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通史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85508 [book_dec]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book_img]Z_5571.jpg [book_title]序 叶龙 业师钱穆宾四先生著《国史大纲》，钱师尝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全书约五十万字，在八年抗日战争前后写成。此书沾溉于后世，至今仍风行海内外，于两岸三地，多次重印，其受欢迎之程度，犹胜于昔。 宾四师在创办新亚书院期间 [1] ，曾先后开讲“中国通史”多次，在下亦曾修习，并详作笔录，今整理成《中国通史》一书。撰《国史大纲》之时，宾四师亦另编国史读本，供学生课堂外之阅读，读本凡得百万字。宾四师尝言：“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于课堂外先治此书，可药高心空腹之病。今《中国通史》简至十余万字，出版方谓之“《国史大纲》课堂版、极简版”，深以为然也。此书之于《国史大纲》，犹前《国史大纲》之于读本，两者详略轻重，各有互补。爰将此稿整理出版，以供读者参考。而记录难免有疏失之处，尚祈读者不吝指正。凡有一字之改正，皆吾师也。 * * * 【注释】 [1] 编按：1949年，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出任首任校长。当时名为“亚洲文商学院”，后于1950年改组并易名为“新亚书院”。 按语共分三种：“钱按”为钱先生当时所解释，叶按语均作“叶按”；编者所加注释均作“编按”。下同。 [book_title]第一篇 第一章 中国历史的分期 讲历史必须分期，但不能严格分期。 西方人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但中国史如此来分则不妥当。如果把秦代以前划分为上古，虽然可以，但由于中国史时间长，所以不妥当。我今把中国历史分为五期。 中国历史在上古以前，尚有史前期。按照一般来说，历史是有文字记载，由于近代发掘地层而新添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因此又有史前史，再上去有天文学，这些都是学历史必然要有的知识。 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叫作史前史，靠器物（用具）保留于地下，借着发掘而推想古代人民的生活文化，这既是古人的历史，也是田野的历史，亦是无文字的历史。一般来说，这是第一期的石器时期。这第一期又可分成两个时期：（一）旧石器时期，（二）新石器时期。古人懂得用石头，也不把它磨光削尖，就拿来用，此之谓旧石器；而把石头加以磨光削尖等处理后才加以运用的，便是新石器了。 第二期便是铜器时期。此时期已有文字。 第三期则是铁器时期。铁之发现是在铜器之后。 第四期是电器时期。 第五期是原子能时期。使用原子能是人类历史的新观点。 全人类在史前史时，都经历过使用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期，此后讲历史便得根据历史的记载。 第二章 黄帝与殷墟文化 文字由何人所创？又由何时开始？一件东西的发明，绝非一个人能成事，而是陆续由人不断改进，但讲出来时便只举出一个代表人物而已。有说文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这个说法不全对，在何时由何人发明很难讲，此乃经过许多时代许多人积累合成的发明。 在没有文字前，人们只能用记忆，即是口说相传，将该时代所发生的大事一代代地传说给下一代，亦称“口口相传”，便称为“传说的历史”。因此，就有人在传说中羼进了神话的成分。 中国的祖宗是黄帝，因黄帝以前的人不值得一提。在神话中有部分是不真实的，并非信史，只能称是“传疑的时代”。文字记载前的历史是传说，是神话。或者先从器物再讲到文字也是一种说法。但把器物与神话加以联系融会贯通，到如今仍没有人能做到这一步功夫。 黄帝究竟是新石器抑或旧石器时代的人，至今仍难以定论。如要根据史前史、考古学来说则是可以的。神话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嘴讲的话不一定有证据，但可能是真实的，而仍无证据可说，却不一定无证据。胡适先生认为一定要证据是不对的。传说也有可靠的。诸葛亮借东风是神话，但赤壁之战是真的。 近来我国讲史喜讲器用和田野发掘，但无人讲传说神话。其实，传说多有可信的。也因此近代的上古历史的看法可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是传说，一条路是器物。 关于地下发掘方面，主要是在造铁路时发掘所得。 我国有两大极重要的发现：一是殷墟，发现了商代文字。 [1] 照中国的传说，讲历史是从五帝 [2] 开始，五帝在三皇 [3] 以后。三代是指夏、商、周。 今日在地下发掘出商代文字，故认为商代前均非信史，是神话之说，但我 [4] 认为传说也有十分之六七以上可信。 殷商是铜器时代，正式有历史。 商以前是史前史，这是一派说法，但我认为传说的追记历史仍有可信之点。以上两种说法如何会通，现在还没有到此时候。 历史包括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一是追忆、口说，二是器物与地下发掘。亦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 在黄河以北，平汉路西，太行山东，有安阳县，有一小屯村，发掘出很多东西，有古董贩子携往北京。我国药材中一向有所谓龙骨者，有药材商人拿去卖给北京做官的，发现是些龟甲、兽骨，甲骨上的花纹，其实是文字，当时称为“契文”，或“龟甲文”，或“甲骨文”。经研究后，认为此种文字作贞卜 [5] 用，是贞卜文字。 再进一步加以研究，知小屯村有洹水，小屯三面环洹水，在安阳县西北五里处，小屯正处于洹水之南。《史记·项羽本纪》有云：“洹水南殷虚。”项羽渡过洹水之南，“虚” （墟）者，有古人曾经住过，今已成空墟。 殷墟者，意即从前商朝人住过的地方。犹如今日之九龙城，原先是宋王台。 [6] 因此想到甲骨片上的可能是商朝人的文字。与《史记·殷本纪》一查对，确实不错，故亦称为“殷墟文字”，亦可称“殷墟甲骨文”，或可称为“殷墟贞卜文”。发现这文字到今天不到六十年 [7] 。以上所讲之殷墟文字是商王贞卜吉凶所用。 我国较早的是篆文，由李斯刻写于石板上。更早的是钟鼎文，刻于铜器上。最古的就是这种三千余年前的甲骨文了。甲骨文是商王用来贞卜的，与《史记·殷本纪》所说的完全相同。对于研究甲骨文最有贡献的要推王国维。王氏一举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因外国人特别注重古物证。如埃及文化的古文字，为法国人研究所认识，因而说出埃及历史；同样有人研究巴比伦之楔形文字，亦因此而推知其巴比伦历史；英国人亦在印度研究印度文字，法国人则在安南研究中国文字，借以了知印度和中国的历史。 外国人见了殷墟文字，才开始重视中国的古文化历史，因此顾颉刚说凡殷墟文字以前的中国历史都靠不住，竟说夏禹是大爬虫，他因而发起了疑古运动。胡适重证据，亦重视疑古之说。顾颉刚等人还著书一册，名之曰“古史辨”，此运动至今已历三十余年。 叶龙附志： 有一位英国人读了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他当年是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他想了解中国真实的历史，特地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某日来访问钱先生，这真是值得吾人警惕。 罗香林先生 [8] 是王国维的学生，当年王国维先生写了一篇一万余字的《古史新证》，证明“夏禹”的名字已刻在钟鼎文中，因此推翻了顾颉刚二十多万字的《古史辨》长文。 [9] 第三章 夏、商、周三代 盘庚时期商朝建都在黄河之北，此时已是商朝的下半期。 有人主张盘庚前没有历史，实在是胡说，而且也说不通。 郭沫若在日本看中国书，研究甲骨文，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回国，郭氏未去日本前曾写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说商代是游牧社会，所以郭说与顾说类似，实际上是破坏历史。 王国维先生如何认识甲骨文？当时发现十万片甲骨，自经发现甲骨文后，一直陆续在发掘，有四五千字以上。按照历史来讲，文字的创造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便可创造完成的，故龟甲文亦是逐步发展才能完成的。 从夏朝到商朝历时四百年，文字的逐步进化亦需要四百年，故文字在夏朝时实际上已有了。 第二点，在数千文字中，有“黍”“粟”“穑”“畴”“田”“禾”“米”“麦”等字，可见当时已有农业；且有“丝”“帛”及“圃”字等，可见农业已发达；又有“车”“舟”“宫”“室”等字，可以想象当时人的社会生活，已非游牧社会，实非常明显。 至于刻字于龟壳、牛骨上，要用极硬而锐利的刀才能刻上去，当时已有这种刻刀，可见冶矿之学已甚发达。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绝制造不出如此锋利之刻刀，可见龟甲文之出现，其历史已很久。 郭沫若看见甲骨文上有很多关于捉狼、捉鹿等纪事，便贸然说当时是游牧打猎社会，他并没有注意到这是当时帝王的高等娱乐。 总之，我们就是三千年，就比英、法等国要伟大，甚至罗马、希腊亦比不上我们。胡适说：“中国的大学历史很短，北京大学只有四十年 [10] 。外国大学已有六百年。”但我国汉武帝时，亦有大学。而二百五十年前的耶鲁大学，只有五十本书。试想一想，我们中国当时有多少本书？英、美、法怎么同我们比啊！ * * * 【注释】 [1] 编按：钱先生没有讲到的“第二大发现”，当指十九世纪末与殷墟同一时期发现的敦煌文献。 [2] 钱按：一说五帝是黄帝、尧、舜、禹、汤。 [3] 钱按：三皇指天皇、地皇、人皇。或指燧人氏、伏羲氏及神农氏。 [4] 叶按：此处之“我”是钱穆宾四先生自指。下同。 [5] 编按：即占卜。 [6] 编按：内文红色楷体部分的解释，均为原文作者所加。下同。 [7] 叶按：钱先生在新亚书院讲“中国通史”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下同。 [8] 叶按：罗香林教授当时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亦曾在新亚书院兼课数年。 [9] 编按：从五四前夕开始，疑古思潮兴起。顾颉刚属于代表人物。王国维则属于信古派。顾颉刚于1920年代前期撰文，并且编辑出版《古史辨》，1920年代先后出版八辑。1925年秋，王国维以自己的论文《古史新证》为基础，开设清华研究院“古史新证”课程。文章引述《秦公敦》《齐侯镈钟》等钟鼎铭文中的“禹”，证明了夏禹的存在。 [10] 钱按：胡适当年说北大只有四十年，因当时正好是北大建校四十年。 [book_title]第二篇 第四章 古代史之文字记载与器物发掘 讲古代史，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一种是文字的记载。有关传说的追记或神话，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一种是器物的遗留。可以信，但亦不可全信，因不知此器物究在何时，根据单一物件推测一切，故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故最好将上述两种方法配合起来讲，不能抹杀某一种。 《史记·殷本纪》与殷墟文字相符合，两者可会通。龟甲文即甲骨文何以有很大价值？由于殷墟古器物可以证明古史记载和古代历史。 既然《史记·殷本纪》可信，那么，《夏本纪》亦连带可信。这是我根据下列证据推测为可信的。因为： （一）因《殷本纪》可信，故《夏本纪》亦可信。 （二）历史上称夏、商、周三代，在《尚书》中，有《西周书》，中有周公之文，他讲商朝，同时亦讲夏朝。 根据周公的话，就可讲夏朝。如基督教的耶稣，无法掘出遗物，其记载中有很多神话，但不可全信，亦不可全不信，其理相同。故吾人对文字记载亦不可抹杀。 周公在《尚书》中讲夏朝，他在太史公前一千余年，太史公司马迁亦讲夏朝。 由殷商时代之器物发现，可以推算到商朝。我国将《楚辞》中之《天问》，及另一书《山海经》均当作神话，但殷墟的龟甲文经发掘出来以后，证明《天问》与《山海经》亦有可信之处。中国应该有夏朝，故殷墟所发掘的龟甲文，更可使我们对古代历史增加信心。 夏朝以外有周朝，周是侯，是政治上的名分，商是天子，《史记》记载甚明。 商是天子，周是诸侯，根据《史记·殷本纪》讲，周自明王系，商封为西伯，龟甲文有“周侯”两字。 商在安阳，周在丰镐，这是从文字记载得知。 何以小屯是殷墟？因《史记》有记载：“洹水南殷虚。”故夏朝亦应可信。此乃合乎逻辑的道理。 周王季之子昌为文王，文王之子武王名发。 光靠金字塔不能讲埃及史，要等文字读通后，才能讲埃及史。故研究古代史，大的方向应该靠书本。 殷周之际，太王有三子，大儿子太泰伯，二儿子虞伯，三子季王季，连名字都无，才是信史，是可信的，因讲者已忘其名。 王季生子曰昌，为太王宠孙，大哥与二哥商量，国家最好传给他，泰伯和虞伯便逃走了，由王季接位，后由昌传承王季，于是商封昌为西伯，即是文王。昌生子发，即是武王。文王有很多儿子，发或为第二子。商在河南，周在陕西，周去商是要从黄河摆渡的。 后来周打败商，商之箕子 [1] 逃到朝鲜，虽不能证明，但绝可信。朝鲜人亦知道。可见商朝与朝鲜曾有过关系。故商朝东可至朝鲜，西可管周侯，可见南方 [2] 亦可推测商有其政治势力。商朝之政治势力如此之大，约历时三百年，可见商规模之大、文化之高了。政治亦为文化表现之一，进步到如此田地，至少要好几百年。 按照旧书所说，夏、商是封建时代，周亦是封建时代。 周朝人要跑到东方，可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出函谷关，到洛阳；一条路是出武关，到汉水、淮水，再可到南阳豫、襄阳鄂，再经汉水、淮水到长江。故周朝是翦商，渐侵商朝，打倒商后，变成新王朝了。 但当时商朝已有七百年历史，周武王灭商后，回丰镐去，因年老而两年后崩。周武王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慰问民众，讨伐商朝，故封其子武庚于安阳。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英国人不够朋友，而是帝国主义，不肯归还香港。当时全中国诸侯均服从周朝，周朝成为王朝，商仍存在。 第五章 周代历史已非传疑 当时周武王建立新的王朝，但其并不放心，为了防范武庚的叛乱，在商的都城外面设置了三监。当时文王有三子管叔，四子周公，五子蔡叔，八子霍叔，于是武王命老三、老五、老八三兄弟封在商京附近以作监视。 武王灭商后二年崩，其子周成王只是十多岁一小孩。中国的帝位有两种传承方法：一是立弟，所谓兄终弟及；一是立子，即父子相传。当时成王太年轻，管叔不才，老四不封为三监，因武王认为他有才干；让周公做，周公认为不可，主张让成王做，由周公摄政代理。这是三千年前的历史。当时武庚派人去向管叔挑拨离间，于是武庚与三监联合来攻打成王，势力甚为强大。当时由周公协助成王的中央政府，亦有人不满周公，于是周公派军东征。周公之子伯禽，当时只是一位十七至二十岁的青年，担任前锋将军，大义灭亲，杀了管叔与武庚。周王室仁至义尽，商虽背叛作乱，仍让商有自由，并封商于商丘。商仍有不服之殷顽者，周公将之迁往洛阳。 周公重立安阳为卫国，封九弟康叔 [3] 于卫。