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王阳明 [book_author]孙毓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4797 [book_dec]《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王阳明》孙毓修著。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和军事家。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弘治十二年进士。一生仕途坎坷, 但治学不倦,成就卓著。先后提出了“知行合一” 、“致良知” ,创立“心学”体系,开创了“姚江学派” 。身为文臣,资兼武略,治军严明,娴于韬略,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先后平定了江西、两广等地的叛乱。 王阳明对文学、书法艺术造诣精深,颇具成就。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book_img]Z_6691.jpg [book_title]第一章 少年之义气 周秦之间诸子蜂起，老聃、庄周、杨子、墨翟（老著《老子》，庄著《庄子》，墨著《墨子》，杨著《杨子》，《杨子》今不传）之徒，各标主义，著书聚徒党，道其所谓道，而与儒家争胜。汉典，至于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学者非孔子之书不读。至宋程朱诸儒继出（黄宗羲《宋元学案》著录凡数百人，而以二程及朱子为集大成也。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弟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河南人。朱熹，字符晦，又号晦庵，谥曰文，婺源人），既排斥佛老，而又讥汉唐诸儒主训诂而不求义理，非切己之图。乃发六经之精蕴，穷究身心性命之学，融会贯通，研精极微。人得其一言一行，皆可受用于无穷。此道学（道学之名词，实始于宋。《宋史》特著道学传，亦称理学）之所以不磨也。 朱子既没，其道益章，上自帝王，下至逢掖之士，莫不宗之，而无有异说者。惟同时陆九渊（九渊，字子静，江西金溪人，学者称象山先生。兄九韶、九龄，皆名儒也）与之不合。盖朱子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陆子之学，则以尊德性为宗。此朱陆异同之公案，所由来也。至明之中叶，阳明王氏之学以兴。阳明之学，出于陆氏，原与朱子异道而同归。乃反对之者，辄斥之为异端，目之为空谈，朱王之间，成为水火。盖两家门户之见，非定论也。夫天下之理无穷，而后来者胜，甲彼而乙此，非今而是古。此吾国之通病，岂独对与阳明为然也哉？ 阳明之学，将于下文发之。兹先以其少年之生涯，贡与读者如左： 阳明，姓王，名守仁，字伯安，追封新建候，文成其谥也。先世本居山阴，自山阴徙余姚。父华（字德辉，又号龙山），复自余姚迁还山阴。今绍兴城内有光相坊者，其旧居也。及长，筑室于余姚之阳明洞，读书其中，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以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生于光相坊宅中之瑞云楼（纪元前四百六十年）。 阳明十一岁时，因其父宦游北京，祖天叙（号竹轩）携之作京华之游，道出镇江，游金山。有客欲作诗，而苦吟不就，阳明在傍，代赋一首，见者皆惊赏之。一日，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师曰：“读书登第耳。”阳明曰：“恐未是，当读书作圣人耳。”尝暗诵祖父所读书。祖讶之，曰：“向闻祖读时已默记矣。” 方是时，海内虽清晏无事，而直隶有石英、王勇之寇；陕西有石和尚、刘千金之乱。阳明方童年授读，忽厌弃诗书，发班超投笔之想（后汉班超，为人佣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独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详见《少年丛书·班超》）。出游居庸，见塞外人骑健马，驰逐平原，慨然有杀贼立功之志。乃留居其地，躬习骑射。弥月而归，感慨时事，欲学贾生上《陈政事疏》（汉贾谊，世又称为贾生。文帝时期上《陈政事疏》）。以知兵自负，意气卓越，不可一世，诚奇童也。其父不许，乃止。阳明十七岁时，至江西迎娶。合卺之日，偶行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之术，终夜不倦，若不知结褵之事，即在今夕者。妇家候之不至，出而大索，亦不获。至明日始归，补行婚礼。妇翁诸养和，为江西参议，款婿居于署中。有纸数箧，日取之学书，书法大进。尝曰：“吾始模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阳明小时聪明，当时颇多附会之言。后世史传，亦即因之。相传阳明娠十四月而生，五岁犹不能言。有神僧过而目之曰：“好个孩儿，可惜名字道破。”盖阳明生时，其祖母岑，梦云中鼓乐送儿来。惊寤，已闻啼声，因以云为名也。其父母闻僧言，更以今名，既能言。夫胎孕之过期，与言语之迟早，皆不过产母与小儿生理上之关系。乃悉指为神奇之事，亦缘吾国崇拜英雄之心太盛故也。史又言阳明十一岁时，在京与儿童出游长安街，遇相者曰：“吾为尔相，尔发拂领，入圣境；发至上丹田，结圣胎；发至下丹田，圣果圆。”如此云云。则人之为圣为愚，于赋形之初，已一成而不可变。愚者苦学而不能进于高明，圣者淫昏而不能流于不肖，天下有是理哉？ 明承宋元遗风，崇尚理学。草野之间，砥砺名节，聚徒读学，以高风亮节名世者，所在多有。有明一代，民所以醇厚，士节之所以高洁也。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县）娄一斋（名说，字克贞，别号一斋，及卒，门人取谥曰文肃），亲传康斋之学（吴与弼，字子传，别号康斋，崇仁人，隐居躬耕，不求闻达），读书乐道，远近尊之。阳明在江西就婚，比归，舟过上饶，特往谒之。一斋见其思想不凡，与语圣贤之学。阳明闻之，甚喜，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遂从一斋问学，深相契也。 【批评】 春秋时，鲁大夫叔孙豹对范宣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一法制创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公、孔子者，谓之立德矣。救危治难，功满于时，若禹之治水，稷之播榖，谓之立功矣。老、庄、荀、列、孙、吴诸人，创立哲学；屈原、宋玉、贾谊、扬雄、司马迁、班固诸人，撰集史传，妙解文章，后世传诵，皆是立言者也。中外人物，其不朽者，皆不出此三者之范围。近世学人，则皆有趋重于立功之势。盖以生当国家危急之秋，遂觉立德立言，甚是迂缓；又当列国竞争，功利主义，物质文明极盛之日，遂人人有愿学铁血宰相俾斯麦、发明家奈端瓦德之想。呜呼！此诚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矣。立德、立功、立言，看似三事，其实则一。能立德者，必能立功；能立功者，必能立言；能立言者，必能立德。而或以立德闻，或以立功闻，或以立言闻，则各以其机缘之凑泊而成，岂平日所能预定乎？夫功者，德言之表见于外者也；诚于中，则形于外。不以德言为根柢，而妄冀立功，是犹望折枝之花生佳果，指无本之水为源泉也，岂可得哉？ 欲救此弊，则莫如返亲先儒性理之书，涵养其德性，心平气和，而后可以知所自处。故今传阳明先生，先生以一人而备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德。其生平事迹，莫不可惊可喜。固非若其余理学家之满纸迂腐气，为少年人所不欢迎者。 观阳明少年，天才卓然。但此正未可喜，譬诸不受羁勒之良马，其胜踔之材，虽高出于驽骀，而亦难免于败驾。后汉孔融，方十岁，谒李膺。膺奇之。陈炜曰：“夫人小出聪明，大未必奇。”正谓少时聪明，尽赖天资。有此天资，而居则有贤父兄之裁成，出则有名师友之琢磨，为圣为贤，自不难矣。如其不然，则所有聪明，必至误用，而无所成就。故早慧之子弟，为父兄者当加意教之。 唐李泌七岁作诗，即有惊人之句，傲然自负。张九龄戒之，泌痛自克责，至于流涕。及长，遂成名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少年即有文名，谓之四杰。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得令长，余得善终为幸。”其后勃溺南海，照邻投颍水死，宾王以反被诛，炯终盈川令，皆如行俭之言。 观此数事，则知阳明之代客赋时，欲陈政事疏，皆非养成大器之道。不遇娄一斋，则将来之结果，正未可知。 天资拙者，倍以人力，则亦可及得天资高者。但毕竟天资高者占便宜，如阳明听一斋一席之话，即能洒然自悟，立定根基。此事甚难，非天资绝高者，不易办到。 年谱记阳明二十二岁，赴京会试，不第。宰相李西涯慰之曰：“待汝作来科状元，试为来科状元赋。”阳明拈笔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无我辈矣。”来年再试，果为忌者所抑，观此则知少年狂放之果非福也。 在周朝到秦朝的这几百年时光里，诸子百家涌现，老子、庄子、杨子、墨子等人，各自标榜自己的思想（老子著《老子》，庄子著《庄子》，墨子著《墨子》，杨子著《杨子》，《杨子》没有流传下来）。他们写下著作、聚集学徒，宣讲他们的思想，与儒家争锋。汉朝建立后，到了汉武帝年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榜六经，天下学子就只读孔子的著述。到了宋朝，程颐、程颢、朱熹诸位大家登上历史舞台（黄宗羲《宋元学案》记录了几百人，其中以二程和朱熹为集大成者。程颢，字伯淳，被称为明道先生。他的弟弟程颐，字正叔，被称为伊川先生，河南人。朱熹，字符晦，又号晦庵，谥号为文，婺源人），他们不但排斥佛家道家，也不满汉唐诸多儒士主张字字精研经典，却不去思考经典中的道理，觉得这并不是修养己身的学法。于是钻研儒门《六经》中的精髓，穷尽探究修身养性的妙理，研习天赋和禀受的学问，融会贯通，天人一脉，精深微妙，无处不通。只要悟得他们的一言一行，就可以受用无穷。这便是道统传承的学问（道学的名词，实际上从宋朝开始的，《宋史》中特意写了《道学传》，也称为理学）之所以能历久弥新，跨越时光的阻隔，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原因。 朱熹先生故去以后，他的学问被后人发扬光大，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寒门学子，没有不崇信他们的。当时只有一位陆九渊先生（九渊，字子静，江西金溪人，学者称象山先生。兄长九韶、九龄，都是当时有名的儒士），不赞同他的思想。大体说来，朱子的学问是把用事实来砥砺学问当作主旨；陆先生的学问，则把反省内心、磨练性德作为主旨。这就是朱熹、陆九渊这一公案的由来了。到了明朝中叶，阳明王氏之学兴起。王阳明的学问，是从陆先生的学问中阐发出来的，本来就同朱夫子的理论殊途同归。但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就指斥他的学问是异端邪说和空谈。朱熹和王阳明两派之间，便势同水火了。大体说来这两家的学说见解，本来并没什么定论。天下的道理无穷无尽，而后来者居上，于是各说其词，各行其道，厚古薄今，贵古贱今。这是我国儒士的通病，怎么会只对王阳明的心学指斥呢？ 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我将在下文中阐述。先将他少年的时光介绍给读者。 阳明先生，姓王，名守仁，字伯安，死后追封为新建侯，谥号文成。他的先祖本来居住在山阴县，后来搬迁到余姚。其后，他的父亲王华（字德辉，又号龙山）又将家再次迁回了山阴。现在绍兴城里，有座光相坊，这便是他的故居了。他长大后在余姚阳明洞里建了座书房，常去洞中读书，所以后世学者就称他为阳明先生。他于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在光相坊瑞云楼出生（公元前460年）。 十一岁时，他父亲去京城做官，他的祖父天叙（号竹轩）便带着他去京城游玩，需经过镇江、金山。当时有位游客打算作诗，苦苦思索但就是吟不出，王阳明在一旁替他吟了一首，看到的人都大为惊讶赞叹。一天，他问私塾老师：“什么是天下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是读书登第作官。”王阳明反驳道：“恐怕不是。应当是读圣贤书，为圣成贤才是。”他曾经暗暗记下祖父读的书，祖父大为惊讶，他说：“以前听您读书的时候已经默默记下啦。” 在那时，边疆虽然平安无事，但直隶有石英、王勇贼寇，陕西石和尚、刘千金作乱。王阳明读书没多久，忽然厌恶并嫌弃诗书，想效仿班超一样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后汉班超，替人抄书，曾经放下笔叹息说：“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就应该效仿傅介子、张骞，在异域建功立业，来博得封侯，怎么能一直在笔墨间打交道呢？”详见《少年丛书·班超》）。他去居庸关游历，看见塞外健儿骏马飞驰，于是产生了军旅杀敌、立功报国的想法。于是留下来，在那里学习骑射。过了一个月后回家，又感慨起时事，打算学习汉朝贾谊（汉代贾谊，世人又称为贾生。文帝时期上《陈政事疏》）上疏谏事。当时他自负通晓军事，意气卓越，不可一世，也算得上是个奇才。父亲不准许他从军，他只好作罢。等他到了十七岁，去江西迎娶诸家女儿，婚礼当日，他在迎娶的路上偶然走进铁柱宫，同道士谈起养生的法门，一不留神谈了一整夜，好像压根没想起来当晚就是洞房花烛夜。结果女方等他没有等到，到处寻找，也没找到。等到次日早上，他才跑回诸家，又补行一遍婚礼。他岳父诸养和，是江西参议，在官署里款待王阳明。他存了几个书箱的纸，王阳明平日无事拿了箱里的纸练字，书法大为长进。他曾说：“我开始临摹，只学会了字形的写法，后来举笔的时候不轻易落纸，而是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而久之通晓了写字之法。”王阳明小时侯很聪明，当时也有很多附会的言论。后来的史传中，也多沿袭了这种说法。相传王阳明是母亲怀孕十四个月后才生下来的，五岁时还不会说话。有位神僧路过见到他之后，感慨说：“好个孩儿，可惜名字道破了天机。”原来王阳明出生的时候，他的祖母岑氏梦见天边云中鼓乐齐鸣，吹吹打打送来个小孩，惊醒之时就听见胎儿呱呱坠地的哭声了，所以一开始，给他起名叫王云。后来他的父母听了神僧的话后，改为后来这个名字，他才会说话。一般说来，小孩子无论是出生时辰准确与否，乃至或早或晚开始说话，都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生理上一点联系罢了。大家都认为这是件神奇的事，这也有国人崇拜英雄的心理太甚的缘故。史书上又说他十一岁时，在北京长安街上跟小朋友们玩耍，遇到个相面的人，告诉他说：“我给你看看相。当你头发长到脖颈时，你将进入圣境；当你头发长至上丹田时，将结圣胎；当你头发长至下丹田时，你的圣果将圆满。”