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王安石传 [book_author]梁启超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347149 [book_dec]该传记视角独特、思想新锐、论述严谨，令人耳目一新，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王安石作为一位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在不同时期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详细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执政前后活动、军事功绩、新政成绩、家庭与交友、文学成就等几个方面，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争议之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book_img]Z_6684.jpg [book_title]第一章叙论 国史氏曰：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泰西乡原之史家，其论克林威尔也，曰乱臣，曰贼子，曰奸险，曰凶残，曰迷信，曰发狂，曰**者，曰伪善者，万喙同声牢不可破者殆百年，顾及今而是非大白矣。英国国会先哲画像数百通，其裒然首座者，则克林威尔也。而我国民之于荆公则何如？吠影吠声以丑诋之，举无以异于元佑绍兴之时。其有誉之者，不过赏其文辞；稍进者，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于其事业之宏远而伟大，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材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原相劝勉。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长恸也。 吾今欲为荆公作传，而有最窘余者一事焉，曰：宋史之不足信是也。宋史之不足信，非吾一人私言，有先我言之者数君子焉。数君子者，其于荆公可谓空谷之足音，而其言宜若可以取信于天下，又孟子所谓□不至阿其所好者也。今首录之以志窃比之诚。 陆象山先生（九渊）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曰： （前略）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悉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喧哗，行之未几，天下忧忧，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替其决。忠朴屏伏，佥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熙甯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中略）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廷，又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馀四十年，隳圮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其庙貌不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皆属良法，后多踵行，即当时至元?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亦讼其法以为不可尽变。惟青苗均输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窦。然人亦曾考当日之时势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岁创发而卒，神宗言之，泣焉流涕。夏本宋叛臣而称帝，此皆臣子所不可与共戴天者也，宋岁输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吊聘问赂遗近幸又倍，宋何以为国？求其容我为君，宋何以为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举兵则兵不足，欲足兵饷又不足，荆公为此，岂得已哉？譬之仇雠，戕吾父兄，吾急与之讼，遂至数责家赀，而岂得已哉。宋人苟安已久，闻北风而战栗，于是墙堵而进，与荆公为难，极诟之曰奸曰邪，并不与之商榷可否，或更有大计焉，惟务使其一事不行立见驱除而后已。而乃独责公以执拗可乎？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而韩琦富弼等必欲沮坏之，毋乃荆公当念君父之仇，而韩富司马等皆当恝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敌疑者有七，一抬高丽朝贡，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于西山以制蕃骑，一创团保甲，一筑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颁弓矢新式大作战车，一置河北三十七将，皆宜罢之以释其疑。嗟乎，敌恶吾备则去备，若敌恶吾有首将去首乎？此韩节夫所以不保其元也。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计，而史半削之，幸琦误以为罪状遂传耳，则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遂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擏柱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至近世则有金陵蔡元凤先生（上翔），殚毕生之力，为王荆公年谱考略，其自序曰： （前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则凡善有可纪，恶有当褫，不出于生平事实。而后之论者，虽或意见各殊，褒贬互异，然事实固不可得而易也。惟世之论公者则不然，公之没去今七百馀年，其始肆为诋毁者，多出于私书；既而采私书为正史，此外事实愈增，欲辨尤难。（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曰：“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钜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欷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当熙甯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神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录，司马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馀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明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温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着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馀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淹没不章，抑且千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氵㸒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着宋史新编，沈世泊着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业考，廿二史札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辩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Ｘ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着熙甯日录以进，将元?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诸人，又攻之不已。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责力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着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辩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责力所谓元?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绍兴本欲以一手掩盖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阑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君、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 【译文】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是太不容易了。就我所见宋代的王安石，他的品德和度量宏大如千顷的水泊，他的气节崇高如万仞山崖，他的学术成就集成了各个门派的精粹，他的文章 起于八代之后，他所主持设立的国家政策取得的成效，适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挽救了当时社会的弊端造成的危机。他出于善意而提出的法令法规，许多传到今天都没有能废除；那些被废除的，也大都符合政治原理，至今东西各国还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详细的事迹已经无法知道。至于到三代（夏、商、周）之下寻求完人，只有王安石差不多可以当之无愧。悠悠千年后，才出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历史的光荣，百姓应该买来金丝线，为他绣铸金身来祭祀他。自王安石之后，已经过了千年，这千年中，百姓怎幺看待王安石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在一边而痛哭的。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辱骂，换了朝代也得不到洗雪冤屈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而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浅陋的史学家，他们评论克伦威尔，说他是乱臣、贼子、奸险、凶残、迷信、发狂、**、伪善，千万张嘴是一个声音，这种牢不可破的观点维持了百年，只是到了现在才是非大白于天下。英国国会给先哲们画了数百幅像，位于首座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的百姓对王安石又是怎样呢？跟在别人后面盲目附和来诋毁诽谤他，全都和元祐、绍兴年间差不多。有赞扬他的，不过是欣赏他的文章 ；稍好一些的，也不过赞扬他勇于担任大事，而他事业的宏远而伟大，没有见谁提到，而他高尚的人格，则更如美玉被埋在深矿中，永远也没有机会显露他的光芒了。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而痛哭的。 曾国藩说，宋代的儒者对于小人宽，而对君子严。唉！难道只是宋代的儒者是这样吗？大概这种毒素对社会的毒害很深，到今天就更加严重了。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进行诽谤。求全，就是在优点中找他的缺点，然后反对他，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虚构本来没有的缺点从而进行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守静止是最大的法则，他们对王安石的大力改革，一个接一个的先是惊骇，随后进行阻止，这确实不足为怪。只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什幺要因为政见的不合而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虚构言辞诬蔑别人的私德，这是村妇们相互辱骂的伎俩，而想不到被士大夫们用上了，于是就形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这样一个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次读《宋史》，都不能不放下书来痛哭一场的。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宋史》内容的失实，并不是我一人这幺讲，有许多在我之前的人已经说过了。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这话是正确的。 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皇帝的时候，他给皇上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其中他陈述时局，剖析政治弊端，内容详尽，处处贴切恰当。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内容和主张里可以见到；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迎合，有的说改变他的原则，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他才智超群，不屑于流俗那种声色显达的习气，他坚定执着，世俗的东西丝毫不能进入他的思想。他纯洁的节操，比冰雪寒冷，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俗学的庸陋，改变旧制度的因循守旧，治理国家的方法一定要用孔孟之道，功勋业绩一定要比上伊尹和周公，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而名扬四方，一时间王安石的声名大起，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难得，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无愧于商汤和武丁，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天下就不得安宁。王安石执行周礼，明白无误，自信所学，准确没有差错。君子极力争辩，接着就离开了；小人投机，曲意赞同他的政策。忠实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他们所说的话，在上面神宗皇帝不信，在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决意去施行。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本来也是应当担责任的。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改变了一切，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贵重的是玉，玉上的斑点是不能掩盖它的光泽的。古代真实可信的史书，直接叙说事件，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奖惩和教训，为后世所信赖。对人的褒贬等评说，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失去事情本来的真实，小人就可以找到借口而激怒，更何况君子呢？