周公派其子封于曲阜。周朝的亲戚，即武王之岳父姜太公封其于临淄，即齐国，在太行山附近封晋国，在汉水、淮水间又封申、吕两国。又封吴国、蔡国，将商丘的商朝包围。周公如此做，一方面道德高尚，另一方面军事战略高超。 当时有人在成王面前挑拨，成王不放心，周公出。一日，大风大雨，见麦倒，要变荒年，成王去庙祭祀，在庙得一金匣，有一个金縢扎起来的文件，是周公为武王祷告求武王病愈的祷文。成王发现此文件，于是再亲自去迎这位叔父，然后旭日重出，麦亦成长了。 周公是历史上的大人物，摄政七年后，将政权交还给成王。周公长子在鲁国。后周公在京任宰相。周公不但封商，他还兴灭国，继绝世，又封夏之子孙于杞国，舜之子孙于陈国，凡古代帝王子孙均有分封。同时周自立宗戚亦各分封于外。 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 周公用手段来完成道德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宗戚并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 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公的历史。封建制度是中国人的光荣，而且不采用帝国主义。 第六章 东周时期 东周时期，当时称春秋时代，“春秋”是书名，是一部编年史。东周时代较长。周建都西安镐，后西周衰，有戎狄之患，周搬迁至东都洛阳，故称东周。 历史记载，东周时有二百多位诸侯，为周王朝所封，分为三部分：一是本家宗室，二是外戚，三是古代的灭国绝世，如夏、商、唐虞、黄帝、神农。周是封建共主，曰王室王朝，故可说是众部落推周为共主，故中国的正式封建应从周朝起。 当时在黄河南北大山如阴山、伏牛山等地均有戎狄。诸侯在平地上筑城有两套，曰城郭，城是内城，郭是外城，其耕稼的城圈有三里、五里及七里等。如直径不过二里，等于小国；国即是一城圈圈，国人即住在城内之人，野人即住在城外的乡村，即城郭外是郊野平原，围着郊野的大圈圈即是封疆。 以城郭为中心之郊野直径为一百里，半径五十里。封疆之外就是弃地了因当时人口稀少，即国与国之间的空地，未开垦的草地，但有水，要引导水成河流。空地则有几十方里或一二百方里。 古代之地与今日之地有别。住在草地上的叫游牧人，如今日之青海、内蒙古，但游牧地比农地占地为多。 工商业社会需要的地少，农业需地次之，牧地需地最大。所以中国同时有耕稼与游牧，并非有阶级之分。如香港今日是工商业社会，但在新界仍有农田。 可用星罗棋布来形容当时社会，游牧人叫狄，种田人叫华夏，同是中国人，相当于两兄弟，一教书，一经商。 华夏文化较高，生活程度亦较高，有工商、武装、政教等各项职分。 游牧文化则较低，生活程度亦较低。 周朝分封各诸侯国后，戎狄就被迫进入山区了。 美国罗斯福提出海洋自由，即美国可通商，因小国没有船可自由航行。 周朝时则是陆路交通。 以上这一章所说的，是古书上所无，懂得这番话，就可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古书了。 第七章 春秋时期 所谓四夷内侵，乃是本来在中国内部的游牧人，跑进城圈内，实际上就是华夏与戎狄杂处。 由诸夏造成封建系统，此封建系统由共主统领，免得他人欺侮。 西周失败后，失去王室尊严，诸夏不服，互相吞并，且要造成内乱。外有并吞，内有篡弑，于是四夷内侵，戎狄来攻城圈了，遂致耕稼文化衰落，此乃春秋初年之大形势。 时有称霸的诸侯崛起，其口号是“尊王攘夷”。仍尊周为天子，使勿互相吞并，亦不得篡弑，主张不承认新的吞并抢夺得来的政权，使内乱得以减少，进一步采取干涉行动，使多国相处安定。第二步再取缔戎狄之入侵捣乱。故所谓称霸的诸侯乃根据当时东周之形势而产生。 齐桓公之相管仲，主张尊王攘夷。当世除了周公、孔子以外，以管仲最为国人所钦佩。当时如无管仲，即无中国文化，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周封诸侯，当时称霸的诸侯主张城郭联盟，一国受到侵犯，各国出动增援。历史亦曾重演。今日世界外交与春秋一样，美助韩，英法派象征式军队，正如春秋时之乞师。 齐桓公带领各国军队帮卫国驱除戎狄，助卫复国，故春秋时中国已有国际联盟。当时楚国并不加入联盟，因楚仍要实施吞并。 当时，北有戎狄入侵，南有楚国捣乱，所以，“中国不绝若线”。 [4] 齐桓公无力除楚，与楚会议并无结果。 封建是周公所发明，没有封建，就无周朝。尊王攘夷霸诸侯是管仲发明。故今日需要有一个人出来讲一句话打开时代的僵局。只要能发明一句，便是大政治家。 齐桓公、管仲死后，接着由晋文公出来尊王攘夷。晋文公流亡时曾与楚会谈，晋有之物楚均有，以何来报答呢？我遇楚军且退三十里，三天让三次，第四天不退了。后来楚让晋文公返国。但晋楚一经火并，楚军败。可以说，齐桓、晋文二位维持了封建制度的社会。 后来楚则与宋、陈、蔡、郑建立了一个密切之关系圈。 后来晋楚联合各国举行弭兵大会。当时晋楚两国作战是在中间其他地区，与本身无关。 当吴攻打楚之时，春秋于是完结，战国遂出。 今日之世界犹如二百四十年之春秋时代。 春秋如何转变成战国？ 起初大国并吞小国或弱国，后来不能吞并了。拿破仑向大陆、海洋进攻而失败，德国向欧洲大陆进攻亦失败。英国霸占海上而成功，苏不夺取欧洲亦成功。 从前中国人绝不承认中国是大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是大国是对的。英、美、俄等国无法与中国比。中国不能违背上天与历史，永远是一个大国。 春秋晚年，晋国力量最大，至晋八世分成三国，称为赵、魏、韩。 我在民国初年看到一本书，其书名为“春秋国际公法”，写得极好，它用《左传》的史事来比较当代的国际公法，甚至更为进步。可惜此书已绝版。 我佩服孙中山先生，因为他曾说：“中国的政治比外国高明。”可见中山先生眼光精准。 第八章 战国时期 战国亦经历了二百四十年，由最初的十二诸侯演变到七雄，即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韩、赵、魏三晋原为周之同姓，但分成三国后便与周无关了。 当时秦、楚反周。齐是周之外戚，田姓一出，与周无关了。故此时已无“尊王攘夷”之口号了。 春秋时期，一国一城，是城市国家。 战国时期，一国有很多城，齐国有七十余城，十分像样。故春秋称为封建诸侯，至战国则以军立国，成为军国矣！ 实际上，战国不止七雄，起初应有九雄，尚有宋国，由商朝传下；又有中山国 [5] 。 孟子说：今天下方千里者九。从前的国家方百里，战国的加了十倍，成为方千里了。孟子对齐宣王说：以一服八，是不可能的。 [6] 又：《战国策》亦有九国之策。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称“七雄”。此是由于太史公生于秦王统一中国后八十年。孟子先于太史公约三百年，且为战国时人。《史记》是后出之书，何以会弄错？因宋与中山首先被灭，故前、中期的战国是九雄，但后期便是七雄了。理由在此。 战国七雄，有合纵，有连横。 合纵者，南北相连打击秦。出了苏秦。 连横者，东西联合服从秦。出了张仪。 苏秦、张仪是同学，同是鬼谷子学生，居住在鬼谷。苏秦甚穷，洛阳人，家经商。他先去见秦王，劝秦攻打六国，秦不听，回国后父母妻子都看不起他。于是苏再发奋苦读，悬梁刺股，学有所成后，去燕、赵等六国游说攻打秦国，六国均请他做宰相。他身悬六国相印，返回洛阳时，万人空巷迎接他。他对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嫂嫂答道：“季子位高而多金。”苏秦叹道：“人要富贵，道理在此也。” 张仪毕业后，到楚国游说贵族。楚相请张仪吃饭时，据说丢了一块玉璧，怀疑是张仪所偷，张仪被打得皮破肉烂，说：“我的舌头还齐全不破，仍还可用，前途绝不会受影响。”后来张仪就去见做了六国宰相的苏秦，去了，却受到冷遇，于是张仪就前往秦国。他一口气从洛阳到了长安，途中遇一旅客，一路上帮助他经济吃用，终于到了秦国，秦王请他为宰相。这时陪他同去的旅客要回乡，说明以上一切都是苏秦安排好的，为了刺激他去见秦王，现在既已成功，便要身退了。这故事相传已有两千年。 但以上这个故事，其实不可靠。所以说神话和传说故事有时是靠不住的。经考证后，这故事原是假的，我发现太史公讲错了。第一点，苏秦、张仪略早于孟子，孟子说“方千里者九”，则苏秦当时应联合八国，何以只有六国，却少了宋与中山两国？第二点，联合六国攻打一国，可见秦最强，但苏张时期，世界最大国要推梁即魏国与齐国。“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曰：‘晋国 [7] ，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要请孟子设法。后来孟子见齐宣王，王曰：寡人有大欲存焉！可见大希望，想王天下。孟子说：不要做楚，天下方千里者九，以一败八是不可能的。齐宣王当时想统一天下。 梁惠王时，秦有秦孝公，当时春秋各国称公，只有楚称王。后来有吴王、越王，楚不服周，便永远称王。战国梁惠王称王，楚人反对，遂邀齐亦称齐威王，在徐州称王。当时秦尚是秦孝公，后才称王。故当时是强国先称王，弱国后称王。 当时有两员大将，孙膑与庞涓。他俩是同学，老师亦是鬼谷子，同学军事，后来庞涓在梁国，孙膑则去齐国。庞涓因惧孙膑，遂设计使孙变成跛脚。后齐梁开战，孙做参谋，击败庞涓。孙膑事先于其树下置一标语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遂自杀。 齐败梁后变为大国，与秦合攻楚，秦取楚六百里地，因此齐楚绝交。 西周历时三百年，春秋与战国各二百四十年，合共八百年，大致上周历时一千余年，楚则八百年，楚与周大致同时。 * * * 【注释】 [1] 编按：箕子，商朝贵族，有人说是纣王之叔，封地在箕（今山西省太谷县东北）。 [2] 编按：近年在江西、广东等地发现商朝活动的遗迹。 [3] 钱按：康叔寿至一百有余。 [4] 编按：《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何休注：“线，缝帛缕，以喻微也。” [5] 钱按：春秋时无此国，战国时才有。 [6] 编按：原文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见《孟子·梁惠王上》。 [7] 钱按：梁自称晋国。 [book_title]第三篇 第九章 秦代 秦代中国大一统。“大”是动词，即是看重政治的一统。“一统”即一政府一元首，即一头政治，一个系统。中国在秦以前早就封建一统，秦朝以下是郡县一统。 战国时期分为东方中国与西方中国。西方是秦，东方是六国，亦即是黄河上游与下游之分。下游文化高，经济繁荣，如齐国；上游文化低，经济落后，如秦。结果秦并合六国，至今二千年。 学历史者应自上看下，并体验古代之艰难。西方国家与春秋同时期的是希腊，但它尚未统一。美国是许多单位的联邦统一，英、法在欧洲是各自分散独立的，但中国是融合为一的统一。如要以省划国，就是封建头脑、地域观念。 秦灭鲁国很迟，卫国是秦统一后才被灭的，故要消灭历史悠久的国家实在不易。 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已超出国家观念之上了。 春秋是封建，战国时封建已在崩溃路上。封建者，即分为平民与贵族两层。周朝封的诸侯是贵族，是世袭的。其系统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即普通人，土地永远是被封者所有。今日如仍有地域观念则是退化了，历史学外国的而不统一了。这是割据的观念。 “士”这个阶级如能识字，能打仗，便可晋升为大夫，意即可从平民社会爬上贵族社会，故没有革命了，因贵族阶级是开放的；如不允许，便有革命。 如要注意由春秋到战国的变化，就要看贵族。如孔子最喜欢的郑子产，全国闻名，尚有晋叔向、齐晏婴、卫蘧瑗、宋向戌、鲁叔孙豹等，这几十人，都是卿大夫。他们的言论文章、政治能力均极好，并无阶级观念和国家观念封建国家，为举世所推重。 一人管十羊，易于十童管九羊，少数人统治较多数人统治更为容易。 当时的阶级思想与国家观念同时存在，但春秋时期已有公的观念，不讲阶级而讲道义。《左传》文章好，故事亦可爱，我们可从中读到很多好的文章和故事。 孔子是士，并非贵族阶级，他是从平民社会跑上去的，并无国的观念，故他周游天下十多年，要行道于天下。 孔子是殷商朝人即宋国人，后来到了周朝的鲁国。 孔子以后出了墨子，与孔子齐名，分称儒、墨两家。 墨子讲全体人类的道理，就全人类说，不应有战争；不以国家和人的阶级立场来看，而是超国家、超阶级的立场，讲全体人类的真理。法律只是人类中某一种人而定的，其起点就偏了，故不合道理。 贵族开放，欢迎平民跑入贵族中，当时平民代表是讲道义的孔、墨，由于有这种观点，可以使中国统一。孟子对齐宣王说，以一攻八不可能，统一之法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时不能不杀伐，但是并不喜欢杀伐。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 [1] 以杀人作为得天下的手段是不行的。故氢气弹不能平定天下，因他们不懂得讲中国的道义。故宗教与科学不能统一中国，只有中国的道理才能平定天下。因为有道理，所以秦国可以统一中国。 我们看秦的统一中国，不单只是靠武力，更有社会上一般的要求，乃当时天下的人道观念。自孔、墨以下几百年的学术思想促成了秦国的统一，因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之新阶段。约有四大事项： （一）中国的疆域版图，自秦至今没有大变动，古代中国在黄河流域，秦后到了长江、珠江流域，但上述疆域是战国以来陆续开辟而成的，南至安南，北至朝鲜，长城方面则到达大同。 古代中国蛮夷杂处，有耕稼与游牧两种人民，是以文化分，不能以血统分。血统不能决定国家，乃以文化来决定。当时人民有两种生活与文化，便是耕稼与游牧。民族之形成除血统外，尚须有文化构成。 （二）关于人口问题。秦统一中国后，全国人口一起总算，当然大量增加。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驾崩，秦二世二年为赵高所杀，立子婴仅一年而秦亡。由于秦之统一，因此中华民族遂融凝会合成一体。从前华夏夷狄之分而治之之局面亦随即消融，而成为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当时之巴蜀开辟于秦，两广及安南要待秦并六国后，遂开始为中国之郡县。于是全国人民生活于同一版图，沐浴于同一文化。 （三）中国至此有统一的新政治制度。秦是郡县制的统一。从前之封建制度终于彻底破坏，不能再兴矣。直至今日，仍可说是郡县的国家，统一的国家。此时期之中央政府不再封国家，郡等于省，省再分若干县。秦分为四十二郡，郡下再分县。封建只是封一国之诸侯，子孙相袭，是世袭的贵族。郡则派太守任三五年，或十年八年亦有，但不让其子世袭。 打倒封建是打倒地域的割据观念。如现代的唐继尧、龙云等，其实是封建割据的头脑，非世袭却是变相的世袭。 照理，地方官可随时换，官有官俸供给生活所需。但政府的一切经济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 郡县不封土而受禄，不传子而任贤，成为中央政府的地方官，有职位，但并非高出人而有特殊地位的贵族。故秦以后不是封建社会了。 中国之有郡县的国家，实是一大发明，等于今日美国之有氢气弹。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别的国家采用郡县制度建国的。 当时如西方的罗马是一帝国，它打败希腊后，即派一督军管治，管治犹太、埃及、西班牙、波兰、法、英等国，这些土地是以军队征服的土地，用军事镇压反动，抽赋税。今日之大英帝国所以可组成联合王国，香港亦是英征服地，香港人不能享受英国的政治权利。 中国则不然，没有征服地，在政府及国土内，并无征服与被征服者之分。 今日美国是联邦国家，德国亦是联邦，奥匈帝国是联合的，只有中国是郡县国家。 