如此种种。要是果然是真的，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命运，一出生就定下了，天生愚钝的人日日千磨万击也不能变得高明；而圣贤人即使沉迷享乐、昏昏度日也不会没出息，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明朝秉承宋元崇尚理学的风气。有学问的人在市井之间，村野之中，磨炼自己，以保持清廉的名节，聚集学生读书研学，很多人都因为高尚的道德与行为被世人称道。这便是明朝一代民风淳厚、士子高风亮节的缘故。上饶（现在江西省上饶县）有位娄一斋先生（娄一斋名说，字克贞，别号一斋，死后门人给他取的谥号为文肃），亲自传授先达康斋先生的学说（吴与弼，字子传，别号康斋，崇仁县人，隐居起来自耕自种，不追求显达的名声），他研习经典，乐于求道，周围人都很尊敬他。王阳明在江西结完婚，回家路上船经过上饶，特意拜望他。娄一斋见到他思想不同一般人，便同他一起谈论圣贤学问。王阳明听闻后大为欢喜，坚信圣人境界可以通过学习来达到，于是就从师于娄先生，两人特别投机。 【评论】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对范宣子说：“至高无上的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创立学说。”所谓立德，就是在自己的时代创制一种制度而造福于后世无数代人。自古以来，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周公、孔子等都算在这一类。所谓立功，就是拯救国家于危机，造福一个时代的人，好比说大禹治水、稷氏播种，要算到这一类。像老子、庄子、荀子、列子、孙子、吴起等人建立哲学，屈原、宋玉、贾谊、扬雄、司马迁、班固等人，撰文著史，说解文章，后人传诵至今，他们算是能做到立言的人。古今中外无数英杰，他们所以名标青史，千载不朽，都出不了这三条。近代的学者，都有看重立功，不重视立德立言的倾向，因为生在国家危难之际，觉得立德立言未免迟缓。又正是列国争霸，功利主义极盛之时，于是个个都有学俾斯麦从政，耐端瓦德搞发明的想法，这的确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件事，本质上是一件事，能立德的人，必定能立功，能立功的，必定能立言，能立言的，也必定能立德。这些伟人有的以立德闻名，有的以立功闻名，有的以立言闻名，他们只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都是机缘巧合聚合而成，怎么能在平日里就预先定好呢？事功，是德言的外在表现，只要己身修养到了火候，功业自然就能做成。不把德行学问当作根基而妄想立下不世功勋，就好像想让折下的花长出果实，想让没有源头的水成为清泉一样，怎么可能实现呢？ 想要解决这一弊端，最好是学习先儒修性言理的经典，涵养性德，平心气和，这之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德行学问达到什么水平。所以现在为王阳明先生作传。因为他一人立下三不朽的功劳，生平事迹无不是可惊可喜的，不像其他理学家满纸迂腐，不受少年人欢迎。 看王阳明先生儿时天资卓绝，但这样正是叫人担忧的，好比没有马具去拘束的良马，虽然资质奇佳，远远超过劣性的马，但不受驾驭终究难成气候。后汉孔融十岁时，去参见李膺，李膺对他的才华很惊讶。陈炜说:“人小时聪明，大了未必会有什么成就。”正所谓小时候的聪明，完全仰赖天资，有了如是的天资，平时在家有父亲兄长的教诲，出外有老师朋友的磨练，成圣为贤，自然不难。要是不这样的话，无论天资多么聪明，终究还是误用一世，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自小聪慧的子弟，做父亲兄长的人，一定要格外用心教育他。 唐朝李泌年方七岁便可作诗，还常写出惊人的诗句，秉持着如是才华，他就特别骄傲自满。多亏张九龄训诫他，让他深刻感受到自己的错误，痛哭流涕之下决心悔改，长大后才成为栋梁之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位从小就凭借文学名声大振，当时被并称“初唐四杰”。裴行俭评价说：“士子最终的成就是否高远，并不取决于他文学成就的高低，主要看他内在涵养的厚薄、器量的大小、学识的深浅。王勃这几个人虽然文采斐然，但是却非常浮躁，为人处世上并不高明，怎么是能享得起爵禄，做得了大事的人呢？就杨炯显得沉着冷静，大概能做得个小官，剩下几个能善终就已经不错啦。”这之后王勃南海溺死，卢照邻颍水自沉，骆宾王反叛受诛，杨炯做了盈川令，都跟他预言的一样。 看这些先人的例子，就知道王阳明替游人作诗，打算上书谏事这些行为，都不是修养己身、成就大才的做法。要是没有遇到娄一斋先生，后来的人生命运如何，也很难说啊。 天资拙笨的，只要比别人加倍努力，那么也可以赶上天资高的人。但是毕竟天资高的人占便宜，如王阳明听了一斋先生的一席话之后，便能洒然自悟，立定根基。这事很难，不是天资绝高的人，难以轻易办到。 年谱记载王阳明二十二岁时进京会试不中，当时宰相李西涯劝慰他说：“期待你明年考中状元，请为明年的状元写个状元赋。”他提笔就写了一篇。有人嫉妒地说：“等这小子拿了状元，定然是要轻看我等。”结果他第二年再去考试，果真被嫉妒他的人压制，现在看来年少轻狂果真不是福气啊！ [book_title]第二章 龙场之谪 少年读此章所记，则知人欲革除旧习，一变至道，诚有如东方朔所谓谈何容易者也（语见汉书本传）。虽以天资卓绝，如阳明者，尚历尽无数之魔境，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况他人哉。 阳明始闻一斋之言，归家取考亭之书读之（考亭，即朱子。所著有《诸经章句》、《文集语录》等书），至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用力虽勤，而无所得者，欲远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中心傍徨，无以自处，沉郁既久，因得心疾。偶闻道士谈养生术，惑之，颇思遗世入山，然又不果。 自成化（明孝宗年号）以来，南省常有盗祸，烽火频惊。阳明忧之，因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平居研究兵术，遇宾客宴会，常聚果核，列阵势为戏。及登进士第，以其研究所得上疏《论边务八事》。 始得进士，观政工部。未几，又改官刑部，奉命至安徽治狱。事竣，游九华山。有道士蔡蓬头者人以为仙，阳明特往见之。又闻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中不火食，阳明历岩险访之。其好奇如此。阳明在京无聊，辞官归越，筑室阳明洞，行道家导引之术。友人王思舆等来访，阳明命仆迎之，且历语中来迹，似先知者。众惊异，以为得仙术。阳明亦自喜。久之，乃悔曰：“此非正道。不足学也。”遂屏去其术，欲验出家远遁，又念祖母及父尚存，因循未决。后忽悟曰：“爱亲之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不啻自绝其良心矣。”尝居西湖，闻有僧禅坐三年，欲以成佛。阳明问其家，以有老母对。因与语爱亲之道，僧涕泣谢，归。 阳明至此，忽忽三十四岁，出入于儒释道三家之间，志意茫然，中无定见。日月易逝，壮岁蹉跎，思之可惧。复入京，官兵部，与湛甘泉定交。湛名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亦明之大儒也。未岁，即有三大杖谪龙场驿丞之事。 武宗（年号正德）即位之初，信用旧太监刘瑾（瑾，兴平人。本姓谈，幼自宫投中官刘姓者，以进用，冒姓刘，后以擅权伏诛）。瑾复引其党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相交结，时谓之八虎。日导帝游戏，由是怠于政事。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上疏谏诤。帝怒，下诸人于狱。阳明上《宥言官（谓谏官也，即指戴薄等）去权奸疏》，谓：“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忍，以开言路。”从来时政得失，人民不得议论者，谏官（即御史肃政也，今名史）得言之。故谏官一职，朝野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虽专制之君，亦不敢贸然斥退者也。武宗即位伊始，即罪戴铣、薄彦徽，失德甚矣。而廷臣无一人营救者，阳明故不能已于言也。 疏上，帝大怒，廷杖四十（廷杖者，帝怒其人，即就朝堂杖之。《礼》刑不上大夫，明世公然行之，实可骇怪之甚者也），谪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境）丞。元明清之世，官中文书，皆于陆路设驿，命一丞主之，其秩甚卑。况龙场在贵州万山之中，蛇虺蛊虫之所聚，蛮烟瘴雨之与居，中原士大夫，鲜有过此者。阳明其何以堪此？乃闻命，即日出国门，将至贬所。而刘瑾恨之不已，暗中遣人伺阳明于路，欲害之。阳明行至钱唐江（在今浙江杭县），令从者扬言已投江死，而密附商船往舟山（舟山岛，今属浙江定海县）。海风大作，船漂至闽界，登岸，在荒山野径中，独行数十里。夜扣僧舍求宿，僧不纳，更趋野庙，倚香案而卧。夜半，闻虎绕屋而啸，树叶簌簌下。阳明安然不惊，其能不动心如此。 阳明欲遁世不出，以逃龙场之谪。既念如此则刘瑾之憾愈甚，不能快心于己，将迁怒于父，遂奋然上道。比抵其地，从者皆病。阳明亲析薪汲水，作糜饲之，又为歌诗谈笑，以相解慰。然而万里投荒，一身无主，衣食不继，生命可危。境遇之厄，可谓至矣。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则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曰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语本《孟子·告子下》）。天使阳明困苦颠连至如此，欲使之动心忍性，而付以继往开来之大任也。 阳明此时，因思设使圣人处此，将以何道自遣。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格物致知之说，首见于《大学》），不觉呼跃而起。人欲去而天理见，始于是矣。虽其愤懑不平之气，犹不能尽消，而进德之根基，已确乎不可拔矣。 【批评】 人生营营，莫不有欲。欲念去，则志气清明，浩然之气，塞乎宇宙，为圣为贤，皆不难矣。然此事最难，正要静气凝神，屏去私欲，则中心纷扰，杂念愈多，李太白诗“抽刀断水水更流”，此之谓也。释道二家谓之魔，吾儒谓之欲。《西游记》，宗教家之小说也。唐僧方一意取经，而魔难乘之，至于七十二次而后已，此喻进德之难，非大勇者不能斩除葛藤，自辟正路也。 阳明在未谪龙场以前，何尝不有志。然见一样，喜一样，心无定见。既欲从一斋甘泉讲学，又欲入山作道士；既欲入山作道士，又欲作进士，又欲杀贼立功。如此而欲践其圣人可学而至之言，难矣！从知人生何处不逢磨难，岂必西天道上。 后来规规矩矩，作一进士。刘瑾以一刑余之人，专权误国。阳明不顾利害，抗疏参之，是真大丈夫男子汉之行为。龙场一谪，人皆惜之，不知从此而阳明身心中之磨难去矣。 阳明在龙场，已能动心忍性，一归于道矣。而得失利害之见，犹不能廓然忘机。读旅文（《王阳明先生全集》卷十），可知其胸中犹有几许不平之气，未臻乎不知不愠（《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含怒意），抱道自乐之慨也。 名人修养，多择深山穷谷之中；卜筑数椽，与世相忘。读圣贤之遗书，玩自然之现象，则志气日趋于高。明名人遗迹，山水生辉，白鹿（白鹿，即在江西庐山，宋时朱子于此讲学）阳明，先后同揆矣。 少年人读这一章的内容，就知道一个人打算去除恶习，走上正途，当真有如当年东方朔所说的“谈何容易”。像王阳明这样，凭借卓绝的天资，尚且要破除无数魔障，才能拨开云雾看见青天，何况别人呢？ 王阳明从娄先生处听到了他的真知灼见，回家拿出朱夫子（考亭，即朱子，著有《诸经章句》《文集语录》等书）的著述来读，读到朱给光宗的上书中说道：“保持恭敬秉持志向，是读书的根本；循序渐进研精研微，是读书的要诀。”他就深悔自己先前因为好高骛远，虽然勤奋努力学习，但却没什么实际收获。所以为了长远的目标，开始循序渐进地求学。但是他心中彷徨无措，没法一个人独处，忧郁了好一段时间，因而落下了心病。偶然间他听到道士谈论养生的方术，被其神妙之处迷惑，就想隐居山林，但终究没有成行。 当时南方有很多从明成化年间就兴起的盗匪，掠夺财物搅扰民众。他对此很为担忧，因而感慨地产生了澄清天下的志向。平时研究带兵打仗的技巧，遇到同宾客一起饮宴，常常凑出些果核，排列军阵来当作游戏，等到进士及第，他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汇编成《论边务八事》上奏皇帝。 当他刚中进士的时候，在工部见习，后来又改去刑部做官，奉皇上命令去安徽管理牢狱，事情做完后他去九华山游玩。当时有个道人蔡蓬头很是神异，人们都把他当作神仙下凡，王阳明特意前往拜访。后来他又听说地藏洞有个怪人坐在松针堆里，不吃熟食，他也亲自爬山去见，他的好奇心就是如此这般。他在北京闲来无事，就辞官回老家，在阳明洞里建了书房，亲行道家炼气术，朋友们偶然来拜访他，他早早就能派僮仆去迎接，几次说话都仿佛能够未卜先知。大家都对此非常诧异，觉得他已经习得了仙术，他自己也为此十分欣喜。等时间长了他又有些后悔，说：“炼气修仙并非正途，不值得去学。”于是就放弃了修仙。后来又有了出家的想法，但是想到祖母与父亲还活着，有些犹疑不决，后来顿悟：“眷恋亲人这一念，在襁褓之中便已经生发，这个念头要是摒弃了，那么不就是放弃良心了吗？”后来他在西湖边住了一段时间，听说有个僧人禅坐三年，想要成就佛果。王阳明问他的家人，僧人回答说老母尚在。于是王阳明便同他讲了一番顾爱亲人的道理，僧人听闻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拜谢他之后就回家了。 王阳明一转眼已经有三十四岁了，在儒释道三家间出出进进，没有什么确定的志向，也没有什么既定的目标。奈何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他细细思量后大为惶恐，就再次入京，到兵部为官，同当时的大学问家湛甘泉结交。湛甘泉，名若水，字元明，是广东增城人，也是明代的大儒。年底，就发生了他受廷杖、被贬谪龙场的事。 当时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信任旧太监刘瑾（刘瑾，是兴平人。他本来姓谈，小时候自宫投奔一位姓刘的宦官，得以进宫，就冒姓刘，后来因为擅权被杀）。刘瑾勾结其朋党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当时世人称为“八虎”，惑乱圣听，每天放纵小皇帝玩耍，使他懈怠政事。当时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上书进谏，被他打入大牢。王阳明上陈《宥言官（指谏官，就是戴、薄等人）去权奸疏》，说：“戴铣等谏官的职责，在于向皇上进言，保证皇上不受奸邪蒙蔽，这些官员分明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的言论是对的，就应该接纳他们的言论。