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白话中国史 [book_author]吕思勉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202746 [book_dec]全书分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 一本书读懂五千年中国史！大视野、通识感，不拘泥于局部细节，学习历史顶好的入门书。兼具权威性和可读性，钱钟书、李敖、易中天、柏杨等大师学界推崇。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中国通史》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全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book_img]Z_6723.jpg [book_title]第一编 上古史 第一章 太古之传说 历史，是要有了文字，才会有的。没有文字以前，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然而传说虽然幼稚，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中国古代，较确实的传说，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所谓三皇，第一个是燧人氏，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个是伏羲氏，他制造网罟，教人民打猎、捕鱼。第三个是神农氏，就要教人民种田了。 传说的价值 地球的有人类，已经几十万年了；人类的有历史，却不过几千年。因为历史，是要有了文字，才会有的。没有文字以前，就只得凭向来的传说，加以幼稚的思想，把他附会联贯起来了。然而传说虽然幼稚，其中总也包含着些思想和事实。现在科学发达了，历史不完备的地方，可以借别种科学来补足。如地球如何生成？生成之后，有何变化？可以借助于地文学和地质学。地球上什么时代有生物？又什么时代才有人类？有了人类之后，又是如何进化的？可以借助于古生物学和人类学。如此，历史的年代，就渐渐的延长了。根据着这种眼光来看古代的传说，我们就愈觉得有味。 历史年代 历史之有年代，犹地理之有经纬线也。必有经纬线，然后知其地在何处；必有年月日，然后知其事在何时。举一事而不知其时，即全不能知其事之关系矣。然历史年代，有难言者。今设地球之有人类，为五十万年，而列国史实，早者不越五千年，有确实年代者，又不及其半，是则事之有时可记者，不及二百分之一也。况于开化晚者，所记年代，尚不及此；又况蒙昧民族，有迄今不知纪年之法者邪？以历法推古年代，本最可信，然昔人从事于此者，其术多未甚精；古历法亦多疏舛；史籍记载，又有讹误；故其所推，卒不尽可据也。先史之世，无年可纪，史家乃以时代代纪年。年代愈古，则材料愈乏，而其所分时代愈长。看似粗略，然愈古则演进愈迟，变异亦愈少，据其器物，固亦可想见其大略也。（《先秦史》，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32、39页） 进化的三时期 人是会使用工具的，研究人类学的人，就把他所用的工具，来分别他进化的时代。最初所使用的，大抵是天然的石块，虽然略加改造，离天然的形状，总还是很近的。这个唤做“始石器时代”。后来进步了，便会把天然的石块，改造成自己所要用的样子，唤做“旧石器时代”。再后，并能造的很精致了；这个唤做“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所用的锤、刀、镞等物，看似粗劣，却帮助人类做成了许多东西；而且在对动物的斗争上，很是有利。用火，也是人类的最大发明。有了火，人就可以得光明，得温暖；也可以做防卫和攻击的手段。而其关系尤大的，则是易于将东西改造，譬如天然露出的金属，给人类取得的，就可以把他打成器具。就是和土混杂的，亦可借火的力量，把土烧掉了取出来。如此，就渐渐的先进于用铜，后进于用铁了。人类进化的步骤，大略如此。 社会演进的等级 社会的演进，可以从多方面观察，而用种种标准，以分别其演进的等级。但是人类最急切的问题是求食；而其所以能高出于其他动物，则因其能使用器械。所以用人类取得食物的方法，和其所使用的器械的不同，来分别他演进的等级，是最切要的。用取得食物的方法来分别，可以分为：（一）搜采，（二）渔猎，（三）农业、牧畜时代。以其所使用的器械为标准，则可分为：（一）石器，（二）铜器，（三）铁器时代。大约渔猎时代，还只能使用石器；到农牧时代，渐能使用铜器和铁器了。（《中国民族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第34页） 三皇的传说 中国古代，较确实的传说，是和火的发现同时的。古代传说，开天辟地的叫做盘古。（此系秦汉间的传说，见任昉《述异记》及徐整《三五历纪》，系据《绎史》卷一《开辟原始》篇转引）其次有所谓三皇（三皇五帝异说甚多，本书三皇之说，系据《尚书大传》；五帝之说，系据《史记·五帝本纪》。欲知其详，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 ，三皇第一个是燧人氏，便是发明取火的法子的。第二个是伏羲氏，他制造网罟，教人民打猎、捕鱼。第三个是神农氏，就要教人民种田了。 传说的君王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 古代的传说，总把社会自然的事情，归功于一两个人，尤其是酋长身上。但是古代的君主，都以德为号。（这是服虔之说）所以所谓某某氏、某某氏，亦可说是并无其人（至少虽有其人，而不关重要），而其名称，只是代表进化中的一个阶段。神话姑不必论。古代传说的君主，较有事迹可征的，是巢、燧、羲、农。巢是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的。燧是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的。羲是伏羲氏。伏羲，亦作庖牺。从前的人，说他是畜牧时代的酋长，这实在是望文生义。伏羲的正当解释，见于《尚书大传》中［《尚书大传》，是西汉初年伏生所撰。伏生名胜（汉人言生，如今人言先生），还是秦朝的博士，是汉朝传《尚书》的第一个经师，所以其说较古而可信］，是“下伏而化之”之义。至其事业，则《易经·系辞传》，说他“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其仍在渔猎时代可想。至于神农二字，则古人本多当农业或农学的意义用，神农氏为农业时代的君主，那就不言可知了。（《中国民族演进史》，第35—36页） 第二章 中华民族之建国 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 搜集、渔猎、畜牧、农耕四时代 人所以维持其生命的，最紧要的便是食，而取得食物的方法，亦随时代而不同。最初只是到处游行，遇见可吃的东西，就取来吃，这个唤做搜集时代。进步些，能和动物斗争，则入于渔猎时代。一定的地面上，可供渔猎的动物，是有限的，有时候还不能渔猎；所以在这时代的人，常常挨着饥饿。于是在草原之地的，进化而为畜牧；在山林川泽之地的，就进化而为农耕。 农耕即孔子所言的大同时代 《礼运》所载孔子论大同之言，业已人人耳熟能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更简而言之，便是“养生送死无憾”六个字。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固然不是美事。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却是不易得的。这颇可与孔子论大同之语，互相发明了。从游牧再进到耕农，则人类的生活，益形宽裕；而其性质，亦因之大变。这实缘其所操事业之平和，而其生活程度，亦远高于旧时之故。孔、老所想望的境界，大抵即在此时。（《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54、157、160页）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最初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建立起来的。搜集时代，不必说了。就渔猎时代，文明程度，也嫌太低；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所团结的人，亦觉得太少。游牧时代，团结的人固然多了；文明程度，也固然较高了；毕竟是逐水草而居，和一定土地的关系不密切。农耕社会，则又内部太觉平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来（古代的农业公产部落，内部的关系，是很平和的。孔子所谓大同，大概就指的这个时代。可参看拙撰《大同释义》，见《文化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九、第十两期），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国家。国家最普通的起源，是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原来畜牧民族，性喜侵略，往往把农耕民族征服。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宁愿纳贡表示服从，而不愿意逃走。游牧民族，就始而征收其贡品；继并迁居其部落之内，代操其治理之权，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国家就于此成立了。这是政治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史，似乎也是符合的。 由大同入小康 大概农业社会，衣食饶足；其人所从事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其性质最为善良。对外多能“讲信修睦”，内部更其不分彼此。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假定有两个部落，互相争斗，一胜一败，败者的财产，就要为胜者所有，连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了。如此，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来。即使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一部落中，治者的权力，也会日渐扩大，至于与被治者分离。古代的国家，大概是如此造成。（《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第20、21页） 部落互相接触，兵争渐起，发生征服与被征服之关系。而各部落之内部，执掌政权及富有财产者，权力渐显，地位亦渐高。社会则渐降而入小康之世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页） 中华民族的起源 地球上的人类，其初该是同出一源的。因为环境的不同，影响到容貌上，而分为许多种族；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分为许多民族。中国大陆，在古代是有许多民族，杂居其间的。而在黄河流域的华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地，说者各有不同，但以从中亚细亚迁来逐渐到黄河流域之说，比较近是。自从民国十年以来，北平西南的周口店，发见一种猿人遗骨，称为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推算年代，当在五十万年至百万年左右。似乎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源于中国本土。或者极古时候已由中亚迁来了），就是后来称为汉族的，文明程度最高。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普通以伏羲为游牧时代的酋长，乃因“羲”又作“牺”，“伏”又作“庖”，因而生出“驯伏牺牲”“取牺牲以充庖厨”等曲说。这是不对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义，见《尚书大传》）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人众）兵（军械、师兵、犹言武装的徒众）为营卫。”所以知其为游牧民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这时候衰弱了，诸侯互相攻击，神农氏不能征讨，诸侯之中，蚩尤氏最为暴虐。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把他擒杀。又和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胜。诸侯乃共尊黄帝为天子）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書 分 享 公 眾 號 晚 霞 书 房 炎、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 《战国策·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先秦史》，第57页） 第三章 唐虞夏商之政教 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禹之子启，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夏代约四百年，为商所灭；商代约六百多年，为周所灭。商代君主多兄终弟及，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唐虞时代的情形 立国是要有两种力量的：一种是文化，一种是武力。古代炎、黄二族，论文化，似乎炎族较优；论武力，似乎黄族较强。两族合并之后，中华民族，就可以发扬其光辉了。炎、黄二族，大约本来是很接近的，所以同化很为容易。黄帝还以游牧为业，到唐尧时候，就已经改事农耕了。何以见得呢？因为《书经》第一篇《尧典》，是记载尧时候的事情的。其中载尧命羲、和四子，分驻四方，推步日、月、星辰，制成历法，以教导农民。可见其时对农业，已经很重视了。所以这时代的政教也很有可观。 尧舜的禅让 尧、舜的禅让，禹的治水，都是给后世的人心以很大的影响的。据《书经》上说：尧在位七十年，因年老，倦于政事，要想传位给当时管理四方诸侯的官，唤做四岳的，四岳不敢承允。这时候，虞舜尚在民间，因其有德行，众人共举他。尧乃举舜，试之以政事。后来就使他摄政，传以天子之位。尧死后，舜让避尧的儿子。诸侯都归向舜，舜才即天子位。后来用同样的手续，传位于夏禹，禹即位之后，也是预定将王位传给益的。而禹之子启贤，天下都归心他，启遂即天子位，而唐虞时代的“官天下”—禅让制度，就一变为“家天下”—世袭制度。 尧舜禅让之说 尧舜禅让之说，予昔极疑之，尝因《史通》作《广疑古》之篇。由今思之，昔时所疑，盖无甚得当者。唯果谓尧、舜、禹之禅继，皆雍容揖让，一出于公天下之心，则又不然。《韩子》所引史记之文，即其明证。古代史事，其详本不可得闻。诸子百家，各以意说。儒家称美之，以明天下为公之义；法家诋斥之，以彰奸劫弑臣之危。