苏格兰只是被征服者，英格兰是征服者，故当时世界上最高等最合理的国家是郡县国家。 称秦为“帝国”是不通的，只能称“秦朝”，秦之郡县制至今并未打倒，中国今日仍是文明合理的自由国家。 今日世上的国家有两种： 一种是由联邦合成，联邦有军队有法律，由联邦来统治，叫世界联邦。 另一种是照中国人的想法，世界只要一个政府，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大家一样，有殖民地的不能一人，有阶级之分的也非一人。美国可说是一人，可以做我们中国的小弟弟、小朋友。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职业，官民均是一人，天下一家，只有中国如此；美国有多个不同的州，每个州有其不同的宪法与法律。 中国自秦以后，在土地、人口及政治郡县制上都成为统一的了，思想也确定了。两千年的历史，一天天进步着，往上跑着，是值得称颂的。 （四）中国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有传统性。 1.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2.主张平等思想。 3.成为“现实的”。宗教是不现实的，因世界太黑暗之故，中国宗教之所以不发达，因中国社会较合理化。 秦以后的思想仍如先秦一般，并无改变。 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不再实行封建，实在是很重要的进步。 但秦十五年便亡，此何以故？因秦是战国时期封建国家之一，今各国相继崩溃，秦国乃是最后一个崩溃之国家，较前灭六国迟了十五年，认秦胜而打倒六国是看错的。 旧势力崩溃，新势力平民阶级兴起，故秦统一中国，并非打倒六国，乃是平民社会希望统一。故汉朝是新兴的平民政治，这就是古代封建社会结束了。 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政府，是贵族的；汉是中国第一个士人政府，是平民的。历史进步是有步骤的，眼光不应短视，吾人应具有“范畴”的系统的看法。 第十章 西汉时期 汉高祖刘邦以平民为天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刘邦，邦者得国也，得天下后为人民所赐。其父为刘太公，母刘媪，历史上均不知其原姓名，可见汉高祖是平民家庭出身。 刘邦为秦时之亭长 [2] ，古代十里一亭，即有一派出所，而泗水亭长尚有一二亭卒。跟刘邦得天下的革命集团均是平民社会中人。其中最著名者厥为萧何，原在衙门内当差；尚有曹参，亦是衙门内之监狱官；陈平是一穷苦平民；周勃是出丧时吹箫的；韩信是要饭的；黥布是充军的；只有一个贵族，是张良，其祖父为韩相。自六国灭后，张良为韩复仇，时欲杀秦王。 从平民做到国家领袖实不容易，汉高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政府。高祖识字不多，他是从农村社会出来的，也不懂政治。当时最大的问题便是封建与否的问题。 有人曾对秦王说：“自古以来没有不封建而可以长治久安的。既已为王，子仍为单身汉，应封其为国王。”劝秦王封其子。秦王问楚人李斯。李斯师事荀卿。斯答道：“不能封，因世界有封建国，才有战争，故不封为是。”这番话是为公而说，为全人类而说，而劝秦王封其子的意见是为私而说。 于是秦王焚书，烧毁反对政府的书。这虽不好，但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却是好的，焚书坑儒只是压服反对政府的人。 秦国不封建，故其国祚不久。这是可笑理论。当时又有革命军，其口号是“复立六国后世”。想复国，其实只是瞎说，何以不封九国？但革命军不主张封秦，先攻占秦者，先得秦国，可立为王。 刘邦首先攻入关中，故封为王。刘邦力战五年，而统一中国。当时黥布、彭越均带大兵在外出战，高祖不得已而封之，但并不放心，故后杀之，谓之诛戮功臣，于是再封亲戚与家族之同姓王，外姓则封侯。汉高祖刘邦再行封建，此乃为了巩固政权。此举汉高祖实不如秦王高明。 当时周天子为王，下有公侯伯子男。 战国时则均为王。 汉代则中央为天子，封出有王与侯两等级。 “非刘氏不得王”，此举实不通。 “非有功不得侯。”立功者，乃助高祖战而有功者封侯，实亦不通。 汉高祖妻吕氏 [3] ，为人凶狠，曾助刘邦得天下，邦死，子封王，吕氏命姓吕的亦封王，称诸吕。政府分刘、吕两派，封侯之功臣，见事态严重，遂联合而杀吕氏家族，再外出寻回刘氏作王。 高祖子惠帝立，惠帝后文帝。高祖之妾生刘恒即文帝，被封王于外，当妻党势力弱时，功臣请刘恒还。文帝亦是一位好帝王。 当时尚有赵王、齐王、楚王、吴王、梁王等，刘恒仅是一小王代王，功臣及诸王均看不起他，但封王后极好。一日，文帝问相曰：“一年收租若干？杀犯人多少？”丞相周勃均以“不知”回答。文帝再问：“君为相所办何事？”相答道：“可问司其职者。”文帝再问相：“君所管何事？”相答道：“助王摄理阴阳。”后周勃辞职。 当时文帝问洛阳一长者：“国家有无人才？”此长者答道：“只有一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名叫贾谊的。”遂派人送贾谊到京。文帝见贾谊，贾上政事疏，力劝文帝尽速改革政制。后来文帝与贾谊促膝长谈，直谈到深夜，谈完了国事，再继续谈鬼神。文帝道：“与贾谊见面后，深感自己不及贾谊远甚。”可见文帝重视贾谊。 汉代是平民政府，高祖再搞封建。贾谊向文帝进言，告之如何解散守旧之封建制度，其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例如吴王生二子，即将吴王之诸侯封地，分封为两份，如此快速一代一代分下去，使大国变成小国，便无法反对闹事了。文帝便依计而行，传位至景帝时，诸侯造反，有吴楚七国之变。平定乱事后，封建仍然存在。武帝仍照贾谊之计，将大国依旧法分成小国，才消解了封建势力，地分小了，就无力造反作乱了。诸侯将位传给众子，即非世袭矣！故自汉朝起，称为兄弟平等，封建势力已无法保留。 有世袭才可称为贵族，但有特权而不世袭便也不是贵族了。中国是皇帝永远世袭，称为王家，是世袭而且是单传的。 贾谊所倡导的分封建之方法，合乎孝悌的伦理。封建是长子有特权，家可永远保留成为贵族。 有人说，五四运动打倒了封建，这是胡说。其实一点影响也没有。今日之青年认识不清，受“打倒封建”四字的影响极大。 夏、商、周三代都是封建，秦为郡县，汉高祖再封建，是划分地方，大部分是郡国，故称“郡国”，郡属中央，国是封建，如民国初年广东、云南、广西由军阀割据，但江苏、浙江、湖南等无军阀，是中央直接管辖，管不到的人和地方就有封建势力。 汉时分郡与国，国则分王国、侯国两种。有军功的可封侯。“非有功不得侯”，便是指的军功。故可说汉代是军人集团。 汉代当时有一百零三个郡和国，而侯国则不在内。汉代协助王工作的宰相，照规矩不封侯。无战功者不能拜相。汉时宰相都是有战功的军人，故汉朝亦是武人政府；领袖都是军人担任，是不讲理论的政府。读书人带兵是理想，但带兵人做领袖则不合理想。 秦相李斯是文人，故秦始皇是大政治家。秦始皇虽然只做了十三年，但历史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的并不一定是不好。汉高祖的王朝长久，这是历史的大趋势。 汉代的政权所以不理想，是封侯的可以世袭了，如萧何、曹参死，由其子孙接位，这不是武人而是成为贵族了。故汉朝政制并不理想。 汉景帝子武帝十七岁做皇帝，实很伟大。反过来拜了相再封侯，当时有平民牧豕的读书人公孙弘做了宰相再封他为侯。这是文人宰相，是中国读书人做宰相的开始。 中国第一个统一政府是秦。 中国第一个平民政府始于汉高祖。 中国第一个士人文治政府始于汉武帝。 历史上的大争端，是必然抑是偶然？其实我认为两者都不是。汉景帝与妾栗氏两人脾气都不好生栗太子刘荣。一日吵架，废栗太子，立王氏为后；如不吵架，则荣仍为太子，不会是王氏子为武帝了，否则历史也会改观了。这是带有偶然性的，也就是“命运”之说。 汉朝出士人政府时，不封建，故读书人是最伟大的。有学问的人只能将学问交给人，故伟大。读书人的风气盛，是大公无私，是公天下。读书得到了知识不是为子孙家庭，是为人类，为要传扬贡献给世界。学问是分不完的，人人可得，是宝贵的产业。故天下最伟大的是读书人。学问、思想不自由，是大逆不道的大恶。学者是大公无私的，是自由的。 第十一章 秦汉对外政策 秦汉以前并无正式外交。秦汉大一统后，就有正式对外政策了。古代中国是华夷杂处的，兼有耕稼与游牧。 耕稼者住在城郭内，是封建的，名叫华夏。 游牧者随处迁移无城郭，名叫戎狄。 自春秋至战国，土地开辟大增，戎狄有同化的，亦有被赶走的。 中国的北面是大草原，称为匈奴，或称蒙古人。从人种学上说，中国人与蒙古人是一种人。照古代说法，匈奴人是夏朝之后裔。按照《史记》说，秦、魏、赵、燕四国之北接壤匈奴，四国将游牧民族赶走，筑一长城。长城随着封建制度而来，秦、魏之间有长墙，燕、齐之间亦有长墙，赵、燕之间亦有。秦统一中国后，国与国之间的长墙都不要了。但对北方各国之墙仍保留而且连接起来，由秦连成一体，名为万里长城。 秦国的南边，经五岭到安南则不要墙。到南边的路近山，中有苗裔，在湘、桂、滇、黔等省均有苗人，是被华夏赶出来的。 秦时匈奴中出了一位大人物，叫冒顿单于，他有本领，有部族跟随他游牧。冒顿有一匹骏马，他对部下说：“我箭去处，人须跟从之。”有二人不跟从，射而杀之，众皆服从。不久，冒顿又有一妾，冒顿先射，有几位不跟射，又杀之。一日狩猎，冒顿命射其父，于是众从之而射死其父，自己为王。此是异族文化，是野蛮文化，中国历史上没有，只有西洋历史有，这种文化是可怕的。 项羽有爱马爱妾，他投乌江时曾为爱马爱妾作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痛惜不能保护爱妾与爱马。 当时秦与匈奴交界处有很长之阴山，比阿尔卑斯山易过，故在阴山一带两面均是游牧民族，在可怕的冒顿单于管控之下，故秦始皇要筑万里长城。 阴山的两个要区，一是河套，水草丰美，再往南是秦京咸阳、长安。故秦始皇派鲁人大将蒙恬统领四十万大军屯守，派长子扶苏与恬同任监军，在当地开垦屯田，命南部人口移民，开辟了三十余县，名为新秦中，在河套之两面。 阴山之另一个重要区在大同，往北是张家口，南下可入山西，也在阴山之南。 第三较次要之地区是热河，南下可入河北。 新疆在秦时非属中国。后秦王出东巡狩时死于路上，发生政变。秦王爱少子胡亥，部下假秦王命立胡亥为王，命扶苏自杀。蒙恬劝他不必自杀，扶苏不愿，终于自杀。子敬重父不一定是人类中之坏事。恬受诏下狱自杀，亦有服从之心。这同样是法律，同样是民主，而非专制。听了历史后，必须有客观明智的判断。于是秦国革命，首先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因秦要派陈、吴去渔阳守边，在路上造反，秦四十万军队溃败。于是匈奴乘势强盛。 汉高祖派军队到大同附近的平城，今日“昭君出塞”“四郎探母”等故事均发生于此边疆上。匈奴派军队围困高祖于平城，汉军受到匈奴之重大打击，后来未开战，匈奴跑掉了，无人知其原因，此是一段秘史。据说是陈平出奇计，使匈奴退兵。陈平共出七次奇计。 据计，陈平请高祖派一人去游说单于后阏氏，说汉王打败要用美女献匈奴王，阏氏会失宠，于是阏氏命匈奴退兵。 平城败后，高祖不敢与匈奴战，后有推大车之鲁人娄敬见高祖而献计，劝高祖如何对付匈奴，即用和亲政策，嫁女给匈奴单于，成为女婿外甥亲戚，于是派公主出嫁匈奴，双方遂和好。 高祖崩，吕后为王，单于来信，自称孤男，说吕后为孤女，欲两家相联合。此实是侮慢，后来还是主和。当时内部仍有主张封建的，而外有大敌匈奴。但吕后以后，文帝出而形势又趋太平。贾谊说，中国形势仍然不好，如稻草底下有火种，终极必会焚烧， [4] 故贾谊此时对内外均设法加以处理。 后经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国家趋于统一。对外仍用和亲政策。到武帝时改用文人治政，对外就用武力征伐匈奴。 中国自秦始皇至汉武帝，七十年来受匈奴之压迫，武帝遂正式征伐匈奴。 秦始皇对付匈奴筑万里长城，采取防御政策。 汉高祖以后对付匈奴采用和亲政策。 匈奴侵略中国并非出于政治野心，乃是出于经济要求。那里并不产米，其所釀之酒不佳，亦不产丝、铁器。中国以后每年有年礼送匈奴，亦有送礼给匈奴贵族，于是不再来侵，两国开关贸易，并在长城择数区经商，驼马与中国交换，民间亦不再来侵。和亲其实等于贿赂政策，因而取消了侵犯中国之动机。西洋人今日要钱，但经济与人不能相提并论。 汉文帝时仍与匈奴和亲，有公主、婢女、差役等随派公使同往。如中国不愿去，恐会破坏中国与匈奴之间的邦交。游说者对匈奴方面说，与中国人做生意甚易，但不易长久，并且又说匈奴的玛内 [5] 不比中国酒，即是说不与外国人做生意是聪明办法，与外国人经商等于被抽血。游说者说，中国的科学、物质、文明以及生活程度高，目的是为了骗钱。游说者又说，与中国人做生意，会被骗光，最好莫如去抢。 长城太长，防守不易。冬季，中国的粮食收割了，酒酿好了，布织好了，牲畜肥了；匈奴则全没有，冬天草枯了，水冻了，漫天风雨，冰天雪地。人穷饿而精力充沛。匈奴来南方是骑马而来，所谓秋高马肥，马怕热湿。骑马作战用弓射箭，以角制胶成弓，却亦怕湿气，在干燥西北风中最适用。 唐人有诗曰：“风劲角弓鸣。”如有人来抢，呼应邻村来救已来不及了。故地方大，四面八方可以骚扰。这就是流动性甚大的流寇，不易捕捉他们。 和亲是受欺骗，但防御政策不易生效，如此匈奴来抢，年复一年。到汉武帝时，召集众臣商议，定出诱歼政策。匈奴分方，有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匈奴人能马战者有三十六万人，全匈奴等于一百八十万人，等于中国一郡，人并不多，故可诱敌深入而聚歼之。有大臣王恢主用此法，汉武帝同意了。于是派遣间谍 [6] ，名为“马邑之谋”，在汉高祖曾被围困之平城附近，派出间谍人员，四面埋伏于山。单于领军前来，来了大队人马，但野蛮人极为机警人愈文明脑筋越迟钝，单于识破而逃遁，因而和亲受了破坏。于是武帝将王恢下狱 [7] ，因骗人并无用处。 汉朝用和亲，再而用防御，最后用间谍诱歼又告失败，因此改用挞伐政策去攻打匈奴，与匈奴作主力战。因为防不胜防，唯有主力作战，进攻强于退守。这是中国历史上采取攻势的开塞出击。首先要训练马队，选马种，到西域去找名马如汗血马。中国与西域有交往等于断了匈奴的右臂。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走遍三十六国，开放上林 [8] 作牧场，马食苜蓿，去西域买来铺成草皮，养了四十万匹。民间获知中国决与匈奴战，有战功者可封侯，民间亦养马，因此一人有两三匹马了。分两路夹击与匈奴决战。匈奴败后逃至蒙古，彼以逸待劳，主力放于沙漠以北。因此再绝漠远征，度过沙漠去打他，虽可打败他，但无法捉到他。唐诗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有人说中国人尚文轻武，其实不然。武帝尊崇孔子，表彰六经，仍有大军，因此匈奴一直向西逃到西域，再逃到罗马，所向无敌，变成今日之匈牙利人，西人称为“黄祸”。 中国人要立国，东南方并不可怕，汉、唐、宋、清历朝以来，永久的大敌在西北。故此后仍应注意西北方。林则徐流放新疆时，说将来大敌非美国而是俄国。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均佳，对内统一，对外平夷，但人民对其评论并不好，因为他花钱太多，他在位五十四年，晚年悔其做法，因为他使社会变得贫穷，其子戾太子 [9] 因谋反而死。武帝临死时，小皇帝昭帝立，由母后临朝。武帝原定由外戚辅政，派霍光辅政，霍光为汉外戚，遂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昭帝极能干，此下有宣帝戾太子之孙，他在乡下长大，跑进皇宫做皇帝，因来自民间，乃是好王。 汉之全盛期是汉武帝时期，这是定论。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又说：“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中国人说：天上的皇帝有青帝春天、赤帝夏天、白帝秋天、黑帝冬天。