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清史论丛 [book_author]张荫麟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92526 [book_dec]张荫麟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 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 富于现代批判精神。其学术作品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张荫麟自承“尝有志于近世史”，投身清史研究甚早，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曾为研究生开设“清史专题研究”等课程，研究亦颇有成绩。本书主要收入张荫麟的清史研究论著，是张氏清史论文的首次汇总出版，既包括其正式的论文，也有论学函札与史料整理，以期展现其清史研究的全貌，呈现张荫麟丰富的学术世界。另附张尔田和温廷敬的商榷之文，以供参考。 [book_img]Z_6612.jpg [book_title]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 梁任公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演讲附有《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此表实为研究明末西方学术、宗教东输之重要资料。吾前尝发现其中可疑者三点，以质任公先生。先生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其人又采自欧籍，并未注明出处。……其中讹舛，益不免也。”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 （一）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之著述，表内遗漏者有下列各书： 1.《西琴曲意》一卷　利玛窦（Matteo Ricci）撰。四部已著录。（杂家类存目） 2.《空际格致》二卷　高一志（Alfonso Vagnoni）撰。四部已著录。（杂家类存目） 3.《火攻絜要》三卷　汤若望（Schall Von Bell）授，明宁国焦译。四部未著录。有《海山仙馆丛书》刊本。 4.《坤舆外纪》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四部已著录。（地理类存目七） 5.《天步真原》　穆尼阁撰，清薛凤祚译。四部已著录（天文算法类），又有《守山阁丛书》刊本。 6.《辨学》　此书任公先生于《近三百年学术史》内举之（第一讲第六页）。未审为何人所著。 7.《玑衡抚辰仪记》　戴进贤（Iguace Kogler）撰。其文载于《仪象考成》及清《通志》。 8.《日躔表》 9.《月离表》 《日躔表》《月离表》二书皆戴进贤等所修，续于《历象考成》之后。（据《四部提要·历象考成后编条》） （二）在中国之耶稣会教士表内遗漏者有下列二人： 1.穆尼阁　即上述撰《天步真原》者也。其国籍及东来年均不可考。《四部提要》称其顺治中寓江宁，喜与人谈天算，而不招人入耶稣会云。 2.纪利安　国籍及东来年不可考。康熙间为钦天监，五十二年尝造地平经纬仪。（据戴进贤《玑衡抚辰仪记》） （三）表内以下列各书为利玛窦著述，均系错误： 1.《徐光启行略》，按利玛窦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据原表又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Ricci，Matteo条所载同），而徐光启至崇祯间犹存。利玛窦安能及为徐光启作行略？ 2.《勾股义》，按此为徐光启所自著。原书（《海山仙馆丛书》本）自序可按覆也。 3.《浑盖通宪图说》，按此为李之藻所著，其法出自熊三拔（Sabatthinus de Ursis）之《简平仪》，与利玛窦无涉。原书（《守山阁丛书》本）可按覆也。 （四）《崇祯历书》，表内列为孟三德（Eduard da Sande）著述。按孟三德卒于万历二十八年，据原表去《崇祯历书》纂修时已久，安能及预其事（参看《明史纪事本末》）。据《明史》及《四部提要》，纂修此书之西洋人有汤若望、罗雅谷（Giacomo Rho）、龙华民（Nicolas Longo bardi）、邓玉函（Terrenz Jereuz），而均无孟三德其人。表内汤若望等各条下均不列此书，当补入。 （五）表内利玛窦所著书有《同文算指通编》。按《同文算指》（《海山仙馆丛书》本）有《初编》及《通编》，均为利玛窦所授，不当独举《通编》。 （六）《坤舆图说》，表内列为南怀仁著述，又列为艾儒略著述。按艾儒略卒于1649年，南怀仁于1659年始来华（据原表），断无合著此书之理。《四部提要》此书为南怀仁所撰，当从之。 （七）数人合著之书，而表内仅归之一人，如《西方要纪》乃利类思（Luigi Buglio）、安文思（Gaorirel de Magaehaens）及南怀仁所共著（据《四部提要》），而表内仅归之利类思；《职方要纪》曾经利玛窦、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及艾儒略（Giulio Aleni）三手（看原书艾儒略序），而表内仅归之艾儒略。若此之类，似为未当。 （八）表内戴进贤所著书有《仪象考成》。按《仪象考成》中有载戴氏之《玑衡抚辰仪记》。而此书非戴氏所著也。此名乃奉敕撰，成于乾隆十七年，其年戴已死六年矣。（据原表） （九）表内载利玛窦东来年在万历十一年。考《明史·外国传》言，“利玛窦万历九年抵广州之香山澳”，今据改。 （十）表内（Alfonso Vagnoni）有高一志、王丰肃二名。考《明史·外国传》言：“王丰肃后改名潜入内地。”岂高一志乃王丰肃之改名欤？若然则当先列王丰肃而后高一志，并当附注。 （十一）表内罗雅各，《明史》及《四部提要》均作罗雅谷，当据改。 附录 前次所考者三事： （一）表内第八格列《诸器图说》为邓玉函所著书。按《诸器图说》所见及《守山阁丛书》本乃明王徵所自著。王徵尝往邓玉函，译《远西奇器图说》。而此书之作，则远在其获晤邓氏，从事翻译之前。原书王徵自序可按覆也。 （二）表内以《远镜说》为孟三德所著书。原表第二格按此书《艺海珠尘》本题作汤如望撰（汤若望表内无其人），想系汤若望或罗如望之误。 （三）表内第十九格傅泛斋，《续通志·艺文略》作傅泛际。 原载《清华周刊》第300期，1923年12月28日。 [book_title]介绍一部关于我国外交史的重要参考书 《澳门纪略》，印光任、张汝霖合著。这部书著者是乾隆间人，都在澳门做过官的。书虽寥寥两册，却曾经两手，历时十余年，其慎重可知了。 书内述明末清初西洋人在我国的情状甚详，又载了好几篇明末诸臣关于对付西洋人的奏疏，都是我国外交史上所不可多得的资料。又葡萄牙人所以得到租借澳门的经过尤有价值。外国人说葡萄牙所以得借澳门，是因为帮助我国剿海寇有功（参看International Eucyclopedia，Maccas条）。但是书所载却大不然。读者如欲知其详，请看原书，恕我这里不叙述了。又最要注意的一事：书中所称佛郎机乃是当时西洋人的别名（《明史·外国传》亦然），若拿作France看，则一塌糊涂了。关于这事，余别有考，现在不能详说。读者如欲略知其故，可参看《图书集成》边裔与佛郎机部最末一条。读此书时，至好与《明史·外国传》作参考。 原载《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8期，1924年1月，署名“荫”。 [book_title]钱大昕和他的著述 “戴编修震尝语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字）为第一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钱詹事大昕记碑传集》卷四九） “乾嘉诸儒以东原、竹汀（大昕别号）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而湛深不逮。”（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一） 我们读此，可知钱大昕在清代学术界的位置早有定评，用不着“予小子”再多说话。至于他治学之合于科学方法，尤近日学者所极力表彰。简单说一句：他是一位“科学的”史学家、小学家——音韵和训诂的考证家、天算学家、金石学家、地理学家，而他的贡献都是在考古方面。就这方面说，清代的汉学者，恐怕没一个比得上他。（他的词赋也是当时和后世所称道的，但这不是他毕生用力所在，现在且不说。）我以为这一位学者，实在有介绍的价值。所以《周刊》书报介绍主任陈君要我为该栏做一篇文章，我就答应了做这篇。因为我个人学识浅陋，且时间匆促，这篇文章恐怕对不起读者，更对不起“钱先生”吧！ 一、略传 “闲话少谈，言归正传”： 钱大昕字晓徵，一字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九年（1804），他的一生正当清代“歌舞太平”之世，汉学“当阳称尊”之期。他生而颖悟，少时有神童之称。十五岁便中了“秀才”。时紫阳书院院长王峻闻其名，召至院里，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他下笔千言，悉中典要，院中名宿大为佩服。乾隆十四年高宗南巡，这时他才二十二岁，到行在献赋，召试，赐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明年他便入京就职。过了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寻擢侍讲。后来升到詹事府少詹事，所以后人称他为钱詹事。他在京师足足住了十九年，这是他一生学业成就的关键。因为他在这时得读翰林院的藏书，得交当时的有名学者，他的天算学和元史的研究，都是在这时成功的。他离京师后连接做了山东、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的主考官，后来奉命提督广东学政。次年他的父亲死了，这时他已经四十九岁，方才除了孝服，他的母亲又死了。自是以后他便不再出做官。历主江苏钟山、娄东、苏州紫阳诸书院，一面讲学，一面著书。他的有名著作——《二十二史考异》，便在这时完成。七十七岁那一年，他便死在紫阳书院里。他死的一天还和他的学生们口讲指画，谈笑不辍云。他生平的学友，如戴东原（震）、段若膺（玉裁）、梁曜北（玉绳）、洪稚存（亮吉）、王凤喈（鸣盛）——他的妻舅、孙渊如（星衍）、卢绍弓、袁简斋（枚）等——都是一时知名之士，皆曾与他通书论学，载在文集中。 他的弟弟大昭和他的侄儿塘、儿子东垣都是笃志古学，很有建树的。他的弟子很多，在紫阳书院的时候，门下士积二千余人。但最能传其学的，要推李锐了。 他所撰著和参预纂修的书，现在考出的共四十六种。 长沙龙氏刻本《潜研堂全书》仅收入他所著的书二十三种。其余有的是原来未刻的，有的是刻了而不流行的。现在将所考分类述出，每类仍以成书的先后为次，没有年代可考的列在后面。其书收入《潜研堂全集》中者以“○”为记。 二、撰著 （一）大昕所撰著的书： 1.史学类 《补元史氏族表》三卷○ 《补元史艺文志》四卷○ “大昕向在馆阁，留心旧典。以洪武所辑《元史》冗杂潦草尤甚，拟仿范蔚宗、欧阳永叔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之稿，当留箧中。”（《艺文志》自序）盖二书皆“旧史所未备，先生特创补之”（《艺文志》黄钟跋）。 《氏族志》一书，为其所拟新元史的最重要部分，因为“元之蒙古‘色目人’命名多溷，非以氏族晰之。读者茫乎莫辨，几如瞽者之无相。……（无表）先生属稿于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成于庚子（四十八年，1780），几及三十年。……广搜博采，正史杂史之外，兼及碑刻、文集、题名等书；考其得失，审其异同，一一表而出之。然后昭然如分黑白矣”。原书黄钟跋，是书初刊于嘉庆十一年。 《艺文志》一书，取元代“文士撰述，录其都目，以补前史之阙；而辽余作者，亦附见焉”。这书又得黄荛圃“纠其踏驳，证其同异”。嘉庆五年刻于吴郡（原书自序）。 《元史纪事》四卷 《元史稿》一百卷 荫谨按：二书《潜研堂全集》未收，且不见于目录。（《潜研堂全集》目录中凡未刊入之书，亦列其目。）前一种载于《钱詹事大昕记》（以下省称《钱记》，《碑传集》卷四九），未审已刻否；后一种见于郑文焯《南献征遗》，未刻。（《国粹学报》第六年第四册）《新元史》一书，大昕自云“次第属草，未及就绪”。（见前引）而其弟子黄钟于先生卒后有云：“先生尝欲别为编次（元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元史·氏族志》跋）则郑氏所见之《元史稿》，当即此稿矣。而《钱记》云“大昕……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史纪事》”，其言信否，未可知。然可见其《元史纪事》，盖取材于《元史稿》也。 荫又按：新《元史》的研究，清末极盛，魏源、柯劭忞等极有成绩。而最先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要推大昕了。先生于此业用力甚劬，但是对于后来清末《新元史》的研究，似乎无甚影响。《元史稿》未有刊本无论了，即《氏族》及《艺文》二书，现在柯氏的《新元史》中，尚未采入。这是我所诧异的。 《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 这部书是大昕一生最大而最重要的工作。他在自序里说：“予弱冠时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迄《金》《元》，反复推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所得，辄写于别纸。丁亥岁（乾隆三十二年，1767）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设教钟山，是年五十一岁。讲肄之暇，复加讨论。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有得于同学之启示。”书中所列曾参订此书的门人，有八十九人。 这部书的内容是将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中除了《旧五代史》和《明史》）校勘传刻讹误，订正原文的训诂；或考史例，或正原文的抵牾；于地名、官制，考证尤详；也常有取一问题贯穴全史作综合的研究，而于天文、律历诸志贡献尤大。因为正史中这两部分从前读史的人差不多都不敢问津，年代湮久，以讹传讹，很少人能把他校正，所以益发难懂。大昕精通古历，发误正讹，如灯照暗。其功更不少。正史为我国惟一的史料，而这书为正史的最大功臣，真是我国史学界不朽的名著。是书初刊于庚子时，先生年五十九。 《三史拾遗》五卷○ 《诸史拾遗》五卷○ 这二书成年无考，内容与《二十二史考异》大略相同，疑为《考异》刻成后之继续研究所得。 《通鉴注辨正》二卷○ 是书初刊于乾隆五十七年，时先生六十五岁，大约成于这时。其书摘胡氏《通鉴注》的谬误，而辨正之，共一百四十余条。“至于声音、文字、职官、民族偶举一隅，良多启悟。”（原书戈宙里序语） 《疑年录》四卷 这书考古今学者的生卒年月，自后汉郑康成至清邵二云止。按邵二云卒于嘉庆元年，去先生之卒八年，则这书之成，当在先生暮年了。书初刻于嘉庆十八年，有姚鼐序，《海山仙馆丛书》收之。 《洪文惠年谱》一卷○ 《洪文敏年谱》一卷○ 《陆放翁年谱》一卷○ 《王伯厚年谱》一卷○ 《王弇州年谱》一卷○ 洪文惠即洪进，洪文敏即洪迈，陆放翁即陆游，王伯厚即王应麟——都是宋代的学者。王弇州即王世贞，明末人。文惠、文敏、放翁三人年谱，初刻于嘉庆八年，时先生年七十六岁，大约成于这时。后二种是先生卒后门人得之家中的，初刻于嘉庆十二年。 《宋辽金元四史闰朔考》二卷 辽、金、元三朝均先后和宋朝对屿，他们所用的正朔，都和宋代不同，所以读史者每感年月之纠纷。这书根据历法，将三朝之与宋同时的正朔年月，对照列表，以矫此弊。书还没有做成，他的弟子李锐为之增补。后来钱同人又续之至明代而止。嘉庆二十五年阮福初刊此书于广州。将钱续至元以后者刊去，因为“竹汀先生以四朝时宪甲子不殊，闰朔各异，而作此考；若至元十四年，灭宋以后，无所谓互异者矣”（原书阮福序语）。是书又有《粤雅堂丛书》本。 《朱德录》四卷 未刊，见湘刻《潜研堂全书目录》。 《南北史雋》一卷 未刊，见郑文焯《南献征遗》及湘刻《潜研堂全书目录》。 《唐学士年表》一卷 《五代学士年表》一卷 《宋中兴学士年表》一卷 后三种湘刻《潜研堂全书》未收入，惟著于目录，并云别有德清徐氏刊本。今未见。 2.金石录 《金石文跋尾》二十卷○ 一书中王鸣盛一序作于乾隆五十二年，时先生年六十，此书之成或在此时。大昕与鸣盛同居燕邸时两人每得一碑，辄互出以相品质（据是书王鸣盛序）。所过山崖水畔，黉宫梵宇，得一断碑残刻，必剔藓拂尘，摩挲审读而后去，至老而益笃。“博采金石文字，以考经史。”（瞿中镕《金石文目录跋》中语） 此书乃其所藏金石拓文之跋尾，共八百六十篇。每一物都记其来源，考其年代。当日每得跋尾二百篇，门人辄为刊布，续成四集，追题元、亨、利、贞四编，凡二十五卷。今本乃其弟子胡元常所改编，以年代相次。 《金石文字目录》八卷○ 乃大昕所藏金石拓本之目录，共著录二千余种。每种注其年代、所在地及作者。 《金石文字目录附识》一卷 未刻，见湘刻《潜研堂全书目录》。 《唐石经考异》一卷 未刻，见湘刻《潜研堂全书目录》 3.小学及经学类 《声类》四卷○ 其弟子汪恩跋之云：“此书采缀极富，而出所见以正前人之讹误者仅十之一二。盖当时只取以备用。故其说散见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及《金石跋尾》《养新录》诸书，而此书视如蒿矢，藏之箧笥。”