就算说错了，也应该包容他们，这样才能鼓励群臣上书谏言献策。”历来皇朝，政事得失，老百姓不够资格议论，只有谏官才能议论指谪。所以谏官这个职位，历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便是再专制的君主，也不敢贸然申斥定罪于他们。而明武宗刚即位，就治罪于戴铣、薄彦徽，实在是太失德了。然而群臣中却没有人敢去营救，所以王阳明看不下去而忍不住说出来。 这道奏折一上，皇上大为恼怒，当庭杖打四十下（廷杖，就是皇帝对某大臣很生气，就当堂杖责这人。《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明代却公然杖责大臣，实在是骇人听闻啊），将王阳明贬谪到贵州龙场做驿（今贵州修文县境）丞。元、明、清时代，官府文书，由驿站传送，每个驿站由驿丞管理，是极卑下的官职。况且龙场那个地方群山环绕，毒虫满野，瘴气弥漫，中原士子，少有经过。王阳明怎么受得了这个苦？他接受命令当日就出了城门，去往龙场。但是刘瑾对他怀恨不已，偷偷派人埋伏在路上，打算暗害他。他走到钱塘江（在今浙江杭县），派随从散布消息说他投水死了，偷偷依附商船去舟山岛（舟山岛，今属浙江定海县），路上海风大作，商船飘到闽南地界，上岸后在荒山里独自走了几十里路。晚上敲开寺院的门，请和尚留宿他一晚，但和尚没有同意。于是他就跑到荒野里一座破庙，靠着香案睡下。半夜听到老虎绕着屋子大吼，树叶都随着簌簌落下。他却安然不动，毫无惊诧之意，他能心神凝定、如如不动到这般境界。 他当时打算隐世，不再回返凡尘，以逃过去龙场的贬谪。但想到如果自己不去，刘瑾不得出气，定要加害自己父亲，最终还是咬紧牙关上路。等到了龙场，所有随从都病了，他亲自照顾他们，砍柴、打水、熬粥，又给他们唱歌、做诗、聊天，相互慰藉。但是万里迢迢走入蛮荒之地，漂泊无依，衣物食物都接济不上，生命都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王阳明此时境遇的困厄，算是到了极致。上天将要降下重大的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首先使他的心性和意志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让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这些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所以说一个人是在忧患中成长，在安逸中死去的（语本《孟子·告子下》）。上天使他遭受困厄，颠沛流离到了这样的地步，也是要磨练他的心性，使他变得意志坚定，性格坚韧，这样才能托付给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任。 他到了这般地步，又开始思考倘使圣人到了这般境地，又当如何？某天半夜忽然悟到格物致知的道理（格物致知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大学》中），不觉高兴地欢呼跳跃。放下了人欲，天理就自然能见到了，他的学说就从这时开始发端了。虽然他胸中愤懑不平的意气还是不能完全消却，而将来德行精进的基础，此时已经是坚定不移了。 【评论】 人生一世忙忙碌碌，所有人都怀有人欲。只要欲望的念头去尽，那么志向与神气便清净明快，浩然正气便充塞宇宙，成圣为贤都不难了。但是这件事本身是最难的，要平静心气，凝练神思，但心中烦烦扰扰，杂念繁多。李太白有诗“抽刀断水水更流”，就是比喻这件事而说的。佛、道二家管它叫魔，儒家人管它叫欲。《西游记》作为一篇宗教小说，里面的唐僧一心要去西天取经，妖魔也乘机而至，历经七十二考验终于圆满。这也是比喻德行增进的艰难，不是大勇大智的人不能斩除欲望的藤蔓，从而独自开辟一条走向正知正见的道路。 他在贬谪龙场以前，又怎么没有志向呢？但是心性不定，看见一样爱一样，先是跟了娄一斋先生讲学，后来又要进山当道士，当了道士想做进士，还打算沙场戎马立功，一直这样虎头蛇尾，之前发下圣人可学而至的宏愿也是很难完成的。从他的故事里，我们知道不仅仅是唐僧西天取经路，人生处处都有磨炼与考验。 后来，规规矩矩，考取了进士。但是太监刘瑾独揽大权、坑害国家。王阳明因此不顾己身，上疏弹劾刘瑾，这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的行为。虽被贬至龙场，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却不知他身心的磨难从此都去除了。 他在龙场之时，心灵已经受到了震动，意志更加坚韧，一心走上求道之路了。但是得失利害这些俗情还不能彻底去尽，读他旅途中写的诸多文章（《王阳明先生全集》卷十），就能知道他心里还有几分不服，还没有达到人不知而不愠（《论语》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隐含怒意），能守住大道自得其乐的境界。 高人修养己身，大多选个深山幽谷，建几间小房，遗世隐居。品读圣人著述，探究自然气象，志向与气节渐渐升华。明朝的名人遗迹，令山水生辉。前有朱子的白鹿洞（白鹿，即在江西庐山，宋代时朱熹在这里讲学），后有王守仁的阳明洞，一先一后，在历史上遥遥呼应，熠熠生辉。 [book_title]第三章 道德之猛进 世无不可化之人，地无不可易之俗。今之神州禹域，称为远东文明之渊薮者，其始皆獉獉狉狉之苗族之所窟宅者也。由此推之，龙场虽僻，岂遂不足与为哉？ 阳明初至，犹与夷俗不相习。既而以身作则，化导夷民。民皆感化，相率伐木为屋以栖之。阳明处之泰然，题其室曰“龙冈书院”，曰“寅宾堂”，曰“何陋轩”，曰“君子亭”，曰“玩易窝”，各作文以记之。蛮夷之长，亦争馈粱肉、金币、鞍马，皆不受。 明之中叶，上古三苗九黎之遗裔尚多。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中，皆彼族栖息之乡（今湖南、广西已无土司）。朝廷不置汉官，仍其君长；子孙世袭，俨若封建之诸侯。顾其中又各别，一是土官。土官之系，皆出于汉族，凡事直受朝廷命吏之指挥，其职有长官司、土知州、土知县、土州同诸称。一是真土著，皆酋长自治其部人，而间接以受朝廷命吏之指挥。时水西宣慰安氏，有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以是颇崛强。政府议设军卫于其境，筑城郭以戍之，既而中止，然驿传尚存。安以据其要害，于己不便也，欲去之。阳明遗书折之，其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如其改之，从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绳之，使君必且无益。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逾礼法，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有谁以为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书去，安氏遂不敢动。 安氏之部落中宋氏酋长，有阿贾阿札者，叛明，为地方患。阳明又遗书安宣慰司诋讽之，略谓：“阿贾阿札等，为地方患，传者谓使君实使之。始省中长官，得是说，即欲闻之于朝。既念使君平日颇忠实，未必有是。姑令使君讨贼，苟遂出军剿扑，则传闻皆妄矣。既而文移三至，分屯寨堡者，不闻擒斩以宣国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使君与宋氏同守土，而使君为之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也。使君宜速出军，评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某非为人作说客者，使君幸熟思之。”安得书悚然，率所部平其难民赖以宁。 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阳明在龙场，草一纸书，而强酋奉命，边境又安，非平日忠信笃敬之所欤？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字文同，遂宁人）闻其名，聘至省城，主讲贵阳书院。知行合一之理，即此时所讲明者也。其说如下： 徐爱问曰：“人皆知父当孝，兄当弟，却不能孝不能弟。以此观之，知、行明是两件事。”曰：“此已被私欲间断，不是知、行本体也。未有知而不行者，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其本体。《大学》云：‘如好好色（上好字，呼到切，下如字），如恶恶臭（上恶字，乌路切，下如字）。’指明知、行之理，莫切于是。见好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见好色时，心已好之；不俟既见之后，又蓄意，好之也。闻恶臭属知，恶臭属行，但自恶臭时，已自恶之；不俟既闻之后，又立心恶之也。盖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自谪龙场，凡三载而归。在南京，复以“致良知”训学者。其说曰：知是心之本体，体心之天职在于知也。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良知之所以不假外求也。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语本《孟子》）。常人不能无私意，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良知更无障碍。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阳明此一席话，足令志士闻声而起舞，懦夫闻风而立志。阳明之学，至是果大进矣。夫阳明之学，不进于诗礼昌明之地，而进于蛮荒僻壤之中，则洵乎评鉴忧患之益人不浅也！ 【批评】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常人遇到困难，便觉忧伤憔悴；其又甚者，至于愤不欲生。汉时雒阳人贾谊（雒本作洛，汉以火德王火能胜水，故选洛作雒），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年二十余，文帝征为博士，甚见宠遇，将任以公卿之位。而诸大臣皆忌之，乃出为长沙太傅，谊意不自得。后又傅梁胜，胜坠马死。谊常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矣。夫贾谊外迁，未若廷杖之辱也。至长沙，至梁，未若龙场之僻也。居师傅之位，未若驿丞之贱也。谊竟不胜其忧患，郁郁而死。阳明则动心忍性，能以忧患而坚其志气，不以忧患而变其初心。此谊之所以早死，而阳明之所以能成一番事业也。成败关头，可不慎哉。 士大夫一遇乡老，便傲慢自大，以为不屑与语。至入蛮夷之中，则更避之若凂，否则恃势欺凌。宋季不能得南洋之助，以成恢复之季；不能得缅甸之助，以支偏安之局，皆以平日蔑视其人，故事急之际，求之而不应也。阳明在龙场，能使土人爱之如父母，敬之若师傅，危急之际，一纸空文，蛮王俯首，为国家弥患于无形，足为孔子忠信笃敬，可行蛮貊之注脚。 前朝处置边方，因其风俗不同中土，故用以夷治夷之法。拔其酋长，属于汉官，遂有宣慰司、土司之名，至于今不改。然所谓土司者，大抵不知世务，待其部落，惨酷无理，因循怠惰，有乱无治理。在昔闭关自治时代，无他人之觊觎，异族之争，竞犹可为治，今则不能矣。四川、云南、甘肃、新疆之边，土司充斥，万里膏腴，荒而不治，将折入英、俄、法诸国矣。我少年如能学成而往冒险，经营如欧人之于非美诸州，则统治之权，可以渐归汉族。不可折一兵，不遗一矢，得若千万里之殖民地矣。 人性本善，所以有不善者，私欲蔽之也。能刻刻迁善改过，则复其本性矣。而人多不能者，皆分知、行为二，而昧于心之天职之故。阳明好色恶臭之喻，令人言下恍然。顽廉懦立，断推此种议论。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之马堰人，阳明内兄弟也，奉阳明为师，随至龙场，信阳明之道，最早、最笃，如孔门之有颜子（名渊，字回，孔子弟子，居德行科之首。早卒）。曾游衡山，梦老僧抚其背而歌曰：“子与颜子同德，亦与颜子同寿。”觉而异之，后果然。 世上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各地没有不能改变的风俗，现在的神州禹域，被称作中华文明之源起，当年也不过是一个草木丛生、野兽出没的蛮荒部族的后裔。从这里可以看出，龙场虽说偏僻，又怎么不值得加以教化呢？ 王阳明刚到这里的时候，不熟悉当地民众生活习惯。但他以身作则，教化引导当地百姓。民众都被感化，争着为他砍树盖房作为安身之所。他泰然处之，为那些屋子分别题名为：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分别撰写文章来纪念。荒野蛮夷的首领们也争相送他粮食、肉食、金钱、鞍马，他都不接受。 明朝中叶，上古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还很多，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中等地都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现在湖南、广西已经没有土司了）。朝廷对他们管理很是宽松，不派官吏管理，任由他们选出自己的首领，子子孙孙世袭职位，就像分封的诸侯一样。但这之中也有些分别，一种是土官，由汉族人担任，直接接受朝廷指挥管理，其职务有长官司、土知州、土知县、土州同等。还有一种是本地土著，都是由部落酋长自己管理，间接受朝廷指挥。当时水西宣慰司有安氏，坐拥千里土地，四十八万之众，凭借这个不大服从朝廷管理。于是当时政府在那里建了个小城戍守，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只是驿站还留存。安家认为那里占据了自己领地的要害所在，打算拆了它，王阳明给他们写了封信，说：“大凡朝廷定下的制度，都是由祖宗定下，后世子孙须要遵守，不能擅自修改。如果果真修改了，朝廷一旦发现，向来是要严厉查办的，对您必然没什么好处。您的先人，从汉唐以来，千余年时光过去，占有的土地，从属的人众，也没有更变过。之所以能一直这样，也是靠着世世代代遵守天子定下来的规矩，尽力做事，不敢越界一丝一毫。所以即便是天子也不能违背礼法无故伤害忠良。要不然，你这么富庶的土地，朝廷看着不错，便将之收回，又有谁敢说个不字？那么驿站要是能减少，想来也是能增加的，要是驿站都能更改，您这宣慰司也是可以革除的呀。从这个角度看来，确实害处多多，是您所没有思量的。”这封书信一发，安氏就不敢有异动了。 安氏部落里有个宋氏酋长，叫阿贾阿札，反叛明朝，是地方的一大忧患。王阳明就又修书一封给安氏指谪这件事，大意是：“阿贾阿札这类人，是地方的祸患，有人传言是您指使的，开始打算报告省里的长官们，他们得到这样的消息，那就肯定是要报告皇上的了。现在想到你平时很忠实的，未见得有这种事。我暂且让你派兵出去剿灭他们，则传闻会不攻自破。稍后公文接二连三而来，您屯住在寨中的军队，没听说擒拿或斩杀贼人来宣扬国威，而是只知道多次剽掠加重民怨。您同宋氏共同守护这片土地，您还是宋氏的首领，地方有变乱，罪责是要归到守护土地的人身上。您得赶紧出兵，平定这帮叛逆，塞住众小人的嘴，平息这种不实的议论，弥补之前的过失，才能求得未来的安宁。