（中略）近代的学者，说法都一样，满朝廷都是一种言辞，难道是善于学习前辈吗？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成为废墟，同乡的人告诉县里，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倒塌得已经很厉害了，从这里过的人都很感叹。现在神怪的祠堂，到处都不断在建，而王安石以盖世的才能，非凡的情操，山川赋予的灵气，可能世间不会再有，他的祠堂却这幺破败，国人没有对他表示敬意，岂不是舆论的不公平，人心的畏惧和疑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后略） 颜习斋先生（元代）《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尧舜等上古三代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两河，都是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能全都改变，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执行起来效果不好，容易滋生弊端。然而人们曾经考虑当时的形势了吗？宋太宗北征时中了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夏本来是宋朝的叛臣，却称了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庆贺、吊唁以及大大小小的来往、赠送礼物等现在又加倍，宋还怎幺成为一个国家呢？让对方容许我做皇帝，宋还有什幺名声呢？这些是臣子们一天都不能得以安心的事。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幺能容忍呢？就像是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与他到公堂诉讼，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幺会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也做不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反过来只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也是非常有效了：用薛向、张商英来治国，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夏人的五十二砦，高丽来朝见，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毁坏它，莫非王安石就应当记着皇上的仇敌，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就应当把他放置在一边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他的言语更是令人耻笑，他说：使敌人生疑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一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是在西山植树以限制外邦的骑兵，一是创建保甲，一是修筑河北的城池，一是设置都作院制作新式的弓箭和大的战车，一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唉！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准备我们就撤去准备，如果敌人不愿看到我们有头颅难道我们也割去头颅吗？这就是他的孙子韩节夫失去元气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王安石执政的大计，在史书上削减去了一半，幸亏韩琦误认为是王安石的罪状而得以传下来，那幺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陈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随后蔡卞重新改写，元祐党起来后又进行了改写，这样宋史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即使如此，一个人的是非是不必分辨的，所恨的是诋毁了这个人，君王的仇恨就被放置一边。而到后代，大家都以苟安颓废的为君子，而要建功立业支撑天下的人都成了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不也是宋的不幸吗！？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担心死后没有留下名，好的都要被记载，恶的都要去除，不过都不会超出生平的事实；而后世评论的人，即使是意见不同，褒贬不同，而事实是不能够改变的。只有后世评论王安石不是这样，王安石去世已有七百余年，开始诋毁他的，都出自私书，既而是采用私书作为正史，这之外事实的增加，想要分辨尤其困难。（中略）回忆王安石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中说到：“自从三代开始，各国都编有历史，而当时的史官，大多是代代从事记史，常会以身殉职，只因不愿改变史实，这样流传下的东西，都可作为考证。后来既然没有了诸侯的历史，而近代如果不是尊爵盛位，即使是雄伟奇特、伟大杰出的人，道德事迹广泛传播，如果不幸不被朝廷所认可，就不能记载于历史。而记史的人，又不是正统，而是一时出现的新贵，看他们在朝廷议论时，人人都讲得头头是道，尚且有时把忠诚当做奸邪，把差异当做相同，当面责罚人而一点都不忌惮，背后讥笑人而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只不过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来做罢了；何况还暗地里用文字来捏造前人的善恶，想当然而对人进行褒贬等评判，死了的不会来争辩是否恰当，活着的也不能去论说曲直，赏罚褒贬又不能表现出来，以他们的私心，怎幺会不欺骗神灵呢？”唉！这说得够明确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年间，当时王安石已经在朝廷内外很有名声，而还没有人诋毁他。然而每当读到这封信，而不禁感叹，后代诋毁他的人，他早就已经说过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了。自古以来，前代的历史，都是后来的朝代编写的，而他们所用的材料，必定是有所依据的。写宋史的是元人，而元人全都把个人的私书当做正史。当熙宁新法刚开始施行时，朝廷中议论纷纷而起，新法的许多实际操作，有许多是可指出的。等元祐间的那些人执政，不仅新法全变了，党祸也开始蔓延，尤其在范、吕等人刚开始编写《神宗实录》的时候。这时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琐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经纷纷出现，都是暗地里用笔墨来发泄他们个人爱憎的行为。接着又有范冲的朱墨史，李仁甫的长编，王安石所感慨的死了的不会再争辩是否得当，活着的也不能去争论曲直，他是在为天下及后世的人惋惜，而不料他自己一人都担当了这些，结果使天下的恶名都归到他身上。至于有人说宋朝的灭亡源于王安石，难道说得不过分吗？宋朝自从南渡到元代，中间二百余年，大肆诋毁王安石的，多得不可胜数了。从元代到明代的中期，就有像周德恭这样的人，说宋神宗是集周赧王、胡亥、汉桓帝、汉灵帝为一身的人；有像杨用修的，斥责王安石是集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为一人，甚至更厉害。再加上之前苏东坡作的《温国行状》，有九千四百多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占一半。别说古代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东坡的文集里，还能找到这样的文章 吗？明代有唐应德，写了《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有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也没有一句好话，一件好事，这样还能和他们讲历史吗？（后略） 陆象山、颜习斋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博览群书，耗费数十年的精力，搜罗了数千卷的资料编成王安石的年谱，而他持有这种论点。然而在当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想要达到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也是非常难做到的事吗？即使这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这幺一位哲人，不仅他的伟大功业被埋没，还落得千夫所指的恶名，天下也就不再有真正的是非，这种事对于世道人心所产生的祸患，与洪水猛兽同样厉害。这样说来，驱除邪恶，抗拒氵㸒辞，弘扬不为人知的美德，使隐藏的光辉显露，对上告慰先人，对下勉励后来的哲人，这件事虽说难，怎幺可以不做呢？这就是写作这本书的缘由。 （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史书中，是最污浊和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一路的人就多为人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这可以说是击中了它的要害。之后柯维骐的《宋史新编》，沈世泊写的《宋史就正编》，都在纠正《宋史》的错误。四库提要摘录它的纪志中互相矛盾处、传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它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它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则《宋史》这书的价值，就可以看出了。而它谬误最严重的，数百年来没有人来为它纠正的，就是如里面所记述的有关王安石的事了。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对那时的人没有什幺好恶，只是因为没有见识，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罢了。因此要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的资料。考查宋时所编写的《神宗实录》，众说不一的事情太多，几乎兴起大狱。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一起编写，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本书就成充满袒护和谀辞的历史了。”陆佃说：“如果像你所说，难道不成诽谤之书了吗？”陆佃虽然跟从王安石学习过，然而不赞同新法，现在他说这样的话，则当初所编的《神宗实录》诬陷和诽谤的议论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这是第一次编写的《实录》。到绍圣年间，三省一起上书，谏官也先后上书，说实录院前后所编写的先帝实录，像是有许多附会的言辞和奸邪之言，诋毁熙丰以来的政事。并到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各自号称是没有什幺根据而得以传闻的事。皇上说：“文字要真实，史臣竟敢如此放荡傲慢不恭敬！”章 惇说：“不仅许多事是从传闻中来，即使是在臣僚们的家中取到的文字，也不可信。但他们靠这些传闻来编写历史，敢这样虚夸骗人。”安焘说：“自古史官没有这样做的，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是出自反对元祐党人的口中，也不能不信。在这之前蒋之奇用男女之间的事来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多次上书乞求根究。等皇上下旨问蒋之奇，他也只是说传闻而已。可以看出宋时官署的习气，本来就是这样。于是皇帝下诏命蔡卞等人重修《实录》。蔡卞取王安石所着《熙宁实录》呈上，将元祐时的版本修改很多，用红笔抹去，被称为朱墨本，这是第二次编写的《实录》。而元祐时的那些人，又对这不停攻击。徽宗时，有人叫刘正夫，说元祐、绍圣时所编写的宋神宗的历史，互有得失，应当折中它们的说法，使事实流传下去。又有一个名叫徐勣的，写神宗的历史，已经快十五年了，还没能成书，大概是因为元祐、绍圣的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用司马光家藏的《记事》，蔡京兄弟纯粹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因而议论纷纷。当时辅相的家中，藏有记录，怎幺会没有呢？大臣们说应该全都采用，参考修订是非，以写成大典。于是就下诏再编。还没有等完成就遇到了靖康之难。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编成《实录》献给皇上，这是第三次编写的《实录》。《宋史》所根据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到绍兴，元祐党人被流放在外漂流三十余年，所积聚的怨愤很深，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毫无顾忌地去报复。而王安石所写的《日录》，和绍圣间朱墨本的《实录》，全都毁灭了，无法再去考证。《宋史》于是就根据一面之词，写成这严肃的史料，而王安石的沉冤也将永远不能大白于天下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诬陷王安石的言语，用其他的书来求证，它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有十分之六七。近代的李绂、蔡上翔对此辨证很广，我将摘取其中重要的，分载在下面各章 中，这里就不啰唆了。重要的是，想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那幺刘正夫、徐所说的元祐、绍圣两派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的说法，最为公平。我不敢非要说绍圣本赞扬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两种版本想要一手遮蔽天下人的耳目，则我虽然不想说，又怎幺能够呢？蔡上翔所写的王安石年谱，记载了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的上疏，南宋有人在它的后面说： 王安石执政时，国家全盛，熙河大捷，扩张土地数千里，这是宋代开国以来所从没有过的。南渡以后，元祐年间的那些贤人的子孙，以及苏氏、程氏的门人故吏，对当年因党争而惹祸上身而发泄愤怒，认为攻击蔡京还不足，于是就将败乱的原由，推在王安石身上，这些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徽钦之祸，是由于蔡京；使用蔡京，是由于司马光；而龟山被荐举，是由于蔡京。波澜相推，与王安石都没有关系。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是他感念蔡京之恩，又怕蔡京的势力，而欺王安石已死容易对付，因而舍弃时政而追究往事了。（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程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道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由于专门表彰道学，而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竹垞、王渔洋都说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幺区别，只因张浚有儿子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文字中说曲端有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 [book_title]第二章荆公之时代（上） 自有史以来，中国之不竞未有甚于宋之时者也。