我们读此，可知他研究古音韵学的方法。他是先将古籍之注疏及古小学书中关于音韵者尽数搜辑录出，成了这部书，以为研究的资料。然后用归纳的方法，求得新发明，如“《毛传》多转音”，“古无轻唇音”……这部书到现在还可为我们研究古代音韵的唯一资料。书初刊于道光五年，湘刻《潜研堂全书》已收入，别有《粤雅堂丛书》本。 《恒言录》六卷○ 考寻常成语之来源，凡十九类，千余条（？），成书年无考。 《经典文字考异》三卷 未刻，见湘刻《潜研室全书目录》。 4.历算类 《三统术衍》三卷 《三统术钤》一卷 大昕在京时，与同年褚缙升、吴荀叔讲《九章》，与何国宗谈西法，又深究《数理精蕴》——当时所法的总集：以观史，自太初、三统（汉历法）、四分（后汉历法），下迄授时（元历法），皆能得其测量之法（王昶《钱大昕墓志》，以下省称《王志》）。刘子骏的《三统历》，其书虽存于《汉书·律历志》，但其法数千年来已无人能懂。大昕为之钩摘隐奥，剖剔舛伪，可使人人通知其术。他自己说，做这种工作时，为之寝不能寐者积年，而后得成功。（原书钱塘跋） 荫按：据此书钱塘于乾隆四十一年所作跋云：“岁之季夏……先生于是书而叹曰：‘……（此书）成又二十余年，未尝有闻之者。’”由此年逆数二十年，即乾隆二十一年，是书之成当约在此时，时先生年二十九岁也。 《三统术衍》乃录《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三统术》本文，为之疏证解释。《三统术钤》乃用其术所推算得的数目之记录。这二书嘉庆六年阮元初刊之于杭州。 5.杂类、别集及日记 《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养新余录》三卷 《养新录》写定于嘉庆四年，是年先生七十二岁。这书是先生随笔札记，皆关于考证学片段的发明：有属于经文的解释和校勘的，有属于文字学及古音的，有属于史书及史实的考证的，有属于金石和舆地沿革的，有属于古籍的考证的，有属于天算的，有考成语的来源的……不一而足。这书嘉庆九年阮元初为刊行。刊成后，他续有所得，别记一编，名《养新余录》，直至他死的时候才止。《余录》初刊于嘉庆十一年。 《潜研堂文集》五十卷 荫按：阮云台嘉庆九年于《养新录序》云：“先生所著书……《潜研堂文集》，久为海内学者所读矣。”则此书之刊行，当远在大昕卒年之前。 是书集中他和门弟子的答问，有关于经学的，有关于文字学的，有关于数学的，有关于音韵的，有关于史学的，总共有十六卷之多；古书的序跋考辨、杂著和他写给朋友的信为最有价值。此外什九是志墓应酬之文和颂德歌功之作，我却不敢推许。 《潜研堂诗集》十卷○ 《潜研堂续集》十卷○ 大昕自己说：“仆自成童时，喜吟咏，而父师方课从举业，不得肆力于诗。二十以后，颇有志经史之学，不欲专为诗人。”（《诗集》自序）他的弟弟大昭也说：“予兄詹事竹汀先生，幼即工诗，以献赋通籍。……嗣先生专意经史、小学，服官之暇，悉力著书，遂不多作。”（《诗续集》序）可见诗不是他毕业用力所在。我对于诗完全是门外汉，他的作品不敢妄下批评。 《诗集》先生手定于乾隆二十二年，时年三十七。《诗续集》乃先生卒后，其弟大昭所编订。 《日记》六十卷 《竹汀日记抄》三卷 《日记》见湘刻《潜研堂全书目录》中，惟未收入，注云原未刻。《日记抄》并见《钱记》及《阮传》，大约已刻，今未见。 （二）大昕所参预纂修和校辑的书 《续文献通考》 今本《续文献通考》所开列编纂诸人，无大昕名。然《王志》云，“朝廷修《续文献通考》……君充纂修官”，《钱记》及《阮传》亦云然。当系书成时，大昕已去职，故书中不列其名。大昕预修此书之年已无可考，按此书于乾隆十二年始奉敕修，大昕之预其事，盖当在京供职时也。 《续通志》 大昕之曾与纂修此书，并见《王志》《钱记》《阮传》。惟今此书所列纂修官无大昕名。 荫按：《潜研堂文集》有《拟续通志列传凡例》及《续通志列传总序》二文。今将此与《续通志》文核对，内容全同，惟词语和次序略有更易耳。可见《通志》中《列传》一门，大昕盖为主要编纂者。 此书之修始于乾隆三十二年，时大昕年四十岁。 《一统志》 大昕之预修此书，并载《王志》《钱记》及《阮传》。 荫按：《潜研堂文集》中有《与一统志馆同事书》，内有云：“《志》局初开，未尝与编纂之列。顷以白华传读出差，承乏摄事……瓜代之期，亦不过数月。”这封书对于《志》内《人物》一门，有所商榷。又按：《一统志》纂于乾隆二十九年，时大昕三十七岁，正供职京师。 《续通鉴诸史拾遗》第五卷有云：“尚书毕沅《续通鉴》稿成，属予参校，因为辨正之。” 《热河志》 存疑。《王志》《钱记》并云大昕尝奉敕修《热河志》，惟《阮传》不载。 按《热河志》于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时大昕正丁忧居家，恐未能参预其事。姑志所疑于此。 《五礼通考》 《音韵述微》 《王志》云：“秦文恭公（蕙田）辑《五礼通考》及奉敕修《音韵述微》，皆请相助。”《阮传》云：“尝奉敕与修《音韵述微》。” 荫按：秦蕙田《五礼通考》自序云：“戊寅移长司寇，兼摄司空，事繁少暇；嘉定钱宫允晓徵实襄参校之役。” 戊寅即乾隆二十三年，时大昕年三十一。 《音韵述微》一书我未见过，待考。 《增补坤舆全图说》 《新制浑天仪说》 《王志》及《钱记》并谓大昕尝奉敕修《天球图》，《阮传》谓修《地球图》。荫按：《畴人传·蒋友仁传》云：“蒋友仁（Benoist Michael，1715—1774，法人），乾隆二三十年间入中国，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奉旨翻译图说，命何国宗、钱大昕为之详加润色。”所谓《天球图》《地球图》即《增补坤舆图》及《新制浑天仪图》也。乾隆三十年时大昕年三十八岁。 《辑风俗通义佚文》一卷。 从《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和其他古书中辑出后汉应邵《风俗通义》的佚文，成年无考。 据上面所考大昕的著作，没有刻行的不少，现在还不知存亡，其中最可惜的是《元史稿》一百卷和《日记》六十卷。他的日记一定很有价值。在我国最长的日记中，比曾涤生和李炁伯的还先一百多年。我希望海内的藏书家和钱氏子孙，若藏有大昕未刻的遗著，赶快把他付印，或公布，则真国学界之大幸了！ 原载《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0期，1924年4月11日。 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 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1573—1619），盛于清康熙间（1662—1722），至乾隆中（1736—1795）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间之讲求洋务，以迄今日。兹篇之职务，在整理第一期西学输入之史迹，而说明其与我国学术界之关系。 此期西学之输入，为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士传教之附带事业。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之，而其余则附庸焉。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惟均。而天文学实最先与我国学术界发生影响，兹请先述之。 一、西方天文学之初输入 我国之天文学，截至明代止，已有三千余之历史。[1]其间亦尝有外国天文学之输入。[2]惟欧洲天文学之入中国，则自耶稣会教士始。 （一）利玛窦之介绍西方天文学 耶稣会教士之最先传教中国内地者，为意大利人利玛窦氏，于万历九年（1581）抵广州。利氏少学于The Roman College （in Rome），尝专研天文及数学。[3]既入中国，撰《乾坤体义》，其上卷言天象；述日月食由于日月与地球之相掩，及七曜与地体之比例。[4]又著《经天该》，将其时西方所已测知诸恒星，造为歌诀，以便观象者之记诵。[5]尝制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诸器以示人。[6]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辈从之游，习其术。利氏尝以简平仪，授李之藻；之藻耳受手书，得其用法，因阐其术作《浑盖通宪图说》。[7]此实中国人介绍西洋天文学之第一部著作。 利玛窦之入北京贡方物（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也，其上疏自谓：于“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及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又请“披露于至尊之前”。[8]时明代历法，犹踵《大统》《回回》[9]之旧。自成化（1465）以后，违天益远，纷纷议改；而台官泥于旧闻，当事惮于改作。[10]利氏卒未能用其所学而没。 （二）明廷对于新法之需要 利氏既卒，继之而来之教士，多以天文学称于中国，从之习其术者颇众。及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日食，钦天监预推不验，礼部遂奏请博求知历者与监官昼夜推测。于是五官正周子愚乃上疏请令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尽译携来西法之书。[11] 礼部因疏请，以邢云路主理历事；而以徐光启、李之藻、庞迪我、熊三拔，同译西法，俾云路参订修改。盖云路主改历甚力，颇负知历之名。然云路乃旧历家，其天文学智识实甚肤浅。[12]时徐光启适以疾南旋，乃召云路、之藻入京董其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13] （三）西法之继续输入 万历四十一年（1613），之藻奏上西洋天文学说十四事，言地圆，日月食，及行星运行之理。疏中力言西法所以专长之故，竭力摧廓当时守旧自大之风；并论我国天文学所以不振之原，亦洞见症结。又请亟开馆局，翻译西法。[14]时礼科姚永济亦以之藻之言为请，然朝廷以庶务因循，未遑开局也。[15] 然此时耶稣会士，仍继续输入西方天文学说。熊三拔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著《简平仪》，详细说明简平仪之用法；次年又著《表度说》，述立表测日影以定时之简捷法，并以天文学的原理说明之。[16]阳玛诺（Diaz，Emmanuel）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著《天问略》。其书于“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差，曚映留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末载蒙映刻分表，并详解晦朔、弦望、交食浅深之故，皆据有图说，指证详明”[17]。 （四）输入进行之停顿，及其复兴 西学输入之进行，不久乃停顿。所以者何？则耶稣会士之遭政府斥逐也。初，王丰肃（Alfonso Vagnoni）行教于南京，信者日众，而士大夫之攻击亦日烈。徐如珂首议驱斥，沈漼、晏文辉、余懋孳等继之，谓其左道惑众。并有攻其私习天文为违反《大明律》者。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五月，政府乃下令严禁耶教，所有在华耶稣会士，均命逐往澳门。而其附带之介绍西学事业，亦因而被累矣。[18] 天启（1621—1627）初，明廷以外患日亟，需用枪炮，渐召用西洋人。[19]及崇祯二年（1629）五月，日食，《大统》《回回》推测皆谬误。徐光启依西法预推而验。帝切责钦天监官；监官戈丰等言，欲循旧法，不能无差，乞开局修改。帝乃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光启上疏，言中法之所短，又谓宜取西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会同归一，上从之。[20] （五）西洋历局之设及其成绩 已而光启根据西法上修历进行大纲十事：（1）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渐短之数。（2）议岁实小余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岁岁不同之因。（3）每日测验日行经度。（4）夜测月行经纬度。（5）密测列宿经纬行度。（6）密测五星经纬行度。（7）推变黄赤道广狭度数，密测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与黄道相距之度。（8）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视会之因。（9）测日行，考知二极出入地度数，因月食考知东西相距经度。（10）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及经纬度。[21] 此后《崇祯历书》乃依次计划，累年测验推算而得之结果也。 光启既上《修历大纲》，因举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协同修历。旋辟历局于京师东长安街，作观星台。又选畴人子弟习西法，时崇祯二年（1629）九月也。 其年光启请造天文仪器，计七改象限大仪六，列宿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仪一，万国经纬天球仪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上报允。[22] 光启旋上《见界总星图》，乃崇祯元年（1628）所测；上具黄赤二道经纬度，共测得一千三百五十六星，视《回回历》所测约多五倍。用西法绘图立表，并正旧图之误。[23]后又上《黄赤道两总星图》，凡测而入图之星一千三百四十四；上具黄赤道经纬度，又列表二卷。[24]均为后此崇祯《历书》之一部分。 崇祯三年（1630）邓玉函卒，旋征汤若望、罗雅谷供事历局，译书演算。[25]凡修历诸西人，日给廪饩，月各赐银两。[26] 崇祯四年（1631）正月，光启上所纂成诸书：《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线表》六卷，《黄赤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27]共八种，二十二卷，皆此后崇祯《历书》之一部分。旋又上书二十一卷。[28]其年十月，光启又上《测候四说》，言新旧推算日食法之异，并论西法之长，旧法之短。[29]时纂测新法，渐次就绪。[30]次年又进书三十卷。[31]明年，光启以病去职，诏以李天经代之。是年光启卒，所纂历书将百卷。[32] 崇祯七年（1634）七月，天经进《历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具。[33]旋又进《历法》三十二卷。[34]时“日晷”“星晷”“望远镜”等仪器告成，天经奏上其用法，上命太监至局验之。[35]先是罗雅谷、汤若望在历局成仪器多种。除徐光启所请造者外，又有象限悬仪、象限立运仪、象限座正仪、三直游仪、浑盖简平仪、弩仪、弧矢仪、地平纬仪、黄赤全仪六、圭表二（一横一直）——无虑数十种。而定日之高度与黄道各时之出没，有地平晷、立晷、通光晷、柱晷、瓦晷、十字晷，未易悉数，天经等不能尽用也。[36] 崇祯八年（1635）四月，天经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旋又上《参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举新法之大凡，并详论新旧法之异同得失。明年，天经与汤若望推南京、北京恒星出没，又测北京北极高度。至是，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37] 所成书一百四十余册[38]，为一百卷，赐名《崇祯新法算书》。书分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曰《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曰《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其中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39]以西法融通中法，如置闰月之类，徐光启所谓“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模型”[40]者也。是书采西洋法以第谷（Tycho Brahe）[41]为主[42]，不采歌白尼地动之说[43]，故书中《日躔历指》一部，述求太阳行度之术，以为日动焉。[44]书成，命宣付史馆，刊传四方，与海内知历者共之。[45]惟迟之又久，直至明亡尚未采用其法，颁行天下。所以者何？则旧派从中阻梗也。关于新旧之争，次节详述之。 二、新旧之争及清初泰西畴人在我国之建设 （一）崇祯修历之争辩 前述万历间邢云路与李之藻同理历事，其时已有争论。[46]及崇祯西洋历局开设后，旧派历家乃纷起与之抗。崇祯三年（1630），四川巡按荐冷守中精历学，以所呈书及预推次年四川月蚀送部。光启力驳其谬。已而四川报守中所推不验，新法密合，其说遂诎。而其时与新法争辩最烈者，为满城魏文魁。文魁著《历元》《历测》二书，崇祯四年（1631），命其子进《历元》于朝，送局考验。书中弧背求弦矢，乃用周三径一之率，光启摘其谬误类此者七事。而文魁反复争辩，光启更申前说，为《学历小辩》一书。光启虽力驳文魁，时朝廷以历法未定，亦兼存文魁之说。光启既卒，崇祯七年（1634），文魁上言历官所推交食节气皆谬。乃命文魁入京测验，别立东局，与西法、大统、回回并而为四。文魁又指摘李天经等，新法所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皆非是。