所以，汉代的做皇帝也有天命，换皇帝也要依时而换，一曰禅让，二曰革命。 当时汉朝有人讲禅让。宣帝之后有元、成、哀、平诸帝。元帝为好皇帝，做了十六年。成帝接位后，由其母王太后辅政。母舅有八兄弟，选一为大司马大将军。兄弟相继而做，五个兄弟均做过大司马大将军。王莽之父早死不封。莽读书于太学，谦虚好学，与人相处友善，人人赞其为大好青年，王太后亦看重他。五兄弟死后，王太后命王莽为大司马大将军，并封了侯。一日，莽母病，有公卿夫人探问，莽妻出来招待，裙只及膝 [10] 。莽有学问道德，治家好，名誉极高。 成帝崩，无子，由哀帝嗣位，时哀帝十八岁。哀帝祖母傅姓，莽为成帝之表兄弟，成帝母之侄。一日宫中家宴，他亦去赴宴，见中间有两席：一为太皇太后，一为傅氏太后。莽说，汉朝规矩只有一母后，嗣的不能算，命傅氏坐一旁。傅氏生气，不肯出席。当天宴毕，莽提出辞职，不干了。众人誉莽之作风伟大。哀帝二十余岁死，无后。但哀帝是同性恋，爱无学之青年人董贤。傅氏死，太皇太后仍在，主张王莽再出山。于是董贤自杀，莽声名更响，再立汉平帝。 元帝十六载，成帝二十六载，哀帝六载，当时人民认为汉之命运已绝，于是拥戴王莽为王。此乃禅让，而非篡位。其实莽非伪君子，其开头是读书的贫苦子弟，看其太太之打扮简朴，可见王莽并无作王之意。当时如姑母王氏早亡，王莽亦不能再复出，这只是历史上偶然事件；如傅氏多活几年，莽亦老矣！故王莽非处心积虑，亦非篡位，即使是假装数十年，亦算不错矣！所以说： （一）王莽能装数十年，亦极伟大。 （二）有了新的政治制度，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井田制破坏了，成为耕者有其地。认为社会不要有贫富不均，单是平均分配土地，不够，尚有货币制度的改革。 王莽理想高远，但无手段，只是一位书生，有点迂，而且不近人情。 当时汉封匈奴王爵，封印留存至今。匈奴闻新圣人任命，匈奴来朝，王莽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要匈奴换封印，只能封为侯。匈奴生气，与汉打仗了。王莽说：“做官先要调查其政绩如何，好的俸高，不然打折扣。”但做官不能饿着肚皮。故王莽做事有理而无办法，迂而不清，他死时筑高台穿朝服，在高台上烧死，死得迂而庄严。以后的人说莽假死。 [11] 助王莽篡位的是刘歆，其父刘向，父子均极有学问，且有高远理想，今日说他们坏，其实不对。有人将王莽与曹操相提并论，并不通，因王莽非政治家。莽封于新，名为新朝。莽死，光武出，仍名汉，为东汉。 第十二章 东汉时期 西汉是平民王室，东汉是书生王室。 东汉首位皇帝是汉光武，名刘秀，是太学生，为人勤慎规矩，不太活动。其兄刘縯则豪侠。村中有一女孩，刘秀见而爱之，便说：“仕宦当作执金吾 [12] ，娶妻当得阴丽华 [13] 。”可见他并无大志。天下大乱时，刘縯造反。见刘秀骑马跟随军队了，于是村人皆跟从之。他开始是位军中小官。但有一次，王莽统率几十万大军，被刘秀数千军队击败，是谓“昆阳之战”。读此故事可愈疟疾 [14] 。人说，刘秀遇大敌勇，小敌怯。有人忌妒刘，杀之。后秀握大军，军中人均为其同学，其中有邓禹者，年仅二十余岁，却做了方面军总司令。秀得天下后，其同学均做了大官。有严光者，为刘秀所爱之同学，是浙江人，但刘秀找不到此人，原来他已回富春江钓鱼去也。严光冬天穿着皮袍，刘秀认为可能是他，查问之，果然是他。先由地方官代为邀请，见了严光，秀问道：“我比从前如何？”光答道：“比从前好了。”夜间二人同榻而卧，而光伸脚置秀肚上。不数日，光欲回家，秀允之。直至今日，富春江上仍有严子陵钓鱼台，用来纪念此事。严先生祠中刻有铭言，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改“德”为“风”，道德之可感动人，等于一阵风。春风吹，万物生长。严光说此为一字之师。 刘秀做了皇帝，不脱旧时老面孔，此即所谓“不妨无我”。晚上同睡光亦不以光武为王。历史上，严光只有此一段故事，但为后人所称颂。 为了立人，光武亦教其子读书。汉时教人读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谓之“五经”。 光武在太学曾读《尚书》，所以亦找来桓荣命其子读《尚书》。桓荣在宫中五年不得告假，皇子勤学五年，桓荣介绍学生胡宪代之，始得出入。可见光武之家庭教育很严格。 光武崩，其子明帝即位，翌年即入太学请先生桓荣及先辈同学入礼堂，由皇帝本人讲《尚书》，先生等人坐后台担任评判，听书者辩论，民众均来听，堂内满座，连堂外边的河对岸也有人，达几万人之多，轰动全京城。 明帝亦请先生教其子学《尚书》，请先生张酺 [15] 出。其子为汉章帝时，张酺作东郡太守。章帝元和二年东巡，途经东郡。张酺出来迎接，章帝说：“久未见师，仍为师生，仍行师弟子之礼。”张酺讲《尚书》一篇，礼毕，行君臣之礼。太守见章帝，帝问民众生活、年岁、治安。所以中国的皇帝并非专制。 东汉非平民王室，而是书生王室。但凭此三个故事，可见汉朝十分像样。那时期不仅帝王好，王后亦好。东汉的“明章之治”足以与西汉的“文景之治”媲美。 光武二十八岁起兵，三十岁为王，活至六十二岁，作王三十三年，生十子。 明帝三十岁为王，作王十八年，活至四十八岁，生九子。 章帝十九岁为王，作王十三年，三十三岁死，生八子。接章帝位的和帝刘肇只有十岁，作十七年王而死，由小儿子刘隆接王位，出生三个月作王，二岁死，只作王一年，无子，嗣一子，名刘祜，为安帝，十三岁为王，作王十九年，三十二岁死，生一子刘懿，作王七个月，无子，又嗣十一岁之子刘保，作王十九年，三十岁死，生一子，二岁至三岁死，又嗣一子……下为汉灵帝，十一岁起作王二十一年。下为献帝，九岁为王，作王三十一年，活至五十四岁。 东汉共十三个皇帝，共一百九十二年，只有光武活过六十岁，献帝活过五十岁，明帝活过四十岁，是个弱势的家庭。 凡是嗣来之子，一定要小孩子，因嗣子年轻，故由母后临朝，所以用外戚，是中国人的规矩，也用新帝王的外祖父母后之父，或用母舅并非真的。小皇帝不高兴外戚，受宦官之挑拨，外面之大臣亦认为外戚专权，于是内外联合杀外戚，嗣之王死，又另嗣一子，太监与大臣结合，又杀外戚，因而造成宦官专权。大臣再与外戚联合杀宦官。 东汉末有外戚何进，原为屠猪者。袁绍结合何进杀太监，后东汉灭亡。总的来说，东汉前期甚好，到了后期则差矣！ 要国家强大，领导人就得多活几年，各国领导人如是老人，政治就好。 第十三章 东汉之士风 东汉是书生王室，重视教育。所谓开门授徒，是先生招收学生读书，称为“著录” [16] ，有达几百人或几千人。尤其是汉朝之太学 [17] ，武帝时建立。先生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即博士弟子。 武帝时博士弟子之名额规定五十人，由郡国地方政府保送，规定要有十八岁，并具备相当程度者。在太学读满一年后可参加考试，考后按成绩分为甲科与乙科，即分为甲等与乙等。甲科者可在皇宫担任侍卫郎。武帝时除太监外，尚有郎。考得乙等的可回本乡作吏，即在郡县地方政府办事，如今之省政府之官员，即为汉朝时的吏，如服务有良好成绩者，地方长官可察举他再送上朝廷作郎。 每年有五十名学生，如此，十年便有五百名，二十年便有一千名。 汉昭帝时多加了一倍，即每年增至一百名；宣帝时又加倍，成为二百名；元帝时加至一千名；成帝加至三千名。新莽时则达到一万零八百人，故王莽时大建校舍，达到一万所区舍。据说王莽太学的建筑中，“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因房子均有走廊。万余学生从全国各处来到，学生均携带特别土产，大家可互相交换土产，成为一大市场。这是指西汉时期。 光武帝便是当时一万零八百名学生中之一个，东汉时学生还要增添，添至桓帝末年，每年达三万人，这是一千六百年以前的事。抗日战争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只有二三千人，北京八间大学的学生加起来也没有东汉时期的太学生多。胡适说中国学习外国的大学只有四十年，但实际上，中国在二千年前已有国立大学了，当时称“太学”而已。 秦统一了政府，汉高祖时出现平民政府，武帝时则有了文治政府出现，东汉时到处是太学生。 当时四川省有位地方官文翁自己出钱，派学生去太学，读完回乡在本地任职，因此四川与中央有了融合，四川的文化也进步了，今日仍有人要纪念文翁，可见好人要做。 故国家要有历史才能强盛。 今日之大学生只崇拜莎士比亚，而不崇拜杜工部、苏东坡，实在是说不过去。我们的大文学家杜工部有两千万人读他的作品，读莎士比亚的不过一百万而已。 只有教育可以救中国，要有“五十年以后”的精神，今日世界各国都有大学在上课，应该有志气与他们在五十年以后比一比。 东汉时期做事的人都是读书人，都是经过考试的，世界上只有中国如此。外国人只讲多数，只重选举，不一定读书，故有政党。中国当时重视太学生，但是因为学生多了，就轻谈了。 教育有办法，社会就有办法，青年之所以伟大，因为在受教育。 东汉时期重视大学，当时有李膺者，作河南尹即今之省长，官不大，但是名气大。东汉时之优点是不以官位之大小来看人之高下，由光武帝重视严光开始，做帝王的重视钓鱼的，严光高于光武帝，故做人不一定要做帝王才算伟大。 李膺好客，但不易与他见面。与他见过面就了不起了，谓之“登龙门”。黄河多鲤鱼，爱逆流而上，其肉味好吃，鲤鱼一跑过龙门峡河之水急处，即成龙了。因而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称。 当时有山东省小孩，名叫孔融，一日去李膺家参加大宴会，门房查问是谁，孔融答以“我与李膺有通家之好，是亲戚”。一进去，李膺并不认识此小孩，问之，孔融答道：“我的祖先是孔子，你的祖先是老子，孔子问道于老子，故有通家之好。”李膺便让孔融上座。又有一客进来，李便介绍孔融给他认识，那客人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反唇相讥道：“先生你大概是‘小时了了’的吧！” 当时有太学生郭泰来访，李膺便不接客了。郭泰访毕回山西，在黄河摆渡时有数百官民相送。郭说：“有李先生陪我过黄河，此外的客人不必相送了。”送一个太学生如此隆重。大家见到郭李同舟而渡，以为神仙焉，于是称为“仙侣同舟”。 东汉之所以伟大，在于人们整个艺术的人生。郭泰一辈子做学生，政府请他做官均被拒。 刘备三顾草庐，刘是四十多岁之皇族，诸葛亮二十多岁，却如此被看重，是由东汉士风而来。刘备最重视孔融，有一次孔融向刘备讨救兵。当时黄巾造反，但郑玄家乡百里不得侵入。 郭泰林宗受人看重，声名极盛。他可说是一位大教育家，也是社会教育家，他很重视培植人才。一日，郭泰在路上遇大雨，与乡下人同在大树下避雨。乡人谈吐粗俗，有一人神态庄严，郭泰见其性厚，不苟言笑。雨停，郭问其居何处，郭欲留宿其家，而欣赏此人，想察看其性情。此人有一母，郭晨早醒来，见此人杀鸡，煮熟后请母亲吃早餐，然后再请郭吃，但无鸡，只有青菜萝卜。郭劝他道：“你不应在乡下，应去城中上学。”郭见此人杀鸡请母，全无机心，郭一推荐便成功。此人后来成为东汉一人才，即是茅容。 郭泰是山西人，一日在路上，见前有一人提着用绳系着的一个沙罐，忽地绳断，罐跌地而破。但此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向前走。郭问何以不回头看，此人答道：罐已破碎，看它何用！郭大赞此人了不起，便又介绍他去读书。此人即是孟敏，后来也成了名。 郭泰能观人入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日如有郭泰在香港，可能也会在街上找到人才。 古代之巾帽“林宗巾”，相传便为郭所创。一日，郭行路时遇大雨，所戴布巾之一角塌下，次日只见路上行人都把布巾一角塌下，因大家均效法郭林宗之故也。可见其名气大，此乃人格之改造，真是所谓风流人物，能感动人，使社会精神有所改造。 可见当时的社会相当了不得，郭未写过文章，也不知读过什么书，请他做官他便拒绝。郭泰看重人之德性，如茅容、孟敏，他都因材施教。各人天才不同，重德性即重视日常生活，当时的人对日常之人生有细微的批评。 当时有江西人徐孺子者，死后很多人去吊丧。全国领导和学者都有去的。有一位客人去吊唁，人们不认识他，他带了一只鸡，一束毛，用酒从帽中滴下，祭后即离开。人说此人是茅容，果然猜中了，可见汉朝时对各人的私生活是很注意的。 每年由地方政府把统计报告送去中央，有的或去参加大典。有一人自远方去长安，过函谷关时遇大雨，其马倒卧途中而死，旁有一客人说：“我的马借你骑去吧！”但忘记借马之人往何处，此人骑马办完事回来，不知如何自还此马，便沿途打听，后来终于找到了马的主人，归还了马。此即说明东汉时人注重私生活，此是一种德性之表现。 新文化运动即是认真生活，大家都很注意，也有批评，例如女子放足、剪辫、打倒封建、罢课游行等，实在没有什么新的人生可言。今日人之生活已无情趣，人可以不讲艺术，但至少要有情味，能懂得吃穿的好坏。鲁迅只看出阿Q，却没有看出来茅容、孟敏。我钱某讲历史是告诉大家何处有一盆香花，所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此之谓也。 我很爱读东汉时期的历史，我们应该来写一本东汉故事集，对当代社会的儿童将会影响很大。 东汉之所以失败，乃由于上层政治之黑暗，又有所谓“党锢之狱”。“锢”，用铜铁之锁封住，不得解用，意即一群人被封闭起来。东汉有一批名士，如郭泰、徐孺子、李膺等人均是被锢之人。李膺是名士，亦是大官。名士在政治上与太监宦官发生冲突，于是被下狱。 东汉党锢之狱有数次，第二次有张俭作督邮即今之公安局长。地方上有一位叫侯览的，山阳人，在京作太监，其亲戚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张俭上奏弹劾其家族之黑暗。公文被压下，张俭痛恶之。一日路上遇侯览之母，张俭杀之，共杀一百余人，连鸡狗亦杀。汉灵帝知之，责张俭道：“你是郡吏，何以不用法律处理，而擅杀无辜？”于是张俭逃走，政府下令收留张俭及其家人者杀。但张俭逃到哪里，躲到哪里？向北至孔融家，张俭与孔融之兄为友，孔融之兄不在家，孔融说可做主，便留张俭住一宿，因而孔融被捉。融之兄出而承担责任，说融尚未成人，不能负责。孔氏兄弟争着要承担此罪责，中央下令杀孔之兄。果然是张俭之不是，侯览亦浑蛋，张俭一直逃出山海关，政府不应再杀此种义人了。政府为了张而杀了无数人，实不应该。可见汉朝之黑暗，政府欲借此而一网打尽，全部下狱。其中有湘之范滂亦被捉。知县接此公文后不上堂而哭泣，范滂说：“一定是中央要捉我，知县不愿捉我。”范于是自己去县衙投报。知县是好官。范自上囚车时，母与二子同送。范对母说：“吾不孝，不能侍奉老母而犯罪入监。”母说：“你能与名士李膺等一同下狱，吾心喜甚！”范回头对二子说：“我此去不回，有话教训，坏人不好，勿做，好人如我亦不好。”可见汉朝此时政治黑暗，应该完结，今虽有大乱，但前途仍有光明。 有位大将军上奏章给朝廷说：“我亦属于这一党，为何不捉我下监？”此乃光明指社会人士与黑暗指太监在斗争。 几次杀党锢，就有杀太监。当时外戚何进与名士袁绍结合，袁之四世三公做五院院长，袁家门生故吏满天下，袁绍之母死，绍在坟前服丧三年，所谓“庐墓三年”，回家时有几百辆车送他。后何进联合袁绍、董卓杀太监。董卓欲立皇帝，袁绍反对，联合十八州讨董，其下名士很多，如周瑜、曹操等均属。 佛经说：凡事有阶段，成、住、坏、空是也。人亦有四变：生、老、病、死是也。任何事、物、人，均要经历如此阶段。 秦汉大统一，西、东两汉四百年，结果统一政府归为乌有。历史永远是如此。这是循环的，事情是人做的。人有四个阶段，此即天运循环。今日世界各国均有此四阶段，即是由希腊而罗马，而英、德、法，再而今日之美、苏。他们是空前绝后的。中国则永远有后代，既不空前，又不绝后。 再就宗教来说，佛教是轮回的。基督教则没有，拿小事情，即可讲哲理。 自有人类以来，称始皇帝者为第一之伟人。袁绍、何进请董卓杀宦官。当时董卓带兵杀青海、西藏之乱民。董杀宦官后要立献帝，袁绍联合十八州讨伐之，董卓带献帝到长安。袁绍想自立为王，故不再讨伐董卓。汉相王允串通吕布杀董卓后，长安大乱。王允死，吕布走，卓手下郭汜、李傕两派，一边拥有大臣，一边拥有皇帝，双方均可代表政府。