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溥杰自传 [book_author]溥杰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24609 [book_dec]叶祖孚执笔,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全书约21万字,共分11部分。作者溥杰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该书以生动、通俗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作者自幼在宫中做伴读、东渡日本留学、婚姻以及伪满洲国傀儡生活的亲身经历;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1年的改造生活; 获释后,成为一名共和国公民,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走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至晚年,尽自己的余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奔走。该书突出反映了作者从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梦想复辟清朝的顽固思想,到经过教育改造、悔悟认罪,直至担任国家领导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工作,真心诚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一矛盾、复杂心态的转变过程。 [book_img]Z_6643.jpg [book_title]一、醇亲王府 一 祖父醇贤亲王奕譞 我的祖父醇贤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北京人对他应是不陌生的。从温泉往北走不远，在妙高峰的地方有个宏伟庄严的醇贤亲王坟，就是我祖父奕譞的墓地，现在还吸引着一些游人去瞻仰游玩。 奕譞的命运和清末后来掌权的慈禧太后是分不开的。19岁那年即咸丰十年（1859年），他还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就根据西太后的旨意与她的妹妹叶赫那拉氏成婚，这样就成为后来慈禧太后的近亲。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病逝承德避暑山庄，11月慈禧挫败肃顺等奉命掌管政治大臣的势力。那时 21岁的奕譞奉命亲自捉拿了肃顺，这是他后来飞黄腾达的基础。26岁，他筹备京城防守。33岁，他由醇郡王晋封为亲王。45岁时，他参与了军机处紧要事件的商议。46岁，他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统统归他节制调遣，还带领禁卫军保卫皇宫。正当壮年的奕譞成了清王朝内有权势的人物。如果他要弄权的话，完全可以作威作福一番的。可是慈禧对奕譞的信任，反而使奕譞变得异常地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他愈亲近慈禧，愈知道慈禧的猜忌任性、不可一世。他不敢安然享受这些权势禄位，所以他曾一再请求辞去他担任的总理海军等职务，但总未获准，而且为了慈禧的需要，反而挪借北洋海军的军费为她修建了北京西郊的避暑胜地 ——颐和园。47岁时，他更被赏坐杏黄肩舆，他一再固辞。甚至有人对他的赞扬奉承，他也以为是有人要陷害他而心存戒备。最能说明这种心理的是1875年，同治皇帝病逝，慈禧让立奕譞的次子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即光绪皇帝。这本来是个“喜讯”，可是奕譞听说后却大惊失色，当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后来他自己说：“臣前日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更，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之间昏迷罔知所措。迨异回家内，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症，实属委顿成废。” 以此遮盖他的失态。慈禧也认为他“情词恳挚，出于至诚”，而没有深究。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慈禧为了维护并巩固她的权威，必然要信任奕譞这样的近支亲属。奕譞也一再用各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让慈禧放心。例如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退省斋”、“九思堂”、“恩波亭”等等，都是表明自己对清室感激涕零，是毫无野心的。我在祖母处，看到一个象牙镇纸，上面刻有我祖父亲笔题词：“闲可养心，退思补过”，就说明了他这种心情。至于慈禧后来派人砍掉我祖父坟上的白果树那件事，那是听信了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我家出了两位皇上（光绪以及后来的溥仪），风水好，“皇”是“白”、“王”两字的重叠，出于女人的嫉忌心，她派人砍掉了祖父坟上的白果树。对慈禧这样的人来说，这种做法符合她的心理状态。但她对我家毕竟还是信任的。我祖父晚年的处境优于一度炙手可热的恭亲王奕欣。这与他一再表示退让、毫无野心的姿态有关。奕譞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谥曰“贤”，称醇贤亲王，这是我家的第一代醇亲王。 我的嫡祖母是叶赫那拉氏，她是慈禧的同胞妹子。“嫡”是说明她在妻妾正庶之分中正室的地位。嫡祖母既是慈禧的胞妹，应该是和慈禧很亲近的，但恰恰不是。嫡祖母为人拘谨，头脑里旧的观念根深蒂固。夏天轻易不到花园里去，怕踩死蚂蚁，罪过。光绪被选进宫去以后，底下还有两个孩子，她心疼孩子，怕孩子得病，不敢让孩子吃饱，节制饮食。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得了营养不良的病。仆人们看见孩子饿得可怜，偷偷地给些吃的，又受到训斥，最后这两个孩子活活饿死了。同治死后，西太后看戏，召我嫡祖母进宫一同看戏，她闭着眼不看。慈禧问她为什么不看戏，嫡祖母说：“国丧不能看戏”，把西太后气哭了，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近人情！她们亲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嫡祖母卒于光绪三十二年。她死后，慈禧亲来吊丧，慈禧吵闹着把家中最值钱的珠宝簪环之类东西都装在棺材里陪葬，这种做法有些类似“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当时祖父已经病故，慈禧的专横无礼使全家惊恐不已。 慈禧既和嫡祖母不和，她还想出个绝招来治我嫡祖母。她赐个宫女给祖父，叫颜扎氏，并封为侧福晋。慈禧赐的宫女，祖父怎敢不要呢？更不能亏待她。颜扎氏长得漂亮，又常被慈禧叫进宫去，她常和嫡祖母作对，使醇亲王府内宅不宁。我们叫嫡祖母为“正祖母”，颜扎氏为“大祖母”。 我的亲祖母是刘佳氏，父亲载沣是她所生。她原是王府中的“侍女”，是汉族，当时满汉不能通婚，纳妾则不在此例。但是也必须走加入满族旗的手续，在汉字姓下加个“佳”字，便算属于满军旗的人了。我祖父有一妻三妾，颜扎氏是第一房，刘佳氏是第二房，李佳氏是第三房。刘佳氏喜爱载沣，也疼爱溥仪和我们兄弟几人。她后来精神失常了，是因为受了慈禧的迫害。首先是为我父亲的婚姻问题生气得了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硬把她的心腹大学士荣禄的女儿指定嫁给我父亲。庚子年四月，我父亲已经和画石桥福宅的姑娘定了亲，那也是慈禧指的婚，后来慈禧忽然变了主意，不顾人家姑娘死活，硬要我父亲娶荣禄的女儿为妻。当时我祖母因为八国联军入侵，正在京西妙高峰的醇贤亲王园寝避难，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几乎昏了过去。兵荒马乱之中，消息传来，说福姑娘已在联军入城后殉了难。那时洋鬼子进城专门糟蹋王爷府的福晋和格格，福姑娘不愿受辱，就自尽了。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很难过，他在日记中写了下面一段《纪事》： 佳丽虚名，夫妻休想。未睹卿容，遽尔永别焉。夫佳偶虚名，心哀原聘。本年七月联军入都之变，传云画石桥福宅姑娘，先奉口口口懿旨指为余之福晋，今已殉难，年方十七岁。惜哉恸乎！和硕醇亲王载沣书。 这段《纪事》很能说明我父亲当时思念福姑娘，不愿意和荣禄女儿结婚的心情。 第二，她的小儿子、我的七叔父载涛被慈禧指定强行过继给嘉庆的第五子和硕惠端亲王绵愉的第六子贝勒衔固山贝子奕谟为嗣，后又下令过继给我祖父的八弟多罗锺端郡王奕洽为嗣。奕谟老夫妇为这事生气得病而死，我的祖母也气出了病。第三，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慈禧又用晴天霹雳的手段，突然地把她最心爱的长孙、我的大哥溥仪接入宫中，继嗣同治兼祧光绪为帝。她实在舍不得，更怕溥仪将来也落得个光绪那样的下场，忧虑焦急，就得了精神病。祖母是在溥仪出宫以后才去世的。她实际上死于乳癌，父亲曾请意大利大夫和法国大夫为她治病，都没有治好。 二 父亲醇亲王载沣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五日，父亲载沣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醇贤亲王府清荫斋西厢房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家自太平湖醇贤亲王府邸移居什刹后海北河沿新修之醇亲王府（通常称做北府）。因为祖父去世，原来的府邸改建为醇贤亲王祠。由于祖父的关系，父亲很早就步入政坛。祖父刚病故，慈禧就下令让父亲载沣继承醇亲王位。这是我家的第二代醇亲王。 父亲19岁那年（光绪二十七年）补授内大臣、阅兵大臣。那年正是庚子事变之后，因为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案，清朝政府要派亲王作专使去德国道歉，慈禧选中我父亲。父亲带领参赞大臣张翼、荫昌等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瑞士到达德国。德国本打算让我父亲见德皇时行中国式的跪拜礼，由于父亲不答应，经多方交涉算是没有再度丢脸。在见到德皇和在德国参观后回到北京。这件事使慈禧觉得父亲办事有能力，更加重用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被授命为军机大臣。同年十月在慈禧、光绪相继病危的情况下，我大哥溥仪被送进宫教养。十月二十二日慈禧临终前下令立溥仪为皇帝，父亲为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负责裁定。 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再加上庆亲王奕劻在当时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利用下，使袁世凯逐渐得到实际权力。还有个说法，说是光绪临死前曾给摄政王留下遗诏，要求杀死袁世凯。我虽然没有听我父亲口述过，但我父亲不满意袁世凯，则是真的。所以在他当上摄政王后，曾以回家养足疾为名黜退了袁世凯，可是到武昌起义时又只好起用他。袁世凯出山后也不买我父亲的帐，使父亲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们小时候也都痛恨袁世凯，看到袁世凯的相片，就用手剜去其眼睛。但我母亲由于荣禄和袁的关系，曾反对我们这样的恶作剧。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父亲立即主动放弃了摄政王的地位，回家以后反而高兴地对家人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说罢轻轻抱起了我。当时母亲被他那种轻松的神气气得哭了一场，父亲倒是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生活。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来北京，要见我父亲。父亲有些紧张。孙中山先生不是说过要“驱除鞑虏”吗？这“鞑虏”不就是满族吗？父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家里接待了孙中山先生。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你拥护共和，这很好呀！虽然你是摄政王，但将来在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大家庭里，你还是有前途的。” 我父亲说：“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孙中山先生赠给父亲他亲笔签名的照片。父亲非常感动。父亲想回拜孙中山先生，被袁世凯阻止了。袁世凯对父亲不放心。 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甚至还喜欢学点天文学。夏季夜晚，他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薰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我后来喜欢读书，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父亲生前坚持不参预伪满洲国事，只是短时间去看望过溥仪两三次。他曾表示不同意溥仪当伪满皇帝，因为溥仪不听，气得哭了一场。溥仪想把父亲留在东北，他用装病等方法坚持回到北京。他于1951年2月3日病逝，终年68岁。解放后他将“北府”出售给国家，并将家中文物书籍捐赠给北京大学。在50年代还带头认购胜利折实公债，这些都是他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 母亲瓜尔佳氏，名幼兰，是荣禄的女儿。她是慈禧指定与父亲结婚的。父亲明知袁世凯通过荣禄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他对荣禄实在没有好感。不过慈禧指令他非和荣禄的女儿成亲不可，他无法抗拒，所以后来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不深厚。 民国以后，父亲不当摄政王了。我们仍住在北府。父亲本来是个淡泊的人，早晨起来向祖母请过安后，就到宝翰堂书房去洗脸吃早点，然后看书写字。中午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后，又到他的书房里继续看书。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回到内宅和母亲一起吃晚饭，饭后又到祖母处问晚安。然后他们夫妻俩说些闲话，结束一天的生活。在辛亥革命前，溥仪是继承同治兼祧光绪的清朝末代皇帝，是和醇亲王家的父母兄妹不能见面的。在革命以后，溥仪仍然过着“关门天子”的特殊生活，醇亲王府的人却有了进宫去探望的可能。于是我母亲经常在溥仪的四位继母——同治妃敬懿、庄和、荣惠和光绪妃端康（即瑾妃）的命令下进宫去探亲。这几位宫中、府中的妇女凑在一起，无非表示一些对民国的不满，留恋清朝的旧思想而已。