院亦得参与朝议。内务府宗人府分掌宫内皇族事宜，国子监则司训导生员，钦天监则掌授时，均无详论之必要。 地方官制　地方官制；京师设顺天府，有府尹，直省十八，其最高长官曰总督巡抚。官制殊不划一，如直隶（今河北）四川各有总督，无巡抚；山东山西河南各设巡抚，无总督，其他总督往往管辖二三省，湖广总督管理湖南湖北，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皆其明例。五省各有巡抚。总督巡抚同在一城者，多所牵制。办理漕运河道大员，亦称总督。学政官位视督抚为低，而能分庭抗礼，因为朝廷派遣，且寓右文之意。布政使按察使赞助督抚治理一省，前者俗称藩台，管理民政钱谷，后者俗称臬台，掌管刑狱驿传。其有盐务省分，尚有运使，或设盐道。其下为道，或统辖兵备，或管理河工，或掌运漕粮，盐道上已言之。道下为府，直隶州或直隶厅，其长官为知府、同知或通判，管辖数州县厅，直隶厅或不辖县。州县各有官长，维持境内之治安，征收钱粮，审理诉讼等，各级官长均有属员佐之。 组织上之弱点　综观清代官制，一本历史上之遗传，君主往往不能因时制宜，有所创作，切合当时之需要。一则清帝以外人入主中国，不肯深信汉人，设官治民，互相监视，多所掣肘，造成如此复杂之组织，尤以地方官制为甚。实际上统治之领土广大，交通不便，地方官除督抚而外，多无言事之机会，督抚乃常握有实权。顾自宋代理学发达之后，忠臣思想更形强固，以臣叛君者于三藩乱后，实不常见，固与牵制复杂之官制无关，牵制之结果，则官吏多所顾忌，蒙蔽之弊遂生，敷衍塞责，办事迟缓，犹其余事。凡官于外省者，例须回避本省，初至一地，民情风俗尚不可知，应兴应革事宜，自无从办理，乃奉胥吏为师，胥吏多久任，营私舞弊，官长无如之何。 仕途　官吏出身，旗人优于汉人，大体而论，仕途可别为三。一曰正途，指考试录取者而言，士子考取秀才，身分即异于平民，乡试中式后入京会试，录取者始入仕途，乡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国家遇有大庆，尚有恩科。每试录取多者三四百人，翰林院久有人满之患。二曰武功，凡参与战事或剿平匪乱立有功绩者，朝廷类多许其主将择尤保举，主将莫不利用事机，多所奏保。十八世纪末叶，教匪之乱大起，历久始平，继之以苗人诸乱，军功保举者益多。三曰捐输，指富人纳钱为官而言。朝廷每逢财政困难之时，或遇兵灾凶年，往往许民纳银捐官，收入旺年，至三四百万两，仕途因而益冗益杂，候补无期，正途出身者，亦尝等至一二十年。 俸给　官吏俸给至为菲薄，一品高官年俸一百八十两，他更无论已。世宗诏给文武臣僚养廉银，较俸银增加。然官吏仍不易维持一家之生活费用，执政或有权势之长官，尚有外官馈遗，小京官则穷苦不堪。外官初无办公费，恃田赋之浮收以为挹注。世宗诏额外之浮收如火耗陋规等项为国课，亦另给养廉，其数各省不同，要视地方肥瘠，官级大小而定。总督多者至三万两，其下以次降低，知县少者仅得六百两，“尚有科场考棚之摊捐，解役缉捕之费用，驿路大差之供应，委员例差之应酬，”上司之节礼等，何能足用？势不得不受陋规贿赂馈遗也。凡新官上任，室中用物，均由属吏购办，谓之办差，去时或将其带去，或由属吏承买，善于居官者固无患贫之理。与其许其额外需索，不如斟酌情形，提高其俸给并发给办公费也！ 军制　清帝以武力征服中国，仍恃军队维持境内之治安，兵丁六七十万，而空额极多，战时则多临时召募，尤以绿营兵为甚。清初兵制可别为二，一曰八旗，指军旗颜色而言，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是也，中分满蒙汉三军，人数二十余万。其人初则久历戎行，战斗力强，死后子孙继之为兵，乃不能战。军饷发给银米，多者每月得银四两，米四斛；其困难则家人不得从事于其他职业，兄弟三人，一人补甲，所领之银米养活全家，生活乃大穷困。绿营则指悬挂绿旗之各省军队，平时军饷月为一两、米凡三斗，省库窘绌尚有不能全数发给者。将领则一品大员，一年俸金不过九十余两，乃故留缺额，侵蚀军饷。兵丁难于维持生计，则听其包庇营私，大小操时，列阵行走而已。其所用兵器，多为古代遗物，以之防御外兵，故无不失败也。 财政　皇帝统治全国，土地人民均其私产，理论上虽可榨取于民，实际上限制极多，清代税制本于明之遗规，担负以农民为最重，盖政府收入以田赋为大宗也，田税视土壤生产力等而定，各地不同。赋指丁税，由来已久，圣祖下诏永不加赋，后将其并入田税计算。十八世纪中叶而后，开垦之土地增加，收入至三千万两，余以盐课关税为多。据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报告，盐课收入，共五百七十九万两，关税四百七八十万两。三者额征四千四百九十余万两。斯年蠲免者四百八十余万两，实收四千万两。支出则以皇室经费、军费、政费、河工为多。嘉庆中叶，年凡三千五六百万两，尚有余款，此就和平时期而言，遇有天灾祸乱，即感财政困难。宣宗承受父业，颇能勤俭爱民，顾祸乱之酝酿已久，国内之纷扰时起，加以天旱蠲免田税，并发米银救济灾民，收入乃感不足。 人口之增加　祸乱之原因，虽曰政治组织不密，积弊深痼，官吏贪墨，军队腐败，而土地广大，交通不便，更足以促成之。此种原因，无论何时均可适用，要非造成祸乱之因素，其症结之所在，则人口于和平期内，有增无已，土地不敷分配，一般人民生活困难，终遂铤而走险也。清以前之历代人口，据官书纪载，鲜有超出六千万，古有丁税。自不免于隐瞒。清帝于流寇滋扰屠杀流亡之时，入主中国，人口问题作一解决。据《皇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及《东华录》列表如下： 上列数目，颇有可疑之点，如顺治康熙相去五十年，而人口增加，只有三百万人。固不足信。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诏称巡幸所至，询知一户或五六人，止一人纳赋，或九丁十丁止一二人纳粮。贫民为避免纳赋之计，乃以多报少。及丁税并入田税，宜若可信，无奈官吏视之，无足轻重，所得数目，亦非根据访问调查。《皇朝续文献通考》称嘉庆十七年，人丁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有奇，视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反多六百万人，时无大乱非常之灾，相去九年，何竟减少，故据《东华录》。要而言之，官书所载人丁不能视为精确。自大体或趋势而言，人口实有增无减。洪亮吉生于乾嘉时，本于敏锐之观察，尝论当时之人口曰：“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洪氏所论增加之倍数，虽不足信，要可证明人口之有增无已。 古代帝王奖励人丁之增加，一则视为兵士，强之入伍；一则视为纳税服役之机械，多多益善。清代旗兵世袭，营兵召募，无强迫入伍之事，徭役久已出钱由官召募，丁税并入田税永不再加。凡此种种不过证明古今形势之不同。人口增加，则由于伦理观念，早婚风俗及和平时久也。 耕地之估计　百数十年，人口大增，而人民多以耕种为业，开辟限于禁令，视今狭小，据官书记载，列表于下。 上表异于著者所得之和，详见《中国近代史》。就表数字而言，百年余内，耕地增加凡一万九千二百万亩，约占百分之三五。据田亩及人口平均计算而论，清初一家约有田地百亩。乾隆而后，开辟之地稍有增加，而官书未有记载。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户部报告，全国田地共七万四千二百万亩，时当大乱之后，江皖诸省尚有荒地，合黑田、官田、学田等而言，道光中叶，耕地殆不下十万万亩。黑田指隐瞒漏税之田地而言，尤以四川及边省为多。无论如何，土地开辟远不如人口增加之迅速，农民量腹而食，亦感不敷。其不安于穷苦生活者，加入秘密会社，乘时暴动，道光中年其势已成，时人纪载，亦以之为言。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成，一旦爆发，遂成燎原之祸。 欧人直航来华　清至道光已入衰弱时期，而外交形势亦忽剧变。初古代中国欧洲原有陆路海道往来，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人丧失地理知识。其后回教徒势盛，据有欧亚交通之路。马可婆罗于十三世纪仕于元廷，其《游记》引起欧人好奇之心，航海家谋觅新路直航中国。十五世纪末年，葡萄牙人绕道非洲南端，东至印度，十六世纪初年，来至广东。其人乖张为非，尝为粤官所驱逐，更往闽浙海港贸易，粤官许其纳租，住于澳门，葡人垄断远东商业凡百余年。其继之来华者，有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诸国。西班牙直接商业无足轻重，荷兰偏重经营南洋群岛。英国在华商业自十八世纪以来，最为发达。美利坚独立以来，商船亦来广州贸易，额数次于英国。法国商业未有进展，对于远东传教事业较为重视，此就自海道来华之主要国而言。陆路则中俄三面接壤，长逾万里，边境贸易亦有进步。 中外关系　自欧人直航东下以来，航海术大有进步，实用科学亦颇发达，世界交通趋于便利，各国关系因益密切。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形势根本剧变，中国于此情状之下，仍持古代夷夏之观念，轻视外人，不知彼国内之情状、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之迥异，与其陆海军之实力、工商业之优势等，既无从认识新时代各问题，更无有适当处置之办法，于是见迫列强，交涉处处失败。夫环境之变迁，非成于一朝一夕，惜当时君臣尚不之知。道光初年，中外关系，受时代影响者，可别为三。 一、商业——沿海商港，初许外船贸易者，有广州、厦门、泉州、宁波等，乃后限于广州一地，外船入港，买卖货物，除违禁物外，均交行商（亦称洋商）代办，官吏征收船钞货税而外，尚有规礼。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英商提出条件，货船不肯入港，作为要挟，顾终失败。英船后有北上请求于他港贸易者，亦遭拒绝。其时商业受时代之影响，视前发达，问题益为严重。 二、属国与边界——中国向不干涉属国内政外交，朝臣疆吏于其国内情状尚不之知，缅甸安南与英法交战，丧失领土权利，中国初未过问。英统治印度，边境与藏地连接，界址未尝勘定。俄国经营亚洲属地，不遗余力，侵蚀西北边境，谋夺黑龙江下流，而清廷对于边境从无促进其发达之计划，其后交涉失败，已多兆于此时。 三、文化——耶稣会教士于明末来华，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于中国，清初颇重用之，雍正而后，教禁渐严。教士或深入内地，或在钦天监当差，出而传教。嘉庆朝禁令益严，而基督教（即新教）教士乃于此时来粤。其来固为传教，然亦足以介绍一部分欧美学术于中国。医学传入，亦与教士有关。 对外思想　就上三者而言，商业为双方有利之企图，而朝廷以为外人非有我国之茶叶大黄，则无以为生。外人贩运鸦片，更增加困难。属国与边疆之问题，朝臣疆吏尚未认清，传教视为风俗人心之害，信者有罪。其所重视而严管理者，则为商业。外人来至广州，住于城外商馆，不得购置产业，入城观光，不得自由与华人接谈，划船游园亦有限制。其尤严厉执行者，则禁外妇住于商馆，兵船驶入虎门。其他争执，尚有杀伤交犯等案。大体而言，中外人士相处尚安，其原因则外船来粤者，重视商业，安于现状。及英国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除，困难遂起，其详见于下章。 [book_title]第二章　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 律劳卑来粤之交涉　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英国会通过法令，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之特权。英王任命律劳卑（Lord Napier）为商务监督，明年，商人自由来粤贸易。六月，（公元七月，以下省注公元）。律劳卑率其率员抵于广州商馆。两广总督卢坤闻知夷目抵澳，饬行商说其暂住其地。至是，行商谒见监督；监督不愿与之往来，称将直致公函于总督，明日，遣书记投递，不得。行商说其改用禀帖。律劳卑弗应，卢坤迭谕行商说其退出广州，亦不可得。行商进退困难，主张停止英商贸易。总督尚欲夷目悔悟，又得英舰二只泊于虎门外之报告，遣委员三人见之；双方争放坐椅，达二小时，及见，未有结果。七月末（八月），总督下令封舱，八月初（九月），英舰驶入黄埔，形势剧变，卢坤调兵严备。会律劳卑病疟，交涉由属员主持，英舰退出，律劳卑亦去广州。总督派船押其出口，复准英商贸易。 交涉困难之原因　今观交涉之始末，律劳卑为英国大员，奉命与华官往来，直接投递公函，而外人向用禀帖，例由行商传递，后因积弊丛生，乃许外商于城门投递，从无直接投递公函之例，倘许此请，则总督降而与夷目平等，信如卢坤之言曰：“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有丧国体，则罪甚重。就总督地位而论，亦决不能自卑也。公司驻粤领袖，名为大班，官称为夷目，先未奏报朝廷，而即住于商馆，卢坤倘不令其退出广州，将受处分。其处置方法，自当时立场而言，无可非议。律劳卑要求平等待遇，直递公函，原为国际上当然之例，而中外习惯不同，固难适用于道光初叶之中国也。律劳卑奉和平亲善之使命而来，乃徒造成恶劣之情状，惜哉！九月（十月），律劳卑死，其继为监督者，采取缄默政策。商人反对，请以武力改善待遇。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义律（Elliot）继为监督。 中英问题　其时中英问题，一为商欠。行商欠英商款项约三百万元，无力偿还，总督饬令分期摊还。一为烟禁。罂粟传入中国颇早，国人初用其汁制之成丸，用以治病，十八世纪，改食为吸，销路激增，尤以来自印度者为多，雍正七年（一七二九），输入年凡二百箱，（箱以百斤为多），嘉庆五年（一八○○），增达四千余箱。清帝迭下禁令，顾无实效。宣宗（道光）嗣位，外商不敢于黄埔及澳门贩卖鸦片，烟船泊于虎门外之伶仃岛，卸于趸船，贩烟者勾通兵弁，用船运银出洋，载烟入口，并有军械自卫。宣宗迭谕禁烟，加重罪名，而鸦片输入反而激增，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竟至三万箱，问题遂益严重。其先外船来粤，携带现银贩买丝茶，及鸦片销路日广，外商反有余款带回本国。清初纹银一两，换制钱八百，至此，增至一千六百文。官吏解银入京，乃致赔补，吸烟又足以破坏家庭，增加社会上之罪恶，而外商视为有利可图，莫不贩运来华。商欠则外商禀请总督核办，烟禁则粤官责令义律负责。义律就职之后，来至广州，外交部谕其不得擅用禀帖，又以烟禁问题，复至澳门。英国渐变政策。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东方舰队来粤示威，终以烟禁造成战祸。 烟禁　道光十六（一八三六）年，朝臣许乃济奏请弛禁，主张以货易货，庶塞漏卮，粤官奉旨覆议，奏称可行，朝中忽有异议。十八年（一八三八）夏，鸿胪寺卿黄爵滋请用死刑禁烟，宣宗谕交外省将军督抚覆奏，奏上，未有赞同弛禁者，廷议亦然，乃谕各省长官严拿罪犯，王公且有以吸烟受罚者。各省奉旨禁烟，粤督邓廷桢捕获烟犯，欲杀于商馆前以示威，因外人反对作罢。湖广总督林则徐覆奏，主张严刑禁烟，并拟订办法，实行保甲，查拿烟犯。于其管辖境内，严厉禁烟，成效昭著。十一月，宣宗诏授林则徐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则徐入京陛见，帝谕邓廷桢合作。邓氏雷厉风行，并饬海外趸船离粤，外商推诿，几致封舱。明年正月二十五日（三月十日），林则徐来至广州。其禁烟办法，则晓喻外人以理，而并怵之以威，令其将趸船烟土尽行缴官。二月四日（十八），谕行商晓喻外人缴烟，并具甘结，永不敢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明日封舱。英商初托辞推诿，后愿交出一千余箱，钦差知其去实数尚远，惩罚奉行不力之官员行商，会义律来至商馆，形势一变。 缴交鸦片　义律住于澳门，及知钦差缴烟，冒险抵于广州，此十日（二十四）事也。