我也不是给别人当说客来的，您还是好好想想吧。”安氏看到书信大为惊恐，立马带着部属平定叛乱，民众这才得以过上安宁的日子。 孔子说：“能够做到言语忠诚守信、行为至诚恭敬，即使是野蛮之地也可以行得通。”王阳明在龙场，一封书信就能让强悍的蛮酋接受他的命令，安定了边疆，难道不是因为他平时就保有这些美德吗？当时的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听到了他的美名，聘请他到省城贵阳书院讲学。他知行合一的道理，就是在这一阶段讲出来的。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徐爱问：“人们都知道对父亲应当孝顺，对兄长理当恭敬，却既不能孝顺，又不能恭敬。从这里看来，知道一件事和力行那件事原本是两件事。”他回答说：“这是知、行之间被私欲间断的后果，并不是知行一事本身了。天下并没有知道道理却不去力行的人，他们不去力行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明白那些道理。圣贤人教导人知行合一，正是要恢复其本性。《大学》中曾经说道：‘就像喜欢美丽的颜色，厌恶肮脏的臭气一样，从心而生。’知行合一的道理在这句话中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将知道好的道理比作看到美丽的颜色，将努力践行比作对它的喜爱。看到美丽的颜色，不用再思再想，一眼就知道喜欢；闻到臭气肮脏就已经知道了，心里厌恶肮脏的臭气就已经行动了。但是从闻到肮脏的臭气，就已经起了厌恶的心，并不是等闻到肮脏的臭气之后，再立起一个厌恶的念头出来。总而言之，‘知’是行为的起因，‘行’是感悟之后自然生发的行为。‘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 自从他被贬龙场，转眼间三年期满。他到南京，又用他“致良知”的理论来教导学生。他说，知来自于心灵本身，而心灵本体的天职就在于感知世界。看到父兄，自然知道孝顺、尊敬。看到小孩子掉到井里，自然生发出恻隐之心。所以人的良知并不需要依托身外之物求得。一旦良知生发，又没有私心杂念阻碍，自然如大江奔流，一泻而出，充塞胸臆，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了。可寻常人又不能做到没有私心杂念，这便是要让人做格除物欲，走向良知的功课，战胜私欲来将自己复合于道，这样良知自然没有私欲阻隔，那么就可以充塞胸臆，返照自身。这便是澄净心灵，心灵一旦澄净，自然一举一念，都生于本心。 他这一席话，足够让所有听见的有志之士受鼓舞，坚定前行，无志之人听到，也能立定志向。经这一番磨难，他的学问到此方大为精进。他的学问未曾在儒学繁盛的中原精进，反倒是在那蛮夷荒山之中有所长进。可见，忧患对人的磨练与助益，果然很深啊！ 【评论】 人生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寻常人遇到困难，就感到忧伤憔悴，甚而至于痛苦到不想活的地步。当年汉朝贾谊十八岁就能写很好的诗和文章，扬名一郡。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被皇上任命为博士，很受恩宠，最后出任公卿之职。但是很多大臣因而忌恨他，于是想办法将他贬到长沙作太傅。他很是失意。后来做了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一不留神落马摔死。他为此悲伤了一年多后抑郁而死，死时也不过三十三岁罢了。贾谊不过外迁贬谪，也未曾像王阳明那样受庭杖的侮辱；所到长沙，也总要好过龙场太多；贬作太傅，总要比一个小小驿丞有地位。贾谊还是禁不住打击，忧郁殒身。王阳明先生却能不受外界干扰，用忧患来坚定他的志气而并非因为忧患改变本心。这便是为什么贾谊死得早而王阳明却能成就一番事业的缘故。看来能否禁得住忧患的打击就像横亘在成与败之间的一道关口，一定要谨慎地对待呀！ 中原士大夫一旦遇到乡下人，就傲慢自大，认为不值得与之交谈。若是跑到蛮夷人群之中，那肯定是要么避之不及，要么仗势欺凌。所以宋朝末年没有办法得到少数民族的帮助，最终失败；不能得到缅甸的扶助，以挽回偏安一隅的局面。这都是因为平时蔑视这些人，所以到了危机之时，再怎么求人也没用了！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能让当地人像对父母一样地爱戴他，对老师一样地尊重他，那么一到危机之时，一封书信，就能让蛮族的首领顺从领命，为国家消弭祸患，使国家重归太平，这足可以作为孔子所说的“忠信笃敬，可行蛮貊”的最好解释。 前朝人处置地方事务，因为其地方风俗与中原不同，就采用本地人统治本地人的方法。选拔一些酋长，当作朝廷官吏对待他们，这才有了宣慰司、土司的称呼，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改变。然而那些土司们，根本不大懂得世俗政务，对待他管辖的部族残酷无理，因循守旧，怠惰无为，只能祸乱地方，完全起不到治理的作用。在以前闭关自守的时代，没有别人非分的企图，也没有少数民族之间纷乱之争，自然太平无事，但是现在就不能这样了。想一想我国四川、云南、甘肃、新疆等地，当地土司放着千里沃土荒芜而不去治理，很快就会被西方列强吞并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少年要是能学有所成，冒着危险前去治理，像欧洲人经营非洲、美洲那样治理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土地自将渐渐回归华夏而不费一兵一戈，就好比是得到了几万里的殖民地。 人性本来是善良的，之所以做出种种不善事，都是被私心杂念蒙蔽。能时时刻刻一心向善，不断弥补自己的过失，那么就能复归人的本性了。但是人们大多不能这么做，都是因为他们被私心杂念蒙蔽而把知、行分一为二，障蔽了心灵的本体，而不知天职本来如一的缘故。王阳明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引申出来的议论，真是叫人恍然大悟啊！能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怯弱的人变得坚强自立，一定就是这种议论啊！ 徐爱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人，是王阳明的妹夫，拜了他作老师，跟着他到龙场受苦，最早也最坚定信奉他的学说，就像颜回（颜回，名渊，字回，是孔子弟子，在德行科中最为优秀，英年早逝）之于孔夫子一样。徐爱曾经去衡山游玩，梦到老和尚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背，唱着：“你跟颜回德行相同，奈何寿命也是一样的。”他醒了以后大为惊异，后来果然应验。 [book_title]第四章 南赣平盗 古之君子，得其时而仕，则泽加于民，声施烂然；不得其时而隐，则或抱守先儒之绝学，或阐明未发之新知，盖随处抱利济斯民之志也。阳明自正德五年，归自龙场，任庐陵县事者七月（今江西庐陵县），更历仕南北两京，皆居闲曹（旧时以京官事务不多，日为闲曹，犹言清闲之官也），无所藉手，故亦无所表见。宾从往来，无非讲学而已，所谓若仕若隐之时代也。 时陆甘泉傅白沙之学（陈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之白沙里人。学者因称之为白沙先生，隐居教授弟子，身盛甚明，成化间大儒也），讲学京师，于阳明为先辈。阳明以后进之士，与之分主讲席，甘泉亦盛称之。两人学派，微有不同，盖甘泉犹守旧说，而阳明则多凭心得也。阳明曰“致良知”，甘泉曰“随处体认天理”。然天理即良知也，体认即致也，故两人之学同而异，异而实同。阳明在京任吏部主事，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人，谥文襄）为郎中。 正德之初，南中诸省，盗贼疯起，皆据地称王。陈金俞谏，先后讨之，数年不见功，起前南赣汀漳巡抚文森（字德华，太原人。谥恭襄）治之。森畏难不敢受命，称疾而去。于是寇盗滋多，民不聊生。兵部尚书王琼荐阳明，乃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阳明以一书生，而受兵事，剿剧寇，人人皆以为危。乃阳明闻命即行，毫无畏死之状，独王思兴语人曰：“阳明此行，必立事功。”人问其何以知之，曰：“吾触之不动矣。”盖人能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谓之不动心。能不动心，则学养已到，可以出而任大事矣。王思兴能于此观人，则亦岂寻常之士也哉。 正德十一年冬，出京，赴赣州。道经万安，有贼数百，沿途劫掠，商船不敢进。阳明乃结数十船为阵势，扬气鸣鼓，如赴战状。贼惧，罗拜呼曰：“饥荒流民，乞求赈济。”乃令人谕之曰：“至赣后，即差官抚插，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自取戮灭。”贼皆散归。 正月至赣。二月，已平漳州之盗。四月，班师。九月，改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十月，平横水、桶冈（横水，隘名，在江西崇义县东。其南为十八面岭。桶岗，在崇义县西北，与湖南彬州接境）诸寇，贼首谢志珊就擒。阳明问之曰：“汝何得党类之众若此？”志珊曰：“亦不易也。平时见世上好汉，断不放过，必多方钩致之。或周其急，或逞其嗜好，待其怀德，与之谋，无不应矣。”阳明顾谓门人曰：“吾儒求友之切，亦当如是。”十二月，班师。正德十二年，正月，征三利（又名利头山，名有上、中、下三利，在广东和平县西北接江西龙南县界）。三月，平大帽、利头诸寇。四月，班师。六月，朝廷以平贼功，升右副都御史。 计自受命巡抚，仅一年有半，而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处，千余里之乱，次第削平。又复改定兵制，建筑城邑，疏通盐法，设立书院，举行乡约，治事之暇，更不废读书讲学。人至功夫成熟之后，出而治事，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乐有如此者。 【批评】 语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即曾子“诚于中而形于外”之意也。今人在学校一毕业，即想立功自见，此犹穷汉东拼西凑，有了些微资本，便想开设行铺，识者早知其必败矣。但买卖场中，犹有机会可乘。至于治国安民之大业，确确凿凿，做一件，是一件，断无侥幸可图。故学不足者，宁可忍饥数年，学成而求任事。 昔孔子弟子有漆雕开者，孔子使之出仕，漆雕开辞。曰：“吾斯之未能信。”言己之学问，未能自信，不能出任以求事功也。孔子赏之。今观阳明亦然。自成童授书，至二十八岁而通籍；四十五岁，出任大事，受之不辞者，此时学问，实能自信故也。热中之士，急于求用，人亦未必信其学行有素也，而美之曰“有经验”。上以是求，下以是应，此世事之所以日非也。呜呼！可不反其本哉？ 人之所以到处觉得无乐趣者，正因未吃过一番苦。天下之至苦者，莫过于学而未成之时。孔子状学而未成时之意态，曰愤曰悱。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及至豁然贯通，苦尽甘来，则又通身愉快，实有难以言语形容者。不学之人，未知苦，又焉知乐？其终身戚戚也固宜。 苏秦说秦王，秦王不用，穷困而归。发愤读书，夜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足，其志亦卓矣。及观其求学之目的，则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鄙陋至此，尚足谓之学乎？国策称之为“揣摩”。揣摩二字极当。苏秦胸中，知有揣摩而已，何曾知有学？揣摩成熟之后，攫取卿相之位，彼自以为乐矣。学道人之乐，固未尝梦见也。阳明之乐，方是真乐。滁州之游，清风明月，一片天机，此之谓名教中自有乐地。 古代的君子，时机成熟时便做官，因此能够施恩泽于百姓，声名大振；时机不成熟时就隐居世间，有的坚守古圣先贤的学说，有的就阐述前人没有讲述的道理，随时随地都抱着帮助国人、泽被苍生的志向。王阳明于正德五年从龙场回来，在庐陵县当了七个月的主事（今江西庐陵县），后来在南京、北京做了一段时间闲官，没有什么能拿来做大事的权柄，所以也没什么表现，所到各处不过讲学教人罢了，这段时间就是他半入世半隐居的时期。 当时陆甘泉秉承陈献章先生的学问（陈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之白沙里人，学者因此称他为白沙先生。他隐居起来教导学生，享有盛名，是成化年间的大儒），在京城讲学，同王阳明对比，算是前辈了。王阳明作为后进的士子同他分别主讲一席，陆甘泉大为称赞他的才学。其实两个人的学派，也有一点不同，大体说来陆甘泉尚且固守着前人的说法，而王阳明多是凭借内心的体悟。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方法，陆甘泉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道德修养方法。其实天理就是良知，体察、认知也就是所谓的实践达到，所以这两个人的学说至理相同而殊途同归，言辞各异而各立称谓（一个以本统末，一个由末归本，都是一道同风，一脉相承，同理同宗）。这段时间王阳明在京都主管吏部，方献夫（字叔贤，南海人，谥号为文襄）任郎中。 正德初年，南方诸省，强盗流寇急剧增加，都占据一方，自称为王。陈金俞进谏并先后去征讨，打了几年也没什么成效，朝廷打算让负责管理南赣汀漳的巡抚文森（字德华，太原人，谥号为恭襄）去治理。结果他畏惧困难不敢接受命令，假托生病逃跑了。故而这帮强盗更加猖狂，民众苦不堪言。兵部尚书王琼推荐王阳明担此重任，于是王阳明就被提拔做了督察院左都御史，替代文森做南赣汀漳巡抚，主管地方平定叛乱。本来是一介书生，但却接受了军事的调遣去平叛流寇盗贼，大家都为他这样做而感到危险。但他一接受命令就立马出发，完全没有露出胆怯怕死的样子。当时只有王琼跟别人说：“王阳明这一去，定然立下功劳。”有人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去冒犯他，但他却毫不为我所动。”一个人如果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意味着他达到了孟子所说“不动心”的境界了。人能做到这种地步，意味着他的学养已经纯熟，可以派出他去干大事了。王琼能凭借这个细节来观察别人，想来也并非常人吧。 正德十一年冬，王阳明离开京都前往赣州平乱，路上经过万安的时候有几百蟊贼一路劫掠，商人的船只都不敢通过。他集合了数十只船，结成阵势，大声击鼓，像是要去打仗的样子。这些蟊贼一见这样的阵势，立马心惊胆寒，连忙齐齐跪倒：“我等本是受着饥荒的流亡人，求大人您开恩救济!”于是王阳明派人对他们说：“等我到了赣州，就派官吏来安置你们，你们以后一定要各安生计，别再做这些扰乱社会的勾当，自取灭亡。”盗贼们都四处逃散而离去。 王阳明正月到了赣州，二月就平定了漳州的盗贼，四月份就班师回朝，九月份就改任提督，专管南赣、汀漳等地军务。十月份平定了横水、桶冈的匪患（横水，关隘名，在江西崇义县东，南面为十八面岭。桶岗，在崇义县西北，与湖南彬州接境），匪首谢志珊被活捉。王阳明问他如何聚集如此多的人众，他说：“这也不是什么容易事呀，平时一旦见到江湖上有名有姓的好汉，断然不会白白放过他们，一定要投其所好。