母亲还认得一些荣禄过去的老部下，如在北京步军统领衙门做事的袁得亮之类，经常托这些人打听些社会情况，或请他们办些事，着实被他们骗去了些钱，我就知道母亲曾请这些人置了一些地契，买来一看，差不多都是假的。 母亲和端康太妃堪称莫逆之交。由端康做媒，我在17岁时和她的侄女唐怡莹结了婚。由于感情不合，使我的青年生活非常痛苦。端康也想请我母亲通过袁得亮与社会上的军阀官僚来往，她赠送出去的一些礼物也都被袁得亮之类骗走了。隆裕太后病故后，在故宫后院的小朝廷里，端康想效法当年慈禧太后控制光绪皇帝那样把溥仪抓在手心里。她对溥仪的管教十分严厉。溥仪不服。有一次太监给溥仪置了一套民国将领穿的大礼服，帽子上还有个像白鸡毛掸子似的翎子，还有军刀和皮带。溥仪穿后洋洋得意地照了像。端康知道后，责打了买礼服的太监，还罚他们去当苦役。溥仪为此事非常恼恨。过了不久，端康辞退了太医院的大夫范一梅，溥仪受到身边老师以及太监们的鼓动，就去找端康大闹：“你为什么辞掉范一梅？我是不是皇帝？谁说了话算数？”端康没有想到溥仪会反抗她，气得脸色发白，就把我的祖母、父亲和母亲都找了去，不依不饶。家里只好让溥仪向端康赔了不是。为这件事，母亲觉得自尊心受到损害，从宫里回去，就吞鸦片自杀了。我还记得她吞鸦片后，在府内各处走走，巡视了一遍，两眼发直，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哥哥是大清皇帝。你要帮助你哥哥恢复祖业，别像你阿玛那样没有出息。”说完不久，药性发作，就死了。 [book_title]二、金黄色的童年 我父亲一共有4个儿子、7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3岁殇）、四子溥任。长女韫媖（已故）、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已故）、七女韫欢。我在15岁时一直奉命陪同溥仪在毓庆宫读书，直到溥仪结婚为止。 我的童年生活跟普通儿童不一样，处身王府之中，后来又陪溥仪读书，出入宫廷，既很孤独，又有一些独特的趣事，姑名之为“金黄色”的童年生活。 放生 我的童年生活刻板孤独。每天早晨到祖母、父亲、母亲那里去请安，说几句话，如“今天天气真好”，呆几分钟就走，等于客人一样，没有家人那种亲切的味道。我看我父亲、母亲对我祖母也是这样客客气气的。 童年生活中也有些乐事，如“放生”。我们家以及宫中都行“放生”，即把活的鸟儿放归自然，以此取乐。主人生日逢整数的时候，祝寿是要“放生” 的，尤其宫中更讲究这一点。先做好一只寿桃，把寿桃掰开时，会出现“万寿无疆”四个字的字条，同时飞出一只鸟儿，飞向天际，自由飞翔，大家拍手欢笑，这叫 “放生”。我祖母40岁生日的时候，北府唱戏，为她祝寿，同时放出一批鸟。不想这批鸟关的时间太长，都不会飞了，放出去后都倒在地上扑腾。我一见，就跺脚说：“死了！死了！”立刻被母亲训斥一顿：“小孩子怎么尽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 放生是件乐事，更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会亲了。 四 会亲 溥仪是3岁送进宫的。进宫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他。10岁的时候，我的祖母、母亲带着我和长妹进宫去“会亲”，我才看见了溥仪哥哥。“会亲”，本来是指皇后以下宫眷的亲属被召入宫中会见亲人而言。对皇帝来说，无所谓会亲，因为清朝历代皇帝，差不多都是父死子继，不可能在宫廷外面还有直系亲属。清朝光绪皇帝，虽由醇王府入宫，以弟继兄当了皇帝，但当时的慈安、慈禧两个太后便成了抚育他成长的母亲，他的真正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倒反而不能看见他。所以光绪皇帝一进宫门，就是他们母子间的生离死别。但是溥仪入宫，却允许我们进宫去会亲。这是因为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被民国政府所代替，溥仪已经逊位，可以不按照过去的老规矩办事了。同时当时在宫中担任母育责任的有敬懿、庄和、荣惠、端康四位太妃。她们都愿意拉拢溥仪，以便提高她们在当时苟延残喘的小朝廷中的地位。敬懿太妃住在太极殿，溥仪住在长春宫，二人相距最近。敬懿很想利用这种便利条件接近溥仪，从而也提高她在其他三宫中的威望，所以她提出要接我的祖母、母亲、我和长妹韫媖进宫去看望溥仪。消息传来，因为事出突然，全家乱成一团。祖母紧张地和母亲说：“这回可真见着他（指溥仪）了。”说着眼圈就红了起来。我母亲虽不像祖母那样紧张，但也显得很忙乱。他让我和长妹到廊外去恭迎“天使”到来，她们自己则在屋内鹄候着。少顷“天使”在我家首领太监牛祥的陪同下，一本正经地走进来了。我定睛一看，不觉愕然，原来这位“天使”就是过去侍候过我的贴身小太监刘得顺（这时改名刘三顺）。只见他头戴金顶，身穿袍靴，慢腾腾地走进了我祖母所住的“信果堂”，神气十足地站在堂屋中央的方桌东侧。我祖母赶紧领着我们兄妹，先对着方桌望空向太妃请安，然后又半向左转退到桌子西侧依次而立。 这时，刘得顺才煞有介事地传达敬懿太妃的谕旨：“主子问老福晋、福晋好，传老福晋、福晋带着溥杰阿哥、韫媖格格于某日某时进宫会亲！”说罢又将敬懿赐给我们的礼物都摆在桌上，如成匹的绸缎、玉佩、荷包等物。我们又向北望空叩了三个头谢恩。这时刘得顺才恢复他从前在我家的太监身分，向我们这些人依次跪地请安。因为这样的会亲尚属初次，他又向我们详细地交代了一番注意事项：如进宫可带几个妈妈、几名太监、住多少天，还告诉我们太妃准备赐给我花翎，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等等。讲完了，他向我们逐个请安，告辞而出。我们兄妹俩仍把他送到南廊尽头，才算完成了这个迎接“天使”的礼仪。 刘得顺走后，我们整整忙碌了两三天，然后按指定的时日出府进宫。 那天出发时，我祖母、母亲每人乘了一顶8人抬的大轿，我和长妹分别与看妈坐在两辆震得脑袋发疼的大轿车内，跟在后面。祖母、母亲都梳两把头（旗人妇女发式），身穿蟒袍，胸挂朝珠；我穿戴上红顶官帽、蓝袍青褂和小黑缎官靴；妹妹虽无官服，也穿上满身锦绣的旗袍和坎肩。一行人在太监和王府人员的前呼后拥下，来到神武门。这时除轿车仍可继续前进外，所有跟随的人员都须下马步行；及至到了划分外廷与内廷界限的苍震门，王府一般人员便不能继续前进了，只许妈妈、太监继续跟着。此时，我们都换乘了由宫中太监所抬的二人肩舆，所有照料等事情也由太妃派来的太监接过来；王府跟来的妈妈、太监只能跟在后面。我们坐着肩舆经过御花园、太极殿来到长春宫，都到西配殿等候召见。 我们刚坐下来休息，刘得顺就对我母亲说：少时太妃宣布赏赐我花翎时，我要“碰头谢恩”，他问我会不会碰头？我大声回答说：“我不会碰头，可是翎子我已经带来了。”刘得顺连忙笑着拦阻我说：“二爷，您先别嚷，翎子还没有赏给您呢？”我母亲也笑了，同时瞪了我一眼。刘得顺就教给我：听到太妃赏戴花翎时，我要马上跪下，摘下官帽放在右膝的右前方，再把脑门接触地面三次，然后戴上帽子再叩三个头，这就叫“碰头谢恩”。我记在心里。 我们在西配殿里坐了一会儿，太监就来召唤，说敬懿太妃要接见我们了。我们便跟着进入体元殿。南窗炕上坐着一个头戴比丘帽，身穿古色古香长袍的老太太，想必那就是敬懿太妃了。我们向她叩了三个头请安，并呈上贡物（八盒点心）。太妃和蔼地说了一声：“你们辛苦了。”一个太监取出一个小方盘来，里面放着玉佩和绿玉戒指，那是她送给我们的礼物。太监把戒指递给祖母和母亲，又将玉佩挂在我兄妹襟前的第二个钮扣上。我们又叩了三个头谢恩。太妃这才说：“坐下吧！”我们才分别坐在临时摆下的四个椅子上。太妃就和祖母、母亲开始谈话，说些一般的客套话。只是祖母一提到溥仪，就流泪不止，她确实想念她心爱的孙子。溥仪进宫已经7年了，她一直没有见过呀！ 谈了些时候，太妃说：“皇帝请安来了，老福晋下去歇歇去吧！”于是太监又把我们领到刚才歇息的地方，所有在旁侍立的宫女也忙退了出来。太妃之所以让我们离开，是因为溥仪虽然是我母亲的亲儿子，可他毕竟是个皇帝，不能在太妃面前向祖母行“家礼”，只有退出去后，才能让我们一家人方便地说话行礼。我们在西配殿里等了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太监即把我们领到院中。这时，只见体元殿的后宫门一开，一大群太监簇拥着一个和我差不多岁数的小孩子走了出来，这就是溥仪。他只比我大一岁多。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一个太监放下一块黄色拜垫，溥仪就跪下给祖母、母亲各请了一个跪安。这时，祖母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母亲则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溥仪站起来后也显得很拘束。专门照顾溥仪生活的大总管太监张谦和打破了僵局，他笑着对祖母、母亲说：“奴才万岁爷（意思是奴才的万岁爷）平常老惦记着老福晋和福晋，多少年不见，有些认生了。过一两天熟了，就好了。”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大家一道来到长春宫西配殿。祖母、母亲和溥仪面对面坐着，我和长妹规规矩矩地侍立在一旁。我们就这样地随便谈了不到十分钟，这个别离7年才相逢的重要时刻就结束了。 我在那次见到溥仪以前，虽然知道有这样一个哥哥，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当了皇帝了，在我的想像中应该是一个头戴冠冕、身穿大袖黄袍、五绺长髯的老头儿，但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小孩子。我感到意外，也感到新奇。等到我们进宫后的第一次见面结束后，溥仪就来问我： “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我说：“我们会玩儿捉迷藏。”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了。”溥仪说着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经常去的养心殿，就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了。我们干脆把养心殿的窗帘全部都挡上，整个屋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哥哥合伙吓唬妹妹。玩得可痛快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记下了那次玩捉迷藏的游戏。游玩中间，他忽然发现了我的衣袖里也是黄色的，就发起脾气来，因为黄色是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他一发脾气，我也吓坏了，马上恢复了君臣之间的界限。我和溥仪，名为兄弟，实际上是君臣，我叫他 “皇上”（背后也是这样称呼的），他叫我“溥杰”。在北京、天津、伪满时代，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来到苏联，都是这样叫的。经过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改造，我才叫他“哥哥”，他也叫我“弟弟”。这种情况，别人听了是很难想像的吧！ 吃饭的时刻到了，太妃又把我们叫到体元殿内。有一个太监跪在地上对太妃说：“老爷子进吃的！”这是说溥仪该吃饭了。于是许多穿蓝袍子的太监在殿中的堂屋里摆下两张餐桌，又接上一个长腿方桌，然后把覆有银盖的碗盘一个个摆到桌上；桌上东头摆了一个雕木食座，这是太妃坐的；沿着餐桌的两边各放了两把椅子，这是我们坐的。然后摆饭的太监高喊了一声“碗盖”，其他太监很快的把碗盘上的银盖全部取了下来，放在一个空提盒内由太监提走。霎时间各种菜肴的香味汇集起来，空气中飘散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诱人的酒肉味儿。这种丰盛的山珍海味展示的场面远超过醇亲王府过年过节的场面，我们都有叹为观止的感觉。这时，太监又跪在地上回禀： “吃的摆齐了。” 太妃这才坐到她的雕木宝座上。太监又对我祖母说：“赐你同桌！”于是我们四人又向太妃跪下叩了三个头，谢“同桌”之恩。太妃说：“往后‘同桌’，就不必谢恩了。”我们这才坐下吃饭。刘得顺不断地给我们夹菜，我们面前的小盘很快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我们小心翼翼地吃着。饭前，祖母、母亲早就交代过，不要狼吞虎咽，好像一辈子没有吃过似的，太丢人！ 大家正在吃饭之际，忽见一个头戴银白顶的太监进来跪在地上，用朗朗的声音向太妃报告说： “奴才万岁爷进（即吃了）了一碗金银米、半个馒头、一碗玉米粥……，进得香（即吃得好）。” 因为溥仪吃饭是不与我们同桌的，他单有用餐的屋子，所以每次用膳后，必须有两个带班的太监轮流到四位太妃处报告，以便太妃们能够及时了解他饮食的情况，以便加以指点，尽到母亲哺育的责任。 吃完饭后，我们就退到殿中两端的屏风后面，有太监端来漱口盂、热手巾把，让我们漱口、擦手；并且还捧上一只小银盆，里面装着盐渍槟榔、豆蔲等食品，供我们饭后含在口内助消化用。 太妃吃罢饭后也要漱口、擦手，不过她自己进行，不让别人看见。她坐在东边南炕上，宫女、太监们将她的嗽口盂、牙刷等物端上去后就纷纷退了出来，因为太妃安了假牙，她不愿意别人看见她刷假牙。太监还悄悄地关照我们兄妹，不要去看太妃刷假牙。我有些好奇，心想牙怎么会有假的呢？真想去看一看，可我不敢，我还是没有看成。 进宫的第二天，我们照例坐上肩舆给其他三位太妃去请安，也照例要有“进奉”（四盒点心或水果）和“回赏”（衣料、古玩等等）；每处至多耽上二十多分钟，太妃们说一声：“你们休息去吧！”我们就告辞了。 我们在宫里住了好几天。这几天，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梳洗完后吃早点。早点是每人一大盘烧饼、一大盘甜油果和咸油果（油条）；菜有酱肉、熏鸡、香肠、小肚和各种酱菜；还有糖莲子、百合汤等甜食和热汤面条。吃完早餐，换上衣服到我母亲的房间请早安；等她梳洗完后，我们再一道去祖母处，请早安；等祖母装扮好后，我们又一道到太妃处请安。这样一系列的请安完毕后，大约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刻了。吃午饭仍然与太妃同桌，饭后就陪着太妃到殿中或御花园中散步。所谓殿中散步，就是太妃由宫女、太监左右两边陪着和祖母、母亲在她居住的殿中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地来回溜达着，边走边谈，有时也坐下闲谈。当她们在殿中散步时，我和长妹就被太监带到殿中西侧屏风的后面去听唱片。唱片无非是谭鑫培的《定军山》一类。这样到了下午3点多钟，散步也该结束了，太监捧上果盒，里边有干鲜果品、蜜饯、糕点等食物。我们陪太妃吃罢果盒就开始午睡。到下午5点多钟，溥仪来访。这是我们一天最快活的时候。他在祖母处谈了十几分钟的话，就带我们兄妹到养心殿去玩儿。在那儿，我们虽然也请安、叩头，但我们毕竟是孩子，一玩起来，就把祖母订的规矩全置诸脑后不顾，有说有笑，玩得挺起劲。我们玩够了，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吃晚饭是与溥仪“同桌”吃饭。吃完饭大约是8点多钟。这时候大总管张谦和或者溥仪的看妈李妈、张妈，乳母王二嫫来催我们回去。溥仪照例说一声：“休息去吧！”我们就由太妃派来的太监领回到她那儿。这时太妃多半还在和祖母等说闲话，有的太监为了助兴，表演一些小节目，如学杨小楼《水帘洞》中的猴儿，出个洋相，逗大家一乐。一直到九、十点钟，太妃说：“你们休息去吧！”大家才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这样的生活过了好几天。“会亲”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出宫回府了。祖母、母亲领着我们到各宫太妃处去辞行。这时，我们不再“进奉”，但赏赐还是有的。一次“会亲”下来，总计大人每人得到四件衣料、二百两白银；小孩每人得到二件衣料、一百两白银；此外还有不少古玩玉器。随来的看妈、太监，每人也有几两银子的赏钱。