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清朝大历史 [book_author]孟森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39830 [book_dec]《清朝大历史》是孟森先生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和奠基之作。孟森先生利用《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清廷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揭示剖析了清代历史的诸多核心问题，对清朝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述评。全书结构严谨，评论精当，用词古雅，引文考究，是研习清史者重要资料。从明末农民起义到努尔哈赤起兵，再到多尔衮挺进中原，一统天下，清朝时期的中国，曾威震四海，但也故步自封。在这里，有文武兼具的创业之君皇太极、从少年天子到千古一帝的康熙、风流天子乾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特色鲜明的人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清朝历史，尽在此书。 [book_img]Z_6629.jpg [book_title]前言 清未有史也，而有《史稿》，《史稿》为辛亥革命后政府所修。若以革命为易代之限，则《清史稿》与史有同等效力。然革命后同为民国，而政府之递嬗，意义有不尽同。故前一期政府之所修，又为后一期政府之所暂禁。今犹在审查中，卒蒙弛禁与否也不可知。要之，吾辈今日之讲清史，犹未能认《清史稿》为勒定之正史也。则于史学上，无一定之史书可作根据。但论史之原理，一朝之经过，是否有为修正史之价值？能统一国土，能治理人民，能行使政权，能绵历年岁，则能占一朝正史之位置，意义全矣。政府之意，亦非谓清不当有史，但未认《清史稿》即为《清史》。然则于清一代史料之正确者，悬设一正史之位置处之，史料极富。《清史稿》为排比已有具体之一大件，亦应在悬设正史之位置中，参加史料之一席。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 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史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有史之组织，清代明时未尝间断，故有史之系统未尝差池。民国代清，独未尝留意此事，及今而始议保管档案。保管档案，乃抱残守缺之事，非生枝发叶，移步换形，而皆使之莫可逃遁之事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由科钞而史书，由史书而日录，而起居注，而丝纶簿，清代又有军机处档。具此底本，再加种种之纂修，《实录》又为其扼要，分之而为本纪，为列传，为方略，为各志各表，史已大备。易代后就而裁定，其为史馆自定者无几矣。《清史稿》即就此取材，故大致当作《清史》规范。而其原件之存在，因印刷之发达，流布尤多。故以此大宗史料归纳之为《清史》。而此《清史》之在史学上位置，必成正史，则无可纠驳矣。 近日浅学之士，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既认为仇敌，即无代为修史之任务。若已认为应代修史，即认为现代所继承之前代，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文治武功，幅员人才，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book_title]第一章 太祖三代：开国 清之开国，不能谓于国民先有何种功德。本以女真崛兴东北，难言政治知识。顾其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者，其知识能随势力而进，迨其入关抚治中国，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历朝明盛诸帝之下。虽然死于安乐，以致亡国，在女真之根性，实一优秀之民族也。 女真族，至清而已三有国，且愈后而愈盛，已见上编。唯其极盛，乃致灭亡。受汉族之奉养，以消磨其特长，又欲自别异于汉族。既已无能，而又显非族类，轻视与仇视交并，一旦覆之，无可留恋。此为清亡之实状。当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行动即非同族各部所及。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此明以前之边计也。女真虽谲，固不能不就此束缚。自肇祖至景、显，清之所谓四祖，今皆考见其受明厚恩，为诸夷最。求高官以夸众，则予以都督之尊；求托庇以避仇，则徙之辽边之内。其详见余《明元清系通纪》。 第一节 马背民族的崛起 三代以前，皆推本于黄帝，秦亦由伯益而来。封建之世，渊源有自，数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较后世为多。汉附会豢龙之刘累，仅凭左氏之浮夸，半涉神话。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则皆援引达人，以自标帜。宋更捏造一神人为圣祖，所谓赵玄朗者，终亦不甚取信于子孙臣庶。元自附于吐蕃，《蒙古源流》一书，究属荒幻。 唯清之先，以种族论，确为女真；以发达言，称王称帝，实已一再。肃慎与女真，古本同音，中间以移殖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转变，遂为抑娄，为勿吉，勿吉又为鞍鞨，唐末仍复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中国史书屡改其名，而在彼实一时之部落名义，非全族有废兴也。女真既为清之先固定种族，唐时成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海东盛国。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观，即其享国年岁，由唐开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艺建号改元，至后唐同光三年乙酉，为辽所灭，传国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谓根深蒂固之一国家矣。此族虽暂屈于辽，而元气未漓，犹能自保其种，契丹不足与同化，女真不白混他族。未几又乘辽之衰，与辽代兴，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劳缕述。所谓一再为帝王者如此。元能灭金，不能灭女真之种，仅驱还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辖其种人，举其豪酋，世为长率，有五万户之设。其中斡朵怜万户，后遂为建州女真。清之始租布库里雍顺，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盖即此始受斡朵怜万户职之女真部酋长，故推为始祖。时在元初，余别有《清始祖考》，不详述于此。据《朝鲜实录》，斡朵里为金帝室之后，其余图们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为同种而别族，然则清为金后之近属。金与渤海发迹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丽。清又承金，是其种族之强固，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 建州女真，既为女真中最优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时之建州，谓之建州女真。自元设五万户时，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归附于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卫职，而即名建州卫。先授建州卫职者，为元之胡里改万户阿哈出。由阿哈出复招致斡朵里万户童猛哥帖木儿，授以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库里雍顺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为肇基王迹之祖。故后开国建号，尊孟特穆为肇祖，以记其得国实出孟特穆承明宠待而来。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儿，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库里雍顺约三四代，太祖责兀喇贝勒布占泰，谓其于己之祖先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来之事，岂有不知。则太祖为孟特穆六世孙，并其本身为第七世，其前亦不过三世。元享国短，元初授布库里雍顺万户，不及百年，已入于明，期间亦只应有三世时限。孟特穆袭职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挥厚，亦为万户，见《朝鲜实录》。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当为布库里雍顺之孙。孟特穆尊为肇祖，其子为充善，为褚宴，明作董山、童仓，童为其姓，仓当即褚宴之合音，朝鲜则谓童仓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鲜则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罗、妥义谟、锡宝齐篇古，妥罗继充善袭建州左卫职。而锡宝齐篇古，“篇古”二字为职名，或云即“万户”之译音。锡宝齐原作石豹奇，《清实录》谓为充善之第三子，《明实录》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谓清太祖为建州之枝部，《清实录》亦谓兴祖福满系石豹奇之子。唯太祖确为建州左卫酋长，朝鲜明著之。且太祖尝以建州左卫印信文书致朝鲜，其为石豹奇之后，则非世袭左卫都督者。明人谓失保受指挥职，又谓太祖之先，世为都指挥，则其说皆合。兴祖一世，不见于《明实录》，以其时建州方弱，妥罗之后，世奉朝贡，其枝部酋无他事接触中朝，遂不著录。清之尊为兴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亲之世，兴祖为太宗高祖，适当四亲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适以此不见《明实录》之一代，为追尊所亲之始。若肇祖则缘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两世，以亲尽而为追尊所不及，入关后因之。但兴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显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实录》亦载其事实。后来兴、景、显三祖以亲尽而祧，太祖则不祧，祧庙中遂永奉肇、兴、景、显四祖。致论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确，则未尝深求其故也。太祖为开创之祖，清世自应不祧。 太祖以前，为明之属夷，受明之恩遇独厚。猛哥帖木儿被戕于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仓，求避入辽东边，明允之。既居边内，久之乃以所居地为己所应占，明反退以抚顺为边。斡朵里本在朝鲜东北境，至是乃尽移抚顺边门以外，占旧日辽东境内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难。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清世尽讳之，于清史料中固不见其事，于明史料中虽见，而清修《明史》，务尽没之。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 肇祖当元亡以后，臣附于高丽，在高丽王氏朝末，而为李氏朝太祖未篡高丽时之麾下夷将，时当洪武初年。至明收辽东，平海西，声威已至东海之滨，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归附，继招致肇祖并归明。故清之祖先，见之明代及朝鲜纪载者，恰与明开国时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清先世亦附见，未尝间断。前史无论何朝，其开国以前祖先之事实，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详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诛。当时之叛，亦并无与明为敌之志，不过桀骜不驯，不守属夷礼节耳，以此诛死。其后驯服无扰，直至太祖，在建号天命之初，对明犹朝贡不辍。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见《明实录》。明宠以高官，既为都督，又进龙虎将军，则《清实录》亦自载之。而又自谓与明为敌国，自古未尝臣服，则徒自失实，烦史学家为之纠摘，于清实无加损也。太祖之建号天命，本自称为金国汗，而亦用中国名号，自尊为天命皇帝。其实并非年号，并未以“天命”二字为其国内臣民纪年之用。特帝业由太祖开创，在清史自当尊为开国之帝，入关后相沿以天命为太祖之年号，则亦不足深辩。至太宗改称天聪，亦是自尊为天聪皇帝，非以纪年。观太宗修《太祖实录》，屡称天聪皇帝，为不可分离之名词，可以见之。《太祖实录》成于天聪九年，时虽尚无帝制之心，而已有为国存史之意，亦见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实录》既成，明年又实行建国，去旧国号之金，而定为清。观其以夷称君为满住，后即就改为满洲，以名其国。则清之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变写汉字，谓为清国耳。而清之一朝，实定名于是。故天聪十年，有大举动，改元崇德，则真用为年号，不自称崇德皇帝矣。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珠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逮世祖继统，混一中国，天命、天聪，皆成年号。帝统既定，就其开国以后之世系，以一朝定制。 第二节 太祖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自太祖以前，可纪之事，较前代帝王开国以前之祖宗功德可为独多。余别作《明元清系通纪》，成专书数十册，今不复复述，述之自太祖始。太祖自二十五岁以前，景祖、显祖皆在，在父祖重荫之下，无事可纪。《实录》载其不得于继母等事，与创业无关，亦不述。景、显二祖，本导明总兵李成梁图其同族建州右卫酋王杲、阿台父子，而为成梁军中所骈杀。明人谓太祖以夷目余孽，俘虏孤童，给役李成梁家，成梁抚之有恩，故与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为无因，而亦不能尽确。如谓太祖为四岁孤童，有弟舒尔哈亦更幼，皆由成梁长养，此则不确。二祖死后，太祖即与尼堪外兰寻仇，年岁相合，断不能于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抚之二十年，然后长大称兵。成梁之诛阿台，在万历十一年，与《清实录》相合。不数年间，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宠之以龙虎将军，亦与《清实录》略同。而《明实录》皆有年岁可纪。故四岁孤童受抚于李成梁之说，实出附会。唯太祖始起，正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节，但得太祖表示效顺，即保奏给官，甚且弃地以饵之，为廷臣宋一韩等所纠，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见《实录》及诸臣章疏。又舒尔哈亦之女，有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皆见《明实录》。 当万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虽已极狡展，然朝有严命，即阳示觳觫遵守，中朝犹视为属夷首鼠常态。虽朝鲜来报建酋已立国僭号，亦不欲先诘，以为小丑戏侮，见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进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号在万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见，并非《实录》所载之文。今北京大学史料室存有天聪四年正月日印刷黄榜，为再度入关复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实颇有不同，当尚是戊午原状。事隔十三年，对明之心理尚未变，且明边内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无谓，故有复述榜发之举。可信其正是原文；纵有改窜，必最相近。《实录》之始修，已在天聪九年，时已觉榜示七恨之徒扬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实，乃改窜以录之。故有《实录》以后，即是改本。余别有文考之，于此不复述。）袭破抚顺，守将游击李永芳叛降。继又破清河。于是为公然犯顺，对明称兵之始。 明年，万历四十七年，即太祖称天命之四年，明发大军分四路讨建州，用杨镐为经略。镐固承平时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镐等方倚李氏余威以自壮，固为敌人所嗤。命将调发，期日道路，尽泄于敌，太祖得设伏以待，尽覆其师。师号称四十余万，并调朝鲜兵为助。明四路将帅，忠勇骁健者皆殉，刘蜒、杜松，世尤惜之，坐为经略非人所误。独李如桢迟迟不进，闻败，全师而还。镐之私李，李之通敌，益为世口实，是败也，天下震动，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镐，太祖遂敛兵不动，间以零骑掠边，如向来之草窃故技。廷弼方规画大举，事未集而中朝群议其老师怯战，排击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敌，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丧失为功，而以不急挞伐为罪，于廷弼所图制胜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问，以袁应泰代之。太祖知新经略易与，又大入边。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取沈阳，二十一日即取辽阳。袁应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复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则已由故居赫图阿喇移辽阳，谓之迁都，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扬去之故态矣。 明既复用熊廷弼，时廷臣只有党派，无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叶向高，亦以座主袒护门生王化贞，以辽东巡抚抗经略，不用其命，是为经抚不和。而内阁本兵皆袒化贞，再济之以多数之台谏，毁经而誉抚，廷弼无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军中，勾通化贞部下游击孙得功，诳化贞谓永芳内应，共图太祖。化贞恃为立功之奇秘，益藐视廷弼。廷弼乞休，廷议已允之，而太祖于天启二年正月，已攻化贞防辽河之兵。得功欲执化贞归太祖，为他将挟化贞以走，遂弃广宁；遇廷弼来救，知广宁已不守，遂偕入关。其实太祖未敢即入广宁，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愤化贞所为，以为偾事非已之罪，不以死争广宁，不以身殉关外，唯冀廷臣败后觉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此则廷弼之忿懥失计，亦不得为无罪也。当时经抚已尽弃关外，太祖兵所不到，亦尽为蒙古占领。明旋用孙承宗，以阁臣督师，又渐收辽西地。太祖不敢逼，于其间笼络蒙古，使与己合，以孤明边。又自辽阳徙沈阳，盖由西窥关门、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启疆心虽切，而明守关有人，即不敢动。太祖之善待时机如此。迁沈在天启五年（天命十年）三月，与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启时，魏忠贤肆恶，逐年加甚，阉党与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为经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举西攻。第急檄尽弃承宗所复地，退守关门。宁远前屯卫道员袁崇焕，以职守所在，固守宁远城不奉命。第无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宁远不顾。将吏不欲弃地者，忿第所为，从崇焕死守。太祖视宁远城小，围攻意可立拔，两日为崇焕再挫，死伤多，乃撤围还，咄咄自恨，谓生平未遇此败，疽发背，以八月殁。称号十一年。迹太祖所为，谓有积功累德，应主中国，在清代自言之则然，就史实考之，则实无有。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其知结民心，反明苛政，实自世祖入关时始。《太祖实录》载初起时，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载在清官书，不具录。