宋之不竞，其故安在？始焉起于太祖之猜忌，中焉成于真仁之泄沓，终焉断送于朋党之挤排。而荆公则不幸而丁夫其间，致命遂志以与时势抗，而卒未能胜之者也，知此则可与语荆公矣。 宋艺祖之有天下，实创前史未有之局。何以言之？昔之有天下者，或起藩封，或起草泽，或以征诛，或以篡禅。周秦以前，其为天子者，大率与前代之主俱南面而治者数百年，不必论矣。乃若汉唐之兴，皆承大乱之余，百战以剪除群雄，其得之也甚艰，而用力也甚巨。次则曹操、刘裕之俦，先固尝有大功于天下，为民望所系，即等而下之，若萧道成、萧衍辈，亦久立乎人之本朝，处心积虑以谋此一席者有年，羽翼已就，始一举而获之。惟宋不然，以区区一殿前都检点，自始未尝有赫赫之功也，亦非敢蓄异志觊非常也。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妇手中，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前此之有天下者，其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是矣。 以将士拥立天子，创于宋。以将士劫天子而拥立帅，则不起于宋而起于唐。唐代诸藩镇之有留后也，皆陈桥之先声，而陈桥之役，不过因其所习行者加之厉而已。夫废置天子而出于将士之手，其可畏固莫甚焉。即不然，而将士常得有所拥以劫天子，则宋之为宋，固不能一日而以即安。宋祖有怵于此，故篡周以后，他无所事，而惟以弱其兵弱其将为事。夫藩镇之毒天下，垂二百年，摧陷而廓清之，孰云非当？然谊辟之所以处此，必将有道矣，导之以节制，而使之为国家捍城。古今中外之有国者，未闻有以兵之强为患者也。宋则不然，汲汲焉务弱举国之民，以强君主之一身，曾不思举国皆弱而君主果何术以自强者。宋祖之言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不计寝门之外，大有人图侬焉。夫宋祖之所见则限于卧榻而已，此宋之所以为宋也。 汉唐之创业也，其人主皆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之远志。宋则何有焉？五季诸镇，其芟夷削平之功，强半在周世宗，宋祖乃晏坐而收其成。所余江南蜀粤，则其君臣弄文墨恣嬉游，甚者氵㸒虐是逞，人心解体，兵之所至，从风而靡。其亡也，乃其自亡，而非宋能亡之也。而北有辽，西有夏，为宋室百年之患者，宋祖未尝一留意也。谓是其智不及欤，殆非然，彼方汲汲于弱中国，而安有余力以及此也。 自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为国史前此未有之耻辱，及周世宗，几雪之矣。显德六年，三关之捷，契丹落胆，使天假世宗以期年之寿，则全燕之光复，意中事也。即陈桥之役，其发端固自北伐，其时将士相与谋者，固犹曰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也。使宋祖能乘契丹凋敝震恐之时，用周氏百战之兵以临之，刘裕桓温之功，不难就也。既不出此，厥后曹翰献取幽州之策，复以赵普一言而罢。夫岂谓幽州之不当取不可取，惧取之而唐代卢龙、魏博之故辙将复见也。（王船山宋论之言如此，可谓知言。）自是以后，辽遂是夜郎自大以奴畜宋人。太宗北伐，倾国大举，而死伤过半。帝中流矢，二岁而创溃以崩。乃益务寝兵，惟戢首贴耳悉索敝赋以供岁币。真宗澶渊之役，王钦若请幸江南，陈尧叟请幸蜀，使非有寇莱公，则宋之南渡，岂俟绍兴哉。然虽有一莱公，而终不免于城下之盟。至仁宗时，而岁币增于前者又倍，辽之病宋也若此。 李氏自唐以来，世有银夏，阻于一方，服食仰给中国，翘首而望内属之日久。及河东既下，李继捧遂来归，既受之使移镇彰德。苟乘此时，易四州之帅，选虎臣以镇抚之，鼓厉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断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边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图功名，宋自此无西顾忧矣。乃太宗赵普，袭艺祖之故智，誓不欲以马肥士勇盐池沃壤付诸矫矫之臣，坐令继迁叛归，而复纵继捧以还故镇，徒长寇而示弱。故继捧北附于契丹，继迁且伪受降以缓敌。及元昊起，而帝制自雄，虔刘西土，不特掣中国而使之不得不屈于北狄，乃敢援例以索岁币，而宋莫之谁何。以大事小，为古今中外历史所未前闻。夏之病宋也若此。 夫当宋建国之始，辽已稍濒于弱，而夏尚未底于强。使宋之兵力稍足以自振，其于折柳以鞭笞之也，宜若非难。顾乃养痈数十年而卒以自敝者，则艺祖独有之心法，务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传诸后昆，以为成法，士民习之，而巽懦无勇，遂为有宋一代之风气。迨真仁以还，而含垢忍辱，视为固然者，盖已久矣。而神宗与荆公，即承此极敝之末流，荷无量之国仇国耻于其仔肩，而蹶然以兴者也。 夫吾所谓宋祖之政策，在弱其兵弱其将以弱其民者何也？募兵之恶法，虽滥觞于唐，而实确定于宋。宋制总天下之兵，集诸京师，而其籍兵也以募，盖收国中犷悍失职之民而畜之。每乘凶岁，则募饥民以增其额。史家颂之曰：此扰役强悍销弭争乱之深意也。质而言之，实则欲使天子宿卫以外，举国中无一强有力之人，所谓弱其民者此也。其边防要郡，须兵防守，皆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将帅之臣，入奉朝请，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史家美之曰：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恣睢，无所厝于其间。质而言之，则务使将与卒不相习，以防晚唐五代藩镇自有其兵之患，所谓弱其将者此也。夫弱其民弱其将，宋祖之本意也；弱其兵，则非必宋祖之本意也。然以斯道行之，则其兵势固不得以不弱。夫聚数十万犷悍无赖之民，廪之于太官，终日佚游，而累岁不亲金革，则其必日即于偷惰而一无可用，事理之至易睹者也。况乎宋之为制，又沿朱梁盗贼之陋习，黔其兵使不得齿于齐民，致乡党自好之良，咸以执兵为耻。夫上既以不肖待之矣，而欲其致命遂志，以戮力于君国，庸可得邪？所谓弱其兵者此也。夫既尽举国之所谓强者而以萃诸兵矣，而兵之至弱而不足恃也固若是；其将之弱，又加甚焉。以此而驱诸疆场，虽五尺之童，犹知其无幸。而烽火一警，欲齐民之执干戈以卫社稷，更无望矣。积弱一至此极，而以摄乎二憾之间，其不能不腼颜屈膝以求人之容我为君，亦固其所。而试问稍有血气之男子，其能坐视此而以一日安焉否也？ 国之大政，曰兵与财。宋之兵皆若此矣，其财政则又何如？宋人以聚兵京师之故，举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天庾以供廪赐，而外州无留财。开国之初，养兵仅二十万，其他冗费，亦不甚多，故府库恒有羡余。及太祖开宝之末，而兵籍凡三十七万八千。太宗至道间，增而至六十六万六千。真宗天禧间，增而至九十一万二千。仁宗庆历间，增而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英宗治平间及神宗熙宁之初，数略称是。兵既日增，而竭民脂膏以优廪之，岁岁戍更就粮，供亿无艺。宗室吏员之受禄者，亦岁以增进。又每三岁一郊祀，赏赉之费，常五百余万。景德中郊祀七百余万，东封八百余万，祀汾上宝册又百二十万，飨明堂且增至一千二百万。盖开宝以前，其岁出入之籍不可详考，然至道末，岁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犹有羡余。不二十年，至天禧间，则总岁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总岁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及治平二年，总岁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岁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费（史称为非常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夫宋之民非能富于其旧也。而二十年间，所输赋增益十倍，将何以聊其生。况乎嘉?治平以来，岁出超过之额，恒二千余万。洎荆公执政之始，而宋之政府及国民，其去破产盖一间耳。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哓哓然责荆公以言财利。试问无荆公之理财，而宋之为宋，尚能一朝居焉否也？ 当时内外形势之煎迫，既已若是，而宋之君臣，所以应之者何如？真宗侈汰，大丧国家之元气，不必论矣。仁宗号称贤主，而律以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则虽谓宋之敝始于仁宗可也。善夫王船山氏之言曰（宋论卷六）：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覜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元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为石重光者几何哉。 平心论之，仁宗固中主而可以为善者也，使得大有为之臣以左右之，宋固可以自振。当时宰执，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栋，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以信任不专，被间以去。其余最着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道德学问文章，皆类足以照耀千古，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蚩蚩，则酣嬉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也。当此之时，而有如荆公者，起而扰其清梦，其相率而仇之也亦宜。荆公之初侍神宗也，神宗询以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公退而具札子以对，其言曰： （前略）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后略）。 其论当时之国势，可谓博深切明，而公所以不能不变法之故亦具于是矣，故其上仁宗书亦云（节录，全文别见第七章。）：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之世，号称有宋全盛时代，举国欢虞如也。而荆公忧危之深，至于如此，不惜援晋武以方其主，而惧中国之沦于夷狄，公果杞人乎哉？呜呼，靖康之祸，公先见之矣。 【译文】 自有史以来，最不强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幺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幺会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幺赫赫的战功。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幺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幺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幺容得别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这幺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汉代和唐代建立的时候，开国者都有统一天下使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而宋代的开国者哪里有呢？五代时的各个藩镇，铲除剿灭他们的功劳，一大半在周世宗身上，宋太祖闲坐在那里就收获了成果。剩下的江南四川以及广东等地，那里的君臣们舞弄文墨，宴游嬉戏，甚至还有荒氵㸒暴虐。人心已经不在，当宋兵到时，望风披靡，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灭亡，并不是宋能灭亡他们。宋的北面有辽，西面有夏，这是宋朝百年的祸患，而宋太祖对此并没有留意过。是他的智能达不到吗？大概不是这样。他正在积极地想办法使整个国家弱下去，哪里还有心思去想这些呢？ 自从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拿去送给契丹，成为国史上从未有过的耻辱，到周世宗时，快要把这个耻辱洗雪了。显德六年，三关大捷，契丹被吓破了胆。假使老天爷能让周世宗多活一两年，那幺整个燕地的光复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陈桥事变发生的原因虽说是北伐，那时的将士们商量时，也是要先立宋太祖当了皇帝再继续出征。假如宋太祖能趁契丹内部慌乱惊恐之机，用周氏历经百战的军队发起攻击，那幺就不难成就像刘裕和桓温那样的功绩了。他没有这样做，而后曹翰所献攻取幽州的计策，也因赵普一句话而没有采纳。并不是幽州不应取和不能取，而是怕重蹈像唐代卢龙、魏博他们的复辙。（王船山在《宋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莱公，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莱公，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从唐代以来，西夏所属的这些地方，阻隔于一方，吃穿等物资都依靠中原供给，多年翘首盼望着能归属到中原大国。到河东被攻下，李继捧就来投，接收后，把他的治所设置在彰德。如果乘此机会，把四州的统帅调换一下，选派有能力的臣下镇守在此，鼓励重用他们的官吏兵士，既可以断了契丹的左膀右臂，还可让那些原来的部族以及崇尚武功的边民们，都能发挥其特长，以图博取功名，这样宋的西面也就不会有忧患了。太宗、赵普等人，继承了宋太祖的思路，决不把肥壮的马匹、英勇的士卒、咸水湖和肥沃的土地给那些威武的将帅，致使继迁又反叛回去，而后又纵使李继捧回到原来的地盘，白白增长敌寇的气焰而向人示弱，使得李继捧依附了契丹。继迁用缓兵之计而假意受降。到元昊壮大后，国力也雄厚起来，于是在长安一带杀戮，不仅威胁着使宋不得不屈服于辽，还敢按着辽的惯例向宋索要岁币，而宋对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大侍小，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听说过的。夏对宋的祸患就是如此。 在宋朝刚建国的时候，辽的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夏还没有强大起来，假如宋的兵力稍稍能够振作，对他们能施以打击，也不是很难的事。反而养痈数十年而最后自己衰落下去，则是因为宋太祖特有的心思，把力量都用在了使兵力削弱、使将领无能、使民力枯竭，到他的子孙们，都把这当成传统，士兵和百姓也都习惯了这样，都怯懦无勇，成了宋朝整整一代的风气。自真宗和仁宗以来，把忍受耻辱当做应当的事，这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承接着如此破败不堪的现状，肩上扛着无比沉重的国仇国耻，所以要迅速地改变这些。 我所说宋太祖的政策在于使兵弱、使将弱、使民弱的原因是什幺呢？招募兵士的不良之法，虽说是从唐开始的，但实际上是在宋时确立的。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弱将领就是指此。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氵㸒游乐，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幺能够呢？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幺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二十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太祖开宝年末，兵籍**有三十七万八千人。到太宗至道年间，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每一年都变更驻地，去靠近生产粮食的地方，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的人。