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汉唐史论集 [book_author]傅乐成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48645 [book_dec]《汉唐史论集》，傅乐成著，收录有关两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文章十八篇，系傅乐成教授二十五年间历史研究的精华结集。全书内容丰富，从汉唐时代的政治斗争、地域观念、文化形态、民族文化，到历史人物、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探讨，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与研究者的较佳参考读物。 [book_img]Z_6516.jpg [book_title]自序 这本论集，共有作品十八篇。写作的时代，则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整二十五年，平均每年尚写不到一篇。在这么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而工作成果竟如此微少，实在不能不教人惭愧。 我研习国史，对中古史也就是秦汉到隋唐的一段较有兴趣。《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是我来台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同时是在先伯孟真先生的督促和指导之下写成的，脱稿后并承劳贞一先生斧正。这篇文章写成后不久，先伯便遽离人间，后来竟刊登在他的纪念论文集上。为了这些原因，虽然它的内容相当肤浅，我仍把它列为诸篇之首，以为纪念。至于其余两篇有关汉代的作品，虽成于最近两三年，事实上也是自首篇衍续而成，而其中若干意见，也经过先伯的指示。 对于魏晋南北朝史，我也下过短时间的功夫。除了集中所载的两篇，也曾写过几篇有关魏晋南北朝的战史和地理方面的文章，因写得太差，所以没有收入集中。 大约从一九五三年起，我的兴趣转而偏重于隋唐史，作品也以有关这一断代的居多。最初因受了姚从吾老师的影响，喜欢讨论外族问题，其后又渐渐转到政治和文化问题。由于各文写成的时间前后相距过远，因此初写的几篇，显然不够深入，这一点要请读者原谅。同时其中自也难免有谫陋谬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我本不愿编印文集，但经不起段昌国棣的一再催促，终于编成此集。编成后又承段君代洽出版，并承周一南先生赐题封面，一并于此志谢。 一九七七年三月傅乐成序于台北 [book_title]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 绪言 西汉一代政治集团的兴起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因了时代需要而起，他们多半是旧政治局面或制度的改革者，或是新政策的执行者，这种集团的政治意味，比较浓厚。另外一类则多半凭藉政治以外的关系，与皇帝接近，因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造成以私人或私家为中心的政治集团，这种集团常是政治上纯人事纠纷的制造者。不过各集团本身兴起原因的异同，尚非他们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冲突，大半起于政权的争夺，以及政见的争执。此外还有纯以私嫌而起的冲突。 每个政治集团持续的久暂，以及在政治斗争中能否获胜，最重要的要看皇帝对它支持与否或是支持到如何程度而定。至于它本身能否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尚系次要条件。这种情形的发生，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中，是势所难免的。 西汉政治集团的冲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刘邦到景帝，可算第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中的冲突，以政治上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为主。汉初四十多年的政治，可以说一直由淮泗功臣集团来主持。这批时代英雄，虽把旧政权推翻，但对新帝国的开国规模，没有创造的见识和能力，因此只有一切承袭“秦法”。同时他们在得到政权之后，又大部变成了黄老信徒，只求保持政治现状，而不愿有所兴革。国家新成，便呈现这么一种暮气，以致许多在统一后必须做的事，都因而停顿，终至使国家内部发现分裂的危机。文景时期，有两批人发动政治改革，先后被功臣集团与后来的另一反动集团所击败，结果乃至使汉廷不得不以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一直是保守性的政治集团的天下。 武帝可以自成一个时期。他采用了文景时期革新论者的大部改革办法，终使国内得到安定，政治焕然有新气象。他继而从事对外战争，因此新的政治集团及军事集团，皆因时代需要而兴起。武帝的各项政策，均由这些新兴集团顺利的推行。反对武帝政治的儒家，力量微不足道，对新政策的阻力很少。武帝虽然有时因用人失当，致有些事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这段时间中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则是进取而有为的。 武帝死后一直到王莽，是第三个时期。武帝死后，由于举国上下对武帝数十年从事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因此对武帝政治素表反对的儒家政治集团，乃渐渐抬头。到元帝时，竟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势力。不过汉朝从此即不能振作，因为儒家的反功利思想，使汉朝不能定立进取性的政策，他们的当政，更直接窒碍进取人才的发展。拥有不少人才的西汉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集团，即为他们消灭。哀帝以后，国家竟毫无人才可言。最后他们簇拥着外戚王莽，登上皇帝的宝座。无奈主角及配角均差，一出好戏，终至狼狈收场。 不过话得说回来，西汉乃是中国史上不可多见的强盛时期，这段时间中的政治集团，虽也相互冲突，但就每个集团质的方面说，却不尽同于后世。根据史实看来，每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他们无论是反动的或是前进的，本身大都具有相当的才干。即使是由外戚甚至佞幸进身的人，也大半有成绩表现，很少是属于戏台上所表演的国舅国丈那一种的类型。他们的个人操守，大致也还说得过去，所以西汉史上很少有一点事不做而专门贪污的军政大员。西汉大多数的皇帝，对于用人，不能说不慎重；同时更维持一种相当高度的法治。西汉一代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与此大有关系。这倒是值得附带一提的。 一　汉初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火并 刘邦于仓卒间建立新的王朝之后，政治上尚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解决。他作皇帝后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从事翦除一部分不稳定的功臣。他为此几乎无岁不征，直到他死，战乱未曾止息。这个问题，早已种因于统一以前对项羽作战之时，不过到他作皇帝后才表露出危机而已。刘邦的功臣，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刘邦在淮泗初举义旗时的基本干部，这批人在举义前多与刘邦“同为编户民”，对刘邦相当忠实。同时他们之间，也具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可把这批人称作“淮泗集团”。此辈可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为代表。其中除萧、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经验及能力外，其余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与项羽作战，胜的机会绝少。另一类是刘邦举义后陆续加入的，他们来自各地或当时其他革命团体，故私人间无密切的联系，可统名之曰“杂牌”。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辈出，可以韩信、英布、彭越、张耳、陈平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士，前者常追随刘邦左右，后者则多领兵在外打仗。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此两派尚未发生过严重摩擦。 刘邦与项羽作战，在那种军事第一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偏不争气，因此不得不借重“杂牌”。黄河以北的地盘，完全是由他们打下来的。而决定全局的垓下包围战，更由韩、英、彭三人为主力。灭项之功，既以“杂牌”居多，因此刘邦所封的异姓七王，“杂牌”占了六个。不过刘邦之分封他们，乃是迫于以前的成约及当时的形势，内心实有所不甘。同时对他们的既成势力，感到恐惧。对韩、英、彭三人，尤为畏忌。因此处心积虑，找寻机会来消灭他们。韩、英、彭三人虽然看不出有结成党与的迹象，但三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可以说是一样。所以韩信被捕，彭越便称病；韩、彭被杀，英布便干脆的“欲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灭，刘邦也跟着死去。他所遗留的大臣，除陈平外，几乎全属于淮泗集团，他将国事托付于这个集团的中坚人物萧何。由于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后娘家人的政治势力，便日见扩张。吕后是刘邦的糟糠之妻，吕家人也自始即追随刘邦，所以他们可以称作淮泗集团的外戚派。萧、曹等人，则可称为这集团的功臣派。不过吕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见识方面，远逊女子。吕后之刚毅，固不待言；其妹吕媭，也极有胆识。至于男子，除了吕后的哥哥吕泽曾立过些军功外，其他无一不是庸才。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吕后一手栽培起来的。吕后利用刘邦的连年在外作战，乘机过问政事，族诛韩信，便由她决定。刘邦晚年，吕家人在朝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吕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当时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与吕家接近的，如张良、郦商、樊哙、审食其等。其中樊哙是吕媭的丈夫，审食其是吕后的爱人。惠帝即位后，政事实际已全由吕后决定。惠帝死后，她更进一步实行“临朝称制”。不过当时吕家人的势力，仍非功臣派之敌。军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陈平、周勃、灌婴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较耿直，临事则一无办法。陈平为人极圆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书所常并称的“绛灌”，本是韩信羞与为伍、英布以为不在话下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排外性，对于排拒异己，步趋常是一致。四人的声望才干，虽然超过诸吕，却不足与吕后相抗。所以吕后扶持诸吕，他们无法阻拦。第一步吕后要提高吕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封王或封侯。当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王陵首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为根据，表示异议，吕后大不高兴。因此轮到陈、周，便不敢反对。吕后第一个目的既达，第二步便设法要诸吕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据说首倡此议者，是张良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张辟彊。《史记》九《吕后本纪》说：“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是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此说破绽甚多。与辟彊谈话的丞相，以时间论，应该是王陵，而王陵则是在惠帝死后面折廷争反对分封诸吕的人。其次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均在吕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后八年的事。若说此事乃是实现丞相八年以前之请求，宁非奇谈！总之此事乃吕后扶持诸吕的必经步骤，朝中大臣对此事应负责任者尽多，而不必诿过于一竖子。 至于吕后扶持诸吕的目的何在，后世对此颇多议论，而以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一条，最为允当。赵认为：第一，吕后本不想以吕代刘。因为她对刘邦简择的旧臣，甚为信任，与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间并无意图颠覆刘氏的迹象。他说：“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又说：“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第二，吕后之扶持诸吕，乃是因为孝惠死后，吕后本人没有嫡亲子孙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吕家人在她死后受别人欺侮。他说：“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陵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第三，吕后对刘家子弟不能算坏。并且她为使刘、吕相亲，确曾费过一番苦心。他说：“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吕后之以吕氏女配诸刘，确有其政治作用。《汉书》九十七《外戚传》说：“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证明。不过吕后的用意虽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诸吕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功臣派发生冲突，自在意中。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当年萧何封侯，尚以“未尝有汗马之劳”而生争议，对此又焉能容忍！何况诸吕进而夺去他们的实权，吕禄作上将军，吕产作相国，使周勃的太尉、陈平的丞相变成摆设。所以当时功臣派心情之郁愤，可想而知，其谋诛诸吕的动机，便自此而起。他们首谋本身的团结，故陈平听了陆贾的劝告，即与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与反吕最激烈的宗室刘章联合，刘章是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有强大的齐国作背景，同时又是吕禄的女婿，诸吕也对他另眼相看。他反吕的主要目的，是想拥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吕后一死，齐国便出兵西指。这次事变，可以说是功臣派的主谋，而由宗室执行任务。刘章便是亲自带兵与诸吕动手的人，相国吕产与长乐卫尉吕更始均被他当场杀死。这次政变如无宗室参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单就当时周勃那副模样看来，即可作此假定。 诸吕在“不当为王”与“欲为乱”的罪名下，尽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也被统统杀掉。功臣派藉口说他们不是孝惠之子，实际上是怕他们长大后替吕家报仇。又认为齐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生怕他们将来变成吕家第二，因此才挑选了“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入承大统。功臣派对吕家的畏忌，从这类地方表现无遗。他们这次与诸吕的火并，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权位的争夺。所谓“安刘”之功，乃是欺人之谈。因为就现有的历史记载看来，刘家何尝有不安的现象，所不安者，周陈辈之权位耳。 诸吕的罪名，实有重作一番讨论的必要。先说“非刘而王”。所谓“白马之誓”，仅见于《史记》的《王陵传》中，《高祖本纪》上没有正式记载。就常理推断，此誓倒非虚构。因为王陵以这誓约为理由，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分封诸吕，如是假的，吕后岂有不加驳斥之理。事后，王陵更指出陈平、周勃均曾参加盟誓，陈、周也未否认。吕后临终，更曾拿这誓告诫诸吕。所以这誓约的真实性，可无问题。可能是刘邦晚年与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约，未举行公开仪式。吕后对此事，也必知道或参加。不过最主要的，是“白马之誓”的破坏，陈、周二人，要负大部责任。他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诸吕能否顺利封王的最大关键。他们若能据“誓”以争，理由绝对站得稳。纵然无效，此心可以无愧，其咎便在吕后。可是他们非但不敢反对，反为诸吕封王，制造理论根据。