当然，我们对于宫内的太监、宫女、妈妈也要照赏不误，但总的说来，我们得到的东西要超过赏出的东西。 离别的时刻到来了。溥仪来和祖母、母亲告别，祖母伤心地掉泪，母亲也有些难受。祖母和母亲早就嘱咐过我们：“临别必须垂涕”，但我兄妹俩没有这种伤心的感觉，哭不出来，只好用手指蘸着唾沫去抹眼角，不料被母亲看见了，回家以后，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敬懿太妃出于拉拢我们的目的，发起这次“会亲”，为此她受到端康太妃的攻击。端康甚至还嘲笑我们不该和敬懿来往。但到我13岁的时候，端康太妃忽然也派人来宣我们进宫会亲了。母亲觉得很奇怪，她对我祖母说：“这真是冷锅里冒热气了。”我们不能不去会亲，而且会亲能够看到溥仪，这也是祖母和母亲所乐意的。当我们应端康之邀去会亲时，照例也去拜会敬懿。敬懿不高兴地说：“在哪里都一样。”以后她就不怎么召我们去会亲了。相反，端康召我们会亲的次数却多了起来。诚如我母亲所言，确是“冷锅里冒了热气”，她对我们的饮食供应等都超过了敬懿太妃。她还表示要认我三妹韫颖为义女，每天派专人送我家两笼饭菜。她知道我好收藏鼻烟壶，也经常赏赐我鼻烟壶。后来，她以我祖母年纪大为理由，不让我祖母参加会亲，只让我母亲单独去，还允许带上我和我的三个同母生的妹妹。从此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天天好起来，甚至连她的大总管刘承平和我母亲的亲信太监张金也打得火热。后来我知道他们是通过这两个太监的来往，利用原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袁得亮，竟和奉系的一些人勾结起来，想借用奉系的力量来搞复辟，以便自己独占“母权”。溥仪一旦重登宝座，她就是“太后”。我当时年幼，不知道她们勾结的具体情况，但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如从张金同我母亲的谈话中，经常听到“奉天”、“张作霖”的名字，我母亲也经常同端康密谈到深夜。有一次，听说奉系于冲汉的儿子于静远，还曾悄悄地到宫中来过，由刘承平负责接待，并在刘的住所吃到了端康赏的丰盛佳肴，临走时端康还有赏赐。端康从前当光绪帝的瑾妃时，默默无闻，不想到了晚年，清朝已经土崩瓦解的情况下，却想重温慈禧的旧梦，挟持溥仪再当“太后”，更梦想依靠军阀重新复辟清朝。当溥仪不受她的挟持，公开顶撞她，她送给军阀活动的礼物又被中间人骗走以后，她迁怒于我的母亲，竟导致我母亲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五 伴溥仪读书 童年是要读书的。我和妹妹、弟弟们读书的地方是北府的“任真堂”。我从8岁起，直到17岁为止，每天上午从8时到正午，下午从1时到4时，都是读书的时间。我从15岁到18岁，每天上午还要到紫禁城的毓庆宫伴大哥溥仪读书。伴皇帝读书主要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读完之后，又读了些《通鉴辑览》、《大学衍义》等书。和我一起伴读的有毓崇。毓崇在伴溥仪读汉文之前，也伴读过满文。溥佳是专伴溥仪读英文。溥仪的汉文老师是极有名的，像陈宝琛、朱益藩等。伊克坦则专教满文。庄士敦教溥仪英语。伴读是个“荣誉”的差使，有酬赏，还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上下班。 溥仪很贪玩，学习不太用心。我的学习，平心而论还是比较用功的。但这是在家里学来的。府中的汉文老师是由陈宝琛介绍来的老夫子赵世骏。赵老师是江西人，一直没有做过官，民国以后在国史馆里工作。第一天见到他时，父亲特别关照我们这位老师是陈老师推荐来的，你们要好好地跟他读书。那一天我们都换了全身新的衣服鞋帽，诚惶诚恐地跟着父亲去见老师。只见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已在书房里等着。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分宾主坐下。我们站在父亲的身后。父亲很恭敬地说了一番希望老师对学生严加管教的话。赵老师也客气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等语。接着就开始了拜师典礼。我和我的妹妹依次跪在蓝布棉方垫上向老师叩了三个头。老师则在旁跪还礼，然后就向孔圣人的牌位叩了三个头。老师第一次只把《三字经》的第一页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四句话教我们念了一遍，这算完成了开学典礼。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到任真堂去读书。放学后，每天都要向父亲、母亲、祖母汇报读书的情况，让他们检查学习成绩。我的四书五经、做诗、做文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对我后来，确是受用无穷的。 还要说一下的，就是我向赵老师学习书法的情况。赵老师起初让我们描红模子，然后写仿和跳格，最后则是让我们临帖。一开始是让我临摹欧阳洵的《九成宫》，然后又摹写虞世南的《庙堂碑》，但我不喜欢欧字体，我最喜欢赵老师所写的褚字。但是他不让我去写，可我还是受了褚遂良的很大影响，于是就写成了我现在所写的字体。有人说我写的是这个体，那个体，我说什么也不是。 乘势挥毫异画眉， 标奇哗众候谁欺。 腕头气力刚浑洒， 纸上临摹守破离。 心正自然酣笔韵， 形拘只得趁丰姿。 百川汇海良佳喻， 依样葫芦匪我思。 这是我近年来写的《用笔偶得》七律诗，用以说明我对我自己字体的理解。 赵世骏老师是在抗战前夕于北京逝世的。 六 奇异的红纸包 毓庆宫伴读两年多，经常要陪着大哥溥仪溜溜逛逛。年轻人嘛！坐不惯书房的硬座椅，温习上课一段后，就常到各处闲溜，散散心。皇宫地方大，也有很多平时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有一天，我们来到养心殿西厢佛殿内，忽然发现在佛龛的里面放着一个红纸包。这下子触动了我们的好奇心，就爬上去取下了那个红纸包，只见纸包上面写着：“谁要打开看了，谁就不是我的子孙。”我们知道这是从前的乾隆皇帝祖先留下的字迹，尽管这是告诫我们不要拿出来看，但还是敌不过我们的好奇心情。我俩就一齐跪在地上向佛龛叩了三个头之后，才战战兢兢地打开了这个红纸包。原来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遗诏。原因是因为当初雍正皇帝在世时为了争夺帝位，曾经残杀过自己的兄弟。乾隆则是为了替雍正遮掩过去的一切，于是就写就了替父亲（雍正）忏悔的字样，并把它放在佛龛里。这是一种从心里向神佛祈祷说的话，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又谁知道在经历120年之后，却让我们哥儿俩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来我曾谈起这桩事情，于是就流传出种种画蛇添足的流言蜚语来。例如康熙曾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之类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对雍正登基一事有怀疑而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谎言。说康熙原想把王位传给十四子，是四子胤祯篡改成“于四子”登了基。请想一想“传位”这样的大事怎能不用满文来写诏书呢？而把“十四子”改成“四子”一事，不问而知这是人们编造的故事。我和溥仪发现龛内的红纸包，就可以明白看出是由于乾隆怀着替父赎罪的心情才来写的，并写上了“子孙不得打开”的字样。 七 滋长了恢复帝业的幻想 在我们兄弟的童年生活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家天下”的产物。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很早就已经酝酿着恢复祖宗帝业、复辟大清之类的反动想法。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被推翻，但在“清室优待条件”的护符下，我们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但溥仪仍然做着“关上门作皇帝”的美梦，在醇亲王府的大门里，人们还在留恋过去，不满现实，幻想着将来。例如对“太汗老佛爷”——努尔哈赤怎样以“七副遗甲起家”，康熙怎样亲征准噶尔，乾隆怎样三度“南巡”，同治怎样“中兴”，甚至对西太后的日常生活之类的话题，谈起来还是津津有味，听者眉飞色舞。说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或袁世凯等话题便会垂头丧气甚至咬牙切齿。我们总觉得清王室列祖列宗深仁厚泽，人心思归，清朝不该就这样灭亡了，将来还有好起来的一天，等待着“否极泰来”。 我所受的教育更是一种封建礼教的反动教育。我的家塾老师赵世骏先生，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先生，都以“不食周粟”自命，是以至死不剪发辫为荣的忠于清室的顽固人物。他们善于假孔孟之道，结合帝王将相的反动历史观来颂扬清王朝的统治，同时还利用北洋军阀的黑暗面以攻击辛亥革命，嘲骂孙中山先生及一切新事物。记得我在10岁的时候，赵老师给我讲到《大学》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段时，便联系到“清室逊政”和军阀的混战，慨叹道：“变法图强就是维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我国就因‘群龙无首’，所以内忧外患才相逼而来……”我就问：“如果拿现在的军队和外国打仗，绝对赢不了么？”他沉痛地说：“你不要看同室操戈闹得火热，一碰到列强，能支持十分钟就是好的！”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使我觉得中国是没有救了，要富强必须靠外国帮助。我的父亲载沣有一次也对我说：“清朝现在是完了，过去英国并吞印度，印度王公在社会上还有地位，可我们现在怎样呢？”我听了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还不如印度，因为没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后来我陪溥仪在毓庆宫读书，陈宝琛老师在教《御批通鉴辑览》讲到少康的八旬老臣靡奔有鬲氏借外援中兴夏王朝的那一段时，也意味深长地说：“臣就是皇上的臣靡。”诸如此类的熏陶教育，都使我滋长了一种要振兴清室必须借助外援的思想。虽然身处王府之中，却遥想着：将来靠哪个国家来帮助我恢复帝业呢？ [book_title]三、想往辽阔灿烂的世界 八 向往辽阔灿烂的世界 在溥仪的老师中，英国人庄士敦应是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 1919年3月4日，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来到毓庆宫。他是由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推荐，经过徐世昌总统向英国公使馆交涉，正式聘来当溥仪的老师的。他来亚洲已经20多年，当过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熟悉中国的历史和各地风土人情，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庄士敦来到溥仪身边之后，使得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学会了穿西服，剪辫子，戴手表，养狼狗，说英语。更重要的是他向往着紫禁城外那个辽阔灿烂的世界。他想到庄师傅那个国度去，到牛津大学去读书，开扩自己的眼界。到了那里，他可以通电发表声明，辞去民国的“优待”，不再寄人篱下了，也可以放开手实现自己恢复清室的宿愿了。 对我来说，我是伴读，我和溥仪的思想一样，想到外国去看看。紫禁城的生活太刻板、太单调了。我也想到英国去。英国人彬彬有礼，有“绅士”风度，从庄士敦先生身上就能看得出来。英国人肚量大，虽然并吞了印度，但印度的公侯依然存在，凭这一点，就足够我学习的。到外国去读书是要花钱的，没有钱怎么办？就往外拿东西。我每天上午进宫伴读，下午回家就带走一包东西，名义是皇上赏给我的。字画古籍，什么珍奇的都有，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欧阳询、米芾、赵孟頫的真迹等等。因为我喜欢写字，还记得一些字帖的名字，其他文物我还没有鉴赏能力，只是往家拿。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一共拿出书画精品 2000多件，里面有手卷200多件，卷轴和册页200多件。这些文物都交给我父亲，由我父亲交给七叔载涛，带到他在天津英租界新置的房子里。后来在天津卖掉了几十件，大部分又带到伪满。最后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民国13年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查点毓庆宫财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溥杰赐品目录”，说赏给溥杰的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是一点不假的。现在有人说我有些鉴别文物的能力，就是通过这一阶段偷运文物的活动养成的。其实那时只是拣好的挑，也谈不到“鉴赏”二字。 等到把东西运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和溥仪就要商量具体出走的计划了。到哪里去？当然到庄士敦师傅的国家英国去。这事情要保密，父亲、溥仪的四个太妃、朝廷内务府大小官员以及身边的太监都是要对他们严守秘密的，绝对不能走漏风声，具体的走法甚至对庄士敦师傅也要暂时保密。 我们兄弟俩商量好，通过当时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国欧登科的帮助秘密出走。为什么要托欧登科呢？当时有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就是这个荷兰公使欧登科派人把张勋从讨逆军的包围之中拉上汽车救出来的。荷兰又是个君主国家，他会支持我们这种被推翻了的小朝廷的。于是决定由我去找欧登科商谈。我本不认识欧登科，但不揣冒昧地找到了他，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他帮助我们出走，送我们到英国去留学。欧登科爽朗地答应了。他还帮我们研究了具体的办法。定好日期，他派一辆汽车到神武门外等待，只要我们一走出神武门，坐上他的汽车，就可以把我们送到荷兰公使馆，再辗转送到英国去。这个欧登科答应为我们守口如瓶，可是他却把我去找他要求出走的经过写信告诉了庄士敦。庄士敦拿着这封信去找溥仪。溥仪一看庄师傅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就原原本本地把想到英国去留学之事告诉了他。庄士敦听后没有什么反响，只是笼统地说如果你们到了荷兰大使馆，到英国求学之事他可以助一臂之力。看来还是英国人聪明，他知道溥仪如果真的出走，英国与中华民国面上不好交代，他不能作出具体的支持。 我们定的出走的时间是民国12年（1923年）2月25日。走的那天溥仪想的太简单了，以为给几个钱买通宫里的太监就可以放行了。没想到太监报告了内务府，我们还没有走出养心殿，紫禁城里已经处于戒严状态。出走的计划失败了。 我们没有走到那辽阔灿烂的世界去。英国去不成，想别的办法吧！美国也是可以的，美国商人气息浓厚些，但他在中国“没有租界”，用九国公约“救中国免于瓜分”，也是个“堂堂大国”，可以到美国去。