用意不同，失真则一。昔人偏信儒家之说，以为上世圣人绝迹后世，其说固非；今必一反之视为新莽、司马宣王之伦，亦为未当。史事愈近愈相类，与其以秦汉后事拟尧舜，自不如以先秦时事拟尧舜也。自周以前，能让国者，有伯夷、叔齐、吴泰伯、鲁隐公、宋宣公、曹公子喜时、吴季札、邾娄叔术、楚公子启之伦。既非若儒家之所云，亦非若法家之所斥。史事之真，固可据此窥测矣。然儒家所说，虽非史事之真，而禅继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书》说之传者，今唯《大传》，而亦阙佚已甚。欧阳、夏侯三家，胥无可考。自当以《孟子》为最完。今观其说，则先立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之议，然后设难以明之。曰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舜禹之王，必以朝觐讼狱之归，启之继世亦然也。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也。故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禅让说平议》，原刊《古史辨》七，开明书店1941年版，第268、269—270页） 禹的治水 当尧的时候，天下有洪水之患。舜摄政，举禹，叫他去治水。禹乃先巡行各处，看定了地势，然后用疏浚之法，导小水使入大水，大水使入海。当时独流入海的，是江、淮、河、济四条水，谓之“四渎”，为诸水之宗。 治水的三阶段 朱子说：禹的治水，只有《书经·皋陶谟》即今本《益稷》中，“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几句话最可信。川是自然的河流，畎浍则人力所开的水道，海乃湮晦之义，距离较远，而其地的情形，为我们所不知之处，则谓之海，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九是多数的意思。“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只是把人力所成的沟渠引到大河里，又把大河通到境外罢了。治水最早的法子，该是堤防，这原是最易见到的，然久之就觉得其不妥，不顺着自然力的方向去利用他，而要与之相争，这总是不行的，于是就从堤防进步到疏浚。古书上说鲧治水的失败，禹治水的成功，就是代表这一个观念的，未必是当时的事实。然而疏浚的工程太大，人力实不能胜，奈何？于是有（明）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束水攻沙者，河行到平地，流势宽缓，将未显出堆积作用来时，我们则窄其道而束之，使其再显出冲刷作用和搬运作用，于是从上流挟带而来的泥沙都被搬走，不至堆积下来了，不和自然力争斗，亦不见他退缩，而即利用他的力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确是治水最高的方法了。治水的三阶段，恰代表了人类对付自然的三种态度。（《治水的三阶段》，原刊上海《正言报·学林副刊》 1945年第 2期） 唐虞的政教 当禹治水的时候，益、稷两人，都是他的辅佐。益把山泽之地，放火焚烧，禽兽都逃匿了。弃乃教民稼穑，契做司徒的官，又继之以教化。契封于商，便是商朝的祖宗；弃封于邰，便是周朝的祖宗。（商，今陕西商县。邰，今陕西武功县） 夏商的兴亡 夏启即王位之后，传子太康。因淫佚，为有穷国君羿所篡。后来羿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并灭夏朝的王相。相的儿子少康，才灭浞，号称中兴。尧、舜、禹三代，本来都是建都在太原的。少康复国之后，则似乎建都在河南，所以到夏桀时，其都城却在阳城了（今河南登封县）。夏代共传十七主，约四百年，而为商所灭。商汤灭夏后，建都在河南的偃师。其地称为殷，所以又称殷朝。后来屡次迁都，亦都在黄河两岸，共传三十一世，约六百四十多年，至纣，为周武王所灭。 桀、纣恶政多附会 夏曾佑《古代史》曰：“中国言暴君，必数桀纣，犹之言圣君，必数尧、舜、汤、武也。今案各书引桀、纣事多同，可知其必多附会。”案谓言桀、纣之恶者多附会，是也。然谓附会之由，由于兴者极言前王之恶，则误以后世事度古人。古本无信史，古人又不知求实，凡事皆以意言之，正如希腊荷马之《史诗》，宋、元以来之平话耳。或侈陈而过其实，或臆说而失其真，皆意中事。然附会之辞，虽或失实，亦必有由，不能全无根据也。就桀、纣言之，则纣之世近，而事之传者较详，桀之世远，而事之传者较略，故以纣之恶附诸桀者必多，以桀之恶附诸纣者必少。（《先秦史》，第127—128页） 夏商的政教 夏、商两代，可考见的事情，还不很多。论其大略，则古书多说“夏尚忠，商尚质”。可见其时的风俗，很为朴实；而生活程度，也还不高。又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可见其时，对于农田水利，颇为讲究。然而夏朝的税法唤作“贡”，是取几年收获的平均数，以定每年应纳的税额，丰年不能多，凶年不能少。这个却远不如商朝的“助”法了。助法是把田分为公、私。只借人民的气力，助耕公田，而不再税其私田的，这个就是所谓井田之制。从前论税法的人，都说他最好。又商汤死后，他的孙子太甲在位，因其不守成法，宰相伊尹曾把他放逐在桐的地方三年。太甲悔过，才把他迎接回来。而据孔子说：则商代新君即位，三年之内，是不管事的，百官都听命于宰相。可见商代相权颇重；又商代的君主，多是兄终弟及的，亦和周朝传子之法不同。 第四章 上古之文化与社会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民族以文化为标准，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 食的进化 中国的进化，大约自三皇以来。其初所吃的东西，是草木之实，鸟兽之肉（见《礼记·礼运》）；和水中的蚌蛤等类（见 《韩非子·五蠹 》）。后来进化了，渐渐的知道吃各种植物，这个唤作“疏食”。［疏食二字古有两义： （一） 其初因菜类较谷类为粗疏，所以对于谷食，而称谷以外的植物为疏食； （二） 后来亦称粗的谷类为疏食，更后乃以疏食专指粗的谷类，而别造蔬字，以为菜食之名。此处的疏食二字，是依第一义指谷以外的植物的，谷以外的植物，后世的人，不用为主食品，古人则不然。《管子·八观篇》说：“万家以下，则就山泽；万家以上，则去山泽。”可见当时，靠疏食还能养活许多人口］ 从疏食再进一步，就会谷食了，古书上说神农尝百草，因而发明了医学，这正是疏食时代的事。 衣的进化 衣服：最初所着的，是鸟兽的羽皮；或者把植物的叶子编起来，着在身上；这个唤作皮服和卉服（皮服、卉服的名词都见《书经·禹贡》）。后来发明了利用植物的纤维，才会用麻。相传黄帝的元妃嫘祖，是发明养蚕的（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引《淮南蚕经》）。从此以后，又会用丝做衣料了。裁制的方法：最初只是用一块皮，遮蔽下体的前面，这个就是所谓韨。连后面也遮蔽起来，就是所谓裳了。着在上身的唤。衣。有一种，把衣裳连在一块的，唤作“深衣”。有袴管的：短的唤作裈，长的唤作袴。除童子外，没有以短衣和袴为外服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朝服、祭服，都是衣裳分开的，平时则着深衣；庶人则径以深衣为礼服。深衣是用白布做成的，不染色。（古代服，是讲布的精粗的，不讲颜色，平民穿的衣裳，都是本色，所以称平民为白衣；就是贵族，在平时着的，也是白衣）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唤作冕，次之是弁，通常所戴的是冠。这冠和带，是古人看得最重要的，所以中国人总自称为冠带之国。庶人亦用一块巾裹着头发。脚上穿的唤作袜，袜以外又有履。冬天是皮的，夏天是葛的。又有绑腿，唤作“行縢”，亦唤做“邪幅”。 住的进化 居住，最初有两种：一种住在树上，唤作巢居；一种在地上掘一个窟窿，人住在里头，唤作穴居。进步些，能在地面做起一个土堆来，像现在的坟一般，则唤作“复”（见《诗经·绵》疏）。从巢居进化到会把树木砍伐下来，照自己的意思，搭成架子；从穴居进化到会版筑（先在两面立了木版，墙要筑到多少厚，木版的距离就是多少宽，把土填在版中间，然后筑坚它），在这架子的四面，筑起墙来；上面盖着茅或瓦，就成功所谓宫室了。宫室的发明，据《易经·系辞传》上说，是在黄帝、尧、舜的时候。这时候，还发明了棺椁，而且会“重门击柝，以御暴客”。 古以卑宫室为美谈 古筑城郭宫室，皆役人民为之，故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崇宏壮丽之建筑，历代未尝无之。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则其数甚微耳。又地处平原，多用土木而少石材。即用砖亦甚晚，故大建筑之留诒者甚少。《日知录》曰：“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致慨于“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此等足觇生计之舒蹙，治化之进退，诚为可忧。（《中国文化史六讲》，写于1929至1930年间，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38页） 行的进化 当人住在山林中的时候，是只有人走出来的小路的，这个古人唤作蹊径。这时候，遇见小的水，就径在水里走过去，唤作“徒涉”；大的水，就没有法子了。后来住到平地上，路宽广了，也平坦了，就可以利用牛马，于是又发明了车，而且也发明了船。这等进化，据说也在黄帝、尧、舜时候。 工具的进化 和黄帝打仗的蚩尤，古书上都说他是“造兵的人”。“兵”，就是现在所谓兵器，古人是用铜做的。大约是炎、黄之间所发明。从周朝到汉朝，大概兵器是用铜，农器是用铁。《易经·系辞传》上说：神农作耒耜，黄帝作弓矢，都是用木的（这时候的箭，大约是用石镞的）。大约金属虽然发明，还没有能够广为利用。到了商代，才为金石并用时期，已有精巧的铜器，如钟鼎之类留传后世。相传纣王曾作玉杯象箸，亦足征那时进化之程度了。 宗教和哲学思想 以上所说的，是物质方面的进化。至于精神文明，则古人所笃信的为宗教，而哲学思想，亦就伏羲画八卦，该是古代所崇拜的八个神。大禹时代，又有五行之说。五行，大约是古人所认为万物的原质的；借其相生相克，来说明万物的变化。 古人的五行说 古人说五行生成的次序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他的原理是：“以微著为渐。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从轻微不可见的气，变成极博大的土，只是由于一种动力。一方面，固然由微而至著；一方面，也由著而仍至于微。气固可以成形质，形质亦可以复返于气。大概古人的意思，以为物质凝集的最紧密，就有质可触；次之就有形可见；再次之，就并形而不可见，而但成为一种气了。这种凝而复散，散而复凝的作用，是无时而或息的。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用现在的话解释起来，“易”就是“动”，“乾坤”就是“现象”，就是咱们所能认识的，只是动的现象。总而言之，他彻始彻终，只是把一个“动”字，说明世界的现象。（《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原刊《沈阳高师周刊》第31、32期，1921年5月21、28日出版） 文字的发明 古书上多数说仓颉是造字的人，也有说他是古代帝王的，也有说是黄帝史官的。这都不确，因为文字本是迫于需要，众人合力，慢慢创造出来的，古代人民，结绳记事，后来才有书契，为文字之始。最初多属象形文字，如日字象日，月字象月，鱼字象鱼，鸟字象鸟。文化渐近，文字也渐多。遂有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五项以次出现，和象形称为“六书”。（六书，除象形外，指事是直指其事，如上、下二字，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会意是体会字的意义，如武、信二字，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谐声是半形半声，如江、河二字，水旁为形，工可为声。转注是可以辗转互注的字，如考可训老，老亦可训考。假借是一字两用，如令为命令，又为司令，又训贤良。长为长短，又为长官，又训优长） 古代的氏族 人类最初的团结，是靠着血统的。当夫妇之伦未立时，人本来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后来夫妇之伦，虽然渐渐确立了，然而这时候，男子都是在外面，从事于战争打猎等事情。在后方看守器物、抚育儿童等事，都是妇女担任的。所以这时候的家，完全是女子所有。论血统，也是以女子为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女系氏族。中国的姓，最初就是代表女系的。驯伏动物，大概从来就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到牧畜时代，生产渐渐以男子为中心。农业虽说是女子发明的（农业为女子所发明，是现在社会学家之说，求之古书，也是有证据的，如古人祭祀时，男子所进的祭品是动物，女子所进的是菜果之类。初次相见所送的贽，男子是羔、雉等类，女子却是榛、栗之类），到要开辟山林的时代，也就转入男子手中了。于是女子渐处于从属的地位，姓也改而代表男系。 古代姓氏之别 姓之始为女系，故于文“女生为姓”，如“姬”“姜”等字是也。其后女系易为男系，则姓亦用以表示男子之血统。而同出一始祖者，又有氏以表其支派，乃称姓为正姓，氏为庶姓。古人姓氏各别，如齐大公姜姓，吕氏是也。姓百世而不更，氏数传而可改。三代以前，大抵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封建制度破坏，贵族谱牒沦亡，莫能审其得姓受氏之由，亦无新创之姓氏，而二者之别遂亡。（《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4页） 部落和民族 人是生来会合群的，所以其团结，并不以血统为限。文化渐次进步，住居相近的人，就渐渐的联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部落。一部落之中，语言、风俗、信仰等，自然都相同。就是接近的部落，也会渐渐同化的。此等文化相同的人，就成为一个民族。 民族以文化为标准 所谓民族，本是以文化为标准的，并非有什么种族的成见。我国人从古就深知此义。所以《春秋》之义，诸侯用夷礼，就当他是夷狄；用中国之礼，就当他是中国。这个并不是孔子一人的私见，大概当时的风气是如此。所以同是一个国，当其未进化时，可以夷狄自居，及其已进化后，就以中国自居，而且以攘夷狄自任了。尊王攘夷，是当时霸主很重要的责任。因为（一）有一个共主，列国间的秩序，到底要容易维持些；（二）而野蛮之国的侵扰，又是文明之国的公敌。（《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46、47页） 工商业的兴起 使人分裂争逐的是政治，把人连结起来的，是文化和经济。在古代，各个部落，大概都是自给自足的，后来交通渐渐的便利了，人的欲望，也渐渐的增加了，就发生交易的事情。最初的交易，只是以物易物；没有定期定地的。交易渐渐的繁盛了，就会约定时间和地方，像现在的市集一般。《易经》上说，神农氏日中为市，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货币也渐渐发生了，用作货币之物：大约渔猎民族是贝，游牧民族是皮，农耕民族是粟、帛。