据《史记·吕后本纪》，当时他们对吕后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不可。”这即是说“白马之誓”已失时效，而认为王诸吕为合理合法。无论二人的话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话予诸吕封王以绝大的支持，则无可否认。由此看来，郦况骗诸吕时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的话，乃是实情。后来政变发动时，除掉齐国还以“非刘而王”四字为藉口外，陈、周辈便不好意思再弹此调。于是又另外搬出“欲为乱”的大帽子，加在诸吕头上。 至于诸吕之“欲为乱”，据《史记·吕后本纪》说：“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又说：“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段记载，颇多疑问。吕禄欲为乱而迅解兵柄，已属费解，尤奇者是事后竟不通知吕产一声。吕产那时仍是南军领袖，手下的军队尽多，而他欲入未央宫“为乱”时，何以只带“从官”，不带军队？如果从官之中，包括军队，何以当未央宫殿门关闭之后，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来”？又何以见了刘章所率领的一千余人都不敢抵抗？吕产的从官，既连一千人都无法应付，人数之少可知；那么吕产又为何率领数目那么少而又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发动“为乱”那么大的事呢？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诸吕不但对“为乱”没有准备，即对别人的暗算，也未曾防范。吕产之入未央宫，与其说是“欲为乱”，不如改为“欲上朝”或“欲办公”倒恰当些。总之，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的作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诸吕虽庸，看来倒是一批心地厚实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败而又被恶名。他们在“欲为乱”以前的那段时间中，可以算得上虽无功却也无过。吕后对他们并不放纵，吕后的侄孙吕王嘉，便因“居处骄恣”被废。当时一般人对吕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说坏。骗吕禄交出兵权的郦况，曾遭举国不满。《史记》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传》上，载有“天下称郦况卖交”的话，这是当时人与后世直书“诸吕之乱”的史家们见解不同的地方。 二　文景时期的政治革新论者及其反对派 文帝的入承大统，事之偶然，犹如中彩。因为这事完全由功臣派秘密决定，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无怪他得到消息后，手忙脚乱。后来听了宋昌的劝告，才鼓起勇气，带了几个随员，到京城去接收皇位。他来到京城，面对着这么一个复杂艰险的局面，内心的不安，不言可喻。所以他在即帝位入未央宫后，跟着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十《孝文本纪》）然后才下正式的即位诏书。这固可以看出文帝的机智，同时也可看出文帝对新环境的恐惧。 文帝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就中有三个最大难题，是必须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第一，迎立他的那般功臣，原都是当初与刘邦一起革命的，资格既老，又有拥立之功，所以文帝即位后，他们在政府的位置，一概未受动摇。他们遇事倚老卖老，反对革新，抱定了既得的权力与地位，大有除死方休之概。他们阻碍新人的进用，自己又干不好，因此国家无法求进步，而文帝却又奈何他们不得。第二，宗室诸王国，因安定了一个相当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随之增强。同时中央政府自孝惠以来，即以“无为”为政治最高原则，对诸侯内政采取不干涉主义。《史记》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这种放任政策，养成了诸侯的骄恣。文帝也是诸侯出身，当初的政治地位，原和他们相同。而且消灭诸吕后的皇帝候选人，原有三个，文帝不过是其中之一，由功臣作最后之圈定而已。这样，诸侯对文帝，自然不会十分尊敬，文帝自然也不敢对他们过分约束，如此反更启发他们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们遂由私生活的越规，进而至于各种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淮南王刘长直呼天子为“大兄”，锤击辟阳侯，自作法令。吴王刘濞也可以煮盐铸钱，招致天下亡命，称病不朝。甚而至于济北王刘兴居造反。一般黄老信徒的大臣，个个怕事，装聋作哑。诸侯闹了那么多的乱子，终文帝之世，很少见有什么大臣事先向皇帝提出警告，自然更谈不到什么防范办法。因此造成了“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的局面。第三是匈奴问题。自刘邦在平城吃了大亏与匈奴和亲后，汉廷一直遵循着这种屈辱政策。可是匈奴根本没有守约的观念，有机会仍是照样入侵。文帝时有位熟悉边事的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作了匈奴的军事政治指导员。匈奴得到他，入侵更为方便，有一次匈奴的斥候曾到达长安附近的甘泉。由于他们的来去飘忽，汉军很难捕捉他们的主力。因此他们便“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在这种情势下，和的意义，早已失却。战呢，不但人才与装备，都成问题；而国内政局的不安，也使他不敢从事大规模的战争。 文帝作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几乎无日不在这三个问题之中打滚，但结果一个也未解决。丞相一职成了功臣集团分子的轮流终身职，这个死了，那个补上。除了周勃因太不知趣而被中途免相外，其他无一不是头顶“丞相”二字的官衔进棺材的。直到文帝死后，还有功臣集团中人在作丞相。其次文帝对于不法的诸侯，也未能作严厉的制裁。淮南王刘长被“废处蜀中”，半路自杀，竟闹得天翻地覆。对当时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尤其不敢得罪，赐几杖请吴王安心养病，终于养出日后的七国之乱来。对于匈奴，在外交上仍是采用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只能作被动的防守，虽然不断的挨打，但是无法还击。 文帝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却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作了不少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工作。他治事精勤，崇尚节俭，尤其注意人才的选拔。他遗留下雄厚的国力，以及不少优秀的谋臣武将，以为后世安内攘外之用。同时他更设计好一种建国的蓝图，为后世所遵循。终使国家在他的身后日臻强固，使汉朝成为名符其实的新朝代，而非旧朝代的延续。这蓝图的起草人，就是盖世聪明的“洛阳少年”贾谊。 贾谊的学问，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懂法家之学。他主张以仁义立国，极端痛恨秦国的强暴政治。他所发的议论，全以时事为据，故无空疏之病。原来汉朝立国后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是完全承袭秦朝的。秦制的基本精神，则是“武力”与“律条”。因此汉朝的法律，极为严厉。而汉初一般大臣，偏又讲究“清静无为”，平时对人民不大过问，一旦出事，就搬出秦法来。所以若论汉初的政治，“不教而诛”四字，足以尽之。此外，在秦法之下培养成的“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风俗，也依然存在社会上。从这些地方看来，汉朝没有资格称得起为“汉”，只配称作“后秦”。所以贾谊在太中大夫任内，首先建议改革制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贾谊传》说：“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后他在梁怀王太傅任内，又针对着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时弊，上了有名的所谓“治安策”（载《汉书》四十八《贾谊传》），提出许多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其中除了对付匈奴一项有点不切实际外，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他的主张，不仅是在改变旧制度的表面，在精神方面也要一扫嬴秦之恶毒。他不仅要改良当时的政治现状，而且要纠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要在强力之外，更注入政治与社会一种德教的新精神。他既反对秦朝，当然不能用秦朝的手段来推动他的政策，所以他的一切改革办法，性质都是比较和缓的。 对于诸侯问题，他认为只要诸侯的力量不足与中央抗衡，便可无事。他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办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其次他主张好好教育太子，使他们将来能在德行上作国家的表率。这样，逾法的事，自然会少。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以管子所说的“四维”来改变秦朝以来社会上惟力是视、惟利是图的颓风。同时，他认为这等任务，“俗吏”是办不到的，必须由“识大体”的人来担负。此外他主张君臣间要有礼节，皇帝应当优礼大臣。因为自刘邦以来，汉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礼节，常将低级社会朋友家人间的言语动作，搬到朝廷上来，极无体统。同时他认为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则必将使臣下“犬马自为”，忘掉廉耻节操。如以此话按诸陈平、周勃之媚吕而又反吕，则可见刘邦狎侮大臣的影响，何等严重。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贾谊的计划，规模是宏远的，见解是深刻的。虽是满口仁义道德，但确有他一套现实的办法，而不是徒托空言。 贾谊极受文帝的赏识，他由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时，不过二十几岁。接着文帝便准备以他“任公卿之位”。这样一来，功臣集团中人，乃又大起恐慌，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一般老牌军人政客，都起而反对。他们本无政见，自然不会从理论上反对贾谊，只能含糊其词的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谓“专欲擅权”，即是怕贾谊夺去他们的既得权位。所谓“纷乱诸事”，即是怕贾谊改革他们因循敷衍的办事原则与方法。洛阳在当时是一商业都市，所谓“洛阳少年”，即犹今日之骂人为“上海小流氓”，其词粗鄙，与说陈平“盗嫂”无异。文帝在当时无法过分违拗那般功臣，不得不把贾谊外放，贾谊终于忧郁而死于梁王太傅的任上。贾谊虽因没有取得政治实权以一展其才，可是他的大部见解，终于成为以后汉朝建国的准则，在他身后，一一实现。 贾谊死后，另外一个改革论者继之而起，那便是晁错。他少习申商刑名，后又曾受《尚书》于伏生。文帝时曾任太子家令。景帝时他凭了皇帝的信任，气死了功臣集团的硕果申屠嘉丞相，由内史跃登御史大夫。因为他是法家，故作风与贾谊不同。他为尊天子安宗庙，就在充任副揆之后，展开雷霆万钧的政治改革。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诸侯。他摈弃众建诸侯的办法，而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其主要目标，便是当时富强甲天下的吴国。他也料到可能会激起叛变，但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所以不顾一切的实行。他与反对派的冲突，也因此远较贾谊时为甚。 远在文帝时，因他屡次上书请求改革，已遭一般大臣不满。景帝即位后，功臣集团虽趋幻灭，但另一以个人为中心的豪门继之而起，便是景帝母窦太后的从兄子窦婴及其门下一批人。窦婴以外戚之重，又好宾客，所以很多人趋附他，因而造成雄厚的政治势力。他首先反对削地之议，后来七国乱起，他把他的重要门客袁盎荐与景帝。袁就利用景帝的恐惧心理，献出“急斩错以谢吴”的计策，晁错之被杀，实是窦袁二人作好的圈套。袁盎为人极有手段，文帝、景帝、周勃、申屠嘉，均被他愚弄过。这派人士与诸侯不能说没有勾结，窦、袁二人都曾作过吴相，袁盎且曾受过吴王的财物，因此二人成了当时的吴国问题专家。他们想利用中央与吴国的矛盾关系，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反对削地，目的是在打击政敌，而非有爱于吴国。从一方面袁盎充任对吴和谈代表，一方面窦婴出任大将军领兵戡乱看来，可知他们对吴事的看法，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这批人在晁错心目中，本是韩非子五蠹中人，当然亟须铲除，因此他累次想杀袁盎。但七国乱起，他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反得到“衣朝衣，斩东市”的结局。他被杀后，叛乱并未因而平息。不过窦袁辈的目的已达，便不再弹老调。他们以吴国问题起家，终又出卖了吴国。 晁错对于匈奴问题，也有极高明的见解。他曾把匈奴与汉朝双方在战术的长短，作过详细的比较，创出“徙民实边”的伟论。可惜这些事还未等他动手去作，他已殉身于他的政治理想。他和贾谊虽然在见解与作风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是汉初最伟大的政治改革论者。贾谊在朝中是孤立的，晁错虽握实权，但为时短暂，实力也不雄厚。但他二人所倡的政治革新运动，均曾震撼汉初以来旧政治所造成的反动势力。其身虽败，其议论则如洪水暴至而不可抑止，直到武帝时始得到归宿。但如果这种革新运动能在他们生前实行，则武帝时国家会减少许多麻烦事情。武帝以后的繁荣和平，也将会提前几十年出现。 三　由养士造成的豪门冲突 从刘邦死后到文景这段时间，汉朝的中央政权，不算巩固。那时诸侯势力强大，函谷关以东，几乎全是他们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央的不干涉政策，促成他们的骄恣不法。当时政府大员的办事态度，又极马虎，在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下，而无严格执法的人。因此战国时代的一部分风尚，又于此时复活。在民间活跃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游侠者流；在中央高级官吏以及列国诸王之间，则盛行着“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养士之风。游侠与养士，本是同一原因所产生同一结果的两面。所谓“游侠”，常也就是公卿诸王所养的“士”。养士者常能济人之急，但被周济的不一定是善类；游侠者常能死人之事，但所“死”的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的道德行为只用之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他们的目的与国家冲突，他们便不惜破坏国法。正是《汉书·游侠传》所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虽然养士的人与被养的人其中都不乏人才，但无疑的这批人却是国家走向安定统一之路的障碍物。 汉初养士的风气，最先从诸侯国中发生，当然他们的用意是在觊觎中央政权。刘邦时，代相陈豨的宾客最盛，终至造反。以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结果也造反。景帝虽平定了七国的叛乱，却平不了诸侯的养士风气，因为这是整个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紧跟着是梁孝王的好客，一直到武帝时的淮南王，都几乎闹出乱子。景帝初年，这风气由地方传到中央。那时刘邦遗留下的功臣集团已零落殆尽，朝廷需要新兴的政治集团，于是养士的豪门与法家同时并起。前者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物是窦婴。后者要改造时代，代表人物是晁错。两派人士相互水火，结果窦婴胜利，因此又酿成盛极一时的中央大员的养士之风。 养士者常利用士来助长威势，打击政敌，而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士”也常借了养士者的政治地位与声望，去作不安分的事。窦婴最初之以袁盎谗杀晁错，与后来之因灌夫的不法而被弃市，正是这种情形的最好注脚。袁盎是兼有“士”与“养士”者的双重资格的，他是窦婴的“士”，同时自己手下也有一批人。他虽是国家官吏，却与当时的大侠季心、剧孟情感极好。季心是季布之弟，《史记》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的《季布传》上说他“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即当时有名的“酷吏”郅都也不敢惹他。剧孟更是“以任侠显诸侯”，《史记》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可见当时他们的潜势力之大。袁盎凭了这种资本，成了窦婴门下士的中坚，又靠了窦婴的提拔，官至九卿。窦婴被拜为大将军时，曾以地位金钱拉拢了不少的人，七国之乱前后，正是窦、袁的极盛时代。《史记》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史记》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的《袁盎传》也说：“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乱平之后，他们的声势，更为煊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因此条侯周亚夫死后，窦婴便成为盖世无双的豪门。