日本虽然阴险狡诈，但也是个君主制度国家，纵然比不上英美，但“明治维新”是我所向往的。实在没有地方去，日本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正好这时日本积极拉拢我们，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投靠日本的丑事。 [book_title]四、日本留学 九 东北之行失败而归 民国13年（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仓皇出宫，住在北府。他在罗振玉等人的安排下，先是住进了德国医院，后来住到日本使馆。民国14年（1925年）2月23日，溥仪和日本公使夫妇告别，坐火车来到天津，住在张园。之后他多方面接见各种政治力量，力图复辟。最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于1932年潜往东北，尔后又建立了伪满洲国。在这期间，我随父亲经常去天津，也常和溥仪在一起。 我17岁和唐怡莹结婚成家。我自己在社会上的活动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庄士敦已回英国，和我来往的外国朋友中美国人多一些，我认为他们尊重我们这些前清贵族，其“重视”程度不亚于英国人。和我经常往来的美国人有美国公使馆的上尉武官康士丹、给慈禧画过像的柯尔老姑娘、能唱昆曲《琴挑》的何斯太太、中美通讯社的克德益等。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到北京饭店跳舞。 和我来往的日本人有和肃王府有密切关系的小平、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夫妻、能说中国话的池部参赞。 中国人的朋友中有青年外交家顾维钧、提倡新文学的胡适。此外，还有一些如标榜不吃军阀而甘心给外国人做事的陈贯一、社交老前辈的唐在礼太太、被誉为开明贵族的豫亲王太福晋等。他们常常带给我一些“新鲜空气”，我觉得他们比身边的那些王公贵族、遗老遗少要好。那些王公贵族们虽然不只一次地向我灌输复辟思想，但他们本人只会摆“皇族”架子，没有什么本领，吃喝玩乐，坐吃山空，走下坡路，有的已穷到靠典当过日子，有的甚至去拉洋车。他们没有什么出息，要靠他们来复辟清朝、恢复帝制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在这些“新派”的朋友中间物色力量，寻找复辟清朝的新途径。 1926年正当我20岁的时候，由陈贯一夫妻介绍，我在北京饭店的舞场中认识了张学良。这在我一生中是件大事。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这位青年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都引起我的注意。他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我已经认识到我真要恢复过去的家世地位，光凭空想是没有用的，还得掌握枪杆子。北洋军阀所以操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之权是由于他们有武装。我几次三番向张学良表示了这种“投笔从戎”的愿望。张学良招待我赴南口参观打退冯玉祥军队的“战绩”，我也引以为莫大的荣幸。1927年张学良赴河南指挥作战，我经常去信慰问他，还表示了想到前线去看望他。张学良了解我的心思，就对我说：“你既然想当个军人，可以投考讲武堂，我负责让你进去！”说完，他又翻开西服上衣，指着挂在内兜上的一个徽章对我说：“这是‘同泽俱乐部’的徽章，在奉天看戏、看电影都不用花钱。”这使我更向往去当一名军人。 1927年奉军因受到北伐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军队的四面围攻，决定撤退到关外。张学良给我打来了电话，劝我可偕全家暂赴天津外国租号躲避。他说：“冯玉祥来了，你们是很危险的。”我想，是的，当初不是冯玉祥逼着溥仪退出故宫的吗？我更想到我当军人的那件事。我在电话中气急败坏地对张学良说： “你走了，我上讲武堂的事可怎么办呢？”张学良不耐烦地说：“你的事好办。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的二太太的家里，等有机会到奉天来就是了。”于是我就吓唬着我的父亲非要去天津躲避一阵不可。我们全家就搭乘着奉军撤退的兵车，来到了天津。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住在英租界溥仪的一所房子里。我和当时的妻子唐怡莹住在张学良的姨太太谷瑞玉的家中。住了几个月之后，谷瑞玉要回奉天，我就想和谷一起到奉天去，以实践到讲武堂学习的宿愿。我在唐怡莹的怂恿下，给父亲载沣、哥哥溥仪各留下一封信，就和谷瑞玉一起登上日本货船——天潮丸到大连去了。船到大连，有一名日本翻译中岛比多吉带着四五名日本警察登船检查。他们一看到我，就问：“您是从天津来的溥仪前皇帝的弟弟么？”我知道不能隐瞒，只得说“是”。中岛说：“请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馆歇一歇吧？”这时谷瑞玉和她带来的“日本通”周培炳都惊慌失色，不知道我要出什么问题，就对我说：“今天晚上，我们也都到星浦去吧！”当时我在日本警察的挟持下只好登上小汽船来到星浦旅馆。在那里，中岛掏出一封电报给我看，电报大意是说前皇帝的弟弟溥杰到大连后望妥为监视，暂在大连安排居住，有人会去接回。原来我父亲和溥仪接到我的信后就托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电请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署将我扣留软禁起来，等待天津派人来接。 当晚，谷瑞玉和周培炳等来到星浦大和旅馆来看望我，和我共进晚餐，都劝我不要着急，他们回到奉天之后一定为我想办法。我将信将疑，我知道张学良对日本又恨又怕，不一定能从日本人手里把我救出来。我在大和旅馆住了十几天，每天都有会说中国话的日本警察来监视我，也领我参观了海产馆等地。最后接我的人来了，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徐勤之子徐良（后来在汪伪政权中当了汉奸）。他见了我，先恭维一番，结论是：“何必给张学良当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有多好！”于是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天津。 回来以后，溥仪见了我也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作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这时正是东陵盗宝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溥仪也痛感到自己要有武装，才能不受欺侮。他决心派自己亲骨肉中最可靠的人到日本去学习陆军技术。于是就决定了我以后到日本专学军事的命运。虽然讲武堂没有去成，我被迫回到天津，但是可以到日本去留学，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十 进入日本的贵族学校——学习院 我到日本去学军事，得会说日本话。于是溥仪给我请了个教日语的家庭教师，他名叫远山猛雄，是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介绍给溥仪的。远山在天津日侨学校教华语，身材矮小，口蓄短须，看上去完全是个典型的日本人。他很健谈，一开口就是日本的“武士道”与“大和魂”如何如何。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夸示他因经常钓鱼而被日光晒得铁黑的皮肤，说：“我就是日本的姜太公啊！”说罢，哈哈大笑。他对溥仪非常“恭敬”，对当我的日语教师特别是对我将赴日留学，更感兴趣，因此不但努力教好我的日语，对于接洽留学之事，也完全承担。他也效仿我们对溥仪的称呼，叫溥仪为“皇上”，甚至有时对溥仪还答应“嗻”。 那时溥仪已结婚，和我一同学习日语的尚有溥仪的妻弟郭布罗·润麒，我们一同向远山学习日语达半年之久。我俩要到日本去留学之事传出去后，已经引起有些日本人的注意。他们看出溥仪将来是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我俩也是可以被他们利用的，都想接近我们。远山就经常请我们到他家去吃日本饭，有时也邀请我们参观天津日侨学校的运动会。他想办法把我俩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不让其他日本人接近我们。例如，1928年日本在东京举办“唐宋元明书画展览会”，溥仪也把他从故宫带出的一些书画送去参加展览。日本的老陆军特务头子退役中将坂西利八郎特从日本来到天津，想让我作为溥仪的代表也去东京参加这个展览会，特请前清当过军机大臣毓朗的妻子来动员我。此事被远山知道了，他恐吓我说：“现在还是留学要紧，参加展览会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你一定要出这个风头，那留学的事我就不负责了。”我听到这种最后通牒式的严重警告后，只好回绝了坂西。其实远山不是怕我去参加展览会，而是怕我和坂西那样的人接触后，他便不能包揽我们的一切了。远山还怕我们到日本后与本国侨胞接近。有一次他危言耸听地对溥仪和我们说：“现在中国各地赴日留学的人很多。人多类杂，如果他们知道二位与皇上的关系，这很危险，……”于是溥仪就给我起了“金秉藩”的假名，意为秉承曾国藩之志，学成归来恢复清朝。为润麒起了“郭继英”的假名，即继承明朝开国名将沐英之意，忠于旧朝。更名换姓，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是私人留学，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后来证明人们也都知道我们的真面目。远山这种做法，无非说明他想垄断我们的留学，把我们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远山把我们带到日本之后，我们先住在远山的友人坂本家里，游玩数天之后才来到东京，住在东京繁华街道丸之内旅馆内，天天吃饭，看戏，游山玩水。远山甚至还把我们带到他的故乡水户市，以便向乡人夸耀他认识我们这两个“重要人物”。那时我22岁。 这样不到半年光景，我们并没有留学，而是挥霍浪费，不务正业，把带来的学费、生活费统统花光了。这时远山觉得很为难，如果让我们回中国去，他没法向溥仪交代；如果再在日本呆下去，就必须找个经济上能负担我们生活的人。于是他想起了当时日本的大财阀大仓喜七郎。他托人向大仓喜七郎说项，希望大仓能把我们养起来。大仓喜七郎的父亲是日本有名的财阀也是政治市侩，民国成立以后，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和清末大官僚升元等在日本内阁大隈重信的阴谋策划下，组织拉拢蒙匪巴尔扎布发动背叛中华民国重新复辟清朝的叛乱，就得到了他的资助。现在我们清朝的后裔来到日本读书，需要他们援助，喜七郎一听就满口答应，包揽下来。不但学费归其承担，连我们的生活费用也归他负责，甚至暑假期间回国的旅费也由大仓财阀负担。 远山在打通大仓的门路之后，大仓便介绍一个名叫武田秀三的“中国通”任我们的日语教师兼留学的东道主。我们住在他的家里，在东京都杉并区天治二五二青地。这个武田秀三神通广大，在日本军界有些影响，他的哥哥武田秀一是一个最后当了师团长的高级军官。他的叔父是个退役多年的陆军前辈军官。在他的妻子的家庭中也有一个名叫河合操的陆军大将。他们得知我俩要在日本留学的消息后非常欢迎，便把一向寄宿在他家的中国留学生一律撵走，在宿舍的二层楼上，给我们二人各预备了一间小客厅和一个卧室。桌椅橱柜都是新置，床榻被褥也很讲究，连小客厅里的地毯都是新买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拉拢我们这两个将来对侵略中国有用的人。这笔安家费，不用说，都是大仓慷慨捐助的。 我们在武田家学了一年日语，才投考学习院。我们到日本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陆军。赴日之前，也和日本陆军当局联系过。但在我们到日之后，日本陆军方面忽然变卦，提出“凡考士官学校的，都得由本国的政府保送——最低限度也须由各地的政权保送。”我们是溥仪保送去的，而溥仪已经不掌握政权，他只代表他个人，这样我们就丧失了投考的资格，只能改入学习院学习。要入学习院，也得有个资格。学习院归日本宫内省管辖，学习院的成员必须是日本的皇族或华族（即日本的公侯伯子男贵族）的子弟。我们由于大仓的斡旋，进入了学习院学习。这样就与日本的宫内省发生了关系。 四年的学习院生活是紧张的。我先学了一年中等科，一年后即1930年4月，我升入高等科。我的汉文因为过去在家里打下了基础学起来是不费劲的，数理化则是需要我下苦功学习的。我还选学了一门德语。由于学习院向我们进行伦理道德观念的教育，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学习院向我们进行“忠孝一致” 的教育，天皇既是君王，又是家长，臣民同是一祖相传下来的，对天皇来说“义则君臣，情则父子”。在这种思想教育下，老百姓更是死心塌地为天皇效劳。这种说法比中国的封建教育又进了一步，中国封建社会里把“忠”、“孝”对立起来，为人臣尽忠便不能尽孝，所以有些人为了尽孝道，就不能忠于君王。历史上改朝换代，理由很多，其中人们由于忠、孝的对立，不能无限忠于君王，也是一个原因。我接受了学习院这种教育观念，便对日本产生了感情。日本人也对我格外下功夫，平时礼貌有加，恭维备至，在上课时对我宣传忠君孝亲敬上尊孔之道。有一个名叫盐谷温的汉文教师，不仅在授课时盛赞明治维新，还经常赞美清朝的“康乾之治”，使我感到日本人对前清也是尊重的。这样，我就由原来认为日本“奸诈、野蛮”的恐日思想转到崇日而亲日，当然对于“日满亲善”也就认为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十一 “九·一八”事变前夕的风风雨雨 在学习院高等科学了一年多，正好是“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迹象都已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要向中国伸出魔掌了。1931年暑假前，我正想回天津度假之际，忽然接到由日本鹿儿岛步兵第四十五连大队长吉冈安直少佐寄来的一封信。吉冈安直这个人，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他从溥仪在天津时起到伪满时期一直是日本帝国主义派去专门搜集溥仪情报的人，后来成为溥仪身边的钉子。他没有什么战功，是靠监视溥仪有功而扶摇直上的。我在学习院读书时，他已经向我们哥俩进行他的“工作”了。吉冈在日本驻天津部队当上尉参谋时，就和溥仪有过打网球等酬酢来往，并向溥仪灌输过日本陆军强大的思想，促使溥仪送我到日本学习陆军技术。这次他是以溥仪的“好朋友”的资格，邀请我利用暑假归途到他的家乡鹿儿岛去作客的。我坐的火车刚一进站，他就不熟装熟地上来打招呼，雇车将我送到他的家里。他每天都领我到海滨游泳或到附近的名胜古迹游览，还到联队参观，到军官食堂和旅团长未松茂治家聚餐。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才鬼鬼祟祟地对我讲：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的到来。” 听到他这种耐人寻味的话，又想到当时中日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也意识到“良机将至”。7月10日，我回到天津后很快把这“喜讯”告诉了哥哥溥仪。