既而天经等所推皆验天象，文魁说诎。[47] （二）新法颁行之阻梗 崇祯八年（1635），新法书器既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方欲颁行，而文魁多方阻挠，内官又左右之，帝不能决，乃命天经与监局虚心详究，务期划一。既而屡测天象，《大统》《回回》及魏文魁，皆不验，新法独密合，乃议废《大统》，用西法。旧派郭正中力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法必不可专行（惟不言其故）。帝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等因年远有差者，以新法为参考。后天经疏陈《大统历》所定崇祯十五年（1642）节气之失，帝亦深知西法之密。及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日食，西法预推又独验。[48]帝乃决计散遣魏文魁回籍，一意颁行新法，惜兵事倥偬，未即实行，无何而明社屋矣。[49] （三）清初新旧之争及历法大狱 清既定鼎，顺治元年（1644）汤若望进是年日食之预测于朝，已而果较《大统》《回回》为吻合。清廷遂采用西法，颁行天下，名《时宪历》。若望又疏陈《大统》《回回》之失。旋奉旨掌管钦天监印信，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悉听举行。[50]而《新法表异》一书，乃若望入清代后所著，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法之疏。[51] 是时习《大统》《回回》者，咸拆排新法，而若望制历不用诸科校正，于是《大统》《回回》悉罢黜，仇新法益深。顺治十四年（1657），已革《回回历》官吴明烜疏若望所推天象之谬，并上是年《回回历》推算天象之书，请立回回科以存绝学。后经实测，明烜所指皆妄，礼部议其罪，援赦获免。[52] 自是耶稣会士，以历法得政府之信任，传教益无所阻，而反动亦日益大。徽州杨光先著《不得已辨》，攻击耶教士甚烈，并攻其历法。康熙四年（1665），光先叩阍进所著《辟谬论》，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选择议》，论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之误，并言若望阳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帝下议政王等确议。光先《辟谬论》所摘虽妄，而王等不通历法，无从分辨，但谓“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祐皇上，历祚无疆，而若望止进二百年，为大不合；又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炁。俱事犯重大”。议决：若望及监官等八人凌迟处死，子弟斩决者五人，干连族人皆治罪。帝命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斩五人，余流徙。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历。[53] （四）旧派之末路 旧派既获胜，杨光先遂为钦天监正，并援吴明烜为副。旋以《大统》不密，改用《回回》。既而为术俱穷，光先称病辞职。康熙八年（1669），帝乃命大臣传集西洋人，与监官质辨。南怀仁因言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1669）历之误。帝命大学土图海等同赴观象台测验。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图海等请将康熙九年（1670）历书，交南怀仁推算。钦天监正马祐等又力辩前此杨光先所指摘西法之不当，帝乃诏复用西洋新法。[54]其后康熙十一年（1672），有杨炜南者，造《真历言》一书，议西法之失；后实测不验，交刑部惩治。[55]自是旧派遂无复立足之余地，新旧之争乃告一结束，而西方畴人乃得专事新建设焉。 （五）汤若望之成绩 清初西洋钦天监官之建设，以南怀仁、戴进贤为最。而汤若望在未遭历法之狱以前，亦尝制器著书。初，明之亡，历局仪器，悉毁于贼，若望效力清室，因奏请另制。[56]顺治元年（1644），成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望远镜、舆地屏图各一。[57]若望在清代所著书，除上述《新法表异》外，尚有《历法西传》及《新法历引》。二书皆《崇祯历书》之提要。[58]而《历法西传》中，兼述西方天文学进化之迹，自多禄某（Clandius Ptolemy）[59]、哥白尼、第谷及加利勒阿（Galieo Galilei）[60]皆略举其学。惟其述哥白尼之学，不言其有地动之发明，反谓其有言天动以圆之书。[61] （六）南怀仁之成绩 西法既复用，诏南怀仁为钦天监副。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改造观象台仪器，成新仪六式：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纪限仪，曰象限仪，曰天体仪，曰地平纬仪。[62]又将各仪之制法、用法、安置法，绘图造说，并用其器测验所得诸表，名曰《灵台仪象志》。书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所载测得诸星：与古同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一座，一千二百十星；《步天歌》[63]所有，而新测所无者，二十二座，二百五十四星；外增新星五百十六，及近南极诸星，中国所不见者，一百三十五。[64]怀仁又继汤若望之业，成《预推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怀仁随驾盛京，测得其地北极高度，制《盛京推算表》。[65]越六年，怀仁卒。 （七）清圣祖之重视西学 时圣祖深嗜西学，而天文算法尤素所留心，常命西士进讲，虽巡幸不辍。康熙二十一年（1682），帝如盛京，南怀仁奉命携内廷观测仪器从；二十二年（1683）幸北塞，南怀仁又与库利尔、马尔其（原名未详）从；三十年（1691）亲征葛尔丹，白晋（Joachim Bouvet）、林安多（Antoniode Silva）随驾；三十八年（1699）南巡，又命蒲壁（原名未详）等从。[66]时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投帝所好，以地平纬仪见赠[67]，与此后乾隆五十年（1787）英吉利国王之进小象限仪，先后相辉映焉。[68] 康熙一代，“御定”之天文书有二：一曰《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将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六十年（1721）之节气日时，及日月五星交宫入宿分度，按年排列，自后可准式继续，故名《万年书》。其预编纂此书之人，无可考矣。一曰《历象考成》，成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一部也。[69]书内所列编纂者，虽无一西洋人，然其书大略沿《崇祯历书》所采第谷法之旧，惟黄赤道大距减少二分耳。[70] （八）戴进贤等之成绩 南怀仁既卒，继之备历政顾问者有徐日昇（Thomas Preyra）、苏霖（原名未详）、林安多、白晋、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等。[71]康熙四十三年（1703），尝增衍蒙古诸处《推算表》。[72]康熙五十三年（1713），监臣有纪利安者（原名未详）制地平经纬仪，合象限仪及地平纬仪为一，其用尤便。[73] 自康熙《历象考成》告成后，钦天监推算历书，悉遵其法。然《历象考成》既仍第谷法之旧；自第谷至康熙末已百余年，数既不能无差，而第谷后欧洲天文学之新发明又辈出。雍正间，钦天监官西人戴进贤、徐懋德（原名未详）习其术，雍正八年（1730）以之推测日食，果较第谷旧法为密。[74]乃请纂修《日躔》《月离》二表，以推日月交食，并交宫过度，昼夜永短以及凌犯。[75]表成，凡三十九页，续于《历象考成》之末。然有表无说，其时能用之者，惟戴、徐二氏，及中国人明安图而已，乾隆二年（1737），吏部尚书顾琮请将二表增补图说，务期可垂永久；又请如《历象考成》内有当修改之处，亦为改正。并荐戴进贤为纂修总裁，徐懋德副之。后改任梅瑴成、何国宗为正副总裁，亦顾琮所请也。乾隆七年（1742）六月，书成，凡十卷，赐名《历象考成后编》。[76]是书对于《崇祯历书》及《历象考成》之最大修正如下： （1）“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77]考第谷后，欧洲有大天文家刻白尔（Johann Kelper）发现著名之刻氏三定律。其第一律，云“行星之轨道为椭圆，日在一焦点内”[78]。非谓日轨道亦为椭圆也。今其书以日与月，五星并列，而同谓其“本天”为椭圆，是以为日动矣。盖此时哥白尼地动之原理，犹未入中国也。 （2）“蒙气差旧定地平上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则止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79] （3）“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止有十秒。”[80] （4）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Isaac Newton）之术。[81]而惜乎于奈端万有引力之大发明尚未输入只字也。 进贤又据西洋新测星度，累经测验，知南怀仁所造《灵台仪象志》尚多未合，因奏请厘订。西洋监官司刘松龄、鲍友管（原名均未详）详加细测，著之于图。总计星名与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十九星，比《仪象志》多一百零九星，与《步天歌》为近。其改正《仪象志》之次第颠倒凌乱者，一百零五座，四百四十五星，又新增星一千六百零四，合旧载南极星，共有恒星三百座，三千零八十三星。编为《总记》一卷，《黄赤道度经纬度表》各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恒星经纬度表》一卷，《天汉黄赤经纬度表》四卷，共三十卷，名《仪象考成》。书成时乾隆十七年（1752）。[82] 乾隆十九年（1754），进贤又创制玑衡抚辰仪，“体制仿乎浑天之旧，而时度尤为整齐；运量同于赤道新仪，而重环更能合应。至于借表窥测，则上下左右，无不宜焉”[83]。更自撰《玑衡抚辰记》二卷以说明之，冠于《仪象考成》之首。[84] 同时官钦天监者，尚有葡人傅作霖[85]，无甚建设；此后官钦天监之西洋人，无可考矣。 （九）蒋友仁之来华 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法人蒋友仁[86]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奉命翻译《图说》，使何国宗、钱大昕为之详加润色。其《坤舆全图说》中，述哥白尼地动之原理，并列举例证，甚为详晰，是为地动说入中国之始。[87]然其时我国学者，即号称精通天文学如阮元者，犹惑于汤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动以圆之说，而谓其言为诬。[88]其他更勿论矣。蒋友仁而后，直至咸、同以前，不复闻有西说之输入，而此时期乃于此告终矣。其所以中绝之故，详于次节。 （十）清钦天监用西人之沿革 清钦天监之规定用西洋人，始于康熙八年（1669），止监正一员，寻增置西洋监副一员，乾隆十八年（1755）又增置西洋监副一员，为左右监副。[89]其时澳门三巴寺教士，世习天文，待其学成，礼部牒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由督抚咨送入钦天监。[90]及嘉庆（1796—1820）初所纂《大清会典》，监正已不规定用西洋人，惟附注云兼用西洋人，监副则仍乾隆之旧。至光绪（1875—1908）初所纂《会典》，钦天监职员已完全无用西人之规定矣。 三、数学、物理学及其他学术之输入 据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序》所载[91]，天启（1621—1627）初来华之西士，携有图籍七千余部。其他虽无可考，然即此，已可推见彼辈携来西籍之多。惜其译成华文之书，关于学术者独寥寥无几，综观此时期所输入学术，除天文学而外，可得而考者有如下述： （一）数学 利玛窦著《乾坤体义》其下卷言数“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圜互相容较”[92]，是为西方数学入中国之始。及利氏入北京，与徐、李辈译西籍，其最先着手者，为数学书，以数学为各科学之本也。而数学书之最先成译者，则《几何原本》六卷。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原本》为利氏之师丁氏[93]所编，共十五卷，前六卷为欧几里得（Euclid）本文，以后为丁氏之注释绪论。利氏口授，徐光启译；光启请尽译之，利氏授至前六卷仅及平面之部而止。光启之译是书也，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重复订正，凡三易稿。其审慎可知。利氏于其书之《引》中，又详述几何学与各科学之关系。[94]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此时已称完备，直至今日尚无若何重大之改变；此学实是期所输入西学中之比较完全者也。是书《四库提要》称为“西学之弁冕”[95]，其得清代学者之重视可知。然其初出世时，除徐、李之徒而外，注意之者盖寡。故其后利玛窦以此书稿本寄徐光启，令南方好事者刊之，累年竟无有过问者。[96] 此外《天学初函》[97]中，关于几何学之书，尚有：（1）《圜容较义》，乃李之藻从利玛窦所译，专论圜之内接、外接形，引申《几何原本》之义，为定理十八，中有一则论椭圜。（2）《测量法义》，乃徐光启从利玛窦继《几何原本》而译，内述应用几何原理，以测量之法，为术十五，每术悉详加证明。[98]又罗雅谷有《测量全义》，摘译亚奇默德（Archimedes，即今译阿基米德）《圜书》（The Measure of the Circle）中圜周率之计算，及其《圜柱圜球书》（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中之要题；其计算圜周率，至二十一位。[99]其输入西洋算术者，有《同文算指》一书，乃李之藻从利玛窦所译，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书凡十卷，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有闻。[100] 西方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术，在此时早已成立。[101]其术为测天所资，故亦随《崇祯历书》而输入。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上《割圜八线表》及《大测》二书，前者言平面三角，后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祯历局诸西人之手。[102]此后，《历象考成》中，于此术益加阐明。[103] 对数术，西方自1620年，已臻完备。[104]顺治（1644—1661）中，穆尼阁（Motel）居金陵，始以其术授薛凤祚。《四库提要》称薛从穆氏所译《天步真原》以加减代乘除，折半代开方，即此术也。[105] 康熙（1662—1722）末，西士进讲内廷，始输入代数之术，即当时所称为“借根方程”，或“阿尔热八达”（Algebra之译音）者是也。圣祖命诸臣所纂《律历渊源》中有《数理精蕴》一书，至雍正元年（1723）始成，集当时所输入西方数学之大成。在此时期内，代数学之输入，尚无专书，仅《数理精蕴》中《借根方比例》一部，分述其一二耳。考其时西方符号的代数（symbolic algebra）已成立，四次方程式之解法久已发明。[106]而《数理精蕴》所述，仅及二次方程式之计算，及其应用而止。[107]此外为《数理精蕴》所未及者，则有杜美德（Jortoux Rerre）所输入之割圜九术。[108] （二）物理学 天启六年（1626），汤若望撰《远镜说》一书，是为西方光学入中国之始。全书仅十六页，首言远镜之用法，末言其制法，中则言其原理；凡光在水中之屈折，光经过望镜之屈折，凹镜散光，凸镜聚光，以及凹凸镜相合以放大物像诸现象，及其解释，皆详言之。惟词旨甚艰晦，以西人为中国文，无怪其然也。[109] 最初输入西方力学者，为艾儒略授王徵所译之《远西奇器图说》。书成于天启末，在《远镜说》后。书中第一卷言重心、比重之理，凡六十一款；第二卷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悉有例证。第三卷言应用上述各原理，以起重、引重、转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各器及其用法均有详细之图说。又考书中凡例，述诸“奇器”之能力，有云“能使小者大，大者小；远者近，近者远”，盖指凹凸镜也，而今书中无此器。又书中目录有四卷，今书只三卷。苟非原书尚未卒译，则今所传本，必有亡缺矣。初，王徵欲从事译此书，邓玉函谓必先通数学而后可，因先授之以数学，其不苟可知，而译笔亦甚畅达。