要其以勇悍立威，为众所戴，遂能驱率其族，裹胁益多。自是以训练族众见长，《清实录》转不载，而《明实录》载之，录数则，可知太祖之养成武力，实已横绝一世。古云：“女真兵满万不可敌。”正以骑射之长，在汉人为特殊艺业，在女真为普通生活所必需。所未能得志于中国者，无大队部勒之法，虽有长技，亦只能零钞取胜耳。中有大豪，能取得众人信仰，再以天然识力，悟行军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实录》：“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贼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而后乃复前，莫敢退，退则锐兵从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一一效阿骨打、兀术所为，与西北虏精锐在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所能抵敌也，唯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 又：“天启元年正月壬寅，户科给事中赵时用疏请练兵，言：臣闻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凡此皆明廷之所闻奏，事在太祖称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兴之武力。 太祖又习知中国事，据《明实录》，朝贡亲到北京者三次。 万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卫女真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按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盖受此升职以后亲来朝贡也。《清实录》叙太祖受明都督职，在二祖为李成梁所毙时，并将授龙虎将军亦并为一时之事，皆故事简略之语。 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是为二次入京。 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亦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是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佣工禁内，窥 多年者。 《明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保京师三议。一曰皇城巡视应议：闻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悬首藁街时，奴怀忿恚，寻即匿名，佣工禁内，窥 多年。夫大工讵今日急务，已停而复兴，就里夹杂奸人，亦所时有，今须急停，以防意外。”按乾清、坤宁两宫灾，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后乃有所谓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内，但亦传闻之词，似无确据。官应震意在请停大工，述此流闻语耳。 又：“五月癸未朔，户科给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将，疏论原任辽东巡抚利瓦伊翰、经略杨镐、总兵李如桢并应逮问。又称：如柏曾纳奴弟素儿哈赤女为妾，见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之谣。速当械系，以快公愤。不报。” 此事当是事实。太祖与李成梁结托极深，中间并有此女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结叛将佟养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赘为额驸也。 第三节 壮志未酬的太宗皇太极 太宗名黄台吉。往时蒙古酋长每有此名，即华言“皇太子”之音译。译音无正字，或又作“皇太极”。《清实录》以为天意预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无可附会之附会。 蒋氏《东华录》：“太宗文皇帝，大祖第八子，讳皇太极。史臣云：太祖名子为□□□者，国中原无汉与蒙古籍。及为汗，阅汉、蒙古书，汉之储君曰皇太子，蒙古继位者曰皇太极，天意已预定矣。” 太祖创业，以军队立国，军编为八旗，每旗主以一贝勒，八贝勒并立。崩年遗训，以此为后金国定制，不立一人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贝勒中，其序为第四，谓之四贝勒。在太祖时，四贝勒战功独多。太祖崩时，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独挟两旗，势陵诸贝勒上。兄代善为大贝勒，与其子岳托、萨哈廉两人议戴太宗为八贝勒领袖，始犹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并坐而治，余称小贝勒，不敢与诸大贝勒齿；然太祖八旗并立之遗训，未遽改也。既为领袖，乃自称天聪皇帝。天聪四年，以罪废镶蓝旗贝勒阿敏。阿敏有弟济尔哈郎，早与本旗攻战之事，与兄共为旗主，故阿敏废而旗属济尔哈郎，然并坐之大贝勒则已少一人矣。至天聪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专坐，代善、莽古尔泰旁侍。是为后金国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莽古尔泰死。后三年，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又死。未几，所属追首莽古尔泰兄弟罪恶，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蓝旗归太宗自将。太宗独领三旗，盖两黄始终由太宗兼领，至是并正蓝得三旗，而诸贝勒分领各一旗，其势力大不侔矣。是为后金国又进一步之君主政体。是年为明崇祯八年，即天聪九年，得传国玉玺于元裔插汉林丹汗之太妃苏泰所。明年四月，遂废后金号，改号曰清，亦创年号曰崇德。以前天聪皇帝乃与太祖之天命同为尊号，用以纪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则有年号，以天聪十年四月以后为崇德元年矣。是为更进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体。 太宗始被推为八贝勒首，袁崇焕遣使来吊，以觇金国内情。太宗以礼报使，而明廷哗然，谓崇焕通敌。太宗以其间与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鲜，以绝其从后牵掣之患。朝鲜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之盟，多所约束，使朝鲜不为明助。旋以袁崇焕约和无成，遂回军指中国。明廷论方指摘崇焕，太宗乘机以反间中之，兵越山海关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龙井关入遵化，京师戒严，崇焕入援。明廷有右毛文龙者，有不慊于通吊建州者，并为一谈。虽无反间，崇焕犹将不免。太宗之用间杀崇焕，直袭小说中蒋干中计故事，本极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见，与相凑合，坏此干城，而崇焕被杀，为清室驱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祯二年十一月，明能战之将，赵率教、满桂先后战没。清兵薄德胜门，起前大学士孙承宗视师，清兵退，历破京东各州县，大掠数月。至崇祯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边，永平、遵化及所属各城皆复。时山陕乱势已炽，清兵又屡侵扰，明廷大困。明崇祯九年，即太宗天聪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号曰清。 天聪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诸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上太祖尊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太后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定太庙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后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礼敦神位。礼敦亦于是时追封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时之意识，据《东华录》所载如此。此合后来纪载，有可考证者数事：（一）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顾其金之改为清，意义何在？余向者持论，谓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闻者驳之，谓金清非同音字，金为侵覃韵之合口音，与庚韵之清大不同。吾以为女真何知音韵之学，从其效汉语时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汉语呼夫人，则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晋。金与晋固非音韵学家所谓同音，金与晋及人字，不更相距尤远乎？而满汉译文可以相通，何必金之不可为清也？然此究为无据之空谈。近乃得一确证，满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纪》，亦称清即金之谐音，并举沈阳抚近门额，汉文称大金天聪年，其满文即终清世之大清字样。是可知金之为清，改汉不改满，有确证矣。（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与帝并称，显祖以上，乃仅称王号。后至顺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兴、景、显四祖之称。在太宗时，唯以始受明都督官职者为始祖，谓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则自高祖起，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时所封庆王，后来所尊为兴祖，不必有何勋望。毋庸疑其为建州左卫以外，别有传说。（三）当太宗时，高曾祖考，俱在四亲之内，不应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与始祖俱安奉后殿者，以别于手创大业之太祖而已。后世乃以后殿为祧庙，此中国士大夫之礼学，实非太宗所知，顾一成不改，遂为清一代之庙制。自雍正以后，显祖以上适在可祧之列，遂以后殿为祧庙耳。（四）后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礼敦，俨然与四祖并尊。此亦当时草昧之制。后于崇德四年八月，退礼敦为配享之列。此唯见《清史稿·礼敦传》，而清史于乾隆间补武功郡王等列传，直以礼敦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庙，配享则应在两庑。且《东华录》对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为费英东、额亦都两人。时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盖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庙制之非，后殿乃独存四祖矣。（五）崇德建元，实是纪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聪皆尊号，非与一国臣民纪年之用。说已见前。 太宗之建清国，其动机在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玉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林丹汗为元顺帝后，居察哈尔逼明边，明谓之插汉，自以为蒙古大汗。虐视近边蒙古诸部，为诸部所不附。清子天聪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传国玺，乃定立国之计。先由诸王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劝进，并告朝鲜，使预劝进之列。朝鲜忠于明，不肯从。太宗既改号，首伐朝鲜，灭其国，胁其君伏罪而复置之，自是朝鲜不敢复通于明，称臣质子，永为清属国矣。明方苦于内乱。崇德二年，即明崇祯十年，既下朝鲜，明年即复入塞，明督师侍郎卢象升战死。又明年，移蓟辽总督洪承畴御清，内乱益炽。承畴与清相持于宁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畴降，遂下锦州。冬十一月，又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州县，至明年四月乃北还。时为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势力已遍及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龄嗣位，遂为代明有国统一华夏之主。 第四节 父辈辉煌下的世祖顺治 世祖名福临，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袭父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从叔父郑亲王济尔哈郎同辅政。诏以明年为顺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扰，累犯关外诸城，然不能薄关门也。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师内城，帝自经。自成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启摄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潜为启佑，正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中原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我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今日当任贤以抚众，使之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往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携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誉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王于众论，择善酌行，闻见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进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顿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 文程此言，于清之开国，关系甚巨。摄政王时非一人，故文中累称摄政诸王。清侥天幸，以多尔衮入关成大功，其明达足以听纳正论。然其时能持论者，实无几人，旧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畴，为有见地，而多尔衮皆能虚受其言。此文为文程预定大计之始，盖犹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东华录》所载如此。清《国史》本传已修饰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虽未见初修之《太宗实录》，要知《东华录》中文程之文，必犹近原状，以其暴露清军以往之态度，尚非有成大业之志，必为后来之所讳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劲矣，招降纳叛之道得矣，唯要结关内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钞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为言，多尔衮深纳之，此为王业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赐多尔衮大将军敕印。丙寅启行，十三日庚午，次辽河，已知北京破。以军事咨洪承畴，承畴上启，略如文程指，皆为清有天下之大关键。而多尔衮之能听受，则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质也。承畴略言： 我兵天下无敌，将帅同心，步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扫除逆乱，期于灭贼，抗拒者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降者官则加升，军民则秋毫无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诛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流寇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闻我军至，必焚宫殿府库西遁，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庶逆贼扑灭，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明守边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来攻，流寇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承畴此言，已知自成据京师，犹未料其先已东来及吴三桂导引入关，并不用马步迭代之法，悬兵渡险，天之所启，事半功倍。然承畴固老谋深算、久熟内情之言也。 先是京师日危，明用蓟辽总督王永吉议，弃关外诸城，召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三桂徙宁远兵民五十万众而西，抵丰润，闻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将唐通、白广恩率兵向关门。三桂闻家口被掠，怒作书绝父，且急遣使至多尔衮军前乞师。多尔衮时尚未至宁远，得书即进，途次复得三桂趣进之书，兼程而行，距关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将精锐二十万东击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锋二万骑绕出关外夹攻。多尔衮逆击，败通等于一片石。翌日，师至关，三桂出迎，大军入关。自成率众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军少，不及自成之半，多尔衮命三桂兵居右，满洲兵在其左，令曰：“敌阵大，首尾不能顾，可鳞次集我兵，对贼阵尾突之，必胜。”三桂受命，先搏战当之，风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军士呼噪者再，风旋止，满洲铁骑横跃入阵，所向摧陷，自成方挟明太子诸王于高冈观战，俄尘开，见甲而辫发者，惊曰：“满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数十里，斩获数万。自成离京师，焚宫殿，载辎重西走。多尔衮令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追击，勿入京。即军前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令关内军人皆剃发，誓诸将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违者罪之。”榜谕官民以取残不杀共享太平之意。自关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窜山谷者，皆还乡里剃发迎降，用文程、承畴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尔衮至燕京，故明文武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尔衮入居武英殿。盖宫殿遭焚残破，唯此殿独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至京，观望者讨之。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在京职官及避寇隐匿者，各以名闻录用。卒伍欲归农者听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军民为明帝发丧，三日后服除，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初八日乙未，阿济格等报及李自成于庆都，击败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诸郡县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庄烈帝，后周氏，妃袁氏，熹宗后张氏，神宗妃刘氏，并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迁帝后梓宫于昌平，昌平人启田贵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礼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并设故明长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护焉。 