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一个名叫西协的同学曾问到我关于东北前途的看法。我说：“我想我的哥哥溥仪这次准能出来，‘东三省’可能脱离南京国民政府而完全独立，说不定能成为一个新‘满蒙国家’。你如不信，请往后看好了。”说话时洋洋自得，大有骄矜之色。 1931年7月29日，我正在假期中，日籍华族水野胜邦访问溥仪，当时我和郑孝胥在座。告别时，走到门口，水野胜邦送给溥仪一把扇子，扇子上的题字是： “天，不可空勾践；时，不可无范蠡。” 我和水野子爵在日本时是早就认识的，他要送扇子给溥仪的事也向我提起过。溥仪收到扇子后问我这两句话怎么讲？我后来写信告诉他：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了越国；越王勾践被夫差所俘，卧薪尝胆，后来同忠臣范蠡等同心协力，灭了吴国，恢复越国。在日本引用这两句的典故是：1331年日本后醍醐天皇为灭掉镰仓幕府而举兵，因战败被幕府所俘，随即被流放到日本海的隐岐岛。流放途中，天皇在日本的中国美作地方的一个院子里休息时，一位名叫儿岛高德的忠臣就把这两句刻在院中的一棵樱花树干上，鼓励天皇要学习中国的勾践，为恢复故土而奋斗。后来这位天皇在很多“范蠡”式的忠臣辅助下，终于消灭了幕府，回到京都。这个日本故事名叫“建武之中兴”。 吉冈的话、水野的扇子，都给溥仪以启示，使他等待着复辟清朝机会的到来。不久，震憾人心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溥仪和我来说，这是意料中的事，心里都在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在此时，溥仪经过一系列准备，在日本人和郑孝胥等人的协助下，潜往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在1932 年2月23日。从这天起，苦难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沉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十二 一件羞愧的事——欢送侵略中国的日军出征 那时候，我还在学习院学习。有一件事，每一忆及，就使我感到十分羞愧。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东京几乎每日都有满载兵士的兵车开往我国东北。在反动统治者的欺骗宣传下，日本的市民学生如醉如痴地到各站去欢送这些远征中国的侵略军队，挥舞着日本国旗，狂呼：“万岁！” 当然学习院的学生也要参加欢送的。有一天，有一列兵车从学校附近的月白车站出发，日本学生拉我一同到车站去欢送。我当时尚有一丝良心未泯，总觉得不好意思参加，就拒绝了，并连声说：“我是中国人，怎能到兵站去欢送打中国的日本兵呢？”日本学生七嘴八舌地反驳我说：“你是满洲人，汉人是你们的仇人，我们去东北是讨伐压在你们满洲人头上的张氏军阀。你去欢送有什么关系呢？”我听了寻思了一会儿，就杂在日本同学之中，去欢送屠杀自己祖国同胞的刽子手了。事后忆及，悔恨不已。 十三 傀儡政权中的溥仪 在溥仪爬上伪满傀儡宝座之后，我国的留日学生中绝大多数人义愤填膺，有的退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有的在日本开展宣传工作。我在学习院中因为有时报纸登载我的照片，发表有关我的消息，院里的老师和同学都对我刮目相看，我也难免得意忘形，白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时负责我们留学生活的武田秀三为我们担心，怕我和郭布罗·润麒两人因为身分的暴露，安全没有保证，“金秉藩”和“郭继英”这两个假名已不保险，索性换个日本人的名字吧。于是我改名“清水次雄”，“清水”的“清”意味着清朝的“清”字，“次雄”则是我原有的号。郭布罗·润麒改名“清水武雄”，“武雄”之武是志愿当军人的意思。 1932年夏季，第二次暑假时我又回国休假。不过这次不是回到北平和天津，而是回到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这次回国与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备受优待，有人呼我“御弟”，有人则叫我“殿下”。到了沈阳，我因在日本留学，已经学会每到一地必须先拜会当地日本的权威人物，就先去拜访了日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是个身材不高，满脸微笑，官气甚深的人。他见了我们，略作寒暄之后，就让副官陪我们到“柳条沟”和北大营去察看日寇的 “战绩”。我在日本时，武田秀三曾告诉我，北大营一带有不少战死的日本人的墓标，如经过那里，可向墓标行礼默哀致敬，日本军人会受到感动的。我就乖乖地遵命行事，果然得到陪行军官的赞许，他们说：“将来满洲国正需要像您这样的人。” 在沈阳滞留两天之后，我便到了伪首都新京（长春）。到站之后，看见从车站到伪执政府，沿途布满了中国兵的岗哨，“新贵”和“遗老”们也都到站欢迎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隆重待遇。当时我心里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到了伪执政府，见到了溥仪。出乎我的意外，他并不怎么高兴。他面色阴沉地对我说：“他们曾有推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不乐意。现在虽当上‘执政’，已和他们约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说……”我明白溥仪的意思，溥仪和我都是执意要恢复帝制、振兴清朝的。如今不当皇帝，却当个什么大总统，这有何意义呢？我说：“我认为与其当大总统，不如当执政。”因为由皇帝而当大总统，这有失身分。溥仪也有同感。我俩正说着话，直接操纵溥仪的关东军代理人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走来对溥仪说：“刚才关东军对阁下提出抗议。阁下派武装兵到车站，是违反武装人员不得入附属地的协定的。请阁下今后严加注意，不要再这样作……”溥仪听罢，嗒然变色，不得不表示了歉意。原来溥仪为了给我装饰场面，把临时拼凑而成的“翊卫军”（即伪禁卫队的前身）派到车站一带作为警戒，不料却违反了关东军的规定，因而受到侮辱。我觉得他很可怜，同时也对关东军的骄横态度感到愤慨，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这次回家度假，还有两个学习院的同学同行，和我一起来到长春参观游览。他们进出执政府，都能受到“翊卫军”和“护军”门岗的敬礼，尝过“执政御厨”的精美饭菜，他们回到日本以后，对我的环境和地位都艳羡不止。他们哪里知道在这种生活之后的难言之隐呢？有一次我们站在伪执政府的楼门口，看到两辆满载武装日本兵的卡车，一前一后保卫着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来。有一个亲戚悄悄地对我说：“英国对于殖民地的态度就是如此。”还有，凡是日本军官到来，溥仪总是随到随见。甚至有一次日本的校级军官带着朋友来参观“执政”的大客厅并抚摸“执政专用雕椅”。来时既未通知溥仪，也不办任何手续，便直接找溥仪的佣人吴长鸣要钥匙开门，吴也没有告诉溥仪便开门延入。溥仪当时对日本“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客人”走后，便把满腹闷气泄在吴的身上，大发了一通脾气。我当时在旁看着，不禁觉得现在溥仪这种傀儡生活既不能和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在天津做“关门皇帝”时相比。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呀！我感到惶惑。 我在长春住了约20天之后，便回到日本学习院继续求学。1933年3月，我和润麒一起毕业于学习院高等科。随后在日本军队实习服役四个月，便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军事，开始了我的军校生活。 十四 市谷台二号的军校生活 我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那年我已经26岁。 日本的军校原则上只培养日本本国的青年。军校课程分预科和本科两种。预科的招收对象是小学毕业和中学四年以上毕业的十六、七岁的日本人，他们在预科里接受两年军人初级教育，然后给每人确定兵种并分配到部队中实习服役半年之后，再进入军校本科深造。对外国军事留学生来说，只接收中华民国的学生，他们必须在国内进行完预备训练，到日本只进行本科训练，但不能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而是单独训练。中华民国的留学生必须由中国政府推荐。对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不能同中华民国的留学生编在一起受训，我是在日本贵族子弟学习的学习院内毕业，由伪满洲国推荐来日本军校本科学习的。我跳过了预科学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的年龄比较大，不能再按部就班地学完预科再学本科，同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眼下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作为伪满洲国“独立”国家的军队，培养下级军官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伪满洲国推荐和我一起来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将校候补生有11名。他们都是与爱新觉罗家族有关系的人，除了我和润麒外，还有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张梃（清末湖北提督张彪之子）、马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远房本家）、赵国圻（贵福之子）、孙文思（孙其昌的侄子）、祁继忠（溥仪的心腹佣人）等，共11人。我们这些来自伪满洲国的将校候补生由于有“日满一体”的精神可以和日本的候补生同吃、同住、同受教育。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论体力，不如日本人，又从未受过军人基础知识的训练，跳过预科，一下子就进入本科，有的人语言还不过关，真要在陆军士官学校里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来进行学习是很困难的。和我同时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裕哲就因体力虚弱经受不起本科繁重的军事训练，两个月后就退学了。听说退学以后不久就病死了。对我来说，我个子比较瘦小，年龄又大了些，怎能经受得起这个艰苦的训练呢？但我想起我要帮助哥哥溥仪早日复活大清帝国，“复辟清朝”这个强烈的愿望使我咬着牙去自觉经受军校生活的磨炼，尽最大努力来掌握军校本科的所有课程。我要当个军人，只有军人才能完成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于是我就开始了位于市谷台二号像地狱一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军窗生活。 十五 列队·独木桥·野外实习 我们这一期候补生是军校的第47期。每期学员360名，分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分6个分队，每个分队30人。在入校开学典礼之后，我的分队长三林定一中尉就在分队里面向大家介绍了我，告诉大家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为了学习日本陆军的优良传统来到这里，大家不要对我有半点特殊的照顾。这也逼着我只能在这里刻苦学习，放弃在武田秀三家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了。 在军校过的是一种刻板的生活。 5:30 起床，集合。整理寝室。 6:30 早餐，10分钟吃完饭，解手。 7:10 早自习 8:20—11:30 上课（有10分钟课间休息）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上课 16:00—17:00 运动 17:00—18:00 自由活动 18:00—19:00 晚餐，号令练习。 19:00—19:30 洗澡 19:30—21:00 晚自习 21:00 睡觉 在一天的生活里，首先让我感到头疼的是起床集合。清晨5:30（冬天是6:00）起床军号一响，我们马上就得飞快地穿好衣服，戴上军帽，爬上三楼屋顶去列队集合，甚至一边穿衣一边向三楼屋顶冲去，那狭窄的楼梯就成了我们争先恐后冲锋向前的通道。到达三楼屋顶后各分队迅速站好，点完名然后向值周军官报告列队完毕，看哪个分队先集合好。各分队之间有这种竞争，各中队之间也有这种竞争。因为在各个楼房的屋顶上，彼此都能看得见对方的列队情况。我动作本来迟缓，实在跟不上这样紧张快速的节奏，所以常常迟到，影响了分队的名次。为了不影响集体，我常常提前10分钟起床，悄悄地穿好衣服在那里等着。只等起床军号一响，就第一个冲向三楼。我这样做，要是换个日本学生，早就被别人耻笑了。因为是我，大家也就原谅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不愿意让别人来原谅，就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速度。起床军号一响，一轱辘就下床，爬楼梯时一步跨两个阶梯。在四个月之后，我终于同其他士官候补生一样能够按时跑到楼顶列队集合，不拖大家后腿。大家感到我是个要强的人，我自己也高兴。 我的饮食习惯也完全改变了。过去在武田秀三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现在可完全是粗茶淡饭了。早饭吃小麦饭、酱油汤、一个鸡蛋和一点咸菜。起初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剩下。后来由于军训量愈来愈大，消耗体力过多，不吃东西实在觉得饿，即使是臭咸萝卜这样的小菜，也都吃得津津有味，一扫而光。 由于锻炼的活动量太大，在上课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很多士官候补生难免打瞌睡，我也是一样。不过一想起我肩负着恢复清朝的“神圣”任务，我又打起精神坚持学习。 学习军事科学，什么“战术课程”、“兵器学”、“筑城学”，对我来说都是胡里胡涂，既枯燥无味，也确实难懂。更苦的是上操练课，我歪七邪八地背着背包，又是个近视眼，进行列兵训练时不是走不整齐，就是摔筋斗。我也指挥过大家行走，因不会喊口令，把大家指挥得无所适从。我也当过队长，带领大家冲锋陷阵，我虽然身先士卒地冲了上去，但把这支队伍带到哪里去？进行什么样的战斗？大家跟着我，全都莫名其妙。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我在进行上述活动时都极其认真，所以同学们跟着我这样胡涂地训练，也无怨言。 应该说最让我发愁的是上军事体操课。那些难度很大的惊险动作，对我这个体质不强的人来说确是道难关。例如过独木桥，桥高5米，长20米，宽 30厘米，往上通过时必须伸开两臂，眼向前看，一步一步地掌握着平衡往前走。我第一次走独木桥时，三林分队长担心地问我：“候补生溥杰，你行吗？” “行，没关系！” 说着我张开双臂就往前走。刚走一步，由于歪歪扭扭，下面看着的同学就叫起来：“小心！危险！” 我是个近视眼，脚步容易踩空，确实是有危险的。大家一叫喊，三林分队长就不让我走了。 