[110]前乎此者，李之藻于万历四十年尝从熊三拔译《泰西水法》一书，述取水蓄水等力学机械；顾其书偏言应用，而原理不详也。[111] 此外有《自鸣钟说》一书（著者及成书年无考），王氏《远西奇器图说》凡例中尝称之，其书或与物理学有关，惜今已佚。清康熙间，南怀仁供奉内廷，尝作进呈《穷理学》一书[112]，而不传于世，今无可考焉。 此时期所输入之物理学于我国学术界，影响极少。二百年来，惟方以智著《物理小识》一书，颇有受西说影响之处[113]；戴震“因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114]，此外知有此学者盖寡也。 （三）舆地学 利玛窦初入中国居肇庆[115]，每以《西方舆地全图》示人；后又将之译成中文，粤疆吏刊之，以印本分送各省朋好，中国人始闻地圆及五大洲之说。[116]及利氏入京，所贡方物有《万国舆图》一。[117]后庞迪我奉命翻译《西刻地图》，据所闻见，著为《图说》，书未上而遭驱逐。天启初，艾儒略得其遗稿，更采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之增补，成《职方外纪》一书，述当时西方各国情状颇详。[118]中国人见其所述西方文物，远迈中华，力斥其荒诞，而于其五大洲之说亦等诸邹衍瀛海之谈。直至乾隆中叶所纂之《清通考》，犹谓“即彼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诳，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言”[119]。则我国人之锢于旧闻，惮听新说，于此可见耳。此外清初西人所撰关于外国地理书，有利类思与安文思与南怀仁合著之《西方要纪》；及南怀仁之《坤舆全图》与《坤舆图志》。[120]其后蒋友仁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又译《图说》，是为此期输入地理学之最后著作。[121] 清之初叶，有一事焉，为我国文化史上所值得特笔大书者，即全国舆地图之测绘是也。兹事全出西洋人手，经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是年命费隐、雷孝思（原名均未详）、杜美德测绘蒙古、直隶。四十九年（1710）费隐测绘黑龙江。五十年雷孝思与加尔特（原名未详）测绘山东；杜美德、费隐、潘如望、汤尚贤（原名均未详）测绘山西、陕西、甘肃。五十一年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 de Mailla）、德玛诺（Ro Main Hinderer）、雷孝思测绘河南、江南、福建。五十二年汤尚贤、费隐、麦大成（原名未详）测绘江西、两广，费隐又与潘如望测绘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费隐测绘云南、贵州、两湖，至五十八年乃完全告成。白晋汇成总图一张，又为各省分图。[122]帝命之为《皇舆全览图》，并谕内阁学士蒋廷锡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将此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有知者即指出。”寻九卿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123]盖非过谀也。1737年（乾隆二年）法国学者但布尔（Dunvillo）刊行之《中国新地图》（Nanvel Atlas de la Chine）乃依费隐所寄回其本国之副本也。[124]现在我国之地图，无一不以《皇舆全览图》为根据，则此图在我国地理学界之贡献可知也。 （四）炮术 初，葡萄牙人入中国以大炮攻新会，既去，遗其器，中国人始知有西方枪炮。[125]后东来之耶稣会士，多精炮术，渐传其法于中国；当时有《海外火攻奇器图说》一书，未审传自何人；其书甚秘，不行于世。[126]徐光启从利玛窦游，习火器之术，力请多铸大炮，以资城守。[127]天启元年（1622）外患日亟，兵部议招用寓居澳门精明火炮之西洋人，上从之。崇祯三年（1630），龙华民、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奉旨招劝殷商，集资捐助火炮。教士陆若汉及西绅公沙的西劳（原名均未详）率领本国人士，携带铳炮，效力中朝，屡经战阵，多所伤亡。[128]崇祯十五年，兵部尚书陈新至东阁述上传言西洋炮乃中国长技，有无间大将军之称，命汤若望商榷铸造，工部办料。旋上命若望将用法传授兵杖局内监。若望共铸造无间大小炮二十余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次者三百斤，小者不下数百斤。帝派大臣验收，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又命若望教放铳法，条纂火药城守等书进呈。明年正月，命若望与吴惟英讲究火器于都城，以资演练。四月周延儒出督师，请诸火器，命若望随征。若望为空心炮台式，怀宗览大悦，褒嘉之。旋上命若望赴蓟督师前传习火器等项。[129]后若望以炮术从李建泰剿贼，因随之降清焉。[130]若望尝授焦勖译《火攻揭要》一书，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于诸式火器之铸造法、运用法、安置法以及子弹、火药、火箭、地雷之制造，莫不详述。[131] 清吴三桂乱起，南怀仁又奉命铸造铳炮，自康熙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前后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及二十年（1681）更铸较便欧式神武炮三百二十具，在芦沟桥试放，帝莅阅，嘉其命中，大加赏赉。南怀仁又编《神武图说》，中分理论三十六篇，图解四十四篇，于铳炮之术，说明其细节。[132]然自是而后，朝野比较承平，火器无所用，其书鲜习之者。 （五）采矿术 崇祯元年（1628），毕方济上疏云：“臣蒿目时艰，思所以恢复封疆，而裨益国家者……二曰：辨矿脉以裕军需。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矿苗所在，则妄凿一日，即虚一日之费。西国……论五金矿脉征兆多端，宜往澳门招聘精于矿学之儒……”[133]其后崇祯十六年（1643）汤若望奉命赴蓟督军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并及采矿之法。明年晋王审炷亦疏请命若望往营开采事。[134]惜不旋踵而明亡，成绩无可见。此后则绝无闻焉。 （六）西方语言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以欧洲语言文字授王徵，万历六年（1626）成《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分三谱”，“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135]后此方以智之新字母参用《金尼阁谱》[136]即此书也。清初刘献廷之新音母，参以泰西蜡顶（即拉丁）话，[137]则其时拉丁语亦已输入中国矣。鲁德照（Alvaro de Semedo）《字考》，或亦关于西方语言之书，今无可考矣。[138] （七）艺术 利玛窦居肇庆，常以西方乐器及油画等物示其地士夫；[139]及入京所贡方物，有西琴一张，又著《西琴曲意》一卷。[140]毕方济有《画答》及《睡画二答》[141]，盖言画术。清圣祖时有西洋画家焦秉贞供奉内廷，而中国画家亦有习西洋画者。[142]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修《律吕正义》，其《续编》一卷，出西人徐日升、德里格手，述西方“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143] （八）哲学 《明书》述当时所输入西方哲学分类及其研究对象云：“‘落日加’（logica，论理学）译言辨是非之法，‘费西加’（physica，物理学）译言察性理之道，‘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形而上学或玄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玛得玛第加’（mathematica，数学）亦属‘斐录所费亚’科内，究物之形与数度……二者或脱物而空论之。”此未审传自何人。明末西士所译有《辨学》一书，为西方论理学输入之鼻祖。[144]毕方济撰《灵言勺蠡》，详述西方古代“亚尼玛”（译名从原书，按即Anima[145]）之说，书成于天启四年（1624）；约在同时，高一志撰《空际格致》，畅阐火、气、水、土为宇宙四大原素之说；氏又有《“斐录”汇答》盖言哲学，今佚。[146]此学在清代无过问者。 （九）其他 此外邓玉函撰《人身说概》，为西方人体学入中国之始；而清圣祖时，西士供奉内廷，亦讲全体学。[147]艾儒略于天启三年撰《西学凡》，述欧洲建学育才之法；氏又撰《西方答问》，或亦此类之收，今佚。[148] （十）西学输入之中绝 明清之交，耶稣会士得自由入居内地，多与中国人士交游，从事传授西说，翻译西籍，而其后又得清圣祖之提倡，故西学输入极一时之盛。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耶稣会奉教皇教令改变传教方针，违反我国习惯，朝野愤怒，圣祖命将教皇所派、赍教令来华之代表次鲁囊（Turmon）监禁澳门，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经特许之宣教师悉逐往澳门。[149]传教既生顿挫，而其附带之西学输入亦因而衰落。及雍正元年（1723），朝廷从闽浙总督满宝奏请，下令所有在华之西洋人，除供职钦天监者外，其余一律驱往澳门，不准擅入内地。[150]此事传闻由于耶稣会党允礽失败，信否姑不具论；[151]然自是以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之机会矣。而钦天监所需仅在天文，又在术而不在学，且职在官府，国内学者，罕能与之接触，已不复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自《历象考成后编》（乾隆七年，1742）及《仪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告成后，钦天监所需测天之术，已达完满之限度。故蒋友仁来华（约1762）而后，直至咸、同以前，西学之输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学输入与我国学术之关系 总观明清之际，西学之输入，其影响于我国学术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学与理学 于明末纯任主观、最缺乏科学精神之我国思想界，而骤然有绝对客观的、全恃归纳研究的天文学，复挟演绎的，为一切正确观念之模范的数学而侵入；而其学又为政府所重视，而不可一日缺；则其影响于当时思想界者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谓“清代学术，为厌倦主观的冥想倾向客观的考察”，而以为明末西学之输入，亦为此种反动之机兆之一。[152]吾尝深考之，益觉其言之信而有征焉。明末习西学者，对于性理之学，已明起反叛之旗。徐光启等论我国数学之不振，而痛咎理学家，其言曰： “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逊于古初远矣。余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与慨叹此事。”[153] 此实晚明治西学者流对于理学家之宣战书也。 （二）学术界内容之增加 西学输入之初，大引起我国学者之研究。明末治西学者除上述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经、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现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汪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燮、曹于汴、郑以焯、熊明遇、陈亮采、洪士祚、许胥臣[154]、王英[155]等。其后天文与数学研究日盛，其他渐无闻焉。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数学之堂奥而融贯中法，力谋我国天文算数之独立者，有王锡阐、梅定九。此外以斯二学名家者，有薛凤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陈、陈世仁、庄亨阳、胡亶、游艺、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渊、揭暄、邵昂霄、余熙、李子金、孔兴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传于世。[156]而前述之明安图、何国宗，精通西术，尤后起之秀。此后乾嘉汉学者，什九兼通天文数学，《畴人传》三书所载，尤指不胜屈。 （三）古学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数学之初输入，习之者于我国古术绝对鄙夷。[157]而以西说附会古学，以自尊学之风亦盛。[158]王锡阐、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历之本原。自乾嘉以来汉学掩袭一世，为天文数学而治天文数学之学者渐稀。而一方面，天文、数学与经学有关，故汉学家多兼习其学。彼辈既然得此考古学上之新工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书之风乃大盛。而《立天元一术》之复明[159]，及《算经十书》之校辑[160]，尤其最大成绩。此外则明以前之天文数学书，悉校勘注释，且有一书而数注者。[161]斯业之盛，可谓远迈前古，然其所采惟一之工具则“洋货”也。 （四）西学与汉学家 天文学与数学，为归纳之绝好模范，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龄、阎若璩、惠栋、江永、戴震、焦循、钱大昕、孔广森、阮元、陈澧辈，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汉学者，尤指不胜屈。则汉学之所以饶有科学精神，谓其不受西方天文数学之影响焉，不可得也。吾读戴东原之书，而觉汉学受西学之影响，似有迹可寻焉。 昔利玛窦于《译几何原本引》[162]中述西方科学要素，其言曰： “虚理隐理之论，虽据有真指，而释疑不尽者，尚可以他理驳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无或非之也。独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强人不得不是，不复有理以疵之。”又曰： “吾西国庠序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备。……彼士立论宗旨，惟尚理之所据，弗取人之所意。盖曰理之审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163] 此种科学精神，凡客观的科学，皆其所寄；而天文数学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学之途径曰： “寻求所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遗余议；钜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之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叶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164] 其言“十分之见”及“未至十分之见”，与利氏所述“定理”及“虚理隐理之论”若合符契。惟戴氏专从考古上立言，故详略不同耳。又戴氏攻击宋儒义理之说其根本立脚点曰： “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心之所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者非理也非义也。”[165] 其言“义”“理”与“意见”之别，与利氏所述“理之所据”与“人之所意”又不约而同。夫东原精究西方天文数学，则其于寄于天文数学中之科学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当受有影响。且东原生利氏《几何原本》书成后百余年，其时此书又风行一世，为“西法弁冕”[166]，戴氏既究心西方数学，似有曾读其书之可能；则东原之言，或当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学不盛之原因 吾侪论西学与清代学术之关系，最容易发生一问题：此时期既当西方科学输入，而其时学术界又倾向客观的考察，饶有科学精神，顾何以科学思想终不能发达？兹试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侪试将此期所输入之西学，与其时西方学术界情形一比对，而知当时西方所已发明之学术实未能尽量输入我国。其最著者，天文学自哥白尼出，已与占星学分家。而耶稣会士初于哥白尼之大发明未道只字，反谓哥氏有言天动之书；又改刻白尔定律，以实日动之说。