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每三年要到郊外去祭祀天地，用于赏赐的费用，常达五百余万。景德年间郊祀竟花了七百余万，东封泰山花了八百余万，祭祀汾上宝册又是一百二十万，举行大典又增加到一千二百万。开宝以前，每年收入支出的详细数据已经不可考，到至道年末，每年收入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还是有富裕的，不到二十年后，到天禧年间，则每年收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每年的支出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到至平二年，总年收入一万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总年支出为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而临时性支出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而二十年间，所交纳的赋税已经增加了十倍，他们靠什幺来生活呢？再加上嘉祐、治平以来，每年超过的数额，一直保持在两千余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当时内外形势既然已经是这样的急迫，而宋代的君臣们，又是怎样来应对的呢？真宗奢侈无度，摧残伤害了国家的元气，这就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主，如果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出发，可以说宋的弊政是从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在《宋论》卷六中说的多好啊：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养生息。休养生息是对的，解散而休养生息，则就是将国家废弛了，就使承继的后者有难了。每年缴纳五十万给契丹，甘心俯首贴耳，还美其名曰送给友邦礼物。礼待李元昊父子，缴纳织物和钱币以乞求一时的平安，仁宗并不放在心上。执政的大臣、谏官、在朝在野的各级官吏等人，口里不停地争辩着某典籍中的一点点是非。视西北方诡诈的强敌，当做本应存在而不可侵犯。国家也因此而弱下去。幸亏当时没有像耶律德光、李继迁这样的凶悍人物，才使宋靠着贿赂而暂时得到苟安；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虚张声势地恐吓一下而宋的魂魄已丧，致使他迅速从河朔起兵杀向宋的都城，有几人能不去作石重光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大宋的中朝之主，他本是可以做许多事的，如果有些有本领的臣子辅佐他，宋是可以振作起来的。当时的大臣中，史家们称他们多贤，细考查史实，则可以看到凡材充实其间，上等的人才几乎没有。懂得政治而有改弦更张之志的，只有一位范仲淹，论他的志向和才能，比王安石要低许多，而最后还因不被长期信任，遭离间而离开了朝廷。其他最着名的，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这些人，其道德学问文章 足以照耀千古，他们在朝堂上，治理国家，补缺拾漏，虽说有可观的成绩，可不能度量原来基础的高低，只能比较它们的末端。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煎熬紧迫的时候，要使多年衰落的国家得到长治久安，可能是不胜任的。其他的则都在胡乱地议论着，沉湎于过太平的日子，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所谓的忧患，贾生所说的抱着火放到柴堆的下面，而自己睡在柴堆的上面，火还没有烧到的时候，就认为平安无事。而在这时，有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起来而打扰了他们的美梦，于是相继怨恨他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才开始辅佐神宗的时候，神宗问他为什幺本朝建国百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事，王安石退下来写了札子回答说： （前略）但我朝历代沿习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众多的大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没有采用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班顺序资格年历来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没有采用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考试测验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幺两样。农民因徭役破坏了生产，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族，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宿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订的对待宗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才会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帮助。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这些。因而他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说：（节录，全文另见第七章 ） 陛下还总是以为上天能够给你幸运而没有考虑过有一天会失去这种幸运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在同一天起义，他所在的郡国没有人能预先警惕；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每到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位将军敢和他抗衡。 现在的公卿大夫，没有人愿意替陛下做长远打算，为国家筹划万世的基业，我对此事很疑惑。当初晋武帝只注重眼前的繁华，不为子孙做长远谋划，当时的官员也苟且偷生一味取悦皇帝，良好的社会风气荡然无存，舍弃了礼义，丢掉了法制，君臣上下都有过失，却没有谁以为这样是错误的。有识之士本来就知道将天下大乱，而后来果然海内发生了大的变故，中国遭受战争困苦达二百多年。 我希望陛下能够借鉴汉、唐、五代混乱灭亡的原因，批判晋武帝苟且因循造成的灾祸 唉！宋仁宗之时，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整个国家如此欢娱，而王安石对危险的忧愁如此之深，以至达到这样的地步，不惜用晋武帝的例子来劝谕皇上，害怕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他真的是杞人忧天吗？唉！靖康年间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有先见之明啊！ [book_title]第三章荆公之时代（下） 荆公所处之时势，虽极艰钜，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为之主，其于拨乱世反诸正也，宜若反手然。顾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则朋党累之也。宋之党祸，盛于荆公以后，而实远滥觞于荆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论之。政党之为物，产于政治进化之后，国之有政党，非其可吊者，而其可庆者也。虽然，有界说焉。一曰，政党惟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而与**政体不相容。二曰，为政党者，既宜具结党之实，而尤不宜讳结党之名。三曰，其所辩争者，当专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及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皆不容杂入其间。（此不过略举其概，未能备列，因非作政党论故也。）若宋之所谓党，举未足以语于是也，吾故不能许以政党，仍其旧名曰朋党而已。中国前此之党祸，若汉之党锢，唐之牛李；后此之党祸，若明之东林复社，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质复杂而极不分明，无智愚贤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气相竞而已。推原宋代朋党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贱武，二由中央集权太过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务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见，怀才抱能之士，势不得尽趋于从政之一途。而兵权财权，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为左迁贬谪。或耆臣优养之地，非如汉之郡国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树立，且严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异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师。而彼其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余地也，所得与于国政者，二三宰执而已。其次则少数之馆职台谏，为宰执升进之阶者也，夫以一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惟此极少极狭之位置，可以为树立功名之凭藉，则其相率而争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历史，谓之争夺政权之历史可也。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 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也。初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夷简去，仲淹相，石介作诗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而孙沔读介诗曰：祸自此始矣。仲淹相数月，史称其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以上皆录宋史范传语。）反对党乘之，尽力攻击，而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罢。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网打尽矣。其气焰与石介之诗，若出一吻。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自庆历时而已然矣，此风既开，至英宗治平间而有濮议之一大公案。 濮议者何？仁宗崩，无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为后，是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议追尊濮王典礼，廷臣分党相哄，汹汹若待大敌，朋党之祸，于兹极烈。台谏至相率请斩韩琦、欧阳以谢先帝，驯至因公事以诋及私德，遂有诬欧阳修以帷薄隐匿之事。而当时以濮议被攻者，如韩欧之徒，固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议攻人者，如吕诲、范纯仁之徒，又后世所称君子人者也。宋世朋党之真相，于兹毕见。此事虽若与荆公新法之哄争无与，然其现象极相类。且前此首攻濮议之人，即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诮，取欧阳公濮议原文全录之，以见当时所谓士大夫者，其风气若是。而知后此荆公之地位，一如韩欧，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冕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而以，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冕等请称皇伯而不名。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捡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圆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札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着，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呈进，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礼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谕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概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何如。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帝，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白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读欧公此文，则当时所谓清议者，其价值可以想见矣。彼建言者之意，不过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则名愈高，其唯一之目的在是。而国家之利害，一切未尝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题目，居之以为奇货，稍有可乘，则摇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与为表里；愚民无识，从而和之，势益汹汹。有抗之者，即指为奸邪，务箝人之口而后已。争之不得，则发愤而诬人私德，至谓韩魏公交结中官，谓欧阳公盗甥女，夷考当时攻韩欧之言。曰：乱大伦，灭人理。曰：含生之类发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宠，自为身谋，害义伤孝。曰：百计搜求，务为巧饰，欺罔圣听，支吾言者。夫韩欧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节昭昭在人耳目，曷尝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则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设心之不肖，是则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间矣。而岂其然哉？若其不然，则攻之者之设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议不过皇室私事耳，曾无与天下大计，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细已甚。