我想：“日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就做不到呢？我要当个军人，就应该做到。”我坚持练下去。半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在独木桥上慢慢地走了过去。 “溥杰，真是好样的！” 分队长和同学们都这样说。我也为我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成就而高兴。 我虽然咬着牙完成了走独木桥这样的训练，但毕竟体力差，对那些野营演习，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长距离的行军还是感到吃不消，几乎是挣扎着来完成的。我身高1.64米，三八式步枪长1.695米，加上刺刀，还要更长一些。我人还没有枪高。我体重只有50公斤，还要背个重15公斤左右的大背囊（里面有粮食等物），一口气跑2公里，确实累得够呛。有一次在神户附近搞实战演习，我扛着枪，背着背包气喘吁吁的跑着，老百姓在路旁看热闹，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我说：“你还不快去，要打败仗了。”我是个近视眼，下着雨，穿了雨衣去作搜索演习，看不清路，掉在一个2米见方1米多深的化粪池里。幸而别人把我拉了上来，领我到附近一个压水池边冲了冲，穿着一身湿衣服还得往前走。有一次在日本茨城县太田地区附近进行现场测绘图演习，不小心掉进田边的沟里，把脚挫伤了。后来是在同学帮助下带伤完成了现场测绘图的 最危险的一次是1933年夏季，即我们到军校后半年，队伍在富士山畔进行大演习，分两路沿着山沟到一处集合。那天早晨下着雨，我们全副武装一口气跑4公里。跑到目的地时，都累得躺倒了，有8人死亡，我也累病了。老天爷保佑，我没有死。这次沉痛的教训已经记在日本的军事史上。 十六 毕业前后 1934年9月，吉冈安直中佐由关东军转到陆军士官学校任本科的战术教官，他又来到我的身边。他讲述军制学。可他讲的不光是军制学，还向我们讲“九·一八”事变的实战情况。有一次在日本群马县高崎地区附近进行实地战术讲课时，吉冈就把“九·一八”的战术训练搬过来进行模拟讲课。他有意识地对我提出各种问题要我回答，让我站在日本的立场上完全同意这次侵略，而且以一个伪满洲国的军人身分来主动表示同关东军亲善合作。那天，在场的日本同学也意识到吉冈是在向我进行专门教育。不久，吉冈就离任回到了关东军本部。在临走以前，他对我说：“我要去当关东军和你哥哥之间的联络员了。从前很多人做过这个工作，都做不长。我去以后，希望能在关东军内单独另有个名义。我和你哥哥是老朋友了，希望你能和你哥哥讲一下，我到长春以后，他能为我专门准备一间办公室。”我把他的话告诉了溥仪，溥仪当然照办。从那时起，他就挟关东军以制溥仪，同时又以溥仪的关系向关东军讲价钱借以巩固他的地位。 在市谷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日日夜夜里，我觉得我身上逐渐增长了军人气质，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恢复清朝”恐怕是件渺茫的事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旨在扶植伪满洲国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不是要恢复那个已经被推翻了而且逐渐被人遗忘了的清朝。 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实现了帝制，溥仪登基当上了皇帝，年号“康德”。那时我已进入本科半年。分队的同学们从军需小卖部里买了点心来为我祝贺，大家高呼：“为祝贺帝政干杯！溥杰候补生名符其实地成了皇弟了，努力奋斗吧！” 我这个本来比较羞涩的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竟非常顺口地回答了大家：“家兄托大家的福，成为满洲国皇帝，谢谢诸位！” 说着，学日本人的礼貌，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1934年8月，我被特许回到中国新京（长春）去看望哥哥溥仪。那一次父亲醇亲王府全家也来到了新京。溥仪为此举行隆重的宴会。宴会到达高潮时，我根据溥仪的布置，一方面也是出于内心地高举酒杯站起来高呼： “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竟那么勇敢地喊了起来。在座的人也都站了起来三呼“万岁”，声震屋宇。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故宫的太和殿里，迷迷糊糊地实现了复辟梦。只有溥仪和我是清醒的，知道朝思暮想的“复辟清朝”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要做皇帝，只有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所以我在喊口号时就没有喊“大清皇帝万岁”，只是笼统地喊“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935年6月末，我结束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涯，宣告毕业。和我一起赴市谷台学习的11名伪满洲国士官候补生，毕业时只剩下8名，有3个人或退学或死亡。 毕业式是在日本天皇面前举行的。我虽然有些项目学得很吃力，但确属努力，仍以“成绩优秀”获得了日本陆军大臣赠送的一块银表，伪满洲国大使送给我一把军刀。 我毕业后被提为陆军上士，并作为见习士官到日本宇都宫的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团）赴任。从那里我又获得了伪陆军中尉的资格到长春去见溥仪。我发现他从当上皇帝以后，变得更颓唐了，除了固定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伪国务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以及自己的家属外，谁也不见。他每天只在公文上签个 “可”字，连内容都不看，甚至有时坐在恭桶上，由“当差的”拿过成叠的公文、毛笔和墨盒来签“可”字。 我们这批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又赴沈阳，在伪中央陆军训练处当了一个月的见习军官，然后我被派往长春伪禁卫步兵团当排长。这个团的任务，就是专门保卫傀儡皇帝溥仪。 十七 我之所以挑选嵯峨浩作为妻子的由来 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又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体”。那时我的正式身分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姐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 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阴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抵制关东军的阴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时，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说过，我已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了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符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book_title]五、一椿精心策划的婚姻 十八 首次见面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冢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妩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合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十九 订婚和结婚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为男女双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这种婚礼会成为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记者鼻子真灵，不知怎的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就到处询问和采访。不少记者问到我将要和谁结婚，我总是讷讷地说不知道呀！不知道谁家姑娘要嫁给我呀！但是记者还是打听出来了。有一天宫内省宗秩寮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到嵯峨家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你家将要嫁到满洲去的女儿，名字中有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浩家里一个老佣人，她一时没有想到后果，脱口回答：“没有‘子’字。” 浩家里四个姊妹，只有浩的名字没有“子”字。女佣人以为宫内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还是“浩子”，打电话来核实一下，所以就答复了。浩家里觉得奇怪，马上打电话问宫内省，对方说没有给我家打电话。这才知道是新闻记者打听新闻来了。但是这个记者虽然很能干，他能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还是没有得逞，因为关东军部在没有正式发表婚事消息之前，严禁一切有关报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人反映，我的日语讲得很流利，这是我来到日本以后苦学日语的结果。想起几年前我和润麒来到日本，为了学好日语，真是下了苦功，我们两人互背单词，背错了，还互相打手心呢！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在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轻时给她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公爵、众议院议长富田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日本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藉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 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上面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七十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 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二十 日本报纸关于我俩婚礼的报道 我和浩的婚礼，当时在日本是轰动朝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 1937年4月4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淡云蔽空，春光明媚，樱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御弟溥杰氏与嵯峨公胜侯爵的孙女浩小姐，在日满结缘更加牢固的两国朝野的欢庆声中，圆满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特为显贵人士新婚准备的帝国饭店261室，夫妇两人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庄夫人是在夜里1点左右离开该室后就寝的，所以新婚夫妇是在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才起床。这天早晨，透过春雨绵绵的饭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妇食用面包、咖啡早点时的和睦身影。过了一会儿，溥杰氏换上晨礼服，由浩夫人工整地系上领带；浩夫人穿的是深绿色镶边的漂亮西装。只有伺从小原一人跟随。下午2点40分离开饭店，乘东京站发3点40分的火车去度蜜月旅行。在温泉呆四五天后，8日左右去千叶县稻毛的新居，筑起素朴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礼，定时在下午3点，在媒人本庄大将的引导下，身穿天蓝色华丽的满洲国中尉大礼服的溥杰氏进入会场，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发、身穿洁白千层内衣、唐织勾云绣地花鸟花纹红色罩衣、绯红和服裤裙的恬静的浩小姐，在本庄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坛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亲属代表兼满洲国皇帝御使熙洽、宫内府大臣、润麒氏、谢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胜侯爵夫妇、双亲实胜夫妇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条两位子爵、滨口吉右衙门等。随后，在静穆中响起神官的奏乐声，新郎、新娘交换了将牢固连结日满两国千载之缘的三敬杯。这瞬间，溥杰氏凛凛风姿的脸上和浩小姐清纯的双眸都闪出美丽尊贵的光辉。这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捧读皇帝陛下的诏书。4点，圆满地结束了隆重的典礼。接着6点喜筵开始。出席在该馆二楼大宴会厅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阁僚夫妇，松平宫内府大臣，百武伺从长，近卫、富田贵众两院议长，梅津陆军次官，今村参谋次长，西尾、板垣、多田、冈村四位师团长，香川教育本部长，菱刈、荒木、川岛三位大将，驹井德三氏，熙洽宫内府大臣，谢大使夫妇，广田前首相，三条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还有代表日满两国民的显官将星四百余人，如绮罗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杰氏和换成洋发身穿长袖和服的浩小姐为中心，大家举起香槟和红白葡萄酒杯后，首先是媒人光荣的本庄大将致词，还有与会人代表林首相、谢大使的祝词。最后，在来宾总代表佐藤外相的带领下，在“万岁”声响彻彩灯辉煌的大厅中，结束了将日满两国亲善向前推进百步的绚烂豪华的盛大宴会。此后，在荣光拥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 这一隆重典礼，如前已报道。