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输入之天文学，仍不能脱占星学之窠臼。汤若望在钦天监任占候，择日，为荣亲王择安葬日期，用《洪范下五行》，此或由于不欲违反我国习惯；[167]而穆尼阁撰《人命》一书[168]，以西方天文学之计算，诠释星命之说，则其时输入之天文学尚混杂于占星学之明证也。且也，耶稣会士之输入西学，于原理每多未详。《四部书目提要》：“作《新法算术》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多深隐不可解。”[169]故王锡阐遂谓西人不能深知法意[170]，岂当时耶稣会士学识肤浅，实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兹姑不具论。然坐是之故，当时第一流学者，若王锡阐、梅定九之徒，不知费几许“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发明之“法意”，而从事新发明之力，已为所分；若肤浅者流，更不得其门而入矣。西方学术未能尽量输入，实此期科学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则由于“输学者”与“求学者”（中国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属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学：盖教士以传教为目的，而输入学术，不过其接近社会之一种方法；中国政府以改良历书为目的，而学习西算及他种科学，不过偶然附及之余事。故在此时期内，其欢迎西学者——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仅知西方有天文学，及其附带之数学，而他非所闻。咸、同以来，我国朝野仅以“船坚炮利”视西方科学，其结果西学虽输入，而我国科学终不发达，与此如出一辙。以船坚炮利视西学之观念，至今日始渐打破，而明清以来，以天文学数学视西方之观念，则始终未尝拔除。此亦其时科学不发达之一原因也。[171] 此外由于被传教事业之所累者，有由于当时学术界之环境者，有由于我国思想界之遗传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详[172]，兹不赘。 五、结论 明清之际西学之输入，既如上述，始于万历九年（1581）利玛窦之传教，迄于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蒋友仁之来华，历时凡百八十四载。参加此役之西士现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其中主要者四十人已见上述，其余悉见本文《附录》。兹根据此表，统计其国籍之分配。以人数论，明末来华者，以意大利人为最多；清初来华者，以法兰西人为最多。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国者十九人（卒于澳门者不在内），内有十三人，卒于北京。可见此期西学之输入，以北京为中心。盖北京为国都，且修历所在也。 表1　输入西学之西士国籍统计表 其所撰译关于输入西方学术之图籍，现在可考者，都九十种。兹根据本文《附录》一，统计其种类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以著作之多寡论，其在清初，远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输入西学图籍统计表（西人所撰译者） 明清之际来华西士之与西学输入有关者，及其输入西学之著作表[173] 综观上述，此时期西学之输入，就天文学方面而言，在明末则《崇祯历书》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学为主。在清初则《历象考成后编》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祯历书》，采刻白尔行星轨道为椭圆之律，而改其地动之言；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用奈端之术；蒙气差及太阳与地球半径差之分度，均采当时新率。而其天文图表及观象仪器，尤我国人所叹为精绝。惟哥白尼地动之原理，则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输入。其时我国学者，犹不信其言。就数学方面言，则当时平面几何学、弧三角、平三角、对数、算术，皆尝为具体之输入，代数学则输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则《数理精蕴》也。就物理学方面言，则《奇器图说》言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远镜说》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镜对于物体之现象；而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一书，惜不传于世。舆地学除地球之图说外，《皇舆全览图》尤为我国舆地界空前之巨制。矿术虽尝见用，惜未传其法。此外则火器、音乐、画术、人体学、论理学、宇宙论以及其时哲学之分类，及其研究对象，皆尝输入，见于著述焉。惜乎此期输入之西学，其于我国学术界之重要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仅天文学及数学），及古籍之整理与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驾也。 原载《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1924年6月。 注释 [1] 我国之有天文学，始于《尧典》之历象授时。三代以前，其术不传。自汉洛下闳至元郭守敬，历法凡六一改，诸史天文历志所载，其法彰彰可考。 [2] 外国历法之输入，在唐，有婆罗门之九执历，《通志·艺文略》有《婆罗门算经》一卷（第二六卷，第二四页，浙江书局刻本，光绪一三年版，1887）；在元，有西域之回回历［《元史》，第五二卷第五页（下），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3]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p.34，New York，The Encyclopedia press inc.1913. [4]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天文算法类，一，第九页（上），上海点石斋重印本，刊年未详。 [5] 参看原书，见《艺海珠尘·辛集》，第三五册。 [6] 《明史》第二五卷第一七页（上），殿刻本，乾隆四年（1739）。 [7] 参看原书自序，见《守山阁丛书》，第五八册，上海鸿文书局重印，光绪一五年（1889）。 [8] 据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二五页（下）所引，南京高师讲义本，1923。 [9] 《大统》乃明初所定历法，本元授时历而作；《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明钦天监兼设此科，以备参考。参看《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页（上）—二页（上），《畿辅丛书》本，光绪七年（1881）。 [10] 参看《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三页（下）—一二页（下）。 [11]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五页（下）—一六页（上）。 [12] 以上据《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页（上）；又梅文鼎评云路云：“于旧法殊略所疏，授时法意亦未得其旨……但知有授时，而姑援经史以张其说。古历之得失未能也，无论西法矣。”见《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三页（下）。 [13] 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本，道光二七年（1847）；又《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六页（上）。 [14]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三页（上）—一五页（下）。 [15] 《明史》，第三七卷，第一六页（下）。 [16]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页（上）—（下）。 [17]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页（下）。 [18] 参看陈鹤：《明纪》，第四卷，第一○页（下），1884年刻本。又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一页，上海中华书局译本，1915年刊。 [19] 详本文第四节。 [20]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五页（上）。 [21]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六页（下）—一七页（上）。 [22] 王鸿绪：《明史稿》，第六册，志一，第一一页（下），敬慎堂本。 [23] 《明史稿》，第六册，第三页（上）。 [24] 《明史》，第二五卷，第四页（上），及第六页（上）。 [25]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八页（下）。 [26] 《明书》，第一六六卷，第二○页（上）。 [27] 此据《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七页（上）。《明史》［第三一卷第九页（下）］及《明史稿》［第九册第一一页（下）］均作二四卷，未审孰误。 [28] 《续文献通考》，第二○○卷，第一○页（上），浙江书局，光绪一三年（1887）。 [29]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一八页（下）。 [30] 《明史》，第三一卷，第一九页（下）。 [31] 《续文献通考》，第二○○卷，第一一页（下）。 [32]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页（上）。 [33] 此据《明史纪事本末》（第三七卷，第二○页）。《明史稿》［第九册第八页（下）］及《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四页（下）］并作进《历法》二九卷，未审孰误。 [34] 此据《明史》第三卷，第二五页（下）。按《明史稿》［第九册，志八，第九页（下）］作《历法》三○卷，未审孰误。 [35] 《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三卷，第二一页（上）。 [36] 《明史稿》第六册，志一，第一四页（上）及《明史纪事本末》，第七二卷，第二一页（上）。 [37]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五页（上）及第三一页（下）。 [38] 张印光：《澳门纪略》，卷下，第四八页（下），乾隆四年原刻本。 [39]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五页。 [40] 据《畴人传·梅文鼎传》所引，见《皇清经解》，第一○六一卷，第一一页（上），道光九年（1829）重印。 [41] 第谷（1546—1601），生于哥白尼卒后三年，为当时著名之天文学家，改进观象之仪器，发现天象之新观测甚众。其于天文学上的成就在于：（一）仪器及观测之正确，（二）长期之继续测验。前后共二一年。惟第谷于原理方面，极力反对哥白尼地动之说。见Sedgwiek and Tyler: 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科学小史》），pp.203-209，N.Y.，The Macmillan Co.1921. [42] 《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八卷，《新法历引》第二页（下）。 [43] 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于1543年著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elestium一书，证实地圆地动，及行星运行之理，距崇祯历局之开，前八十六年。参看《科学小史》，第一九六页。 [44] 参看原书，见《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五一卷，第二页（上），雍正三年（1725）殿本。 [45] 参看《历法西传》，见《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页（上）。 [46] 徐光启：《题〈几何原本〉再校本》，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册。 [47]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一页（上）—二五页（下）。 [48] 《明史》，第三一卷，第二六页（上）—三三页（上）。 [49] 《历法西传》，见《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八卷，第一三页（上）。 [50]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四页（上）—五页（下），浙江书局本，光绪一三年（1887）。 [51] 《畴人传·汤若望传》，见《皇清经解》，第一○六六卷，第八页（上）。 [52]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三页（上），及第五页（下）—六页（上）。 [53]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第五卷，第五页（上）及第六页（下），北京钦文书局重印本，光绪一三年（1887）；王之春：《国朝柔远记》，第五卷，第五页（上）及第六页（下），广雅书局刻本，光绪六年（1880）；《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六页（下）。 [54]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六页（下）—第九页（上）。 [55] 《东华录·康熙朝》，第一二卷，第七页（下）。 [56]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四页（上）。 [57] 《东华录·顺治朝》，第三卷，第一页（下）。 [58] 参看原书，见《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历法典》，第七八及七九卷。 [59] 多禄某，希腊人，生于公元140年，为哥白尼以前西方唯一之大天文学家。参看《科学小史》，第一二六页。（多禄某即今译托勒密——编注） [60] 加利勒阿（1564—1642），哥白尼后大天文学家。加氏用望远镜以测天，发现新行星四，及月表面之现象，制有名之《天文图》；而其最大成绩，尤在将实测所得，与物理学的原理相联合。参看《科学小史》，第二一七—二二六页。（加利勒阿即今译伽利略——编注） [61] 参看原书，《图书集成》第一四七册。 [62]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页（上）及第一二页（下），浙江书局本，光绪一三年（1887）。 [63] 《步天歌》乃隋丹元子所作，《通志·天文略》全采之。 [64]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九页（下）。 [65]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九页（下）—第一○页（上）。 [66]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八页。 [67] 今此器犹存中央观象台，参看《史地学报》第二卷第四期插图及识语，南京高师史地学会一九二三年出版。 [68] 据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第四页（下），京华书局印本。 [69]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三页（下）。 [70]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71]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页。 [72]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页（下）。 [73]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二页（上）。 [74]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75]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76] 陈松：《天文算学纂要》，卷首第七页（下）—一○页（上），1890年原刻本。 [77]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78] 刻白尔（1571—1630）与第谷同时而稍后，发明著名之刻氏三定律：（一）行星之轨道为椭圆，日在一焦点内（The planet describes an ellipse，the sun being in one focus）。（二）行星与日相连之直线，于相等之时间内，其所经过之面积相等（The straight line joining the planet to the sun sweeps equal areas in equal intervals of time）。（三）任何两行星（地球亦然），其绕日运行所经时间之平方，与其去日之平均距离之立方成正比例［The squares of times of revolution of any two planets（including the earth） are proportional to the cubics of their mean distances from the sun］。 [79]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80]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81] 《畴人传·奈端传》，见《皇清经解》，第一○六七卷，第一页（上）。 [82] 《清文献通考》，第二五六卷，第一七页（上）。 [83] 《清通志》，第二三卷，第一五页（上）；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第三二—三三页。 [84]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七页。 [85] 《清文献通考》，第二九八卷，第一九页（上）。 [86] Cordier，Henri，Bibliotheca Sinica，Vol.2，column 1055，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Americaine，1906. [87] 《畴人传·蒋友仁传》，见《皇清经解》，第一○六七卷，第五页（上）及第七页（下）。 [88] 阮元云：“蒋友仁言，哥白尼论诸曜，谓太阳静，地球动，恒星天常静不动。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说，与汤若望《历法西传》所称迥异。据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动以圆解》，又求太阳最近点与太阳躔度。夫既曰天动以圆，而太阳又有远近有躔度，则天与太阳皆静而不动矣。同一西人，何其说之互相违背如此耶？”又曰：“其为说（地动说）……离经叛道不可为训。”《畴人传》，见《皇清经解》，第一○六七卷，第五页（下）及第一四页（下）。 [89] 《清通典》，第二九卷，第一○页（上），浙江书局本，光绪一三年（1887）。 [90] 《澳门纪略》，卷下，第五○页（上）。 [91] 原书见《守山阁丛书》，第六六册。 [92]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第九四页（上）。 [93] 此据原书徐、李二序，丁氏为何人，无可考。 [94] 以上据原书利玛窦：《引言》，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册。 [95]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七卷，第一○六页。 [96] 徐光启：《几何原本·后序》，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册。 [97] 《天学初函》乃李之藻汇刻当时所译著关于西学之书。 [98] 参看原书，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一三册。 [99] 据《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七四页；又李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载《北大月刊》，一卷五号，第六九页，1919。 [100] 参看原书，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八—一一二册。 [101] 自1464年Müller，Johann（1436—1476）氏之De Triangulis Planiset Sphericis Libri V.一书出世，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学已成立。见《科学小史》，第一九三页。 [102] 详本文第二节。 [103] 参看《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载《北大月刊》，一卷五号，第七一页。 [104] 自1614年讷白尔（Johann Napier）之Mirifici Logarihmorum Canois Descripto一书出世，对数始发明；1620年Brgi氏之对数表继之，益臻完备，参看《科学小史》，第二四二—二四五页。 [105]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天部真原条》，第九九页（上）。 [106] 代数学得Fontana Nicolo（or Taragia，Nicholas）（1500—1551）及Cardan Girolamo（1500—1550）二氏之探索，四次方程式之解法始明。自Viét，Francicus（1540—1603）、Harriot，Thomas（1560—？）先后致力，符号的代数（symbolic algebra）始兴。参看W.W.Ball，A Short History of Mathematics， pp.217-238，Macmillan and Co.London，1912. [107] 参看原书下编末部，《借根方比例》，江宁藩署刻本，光绪八年（1882）。 [108] 参看《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载《北大月刊》一卷五号，第七○页。 [109] 参看原书，见《海山仙馆丛书》，木集，第四二册。 [110] 参看原书，见《守山阁丛书》第六六—六七册。 [111]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二卷，农家类第五六页（上）。 [112]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七七页。 [113] 参看钱嘉淦：《明末理学阐微》，载《新中国》一卷一号，第一○七页，民国八年（1919）。 [114] 凌廷堪：《戴东原事状》，据陈展云《戴东原的天算学》第一○页引，见《戴东原》，北京晨报社，民国一三年（1924）。 [115] 肇庆在广东西部，明代以此为广东省会。 [116]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13，p.35. [117] 《明史》，第三二六卷，第一七页（下）。 [118] 参看原书，《守山阁丛书》，第三九册。 [119] 《清通考》，第二八九卷，第一四册（下）。 [120] 《清文献通考》，第二二四卷，第二五页（上）。 [121] 详本文第三节。 [122] 据柳翼谋：《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三一页（上）所引《正教奉褒》，又《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九页。 [123] 《东华录·康熙朝》，第一○三卷，第一页（下）。 [124]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九页。 [125] 《明史》，第三二五卷《外国传》，第二○页（下）。 [126] 参见焦勖：《火攻奇器图说序》，《海山仙馆丛书》，第三七册。 [127] 《明史》，第二五一卷《徐光启传》，第一五页（上）。 [128] 据柳翼谋：《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三二页（下）所引《正教奉褒》。 [129] 《明书》，第一六六卷，第二○页（下）；又柳翼谋：《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三二页（下）引《正教奉褒》。 [130] 《国朝柔远记》，第一卷，第二页（上）。 [131] 参看原书，《海山仙馆丛书》，第三七册。 [132]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八页。 [133]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六二页。 [134] 《明书·外国传》，第一六六卷，第二○页（下）。 [135] 王徵：《远西奇说序》，见《守山阁丛书》，第六六册；又《四库总目提要》，卷四四，《小学类存目》，二，第六三页（上）。 [136] 据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二讲，九九页（上），清华学校讲义本，1923年。 [137] 据全祖望：《刘继庄传》，见《鲒埼亭集》，第二八卷，第一二页（上），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0年。 [138]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七六页。 [139]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Ⅷ，p.35. [140] 《明书》，第一六六卷，第一九页（上）。 [141] 《清朝全史》上册，三，第一七五页。 [142]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讲，第五页（上）。旧《小说月报》有某笔记记清初一画家，习西洋画，今此书不在手，待他日重检。 [143] 参看原书《续编》，《协均度曲》，殿刻本。 [144]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讲，第六页（下）。 [145] Anima乃西方古代宇宙之一种解释，以为一切现象之变化，皆宰于一宇宙之灵魂（The soul of the world）。 [146] 《四库提要》，第一二五卷，第四五页；《清朝全史》上三，第一七七页。 [147] 原文缺略，编者案。 [148] 《四库提要》，第一二五卷，第四五页（上）；《清朝全史》上三，第一七○页。 [149] 明末耶稣会在中国之传教权，全操于葡萄牙人之手，彼辈为传教便利起见，务不违反中国习惯，如祭祀祖先，虽不合其教旨，亦所不禁。其后法兰西人传教事业渐及中国，对于葡人之传教方法大不满意，因言于罗马教皇，教皇于康熙三九年（1704）遣次鲁囊赍教令来华；其教令内容最重要之条，即为禁止中国教徒崇祀祖先。康熙四三年，次鲁囊摘要公布之于南京，即所谓“Le Mendement de Nanking”者是。参看《清朝全史》上四，第一—七页。 [150] 《东华录·雍正朝》，第三卷，第三一页（上）。 [151]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讲，第六页（上）。 [152]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讲，第一七页（下）。 [153] 徐光启：《刻同文算指序》，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八册。 [154]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讲，第七页（上）。 [155] 《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卷，《历体略条》，第九六页。 [156] 参看《四库总目提要》，第一○六—一○七卷，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讲，第八九—九六页（下）。 [157] 徐光启言西方数学“与旧数同者，旧所弗及也。……旧术……与西术合者，靡不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不与理谬也”。参见《刻同文算指序》，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八册。 [158] 《明史·历志》言西法不能出《周髀》范围。清初御定之《数理精蕴》其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抬出《河图洛书》及《周髀》所载周公商高问答之语，谓为西法所从出。 [159] 立天元一术，发明于宋，盛于元，至明其书虽传，其术已无人能解。故明代号称通算，如顾应祥、唐顺之者，犹不解立天元一为何语。清初梅瑴成习西方代数，始悟其与古立天元之术相通。此后李锐、焦循、许桂林辈相继著书，阐发此义，益无余蕴。参看李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载《北大月刊》，第一卷五期第七一页及第六期第六七及七一页。 [160] 参看陈展云：《戴东原的天算学》，见《戴东原》，晨报社，1924年版。 [161] 参看李俨：《中国数学源流考略》，载《北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第六五—一七四页。 [162] 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册。 [163] 见《海山仙馆丛书》，第一○四册。 [164] 《与姚姬传书》，见《东原文集》第九卷，第九页（上），经韵堂刻本，1792。 [165] 《孟子字义疏证》上卷，第三页（上），微波榭刻本。 [166] 详本文第三节。 [167] 汤若望事详本文第二节。 [168] 《守山阁丛书》（第六四册）有穆尼阁《天步真原》一书。按：原书标题作《人命部》，又薛凤祚所作序题作《人命序》，则原书本名《人命部》，今据改。 [169] 见原书第一○六卷，《历象考成》条，第九六页（下）。 [170] 《畴人传·王锡阐传》，见《皇清经解》，第一○五九卷，第一页（上）。 [171] 此段采本校教员郑芝蕃先生说。 [172] 参看《清代学术概论》，第一七三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20；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三讲，第五页（下）。 [173] 此表采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原表采自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原表经作者校订，改正二十余事（参看《〈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校补》，载《清华周刊》第三○○期，1923年12月）。兹又据Cordier Henri：Bibliotheca Sinica，Vol，2，Columns 1039—1106；Librairie Orientalee，Americaine Paris 1906，加以增改。又表内成书年及附注两项乃作者所增。（此表以输入西学先后为序） [book_title]清代生物学家李元及其著作[1] （一） 当清乾嘉间，专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之汉学掩袭一世。于此时焉，独有一暗然自修之学者，除精通数学、地理学、音韵学、理学、史学、经学外，更从事自然现象之考察，殚力研究动物之分类及其生活现象。所及动物凡四百四十余种，将各现象分类归纳研究之。此学者为谁？曰李元。 虽然，李元之学不独晦然无闻于当世，且二百余年来久湮没不彰。《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竟不能寻其姓氏！幸其仅传之遗著《蠕范》八卷——研究动物之作，见收于《湖北丛书》中，而《京山县志》有其略传一篇，吾侪据此可考见其生平及学术如下。 （二） 李元，字太初，号浑斋，湖北京山孙家桥人。元幼孤贫力学，夜无膏火则默诵，有遗忘则爇香炷以照之。其苦笃如是。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于乡，因从座师某公游学，四十年大挑一等。历官四川仁寿、金堂等县（此据《京山县志》，按《四川通志·职官题名》，仁寿、金堂并无李元名）。嘉庆四年（1799）官南充县（四川），所至有循声。嘉庆二十一年（1816），乞病归里。居蜀凡四十余年，归时惟载书数万卷而已。 元生卒岁及年寿均无可考。然自其乡举至告归已四十五年。假定其乡举时在二十岁左右，则告归年约当六十五岁，而其年为嘉庆二十一年。