于是谣言蜂起，钦差下令撤退商馆之雇员，添兵扼守要隘，断绝黄埔澳门往来信息。外人颇为惊惶，钦差催其交出鸦片。十三日（二十七），义律通知英商，报告鸦片箱数于监督，明日，禀报钦差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中有美商鸦片一千余箱。义律意欲联合美国一致行动，土耳其烟则未交出。报告箱数中有计算二次者，实则不足二万箱。钦差得禀，赏给商人食物，并欲义律具结。义律不可，心存报复，四月九日（五月二十一），鸦片缴清，后三日，率同英商退出广州，并求美商同去，美商不可。至于英商缴交之鸦片，林则徐奉旨销毁，乃于虎门外挑池，四月末开始销毁，夥粒悉尽。参观之外人，深赞钦差之公正。同时，各省严禁鸦片，广东成绩优于他省，政府另订禁烟新例，贩烟者死。 形势之严重　义律既至澳门，态度转而强硬，不肯议订禁烟章程，拒领赐赏之茶叶，不收钦差之批谕，英船贩运货物，概由中立国商船转运。船只泊于香港，五月（七月）末，水手饮于九龙之尖沙村，醉而棍杀林维喜，村人谓为英人。义律不理粤官之要求，形势趋于恶化。澳门葡官奉命不许英人居住，英人无法购买食物。七月二十七日（九月四日），义律于九龙开枪，死伤八人，强买物去。林则徐初以英国不敢启衅，中国断其粮糗淡水，即足以制其命，陆军非其所长，上岸即无能为，会知战无把握，新得不可冒昧偾事之旨，遣员与义律会商于澳门，颇有让步。九月，英船具结入港贸易，朝旨令其停止英商互市，钦差态度转而坚决，令义律交出林案罪犯，限英船三日内入港，或驶归国，否则焚烧。义律率同军舰二只，要求取消前令，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日），与广东水师战于虎门外川鼻岛，水师败入虎门，损失颇重。 第一次和战　义律缴烟之报告，八月达于伦敦，内阁承认义律越出职权之行动，及林案发生后之事变报至伦敦，政府决定用兵，实业界亦以为言，国会通过宣战，政府遣军舰陆军来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五月，英兵船来粤封锁广州，其统帅兼专使则懿律（George Elliot）也。其统率之军舰十六只，炮五百余尊，武装汽船四，运输船二十七，陆军四千人，六月北上。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备，乃奉政府训令也。六日，抵于浙江洋面，攻陷定海。英国用兵专为达其和议条件，两次设法递送外相公函，均不可得，乃入渤海，进逼海河。直督琦善奉旨接收其公文，并与义律会商，争执焦点为赔偿军费。琦善求免战祸，以含浑隐约之辞答复，最后决定到粤后再议。八月，英舰南下，宣宗之意倾于议和，以为英人诉冤，查办后即可了事，战祸延长，沿海各省调兵设防，所费甚巨也。 英舰返至定海，病者甚多，专使与钦差大臣伊里布议定浙江休战后，南至澳门，琦善亦至广州。英方交涉，由义律主持，一索烟价，一请割让香港。和议决裂，十二月十五日（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战起，虎门外炮台被毁，水师亦败。提督关天培请许其要求，琦善迫而许割香港，亲与义律会商，订成川鼻条约。条件远胜于南京条约，论者谓其裁兵，尽废守具，实无根据之讹言。林则徐时在广州，亦言战无把握。后与友人书曰：“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今此一物（指大炮）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宣宗初知义律要求，即主剿办，诏伊里布进攻定海，旋知虎门外炮台陷失，诏授奕山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兵入粤，后知琦善屈服议和，诏令押解来京，查抄家产。伊里布亦奉旨办罪。和议既成，定海英兵奉令撤回，宣宗谓为粤省声罪致讨所致。条约报于英国，内阁认为所得无几，将其否决，招回义律而以朴鼎查（Poltinger）代之。 广州之役　道光二十一年春，援军入粤，广东长官修筑炮台，义律认为蔑视和约，提出要求，二月初战事复起，炮台毁陷，虎门失守，关天培死焉。英舰驶入黄埔，战败水师及外省援兵，粤督迫而求和。会杨芳兵至，战亦不胜，再向义律乞和。闰三月（五月），奕山等亦帅兵至，四月夜间袭击，战又大败。英军乘胜攻城。奕山应粤人请愿，遣员议和，其主要条件，则援兵限期离开广州，交出六百万元，作为广州赎金，英舰退出虎门，屈服无以复加。言者犹夸张三元里义勇围困英酋之事，实则英兵奸一妇人，村民聚众，粤官出而弹压而已。广州兵败，宣宗知之，以为和局已成，置而不问，饬令沿海各省裁撤军队，会闻海风大作，淹毙“夷匪汉奸”浮尸满海，发大藏香以谢海神，不知朴鼎查至，祸又作矣。 英舰第二次北上　六月（八月），朴鼎查来粤，舰队奉命北上，有兵舰十只，汽船四只，陆军二千五百余人，七月，攻陷厦门，留船守鼓浪屿而去，再陷定海，八月，进攻镇海，陷之，钦差大臣裕谦自杀，不战而得宁波，遣船至慈溪、奉化、余姚，测量水道。宣宗闻知败报，诏授奕经为扬威将军，督军应援，明年一月，援兵抵浙，奕经划定作战计划，分路进攻。其时朴鼎查南至澳门，英兵待援进攻，至是，击退清兵，追杀甚惨。宣宗得报，意渐转变，起用伊里布，不准杀害捕获之逆夷汉奸。其尤使之失望者，迭谕奕山乘机往攻香港，而奕山终不敢动，实则渡海往攻，必无倖胜也。三月二十七（五月七日），英军退出宁波镇海，往攻乍浦，陷之。浙抚刘韵珂再请议和，奕经送还俘虏，而英船先已他驶，四月末（六月），驶近吴淞，攻陷炮台，两江总督牛鉴先逃，提督陈化成战死，乘胜进至上海。朴鼎查率援兵至，于是共有军舰二十五只，汽船十四，大炮七百余门，运输船犹不计焉。作战兵士约七千人，五月末上驶，未遇抗拒，直抵镇江，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战败守兵，攻陷县城，船再上驶，七月初，直抵南京，乃订和约。 和约之成立　宣宗于浙东败后，意始转变，及英船驶入长江，始命耆英议和。耆英为帝亲信，奉命入粤，及至浙江，奏请议和，故有此命。会镇江失守，命其便宜行事，且曰：“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其主和之原因，固由于战败，而国内情状之不安，匪徒乘机作乱，亦促成之也。耆英伊里布迭函英使请和，英使复称全权大臣来商条约，即可罢兵。耆英复称钦差与全权大臣无异，和议开始进行，由布政使黄恩彤等往议。朴鼎查提出条件，争执有三，一、福州开放，二、行商废除，三、外人挈眷同住。英使不肯让步，终许其请。七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九），条约于英船上签字，是为《南京条约》，共十三条，其要款如下：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商贸易，眷属居住，并准其设置领事。二、割让香港。三、赔偿烟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四、废除行商。五、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 条约之重要　综观战争之始末，中英之冲突已久，其根本原因，则为中外礼教之不同，又无适当解决困难之机关与途径，误会益多，烟禁直其导火线耳。虽然，条约为烟商索烟价，论者谓为鸦片战争，亦有所见。自战斗力而言，中国远不及英，决无胜理，奈时人不知英国状况何？战败结果，订成《南京条约》。其重要则解决一部分之争执，为中国开关之起始，渐而与列国发生寻常之国际关系。不幸当战败之后，丧失主权之条约，次第成立，言者谓为不平等条约之开始。要而言之，固改变中国国际关系之重要条约也。条约成后，其有待于解决之问题尚多，兹分述之于下。 善后事宜　一、善后条约——通商章程说定于广东再议，明年议成，二国又订《虎门条约》。美法闻知中国开港，各遣使来粤。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春，美使顾盛（Cushing）抵粤，与耆英会商，夏间订成《望厦条约》。俄而法使亦至，缔结《黄埔条约》。中国准许小国享受商业上之权利，间有许与订约者。条约之中，以《望厦》为最重要，损失亦最大。外人享受之权利，以最惠国条款之故，可谓相同。其他主要条款凡四：（一）领事裁判权；（二）关税协定；（三）兵舰驻于商港；（四）十二年后修改条款。其未载入约中而关系至巨者，则应法使之请，旨许免拿中国习教之人也。虽此禁从前并未实行，而明令弛废教禁则始于此时。 二、五口开放——广州为议商税则之地，首先采用新税率，粤人不许外人入城，造成严重之局势（其详见后）。其他商港以上海开放为最早，地方官许外人于城内租屋，后则划定其居住区域，是为租界之起始，更以内乱丧失管理之主权。宁波福州厦门商业均不发达，外商至者甚少。 三、香港与澳门——香港割让于英，中国尚未丧失管理往来船只之权，不幸粤官置而不问，丧失主权。澳门初为外人唯一居住之地，至是，香港与之竞争，香港为自由商港。澳门有华官征税，乃处于不利地位，葡官提出要求，朝廷不许，终遂驱逐华官吏，封锁海关，不交地租。 四、鸦片——烟禁促成战祸，战后禁令如旧，而官吏视为具文，烟商公然贩卖于广州上海，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增达四万二千余箱。英属印度政府视烟为大宗收入，朴鼎查等力劝钦差奏请弛禁，奏上，宣宗皆不之许。烟禁弛废之实状，帝盖不知。 广州入城问题　自订约开港后，外人来华者益多，时值英国工业发达时期，二国有轮船往来，恢复闭关状态，断不可能，而朝臣疆吏从不认识环境之剧变。宣宗之批准条约，则受群下之恐吓，以为兵力不能战胜外国耳。士夫清议，更始终反对和议，而亦别无良策，唯造讹言诋毁主和之大臣而已。于此期内，中外争执自不能免，其最严重者，当推广州入城问题。南京条约未有入城之文，而上海等地许外人住于城内，粤人气甚壮，力反对外人入城。耆英布告开放广州，市民起而暴动。英国考虑后，允许缓期入城，要求中国不割让舟山群岛于他国，耆英许之，问题暂告解决，然与粤人争执迭起。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英采积极政策，兵舰突入黄埔，耆英屈服，许其要求，广州于二年后开放。后徐广缙代为总督，不肯如约开放广州，乡勇团练驻守要害，严防英人入城。英国以为粤人反英之气盛，强迫入城，终无所得，未有举动。徐广缙奏称胜利，宣宗诏赏官绅，报至英国，外相训令英官提出严重警告。文自上海白河投递，终无结果，双方之误会益多，更以其他事故，造成二次战祸。 [book_title]第三章　太平天国之兴起 祸乱之酝酿　祸乱之原动力酝酿已久，一为人口激增，耕地有限，关外旷地尚禁人民开垦，其往海外经商者，亦为法令所禁。洪亮吉尝谓人口增加，游手好闲者数十倍于前，遇有荒灾固不肯束手待毙，乃勾结会党，乘机举兵。秘密会社于中国社会上之势力不可轻侮，历史上之大乱，莫不与之有关，乾嘉之世，已数起而为乱。乱平，而潜伏之势力并未消灭，西南以三合会之徒众为多，长江一带则以哥老会为盛，北方则教匪之势力较强。鸦片战争期内，各省匪徒有蠢蠢然欲动之势，疆吏朝臣尝以之为言。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宣宗病死，子奕 嗣位，明年改元咸丰。其初嗣位也，诏求直言，朝臣上疏言事，均言吏治腐败，有司贪墨，政治之积弊深痼，固促成祸乱之一原因也，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时机。 上帝会　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住于乡村，家境穷困，读书应试，屡不得售，尝于广州得教士编述之书，会病，见有异象，以为得见天父与耶稣。耶稣为天父长子，己为次子，与其徒冯云山入广西浔州传教，创设上帝会。言者谓其创于朱九涛，实不足信。其教义至为简单，信如李秀成曰：“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后洪秀全返家，冯云山传教，信者渐多，毁坏神像，引起绅士之反对，其领袖乃秘密活动。其时湖南匪徒逃至广西，广西多山，地瘠民穷，匪徒滋扰之结果，一则农民不能安耕，一则创办团练。团练各自成派，常相械斗，道光三十年六月（七月），洪秀全利用之举兵。其发难也，与其党杨秀清等合谋，上帝会徒多不之知，迫而从之，起兵后匪党客民应之，有众数千。 太平军攻扰六省　洪秀全举兵，官军方剿他股匪徒，乃至坐大。其滋扰之地，初在浔州府属各县，如桂平武宣等。巡抚郑祖琛老庸，力无能为，遣兵攻之，不胜。朝廷调兵会剿，亦无功绩，大员且多死亡，统兵诸将又不和协。明年，洪军攻下永安（今蒙山县），建国号曰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封起兵同志五人为王。其最重要者当为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二人出身穷困，一称天父下凡附于其身，善谋能断；一谓耶稣下凡附于其身，忠勇善战。官军围城，久不能下。咸丰二年（一八五二）洪军突围而出，进攻省城桂林不下，率众进犯湖南，所至城破，独长沙未陷。其入湘也，众至十数万，惟冯云山萧朝贵战死耳；乃犯湖北，明年，沿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境，二月（三月），攻下南京，遂奠都焉，号曰天京。其战胜之主因，一则官军不堪战斗，一则太平军死中求生。其人或贪慕富贵，或为会党，尚有家人在军，唯有力战而已，据其宣传，胜负定于天父，死则且为升天也。就两军纪律而言，太平军胜于清军，愚民迎之；清兵每至一地，商民往住罢市。 洪秀全 两军之战守　清帝文宗（咸丰）嗣位数月，即有大乱。叛乱之起，虽非一人一事之故，要当振作，帝好女色，旗人家无见粮，尚不恤其艰苦，亲选秀女，其亲臣多为宗室，亦无才能，其诏命督师之大员，多为文官。朝廷求功太急，唯责其进剿，固无军事计划，亦不知当事者之困难也。统将进剿或赴援无功者，即奉旨办罪。其较能战者，一为向荣，所部为绿营，一为江忠源，所部为勇。顾其人数太少，未有大功。向荣初为主将所厄，后则尾追太平军，收复其放弃之诸城，及洪秀全定都南京，向荣所部亦至，驻扎孝陵卫一带，是为江南大营。方太平军进陷武汉，文宗诏琦善统率旗兵，中有黑龙江骑兵，扼守河南，阻其北上。及太平军东下，乃驰赴江苏，后称江北大营，其战斗力尚在江南大营之下。 北伐之失败　洪秀全既据南京，不肯悉众北上，遣将李开芳东陷镇江，渡江进据扬州，会琦善兵至，不得沿运河而北，乃绕道行，出安徽，扰河南，入山西，突攻直隶防军，迭陷要城，直逼天津，不胜，南陷静海，筑垒固守。李开芳之北伐也，未据城邑，或设官治理，同于流寇。北方人民强于南方，恶其劫粮胁众，不为之助。南北气候迥异，粤人不惯居于地冻水冰之北方，又无过冬之服装，乃大处于不利地位。清将僧格林沁督兵围攻，咸丰四年（一八五四）春，李开芳突围而出，逃入山东，清军颇有斩获，天王遣兵赴援，为清将胜保所败，明年北伐军全没。其在江苏，太平军据有镇江扬州。镇江以东全为清廷统治疆域，上海小刀会作乱，遣使乞援，天王弗应。及李开芳北伐，江北大营力攻扬州，守兵退守瓜州，会小刀会平定，清兵自上海来攻镇江。江南大营驻于南京城外，未有若何重要战绩。天国诸王初殆淡然视之。 太平军之西上　天王既遣军北伐，又命兵西上，再陷沿江要城，直攻江西。值江忠源奉命东下，乃助守南昌，飞召湘勇赴援，罗泽南率勇前往。罗氏原为书生，兴办团练，剿匪有功，至是，出省应援，初战不胜，改剿股匪，平之。南昌则以江忠源之力，得未攻下。九江则为太平军所陷，乘势而上，江氏赴援亦不能胜。太平军直入湖北，分兵四出，不胜，退回安徽。其在皖北者，势颇张旺，江氏往援，困于庐州，城陷而死。鄂督来战，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一月，兵败而死，太平军乘胜再陷汉口，分军而出，一往湖南，曾国藩乃率兵讨贼。曾氏久官于京师，学问文章，颇称于时，会以母丧告假在籍，朝廷令其督办团练，又以友人之劝说，始往长沙练勇，饷糈出自捐输，大为绅士所恶。兵又与勇械斗，迫而移居衡州，一面分兵剿平股匪，访拿恶棍，不顾残酷之名，而以严刑杀之，一面创办水师，至是统率一万七千人，自衡州出发，公布讨贼檄文。内容则列举太平军之罪状，如抢劫掳人，破坏名教，谕民捐输，久陷贼中者自拔来降。檄文虽有夸张曲解之辞，所言之罪状，要多事实。 