金属，因其便于收藏，易于分割，渐渐的为各种人民所爱用，就发生古代的钱刀。最初所交换的，大概都是天产品。因为这时候，用具粗劣，人人都会自造的。抑或一民族中，因原料的出产，或技艺的精良，所制造的东西，是别一个部落所没有，或虽有而不及他好，这种制造品也会出现于市场之上。商业的刺激，是可以促进产业分化的；如此，各部落中，亦就慢慢地发生所谓工业家了。 工商的缘起及变迁 工业之缘起及变迁，若以大势言之，则古代工业，率由官营，而后世渐变为民业，即其一大进化。盖官营则能者少，民业则能者多；官营则唯守成规，民业则竞矜智巧也。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唯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中国社会史》，写于192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7—28页） 第五章 周之建国及其政教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周朝的建国 夏、商以前，史事可考的较少，周朝就不然了。这一则因为年代较近，所传的书籍较多；二则因为周朝的文化，更为进步之故。周朝从后稷、弃受封以来，似乎颇受外族的压迫，但他始终能够保持农业社会的文明。到周太王（古公亶父）以后，就强大起来了。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但还“以服事殷”。到武王，才合诸侯于孟津（黄河的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县），把纣灭掉。这时候，周朝对东方权力，还不甚充足。所以仍把纣的地方，封其子武庚；而武王派三个兄弟去监视他（管叔、蔡叔、霍叔，分处纣的畿内，合称“三监”）。武王死后，子成王年幼，武王兄弟周公旦摄政，武庚和三监都造反。淮夷、徐戎，亦都响应（淮夷，在淮水流域。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周公东征，把武庚和三监灭掉。又使他的儿子鲁公伯禽（周公封于鲁，没有就国，叫儿子伯禽去的），打破淮夷、徐戎。经营洛邑为东都。周朝的王业，到此就大定了。 “国”之古义 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二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49页） 西周的兴亡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制礼作乐，归政于成王。周朝文明的进步，大约就在这时候。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两代，算是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征不返，这一次，似乎是伐楚而败的。（这一次实在伐楚而败，以致淹死在汉水里的；这时候的楚国，在今河南丹、淅二水的会口。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王室就开始衰微了。昭王子穆王，喜欢游玩。（现在有一部书，唤作《穆天子传》，是记周穆王西游的事情的。据这一部书，当时穆王的游踪，要到亚洲的中部和西部，这是决不可信的。这部书是南北朝时代出现的，一定是汉朝既通西域以后的伪品。穆王西游的事，见于《史记·秦本纪》《赵世家》，都没有说出所游的地方来，以理度之，一定不能甚远；不过在今陕、甘境上罢了）徐偃王乘机作乱。这一次，却靠楚国帮忙打定。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驱逐。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周初，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人，世为周朝的卿士）厉王死在外边，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子幽王，又因宠爱褒姒之故，把申后和太子都废掉（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县），申侯就和犬戎伐周，把幽王在骊山下杀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太子宜臼即位，东迁洛邑，是为周平王。从此以后，史家就改称他为东周了。西周共十二主，二百六十多年。 论共和 古代政体之奇异者，莫如共和。《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是周之无君者，十有四年也。案：国本非君所独治，特后世君权重，人臣之位，皆守之于君，无君，则臣莫能自安其位。又视君位严，君之职，莫敢轻于摄代，故不可一日无君。若古代，则君臣共治其国之义尚明，臣之位亦多有所受之，非人君所能任意予夺。君权既小，则一国之政，必待人君措置者较少。人臣摄代其君，亦视为当然，而其顾虑，不如后世之甚，则无君自属无妨。《左》襄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宁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立君，实权皆在二相，亦犹周召之共和行政也。然究犹立一公孙剽。若鲁昭公之出奔，则鲁亦并不立君也。然则此等事，古代必尚不乏，特书阙有间，不尽传于后耳。韦昭释共和曰：“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可见无君而不乱，实由百官之克举其职也。（《中国社会史》，第327—328页） 平王东迁之失策 因不能还都而蒙受极大的损失的，历史上最早可考的，便要推东周。东周平王元年，为西元前七七〇年，下距秦始皇尽灭六国的前二二一年，凡五百四十九年，其时间不可谓不长。西周之世，西畿应为声明文物之地，然直至战国时，论秦者尚称其杂戎狄之俗，在秦孝公变法自强以前，因此为东方诸侯所排摈，不得与于会盟之列，可见西周之亡，西畿之地，遭受破坏的残酷。当西畿未失之时，周朝合东西两畿之地，犹足以当春秋时之齐、晋、秦、楚，此其所以在西周时，大体上，能够维持其为共主的资格。到西畿既失之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昔人论东周之东迁，恒以为莫大之失策，诚非无所见而云然。（《还都征故》，原刊《启示》1946年第1卷第1期。） 周朝的封建制度 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全盛时代。古代的部落，彼此的关系，是很少的。后来渐相往来，就有互相攻击的事。战败的国，对于战胜的国，就要表示服从，尽朝贡等礼节。这是封建政体的第一步。再进一步，就要把他的旧君废掉，改封自己的同姓、亲戚、功臣等了。西周时所封的国，这三种人很多。可见当时的王室，权力颇为强大。当时不但国外，就天子、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也是各有封地的。国和家，虽有大小尊卑之异，性质并无不同。内诸侯虽说不世袭，事实上也有世袭的。 先部族，后封建 分立之世，谓之封建，统一之时，号称郡县，为治史者习用之名。然以封建二字，该括郡县以前之世，于义实有未安。何则？封者裂土之谓，建者树立之义，必能替彼旧酋，改树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然后封建二字，可谓名称其实，否即难免名实不符之诮矣。故封建以前，实当更立一部族之世之名，然后于义为允也。盖古之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处，彼此之间，皆不能无关系。有关系，则必就其才德者而听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独多，财力独裕，兵力独强，他部族或当空无之时，资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际，听其指挥；又或为其所慑；于是诸部族相率听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遣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居于诸部族之上而监督之，抑或替其旧酋而为之代。又或开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旧分处之。此等新建之部族，与其所自出之部族，其关系自仍不绝。如此，即自部族之世，渐入于封建之世矣。（《先秦史》，第374、375页） 周朝的官制 周朝的内官，据汉时讲经学的今文家说［今文、古文是汉朝人讲经学的两个大派别。今文家先出，因为他们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写的，所以称为今文；古文家晚出，他们自己说，曾得到古本的书籍，都是用古字写的，所以谓之古文今文家。对于经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又有种书，是古文家有，而今文家不相信的（如《周礼》和《左传》便是）。有种书，是今文家有，而古文家不相信的（如《春秋公羊传》便是）。其问题很为麻烦，我们现在不讲经学，对于他们两派的说法，无所偏主，只用史学上的眼光，分别去取，或者并存其说罢了。可参看本书第二十章］：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据古文家说：则三公、三孤，都是坐而论道的。政事均六卿所管。前者是汉朝相制所本。后者是隋以后六部之制所本。地方制度，也有两种：一种是今文家说，和井田制度相合；一种则和军制相应。大概古代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要当兵的；一种虽亦会当兵，却不用作正式的军队；所以有这两种区别。（这是源于古代的人民，有征服和被征服两阶级，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五节、第九章第一节，可以参看） 周朝的学校选举制度 封建时代，有贵族、平民的等级。从大夫以上，都是贵族做的；士以下才用选举。（这是清朝时候俞正燮先生的说法，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四节）选举的法子，据《周礼》说：从卿大夫以下的官，都有考查人民“德”“行”“艺”的责任。每三年，举行“大比”一次，调查户口和马牛车辇等数目。就在这时候，举出贤者、能者来。这就是所谓“乡举里选”。据《王制》《孟子》说：则古代城乡，都有学校。在城里的，三代都名为学；在乡间的，则或唤作校，或唤作序，或唤作庠。各乡举出好人来，把他升送到司徒，司徒把他送到学里。在学优秀的，管理学校的大乐正，再把他进之于王。归司马量才任用。在学的时候，乡间举上来的人，和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都是同学的，只论年岁长幼，不分身份尊卑。 周代的“乡举里选” （周代）地方的组织，有两种说法：一种见于《周礼》，又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这两种制度，似乎都是有的。在当兵的区域里，就用前一种制度。不用他做正式军队的区域里，就用后一种制度。管理公务的人，照《周礼》说：有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从乡大夫以下，都要考查人民的德行、才能、技艺。每三年，要举行一次“大比”。比就是查轧的意思。是所以清查人口、马牛、车辇等的数目的。贤能的人，也于此时举出，把其名氏送之于王。王就任用他去做比长、闾胥之类。《周礼》说：这叫作“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就是所谓“乡举里选”。（《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55—56页） 周朝的赋税 赋税两字，在现代意义相同。在古代，则税是指现在的田赋，赋是出兵车和马牛等军用品，及当兵的人。周朝的税法名为“彻”，就是使八家共耕其中的公田，按其收获量，取其十分之一，就是田赋之征。此外尚有力役之征，如令人民筑城，修道路是。还有布缕之征，即令人民纳绢布若干。据《礼记·王制》说：人民服力役，每年该以三日为限。商业是只收他的地租钱而不收税。关亦只是盘查而不收税。所谓“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这句话见在《礼记·王制》和《孟子·公孙丑上篇》。廛是居住的区域，就是后世所谓宅地） 上古无商税关税 取民之法，最早者有三：一曰税，二曰赋，三曰役。而此三者，实仍是一事。盖邃古职业少，人皆务农，按其田之所获而取之，是为租。马牛车辇等供军用者，自亦为其所出，是为赋。有事则共赴焉，是曰役。至于山林薮泽等，其初本属公有，自无所谓赋税。关之设，所以讥察非常，不为收税。商则行于部族与部族间，不为牟利之举。当部族分立之时，物产既少，制造之技亦尚未精。则或必需之品，偶尔缺乏，不得不求之于外。又或其物为本部族所无，不得不求之于外。此时奢侈之风未开，所求者大抵有用之品，于民生利病，关系甚巨。有能挟之而来者，方且庆幸之不暇，安有征税之理？《金史·世纪》：“生女直旧无铁，邻国有以甲胄来易者，景祖倾赀厚贾，以与贸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古厚待商人，多以此等故也。故山、海、池、泽征商之税，无一非后起之法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兵制 军队的编制，以五人为单位。今文家说：师就是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见《公羊传·隐公五年》何休注）。古文家说：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见《周礼·夏官 》）。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较古的制度；古文家所说，是较晚的制度。当时的军队，是用车兵和徒兵组成的，还没有用马队。（中国交通和军事上，都是到战国时代，才渐用骑的；以前多是用车，这是因为这时候，汉族专居平地，山地都为夷狄所据，尚未开拓之故，可参看顾炎武《日知录》“骑”“驿”两条） 车战、骑战之兴替 车战之废，与骑战之兴，实非一事。盖骑便驰骋，利原野，吾国内地，古多沟洫阻固，骑战固非所利，即戎狄居山林，骑亦无所用之也。《左氏》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中行穆子败狄于大原，亦不过毁车崇卒而已。僖公二十八年，晋作三行以御敌。《周官》有舆司马、行司马。孙诒让《正义》，谓即《诗·唐风》之公路、公行，行指步卒，其说是也。《大司马职》云：“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苏秦、张仪言七国之兵，虽皆有骑，然其数初不多。世皆谓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取中山，其实乃欲临胡貉。