为了使在遥远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御弟欢庆之日的情况，全部实况已拍成电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春雨绵绵的4日，溥杰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杰氏在浩夫人亲手换成早礼服之后，在下午2点45分，携身着黑大衣、高高竖起皮衣领、头戴洁白的蝴蝶结的浩夫人，出现在度过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大厅。接着在雨中径直到了东京车站。 恰在这时，星期天游山的拥挤的群众，立即拥到二人的周围。摄影记者不断地闪着闪光灯拍照。每次闪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进丈夫后背的左胳膊里，真是和睦的一对。开往米原的火车3点10分发车。在极为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挤到了二等车厢靠月台方面的座位。在仅有父亲实胜氏和弟弟妹妹等家里人的送行中，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将在千叶县稻毛的新居，开始筑起朴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二十一 “七·七”事变发生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 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已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一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二十二 寂寞的伪满宫廷生活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帝位继承法（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 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 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 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 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 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一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令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十三 慧生出生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 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 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 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 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的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二十四 战时的新京、北京和东京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 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霎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 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梁，难道我们只配吃高粱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就在这一时期，溥仪遇到了很大的不幸。他心爱的贵人谭玉龄突然死了。死因溥仪一直认为是吉冈陷害的，因为谭玉龄公开表示了对关东军的不满，于是吉冈请来西医，为她打了一种来历不明的针药，不久她就死去了。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她的骨灰安放在新京的一座庙里。解放以后，由我的侄儿毓嵒把骨灰带回北京葬在他家的庭院里。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 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激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二十五 德王来访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夜晚8点钟了。久别了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仲忡，因为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朝，一直没有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这种狼狈的处境和内心的苦闷，大约也被别人察觉了。这表现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来访中。德王是伪蒙疆自治区的头子，他来访问伪满洲国，等于是两“国”首脑的会晤。德王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梳着长长的辫子，脸膛通红，是个身体强壮的蒙古汉子。他见了溥仪，寒暄几句话后就说： “我们蒙族虽然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您们是大清皇室之后，怎么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蒙族一直将溥仪皇帝作为我们的王来尊敬，因为您是清朝的直系。可您们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请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使我们该如何理解呢？现在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只是袖手旁观，这不是当了日本的傀儡吗？你们今后该怎么办呢？” 溥仪听了德王的话，一言不发。 我听了德王的话，脸上直发热，胸膛中燃烧起满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颜厉色地对德王说：“请您放心。我相信我们不辜负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我这句话的意思倒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处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衣，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二十六 愈来愈难堪的生活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 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 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溥仪和我尚且如此，老百姓的生活更是困苦了。拿孩子来说，日本孩子可以吃白米饭，伪满的孩子只能吃高梁米和粗粮。日本军人纯毛袜子穿不完，满洲人连织袜子的线都没有。满洲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当时，在满洲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话： “关东军是天皇，满洲铁路是中将，警官是少佐，剩下的日本人是下士官，而满洲人是猪。” 满洲是一座愤怒的火山，关东军正坐在这座火山的顶端上，摇摇欲坠。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恶梦般的8月到来了。 我生命中悲惨的日子到来了。 二十七 战火蔓延伪满洲国 果然伪满洲国表面宁静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战火蔓延到了这里，摧枯拉朽，这个本来就是空有虚名的帝国，不堪一击，转眼就崩溃了。 我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伪满，先任伪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中校科员。有一天，伪军中一个姓姜的上校对我说：“真川次长想调你当参谋司第二科科长，你看怎么样？”我知道第二科专司谍报，自知伪满洲国的寿命长不了，犯不上蹚这个浑水，就以资才不够坚辞。姜又问我：“兵器科怎么样？”我怕一再坚辞容易引起姜的怀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应承。但心里想：到了伪满洲国垮台的那一天，干兵器总比干谍报要少判几年罪。我已经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1945年 3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时，我的族兄溥雪斋劝告我：“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我出于那种顽固的本性，虽感到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对雪斋说：“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时前清豫亲王府的端镇就是从伪满军队中辞职回家到银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来探访我，劝我当机立断，离开伪满，回到北京暂避。我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对他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了，我哪会不知？但是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这种事我干不了。反正豁出这条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鹤吉让他的心腹冯志远少校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禁卫团步兵团长？我想到了这般紧急时候，我要能把禁卫步兵团抓到手里，就能保卫皇帝，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请他转告真川次长，我无条件地愿意调往禁卫团。但到了7月初伪军宣布人事调动时，我却被发表为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生徒队队长。虽然并不如意，但是出于军人服从的天职，我第二天就走马上任。这时伪预科生徒队和本科生正在长春近郊水源地一带作联合演习，我还未和即将离任的队长办好接替手续，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演习地参加演习，演习完后我还发表演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们效忠皇帝，实行日满共存共亡的时候，希望大家同抱此心，同心协力干下去。……”我那时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绑在日满合作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首先是空袭。新京也遭受了轰炸。1945年8月9日夜里，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也许是我早有预感吧，我又当过几年军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觉地要辨明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时“轰”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窗外一片火光，宫内府南边升起了窜天的火柱，有的建筑物着火了。我赶紧拧开收音机。播音员还是用她那一贯镇静的声音在说话：“清晨两点，从哈尔滨方面飞来的敌机开始向吉林进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弹……”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苏联的飞机来轰炸。因为如果是美国的飞机来轰炸，应该是从大连的方向来进攻。局势变得严重了。这时浩也已经起来了。我嘱咐她要小心，要她携带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军人，这正是我赴汤蹈火的时候。我飞跑出去，到警卫处坐车赶到宫内府。一路上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因为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我来到伪军官学校，召集伪连长、区队长讲了话。我说：“现在苏联背信弃义，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效忠皇帝陛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背后有百万英勇的关东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又分析了学校的形势，认为日本学员没有什么问题，对满洲国方面的学员则要做好工作，防止他们受流言蜚语的影响。然后我又召集了全体预科的伪军官候补生，为垂亡的日本打气，一再蛊惑他们要为“圣战” 顽抗到底。 当天夜里，我又来到皇宫去看望溥仪。他虽然也有“末日将临”的感觉，但比较镇静，镇静中透着凄凉。在苏联飞机来轰炸时，他和侍从躲在同德殿附近的防空地下室里，还吃着英国饼干，喝着法国葡萄酒。他告诉我炸弹击中了皇宫前面的监狱，炸死了几个犯人。轰炸一起，他身边的人就都逃命了。只有恭亲王的儿子毓嶦等几个人还留在他身边。他感叹地对我说：“别人都是靠不住的，一到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到底还是自己人可靠。恭亲王的儿子虽然只有16 岁，他能想到来看我。” 他对我冒着危险来看他，也有些感动，又增强了他的“同族必亲”的观念。我们一起厮守着，我发觉他当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果然有一种悲哀冷漠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因为14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挟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将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宫内，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家看望了一下。