景帝尝以“沾沾自喜”四字批评他，自此可窥见窦婴的风格。虽然景帝不喜欢窦婴，没有拜他为丞相，但终景帝之身，窦婴的声势，未受动摇，这当然与窦太后的关系极大。 谁知到了景帝末年，另一个豪门继之而起。那便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窦婴作大将军时，田蚡不过是侍从武官一类的“郎”。但到景帝末年，已作到太中大夫。到了武帝初年，窦作丞相，田作太尉，双方已有旗鼓相当之势。田蚡这个人，似乎在处处模仿窦婴。窦婴好客，他也好客；窦婴好儒术，他也好儒术；窦婴曾与吴国有来往，他也和淮南王交结。不同的是他与武帝的亲戚关系，较窦婴为亲，而窦婴常惹窦太后生气，王太后却是田蚡的绝对支持者。因此窦、田虽因得罪窦太后而同遭罢免，但窦太后死后，田蚡反作了丞相，窦婴则落得“益疏不用”。田蚡作丞相后，声势乃显然的超过了窦婴。曾作过梁相以谨慎著名的韩安国，便是田蚡最得力的干部，犹之乎昔日窦婴门下的袁盎。窦婴的宾客因窦的失势，大半跑到田蚡那边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的灌夫。 在那群去窦归田的宾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籍福。虽然史书并未正面谈到他的出身，但可断言他是一个游侠头子。《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曾说季心“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季心、袁丝（即袁盎）、灌夫都是“为任侠”的人，则籍福是何种人，自可想见。并且由福与袁、灌二人的关系看来，也可推知他与窦婴的关系。武帝初即位时，籍已俨然是田蚡的幕客，曾劝田蚡把丞相一职让给窦婴。继而又劝窦婴“兼容”，遂碰钉子。后来田蚡又使籍“请魏其城南田”，而遭灌夫怒骂。乃至灌夫骂座遭田蚡扣留时，籍福又“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结果灌夫骂得更凶。从这些事上看，均可证明籍福是去窦归田的宾客之一。 窦田冲突的起因，从表面上看来，一是为了田蚡要窦婴的城南田，而窦婴不许。一是为了灌夫当众侮辱田蚡。但窦婴所以不允田的要求，是因认为田“以势相夺”，显然是宾客尽去后的愤激之言。灌夫之所以侮辱田蚡，更直接因宾客在宴会上重田轻窦而引起的。所以这两件事的基本原因，都起于宾客。窦田冲突，可以说是一场宾客争夺战。窦婴因宾客冷落，自然极感羞愤。灌夫的不去，为他保留最后的一点面子，因此引灌夫为知己，并且要藉灌去打击“生平慕之而后弃之者”，所以竭力支持灌夫的骂人。灌夫之骂籍福，骂临汝侯，骂程不识，实际就是窦婴报复情绪的发泄。最后，灌夫因骂田蚡而获罪，窦婴也抱定“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的决心，竭力营救。这固是死党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保持他最后的一点面子，故窦婴不惜为此拼掉老命。当时朝臣，无疑均站在田蚡一边。即连当时以正直出名而又素来同情窦婴的汲黯、郑当时辈，都不敢为窦婴辩护。失势者又岂能避免他们的悲惨命运呢！ 窦田两豪门势力的起伏，虽然直接由于双方政治权力地位的移转所致，但这次事件，却少政治意味。主要的还是起于私人情感的冲突，而非政权的争夺或是政见的争执。 武帝虽因王太后的逼迫而杀窦婴，实际对田蚡也无好感。有能力的君主，大都不愿朝中有此现象，所以武帝曾尽力压制这种养士与游侠的风气。窦灌被杀后，不久田蚡也死去。中央大员的好客之风，逐渐衰竭。田蚡以后，汉廷的丞相，除了公孙弘还有几个宾客外，“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汉书》五十八《公孙弘传》）。像卫青那样立过大功的外戚，也只能“奉职遵法”而不敢招士。霍去病更不必说。至于诸侯方面，七国乱后，已有一番整顿。武帝更一面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一面加强对他们的统制，因此大部都失去招贤纳士的能力。所以自淮南王以后，汉朝即没有公然倡乱的诸侯。国家的内部，总算大致得到安定。 四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 武帝时国家内部虽日趋安定，但匈奴仍是大患，所以武帝想趁机一雪国家的百年奇耻。经过朝臣激烈的辩论，决定对匈奴作战。在马邑诱敌失败之后，更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因为旧人凋谢，他以文帝以来新兴的山西军人集团与几个外戚军人，组成了新的军事统率系统。而汉廷群臣，至此更发生文武分途的现象。原来汉初功臣集团的分子，大都饱经战阵，所以“出将入相”，他们尚可包办。文帝时，这批人年纪已老，到景帝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充任，这批少爷，除周亚夫资兼文武外，其余均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干军的与干政的便不能不显然分开。恰巧武帝预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东方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会打仗，因此西北边陲一批善战的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遭屏抑，至此始有发展事业的机会。 山西人之善战，秦时即已驰名。《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里所说的“山”，应当是指今日陕西省的华山，所以《汉书》上所说的山西、山东，等于后来所谓的关西、关东。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之故，此点大致不错。不过除此之外，与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一点，也有关系。 刘邦入关，部下全是“山东”人。这批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者，当然仍以同乡为主。何况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武帝的十三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而其中两个是皇亲，只有李蔡算是“积功至丞相”。至于军界，更是如此，气焰万丈的淮泗军人，于大功告成之日，岂肯容别人插足。六郡良家子的从军，虽是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所以他们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五六十年，直到淮泗军人死光而无后继之时，才露头角。《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乃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武帝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所任命的军政最高首长，不问能力，也不问出身，专找最听话最可靠的人来充任。所以武帝的十三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军人，有宗室，品类虽杂，而无一不是庸才。所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在军事方面，也用这个办法。他所建立的军事统率系统，是由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几个“奉法遵职”的外戚来充当最高统帅。山西军人在朝中毫无凭藉，所以他们的兴起，多半要靠真本领。这批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与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总计卫青伐匈奴时部下的十五员大将中，山西（今陕西、甘肃等省）人占八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山东（今山西、河南等省）人占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此外北方边塞的云中（今绥远省）人二名，即李沮、郭昌；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者，亦几无一非山西人。 山西军人的最大特征，一点是爱惜部下，一点是喜欢招贤纳士。这是与当时外戚军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中以李广的声望最高，他是秦将李信之后，世代将门，其本人又具有卓绝的战斗技术。他在文帝时已露头角。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也曾立功。以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与匈奴打过多次硬仗，当时的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天下无双”。武帝时他充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入侵右北平。诸如此类，可见他当时声威之壮。他对部下之爱惜，可以说已达到甘苦与共的地步。《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汉书》五十四《李广苏建传》也说：“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李将军列传》又叙述他死后的情形说：“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仅就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平素的为人以及受部下爱戴之深。苏建对养士也甚感兴趣，他曾劝卫青招贤纳士。李广的孙子李陵，司马迁说他“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也说李陵“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所以山西军人，大致说来是爱养士的。陇西李氏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望，除了他们的军事天才外，与“士卒爱乐为用”一点，也有极大的关系。 至于外戚军人，其作风恰与山西军人相反。武帝先后以三个由女宠而进的外戚，充任讨伐匈奴的统帅，即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人中除卫青有些才具外，霍李二人，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风。不过他三人共具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以和柔自媚于上”。他们只求皇帝的宠幸，不愿再与别人往来。所以卫青当苏建劝他招士时，他便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他认为人臣除了服从命令去办事外，自己不应再树势力。所以他一生小心翼翼，看皇帝的颜色行事，但是因此也难免与部下及时人发生隔阂。所以苏建说他：“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霍去病则与士卒隔阂的更厉害，《史记》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但就“奉法遵职”这方面说，却与卫青无二。李广利更不足道，伐大宛时贪污腐化，饿死许多士卒，自然更梦想不到什么养士。可是武帝最喜欢这种人，他们没有个性，所以听话；没有大志，所以可靠。武帝时外戚多矣，而三人特见宝爱者，原因在此。不过，这种作风，如何能受部下爱戴，所以他们只能借了皇帝的权威来驱使部下而已。同时他们仅凭外戚资格而任统帅，使有资历才能的部将，尤感不服。武帝之世，外戚军人和山西军人的领袖人物陇西李氏的始终扞格，便由此种人事问题造成。 卫青在外戚军人中算是好的，山西军人有一部分是他的心腹，如公孙敖、公孙贺等。因为前者是他的老友，后者是他的亲戚，所以对二人特别提拔。对其他部下，也还宽容。独对名满天下的李广，处处表示排挤，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以李广的资历与才干，而所受的优遇，不如诸将。每次出师，李广所率领的军队，从未超过一万人，亦从未负过重要任务。他每次作战，无一次不表现奇迹，而又无一次不因失援而败。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命卫、霍伐匈奴，李广几次请求，武帝才准他充前将军。等到出塞以后卫青得知匈奴单于的所在地时，却把李广调为侧翼，而以公孙敖为前将军，担任与单于正面的作战。《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可见卫青此举的目的，明明是想提拔公孙敖，以冀恢复他新失的“侯”。至于《李传》所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亦犹今之军人，开口便是“奉命”如何如何，恐怕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李广生平以不能一当单于为憾，此事给他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其后卫青又预备把捉不到单于的责任，推卸于李广的“失道”上。这种折磨，李广除引刀自刭外，实已无他路可循。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霍去病伐匈奴，亦极善战。为了他父亲的死，把卫青击伤。后来在随武帝打猎的时候，被霍去病冷箭射死。武帝反替霍掩饰，说李敢被鹿触死。李氏与卫、霍的这场冲突，绝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于山西军人的示威。李广为当时军界名宿，尤受一般中下级干部的拥护，其负时望及得士心，不但直接威胁卫青，连武帝都有醋意。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至于李蔡、公孙贺、公孙敖等之所以能官运亨通者，乃因此辈虽为山西人，但均庸庸碌碌，惟命是从，故仍能得到卫、霍的借重以及武帝的青睐罢了。 到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又与另一位外戚发生纠纷，那便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此人毫无作战经验，只因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才命他去伐大宛。费时四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所收的战果，不过是几千匹马。这种人李陵如何能看得起！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汉伐匈奴，他拒绝为贰师将辎重，而愿自当一队。因此带了步兵五千人，出塞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与单于亲自统率的十万匈奴军遭遇，在四次恶战毙伤敌军万余人后，自身损失，不过一千余人。奇怪的是，像李陵所率领的这样好的军队，武帝却没有慎重考虑到后援问题，终因连斗十余日后，矢尽援绝，在去塞百余里的地方投降匈奴。同时李广利以骑兵三万，在天山与匈奴较弱的一环的左贤王作战，虽也杀了匈奴万余人，而付出的代价，却较匈奴多一倍。《史记·匈奴列传》说此次战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这与李陵的战绩，无法相较。所以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武帝认为他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因为二李同时出师而战绩不同，故“为李陵游说”即等于“沮贰师”。武帝之袒护亲戚，固然可以想见，同时从这件事上，多少也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之间平时意见之深，以及山西军人政治势力的微弱。善战与爱士，既为山西军人之独特风格，惟李氏祖孙兼而有之，故李氏可为山西军人的代表人物。其次苏建、张骞，亦能近似。但是山西军人却吃了这种风格的亏，李氏祖孙之败，固不待言；苏建也是处处受排挤，张骞的封侯，更是千难万难。较诸公孙贺、韩说辈之“无灾无难到公卿”者，相去何远！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汉军与匈奴作战，李广利军七万人，全军覆没，从此汉朝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最后以这样的场面来作结束。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大致可以说是军事内行与外行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受部下拥戴与受皇帝宠信的两种军人的冲突。前者无论经验才干名望任何一方面，均远过后者，而所遇则恰恰相反。人事上既有这等不平现象，又怎能望其有好的战果。所以武帝倾全国之力以及数十年的光阴，与其众“不过汉一大县”的匈奴相拼，最初虽占些便宜，最后竟焦头烂额，几乎不可收拾。武帝以后，山西军人日见抬头。宣帝时赵充国、辛庆忌都立过大功。从用人的得法以及处理国事态度的郑重看，宣帝是远较其曾祖为高明的。 五　儒家和法家的政见争执 窦、田以后，终武帝之世，汉廷没有以私人为中心的大政治集团。卫、霍的地位很高，但不敢制造庞大羽翼。李广虽有很多人拥护，但不受天子青睐。其后武帝为了防止叛乱，用了一批“酷吏”。为了筹措战费，用了一批计臣。另一方面为了装璜门面，又用了一批儒生。前二者的分子，办事认真，不怕树敌，除皇帝以外，六亲不认。他们同调极少，手段极辣。后者思想既嫌迂阔，办事尤无魄力，在武帝心目中多少有点“俳优畜之”的意味。这批人虽也有大官，但无实权，对于国家大事，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就维持君主绝对专制一点看来，武帝这套用人方法，确也有其道理。 