要么在危急关头帮助他，要么投其所好取悦他，等他心怀感激，那么同他谋划起事，就没有不响应的。”王阳明回头对门生们说：“咱们做学问的人访求同道，也要像这位贼首一样心切呀。”十二月班师回朝。正德十二年正月，王阳明征伐三利山（又称利头山，名字中有上中下三利，在广东和平县西北和江西龙南县交界），三月份平定大帽、利头等贼寇，四月份班师回朝。六月份朝廷因他平定匪患功勋卓著，擢升他做右副都御史。 从他接受巡抚的命令以来，才一年半的时光，而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南方千里之地的匪患已经被他依次平定。然后他又改定兵制，建造城池，梳理盐法，设立书院，订立乡规，管理公事的同时还没有荒废读书教学。一个人若是到了修养纯熟的时候，管理政事，就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其中有如此大的乐趣。 【评论】 俗语说，“穿着长袖服装，跳舞更好看；钱多的人，更便于做买卖。”这也是曾子说的“一个人如果内心真诚，能在其举止中看出来”。现在的人从学校刚毕业，就想着建立功勋显露自己的能力，就好比是一个穷汉东拼西凑，出些微少的资本便想要开店，有见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生意场中尚有机会可乘，治国安民这样的大事业，确确凿凿，做一件是一件，绝对没有侥幸可图。所以学业不精者，宁肯数年挨饿，等学问大成再谋求担当大事也不迟。 往昔孔子有个徒弟叫漆雕开，孔子叫他出去作官，他拒绝了。他解释说：“我对自己的学问还不大相信。”意思是自己的学问自己不相信，是不能出去作官以求功绩的。孔子对他大为欣赏，现在看来王阳明也是这样。王阳明自开蒙读书以来，二十八岁而精通典籍，四十五岁才开始担负重担。之所以接受大任却不推辞，是因为他这时的学问，已经能让自己坚信不疑了。热衷功名的人，急着作官被任用，别人也未必相信他的学识和行为，而美其名曰“有经验”。上级用这个来要求下属，下属也拿这个来糊弄上级，这也是之所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唉，怎么能不本末倒置呢！ 人们之所以做什么都觉得没有乐趣，都是因为没吃过苦。天下最苦的事情，没有比得过钻研学问却没有成果的时候。孔子用“愤”、“悱”来描述这种状态。所谓”愤”，就是心中了解但未能通达。所谓”悱”，就是想说却不能恰当表达。等到突然明了，豁然贯通，那么苦尽甘来之际，那份浑身畅快的感觉，实在是无法对外人说道。不苦心钻研学术的人，没有那份痛苦，何来快乐呢？那么他们一生忧苦畏惧，也是应当的。 苏秦游说秦王，秦王不任用他。回来发奋读书，每晚苦读，困倦欲睡之际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保持清醒，血一直流到脚下，他的志向确实坚定。但考察他求学的目的，却是“怎么有人去游说君王，却拿不到他的酬劳，坐不上他的相位呢”。见识浅陋至此，也能称他作学问吗？《战国策》把他的行为叫做“揣摩”，这两个字极为恰当，他的心里也只有揣摩而已，何曾知道有作学问这件事呢？等他揣摩到位了，就去夺取卿相的尊位，他倒是自以为乐了。但是修学大道者的快乐，他即使做梦也想不到的。王阳明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滁州一游，清风明月，一片天赋之灵性，这便是所谓的名教中自有一片乐土。 [book_title]第五章 平宁王之难 阳明少年喜谈兵，长而讲学，未尝亲历行间也。一旦出任疆寄，率数文吏，平积年巨寇，虽老于兵间者不及，远近惊为神。观此则文武果不分途，亦惟立德立言者，为能立功也。然天下之祸患尚未已，而区区草寇，王阳明似尚未尽其遗大投艰之用，乃复有四十二日中，削平宁王之事。 宸濠者，太祖诸孙，承祖父封爵，居于南昌，袭称宁王。武宗无嗣，加以游幸不时，人情畏惧。王遂反。正德十四年六月也，时福建兵叛，阳明奉命勘之。行之丰城（江西丰城县，在南昌之南），闻变。宁王在南昌，与丰城相去不过数十里。江西巡抚孙燧（字德成，余姚人）、按察司副使许逵（字汝登，固始人）皆死，余人尽附逆。 设此时阳明更入虎口，则主持无人，事愈不可为矣。于是返吉安，调集兵马，徐图补救。宁王遣兵来追，不及。 阳明在丰城闻变时，夫人、公子在舟。阳明呼一小渔船，将返吉安，令参谋雷济、萧禹持米二斗，脔鱼五寸，与夫人为别。将发，问济以物备否，济对以已备。阳明笑曰：“还少一物。”济、禹思之不得。阳明命取黄盖（明时大官出行前张黄盖），曰：“到地方无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门戒严，舟不得泊。济、禹张盖以示城中，始开门迎入。此虽一小事，亦其虑事精详之一端也。 阳明平宸濠，尽用权变。古人云：“兵不厌诈。”是固不足为儒者病也。返吉安，与知府伍文定征调兵食，治器械舟楫，又传缴四方，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众议曰：“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都（即南方）不可保。吾欲以计挠之。少迟旬日，无患矣。”于是伪为火牌、公文、问谍等，虚张声势，使濠闻之。人问曰：“宁王见此，恐未必信。”曰：“即不信，亦可疑否？”对曰：“疑则不免。”阳明曰：“得渠一疑，吾事济矣。” 李士实、刘养正者，宸濠之谋士也。阳明思离间之，佯遗书二人，书中叙其归国之诚，令怂恿宁王早日发兵东下，而又故泄之。宸濠果疑，与士实、养正谋，则皆劝之疾趋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阳明又多写告示及招降旗号，开谕逆顺祸福。初时宸濠谋以六月十七日出兵，径趋南京，谒陵（明太祖所葬孝陵也，在南京城外钟山）即位，遂直指北京。因得前项，诸事怀疑，遂不敢轻出。先遣兵士攻南京、九江，而自留省城以备阳明。兵士候濠不出，久驻江湖，师老气衰，又见四路所贴告示，及插旗号木牌，人人解体，日渐离散。其后濠探知四路无兵，方始出城，东下长江，攻安庆。（围安庆十八日不下，宸濠曰：“安庆且不下，况金陵乎？”）而阳明之师已整矣。 阳明闻宸濠离南昌，议进兵。众人以为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越安庆。阳明曰：“不然。九江、南康皆已失陷，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敌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敌，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不如速攻南昌，破其根本，宸濠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此一席话，其料事之明，如掌上观纹，虽苏秦、张仪策士之揣摩时世，亦不及也。 先是宁王伏兵千余于南昌城外，阳明知之，破其军，败溃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惊懼。阳明挥兵进攻，益震骇夺气。官军乘其动摇，呼噪并进梯垣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入城，散释胁从，封府库，谨关防，以抚军民，军民皆安。 既下南昌，居二日，遣伍文定、徐琏、戴德儒各将精兵分道并进，而使瑞州通判胡尧元等设伏以待。宸濠闻南昌败，果解安庆围，撤兵还救。遇于黄家渡（在南昌府东，通余干县），文定当其前锋。敌趋利，刑珣绕出其背，文定乘之，尧元等伏发，敌大溃。退保八字脑（在饶州西），尽发南京兵。复战，大败。退保樵舍（镇名，在南昌西北），联舟为方阵，尽出金宝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臣。官兵奄至，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焚其副船。妃娄氏（上饶人）以下，皆投水死。（宸濠将反，娄氏尝苦谏，不听。及是，叹曰：“昔纣用妇言亡，吾以不用妇言亡。悔何及？”）宸濠舟胶浅，仓卒易舟遁，乃为万安知县王觉所执，南康、九江亦下。凡四十一日而事平。 宸濠之初发难也，兵势众盛，视阳明蔑如也。乃卒困于一隅，跳跃数月，一筹莫展，以至于亡。因此益见阳明之应变如神，不可测也。当南昌城下之时，忽传令造免死木牌数十万，左右之人，莫知所用。及鄱阳湖之战，于湖上取木牌，顺流放下。时敌兵闻省城已破，协从之众，俱欲逃窜，而恐于不能免死。见水浮木牌，一时争取。由此宸濠之军，无斗志矣。 湖上之战初交绥，官军少挫，阳明急令斩先却者。知府伍文定立于炮铳之间，方奋笃各兵，殊死抵战。敌兵忽见一大牌上画“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 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于芦苇之中。宸濠呼渡，渔人移棹而往，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 与宸濠交战时，阳明仍在中军，聚弟子讲学。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阳明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自若。顷之，谍者走报敌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阳明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其能不动心如此。 【批评】 历史上儒将已为少见，如阳明之用兵，则尤少矣。阳明之后，以理学名儒，而身列戎行，百战之敌，终为所困者，则有曾国藩（字涤生，谥文正，湘乡人），然犹得战将之助为多。若阳明幕中，参与机密者，不过一二从学之士；指挥前敌者，不过本省府县佐贰诸职。阳明悉以一心运之，遂使头巾中人，悉成名士；簿书中人，悉成良将。真有化朽腐为神奇手段，令人敬煞爱煞。 宁王反，朝廷得阳明疏，集朝臣会议。兵部王琼曰：“竖子素行不义，今仓卒举乱，殆不足虞。王守仁据上游，蹑之必成擒矣。”知阳明之才者王琼也，知阳明之学者王思舆也。 或问阳明用兵有术否。阳明曰：“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数，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明时战争，武器单简，犹可以用兵何术一语概之，若今世则不能矣。然两国对垒，坚甲利炮相若也，地势人数相当也。而一败一胜者，岂非一则学问未臻乎诚笃，临事而心动；一则学问已臻乎诚笃，临事而心不动耶？战术有古今，有中外，此心无古今，无中外。 据阳明年谱，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闻变。十九日，返吉安，上疏告变。七月十三日，兵发吉安。十五日，遣奉新县知县刘守绪，袭破宸濠伏兵。十九日，发市议。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战于黄家渡。二十五日，战于八字脑。二十六日，获濠于樵舍，江西平。由此推之，此事首尾共四十二日，《续资治通鉴》言三十五日者非。今从年谱。 王阳明年少的时候喜欢谈论兵法，长大后四处讲学，没有在军中做事的经历。一出任地方长官，就率领几个文官平定了盘踞多年的大盗贼。即使是那些经验丰富的将领也比不上，远近的人都惊叹他用兵如神。看到这件事，果然文、武不分家，也只有立德立言的人，才能立功。然而天下的祸患还没有停止，而区区的草寇，王阳明好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上天所赋予他的处理重大艰难任务的作用，于是便有了在四十二天中，平定宁王叛乱的事。 朱宸濠，是明太祖的众多孙子之一。他继承祖父的封爵，居住在南昌，继承了宁王爵位。明武宗没有子嗣，加上常常出游，民心充满了畏惧。宁王就起兵反抗。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发生军队叛乱，王阳明奉命去勘察。走到江西南昌南面的丰城县，听说兵变，宁王在南昌，与丰城相距不过几十里。江西巡抚孙燧（字德成，余姚人），按察司副使许逵（字汝登，固始人）都已死，其他的人都归附了逆贼。假设此时王阳明再入虎口，就没有人主持政事，更加不可行了。于是他返回吉安，调集兵马，慢慢谋划，匡补挽救。宁王派兵来追，没有追上。 王阳明在丰城县听到兵变的消息时，他的夫人和儿子在船上。于是他叫了一艘小渔船，返回吉安，命令参谋雷济、萧禹，拿二斗米、五寸脔鱼，与夫人告别。将要出发时，王阳明问雷济物品是否齐备了，雷济回答说已齐备。王阳明笑着说：“还少一样东西。”雷济、萧禹想不出来。王阳明命令他们拿来黄盖（明代大官出行的时候前面有黄盖），说：“到那儿没有这个，拿什么作为信物呢？”第二天，到吉安城下，城门戒严，船不能停泊。雷济、萧禹展开黄盖给城中的人看，侍卫才开门迎入。这虽然是件小事，也是他考虑事情周全的一个体现。 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用尽了通权达变的办法。古人说：“兵不厌诈。”所以儒家学者不应认为这是件耻辱的事。返回吉安县后，王阳明与知府伍文定征调兵马粮食，打造兵器舟船，又广发檄文，公开声讨宸濠的罪行，让各个县守各自率领士兵救援君王。他集众商议说：“他如果出长江，顺流东下，南方就保不住了。我想以计谋阻挠他。稍微推迟十天，那样南方就没有危险了。”于是伪造了火牌、公文、问碟等，虚张声势，让宸濠知道。有人问道：“宁王看到这个，恐怕未必相信。”王阳明说：“就算不信，也可以生疑心吧？”回答说：“难免有疑心。”王阳明说：“朱宸濠一迟疑延误，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士实、刘养正二人是宸濠的谋士。王阳明打算离间他们，假装给二人写信，叙述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诚意，让他们怂恿宁王早日发兵东下，而后又故意泄露这个消息。朱宸濠果然产生了怀疑，与李士实、刘养正商议，他们都劝他立即去南京，即皇位。朱宸濠更加怀疑。王阳明又到处张贴告示和招降的旗号，告知顺从叛逆的坏处和投降的好处。朱宸濠本打算六月十七日出兵，直驱南京，拜谒明太祖陵（明太祖所葬的孝陵，在南京城外钟山）后便登上皇位，最终直接到北京。因为前面的影响，对很多事都产生了怀疑，遂不敢轻易出兵。他先派士兵攻打南京、九江，而自己留在南京准备迎战王阳明的部队。士兵久等朱宸濠也不见他出来，因为长时间停在江面上，队伍士气低落，又见到四周贴的告示，以及插的旗号木牌，人人心理瓦解，军心渐渐离散。后朱宸濠打探到没有来兵，才出城，沿长江东下攻打安庆。（包围安庆十八天都没有攻下，朱宸濠说：“安庆都攻不下来，何况南京呢！”）而此时王阳明的军队已整顿好了。 王阳明得知朱宸濠离开南昌，商议进兵之计。众人认为安庆被围，应带兵直取安庆。王阳明说：“不是这样。九江、南昌都已失陷，而南昌城里有几万人的军队，其中精兵也有万人，补给充足。我军若到安庆，敌军一定回头来决战。安庆的兵马仅仅能够自守城池而不能在鄱阳湖支援我军；南昌的军队，能够断绝我们运粮的道路；而九江、南康的敌军合力阻挠；四方的支援又指望不上，事情就难办了。不如迅速攻打南昌，破坏其根本，朱宸濠势必回来营救。这样安庆的包围就自行解除了，而宁王也可以轻易被擒拿。”