而当时所谓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愤之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挠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况乎荆公之变法，其事业之重大而不适于庸众之耳目，有过此万万者乎，其一人狂吠而举国从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议之役，韩欧所为，无丝毫悖于义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犹指为**灭理，希恩固宠，巧饰欺罔。则夫后此之以此等种种恶名加诸荆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诬为交结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诬为盗污孤甥。则凡后此所以诋荆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区区之濮议，其是非可一言而决者，而有一孙固欲与彼等立异，章未上已群指为奸邪。则后此凡有为新法讼直者，一切指为奸邪，不当作如是观耶？濮议一案，以有欧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传于后。而熙丰新法，以荆公熙宁日录被毁，后世惟见一面之辞，于是乃千古如长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极当注意者，则治平间攻濮议之人，即熙宁间攻新法之人也。荆公初参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实为吕诲。吕诲即于濮议时主持最坚，首纳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镇、范纯仁。元?初为执政以破坏新法者，司马光、吕大防。而镇、纯仁、光、大防，皆与诲为一气者也。（欧公濮议未及司马光，然当时首倡异议者实光，盈廷因而附和之耳。及诲等被黜，光抗疏乞留之不许，遂请与俱贬，亦不许。此皆明见史册之事实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读史者，亦以其为有大不已者存也。夫濮议之役，在彼辈岂不亦自以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诸实际，则何如矣？ 夫以当时朋党之见，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竞于意气，如此其烈，为执政者，惟有实行乡愿主义，一事不办，阉然媚世，则庶可以自存。苟有所举措，无论为善为恶，皆足以供给彼辈题目，而使居之为奇货，如欧公濮议所云云者。而荆公乃毅然以一身负荷，取百年苟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张之，其丛天下之谤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过裁恩荫之陋，严察吏之典，补苴时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讧之，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专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荆公者待范文正，则荆公之恶名，文正早尸之矣。故虽谓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当时之形势，其万不能不变法也既若彼，而以当时之风气，其万不能变法也又若此，吾于荆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 【译文】 王安石所处的时势，虽说非常艰难，而凭借他非凡的才能，又遇到了大有作为的皇帝，来做拨乱反正的事，应该是很容易的。只是他的成就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是什幺原因呢？是因为朋党拖累了他。宋代朋党造成的祸患，在王安石之后尤其严重，而事实上发端于王安石之前，这是不能不追述议论一下的。政党的出现，产生于政治进化之后，国家有政党，并不是坏事，而是应当庆贺的。虽然是这样，有定义说：一种说法是，政党只能生存在立宪政体之下，与**政体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说法是，作为政党，既然有结党的事实，就不能避讳结党之名。还有一种说法是，政党所争辩的，应当只在政治问题，而宫廷问题和个人私德、学术异同等问题，都不应列入争论的范围（这里只不过略取它的大概，不能全列出，因为这里不是专论政党的）。宋代所谓的党，还不足以看做后来所说政党，所以我不把他们看做政党，仍旧用它的旧名，称为朋党罢了。中国在宋之前的党祸，如汉代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之后的党祸，如明代的东林、复社，都可以说是用小人害君子。只有宋代不是这样，它的性质复杂而且极不分明，不管是聪明的、愚笨的、贤能的和无才的全都卷入其中。一言以蔽之，是士大夫们因志趣而结在一起相互竞争罢了。追寻宋代朋党之所以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那时重文而轻武，二是因为中央集权过度。宋太祖的政策，是必须压抑臣下，使他们不能以武功而显露自己，有才能的人，不得不都走从政这一条路。而兵权财权，都集中到中央，管理百姓的官职、各地方的官署，都是用来接收被贬官员的，或者是大臣们养老的地方，不像汉代的郡国，在那里可以实现抱负有所建树，并且考核他的政绩而有升降，使人能在那里得到锻炼。因此那些优异突出的人才，想获取功名的人，都涌向京师。而那时的京师，不像现在那些立宪国的国会，能容纳许多人在里面发挥才能，能够参与国政的，两三个宰相罢了。其次是少数的馆职、台谏之类的官，也是升迁到宰相的官阶。这幺大一个国家，有这幺多的人才，而只有这极少极窄的位置作为立功名的凭借，那幺大家相继来争抢，也就很自然了。看整个宋朝的历史，称它是争夺政权的历史也是可以的， 无能的人来争目的是营私，贤能的人也来争为的是实现志向。争急了，就免不了意气用事，彼此相互诋毁，又把朋党的名声加到对方的头上，于是党祸和宋朝就始终相随了。 宋代朋党之祸，虽说在元祐、绍圣以后最严重，其实它发端于仁宗和英宗两朝。它的源头是仁宗时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两人之间的争斗，发展成党争则是英宗时的濮议事件。最初范仲淹触犯了吕夷简而被逐出朝廷，士大夫们争论两个人的曲直，相互指责对方为朋党。等吕夷简罢官离去，范仲淹做了丞相，石介做诗说：“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孙沔读了孙介的诗后说：“祸患将从此开始了。”范仲淹做了几个月的宰相后，史书上称他裁减宠信滥用之官，考察官吏政绩，日夜谋划怎样使天下太平。但改革没有步骤，规模广大，论事者认为不可行。直至按察使出任，多人被弹劾，人心不满。自从恩荫子弟范围减小，磨勘制度严密，对侥幸投机者不利，于是对他的毁谤开始多起来，关于朋党的言论也被皇上听说了。（以上都是录《宋史》范仲淹传中的话）反对党乘机攻击他，于是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官。王拱辰、张昌言说：“我们一网打尽了。”他们的气焰和石介的诗句像出于一样的口吻。后世论史的人，没有不倾向范仲淹而贬低吕夷简的。范仲淹的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是吕夷简等人所不能达到的。吕夷简不过是一个贪恋高位的庸才，如果认为他是奸邪，那幺宋代百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比比皆是，怎幺能都说成是奸邪之臣呢？况且当时与吕夷简结党攻击范仲淹的人，许多也是后世认为的君子，这是为什幺呢？重要的是，宋代的朋党，无所谓君子和小人，纯粹是士大夫们为争意气而相互倾轧，自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就已经是这样了。这种风气既然开了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7年）就遇到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什幺呢？仁宋驾崩，他没有儿子，让他哥哥濮安懿王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宋英宗。英宗治平二年，有人提出要办追尊濮王的典礼，朝廷的大臣们意见不同而引起争论，一个个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的祸患，从此开始发展得激烈起来。言官们甚至纷纷上书要求斩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逐渐演变成因公事而诋毁对方个人生活上的品德，随即就有人诬陷欧阳修有男女之间见不得人的事。而当时因濮议被攻击的人，有像韩琦、欧阳修这样被后世所称为君子的人；因濮议来攻击人的人中，像吕诲、范纯仁这些人，也是后世称之为君子的人。宋代朋党的真相，由此就完全可以看清。此事虽然与针对王安石新法的争论无关，但表现很相似，况且那些首先站出来攻击濮议的人，就是后来最早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说我啰唆，将欧阳修濮议的全文录过来，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的士大夫们，是怎样的一种风气，然后就知道王安石的处境，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有关新法的公案，不过是另一个濮议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英宗皇帝才即位，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进爵，不管死者生者都得到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给予封赏，只有濮安懿王，是皇上的生父，中书认为不能和其他的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的部门商议进行典礼一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治平二年四月，服丧期满，皇上就把那个奏章 下发给两制，让学士待制礼官详细研究。翰林大学士王圭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荣耀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中书认为要给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册封的诏令应该有特定的规格，诏令中应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应当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与皇帝是父子，并不是按封册上称他为什幺亲，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将这个奏章 下发让再考虑，王圭等人提出称“皇伯”而不写名。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据开元开宝礼中都有：“做儿子的要为生父披麻戴孝不过一年，为后父披麻戴孝三年。”这里后父生父都是父母。而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称为“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藩侯继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光武帝，是有德的君主，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而“皇伯”这样的称呼，既然没有记载，也就没有根据了，所以没敢这样施行。于是将有关古今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有关材料，再加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言官们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等开始，皇太后就亲手写了诏书责令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问为什幺。皇上见到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不让再讨论这事，而追封的事也就停下来。过了许多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请求一定要讨论有关皇伯的事。他们的奏章 留在皇帝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言官们也对这事都提出了看法。皇帝既然因为太后的缘故决意不再提这事，所以凡是上来的奏章 都留了下来不下发。皇上聪明果断，很通达事理，对待臣下，非常谦虚恭敬，但却不姑息。言官们所说有关濮王的事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做的事也大多被搁置下来不施行。言官们由此而开始愤恨并发出怨言，对中书的不施行很是愤怒。中书也曾上奏说，现在言官们因为朝廷不听他们的而愤怒，说我们阻塞了言路，导致陛下成了拒谏的皇帝，乞求能大略施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事，如果言官们说的对，就应该立即施行，何止 略行一二 。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为了应付人情，将不能做的事勉强施行，那样不碍事吗？”中书因为皇上所说的话切中事理，就不敢再说。皇帝问：“所提出能施行而没有施行的有吗？”韩琦以下的官员们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帝说：“既然如此就没有什幺了。”当时有多名杂端御史是刚被提拔上来的，锐意进取，希望快些取得成绩，见到什幺都直说，也不顾忌是不是自己职责内的事，所以经常把事办砸。 这时京城中下大雨，公私的房屋倒塌了无数，军营的房屋倒塌得尤其厉害。皇帝因为士卒都露天住着而心中焦虑，文武大臣们也很担忧害怕，日夜费尽心思，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结果。当时范纯仁新当上御史，才上殿，内外都恭听他要说什幺。而他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为什幺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一名监管的官员，中书省审核议定。在京的军营共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座，如果按范纯仁所请求的，就应该派五百二十名监官，每个监官要有四名随从士兵，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缺少人手，却派了二千士卒和五百名监官，而没有瓦木等建筑材料，一样不能完成工程，他轻率错误到如此程度。于是在中书省议论这事时，我就忍不住笑了，言官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一些天吕大防又上书，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大多都一样琐碎不符实际无法施行。而言官不知道他们所讲的话无法办，只怨朝廷阻止不去施行，因而吕大防又说，今后言官再提出建议不施行的，要求中书省说出原因为什幺不去办，要报过去，他蛮横无理到如此地步。他们怨恨愤怒的言辞，渐渐在士大夫中传开，言官们的亲友故旧，有人戏弄并激怒他们说：“近日御史官员所提的事，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后就算完事，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称为进呈院了。”这话很有名，朝中的官员相互拿这来开玩笑。 