湘军出征　曾国藩统兵出战，两次败退，投水自杀，为从者所救，回归长沙。论者谓勇无用，徒废民财，主张解散，会湘潭大捷之报至，太平军迫而退守岳州。湘军重行整顿，罗泽南奉命回湘，胡林翼亦督军助战。胡氏官于贵州，奉命募勇，所部黔勇时在湖南，故与曾国藩合作。六月，大军二万人水陆前进，击败拒抗之敌军，不战而下岳州，攻陷城陵矶，进至湖北，收复武汉，焚毁敌船千只，兵势大振，沿江东下，半壁山之战尤为激烈，太平军败逃。湘军进至江西，围攻九江。翼王石达开统兵西上，沿长江北岸而进，战败防兵，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再陷武汉三镇。湘军方屯于九江城下，撤师不得，乃遣胡林翼罗泽南先后往援，明年，罗氏进攻武昌，重伤而死，胡林翼仍督师围攻。及冬，守军弃城而逃，胡林翼时任巡抚，自此而后，湖北始渐巩固。江西则以石达开之回援，城邑多破，曾国藩困于南昌，颇濒于危。 两军之形势　就上所叙之形势而言，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北伐军业已消灭。上流两军战守互相胜负，太平军失地较多，要处于不利地位。江苏省内，清军先已收复扬州，方力围攻镇江。江南大营尚在城外，其主将不理内应者之建议，坐失时机，不足有为，然可阻碍交通，妨害粮运，且有利用事机袭入城中之危险，固所谓心腹之患也。于此情状之下，天京之粮日少，形势趋于严重，东王杨秀清遣将李秀成率兵往援镇江，大败围兵，乘胜渡江，战败江北大营，再陷扬州，顾未分兵防守，弃之而去，回师攻击高资（镇江西）守兵，杀巡抚吉尔杭阿，乃攻江南大营。大营分兵往援邻县，兵力单薄，城内又出兵夹攻，势遂不支，兵卒溃散。主将向荣退至丹阳，李秀成追之，于是太平军之势一振。 内讧　方李秀成之追败兵也，天国诸王竞相残杀。初西王、南王战死，余有三王，东王杨秀清，机巧善断，掌握军政大权，尝托天父下凡，欲杖天王，又称天父命其佐治天国，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则深居宫中，颇有失德，臣下呼为万岁，东王则称九千岁，与之相去一阶耳。其共同举兵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莫不惮之。据《天父下凡诏书》，北王在东王府议商政事，尚不敢多言，相见且须请安。据《李秀成供》，北王翼王恶其专政，谋欲杀之，原意只杀东王，乃东王死后，北王大杀其异己者。翼王几不免难，缒城出逃，率兵来讨，天王杀韦昌辉始已。翼王入朝，天王忌之，遂统兵外出，行止无定，同于流寇。天王于此变后，不信臣下，重用其亲，其亲毫无才能，朝政日坏，识者知其将不能久，有解散之意，而官军不肯赦免老贼。粤人唯有死斗，战争延长而已。 军纪之比较　自洪秀全起兵，迄于诸王内讧，时约六年，战争或滋扰区域凡十数省，两军攻守城邑者，先焚城外民房，以免敌兵利用掩避，武昌、南昌等城均有其例，且强城中壮丁助守。大军经过之地，抢掠拉夫自不能免，官军纪律废弛，扰民之甚，初远过于太平军。潮州勇丁入湘，无恶不作，湘人恶之之深，追念太平军之不扰民，曾国藩作文纠正绅士之观念，则其证也。又如湖北官军所过之城镇，商民辄相率罢市，太平军至，贫民有迎之者。《贼情汇编》称为悖逆，而不为之稍讳，盖当太平军初起之时，各县仓有积谷，农民安耕，中等之家亦有余粮，沿途掠粮尚不苛求，并常以其剩余分给贫民，拉夫虽亦为之，然行一二日程，许其还乡，财货则多取之于官绅富户。军中遵行天律，严禁奸淫，故不为贫民所恶。及后战事延长，人民无力进贡，抢劫至为惨酷。此乃形势变迁，非搜劫罄尽，难以维持军食也。 宗教思想　洪秀全起兵之初，颇借宗教迷信之力，鼓舞战士，自称天父次子，耶稣之弟，天父天兄常接其上天，万事由其作主。杨秀清诈为天父下凡附于其身，指言人私有若神明，萧朝贵则称天兄下凡附身，激励将士作战。其刊行之《天父下凡诏书》及《三字经》等莫不牵强附会，以宗教为号召，求达政治目的。其立国也曰真天命太平天国，及奠都南京，称为天京，法曰天法，律曰天律，历曰天历，军曰天军，民曰天民。朝廷之上，杨秀清称天父下凡，数天王失德，并欲杖之，朝臣哀求，天父不许，天王伏而受杖，天父始许免杖。太平军每至一地，常搭高台，讲演道理。其所谓道理，一指天父遣子下凡灭妖，一则说明天律。天律仿自《旧约》摩西《十诫》。其敬拜上帝耶稣圣灵之礼节，尽为国内固有之习俗。简略言之，天国领袖之宗教思想，盖利用民间之迷信，牵合于耶稣教之教义。洪秀全虽尝受教于美教士，然时甚短，殆无若何之重大影响于上帝会也。 官制　天国之政体为专制集权政府，天王名义上总揽一切大权，事实上深居宫中，少见群臣，军权政权均握于东王杨秀清之手。其官职则为军师，其下为副军师，萧朝贵、冯云山初授此职，军师原为小说上之名称，秘密会常或用之。其下设官甚多，上下之分森严，官以王为最尊，其下为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等，每一官名，设官繁多，职权往往不同。奏事则官禀报上司，按次传转达于军师，由其转奏天王，谕令亦次第传转，达于执行官员。其弊则官员太多，传递稽延，盖当立国战争之际，多授官职，便于号召也。天王宫中及各王府均有女官，宫中朝中不相往来，言语不准互传，传者罪斩。臣下“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朝中忌讳甚多，隐语亦夥，其立国久暂，决定于军事胜负。天国定有营制营律，初亦严峻，其兵多为会匪，后则强民入伍，人数先后不同，要多缺乏操练，战斗力殊低也。 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之领袖，多出身穷困之家，深知多数农民生活之困苦，谋一救济之办法。其理想社会，则“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其办法分田为九等，曰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之田，每年一亩，收谷一千二百斤，其下以百斤为差。凡十六岁以上者受上上田一亩，或下下田三亩，十五岁以下减半。此种计划，盖受古所谓井田影响，井田划一整齐，而土地限于山陵河泊，非地广人稀之区域，决无实现之理。及人口增加，非得广大人稀之新地，终将崩溃，无法维持。孟子倡言井田之后，识者深恶兼并之家，往往主张均田，王莽改革失败，北魏孝文亦行均田，北齐、隋、唐亦尝踵行。顾以人口之增加，终复崩溃。天国制定田亩制度，而国内田亩人口之确数均不可知，时当战争之际，方榨取于民，固无法实行，亦无求其实现之诚意。 禁令　其他改革尚有消极禁令，兹略言其主要者于下。（一）禁娼——洪秀全起兵之初，严禁男女往来，及奠都南京，创设女行（即女馆），安置无依赖之妇女。凡不嫁人又不入馆者，罪或至死；其弊之极妇女于夫新死，即奔从他人，其原意则防娼妓也。民间夫妇成婚之后，不许离异，统治阶级固得纳妾。（二）禁烟酒赌博——三者均为社会上消遣物品。烟则吸之成瘾，尤以鸦片为害为甚，酒则多饮有伤身体，赌则荡产倾家，天王概严禁之。顾国内娱乐之种类甚少，非有代替之物品，禁令徒为具文耳。（三）毁偶像——上帝会不拜别神，凡太平军所至之地，无不毁坏佛寺及美术上珍贵之建筑物，有形之偶像虽毁，而人民之信心固未一旦遽变。 国内之纷扰　战争既久，城邑往往空虚，不能剿平小股土匪，土匪多为地方无赖，于太平军未至之先，聚众掠粮，称为进贡，及其去后，假其旗帜，滋扰乡村，所在皆是。盖当用兵之际，政府之威信丧失，无赖无所畏惧，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精神，附乱者益多也。且祸乱之酝酿已久，会党领袖及不满意于政府之少数民族乃乘时举兵。其在北方，捻匪之势力颇盛。捻之原义今不可知，初为掳人勒赎之土匪，至是以安徽淮河一带为中心，出扰山东、河南，与太平军合作。新疆有外匪窜入，西北回人有不安之势，云南回人时已起兵，贵州苗人亦乘时为乱。广西自太平军北上，官军追之，小股土匪因之大起，所在皆是，广东、福建等省亦有叛乱。沿海诸省又有海盗，商船非私出钱，或由外船保护，多遭抢劫，长江内亦多盗船，国内几无安乐之土。 人民之痛苦　人民于扰乱区域，难于耕种，或死于饥馑，或死于逃亡，或死于兵火，或死疾疫，尤以女子死者为惨。其人重视贞操，有恐失节先自经死者，要以中级社会为多。民间财产之损失，更无法计算。清廷以田赋之收入锐减，而兵饷之支出反多，陕西等省奉旨预借钱粮，官吏更藉端剥削贫民。人民不堪，有聚众滋事者，统兵大员常以军粮无着，强绅富捐输，或创厘金扰商病民，后且遍于国内。其他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北京税及贫民住房，则其例也。政府无铜鼓铸制钱，民间收藏纹银，货币不敷流通，清廷又以财政困难，发行不兑现之纸币，鼓铸铁钱，强民使用，货值因之提高，商业几至停顿。河南、山东、江苏又受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黄河改道之影响，民益贫苦。黄河先夺淮水故道入海，泥沙淤积，河身渐高。斯年大水，自河南开封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道入海，官吏置之不问。淮水储于洪泽湖，自运河入江，肥沃之地，淹没于水中，今始着手疏导。 [book_title]第四章　咸丰朝之外交 外交之形势　咸丰帝（清文宗）嗣位，对外改变抚绥政策，采用强硬态度，追论先朝议和之失，处罚主和或议和大臣，起用于台湾杀害英商之姚莹。朝臣称其英断，以为方可驾驭夷人，乃后丧失之权利，屈辱之情状，过于鸦片战争。其困难则在朝廷上无人认识环境之变迁，新时代之进步，岂能决定大计，解决外交上之问题。其时中国新与美、法等国订约，许其十二年后修约，英国以广州不许外人入城引起严重之交涉。法人保护教士，而内地官吏，怀疑教士，往往发生事端。俄与中国接壤长逾万里，五口开放之后，朝廷尚不许其商人至海口贸易。俄自经营亚洲属地以来，遣人至黑龙江下流探检，谋欲修改界约，将其占并，兹分言之于下。 修约之失败　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亟欲于中国广求市场，乃以贸易限于五口，税则太高为憾，谋欲利用最惠国条款，修改条约，扩张贸易之机会，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值当改约之期，商得美、法同意，共同进行。三国代表初向钦差大臣叶名琛交涉，未有结果，改商于两江总督，朝旨不许。英、美二使北上，船抵大沽口，要求与全权大臣议商修约，朝饬盐道交涉，谕其不得轻有允许，英使要求公使驻京，外商得于内地购买地产，多开商埠，及修改税则等。美使条件与之相同。奏报朝廷，文宗称其荒谬，对于主要条件概不之许，后二年，三国使臣照会叶名琛再请修约，为其所拒。美使北上，交涉仍归于失败。中国时称条约为万年和约，美、法条约中有修改之规定，原为因时稍为变通，朝廷不欲多所更改，而三国要求关系重大，双方之意见悬殊，故无结果。英乃谓中国不肯遵守条约，非以武力，不能修约。其政府商于美、法出兵中国，武力修约，后得亚罗事件之报告，益有所借口。法国则因教案，与英合作。 亚罗事件　初沿海渔民抢劫船只，渐而变为有组织之海盗，造船置炮，声势张旺，水师从不敢出海缉剿。鸦片之战，广东水师败没，海盗益无所忌，其领袖多住于香港，粤官乃常怀疑香港之水手。政府无法剿平海盗，商人出款交给外商，由其保护，流弊滋多，英、法领事后禁本国商人干与。香港政府定有华船注册章程，此乃侵犯主权之举动，而叶名琛昏庸未有抗议。亚罗为华商船只，曾向香港政府注册，船长例为外人，中有中国水手十四人，泊于黄埔。咸丰六年九月（一八五六年十月），粤官巡江，见船挂有英旗，登船执水手十二人去。船长报于领事巴夏礼（Parkes）。巴夏礼出而请其放还，不得，致抗议书于叶名琛。 战争之起始　叶名琛久官于粤，自巡抚擢至总督，平日轻视外人，不肯与外使相见，至是，覆称中有海盗三人，交还九人，巴夏礼不可。双方辩论，各不让步，英领方面预备作战，提出最后通牒，叶名琛迫而交出水手，巴夏礼称其未照条件交还，不受。英舰奉命开炮轰炸城墙，毁民房甚多，叶名琛调兵固守，坚持如故。英舰之轰城也，未有政府训令，初不过威吓叶氏欲其让步，解决争执耳，而叶始终不屈，大失所望，回归香港。粤官悬赏斩杀英人，团练杀一英人，英军即焚全村。于此仇杀报复期内，粤人火焚商馆，叶名琛奏报朝廷，多所讳饰。文宗饬其不为已甚，许英乞和。英国政府先已商于外国武力修约，及得报告，视为用兵之机会至矣，而下院否决出兵之议，内阁将其解散，新选之议员，通过议案。政府遂与法国联合出兵中国。法国出兵之理由，则为教案。 教案　耶稣教创于犹太人耶稣，其后派别繁多。其先入中国者为景教徒、天主教徒。景教于唐时传入，天主教先于元代传入，后于明末再至中国，其后皆受政府摧残。清自十八世纪中叶，严禁邪教及秘密会社，而神父仍有潜入内地者。鸦片战后，中、美条约许美建筑教堂医院于五口，法使至粤进而要求废除教禁，其理由则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钦差大臣耆英为之奏请，上谕许之，并发还天主堂旧屋于教徒。事实上朝廷之让步，则为抚绥之计，谕旨固未公布。教士传教限于五口，而天主教神父潜入内地，其为官吏发现递解至粤者，时有所闻。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有马神父者私往广西西林传教，县官初不之问，后三年被杀，领事得报，提出要求。粤督方面所得报告，谓无其人，“只有惑众拜会抢掳奸淫之林八马子农等，”月日又不相合。双方各执一辞，真相究不可知。法皇拿破仑第三认为中国杀害教士，又以英国之请，决定出兵中国，诏葛罗为使臣。英王委任额尔金为使臣。咸丰七年（一八五七）二使东下。 广州之陷失　额尔金先至香港，时印度军队叛乱，来华之军队无几，未有活动。其时俄使普提雅廷、美使列威廉亦先后来粤。俄国闻知英、法出兵，借助中国之名，改订东北界约。初克里米战起（一八五四年），俄遣船运兵防守海口，官员阻之，不得，反而要求据为己有，朝廷弗应，乃令黑龙江北岸屯户移居南岸。至是，普提雅廷来津，不遂所欲，南至香港。美国原与英、法合作，要求修约，及是，不应英国出兵之请，然仍欲得商业权利，故亦遣使来粤，会葛罗亦至。十月，英、法二使议定先攻广州，向叶名琛提出要求，为其所拒，十一月，提出最后要求，亦置不理。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八），联军攻城，军士共五千余人，守兵拒战，团练助之，皆大败逃，明日城陷，叶名琛被捕，后送往印度，死于其地。英军夺取库金，复令巡抚柏贵为长官，下设委员会佐之。朝廷得报，命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办理夷务。 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　明年，四国专使各致照会于军机大臣，要求于上海议订新约，否则北上。朝旨答复。英、法、美使，称已委派黄宗汉，可回广东交涉，对于俄使饬其即往黑龙江勘界。专使认为不满，二月乘轮船北上，直达大沽口，直隶总督谭廷襄时在天津。英、法二使要求全权大臣议商条约于天津或北京，朝旨不可。美使列威廉与谭相见，议商条约，未有所成。二使态度益形强硬。普提雅廷出而调停，亦无结果。军舰奉命作战，攻陷大沽炮台，扫除白河障碍，驶抵天津。文宗无奈，始诏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赴津，并饬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于通州设防。耆英俄亦奉旨赴津出席会议，英、法二使均不之理，并受英使译员之侮辱。会议乃由桂良、花沙纳办理，中、俄条约首先成立，美约次之。争执最烈者，则为英约中之三款，一、公使驻京，二、开放长江口岸，三、内地游历。英使乃以进兵北京为恫吓，桂良迫而尽许其请，签定条约。明日，中、法条约成立。至修改税章，则在上海会议，此五月事也。 主要条款　文宗批准条约，原非得已，乃欲于上海改约。其办法则中国海关不收税银，外国放弃公使驻京及长江通商等款，诏桂良等往议。两江总督何桂清力持不可，未能提出。其时中国国际贸易，英占三分之二，关税会议由英委员主持，桂良等不过承认而已。修约未能成功，反许额尔金乘坐兵舰驶往汉口，无怪文宗愤怒也。关税章程同于条约，又一重大损失。四国天津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凡许一国享受之权利，其他缔约国亦得享受。