小皇帝后来自陕西逃走，途中艰难，夜渡黄河时，船在水中，皇帝与后妃用丝绸带吊下船，背后有追兵到来，船很小，人从船上跳下来时有落水的。后渡过黄河到了山西，在一小村庄停下来，乡民提供王室食物，皇帝与众臣在农家开会，乡民们爬上篱笆来看热闹，篱笆塌下，使皇帝失去尊严，再循着黄河逃回洛阳。由于董卓用焦土政策，洛阳之宫门与衙门均已付之一炬，皇帝只得在壁下搓一草蓬，作为临时衙门。 公务员没有薪俸，而且下班后自己去找寻食物。此时已无处求乞，只得去寻秥吃。秥是野生的稻，为烂米所生长的芽，但吃不饱，有饿了数天而丧命的。此时期的汉朝中央政府已经完蛋，已无人看得起它。 但此时之曹操有眼光，由他出来收拾这块旧招牌。他采取封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又东征西讨，竟统一了天下。曹操只是利用献帝这个小孩而已，他见献帝时是十分骄傲的。献帝之伏皇后，其家是书生，秦时即有伏生将《尚书》藏于壁中。伏后联合朝臣欲有所动作，曹操即派人去捉伏后，派华歆去查。当初，华歆正与其友管宁在花园中锄菜，掘出一块金，管宁视而不见，华歆见而动心。自此管宁即与华歆绝交。管宁去了辽宁，华歆则在曹操手下办事，曹因好贤礼士，欲请管宁回来，但仍不任官职。伏后藏于壁中之货未能查出。此事犹如特务跑进皇宫搜查献帝。曹操办一切都能干有为，但有政治上不道德的缺点。因为曹如此对待献帝及伏后，实不应该，因此有人不佩服曹操。 袁绍下属陈琳曾作讨曹檄文，绍败，琳被曹操逮捕。曹先赞琳所作讨曹文辞章优美，但责琳骂琳可，而骂其父母则不可，实太过分。 曹操亦特别重视刘备，刘备归曹后，曹对刘说：“今天下英雄，唯操与使君耳！”刘备出身于贫苦家庭，听曹操此言，手执筷子震落堕地。刘备是装作无用之人，免被对方看出。 曹操待关羽亦极好，派张辽劝关羽降曹。关羽蛮有义气地说：“曹公待我不薄，我要报恩后再走。”张辽两面为难，以实话对曹操说，曹操又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后来关公杀颜良斩文丑，曹恐关走，更加倍厚待之。关羽始终不为所动，挂印封金而走了。曹操对下属说：“各为其主，不要追他。”这就是曹操为人的优点。小说上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是假的。 刘备在荆州遇徐庶，徐庶介绍诸葛亮，刘备于是三顾草庐。诸葛亮当时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刘备已四十多岁，是汉室王亲。 曹操打到荆州，扣留徐庶之母，欲请徐母函庶来为曹做事。徐庶知母被曹扣留，方寸已乱。后来虽身在曹营，但并未为曹做过任何一件事。有本事而不肯用出来亦是伟大之人物。 曹操又请司马懿。司马托病而辞。夏天司马晒书卷，一阵大风吹来，司马立刻将书卷收起，由此露出破绽。三国时期，地方领袖各自为政，谁也不佩服谁。大家互相杀伐以抢夺政权。曹与司马各怀鬼胎，以消灭对方为努力目标。政争永无了期。此时如有一大人物出现，能不以杀人而服众，则大佳矣。 此时期，有一帝王说：“愿世世无生帝王家。”因做皇帝实在非常可怜。 第十四章 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一片战乱现象，先有黄巾之乱，再有董卓之乱，再是十八州联军祸乱，接着是曹操与刘备、孙权之争霸。曹操之所以不能统一中国，纯因众人不服所致。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中说：“曹操名为汉相，实汉贼也。”后来终于魏、蜀、吴三分天下。 魏都许昌，蜀都成都，吴都南京。按照历史来说，曹操忠于汉室，可能统一，但曹又想夺取汉之政权。曹操自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子魏文帝丕，是献帝让给，实篡位也。当时刘备、孙权亦均作王。三国中以魏领土最大，人才最多，北方一大幅土地在魏管治下，自丕作王后，政权已入司马懿手中。“你能夺人，我亦可夺你。”因此，魏国大权已为司马氏所掌握。司马懿死，二子师、昭更为跋扈，无君臣之礼。丕死，曹叡继位，再有齐王芳芳为丕之孙，仅八岁。司马师欲废芳，迫芳之母废芳，皇太后想说情，手下劝其速将印绶交出。印之带曰绶。芳被废后，高贵乡公作王，师死，改司马昭。一日，高贵乡公找大臣商事，说要打倒司马昭，“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因昭欲篡位。高贵乡公说决定执行，但其中两臣又归向司马昭，可见政局混乱而黑暗。王遂率众讨伐司马昭，昭手下不敢攻打对方，成济问怎么办，贾充答道：“司马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将高贵乡公刺死，司马昭见王死而假哭，结果成济被杀谢罪。此时人已无道德良心，世界已大乱，后司马昭之子炎篡位，是谓黑暗时代。 当时人亦不佩服司马氏，昭欲为其子配亲，欲采一有名望家族之女，看中阮籍其父阮瑀是位诗人、文学家，在曹操属下办事，与陈琳齐名之女，阮籍不敢公然反对，整日装傻喝醉酒，如此历时三个月而拒婚。 司马氏得天下，称为晋朝，昭未得天下时，蜀已灭，得天下再灭吴，中国统一。当时有大臣何曾回家告诉儿子说：“我们皇帝得天下后，未讲过国家大事。孙子没有好日子过。”此因何曾见魏国大臣后作晋臣。何曾自己则“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何曾私生活如此，可见亦不是一个好人。 晋武帝司马炎得天下后，不理天下事，拥妃子极多。下午三四点钟出宫，坐羊车去妃子处过夜，羊车停留何处，便在此家过夜。其中一妃知此习性，便在门前撒盐水稗使羊停下来喝盐水，使武帝在此家歇宿。此人连找对象都不肯用脑筋，更遑论国事了。这便是晋开国皇帝之作风，其子惠帝司马衷配贾充之女，为出名之贾后，惠帝却是神经病、白痴。 当时是荒年，惠帝说：“没有米饭吃，何不食肉糜？”亦是昏庸之人。贾后则极坏而荒唐，与婆婆杨皇太后闹意见，命惠帝赐死太后之父杨骏，太后一家被杀，自己披发上表，自称妾，求留杨骏之母命。禽兽尚认识其母，贾后不理。当时有太学生入太学，在大礼堂讲说做人道理，说今日社会如此情况，天下安将不大乱。人理已灭，社会不可救药，故晋朝大乱。西晋统一没有几年，是回光返照而已。 曹操、司马懿等辈打破了君臣伦理关系，一切礼仪制度随即打破，故社会垮了，人伦灭了。 * * * 【注释】 [1] 编按：原文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见《孟子·公孙丑上》。 [2] 钱按：亭长相当于今日之派出所所长。 [3] 钱按：吕氏当时为中国第一女王。 [4] 编按：见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5] 钱按：玛内指匈奴出产的本地酒。 [6] 钱按：间谍乃中国发明，《孙子兵法》有说明。 [7] 编按：后来王恢自杀而死。 [8] 钱按：上林即皇家花园。 [9] 编按：即刘据，汉武帝嫡长子，后立为太子，在巫蛊之祸中逃亡自杀，汉宣帝即位后，追谥其为“戾太子”。 [10] 钱按：古代之女裙长应及于地。 [11] 编按：《汉书·王莽传》称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就斩王莽首级，悬于宛市之中，军人分裂莽身，争相杀者数十人，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12] 钱按：执金吾为保卫皇宫之官。 [13] 编按：阴丽华，光武帝的皇后。 [14] 编按：昆阳之战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刘秀由此而天下闻名。读此故事令人心神振奋、酣畅淋漓，有热血发汗之效，故此钱先生或有此一谑。 [15] 钱按：张酺之祖父张充是光武帝同学，酺为桓荣之学生。 [16] 钱按：即注册。 [17] 钱按：太学即今之国立大学。 [book_title]第四篇 第十五章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统一后之中衰时期。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是魏文帝元年曹丕篡位，亦称曹魏，建安二十五年前则称东汉。 篡曹魏的是晋司马炎。晋篡位，再过十六年，吴亡。接下来有贾后之乱，又引起历时十六年之八王之乱。 西晋有武帝，下有惠帝、怀帝、愍帝，共四朝。愍帝被胡人捉走，谓之蒙尘。后西晋南渡，往南边而下，谓之东晋。此时长江流域由东晋管理，黄河流域由五胡管治。东晋一百零三年，为宋，接下来是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一年，相加为二百七十一年，谓之南朝。 北方之五胡则管治一百三十六年东晋与五胡同时，后为北魏所统一，亦称拓跋魏鲜卑族人，也亦元魏与宋同时，有一百四十九年，统一北方只有九十四年。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东魏变北齐二十八年，西魏变北周二十四年。 [1] 以上称为北朝。 北周灭了北齐，隋又篡北周，又平定南方，中国再统一。 上述共历时三百九十二年，统一中国，严格来说，只有晋武帝的十五年。至愍帝为匈奴所捉，故可说是中国的分崩时期。 此一时期，南朝是宋、齐、梁、陈。 北朝是元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 当时中国不但不统一，且无一共同信仰，如有信仰中心，始可民族团结，但此时已失去中心。 古代中国，西周为政治中心，春秋之乱，有管仲出而尊王攘夷，战国时期则有孔子的共同思想，汉朝以后之政治，其中央政府之学术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东汉末年，政治思想推翻了，党锢之狱将好人下狱，备受压迫，正如范滂所说，已到怀疑时代。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 范滂以后，曹操出来招贤，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有本领便录用。因为曹操不讲忠孝之道，所以不能得天下。 到了司马懿有了改变，可以不忠，但重孝道，当时有二十四孝，如王祥卧冰等。 今日有人提倡要忠不要孝，可以无私德，只要忠于主义。但今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是怀疑，重估新价值，因此有的青年消极腐化了，有的走上坏路。 对中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 汉以后中国讲孔子，东汉末年则持怀疑。曹操说做坏人，晋人则说要倡私德，做好人。五四运动后，好人与坏人没有标准，共产党则定出了标准。因此有佛教进入中国，入世悲观并无异议，主要讲出世之道理，讲人死后尚有生命，于是入世不能随便做坏事。自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洋并无共同政治中心，各国分裂，但有耶稣之共同信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后，分裂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基督教则又分为数十百个教派。 同时西方的信仰心已较中古时期衰落，因科学打倒宗教思想，奖励入世。为财而打倒人家，专讲肉体，是谓文艺复兴，主张个人自由，入世心强，出世观弱了。 今日西洋人敌不过俄国，因为无思想信仰中心，故主张复古，回到中古时期。光讲自由是没用的。 佛有“佛、法、僧”三宝，“佛”指已死的，“法”指道理，“僧”是指生的人。如照基督教讲法，“佛”是上帝，“法”是耶稣，“僧”是牧师。宗教只是人生社会之一面，不发生最高作用。 香港只能说是一个机械的中心，水、电、娱乐、巴士、轮渡……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心情各不相同，是唯物的机械的社会。英、美、法可说是唯物的社会。英、美在利害关系上一致，并非信仰道德上的一致。总之，社会应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胡人入侵后有五胡乱华。以血统论，可称为自然的民族，有没有跑进历史前的先史，进了历史应另有文化的民族。如今日的美国一般，是各国人民的混合，称为历史的文化的民族。这是跟自然基础来的。 春秋时代华戎杂处，戎狄血统与中国相同，姓姬、姜等。战国时期同化了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统一的政府、民族与文化，不称杂处了。 中国是大国，开始漫无疆界，并不像古雅典、埃及、巴比伦、斯巴达、罗马之有小圈。中国则甚奇怪，尧舜时不知有国界，到秦以后才知道，并且有版图的确立，民族的抟成。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无国之境界，后才有天下观念。 中国人天下为家，舍己为人，而外国人对自己国家观念、地方观念均极为看重，中国则天下一家。西洋人说文化如小孩子放在摇篮中慢慢长大。中国文化则如小孩放在田埂间，亦自然地长大了。 秦朝时统一，外有四夷，与匈奴用防御、和亲、攻打之法，后来允许匈奴入住中国，因长城以外不适生活。于是同一生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罗马人征服了外国人，便要他做奴隶；中国人打垮了匈奴，请他进长城以内入住。 匈奴南迁，西汉时就有，东汉更多。匈奴南迁山西的特别多，他们的工作和教育均照中国同一待遇。 魏晋时大乱，这些人造反，就是五胡乱华，因中国的胸襟并不宽大。 尚有少数民族氐、羌，在西北部的陕、甘、宁、青等地；有鲜卑人在中国的东北部；也有羯，是匈奴的一部分，可能非同一血统。以上连匈奴，合称五胡。开始是匈奴，最后成功的是统一北方的鲜卑，称为元魏。 中国的边疆，以东北部最为麻烦，鲜卑、辽、金、清，均从东北面发起。 起初匈奴捉拿晋帝，晋南渡后成为东晋，北方则成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以下为南北朝，所谓“衣冠南渡”，即上层文化人来到了南方，尚有留在北方的。当时中国社会是门第社会，亦可称郡望。如诸葛亮，是琅琊人，是大家族、大门第，世代做官，家世二千石，相当于今之省长、部长。 黄巾之乱起，门第避难，诸葛亮逃到襄阳隆中，但其兄弟一在吴，一在北方跟从曹操， [2] 均是了不起的人物。 尚有鲁肃，亦是大门第，拥有两大米仓，其中之一送给了周瑜。 又如袁绍有四世五公 [3] ，做到院长之流。 中国今日之社会少了一个封建，无团结之庄园，故受人欺辱，因为是分开的、个人的，故吃了不封建的亏。今日中国社会只有政治势力，并无封建势力了。 当时的门第有势力，有其封建势力，故称胡汉合作。五胡乱华时，并非全是胡人，乃是胡汉合作，逃到南方的只有几十个大门第。 第十六章 北朝 外国人进中国后，同化成中国人，亦看其为自己人。今日我们称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应团结成一个民族。 岳飞、文天祥将蒙古人当夷族，但今日又有人纪念成吉思汗，似乎有矛盾。但这其中历史要客观地讲，外族入侵是对的，要反抗外族亦对。当时有人提倡不能刺激民族的感情，但历史不能否定。 胡人跑进中国，如说异族统治我中国，不十分妥，故可称为部落统治较为合适，使文化教育抟成一民族。部落可以算一个小范围，只要在中国，就一视同仁，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如汉人的政治，因政治是代表全国性的。 但蒙古人建立元朝，是代表蒙古人的政治，故压制外国。