霸者假借仁义，亦可与王者同功。要其优礼前代之意虽假，而于宽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图苏息，则事实不可诬也。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向关内军民布告，此于收拾人心有何益处？岂明之军民见此榜而代为不平，亦有仇明顺敌之意乎？固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师，居然大异于昔。多尔衮于征朝鲜时，《朝鲜实录》中载其举动，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献纳，莫如范文程，节录文程清《国史》本传如下： 文程从师渡辽河，吴三桂来乞师，文程曰：“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诚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复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欲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于是申严纪律，妄杀者有罪。既败流贼二十万于山海关，我兵长驱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谕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唯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师入北京，建议备礼葬明崇祯帝。时宫阙灰烬，百度废弛，文程收集诸曹册籍，布文告，给军需，事无巨细，咸与议焉。 以上见摄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议拟。其尤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则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乐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赋为祖训、为定制，此则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与契合可想也。《文程传》又言： 明季赋额屡增，而籍皆毁于寇，唯万历时故籍存。或欲于直省求新册，文程不可，曰：“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除天启、崇祯年间诸加派，民获苏息。 摄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员率师先定山东、山西，盖由近渐及远省。明福更以五月戊子朔，由马士英以兵拥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监国位，十五日进称帝，建号弘光。当拥立福王时，向时持清议者，皆以北都党案反复，王为郑贵妃孙，郑氏乃造成各案之主体，又以王失教无善行，意不欲赞定策议。为士英所胁，而诸不快意于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挟有意见。以诸正人于拥立有异议，激王疏远正人，出史可法于外，以士英当国，起用阉党阮大铖，尽翻逆案。国事皆在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为。而摄政王于六月十一日丁卯，与诸王大臣定议，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车驾。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阳门入宫。十月乙卯朔，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颁大清《时宪历》。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土等官袭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极门颁诏天下，大赦。乃议佐命开国亲郡王及满洲诸臣封爵，所司损益前典以闻，并察归降文武官绅，其先后轻重之序如是。诏中除宣赦外，悉数蠲除明季苛杂加派赋税，地亩钱粮悉照前明会计录，自顺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额征解，盐法亦然。凡加派各饷，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额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数十种款目钱粮，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当是指虽无民欠实据，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后之蠲免，则大军经过地方，仍免征粮一半，归顺州县，非经过者，免本年三分之一。关津商税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税则永豁免。曾经前明因兵灾全免钱粮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卫军人，明时派供内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办买充用。京城行商车户佥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截银，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现行事例蠲除。京师东、中、西三城，因屯扎禁卫军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迁让，其迁居之户，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三年。南北城居家虽不迁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于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处，概免租赋一年。丁银不照原有定额，查核老幼废疾，并与豁免。军民年七十以上，许一丁侍养，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银两，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挂欠及明系侵没之钱粮，已经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释放。经寇劫失之钱粮亦同。凡此皆从明末人民生计之苦，曲折体贴，又于明时已有之惠恤，不因现在加惠之通令，转有废阁。此诏适合人民苦于征纳、思解倒悬之心理，与未入关前对待关内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极诏书，实即摄政王听纳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结果，其余培风化、收人望、敬礼先代帝王贤圣、守护明代陵寝诸端，皆合中国旧来崇尚，无复夷风。摄政王乐引汉人，为满洲旧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诏榜今尚有存者，《东华录》亦载全文，不能备录。《清史稿·世祖纪》已有所删节矣。 方世祖将即位时，明使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奉金币求和，为割地偏安计。不报。既继位后，逾两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进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军民屯堡，所过悉平。阅数日，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西讨李自成。两王皆摄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绥德取延安、鄜州，断自成军西窜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军于潼关，连败之，至西安，自成被迫东走出陕。乃命豫王移师向江南，英王专事自成，时在顺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师至扬州，谕明督师阁部史可法等降，不从。二十五日丁丑，克扬州，可法不屈见杀。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师渡江，明守将郑鸿逵等舟师溃，遂陷镇江，由丹阳、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拥狱中所囚崇祯太子出监国。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勋臣赵之龙、阁臣王铎、部臣钱谦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尽。以后隆武之在闽，鲁监国之在海上，永历之在两粤、滇、黔，奔迸流离，保存名号而已。 崇祯太子之狱，始于是年三月。弘光及马、阮，以北来之太子为伪，下之狱，而朝士多信为真。士民不慊于时政，亦诽议君相。其先于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见崇祯太子，清廷以为伪，杀之，并杀认太子为真者。至南中复见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讯，知太子已被害于北，不附和继至之太子，朝士则谓可法受马、阮胁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实不伪，即南都太子非真也。余别有专论，于此不复赘。六月，明总兵田雄、马得功等执弘光献于豫王。闰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广，势穷入通城之九宫山，自缢死。是时，明唐王聿键即帝位于闽，建元隆武，鲁王以海称监国于浙。豫王多铎既克南京，并下杭州，旋召还，以贝勒勒克德浑代将。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军平闽，隆武帝殉。豪格入川，张献忠战死于西充。会明遗臣复立桂王由榔于肇庆，改元永历。自成、献忠余部巨万数，先后归之。南明之兵多为归附之众，自隆武倚郑芝龙立国，郑氏即前时受抚之海寇，至永历又尽收张、李余部，不收则无兵可作声势，收之亦无弹压之力，非唯不足图功，亦且备受屈辱。清对南明，亦用汉人为前驱。使相屠杀，是为吴、尚、耿、孔四王之兵。吴三桂原为明将，所统为明之官军，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龙旧部，实盗类也。清用此诸军，自有八旗为中坚，以监督之，其势自不敌。然犹亘十余年，终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圣祖即位后，永历帝乃为缅甸所缚献，鲁王亦卒于台湾。自是无与清对立之明。以国统言，自康熙元年以后，始为真统一中国。在述清史者可认为主体，不复以清与明为分别之词矣。 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为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几乎无所更改。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时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实有可以修明之价值，若闭关之世不改，虽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极应研究其制作。清之代明，纲纪仍旧，唯有节目之迁流，自非详考不足标其大异之点。八旗制已有详考，余从略。其驭宫廷阉宦之法，清实大胜于明。但在世祖开创时，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设内十三衙门，严为限制，令宦官不得过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铁牌，禁内宫干政。此皆有复蹈明阉祸覆辙之渐。十五年三月，有大学士陈之遴、前恭顺侯吴唯华贿结内监吴良辅之狱。之遴、唯华流徙籍没，之遴遂死贬所。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昵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阉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 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摄政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薨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当时犹用帝礼，祔庙上谥，称成宗义皇帝，以称其实。乃未几以属下首告，王曾制八补黄袍，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为不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唯王与肃王不合；囚王致死，而又取其福晋，肃王为世祖长兄，于此事不无怀愤。又于顺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诏，尊称王为皇父，世乃传太后有下嫁摄政王之事。今见之笔墨者，唯明遗臣张煌言之《苍水诗集》，有“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之句，确为当时人语。然苍水以邻敌在远，仇恨所敌，因传闻而作揶揄之词，难为信史。世所传则谓春官指礼部尚书，而其人则坐以钱谦益，以附会谦益之所以为高宗深恶，且传有谦益撰太后大婚诏文，清亡后顿见传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谦益未为礼部尚书，多尔衮称皇父时，谦益去国已久。且考《朝鲜实录》，当时有“拟议摄政称皇父”之语，并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诏之明证。唯旧《东华录》议多尔衮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或可为事有暧昧之据，但不必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与下诏大婚公然称庆有别。以其坦然尊为皇父，转信其非有暧昧之惭，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不具录。摄政王之身后获咎，因缘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郑亲王济尔哈郎始本同为摄政，后以多尔衮功高，己为所掩，后于四年七月又停其辅政之职，而代以多尔衮之同母弟多铎。多铎于定天下实亦功高，先摄政而死，至摄政死后，郑王再起辅政，有报怨之心，益构摄政之罪。观高宗之为摄政昭雪，极道世祖冲年受惑，诬此贤王，则其子孙自有公论，要为开创时之一大反复，不可不纪者也。 当世祖时，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见开明之象。前七年为摄政代行，亲政以后，虽有攻异端，宠侧妃，不无太过之失，然资禀英明，不至妨政。世传世祖之崩御非实，乃缘爱宠董鄂妃，妃死而帝为僧以殉之，盖以媚佛、宠妾并为一谈。余别有《世祖出家考实》，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宠妾而不以女谒苞苴干政，唯见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笃，萧然忘其万乘之尊，真美质也。自摄政王好延揽汉人，用陈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荐起。亲政以后，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实力，天子则乐就汉人文学之士，书恩对命，绰有士大夫之风，居然明中叶以前气象。正、嘉以后，童昏操切之习略无存者，天下忘其为夷狄之君焉。顺治朝，通摄政、亲政两时期观之，其有君人之度，略无更改。摘数事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总督杨方兴进济宁州瑞麦，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时和年丰，人民乐业，即是祯祥，不在瑞麦。当惠养元元，益加抚辑。” 是月丁酉，故明中书张朝聘输木千章，助建宫殿，自请议叙。谕以“用官唯贤，无因输纳授官之理”，令所司给直。 三年七月壬戌，江西巡抚李翔凤进正一真人张应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唯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抚吴景道以芝草产于嵩山，表贺。得旨：“政教修明，时和年稔，方为祥瑞。芝草何必称奇？” 八年正月已未，世祖将亲政之前一日，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入奏事毕，上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曰：“有。京师营建，用临清砖，土质坚细，遣官一员烧造，分派漕船装载抵通，又由五闸拨运至京，给与脚价。”上曰：“营造宫殿，京师烧砖，尽可应用，又费钱粮拨运，甚属无益。漕船远涉波涛，已称极苦，用令装载带运，益增苦累。临清烧造城砖，着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戌，江西进额造龙碗。得旨：“朕方思节用，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关以后，摄政与亲政时代无殊，皆能用中国贤明之君为法，定天下固自有气度也。明季习于苛敛，摄政时用范文程言，一切厘革。然乱世宵人，伎俩百出，尝试不已，非有明决之识、真实之意，辄为群小所眩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顺治朝不肖疆臣，时时有规复加派之请，辄废黜不行。举例如下： 清《国史·土国宝传》：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苏、松、常三府白粮，明季佥民户输运，民以为苦。至是复明初官运制。国宝言：“民户一遇佥点，往往倾家，今改官运，一切皆给于官，而经费不敷。请计亩均派运费，民皆乐从。”谕曰：“金点固属累民，加派岂容轻议。”下部察核，官运经费果不敷否。部臣官：“经费未尝不敷，唯严绝克减虚冒诸弊，则用自裕。”黜国宝奏不行。华亭县有义田四万八百余亩，明光禄寺署丞顾正心置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国宝初抚吴，即令有司收其米四万三千余石给兵饷。及国宝降调，以擅杀非阵擒之吴易党降调。周伯达代为巡抚，以改充织造匠粮入奏。户部议：“令察勘义田在明时曾否题明，创置者有无子孙。”至是国宝以实覆奏。户都尚书巴哈纳、谢启光等核议：“义田所以恤贫助徭，非入官之产，宜仍令顾正心子孙收获。至兵饷匠粮，皆有正项取给，其擅用义田米，贵国宝偿还。”六年，国宝疏请加派民赋佐军需。给事中李化麟官：“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穷盗起，大乱所由。我朝东征西讨，兴师百万，未尝累民间一丝一粟，今国宝遽议加派，开数年未有之例，滋异日无穷之累。”上复黜国宝奏不行。 此皆摄政时事，后亦持之甚谨，终清一代，以永不加赋为大训，真所谓殷鉴不远，以实心行之，非高呼爱民、图一时宣传之用者比矣。明之余弊，窟穴于其中者迭试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扑灭之。复举厂卫缉事之弊。再见一例： 《清史稿·季开生传》附《张国宪》：疏言：“前朝厂卫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锦衣为銮仪，此辈无能，逞其故智。乃臣闻有缉事员役在内院门首，访察赐画。赐画特典，内院重地，安所用其访察？城狐社鼠，小试其端。臣窃谓宜大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议禁止，得旨：“銮仪卫专司扈从，访役缉事，一概禁止。”厂卫之祸始患。 世祖善画，得自天授，侍从之臣，往往蒙赐，具见诸家纪载。此赐画自必指此，亦见其禀质之美。 世祖朝为人诟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两事。此为国初瞻徇满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时，督捕逃人历时较久，相传为清朝之罪恶，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据《东华录》及《史稿·世祖纪》，谕户部清查无主荒地，给八旗军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余日己未，顺天巡按柳寅东奏已言清查无主地，面条陈其圈换五便。