其主要条款凡八：一、公使驻京；二、开放牛庄、登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台湾、淡水、潮州、琼州；三、内地游历；四、传教；五、关税协定；六、领事裁判权；七、鸦片弛禁；八、赔偿英商损失费二百万两，英、法军费各二百万两。 天津条约之重要　今观条约之内容，天津条约可谓重要。一则改变中国之国际关系。中国先无驻外公使，外使亦不得驻京，遇有交涉事件，无法直接协商，误会因之时起，朝廷坚持反对者，囿于传统思想少见多怪也。多开商埠，内地游历，亦为中国进一步之开放；先进国原无所谓商埠，入其国者经商游历，多能自由，我们仍有限制。其不同于我国者，一无租界，二外船不得驶行内河，或享受沿海贸易免税之权利。开放之十商埠，登州后换烟台，南京、琼州开放较迟。一则权利损失之重大，其明显之例，当为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二者虽非始于天津条约，而天津条约实有进一步之规定，如船钞减轻，海关雇用外人，外商贩运进出口货，纳一子口半税，即可免去厘金，其税率为百分之二·五，而本国商人反纳重税。领事裁判权规定外人及其财产处于被告地位，概按本国法律归其领事或法官审判。传教先已弛禁，条约上之明白规定，则始于天津条约。鸦片弛禁乃应英国之请，每石征税三十两银，仍须交纳厘金。其他条款，殆无说明之必要。 衅端之再起　初联军退守天津，僧格林沁移军设防于大沽，建筑炮台，并置木桩以防轮船。及修约失败，文宗诏称“该夷北来，我兵必先开炮，”而英使毫不介意，仍欲入京换约。朝旨改变，许其入京，但自北塘上岸。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六月，英使卜鲁士（Bruce）北上，兵船十六只同行，法使、美使亦同入京，及船抵大沽口，要求撤去防具。直督恒福时驻北塘，请其自北塘上岸。英使之来，兵船卫之，原有作战之意，不理恒福之请，兵船发炮，水兵上岸。守兵应战，击沉兵船四只，重伤者六只，死伤四百余人。文宗得报，仍谕恒福请其换约，恒福致送照会。英法二使不应，美使许而从之，俄使时已入京，美使不肯觐见，国书由桂良转递，换约则在北塘。 联军第二次北上　英船战败，南至上海。其地中外贸易如常，官绅密与英商议定和平办法，文宗态度忽转强硬，事遂不谐。其时英、法二国，以欧洲问题，难于合作。英外相主张和平解决，及知清廷欲废津约，二国乃再合作。咸丰十年（一八六○）二月，二国预备用兵，提出要求，文宗将其驳斥。英、法兵船，遂禁漕船北上，并驻兵于定海、烟台、金州。朝旨忽又改变，严谕将士“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顾不知如何进行。会额尔金、葛罗来华，英、法军队预备作战者共一万六千余人，六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自北塘登岸，进攻守兵，所向克捷，七月初，进据天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方联军之前进也，恒福迭送照会，请二使入京会议，未有结果。帝命朝臣文俊、恒祺伴送二使入京换约，亦为其所拒绝。及大沽炮台失守，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及桂良抵津，而联军已据天津。 和议之困难　桂良至津议和，二使则称会议无可再商，只有允许所请，各派委员交涉，巴夏礼与焉。巴夏礼精通华语，交涉由其主持，要求四项：一、开放天津；二、驻兵大沽口；三、使臣带兵入京换约；四、赔款先给现银二百万两。桂良初持异议，后多迫而许之，奏报朝廷，文宗愤怒，尤不愿外使带兵入京，及交现款，以为外兵入京，祸将不测，给与现银则夷兵得饷，势将益横。其困难之症结，则中外之情隔阂，互相疑忌也。帝斥桂良等丧心病狂，“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桂良奉旨申斥，改变态度，于是和议绝裂。联军前进，帝命怡亲王载垣为全权大臣，一面诏僧格林沁迎头痛击，阻其行至通州。载垣与巴夏礼等会议于通州，和议将成，乃以使臣入觐，面呈国书，复行决裂。清兵捕囚巴夏礼等三十九人。联军进攻，禁军败溃，文宗诏弟恭亲王奕 为全权大臣。 北京条约之成立　奕 初持战议，反对公使驻京，及奉旨议和，照会二使先行停战，二使请放巴夏礼等，各不相让，交涉未有进步。文宗自京逃往热河行宫，联军军火不足，待接济到后，方始进攻。奕不肯释放巴夏礼者，盖视为联军谋主也，囚之于刑部大狱。文宗初欲杀之，后谕送还，奕不可。联军军火运至，以为文宗尚在圆明园，下令进攻，击败守兵。法军首先入园，搜去珍宝，英军亦有所得，奕诉出避。八月末（十月），联军致最后通牒，要求释放巴夏礼等，并请开放一门，留京王大臣迫而释放巴夏礼等十八人，余已死于狱中，又开放安定门。明日，奕诉回京，照会二使换约，二使议定恤金，英三十万两，法二十万两。额尔金主张焚毁圆明园，葛罗要求交还天主堂及教士坟墓。英军奉命焚园。而条约所要求则奕尽许其请。九月初，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成立。除上言条件外，其重要者，一、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二、割让九龙海岸一部分于英。其堪称异者，充任译员之教士，竟于汉文中法条约内添入教会得于内地购地一语，条约成后，二国撤兵，交还广州。 爱珲条约　二国条约成立，俄使伊格那提业幅称有调停之功。初普提雅廷与三国专使合作，请派全权大臣赴沪会议。朝旨饬其即往黑龙江议订界约，盖帝已改变政策，谕饬将军奕山议商也。中俄天津条约尚未成功，而爱珲条约业已签字。俄方代表为东西伯利亚将军木里斐岳幅（Muravieff），其采用之手段，则恫吓示威，无所不用其极。奕山胆怯，竟许其请，签定界约。黑龙江北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海口归于俄国，南岸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归二国共管，于是俄国不费兵力，竟得广大土地。朝廷罢免奕山，拒绝派员勘界。咸丰九年（一八五九），伊格那提业幅入京，要求勘定边界，及陆路通商权利。理藩院大臣肃顺主持交涉，将其驳斥，各不相让，未有结果。俄使照会军机大臣，亦无所成，乃暂出京。 中俄北京条约　明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伊格那提业幅适至，自请调解。奕误解联军之来，系其怂恿，奏称令其劝阻，“事后如有要求，再作理论。”及二国条约成立，俄使竟自言功，要求改订吉林、新疆边界，及商业权利。奕受其愚弄，后竟一一许之，缔结中俄北京条约。其要款凡三：一、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江合流处，南岸属于中国，北岸归俄。乌苏里江以东，亦属俄国。于是沿海之广大区域，说者称为三十万方英里尽让于俄。二、西北边界，中国顺山岭大河及华官所在卡伦为界，后订塔城条约勘定科布多界，俄国得地甚广。三、中国开放新疆要城喀什噶尔，并许俄商于库伦、张家口销售货物。同治元年（一八七二），清廷又应俄请，订成陆路通商章程。边界百里内之贸易，不收税银，俄商陆路贩运之货，减收税银。 外交损失之主因　今观清代外交，迄于咸丰末年，屈服损失可谓重大。英用武力扩张市场，美欲维持商业上之平等待遇，法则保护教士，三国初无兼并土地之野心。中国闭关已久，士大夫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疏陋顽固，无以应付新时代之问题，战争失败尚不觉悟。耆英不收美使赠送之枪样，不理法使请派学生学习造船铸炮之建议。联军第一次进至天津，俄使欲赠大批枪炮，文宗初尚不愿接受，此固不能独责一二人，而实一般人之见解也。中国所缺乏者，无过于认识环境具有远见之政治家，时无其人，朝廷上从无一定之政策，前后诏旨，往往矛盾，一次战争损失多于一次，大臣对于丧失主权之条款，多无表示，独于专使入觐，公使驻京，抵死力争。主持外交之大臣又无真确报告，受人愚弄，丧失领土，文宗仍以公使入觐，不肯回京。其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如奕奏称“将来夷务转机，当即裁撤。”噫！国中无人，可胜叹哉！ [book_title]第五章　内乱之平定 太平军之形势　天国诸王内讧之年，胡林翼克复武昌，次第收复湖北沿江要城，文宗授为巡抚，总督与之合作，乃能整理税收，剿平盗贼，湖北地位日渐巩固，曾国藩时方困于南昌，军饷艰难，会父病死，告假回籍。湘军归李续宾统率，顿于九江城下，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地雷坏城墙而入，尽杀城中守兵。于是湘军顺流而下，进至安徽，其固定之策略，则自上流进攻下流也。其在江苏，江南大营兵溃后，朝命提督和春为主帅，利用诸王内斗，连战皆捷，咸丰七年攻下镇江。江北大营亦陷瓜州。太平天国颇处不利地位，幸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善于用兵，清兵又以英、法联军之牵制，捻匪之为害，不能全力进攻也。 李秀成之战绩　于此现状之下，太平军之敌，一为江南大营，一为江北大营，一为进攻皖北之湘军。就战斗而言，江北大营最弱，湘军人数无几，每陷一城，分兵守之，势力单薄。江南大营兵数最多，筑有坚固之营垒，围攻南京。李秀成作战之计划，先攻弱兵，然后合力进攻能战之兵，遂于咸丰八年秋，力扑江北大营，败之，占据扬州，更聚兵西上，联合捻匪围攻李续宾所部于三河，先以马队进攻，大军继之，李续宾战死，湘军几尽覆没，余兵闻风退至湖北。而江南大营尚围攻南京，时人以为大功可成，日望捷音，但大营未有水师，不能断绝城中运粮，所称功绩，多为浮夸之辞。咸丰十年（一八六○），李秀成统兵侵扰浙江，以分大营兵力，及其往援，即回南京猛扑大营，于是江南大营溃散。 大营溃散之影响　江南大营之兵士属于绿营，全国兵额六七十万，而大营较有战绩者，一则绿营旧制，战兵月饷一两五钱，而大营兵士时为五两四钱，往往得其死力。一则张国梁善于战斗，负有时望。大营兵饷出自江、浙，及江北大营溃散，防地益广。其失败者，一则饷糈困难，一则暮气深重，一则主帅非李秀成之敌也。太平军乘势进攻，席卷东南富庶之区，进逼上海，后更攻取浙江，兵势张旺，所得之货财甚多。时人益以时局难于收拾，亦有认为始有转机者。其原因有二：一、清廷初倚大营平乱。曾国藩自统湘军以来，未有督吏之权，强民捐输，备受地方官绅之侮辱与非难，因以父丧回籍，及其再出，仍无督吏之权，至是，朝旨授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曾氏始能展其才能。一、太平军逼近上海，上海时为重要商港，中外人士成立会防局，道台吴煦雇用美人华尔（Ward）创立常胜军。湘军常胜军均为太平军之劲敌。当更附言天国与列强之关系。 天国与列强之关系　洪秀全原不明了国际间之形势，其封东王则欲其统管东方各国，西王则统西方各国，南王则统南方各国，北王则统北方各国。英、美、法国以鸦片战后，朝臣疆吏仍昏然排外，英国商业时最发达，采用高压政策，解决争执，而误会困难仍时发生。洪秀全自广西出发，攻扰五省，列强以为清廷腐败，汉人起而创立政府，将改变对外政策。上帝会初亦引起外国牧师之同意。及太平军攻下南京，英使亲往调查，时传英将保护太平天国，虽不足信，而固愿与其领袖接近，访问结果，主张严守中立。美使、法使亦曾往宁，美国主张承认其为事实政府，法国不理使臣严守中立之建议，援助清军攻击困守上海县城之小刀会，说者谓与宗教有关。及江南大营第二溃散，英、法方与朝廷搆衅，英遣员商于天国领袖，勿扰上海附近之地，为其所拒，乃驻兵保卫。江苏巡抚薛焕雇用外员助战，常受英官干涉。及《北京条约》成立，始大改变态度，常胜军借用其大炮攻城，英将遣军队助战，肃清驻守上海附近之太平军。 曾国藩作战之计划　咸丰十年，曾国藩奉旨为两江总督，朝廷欲其往援苏、常，曾氏则谓湘军已薄安庆城下；安庆关系重大，不宜撤退，商请湖北出兵，并遣员入湘募勇，其弟曾国荃于安庆督战，国藩自将湘勇进驻徽州祁门。李秀成时已攻下常州、无锡、苏州，以上流势急，率兵西上，攻陷皖南大城，先后两次围攻祁门。湘军文报饷路不通，形势岌岌。会左宗棠等来援，始能出险。左氏家贫，读书勤劳，负有才略。初太平军进攻长沙，左氏原拟入山避难，而巡抚张亮基厚礼聘之，入城佐理军事。张氏去湘，其继为巡抚者，仍聘为幕友，湘南田赋之整理，境内治安之维持，颇赖其调处，会为人构陷，退居家中，忽又奉旨佐理湘军，乃召勇五千，严格训练，时间虽或甚短，而固能战之兵也。李秀成围攻祁门。冀解安庆之围，而曾国荃进攻益力，陈玉成往援，亦不能胜。 陈玉成之败死　陈玉成久在皖北，往援安庆不胜，乃西扰湖北，进至德安，冀湘军往援，而胡林翼御之，安庆围师仍未撤退。陈玉成再至安庆，猛扑湘军，亦不能胜。湘军用地雷坏城，攻入城中，搜杀甚惨，时咸丰十一年八月一日（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也。安庆既下，陈玉成部下气沮，退于集贤关。湘军主将恐其盘据皖北，势将复振，分兵追击，并另遣兵收复其部将占领之城邑。其时天国朝中无人主持大计，陈玉成与诸将书称其不公。至是，兵败，不敢回京，部下又不服从命令，于是逃往庐州，清兵踵至，而城中粮尽，率其亲信出逃，往依练总苗沛霖，为其所缚，献于清军，朝命将其磔死，楚、皖一带，湘军少一劲敌。 浙、沪之战　李秀成于祁门战不能胜，部兵一部分进攻江西，咸丰十一年冬，侵扰江西之兵奉命入浙。李亦统兵往攻杭州，浙江官长乞援，曾国藩无以应之，朝命左宗棠往援，业已无济于事。浙江大部分归于太平军统治，李秀成自浙入苏，逼近上海。其地人心惶惶，绅商往谒英员，说其调兵助战。初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成立，法使、俄使均称愿代平乱。朝臣鉴于古事，多所疑虑。英国参赞又进谗言，统兵之将帅亦言不可，遂作罢论。至是，江、浙绅士忽持借兵之议，江苏巡抚为之代奏，朝旨许之。英、法时有军舰兵士在沪，英国久已决定不许太平军进扰上海，法已表示援助清廷。及太平军自浦东吴淞进犯上海，为外兵击退，常胜军亦于松江附近，立有功绩。 常胜军　先是，江南大营第二次溃散，上海绅商设立会防局，雇用外兵协同防守，其饷银出自海关，上海国际贸易时颇发达，税银年有增加。勇于冒险之外人，多在其地。商人杨坊介绍华尔于关道吴煦议定攻取松江给银三万两，商人丁吉昌为其向导。华尔召聚水兵百人往攻，不胜，另召人往，乘其不备，攻下松江，此咸丰十年五月事也。英国方与清廷搆衅，其在上海官长干涉沪官雇用外人，据薛焕奏称无约国人亦常为其唤回，乃控华尔引诱英兵之罪于美领事。华尔囚于舰中，泅水逃出，召募农民为兵，而以美人为官。其兵月饷优厚，操练颇严，军中购有枪炮，所向多能有功。薛焕称为常胜军，因以为名。穆宗（同治）得报，诏授华尔为副将。方事危急之际，上海官绅乞援于曾国藩。曾命属员李鸿章召练淮勇往援，太平军又多一敌。 天国末年之情状　太平军西援安庆，东攻上海，皆不能胜，然自江南大营溃后，新得江、浙富庶之区，南京又无围师，固其极盛时代也。且时与外人接触之机会较多，军中购得洋枪，亦有外国人助之，战斗力视前较强。其困难则自诸王残杀以来，天王不信大臣，深居宫中，其兄洪仁发等管理朝政，洪氏兄弟实无才能，诛求货财，纲纪日坏。其时战争日久，民多逃亡，田地荒芜，粮食缺乏。南京于江南大营围攻之际，江面仍可自由往来，据英记者报告，守城兵士有与攻城之兵以银换买粮食者，此可证明城中军粮之不足。至是，太平军攻陷东南城邑，所获甚多，李秀成以前事为戒，主张奖励商人运粟入城，而洪氏兄弟反而征收重税，城中仍少存粮。其人好货无异自杀，遑论其他，及后兵败地蹙，天王始授李秀成为军师，时已迟矣。 军队　就军队而言，统兵之诸将多为王爵，天国之初成立，封王者六七人而已，至是，数大增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曾国藩奏称“城中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城中盖指南京而言，受封者实不止此，或言其为四千，此系最多之估计，确数今不可考。其滥封王者，一则视为羁縻之政策，一则将士纳贿求封。其弊则官爵太滥，各争雄长，各自为政，军权不能统一也。