如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是代表英国人之政治，没有一视同仁。 满、蒙族人，跑进中国，均代表其各自的政权，故称部落政权，我们当他们是兄弟，但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兄弟。 今天希望多族共和，但从前是异族。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根本没有专制政治，没有封建社会，这只是外国人说的。 人不是“血统”的，是“文化”的。没有文化教育，国家就危险，自己不承认是国家，外国也不会承认，就会变成游魂。 有胡人接受并了解中国的部分文化。匈奴人刘渊之刘姓是外婆家之姓，刘渊是五胡乱华时在中国的太学读书之第一人。 羯人石勒是被人贩卖的奴隶，才华了不得，后来做了领袖，不识字，叫人念历史给他听，他猜中了十分之七。石勒有一天问人道：“我在历史上可与何人相比？”人答：“无人可比，但可与古代皇帝相比。”石勒说：“何以如此瞎说，我不懂吗？我如遇汉高祖，情愿做韩信、黥布；如遇光武帝，则与他较一日之短长；至于曹孟德、司马仲达，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我不为也。”石勒虽不读书，但很了不得，他已接受了中国文化。近人戴季陶说：“孙中山先生可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比美国华盛顿。”但没有孙中山，仍有中国，这是不讲道理。 后来有氐人苻坚，几乎统一北方，他重用王猛，学齐桓公用管仲，齐称管仲叔叔，苻亦称猛伯伯。苻坚重视文教，其他经都有人讲，只有《周礼》无人讲，后来请了宋老太太来教《周礼》，中国人规矩，男女授受不亲，便用布幕遮着讲。可见苻坚提倡中国经学。 苻坚亦尊重佛教，因只讲中国不喜欢，故佛教在北方很通行。 [4] 苻坚请了鸠摩罗什西域王子，后传授了几个弟子。王猛死前告诉苻坚，说不要打南朝。后来苻不听，故淝水之战失败。 此是胡人在北方的汉化，待到北朝汉化完成，中国文化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故如要学外国人，就应向石勒学习。 第十七章 五胡汉化 鲜卑族的汉化是五胡汉化中最成功的一族，因为它处于东北部的农业区，故易于汉化。后建立北魏，统一了十六国，建都平城山西大同。雁门关外是塞外了。 中国的国防线，河北省只有一条，经山海关到南口。山西则有两条，一为雁门关，其外为大青山，故山西较河北易守。文化区则在东汉、西晋曾经营过的洛阳。然董卓之乱后，再经刘渊、石勒一打已废。 苻坚建都长安，一大批中国人逃到甘肃、宁夏、五凉等西北地区，称为“塞外江南”。士大夫避难五凉，尚有避难东北的与鲜卑族人合作，后又打下五凉，故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与鲜卑族人合作了。有此条件，故汉化特别高。后来出了魏孝文帝，极端主张汉化。他做皇帝后，其母摄政，其二十五岁时亲政。他的第一大政策是迁都大同。大同有云冈石窟，和宗教艺术大有关系。因大同天气冷，地方太小，可耕之地少，且其有统一中国之野心，以南京太远，而迁都洛阳。但人们不愿迁都，想在大同苟安，且洛阳地区湿热，大家反对。于是魏孝文帝提出南征，遂带兵亲征，时孝文帝二十七岁，众人亦不反对。至洛阳，大雨，朝廷不好反对，遂迁都洛阳了。最重要的，此时期要推行汉化。于是下令规定： 第一，禁鲜卑人穿着胡服。 第二，禁讲北语胡语。当时有中国士人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意即谁讲的话对，并没有一定。帝者言之，即为正矣！意即以皇帝所说的为标准。”魏孝文帝说：“你的话犯了死罪。”可见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很努力。 第三，禁北魏的人归葬。死在何处，便葬何处，使大家可安心住在洛阳。 第四，改鲜卑姓氏。孝文自己姓拓跋氏，改姓元，称元魏。后来与白乐天齐名的元稹，即是鲜卑族子孙。又有姓长孙的，唐时有长孙无忌。共有一万一十二个姓，一律改为中国姓。其中唐代出了很多大人物。 第五，奖励鲜卑人与中国人通婚，提倡混合汉化。孝文自己拥有四位王妃，即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以上为北方出名的大家族，崔莺莺之母即郑氏。当时鲜卑人反对的很多，其儿子亦不喜欢，又反对离开大同，因为北方可以打猎，不爱穿华服，又想逃回老家，后来被赐死。 魏孝文帝用的中国士大夫很多，又建新洛阳。今日中国传下《洛阳伽蓝记》一书，专讲洛阳有很多寺庙，可看出整个洛阳的市容，足以与今日西方的名镇巴黎、柏林媲美。 [5] 魏孝文帝二十七岁南征，二十九岁迁都，是位青年皇帝。可惜他寿命不长，三十三岁死了。如再多活几十年，中国可能会统一，历史可能也会变成另一种样式。 魏孝文汉化后，鲜卑人变了，生活得奢侈而舒服。 鲜卑内迁后，另一批外族柔然族入侵，故在北方留军队驻镇以防外族，留驻的均为皇族。因此在南方的成了文化程度高的文人，在北方则仍是武化的，仍是化外人，故家族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两者相形见绌，引起北方鲜卑人不满，后来南方的鲜卑人被打垮了。今日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集团亦是如此。故在一个民族中间不能突出有高文化的，更不应看不起低文化的人。于是北方人打进洛阳，此辈浊流打进清流。 魏孝文帝的理想并不错，但为时只有五年，后人只学到生活的享受，却没有学到孔孟之道。今日我们学欧洲人的长处是可以的，但只学到坐汽车、穿西装、吃西餐，却是太肤浅了，应该同时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才好。 元魏后来又分成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后北周灭北齐，北方再统一，北周仍续汉化。 胡人复兴中国仍靠汉化。 北魏后分成东、西两魏。东魏为高欢篡位，叫北齐，迁都邺；西魏为宇文泰篡位，叫北周。 [6] 北齐富而大，北周小而穷，但汉化较高。 宇文泰任用苏绰为西魏宰相，请他改革政制。苏绰是用《周礼》的第二人，苏绰有友人名卢辩，两人同研习《周礼》。苻坚时期曾请一老太太讲《周礼》。 当时北齐有熊安生，对《周礼》素有研究。北周灭北齐时，熊吩咐手下打扫所堂，说今日有人会来拜访我，后来果有人来访。 周武王攻入商纣都城，第一个命令要拜访商容 [7] 。 苏绰三十多岁死，死前告诉其子 [8] 说：“有件事心中不安，为了国家而赋税加重，你以后为政，应减轻赋税，切勿忘记此事。”后来其子成为隋朝财政学家，隋代在中国最富，赋税也最轻。只要乡里中有一线，便是一光明，一扬开，光明就来了，谓之一线曙光。 北周灭北齐后，隋朝杨氏篡位，再征服南朝、北朝，五胡乱华遂告一段落，中国统一，此乃北方之情况。 第十八章 南朝 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庄子》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世说新语》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 [9] 《世说新语》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论语》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诗经》《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第十九章 宗教信仰 一、中国传统宗教 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大问题。西方人看中国没有宗教，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有古代的信仰。 西洋人主张一神教，认为很高级，认为多神是低级宗教，这是西人的说法。其实，佛教并不低于基督教。印度尼赫鲁想自己搞点花样，非美非华，至少他有野心。中国人却睁开眼睛跟人跑。印度气候暖，觉天地丰富，故信仰多神；阿拉伯是海边沙漠，觉天地很简单，故选一神教。宗教之缘起，实由环境不同而生。 中国人信多神而又分等级，最高级的是上帝，中国人奇怪的是信天，信上帝，但普通人不能与上帝沟通，只有天子代表可祭天。袁世凯亦祭过天，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天坛。读书人从公而祭孔子，是公的而非私。西洋人则对上帝亲切。中国是等于派代表，不如西洋人之与上帝可以交头接耳。 当时如英、德作战前向神做祷告，求神帮助。中国则不然，只有天子做代表。两种方式究竟何者为对，很难说。 中国在上帝之下，尚有土地公、财神、海神、城隍等，分头掌管。城隍、土地下面尚有偶像。西洋只有一神，故不能画出偶像。中国讲忠恕之道。西方人认为多神是低级。西方人说低级，是拿不平等的眼光来看人家，是不对的。 中国是有代表拜天，造成地上有大王国。西洋人则人人可与神讲话。 周公也曾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的意见不易明白，“天不可知，尽其在我”，但可向天祷告。西方人是“我知道天”。耶稣是天之子。孔子亦云天不可知，故只能尽人事，可见人事以外尚有天意。 墨子信仰上帝，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意思。《墨子》书中有《天志》篇，可参看。 老庄反对神。庄子说不知天意，老子则推翻了上帝。西方在十六世纪时，有哲学家不信上帝。 阴阳家认为上帝有多种，上有昊天上帝，下有五色上帝，青、黄、赤、白、黑合成一昊，有光而无色。又分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可说是唯物观念。 后来中国尚有神仙思想，有所谓长生。基督教讲永生，人最怕死，人生不过百年，不能放心，于是创造宗教，以满足不死。神仙是不死的，且可游世界，再下来世界，比基督教的天国更妙，非科学的，亦非哲学的，但有人情味。 神仙思想的产生，可能由长江、黄河、汉水一带首先发生，又到了沿海一带。最好看古代的文学，其实与希腊不同，不能与外国人讲说。 秦皇汉武均欲作仙人，后来人人都想做。任何历史书上都未谈及这件事。有人可以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与政治、文学可带上关系。 东汉以后，世界大乱，如范滂所说，人无出路，中国最大的信仰是有上帝。 二、基督教 耶稣说：上帝的事上帝管，恺撒的事该恺撒管。宗教与政治，要清楚分开，但还要说出毛病，只有让暴君来统治了。中国则不然，有统一的政府，有希望，不是个人的是对上帝的。西方人不易组织大一统政府。中国人的宗教是集体的，但到东汉末年垮台，不信周公、孔子、上帝了，因此信老庄的玩世哲学，神仙的游戏人间也出现了。 五斗米道是黄巾时发生，直到今天，龙虎山之张天师为中国后来之道家，与神仙思想有关，谓之方术称为邪道。宗教与方术，相差不远。 民死祷告、诉罪，亦可说由方术而变来。中国尚有妖怪。东汉初王充的《论衡》反对阴阳家一切迷信。到了三国时代，方术长生之士如左慈集中在曹操门下，其子不信 [10] 。东晋书亦多长生、上帝，都做不到，周公、孔子亦不信，神仙做不成，只有讲老庄。现世之官被石勒压死，此路不通，因此觉得佛经是新鲜的。于是佛教进入，领人走另一条路了。 知道这些本源，也可知基督教之进入。 三、佛教 佛教看世界与一般不同。世界是苦，康有为之《大同书》即以佛家来解释世界，即生、老、病、死是苦，一切富贵、名利、家庭，在生老病死中均取消了。人生实在一无留恋，如何解脱？对人生是消极的、否定的。任何人生理论哲学，先要人生无意义，才可入门。大家希望的有什么价值呢？要取消一般人的想法。人忙的是什么？ 佛与道相反，道看不起世上一切，佛首先要解脱，社会是平面的，人生即社会。基督教是两层的，上有天国，人死是灵魂上天，中国人死有鬼，但仍在同一世界，在牌位上，故风水好，家世也好。人死仍在这社会，大人物如沙田的车公庙，台湾阿里山的吴凤庙，仍在当地祭他。做了仙人，也到世上来玩。中国人是执着于现世人生，基督教则讲主的最后末日，人消灭了，好的回到天国，地上是旅居的，不朽的在天堂，灵魂只与上帝有关。 中国人很怕没有后嗣，无后即变野鬼，无人祭他，阴间附于阳间，这是一般说法。 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看社会讲性善论，人人都可好，都可做尧、舜等圣人，但要世界太平大同，很难做到。 基督教看不起社会，讲原始罪恶论，只有信主才可得救，可以上天堂。佛教则无另外天堂。 孔子讲历史文化中的黄金时代。 释迦牟尼不讲历史，亦不代表上帝。只觉世界苦，求如何解脱。但苦非来自罪，亦无人审判。乃问苦自何来？佛教重要的是讲轮回，讲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世，讲“业”。业即做的每一件事，人生做的均是业，想的做的都是业。任何人都不白过，人人要作业，人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时间做的业均对将来有影响，不可当儿戏。人变成今天的样子，乃是从出生到现在加起来的总和。人死了，账仍不完结，尚有轮回。人与动物均有情，都有轮回，但非灵魂投胎。 孔子乐观看世界，释迦悲观看世界。业是一般的行为，生命的经过积累起来，人要死，但其业仍在，这话讲人生是对的。 我们今日的一生是前世作的业，三世均是苦，永远是苦。人在苦海，跑不出来，过去的事仍要负责，懂得此理者，不能胡闹过日子，此后要自我负责，一世一世下来，永远脱不掉。 跳海即是一业，仍不能了结，人生是苦海，永不超拔。海水是咸的，人生没有一秒不苦，这笔账永不会取消，但有一办法，即不要作业。 天亦有轮回，诸天听释迦讲法，如何超出轮回，即取消作业，并非要不朽，要永生，看世界皆空，最好不要做什么，慢慢消业，最后业完。不再轮回，摆脱社会，入空门，什么都不做，这是小乘佛教。取消轮回，叫涅槃。 看破一切皆空，无我时，叫人知没有我。 例如一棵草，长出一朵花，两天凋谢，数月草枯，佛家看仍是可怜。草的生长，分析起来，有阳光、水、泥土……长出花，花即生种子，这就是因缘，乃是很多东西加起来。 灵魂不朽，是上帝降下来的，是一件东西。因缘是一事业，信佛修行，到下一世可超脱业，成涅槃，此乃小乘讲法。乘是坐的船，从此岸渡彼岸也。小法叫小乘，大法叫大乘。 看法不同，无我无法，一切皆空，做的等于没有做，涅槃是在现在。 既然人生是空是苦，何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佛教中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照此道理讲，有国家、结婚、经商……均可，并不要破世道，此是大乘的哲学理论。 大小乘的说法非迷信，均是哲学理论。 基督教省力，祷告、忏悔、信仰即成。佛教要到涅槃的境界则不容易。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人人无信心，因此有佛教出现，说做坏人的下一世要受报应，做好人的今世受苦，但下一世有好报，因此人生转向积极，重新振奋了。 故当时佛教的影响很大。 中国宗教依自力，外国则依他力。佛教要超出轮回，靠修行，此并非低级宗教或法术。基督教耶稣的故事近于法术，佛教亦有。法术进一步即是宗教。佛教说：“依法不依人。”佛有诸佛千佛、无量寿佛、三世佛，人人可成佛，但与每人可上天堂不同，因基督教是他力，而佛教是自力。 佛教是理论而非信仰，宗教是告诉一番事情，任何宗教都是出世，但佛教应说是救世。 佛家说，世界是三世，有因果报应轮回。佛教第二理论是因缘。因缘起合无自性，即无个性，无我性。如粉笔、手指、黑板，如三者不配合，即不能写字，乃是要三者配合才能写字，这就是因缘。 