以此推之，元之生不能在乾隆初以前，其卒不能在嘉庆末以后。 （三） 元在生物学上之功绩，次节当详述之。然元学问淹洽，不独精生物学而已也。尝精研音韵学，著《音切谱》十八卷、《声韵谱》十卷，以顾炎武《音学五书》为宗。又深究性理之学，著《理学传授表》《往哲心传补编》，而其《寤索》三卷阐河图太极之理，尤多前儒所未发。居四川时，研究该省水道成《蜀水经》十六卷，后又撰《西藏志》，此其在地理学上之贡献也。官仁寿时手修县志，时人称其体裁极为谨严。又著《历代甲子纪元表》《春秋君国考》《王阳明年谱考》，则又深于史也。元尤精数学，著《拙氏算术》，又究心古算籍，著书诠释唐王孝通《缉古算经》，名《缉古算经小解》。时其乡钟祥李潢以数学名家，方著《九章细草图说》，元乃以己所著数学书就质，李潢评之曰“博大精深”。李潢亦研究《缉古》，欲为新注至卒未成。元之《小解》实清代《缉古》新注之第一部也。元亦通经，有《易经集解》《五礼撮要》《经腴》。此外杂著：有检验详说言验尸之术，亦实验之学；余有《率尔操觚》《日书》《吟坛嘉话》《葭萌小乘》《遁甲新诠》《乍了日程琐记》《一梦缘》《通俗八诫》；又辑《明文渊海策腴》等书。其所著诗古文名《浑斋全集》。 元官蜀时合刻其《蠕范》《蜀水经》《音切谱》《声韵谱》《寤索》《乍了日程琐记》及《通俗八诫》，名“浑斋七种”。至其元孙锦云时，七种板已残缺，惟《蠕范》及《寤索》独全，而《一梦缘》已不完，《阳明年谱考》《易经集解》及《全集》均已全佚，其余则皆未刊钞藏于家。今除《蠕范》一种已见收入《湖北丛书》外，其余即已刻各种亦无传本。故其学终不可得而全睹，诚学术史上之不幸也已。 （四） 《蠕范》一书成于官蜀时。元以为动物界现象虽“变幻周通，万有不穷”，然终有其相同之点，“如陶斯模，如冶斯镕，惟妙惟肖”，因欲“综其纷纭不齐之数”（自序）。所研究动物四百四十一种，将之分为五属二十一类。 1.禽属 （1）山禽类；（2）林禽类；（3）原禽类；（4）水禽类；（5）异禽类。 2.兽属 （1）鹿类；（2）猫类；（3）马类；（4）牛类；（5）羊类；（6）犬类；（7）豕类；（8）猴类；（9）鼠类；（10）异兽类。 3.鳞属 （1）蛇类；（2）有鳞鱼类；（3）无鳞鱼类；（4）异鱼类；（5）杂鳞类。 4.介属 5.虫属 （1）飞虫类；（2）走虫类；（3）倮虫类；（4）介虫类；（5）异虫类。 其所分类以今日生物学眼光观者固殊可哂。虽然，数千年来我国研究动物之分类者惟李元一人而已。且其时解剖之术未明，种类区划仅凭外形，谬误之多固无足惑。且其所分类亦有足称道者焉： 其一，以一种动物代表一类，明其有相同之点。此点与今日生物学相符。 其二，禽类全以其生活而分类虽不当，然其时解剖之学未明，舍此实更无善法。 其三，以犬代表豺、狼、獾等而列之为一类，以猫代表虎、豹、犴等而列之为一类等，足见其观察之精到。 书中研究动物生活现象为目十六： （1）物理　研究动物之伦理，可取者少。 （2）物匹　研究动物之配偶，多精到处。 （3）物生　研究动物之产生。 （4）物化　研究动物之化生，所据资料多不可靠。 （5）物体　研究动物形体之状态。 （6）物声　研究动物之鸣声。 （7）物食　研究动物之食品。 （8）物居　研究动物之居处。 （9）物性　研究动物之心理作用。 （10）物制　研究动物各部及排泄物等对于他物之化学作用。 （11）物材　研究动物于人类之功用。 （12）物智　研究动物之特殊技能。 （13）物偏　研究动物本能及身体各部之退化者。 （14）物候　研究动物生活之与气候相应者。 （15）物名　研究动物之名称。 （16）物寿　研究动物之寿命。 兹将其优点略举如下： （1）叙述动物生活之详明。例如《物理篇》述蜂蚁之生活皆前此中国记载所未曾有。 （2）观察有正确可取者。例如《物声篇》云：“螽以股鸣，蛂以翼鸣，蝉以胁鸣”之类。 （3）归纳研究有价值者。例如《物匹篇》研究动物雌雄体色之异列举：“鸡冠高雄、短雌，鸭首绿雄、驳雌；鹰身小雄、大雌，色斑雄、驳雌；羽褐雄、斑雌；雉羽文雄、素雌；鹬羽青雄，赤雌；鹦喙丹雄、黑雌……孔雀长尾翠冠者雄，短尾者雌”；“蜥蜴五色具者雄，不具者雌，樗鸡五色具者雄，黑质白斑者雌，蜻蜓绿雄碧雌。”吾侪读此可知动物雄者常有较雌为美丽之体色。 虽然，书中缺点亦甚多，试略举如次： （1）全书偏于叙述方面（discriptive），而解释方面（interpretative）极少，几无之，故不能发明原则。 （2）李氏研究所根据之资料得自书本者多，得自观察者少。且彼于其所观察之果为正确与否，及书本所载果可靠与否，未尝为实事求是的考验，故其结论多流于谬误。 （3）李氏于生物现象之解释尚多迷信的非科学的论调。 虽然，在李元以前生物学在我国未尝有问津者，有之亦不过如郑渔仲一流所谓“鸟兽虫鱼之学”，以为注释经传之预备耳。其为生物学而治生物学，用归纳方法而治生物学，而研究范围又及于动物之全体者，数千年来惟李元一人而已。此李元所以在我国学术史上值得特笔大书也。 原载《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刊》第13期，1924年10月。 注释 [1] 原文署名“YLC”，为张荫麟姓名之韦氏拼音首字母，加上该期“编辑余谈”有言，“本期除编辑员外，蒙顾子刚先生、余岱东先生、陈铨君、张荫麟君、邵德彝君赐稿，特此志谢”，故可确定本文为张氏作品。 [book_title]洪亮吉及其人口论 一、引言 清乾嘉间之汉学大师，其能于汉学以外，有卓然不朽之贡献者，惟得二人：在哲学上则戴东原震，在社会科学上则洪稚存（亮吉），而其学说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戴氏之学，近十余年来，经蔡元培、梁启超、胡适诸氏之阐扬，已大显于世；惟洪氏之学，至今犹湮没不彰，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均无只字及之。吾读洪氏遗书，不禁掩卷而太息，太息夫古人之立言，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也。因不揣谫陋，草为此文。非敢云发前人未发之秘，亦无资格以表彰先贤，聊吐吾心中所不吐不快者而已。 迩来“整理”旧说之作，副刊杂志中几于触目皆是。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词单句，颠倒综错之，如作诗之集句；然后加以标题，附会以西方新名词或术语，诩诩然号于众曰“吾以科学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无中生有，厚诬古人。此种气习，实今后学术界所宜痛戒。予介绍洪亮吉之学说，不敢自陷此弊；故惟摘录原文，未加案语，以待读者之玩索思考，而判吾言之当否。且原文本末毕具，条理清晰，断不容妄加斧斤也。 二、洪亮吉之人口论 稚存一生所著书，高可等身。然其关于思想方面者，除散见文集中者外，惟《意言》一卷二十篇。其人口论，即具于此书之《治平》《生计》两篇中。其言曰：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视高曾祖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治平……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是又甚可虑者也。（《生计》） 读者当注意，凡上所论，皆就治平时代而言，明乎战争与变乱之为例外也。试将上文分析之，则可见其含有下列各原理： 1.生产之增加不能与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人口于百数十年间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产则只能（因土地开辟之结果）增加一倍至五倍。（注意：洪氏此处，并不谓土地之生产力有增加之可能。因其时中国科学未盛，不知农学可以改良土地，增加耕种效率也。） 2.天灾（水旱疾疫）尽不能消灭过剩之人口。 3.全人口中未必尽皆从事生产。 4.财力之分配未必平均。 坐是之故，洪氏遂“为治平之民忧”。所忧者何？生存之困难而已。然则洪氏亦尝思所以补救之术乎？曰：上文已略发其凡矣。不外： 1.发展生产事业，即所谓“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是也。而减少“游惰不事”之民，亦其一策，上文虽未明说，亦可于言外推之。 2.使富力之分配平均。即所谓“抑其兼并”是也。 3.由政府出力救济。即上所谓“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是也。 而其最重要之方策则为： 4.节省消费。即上所谓“禁其浮靡”是也。关于此点，洪氏别于其所著《寺庙论》中详言之曰： 户口至今日可谓极盛矣。天不能为户口之盛而更生财，地不能为户口之盛而更出粟。一州一邑之知治理者，唯去其靡费而已矣。靡费之道有二：一则前议中所云饮食服用是也，一则寺庙是也。（《卷施阁文甲集补遗》） 上文所谓“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亦节省消费之一端也。 然斯四者，不过无法中之法而已，终不能彻底解决人口问题。此稚存所以始终抱悲观态度。使稚存而生于今日，得聆珊格尔夫人生育节制之演说，吾知其必当鼓掌不已也。 洪氏之人口论已尽于是矣。吾料读者至此，必当联想及英人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洪生于乾隆十一年即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即1808；马生于1766，卒于1834）。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洪氏《意言》成于1793年，马氏《人口论》出版于1798年）。斯亦学术史上极奇异、极凑巧之现象也已。以言精密详尽，洪说自不逮马说，稍读社会科学书者类能言之，无待吾赘加申释。所当附述者，西方人口论在马氏以前已有希腊之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及18世纪之意人波德罗（Geovanni Botero）、奥尔德斯（Giammaria Ortes），英人拉黎（Walter Raleigh）、斯多亚特（J.Steward）、杨恩（Arthur Young）、汤生（J.Townsend），美人法兰克林（B.Franklin），德人梅失尔（Justus Mser）诸学者相继讨论，马氏不过承众说，而组织成系统耳；至于洪氏则蹊径独开，一空依傍者也。其难易相去远矣。独是西方自马氏人口论出，经济学及社会学上辟一新天地，其直接间接影响于政治及社会上一般人之思想至钜且重。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伯，或不免于洴澼，岂不然哉！ 三、洪亮吉传略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吾侪既得闻洪氏之人口论矣，请略述洪氏之生平。稚存，江苏阳湖北江人。六岁而孤，随母侨居外家。贫而力学，稍长为童子师。年二十四补县学生。三十五始举顺天乡试。遂游陕西，依毕沅。阅十年成一甲第二名进士。官京师三年，视学贵州返，以仲弟丧告归。会高宗逝世，例当奔丧来京，事毕将返，遗成亲王书万余言，痛陈当时朝政及吏治之弊，语甚率直。王惧祸上之仁宗，遂下狱，律当斩；免死，戍伊犁。逾年，京师大旱，祈祷术穷。命赦亮吉以为禳，遂得归，年五十五矣。韬居里门，读书以终（卒六十四）。 稚存学甚博：精音韵训诂；喜为诗词骈俪文，尤笃志于史；一生精力所萃，则在地理沿革。生平治学精神，尽见于《致钱季木论友书》中，其略曰： 学问之友，必先器识。拘于一隅，难与高论。谈性命则为周孔，言训诂则称鄙儒；特牲所祠，纠其违即同非圣；方册既载，举其失便为违经……此一蔽也。言无智愚，时有今昔；浑敦穷奇，以古而足贵；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一蔽也。据近定远，屈前就后；荀卿儒术，见绌于宋贤；蒙县著书，致讥于里塾……此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本原，论必求其是；解带一室，邹鲁不欺其半言；驰轮九垓，嵩华不能摇其一瞬；研几极神，深识殆圣，吾党亦有人焉。 其对于史学之见解云： 近时之为史学者有二端焉。一则塾师之论，拘于善善恶恶之经，虽古今未通，而褒贬自与。……一则词人之读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间，随众口而誉龙门，读一通而嗤虎观。于是为文士作传，必仿屈原；为队长立碑，亦摩项籍。……夫惟通训诂则可救塾师之失。……亦惟隶事故则可以救词人之失。（《集杭堇甫〈三国志补注〉序》） 精思高识，诚非一孔瞀儒所能梦见者矣。 稚存虽汉学家，独有出乎其类者存焉。当时考据之儒，大悉生死书丛，不闻世事；此虽半由于惧触时忌，亦实风气有以溺之。惟稚存则留心时政，恒思建策敷言。观其犯大祸而上书成亲王，汉学家中除杭世骏而外，无其偶矣。当时考据之儒，大悉寻行数墨，嚼字咬文，不事遐思，惮言义理。惟稚存不然，其《意言》中反对命定论，辟鬼神、仙人、雷神之妄等篇，识见远追王仲任（充）；其《真伪篇》追溯礼之起源，明礼与真情之冲突，亦发前人所未发。而百余年来称洪亮吉者，惟知其考据之学而已。 附言 洪亮吉之著作，已刊者有：《洪北江遗书》二百二十二卷（光绪丁丑授经堂重刊）。关于洪亮吉之传记，以其门人吕培等所编《北江先生年谱》为最详实（附刊《遗书》中）。 原载《东方杂志》第23卷2号，1926年1月25日。 [book_title]评《清史稿》 清史开馆，倏逾十年。去冬草创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于讨论与润色欤？昔清修明史，历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以今较昔，不为不速矣。夫与其因循延宕，致贻“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之讥，毋宁因陋就简，先以所成者问世，博征众见，而徐图修订，故吾人于《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许为得计。《清史稿》凡百册。去冬印行者乃纪、志、表、传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册；其余五十册，云于今年端午节以前刊竣，未审能如约否耳。（全书定价百元，一次付清，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经售。）观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余部分之目录，殊多使吾人失望之处，兹分体例及内容两项，评论如次。 欲明清史体例之所宜，当先确定国史（指国史馆所修之史）之任务。 近人喜称颂章实斋之史学，而于章氏在我国史学上一空前之创见，则罕能识其微旨，此即“记注之史”与“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此之区别，在西洋史学上，惟晚近意大利学者柯洛齐（Benedetto Croce，今译为克罗齐）于其所著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今译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始畅发之。章氏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知来欲其抉择去取。”（《书教篇》下）章氏所谓记注与柯洛齐所谓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谓记注，实含有教诲与预测之意。客观的历史，未必完全于教诲与预测无裨，然不能以此为鹄的。然则撰述将以何者为抉择去取之标准欤？曰：以现在问题之解答。凡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非得解答则不能满足，撰述之史专以解答此诸问题，而记注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此柯洛齐所认为记注与撰述之区别，而吾人所当赞同者也。 持此以论官修之国史，其当为记注之史欤，抑撰述之史欤？曰：记注之史。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记注之史需求极殷，然其范围广而取材繁，非个人所优为，必合众力而易举，且网罗文籍、采访调查所需经费，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给，藏于公共机关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致。若委之于私人或私人团体，何啻俟河之清？故编纂完备之记注，非国史馆孰任其责。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见解或观点贯注全书，连络各部。而“众手修书，道旁筑室”，难收贯通一致之效，若强而行之，必产生“非驴非马”之结果。 其三，记注“整齐世故”，有绳墨可循；撰述操抉择之权衡，易流于偏激。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见特多。国史馆为国中惟一之机关，国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扬苟不得当，则史学上之损失极大。 合此三因，可确定国史当为记注之史。（至将来国史馆之组织及将来国史之体例不在本文范围，当别论。）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夫既为记注，则其体例须适应下列两条件：（1）记述须求赅备，换言之，即须带百科全书性质。然所谓赅备，非无所不包，虽邻猫产子亦以入录之谓也，要之直接或间接有影响于人群，有关涉于文化者为标准。