而御史官员更不满意并愤怒，于是就想着参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弹劾人而得了罪，仍可以留下美名。这时皇上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失当之处，文武大臣，也都没有什幺大的过错，没有什幺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没有定论，就说这是个好题目，是个好机会不能错过，于是共同极力申说。然而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议这事，“皇伯皇考”的说法，都没有定下来，其他追封的礼数，都还没有讨论到，朝廷对濮议，并没有过失，所以御史们只请求早施行“皇伯”的办法而已。中书省说前代有关礼仪的论争多年定不下来的很多，这事关系很大，况且皇上谦逊，自己中止不让再提，有什幺过错值得弹劾呢？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御史们一起到中书省扬言说：“宰相应该早了结这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这件事了，所以提出的人虽多，全都不听，因而御史们更加感到耻辱。既然这情形已经不能停止，再加上他们的本意是想因弹劾人获罪而博取声名，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只求激怒朝廷，什幺都不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提出董宏、朱博的事，借此指出某大臣是首先提出的，并毫无顾忌地丑化和诋毁。当初，两制因为朝廷不用他们提的建议，心里已经不平，等御史台那里有了说法，也就和他们相互呼应。而一些庸俗的人，不知礼义，不知圣人很重视无子的事，凡没有儿子的允许让同宗的子弟承继家业，这是大公之道，只是常见的百姓中过继儿子和异姓领养义子这些做法，怕别人知道，都避讳他们的亲生父母，把这当自然的事，于是就认为“皇伯”这种提法正确。御史们既然已经有了两制的协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于是以言惑众，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推崇加封濮王；而庸俗的下层人众，还传言说，等将来还要让濮王入太庙，用来换了仁宗的位置。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说也说不清，而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只要有人稍倾向朝廷说话，就被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提出请求让皇上称亲，奏章 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从此这些有识之士，都怕惹祸而闭口不谈了。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一起定一个合适的礼数施行来平息舆论，于是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而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原来的坟茔建为园，在园中立庙，让王的子孙按时祭拜。 礼节止于这些而已。那一年九月，皇上看了，一点也没有感到为难，说：“只这样做极好。但需要禀告太后后才可行。暂且等一等。” 这时离到南郊祭天的日子近了，朝廷的事多，御史们的言论也稍平息了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这事。祭天大礼之后，第二年的正月，御史的奏章 又来了。中书省又将原来写的东西呈上去，请求降诏。皇上说：“等三两天禀过太后就可以施行了。”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忽然派高居简到曾公亮的家中，颁布皇太后的手谕说：“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当称皇，三个夫人应当称后。”和中书省所呈上的诏草中所写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也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进呈诏草时，只求皇上直接降诏施行，并没有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施行”，也没有说请皇太后降手书。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的本意。这天韩琦因祭祠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欧阳修在垂拱殿门的阁子中，听了后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事出意外，不知该做什幺。于是就到致斋处找韩琦一起取来旨意，不一会儿韩琦来了，不等细说，就来到殿上，韩琦上奏说：“臣有一愚见，不知是否可以？”皇上说“怎幺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的三件事，称亲这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请求陛下推辞免去，再降道诏书，只称亲。把臣等前些日子进呈的起草的诏书，将坟茔改为园，在园中立庙，让濮王的子孙祭祀等这几项写到诏书中施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依此降手诏施行。开始的时候，朝廷内外的人，被御史台的言论所迷惑，称朝廷想尊崇濮王想要夺仁宗的正统，所以人们都喧嚷不停，等见到手诏上所施行的礼数，不过是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合理，就再没有什幺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他们知道形势不能阻止，就只针对称亲一项说不合适，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说韩琦串通宦官苏利涉、高居简，迷乱皇太后，这样才下了手诏；又针对我说我是首先提议的人，请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的奏章 正本传到宫中，副本便和进奏的官令一起传布。吕诲等人既然想领得罪名而离开，所以每次见皇上，言语都违逆不敬，只恐皇上不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言官，所以就曲意包容，时间一长到了这一地步。知道他们不能再留，还多次派宦官，授给他们官职，到他们家召他们，而他们都不来，于是就让他们以原官职去到外地做官。濮议这件事，从中书最初提出，到最后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听他们的而进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自然是中书提出的决议，皇上也没有偏执的意见。而吕诲等人多次上书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事重大，不能轻易答复，既然已经降手诏不再议论这事，那称“伯”称“考”，一切置之一边不再讨论了，也并不是非要偏执于哪一个。皇上曾经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议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所奏的，为什幺这幺急呢？由此可以看出皇上是慎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幺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说到中书省不敢用“皇伯”的称号那更是无稽之谈，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被议论，大概是“皇伯”“皇考”的称呼还没有定下来就已经结束了讨论，所以就没有工夫谈到追封的礼数。之后所讨论的，只是在园中立庙罢了。如吕诲等人大力引用哀帝、桓帝的事而加蒙蔽的事，都没有提到。开始时，吕诲等人既然决意要离开，皇上屈意挽留他们也不肯。赵瞻这个人，在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特别不知体统，在人前扬言说：“官家只不曾下拜留我罢了。”用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如果朝廷对于御史所提出的事，十件中能有三四件施行，让我们这些人遮羞，也不至于离去。”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于濮议，难道有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而吕诲等人决意要走，难道只针对濮议吗？士大夫们只看到吕诲等人诬蔑的言论，而不知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深究吕诲等人的用心，只说他们因为进言而被贬就是忠臣，而争相赞誉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所预料的那样。吕诲等人果然因此得了虚名，而荐举吕诲的人也想靠这个博取名声。宣扬皇上的恶而彰显自己的善，尚且不应当，更何况是诬蔑皇上来买自己的虚名呢？唉！假使吕诲等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先帝的心志，不被后世所知，是臣等的罪过。因此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采用。 读欧阳修此文，当时所谓公正的议论者的价值就可以想见了。那些建言者的本意，不过是想借此来立名，寻求因言得罪，那样名声会更加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此，而国家的利害，都不被他们放在心上。所以他们只是一天天搜求好的题目，拿来当做有利可图的奇货，稍有可乘之机，就卖弄口才，进行煽动。朝廷中那些不得志的人，互相勾结配合，百姓无知，也来附和，来势汹汹。有反对他们的，就被指为奸邪，必定要把人的嘴都堵上才算罢休。争论不过时，就发泄愤怒去诬蔑其个人品德，说韩琦勾结宦官，说欧阳修盗氵㸒甥女。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乱大伦，灭人理。”说：“令人愤恨痛心。”说：“奸邪的人，希望并巩固自己所得的恩宠，处处为自己谋划，损害正义和孝道。”说：“千方百计地寻找，努力为自己辩解，欺骗蒙蔽皇上，敷衍谏官。”韩琦、欧阳修二人无论做人和辅佐皇上，他们的大节在人们面前非常坦荡，何尝有谏官们所说的这些呢。假使有像他们所说的，则这两人的罪，就不在施政是否得当，而在居心不良，那样他们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了。而难道真是那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攻击他们的人，又居心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室的私事罢了，与天下的大计并没有关系，就是在皇室的私事中，也算非常小的事。而当时所说的士大夫们，因为沽名和泄私愤的缘故，推波助澜，无风作浪，不惜蒙蔽天下人而将矛头指向一两个担任大事的人。更何况王安石的变法，他事业的重大不能被平庸的人所容纳，比这又超过万万倍了。一个人狂吠而全国的人都来附和，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不符合情理的，既然已经是这样，而谏官将**灭理，取悦皇上并固宠，粉饰自己欺骗蒙蔽的这种种的罪名加到王安石身上，难道可信吗？凭韩琦的耿直，而被诬蔑为结交宦官；凭欧阳修的高尚，而被诬蔑为盗污孤甥，那幺后面那些用来诋毁王安石的人格品德的，难道可信吗？区区一个濮议，是非是一句话就可以确定的，而有一个孙固与那些人不同的意见，奏章 还没有递上就已经被指责为奸邪了，那后面凡是为新法申辩的，都被指责为奸邪，能不当做类似的事来看吗？濮议一案，因为有欧阳修的这篇文章 ，它的是非曲直，才能够大略让后人知道，而熙宁、元丰年间的新法，因为王安石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只能看到一面之词，于是千古如长夜了，真是悲哀啊！ 而且还有一事需要注意的，就是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1068年）攻击濮议的人，就是熙宁年间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才参政，首先列出十件事弹劾王安石的，实际上是吕诲。吕诲在濮议时是主持最坚定而被贬职的。攻击新法最用力的是范镇、范纯仁。元祐时才执政而破坏新法的，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吕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是与吕诲一气的（欧阳修濮议没有提到司马光，而当时首先提出异议的实际上是他，满朝文武也因此而附和他。等吕诲等人被贬，司马光上书要求留下他们而皇上不许，于是就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皇上也不许。这都是明确记录在史书中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后来攻击新法，自以为自己的大志向没有丧失。而后世读史的人，也认为他们有大的志向而不丧失。濮议这一段公案，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不也自以为不丧失自己的志向吗？而考察实际情况，又怎样呢？ 凭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士大夫们争于意气如此激烈，掌权的人，只有不顾原则而进行调和，什幺也不做，只有曲意逢迎，取悦于当世，才有可能保存自己。如果有所举措，无论做的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足以提供给对方题目，使他们找到借口，就如欧阳修濮议中所说的那样。而王安石毅然凭自己的力量，取消百年来苟且相沿的法度而进行改革，汇集天下的诽谤于一身，本来就该是这样。范仲俺所改革的不过是去除父辈做官子辈继承的陋习，完善了官吏考核的条文，缝补时弊中的一两件事罢了，然而已经惹得满朝攻击，仅三个月就已经不能在职位上坚持了。也幸亏仁宗任人不专，假如仁宗能像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幺王安石的恶名，范仲淹早就也有了，因而说范仲淹是没有完成的王安石，也可以说王安石是完成了的范仲淹。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就如同那般，而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book_title]第四章荆公之略传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讳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之抚州也。父益，母吴氏，以真宗天禧五年生公。幼随父宦韶州，十六岁随宦入京。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进士，签淮南判官，实仁宗之太历二年也。旧制：判官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公独否。二十七岁，调知鄞县，治鄞四年，秩满归。明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以祖母老家贫不赴。至和元年，年三十四，除集贤校理，不赴。嘉?元年，年三十六，为群牧判官。明年，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又明年，使还报命，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六年，除知制诰，年四十一。凡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年四十四，以母丧居江宁。