酷吏与计臣，可以合称为法家。因为他们在思想与作风方面，类似战国的商、韩。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才，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他们或理政务，或办特务，或管财政，均有极好的成绩。他们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汉书》六十《杜周传》说：“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因此他们办事，可以说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为根据，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因此把事办得极为彻底。武帝当然乐于任用这批既能干而又绝对服从命令的人。武帝时的丞相，像是摆设，外表虽然维持其优礼，实权却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在武帝末年，益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便多是此辈法家。 武帝这个人，正是汲黯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的君主，他的尊儒，正是“外施仁义”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好儒，远不如他的好神仙。他一生行事，更无处不与儒术相反。他对儒生，大体说来是尊而不用。即使是用，也是用他们所懂的关于礼节制度方面的“术”，不是他们那套治国平天下的“术”。因此儒家在当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然无法与非儒家抗衡。所以公孙弘以丞相之尊，为谏置朔方郡，竟为朱买臣鼠辈所摧辱。博士狄山，主张和亲匈奴，与张汤廷争，竟被迫守边，让匈奴取去头颅。这并非因为儒家的议论，全无道理。而是他们的道理，为武帝所不喜欢。 武帝晚年最得力的一位法家，便是“言利事析秋毫”的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他历任财政方面要职，最后并升任御史大夫。他主持财政，以办理盐铁专利及管制物价二事，最有成绩。以武帝之挥金如土，他居然能使财源不竭，物价不涨，本领令人叹服。桑弘羊那些弄钱的办法，自然要遭到只讲仁义而不言功利的儒家的不满，所以到昭帝初年，举国儒生，一致反对桑的经济政策及措施。《汉书》二十四下《食货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为了此事，桑弘羊与那般贤良文学，发生激烈的舌战。桓宽的《盐铁论》，便是这场辩论会的纪录。开会之初，双方尚作理论的辩难。继而大动肝火，从对方的人格骂到对方的宗师；从辩论管理盐铁物价等机关的存废问题，一直辩论到有关外交经济法律的各项国家大计。他们各持一理，不能相下，但都不出先秦儒法二家的思想范围。 法家首先解释设立管制盐铁等机关的理由，是为防备匈奴的屡次入侵，拿这些机关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第一》）进而解释振兴工商业可以富国利民，而这些措施，正是扶持工商业的必要办法。他们说：“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也。”（同上《本议第一》）。并且说这些措施，以富商大贾为裁抑的对象，不但百姓不受损失，而且可使“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同上《轻重第十四》）儒家则仍抱着“以古非今”的一贯态度，他们根本反对法家这些经济政策与措施的目的，首先认为对外就不该用武。因为就理论上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本议第一》）就实际上说，“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同上《本议第一》）所以他们主张对匈奴只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同上《击之第四十二》）其次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农业是本，耕稼乃是百姓基本的职务与利源。他们说：“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同上《力耕第二》）至于人民的衣食缺乏，其故不在生产之不足，而在少数人的奢侈，工商业便是推动奢侈之风的一种动力。故他们说：“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同上《通有第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节俭，始可以致富；必须务农，始可以节俭。他们的“理民之道”，便是“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同上《力耕第二》）以上大致是从理论方面驳复对方，同时他们更举出这些经济措施的实际弊病，如因铁器买卖铸造的不自由，致使农家没有好的农具使用而减少生产，以及官吏商贾借管制物价从中非法牟利等等。 从这场辩论看来，法家的经济措施，在技术上不能说没有流弊，不过他们完全根据现实，发挥见解，并没有标榜什么超现实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理论，较切实际。儒家的理论，大半忽略现实，偏重理想。他们的批评，令人有“因噎废食”之感。盐铁之议的结果，儒家虽未获得决定的胜利，但也未像武帝时败得那样悲惨。政府为敷衍他们的面子，把法家经济政策中不重要的酒榷一项取消。这件事可看出当时儒家对武帝的“举中国以事四夷”，发生极度反感，同时也反映着汉廷中桑弘羊以外的执政者，对武帝政治的怀疑。宣帝时，博士夏侯胜更公开攻击武帝。而昭宣时期的休养生息，也正是汉廷君臣以武帝为戒鉴的表现。儒家后来所以能在政治上得势，与这种情势颇有关系。 六　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 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事业，到头是场悲剧。他和秦始皇一样，虽是好大喜功，却最怕死。他晚年简直害了“迫害狂”，时因怀疑而杀人，最后竟杀到自己的太子。伐匈奴也以惨败收场，同时国内更呈现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他终于在痛悔中死去，临死将年幼的皇太子弗陵（即昭帝）托付给他的亲戚霍光。昭帝即位后，霍光即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代行皇帝权力。从此“大将军”这个官衔，变成汉朝事实上的摄政。他独揽军政大权，丞相成了他的僚属。虽然表面上仍是听命于皇帝，实际上他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全权，皇帝极少过问。霍光之为大将军，不特在西汉官制上创一特例，并且导宣帝以后外戚政治的先河。不过大将军一职，必须于皇帝不能或不愿亲政时才能产生，这个官职的设置与否，须视皇帝而定。所以宣帝自霍光死后，即未设大将军。元帝时也没有。到了成帝，王凤才以元舅身分，出任此职。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大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蔚成盛况空前的外戚政治。王家的声势，如旭日中天，朝廷中找不出一个足以与王家抗衡的政治势力。任何一个朝臣集团，只能算作王家僚属的若干单位之一，而不能与王家平行。哀帝虽曾对王家加以打击，但没有伤及根本。同时由于哀帝对国事那种儿戏态度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反使王莽在哀帝死后成为举国拥戴的政治中心人物。他遂利用这个机会，夺去刘家的江山。 另一方面，武帝死后，一向在政治上无甚重要地位的儒家，势力日见扩张。到元帝时，他们的集团，竟成为朝臣的主干。这固然由于元帝爱好儒术，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举国对武帝数十年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发生反感时，他们是武帝政治最主要的反对派。如果武帝以后的皇帝不愿为武帝的话，那么他们便极具被任用的条件。他们有一套有系统的政治理想及办法，其完备为诸家所不及。理想在未实现时，总是具有诱惑性的。因此儒术不但颇合一般不切实际的君主的胃口，也易为一般读书人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藉着武帝为他们铺好的“五经博士”的大道，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渐由配角变成主角。武帝对此，真可以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到了昭帝时的盐铁之议，儒生们公开抨击武帝的政治。宣帝时更有人骂到武帝本人。宣帝的政治，虽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八《宣帝纪》）的一套法家作风，但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魏相、丙吉、蔡义、韦贤、萧望之等，都出身儒生，萧望之更是宣帝托孤之臣。像萧望之反对冯奉世封侯以及韩延寿与萧冲突而被杀的事，若在武帝时，便绝无可能。可见当时儒家的势力，已经不小。宣帝也自认是“以霸王道杂之”。（《汉书》九《元帝纪》）到了元帝，宣帝遗留下的朝臣中，属于霸道的宦官弘恭、石显，与属于王道的儒家萧望之、周堪等发生权力上的冲突，结果石显等联合外戚史高击败萧等。他们又引用了一批附和他们的儒生，便是“阿谀曲从，附上罔下”的匡衡、张谭之流。于是宦官与儒家合流，儒家拥着政治首长的名位，宦官则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实权。 王凤是元帝王皇后之兄，成帝之舅。成帝即位，他出任大将军，设法摈斥了与皇帝关系较远的外戚另一王氏及冯氏，而得专断国政。他确有其长处，他不但奠定了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势力，同时也提拔了不少人才。成帝时，大将军以下的外廷首长，大半由儒家充任，他们可以说是王家的主要班底。此外还有一个集团，规模不如儒家集团来得庞大，但团体非常巩固。这个团体的分子复杂，有军人，有公卿子弟，有地方官，虽然出身不一，但私人间的联系甚密。他们均极能干，思想属于法家一类。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对国家大计，从未提出显明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只是从他们办事作风上流露出来。这批人以陈咸、陈汤为首，可名之曰“现实派”。儒生派与现实派的关系，是平行而对立的。对于王家，则均是上下的关系，可以说是王家部下的两个单位。两派的首要，大半是王凤提拔起来的。不过儒家在政治上之占势力，不自王氏始，所以他们虽听命于王氏，但整个集团的政治地位，王氏并不能完全左右，因此在朝中一直占着上风。现实派因为没有儒家那样深厚的根基，大将军可以完全左右他们的政治前途。每任大将军对他们的好恶，即可决定他们整个集团的兴废。所以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现实派始终处于劣势。大将军支持他们时，他们还可与儒家对垒，一到放弃支持，便只有垮台之一途。 现实派的首脑，除陈咸、陈汤外，还有萧育、朱博、朱云、王章、孙闳、逢信等人。他们多半是极好的吏材，敢作敢为，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此辈维持。当时属于儒生派的宰相翟方进曾弹劾陈咸、朱博等人，说他们“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过绝人伦；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汉书》八十四《翟方进传》）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能力与作风。陈汤在元帝时任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矫诏发诸国兵，斩匈奴郅支单于，威震敌国。陈咸是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元帝时作御史中丞，曾与朱云相结，反对中书令石显及少府五鹿充宗等人。到了王凤执政时，曾以陈咸为长史，其后他历任各地郡守。他作官“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因此“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汉书》六十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萧育是萧望之的儿子，为人“严猛尚戚”，也曾作过几任地方官，以善平盗著名。朱博出身小吏，作冀州刺史时，吏民畏之如神。他极端瞧不起儒生。《汉书》八十三《朱博传》说：“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这种侮儒的态度，简直和刘邦相似。朱云曾在朝中公开请求杀掉丞相张禹，王章则曾抗疏弹劾大将军王凤。由此可见这批人中，不特人才辈出，还有不少抗直之士。 儒生派私人间的连系，虽远不如现实派紧凑，但他们的思想与立场相同；攻击现实派，阵线是一致的。所以成帝时由儒家担任的各任丞相，私人间的关系，虽不密切，但无一不与现实派作对。他们性格圆融，手段持重，每当大将军对现实派不表好感时，便乘机向对方作致命的打击。儒生派分子的个人操守，大体还过得去。现实派之中若干分子，行为极不检点。如朱云任槐里令时“残杀不辜”，陈汤更是屡次犯罪，而每次均是砍头的罪过，这些事常给人以攻击的把柄。虽然如此，他们仍能凭着他们的才能，与占绝对优势的儒生派相周旋，从元帝末年一直闹到成帝末年，共闹了三十多年，才被击垮。 陈汤、甘延寿立功归来，元帝想把他们封侯。中书令石显，因与甘有隙，便授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共起反对。几经争执，陈、甘虽得封侯，但食邑户数减去许多。到成帝时，陈汤作射声校尉，又被匡衡举发他在西域时的舞弊情事，结果陈被免职。这是两派人士冲突的开始。现实派中咸、汤二人是好友，陈汤被匡衡劾免，又经王凤提拔，在王凤幕府中作事。王凤死后，王凤的从弟王音为大将军，待陈汤也不错。这时陈咸颇以滞于郡守为憾，便因陈汤的力量，内调为少府。作了几年，很有成绩。不过，与御史大夫翟方进，却于此时结下嫌怨。翟出身明经，很受丞相薛宣的赏识。薛曾有事与翟相连，陈咸奉命对翟诘责，翟因此怀恨在心。自此两派人士，便展开白热化的斗争。 王音死后，王凤的弟弟王商作大将军。王商一向讨厌陈汤，因此举发陈汤的罪过，把他免职，徙居敦煌。这时翟方进作丞相，便乘机上了一本，说陈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于是陈咸也被免职。同时被免职者有陈的同党历任九卿的逢信。此后陈咸借了王凤的弟弟王立的力量，复起为光禄大夫，又被翟方进劾免。后来王立获罪，翟更想把陈咸的党羽一网打尽，于是又奏一本说：“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汉书·翟方进传》）结果，朱、孙免职，陈咸徙归故郡。陈咸回故乡后，忧郁而死。其后翟又把现实派的萧育挤掉，至此现实派趋于瓦解。王章因弹劾王凤死于狱中，朱云也早已被废家居。萧育在哀帝时虽又作官，但已无大作为。朱博虽也于哀帝时把儒家的孔光赶掉，代之为丞相，但不久犯罪自杀。哀帝以降西汉各种政治上的怪现象，便全是儒生派的杰作。 自从元帝信用儒家后，汉朝即开始不能振作。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汉朝无法定立进取性的政策，无法充分发展国力；而他们的当政，更直接阻碍进取人才的发展。现实派的失败，象征着进取人才的全部凋谢，同时更象征整个西汉王朝的没落。所以王莽虽由儒家拥上皇帝的宝座，但他的臣下，除歌功颂德者外，竟找不出一个比较有办事能力或独立风格的人。他极力想实现他那些含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但努力的结果，使人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感，他终于很快的作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殉道者。由此看来，现实派的消灭，即使是对王家说，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 附记：此文写于前年春天，当时先伯孟真先生曾指示若干意见，不意两年以后，竟于此处发表，念之怆然。又此文承劳贞一先生予以斧正，特此致谢。 一九五二年四月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book_title]汉法与汉儒 一　汉初的学术概况 所谓“汉初”，是指高祖、惠帝、吕后以及文、景二帝的一段时间（公元前二〇六至前一四一年），凡六十六年。汉朝初建，承袭秦法，但其时的学术思想界，却恢复了战国时代的态势，成诸家并立之局。其盛况虽远不及战国，但其庞杂的情形则十分类似。这是因为秦已覆亡，学术思想上的枷锁业已解除，恢复了自由研究的风气。虽然秦时的“挟书律”及“妖言令”到惠帝、吕后时才废除，但事实上在未废除之前，政府对学术思想，仍是不大过问的。汉初值大乱之后，百废待举，政府既无暇奖励学术；民间也无力量从事学术上的大规模研究，因此在学术上造成一种类似战国但具体而微的局面。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兹依次加以叙述。 汉初的政府，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学者只是以个人的知识，传授徒众。儒家方面，自汉统一后，叔孙通（秦博士）曾采古礼及秦仪，为汉制订朝仪。但此人乃一政客，而非纯粹的学者［1］。至于汉初儒家的传经者，则有田何（高祖时人）传《易》，伏生（秦博士，高祖至文帝时人）口授《尚书》，辕固生（文景时人）、申公（高祖至武帝时人）、韩婴（文景时人）治《诗》，号“齐、鲁、韩三家”；高堂生（高祖时人）传《礼》，胡母生（景帝时人）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景武时人）治《春秋穀梁传》。