攻中山凡五军，赵希将胡、代之兵为其一（《史记·赵世家》），初不言为骑兵。盖中山亦小国，不利驰骤也。李牧居代、雁门备匈奴，乃有选骑万三千匹（《史记》本传），逾于仪、秦所言秦、楚举国之数矣，以所临者为骑寇也。故车战在春秋时稍替，骑战至战国时始兴。（《先秦史》，第420页） 周朝的刑法 古代的五刑，据说是始于三苗的（三苗国君姜姓，为蚩尤之后）。周穆王时候，还是用这五刑。又制定一种赎罪之法，见于《书经》的《吕刑》篇。但实际出于五刑以外的酷刑，亦在所不免。（《左传》昭公六年，郑国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写信给郑国的宰相子产，反对他。信中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可见夏朝时候，就有成文法了。铸刑书，就是公布刑法，叔向还加以反对，可见春秋时代，公布刑法的还不多）成文法大概很早的时代就有了。但在西周以前是不公布的。 俗、礼、法 邃古之时，人与人之利害，不甚相违，众所共由之事，自能率循而不越。若此者，就众所共由言之，则曰俗。就一人之践履言之，则曰礼。古有礼而已矣，无法也。迨群治演进，人人之利害，稍不相同，始有悍然违众者。自其人言之，则曰违礼。违礼者，众不能不加以裁制，然其裁制也，亦不过诽议指摘而已。利害之相违日甚，悍然犯礼者非复诽议指摘所能止，乃不得不制之以力。于是有所谓法。法强人以必行之力强于礼，然其所强者，不能如礼之广。于其所必不容己者则强之，可出可入者则听之，此法之所以异于礼也。（《先秦史》，第422—423页） 周朝的教化 以上所说，是周朝政治的大略。至于教化，则在封建时代，大概是守旧的。一切举动，都要谨守相沿的轨范。这个就是所谓礼。虽说“礼不下庶人”（见《礼记·曲礼上篇》），不过行起礼来，不能像贵族的完备，如其违反相沿的习惯，还是要受制裁的，所以说“出于礼者入于刑”。礼是生活的轨范。生活变了，轨范就不得不变。然而当时的所谓礼，却未必能如此。人就有貌为敷衍，而心实不然的，这个就是所谓“文胜”。古书上多说“周尚文”，又说“周末文胜”，我们看这两句话，就知道封建时代的风俗要不能保持了。 尚文之弊 昔人谓周末文胜；文胜者，过于形式之美，而情实不足相副之谓也。吾国自周以后，未能改文胜之习。凡事但求表面，而不讲实在；如建筑不曰以资居处，而曰以壮观瞻；练兵不曰以求克敌，而曰以壮军容，皆是此等思想之流露。彼此以浮文相欺，明知其实非如此，而恬不为怪（不但公事如此；即私人交际之间，亦复如此），皆是此弊，崇尚文辞，特其一端耳。（《文史通义评》，写于1920至1930年代，见《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第六章 春秋与战国 西周以前，小国多，有一个强国出来，列国都会服从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东周以后，大国多了，虽有强国，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争做霸主了。战国时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较小的国，这时候多已灭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而诸大国则地益广，兵益多，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秦因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遂成为最富的国家。 春秋时列国的争霸 东周以后，王室衰微，不能号令天下，而诸侯争霸之局起。霸主是源于古代的“方伯”。（伯字是长的意思，霸字是同音假借字）在古代，天子本可命令一个诸侯，做某一方面的若干诸侯之长（如周文王在纣时做西伯，就是西方诸侯之长；齐太公在周朝初年，管理东方的五侯九伯），这个就是所谓“方伯”，春秋时代，则纯用兵力争夺。强的国，诸侯都服从他，天子亦就命令他做霸主。大抵西周以前，小国多，有一个强国出来，列国都会服从他，如此，便是三代以前的“王”。东周以后，大国多了，虽有强国，不容易达到这个地位，就不能想做“王”，而只争做霸主了。春秋时代，晋、楚、齐、秦号称四大国。吴、越是到末期才强盛的。四大国中，晋、楚两国，争霸的时期最久。 中国历史的有确实纪年，是起于共和元年的，就是公元前八四一年。至前七七一年而西周亡，从前七七〇年起为东周，至前二二一年而秦并天下。又历五百四十九年，其中从前七二二年起，至前四八一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称为春秋时代。自此以后，为战国时代。表中的前四七三年，实在已是战国的初期了。因其距春秋还不甚远，而吴、越相争，大部分系春秋时代的事，所以破例列入表内。春秋之义，因孔子采鲁国史作《春秋》一书，每年系时以记事，故以为名。战国乃因其时七国战争不止而为名。 东周列国形势 《管子·霸言》曰：“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此言实能道出东周以后，与西周以前形势之异。盖强国少，则服一强，即可号令当时之所谓天下，此为古人之所谓王。强国多，则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即称雄一时者，亦仅能使彼不与我争，而不能使之臣服于我，此为古人之所谓霸。春秋之世，所谓五霸迭兴者，只是就中原之局言之。至于各霸一方，如秦长西垂，楚雄南服，则虽当他国称霸之时，情势亦迄未尝变，即由是也。观此，知王降为霸，实乃事势使然，初非由于德力之优劣。而事势之转变，则社会之演进实为之。盖文化之发舒，恒自小而渐扩于大。其初只中心之地，有一强国者，其后则各区域中，各自有其强国，遂成此地丑德齐之局也。西周以前，史事几唯所谓天子之国为可知，东周以后，则诸大国所传皆详，天子之国，或反不逮，即由于此。（《先秦史》，第150页） 战国的互相吞并 战国时代，情形又不同了。前此较小的国，这时候多已灭亡，否亦衰微已甚，不能在大国间做个缓冲，而诸大国则地益广，兵益多，遂成为互相吞并之局。这时候，晋分赵、韩、魏，而河北的燕渐强，合齐、秦、楚为七大国。七国之中，又以秦为最强。因为：（一）由地势险固，易守难攻。（二）且秦国民风，最为朴实勇敢。（三）而秦孝公又用商鞅，定变法之令，强迫全国的人民都尽力于农，秦遂成为最富的国家。诸侯之势，本已不能敌秦，还要互相攻战，“合纵”“连衡”之局，都不能持久，遂次第为秦所灭。（秦灭六国用兵的经过，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五章第二节） 春秋战国一大变 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八五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三六一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4—375页） 异民族的同化 东周时代，大国都在沿边，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当时的二等国，如鲁、卫、宋、郑、陈、蔡等，所居的都是古代中原之地，习于苟安，所以其民渐流于弱；晋、楚、齐、秦、吴、越等国，都居于边地，却以竞争磨砺而强。而且边陲之地，都是旷废的，易于开拓，所以幅员也广大了。然则当时的异族，又是怎样呢？古代和汉族杂居在黄河流域的是猃狁，春秋时，分为赤狄、白狄。赤狄在河南、河北、山西，都灭于晋；白狄在河北的灭于晋，陕西的灭于秦。羌人在陕、甘境上的灭于秦。嘉陵江流域的巴，岷江流域的蜀，战国时亦为秦所灭。长江中流的民族，古称九黎，属于三苗之国。周以后，其他为楚国所开拓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亦服楚。山东半岛的莱夷，则灭于齐。闽粤断发文身的民族，古称为越、吴，越先世，都是和此族人杂居的，越灭后，其王族还散布沿海一带，做他们的君长。而楚王族庄 ，又溯牂牁江而上，直打到现在的云南省城，就是当时所谓滇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辟了现在的大同，燕国则排斥东胡，开辟了现在的辽热。总而言之：到秦灭六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和辽、热两省，都已入中国的版图了。 第七章 周代之社会概况 封建的全盛时代，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 封建时代的社会组织 周朝是一个社会组织剧烈变迁的时候。为什么呢？古代的社会，大抵是自给自足的。其时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人所种的田都是公家的，用公平的方法分配工人所做的器具，是供给众人用的，由公众养活他。（古代公产社会里，本有这一种人，到封建时代，就成为工官）商人是代表本部落，到别部落去交换的，盈亏和他本身无关。所以这时候的人，无甚贫富之差。只有有土的封君，可以征收租税，还可以使人民服劳役，是比较富裕的。这是封建的全盛时代。 商业资本的兴起 到商业兴起后，社会的组织，就要逐渐变迁了。此时各部落的生活，实已互相倚赖，从前要多造的东西，这时候可以不造，而向人家换得，该少造的东西，却可以多造，去和人家交换。从前职业的分配，就不再合理，就要逐渐破坏了。向来平均分配的田，因人口增加，感觉不足，于是用为经界的阡陌、沟洫，逐渐被人开垦。（田间的陆地，总称为阡陌，亦就是往来的道路。水路总称为沟洫。把这些地方，开垦做田，总称为“开阡陌”。世人误以为开阡陌是商鞅所做的事，这是错的。开阡陌是人口增多，土地不足时自然的趋势，商鞅不过承认他罢了。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九章第三节）田的分配，就不能公平，没田种的，愿意出报酬，借人家的田种；只有坏田的人，也愿意出报酬，种人家的好田，就发生所谓田租。（国家对于农田所征收的，古代谓之“税”，汉时谓之“田租”，宋以后谓之“赋”。有领土权的私人，征收佃农的，历代亦称为田租，又称地租。土地不曾私有时，只有国家所收的为田税，所以税额减轻，农民就受实惠；私家所收的地租发生后就不然了）田以外的土地总称为山泽。从前本来公有，遵守一定的规则，大家可以使用。（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至此，亦落入私人手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因种树畜牧、开矿、煮盐致富的人，就是占据山泽之地的）工业也变作私人营利的事业了。商人则买贱卖贵，更可以得大利。人民的贫富，就渐渐不均。富者的势力，逐渐增大，虽封君也无如之何了。何况这时候的贵族，还在互相兼并，“破国亡家者相随属”呢？这是商业资本抬头，封建势力逐渐没落的时代。东周之世，这种趋势，正在加速度的演变中。 社会进化之畸形 社会的进化是畸形的，有许多事情固然今胜于古；有许多事情却是古胜于今。大抵在物质方面，今胜于古的多；至于社会组织，则确有古胜于今之处。这并非我们的聪明才力或道德，不及古人，实因古代的社会小，容易受理性支配，后世的社会却不然，如庞然大物，莫之能举，所以只得听其自然。（《来皖后两点感想》，原刊《安大周刊》1932年第87期）社会的组织而要求其合理，是必须随时改变的。但这是件极难的事。往往其组织已和其所处的地位，利害冲突，不能相容了，而人还没有觉得。即使觉得，抑或因种种方面的障碍，惮于改革；或虽欲改革而不能；又或勉强为之而致败。于是因事实的迁流，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发生；而此所谓新制度，全是一任事势迁流之所至，无复加以人为修整的余地，各方面自不免互相冲突。乃亦听其迁流之所至，互相争斗，互相调和。所求者，不过含有矛盾性的苟安，和前此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大顺世界，全然背道而驰了。（《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00页） 等级的破坏 封建时代，人是要讲究身份的。饮食、衣服、宫室、车马，各有等级，丝毫不能僭越。商业资本既兴，此种等级，就不能维持了。前此贵族对于平民，是有很大的势力的；至此亦逐渐丧失，而代之以富人对于穷人的权力。甚至贵族的本身，也不能不俯首乞怜于他们。总而言之：从前的富和贵，贫和贱，是合一的；这时候，富的人，实际上就受社会尊贵，穷的人就被贱视。虽然在法律上的地位，富与贵，贫与贱，都得一样受法律的制裁，确只是具文而已。 贵贱等级平，贫富阶级起 东周以后，为封建制度破坏，商业资本兴起之时，故贵贱之等级渐平，而贫富之阶级随起。其现象之重要者为：（一）诸侯大夫，互相兼并，亡国破家者，皆降为平民；（二）而平民社会中人，亦多渐跻高位，如游士是也；（三）井田制度破坏；（四）山泽之地，亦为私人所占；（五）工业亦入私人之手；（六）商业日益兴盛。于是贫富不均，而社会之风气，亦大变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第28页） 宗法的破坏 古代平民的家庭，本止五口、八口，贵族则多系聚族而居。在父权伸张的情势下，就发达而成宗法。宗法是崇奉一个男子做始祖，他的继承条件，第一个是嫡，第二个是长，嫡长子代表始祖，是为大宗宗子。以后代代如此继承。嫡长子之外，其余的儿子，都别为小宗。小宗宗子，可以管辖五世以内的亲族，就是从自己高祖分支下来的人。大宗宗子，则凡同出于始祖的人，都要受他管辖。所以古代的贵族，团结的力量极厚，然而此等制度，做宗子的，必须为有土之君才行。因为如此，才能养活其族人；否则各自谋生，就要散而之四方了。所以宗法是要和封建并行的。封建制度，既然日渐破坏，宗法也就逐渐没落，都变作五口、八口的小家庭了。（五口、八口之家，是“一夫上父母，下妻子”。这是财产私有之世，相生相养，天然的一个团结。至于合数百口而成一大家族，则是交易未盛，每一个大家族，即为自给自足的生产团体，有以致之。交易盛行之后，此等家庭团体，自然不能存在了。普通的议论，都说中国人是大家族，这是错的。中国此等大家族，除非内地经济极落后的地方，还有存在；以中国之大论起来，实在不算得什么，较之欧洲人，只多上父母一代。宗法制度，可参看《白话本国史》第一编第八章第一节） 第八章 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孔子学术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老子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墨翟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 学术思想发达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组织，虽然日益变坏，学术思想则确是大有进步。第一，在封建时代，学术为贵族所专有。到社会组织变迁，人民有余力能够研究学术的人就多了。第二，贵族既多失其地位，一变而为平民，于是在官之学，变为私家自由研究的学问。私人的教育，大为兴盛。第三，其时世变日亟，想借学术以救世的人甚多。而贵族腐败，贤君往往要登庸有才能的人，士人就有以立谈而致卿相的，因此想借学术以弋取富贵的人，亦就不少。合这几种原因，学术思想，就大为兴盛了。 评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 近来的人，都说春秋战国，是我国学术思想，最为发达的时代，后世都比不上他，这话也未必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固然有各专一门，各极高深的长处；也有偏执己见，不了解他人的立场的毛病。