则朝议当已发动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监吴添寿等请照旧例遣内员征收涿州宝坻县皇庄钱粮。摄政王谕：“差官必致扰民，着归并有司另项起解。”是为畿辅原有明代不属民有之地，发动于内监，思擅其弊薮，有此自效，而摄政王不从。近畿皇室及勋贵本系占夺民间之地，已经积久，取以给入关之旗军，未为不合。自朝议将定，柳寅东始以圈换为请，则纷扰起矣，然亦图一劳永逸耳。寅东奏言： 无主之地与有主之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唯今日履亩之难，日后争端易生。臣以为莫若先将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可。盖满人共聚一处，阡陌在于斯，庐舍在于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赋，各自承办，满、汉各官，无相干涉，亦无可委卸，其便三；处分当，经界明，汉民不至窜避惊疑，得以保业安生，耕耘如故，赋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换者换，汉人乐从，其中有主者归并，自不容无主者隐匿，其便五。 此奏下户部详议速覆，越十余日，谕行清查拨给，则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为言，则用寅东策矣。是为圈拨所由起。若但拨无主地，即无所谓圈矣。 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大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州县乡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 圈而后拨，其兑换能否公平，当视承办之长官。然动必有扰，自不可讳。至外省驻防，亦有故明藩府庄田等在。又有满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韩慕庐所记苏州城内所居里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军兴时之变态，不足论矣。夫圈地之扰，若清代竟永远行之，其国祚必不能如此之久。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羞恶是非之心。至后来之永停圈地，则在康熙年间，其时亲贵已渐就范，不需屈法以奉之，故于康熙二十四年，有顺天府府尹张吉午一奏，户部不敢议准，而圣祖特旨俞允，此可见圈地一事之可已则已，清于病民之政，实未尝如明代之甚也。 《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户部议覆：‘顺天府府尹张吉午奏，请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间开垦田亩，永免圈取。应不准行。’上谕大学士等：‘凡民间开垦田亩，若圈与旗下，恐致病民，嗣后永不许圈。如旗下有当拨给者，其以户部见存旗下令田给之。’” （二）逃人。当清室在关外，为明建州卫时，往往掠汉人为奴，视为大利。被虏者逃至朝鲜，朝鲜辄解送中国，建州恨之，时为寇于朝鲜，以为报复。此积世纠缠之事，具见《朝鲜实录》。太宗既以兵力压伏朝鲜，乃严约不许解送，而汉人尚有逃入朝鲜以求庇者，朝鲜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视中国人为奴，私自纵还中国者，清必予以重罚。是为满洲督捕逃人旧法。入关以后，各旗风习如故，所欲得保障于国家者，以有逃人法为最要。而其时则情伪又不同，因立法之严，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为厉民之大者。世祖虽知之，时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违国俗，拂众情也。《史稿·李裀传》独详此事，录如下： 八旗以俘获为奴仆，主遇之虐，辄亡去。汉民有愿隶八旗为奴仆者，谓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十二年，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谓满洲役使军伍，犹兵与民，不得不分；州县追摄逃亡，犹清勾逃兵，不得不严核：是已。然立法过重，株连太多，使海内无贫富良贱，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汹惧，有伤元气，可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众，当思其何利于隐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东人为奇货，挟以为囮。殷实破家，奴婢为祸，名义荡尽，可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贷，牵引不原，即大逆不道，无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贡赋，杀一人即伤一人之培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今乃用逃人法戕贼之乎？可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远，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况至三万之多？其非尽怀乡土、念亲戚明矣。不思恩义维系，但欲穷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质审，道路驿骚，鸡犬不宁。无论其中冤陷实繁，而瓜蔓相寻，市鬻锒铛殆尽。日复一日，生齿凋残，谁复为皇上赤子？可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为然，饥民流离，以讥察东人故，吏闭关，民扃户，无所投止。嗟此穷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毙？可为痛心者六也。妇女踯躅于郊原，老稚僵仆于沟壑。强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东西迫逐，势必铤而走险。今寇孽未靖，招抚不遑，本我赤子，乃驱之作贼乎？可为痛心者七也。臣谓与其严于既逃之后，何如严于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过鞭责。请敕今后逃人初犯即论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杀之，当仿窃盗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于面臂刺字。则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后十余日，下王大臣会议，佥谓所奏虽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上弗许，改议杖，徙宁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阳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过苛重，绌王大臣议罪裀。十三年六月，谕曰：“朕念满洲官民人等，攻战勤劳，佐成大业。其家役使之人，皆获自艰辛，加之抚养。乃十余年间，背逃日众，隐匿尤多，特立严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官吏，皆念尔等数十年之劳苦，万不得已而设，非朕本怀也。尔等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尔能容彼身，彼自体尔心。若专恃严法，全不体恤，逃者仍众，何益之有？朕为万国主，犯法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后宜体朕意省改，使奴仆充盈，安享富贵。”十五年五月，复谕曰：“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量情申法，衷诸平允。年来逃人未止，小民牵连，被害者多。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认领，指诡作真。种种诈伪，重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横行，许督抚逮捕，并本主治罪。”逃人祸自此渐熄。 《裀传》所载，其奏疏见蒋氏《东华录》，而王《录》不载。世祖两谕，则王《录》有之，蒋《录》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据《实录》不书裀奏，盖不欲彰当时之过。裀意重治逃人，并不责旗下主家，而已为满人所忌恨如此。可见入关后之逃人，绝非关外时之比。乃恃国家设立重法，而旗下奸人与民人之黠者合成讹诈之局。原立法止罚重窝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护还归之家奴，仍为旧主操作。奸人于是专放囮诱，投殷实之家寄宿，即以窝主诬之，以遂其索诈取盈之计。故重处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为旗下之囮也。顺治间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颇多，不能备录。唯其渐次救正，《裀传》言由于世祖之两谕，观其事实，则顺治朝犹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时乃并无所事于督捕，则弊根为已拔矣。兹先详督捕衙门之设立。 《史稿·魏管传》：“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管疏言其不便，时管为大理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董其事。”时即以管为督捕右侍郎，见《东华录》十一年正月甲辰。《管传》失载，《贰臣·管传》亦失载。 清《国史·吴达礼传》：“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众，增设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专理缉捕事，擢吴达礼为左侍郎。” 《史稿·职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满左侍郎、汉右侍郎各一人，汉协理督捕太仆寺少卿二人。寻改左右理事官满汉各一人。满汉郎中各一人。员外郎满洲七人，汉军八人，汉一人。堂主事，满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汉主事六人，司狱二人，分理八司，当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营将弁隶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员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并入刑部，刑部止设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顺治朝以八旗逃人为一大事，至兵部内专设衙门，而以京畿巡捕三营隶焉。官职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无所不至。魏管以职掌论逃人事，流徙尚阳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继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于律无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恶，当论死。是论罪并不依律，但旗人以为可恶，即当论死耳。世祖亦曲从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于戍所，故逃人事实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叶，已尽革此衙门，并刑部，仅为一司，所掌乃与各省应捕逃犯为同等，且旗下竟无逃人案，督捕司对旗务，转以防禁旗人无故离京为专责，则立法已平，旗人无所利于逃人，国法亦无所庇于纵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灭。则一时之弊害，特国基未固时有此，尚非一朝怙恶不悛之事，如明之厂卫阉人比也。 世祖朝于明季朋党相攻，概不愿理其说。冯铨为阉党，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辄罪言者。当时用铨，取其明习故事，内阁票拟等明之旧法，由铨复行之。从前邪正派别，固非所当问。又其招降纳叛，封赏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与同尽者甚多。此亦见定天下之气度，能使武夫悍将，释甲来归，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来降者亦知劝，检《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见。举一最显之事为例。如牛金星，为李自成丞相，明国亡君殉，皆系此人。当自成据燕京时，金星以宰相之威福，纪载洋溢，逮自成败后，金星归宿，世颇忘之。《史稿·季开生传》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并世祖之优容焉。《若柱传》如下： 若柱疏言：“贼相牛金星弑君残民，抗拒王师，力尽始降，宜婴显戮。乃复玷列卿寺，腼颜朝右。其子铨同父作贼，冒滥为官，任湖广粮储道，赃私巨万。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得旨：“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遂罢归。 以纠举金星为不合理而削职，似乎奖奸，然其时天下扰攘，方事招徕，以散乱势。若柱，陕西蒲城人，顺治四年进士，自庶吉士改给事中。则此必改官后所奏，事在世祖亲政前后，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愿归者可以无疑矣。此所谓“雍齿且侯，吾属无患”，汉高所以为豁达大度，如此类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视为奇货者。 第五节 八旗制度应运而生 清一代自认为满洲国，而满洲人又自别为旗人，盖即以满为清之本国，满人无不在旗，则国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国之中涵一满洲国，未尝一日与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国二百六十七年有余，中国之人无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后，又可以无所顾忌，一研八旗之所由来，即论史学亦是重大知识，然而今尚无有也。盖今始创为之。 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民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至《食货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则以其蜕化之迹已为清历代帝王所隐蔽，不溯其源，无从测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难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宪法。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太宗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夫太祖之训亦实是用夷法以为治，无意于中夏之时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后人亦可谓之乱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则凭借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谓大有造于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说在中国有极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资束缚者不少，而国人或自以为已别有信仰，脱离崇儒之范围，此亦不自量之谈耳。 凡昔人所纪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鲜之与清太祖、太宗同时所闻，皆非身入其中，语不足信；而清代官书则又抹杀实状，私家更无述满洲国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颇难措手。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宫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于牛录额真。牛录额真之始，起于十人之总领。十人各出箭一支，牛录即大箭，而额真乃主也。此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万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遗甲十三副起事，自后即有牛录额真之部伍。吞并渐广，纠合渐多，至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乃扩一牛录为三百人，而牛录额真遂为官名，盖成率领三百人之将官。当时有四牛录，分黄、红、蓝、白四色为旗，盖有训练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广，招纳更多，一牛录三百人之制不变，而牛录之数则与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后于乾隆时改叶赫）外皆已统一，且蒙古、汉人亦多有降附，盖十四年之间增至四百牛录，则为百倍其初矣。于是始设八旗。蒙、汉虽自为牛录，犹属于一个八旗之内，而八旗之体制则定于是。后来蒙、汉各设八旗，不过归附之加多，于八旗建国之国体毫无影响。此《会典》及《八旗通志》等官书所能详，无庸反复钩考矣。 《武皇帝实录》：“辛丑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禄（华言大箭）厄真（厄真，华言主也）。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五牛录立一扎拦厄真，五扎拦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 《武录》文本明了，不明则附注，颇详原始。其后改修《高皇帝实录》，屡修而屡益不明。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人民，为并立各不相下之体制。终太祖之世，坚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为便，逐渐废置，使稍失其原状，而后定于一尊，有为君之乐。己身本在八大贝勒之列，渐至超乎八贝勒之上，而仍存八贝勒之名。既涂饰太祖之定法，又转移八家之实权，其间内并诸藩，所费周折与外取邻敌之国相等，然其遗迹未能尽泯。至世宗朝而后廓然尽去其障碍，盖以前于太祖设定之八家，能以其所亲子弟渐取而代之；至世宗则并所亲之子弟亦不愿沿袭祖制，树权于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费周章者也。 终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谓“八分”。分字去声。恩礼所被，以八分为最优。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别。此所谓八分，亦只有太祖时建立八家之迹象。八分为旧悬之格，无固定之八家。故宗室尽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八和硕贝勒，世无能尽举其名者，实则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硕贝勒亦本无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硕贝勒为称，亦竟无八人之多。盖许为旗主，即称为和硕贝勒，即未必许为旗主，对外亦常以八和硕贝勒为名号。此皆由太祖定为国体，不得不然。入关以后，乃不复虚称八和硕贝勒，但旗主之实犹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八旗亦称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实录》中，一见“十固山执政王”之语，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叙为与蒙古喀尔喀五部誓词中称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盖对外应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为旗主，知当时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应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异。 《武皇帝实录》：“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鸦希谄、库里缠、希福五臣，赍誓书，与胯儿胯（后改喀尔喀）部五卫王等，共谋连和。