太平军初起，鲜闻统兵将士投降之事例，及其季年，禀请投降者，例不胜举，要其涣散衰亡之征。其兵多为胁从，凡新至一地，被俘之男子，留在军中，或作苦工，或编之为兵，十四五岁之青年，则收为养子。领袖患新附者逃去，防之甚严，甚者面上刺字，文曰“太平天国。”顾此乌合之众，未有训练，固不能抗劲敌，且其军中洋枪多为劣货，而官军亦有购买。外国军队及常胜军所用之炮，则无法购得，限于环境，无可奈何也。 外人报告　外人入宁报告，如英人米嘉（Michie）之纪载，颇足以见天国末年之情状。米嘉称其除欲军火轮船而外，未有奖进商业之意，事实上则以劫掠为主，天国奠都南京为时八年，一无建设，田税重于清官治理之地三倍。美教士名洛波士（Roberts）者先于广州传教，洪秀全识之，至是，应召至宁，天王从未许其一见，后书告其友，称天国领袖不知政府为何物，唯尚严刑屠杀，因言其在宁之经验。南京尝禁发短者入城，愚民不知禁令，门兵捕获十余人而尽杀之。缮书诏令之书记二人，各写错一字，天王即令杀之。洛波士生长法治之国，以为犯人未受审判，即行斩首，为专制之淫威。实则此为天国之常刑，无足深怪。据张佩忍言，（见《国闻周报》十一卷四九期）庖人煮熊掌不熟，献于忠王李秀成，忠王即命斩之，赖其一言，始得免死。其部下攻陷一城，勒索财物，自由杀人，已为常例矣。 湘军进逼南京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荃回湘募勇，同治元年春（一八六二），统之东下，以为太平军之粮米出自巢湖等县，遣兵往攻，将其收复，乃攻芜湖。其地为南京屏障，以东西梁山为锁钥，尤以金柱关为关键。湘军先下江北西梁山，决定从金柱关入手，截断芜湖南京交通，遣军往攻，潜行分队袭据太平府，次第占据，会攻芜湖，守兵本欲投降，湘军忽而失信，诛杀甚惨。此役也，颇赖水师之力，顺流而下，未遇强烈之抵抗，陆军进驻南京南门外之雨花台附近，人数约有二万。皖南仍有激战，死亡无人掩埋，时值夏季，气候酷热，乃成疫病，死亡相继，秋犹未息。曾国藩奏称鲍超一军，病者六千余人，死者数千，全军人数不过一万余人，而疾病死亡者如此之多。信如曾氏言曰，“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其他军队悲惨情状，亦与之同，人民死亡者更多。 雨花台之激战　南京城外久无清兵，及湘军进逼雨花台，天王诏李秀成入援，李秀成方于上海附近作战。初淮军以轮船之运载，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抵于上海，李鸿章奉旨署理江苏巡抚。外兵会同常胜军攻取嘉定、青浦，会李秀成督大军至，外兵战不能胜，放弃青浦，退守上海，值奉天王回援天京之诏，上海始免战祸。秋间，李秀成统率大军猛攻湘军营垒，曾国荃督军死守，形势岌岌，相持四十余日，为湘军出境以来未有之恶战。会李秀成改变战略，渡江而北，冬季严寒，所过城邑，多为荒墟，野无所掠，死亡众多。明年夏，雨花台失守，奉诏回京，江水值涨，运输船只为湘军所邀击，损失奇重，李秀成所部之精兵几尽。湘军乘势攻下沿江要塞，而上海一带之军报，亦不利于太平军。 常胜军之战绩　初外兵退守上海，太平军西上，华尔欲得南京财货，迭请往攻，曾国藩不可，李鸿章命其往援宁波，华尔于慈溪受伤而死。秋间，英将主张肃清上海附近之太平军，统率英兵常胜军作战，无不胜利，收复城邑，交淮军驻守，由是淞、沪解严。其时湘军力战李秀成兵，危险万状。李鸿章调常胜军赴援，而其主将竟不服从命令，明年（同治二年）一月，改归英人戈登（Gordon）统带。戈登奉命往攻常熟，陷之，回援太仓，亦败敌兵。其时淮军人数增加，李鸿章深悉外国枪炮之威力，颇有购买，淮军战斗力视前为强，亦能独当一面。四月，淮军以常胜军之援助，收复昆山，戈登断截交通之路，守兵惧而出逃也。夏间，戈登统常胜军西行，攻陷吴江，复败苏州来援之敌，逼近苏州。李秀成方在南京，乃亲往援，战亦不胜。诸将斩主将献城，李鸿章患其人数过多，杀其首领，戈登认为违反人道，几致酿成严重之事变，明年（一八六四），方始改变态度，再统常胜军出发。其先无锡守将请降，李鸿章杀之，常州守将乃死守城，淮军久攻不下。常胜军于收复宜兴、溧阳、金坛之后，助攻常州，四月城陷，戈登辞职，常胜军解散。 太平军之余党　太平天国兵败地蹙，其在外侵扰者，亦不能胜。石达开自内讧后，扰于西南诸省，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侵入四川金沙江，深入土司境内，欲逃不得，被杀。陈玉成死后，其部将陈得才滋扰河南、陕西、安徽等地，清廷命将御之，颇有斩获，势力渐衰。太平军之在浙江者，一部分回援南京，会左宗棠自浙江攻入，宁波守兵又为外兵所败，常胜军及法将训练之洋枪队，各有功绩。太平军迫而次第放弃城邑，退于江、浙边境。就上形势而言，天国之将灭亡，殆为大势所趋，将帅多欲乞降。南京守将请英官作保，保全生命，即开门献城，不果。及李鸿章计杀苏锡降将，太平军始乃固守常州、杭州。嘉兴守将请率众献城出降，左宗棠竟不之许，城亦先后失守。 南京之失守　太平军败于东南，李秀成再回南京，仍欲固守，令部将入援，而援军终不能至。攻城之湘军人数增加，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春，攻下紫金山要垒天保城，派兵截断入城孔道，城中粮食缺乏。天王诏食甜露，甜露固不足以充饥，乃以大篮放出妇孺万人，城中粮仍不足，渐入于混乱情状。会淮军攻下常州，李鸿章迭奉诏旨，会攻南京，然知湘军不愿他军分功，乃托辞延宕。曾国荃督军攻城，并用地雷毁坏城墙，初仍不得闯入，城中固已惊惶。天王服毒自杀，子洪福瑱（原名洪天福贵）嗣位，六月城陷，其领袖有逃出者。曾国藩奏言南京情状曰：“三日之间，毙贼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人，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可谓惨矣！ 余党之败没　南京下后，李秀成于城外被捕，力劝诏降余众，而疆吏多欲立功邀宠。太平诸将欲降不得，奉年幼无知之洪福填为主，掠食于江西。清廷聚兵会攻，太平军退逃，窜入广东，转至福建。洪福瑱被捕，磔于南昌。福建山多民强，政治腐败，无赖地痞，聚则为匪，散则为民，抢劫滋扰，所在皆是。及太平军窜入，人数大增，势力转强，先后攻取汀州、漳州。左宗棠督师往攻，淮军、粤军奉命会剿。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太平军内部分化，战不能胜，清军次第恢复闽南诸城，进攻漳州，守将惧而出逃，统率余众，侵入广东，占据嘉应州，粤军战不能胜。左宗棠将兵入粤，召降胁从，许免死罪，余党乃多散去。明年春，太平军之在南方者，始平。其在长江以北或逃往江北者，多投入捻匪。洪秀全于一八五○年起兵，余党于一八六六年平定，首尾凡十七年。天国平定，国内滋扰者，尚有捻、苗、回之乱。 [book_title]第六章　内乱之平定（续） 捻匪之大起　捻匪之名，起于清中叶，仁宗（嘉庆）、宣宗皆尝下诏严禁，然终未绝。其人多在河南、安徽贫瘠之区域，盖生计困难，铤而走险，乃三五成群，掳人勒赎，为害于乡里也。及太平军攻陷南京，安徽沿江一带为两军战守之地，内地城邑防兵空虚，官吏无法维持治安。于是淮水一带，捻匪大起，良民不得安居，畏之甚于畏官。其人原为地方之无赖，熟悉本地情状，所谓聚则为匪，散则为良。官兵固不能久住一地，而予良民切实保护，况时有战争，官吏无如之何耶？捻匪初肆抢劫，并无祸患，不肖者为利所动，人数增多，忠厚者非通匪亦无以自存。地方人士初为防匪之计，创办团练，团丁仍多无赖，甚者与匪相通。练总渐而扩张势力，雄霸一方，苗沛霖则为明证。苗氏为寿州练总，受天王封爵，又缚送陈玉成于清军，后更攻击清军，兵败而死，于此情状之下，安徽淮河两岸之地，几成匪窟，转而掠于邻省，重载而回，粮尽再出，有如贸易。 应付之策略　捻匪初为小股土匪，头目繁夥，其最著名者，当为张乐行、李兆受等。头目各据一方，不相统属。太平天国为牵制清军之计，封以高爵，捻众故亦留发不剃，清廷派员督兵讨之，未有若何明显之效果，改用招抚之策略，苗沛霖授官，李兆受归降，皆其例也。顾清军之力不能胜之，降众心无所惧，仍可复叛，且当战事方急之际，官军饷银已无着落，更何能另筹巨款，安置降人，或发给军饷？降捻照旧打粮勒索，问题仍极严重。咸丰十年（一八六○），三国北京条约成立。僧格林沁奉命移兵剿捻，初于山东作战，乘胜进至皖北。僧王所部，中多骑兵，且有重炮，作战颇有斩杀，次第剿平张乐行、苗沛霖，尽杀匪窟附近之居民，其逃亡者唯有死战而已。清军又不带粮，转而抢于民间，作恶之甚过于捻众，人民有迫而从贼者，僧格林沁剿捻数年，故未将其平定。 捻匪之平定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南京城陷，太平余党之在北方者，投入捻匪。捻首张乐行死后，其侄张总愚管领其众。初剿捻清军，有黑龙江骑兵，主将不善统率，良马反为捻众所得，遂成流寇。僧格林沁亦以骑兵追剿，其用兵也，以尾追为策略，骑兵、步兵不相接应，甚者相隔数日程。明年僧格林沁遇伏，为捻所围，兵败而死，骑兵投入捻中者益多。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曾氏调淮军北上，兼召湘军旧部助战，驻于徐州，设镇谋困捻匪，终不可得。捻匪万骑奔驰，扰于河南、湖北、山东，官军人少防多，未有大功。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捻匪大败于山东巨野，分窜为二，犯曹州者曰东捻，以赖文光任柱为领袖，其窜往河南者曰西捻，仍以张总愚为魁。曾国藩督师无功，忧谗畏讥，称病辞职。朝命李鸿章代之，东捻迭为官军所败，余众无几。明年冬，赖文光被捕，东捻遂平。西捻忽自陕西窜入山西，东犯直隶，朝命恭亲王奕督师，诸帅先后入援，于是讨捻之兵有禁军、淮军、及左宗棠所部湘军。捻匪南至山东，败而困于黄河北岸，朝旨赦免逆众，余众归降，张总愚自杀，西捻亦平。时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夏也。 苗乱　太平天国及捻匪之主要战争，多在长江、黄河流域，边省叛乱者，尚有苗人、回人，兹分言之。苗人居于西南僻远林深之山地，尤以贵州为多。清初苗人叛服不常，世宗（雍正）改废世袭之土司，收管其地，设置州县，派官治之，苗人不服者，用兵剿杀。官吏不善治理苗民，榨取压迫，无所不用其极。汉民亦借端欺之，甚者夺其田地。苗人时思复仇，咸丰五年（一八五五），遂举兵叛，攻城戕官，杀害汉人。苗人知识浅陋，起兵各寨，不相连结，亦无领袖足以指挥，幸其初尚不肯远去其巢，饱掠即归。时当内乱正亟之际，贵州协饷多未解交，官军战不能胜，乱区蔓延日广。巡抚蒋霨远称贵州东部一隅，匪众不下二三十万，其言或不免于浮夸，要足以见此为民变，异于普通叛乱也。 苗乱之平定　贵州贫瘠，原赖他省协饷，地又偏僻，不为朝廷所重视。乱起之后，全省均在纷扰混乱之中，唯省会贵阳未陷。石达开所部亦尝入境，滋扰惨杀之结果，农民或死或逃，田地荒芜。苗人无所掠食，侵入广西、湖南、云南，官军剿之，即逃归山寨，或四散伏匿，待兵过后，抢掠如故。及太平天国平定，穆宗（同治）诏四川、湖南遣兵入黔赴援，川兵战不能胜，乃用湘军，由提督席宝田统率。朝廷应付之政策，则始终主张“仍当将各处著名逆匪歼除净尽，方能剿抚兼施。”席宝田作战之策略，步步为营，一地肃清之后，方始前攻。其时太平天国已亡，捻匪亦定。江苏、湖南奉旨协助军饷，军中且有枪炮，自非苗人之所能敌。湘军次第克复台拱诸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叛苗斩杀几尽，贵州始平。存者唯饥疲不堪之老弱与妇女耳。 云南回乱　回乱有二：一在云南，一在西北。云南回人殆于元时迁入，在滇人口虽不及汉人之多，然其团体坚固，常以琐事小愤，酿成事故。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回人又以争夺矿产，起而为乱，众推马德新为主，其侄马现（后改名马如龙）佐之。叛回报复，大杀汉人，杜文秀亦于西部举兵，袭取大理。会马现改名受抚，知府岑毓英入援，省会云南府始免于难。而杜文秀之势颇炽，攻据五十余城，并夺取盐井，以绝官兵之饷源，会川兵来援，战始转机。岑毓英又授巡抚，决定作战计划，遣兵分道西进，颇有斩杀。杜文秀兵败地蹙，向外乞援，无应之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官军收复滇西诸城，杜文秀退守大理，服毒欲自杀，部将拥之出降。岑毓英斩之，云南乱平。 关、陇之乱　西北回乱指陕西、甘肃及新疆回人大规模之叛乱而言。甘肃、新疆于洪秀全起兵之后，曾有扰乱，幸即平定。及陈得才窜入陕西，民间创办团练，汉人回人各有组织，不相统属，乃因平日之嫌，积成仇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回人举兵于渭水之南，焚烧惨杀。陕西巡抚奏曰：“渭南北州县膏沃之地，悉成焦土，伤心惨目，闻所未闻。”惨状可见一二。朝廷命将入关，而叛乱所在皆是，兵勇又多不愿西行，加以运输困难，饷糈无着，故未有功。甘肃回人亦起兵应之，夺城戕官，杀害汉人，众奉马化龙为首。新疆回人亦乘势叛乱。叛区扩大，会太平余党平定，朝命左宗棠西征，及捻剿平，方始西上。湘军入陕，战败叛回，陕西粗安，甘肃回酋马化龙等请降，又以降人被杀，再行叛乱，后再乞降，左宗棠杀之。余党退守肃州，又为湘军所平。此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事也。 新疆之乱　新疆东部回人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叛乱，天山南北路回人应之。浩罕酋阿古柏乘机侵入南路，攻陷要城，抚绥人民，立国称王。北路叛回，则惨杀汉人，且互相残害。将军初向俄官乞援，不得，俄使后请出兵，并言相助，朝臣谢绝其请。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俄兵竟据伊犁，不许将军行使职权。左宗棠既平关、陇之乱，欲出关外剿平叛回，收复新疆，而国内之意见不一。英国且欲中国封阿古柏为王，作为藩属。左宗棠则力主张用兵，并奉朝旨许其借贷外款，以裕军饷。穆宗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其困难则大杀之后，田地荒芜，运粮至为不便，乃采屯田政策，命兵耕种于哈密旷野，垦地二万亩。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大军自哈密前进，攻下乌鲁木齐（今迪化），肃清西北，明年春，分兵而南，攻陷南路门户土鲁番，乘胜疾进，迭陷要地，及冬，收复和阗，南路遂定。伊犁交涉，分言于后。 内乱之年代　综就以上内乱而言，始于一八五○年洪秀全之起兵，终于一八七八年（一月）天山南路之平定，首尾二十九年。分别言之，太平军起于一八五○年，余党于一八六六年消灭，扰及十七省，首尾十七年。捻匪大起于一八五三年，平于一八六八年，滋扰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湖北八省，先后十六年。苗民于一八五五年作乱，一八七二年始平，叛苗以贵州为巢穴，扰及湖南、四川、云南、广西，共十八年。云南回乱起于一八五五年，平于一八七二年，凡十八年。关、陇回乱，起于一八六二年，平于一八七三年，共十二年。新疆之乱，作于一八六四年，定于一八七六年，凡十三年。就本部十八省而言，乱起于一八五○年，终于一八七三年，首尾二十四年。 城邑之破坏　二十四年之中，国内无安乐之地，城邑迭易主客之攻守，城中人民迫而登城助守，城外房屋，焚毁一空。城中存有粮食，人民得免饿死，实一幸事。其缺乏粮食而犹困守者，初则食及草根树皮，及其后则枕藉而死，道无行人。陕西巡抚刘蓉奏汉中城内人民曰：“罗掘雀鼠而炊……十数万人，生者不过三千余人。”此固人类至悲至惨之情状，不幸城或攻陷，入城军队惨杀抢劫，无所不至。南京焚杀抢劫之惨，则其明证，疆吏因此互相讥议。李鸿章尝官于南京，致书友人曰：“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此固不能独责湘军，淮军及其他各军莫不皆然。文人王闿运于《湘军志》曰：“能战之兵，未有待饷者也。”王氏所言，盖指淮军于苏、常一带作战而言。太平军攻陷城邑，亦强人民出献财货，一言不合，或至于死。兵士分夺财物，有自相杀害者，对于敌人，亦无怜惜之意，攻陷南京尽杀官吏旗人，多至两三万人。 