这一席话对事情的预料如同看手掌上的纹路一样清晰，即使苏秦、张仪这样游说诸侯的纵横之士，都不如王阳明对当时事态分析的透彻。 先前宁王在南昌城外埋伏了一千多士兵，王阳明得知后，击溃这个部队后，溃败的士兵都跑到城中，城中的人都感到惊惧。王阳明指挥军队攻城，更加增加了紧张的气氛。官兵们趁着人心动摇，喊着口号推进，从城墙登梯而上。城中的士兵都倒戈逃跑，城池就被攻破了。入城后，解散并释放了胁从者，查封了府库，把守城防，安抚军队和百姓，军队和百姓都迅速安定了下来。 攻下南昌后，住了两天，王阳明派伍文定、徐琏、戴德儒各自率领精兵分道并进，让瑞州通判胡尧元等设下埋伏。朱宸濠听到南昌战败的消息果然解除了对安庆的包围，撤出军队，返回援救南昌，在黄家渡（在南昌府东，通余干县）遭遇伍文定带领的军队。敌军急功近利，刑珣绕到背面，伍文定乘势迎敌，等到胡尧元埋伏的军队出动，共同击溃敌军。敌军退守八字脑（在饶州西），全力向南京进发。双方又遭遇，大败敌军。敌军退守保樵舍（镇名，在南昌西北），把船都摆成方阵，把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犒赏士兵。第二天，朱宸濠早起召见群臣时，朝廷的军队都用小船载着薪柴，点燃后趁着风势烧毁了宁王乘坐的副船。除了娄妃（上饶人），以下的嫔妃全部都投水而死。（朱宸濠要谋反时，娄妃曾经苦苦劝谏，朱宸濠不听。此时，他才叹息道：“以往商纣王听从妇人的话而亡国，现在我因不听妇人的话而亡身，后悔也来不及了。”）朱宸濠的船搁浅了，仓促换了条船逃跑，却被万安县的知县王觉捉住了，南康、九江也被攻下。此次，共用时四十一天便平息了叛乱。 朱宸濠叛变初期兵强势众，蔑视王阳明不如自己。最终困在偏僻的地方，挣扎了几个月，一筹莫展，最终灭亡。这件事更能显现出王阳明应变如神、深不可测。兵临南昌城下时，王阳明忽然传令造几十万免死木牌，左右没有人知道其用途。到了鄱阳湖战斗时，王阳明让人在湖上取出木牌，顺流放下。当时敌兵已听说省城被攻破了，那些协从叛乱的人，都想逃跑，却又害怕不能免死。这时见了水上浮着的木牌，一时间争相夺取。从这以后，朱宸濠的军队，便再也没有斗志了。 鄱阳湖战役交战之初，官军遇到了小挫。见此，王阳明急令斩杀先退却的士兵。知府伍文定站在炮铳之间指挥，才激发众兵殊死抵抗。敌军忽然看见一个大牌子上写着“宁王已经就擒，我军不得乱杀”，一时便被惊扰，于是敌军大败。朱宸濠想要潜逃，见一渔船停在芦苇之中。朱宸濠叫渔民渡他逃离，渔民于是将船划了过去，将他送回中军，众多将领却还未发觉。 与朱宸濠交战时，王阳明仍在中军，聚集弟子讲学。送情报的士兵来报，说前线军队失利，在坐的人都面露恐惧。王阳明走出中军，听取情报兵的详细汇报后，退回座位坐下，又接着前面的内容继续讲课，神色泰然自若。过了一会儿，情报人员又跑来汇报说敌兵大败了，坐中的众人听了都面露喜色。王阳明走出中军，听取情报兵的详细汇报后，退回座位坐下，又接着前面的内容继续讲课，神色还是一样镇定自若。他不动心的功夫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评论】 历史上儒家出来的军事将领已经是很少见的，像王阳明的用兵之法，则更加少有。王阳明之后，作为理学的名儒，身在军中，百战之敌终为所困的，只有曾国藩（字涤生，死后赐号文正，湘乡人），但他还得到了较多战将的辅助。像王阳明的幕僚中，参与机密的不过一、二个跟随他学习的人；指挥作战之前，不过本省知府州县的辅佐官几人。王阳明充分调动他们，最终使这些戴着头巾的人都成为名士，整理簿书的人都成为良将。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令人非常恭敬、爱戴。 宁王造反，朝廷得到王阳明的奏疏，召集朝臣开会。兵部王琼说：“朱宸濠一向做事不讲道义，现在仓促发动兵变，不足为虑。王守仁位置在长江上游，紧随其后，必定会擒住他们。”知道王阳明之才的人是王琼，知道王阳明之学的人是王思舆。 有人问王阳明用兵是否有战术，王阳明说：“用兵有什么战术，只要学问纯熟笃定，养得这颗心如如不动，就是战术。凡人的智慧相差不大，胜负的定数，不用等着临阵来推测，只在于心动与不动之间。”明朝的战争武器很简单，还可以“用兵何术”一句概括，现在就不能这样用了。然而两国对垒，坚甲利炮相似，地势人数相当，却一败一胜，难道不是一方学问不到诚敬笃定的程度临时心动，而另一方学问已经达到诚敬笃定的程度，临时心不动的缘故吗？战术有古今、有中外，而这个本心无古今、无中外。 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王阳明得知朱宸濠兵变。十九日，返回吉安县，上书奏秉朝廷发生兵变。七月十三日发兵吉安。十五日，派奉新县知县刘守绪突袭，攻破朱宸濠伏兵。十九日，发布市议。二十日，攻下南昌。二十四日，在黄家渡交战。二十五日，在八字脑交战。二十六日，在樵舍擒获朱宸濠，江西平定。由此推算，此时前后共四十二天，《续资治通鉴》上写三十五天有误。现在按照年谱记载为准。 [book_title]第六章 事后之机谗 金乌珠为岳武穆所败，将退师，有书生叩马谏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盖指秦桧也。当阳明之平难也，上有武宗之荒淫，下有江彬之专横，谗慝交张，左右为难。非阳明之忠，而又济之以权变，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其不蹈武穆之覆辙者几希。虽幸而成功，其中忧谗畏讥，维持调护之心，亦良苦矣。读此亦可见处世之难。 武宗闻宸濠之变，下诏亲征，盖欲假此以畅其南游之志也。更奇者，彼不以皇帝之名义，号令四方，而托于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驾至保定（今直隶省会），而捷书已至。帝匿之，不以宣布，其意似不以乱之速平为喜，而反以事出无名，不得偿其南游之愿为歉耳。 阳明上宸濠反书之时，意欲藉此以警帝之宠幸宦官，书中有“请黜嬖幸，以回天下豪杰心”云云。群小见之，皆不悦。及宸濠之事平，则又起冒功之念，且恐阳明之发其隐也，则又大惧，因于帝前百计谗之。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率禁军往江西，欲令纵宸濠鄱阳湖中，待帝亲自擒之，以逢迎帝心。 阳明乘二人未至，先俘宸濠，发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将军檄，邀之广信（今江西广信县），索宸濠，阳明不与。太监中有张永者素贤，时在杭州。阳明往见之，谓曰：“江西之民，受宸濠之毒已久。甫经大乱，继以旱灾，又加以京、边军官，供应不支，必逃聚山谷为乱，天下将成土崩之势。公素爱国，岂不念之？”永曰：“然。吾之此出，欲调护左右，以默辅圣躬，非为争功来也。”阳明信其忠直，以宸濠付之，而己则称病，习静于西湖之净慈寺，口不言功。盖与韩蕲王湖上骑驴之意同矣（宋高宗时，秦桧擅权，韩世忠退隐西湖，自称清凉山人）。在西湖，得巡抚江西之命，再返南昌。时张忠、许泰二人在江西，百计搜罗其失，望风附会，肆为蜚语，又令京军与南军不和。阳明抚之愈厚，传谕军中，谓北军至此为客，当敦主客之礼。每遇北军丧，必停舆唁慰。久之，北军咸感服。忠、泰欲与阳明较射，意阳明文臣，必不能射，欲以此屈之也。阳明勉应之，三发三中。北军在傍，哄然举手。忠、泰大惧曰：“我军皆附之耶。”乃班师至南京，时武宗在南京故也。 诸嬖幸憾阳明不已，谮于上前，谓其有反志。上问以何为验。曰：“试召之，必不来。”上果召之。张永暗使幕宾钱秉忠密告阳明，嘱其速来。闻命趋至，而忠、泰复拒之芜湖（今安徽芜湖县）半月。阳明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庵中。上阴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安得反？”命还江西。以武宗之不明，加以张忠、许泰，日夜谋孽，而竟不能损阳明之毫末，其智岂可及哉？盖至是而阳明之疑谤尽释矣。 武宗南下，群小未能逞志于阳明，其心终不快。阳明亦不欲结怨于群小，以树他年之敌。乃重上江西捷音，而归功于帝及其左右诸人，以曲媚之。朝廷乃悦，收师返跸，南方大定。事后，霍韬（字渭厓，广东南海人）谕之曰：“是役也，罪人已执，犹动众出师；地方已宁，乃杀民奏捷；误先朝（先朝，谓武宗也。韬此言发于世宗时）于过举，摇国基于将危。忠、泰之攘功贼义，厥罪滔天矣。”自得此谕，而阳明之功罪，可以昭然。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世宗即位（年号嘉靖），谕江西之功，封阳明为新建伯。诏至，适值其父龙山诞辰，阳明捧觞为寿。龙山蹙然曰：“宸濠之变，皆以汝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谗构朋兴，祸机一发，岌乎几不免矣。天开日月，显忠遂良。父子滥冒封赏，穹官高爵，复相见于一堂，岂非幸欤？然盛者衰之始，福者过之基。虽可幸亦可懼也。”阳明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以半生之学养，数月之危疑，始博得此父子欢然，踌躇满志之一日。可见建功立业之非易已。 【批评】 阳明第一次报捷疏，载于集中；重报捷疏，以非实录，故不载也。门生龙光书于疏后曰：“先生奏捷疏，虑繁文太多，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亦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当时若使不行间计，迟留宁王，宁王必即时拥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破败宁王，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着。今人读奏册所报，皆是可书之功，而不知书不能尽者，十倍于奏册也。事平之后，北军南来，失其奸谋，痛恨先生，百计罗织，无所泄毒。挤怒门人冀元亨，与济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元亨被执，光等四窜逃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直伺官军离省，方敢出身回家。当时光等粘贴告示，标插旂号木牌，皆是半夜昏黑。冲风冒雨，涉险破浪，出入贼垒，万死一生。所差行间人役，被宸濠杀者，俱是亲信家人。今当事平之后，议者不究始末，将在册功资，亦尽削去。赏罚若此，倘自今以后，天下再有事变，人皆以光等为鉴戒矣。”观此，益可见当日处事之难。 我国帝王之中，千奇百怪，无所不有。若正德之自称威武大将军，自封镇国公，此等儿戏，直似演义小说中事。只以君臣之间，大义所在，何敢直斥其非？婉辞而谏，谏而不听，犹必费尽心机，将此事成全过去，更不得不面谀之曰：天王神圣也。我辈共和国民，重读旧史，能不失笑？ 忠、泰等在江西，故与阳明挑衅。阳明百般忍耐，处处忠厚老实到底，与平宁王日用间用诈，机械百出之时，判然如两人。试问此时骄兵悍将，近在肘腋，稍一不慎，祸即不测。除却忍耐之外，更有何术？其后忠、泰之奸不售，而阳明之功名，终得保全，地方赖以安靖者，皆此忍耐之力也。毕竟忠厚老实，胜于机械变诈。机械变诈，譬如毒药，必不得已之时，偶一用之可也。忠厚老实，乃是家常便饭，一日不可缺少。 阳明重报捷疏，曲笔以媚群小，毋乃非儒者所为。但苟不如此，则群小必怂恿帝纵宸濠湖中，再动干戈。在彼不过儿戏，而地方必遭蹂躏，此实阳明不得已之苦衷，非徒为避一己之祸患起见也。 金乌珠被岳飞打败，将要退兵。有书生拉着马进谏说：“自古以来，没有掌握重权的大臣在内，而大将能在外立功的。以本人愚见，岳飞的灾祸在所难免，何况还想立下战功呢？”指的就是秦桧。当王阳明平息叛乱时，上面有明武宗荒淫无度，下面有江彬的专横跋扈，谗言和匿信不断，左右的人处处为难。如果不是王阳明忠心耿耿，又能通达权变，那么他还未出师便被陷害致死，不重蹈岳飞的覆辙也很难啊。即使幸庆获得成功，他担心谗言中伤，畏惧恶言毁谤、维持调护的用心，也是良苦之至。读到这里也可看出处世的艰难。 明武宗听说朱宸濠发动兵变，下诏书亲自征讨，是想借此机会实现游历南方的愿望。更奇怪的是，他不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四方，而借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发号施令。明武宗行至保定（今直隶省会）捷报已送到。他藏匿起捷报，不宣布，他似乎不把动乱迅速被平息当做喜事，反而以事出无名，不能达成他游历南方的愿望而感到遗憾。 王阳明上书报告朱宸濠兵变之事，想借此提醒皇帝不要宠幸宦官，奏文中说“请罢黜嬖幸，以挽回天下豪杰的心”等等。众多的奸佞小人见到了，都不高兴。等到朱宸濠之乱平息，就又兴起冒功的念头，而且担心王阳明揭发他们的隐情，非常恐惧，所以在皇上面前想方设法进谗言毁谤中伤王阳明。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率领禁军奔赴江西，想让王阳明把朱宸濠放入鄱阳湖中，让皇上亲自抓住他，以逢迎皇上的私心。 王阳明趁二人没到，先俘获了朱宸濠并送到南昌。张忠、许泰依据威武大将军的檄文，邀请王阳明到广信县（今江西广信县）要求将朱宸濠交给他，王阳明不给。有位名叫张永的太监，一向贤良，他正好在杭州。王阳明前去拜见他，说：“江西的百姓受到朱宸濠的毒害已久，刚刚经过战乱，接着赶上旱灾，又加上京城、边关军官的花费，供应跟不上，必然逃到山谷聚众作乱，天下将呈现土崩瓦解的趋势。您一直爱国，怎么能不担忧呢？”张永说：“是。我此次出来，想调护左右，以暗自辅助皇帝，不是为争功而来的。”王阳明相信他是忠诚正直之士，就把朱宸濠交付给他，而自己假称身体有病，在西湖的静慈寺修习静坐，口不言功。大概与韩蕲王韩世忠在西湖边上骑驴有相同的意趣（宋高宗时秦桧擅自专权，韩世忠退隐西湖，自称清凉山人）。王阳明在西湖时受到江西巡抚的命令，再次返回南昌。当时张忠、许泰在江西，想尽办法搜罗他的过失，望风附会、大肆制造流言蜚语，又使京都的军队与南京的军队不融洽。王阳明更加努力安抚南军，传令到军队中，称北京来的军队到江西是客，要尽主客之礼。每次遇到北军士兵去世，必定停车吊唁慰问。时间长了京都来的军队都很感动、佩服。张忠、许泰想与王阳明比赛射箭，猜想王阳明是文臣，一定不擅长射箭，想以此使他屈服。王阳明勉强答应了，结果是三发三中。京都的军队在一边观看，举手欢呼。张忠、许泰大为惊惧，说：“我军士兵都归附他了。”于是班师到南京。当时明武宗在南京。 那些小人不能撼动王阳明，又在皇上那里诋毁他，称他有谋反的意向。皇上问怎么证明，说：“您试着召见他，一定不来。”皇上果然召见他，张永暗暗让幕宾钱秉忠密告王阳明，嘱咐他速速来京。王阳明奉命到了，而张忠、许泰又拒绝他入芜湖（今安徽芜湖县）达半个月。王阳明不得已，进九华山，每日在草庵中静坐。皇上暗地派人观察，说：“王守仁是学道的人，怎么可能谋反？”命令他回到江西。当时，明武宗不明智，加上张忠、许泰天天谋划阻挠，竟然都不能给王阳明造成一点点损害，他的智慧常人怎么能比得上呢？至此对王阳明的怀疑、诽谤都消失了。 明武宗南下时，那些小人对王阳明的阴谋没有得逞，心中都不痛快。王阳明也不愿意与他们结怨，以免今后树立很多敌对势力。于是重新上报江西平定战乱的捷报，而归功于皇上及其左右的人，以曲意迎合他们。朝廷上下大悦，收兵回京，南方恢复安定局面。事后，尚书霍韬（字渭厓，广东南海人）发布公告说：“这次战役，有罪的人已被执法，还兴师动众。地方已经安定，还杀害百姓而上奏捷报，这些过分的举措误导先朝（先朝指武宗，此文发于明世宗时），动摇并危害了国家的基础。张忠、许泰争功不义，其罪行滔天。”