譬如墨子的主张节俭，自因为当时贵族奢侈，人民穷困之故。社会穷困之时，应得节俭，是从古以来如此的，看下文便可知道。庄子却说他的道理太苦了，人不能堪，然则坐视着冻饿的人冻饿，你还是奢侈你的，抚心自问，能堪不能堪呢？荀子又说有好政治，穷是不足为患的。墨子何尝说穷是最后的忧患？天然的忧患？不过在当时困穷的情形之下，节俭就是最好的政治罢了。这不过举其一端，其余这一类的地方还很多。总而言之：当时学术的能够分争角立，互相辩论，固然有其好处；然亦因其在初兴之时，彼此的立场，未能互相了解之故。到后世，没有这种激烈的辩争了；固然由于思想的停滞；然亦因其在社会上通行得久了，各种学问的所长所短，大家都已了然，所以用不着甚么激烈的辩论。我们试看：《史记》的末一篇《自序》载他父亲司马谈论阴阳、名、法、儒、墨、道六家的话，以及《汉书·艺文志》论各家的话，大都有褒有贬。其所褒贬，大致可说是得当的，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只说春秋战国是中国学术发达，有光采的时代，不说他是最好的时代。（《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第68—69页） 孔子 春秋、战国的学术派别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拣几家最重要的来讲讲。在当时的人物中，最受后世崇拜的是孔子。孔子的学术，就是所谓儒家之学。他的特色，在能就人伦日用之间，示人以不可须臾离的道理。他的哲学思想，最高的是“易”和“中庸”。易是发明宇宙万有，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所以我们做事该时时观察环境，定一个最适当的应付方法，那就是所谓“中庸”了。他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想，也是很高远的。他所想望的境界是“大同”，而其终极的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至于修身齐家，是达这目的的基本工夫。 儒家的理想与价值 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太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太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他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二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想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该。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03—304页） 先秦诸子 孔子被后世的人尊为圣人，他所做的书，和后人记他的言行，或记录阐发他的道理的书，亦被尊为经。［《诗》、《书》、《礼》（《仪礼》）、《乐》、《易》、《春秋》，据儒家说：都是孔子所删定的，谓之六经，其中《乐》是没有书本的，所以又称五经。解释经的书，汉人谓之“传”，记载故事的，汉人谓之“记”；如《礼记》《春秋公羊传》《左氏传》《穀梁传》就是。《孝经》《论语》汉人亦称为传。《孟子》本是儒家的子书。《尔雅》是儒家的辞典。《周礼》，汉朝的今文家是不信他的，但是这许多，后世也总称为经。《大学》《中庸》，本是《礼记》里的两篇。宋朝的朱子，把他摘出来，合《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其余诸家则都称为子。诸子中重要的有老子。他的见解，是以为后世的社会太坏了，想返到古代的淳朴。他又主张天道是循环的；刚强的人，终必摧折；所以主张守柔。又有庄子，鉴于宇宙的广大和变化无穷，主张齐万物、一生死。老子和庄子的学术，都称为道家。墨家之学，是墨翟所创。他是主张节俭的，又反对当时用兵的人攻击人家，他却极善于守御。主张用整齐严肃的法律，去训练人民的是法家，最著名的人物是商鞅和韩非。当时列国，用这一派人物的，多能收富国强兵之效。（还有申不害，做过韩国的宰相；李克，亦作李悝，做过魏国的宰相；吴起虽然是兵家，他的治国，也很近于法家的，曾做过楚国的宰相；一时都收富强之效）此外，讲用兵的法子的有兵家。讲外交的法子的有纵横家。讲农学的有农家。讲医学的有医经、经方两家。（见《汉书·艺文志》。前者是针灸一派，后者是方剂一派）以古代宗教上的迷信做根据，而研求哲理的，则有阴阳家等。先秦诸子之学，是各守专门，各有特色的。后世著书自成一家言，被收入子部的也不少，纵有独见，仍不如先秦诸子了。 先秦诸子各有所本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三）墨家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的时代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310页） 先秦诸子可分家不可分人 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治先秦之学者，可分家而不可分人。何则？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凡所纂辑，率皆出于后之人（张孟劬尝以佛家之结集譬之）。欲从其书中，搜寻某一人所独有之说，几于无从措手；而一家之学，则其言大抵从同。故欲分别其说属于某人甚难，而欲分别其说属于某家则甚易。此在汉世，经师之谨守家法者尚然。清代诸儒，搜辑已佚之经说，大抵恃此也。故治先秦之学者，无从分人，而亦不必分人。（《先秦学术概论》，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17、20页） 第九章 本期结论 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上古史的性质 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自此以前，我国还分立为许多国；自此以后，就合为一大国了。这是讲中国史的人天然的一个段落。 中国历史演进三阶段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中国近代史讲义》，写于1930年代，见《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上古史的年代 上古史年代，虽然大部分都不确实。然依普通记算：夏朝大约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已经有二千年了。（此项计算之法，见于《汉书· 律历志》，系根据古书中所载的干支及日食等天象，用历法推算的，虽不能密合，却不致如传说等的年代，相差很远）再上推至黄帝元年甲子，则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如依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黄帝元年甲寅，则当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秦朝统一天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那么，我国开化的时代，就该在民国纪元前五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 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 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中国现在，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数的大国；而人口的众多，且为世界各国之冠；实在是这个时代，建立下来的根基。而这两者，实在还是一件事。 周秦之间的文化扩张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太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2页） 文化的进步 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照第六章所述，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独优了。什么叫文化呢？依广义的解释，除天然现象之外，一切都该包括于文化之中。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以及衣、食、住、行等的进化而观之，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 社会组织的变迁 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人的剥削人，有两种法子：一种是靠武力，一种是靠财力。靠武力，就酿成各民族各部落间的斗争，战胜的役使战败的人，而成立封建制度。靠财力，则人和人，当交易之时，总想损人利己，本是大家互相剥削的行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只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治天下与安天下 先秦诸子之思想，有与后世异者。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先秦之世，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盖在后世，疆域广大，人民众多，一切问题，皆极复杂。国家设治之机关，既已疏阔；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齐。所谓治天下者，则与天下安而已。欲悬一至善之鹄，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极，而后可为无憾，虽极宏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诸子则不然。去小国寡民之世未远，即大国地兼数圻，亦不过今一两省，而其菁华之地，犹不及此。夫国小民寡，则情形易于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较易。风气淳朴，则民皆听从其上，国是既定，举而措之不难。但患无临朝愿治之主，相助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终不得达，且因此转滋他弊，如后世王安石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职是故，先秦诸子之言治，大抵欲举社会而彻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无有也。（《先秦学术概论》，第9—10页） [book_title]第二编 中古史 第十章 秦代之统一与疆土之拓展 秦始皇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 秦始皇的政策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王政尽灭六国，统一全国。他自称为始皇帝。有人劝他封建子弟，他不听。而把全国分做三十六郡（秦王政二十六年，自称始皇帝，后世则称二世、三世。是年，分全国为三十六郡，郡名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但近人王国维曾加以考订，纠正错误。始皇后因增置燕齐地六郡为四十二郡，后又取百越增置六郡为四十八郡，盖皆用六为数。并见王著《观堂集林·三十六郡考》），每郡各置“守”“尉”“监”三个官。（守，汉时称为太守；尉，称为都尉；监，在秦朝是派御史去做的，谓之监御史，汉朝则由丞相派史去做。分全国为十二州，谓之州刺史）又把全国的兵器，都聚到他的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县），铸了十二个铜人和别种器具。又要统一全国的思想，除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外，只许博士官有书（博士是太常属官。太常是管礼仪的，博士在秦汉时，都是用学者做的，当时说“官”，譬如现在说“公署”）。民间的书籍，一概烧掉。史官也只许存留秦国的历史。 秦统一的原因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6—377页） 郡县的由来 县之起源有三：（一）灭国而为之。古书多记灭国为县者；其不记其兴灭建置者，县名亦率多旧国名，可推想其灭国而为县也。（二）卿大夫之采邑，发达而成为县。《左氏》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五年，蘧启强言：“韩赋七邑皆成县。”此卿大夫采地，浸盛而成县者也。（三）并小乡聚为之。《史记·商君列传》，言商君治秦，集小都乡邑聚为县，此则国家新设之县，君之者不复世袭者也。凡一县，大抵自成一行政区域。大国之吞灭小国，非改若干小行政区为一大行政区，乃以一国而包若干个行政区域也。故被灭之国，仍为政治上之一单位，不过改世袭之君为任命之官吏而已。边荒之地，则称为郡，本与县不相统属。但（一）郡之地必广大，至其渐次发达，民政加详，则可分设为县。（二）又郡率有兵力，以之保护县；而以县之物力支持郡，亦相甚宜。如此者，县皆易受郡之统属。战国以前，郡皆设于边地；至秦始皇灭六国，觉到处有用兵力控制之必要，乃举天下而分为三十六郡矣。然秦之旧地，固仍属内史也。（《中国文化史》，原为1942年在常州青云中学教授高二中国文化史的讲义，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25页） 秦时疆土的拓展 他又发兵，把今两广、安南、福建地方打平，置为南海、桂林、象郡、闽中四郡。派赵佗率兵五十万戍守五岭（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皆在两广，与江西、湖南交界之地），这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匈奴为最强，据着现在的河套（河套在秦汉时称河南，唐以后谓之河曲，明以来才称河套）。秦始皇派蒙恬去把他赶掉，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以为北边的防线。（秦朝的长城，大略沿阴山东行，经过热、辽两省的北部，东端要到现在的朝鲜境内；和现在的长城，路线几全然不同。现在的长城，大概是明朝所造，关于长城的始末，可参看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本） 秦始皇筑长城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头曼以前之匈奴，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戍守，则劳费不资；故唯有筑长城以防之。