总之，儒家诸经，除《乐》在汉初失传，其余均各有传人。文景二帝时，政府设有博士，但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也不亲任儒家。虽然儒生如韩婴于文帝时，辕固生、胡母生于景帝时，均曾为博士，但只是聊备顾问，并非专门研究学术［2］。 秦以尚法而迅速灭亡，汉初学者对秦法多持反对态度，因此研究者不多。高祖时，萧何掇拾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但谈不上学术的研究［3］。到文帝时，因为他本人喜好刑名，法学界也产生不少人才，最有名的要算张释之和晁错。张释之于文帝时曾为廷尉，守法不阿，持议平允，虽皇帝不能更易其判决，这一点已不同于秦代法家惟君主之命是从的作风。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法学的学者，但他每判一案，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可以看出他的法学知识的丰富［4］。晁错曾学申商刑名于轵人张恢，文帝时为太子家令及中大夫，曾上书数十，言削诸侯及更定法令事，文帝不听。景帝时，初任内史，继迁御史大夫，曾更定法令三十章。其后因削诸侯地，造成“七国之乱”，终为景帝所杀。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三十一篇，但仅有篇数而无篇名，今已大部佚失。《汉书》仅载有他的上书数篇，大多为教战务农之论［5］。此外如吴公，少时曾师事李斯。文帝时为河南守，治平为天下第一，其后并征为廷尉。他任河南守时，曾延揽贾谊于门下。及为廷尉，乃荐谊于文帝。他虽无著作传世，但从他的治绩看来，他当是一位不凡的法家［6］。 汉初最有名的道家是齐国盖公和赵国田叔，二人都善治黄老家言（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战国末年人常好假借黄帝之名以立说，内容近乎道家。所谓“黄老”之学，实际就是老子的政治论）。高祖时，曹参相齐，盖公为言治道，以为“清静而民自定”。曹参以其道行之，结果齐国安集，大受人民的拥戴。惠帝时，参入中央为丞相，更推行无为政治于全国［7］。田叔曾学黄老术于乐巨公，为人廉刻自守，好游诸公。高祖时，赵王张敖任为郎中。其后高祖任他为汉中守，景帝时，任为鲁相。他虽习黄老术，但其为官行事，与道家有些不类［8］。文景时的王生，也善为黄老言，与张释之友善。景帝时，曾于朝廷之中，当众命释之结袜，群臣反因而益重释之，可见其声名之盛［9］。此外景帝太后窦氏，也雅好此道，以致景帝及太子、诸窦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之书，以尊其术［10］。 阴阳家之有著述者，有张苍及公孙浑邪。张苍原为秦御史，文帝时任丞相，于书无所不观，尤善律历。文帝时，他推论五德之运，认为汉当水德之时。鲁人公孙臣则以汉当为土德，结果汉纳公孙臣之说。张苍有著作十六篇，《汉书·艺文志》列为阴阳家［11］。公孙浑邪景帝时人，武帝丞相公孙贺的祖父。他有著作十五篇，《汉志》也列入阴阳家［12］。此外尚有方士，也属于阴阳家一流。如文帝时，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召见，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文帝信其说，作渭阳五帝庙［13］。 汉初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不载。当因汉统一后，纵横家已无用武之地，以是研究者不多，但其风在汉并未泯灭。武帝以前，博士仍有习纵横之术者，武帝尊儒后才加以罢黜。尤其当秦汉之际，国家犹是分裂之局，某些人的行事，极具纵横家的作风。如随何曾游说英布，反叛项羽；郦食其曾游说齐王田广，投效高祖；蒯通曾游说韩信，反叛汉朝［14］。此类说客，当时为数甚众。汉统一后，陆贾于高祖及文帝时，两度出使南越，说其王赵佗服从中国，皆如意旨。他并于吕后时，劝大臣周勃、陈平捐弃前嫌，以制诸吕［15］。此外袁盎于文帝时上言压抑宦官赵同及文帝所幸慎夫人，议论动人。景帝七国之乱时，他曾出使吴国，劝吴王罢兵，并以危言陷杀晁错［16］。观其行事，也极似纵横家一流。至于名家和墨家，汉时业已衰落，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　汉初的黄老政治 汉统一后，在制度法律方面，仍袭秦旧。但在政治精神及原则上，却选择了道家，亦即所谓“黄老之术”。其所以如此，原因约有二端：一是秦虽以尚法亡国，但其制度，甚为完备。汉初儒学衰微，除专治一经的秦国博士外，并无名动时君的大儒，如孟子、荀子一类的人，同时汉人更承袭了秦人的轻儒之风，例如高祖即经常对儒者横加轻藐和侮辱。道家在战国末年虽是显学，但其本身并无一套政治制度。至于汉廷君臣，大都出身于低层社会，本身没有创立制度的能力。因此汉廷除承袭秦法外，别无其他的途径可循。二是自秦统一直至汉初的二十年间，人民因处于暴政及战乱之中，财产及精力早已消耗殆尽，举国上下莫不希望获得喘息的机会，而道家的政治精神正合乎他们的心意。因此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实有其情势上的必要。 以黄老的政治精神及原则推行于全国的是曹参。惠帝二年（西元前一九三年），相国萧何卒，汉室以参继其位。他继任后，立即推行“无为”政治，一切遵循萧何所定的旧规，不予更动，以免扰民。他任相国凡三年，于五年（前一九〇年）去世。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7］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至于无为政治的内容，不外对内轻徭薄赋，简省刑罚，竭力避免烦苛的兴作，一意与民休息；对诸侯国则采取放任政策，不干涉其内政。对外族如强邻匈奴，则力求亲善，甚至不惜屈己以求保持和平关系。对南方诸越国，也都采安抚政策。战国以还，因战争及暴政，人口锐减，至汉初，名城大都，户口什余二三，民生凋敝已极。这种政治原则，自是救时的良药。 曹参死后，无为的政治原则仍为吕后所继续遵行，直至文景，前后达五十余年。赋税方面，秦时“收泰半之赋”（三分取其二），民不堪苦。高祖统一后，租赋改为十五税一，至景帝，更改为三十税一。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18］。法律方面，汉法虽承袭秦法，深刻严厉，但甚少施用。同时并废除若干酷法，如惠帝时废挟书律，吕后时废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时除肉刑法等［19］。营建方面，高祖时，以长安新建，曾筑长乐、未央二宫，并为其父营新丰县［20］。其后下至文景，极少营建。对于诸侯王，文帝时，吴王濞称病不朝，帝优容之，并赐几杖［21］。对于匈奴，高祖时，因平城之败，对匈奴采和亲政策，岁时贻以酒食缯絮。其后汉室仍谨守此策，数十年不变。吕后时，匈奴冒顿单于写信向吕后求婚，措辞亵慢，后忍不与较，反覆书赠礼以慰劳之。文景二帝时，匈奴屡次入侵，汉室也只作被动的防守而不进攻［22］。 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3］又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24］又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5］从上述史籍的赞语，可以看出无为政治的绩效。 无为政治，并非全无缺点。道家的政治理论，只适于“小国寡民”，而不适于一个庞大的帝国。由于无为政治的施行，使汉帝国的政务，陷于半瘫痪状态。诸侯王强横，藐视中央，几使分裂之局，重现于汉初。匈奴则屡次入侵，其游骑曾至长安附近。若干朝臣，已对此种政治原则不满。如吕后时的樊哙，文帝时的贾谊，景帝时的晁错，或主张讨伐匈奴，或主张制裁诸侯王。但汉廷对匈奴始终不敢进攻，而晁错削诸侯王地，更激起“七国之乱”。在这种情势之下，如果吕后及文景二帝不是英明之主，则汉帝国的前途，简直无法想像。 无为政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使人民各安生业。五十余年间，汉帝国由残破困贫而达于繁盛富饶之境。景帝的讨平七国之乱，虽然是被动的，但已约略显示出汉廷的意欲改革。他的时代，可以说是汉廷从无为走上有为的过渡时代。到武帝，开始大有所为，但他所凭藉的力量，也正是汉初五十余年的积储。 三　法家的再兴 汉到武帝，开始尊儒。其后儒学渐盛，儒家的政治力量也日益庞大。这种现象，固由于武帝的提倡之功，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武帝是一有为之主，黄老之术在政治上经过五六十年的实验，业已弊象丛生，尤其无法配合武帝的心胸怀抱，因此武帝不再行无为之政。但不用黄老，仍须选择一种政治理论而遵行之。秦以尚法而亡，造成大乱，是汉人极其惨痛的回忆；讳言尚法，是汉初政治界及学术界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武帝至少不能公开提倡法家政治。同时国家统一已久，纵横之术自然要遭受淘汰，而阴阳家在政治上更毫无制度及理想可言。既然道、法、纵横、阴阳诸家皆不能用于政治，最后自然轮到儒家。 武帝虽然尊儒，但儒家拘泥迂阔的作风，与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他的一生行事，也莫不与儒家背道而驰。因此他对实际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要儒家来负担，而他所亲任的乃是任法言利的法家。虽然他曾以儒家公孙弘做丞相，但公孙弘实际也是文法吏，只是“缘饰以儒术”而已。武帝对儒家，也并非毫无好尚。儒家丰富的知识及其王道的政治理想，颇能抬高君主的身价，也颇能合乎有文采而好虚名的君主的心意。此外儒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远较其他诸家为完备，可以作为改制的参考，因此武帝愿意尊儒。但另一方面，儒家妨碍了他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所以尊而不用。他尊儒的另一原因，也许想以尊儒来掩饰或冲淡其尚法行为。总之，武帝时的政治，是表面尊儒而实际任法；看来像是文德并茂，而实质上却是刻薄严厉的。 这里叙述武帝尊儒的经过。他于建元元年（前一四〇年），下诏命大臣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他亲自策问。结果若干研习儒学的应对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为官，其中习申韩纵横之术的都被遣散。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好黄老，对此大为不满。当时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余人，治经书和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碍于窦太后，无法来个一元化，仅于五年（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以示提倡儒术。次年，窦太后死。武帝才开始将政府禄养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学从此取得学术正统的地位。此外并设博士弟子员五十人，每年考课，绩优者可充任侍卫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补吏。因此儒家渐登仕版，越来越盛［26］。不过当时的儒家，对国家大事，尚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 武帝的亲任法家，主要因为他要大有为于天下，对外要讨伐匈奴，对内要改革政治，非任用法家聚积金钱、镇压反动不可，而这类事又绝非思想复古、行动迂缓的儒家所能胜任。武帝时代的丞相，只是摆设，政治实权则多操于御史大夫及廷尉之手，而此类人选，多是法家。可以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为代表，张、杜、桑皆曾为御史大夫，赵、张、杜皆曾为廷尉，而四人全是法家。他们类皆才力过人，办事凌厉无前。当时为了内安外攘，国力必须高度集中，他们便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者。因此秦以后一度消沉的法家，于武帝时再度兴起。当时的儒家只能坐而论道，所论亦大都徒托空言，而实际的政务，则操持在法家手中。 武帝时法家所负的最重要的责任有二：一是严密防止叛乱，二是尽量的开发利源。武帝初年，即尚酷法。元光五年（前一三〇年），他命张汤、赵禹，共定律令，务求深刻严厉。例如其中的“见知法”，规定如果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而不检举者，与犯者同罪，这等于秦法的复活［27］。此风一开，官吏都竞以严酷相尚，因此产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如义纵、王温舒等，他们曾有一次杀戮数百人甚至一次毁灭千余家的纪录。杜周为廷尉，狱中系囚，常至数万［28］。刑罚的冤滥，自然无法避免。至于大臣被诛杀的，也所在多有。武帝时代的丞相，有好几位被罪而死；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杀的，更不计其数。这现象以武帝晚年为最甚。 至于开发利源方面，更是花样百出，鬻卖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项。元朔六年（前一二三年），由政府设武功爵十一级，每级定价十七万钱，人民买爵至第七级，即可任命为吏，有罪可减二等。此外纳财者可以为郎，纳粟者也可以补吏或赎罪［29］。这办法对吏治的损害，不言可喻。最重要的，还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包括国营贸易事业的经营，新税的征收，新货币的发行以及盐、铁、酒的专利等。这套新经济政策的设计者是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等。弘羊为洛阳贾人子，“言利事析秋毫”；咸阳齐之大鬻盐，孔仅则为南阳大冶［30］。三人都是商人出身的政客，专为武帝谋利，也算是法家一流。武帝以他们推行新经济政策，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严酷的刑罚加上无微不至的搜括，在双重的压迫下，人民生活的艰困，不难想象。讨伐匈奴，也因武帝用人的失当，使军事将领间发生严重的派系斗争，而致于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重大的挫败。武帝于天汉二年（前九十九年），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九〇年），又遣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31］。而武帝的迷信行为，也造成了巨大恶果。征和二年（前九十一年），“巫蛊之狱”起，死者近二十万，皇后卫氏和太子据也都在这次事件中牺牲，造成武帝无可弥补的家庭悲剧［32］。由于国力的过分浪费，汉帝国内呈现出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天下虚耗，人复相食”［33］。如果武帝不是末年痛悔，于征和四年（前八十九年）下诏罢除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屯戍，决计不再务边功，一意与民休息，则汉帝国极可能重蹈亡秦的覆辙［34］。虽然如此，武帝对外的大启疆宇，对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汉帝国长期繁荣和平的基础，其功仍是不可没的。而这些功绩的建立，也不能不说大部分仰赖法家。 四　杂家的出现 所谓“杂家”，据《汉书·艺文志》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者。他们综合诸家的精义，自成一家，非饱学之士不能为。杂家起源于秦，大体说来，这种学说的产生，是秦法的一种反动。秦以法术立国，终一天下，但秦法之敝，即秦人亦颇知之。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命其门客作《吕氏春秋》，凡二十余万言，自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其实其内容以儒家学说为主，而参以道家及墨家，故其中多有征引六经之文［35］。《吕氏春秋》的所以言不及法，也正可表现出不韦对秦法的不满。如果不韦后来不为秦王政所废黜而继续当国，则秦法是否能始终维持，实成问题。 到汉，杂家的内容一变，主要是揉合法儒两家的理论而成一系统，也就是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36］。汉代杂家并以这种理论，施行于政治。汉承秦法，汉初学者之具有法家思想者甚多，但大多讳言法家，不敢自承，而多以儒家缘饰之。不特法家如此，其余诸家亦莫不以斥远法家为能事。儒家固不必谕，即陆贾擅纵横之术，亦时于高祖前称说《诗》、《书》，而谈汤武［37］。晁错乃纯粹的法家，其上书亦好称引三代以上［38］，似亦不愿以法家自居。 如以《汉志》杂家的定义观之，文帝时的贾谊，《汉志》虽列其著作为儒家，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一位杂家。贾谊受知于廷尉吴公，而吴公是李斯的弟子，自是法家。贾谊虽非吴公弟子，但受吴的影响，则可以想见。故谊少时虽以能诵《诗》、《书》属文见称，然亦“颇通诸家之书”，且明习法令，熟谙制度。文帝时，谊为太中大夫，即曾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皆草具其仪法，并更订诸法令。其后谊更屡次上书文帝，其论农本之言，几与商君无异。但他于奏疏中又引管子之言，提倡礼、义、廉、耻。管子虽也属于法家，但四维之论，则近于儒。此外他又著“过秦论”一文，认为秦之亡在于“仁义不施”，也俨然是儒家言［39］。贾谊的著作中，既杂有法家言，而又主张兴礼乐，倡四维，施仁义，则谊实为一揉合儒法的学者，谓为“杂家”，应无不当。此外如武帝时的公孙弘，以贤良文学进登仕版，史称其“学《春秋》、杂说”，注谓“杂说乃杂家之说”。又称其“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40］。武帝素不重用儒生，而独以弘为丞相，实与此有关。故弘虽貌为儒家，其实亦是杂家。又武帝叔淮南王安，撰《淮南子》二十一卷。其书大旨原本道家，而纵横漫衍，多所牵涉，故《汉志》亦列为杂家［41］。然《淮南子》与法儒两家，皆无甚关涉，其书无中心思想。与本节所叙之杂家，亦不相类，并不多论。 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内政也臻极致。