同来使至冈干色得里黑孤树处，遇五卫之王，宰白马乌牛，设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对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国同心，故满洲国主并十固山执政王等，今与胯儿胯部五卫王等会盟，征仇国大明，务同心合谋。倘与之和，亦同商议。若毁盟而不通五卫王知，辄与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国之好，密遣人离间而不告，则皇天不祐，夺吾满洲国十固山执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与五卫王和，密遣人离间，而五卫王不告满洲者，胯儿胯部主政王，都棱洪把土鲁、奥巴歹青、厄参八拜、阿酥都卫、蟒古儿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棱、孤里布什代大里汗、蟒古儿代歹、弼东兔、叶儿登褚革胡里大里汉把土鲁、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棱、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内七汉位征、偶儿宰兔、布儿亥都、厄滕厄儿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夺其纪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国若践此盟，天地祐之。饮此酒，食此肉，寿得延长。子孙百世昌盛，二国始终如一，永享太平。” 《武录》此誓词，后经修改，删除太不雅驯之文，俱不足论。其十固山执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实录》，改作十旗执政贝勒，尚存原义。《东华录》于第一见处改作八旗执政贝勒，第二见处删去，则窜改无迹。若由王氏以意所改，则太谬妄矣。 后复有帝与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伤害事。其所谓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贝勒，似此八人即所谓八和硕贝勒。但亦是一时之事，终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贝勒，非此八人也。唯此祝词于清父子兄弟中，大有关系。此祝词以名告天者，自是国之主要人物。其人则四大贝勒之外，有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数。此后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遗属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尔衮，若多铎，皆不在内。则八和硕贝勒随时更定，今尚非确定也。 太祖遗训中之四大王，自并太宗在内。其四小王究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与胯儿胯部巴玉特卫答儿汉巴土鲁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则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尔哈赤女），弃其故土，而以我国为依归。若不厚养之，则穹苍不祐，殃及吾身。于天作合之婿子而恩养无间，则天自保祐。俾吾子孙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长，永享荣昌。”据此，则八固山诸王台吉所可以对外及对天起誓者，四大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则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执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谓十个在固山中执政之王，非谓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与廓儿沁部盟。先由太祖自与设誓，复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垒台吉、戒桑孤台吉、迹儿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马乌牛，对来使同前立誓书而焚之。其预于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则是年之固山执政王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谓。乾隆修改《实录》，本年前一誓，于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名，遂删去太宗之名；于后一誓则又称大贝勒、二贝勒、三贝勒、四贝勒。《东华录》则尽去之开国时草昧之迹，士大夫往往欲代为隐讳，初不虞其失实也。 旗主中四大贝勒为定名；四小贝勒则求其确定，于《宗室王公传》中检得一据。盖太祖最后遗命以阿济格（即《武实录》之阿吉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贝勒，已得七旗，其余一旗，别有考订。今先录《阿巴泰传》，以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主一旗之事实。 清《国史·宗室王公·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传》：“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贝勒。阿巴泰语额驸扬古利、达尔汉曰：‘战则我擐甲胄行，猎则我佩弓矢出，何不得为和硕贝勒？’扬古利等以奏。上命劝其勿怨望。天聪元年五月，上亲征明锦州，同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尔昂坤杜棱来归，设宴。阿巴泰语纳穆泰曰：‘我与小贝勒列坐，蒙古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实耻之！’纳穆泰入奏。上宣示诸贝勒。于是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训责之曰：‘德格类、济尔哈郎、杜度（即旧作都督之改译）、击托 （旧作姚托）、硕托（旧作芍托），早随五大臣议政，尔不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皆先帝分给全旗之子，诸贝勒又先尔入八分列。尔今为贝勒，心犹不足，欲与和硕贝勒抗，将紊纪纲耶！’阿巴泰引罪愿罚。于是罚甲胄、雕鞍马各四，素鞍马八。（阿巴泰旧作阿布太，大祖第七子。）” 据代善所责阿巴泰语，八固山之主，四和硕贝勒外，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是为七旗已各有主。其余诸贝勒，但称其或早随五大臣议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谓其主一旗者。则太祖所拟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多一旗何在？则尚为太宗所兼领。未知太祖之意，究拟属之何人，但当殁时，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奋勇之功，多将一旗，亦所应得。但观遗训，累以八王共治为言，并以恃强倚势为戒，终不欲使一子有兼久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挟有两旗者，乃临终仓卒，未及处分，亦意中无有一定可与之人，以故迟迟有待耳。今更举太宗于太祖崩时挟有两旗之证： 《东华录》：“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议疏脱逃人罪毕。又召傅尔丹至前曰：‘此人于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尔等共闻之，是以明数其罪。太祖皇帝晏驾哭临时，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朕曰：“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饶余贝勒，与超品公扬古利额驸、达尔汉额驸、冷格里、纳穆济、索尼等至，谕以阿敏有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当使我出居外藩之语。若令其出居外藩，则两红、两白、正蓝等旗，亦宜出藩于外。朕已无国，将谁为主乎？若从此言，是自坏其国也。皇考所遗基业，不图恢廓，而反坏之，不祥莫大焉。尔等勿得妄言。复召郑亲王问曰：“尔兄遣人来与朕言者，尔知之乎？”郑亲王对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谓必无是理，力劝止之；彼反责我懦弱，我用是不复与闻。”傅尔丹乃对其朋辈讥朕曰：“我主迫于无奈，乃召郑亲王来诱之以言耳。”’” 据此则知太祖崩时，太宗挟有两黄旗，故谓各旗若效镶蓝旗出外，则两红、两白、正蓝皆可出外，不数两黄旗也。又知阿敏所主为镶蓝旗，则八旗中三旗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红旗主，实为大贝勒代善。 《东华录》：“太宗天聪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内殿，谕诸贝勒大臣曰：‘朕欲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于此，如朕言虚谬无当，尔诸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从。夫各国人民呼吁来归，分给尔贝勒等恩养之，果能爱养天赐人民，勤图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抚育，致彼不能聊生，穷困呼天，咎不归朕而归谁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将何以为治乎？大凡国中有强力而为君者，君也；有幼冲而为君者，亦君也；有为众所拥戴而为君者，亦君也。既已为君，岂有轻重之分？今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蔑朕处甚多。大贝勒昔从征北京时，违众欲返；及征察哈尔时，又坚执欲回。朕方锐志前进，而彼辄欲退归。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养，彼既不从，反以为怨。夫勇略不进，不肖者不黜，谁复肯向前尽力乎？今正红旗贝勒，于赏功罚罪时，辄偏护本旗。朕所爱者彼恶之，朕所恶者彼爱之，岂非有意离间乎？朕今岁托言出游，欲探诸贝勒出师音耗，方以胜败为忧，而大贝勒乃借名捕蛏，大肆渔猎，以致战马俱疲。及遣兵助额尔克楚尔虎贝勒时，正红旗马匹，以出猎之故，瘦弱不堪。傥出师诸贝勒一有缓急，我辈不往接应，竟晏然而已乎？诚心为国者固如是乎？’” 以上为数代善之罪，而俱指其为正红旗贝勒者。大贝勒与正红旗贝勒互称，今取其足证大贝勒即正红旗贝勒而止。又其后有一款云： “往时阿济格部下大臣车尔格有女，扬古利额驸欲为其子行聘。大贝勒胁之，且唆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曰：‘尔子迈达礼先欲聘之矣！尔若不言，我则为我子马瞻娶之。’夫阿济格乃朕之弟，岂可欺弟而胁其臣乎？” 此段又可证阿济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胁其臣”，则其旗下所属，太宗是时亦认其为阿济格之臣也。又见正蓝旗莽古尔泰贝勒，则正蓝旗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为让位与太宗而拥立之者，发端先言种种为君之来历不同，既已为君，即不能有所重轻。是因代善不免挟拥立之故，对太宗不甚严畏，经此挫抑，后不敢复然，乃得以恩礼终始。此亦见太宗之自命为君，绝不认太祖遗训为有效。然其对代善犹止挫抑而已，未尝欲夺其所主之旗。至正蓝旗之待遇则不同，是犹未忘代善拥立之惠也。 正蓝旗旗主为莽古尔泰，既见上矣。至此旗为太宗所吞并，即在本年，正可与正红旗之待遇相较。盖代善之罪，经诸贝勒大臣、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审拟毕，议请应革大贝勒名号，削和硕贝勒，夺十牛录属人，罚雕鞍马十、甲胄十、银万两，仍罚九马与九贝勒。（斯时除代善父子外，可知执政之贝勒盖有九人。）萨哈廉贝勒应罚雕鞍马五、空马五、银二千两，夺二牛录属人。奏入，上免之。罚代善、萨哈廉银马甲胄，然则聊以示威而已。正蓝旗贝勒之狱，则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过三月耳。唯在莽古尔泰死后，并在其同母弟德格类死后，未尝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训宁待天诛，勿兄弟间自相推刃之影响也。但固山则为太宗所并，是为后世天子自将三旗之由来。然自将三旗，后世乃以两黄及正白为上三旗，尚非此正蓝旗，此则顺治间之转换，别详于后。今先详正蓝旗之归结。 《东华录》：“天聪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硕贝勒莽古尔泰薨，年四十六。上临哭之，摘缨，服丧服，居殿侧门内。丙寅，送灵舆至寝园，始还宫。” 又：“天聪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薨，年四十。上临其丧，哭之恸，漏尽三鼓方还。于楼前设幄而居，撤馔三日，哀甚。诸贝勒大臣劝至再三，上乃还宫。”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贝勒莽古尔泰与其女弟莽古济格格，格格之夫敖汉部琐诺木杜棱，于贝勒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等前，对佛跪焚誓词云：‘我已结怨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鉴之！’琐诺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未几，莽古尔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类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机首于刑部贝勒济尔哈郎，琐诺木亦首于达雅齐国舅阿什达尔汉。（阿什达尔汉为叶赫金台什族弟，故为大宗诸舅，称之曰达雅齐国舅。）随奏闻于上。诸贝勒大臣等会审得实，莽古济格格并其夫琐诺木，及莽古尔泰、德格类之妻子，同谋屯布禄、爱巴礼，阖门皆论死；冷僧机免坐，亦无功。二贝勒属人财产，议归皇上。上以冷僧机宜叙功，财产七旗均分。命集文馆诸儒臣再议。寻议莽古济格格谋逆，不可逭诛，两贝勒妻子应处斩，若上欲宽宥，亦当幽禁。冷僧机宜叙功。琐诺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唯兄弟是信，上在，则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则我蒙古不知作何状矣。（此事亦见前议红旗贝勒罪时，涉及哈达莽古济格格，情节宜互详。）上亦微喻其意。彼时上待莽古尔泰、德格类、莽古济，正在宠眷之际，琐诺木虽欲直言，岂容轻出诸口。今琐诺木先行举首，应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禄、爱巴礼，罪应族诛。两贝勒族人户口，应全归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于邦国，国寡都众，乱之本也。’如上与诸贝勒一例分取，则上下无所辨别矣。于是诸贝勒大臣覆奏，诛莽古济，免琐诺木罪。先是，莽古尔泰子额必伦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时（事在天聪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与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衮首告，上隐其事。至是罪发，乃诛额必伦。莽古济长女为岳托贝勒妻，次女为豪格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谋害吾父，吾岂可与谋害我父之女同处乎？’遂杀其妻。岳托亦请杀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处死。（昂阿喇为莽古尔泰母先适人所生子，盖其同母异父兄也。）屯布禄、爱巴礼及其亲支兄弟子侄，磔于市。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以爱巴礼、屯布禄家产给之，免其徭役，赐以敕书。莽古尔泰子迈达礼、光衮、阿喀达舒，孙噶纳海，德格类子邓什库等，俱黜为庶人。二贝勒属人财产俱归上。赐豪格八牛录属人，阿巴泰三牛录属人，其余庄田财物量给众人。以正蓝旗入上旗，分编为二旗，以谭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为镶黄旗固山额真。后籍莽古尔泰家，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贝勒臣民，以叛逆实状晓谕于中外。” 正蓝旗于是归为太宗，并入两黄旗，别设两固山额真，则是两黄旗有四旗，而其实则正蓝一旗分为两也。此与后来自将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灭一正蓝旗，而由两黄旗分辖其众，又不径入两黄旗，乃成原设两黄旗，后又分正蓝旗为新两黄旗，皆归自将，几乎破八旗之定制矣。要为八固山少一强宗，始为太祖遗训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尔泰之积衅，据《实录》之已见《东华录》者，所载亦夥。其应否消灭此一固山，却与莽古尔泰之罪状无涉。推太祖之意，将永存八固山之制，则以其属人更立一固山贝勒可也。乃诸贝勒等议以归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财产七旗均分，又命文馆儒臣再议。夫分财产非分其人众也，结果庄田财物量给众人，即七旗均分之谓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财产，而特欲并其人众，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诸贝勒议，而由儒臣议。儒臣乃以“大都祸国，乱之本也”之古训，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当除，于是有此改革。若蓝旗贝勒之罪状，则转为藉端焉耳。兹并撮其衅之所由生，为太宗兄弟间明其变态。 据《实录》，癸巳年九国来侵，太祖安寝，衮代皇后推醒，问是昏昧，抑是畏惧？则天聪间尚以皇后称之。至乾隆修本则改作妃富察氏。此大归事，《实录》不载，而《老档》详之。莽古尔泰之弑母，亦见《太宗实录》。《东华录》所录太宗谓皇考于莽古尔泰一无所与，故倚朕为生，后弑母邀功，乃令附养于德格类贝勒家云云，语殊矛盾。壬子年已见莽古尔泰与太宗同击兀喇贝勒布占泰，则固早从征伐。后于天命元年，同为和硕贝勒，称三贝勒，亦称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属人及财产，何至倚其弟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后，借弑母邀功，始令附养于其同母弟家耶？语不近情，则知太宗之罪状莽古尔泰，不必符于事实，不过欲杀兄以殖己之势耳。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琐诺木之莽占济公主，又称太祖有女嫁吴尔古代，不知所自出，列为两人，盖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后修《实录》删去，故列表时失照，其实太祖之女，《旧实录》皆载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则在天聪九年。 《东华录》：“天聪九年九月丁巳，诸贝勒议奏，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上俞其请。时上姊莽古济公主闻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与豪格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还宫，是日移营将还，大贝勒代善以子尼堪祐塞病，遂率本旗人员各自行猎，远驻营。时哈达公主怨上，欲先归，经代善营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复亲迎入帐大宴之，赠以财帛。上闻之大怒，遣人诣代善及其子萨哈廉所，诘之曰：‘尔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达公主至营，设宴馈物，以马送归。尔萨哈廉，身任礼部，尔父妄行，何竟无一言耶？’” 明日壬申，议大贝勒罪，并议哈达公主罪，上皆免之。于大贝勒罚银马甲胄，哈达公主亦仅禁其与亲戚往来。至十二月遂成大狱，而正蓝旗为太宗所并。又其先有处分镶蓝旗事。 镶蓝旗主为二贝勒阿敏，太宗亦先于天聪四年六月乙卯，宣谕阿敏罪状十六款。盖以阿敏等弃永平四城而归，因并及他罪，免死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仆牲畜，俱给济尔哈郎。镶蓝旗旗主遂由阿敏转为济尔哈郎。其未能夺之者，济尔哈郎原为天命年间和硕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遗属中有四大王四小王为八固山之训，后止有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应无越于济尔哈郎之上者，而镶蓝旗遂为济尔哈郎所专有。