从这个文告中，人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功劳与罪过，已经得到了昭显。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明世宗即位（年号嘉靖），上谕江西之功，封王阳明为新建伯。诏书送到时，正逢其父龙山寿诞日。王阳明捧起酒杯贺寿。父亲皱着眉头忧心地说：“朱宸濠兵变时，都以为你战死了，而没有死。都以为事情难以平定，也平定了。进谗言搆合的人兴起，灾祸一触即发，又几乎不可避免于一死。日月彰明，重见天日，忠臣突出，贤良得进。父子两代人冒犯领取朝廷的封赏，官高爵贵，又相见于一堂，岂不幸运吗？然而极盛之时也是衰败的开始。福报现前往往也是过失的根源，虽可庆幸，也应畏惧啊！”王阳明跪下说：“父亲大人的教诲，正是我所日夜思索的。”王阳明用了半生的学识修养，几个月遭受的危机和质疑，才博得这次父子欢聚、踌躇满志的一天。可见建功立业实属不易啊！ 【评论】 王阳明第一次上奏的捷报文本，在文集中有记载。第二次奏疏的文本，因为不是实录，所以没有载入。他的门生龙光在奏疏后边写道：“先生撰写捷报的奏疏时担心文字太多，一切反间朱宸濠的计策，都没有提及。还因为设谋略、用诡计，不是君子可以做的事情，不想明说给人。当时如果不用反间计留住宁王，宁王必定会立即带兵前进。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两京各路的军队，哪有什么准备呢？所以打败宁王，使他坐失时机，只有迟留宁王一个办法。所以迟留了宁王，谋划了反间计。现在人读奏文册所报，都是可以留名史册的功劳，而不知道其中所不能说尽的事情，比奏册多十倍。叛乱平定之后，朝廷的官兵开到南方来，他们的奸计失算，开始痛恨先生。百般罗列先生过失，无处发泄他们的情绪。挤怒王阳明的门生冀元亨、济禹光等，都想置他们于死地。元亨被杀，济禹光等四处逃匿，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直等到朝廷军队离开江西省，才敢回家。当时他们张贴告示、标插旗号木牌，都是黑天半夜。冲风冒雨、涉险破浪，出入敌人营垒，万死一生。被派遣到军中服役，被朱宸濠杀死的，都是亲信家人。现在叛乱平定之后，评功的人都不考察事情的详细情况，把这些在册人员的功绩也都削去。这样的赏罚，假如从今以后天下再有事变，人人都会以济禹光等为戒了。”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处事的艰难了。 我国帝王之中，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像正德这样自称威武大将军，自封镇国公，这样的儿戏，真像演义小说中的情节。而君臣之间，因为有大义所在，怎么敢直接斥责他的过错？婉言进谏又不听，还必须费劲心机，将这事成全过去，更不得不当面阿谀说：“皇上是天王神圣啊。”我们这些共和国公民，重读旧史，怎能不哑然失笑？ 张忠、许泰等在江西，故意向王阳明挑衅。王阳明百般忍耐，处处忠厚老实到底，与平定宁王时用反间计、智计百出的时候判若两人。试问此时骄兵悍将，尽在身旁，弓箭稍一不慎，会有不测的祸患。除了忍耐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其后张忠、许泰的奸计没有得逞，而王阳明的功名最终得到保全，地方得以安靖，都依靠这个忍耐的功夫了。毕竟忠厚老实，胜于机械变诈。机械变诈，好比毒药，必是不得已的时候采用，偶尔一用可以。忠厚老实，才是一日不可缺少的家常便饭。 王阳明第二次上报的奏疏，婉转委曲以迎合众小人，不是儒者所应做的。但是假如不这样做，则众小人必然怂恿皇上把朱宸濠放到湖中，再动干戈。在朝廷不过是儿戏，而地方百姓必遭受蹂躏。这实在是王阳明有不得已的苦衷，而不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祸患考虑。 [book_title]第七章 立功两广 阳明越历宦海，行其所学。及至江西之事大定，岁月不居，忽忽五十余岁矣。其父更白发萧然，桑榆景迫。方拟养亲读书，不求闻达，又承龙山公持盈戒满之意，上疏再辞封爵。不意嘉靖元年之春，遽遭父丧，距称觞上寿之期，才三月耳。 嘉靖四年，父丧既满，礼部尚书席书特疏荐阳明。有曰：“生在臣前者见一人，曰杨一清（字应宁，巴陵人，谥文襄。博学，善权变，比于唐姚崇）；生在臣后者见一人，曰王守仁。”其推崇可谓至矣。时广西田州蛮不服，六年诏起之至两广，总制军务。 阳明当宸濠初平，解兵不用之时，又录武士。或问宸濠既平，尚录此何为。阳明笑曰：“交趾有内难，出其不意而捣之，亦一机会也。”观此，知阳明夙有安边之志。今既奉命，即日辞家，取道江西，而走两粤。先是，阳明设学会于朱子讲学处之白鹿洞。今日，没于清龙铺。临没，张目视北子曰：“吾去矣，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 以阳明之学问勋猷，宜可以享上寿，顾得年五十七岁而止。乃知寿之修短，虽圣贤豪杰，亦只能付之自然，而无可奈何。然元气不死，即其人不死。学者能会此意，于圣贤豪杰之病榻缠绵，奄然长逝之时，虽破涕为笑可也。 阳明身后，桂萼等仍憾之不已。爵荫、赠谥诸典，皆不下；更指其学为伪学，下诏禁之。黄绾上疏，论其大功有四，大学有三。略谓： 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轨，谋非一日。内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为之内应；镇守如毕真、刘朗等为之外应，故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若非守仁忠义自许，不顾赤族之祸，身任讨贼之事，则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为伍文定之功，是轻发纵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利头、桶冈诸贼寨，势连四省，兵积累岁。守仁临镇，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构衅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卢、王之徒，崩角来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难。其四，自来八寨为两广腹心之疾（八寨者，人结寨于思恩田州之境，以抗明兵也。阳明上善后五策，而广永安），如其间守戍官军，与贼为党，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顺狼兵，卢、王降卒，袭而歼之，遂去两广无穷之巨害。 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何可异也。二曰亲民（《大学》在亲民，朱子亲为新作新民解读）。盖《大学》书本，所谓亲民者，即百姓不亲之亲。凡亲贤乐利，与民同其好恶，而为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创为之说也。三曰知行合一。盖亦大易所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载骨，藁埋空山。臣实不忍见圣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异世，陛下犹当追崇，况在今日哉？ 疏入不报，至穆宗（年号隆庆）即位，始追赠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从祀孔庙。 【批评】 阳明遭父丧，哭踊几绝，戒家人素食百日。未几，又令弟侄辈进干肉。曰：“诸子豢养习久，强其不能，是恣其作伪也。不如稍宽之，使各求自尽可矣。”会久哭暂辍，有吊客至，侍者云宜哭。阳明曰：“哭发于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则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饰情行诈，皆于父母亦然。”此皆可为居丧之法。 自有阳明，始有良知之学，学者斐然从之。王门弟子，布满天下，每一集合，会者常数百人。观阳明至南昌，讲学明伦，一时闻风尘至，座为之满。唐尧臣不惜身充茶役，惟以得闻为快。呜呼！何其盛也！社会得师儒之观感，虽百工贾竖，亦有尊师慕道之心。编者少年乡居，犹有此风，今则亡矣。 《大学》本《礼记》之一篇，宋儒始别行之，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本《大学》者，自“大学之道，至此谓知本”，未经朱子分传以前之原本也。《大学》自《朱子章句》补传，以至于明，举世皆无异说。至阳明，独倡古本，而不从朱子，此是与朱子立异处。 自宋以来，学者尊崇朱子，亚于孔孟，服其言而诵其行，虽有新知，亦不敢出之于口，以与朱子立异。夫朱子诚大贤，然必垄断其学说，至于数千百年之内，不许有人与之立异，此决非朱子之本心。当日忌阳明者，固乐得借此以作攻击之资料（桂萼言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即为此也），乃作《明史》者，亦附和之（如评阳明曰：矜其创获，标异儒先，卒为学者讥。云云），未知是何用意也。学问如阳明，事功如阳明，而百世人后，犹未论定，能不慨然？ 王阳明历经官场宦海，一直在践行着他毕生所学。等到江西叛乱之事平定时，岁月匆匆，他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他的父亲更白发苍苍，已是在世时日不多了。他准备奉养父亲，安心在家读书，不求闻名显达，又听取了父亲龙山公持盈戒满的意见，多次上疏辞去封爵。没想到在嘉靖元年的春天，父亲便辞世而去，距离他上次的寿辰之期，刚过去三个月。 嘉靖四年，为父服丧期满。礼部尚书席书特别上奏举荐王阳明，说道：“生在我之前的有一位高人，叫杨一清（字应宁，巴陵人，谥号文襄，他博学善权变，与唐代姚崇不相上下）；生在我之后的有一位高人，叫王守仁。”他对王阳明的推崇可谓最高了。当时广西田州地方的少数民族不服，发生动乱，嘉靖六年，皇上下诏，派他去两广，总管军事。 当初平定宸濠之乱，解散军队不再打仗的时候，王阳明还在招录武士。有人问宸濠之乱已过去，为何还招录武士。王阳明笑着说：“广西交趾地区有内乱，能出其不意而捣毁，也是一个机会。”从这里可以知道，王阳明一向有安抚边疆的志向。现在奉朝廷之命，第二天就辞别家人，经过江西到达两广。先前王阳明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设立了学会，而今在青龙铺去世。临终时，他睁开眼睛看着周积说：“我走了，心里很光明，没有什么可说的。”顷刻，闭上眼睛去世了。 凭王阳明的学问贡献，应当可以长寿，但他只活到了五十七岁。所以，寿命的长短，虽然是圣贤豪杰，也只能顺其自然，而无可奈何。然而，只要元气不死，便是其人不死。学者能领会其中的意思，面对着卧病不起、突然逝世的圣贤豪杰，即使是破涕为笑也是可以的。 王阳明死后，桂萼等人仍觉得怀恨不已，他的爵位、谥号等，都没有颁布，他的学问被指称是伪学，下诏书予以禁止。黄绾上奏，说王阳明有重要的功绩四项、高明的学问三项。大意如下： 王阳明的功绩有四项。其一，朱宸濠图谋不轨，并非一日。内臣如魏彬等，宠幸之臣如钱宁、江彬等，文臣如陆完等，作为他的内应；毕真、刘朗等镇守大臣作为他的外应。所以当时中外诸臣，多怀观望态度。如果不是王阳明怀抱忠义之心，不顾全族被杀的危险，亲自承担讨伐叛贼的任务，那么天下的安危存亡还不可知呢。现在都以为这是伍文定的功劳，是轻视了指挥调动而重视了跟随者。其二，大帽、茶寮、利头、桶冈等乱贼驻扎的村寨，势力相连达到四省之广，多年来囤积了很多叛兵。王守仁担任镇守后，逐步平定了这些地方势力。其三，田州的思恩，互相挑衅已经很长时间了，事情不能平息，人民不能安稳。朝廷派王阳明治理以后，使卢、王之类的，叩头投降，感激涕零地接受处罚。一方大难得以平定。其四，王阳明来到八寨后，被两广的人视为心腹之患（八寨是结寨于思恩田州境内抵抗明军的，王阳明上奏善后五策后两广就安宁了）。如果期间守戍官军与贼勾结，就没有办法禁止。可喜的是，王阳明利用永顺的狼兵，卢、王的降兵，突袭歼灭了八寨乱贼，铲除了两广地区危害百姓的大害。 王阳明学问的高明有三项。一是致良知。致知出于孔子，而良知出于孟子，对此又有什么异议呢？二是亲民（《大学》在亲民，朱子将亲字解释为新，解读为做新民）。大概《大学》书本上所谓亲民，即对百姓不亲之亲。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用心体悉百姓的冷暖好恶，一举一动都能做到内心公平中正，做事中庸合德，也并不是王阳明独创的学说。三是知行合一。大概是《易经》所说“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是同一件事。王阳明阐发了这个道理，想要让人们做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要说空话。王阳明的学问不似神圣那么诡秘，也不是旁门左道，是孔门的正道传承。如今王阳明客死他乡，妻子和孩子体弱，只有童仆运送他的尸骨，把他埋在空旷的山野。臣实在不忍心看到在这圣明的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假如王阳明生于别的时代，皇上都应当推崇，何况在今天呢？ 奏疏到了朝廷，官员没有上报，一直到明穆宗（年号隆庆）即位，才追赠其为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将王阳明列入孔庙祭祀。 【评论】 王阳明遭遇丧父之痛，痛哭欲绝，告诫家人食素百日。时间未到，又下令弟弟、侄子等可以吃干肉，说：“这些孩子长期以来习惯了好的生活，勉强让他们做他们不能做到的事，是放纵他们弄虚作假。不如稍微放宽要求，使每人自己尽力就行。”等到时间长了，哭声暂时停止，有吊唁的客人来了，侍者说应该哭。王阳明说：“哭是发于心的，如果因为客人来了而开始哭泣，则等客人走了就不哭了。世上的人矫饰欺诈，对待父母也这样。”这都可以称为居丧的法则。 自从有了王阳明，才开始有良知的学说，学习的人都乐意跟随。王氏门中的弟子满天下都是，每次集会，参加的人达到几百人。王阳明到南昌讲习学问阐明人伦，一时之间闻风赶来的人很多，会场满座。唐尧臣不惜自己冒充茶役，一心把能够听讲作为快事。啊，盛况空前啊！这就是人们得到老师教养的感受，即使是工匠、商人，也有尊师重道的心。编者在少年之时家乡还有这样的风气，现在已经消失了。 《大学》本来是《礼记》之中的一篇，到宋代时儒家学者才开始将它单独编排，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古本的《大学》，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本”，这是未经朱熹分别编撰之前的原本。《大学》从《朱子章句》补述作传以来，流传到明代，天下都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到王阳明，唯独提倡古本，而不依从朱子，这是与朱子不同的地方。 自宋代以来，学者尊崇朱熹，仅次于孔子、孟子。信服他的言论，歌颂他的德行，即使有新的知见，因为有别于朱熹的观点，也不敢说出口。朱熹的确是个大贤人，但一定要居垄断地位，以至于千百年之内，不许有人与之相异，这绝不是朱熹的本意。