史称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42］。似乎宣帝的行事，仍是武帝一派的法家作风。事实上宣帝兼用法儒，他亲任儒生，远过武帝，然亦不纯用儒术。宣帝为政，既“以霸王道杂之”，其作风实颇类杂家。即名之为杂家，亦无不当。他所用的群臣，除法家如京兆尹赵广汉及宦官弘恭、石显等，儒家如丞相蔡义、韦贤、魏相及御史大夫萧望之等，此外尚有不少杂家型的人物。兹举数人为证。 张敞，宣帝时曾为京兆尹，甚有治绩。史称长安“枹鼓稀鸣，市无偷盗”。又云：“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43］据引文，张敞之治京兆，杂儒法之术而兼用之，自可称为杂家。 黄霸，少学律令，喜为吏。宣帝时，曾于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历时三年。其后霸为颍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外宽内明，得吏民心。以是户口岁增，治绩为天下第一。从黄霸的经历及理政的方法看来，霸也是杂家［44］。 丙吉，少治律令，为鲁国狱史，曾积功至廷尉右监，后坐法失官。武帝末年，巫蛊事起，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狱。时宣帝仅数月，以太子据孙系狱，吉暗中保护，得以不死。昭帝死后，昌邑王废，其时宣帝流落民间，吉又建议霍光，迎立为帝。宣帝即位后，吉绝口不道往事。其后，宣帝以他事得明真相，遂以吉为丞相。史云：“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椽史有罪臧，不称职，辄予长休告，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后人代吉，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又云：“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相）有声。”［45］丙吉以治狱小吏，骤居相位，而能深怀礼让，通识大体，谦谦有儒者之风，相业至与萧、曹并称。其学《诗》、《礼》之功，显而易见，故吉亦为杂家。 宣帝时的政治，既不迂缓，亦不严酷，堪称汉政的极致。当时政治人才之盛，也为历代所少见，朝臣不特法儒兼备，其中也有若干杂家。而杂家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极其优异，似较法儒犹有过之。这可以说是宣帝政治的一种特色。 五　儒家昌盛与法家衰落 宣帝以后，历经元、成、哀、平及孺子婴五帝，凡五十五年（前四八年至七年）。在此期间，汉政业已渐衰。政治上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儒家政治权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渐成为朝臣的主干。一是政权渐由外戚王氏一门所掌握，王氏渐成为实际政治的最高领袖。这两种现象演变的结果，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学说和儒生的推戴，窃取了汉室的地位。 儒家虽然在武帝时开始在政治上抬头，但武帝并没有大量的重用他们。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国内发生乱象，到他死后，儒家便借着当时的环境和既有的政治凭藉，乘时而兴。他们不但积极的发扬及推行儒家的政治理论，且对武帝生前的行事，公开表示不满。例如昭帝时，儒生曾反对武帝的盐、铁、酒专卖及均输政策，认为此类政策“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46］，主张予以罢除。为此事儒生曾与当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公开辩论于朝堂，结果政府为之罢除酒榷，稍餍其意。宣帝时，欲为武帝立庙乐，长信少府儒者夏侯胜以为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47］。胜虽因而系狱，庙乐亦立，但数年后终于释出。像上述的这类事，如发生在武帝时，必然会造成流血惨案，但在昭宣时产生不同的结果，可以看出儒学已渐为汉室所尊重，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当的势力。 武帝以好大喜功，几危中国，后世引以为戒。武帝以后，汉室逐渐舍法而用儒。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势，实是武帝死后的一种自然趋势。昭帝时，大将军霍光执政，仍重用法家如桑弘羊、田延年等，但对儒家亦不敢小视。宣帝为政，虽以霸王道杂之，但儒家已颇有出任政府要职如丞相、御史大夫的。他临死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萧望之、周堪，他们与外戚史高，皆受遗诏辅政。元帝少时即好儒学，他做太子时，曾因劝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责。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8］但元帝为人仁柔，在性格上自然倾向儒家。他即位后，便亲任萧望之和周堪，更由萧等汲引了一批儒生刘更生、金敞等，同心谋议。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员额，大加增添。武帝时，博士弟子仅设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因此儒家的政治势力，日益隆盛。 元帝时，儒家的政治势力虽盛，宣帝时的若干法家，并未尽去。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均明习文法，自宣帝时即典掌机要，而显尤为专横。元帝即位后，体弱多病，以二人久用事，且以宦官无外党，专精可信，仍以之掌中书，二人并与辅政将军外戚史高相表里。高因无实权，亦乐与结纳。萧望之辅政，欲推行古制，多所匡正，而石显于议论时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望之忌恭、显擅权，乃建议元帝罢除中书宦官，以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大为恭、显所恨。其后不久，二人利用元帝不谙政事，谮废望之，继又借事加以折辱，望之愤而自杀。周堪、刘更生等亦均废黜。这是元帝初年法儒斗争的第一回合，结果儒家失败［49］。 萧望之的失败，并未影响整个儒家集团的政治地位，儒家依然是汉廷中的主要政治势力。元帝时的宰相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无一不出身儒生。但萧望之的废黜，儒家朝臣已缺乏耿亮之士，贡禹等大都碌碌琐屑，对国事少有改革的建白。同时他们听命于外戚、宦官，以保禄位，儒家反因而益盛，渐而成为朝臣的主干。相反的，法家的势力却因而日渐削弱。萧望之事件后，弘恭死，石显继为中书令，历时十余年，虽权威极盛，其本身并无广大的党羽，儒家政客虽慑于其势，不敢不从，但两者究非同类，自不可能诚心奉戴。到成帝即位，迁石显为长信中太仆。显既失倚离权，丞相匡衡等乃乘机条奏其旧恶，结果显被徙归故郡，死于途中。 成帝即位后，本有亲政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亲任其舅王凤，以凤为大将军辅政。凤执政后，广收人才，奠定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政治势力。自石显死，儒家益盛，但儒家朝臣不能自有树立而依附王凤。此外朝臣中尚有若干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可以陈汤、陈咸、萧育、朱博四人为代表。陈汤曾于元帝时击斩郅支单于，威震域外。成帝时王凤奏以为从事中郎。汤明习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50］。陈咸为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成帝时，由王凤举荐，历任刺史、太守等职。所居以杀伐立威，豪强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以罪。后入为少府，少府多宝物，咸至，钩校属官，发其奸赃，充为公有［51］。萧育为望之子，成帝时，由王凤引荐，历任司隶校尉、刺史、太守、大鸿胪等职。为人严猛，威信素著，为太守时，曾平巨寇［52］。朱博，亦由王凤荐举，成帝时曾任刺史、太守、左冯翊、大司农、廷尉等职。其为刺史、太守、左冯翊时，属官尽力有效者，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者，诛罚辄行；以是咸为尽力。及为廷尉，明习法令，属官咸服其材略过人［53］。陈汤诸人，皆是极好的吏材，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他们维持。他们自成集团，与儒家集团对抗。虽然如此，因他们全由王凤举荐，也与儒家一样，对王氏是竭诚拥戴的。 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辅政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继王凤的是他的几个弟弟王音、王商、王根及侄儿王莽。而朝臣中的法家集团，也因人数过少，并时受儒家朝臣的牵制和攻击，宦途时遭顿挫。到成帝末年，法家集团瓦解，从此汉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团的独占局面，最后是王莽利用儒家及其理论而篡汉。而进取人才的凋谢，也象征着汉帝国声威和事业的没落。 六　儒学的嬗变 战国末年，儒家因受当时思想及环境的影响，渐失去本来的面目。儒生一部分变为法家，如李斯、韩非，皆曾受教于大儒荀况。而大批的阴阳家和方士也进入了儒家的领域，他们大都儒服儒冠，以儒者自居，而以阴阳家言及求仙药作为猎官诈财的手段。秦始皇所坑的“儒”，多是此辈，真正“诵孔子之言”的，为数极少。至迟在战国末年，一部分阴阳家已有与儒家混合的趋势。 阴阳家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渊源于儒家。孔子曾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论语·季氏》）似乎孔子也具有“天人之际”的信仰。又荀子以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虽然孟子书中，并没有显著的谈论五行之处，但他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一类的话，似乎又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有些关连。总之，阴阳家言与儒家思想在某些地方早已是“同调”，自然比较容易混合。 西汉时代的儒学，已渗入大量的阴阳家言。当时的儒者，多好采阴阳家言以说经，认为天道人事，相互影响，因此好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的祸福。《春秋公羊传》，多载天变灾异，既受阴阳家的影响，治《春秋》者遂多好谈论此类自然怪异现象。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曾以灾异劝武帝改善政治。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便杂有大量的阴阳思想［54］。元成时的刘向（即刘更生），治《春秋穀梁传》，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55］。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勤怠、宰相的贤愚，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一般人多受这种思想的感染，深信其理，因此汉儒多言天变灾异以攻击时政，君主也多临灾而惧，遇有重大事故，乃至策免三公。这类事在汉代视为当然。 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论，也于西汉后期为儒者用来解释政治。昭帝以降，常有儒者指出汉运已衰，应禅位于新圣。曾有若干人因而牺牲性命，例如昭帝时符节令眭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禅位以顺天命，结果被诛［56］。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也主张皇帝应传位贤者。他上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57］宣帝以为怨谤，下吏自杀。成帝时，王氏执政，儒者谷永，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已衰之说，并屡次上书，专攻成帝私生活的败坏，以掩护王氏的擅权。汉廷因其党于王氏，无以制之［58］。其后哀帝欲法尧禅舜，传位董贤，可能也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59］。加上成帝与哀帝的荒怠政事，更使举国上下有汉运将终的感觉，这给王莽安排下一个最好的篡位环境和理论根据。自成帝以来，王氏与儒家在政治上合作，双方本已有密切的关系；而王莽的好儒与优待儒生，自然更为儒家所感戴，他们终于成为王莽代汉的极大助力。 西汉末年，又有“谶纬之学”的出现，而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取“与经相辅”之意，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他本人便以伪制的图谶而篡汉。东汉光武帝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60］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光武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导者是哀帝时的刘歆（刘向子）。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古文是以秦篆以前通行的“籀文”写成的书籍，经人收藏，度过秦火的劫难，而于西汉陆续发现。被发现的重要古文经书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此外刘歆并把《毛诗》（汉初毛亨训传）列为古文。今文是汉初因经书并无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纪录而成的书。汉代五经博士，研究的皆是今文经书。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 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古文家的特点有二：一是以考证为先务，即以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考证秦以前的语言文字。二是兼习众经，不分今古，并究及纬书。因为既讲求考证，即须兼习诸经；如专习一经，或墨守一家的师说，即无需训诂。因此东汉儒家的学风，为之丕变，研究经书的领域，也较前大为扩展。但因专门讲求考证而忽略思想，到东汉末年，儒学已成为无灵魂的空架，知识界几成一片真空，佛学所以能乘虚而入，与此大有关系。 自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儒家思想已为迷信所笼罩，变得迷离惝恍。儒学似乎专为野心家如王莽之流跃登皇位而设，别无一用。前面说过，法家早于成帝末年衰落。哀平之际，政事虽已渐紊，尚有前代的旧法可循。到王莽成立新朝，亟图改制，但西汉的法治精神，至此已荡然无存。当时儒学虽盛，即武帝以后流行的“以《春秋》决狱”故事亦不可复见。惟知议论典章，连年不绝；而郡县首长，却多虚悬，甚至官吏不予饷给，一任其侵渔百姓。这样的政权，焉有不亡之理？东汉光武帝及明帝虽也崇儒，但讲求法治，未始不由于王莽失败的刺激。 七　法家的儒化 先秦时代的法家，以儒家为破坏法治的主力之一。故韩非子以为“儒以文乱法”，力加排斥；及秦统一，李斯更有坑儒之议。法儒之不并立，可以概见。武帝为尚法之主，但因汉人以亡秦引为深戒，不敢纯袭秦法，遂一面又提倡儒术。儒家既兴，儒生颇有任法吏者。他们常用经书古义来判决大案，侈谈“诛心”之论，形成“以《春秋》断狱”的风气。例如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奉命查办淮南王谋反案，即以《春秋》之义判定其各种罪名［61］。类此的事，不止一端。由于汉代儒学与阴阳家合流，法家的思想理论，也沾染了不少儒家及阴阳家的色彩。例如汉代决囚多在孟冬，春月不能行刑，这种司法行为须应于天时的原理，便与阴阳家有关。又如学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西汉初年，即常有此论调。到东汉，更促成了法家的儒化［62］。 东汉光武帝提倡儒学，并表彰节行。明、章二帝继之，儒学大兴。六十年间，政治淳美，蔚为盛世。章帝以后，政治渐衰，但儒家的盛况不减。到桓灵时代，政治益坏。而不少士大夫以名节相尚，洁己修身，不畏强御，未尝不是提倡儒学的绩效。虽然如此，汉室中央仍保存了浓厚的阴阳家思想，谶纬之风，始终未除。东汉一代三公因灾异而遭罢免的，远较西汉为多，这种现象，尤以东汉末年为甚。 光武为政，虽以保守恬退为原则，但崇尚法治。明帝用法，更为严厉。如楚王英（光武子）以谋反被废自杀，为这件事牵连而被处死或流徙的，便有数千人［63］。章帝即位后，因陈宠的建议，减省刑罚，政风日趋宽厚。陈宠出身于法学世家，其曾祖父咸，成哀时以精律令为尚书。父躬，于光武初年为廷尉。宠明习家业，明帝时曾为司徒府辞曹，掌天下狱讼。章帝初，宠任尚书。当时承明帝余风，吏政犹尚严切。宠认为帝新即位，应改前世苛俗，乃上疏章帝云：“……《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方今圣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章帝采纳宠议，除去惨苛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鉆鑽等酷刑［64］。陈宠以法学名家，而上书称引先王，主张荡涤苛法，几失去法家的真面目，可见其受儒家影响之深。他的行事，也是东汉法家儒化的明证。 章帝的简省刑罚，历代史书皆称善举，但究其事实，却也发生极大的流弊，其影响更远及于汉末。