她们也已经自防空洞回到家里。我又一次嘱咐她们要小心。吃了些饭，我不放心溥仪，又到宫内去。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有的日本官员留在新京的家属要撤回东京，她们约浩同回日本。看来日本是打败了，不然不至于这样消极沮丧。可怜的浩，谁让她嫁给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该和命运多蹇的丈夫共患难呢，还是贪图安全回到日本呢？当然回到日本也是处在战争环境中。浩选择了前者。她告诉日本官员的家属： “谢谢您的关心。我要留在这里，请不必担心。” 当然，留在这里，她也是想念着现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恶的战争，把我们一家人两下分离，弄得牵肠挂肚，心悬两地。 8月10日，我正要赴学校上班时，忽然伪军事部的人事科长戴有威上校匆匆赶来，交给我一个纸条，说这是军事部的临时命令。我接过一看，上面用钢笔写着：“溥杰、润麒、万嘉熙着调任侍从武官，扈从皇帝陛下赴某处（未写明地点）。”既无大臣的签署，也无军事顾问的盖章，足以说明那时的仓皇劲了。那天上午，宫内府召开了紧急御前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关东军自知不是苏联红军的对手。表示如果苏联参战，只有放弃地形不利于防守的新京，退守敦化——奉天一线。丢弃首都，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溥仪和我都不愿意，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到哪里去呢？说心里话，溥仪和我都愿意回北京，那里有我们的老家，有我们的亲人，可是这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我们只有俯首帖耳，服从关东军。战后，我们从原来在特务机关工作的人那里得知，当时关东军曾发出“倘若皇帝无视关东军的意见，企图逃出皇宫，则格杀勿论”的命令，听了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8月10日下午2时，吉冈中将来电话叫我和浩到他那里去。到了那里，吉冈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非常消沉地对我们说：“苏联已向我们宣战。” 他告诉我们，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国境，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估计明天将到达新京附近。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关东军打算带着皇帝，据守通化，但估计也只能守两个月左右。因此要我们和关东军一起退守通化，并且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我感到愕然。怎么回事？平日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扬言可以坚守满洲的关东军竟这样不堪一击，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让给苏军，太让人失望了。溥仪经常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新闻节目，并且经常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所以我已经知道日本惨败以及美军在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我以为日军总还能支撑一阵子，没有想到日军竟这样脆弱地不战而退。想起关东军平时趾高气扬地骑在我们头上欺侮我们的样子，令人气愤，更气愤的是如今兵败如山倒，到了末日还要让我们自杀，怕我们落到苏军手里会泄露关东军欺侮中国人的真相。想到这里，我实在觉得不能容忍，与其让日本人逼着我们在远离新京的通化自杀，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把手伸进了我的枪套。 这时，突然浩疯狂似地扑向我，夺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么轻易想去死呢？你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 浩的话使我感动。是的，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应该想办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种亲切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终于向吉冈表示：“事已如此，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吧！” 吉冈呀吉冈！我想起你1934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当中佐战史教官即将调到伪满洲国溥仪身边工作时，你要求我给溥仪写信，请求溥仪给你专安排个办公室，以示高于从前那些监督溥仪的人，我都照办了。你还自己活动了个关东军参谋的头衔，以便凭这张虎皮可以吓唬溥仪。现在你也已经靠欺压溥仪以及我们这些人得到了中将军衔，职位不算不高，可是如今你在苏联红军面前，也显得这样软弱，你的凶狠劲儿哪儿去了呢？ [book_title]六、伪满洲国的崩溃 二十八 逃离新京 8月11日，关东军和宫内府紧张地准备转移。 我也要准备逃亡了。 因为此去凶多吉少，要作好覆灭前的决斗，行李是不能多带的，要轻装前进。房子呢？让仆人们住吧！我叫仆人们搬进来住。他们流着泪说他们只是看守，什么时候我回来还把房子还给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给了他们。一些重要的珍宝，我选了个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来。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征途，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股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国首都的新京而牺牲。我去看看溥仪作好了离京前的准备没有。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底下侍从忙乱地搬着东西。我向溥仪说：“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 溥仪一摆手说：“你切不可贸然从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这时我已当了宫内府侍从武官，就是在溥仪左右，为了保卫他的安全而尽力。他也似乎只能信任我们这样的亲属。我和浩等告别，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随着宫内府的家属一起撤退。我和溥仪、润麒等在一起，由关东军护卫着单组成一个队伍撤退。这时苏联宣布参战已经三天，新京的市民们正在街头挖掘濠沟准备巷战。一个个临时防寨已经修筑起来。关东军忙着转移司令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军人腰挎军刀，胫缠裹腿，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军歌行走着。日本妇女则如丧家之犬，携儿背女，仓皇地走着。那些被关东军抛弃的下级职员的家属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家属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拥向新京车站。这时列车因为被军队征用，车站里已经没有列车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骂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张撤退的车票。有的日本人开始出售高价货车车票，这些高价车票也被绝望了的人群一抢而空，他们希望赶紧离开这死神包围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乱中，所谓“迁都”也开始了。溥仪和我们这些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们由关东军警卫军和宫里的警卫军护送着乘坐宫廷列车南逃。临出发前，溥仪率领我们，携带清朝历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向神灵祈祷，愿神灵保佑我们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职人员正磨刀霍霍，准备苏军来到时集体自杀。然后队伍向新京车站出发。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号称“镇守东北稳如泰山”拥有百万雄师的关东军，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如今这样恓惶地逃难。两旁的群众看见我们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骂。瓢泼般的大雨声加上群众的咒骂声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车站，见车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候车的人群，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哭喊着，婴儿尖叫的哭声，母亲的安抚声和训斥声，各种音响交织，嘈杂而又混乱。这里变成了人间的活地狱。我们这一行由警卫军保卫着，硬是分开挤在站上的人群坐进了专车。车站上的人们用羡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哀求着： “已经等了两天了，求求你们，让我上车吧！” “把这个孩子带走吧！我们已经老了，死了算了。孩子还年轻，给他条活路吧！” 宪兵怒斥着他们，用力把那些紧抓住列车车把的人们推开。列车开动了。这是子夜一点钟。随着列车的开动，车厢的电灯熄灭了，黑暗的列车在漆黑的夜里蠕动着，渐渐地，离新京愈来愈远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好像宣布了它的灭亡。火车的气笛时而发出凄厉的哀鸣，又像在为已经死亡了的满洲国唱哀歌。伪满洲国是死亡了，至于我们呢？我不知道列车要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在专车上，由于战局突变，匆忙逃亡，方寸已乱，御膳房不可能为溥仪准备丰盛的伙食。慌乱之间，只给溥仪做了碗盐水煮面条，家属们只能啃干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车到达伪满的临时首都临江。车已过通化，在通化时，列车曾略停了一下，关东军的人上车和溥仪商量了一下作战的事情，向他汇报了一通捏造的“捷报”。因为临江没有可以作临时皇宫的地方，列车又往前开，一直开到了东边的大栗子沟。 大栗子沟位于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是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小山村。这里本来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为战乱之际溥仪和我们这一行到过这里，现在这个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有个大栗子沟矿业所，溥仪的临时皇宫暂设在矿长家里。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层小楼楼下的房间里。五格格和万嘉熙住在我们前面的房间里，吉冈住在我们的楼上。二格格、三格格则住在另一栋楼的楼下。这里风光明媚，长白山层峦叠嶂，早晚随着阳光的浓淡，不断变换它的新装，可是我们无心欣赏，再美丽的风景也徒然让我们黯然神伤。 在那些日子里，溥仪领着我们向祖宗的遗位叩头，他也不断地用金钱占卦，以卜吉凶。我以为我们可能要在大栗子沟这个僻静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为世外桃源。可是这个幻梦很快扑灭了。8月15日，溥仪通知我到他房里去听广播。我立刻过去。一进他的屋子，只见他正襟危坐，态度严肃而又悲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个讲话，声音夹杂杂音，听不清楚，可是断断续续地能够听出来他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夫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祀皇宗之遗范，为朕之拳拳之措者……” 听到这里，溥仪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俩手拉着手，相对流泪。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8月16日，张景惠为了证明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特地到通化关东军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带回来一个确凿无误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要不要解散“满洲国”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问题。 二十九 溥仪退位 那天晚上，在矿业所简陋的食堂里召开了紧急的参议府会议。我们随便搬来几把椅子。张景惠坐在议长席上，臧式毅参议府议长、熙洽宫内府大臣等随便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无法掩饰那种悲哀的心情。会议持续开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点，才通过了决议，决定“满洲国”解体和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仪式简单而严肃。皇帝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之后，和与会者依次静静握手，悄然退出会场。他成为平民了。溥仪很会做戏，在宣布退位时，自己跪下说，由于他的无能，给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烦，请求天皇原谅。他在退出会场时，还和站立在旁的日本兵拥抱告别，日本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