农村之情状　乡村农民本无组织，又无保护，于太平军至，迫而进贡，吾乡高资（在南京附近）采办贡物，不及进呈，太平军怒其失期，纵火焚烧，全镇千余家均罹于难，迄今尚未恢复旧观。凡已进贡者，初则给与贡单，尚不滋扰，后则虽有贡单，亦无效果。曾国藩于江西奏曰：“前此官有骚扰之名，贼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自今年以来，贼匪往来日密，抢劫日甚，升米尺布掳掠罄空，焚毁屋庐，击破釜缶，百姓无论贫富，恨之刺骨。”奏文所言，多为事实。其所谓今年者，则指咸丰四年，往来人数增加，粮食不足，抢劫榨取，遂为自然之结果。及官军至，骚扰亦不能免，每当战败之时，溃兵散卒更无恶不作。于是大兵经过之地，或战争区域，民多逃亡，田地荒芜。当湘军围攻南京之际，曾国藩东巡，奏言所见灾民情状曰： 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编苇葺茅，棚高三尺。壮者被掳，老幼相携，风雨悲啼，死亡枕藉。……民闻贼至，痛憾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 苛捐恶税　于此情状之下，粮食价格之昂贵，可以想见。其较平靖区域，官吏增收钱粮，强民捐输，添设恶税，钱粮除正赋而外，别立名目。捐输则向绅富募款，给与印收，拒绝不出者，即可惩戒。国民对于国家原有义务，当其危急困难之时，本当踊跃输将，无如绅富未有明确之标准，有田数十亩者亦不能免，其有权力者反得减少，或全免去。恶税名目繁多，病商害民者无过于厘金。厘金创于雷以 ，始于仙女庙征收，后则各省仿行。外人贩运洋货，除交子口半税而外，一无担负，本国商人反而逢卡交纳，乃不能与外人竞争，国货大受摧残，此无异于自杀政策。稍称完善之区，人民创办团练以自卫，及其势成，团总不啻独立自主之王，摊款勒索，自不能免，加以水旱蝗疫，穷困痛苦，无以复加矣。兹引时人之语，以便有所证明。刘长佑率军赴粤，咸丰十年（一八六○），奏报广西情状曰： 粤省连年贼寇纵横，百姓流离转徙，不安其生，间有筑寨固守，差可自保，然田野益芜，庐舍为墟，死于锋镝冻馁之下者，亦不少矣。而自石逆入境以来，流毒千里，破大小村寨凡千数百计。……贼过之后，地方无官弹压，则又受虐于团练之贪暴，被戕于土客之仇杀，日朘月削，莫有底极。 死亡之惨　此种情状，固不限于广西，彭玉麟统率水师于长江一带作战，其言攻克九江，湘军屠城曰：“鸡犬不留”，后湘军收复宁国、溧水一带，彭氏感而作诗曰：“底事红羊浩劫成，大江南北惨难名，横尸华屋多人腊，食血荒郊尽犬精。村里断烟凄冷灶，屋中长树破雕甍，千家一二余生在，虎口归来哭失声。”自于犬精后注曰：“壮者逃死四方，老弱饿死丘壑，每入一村，人腊相枕藉，骸骨若丘山，而丧家犬食人尸血，眼赤毛竖，数十成群，我兵须队行，否则为其害。屋有未焚者，厅房中树大如椽，穿楼而出，目不忍睹，心凄欲绝。”彭氏所言，实为战区之写真，关于拉夫之苦，赵树吉作《儿无襦》咏之，刊载于《 鄢山房集》。诗曰： 儿无襦，生不识诗与书，天寒忍冻面垢污，吏来呵儿驱作夫，负载力弱，日夕载涂，饥火烧肠风裂肤，以刀击背如鞭驴…… 荒凉之一斑　夫役之苦，至于此极，宜人民逃亡避之也。逃亡无所得食，乃多成为饿莩，死者无人掩埋，腐朽成为疠疫。左宗棠入浙奏曰：“臣军行所至，目睹灾民，男妇露宿野处，道馑相望，有数日不得一食者，有一家饿毙数口者。近复疫气流行，十人九病，而浙之残黎几于靡有孑遗矣。”灾情最重之省，长江一带，首推江苏、安徽、浙江。江苏南部，久历战争，数百里或无人烟。安徽南北，说者称居民死亡殆尽，师行竟日，或不见一人。浙江情状，亦几相类。江西沿江一带，死亡亦众。其在贵州，苗、汉惨杀，据巡抚黎培敬奏称，“百姓存者不及前之十一。”云南之乱，地方“残破不堪，田亩抛荒，死者及半。”陕西汉人被杀，几无遗类。甘肃则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甚至城邑常无居人，乱前人口约一千五百万，乱平，存者不及十一。其他各省，人民死于非命者亦夥。据彭玉麟言，湖南凡三百万人，余可想见矣。总之，人口增加，比例超过生产事业之发达，为祸乱之根，乃以屠杀饥荒疾疫为解决之方法。死者殆占人口三分之一，而政治腐败，会党活动，固无改革或减少其势力，内乱成为唯一解决人口之办法，悲哉！ [book_title]第七章　同治朝之内政 文宗之家庭　文宗患英、法联军之逼，逃往热河。及《北京条约》成立，英、法撤退军队，朝臣奏请车驾回京，而帝以为外使要求觐见，不欲即归，明年（咸丰十一）欲返，一再延期，据后诏旨，乃肃顺等力排众议，坚持不可也。会帝得病，七月病死，只有一子，名曰载淳，时年六岁，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所出。那拉氏生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幼尝读书，以秀女选入宫中，为帝所爱。妹为帝弟醇郡王奕 之妃。文宗北逃热河，后妃偕行，那拉氏与焉。说者谓帝晚年，那拉氏干涉政治，宫中之事要不可考。所可知者，那拉氏异于寻常女子，对于政治饶有兴趣，并能批读奏疏。帝崩，肃顺等谋揽政权，那拉氏先已为之备。 政变之始末　文宗亲信大臣多为宗室，肃顺尤负能名，说者称其善揣上意，恃宠立威，尝兴大狱，诛杀大臣，故为清议所恶。文宗出狩，肃顺等扈从，益见信任。奕初任军机大臣，时留京办理外交事宜。清初亲王多居要职，圣祖子多，互相争位。世宗嗣位，恶其兄弟，另设军机处，慎选大臣入值，拟定诏旨，议商政策，亲王独不与选，渐而成为惯例。文宗命弟入值，盖当大乱之时，非常例也。当时大臣可分两派，一在热河，多属肃顺党羽，一在北京，以奕为首，反对肃顺等专政。初文宗病危，肃顺等称受顾命，谓帝命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遗诏究为帝意与否，今不可知，顾此实非太后之所愿闻，八人之中无一近支亲王，且皆肃顺党羽，既为近支王公所恶，又为在京朝臣所疑，由是酿成政变。 载淳于热河行宫嗣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揽政权，尊皇后钮祐禄氏为慈安皇太后，生母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阻遏恭亲王奔丧。朝臣疑之，御史董元醇奏请三事，一、皇太后听政，俟帝年长，再行归政；二、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三、简派大臣充帝师傅。奏上，帝谕王大臣著照所请，盖两宫太后主张垂帘听政也，而王大臣奏称不可，竟改谕旨。九月，梓宫返京，王大臣护送，太后及帝先归，颁发前在热河拟定之殊谕，赞襄政务王大臣解职议罪，俄再降旨拿问肃顺等三人。肃顺不服，被捕入京，家产奉旨查钞。上谕宣布其罪状，并令斩首，远支亲王二人赐令自尽，余党各有处分。太后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行走。 太后听政　今观政变之始末，起于太后权臣之争权，权臣失败，太后临朝，为当然结果。清帝自入关以来，年幼嗣位者，有大臣辅政，从无太后听政之例，自此而后，竟为常例，其原因则穆宗早死，尚未有子，太后迎立奕 之子载湉为帝，是为德宗。帝又无子，迎立其弟所生之子溥仪为帝。数十年中，正当国际关系剧变之时，需要强有力之皇帝，认识新时代之情状，决定大计，而妇女性情偏于守旧，对于新事业之创办，不能有所决定，军国大事亦无适当之解决，迟延犹豫至于覆亡，固清室之不幸，亦中国之不幸也。 亲王宦官之重用　中国习俗男女授受不亲，中等之家妇女从不轻出门外，光绪中年（十九世纪末），诏旨迭禁妇女入庙烧香，或在茶肆吃茶，违者捕罚。太后听政，乃以男女之别，悬帘或幔以自蔽，遂不得与朝臣自由问答，势乃迫而重用亲王，信用宦官。亲王养尊处优，类多不学无术，奕于诸王之中较有能力，然已忧谗畏讥，迭受申责，不敢尽言，后且不安于位。在其下者，何足深论，唯求贿赂而已。朝廷之败坏，多由于此。宦官愚蠢放纵，久在宫中侍奉，深知皇帝太后所好，为其所信，得揽大权。世祖鉴于前事，削减其权，子孙亦未重用宦官。太后听政，始改祖制，初用安德海，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遣之南下，织办龙衣。故事宦官不准出京，山东巡抚丁宝桢捕之，奏言安德海僭疑招摇，太后诿称不知，下诏杀之，此不过一例耳。其他收贿乱政者尚多。 中兴时期之政治　穆宗嗣位，明年，改元同治，值当内乱正急之时，恭亲王辅政，小心翼翼，凡统兵大将有所奏请，类皆准许，叛乱故能次第平定。李鸿章追念前事，深有所感，尝书告友人曰：“中兴之初，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者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所谓中兴者，乃沿用历代平乱之故事，实际上政治未有改革，外交未闻胜利，又无重要新事业之创办，固不足称为中兴也。其异于先朝者，则为两宫太后听政，慈安为一寻常女子，对于政治并无兴趣，说者以德称之，除大赏罚或有意见而外，余殆不问。慈禧颇有才能，判阅奏疏，裁决政事。凡臣下入见，慈禧一一询问，慈安独无一语，皇帝亦然。 穆宗家庭之祸　两宫太后听政已久，渐相疑忌，恭亲王后谏复修圆明园，几获重罪，乃不敢多言。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帝年十八，两宫太后为之选立皇后。慈安主婚尚书崇绮之女，慈禧欲立侍郎凤秀之女，各不相让，最后帝自决定，选崇绮女阿鲁特氏为后，以凤秀女富察氏为妃，慈禧因之不悦。秋间，大婚礼成，相传慈禧戒帝毋常至中宫，并令皇后学习礼仪，帝遂郁郁不乐，常独住乾清宫，明年春，亲政，乃微服出游，太后并不之问，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染得天花，御医医治，痘已结痂，倏变为剧，十二月遂死。慈禧立奕 子载湉为帝，其母则其妹也。 地方官之权重　太后临朝，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已言于前，其初太平天国及诸方祸乱，旗兵绿营不能平定，满员之任统帅者，未有功绩，朝廷乃变政策，重用汉人，统兵平乱之诸帅，朝廷初未授以军队，给与饷粮，不过与以名义而已。兵勇募自其家乡，将士由其擢用，饷则于其驻防之地百方筹募，甚至榨取，清代重文轻武，一品武官几同于督抚之侍从，高宗尝下诏严禁，固不能有所改正。至是，平乱之钦差大臣，多为文人，且兼总督或巡抚之职。其人新立功绩，负有时望，朝廷亦优待之。恭亲王小心谨慎，遇有大事，不肯主持，往往征求其意见。其中尤负盛名者，当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左氏后言朝廷情状曰：“内臣之权，重在承旨会议，事无大小，多借疆臣以为设施。”此种现象之造成，始于同治初年。军机大臣虽多满人，疆吏则多汉人，满人之居高位者，未有才能杰出之士，宜汉人渐居要职也。 军功保举人员　本部十八省之纷扰，凡二十四年。朝廷为鼓励人心之计，厚赏作战之将士，统兵之将帅亦欲多所保举，甚者掩败为胜，冒夺军功，部议不能多所驳斥。保举之数，据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左宗棠奏称各省军营所保武职，无虑十数万员。其时太平天国新平，捻、苗、回犹炽，保举武官，竟如此之多，其保至三品以上者，据曾国藩言，不下数万人。战争之际，虽无实缺，尚可于营中效力，领支饷银，及后乱平，多遣散回乡。其人狃于得官取财之易，不知营生，一部分投入会匪，乘机为乱。其有奥援者，则有差委，顾此为极少数之幸运分子，其随旧日长官而冀谋得一差或一职者，则数甚众，生计困难，自不能免，乃屡有造谋，发生巨案。 捐输　其他政治上之不良影响，则政府因乱收入锐减，而军费浩繁，支出增加，官吏一再减成发给俸金养廉，固仍无济于事，乃广开捐输。捐输由来已久，清帝亦常开捐，要当灾乱或财政困难之时，收入年约三四百万两。无奈内乱正亟，人民救死不暇，各业停顿，现金自不易得，且政局尚未安定，倘或叛人攻陷城邑纳捐者危险孔多，故开捐之后，收入并不甚多，乃改例减价，降级者亦得捐复，富人且可为其已死之父祖捐得追封。据浙江巡抚王凯泰奏疏，出银三四千两，即得道府，千余两即为知县，百余两即为佐杂。会内乱次第平定，热于入仕者，因而利用事机纳赀为官，同治中叶捐输一途，年约百万，可见入赀者之多。各省候补者，莫不有人满之患。其人视官同于投资求利，他日得一实缺，何能责其善治其民？ 候补官之窘状　军功捐输深受内乱之影响，造成仕途冗杂之现状，二者自时人观之，得之均属甚易，正途出身仍极高贵。士子按期应考，每科必有录取，院考乡试固无论矣，会试录取二三百人，其授官者，在京或一二十年不得补缺，其入翰林院者或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俸金又少，难于维持生活。故京官多望外缺，无如缺少官多，甚者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非善于钻营或有奥援者，盖不易得。候补官员居于省会，每逢初一十五，例须亲至督抚衙门行礼。其人多无进款，衣食艰难，甚至自杀。正途出身者，尚能作文，应付月课，优得津贴。于此穷迫生活之中，而捐输者并不减少，盖居官致富者，常为人所论及，而失败者无人注意也。清季吏治之腐败，此其原因之一。 军队之未改革　内乱之久，军队战斗力弱，不足以平乱，实一主要原因，其造成者，一则武举不适于用，将士多行伍出身，兵士未受严格之操练。一则兵丁饷银太少，尚不能全数发给，将士吞没缺额之饷，乃听其营生。一则器械多为古代遗物，外国枪炮之威力，不为国人所信，双方以刀相杀，勇者胜耳。内战之平定，非旗兵绿营之力，乃临时召练之乡勇。其人饷银较厚，作战勇敢，又有智谋之士指挥，故能胜利。然时所谓精兵，操练不过数月，军器仍为刀矛鸟枪，是以老师糜饷，历久始平内乱。战后，乡勇一部分解散归农，朝廷恢复旧有兵额，余则未有重要改革。左宗棠奏请裁减福建额兵，增加饷粮，实有所见，无如朝廷上无人主持，为之奈何？乱前腐败之情状，一一恢复。 外人明了中国情状者，莫不主张改练军队。其来中国初为商业，内乱妨碍商业之发达，英于广东代练军队，则其例也。其有政治野心或欲见好于清廷者，亦欲代平内乱。朝廷疆吏多所疑虑，外国又相疑嫉，未有所成。外兵参与战事者，固多有功，外人统率及操练之兵，亦多胜利。常胜军于东南作战，法国洋枪队于浙东作战，均其例也。其胜利之最大原因，则为炮火摧残之威力。李鸿章统帅淮军，驻于上海，书告曾国藩，言外兵进攻嘉定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后又书告曰：“洋人火器攻城夺垒及船上开用，实为无敌。”其意则欲其师倡用，开通风气也。而曾国藩始终坚持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无所改革。常胜军解散，淮军收用其炮手，故战斗力强于他军。关于雇用外人练兵，曾言愈少愈好，李称费用过巨，征调且有掣肘，恐有尾大不掉之虑。朝廷接受其意见，雇用之外人均先后解雇，新军毫无影响于时。 舰队之解散　关于水师，沿海诸省多有兵船，然皆有名无实，不敢驶出外海，追剿海盗。湘军作战颇赖水师，水师船少炮劣。恃风力人力而行。太平军于南京一带之沿江要塞，筑有营垒，水师无法通过，亦不能断外船私运接济。恭亲王初欲购买外国军舰，未有所成，及太平军攻扰浙江，始诏购买船炮，筹银八十万两，饬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购兵船七只趸船一只，雇用英国武官兵丁水手六百余人，用银共一百零七万两，船于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到华。其时形势剧变，太平军迭次败挫，已近灭亡时期。军船原为助攻南京之用，而曾氏兄弟坚决反对，乃因统管权之争执。曾国藩建议将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船为英国所得。中国先后用银一百四十五万七千两，未一利用，诚一骇人听闻之事。 海军及机器局之创办　顽固之士大夫反对调遣兵船助战，多出于私心，轮船行驶迅速，便于交通，亦为其所知悉。