佛教最伟大是无我，故讲业，讲苦，而不讲轮回。 印度现在仍是信奉婆罗门教，分四个等级。佛教已没有了。释迦出皇宫苦修，饿得不能支持，后进食而悟出佛教来。佛教并非释迦一人讲，乃是依法不依人，乃是诸佛。佛法愈讲愈精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救苦救难的精神。不必出家，亦可学佛，故有居士，日本佛教徒亦可结婚。 今日之佛教，中国有一宗，发展最大，今日已衰。西藏有一宗大乘佛教，有理论有法术。今日日本、缅甸、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等地均有佛教。 佛教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是另一回事，学者所研究的往往是过去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特盛。它们能接收消化，并能超越他人，且与中国文化能融合。 外国来华的名僧首先是佛图澄法术派和鸠摩罗什理论派。 竺道生 [11] 所译《涅槃经》传来中国是个节本，他说：“一阐提” [12] 译音说反对佛法的人亦得成佛。但涅槃说，一阐提不得成佛。因此佛寺将竺道生驱逐出寺门，后来全部译出《涅槃经》，才知反佛法亦可成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因人皆有佛性也。 因人人可成佛，故后来有当身成佛，立地成佛，乃佛之最高境界，但佛教因之而衰。此是中国化的佛教。 当时魏晋、隋唐时期有第一流人物做僧。中国和尚自己“求法”，去印度，出甘肃、新疆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西游记》中亦有此种讲法。 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所经历的艰难辛苦，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险更难。因前者是求法而非求金。佛教徒所求结果是无我救世。 古时出国求法与今日出国镀金不同，乃是受苦。 求法回来，翻译佛经典籍。今日印度只有小乘的佛经，而西藏却有梵文的，中国所保存的佛经比印度为多。 唐三藏译了八万多卷 [13] 佛经，世界上任何宗教的经典都没有佛教经典多。 自南北朝到隋唐，有《高僧传》 [14] ，吾人对佛学可不信亦可不懂，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读一读《心经》和《金刚经》。那是需要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些最有名的高僧故事，所以也应该有空读一读《高僧传》，即使选择来读也未尝不可。 还有，我们也可以找梁任公 [15] 写的求佛法及翻译佛经的故事及其统计表，这是人人可以知道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普通常识。 * * * 【注释】 [1] 编按：上述相关朝代时间的记述，与钱版《国史大纲》存在一定出入，或为钱先生后来修订；另，与现行年表对照，出入时间在合理范围之内。鉴于起讫年代的选取差异，凡此类问题，本书均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下同。 [2] 编按：诸葛亮兄诸葛谨在吴，弟诸葛均在蜀，族弟诸葛诞在魏。见《三国志》。 [3] 编按：袁氏四代有五人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又称“四世五公”。“四世五公”之说分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4] 编按：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见钱穆《国史大纲》。 [5] 叶按：钱先生说，他喜爱洛阳，它代表中原，山平水远，缓带轻裘，和平宽博，太平安逸，易使人平俗。 [6] 编按：高欢、宇文泰分别专擅东魏、西魏朝政多年，但均未直接称帝，北齐、北周各由其子正式建立。 [7] 编按：商纣王时代的贤臣。 [8] 编按：即苏威，隋代名臣，在职期间力主减轻赋役。 [9] 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 [10] 编按：曹丕专门写了一篇《典论·论方术》批评迷信。 [11] 叶按：钱宾四先生爱讲竺道生，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竺道生，本姓魏，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 [12] 编按：一阐提指永远不得成佛的根机。系梵语icchantika的音译。 [13] 编按：一说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14] 编按：以“高僧传”命名的佛家典籍，主要有四种版本：梁慧皎《梁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明如惺《明高僧传》。 [15] 编按：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 [book_title]第五篇 第二十章 隋代政经状况 中国历史有一点很奇怪，即每隔三百至四百年换一个样式。西周时中国封建统一，东迁后春秋、战国分散了，至秦汉又再统一，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又分散了，至隋唐又统一了。故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般来说，统一时好，分崩时差；整体来说，历史在进步，分散时亦有进步处。 中国以汉、唐两代最好。汉代之前有短的秦朝十五年，唐代之前有短的隋朝三十八年，唐有二百九十年，连隋共三百多年。这是中国第二复兴时期。 讲历史最重要的是治乱兴衰，须了知其原因。隋何以能统一中国？何以能兴起？隋文帝杨坚中土人，北朝有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鲜卑人，北周时大臣均为中土人。杨坚篡北周帝位，再灭陈南朝，又灭突厥而统一中国。当时又有新外族兴起。 当时突厥在北方为隋之大敌突厥即土耳其。匈奴被汉打败后去了欧洲，突厥被隋唐打败后也去了欧洲。西方人之通路被切断了，因而发现了美洲。 拿破仑、希特勒均打不倒莫斯科，因苏俄北方气候极冷。 隋文帝灭陈时有两条路：一条是从四川顺流而下；另一条是自南京经长江到扬州，再向北至开封汴，又至洛阳，再到长安。 隋朝建都长安，隋文帝子杨广驻扬州以镇压南方。当时南方富，气候好，民族秀，较黄河流域为好。杨广为人夸大，文学好，人浪漫，他喜欢与人和诗，有人作诗对道：“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1] 此人招忌后来被杀了。又有人作诗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当时北方羡慕南方人的文学。后杨广即帝位，即为隋炀帝。他开通济渠即运河，对南北的经济关系很重要。 后来隋炀帝建立两都，即长安与洛阳；派军出长城，进入突厥；又在蒙古筑一几十万人活动的大城，使突厥害怕。他本人则爱住扬州。 隋既富且强，只有高丽不服，炀帝出兵三征高丽。因为天下乱，他作帝十二年竟被杀了。 隋朝统一中国只有三十八年。文帝何以能统一中国？文帝并无大用，即并非大有能耐，他起初只是跟随北周。北周的基础建立得好，且中国人之势力大，五胡的势力小，北周的基础好，乃是中国人助其建立。 隋代富，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的朝代。到隋兴起，其潜在的元气慢慢升起而扩大，此乃中国民族内力之恢复，不能以数字来作统计。社会的力量在于优秀的民族性。 隋之富强及突起，至今仍是个谜，故历史不必悲观，历史有突变，先有其潜伏期。 隋炀帝的最大缺点是夸大，滥用人力财力。 第二十一章 唐代政经状况 唐代共有二十帝，历时二百九十年。但开国皇帝唐高祖并无能耐，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十八岁从军，二十四岁打平天下。 李世民为李渊第二子，尚有长子建成、三子元吉。世民二十九岁称帝项羽二十四岁开始领军，二十九岁败亡，称为“天可汗”，含万王之王之意。他称帝二十三年，但天下已不像样了。炀帝时国家既富又强，可炀帝末年乱了十九年。时有五十个十五万人的团体，社会大乱，且又大荒。当时有新疆高昌国王服隋来朝贡中国，后来高昌王来朝贡唐朝，见中国一路荒凉，故以后不再来华，结果太宗灭了高昌国。 故历史要看其是走上坡路，抑是走下坡路，穷的在向上跑，富的在倒下去，是有所不同的。受教育的中国人不争气，领导人不行。过去美国看不起中国，看重日本，故今日吃亏了。 路一走正，国家民族变为富强便很快。历史不能看现状，要看趋向。如看现状，则隋又富又强，却一路走下坡，唐却从低处往上进。做人也如此，要比趋向，看势头。一百年来中国只懂得现状，现状无法回转，而趋向可以回转。 当时唐与突厥订立了耻辱条约，规定突厥出兵助唐，土地与人属唐，财产则归突厥。突厥只派二千骑兵帮助唐，是谓国耻。后来突厥侵入长安，有一次突厥派十万骑兵来渭水旁。唐太宗带了五个人、六匹马，渡河与突厥谈判，说大家是要好的兄弟，此是外交手段。后来突厥为唐所平定，四方太平，尊太宗为天可汗，故唐的外交手法亦很伟大。 唐代最大的是武功。北方大敌为突厥，唐代初起兵时曾借突厥兵，故突厥颇为骄横。后来突厥为唐所败，其败突厥之原因是： （一）突厥与汉时之匈奴不同，匈奴由单于领导，是统一的；突厥之领导曰可汗，下有很多部落，在政治上封建而不统一。 （二）突厥内部分裂而不团结，一名为颉利，一名为突利，二人分裂后，突利归顺唐朝，如汉时之匈奴分为南北两集团，南匈奴归汉时，已是武帝打匈奴之末期。突厥已归复者则并未与之作战。 （三）巧逢其年大凶，突厥荒年，牛羊冻死，故太宗乘机攻突厥，派大将李靖，活捉颉利可汗，半年工夫，只用十多万军队，突厥即屈服而亡，证明唐之武功盛于汉。可是唐破突厥后，又另有回纥兴起，后来变为唐朝第二大敌。 高祖得天下后一百年才打天下 [2] 。太宗灭突厥后再破西域，蛮夷尽归服唐。 唐设羁縻府州，此府名即驯养管理外国人之意，唐共有八百五十六府，又设六个都护府，意即保护他们，包括安北、单于、安西、北庭、安东及安南六个，其中安北即今外蒙古，大沙漠之北。单于即沙漠以南，黄河以北，即今之绥远内蒙古。安西即新疆之天山南路，过葱岭到波斯边境。北庭在天山北路，即今之迪化 [3] 。安东在朝鲜平壤。安南即今之越南。大概中国之疆域以唐作标准，安南、蒙古、朝鲜均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但不包括印度，日本亦在中国历史范围内，不过较疏远。 世界分白种、回族、印度、中国等数大历史圈，即文化圈子，数千年来不予改动，五族共和即在此历史范围内。照理，韩国、越南均应属于中国，汉唐时期已经如此。 唐时在东部之国土较汉为少，唐在西部之国土则越过葱岭，唐之国土疆域东西有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有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汉、唐、明、清之疆域大同小异。 唐代之武功所以强大，其原因为： （一）因敌人并不强大，突厥之政治组织较匈奴松弛，故不可怕。 （二）唐自南北朝以来，民族血统加入新的力量，五胡乱华后混入外族血统，成为新的民族。但亦有混入异族血统使民族变衰的。 汉攻打匈奴最困难是战马问题，无法去蒙古草原地带，故武帝打匈奴先通知西域，断匈奴右臂。唐先打突厥，再打西域。北朝时胡人建都平城大同，也在塞外。 北朝在北方时有三百万匹马，一百五十万只骆驼，汉武帝最盛时有四十万匹马，故就马言，汉朝不敌北朝。 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尔朱荣在北方，高欢对尔朱荣说：“闻公有马十二谷。”“谷”即二山之间有水草而凉爽之地。马在谷中，数百里长，一谷可养数万匹马，相当于现代之军港与飞机场，马以谷量，不能数匹，叫作“色别为群”，如白马群等。 汉高祖受匈奴平城之围，匈奴之军队有四色马队。中国一辆车用四匹马，四匹一色的名驹，宰相用的四匹马车不能用同色马，形容中国马少，故不能与匈奴战。 汉武帝到西域取得了马，故可攻打匈奴。 汉代初年打匈奴无马，至武帝时才有。 唐代已有七十万匹马，设有群牧使，专责养马，有四十八监，一使管六监，专门养马，黄河至河陇之间就有四十万匹马。 由于匈奴之政治高于突厥，唐初之马群多于汉时，故唐代之武功大，但并不能说唐之武功比汉强。 骑兵一到淮河流域就会失败。五胡乱华时，苻坚说：“我的军队可投鞭断流。”说明苻的骑兵之多，从安徽到长安，沿路是骑兵，但到长江边，就没有办法了。 自唐太宗至高宗，国势日盛，至唐玄宗时，唐更富强，在边设立十节度使。其十节度使（内部）之名称如下： （一）安西新疆南路 （二）北庭新疆北路 （三）河西自甘肃通新疆 （四）朔方宁夏 （五）河东山西太原 （六）范阳自北平到山东 （七）平卢热河 （八）陇右青海 （九）剑南成都 （十）岭南广州 节度使者，唐带兵之将不管政治，与近代西人之军人不预问政治同。派出之官员名叫将军，其他另有行政长官，后因唐朝人在边疆上开天拓地，军队驻于边疆不回，带兵之将亦管地方事务。节度使持有中央授予之印信，可全权调度当地军政、经济、民情之一切事务。 十位节度使掌管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的军队，玄宗为此问题而拖垮了国家。今日日本之海陆军要与美、苏比，故不得了。日本与英国都曾有意吞并中国，而用配给制度。 按照当时之统计，唐玄宗开始之年号为开元，唐当时所用之一年边费为二百万贯钱。至开元末年，加了五倍。到了天宝末年，需要一千五百万贯钱，一年之军服需要用布一千零二十万匹。因此说明了唐因开边而多用钱，经济失败了。 唐时没有宗族观念。由于汉、胡两族常聚一起，血统观念并不严格。唐代统治者本身便是混血统之家族，如李世民即是混血统，虽没有证据，但照历史传统却可以说明，太宗之父李渊，李渊之母姓独孤，是胡人，太宗之母姓窦，外祖母姓宇文，高宗之母姓长孙，玄宗之母亦姓窦。帝王之妻均为外族人，故可视为胡汉一家。 唐代社会，其边疆用胡人为将军，玄宗时致有安史之乱。 第二十二章 唐玄宗 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开始的年号是开元，二十九年；天宝，十四年。开元为全盛期，天宝时中衰，致有安史之乱。史思明、安禄山均为番胡，因唐用番将，扩大边防，安禄山官至平卢、范阳及河东三节度使，尚兼营州都督，中国东北部大块土地均在他手中，节度使兼管民政、财务与军政。安拥有十八万军队，唐代守边之军不过四十万八千六百人，已占全国边防军三分之一以上，用的都是番将，可说是异族兵团，玄宗很信任他们，但后来却造反了。 安禄山反对唐建有两都，即西京之长安与东京之洛阳，长安为唐时极大都市，米粮不足，故皇族与大臣每年有一段时期须迁都洛阳。安禄山先破洛阳，再破长安，玄宗逃往四川，太子肃宗在甘肃起兵平安史之乱，用郭子仪汉人、李光弼番将为将，唐自此遂中衰，安史之乱为唐代由强转弱之转折点，亦可说是中国历史之转折点，此外之明、清诸朝再也无法有开元时期之盛况矣。此即玄宗由中国历史高峰转而下跌，故玄宗是一位传奇性人物，极富戏剧性，因此他比任何皇帝都出名。 唐明皇与杨贵妃相恋，晚年宠杨，逃到马嵬坡时却下令杀杨，然后逃入四川。杜甫正出生于此时，杜甫经历了唐之全盛期，再下及中衰，再经安史之乱逃到甘肃，后转入四川，晚年到肃宗恢复两京，故杜甫之诗可称为“诗之史”，为屈原所不及，因屈原仅只经历楚国而已。