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者也。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偪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戍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本不以御大敌。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谓足立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汉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秦始皇筑长城》，见《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册，第675—676页） 秦朝的灭亡 秦始皇的治国内，规模是颇为阔大的。可惜他严刑峻法，又极其奢侈。打破六国之后，都把他们的宫室，在关中仿造一所，后来又自造一所阿房宫，又在骊山（见第五章）自营葬地，都穷极壮丽。还要相信方士的话，派他们到蓬莱去求神仙。他自己又要到处游行，借此镇压全国。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游，死在现在的河北省里。他的长子扶苏，因谏止他坑儒，被他谪罚出去，到蒙恬处做监军。（古代的太子，照习惯是不带兵的。派他去监军，就是表示不立他做太子的意思）小儿子胡亥，这时候跟随着他。宦者赵高，替胡亥游说丞相李斯，假造始皇的诏书，把扶苏、蒙恬都杀掉。胡亥即位，是为二世皇帝。信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政治更乱。 秦政与法家的短处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91页） 法家之学，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国家和社会，不是一物，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一致的，过此以往，便相冲突。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该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过此以往，便无功而有罪。法家不知此义，误以为国家的利益，始终和社会是一致的。社会的利益，彻头彻尾，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秦始皇既并天下之后，还不改变政策，这是秦朝所以灭亡的大原因。这种错误，不是秦始皇个人的过失，也不是偶然的事实；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二续）》，原刊《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7期） 二世篡位必非史实 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二十余子，而胡亥独幸从，则蒙毅谓先王之举用太子，乃数年之积，其说不诬。始皇在位，不为不久，而迄未建储，盖正因欲立少子之故。扶苏与蒙氏，非有深交，而李斯为秦相，积功劳日久，安知扶苏立必废斯而任蒙恬？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故知史所传李斯、赵高废立之事，必非其实也。（《秦汉史》上册，第22页）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在今安徽地方起兵。于是反者纷纷而起。六国后人，一时俱立。秦朝派兵出去征讨，初时颇获胜利，后来楚怀王（战国时，楚国有个怀王，和齐国联盟。上了秦国人的当，和齐国绝交。秦人趁势把他打败，后来秦国人又诱他去会盟，要求他割地，怀王不听，秦国人就把他扣留起来，死在秦国，楚国人很哀怜他。此时楚国世家项氏，在吴国的旧地起兵，有人劝他立楚怀王的后人，以收拾楚国的民心。项氏听了他，即以怀王的谥法，为其生时的称号）派项籍北救赵（新兴的赵国被围在巨鹿，现在河北的平乡县），刘邦西入关。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刘邦也乘秦朝内乱，二世为赵高所弑，赵高又被新立的子婴所杀，从武关入秦（在今陕西商县之东。这是从河南南阳进陕西的路），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在前二〇九年。 楚汉的分争 秦朝的灭亡，也可以说是封建政体的一个反动。于是六国之后，和亡秦有功的人，都自立为王。当时兵力最强的是项籍，所以封地的支配，实际是由他决定。他自立为西楚霸王（铜山一带，战国时也是楚国的地方，当时称为西楚。霸王的霸，就是霸诸侯的霸。当时所封的人都称王，项籍是诸王之长，所以称为霸王），建都在现在的铜山县。刘邦则封于汉中，称为汉王。分封才定，山东、河北方面，已有不满现状起来反抗的人，项籍出兵征讨。汉王乘机，打定关中。合好几国的兵，直打进楚国的都城。被项籍还兵打破。汉王乃坚守荥阳、成皋一带（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这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守此，楚兵就不能渡河而北。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其西境就是虎牢关，守此，楚兵就不能向西）。有萧何留守关中，替他补充军队和粮饷。而派韩信打定山西、河北，绕出山东，彭越又在楚国后方捣乱。于是楚国兵少食尽，乃和汉约以鸿沟中分全国（当时的一条运河，从今河南省城附近东南流，和淮、泗两水通连）。约定，项籍东归，汉王背约追击他。项籍走到乌江（大江的渡口，在今安徽和县南），自刎而死。汉王遂即皇帝位，是为汉高祖。时在前二〇二年。秦亡后，全国纷争了五年，又统一了。 汉初史事多传说 （汉初史事多）此等性质的传说，至汉初实尚不乏，断不容轻信为事实。试举俗所谓鸿门宴之事为例。范增说：与项王争天下者必沛公，岂是事实？且军门警卫，何等森严，安有樊哙能撞倒卫士，直达筵前，指责项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间诚有离席休息之时，且或历时颇久，然亦必有一个限度；乃汉高祖可召张良、樊哙等同出，与哙等脱身回向本军，张良度其已至，然后入谢。筵宴间的特客，离席至于如此之久而无人查问；带有敌意的宾客，与数人间行出军，亦无人盘诘，项羽的军纪，有如此之废弛者乎？张良献玉斗于范增，范增受而碎之，骂项王“竖子不足与谋”，且当场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计，有如此之鲁莽者乎？种种事迹，无一在情理之中。然则汉高祖与项羽此一会见，真相殆全然不传；今所传者，亦一则想象编造的故事也。此等传说，在秦汉间实未易枚举。且如指鹿为马之说，又岂可以欺孩稚邪？（《中国史籍读法》，见《史学四种》，第206页） 第十一章 两汉之政治概况 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到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 汉初的政治 汉高祖即帝位后，把功臣中功劳大的，都封做王，小的封做侯，然异姓封王的，不久都灭亡，都大封子弟和同姓为王。高祖死后，儿子惠帝懦弱，高祖的皇后吕氏专权。惠帝死后，吕后就临朝称制，又封诸吕为王。吕后死后，大臣共讨诸吕，迎立高祖的庶子文帝。汉初，承全国大乱之后，专务休养生息。文帝在位，尤其恭敬节俭。他的儿子景帝，也能谨守他的政策。所以当武帝初年，就是汉朝开国后约七十年的时候，国内颇为富庶。 汉时民生仍窘迫 《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的情形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真可谓国富民安了。然而又说：“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兼并是该行之于穷困之时的。富庶之日，如何反行起兼并来呢？可见其所谓富者，不过总计全国的富量，有所增加，而并不是均摊在众人头上。所以这时候的富人，固然远较天下初平时为富，穷人则还是一样；而贫富相形之间，其悬殊或者反较大乱初平时为甚。（《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244—245页）财富总量有所增加，而其分配的不平均如故。所以汉代的人，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127页） 汉初的大封同姓，原是为防制异姓的，但是到后来，同姓诸王，倒成为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了。景帝时，吴楚七国，到底起兵造反，给汉朝打平，于是把诸侯治理百姓和补用官吏的权柄一齐剥夺。这时，列国规模，与他郡县相差不远。武帝时从主父偃的弱藩之策，又命诸侯将自己的地方，分封子弟，于是诸侯都变作小国。诸侯只得衣食租税，不许就国。汉初的封建，就名存实亡，而郡县制度就逐渐推到全国了。 秦汉时之新局势 秦汉时之新局势：一、内战乍息，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二、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三、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经楚汉之争、汉初之翦灭异姓、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此时之政情：一、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一）民意无表现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二）民意之表现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二、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国君等于县令，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三、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唯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藉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中国文化史》，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137、138、139页） 武帝的文治武功 汉武帝是个雄材大略的人，他对外国用兵，替中国开拓了不少疆土，其事都见下章。他在内治上，也有几件著名的事情。第一，他置五经博士，是国家设立太学之始。（当时仅就固有的官吏中，拣其有学问的，替他招致弟子；既未营建校舍，亦未设立教官。博士本非学校教师，但后来设立太学后，教师未曾别立名目，即以博士为名）第二，他命郡国选举孝廉，是科举制度的先声。（此时未有考试之法，但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是从此制变化而成的，参看本书第十八章）第三，他又听董仲舒的话，重用治儒家之学的人。于是春秋、战国时各学派之中，儒家之学，就归于一尊了。可惜他性好奢侈，既要开疆拓土，又要营宫室，求神仙，还要出去巡游。财政不足，就用了许多言利之臣，以致民愁盗起，国内几致大乱。幸而晚年悔过，能够与民休息。昭宣两代，政治也都算清明，才算危而复安。 评汉武帝 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严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又任严酷之吏，以深文随其后；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计其所失亡，中国转远过于夷狄，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古史家传记文选》中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9页） 前汉的灭亡 汉朝离宗法社会近，很看重宗室和外戚。元帝以后，政权入于外戚王氏之手，王氏中又出了一个大人物，汉遂为其所篡。这个人就是王莽。王莽以公元九年篡汉，改国号为新，他是鉴于汉时社会贫富的不均，要想实行社会政策的，他的魄力，可以算是很伟大。惜乎行之不得其法，弄得举国骚然，新莽亦终至灭亡。 两汉间社会文化一大变 中国之文化，有一大转变，在乎两汉之间。自西汉以前，言治者多对社会政治，竭力攻击。东汉以后，此等议论，渐不复闻。汉、魏之间，玄学起，继以佛学，乃专求所以适合社会者，而不复思改革社会矣。东汉以后，志士仁人，欲辅翼其世，跻世运于隆平，畀斯民以乐利者甚多，其用思不可谓不深，策划不可谓不密，终于不能行，行之亦无其效者，实由于此。故以社会演进之道言之，自东汉至今二千年，可谓误入歧途，亦可谓停滞不进也。（《秦汉史》上册，第197页） 后汉的兴起 后汉光武皇帝，是前汉的宗室，他以新莽之末起兵，和湖北地方的群盗连合，当时军中先有汉朝的宗室刘玄，号为更始将军，大家立他做皇帝。大破莽兵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汉兵分路入关，关中群盗亦起，王莽为乱兵所杀。更始移都长安，为群盗所制，政治紊乱。关东流寇赤眉入关，更始遂败亡。光武先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后来把赤眉打破；割据或扰乱一方的人，亦都打平。建都在洛阳，所以史家亦称为东汉。 后汉国力远不如前汉 后汉自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二二〇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二年；若算到公元一八九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七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15页） 后汉的乱亡 光武、明、章三帝算是后汉的治世。和帝以后君主每多幼稚，母后临朝，外戚专权。皇帝长大了，因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只得和宦官谋诛灭他，结果宦官又因之专权。在这两种恶势力互相消长之下，国政日趋不振。到桓、灵二帝的时代而达于极点。灵帝死后，子少帝年幼，太后的哥哥何进当国，要想诛灭宦官，而太后不肯。何进乃召外兵进京，以胁迫太后，宦官大惧，把何进杀掉。何进的官属，遂举兵大杀宦官。正在纷乱之际，凉州将董卓带兵入京，政权遂尽入其手。