四年，正月，英宗崩，神宗立。三月起公知江宁府。九月，除翰林学士。明年，为熙宁元年，公年四十八，四月，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熙宁二年二月，以公参知政事。四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累疏乞解机务。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复召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除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罢，以使相判江宁府，时公年五十七。自熙宁元年入对后，执政凡九年，自是遂称病不复起。元丰元年，年五十八，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进公司空。明年，为元?元年，四月，公薨，时年六十六，赠太傅。凡公罢相后居江宁又九年。绍圣中谥曰文公。 【译文】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名安石，字介甫，临川人，今江西抚州。父亲王益，母亲吴氏，在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生公。幼年随父亲在韶州做官，十六岁随父亲入京，十九岁丧父，二十一岁成为进士。宋仁宗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做了淮南判官。按旧制，判官任期满，允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偏不这样。二十七岁时，调到鄞县做知县，做了四年，期满回家。第二年，做舒州通判，中书省来函召他应试馆职，以祖母岁数大，家中贫穷不去应试。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三十四岁，被授于集贤校理，不去上任。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十六岁，任群牧判官。第二年，知常州，换任为提点江东刑狱。又过一年，派人催他回到朝廷，上书仁宗言事。四年，提点江东刑狱。五年，召回京做了三司度支判官。六年，授予知制诰，年四十一，共做知制诰三年。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他四十四岁，因母丧居丧在江宁。四年正月，宋英宗崩，神宗继位。三月起王安石知江宁府。九月，授予翰林学士。第二年，也就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四十八岁，四月，以翰林学士破格进朝应对皇上。熙宁二年二月，皇上让他做参知政事。四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七年，多次上书乞求辞职。六月，以观文殿学士的身份知江宁府。八年二月，又召回到任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六月，授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九年十月被罢官，以使相的身份做江宁府通判，这时王安石五十七岁。自熙宁元年入朝，执政共九年，从这时起就称病不再出来。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他五十八岁，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封舒国公，领集禧观使。三年，授特进，改封荆国公。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进封王安石为司空，第二年为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去世，年六十六岁。赠太傅称号。王安石被罢相后在江宁共九年，绍圣年间赠谥号文公。 [book_title]第五章执政前之荆公（上） 古之天民者与大人者，必有其所养。观其所养，而其所树立可知也。观其所树立，而其所养可知也。荆公之德量气节事业文章，其卓越千古也若彼，则其所以养之者必素矣，吾故于其少年时代事实之有可考者略论次焉。 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盖庆历三年由淮南判官乞假归省时作，读之而公少年之经历可概见也。诗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喋血被面无时?。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騑。 留当开尊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此不啻公二十三岁以前自述之小传也，其天性孝友之纯笃，固盎然溢于楮墨间，而所谓欲与稷契遐相希者，盖自弱冠时而所志固已立矣。 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自得之。而辅仁之友，则亦有焉。今刺取集中书序往还论学言志者次录之，其于公所养，可见一斑也。 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送孙正之序） 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而为涂之人而已耶。……自予之得通叔然后知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于其言而已,盖观其行而得焉者为多。（李通叔哀辞） 某愚不识事务之变，而独古人是信。闻古有尧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书，闭门而读之，不知忧乐之存乎已也。穿贯上下，浸氵㸒其中，小之为无间，大之为无涯岸，要将一穷之而已。（上张太傅书） 方今乱俗，在学士大夫，沈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答曾子固书） 天下之变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辞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内得于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于物也。非有待于物，故其迹时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尝有悔也。若是者，岂以夫世之毁誉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而私有志焉。（答李资深书） 学足乎己，则不有知于上，必有知于下；不有传于今，必有传于后。不幸而不见知于上下，而不传于今又不传于后。古之人犹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谓知命也。命者非独贵贱死生尔，万物之废兴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答史讽书） 夫君子之学，固有志于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后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系吾得志与否耳。身犹属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属于命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之说如此，而或者以为孔子之学汲汲以忧世者，惑也。惑于此而进退之行，不得于孔子者有之矣。……吾独以为圣人之心，未始有忧。有难予者曰：然则圣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也。不可荣以禄者，知命也。吾虽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忧之其能合乎？……孔子所以极其说于知命不忧者，欲人知治乱有命，而进不可以苟，则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谕知命之说而不能重进退者，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爱足下之才耳。既而见足下衣烂履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丝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吾以为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学报足下。（与王逢原书）集中言论，似此者尚多，今不悉录，录其尤者，尝迹荆公一生立身事君之本末。进以礼，退以义，其蚤岁贫苦患难，曾不以撄其胸，能卓然自立，以穷极古今之学而致之用。其得君以道易天下，致命遂志而不悔。其致为臣而归，则又澹然若与世相忘。记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无入而不自得者，公当之矣。及读此诸篇，然后知公之学，盖大有本原在。其大旨在知命，而又归于行法以俟命，故其生平高节畸行，乃纯任自然，非强而致。而功名事业，亦视为性分所固然，而不以一毫成败得失之见杂其间。此公之所以为公也。 公固守道自重，不汲汲于用世，而玉蕴山辉，不能自闷，贤士大夫，稍稍知之而乐称道之。其交公最蚤者，则曾巩也。巩与欧阳修书云：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而陈襄上荐士书，以之与胡瑗等并举，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着闻于时。皇?三年，宰臣文彦博，遂以之与韩维共荐，于是有集贤院校理之命。嘉?元年，欧阳修又以之与包拯、张环、吕公着三人共荐，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自是徵辟屡至，然安于小吏，不肯就职，非故为恬退，亦有取于素位之义而已。 （考异一）宋史本传称曾恐携客安石文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今按此妄语也。巩上修书，有先生使河北之语，其事在庆历六年。而公之成进士，在庆历四年，且书中明有已得科名之语，则公之得第，非藉揄扬甚明。宋史开口便诬，何以示信。 （考异二）本传又云：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着三人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今按此又妄语也。陈襄当皇?间，已称公文辞政事，着闻于时。欧阳公亦言学问文章，知名当世。而韩维者，则文潞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吕公着者，又欧阳公以之与公同荐者也。然则韩吕安能重公？而公亦安藉韩吕以为重哉？夫自皇?以及熙宁二十年间，公声名满天下，若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皆交相延誉，见于本集及其他记载者班班可考。而本传曾不道及，乃至并文欧二公之荐剡而没之，一若有损诸君子知人之明者，徒曰藉韩吕以为重而已，毁人者何所不用其极耶。吾所以哓哓辨此者，以公之名节高一世，即其没后，而反对党魁之温公，犹称道之，（见下）今如宋史所记，则一干禄无耻之小人，而其居恒所谓知命守道者，皆饰说以欺人矣，此大有玷于公之人格，虽欲勿辨，乌得已也。 （考异三）荆公少年，交友甚少，曾子固称其不愿知于人，而公答孙少述书，亦言“某天禀疏介，生平所得，数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数人，复欲强数，指不可诎。”由此观之，公之寡交可见。而俗史乃有公与濂溪交涉一事，是又不可以不辨。罗景纶鹤林玉露云：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诸六经乎？乃不复见。度正撰周濂溪年谱云：嘉?五年，先生年四十四，东归时，王介甫为江东提点刑狱，年三十九，已号通儒。先生遇之，与语连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至忘寝食。（此说本邢恕，恕程氏门人也。）今按此两说者，一言不见，一言已见，既相矛盾，岂荆公少年即既恚其不得见，及至至四十，又及其门而求见耶？抑濂溪始焉三辞之不见，而继焉且复自往见之耶？一何可笑。不知两说皆妄也。考濂溪不过长荆公五岁，以为少年，则俱少年耳，即云荆公求友心切，亟欲见濂溪，而濂溪以彼此同在求学之时，何得妄自尊大若此。岂孔子之与孺悲耶？且濂溪既未见荆公，以一向学之少年，何由望名刺而知其不可与语？濂溪果如此，尚得为人耶？况按诸两家年谱，盖终身无从有遇合之地。濂溪以天禧元年生道州，天圣九年，年十五，父卒，从母入京师依舅氏，则自十五以前，皆在道州也。景祐四年，母卒，葬润州。康定元年，年二十四，起洪州分宁县主簿，始入江西。荆公生天禧五年，幼随父宦韶州，其忆昨书曰：丙子从亲走京国，则年十六也。明年亲作建昌吏，则年十七至江宁矣。宝元二年，父卒，在江宁居丧，诗所谓三年厌食钟山薇也。庆历二年，年二十二，成进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宁。是二人当少年时，未尝一日相值，罗氏之说，从何而来？嘉祐三年，荆公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于是年六月解合州签事归京师，则荆公已去江东，而年亦四十矣，以为二人相遇于江东，其年与地皆不合，而刑氏、度氏之说，从何而来？彼讲学之徒之造为此说者，欲借荆公以重濂溪耳。若夫濂溪之见不见，则何足为荆公轻重？而吾犹辨之不惮词费者，凡以见当时之所以诬诋荆公者，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响之事，而言之若凿凿焉，则其他之不可信，皆类是矣；而真事实之被抹煞而不可见者，又何限哉。 【译文】 古代的贤人和大人，必定有他们成长的过程。观察他们的成长，就知道他们的成就；看他们的成就，就知道他们的成长过程。王安石这品德度量气节事业和文采，可以说是卓越千古，他的成长过程肯定是洁白无瑕的。我在这里针对他少年时代可以考证的事实略论述一番。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大概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由淮南判官告假回家省亲时所作，读这首诗则可以大概看出他少年时的经历。诗中写到：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两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亦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 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攀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 骖。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不过是王安石二十三岁之前自述的小传。他天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淳朴笃实，很明显地表现在笔墨之间，而从“欲与稷契遐相希”这句，可以看出他刚成年就已经确立了远大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识，没有听说他师从于谁，大概是身体力行，潜心研习而自觉而成的。而培养他仁德的朋友，也是有的。这里选取他集中书信往来谈论学问和志向的内容依次摘录在下面，这对王安石的成长，可见一斑。 君子之中有穷困潦倒的，但却不肯因为一时的失意而批评自己以顺从流俗，不以当世一时的奸恶而排斥道义，因而他们一旦因君主的赏识而得志，就会变更时尚以趋向于圣人之道，易如反掌，因为他的道术是平素已经修习好了的，而他的志向也是早已树立的。 我的才能和性情天生就比古人差，而学习又不用功，又没有朋友相互促进以进入道德之途，我难道要成为平庸的人吗？ 自从我认识了李通叔之后才知道圣人的门户是可以进入的，这不仅是从他的言语中有所得，而且从他的行为中更学到了很多。 我愚笨不知道事情的变化，而只相信古人。