章帝秉性仁柔，本应以严法济之，既从宽典，遂至贵戚骄横，目无法纪。如外戚窦宪，以贱价夺取沁水公主（明帝女）田园，公主畏其势不敢与较。章帝虽曾以此事严斥窦宪，但终未置之于法［65］。光武明帝两朝所培养的法治精神，至此再度废弛。其后直至桓灵时代，汉政始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学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 和帝以后，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每次政权的转移，必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率多违法干犯，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其间虽有明达之士，主张法治，但徒托空言，不为汉室所采纳。桓帝时的崔寔，著“政论”数十条，力主严刑，而讥俗儒的迷信德教。他认为：“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又云：“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66］崔寔论政，虽尚严法，但也承认儒学的价值，只是认为德教无以除残，这是法家儒化的又一例。 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加以君主大多为童昏之流，母后干政，任用非人，执法不公，政治益趋败坏。桓灵时代，朝中的若干名士和太学生联合，与宦官抗衡，至死不屈，造成两次党锢之祸，善类一空，可以说是儒学价值具体的表现。但此类贞士，为数不过七八百人。而大多数的儒家朝臣，为保固名位，甘为宦官的奴仆，恬不知耻，宁坐视国家的危亡，而不肯放弃其身一朝的富贵。这种现象，与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破坏有关，当时的获选者，多为权贵的子弟或谬有虚声名实不符的浮华少年，因此贞士少而庸劣者多。 献帝时，曹操当国，他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政治的反动者。他用法尚严，曾复三族之罪，并欲恢复肉刑［67］。他曾于建安十五、十九及二十二年三次下令，公言选用官吏，只问才能，不问德行。他于二十二年（二一七年）的令中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68］他的话，可以说是对当时儒学的一种猛烈攻击。他以优越的军事才能，扫灭群雄，统一北方。更以法家的手段，使州郡治理，民困复苏。但他最后走上篡夺之路，不特使汉室灭亡，江山易主；更摧毁了业已衰落的儒学，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引入另一个新的境界。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五卷十期，一九七六年一月 【注释】 ［1］参看《史记》卷九九《叔孙通列传》。 ［2］参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3］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4］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 ［5］参看《史记》卷一〇一及汉书卷四九《晁错传》；《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6］参看《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 ［7］参看《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8］参看《史记》卷一〇四《田叔列传》。 ［9］参看《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传》。 ［10］参看《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卷四九《外戚世家》。 ［11］参看《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12］参看《史记》卷一一一《公孙贺列传》。 ［13］参看《史记》卷十《文帝本纪》。 ［14］参看《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卷九七《郦食其列传》及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5］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16］参看《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 ［17］见《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18］参看《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19］参看《汉书》卷二《惠帝纪》，卷三《高后纪》，卷二三《刑法志》。 ［20］参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21］参看《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22］参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23］见《史记》卷九《吕后本纪》。 ［24］见《汉书》卷四《文帝纪》。 ［25］见《汉书》卷五《景帝纪》。 ［26］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卷五六《董仲舒传》。 ［27］参看《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不载年月）；《资治通鉴》卷十八“元光五年七月”。 ［28］参看《汉书》卷九十《酷吏传》，卷六十《杜周传》。 ［29］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0］参看《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 ［31］参看《汉书》卷六《武帝纪》。 ［32］同［31］。 ［33］见《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 ［34］参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5］参看《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 ［36］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37］参看《史记》卷九七《陆贾传》。 ［38］参看《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39］参看《汉书》卷四八《贾谊传》；贾谊《新书》第一卷（载《汉魏丛书》）。 ［40］参看《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41］参看《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安传》；《淮南子》（载世界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七册）。 ［42］见《汉书》卷八《宣帝纪》。 ［43］见《汉书》卷七六《张敞传》。 ［44］参看《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45］见《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46］见桓宽《盐铁论》（载《新编诸子集成》第二册） ［47］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48］见《汉书》卷九《元帝纪》。 ［49］参看《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50］参看《汉书》卷七〇《陈汤传》。 ［51］参看《汉书》卷六六《陈咸传》。 ［52］参看《汉书》卷七八《萧育传》。 ［53］参看《汉书》卷八三《朱博传》。 ［54］参看《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春秋繁露》（载《汉魏丛书》）。 ［55］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瑕丘江公传》。 ［56］参看《汉书》卷七五《眭弘传》。 ［57］见《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 ［58］参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 ［59］参看《汉书》卷九三《佞幸传》。 ［60］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61］参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胡母生传》；《汉代学术史略》页一〇八至一一一（启业书局）。 ［62］参看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页六至一九及页二七至三八（商务印书馆）。 ［63］参看《后汉书》卷二《明帝纪》。 ［64］参看《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 ［65］参看《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66］参看《后汉书》卷五二《崔寔传》。 ［67］参看《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68］参看《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注。 [book_title]汉代的山东与山西 一　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 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这两个地区，从商周时期起，在种族及文化上即截然不同。但国人的东西地域观念的成立，却晚在战国后期。 这里所说的地域观念，是就整个中国而言，而不是局部性的。在战国后期以前，国人的地域观念有些模糊。例如《中庸》第十章说：“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祍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文中所谓的北和南，究指何地或何国，无法确定。但可断言，“北”必不是指赤狄、白狄，“南”必不是指吴、越或楚。因为孔子素来卑视夷狄，不会以“强者”视之；对吴越等国也不会如此推崇，而称之为“君子”。愚见以为“北”可能指燕、晋，南可能指鲁、宋。如果这个看法不错，则孔子所谓的南和北，也只是局部性的。此外《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卷六《滕文公下》），孟子所谓的东西南北，全是指异族而言，与中国本身无关。 战国后期，秦国崛兴，东向拓地。山西之地，自成一独立区域，与山东诸国相对峙。苏秦倡合从，六国相互连结，西向拒秦，于是东西对峙的局势，愈趋明显。自苏秦起，山东、关东诸词，常出于当时的谋臣策士之口。《战国策》及《史记》，载之甚详，兹举数例如下： （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东山之君，从以欺秦。（注：东山，山东）”（《战国策》卷三，秦一） （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说赵王曰：“……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三）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傧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于天下山东。”（《战国策》卷十九，赵二） （四）范雎曰：“……今反闭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战国策》卷五，秦三） （五）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据以上引文，“山东”或“关东”的界划甚明，其范围乃当时中国的东半。在此范围中的诸侯国，则以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为代表。此六国虽然也自相残杀，但都反西方的秦，有时也连合在一起抗拒秦人的侵略。山西和关西两名词，虽然到汉代才开始为国人普遍应用，但秦人所据的山西或关西之地，早在战国后期已成为一个独立及特殊的地区，则毫无疑问。此外有人认为山东的“山”是指太行山，例如《资治通鉴今注》卷三注四五云：“古言山东，皆指太行山以东。”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前面所引苏秦说赵王的话：“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可知山东指函谷关以东，而非太行山以东。 二　山东山西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及其特色 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战国后期以前，其界划虽尚不明显，但两地区的文化渊源，实迥然不同。自商周时起，山东的文化水准，即高出山西甚多。 大体说来，关东文化代表诸夏文化，而关西代表戎狄文化。诸夏文化在殷商时已进入农业社会，诸夏国家已有城郭宫室的建设，并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政治制度。戎狄文化不尽是游牧社会，也有部分农业，但大部犹未脱离渔猎或畜牧的生活方式。其人民大都穴居野处，谈不上宫室城郭和完整的政治制度。虽然这些地方日后渐有改进，那是吸收关东诸夏文化的结果。此外，戎狄文化是比较尚武的，这是环境使然。而诸夏文化则因物质环境的优越，其精神渐趋文弱萎靡。例如君主（如纣）的广宫室以自娱，而酗酒也普遍成为商人的积习。 周人立国于戎狄之中，其祖先古公亶父居豳，犹穴地而居。其后因避狄人之乱，迁居岐山之下，始营宫室。自古公起，开始与商人往来，而为商的诸侯之一。古公子季历、季历子昌，皆曾受商命为“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自周人与商人有往来后，对商的文化，尽量吸收。季历和昌都曾与商朝联姻，这事无疑大为促进周人的商化。从古代遗留的文字篇籍看来，周人和商人用的同是一种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以及若干器物的形制，也大都相同，这当是周人商化的结果。 周武王伐纣的军队，其中含有不少西北西南的土族。周的灭商，也大致可以说是戎狄文化征服了诸夏文化。但前者不久与后者同化，在萎靡文弱的诸夏文化中，注入了勇敢进取的戎狄精神，遂能建立一个伟大绵长的帝国。周人承继了诸夏文化而发扬光大之，达到“郁郁乎文”的程度。但久而久之，诸夏文化的弱点，又告产生。 西周都镐，仍是居于戎狄之中。末年因政治不修，幽王为犬戎追杀于骊山之下。平王东都洛邑后，关西地区归于秦国。春秋时，秦穆公东向称霸未遂，乃改变方针，尽力西向发展。结果灭国十二，辟地千里，成为西戎的霸主。穆公以后的二百年，秦采闭关政策，与山东诸国，不相往来。山东诸侯，对秦也非常轻视，因此直到战国中期，诸侯对秦，仍“戎狄遇之”。 战国时期，山东地区由于商业兴起，经济水准提高，学术亦随之大盛。儒、道、墨、法、阴阳诸学派，勃兴于山东地区的齐、鲁、宋、楚、韩、赵、魏等诸国，而秦国则一无所有。至秦孝公变法，下诏求贤，专用三晋法家，视其他各学派为异端，竭力摈斥。孝公以后的各君主，莫不亦步亦趋，惟法家是尚，由是国富兵强，关东诸国，无法与之抗衡。仅庄襄王时及秦王政初年，吕不韦当国，意欲大量吸收山东文化，但为时不久，这种风气即因吕的获罪及自杀而停滞。最后秦王政借三晋法家之力，削平六国，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秦人的所向无敌，是在以法家的手段，整饬驾驭其固有的戎狄文化，使秦人勇敢进取的精神及行动，发挥到极致。以是战无不胜，终一天下。 秦始皇统一后，一方面将山东的豪杰及财富，大量移至山西；另一方面在山东地区推行山西化，终至发生焚书坑儒的惨剧。但秦统一为时甚暂，始皇的工作并没有做得彻底，即告崩逝。至二世，山东地区六国的后裔及人民，纷起抗秦，再度形成战国后期山东、山西对立的局面。直到汉代，山西仍是一特殊地区，在文化上与山东地区截然不同。 三　山东出相与山西出将 刘邦推翻秦朝后，建立汉朝，定都于长安。他起兵时，部下全是山东人，他们以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的，当然仍以同乡为主。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 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士。武帝用人，以不拘一格见称，但他在位时所用的十三位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武帝以后，儒学兴起，丞相多出身儒生，《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 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章贤、（韦）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 武帝以后，直至西汉末年，丞相前后凡二十人，其隶籍于山东者，多达十五人。至于西汉诸朝的外戚，其声势煊赫者如吕、窦、卫、霍、史、傅、王诸氏，也无一不是山东人。 西汉初年的军界，更以山东人为主体。汉初非军功不能封侯，故功臣集团分子，大都饱经战阵。甚至有时一人可兼将相，如王陵、周勃、灌婴等，莫不如此。既然将相皆为山东人包办，山西人在政治上无疑是屈居劣势。 