当时嫉妒王阳明的人，本就喜欢借此作为攻击他的资料（桂萼说王阳明做事不效法古人，言语不称颂老师，为了显示自己高明而标新立异，这不是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知道大家的议论而不接受，这就是王阳明后来编撰《朱熹晚年定论》一书的原因），写作《明史》的人，也附和这一观点（比如批评王阳明，说他骄傲，在儒家学者中标新立异，最终为学者讥讽，等等），不知道是何用意。学问做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功绩达到王阳明这样的水平，而经百世之后，还没能做出定论，这能不让人感慨吗？ [book_title]第八章 粹言 阳明一生言行，备见于遗书之中（所著有《王阳明先生全集》二十卷。崇祯间，四明施矅又刻《集要》，分《理学》《经济》《文章》三集，凡十五卷。门弟子各记所闻，又为《传习录》）。其所常言者，如“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良知即天理”，明白浅近，易知易行，如布帛菽粟，多少于人皆有益处。原书浩繁，或不易得其要领。为发凡于此，而又摘录要语如下，时时省览，可以自镜也。 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曰： “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问：“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曰：“恶人之心，心失其本体。” 诸公近见时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己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望日生，如地上尘，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不澈，方可。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曰：“是有意求异。即不是，吾认为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一字？”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地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 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问知行合一。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澈根澈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是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是一物。”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初时闻之觉甚易，后体验得来，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不着相。如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君臣，还他以义；有夫妇，还他以别，何为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问：“心无恶念时，此心空空荡荡的，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是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睱责人？”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个物。童子良知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戏嬉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我，有即傲也。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 一日，市中哄而诟。甲曰尔无天理，乙曰尔无天理；甲曰尔欺心，乙曰尔欺心。先生闻之，呼弟子曰：“听之，夫夫哼哼，讲学也。”弟子曰：“诟也，焉学？”曰：“汝不闻乎？曰天理，曰心。”非讲学，而何曰既学矣焉诟？曰：“夫夫也，惟知责诸人，不知返诸己故也。” 【批评】 此章钞集《阳明语录》，皆以切于人生日用者为归，不渉高深之学理，欲人易知易行也。盖尝论之，共和国民，以人人有普通知识为急。子弟七八岁，父兄送之入小学，习一切教科书，以得普通之智识。顾有学焉而知识日进，志趣日高者；有学焉而知识不进，志趣日下，反不如一字不识之乡愚者。是何以故？夫人莫不饮食也。有饮食多而身体日健者，医者曰此其血液足以消化之也；有饮食多而身体反弱者，医者曰此其血液不足以消化之也。彼学而日进，或学而不进者，其理亦是如此。消化饮食者是血液消化，学问者是良心。此章所云皆消化学，问之要药学者，不可一日缺者也。 欲求姚江之学者，读其遗集；欲穷姚江之学之源委者，则有《明儒学案》，明季遗老黄宗羲之所著也。是书继宋元学案而作。合二书而观之，上下数百年间，哲学之流别尽于此矣。宗羲字太冲，别号棃洲，亦治姚江之学者。 黄氏论朱陆之学曰：“紫阳（即朱子）之学，则以道学问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以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艾轩（即陆子）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大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 明施邦曜论朱王之学曰：“晦庵当五季之后，虚无寂灭之教，盈于天，患在不知穷理也，故宗程氏之学，揭主敬穷理之教，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晦庵之后，辞章训诂之习，没溺人心，患在徒事见闻也。故明陆氏之学，揭知行合一之旨，使人知所返本。”朱、陆、王皆宋明间大儒，其学派相异而实相济也。观施、黄二先生之论，可见一斑矣。 王阳明一生的言行，都收录在他遗留下来的书稿里（其著作有《王阳明先生全集》二十卷，崇祯年间四明施曜又刻《集要》，分《理学》《经济》《文章》三卷，共十五卷。门下弟子各自听讲的记录，又刻印成了书，名为《传习录》）。他常常说的，如“至善是心之本体”、“至善只是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良知即天理”，明白浅近，容易认知容易实行，就如布帛、蔬菜、粮食等，无论多寡对人都有益处。原书内容广大、深邃，不容易得其要领。为了阐发王阳明心学的观点在此，又摘录重要的言语如下，常常可以省察阅览，可以当成镜子，自我对照。 问：“专注于一方面，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接待客人则一心在接待客人上，可以称作‘专一’了吗？”答：“好色，就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就一心在好货上，可以称作‘专一’吗？这是追逐物质，不是‘专一’。‘专一’是专注在一个天理上。” 白天感觉纷纷扰扰，就静坐；感觉懒得看书，就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的道理。 问：“圣人面对千变万化的事情都能给予解答，是否预先研究了？”答：“如何能研究这么广博呢？圣人的心如同明镜，只有明亮，随感而应，没有照不见的。” 义理没有固定的范围，没有穷尽，我与你所说的道理不要因为稍稍有所收获，就止步不前。更进一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是没有止境的。 问：“心静的时候也觉得所讲的道理很好，一遇到事情，便觉得不能用上。这是怎么回事呢？”答：“这是只知道静心养性，而不能运用克己的功夫。这样，遇事便要偏离本心。一个人必须在处事中磨练才能立得住，才能达到心静的时候内心安定，行动的时候内心也安定。” 问：“人人都有这样的心思，心就是天理，为何有的做善事，有的做不善的事？”回答说：“恶人的心，失去了心的本体了。” 各位近日见面时很少提问，是什么原因？人不用功，都自以为已经知道做学问了，只是按着所学去做就可以了。殊不知，私欲每天都在增长，如地上的灰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的人，便知道修道是无穷无尽的，越探究越深广。必须达到精深、明了而没有一毫不透彻，才可以。 朋友看书，多有对朱熹批评指责的议论。王阳明说：“这是有意寻求差异。我认为与朱熹不同的地方，是入门下手的地方，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差异，不得不加以辨析。然而我的心与朱熹的心没有差异。对于其余的文义，分析得很明白，怎么能改动一个字呢？” 种树必须培植树根，种地必须养农夫的心志。想让树长好必须在开始时就砍去它多余的枝杈，想要人的德行提高，必须从小学习的时候去掉他对物质的贪欲。 跟朋友相处，多告诫规劝，少互相指责，并且彼此多加引导扶持、褒奖劝说，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问如何理解知行合一。王阳明说：“必须认识我立言的宗旨。现在的人做学问将知、行分作两件事，所以发动了一个不善的念头，却没有去做，便不去禁止。我今天说的知行合一，正是要人们知道发动一个念头的时候便是行了。起心动念有不善，就要把这不善的念头消除，必须彻彻底底，不使一个不善的念头潜伏在心中。这是我立言的宗旨。” 有人问：“先生曾说善恶是一体的。但善恶两端，如同冰炭一样截然相反，怎么能说是一体的呢？”回答说：“到了至善的程度，就是心的本体。本体上过当的便是恶，不是有一个善念，然后又有一个恶念来相对，所以善恶是一体。” 人只要做到好善如同喜欢美色，厌恶恶行如同厌恶恶臭，便是圣人了。这话刚听到时觉得很容易做到，但当体验以后，才知道这个功夫真的很难。比如，虽知道好善恶恶，然而不知不觉又夹杂了别的念头。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美色、憎恶为恶如同厌恶恶臭的心。对善能够实实在在地喜好，是无念不善；对恶能够实实在在地憎恶，是无念有恶了，这如何能不是圣人呢？所以，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诚字而已。 王阳明曾说佛家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儒家着相，其实不着相。如佛家怕父子累，却逃避了父子关系；怕君臣累，却逃避了君臣关系；怕夫妇累，却逃避了夫妇关系。都是因为怕君臣、父子、夫妇着相，便逃避这三个关系。比如我们儒家有父子关系，则以仁相待；有君臣关系，则以义相待；有夫妇关系，则规定各自的职责分工，这样就不必担心在这三个关系上着相。 有人问先生：“心里没有恶念时，这颗心是空空荡荡的。不知是否须存个善念？”先生回答说：“既然除去了恶念，便是善念，便是心的本体了。好比太阳被云遮蔽，云散后太阳光就又会恢复了。 如果恶念已经消除了，又要存个善念，这就像是在日光之中添了一盏灯。” 一个友人常常容易动气指责别人。先生警告他说：“做学问必须要反省自己。如果只是责难别人，只见别人的不是，不见自己的过失。如果能反省自己，看到自己又有很多没有做到的地方，哪里有闲暇去指责别人呢？” 门人中有人说，邵端峰认为童子不能格物，只应当教以洒扫应对。王阳明听后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个物。童子良知在这点上，便去教他洒扫应对，就是致他的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敬畏先生、长者，这也是他有良知的地方。所以，即使是在嬉戏中，见到了先生、长者，他们便去作揖恭敬，是他们能格物以致敬师长的良知了。所以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 人生的大过患就在于一个傲字。为人之子傲慢，必然不孝；为人之臣傲慢，必然不忠；为人之父傲慢，必然不慈；为人之友傲慢，必然不守信。各位要常常体会这个道理。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没有丝毫染着，只是一个无我而已。心中切不可有我，有便是傲慢。谦虚是所有善行的基础，傲慢是所有恶行的罪魁之首。 一日，街市上哄闹之中有两人互相责骂。甲说你无理，乙说你无理；甲说你欺心，乙说你欺心。先生听了，便对学生们说：“听着吧，听他们在讲学。”弟子说：“那是在责骂，哪里是讲学？”王阳明说：“你没听到吗？说天理，说心。”不是讲学，又怎么说是已经学了那些责骂的话？先生说：“人们只知道责骂别人，却不知道要多多反省自己啊。” 【评论】 这一章汇集的王阳明语录，都是以符合人生常用的为标准，不涉及高深的学理，希望人们容易知晓、容易践行。曾经有人论述过，共和国公民，以人人有普通知识为急。孩子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兄长送入小学，学习一切教科书，为了得到普通的智慧学识。有人学习知识日进，志趣日高；有人学习知识不进，志趣日下，反不如一字不识的乡巴佬，这是什么缘故呢？人没有不饮食的。有饮食多而身体更加健康的，医生说他的血液足以消化食物；有饮食多而身体反弱者，医生说他的血液不足以消化食物。那些学而日进，或学而不进的，其道理也是如此。消化饮食靠的是血液。学问者靠的是良心。这章我说的都是消化学，学者不可一日缺少良心这个重要的药。 想研究姚江之学的，请读他留下的文集；想研究姚江之学渊源的，则请看《明儒学案》，这是明朝末年遗老黄宗羲所著。该书是继《宋元学案》而作。将两本书结合起来看，上下数百年间，哲学的流派尽在其中了。黄宗羲，字太冲，别号“棃洲”，也是姚江之学的研究者。 黄宗羲论述朱陆的学说，说：“紫阳（即朱子）的学问，以探究考察天地万物的妙理为主，主张‘格物穷理’，这是我们悟入圣道的阶梯。朱子的用心，其实是希望我们从内心相信，从而能够深思是效法心的作用。陆九渊的学问，以了悟心灵的本体为宗旨，主张先确立心灵的本体，而后万事万物都为所具备，就不会再存有是非人我、私心杂欲。假如本体不明悟，而枉费苦心向外界去索取，那将是无源之水。” 明朝施邦曜论述朱子和王阳明的学说说：“朱熹在五代以后，虚无寂灭之教充盈于天，忧患世人不知道穷理，所以承继程氏之学，揭示主敬、穷理的教法，使人知道所持循的学问。王阳明在朱熹之后，学者多讲求辞章训诂，使人心沉溺其中，弊端在于只注重表面见闻。所以显明陆氏之学，揭示了知行合一的宗旨，使人明白要回归根本。”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都是宋朝、明朝的大儒，其学派不同而实际上彼此贯通。看施、黄二位先生的论述，就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