（2）材料之比次须便于检查。 旧史记传之体若加变通，尚能适应此二条件，无须根本改造。且有清二百余年来史馆所储之资料，皆为作旧式正史之预备，若根本变革其体例，则成书事倍而功半，更不论其与旧有二十四史之衔接与否也。然若墨守旧史体例，不加变通，则无取矣。今《清史稿》之体例，除诸帝本纪外，志则有《时宪志》《天文志》《灾异志》《地理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则有《皇子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传则有《后妃传》《诸王传》《诸臣传》《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遗逸传》《艺术传》《列女传》《土司传》《藩部传》《属国传》。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为新创者外，余皆不出前史窠臼。此书体例乃采用洪宪时代杭县吴士鉴所定，而略有修改。吴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载《中国学报》（洪宪时代刘师培等所办）。吴氏于近世史学毫无所窥，其所起例固无足取，然以吴氏之《商例》较今《清史稿》之内容，则知后此史馆中人，识见反出吴氏下。例如吴氏拟立《使臣表》《兴学志》及《外臣传》，而《史稿》无之；吴氏合天文及历法为一志，而《史稿》分之，此其著者也。《史稿》之体例，一方面病其包罗不赅，一方面痛其滥收不入历史范围之资料。兹斟酌损益，以为将来清史定本之体例应如下。 第一，本纪仍旧，记国家大事、中央政令及帝王之重要言行，以年月日为纲。今《史稿》本纪以每年为一段，年中按日，不相连贯之记载悉相联缀，直无异于不分条之流水账簿，极不便于阅览与检查。宜每年为一节，每月为一条，每月空一格，庶醒眉目。至循例之事，但于适当地位记其成例及偶然之例外便足，其每次之奉行不记载。乃《史稿》不知出此，如属国循例之朝贡、日食之循例免朝等类，每次必书，何不惮烦耶？ 第二，本纪之下宜增立《疆圻纪事》一项，此实即旧史之有世家。盖我国幅员广漠，山川隔分，各区域内文野之程度既不相同，事变之影响或不相及，故宜分载，以见其异。兹立此目以各总督所辖及各藩部为单位，旧时属国在未丧失以前亦属焉（如甲午前之台湾则隶于福建）。《史稿》中之《疆臣年表》《藩部传》《属国传》及《土司传》均归纳于此项中。此项之内容亦为编年体，凡疆臣之政教设施、制度俗尚之兴革、灾异变乱及其他一切影响一区域内之大事皆属焉。其不能以年系者，则于适当之年中附及之。 第三，天体及地形之叙述不属历史范围，且今已各成专门之学，故《天文志》及《地理志》可删。若夫灵台中仪器及技术之改进、观测及推算上之新成绩，则可附入《历志》中，舆地疆域之变易则可纳入《疆圻纪事》中，河道之崩决与迁徙则可纳入《疆圻纪事》及《河渠志》中。《历志》及《乐志》中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食货志》及《艺文志》皆为极重要之部分，惟皆未印出，未知其内容如何。窃以为《食货志》宜增《海关贸易出入表》。《艺文志》若每书作提要，则不胜其繁，似可不必，惟当注明撰人之年代，若此不可考，则注其成书之约略年代，此亦不可考，则注其书初刊之年代。《灾异志》亦未印行，不知其内容如何。天体现象如日月食、彗星见之类，旧史视为凶变而记录之者，今当削去；其水旱及大地震等类影响民生者，可按其地域归入《疆圻纪事》中，故《灾异志》亦可不立。 此外当增三志：（1）《学志》，载国子监及各省大书院之史迹，及清季兴办学堂、厘定学制之经过。（2）《宗教志》，叙黄教、喇嘛教及释、道等在清代之情形。又如雍正以前耶教之输入与传播，及其后衰废之故，道咸以降新教之输入，及《江宁条约》以后民教之相仇，皆宜详叙。今《史稿》中关于此方面叙述极缺略，清初耶教状况仅《南怀仁传》中数十字了之，何简陋乃尔耶！（3）《食货志》专记国民经济，其关于国家财政宜别立《财政志》载之。 第四，书中七表（《交聘年表》未印行）仅列人名，直数十册点鬼簿而已。窃以为表不必独立一门，宜附于有关之纪志之后。除《疆臣》及《藩部》二表采入《疆圻纪事》外，余如《交聘年表》可附于《邦交志》之后，《大学士》《军机大臣》及《部院年表》可附于《职官志》之后。又《邦交志》宜增《历朝外交条约表》，《交通志》宜增《电报及铁路兴建次序表》。其他《食货》《兵》《形》等各志中材料，当以表驭者更夥，是在作者随处制宜，兹不能一一列举。其《大学士》《军机》《部院年表》不当仅举人名，并宜摘记大事。其不甚重要之大臣，若一一立传，则嫌烦冗，若悉摈不录，则又嫌缺略，存之表中，恰称其宜。《皇子》及《封爵》两表，乃点鬼簿式之帝王家谱及封爵传袭表，最无意义。夫其人苟无关于社会，无补于文化，则虽膺显号，虽演天潢，亦何殊于编户之民？必一一著其名氏，则四万万人何择焉？兹宜并加删汰，其皇子及世爵苟有可传者，则立为传，不可立专传者，则择适当地位附于纪传之后。 第五，忠义、孝友、遗逸等事非不当表扬，然历史非褒善录，亦非修身教科书，《史稿》中上列各传所收人物，苟非真可泣可歌，行为影响于当时而流风被及于后世者，皆宜刊落。合并其余为《懿行传》，后妃及诸王之立传亦以有关朝政者为限，其不足立传者但附于本纪中。 第六，旧史悉不注明资料之来源，最为憾事。然《史记》及“两汉书”犹恒或于叙述中附及之。例如《史记·三代世表》言本于谱牒旧闻，《汉书·艺文志》言本于刘歆《七略》，《后汉书·西域传》言本于班勇所记。后世并此例亦不知循守，今读《史稿》绝不见有声叙史源者。夫国史卷帙浩瀚，若必如阮元之作《国史馆儒林传》（见《揅经室集》），几于每句皆加小注，则不胜其冗，而势有所不能，惟当于每节每篇或每卷之后，注明所据，如需要时，并作考异，此后来续修清史之人所必当注意者也。 偌大史书无一序跋，亦是怪事。窃谓主纂者宜作一长序，说明清代国史馆之情形及民国后纂修之经过，历来参预修纂此书之人，亦著其姓名履历及所参预之部分，列为一表。 此上略论体例之宜增革者竟。其内容之缺憾可得言焉。 其一，《史稿》既不著史源，故其所已取及未取之资料为何，不易考察。然观其记多尔衮与博尔济锦氏之关系，记平三藩及锄明裔之用兵，记康熙末年宫闱之惨剧，记清初诸文字狱，事实及观点俱无殊于官书，则知本纪所据盖不出《实录》《东华录》及诸方略。观其列传，恒类于谀墓之文，例如李光地之丑行揭于谢山，而《史稿》之传光地，直无瑕可击之完人。又如王鸿绪之窃《明史稿》，本传中绝不言其事。又在鸦片战争时，海龄之守镇江，临难苟免（见《出围城记》），伪报死节，而《史稿》信以为真，则知列传所据多不出宣付国史馆之形状。又如其传陈资斋，不及其《海国见闻录》，其传洪稚存，不及其《意言》，则曷若勿传，此盖亦受行状撰者之累也。 其二，其中根据官样文章，致成笑柄之处颇多。兹举数例如下：（1）《本纪六》记康熙五年“朝鲜、荷兰入贡”。（2）十七年“朝鲜、西洋入贡”。夫稍有常识者，当知是时西洋诸国断无向中国入贡称臣、自侪于朝鲜之理，不谓数百年前我国人盲目之夸大狂，犹存于今日之国史中。（3）《阮元传》之“祖玉堂活降苗数千人，有阴德”，堂堂“太史公”，识见乃同于乡曲之妇孺乎？ 其三，书中论赞，于前清诸帝颂誉备至，几于人人皆足与尧、舜、禹、汤比肩。虽以胤禛之刻薄凶残、弘历之骄暴淫侈，犹曲为阿谀。书首发刊通启，两处皆用甲子，不书民国正朔，一望而知编纂之人多为亡清遗老也。夫兴悲麦秀，对泣南冠，士各有志，无用诋讥，然若使此种态度影响于史迹之论述，则殊乖实事求是之精神。革命时代之宣传，以天下之恶皆归于满洲，固是偏见。若处处立意为亡清掩护，其失均耳。不幸本书即犯此病，其纪传之谨官书无论矣。他如清初平定东南，屠戮压迫之惨，又如康乾两朝号称黄金时代，然其时民生之疾苦，若唐甄《潜书》、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中无意叙入者，吾人皆不能于《史稿》中得丝毫之印象。所谓信史，固如是夫？ 其四，书中亦颇有讹误之处。例如（1）《阮元传》谓元“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按《畴人传》实总述历代历算诸家，上起秦汉以前，其书极通行，可按覆也。（2）《林则徐传》谓义律呈缴烟土二万余箱，按据林文忠公奏疏，实万五千余箱耳。（3）《交通志》记我国铁路权丧失之历史云：“法自越南筑路以达云南省，自龙州筑路以达镇南关。德据胶州湾筑路以达济南。葡据澳门筑铁路以达广州。……此各国以铁路侵略中国之大略也。”按葡萄牙并无在澳门筑铁路以达广州之事，亦从未有此议。事关国权，堂堂国史中岂容衍此巨谬？史馆中人，陆沉若此，吾不禁掷卷而惊起矣。 署名“燕雏”，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期，1928年5月21日。 附： 清史馆来函 《大公报》鉴：先读贵报（《文学副刊》第二十期）所载论《清史稿》一文，正深钦佩，又蒙赐示，感幸至矣。此次校刻史稿，原非定本，意在借以求益，徐再修正。既辱不弃，倘能代为广达此意，使海内外通人硕学源源指教，则尤幸甚。开馆修史，虽逾十年，而迭经变乱，仓卒付印，急就成章，实无异于明修《元史》。至体裁全仿《明史》，不合新史，此则为旧史体例所拘，无可如何。当俟当代名人合二十五史，而另编通史，庶足为史学界启一新纪元。同人拙陋，万万不能及此也。文末承示错误各节，定当于校勘记中正之。如更有赐教者，并望函寄北京清史馆金息侯。至愿拜嘉，匆匆即请撰安。燕雏先生能示姓名，尤感。 清史馆启（阴历）四月十二日 【编者附言】按本报于每期《文学副刊》出版后，必寄赠该期中所批评介绍之书籍、杂志之编辑人及其发行之书店各一份，俾得知晓，是为定例。来函有关系者，亦必刊登，以谂读者。又本副刊立论，力求大公无我，专重批评精神，但论其书，不问其人。然鉴于常人每喜于人的关系肆为推求，于是毁誉轻重，妄为曲解，而友好亲知亦多顾忌，故本副刊于作者（除来稿自愿用真名者外）例不署名，或则谨志别号，而真姓名亦约定不以告人，俾作者、读者两得自由。作者可以畅所欲言，而读者亦就文论文，就书论书，不为其他之推测，如是方可得精确严正之批评。此意于本副刊第一期《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第三段之末，已申言之。故清史馆赐函函末所询一节，恕不能答复（此层兼答北京何季琨君）。又本副刊虽由多人执笔，然各篇互相照应，内容实为一贯，望读者合其而后全体而观之，勿专注意寻求某作者或某种题目，则幸甚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3期，1928年6月11日。 [book_title]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 今海内称王先生者，莫不以其经史考据之学，此在先生三十岁以前固未始自料也。是年先生曾撰《自序》二篇（见《教育世界》第六及第十期），述其为学之大略及将来之趋向。盖七八年来无日不寝馈于哲学中，末乃稍转移于词曲之创作。其《自序》中述哲学之经历曰： 是时（在上海东文学社时，先生二十二岁，光绪二十四年也）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即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善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书之日矣。……抵日本（光绪二十八年）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次岁始读翻尔彭（Fairbanks）之《社会学》，及文（Jevons）之《名学》，海浦定（Hffding）之《心理学》（此书后经先生译成中文）……巴尔善（Paulsen）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Windelband）之《哲学史》……通其大略。……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前后读二过，次及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康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说之窒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此数年中，先生陆续为文阐释叔本华、尼采之学说，介绍于国人，而康德之形而上学及美学，亦时杂论及之，又不徒介绍之而已。其于叔本华之遗传说，且批评其失当，于叔本华之“意志解脱”说，且怀疑其不可能（详后）。其于尼采之学说，则明其为叔本华美学思想之引申。视并世及至今稗贩者流，于西说未尝有深造自得，而妄作应声回响者，夐乎远矣。又不徒探究西哲之学说而已也，并追溯我国哲学思想之历史。先生治学方法视并世诸家有一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锐敏是也。其治一学必先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其作词也，则先有其词学史观（散见《人间词话》中，尚有一卷未刊）。其欲创作戏曲也（先生实尝有志于此，见其《自序》中），则先成《宋元戏曲史》。后此治古器物文字，治辽金元史，莫不如是。此时治数学才数月，而其著作中于西方古代畴人如数家珍，今世大学中之数学教授视之如何耶？姑舍是，本文所论乃在哲学。先生对于我国哲学亦自有极明显之历史观。其大略见于《评辜汤生英译〈中庸〉》（原文录登本志第四十三期）及《论近年之学术界》二文中之引端，略谓自周之衰，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升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师说，学术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学者见之，如饥得食，如渴得饮，故六朝至唐佛教极千古之盛，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是时吾国固有思想与印度思想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调和之。宋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西汉，至清末而西洋思想成为第二佛教。凡此在近人关于本国思想史之著作中闻之已熟，然不知实先生二十余年前之创说也。又谓《老子》之书，盖出于战国；儒家之形而上学思想，因受道家之影响而产生，出于孔子后。前一说，近人梁启超君后先生而主之。后一说，至今尚无人注意。此外先生关于我国哲学史尚有两篇重要文字。其一为《论性》，历述我国数千年来各家关于人性之学说与争辨，批评其得失，而试下一最后之断案（详后）。其二为《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哲学说》，谓“戴东原之《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学说，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史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近人之注意戴、阮二氏学说，而认识其真价值者，实自先生始。后此蔡元培君于其伦理学史中因盛称戴氏之学，而胡适君更将戴氏偶像移至近代思想神坛之最前面，顶礼膜拜无虚日，梁启超君且抠衣而往从焉。于是戴东原遂成为我国学界中最时髦之名词，戴学遂成为最时髦之学问。而戴氏之地位愈抬愈高，而其人物愈放愈大，而其真面目亦愈晦。德人尉礼贤（Richard Wilhelm）且以之为中国之康德焉（戴氏恰与康德同时），吁过矣。其实戴氏之根本思想类多掇拾当时输入之西说，其盗袭《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而改窜原书以图灭迹，尤为士林所羞称。而其学说之本身亦自相矛盾，此点在十余年前王先生已洞烛之矣。戴氏反宋儒之说，以为欲在性中，而义理即在欲中。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在戴氏书中，情与欲即是一物）。顾情何以能不爽失，岂不以心知之调节欤？此戴氏所承认者也。然则知与情欲实相因。然戴氏又谓：“凡出于欲无非相生相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王先生论之曰，由戴氏之说推之，则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后可，必私与蔽相因而后可；不然，则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谓，知之失，安得即谓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为私不为蔽，一若私与蔽全为二物者，自其哲学之全体观之，不可谓之非矛盾也。 光绪三十一年，先生（时年二十九岁）始汇集上引诸文，并其他关于思想之作及古今体诗五十首刊行，名《静庵文集》。此书之出，影响极微，当时硕彦绝无称道，至今世人犹罕知有其书。其知而爱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经史考据学既驰声之后，此盖不由于显晦之无常，亦不由于提挈之乏力，实当时思想界之情势所必生之结果也。明乎此，然后先生在当时思想界之地位及此书在历史上之价值乃可见。先生于当时之思想界亦尝有精到之观察与批评（见其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后有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者，此文在所必引。兹节录如下： 近七八年前，侯官严复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