一人之生命可反映整个时代，开元之盛，天宝之乱，均有说明。 白乐天居易之《长恨歌》，还有《长生殿》，用以唱出唐代历史之盛衰概况。 历史上之名将，除了关羽、岳飞外，此外要数唐之郭子仪。尚有名臣张巡、许远。叛军攻下两都后，又下淮水，欲攻睢阳城商丘，春秋时宋都。地方官许远说：“我听张巡之命。”叛军无法攻入，便将城团团围住，使城内弹尽粮绝，搞到要食树皮草根。唐元气之得以保留，实赖张巡之死守睢阳。后城破张巡被杀。郭子仪后来平定安史之乱，此后唐代全靠长江流域维持政局。 张巡是读书人，问他对汉何以如此熟识，他说是过目不忘。今日各处均有张巡、许远之双庙来纪念他们的功绩。 五四运动时，四川一位老人提出“礼教吃人”之口号 [4] ，说张巡杀了姨太太，胡适赞他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但孟子说，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不能以杀人作为得天下之目的。后来韩愈出来称赞张巡了不起，并作《张中丞传后叙》一文，其道理是有其历史上的严肃性。 唐之亡并非亡在贵妃身上，实因安禄山之权委实太大，杨贵妃进宫时，天下之大乱早已造成了，故不能责怪贵妃。 第二十三章 唐代衰落 唐自经安史之乱后，病根遂成，其政况日趋衰落。唐之衰败现象丛生。 一、藩镇割据 首先是藩镇割据：节度使掌管人民之财政军事，多在边疆，唐恢复二京后，安史乱将被杀，但其部下降唐并未彻底，仍安排安史旧部担任节度使于原地，即在边疆的军队，后来演变成藩镇。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北三镇，即成德、卢龙及魏博三镇，均为安史余孽，均是胡人。此三镇各自派任官员，互通婚姻，财政不交给中央，后来再有淄青今山东东部节度使加入，接着又扩大到山西。原任死后，由自己推派，而不由中央派，名曰留后，并且父死子接，成为变相世袭。故唐实际上已不统一，是文治，而非西洋的法治。 中国唐代之政治早就比世界各国高明。唐德宗时，领兵攻打三镇，但未能平定，故仍用姑息政策。 二、宦官专政 至唐宪宗时期削平藩镇，可谓中兴之兆，但宪宗为宦官拥立篡位，因此唐代进入宦官专政时期。宦官太监为中国特有，此是污点，但也是中国独有的制度。中国政治是王室与政府分开，不如法国之所谓“朕即国家”，此即中国封建与外国专制有别之处。唐代皇帝为宦官所杀的很多，东汉、唐、明三代之宦官最有势力，宋、清之宦官势力最弱。 三、朋党作乱 唐代政治尚有一弊。中国一有党，就容易出毛病：东汉有党锢之狱，唐代有朋党之乱，宋有新旧党争，明则有东林党。今日英美有政党，多有争吵，也不好。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再加上有流寇之乱，因此而唐亡。 第二十四章 唐代异族之乱 一、突厥、回纥作乱 唐代平突厥后，玄宗时武功大盛，遂引起安史之乱，唐明皇逃往四川，肃宗逃到甘肃，此时之外敌是回纥。回纥原是匈奴人。唐为平定安史之乱，乞援于回纥，亦订立要付出财产与美女之条约。唐最早之国耻是开国时向突厥求援。太宗败于突厥后，长安出乱事，抢女子、金银等层出不穷。肃宗子广平王俶在军中亲向回纥太子叶护下拜，说打到洛阳，再如约抢掠。 回纥进入洛阳后，果然到处抢掠，地方人士立刻捐钱送一万匹马，以后唐每年筹款送两万匹绢。后两次请回纥为讨史思明之子。当时代宗为帝，其子为德宗当时称雍王。回纥可汗来，雍王见可汗，可汗说：“为何不拜舞？侄儿见叔父应拜。”雍王不拜，可汗生气，责雍王之跟班四人，二人当晚死。雍王吃此亏，回纥再入洛阳大抢，又入大寺庙之塔，烧佛寺，死数千人。事平息后，留长安之回纥有数千人，由唐政府供给伙食。 当时之鸿胪寺即外交部，招待外国人，后给回纥之绢由二万匹加添至十万匹，且要求和市通商。回纥以马换中国之绢，由政府交易，一马可换四十匹绢，马是坏马。代宗说不要换了，在大历八年七月一次购买回纥之马，回纥有一千多辆车换马来。八月，回纥又送来一万匹马，朝廷说，只能再买一千匹。郭子仪不悦，后来买六千匹。 德宗时，回纥已不行了，因他们财产太多，生活腐化，此即民族在都市文明达到最高最盛时往往易于堕落。 回纥后，西藏地区出了吐蕃，亦很可怕。最后有黄巢之乱。 二、黄巢之乱 唐代有三百年天下后，以下为五代十国。 中国能成为广土众民的大国，由于政治合理，但因时间过长，易出毛病，故不易翻动。 中国是慢慢变化的，其忍耐性很大。 唐代之历史可分为三部分： 一为黄河以北之藩镇时期。 二为黄河以南之两京即长安、洛阳时期。 三为江南时期，此为南北朝时期之大南方。 自张巡、许远蔽遮江淮睢阳，江南一切安顿下来，自安史之乱后没有什么变动。此时期真正残破的是两京。由于唐仍建都两京，问题即出于此。 藩镇用壮丁成军，军中再拣选出好的军，名叫“牙军”。由养子带兵，用此军队来统治其他军队，使农村无法造反。一支军队有十几万兵，兵马的装备成为藩镇的力量，正相当于西洋的封建。故这一带不会发生动乱，可系安宁。 唐朝自身的军队均在中央，由太监带兵，故不可靠。江南则有钱而无兵。 关于黄巢之乱，历史上称为流寇，黄巾之乱亦是流寇。中国历史上革命最像样的要推刘邦。项羽非流寇，他是六国之后，刘邦则是平民，当时贵族已临回光返照，没有希望了。 今日之日本人，仍看重中国人，因地大人众，且又宽大待人。日本人现分为两派：一派是共产党，一派是信仰东方文化，跟从英美文化的则已大败。 唐代之流寇从曹县起，此地离两京很远，其打法是避中央之锋，使军队不受损失，反可增添人马。太平天国军之失败在于攻打北京，其毛病在攻城，而不要地方，故失败。 黄巢攻破洛阳后，再进入长安，大臣排队迎接。读书人在天下大乱时就没有用。天下大乱由于读书人做官的贪污腐化。中国读书人不要人格，清代起已有，后来仍归失败。从王仙芝作乱五年，再有黄巢之乱七年，再到秦宗权乱了五年，前后大乱十六年，南方乱遍，北方未有乱事。但唐代由此而亡。 唐由统一政府而变成五代十国，中有流寇作乱。 第二十五章 五代十国 一、五代 唐代内部由于中央有朋党之乱与宦官弄权，接着有藩镇之乱，又有西边之外寇及东边之流寇作乱，故使唐代崩溃。 五代是梁、唐、晋、汉、周，这些朝代都很衰败可怜。五代共有八姓十三君王，共经历五十四年，计为： 后梁：二王，十六年； 后唐：四王，十三年； 后晋：二王，十一年； 后汉：二王，四年； 后周：三王，十年。 以上五代原是唐时藩镇的变相，是军权的统治。由养子带领亲兵，寄子作王，但姓不同，故有八姓。 八姓中，后梁开国王即是黄巢之流寇朱全忠，投降唐朝后，赐名全忠。 其中尚有二王是胡人。 后唐之开国王是李克用，李姓为唐所赐。 后晋第一任王是石敬瑭，亦胡人。 后汉第一任王是刘知远。 后周第一任王是郭威，募兵出身。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历史的传统是一条线的，即所谓“一线头”。外国人没有传统，外国的文字亦不同。中国历史是有传统精神的，要有政治及领袖代表传统。今日之英王亦是有传统，但不过九百年而已。中国的历史传统渊源漫长，有唐虞夏商周秦汉一直至三国，三国时有三君王，须要找出一正统，故大家争这正统。 晋朝司马炎说，他是接自曹魏，故晋主张魏是正统。也有人主张刘备是蜀皇正统的。 这是历史的传统。 晋以后是南北朝，中国人之意是南朝为正统，北朝不算，又到隋朝为正统，唐完后是宋，但唐宋之间有一段更乱的时期，同时候有许多国产生，五代不过是较大之国，故一定要找出一个正统，唐后有乱，宋接自后周。故五代成正统。 二、十国 至于十国，只能说割据。国是私的，正统是公的，是天下。梁、唐、晋、汉、周称天下，称朝代，不称国。故中国实在有国家与天下之观念。西洋的传统是耶稣。中国是“治”的，如丝之有条理；西洋是“乱”的，没有条理。日本学中国传统，学得最似模似样，固有“天皇万世一统”之说。 “代”是代表，是代替，即一代替一代，大家都朝向他，故叫“朝代”。故俗称“唐朝”不通，应称“唐代”。一个皇帝叫一朝，一个家族叫一代，文武成康叫四朝，自父到子叫两朝，非两代，这是白话文的毛病。 五代之外有十国，十国是割据，非偏安。 吴始都扬州，后迁南京即今之江南、淮南，有四皇，共历时四十七年，较五代好，但接不上唐。 南唐，自称唐，亦姓李，但因在南方，有三皇，三十九年，以南京为都，李后主为大词人。 前蜀及后蜀，在四川，前蜀共二王，历时三十五年；后蜀亦二王，共四十一年。 南汉，王姓刘，都广州，五王，共六十七年。 楚在长江，共六王，历时五十七年。 吴越，地兼江浙两省，王姓钱，都杭州，五王，历时八十四年，为最太平。 闽，都福州，七王，历时五十五年。 荆南，都湖北江陵，五王，五十七年。 北汉，即刘知远的“汉”，被篡位后退回北方的山西，四王，历时二十八年。 上述十国中，只有北汉在北方。五代均在北方。当时天下是南方像样，年代长，人寿亦较长，北方的五代差，不过是正统。 做两年的省长不如做三十年的所长。 日、德是暴，一下子败亡了。中国则有几千年了，国家仍有前途，不可作苟安想。 三国时，曹魏像样，人才众多。 南北朝时，南朝比北朝好。 朝代短而多，打仗必多，人民生活即不安。 总之，十国优于五代。 尚有一问题，即五代十国建都，没有一国建都长安的长安是自古以来的天府之国 [5] ，因当时长安残破。此后的长安，在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了，即长安的比重从唐代以后下降了。但此是重要地区，应重新去收拾一番才好。 尚有一重要的地方，即燕云幽蓟十六州，分为山前八州，山后八州。在中国东北方有十六州。有幽、蓟、涿、檀、新、妫、儒、武、蔚、云、寰、朔等十六州 [6] 。五代时，晋高祖石敬瑭割此幽云十六州赂契丹。 民国二三十年代，十六州地跨河北、察哈尔、山西三省。石敬瑭之所以贿赂契丹，乃由于他攻打后唐时需要更强兵力，故向契丹讨救兵，并承认为契丹之子。送契丹的十六州，宋时尚未取回，仍在辽国人手中，后又为金所夺去，接着又入元之手，至元顺帝，有四百二十四年之久，直至中国统一，才回归中国。 唐之河北三镇，即十六州受异族统治四百二十四年之久，直至明初建都北京才再收回而统一。 故此河北三镇十六州未接受本国文化之涵煦，已历时六百年，这是中国在历史上之大问题。 总计，五代十国时有四大问题： 一是北方黄河流域之衰败。 二是长江、珠江流域之像样。 三是西北长安之没落。 四是东北方即十六州在异族统治下，大敌易于侵入。 故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实应建都西安或北京。 中国人应知道自己的地理，自己的历史，要天下一家，不可有分的观念才对。 * * * 【注释】 [1] 编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出自薛道衡《昔昔盐》。薛因此诗招致杨广忌恨，后被处死。事隔不久，杨广又作《燕歌行》，才子王胄以“庭草无人随意绿”和之，亦被杀。 [2] 编按：汉高祖以下至武帝，约百年，始伐匈奴，通西域。 [3] 编按：迪化，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旧称。1954年恢复乌鲁木齐市名。 [4] 编按：1919年11月1日，四川文人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公然提出“礼教吃人”的论调。 [5] 编按：“天府之国”最早出现在秦代，指包括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明清后多专指四川。 [6] 编按：十六州分别为：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幽、蓟、瀛、莫、涿、檀、寰、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为山后八州。 [book_title]第六篇 第二十六章 宋代对外关系 中国汉、唐、宋、明四代，每一代统一时即富强，但宋统一时贫弱，因并非真统一。五代很黑暗。五代末年，后周周世宗是能干之君，姓柴，非郭威之子，只是养子，当时赵匡胤、赵光义均在他手下，为宋打好了基础。 北方有北汉、契丹，南方是长江流域，建都开封的宋夹在中间。最大问题是先打北方还是南方。北是强敌，先打强呢，抑先打较易的南方？结果打平南方诸国时，宋太祖已死，而南方之吴越尚未打下，其弟继位因儿子年幼，即为宋太宗。 吴越降后，再打下北汉，只剩下契丹了，宋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第二次作战在高梁河，此地即北京西直门之万寿山区域，仍是失败。当时有杨四郎、杨六郎在山西，据说宋太宗被契丹击中剑伤而死。正史未讲此事。 幽蓟十六州一直在契丹之手。契丹始为鲜卑宇文下之一支，耕牧并营。 中国北方的敌人可分几种，游牧的如蒙古、匈奴、突厥，在大草原及沙漠两面，来得可怕，可一击而破。另一种是耕牧并营，较有坚韧性，流动与坚韧配合。大强国一定要有农民、土著。 中国土地看似散漫，但一城即一大堡垒，攻城不易。金融在城中，物资在农村，两者并存，城可武装。农业社会区小即弱，区大即强。新疆是一区一区的水草地，有数十区之多，不能统一掌管，故班超带了三十六人，即征服西域。 可怕的是辽河、热河东北省区，是大耕地，天气冷，文化低，故同时为牧地，是坚韧的农民、剽悍的牧人互相配合，故契丹难以对付。 第一，契丹兼有城圈和邑小城，都即省邑，邑即土圈墙，是农业社会的武装。 第二，契丹人中有逃亡的中原人，契丹中特别有一汉城可耕田。契丹建国是胡汉同居，早就汉化。尚有渤海国，即东三省吉林一带，有一百零三城，即是文化相当高的城邑之邦。 契丹共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是汉化已很深的国家，有二三百年历史，完全汉化了，今日仍有注意及研究其历史的，很重视，但材料很少。 契丹吞并渤海是在五代开始时，到石敬瑭奉送十六州，地区极大，加上经济、武力配合，故契丹这异邦已很像样。中国在二十六年中已更换了三朝，均建都于开封，南方仍不统一，而石敬瑭每年仍送契丹银三十万两，帛三十万匹，故契丹较匈奴、突厥、蒙古为强。宋太祖开国时，辽（契丹）已有五京，是胡化兼汉化。大辽之五京为： （一）上京热河 （二）中京热河 （三）东京辽阳 （四）南京北京 （五）西京大同 第二十七章 宋代 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二十二年。 当时宋辽对峙，有西夏兴起。太宗时有三国，即宋、辽与夏。太宗子真宗时，契丹打到南方，宋与契丹两军已到黄河边，两军在南北两岸均各占有澶渊城。中国天然国防线是居庸关与山海关，山西有两条国防线，大同在二线之间。 宋都汴京即开封，无屏障，四面敞开。长安在三山之间，向东出路是潼关，地势高于洛阳，形势亦好。 黄河的水可以倒灌开封，洛阳不如长安，洛阳只能以德治，但不能作要塞，开封更不行。但五代除后唐外，有四代建都开封，故宋亦建都开封。 唐代时当时欧洲为中古黑暗时期，扬州为全世界最大之都市，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扬州为当时交通枢纽之重要中心。汴渠亦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之工程。运河两旁栽垂柳，堤称隋堤。 宋太祖早死，太宗平北汉，但未平契丹，仍不能迁往洛阳。北京建都比南京好，因其北已平北汉，西有太行山与居庸关，南面是海，但要自南京去北京很远。 八国联军时，大沽不准有炮台，北宁铁路是国际线，故无国防线，外国军队可直达北京，北京东交民巷可有英法军，这极不合理，欺人太甚。所以西方之所谓文明文化，上帝、公道、法律、科学……不能使人佩服。列宁发明“打倒帝国主义”，人人响应，但有时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不易做到。 开封并无形势，宋朝准备攻打辽，故不能建都开封，宋是为养兵，经济条件不得已，此为大错。 宋代大人物寇准说，不可逃避，主张御驾亲征，到澶渊渡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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