汉初，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是良家子的从军，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文帝时，功臣集团分子年纪已老，到景帝时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或外戚充任，其中除周亚夫、窦婴资兼文武外，其余多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军政文武不能不显然分途。武帝准备讨伐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而山东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可应战阵，于是大批善战的山西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受屏抑，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了五六十年，至此才有发展事业的机会。《汉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 汉兴，六郡（注：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汉代关西人的善战，实继承秦国尚武的余风。《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同书二十八《地理志下》二补注，钱坫曰：所谓‘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者，以华山为界也。）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辛）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进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习染武风之故，此点大致不错。而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有从军之一途，与此也大有关系。虽然山西军人在武帝时乘势崛起，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或多或少的受着汉室的压抑。 四　西汉山东山西两地区朝臣的冲突 汉武帝为讨伐匈奴，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军事统率系统。他以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所亲信的外戚，充任最高统帅。外戚卫青、霍去病和李广利，都曾担任过统帅，他们都是山东人。 山西军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和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由他们建立。卫青伐匈奴时，麾下的将军凡十五人，山西人即占十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李沮、郭昌。山东人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的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的，也几乎无一不是山西人。 山西军人中以李广声望最高，广为秦将李信之后，世代为将。他于文帝时已露头角，文帝曾对他特加赞许。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所向立功。其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匈奴畏之，称他为“汉之飞将军”，由是名满天下。李在卫青部下为将，卫为人和谨知兵，但对李广，处处表示排挤，即武帝对他也有些嫉视。这种人为的因素，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 元狩四年伐匈奴之役，李广因受卫青的排挤，愤而自刭。李广的儿子李敢，本隶霍去病部下，因有憾于其父的死，击伤卫青。其后李敢随武帝打猎，被霍去病以冷箭射死。赖武帝为去病掩盖，其事得以平息。李氏与卫、霍的冲突，并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山西军人的一种示威。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到武帝晚年，山西军人李氏与外戚军人再度发生磨擦，使汉军对匈奴的战役中，遭遇极大的败创。 武帝晚年，匈奴政治中心西移，又因长期休养，国力逐渐恢复，于是全力与汉争夺西域霸权。武帝也想再伐匈奴，他仍采过去以外戚军人为军事统帅的原则，但卫、霍早已物故，因此以李广利统军。广利的才具，远在卫、霍之下，实在不能胜任讨伐匈奴的统帅，但武帝仍信用他。 天汉二年，武帝命广利率三万骑击匈奴，以李陵（广孙）为他押运辎重。李陵不愿，武帝改派陵率步兵五千人分途出击。李广利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斩获万余级，自身亦损失二万人。史书称此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按即李广利），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史记》一百十《匈奴传》）李陵出塞北行三十日，深入沙漠，与且鞮侯单于亲统的十万匈奴军遭遇。汉军且战且退，毙伤匈奴万余人。但因无后援，于距塞百里处为匈奴所破，李陵投降，其部下逃回汉境者仅五百人。此役对汉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也可以看出外戚军人与山西军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李陵败降时，朝臣司马迁曾为李陵辩护。认为陵“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武帝以迁“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见同上），处迁腐刑，并族诛李陵家属。迁本可不受刑，但因家贫无钱可以赎罪，又无要人为其申理，因此造成惨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武帝的袒护外戚，也多少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间平时意见之深。 司马迁所以为李陵辩护，也与地域观念有关。迁生龙门，亦即所谓“西河”之地，战国中期已属于秦。迁祖先世为秦官，秦惠王时，司马错率兵伐蜀，拔而守之。迁父谈，于武帝初年为太史公。元封元年，以不能随武帝东封泰山，悲愤而卒。谈以太史公不能参与封禅大典，其遭受武帝之轻视可以想见。迁与李陵，并无深交，但两人同为秦人之后。李陵的祖先李信，为秦名将，且与迁祖先司马昌共事始皇。（参看《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迁所以奋不顾身，为李陵辩护，地域情感，可能为一主要原因。此乃人之常情，不能以此为迁之过。从李陵及司马迁事件，也可以看出山西人士政治势力的微弱。 李氏以外的山西军人，苏建也是处处遭受排挤；张骞的封侯，其难亦不下于登天。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征和三年，武帝遣李广利将七万人伐匈奴，全军覆没，此后汉室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其收场亦实在凄惨。如果没有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结果当不至此。 武帝以后，关东地区，儒学日渐发达。关东人士，多借经术以取高位，而守边作战之责，等于全让山西军人来担。武帝以后，举凡骁勇善战、威名素著的将领，大都是山西人。如宣帝时的赵充国、辛庆忌（武贤子）、傅介子，元帝时的甘延寿、段令宗等，是其著者。汉帝国也赖他们保持了后期的强盛。 五　东汉定都洛阳与东西对立局面之形成 王莽末年，光武起兵于舂陵，从龙之士，皆山东人。他即帝位后，采取保守主义。因长安遭赤眉破坏，而其地接近外族，他的部下又都是山东人，因而定都洛阳。这件事对东汉帝国的兴衰，具有巨大的影响。 西汉初年，承六国分崩之余，加以秦时郡县制的推行，山东地区缺乏立国的重心。秦国力集中，因此山西实力最雄，而咸阳又为山西首要之地。西汉所以定都于长安，目的即是借山西的形势，来控制全国。当时诸侯王的权力过大，而山东又是财富之区，虽时常生事，但汉室中央凭其优越的形势，次第敉平。到武帝平淮南后，山东即告无事。西汉山东地区虽然多事，但不碍帝国的强盛。因其建都长安，一面集中全力，开发西北；一面精其甲兵，巩固国防，并借以鼓舞士民勇武进取的精神。遂能开疆拓土，国势达于极盛。 洛阳不足与长安相比，因为其地局面不广，北阻黄河，而东、西、南三面环山，并无开拓的远景。又因交通不便，也不适于控制全国。西汉初年，高祖欲定都洛阳，张良即加以反对。《史记》五五《留侯世家》： （高祖）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留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其后高祖又因娄敬的劝谏，终都长安。而光武则决意定都洛阳，远避敌寇，结果仅成自保之局。这一点是光武不及高祖的地方。 西汉都长安，以山东的财富，养山西的士马。同时山东人历朝迁至山西的，为数颇巨，山东的文化，也随着西移。以是汉帝国血脉周流，生气蓬勃。东汉定都洛阳后，山东变成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地区，而山西则沦为一军事地区。东西的界线，日益分明，渐成为两个极其不同的文化区，而致发生偏枯的现象。最后汉室对山西逐渐放弃，而胡族乃日益进迫。东汉所以亡于山西军阀，以及后来五胡之乱的发生，都与此有关。所以西汉之强，在于以山东的财富开发山西；东汉之衰，则在以全力专保山东。 西汉山东人的政治势力虽大，山西人虽遭受压抑，但因首都位于长安，汉室对山西地区甚为重视，而山东屡次向山西移民，因此尚未形成对立的局面。光武起兵，曾受豪族大姓如阴、樊、邓、李诸族的支持。即位后，定都洛阳，诸关东大姓隐持政柄，此辈的地域观念特强，因此一开始汉室政府即对山西地区不予重视。移民山西的事，遂告停止。山西的人口因此日益减少，其政治势力，也日益削弱。相反的，外族降人如匈奴人、羌人的人口及实力，日益膨胀，渐渐侵入边塞，最后竟到达三辅之地。于是三辅一变而为外族的殖民地，山西的地位，乃渐趋沦落。 由于羌人入塞而居，东汉初年，即有人主张放弃金城、破羌二县以西，因马援的反对而未果。安帝永初时，羌乱大起，山东籍贯的郡守，纷请内徙。朝臣邓隲、庞参主张放弃凉州，以完内郡。而朝臣傅燮、王符都主力保凉州。邓隲、庞参，皆山东人；而马援、傅燮、王符皆山西人。当时，朝臣多抱山东本位主义，认为山西无足轻重，为避敌远寇及节省军费，竟率尔主张放弃凉州重镇。可见他们对山西的轻视，同时也招致山西人的不满。 东汉皇室，尊崇儒术，以文治国。山东的经学，在西汉时已盛，到东汉而益甚。在朝则博士弟子员日益增加，民间则儒业普遍发展。山西在人文上既居劣势，而政府又加以轻视，因此山东儒学特别发达，山西无法抗衡。山西地区的有志之士，惟有以军功自奋。又以人民与外族杂居及经常战争的关系，因而习染胡人尚武之风。到汉末，山东、山西两地区，在民风上竟成两个世界。《后汉书》七十《郑太传》述郑说董卓曰： 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其众虽多，不能为害。……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戈，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 从引文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山东山西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前者尚文，后者尚武，并因此而造成对立的局面。一个国家，其内部竟有如此两个极端相违的社会形态存在，自然会发生乱事。 六　山西军阀与东汉灭亡 西汉行征兵，制度完善。东汉光武初，值水旱为灾，中原残破，因而力图省吏减赋，与民休息。他以国家现有精勇士兵甚多，下诏罢除内地“都试”，亦即废除内地各郡役男每年例行的检阅及演习。百姓虽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每郡专管兵役的郡都尉也因省费而罢，各郡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 东汉初年，汉廷所依赖的兵力，主要为“屯兵”，亦即职业军人。他们大都是光武旧部、绿林豪侠和投效的豪族部曲，其能征惯战，自无疑问。但勇悍的人，也会衰老，因此政府不能不以募兵来随时补充。内郡征兵机构，既已撤消，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方便，因此每遇有事，便行募兵。征兵的事，遂愈来愈少。到末年，人民似已不知兵役为何物。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假经术以取高位，对兵事自然厌弃。这种现象，以人口最多的山东地区最为显著。人民既厌恶从军，募兵的数目乃时感不足。而自汉武以后，各种降胡，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习俗，于是汉廷又招募胡人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以之攻伐不顺的外族。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终东汉之世，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招募为兵。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降胡从事对外的战争，他们最后竟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现象，较诸西汉国人的雄风，相去何远！它已显露出汉人尚武精神的没落以及汉帝国的危机。 东汉的杰出军人，仍以山西军人占绝大多数。光武起兵时，相从的武将，率皆山东之士，但才具特出者不多。惟有山西籍的马援（扶风人），有古名将之风。他曾北拒羌胡，南定交趾，功业彪炳。最后率兵讨伐武陵蛮夷，病死于前线，完成其“马革裹尸”的壮志。但在他生前死后，仍遭受山东军人的仇视和光武的猜疑。光武以后，山东军人大半凋谢，山西军人乃代之而兴。明、章、和三代的武功，泰半由他们建立。明帝时，窦固伐北匈奴于天山，击走匈奴呼衍王，取伊吾卢地，为东汉讨伐匈奴的空前盛举。班超出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平鄯善，与汉隔绝六十五年的西域，至是复通。其后班镇抚西域达三十年。和帝时，窦宪两伐北匈奴，出塞三千里，深入沙漠，匈奴降者四十余万，并于燕然山勒石纪功，致使匈奴北庭，为之空虚。这些都是山西人所立的功勋。 和帝后，羌人连次叛变，祸乱炽盛。羌人的势力，并不能与西汉初期的匈奴相比。但因汉廷轻视西北，屡思放弃，加以兵制不善，遂致其祸历久不息。东汉后期的山西，军事人才益盛，诸如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嵩等，均为杰出的将才。他们见朝事已无可为，惟有拥兵自奋于边疆，以求取功名。因此破羌的大任，便落在他们的身上。规、奂、颎三人皆伐羌名将，嵩则是讨平黄巾贼的元勋。伐羌之役，段颎之功最大。他于桓灵二帝之时，与羌人前后一百八十战，斩首至百万级，用钱八十余亿。羌祸虽歇，而汉力亦疲。 由于东汉中叶以后，羌人屡次为患，政府不得不派大军长期戍守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经常与羌人作战，战力特强，与民不知兵的山东，恰成一显明的对照。而募兵制又最易造成军阀，因此东汉末年，凉州产生了不少军阀，像皇甫规、张奂、段颎诸人，虽然也是军阀，但他们尚知听从政府的命令。到灵献之际，凉州军阀董卓崛起，跋扈鸱张，视朝廷如无物。最后他以凉州兵进入洛阳，宰制朝廷，与山东的起兵者，发生全面的内战。董卓以抵御羌人起家，他所统的凉州兵，并非全是汉人，其中尚杂有不少投降的匈奴和羌人，其精锐为天下所畏。东汉帝国的命运，便断送在董卓和他的胡汉兵团的手上。 西汉时期，山西的武力与山东的经济文化相配合，造成全盛之局。到东汉，定都洛阳，山东人的聪明志气，至此停滞而无从发挥。他们轻视山西，视同化外，渐渐加以遗忘。山西得不到山东经济的支持和文化的滋润，社会日趋衰落。但山东的经济文化，最后却遭到山西武力的严重破坏。东汉帝国的根本在山东，山东的经济文化既然遭受破坏，整个帝国的基础发生动摇，自然难逃乱亡的命运。 原载《食货月刊》复刊六卷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book_title]孙吴与山越之开发 一 三国之世，与孙吴作长期斗争之异族有三：一为交州之“南越”，一为荆州西部之“武陵蛮夷”，一为扬州之“山越”。前二者远处边陲，为害尚小；独山越居腹心之地，为孙吴大患。自孙策渡江（西元一九五年）至孙权赤乌五年（西元二四二年），为乱几达五十年，予孙吴对外以莫大牵制。《三国志》六十《贺全吕周钟离传》： 评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凡此诸臣，皆克宁内难，绥静邦域者也。 又同书四十七《孙权传》： 黄武元年……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又同书五十七《张温传》： 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蜀，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以孙权之英雄，如无内忧，何至老死江表，屈膝于曹氏之豚儿！后人每以此罪权，盖不明当时山越叛乱之严重性也。 山越盘据之地，根据《三国志》之片断记载，散布广至九郡，即吴、丹阳、会稽、鄱阳、豫章、新都、东阳、东安、建安九郡。其大致范围即今北至长江，东至沿海，西至赣江西岸，南至闽江之长方形地带。包括今日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省之一部，浙江省之全部。此地带中之山地，如今日皖南之黄山，浙江之天目山、会稽山、括苍山、仙霞岭，福建之武夷山，浙赣交界之怀玉山，以及江西之九岭山，大都为山越出没之地。尤以丹阳郡南部山地（即今皖南及钱塘江以西山地）之山越，为祸最烈。其叛乱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均为其他诸郡所不及。 二 《三国志》对山越之记载，至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