闻说古代有尧、舜，他们的道是中正之道，是永久的准则。得到他们的书，闭门而读，自己忘记了忧伤和快乐。上下融会贯通，内容都被浸透，小到无法分割，大到无边无际，将一切都蕴涵其中。（《上张太傅书）） 当今搅乱风俗的，是士大夫们，深深地浸染在利欲之中，他们用言语相互推崇，不知自爱自重罢了。（《答曾子固书》） 天下的变故多了，而古代的君子，接受和取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在内心里有思虑和预见，然后来适应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任其发展，受客观事物的摆布。对事物的发展没有预见，因而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值得怀疑；对事物的发展有预见，那幺他的心中就不会有后悔。如果像这样，怎幺可以用世俗的毁誉来衡量他们的心胸呢？而我还到不了这种高度，而只是自己有点志向而已。 学问如果已经足够了，那幺不被上面的人所知道，也会被居于下位的人知道；不在现在传播开来，也会传布于后代。如果不幸不被居于上位和下位的人所了解，又不传播于今天和后世，古代的人也不会遗憾。知道我的难道是天吗？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知天命。命数，并不仅仅是富贵贫贱生死的事，一切事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数。孟子说：“君子按法行事而等待命数罢了。” 固然君子在学习时，志在天下，可是应该先是我自己然后推及他人，我自身修养好了，他人能否治理好，此系我的志向能否实现了。自身修养尚且属于天命注定，天下的治理，难道可以不属于天命注定吗？孔子说：“不知天命，不能成其为君子。”又说：“道义将要施行于天下是命定的；道义将废弃于天下，也是命定的。”孔子的说法是这样，有的人以为孔子为学的目的是急迫忧虑如何改造当世，真是迷惑呀。对此有疑惑因而进退的举动，就不能从孔子那儿学到，所以就有孔子自身不暇暖席的说法。我偏偏认为圣人的内心，并没有为当世担忧。有人非难我说：“可是这样就是圣人忘却天下了。”回答说：“这是不忘却天下呀。”《否》象说：“君子靠俭德来避开乱世，不能靠禄位来显身。”“初六”爻辞说：“拔茅而食，因其合己类。占卜，吉利。”象上说：“拔茅占卜吉利。固其志向在君那儿。”志向在君主，是不忘天下啊，不能得禄位显达，是知天命啊。我虽然不忘天下，而命运不一定满足我的心愿，我担忧天下难道就能合乎我的心愿了吗？ 孔子之所以极力地说明知天命不忧的原因，是想使人明白治世乱世自有天命，而进仕不可以勉强，那幺先王的治国之道就能得以伸张了。世上有能够知晓天命的道理，却不能看重进退原则的人，正是由于他们能有足够才智知晓，却没有仁德来抱守。开始得到足下的文章 ，特别偏爱你的才气。后来又看到足下衣衫褴褛，坐下交谈，却从没说过自己的穷困，退下来询问足下，得知您终年不能吃到荤腥，却丝毫不肯妄自卖身求荣。世上像足下这样卓然自立的人有几个呢？正是我所谓才智能达到知天命，仁德又足以操守的人，所以我以自己学到的东西告慰足下。（《与王逢原书》） 集中的言论，像这样的还很多，这里就不都抄录，只抄录其中突出的几段。这里记述王安石一生安身立命，辅助君王的大事小情，以礼为进，以义为退。他早年的贫苦和所遭受的艰难，都不曾扰乱他的心志，能突出自立于世，穷尽古今的学问而用于实际。他遇到君主而能以道来改变天下，拼死去实现志向而无悔。等他退出执政，则又恬静地似乎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记述他在职时的事，没有什幺奢求，没有功绩也没有自鸣得意，王安石当之无愧。读了这些文章 ，就会了解王安石的学问是有根源的，主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命运，而又始终以法行事而听天由命，因而他生平有着高尚的节操、非凡的行为，是绝对随其自然，不是强求而达到的。他对功名事业，也都看做天性的必然结果，中间不掺杂一丝一毫成败得失的成见，这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坚守道义而自重，不汲汲于为世所用，而有玉之山自然生辉，自己无法掩盖，贤士大夫，渐渐了解他而称赞他。与他交往最早的是曾巩，曾巩曾写信给欧阳修说： 我有一朋友叫王安石，他的文章 写得很好，同行都称赞他的文章 。他虽然已经有了科名，可现在知道他的还很少。他很自重，不愿被人知道，然而像这样的人，古今不多。现在所急需的人才，即使少了千万个平常的人也没有关系，而王安石是不能少的。 陈襄《上荐士书》中，将王安石与胡瑗等人一同推举，称赞他的才气性格贤明，特别爱好古文字，他的文章 和政绩，早已为世人所知。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宰相文彦博，将他与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又将他和包拯、张瓌、吕公着三人一同荐举，称赞他的学问和文章 ，知名于当世，坚守道义不苟且，自重，论事通达明了，还有治世的才干，是用在任何地方都很得当的人才。从此以后征召多次到来，而他安于做一个小吏，不肯去就职，并不是故意做出恬退的样子，也是想把现在职位上的事情做好。 （考异一）《宋史》王安石的传中说曾巩曾拿着王安石的文章 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为王安石传扬名声，提拔为进士的上等。现在查来这是虚妄不实的假话。曾巩给欧阳修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出使河北的话，这事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况且信中明明有已得科名的话，那幺王安石得进士并不是欧阳修给扬名的结果，这是很明确的。《宋史》开口就诬陷，凭什幺来取信于人呢？ （考异二）《宋史》王安石传中又说：王安石本是楚地人，朝廷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都是大家族，他想借此提高自己，于是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以及吕公着三个深交，三人称赞他，他的名声才开始大起来。现在查这话也是虚妄的假话。陈襄在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1054年），就已经开始称赞王安石的文章 和政绩，当时已名扬于世。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文章 知名于世。而韩维，是文潞公将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着，也是欧阳修将他与王安石一起推荐的。然而韩、吕怎幺能提升王安石的名望呢？自皇祐到熙宁二十年之间，王安石声满天下，像范文正、富郑公、韩魏公、曾鲁公等人都和王安石相互传名，在王安石的集中以及其他的记载中都是可以考证的，而《宋史》他的本传中不曾提到，甚至把文彦博、欧阳修二人的荐举的事给删除了，似乎这有损于这些君子的知人之明，只说王安石借韩、吕来抬高自己，诋毁人怎幺这样无所不用其极呢？我之所以要啰啰唆唆地辨别这些，因为王安石的声名节操在他去世后，反对他的人中首要人物欧阳修，还仍称赞他（见下文），现在按《宋史》所记载，则王安石是一个追求禄位的无耻小人，而他所谓的知晓天命、坚守道义，都是修饰自己来欺骗别人而已。这大大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即使我不想分辨，也不能停止啊！ （考异三）王安石少年时，交友很少，曾巩说他不愿被人所知，而王安石《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生迂阔耿直，生平所得的朋友中，只有几个人而已，您本来就知道。将这几个人非要数一数，连十个手指都用不完。”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友很少。俗史中有王安石与周敦颐交往的事，这又是不能不辩解的。罗景纶《鹤林玉露》中说，王安石少年时，是不可一世之士，独自一人去拜访周敦颐，三次上门而三次被拒绝。王安石愤恨地说“我难道不能自己弄通六经吗？”于是不再去拜见。度正写的《周濂溪年谱》中说：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周敦颐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做江东提点弄狱，三十九岁，已经被称为通晓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周敦颐见到他，与他日夜交谈。王安石退下后细想，以至于忘记吃饭和睡觉（这种说法源于邢恕的书，而邢恕是程氏门人）。现在考察这两种说法，一种说没有见，一种说法是见到了，很是矛盾，难道王安石年青时愤恨不能见到周敦颐，等到四十岁时，又到他的门上去求见吗？还是周敦颐开始时三次拒绝不见，而后来又自己去见王安石呢？是多幺可笑，其实是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假的。考察一下就知道周敦颐只比王安石大五岁，一个年少，另一个也处在年少时；即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急着见到周敦颐，而周敦颐在两个人都求学的时候，怎幺能这样妄自尊大呢？这不是孔子和儒学的悲哀吗？况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过王安石，凭一个求学的少年，他怎幺能只看一看名帖就知道不能和他讲话呢？周敦颐如果真是这样，还怎幺做人呢？况且按两家的年谱来查，他们终身都没有处在一地的机会。 周敦颐在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生于道州，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去世，跟着母亲进京投靠舅舅，那幺在他十五岁之前，都在道州。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母亲去世，葬在润州。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二十四岁，做洪州分宁县的主簿，才开始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小时随父亲做官在韶州，他的《忆昨》信中说：“丙子年跟父亲去京城”，那时他十六岁。“第二年父亲当了建昌的官吏”，这时他十七岁已经到了江宁。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他诗中所说的“三年吃够了钟山的野菜”就是指这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在淮南做官，而周敦颐在这两年前已经到了分宁。这样说来这两人在少年时，没有一天是在一个地方的。罗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移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他三十九岁。五年五月，被召进京做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年的六月离开合州签事的职位回京，这时王安石已经又去了江东，而年龄也四十岁了。认为他们在江东相遇，年龄和地点都不相合。而刑氏度氏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讲学的人伪造这些说法，是想借王安石而提高周敦颐罢了。像当初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又有什幺轻重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怕费词句而申辩，只是想说明当时有人肆无忌惮地用来诋毁王安石的，都是些毫无影响的小事，而他们说起来就和真的一样，而其他不可信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煞而不被后人知道的，又何止这些！ [book_title]第六章执政前之荆公（中） 世之论者，每以荆公蚤岁，屡徵馆职，不赴，及其后除翰林学士，乃一召即应，谓其本热心富贵，前此不过矫情缴誉，待养望既久，一跃而致大位。呜呼，何其不考情实，而效舞文之吏，锻炼以入人罪耶。荆公之出处，其自审之固甚蚤且熟，用世固其本志也，然素位而行，又其学养之大原也。如谓薄馆职而不为，则州县小吏，其汙贱更甚，则曷为安之？匪直安之，而且求之耶。徒以家贫亲老，不得不为禄仕，故不惜自汙以行其心之所安云尔。及除学士时，则老母已逝，家计稍足以自赡，故遂应之而不辞，则所处者有以异乎前故也。故吾论荆公之立身，与其谓之似伯夷，毋宁谓之似柳下惠。而恶公者犹窃窃然议之，抑岂不过甚已哉。今刺取集中一二文以证吾言。其皇祐三年乞免就试状云： 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慢废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宽赦，即赐听许。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不敢当清要之选，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 此其初辞徵召之作也，因文彦博荐公有恬退之语，故云云。（潞公荐书云：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前乎此者，有庆历七年上相府书，后乎此者，有至和元年辞集贤校理状二篇，嘉祐元年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二年上曾参政书，三年上富相公书，其措词大率类此。匪惟孝友之笃，溢于言表，其所以自处者，亦绰然不愧古人。而必以矫情目之，抑何好诬一至是耶。抑公之不卑小官为出于万不得已，更尝自言之矣，曰：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惟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宦为吏，非志也，窃自比古之为贫者。（答王该书） 某常以今之仕进，为皆诎道而信身者，顾有不得已焉者。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舍为仕进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诎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独尝为进说以劝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见其人也。（答张几书） 由此观之，则伊尹耕莘，遭遇成汤而后起者，公之志也。顾己不能，则公之所以自贬于流俗者既已多矣，而后之人犹窃窃焉议之，独何心哉？ 孔子为委吏则求会计之当，为乘田则务牛羊之茁。惟公亦然，虽其心所不欲就者，夫既已就之矣，则忠于其职，而不肯以一毫苟且行之，此公之学所以为不欺也。公所至有治绩，而宰鄞时为尤着，本传称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此即后此执政时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而小试诸一邑者也。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皆可见治鄞政绩之一斑，今不具录。明嘉靖间，陈九川之叙公文集也，曰：“公尝令鄞邑，称循吏而庙食焉，民至今神之。其系民去思数百年而未沫也若此，则公之道德政治，其有以致之矣。 荆公实行之人，非好言之人也，顾其执政以前之政论，亦往往散见集中。今录一二资观览焉，亦以见公之所怀抱也。其与马运判书云：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呜呼，此其言，何其与今世经济学财政学原理相吻合之甚耶。荆公理财之政策，具于是矣。而后世乃以聚敛之臣目之，抑何其与公之精神，适相反耶。集中尚有议茶法一篇，论榷茶之当废；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篇，言官卖盐之不可行。此则虽以今日之财政家，犹当采取者也，而论者乃以桑孔之徒同类而并非之何也。 有诗数章，亦自言其财政意见者，今录之：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顾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