上海购置轮船二只，归总督曾国藩节制，则其明证，曾于安庆招工试造轮船，固未成功，派员出洋购办机器，后于上海扩充机器局，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造一轮船名曰恬吉。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左宗棠于福建马尾创设船厂，雇用法人主持，会督师北上，疏请诏授沈葆桢船政大臣，并得会衔奏事。惜其办理未能得法，糜款多而造船少。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中、日台湾交涉案起，朝臣力言筹办海防，始乃积极筹办海军。关于军械，李鸿章久知外国枪炮之威力，先于上海设局仿造子弹，后并制造枪炮，及代理两江总督，又于南京设局制造军火，迨任直隶总督，扩大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之机器局。他省亦有仿办者，顾多规模狭小，任用非人，未有昭著之成绩。英使初荐英官监理军火，兼铸大炮。恭亲王奏言费多，未悉其人，不宜遽假以管理火器制造炮位之权，竟托辞拒绝。此新事业创办多无成效之一主因也。 同文馆之创立　同文馆之创立，亦新事业之一。中国自订约通商以来，未有精通外国语言文字之人，而外国译员能读我国经史，恭亲王等请设同文馆教授英语。馆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明年，添设法文、俄文二馆，共学生三十名。上海、广州各设学馆，亦偏重语言。恭亲王后请再添一馆，学习天文算数，考收翰林及由进士出身之官员。朝臣倭仁等反对奉夷人为师，力持不可。会天变诏求直言，言者诋毁恭亲王，几兴大狱，应考者七十余人，考取三十一名。其人多八旗子弟，正士固不愿入馆，设备较善之学校，竟无若何重要之影响于国中。马尾船厂附设学校，教授英文、法文，亦无若何成绩。国中需要切实有用之人才，而时未有学校可以养成，曾国藩、李鸿章接受粤人容闳之建议，书请总署访选幼童赴美读书，总署从之。原议年派三十人前往，以四年为限，十五年后返国。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派出，其人年龄太小，乃于美国兼学国文，政府后得监督不满意之报告，将其招回，学生初未为人所重视。其他新事业之创办，尚有招商局等，亦无重要成绩。 改革失败之原因　总之，中兴时代政治上未有改革，反受内乱之影响，积弊增多。时当世界交通日趋便利，中国闭关墨守成法，决不可能，而朝廷上未有果断能决大计之君主，认识新时代之大臣，不能辨别是非轻重，有适当之决定。其困难之症结：（一）朝臣疆吏思想浅陋，明知己不如人，既不努力有所建设，又不虚心学习外人所长，自欺自蔽，其人盖古所谓绝物也。（二）士大夫夷夏之别太严，怀疑外人，成为普通心理。长官雇用外人者，又常冒夺其功，外人不服，乃称其不受羁勒，心不可知。李鸿章书告曾国藩曰：“洋人横戾，断不能操纵由我。”又尝曰：“我辈尚不能提调洋人，委员何能提调？”此足以见时人之态度。列强在华，又相忌嫉，互进谗言，益足以坚时人之信心，终遂未有重要之改革。近代中国恶劣现状之造成，原因虽多，而昏庸无识见之士大夫，负有重大责任，实一明显事迹也。 [book_title]第八章　同治朝之外交 国际关系之剧变　咸丰十年（一八六○），《北京条约》成立，并互换《天津条约》，中国国际关系为之根本改变。其明显之例，一则使馆许设于北京。中国向无此例，君臣多所顾虑，莫不认为重大损失，坚持反对，换约启衅，多由于此，败后始肯承认。其他各国遣使来华缔订条约，中国许其享受特殊权利，犹不允其公使馆早日设于北京，殆以为数年后，洋务转机，列强已设之使馆尚可取消也。一则商埠增加，数近二十。列强多于商埠设置领事，外商贸易之机会大有进步，且可持一护照游历内地，先进国原无商埠，外人持有护照入其境者，经营商业，或游历城镇，固无区域之限定。中国囿于历史上之传说，不能一旦全国开放，然视旧日进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联军入京，外交上之事务繁多，理藩院管理属地王公封爵朝贡，及与俄公文往来，礼部管理藩国朝贡，朝廷并无适当之外交机关。南京条约而后，两广总督奉旨兼钦差大臣，办理交涉事宜。外人信其奏报类多误解事实，尝使人北上，投递致军机大臣照会。清帝则称内臣不问外交，外使乃有照会皇帝者。至是，恭亲王主持和议，条约先后成立，而办理善后事宜尚无官署及负责之人员。王请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宗许而从之。衙门于咸丰十年冬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或称总署，初有大臣三人，后则增至数倍，人数不免太多，责任反不专一。外省交涉大员，朝廷初欲两江总督兼办南方交涉，曾国藩力持不可，因设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抚薛焕充任。薛焕后请辞职，改命总督兼理。北方初设三口通商大臣，后命直隶总督兼任。领事官职甚低，条约许其与道府往来，竟以行使条约上让与之权利，地位提高，有与督抚往来者。 入觐之争执　外使驻京原为西方国际惯例，中国唯有贡使，例须叩头谒见皇帝。外使欲照外国习惯，觐见皇帝，呈递国书，对于叩首认为有碍国体，不肯考虑。总署大臣知其违反旧例，声称皇帝冲幼，太后听政，本国大臣尚不能自由对语，不允照办。后穆宗大婚，外使以为将往恭贺，而总署遣使告其于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无奈，许而居于使馆。明年，穆宗亲政，外使要求入觐，议商多日，许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礼。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犹豫不决，恭亲王奕奏称不敢自专，忽又奏言将致启衅，迟至数月，帝始许其入见。会日本大使亦要求觐见，久乃许而从之，仪节由总署议定，先请外使演习。觐见之日，帝御紫光阁，大使先见，外使继之，法使又递国书，礼毕而退，为时甚短。帝命于总署宴之，外使认为不满，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条约载明中国遣派使臣驻于外国，顾历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难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总署尝以遣使外国是否可行？询问督抚。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实未明了公使之职务与重要。外使则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国之实况，除去双方之隔阂与误会，迭请朝廷遣使出国。总署多所顾虑，不敢奏请。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总税务司赫德返英，说恭亲王遣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外国，增长见闻。王许其请，并派六十三岁之斌椿同行，学生年青，斌椿懒于动作，抵欧后不愿游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响，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国，总署大臣忧虑将届修约之期，外国提出要求或至干涉内政，接受赫德之建议，请派蒲安臣聘于外国，太后许之。蒲安臣亦欣然奉命，会同属员于明年出发，先至美国谒见总统，议订条约，华工自由渡美，美不干涉中国内政，俄往英国。英外相表示亲善之谊，宣布外交政策，后聘于大陆列强，蒲安臣死于俄国，属员回国，亦未改变其思想。后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无所得。 对外思想之不变　困难之症结，则对外观念，一无更改。曾国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国枪炮之威力。曾与李鸿章书曰：“九洑洲下关各贼垒，似非轮舟炸炮所能遽破。鄙人尝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营，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军不因此而震骇。舍弟亦还以炸炮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动。左帅以四十余斤之炸弹，打入龙游城内，贼亦不甚慌。顷水师在金柱关抢贼船百余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则洋人洋器，亦会有见惯不惊之一日也。”曾氏立论根据，多就南京一带作战之事例而言。舍弟指曾国荃，时统湘军，进驻雨花台附近，尝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关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关则在南京上流。龙游故事，乃左宗棠炮轰浙江龙游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谓西洋大炮无用，故曾氏引之为证。朝臣顽固者更不足言，其人固不信外国亦有高深之学艺思想也。后曾、左与外人接触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则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难　中国思想不变，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较中外之制度，采取外人之长有所改革。赫德尝递《局外旁观论》于总署大臣，主张中国矫正虚饰，实事求是，外国有火车、轮船、工织机器、邮局、电报、银币、军火、兵法，中国宜早兴办。关于外交，宜守条约，早日解决争执。总署置之不理。会英使馆参赞著《新议论略》呈递总署，主意则中国宜变成法，遣使驻于外国，建筑铁路，敷设电报，开采矿产，操练军队等。总署始以事关重大，奏报朝廷。太后命疆吏筹议，疆吏类多对外知识幼稚，全以恶意解释，兹引江西巡抚刘坤一之言，以概其余。刘氏立论之根据曰：“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是变我之人心风俗。至于轮船、火车断不能从其请，遣使出国则弃重臣于绝域，令得挟之为质。”其主张之外交，则以夷攻夷也。信如此说，则订约通商，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则全为传统思想所囿，稍有常识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当时则为强有力之意见。此新事业创办之困难也。 中国倾向于闭关，而世界交通以轮船、火车、电报之发明与利用，大为便利，闭关不惟不能维持，外交问题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别为三：曰订约与修约，曰教案，曰商业权利，兹分言之。 订约与修约　自北京条约成立，小国利用时机，遣使来华通好订约。中国于新败后，有所顾虑，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经验，对于丧失主权或权利之条款，不知其损失之重大，亦不筹谋补救之方法。小国使臣多得大国之介绍。订约初在天津，后在北京，以大国条约为根据，遇有争执问题，大国公使出而调停。总署大臣往往让步，订成条约。其先成立者，当推普鲁斯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其不同于强国条约，唯使馆暂不得设于京中耳。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诸国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以强据澳门之故，朝廷不肯批准，余则不问国之大小，商业之轻重，均享受列强所得之商业权利。日本订约较迟，独不得享受最惠国待遇，日商贩运洋货、土货，均须交纳厘金。其条约成立，则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国条款之非，且以日本地理相近，多所顾虑。商业上之不平等待遇，乃为二国交涉问题之一。 总署大臣以为修约问题，造成战祸，咸丰八年之中、英《天津条约》载明十年修正，将近修约之期，深以为患。太后谕疆吏筹议，复奏所论不同，要多牵强附会之辞。同治七年（一八六七），英使阿礼国提出修约节略，要求免去厘金，多开长江及沿海商埠，内地设栈，轮船得驶行于内河等。总署谓其关系人民之生计，不愿多所让步。美使出而助英，亦无所成。明年，英使声称修约，将与他国一同办理，总署大臣患其合力谋我，请其议商条件，历久交涉，订成条约。中国添开商埠凡二，免去英商之厘金，外船驶行于内河者，待遇同于华人。所得者唯鸦片输入之增税耳。英商时多贩运鸦片，恶其提高税率，群起反对，政府因而不肯批准条约。修约暂作罢论。 教案　耶稣教传入中国三次，均归于消灭，要与中国之理想不合。士大夫对于传教，视为败坏人心风俗，尽以恶意解释其慈善事业。中国男女授受不亲，而教堂则男女一同唱歌敬拜上帝，中国慎终追远，重视祭祀，教士则反对祭祖。北京条约而后，天主教神父、耶稣教牧师均往内地传教，或租购产业。其来华者惟欲教徒之增多，广为收纳，中杂不良分子，往往欺凌乡里。士大夫遂以为凡信教者皆为奸民。不肖者更捏造蜚语，诋毁教士，士大夫从而信之。魏源于《海国图志》称入教者，吞受丸药，归毁祖先神主，并得领银三次，同教男女共宿一堂，病终，牧师来取目睛，用以炼银。夏燮于《中西纪事》亦引用其说，一似真有其事，使在今日，徒供识者一笑而已。乃在当时竟为强有力之议论，教案遂多。其较严重者，有南昌、贵州及天津教案。南昌系绅士主持，值逢郡试之期，生童聚众，毁坏教堂，并拆毁信教者之房屋。巡抚沈葆桢自负办理不善之咎，不许缉捕暴徒，报至京师，历久磋商，出银二万两，并给与九江城外空地一方，始得完案。贵州则提督田兴恕打毁教堂，伤死教徒，法使迭次抗议，并遣舰队驶入长江示威，久始解决。他如四川、江苏、湖南等地，亦有教案，类多出款结案。所可怪者，地方官负有维持治安之责任，生童俗所谓读书明理之人，乃一不能弹压暴民，一反煽惑滋事，政治之腐败及士大夫之无识，均于此毕见矣。其几引起重大事变者，当为天津教案。 初法国神父于天津建筑教堂，名曰仁慈堂，出钱收养婴儿。同治九年（一八七○）春，天津屡有儿童失踪。时人多信外国之富，由于用睛练银，魏源于《海国图志》称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纹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津人疑失婴为外人所为。会仁慈堂儿童传染疫疾，死者颇多，津人益疑，值捕得拐犯，供称与堂中仆役有关。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会同法领前往调查，所得结论，外间传说全无根据，而暴民不信，竟围教堂。法领怒而于崇厚前鸣枪，出而于教堂附近枪击府官。暴民因殴杀之，毁坏教堂，杀害教士等五十余名，并劫其他教士住宅，驻京公使共同抗议。太后饬曾国藩赴津查办。 曾国藩抵津，言者不一，朝臣不知案之始末，竟言备战，太后且信仁慈堂有人心人眼，而曾国藩奏称并无迷拐人口之事，挖眼剖心，全属谣传，士大夫闻而讥之。曾亦不肯查拿正凶，法代办提出要求多端，如府县官抵命。曾则除惩凶赔偿损失而外，概不之许，形势趋于严重。朝命大员赴津会办，仍无进步，太后谕李鸿章将兵入直，曾国藩调兵防守要害，并令沿江沿海之督抚严行戒备。法则以军舰示威，战祸将起。李鸿章奉旨为直督，给与教堂银四十六万两，崇厚赴法道歉，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犯。醇亲王奕 视为让步太甚，愤而辞职。