至世祖入关，济尔哈郎被贝子屯齐等讦告：当上迁都燕京时，将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后之镶蓝旗同上前行，近上立营，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革去亲王爵，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夺所属三牛录。此由世祖即位时，济尔哈郎原与睿王同为摄政，至睿王独定中原，功高专政，不平相轧，遂为睿王所倾，有此微谴；未几复爵。及睿王薨，且极挤睿王，定其罪案，报复甚力。此不具论。但可证济尔哈郎之保有镶蓝旗，又可证正蓝旗并入两黄旗，旗色未变，特于两黄旗添设固山额真以辖之耳。 两黄、两蓝、正红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两白及镶红三旗，自必即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济格固用事在天命间，而多尔衮、多铎于太祖崩时，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诸兄而均主全旗，自缘母宠子爱，英雄末年，独眷少子。太宗乃挟诸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伦理之一变，为清室后来所讳言，唯《武皇帝实录》详载之，改修《实录》既定，一代无知此事者。 清一代所纪八旗，分上三旗为天子自将，下五旗为诸王、贝勒、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为两黄、正白。夫两黄之属天子，太宗嗣位时早如此，已见前矣。正白则摄政时确属睿王，其归入上三旗，必在籍没睿王家产之日。英、睿二王皆为罪人，当时朝廷力能处分者，盖有两白、正蓝、镶红四旗。其镶白旗，以豫王已前殁，此时难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蓝、镶红两旗，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贝勒原来之旧势力，则固已不足挟太祖遗训与天子抗衡。而正红之礼王代善，镶蓝之郑王济尔哈郎，各挟旧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检顺治以后，下五旗之设定包衣佐领，则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为之主，亦一旗非复一主。从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亲子弟，若德格类之亦称蓝旗贝勒，则固莽古尔泰之同母弟也。其他类推。 《东华录》：“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满、汉诸臣，中有云：‘马齐、佟国维与允褆为党，倡言欲立允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又云：‘马齐原系蓝旗贝勒德格类属下之人，陷害本旗贝勒，投入上三旗，问其族中有一人身历戎行而阵亡者乎？’” 据圣祖之言，蓝旗贝勒为德格类。在天聪六年，治蓝旗贝勒莽古尔泰之罪，牵及德格类。今观此谕，则德格类亦在蓝旗中称贝勒，亦自有属人，亦似与其兄各分所辖者。当时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济尔哈郎未得阿敏之遗业时，亦必在阿敏之镶蓝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属。太祖于八固山，本以八家为言，指其所爱或所重，为八固山之主，而其余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优其所亲，非其所亲，则属旗下为属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为通法，太宗以来，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强固。英王内讧，仇敌得间，乃一举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变革也。今检嘉庆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于其下五旗设立之包农佐领，可见各旗之入而为主之王公，皆时君随意指封，略无太祖八固山之遗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房屋亦谓之包，蒙古毡帐，谓之“蒙古包”，世以其为毡帐而始名包，其实不然，即谓蒙古人之家耳，虽不毡帐亦当谓之包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包衣牛录额真”即“家之佐领”。旗制以固山额真后改名都统者，为一旗之长官。在八贝勒尊贵时，都统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严。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当为国家效力。佐都统者每旗两梅勒额真，额真既改章京，又改汉名为副都统。下分五甲喇，始称甲喇额真，继改甲喇章京，又改汉名为参领。一参领辖五牛录，始称牛录额真，继改牛录章京，又改汉名为佐领。此皆以固山之臣，应效国家之用。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则由天子自将，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内务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总管之谓。凡各省驻防，必设昂邦章京，后即改名总管。其源起于世祖入关，于盛京设昂邦章京，即汉文中之留守。后推之各省驻防，又改名为将军，其下辖副都统。所以不称都统者，都统专理旗务，留守及驻防对一省有政治之关系，非止理本旗之务也，是以谓之总管。而包衣昂邦，实为家之总管，当其称此名时，犹无特别尊严之意，至称内务府大臣，在汉文中表示为天子暬御之长，其名义亦化家为国矣。 清代宫禁，制御阉官，较明代为清肃，此亦得力于内务府之有大臣。纵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余私昵，若明之司礼秉笔等太监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时代，为兵法所部勒，故较汉人认妇人女子为家者有别。清之内务府，可比于各君主国之宫内省，不至如明代宫阉之黑暗，此由其故习而来。世祖虽设十三衙门，复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习，故世祖崩而又复包衣之旧。夫上三旗已化家为国，不复为宗藩私擅之资，可以别论。欲考见八固山迁流之迹，亦能化家为国，一固山非复一家独擅之武力。虽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顺康以来，以渐蜕化，直至乾隆末为止，见之《八旗通志》者，辑而录之，可见其绝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顺治初诸王分占之八旗矣。 [book_title]第二章 康熙大帝：巩固国基 第一节 十四岁少年的政治手腕 明后迭次建国于南方，适与世祖一朝，相为起讫。明虽数尽，清所假以驱除者，不能专恃八旗，旗军人数固不足，且尽用旗人敌汉，亦于招徕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抚外，亦用明旧帅旧军与旅距未服者，以声气相呼召，此吴三桂等诸藩之所以拥众难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为先驱者，盖有四藩。吴三桂独专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历帝于缅甸以归，有代沐氏世镇云南之意，封之为平西王，为最强之藩。耿仲明之孙精忠，袭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虽已于顺治间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犹与三藩相呼应，此为开国以来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壮而崩，亲政以后，不过十年，既于明代厉民之政痛与革除，复能以笼络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适成一除旧布新气象。既遭短折，圣祖以八岁嗣位，又落于辅政诸臣之手。以开创大业成于两代冲龄之主，当时柄国之亲贵，唯以定国为务，不知觊觎天位，是亦孟子所谓“社稷之臣，以安社稷为悦”。明初两世有亲藩之祸，清初两世得亲贵之力，新开化之种族，淳朴有甚于汉人，此亦其不可轻量者。 世祖以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误会夜子时，系于丙辰（此亦《史稿》应改正之一点）。初八戊午颁遗诏，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遗诏颇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辅政大臣同意发布，于世祖之过举胪列无遗，引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终，永违太后膝下为两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渐习汉俗，于祖宗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为一款。又宗室诸王友爱未周为一款。满洲世臣不能专任，部院印信亦令汉宫掌管为一款。求不得罪于实力所在之满臣，用意甚切。而辅政亦满臣。其以入关以来，接近汉臣为憾，盖非一日，此可见在廷之有意见。而其实世祖为己过之事而引罪，圣祖亦并未因遗诏之故而疏远汉臣。是敷衍满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权衡，亦不至真为满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见端，与清末之反为亲贵所挟而致亡，正有天渊之别。至见贤未能尽举，见不善未能尽退两款，虽系门面语，中有事实，亦见诚恳。厚己薄人，糜费不节两款；御朝绝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聪明，不能纳谏一款；知过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于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丧逾滥不经一款，为世祖生时所不肯言。设立内十三衙门，与明同弊，亦不似生时爱幸吴良辅情状。《东华录》言遗诏由王熙、麻勒吉二学士所草，世祖谕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谱》，叙此时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则遗诏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临崩前所见之原草也。说详余《世祖出家考实》，不重录。两事中端敬丧之逾制，不过认已往之过，而废止十三衙门，为清一代突过往古历朝之善制。生时立此衙门，未为独有之失德，遗诏废此衙门，则真能以明为鉴，在历史为非常之举也。 废内十三衙门，处斩内监吴良辅，《清史稿》《世祖》《圣祖》两纪互相矛盾。《世祖纪》：顺治十五年三月甲辰，书：“良辅受贿伏诛。”《圣祖纪》：顺治十八年二月乙未，书：“诛有罪内监吴良辅。”其实两俱有误。《东华录》于前一月日，书良辅贿案发觉，结之云：“良辅寻伏诛。”《史稿》忽其“寻”字，于后一月日，书谕旨废十三衙门。中有“良辅已经处斩”一语，亦未必斩于是日。唯世祖崩前五日，已书不豫，而尚亲幸法源寺为良辅祝发。知斩良辅决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见前。史文之待订者往往类是，幸而史料具在，可以考确，否则又成疑窦，此不独《清史稿》为然也。 圣祖初年之辅政，为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皆非宗室。受命后以非从来成例，跪请诸王、贝勒共任，诸王、贝勒以遗命不敢违，乃奏知皇太后，誓告于皇天上帝及大行灵前，中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之语。是亦以太后为中心，遗诏为根据，惩于前次摄政之太专，以异姓旧臣当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其用意可见也。然事权所在，必有积重。辅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专横之鳌拜，即有一缄口不语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辅政跋扈之事。至八年五月，圣祖亲政。辅政时于国家本计，民生要务，亦无大影响。其资望最高之索尼，于康熙六年六月先卒。卒之前，因鳌拜专擅，于三月内请圣祖早亲政，而未即行。至七月己酉。始行亲政礼，然鳌拜横暴犹昔。自索尼卒，鳌拜不循遗诏中原次，自居辅臣之首。先是，鳌拜以己隶镶黄旗，国初圈地，镶黄旗屯庄在保定、河间、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蓟、遵化、迁安诸州县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令下，所涉州县旗民俱大扰，耕耨尽废。大学士兼管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俱力争之。辅臣中唯苏克萨哈隶正白旗，不赞圈换之议，余均徇鳌拜议。尚书、督抚坐迟误阻挠论死，苏克萨哈不对，鳌拜卒矫诏并予弃市，事在五年十二月。明年圣祖亲政，苏克萨哈请守先帝陵，罢辅臣任。鳌拜与其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谓苏克萨哈不欲归政，论以大逆，与其长子俱磔死，余子孙俱斩决，籍其家，并斩及其族人白尔赫图等。奏入，圣祖不许，鳖拜攘臂上前。强争累日，卒坐苏克萨哈后，余悉如议。又前后杀大臣不附己者。与弟侄及同党相比，至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八年五月，乃诏逮鳌拜廷鞫，褫职籍没，与其子那摩佛俱禁锢之，弟侄及同党多坐死。及鳌拜死于禁所，乃释那摩佛。后圣祖晚年，念鳌拜战功多，赐一等男爵，以其后袭。世宗朝并复其一等公爵，世袭罔替，加封号曰超武。乾隆间，复降为一等男世袭。 圣祖初年辅政四臣事实及鳌拜罪状，据官书，鳌拜罪亦终不掩功。而世传圣祖逮鳌拜时，恐其不胜，至谲以取之，具见满人纪载。《史稿》亦录入《本纪》云：“八年五月戊申，诏逮辅臣鳌拜交廷鞫。上久悉鳌拜专横，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鳌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絷之。于是有善扑营之制，以近臣领之。”云云。观上虽亲政，鳌拜攘臂上前，必行其意，竟无如之何，则帝之威令有不行，至以术取乃定。是亦见圣祖童年，早能不动声息，以销肘腋之患。而辅政之始末，亦清初一重事，不可不稍详也。 四辅臣时，有复行明季加派之失，数月即罢，未为永害，要亦辅政时之阙失。《史稿·四辅臣传》论云：“四辅臣当国时，改世祖之政，必举太祖、太宗以为辞。然世祖罢明季三饷，四辅臣时复征练饷，并令并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旧制然也，则又将何辞？”考此事纪传志皆不见，独见此于传论，意谓事非经久，可不特书，附著一语，亦文省事增例也。然清以不加赋为特长，非明著此变，恐成疑议。考《东华录》：顺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户部遵旨议覆：“查明季加增练饷，并无旧案，止有遗单一纸，每亩派征一分，直隶等十三省，共计五百七十七万一千余顷，每亩一分派征，计征银五百余万两。请敕该抚于十八年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至云贵系新辟地方，无旧案可查，敕该抚于见征田地内，照数征派，汇册到部。”得旨如议速行。是年十二月己未，左都御史魏裔介奏请停止。辛酉谕户部：“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遍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鳌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诸被诬者皆复，或予谥恤。于是举经筵，置日讲官，改内三院大学士衔为殿阁大学土，复翰林院，用儒臣编纂经义，凡辅政时所不足于世祖朝之渐染汉俗者，次第复旧。十二年五月，待臣请以夏至辍讲，圣祖特谕：“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视朝讲学，纳谏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接见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浸浸向治，而撤藩之议起。 第二节 三藩之乱 南明既亡，天下绝望，谓清业可定矣。实则必危必乱之症结，其不易拔除，较之取胜于末运之朝，伸威于稔恶之寇，其难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骄悍之武夫，反侧之凶盗，以击斗为专业，不乐归农者，屯结不散，戴一渠魁，为延其生命之计，此渠魁即今所谓军阀。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汉人号召汉族，招降纳叛，事半功倍。大势既定，则解散编制，必有一番扰乱。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迟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时屯结之众，统名三藩。三藩之实力，以吴三桂为首。三桂既以兵通缅甸，缚献明永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归，亦所以示放牛归马，将与天下更始。虽其报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镇滇之体制相待，然逐渐裁兵，则与爵位并非一事。三桂为延长兵事计，一攻广西之陇纳山蛮，再平贵州之水西、乌撒两土司，以武功震耀于朝廷，而实厚自封殖。朝廷议裁绿营，三桂亦听命，于康熙四年奏裁云南绿旗兵五千有奇。则以绿旗为明之经制旧军，而其先所挟藩属甚众，又广收逋寇以益之，盖裁老弱而实已增精锐也。 陇纳山蛮与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贰臣传》文义。水西设治，以比喇为平远，盖平远治在水西之比喇坝也。史馆不考事实，遽改比喇为陇纳。此需订正。又《三桂传》所增事实，有不尽可信者，别见下。至如称三桂为江南高邮人，籍辽东。当有所据，俟再考证。 三桂藩属，于顺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时，已有佐领五十三。一佐领计有甲士二百，而丁数五倍之，计五丁出一甲，是有壮丁五万余也。分左右两都统，虽用清制，然统将皆所部署，皆其死党。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请，以投诚兵分忠勇、义勇各五营，营各千二百人，统以由自成军投明，由明复投三桂之剧盗马宝等十将，皆为总兵。十月复请设云南援剿四镇总兵官，以四川、湖广本任之统兵大员为之。更树死党于云、贵两省之外，贵州自由三桂兼辖，两省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则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所除授号曰西选。三桂之爵，进为亲王。据五华山永历帝故宫为藩府，增华崇丽。籍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广征关市，榷盐井、金矿、铜山诸利，一切自擅。通使达赖喇嘛，互市北胜州，辽东之参，四川之黄连、附子，遣官就运转鬻收其直，富贾领其财为权子母，谓之藩本。厚饵士大夫之无籍者，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肄武事，材技幅辏，朝臣一指摘，抗辞辩诘，朝廷辄为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并封粤，耿藩旋移闽。三藩鼎踞南服，糜饷岁需二千余万，近省挽输不给，仰诸江南，绌则连章入告，既赢不复请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专制滇中十余年，日练士马，利器械，水陆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应熊，尚世祖妹和硕长公主，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终日之势也。 西选之说，相传吴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选者到任，往往遇西选者先到，则折回。魏源《圣武记》亦言：“西选之宫遍天下。”此恐传之太过。在云贵两省则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说或非也。当时敢于论三桂者，不过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杨素蕴所论，专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员题补云南各道，并奉差部员亦在其内，深足骇异。”