董卓把少帝废掉，立其弟献帝。行为又极暴虐。东方州郡，起兵攻击他。董卓乃胁迫献帝，迁都长安。东方的兵，都纷纷自占地盘，不能追击。旋汉朝的宰相王允，和董卓的部将吕布合谋，把董卓杀掉。而卓将李傕、郭汜，又起兵为卓报仇，攻陷长安。献帝为其所制，久之，乃得逃到洛阳。因地方残破已甚，召曹操的兵入卫。从此大权归于曹操，汉帝只剩得一个空名了。 汉朝政治制度的劣点 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两个劣点，是引起三国以后的分裂和战乱的： （一）秦汉时代，外官本分郡县两级，郡就直接隶辖中央。一郡的地方只有后世一府这么大（边郡也有很大的，然地广人稀，文化经济都落后，依旧没有实力），其势不足以反抗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汉朝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后汉灵帝时，黄巾贼张角造反，虽然旋即打定，然而余党扰乱的很多，乃将向来专司监察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变成了地方行政官吏，一州地方，有现在一两省大；又值纪纲废弛之际，州牧遂多据地自专；郡太守和有兵权的人，亦都纷纷割据，遂成为分裂之局。（汉武帝置十三州部，每州置一刺史以督察郡国，司隶校尉为中央官吏，督察京畿，不在十三州部之列。后汉并朔方于并州，改交趾为交州，合司隶校尉部仍为十三州，汉末又改刺史为州牧，威权愈重） 秦汉官制特色 秦汉官制的特色：（一）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宰相是个副贰天子，治理天下的；九卿等官，也各有独立的职权，都是分治天下众务的；不是天子的私人。到后来，纷纷任用什么尚书、中书、侍中做宰相；把九卿的职权，也夺归六部；于是所任用的，全是天子玩弄之人，君权愈张无限。（二）是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和后世大不相同。这个有好处，亦有坏处。（三）则这时候去古还近，地方自治的意思，还有存留。《汉书·高帝纪》：“二年二月癸未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可见得这时候，对于三老等官视之甚重，和后世名存实亡的，大不相同。（《白话本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1页） （二）秦汉承战国之后，其兵制尚有征兵制度的意味。百姓到二十三岁，都隶名兵籍，归各郡的都尉。讲肄课试，到五十六岁，才得免除，汉初用兵，还都由郡国调发的。武帝以后，因用兵多了，免得骚扰平民，乃多派“罪人”（亦有并不是罪人的，如贾人、赘壻都是，不过取其不是普通农民而已。赘壻大抵是没有田产的人。本章末节所论，可参看拙撰《白话本国史》第二编第八章第一、第四两节）出兵打仗谓之“谪发”。虽然于人民有益，却是人民因此和当兵渐渐的生疏了。后汉光武因图减省起见，把都尉裁掉，民兵亦因之而废，此时被中国征服的异族多入居塞内，渐渐用他当兵（如当武帝时，外族内附而用以为骑者， 就置有越骑校尉等。宣帝时调羌骑卫金城。这都是借外族内附而用以当兵的例子），遂至异族强而本族弱，造成五胡乱华之祸。 秦汉间兵制一大变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秦汉史》下册，第675页） 第十二章 两汉疆域之开拓与对外交通 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秦始皇开其端，而汉武帝成其功。当张骞使月氏时，今甘肃西北境，尚属匈奴。却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汉朝以其地为郡县。西域的路，自此开通。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给乌孙，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时，在今新疆的中部，设立西域都护，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 汉初域外的形势 秦汉是我国疆域开拓的时代。秦始皇开其端，而汉武帝成其功。汉初，匈奴以阴山为根据地，东击破东胡，西击破月氏，后又征服漠北诸小民族，和西域三十六国（历史上所谓西域，有广狭两义，此处是初时狭义的西域，专指天山南路，后来自此以西的地方，亦都称为西域）。月氏先逃到伊犂河流域，又为乌孙所攻。逃到阿姆河流域，征服大夏，就是西史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即今之阿富汗国境）。其西安息，则是西史的帕提亚（Parthia，即今之伊朗国境）。更西条支，乃叙里亚之地。［当公元前四世纪之末，中国战国时候，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征服亚洲西部，死后其部将据叙利亚（Syria）自立，是为条支，后其东方，又分裂为帕提亚、巴克特利亚（Bactlia）两国，即中国所谓安息及大夏］再向西，就是罗马帝国，当时所谓大秦了。（大秦一名犂靬，见《后汉书·西域传》。当时或系专指叙利亚。近人张星烺谓系指罗马帝国在东方的领土为大秦。参看《东西交通史料汇篇》卷一页八《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一文）从安息向东南则到印度，从前谓之天竺，亦谓之身毒。从辽东向东，半岛的北部为朝鲜，南部为三韩（马韩、弁韩、辰韩）。再渡海而东，就是现在的日本，当时称为倭人。 以上是域外的形势。而秦时已隶版图的闽、广、安南，此时亦自立为南越、闽越两国（南越是秦朝的尉，据两广安南之地自立的。闽越是春秋时越国的子孙，灭秦有功的。汉朝封为闽越王，在今福建闽侯县，还有一个，封于浙江的永嘉县的，为东瓯王，因为闽越所攻击，自请举国内徙江、淮间）。云贵两省秦时略有交通，汉时复绝。自此往西北，在四川和陕甘两境上的异族，当时总称为西南夷。再向西，便是青海境内的羌人了（在大通河流域，当时谓之湟水）。 汉平匈奴 秦末，中国大乱，匈奴又入据河套。汉高祖自将去打他，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后来用刘敬的计策，把宗室女嫁给他的单于，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与外国结和亲之始。武帝初想约月氏共攻匈奴，派张骞往使，因月氏无意报仇，不得要领；后来才决意自行出兵攻击。先把他逐出漠南，又屡次派兵到漠北去打他，匈奴自此衰弱，到宣帝时又有内乱，其呼韩邪单于，遂入朝于汉。郅支单于逃到西域，为汉人发西域兵攻杀。 论武帝征匈奴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时已略具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椒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秦汉史》上册，第129—131页） 汉通西域 当张骞使月氏时，今甘肃西北境，尚属匈奴。张骞在大夏，见今四川临邛县的竹枝，问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张骞因此想到从四川西南出，一定可通西域。汉朝就因此通西南夷。然通西域的路，依旧没有走通。却好匈奴的王，守今甘肃西北境的来降，汉朝以其地为郡县。西域的路，自此开通。汉朝曾出兵远征大宛。又把公主嫁给乌孙，和他共攻匈奴。宣帝时，在今新疆省的中部，设立西域都护，保护天山南北两条通路。西域三十六国都属都护管理。 史事“祸福”难豫烛 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腊、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豫烛。（《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04页） 汉平朝鲜 朝鲜在战国时，属于燕国。秦末，燕人卫满率众避难，逃到朝鲜，自立为王。汉朝兴起，约为外臣，传子及孙，引诱汉朝逃人，南方辰国（即三韩之辰韩）要入朝，又被阻住。武帝因命将征讨，平定朝鲜，置为郡县。 汉平两越及西南夷 秦立闽中郡，不久便废。汉兴，封越君（百越酋长）为闽越王。到武帝时，闽越和东瓯（今浙江永嘉）常相攻，东瓯自请迁居内地，武帝依从。并派兵灭闽越，也迁其民于内地。南越是赵佗所立的国，汉封为王，传子及孙，其相吕嘉杀王，发兵造反，武帝遣将平定，尽有今两广、安南之地，置为郡县。武帝又平定滇国（今云南昆明）、夜郎（今贵州遵义）、邛、筰、冉、（今四川西境）诸西南夷，也置为郡县。 后汉的武功 王莽时，中国大乱，匈奴和西域都背叛。后汉光武时，匈奴又因内乱，分为南北。南单于降汉，入居中国塞内。公元八九、九一两年，和帝命窦宪大出兵以攻北匈奴，北匈奴逃到西域，后来转辗入于欧洲。当东胡为匈奴所破时，其余众分为乌桓、鲜卑两族。汉武帝时，招致乌桓，居今辽、热境上，助中国捍御匈奴；鲜卑在其北方，北匈奴亡后，其地遂为鲜卑所据。明帝末年，班超带着三十六个人，出使西域，攻杀匈奴的使者，说降诸国。明帝死后，汉朝无意经营西域，召他回来。而西域诸国，多有留着他不肯放的。班超亦愿意立功，遂留居西域。即发服从诸国的兵，把不服诸国攻下。这真是古今罕有的奇功了。 历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至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到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陲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陲，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中国近世史前编》，见《中国近代史八种》，第188—189页） 汉时的海上交通 汉时，海路交通，亦已极发达，从广东的合浦入海，能通行到印度洋沿岸［《汉书·地理志》说：中国当时的航路，到黄支为止。黄支，据近来人考据，说是印度的建志补罗（Kancipura）］。西域商船，也有聚集于安南的东京湾的。中国的丝，在欧洲最为著名，与黄金同重同价。罗马人久想和中国人通商，但终为条支人所隔。班超平定西域后，派部将甘英到罗马去，亦为条支人所阻。直到一六六年，大秦王安敦（以年代考之，该是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生于一二一年，没于一八〇年），才遣使从日南徼外（汉郡名，在今安南之境），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历史上记载中欧有国交之始。至于民间的交往，那自然久在其前了。倭人在前汉时，有百余国到乐浪郡来献见。公元五七年，乃有直达中央的。光武帝赐以“汉委奴国王”之印。这颗印，现在已在日本的筑前发现了。 第十三章 两汉之学术与宗教 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散文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秦汉之世，懂得“祠灶”，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的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 汉代的崇儒 春秋战国之世，诸子百家之学，本是立于平等地位的，汉初还是如此。从武帝以后，儒家在学校、选举两方面，都占了优势（见本书第十一章），别一家就不能和他竞争了。这也有个原由：学术的趋向，是要适应环境的。战国时，列国竞争剧烈，整饬政治，训练人民，最为紧要，所以法家之学见用。汉初需要休养生息，所以从高、惠时萧何、曹参做宰相，以至文、景时代，都谨守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政策。到武帝时，海内业已富庶了；武帝又是好大喜功的人；要讲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那自然儒家之学，就会应运抬头了。 中国学术之分期 吾国学术，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诸子百家之学，一也。两汉之儒学，二也。魏晋以后之玄学，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学，四也。宋明之理学，五也。清代之汉学，六也。现今所谓新学，七也。七者之中，两汉、魏晋，不过承袭古人；佛学受诸印度；理学家虽辟佛，实于佛学入之甚深；清代汉学，考证之法甚精，而于主义无所创辟；最近新说，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历代学术，纯为我所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耳。（《先秦学术概论》，第1页） 文字的变迁 汉时儒家之学，就是所谓经学。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讲到这个问题，又要先晓得文字的变迁。中国的文字，从发明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递有演变，今已不尽可考，但所用的总是圆笔，这种字，后世称为篆书（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见《法书考》）。秦时，行政上使用文字较多，向来的写手不够用，乃叫徒隶帮着写，徒隶是不会写字的，画在上面就算，于是圆笔变为方笔，这种字人家称为隶书，虽然写得不好，因其简便，反而通行了。以上所说是笔画形状的改变，字体的构造，随时代而不同，自然也是有的。一时不觉得，积久之后，就大相悬殊了。 秦汉时文字变迁最烈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秦汉史》下册，第734页） 汉代的经学 古人的读书，多数是用口辗转传授的，不必都有本子，但是传之久了，总有人把他写出来，所用的，自然是当时通行的文字。汉初讲经的人，虽然亦有派别，大体无甚出入。到前汉末年，刘歆（刘歆，字子骏，前二三年被王莽所杀）等人，才说鲁共王曾破坏孔子的旧宅，得到许多古书。此外，自然还有从别一方面来的，都藏在汉朝的秘府里。他们以此为据，说前此传经的人，经文有缺误之处，久而久之，相信这一派说法的人，对于经文的解释，也就和前此的人，有不同的地方了。人家因称这一派为“古文”，而称前一派为“今文”。汉时，国家所立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之学。（前汉末年，曾立过几家古文，后汉时复废）但在后汉时代，私家教授，古文之学，颇为盛行。古文家虽说比今文家多得了些古书，然都无传于后。文字异同之处，只多无关紧要。重要的，倒是经说的异同，今古文的短长，我们不讲经学，无须去评论他。从大体上说，则汉人去古近，对于古代的事情，知道得总要多些；所以汉人的经说，无论今古文，都为后人所宝贵。 汉代的史学 史学在汉朝，亦颇发达。前代的历史材料，都是零零碎碎的。汉武帝时，司马迁才把他采集起来，做成功一部《史记》。后汉时班固又用其体例，专述前汉一朝的事情，谓之《汉书》，后世所谓正史，都是沿用这一种体例的。 