总署大臣监于往事，订成管理教士章程，其主意则教士顾及中国之习俗，不得侵犯官吏之权；对于奉教者，必先查明来历身家也。各国公使意见不一，未有成功。士大夫思想一无改变，教案仍为外交上问题之一。 商业权利　列强与中国订成条约，多谋促进商业。同治末年，欧、亚益便，其明显之证，则同治八年（一八六九），苏彝士运河开通，驶行欧、亚之船只不再绕道非洲好望角，路程减少。同治十年，上海、伦敦间海线完成，商情报告，由是大便。外商于吾国享受之权利，超过于任何先进国家给与外商之权利，就本国商人而言，亦远不及其待遇之优厚。其造成之原因，一则政治哲学轻视商业，朝臣疆吏多不明了经济原理，不知适当应付新环境之方法。一则本国商人资本短少，类多未受良好之教育，又无类似商会之组织，维持或保护其利益。一则外国科学发达，轮船驶行于吾国商埠，国内唯有帆船驶行，何能与之竞争？外船遂处于优利地位。外商享受之特殊权利凡三： （一）沿海及内河贸易　外船行驶于一国海岸，凡至一港，例须纳税一次。南京条约开放五口，未有若何规定，善后约章亦未载明。中、美望厦条约始许外船纳一次税后，驶行其他口岸，无须纳税。此乃本国船只享受之权利，竟许外人共之。及长江开放三口，外船行驶江内各口，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军舰以保护侨民为名，因得自由行驶于内河。 （二）领事裁判权　外商处于被告地位，无论个人或其财产，均不受中国法律之拘束，法官之审判。凡本国商人所纳之捐税，可得拒绝不付；且重要或商业发达之商港，列强多有租界，界内成一特别区域，非中国官员所能管辖或能干预，其在吾国诚所谓有权利而无义务也。 （三）子口半税　征收商货税之机关，主要者有江海关、常关及厘金局。本国商人无论贩运国货、洋货，凡遇关局均须纳税，路程远者税金或超过物价。外商根据条约，纳百分之五正税及百分之二·五子口半税而已。子口半税为厘金之代替税，凡外商贩运洋货及国内土产，纳此税者免去其他捐税。本国商人贩运者，仍旧照纳，乃不能与外商竞争，诚工商业之自杀政策也。 海关之改组　于此情状之下，国人全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既未觉悟，亦不知应付方法，乃受支配于环境，随世事为转移。其倒行逆施不足以为人患，徒自损失，而久处于衰弱之情状，增加人民之痛苦，备受强国之欺侮。己不如人，既不振作，又不模仿，古所谓绝物也。士大夫之居高位者，多属于此，误国之罪大矣。失望期内，其较有成绩者，当为海关。海关雇用外人，授以大权，始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上海小刀会作乱，无法征税，道台迫而商于领事，雇用外人，改组海关也。其试验之结果，外人认为满意，《天津条约》承认推行此制于他口，各地江海关先后改组，革去弊端，成绩昭著。总署先命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后命赫德充任。赫德深为总署大臣所信，颇有建设，顾亦迫于环境，非自动改革也。 [book_title]第九章　光绪初年之内政 德宗入承大统　穆宗病死，尚未有子，两宫太后召集御前会议，慈禧主立醇亲王奕 之子载湉。载湉时年四岁，为慈禧之妹所出，可视如己子，且其年幼，可久专政。载湉嗣位，是为德宗，改元光绪，时一八七五年也。太后谕称“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大行皇帝指穆宗而言，尚无嗣子，德宗承继文宗，朝臣有疑太后不为大行皇帝立后者，奏请立一铁券，载明皇帝生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竟奉旨申斥。光绪五年（一八七九），穆宗及皇后安葬，吏部主事吴可读尸谏，遗疏请皇太后明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太后得奏，谕朝臣复奏，奏入，旨称吴可读之请，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日后生子，自能慎选元良，继承穆宗，问题方始解决。 慈禧之专横　德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为当然之事，王公大臣循例奏请，懿旨许之，且曰：“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二宫太后听政既久，性情不同，慈安旋死，时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春也。慈禧欲矫向时敷衍政策，谋有所为，顾囿于环境及传统思想，不能决定大计，有所改革，徒寄耳目于言官。言官妄发议论，根据莫须有之辞，攻讦人私，或阻挠新事业之创办，反而有害于政也。 亲王之重用　慈禧临朝，仍用亲王宦官，恭亲王奕于同治中叶已为慈禧所恶，免去议政王大臣，后谏阻修筑圆明园为帝严责，改降郡王，及德宗嗣位，仍在军机处行走，兼办外交事宜。顾王多所顾虑，小心益甚，不敢再有所言，光绪十年（一八八四），驻防安南北部之兵败溃，太后斥其因循误公，开去差使，军机大臣同之去职者甚多。太后诏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处行走，贝勒奕劻在总署办事。二人皆为庸才，一无建树，其得重用者，盖善于逢迎，为太后所喜也。奕劻俄升至郡王，后且亲王矣。德宗生父奕 ，遇有国家大事，亦得有所奏请，或有建议。朝廷于中、法战后，深知海军之重要，奕 主持海军衙门，衙门组织近于军机处总署。宦官则总管太监李莲英最为太后所信，收贿招摇，均所不免，帝虽知之，亦无奈何。 德宗之无权　德宗年幼入宫，宫中礼节繁琐，遂无母子之亲，又无昆季之爱，唯师傅翁同龢为其所亲昵。太后久握政权，而帝年龄已长，乃于十二年（一八八六）谕称明年正月举行归政典礼。识者知其意旨，争言不可。奕 奏曰：“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即内廷寻常事件，亦不可少弛。前微臣愚以为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军机大臣世铎等奏请太后“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非第用人行政大端有所禀承，即现在一切变通整顿之事，及中外交涉一切机宜，皆得躬奉徽猷。备聆心法。”懿旨尚不之许，但称调护提撕，不容卸责。大臣再以为请，皇帝亦再四恳求，乃允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十五年（一八八九），德宗大婚，立那拉氏为皇后，慈禧侄女也，进朝臣长叙二女为妃，曰瑾妃珍妃。 朝廷之软弱　太后听政，对于兴革大政，常无主见，疆吏之权益重。朝臣张观准奏称，乱后督抚每有便宜陈奏，朝廷往往曲为允从，积久疆臣建议多行，廷臣条奏仍交其酌议。道光以前（十九世纪初叶），各省有大用度，得奏方敢动用，惟赈饥可便宜行事。乱后于款用后，不过一报了事。此就一二端而言，大臣固欲矫正内轻外重之弊，无奈朝中无一远见之政治家，其所指摘者多属无足轻重之事，何能有所成功？实际上任用之人，多由军机大臣拟进，外臣引见亦由枢臣询问，其他位殆视前重要，惜其人不知利用时机，本于门户之见，互相忌嫉耳。其相争也，无一公开辩论，而唯阴谋相尚，秘密活动，无论对方人才若何，计划若何，徒从事于破坏而已。 仕途之困难　各省吏治多因仕途之冗杂，无法整顿，正途出身者，任用亦遥遥无期。御史彭世昌奏曰：“正途到部者，求补一缺，动需一二十年。吏部虽有选班，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轮到。壮年通籍，则白首为郎，暮齿分曹，则半途求去，人才抑塞，欲进无由，”情状殊亦可哀！正途出身，以入翰林院为幸，散馆考试，名列高等者，例授编修检讨，次则分派，为六部属员，次则铨选知县。彭氏所言指各部候补官而言，多者一部数百，少者亦不少百数十员，故任用无期也。各省候补官员杂有武功及捐班出身，尤形拥挤，幸而得一官职或一差委，俸给又少，不得不营私舞弊，或受人馈遗。其人视官为营业，既欲获得花利，又顾及将来生活费用，不得不如此也。其治理一地，主要职守，则为征收钱粮，维持治安。境内获有匪盗，则用非刑拷问，其名目繁夥，言之心悸。人民无罪如为人作证，或因嫌疑羁候之人，例“无赡养明文，一入班房，生死即在胥吏之手。”讼狱为胥吏生财方法之一，官员亦可得贿致富也。 财政状况　财政状况，视同治时为佳，其主因则内乱已平，军饷稍减，政府收入且因关税之增加，厘金局之创办，颇有增加。初清代中叶，收入年约四千万两，库有余金，其收入以田赋为大宗，约三千万两，盐税次之，约四五百万两，关税又次之，约三百万两，捐输虽非经常收入，开捐之年常在三四百万两之间。嘉庆而后，政府支出增加，始患入不敷出。咸丰朝内乱孔亟，收入只及往日十分之三四，乱平之后，江、浙诸省荒地甚多，田赋稍有减少。盐税捐输，未有重要之增减，关税则以国际贸易视前发达，海关税吏办事认真，香港澳门漏税问题次第解决，收入增达一千余万。厘金原为军兴创办之税，初欲于军事平定，即行废除，乃因征收日久，督抚视为地方重要收入，不肯裁撤，年约一千余万，合计年凡六千余万。支出以皇室经费及军政费为大宗，新设之机关如各省机械局福建船厂，创办海军等，需款甚巨，平日收入尚可足用，一遇战事，则借外债。顾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户部采紧缩政策，不购军舰军火，收入尚有赢余，中日战争之年，外债几将还清。 陆军　军队自内乱平定，可分为三，一曰旗兵，不堪战斗，无足轻重。二曰绿营，扰民有余，战斗力弱。三曰勇，湘军、淮军，皆其例也。勇丁饷银较厚，指挥得人，以勇敢善战，称著于时。顾其军器恶劣，勇丁未受严格之操练，实不足以称新军。外人操练之兵，人数无几，教官先后解雇，未有影响于时。其困难则新兵需款太巨，而朝臣疆吏又不信任外人也。国中军队凡六十余万，缺额甚多。左宗棠奉旨查覆湖广总督李瀚章参案，论及军队曰：“原奏湖北防军，每营虽称五百名，实仅三百名，口粮悉为营官侵蚀，火长夫银悉归统领侵蚀。所冒领之军器军装，变卖分肥。臣按言者所陈各情节，实各省通弊。臣就所历闽、浙、陕、甘等处言之，无不如此。”左氏所言，根据亲身经验，无可非议，此对外战争失败之一原因也。 海军　关于海军，中国沿海诸省，多设水师，内乱平后，长江亦设水师。顾其战斗力弱，不足以抗军舰。上海、马尾各设船厂，马尾船厂规模较大，糜款甚巨，不幸不善经营，积弊太深，以致造船不多，朝臣有奏请停办者，终无改革。识者乃欲购买外舰。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朝廷议定海防费四百万两，命各省筹拨，初则尚有解款，后多托辞推诿，购买兵船，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其所置者多为蚊子船，江苏长官亦有购买，北方又筑大沽、旅顺炮台。后中、法战起，福建兵船尽毁，遣往台湾援兵无法运输，朝臣疆吏益知海军之重要。会新购二只铁甲船来华，朝廷诏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奕 等管理海军事务衙门，建筑威海卫港，雇用英人为教官，成立北洋舰队。后教官去职，部议反对购买军火兵船，海防费一部分且移作修筑颐和园之用。海军将佐多为闽人，不服提督丁汝昌管理，纪律颇为废弛，南洋舰队实力更弱，无足轻重。 言官之乱政　政治上未有改革，一二新事业之创办，全受支配于环境，亦非彻底觉悟之表现。太后不知新时代之问题，国内之需要。而徒囿于传说，轻信言官，一则以为可收集思广益之效，一则视为耳目，监督大臣，一则遇有水旱星变，诏求直言。由是朝议纷杂，大臣畏首畏尾，不敢负责，备员充位而已。遇有外交争执，言者往往上书争论，实则昧于世界大势，不知此事之症结，徒唱高调，牵强附会，贻误国家。其人借以求名，时流更奖奉之，造成虚矫之习气，及其出而任事，荒谬或过于其参奏之大臣。郭嵩焘留心国事，深知其弊，尝痛言之。其警切之语曰： 若视其大臣日在猜嫌之中，而使疏远小臣，揭发其阴私，指摘其小过，以矜激直。庙堂之上，荆棘丛生，大臣救过不遑，互相交结，各顾其私，为害反甚。……国君进贤如不得已，若因一言之有当圣心，遽资倚任，加之显擢，群怀希悻，相率效尤。倚托攘斥夷狄之美名，人挟一疏，急求荣进，迨至事件属己，变故骤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流俗无知，摘其章疏告示，传以为笑。 郭氏时已退休，所言无所顾忌，深切时病。要之，中国之旧日思想，多为古代之产物，不足应付新时代之问题。朝臣上无明决之君主，远见之政治家，决定大计，终不易改革积弊，跃为强国，惟受环境之推移与压迫，亦不得不创办新事业焉。兹略言其主要者于下。 （一）海关　初五口开放，各有海关，关吏勒索舞弊，均所不免。上海国际贸易渐占重要地位，及上海小刀会作乱，外人抗不纳税，关道迫而商于领事，雇用外人，征收税银，《天津条约》而后，推行其制于其他商埠。同治二年（一八六三），赫德奉命为总税务司，俄设官署于北京，更提税银，设置浮椿塔表等，便利航行，唯香港、澳门漏税，光绪中叶，方始解决。所可惜者，高级关吏，皆为外人。外人为中国雇员，理论上主权虽未丧失，事实上则海关行政权反操于外人。 （二）交通　世界交通以科学之进步，趋于便利。咸丰初年，轮船驶行于沿海口岸，及长江开放，往来于内河商埠。国内帆船不能与之相争，识者忧之。李鸿章拨款创设招商局，购买轮船，运输漕米，终以不善经营，亏耗甚巨，幸赖李鸿章之维持，基础始固，然尚不敌外船之势力。铁路亦为主要交通事业之一，英商初筑淞沪铁路，江督出款购而毁之。李鸿章等筹筑铁路，亦为言者反对而罢，乃以军舰需煤，筑成唐山胥各庄铁路，后用海军衙门之力，将其延长，南至大沽，北达山海关，为中、日战前中国唯一之铁路。电报传递信息，可称迅速，外商初自香港设置海线，直达上海，朝廷尚不欲架设。及中、俄伊犁交涉案起，始知其便，准许架设，初为官督商办，敷设电线，达于各省，惟湘南绅士反对，未达长沙。 （三）教育　旧教育轻视知识，不适于用。识者建议利用同文馆，讲习天文、算术等。守旧大臣尚百方反对，由是设备较为完备之新学校，未能养成有用之人才。地方创设之方言馆等，更多有名无实。朝廷遣幼童渡美，光绪初年，竟将其撤回，亦有留而继续读书者，顾初不为人所重视，未有影响于时。光绪二年（一八七二），李鸿章遣军官卞长胜等七人渡德，学习军事。所可怪者，其人不通德语，中有不肯学习，并阻他人学习之事。马尾船厂派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等科，以三年为期；期限太短，未有明显之成绩。李鸿章创设之武备学堂等，办理殊未得法，亦不足称。 农民之状况　政治上未有改革，民众以耕种为业，足不出百里之外，多为习俗所拘，社会尚未受外影响，或其势力所支配，民间犹为自耕自给之社会。男耕种，女纺织，家有余粟，以市生活必需之品，所织之粗布可供一家之用。大乱平定之初，土地荒芜者多，农民耕地有余，生活尚不十分困难。其主因则国内交通不便，剩余之谷，无法运出，且官吏绅士囿于传统思想，禁止运谷出境也。于是谷价低廉，土地较瘠之区，所得甚或不足以供赋税，农民不愿多所耕种，一遇水旱之灾，生计即感困难，此就大杀后地广人稀之区域而言。户口繁密之区，更形艰苦，识者忧患人口过剩，实有所见，闽、粤壮者尚至海外谋生，北方人民出路较少，又广殖罂粟，一遇灾荒，情状尤苦，山西则其明证。山西于光绪三年（一八七八）大旱，阎敬铭奉旨办赈。奏言其见闻曰： 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冬令北风怒号，林谷冰冻，一日再食，尚不能以御寒，彻旦久饥，更复何以度活？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 朝廷诏免田赋，拨款救济，国内海外均有捐款，而死者据时人估计约五百万人。其数不免太巨，而死亡者多，固一事实。其造成之主因，则交通不便也，此乃凶年之一例耳。易子而食，又于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实现于山西。小灾更不可胜纪。非有大规模之建设，筹谋人民之生计，殆不能有所补救。灾后之救济，固非根本办法。闽、粤人民住于外国者，政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