又言：“三桂疏称：‘求于滇省，既苦索骏之无良；求于远方，又恐叱驭之不速。’则湖南、四川，去滇犹近，若京师、山东、江南，距滇不下万里，不知其所谓远者将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过许其就近调补耳，若尽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则何如归其权于吏部铨授，为名正而言顺？纵或云贵新经开辟，料理乏人，诸臣才品，为藩臣所素知，亦宜请旨令吏部签补，乃径行拟用，不亦轻朝廷而亵国体平？”据此则当时所论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过谓所辖云贵省内缺官，任意指调他省及京朝之员充补，非他省缺官，三桂辄以遣员来补也。杨《疏》在顺治十七年，虽其后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报知滇省，而得据为选授之柄，终觉于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留镇粤，自率两佐领之众，及藩属孤寡老幼自随。时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领，及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部议：尽移所部随可喜归辽东。将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间先后请撤藩，以探朝旨。朝议不敢决允，唯尚书莫洛等数人独言宜撤，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核，仍不敢决。圣祖特旨允二藩请，悉移辽东。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粤、闽奖谕，并经理撤藩事。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杀云南巡抚朱国治反。折尔肯等被留，贵州巡抚、总兵以下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驻贵阳，闻变出走，为所属叛将围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师闻变，召还闽、粤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为周王元年。时天下岌岌，京师亦有称朱三太子谋放火举事者，未及期，为同党所首，获数百人，首事者遁去，勘问以为奸民杨起隆所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则自此遍中于人心。盖自南明之亡，思明者无所系属，乃始传言明崇祯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间，欲戴以起事者虽未辨真伪，然历数十年而卒获朱三太子其人，杀之而后心安焉。其有举动则始于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讨之，执三桂子额驸应熊下之狱。孔有德部众尚在广西，加其婿孙延龄抚蛮将军，其故将线国安为都统，命镇广西，以恩结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抚驻长沙，闻风已弃城遁，总兵吴之茂以四川叛应三桂，巡抚、提督皆降，四川尽陷。夷陵总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连陷湖南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尽陷。孙延龄亦以广西叛。三月，耿精忠反，执福建总督范承谟幽之，巡抚降。襄阳总兵杨来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党羽，设援剿诸镇地，至是响应甚速。四月，诏以分调禁旅遣将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笼络之，盖四藩中孔有德旧部亦已变，独尚藩未动，可喜年老，决无意发难，将留此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则诛三桂子应熊，并孙世霖，削孙延龄、耿精忠职爵，示无所瞻顾。三桂闻应熊诛，惊曰：“上少年乃能是！”初仓卒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绝明后，无可假借之名义，僭号为周，人心非所属。三桂至澧州，意颇前却，至是推食而起曰：“事决矣。”耿藩既变，浙东响应，精忠既遣其将马九玉、曾养性入浙，又遣白显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应，江西尤甚。八旗劲旅与相持于中原，迭有胜败，未能速进。朝廷通使于达赖喇嘛，欲借其力，号召信仰黄教之青海、蒙古，由西边攻川、滇之西，发诏川、滇、黔诸省供应军食，盖以从乱之地饵蒙古军。诏书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诏不见《东华录》，亦不见《史稿》叙其事日，盖亦纷乱之拙计。其后达赖喇嘛并不出蒙军，反以割地连和为请，朝议却之。诏书见存北京大学史料室，可见当时应付之不易。是时赴浙应敌者，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赴粤者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防守陕西者，以尚书加大学士衔莫洛为经略。至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又叛，经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进陷兰州。自此为三桂兵力所极。广西则叛将马雄时时窥广东，尚可喜老病不能军，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于是诸藩之毒尽发。甘肃尚存张勇、王进宝诸将，能与相持，中原则旗军督率地方文武渐有收复，为三藩祸既炽而地域有所限制，可与言恢复时矣。 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图海败王辅臣于平凉，辅臣降，诏复其官，授靖寇将军，立功自效，诸将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来归之气。时官兵各路皆捷，诸藩势日蹙。十月，杰书师次延平，耿藩将耿继美以城降，精忠遣子显祚献自铸印乞降。精忠盖亦效三桂所为，称“总统兵马大将军”，蓄发易衣冠，铸“裕民通宝”钱。至是，献其印降。杰书入福州疏闻，命复其爵，从征海寇自效。盖时郑成功子经尚据台湾，是时入闽、浙，不问清军、耿军守地，乘乱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黄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将耿继善遁。朝廷因敕杰书速进，乘机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诣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且乞师，愿立功赎罪。诏赦其罪，且加恩优叙。孙延龄为三桂将吴世琮所杀，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图为镇南将军，赴广州。四月至南安。叛将严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复其爵，随大军讨贼。十七年，于时三桂已起事阅六年，自称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号以系从乱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劝进，称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诸将，国公、郡公、侯、伯有差。颁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号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芦舍万间为朝房。筑坛衡山，行郊天即位礼。是时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语，召孙世璠于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贵阳，其下即拥嗣称帝，改号洪化。当是时，巨魁既死，孤雏继业，其下骁悍敢死之夫犹能奉以周旋。清军闻三桂死，锐气自倍，然与世璠军战，犹迭有进退，其强悍固结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师将领林兴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资其习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险，急攻湖南。将军莽依图等徇广西，吴世琮走死。西军则张勇所用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进克保宁、顺庆。鄂边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湖南大军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县，三桂所都衡州亦下。于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诸将均归贵阳就世璠，世璠令再扰川南，降将谭弘复叛，夔州再陷。朝命罢吴丹。以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与定远平寇大将军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将军赉塔由广西，分三道入云南。十月，彰泰克镇远，薄贵阳，世璠与其将吴应麒等奔还云南。二十年正月，赉塔与彰泰两军会于云南之嵩明州。二月，进攻云南省城，并收云南各郡县，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赵良栋军亦渡金沙江来会，良栋议断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杀，次日，其将线 率众降，戮世璠尸，传首京师，所署将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礼。己亥，宣捷受贺。先是群臣请上尊号，不许。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徽号，颁恩诏，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圣祖年方冠。撤藩议起，事由尚可喜请归老而由其子代镇，非请撤也。部议遽以撤藩覆允，朝议两歧，英主独断，实己定于此时。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吴、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尝试，一旦尽允之。当日情事，于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请上尊号，圣祖召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谕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朕与阁臣面议，图海言断不可迁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变，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吴三桂反叛，八年之间。兵民交困，倘复再延数年，百姓不几疲敝耶？忆尔时，唯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必致反叛，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及吴逆倡叛，四方扰乱，多有退而非毁，谓因迁移所致。若彼时诿过于言应撤者，尽行诛戮，则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贼虽已平，疮痍未复，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养民，布宣德化，务以廉洁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调度，非臣等意虑所及，理应加上鸿称以显功德为请。复谕：“吴三桂初叛时，伪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独念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师旅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困于转运，困苦者未苏。且因军兴不给，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增加各项银两未复旧。每一轸念，甚歉于怀。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振兴，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朕自幼读书，览古人君行事，始终一辙者甚少，尝以为戒，唯恐几务或旷，鲜克有终。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间，偶有违和，亦勉出听断，中夜有几宜奏报，披衣而起，总为天下生灵之计。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纪，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至于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号，诏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云云。所叙撤藩之初廷议情状，及藩变以后归咎情状，皆见事由主断。以图海之威重，且不主张，亲贵中亦绝无成见，唯受命出师，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驻，能守而后言战。叛党有来归者，不吝爵禄，且实保全之，不轻斩刈，此不能不谓圣祖之有作为矣。 又观其经乱讨伐八年之中，朝廷举措，极示整暇。其时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并无从乱之意。逸民遗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绝明，尤无人赞助藩变者。要亦圣祖善驭天下士夫，略举其迹：十二年岁杪闻变发兵，而十三年二月，书：“上御经筵。”中间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将行师，又无日无之。八月再书：“上御经筵。”则典礼无废也。九月朔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等：“日讲关系甚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误，工夫不间，裨益人心不浅。尔衙门议奏。”院臣以几务殷繁，间日一进讲。上曰：“军机事情，有间数日一至者，亦有数日连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进讲，以慰朕拳拳向学之意。” 举经筵，康熙朝自九年为始，十三年不因军务而间断，此可书也。而《史稿·本纪》，二月书：“上御经筵。”八月不书，九月朔乃书之，因谕“每日进讲”。与《东华录》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误也。经筵与日讲，并非一事，九月无御经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进讲”之谕，而移并一处，望文生义，不可不订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增长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覆讲，但循旧例，日久将成故事，不唯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覆讲，如此互相讨论，庶几有裨实学。”康熙间讲学之风大盛，研求性理，此时已用熊赐履开其先声，纂修经义，明习天文算学，皆于此开其端。以天子谆谆与天下通儒为道义之讲论，实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汉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时势，则正复黔、秦、蜀、湘尽陷，东南浙、闽、两广、江西蠢蠢思变，方于十三年岁杪议亲征而未发之时，无论其为镇定人心与否，要能无日不与士大夫讲求治道，其去宦官宫妾蔽锢深宫之主远矣。 十五年十月，命讲官进讲《通鉴》，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讲章进讲。”覆奏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首列纲，次列目，每条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尽叛，各地皆发之后，叛服之数晓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直行草书，不时进呈。上召至懋勤殿，亲自披阅，以御临书赐喇沙里。此又振兴文事，为鸿博开科先声，皆极得抚驭汉人之法。兵事实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汉士大夫，处汉人于师友之间，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论手腕亦极高明矣！ 故宫有圣祖巡幸出征时报告两宫太后及训示诸皇子之语，文理甚拙，字体亦劣，于康熙朝御书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时对众挥毫，传布甚夥，断非伪为；或道途手简，转是内竖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谕大学士等：“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向来日讲，唯讲官敷陈讲章，于经史精义未能研究印证，朕心终有未慊。今思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以后日讲，或应朕躬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仍令讲宫照常进讲。尔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议奏。”寻复议：“讲官进讲时，皇上或先将《四书》朱注讲解，或先将《通鉴》等书讲解，俾得仰瞻圣学。讲毕，讲官仍照常进讲。”据此则帝于讲官所进讲章，拟于未讲之先，自将讲章向讲官先讲，然后由讲官再订正之，复议未敢任此也，圣祖则可谓好学矣。自后日讲时帝自晰经传之旨极多，皆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意，就圣贤之语有会而发，《东华录》所载极多，不具录。十七年正月，诏举“博学鸿儒”。时三桂尚未称帝，叛众意尚坚，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诚，歌颂之盛，已视朝廷之举动而日有加增矣。历年巡幸之事，若行围讲武，巡近畿访民疾苦，巡边，谒陵，亲祀明陵，亲禾劝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讲官从，进讲不辍。其时关外勤朴之风未改，所经过无累于民，《实录》累书其所幸，若士民之游历无异也。时西南战事方急，中原及畿辅，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邻蒙古察哈尔部，自太宗征服以后，林丹汗走死，其子额哲来降，得其传国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为亲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传至布尔尼，当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变，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铎孙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讨之，六阅月而平。《史稿》《图海传》：“讨布尔尼时，禁旅多调发，图海请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骚掠一不问，至下令曰：‘察哈尔，元裔，多珍宝，破之富且倍。’于是士卒奋勇，无不一当百，战于达禄，布尔尼设伏山谷，别以三千人来拒，既战伏发，土默特兵挫，图海分兵迎击，敌以四百骑继进，力战覆其众。布尔尼乃悉众出，用火攻，图海令严阵待，连击大破之，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布尔尼以三十骑遁。科尔沁额驸沙津追斩之，察哈尔平。”据此则滇乱年余时，又对察哈尔用兵，除调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军主力，乃八旗家奴，则旗下正兵已尽发，可见南方军事之棘。但所谓家奴，即属包衣下人物，诱以利即成劲旅，又可见八旗风气之悍劲。