《史记》体例多沿袭而非新创 《史记》为正史中第一部，后来的史书，都系沿袭他的体例。盖当太史公时，前代所留诒的史材，除述制度的典礼以外，其述人事的，可分为（一）《春秋》，（二）《系世》，（三）《语》，三者。《史记》的年表、世表，系据《春秋》《系世》制成；本纪、世家，有兼据《春秋》及《系世》的，亦有更益之以《语》的；而列传则大致系根据于《语》。知此，则知后世之正史，以人为纲，以致将事实寸寸割裂，要看一件大事，必须兼阅本纪及许多篇传，殊觉不便，其咎实不在于史公。因为史公所据的材料，是各有来源，本不相干的。照古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例子，异来源的材料，本不以之互相订补，并不使之错居一简。譬如《齐世家》和《管晏列传》，《鲁世家》和《孔子世家》，便是各有来源，不能搀杂的。《史记》的多复重、矛盾，即由于此。而《史记》的列传，所以忽详忽略，或分或合，莫名其妙的，亦由于此。譬如管仲、乐毅，是何等大人物？然而《管晏列传》中，所详叙的，只有管仲和鲍叔的关系，述其相桓公霸诸侯的事反甚略。乐毅亦然，于其外交及军事，并没有详叙，而只备载其和燕惠王往返的书函。老子为什么要和韩非同传？《孟子荀卿列传》中，为什么要兼载这许多人？而又语焉不详？后世史学家、文学家想出许多说法来，总不能使人满意。如其不用私知穿凿，而但就古书义例求之，则可以一语斩尽葛藤，曰：其所据的材料，本来如是而已。普通列传，传者以人为主，则史公亦以人为主而传之。类传的传者，以事为主，则史公亦以事为主而传之。这种体例，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正和后来的史家，袭用《史记》的体例，只负模仿的责任，不负创作的责任一样。（《古史家传记文选》上册，导言第11—12页） 汉代的文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较散文为早，春秋战国是散文发达的时代，至西汉而达于极点。东汉以后，句调求其整齐，字面求其美丽，渐渐的开出骈文的风气了。诗在古代，都是可以合乐的，五经中的《诗经》，就是如此。《诗经》大体是四言，汉时变为五言，渐渐的不能合乐了。汉武帝曾采集各地方的民歌，立了一个机关，谓之“乐府”，叫精于音律的人，替他定了谱，会做文章的人，按谱填词，诗中就又开出乐府一体。 韵文、散文与骈文 文学的发达，韵文是先于散文的。韵文之先于散文，乃因其时文字寡少，亦且文具缺乏，书写艰难，所以把要记的话，作成简短的句子，更加之以协韵，以便讽诵而广流传。然虽如此，这种精简的句子，到底不与口语相合，不与口语相合，即不能达意而无遗憾，所以到文字增多，足以代表口中的每一个音，因而能代表口中的每一句话，而文具亦较完备，书写觉得便利时，我们便照着口中的言语写下来了。这便是散文时代。到西汉末年，所谓骈文者，渐渐兴起。骈文的特征，是语句的整齐。（一）无甚长甚短之句；（二）句多对偶，相对偶之句，长短相等。此其出之于口，即为音调的啴缓。啴缓的音调，和散文变化繁多、忽缓忽急的音调，究竟哪一种美呢？这是随着各人的好尚，和时代的风气而有不同的。在西汉末年，则群以啴缓为美，此为骈文兴起的主要原因。同时，骈文还有两个较次要的条件：即对于词汇加以选择，务求其可以引起美感；喜引用故事，并不正式叙述，而只以一两语包括之，此即所谓用典。其目的，在于使人从简单的语句中，得到丰富的想象，所以骈文在原则上忌用生事，因为既不叙述，而用生事，则为人所不能解，不但无从想象，抑且转生扞格矣。然则用字亦当以熟为贵，而汉人辞赋，每多喜用生字者，则以其字在当时实并不生，虽罕见，然与语言相合，正如今人用形声之法的造新字，亦为人人所能解也。（《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写于1951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489—491页） 道教的起源 中国古代宗教上崇拜的对象很多，用理论把他分起类来，则为天神、地祇、人鬼、物魅四种（名见《周礼·春官 》）。列国分立时代，交通不甚发达，所以其势力都只限于一地方。秦汉之世，此等懂得“祠灶”的，以及燕、齐之间，讲究神仙的，都称为方士。（讲祠灶的，抑或称为巫）当时的社会，迷信的空气很浓厚。所以像秦皇、汉武等雄主，也很相信他。后汉末年，有张角创太平道，借着符水治病，聚集徒党造反。又有张陵，自称在四川山中学道，创五斗米道。（学道的人，都出五斗米，所以谓之五斗米道。本篇文字变迁和古文经发现的始末，可参看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三章）张角、张鲁等，虽然不久灭亡，然而此等迷信的流传，迄不能绝，遂成为后来道教的根源。 佛教的输入 佛教的输入，旧说以为在公元六七年，是汉明帝派人到西域去请来的，其实不然（佛教输入问题，可参看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佛教之初输入》），因为明帝的哥哥楚王英，已经相信佛教了。佛（释迦）在世的时代，大略和孔子相差不远（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当周灵王二十一年；释迦生于公元前五五七年，当周灵王十五年。又孔子没于公元前四七九年，当周敬王四十一年；释迦没于公元前四七八年，当周敬王四十二年。故二人完全同时）。佛没后，其教北行至大月氏，南行至锡兰。中国同西域和南洋交通后，这两条路上，都有输入的可能。到底是什么年代，从什么地方输入的？则现在还难确答。后汉时，佛教在社会上，渐渐地流行了。但只是宗教上的迷信，还不大讲到他的哲理。 第十四章 两汉之社会概况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二是减轻田租。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当时学者的议论，法家注重节制资本，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王莽的变法，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于是天下大乱。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汉朝的风气，接近于封建时代，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东汉儒生尊尚气节，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 汉代社会情形 汉代是一个封建势力崩溃未尽，商业资本愈益抬头的时代。当时的富豪，可分两种：其一是大地主，包括（一）田连阡陌，（二）和擅山泽之利的人；其二是实业家，包括（一）大工，（二）和大商（当时的工业家，大概自营贩卖，所以混称为商人；但照理论分析起来，实在包括工业家在内，如煮盐和制造铁器便是）。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董仲舒的话，见《汉书 ·食货志》），很为可怜。 汉之刻剥其民为史所不详者多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正定县），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悦）。何之言，实文过免罪之辞。闻安民可与行义，劳民易与为非矣，未闻天下匈匈，可因之以兴劳役。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岂有先为过度之事，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中，实则其为茧丝殊甚。彭城之败，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是时楚、汉战争方始，则其后此所发，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是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食货志》言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即此时事也。废重作轻，而又放民私铸，物之腾踊宜矣。顾归咎于民之逐利，可乎？然则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秦汉史》上册，第55页） 汉朝救济政策 汉朝救济政策：（一）是法律上重农抑商。如不许贾人衣丝、乘车，和市井的子孙不得学习为吏之类。（二）是减轻田租。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曾将田租全行豁免；景帝以后，复收半额，计三十而税一，可谓轻极了。这两种办法，是受晁错贵农重粟之论的影响很大的。但是法律上的抑制，并不能减削他们经济上的势力，而当时私家收租，要十取其五；公家的田税无论如何减轻，也总无补于事了。 汉时钱价贵，人民负担仍重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回复到老样子。一是算赋，亦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个，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出钱二十个，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第103页） 当时学者的议论 学者的议论，分为两派：（一）法家，是注重节制资本的。武帝时，桑弘羊曾行其策，把盐、铁和酒，都收归官营；又想出“均输”“平准”两法，官自贩卖物品。然官营事业，都极腐败，徒然破坏富豪，贫民仍未见其实惠，而且反受其害。（当时官办事业，腐败的情形，可参看《盐铁论 ·水旱篇》）（二）儒家，注重于平均地权，激烈的要恢复井田制度，缓和的，也想替有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期限，谓之“限民名田”。二者都成为空论，没有能实行。 汉世言社会改革之主张 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便觉其不安。先秦诸子无不欲举社会彻底加以改组者，而其改组社会，必藉政治之力。此固近世工业革命以前，欲改革社会之通蔽也。汉世学术，皆沿自先秦，其中最有主张者为儒、法二家。今表示前汉、新室之世重要之议论及制度如下： 先秦诸子之主张至新莽而彻底实行，实行之而失败，自此无复敢言彻底改革者，视社会之病态，为无可如何之缺陷矣。（《本国史复习大略》 ，写于1944年，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4—645页） 王莽的变法 到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议论。（一）把天下的田，改名王田，不许卖买。一人有田超出百亩的，责令分给九族、乡党。（二）重要的实业，收归官营。（三）拣几处大都市，立司市之官，令其求得各物的平价；有用而滞销的东西，照本钱买进，到物价昂贵时，则照平价卖出。（四）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按其所得收税，由当时新设的泉府，将来借给贫民。王莽的变法，规模可谓很阔大，计划也可以说很周详。然而行之不得其法，不但不能建设起一种新秩序来，反把旧秩序破坏了。于是天下大乱，王莽亦随之灭亡。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敢说根本改革的人了。 王莽之败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的共同失败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铸定要失败的事，决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95—96页） 汉朝的士气和武风 汉朝的风气，是接近于封建时代的，而战国以来的任侠心理，仍然在民众间憧憬着。所以中流社会中人，慷慨激发的很多。如张骞、班超等人物，在后世是很少的。不过两汉比较起来，东汉似较西汉为厚，一般儒生尊尚气节，虽导源于王莽的僭汉，而光武、明、章诸帝，表章节义，敦厉名实，其影响委实不小。后汉桓、灵二帝时，宦官专权，亲党遍布州郡。诸名士列官内外的，或直言指斥，或尽法惩治，宦官乃诬为党人，加以禁锢，后来又加以逮治。诸名士很多慷慨就戮的，其有逃亡的，所至之处无不“破家相容”，这就是党锢之祸。这种风气，在社会上竟酿成一种清议的特殊势力，而以后魏晋的清谈之风，则又是这种势力的反响。 士大夫阶级之变迁 封建时代士大夫阶级之特质：（一）自视与平民不同。（二）勇于战斗。（三）不好利。观西汉之世，贾谊、董仲舒之议论最可见之。其时文臣如公孙弘、盖宽饶；武臣如张骞、傅介之、常惠、陈汤、李广、李陵、班超等，均尚属此风气中人。但社会之组织既已变迁，风气终必随环境而改变，遂至奢侈嗜利颓废。晋初之石崇、王戎、王衍等是其代表。以一时论，无中等阶级为国之桢干，是其弊；以永久论，特殊阶级消泯，是其利。（《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48—649页） 第十五章 三国之分裂与晋之统一 后汉从黄巾之祸起，再加以董卓的扰乱，各处州郡，纷纷割据，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魏晋之际，中国盛衰强弱之大界也。自三国以前，异族恒为我所服，至五胡乱起，而我转为异族所服矣。 后汉的分裂 后汉从黄巾之祸起，再加以董卓的扰乱，各处州郡，纷纷割据，就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了。当时地最广，兵最强的，割据幽、并、青、冀四州袁绍。而吕布在徐州，袁术在扬州，亦有相当的兵力。曹操是割据兖州的，后来汉献帝召他入卫，他因洛阳残破，把献帝迁都到许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在徐州，和吕布竞争失败了，投奔曹操。曹操表荐他做豫州牧。和他合力，把吕布、袁术打平。刘备和献帝的近臣合谋，要想里应外合，推翻曹操，曹操把他打败，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曹操南征荆州，刘表恰巧死了，他的儿子，把襄阳投降曹操。刘备逃到夏口（汉水的下流，古时亦称夏水，所以汉水入江的口子，称为夏口），和在江东的孙权合力（当时袁术只占扬州的北部，扬州的南部，都是孙权的哥哥孙策打定的），把曹操在赤壁打败（山名，在湖北嘉鱼县）。刘备就将荆州全行恢复，又西取益州，国内就成为三分之局了。 三国分裂的心理因素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崛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二〇八年，至二八〇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23页） 三国的鼎立 当刘备西取益州时，孙权想夺荆州，刘备乃将荆州和他平分。后来曹操平定汉中，刘备又把他夺取。因命守荆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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