考《图海传》此文，旧史馆传所无，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详矣。 主撤藩者，亲贵中无人，重臣若图海，亦力持以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圣祖用之，是庙谟先定，非群策也。统兵大将则皆亲贵，然一蹉跌即召回，无始终其事者，则运用在一心，非倚办于一二大将也。赞撤藩而出预军事者，仅一莫洛，早为叛将所戕。明珠辈幸而言中，以此徼后来之宠。其时非有主持之力，圣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闽浙之患，蔡毓荣能收云南会师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数将，张勇及王进宝、赵良栋，能与中原之师夹击收效。是皆因事见材，非先倚此数人而举其事。圣祖之平三藩，为奠定国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为事实。又能功成不自骄满，力辞尊号，唯务讲学，开一代醇厚之风，较之明万历以来，不郊、不庙、不朝，而边将小小捕斩之功，无岁不宣捷颁赏，君臣以功伐自欺，以进号蒙赏，糜费国财，互相愚滥，其气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鸿博开科，正在滇变未平之日，而其时文运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为美谈，非特当时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后之论世者，亦若置三藩为又一时事，而以己未词科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为提出以时事相比论之，且应知己未词科，纯为圣祖定天下之大计，与乾隆丙辰之词科，名同而其实大异，此论清事之一要点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试荐举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体仁阁，先赐宴，后给卷，颁题“璇玑玉衡赋”，省耕二十韵。读卷官派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掌院学士叶方霭，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读侍讲，曾中进士者授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学、政治、考据、词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试者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荐，尤为绝特，若顾炎武是矣。是时高才博学之彦，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罗致遗老，于盛名之士，无不揽取，其能荐士者，虽杂流牵官，亦许呈荐。主事、内阁中书、庶吉士，犹为清班；若兵马司指挥刘振基之荐张鸿烈，督捕理事张永琪荐吴元龙。至到京而不入试者，亦授职放归，若杜越、傅山诸人。入试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严绳孙之仅作一诗是也。盖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后来丙辰再举大科，入试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补试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试至两场。二等授职，贡监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馆，有改主事、知县者，而士以为至荣，且得士亦远不及己未之品学。部驳三品以下所荐，不准与试，皆以资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销兵有望之时，正以此网罗遗贤，与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视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杰者以作兴之，不敢言利禄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与平三藩之时代参观，弥见圣祖作用。 第三节 康熙妙取台湾省 三藩既平，国势已振，而郑氏犹踞台湾。东南滨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为坚壁清野之计；仍时时有海警。八旗劲旅不习风涛，于此无能为役。自三藩既平，满人思以功名自奋者，自然乘时会而生。台湾在卧榻之侧，然唯汉人能图之。成大功者姚启圣、施琅二人，而世皆传姚之功为施所掩。《国史》所纪，颇与私家所传不尽合。而台湾之历史，以前多不明了，兹悉约为辨正焉。 古书无台湾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绝近，岂得古沿海之人一无闻见？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国·琉求传》后系论曰：“琉求，今之台湾。今之琉求，至明始与中国通，或乃妄传为一，误莫甚矣。”此说极是。史书中琉求有传，唯《隋书》、《宋史》及《元史》。《隋书》云：“琉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隋建安郡，当今兴、泉、漳、汀滨海诸郡地。又云：“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到琉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又往，抚慰不从，取其布甲而还。”《宋史》：“淳熙间，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围头等村杀掠，人闭户则免。”《元史》：“琉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求相对，亦素不通。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其远不知几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渐低。近琉求则谓之落漈。漈者，水趋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风发作，飘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险者也。世祖至元末，遣使杨祥、阮鉴等往宣抚，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屿舟行，至是日巳时，海洋中正东望见有山长而低者，约去五十里，祥称是琉求国，鉴称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众不亲上岸，令军官刘闰等二百余人，以小舟十一艘载军器，领三屿人陈辉者登岸，岸上人众，不晓三屿人语，为其杀死者三人，遂还。四月二日至澎湖。” 据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极近。自汀属海屿往，且不过一日可达，部署登岸，被抗而还，抵澎湖计亦不过一两日程，其为台湾地无疑。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则俨然旧国，与元以前所记无文字、无年岁、无疆理、无官属者，文野迥异。国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为姓，而中山最强。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国，自是随使入朝贡，奉笺表无虚岁。三王迭来，且请子弟入国学。其距中国道里，据《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门出海，历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国。据《琉球国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测量，琉球偏东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径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则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计三千里云。与五日程之说大异，故曰《新元史》之说确也。《清一统志》尚以历史之琉求为明以来之琉球，其叙台湾，莫详于《国史·施琅传》，琅疏言：“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出汛至澎湖而止。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于其间，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海逆郑成功攻破之，盘踞其地。”据此，则台湾原为郑氏巢穴，特距其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规划。至芝龙就抚于明，乃以台借红毛，为互市所，则亦若澳门之于葡萄牙，本以为好而相假，非红毛以力取之也。红毛为其时西洋人之通称，实为荷兰国人。红毛经营三十余年，乃成一海外之国，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归之荷兰，又传子至孙，奉明正朔者二十余年。是则开辟台湾者始终为郑氏。姚启圣为清代平台首功。诸家记启圣事，谓生于郑芝龙起事之岁，至年六十而台湾郑氏亡，启圣亦卒，以为天特生启圣与台湾相终始。启圣生明天启四年甲子，芝龙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让与红毛而身就抚，是据台不过四年，且无海外立国之计，一招即受抚，其不重视台可知也。此既名为台湾以后之历史也。 姚启圣人奇事奇，轻侠豪纵，为路人可以杀人报仇，恤人患难，可以不自顾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在明末本为浙江会稽籍诸生，入旗后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举人，出为县令，多奇特之行。康亲王杰书统兵讨耿精忠，启圣从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寻擢总督。台湾郑经，即成功子，闽乱以来，屡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刘国轩尤能军。启圣御之，连复所侵地，遂以收全台为己任，开修来馆以纳降，不惜金钱重贿，多行反间，以携其党。不终岁，将士降者二万余人。又请前被裁之水师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复任。施琅者，泉州晋江人，雄杰习于海，故隶芝龙部。芝龙降于贝勒博洛，琅族叔福从之；琅从成功招，留为明用。既而与成功不相得，遁归福所。琅父大宣及弟显，俱为成功所杀。琅既归新朝，久之无所遇，归居泉州。顺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征成功，入泉州，拔琅从军。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击却有功，授同安副将，进总兵。康熙元年，擢水师提督。时成功已死，子经统其众。琅累战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军。康熙七年，密陈郑氏克取状，而部议难之，且以为疑，遂裁水师提督，召琅入为内大臣，隶镶黄旗将军。十六年，复水师提督，启圣累保琅，未用。二十年，郑经又死，子克塽幼。内阁学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复任琅为水师提督焉。 先是，郑氏已屡败，尽弃闽省海边地，并海坛、金门、厦门等群岛。郑氏之众，悉归台湾。旗军在闽无所用，启圣使客说耿精忠自请入朝，亦劝康亲王杰书请班师，悉其供亿之费，从事平台。时郑克塽袭称延平王，而事皆取决于其下刘国轩、冯锡范。琅以国轩最悍，时方守澎湖，计一战破之，则台湾可不战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战克之，国轩遁归台湾，克塽及锡范等果震慑乞降。琅以八月率师入台受降，克塽及国轩、锡范以下皆出降。琅由海道专奏捷，而启圣则驰驿入奏，迟琅奏二十日而达。圣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梅侯。启圣以积年经画之劳，赏竟弗及。会启圣又奏言“庙谟天定，微臣无力”，圣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几启圣以疽发背卒。卒后，尚论之士多有为启圣鸣不平者，因于琅有贬辞。其实为国立功，琅与启圣所见自同，唯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让，有攘功之迹，掠赏之情，亦可议者。其论台湾之善后，朝议主迁民弃地不设守。李光地为泉州产，于此役颇自谓有所参预，圣祖亦以其晓事，询问之。光地尤主张招红毛畀以其地，此见光地自撰《语录》及《年谱》；圣祖不纳。琅疏争其事，略言：“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攻红毛破之，踞台湾地，窥伺南北，侵犯江、浙，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畏天威，怀圣德，纳土归命，以未辟之方舆，资东南之保障，永绝海邦祸患，人力所能致之。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至时复勒师远征，恐未易见效。如仅守澎湖，则孤悬狂洋之中，土地单薄，远隔金门、厦门，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苏拜、抚臣金铉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担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设之官兵，分防两处，台湾设总兵一、水师副将一、陆营参将二、兵八千，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兵二千。初无添兵增饷之费，已足固守。其总副参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转升内地，谁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赋杂粮，暂行蠲免。现在一万之兵，仍给全饷，即不尽资内地转输。盖筹天下形势，必期万全。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要害，无论耕种犹资兵食，固当议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运，而欲其不为红毛，亦断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伏祈乾断施行。”疏入，下议政王大臣等议，仍未决。总督启圣从琅议。上召询廷臣，大学士李霨是琅；寻侍郎苏拜亦请从琅，与启圣同议，请设总兵等宫及水陆兵，并设三县、一府、一巡道。上允行。盖成琅之美者启圣也，琅实负启圣，启圣何尝忌琅。其卒于是年，亦寿数适然耳；必谓愤郁致死，不浅之乎论启圣哉！琅又疏言：“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刘国轩、冯锡范应携家口，同明裔朱恒 （《小腆纪传》作鲁世子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职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职官四百有奇，应候部议。降兵四万余人，或入伍，或归农。”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其余职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垦荒。旋授国轩天津总兵。终清之世，郑氏之后及国轩、锡范，皆以世袭佐领，辖其所属，至清亡乃止。 第四节 治民先要治河 河患恒在大乱之后，兵事正殷，无能顾及此事也。清兴，治河有名者，世祖时即用杨方兴、朱之锡二人，先后为总河。其时无所谓科学，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经验。其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洁，第二即勤恳。廉洁则所费国帑，悉数到工；勤恳则视工事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无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祸。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讲科学者之上，盖虽精科学，仍当以廉洁勤恳为运用科学之根本也。方兴、之锡皆足以当之。顺治元年五月，摄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七月即命方兴总督河道。十四年乞休还京师，所居仅蔽风雨，布衣蔬食，四壁萧然。代者即之锡，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时总督朱昌祚奏之锡遗绩言：“之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实，非溢美也。徐、兖、淮、扬间颂之锡惠政，相传死为河神。乾隆时，高宗巡视河工，顺民意封“佑安助顺永宁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称之曰朱大王云。后数年乃得名河臣靳辅。辅任总河在康熙十六年，时吴三桂叛，诸藩、诸降将响应，兵事极棘，河道不治，先后溃决，淮、黄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淮水全入运河，清口涸为陆地。十六年略有转机，中原已无动摇之象，而辅以先任皖抚，帝奖其实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为河道总督。辅到官，即周度形势，博采舆论，为八疏同日上之。议疏下流，治上流，塞黄、淮各处决口，规划甚备。又议经费所出，计需银二百十四万八千有奇，应令直隶、江南、浙江、山东、江西、湖北各州县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赋十之一，工成后由淮、扬被水田亩涸出收获，及运河通行经过商货征税补还。又议裁并冗员，明定职守，严河工处分，讳决如讳盗例。又议官吏工成优叙。复议工竣后守堤兵役。期二百日毕工，日用夫十二万三千有奇。当时工料之贱如此。而廷议以军兴难其事，谓募夫太多虑扰民。帝命辅熟筹，乃宽其期限为四百日，运土改用车驮，募夫可减至四之一。廷议允行。于是治河始有彻底之计划。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谋增赋，议淮、扬已渐有涸出地苗，除丈量还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时论以为有碍民业，乃不直辅，而所修之工亦有小决处，河水亦未尽复故道，辅自请处分。部议当夺官。帝命辅戴罪督修。部又以决口议令辅赔修，帝以赔修非辅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听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议者谓：“下河被水，辅乃筑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处，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规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辅甚厉。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龙、汤斌皆是。帝询淮、扬仕京朝者，侍读乔莱等亦右成龙。而辅坚持堵筑，谓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从众议；令侍郎孙在丰董浚口之役，发帑二十万专任之，总河仍任辅。辅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持之甚坚。言官劾辅请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陈潢，罪状无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辅，同时劾大学士明珠，直声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辅，以故辅之功罪，时论颇不定，至今纪载中尚然。帝谕廷臣：“辅挑河筑堤，漕运无误，不可谓无功；屯田事亦难逃罪。近论其过者甚多，人穷则呼天，辅不陈辩朕前，复何所控告耶？”时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门，召辅与成龙、琇等廷辩，辅、成龙于筑堤浚口各持所见不相下，琇独言辅屯田害民。辅引咎，遂坐罢，诸右辅者并降谪有差，陈潢亦坐谴。 清初治河，必兼治运。元明以来，建都在北，而粮从南来，运道独恃一水。运河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