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章实斋先生年谱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年谱,完结 [book_length]65788 [book_dec]《章实斋先生年谱》是胡适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胡适以近代的学术眼光和新的视角 ,总结出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精华所在 ,而且突破一般年谱往往对谱主多加隐讳粉饰的作法 ,不但记谱主的长处 ,而且也指出他的不足.与同一时期姚名达,何炳松对章学诚有过的研究,评价相比较 ,更能说明胡适所作《年谱》具有的独特的学术价值。 [book_img]Z_6796.jpg [book_title]《章实斋先生年谱》序 我做《章实斋年谱》的动机，起于民国九年冬天读日本内藤虎次郎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支那学》卷一，第三至第四号)。我那时正觉得，章实斋这一位专讲史学的人，不应该死了一百二十年还没有人给他做一篇详实的传。《文献征存录》里确有几行小传，但把他的姓改成了张字!所以《耆献类征》里只有张学诚，而没有章学诚!谭献确曾给他做了一篇传，但谭献的文章既不大通，见解更不高明：他只懂得章实斋的课蒙论!因此，我那时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真是王安石说的“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了。 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实斋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的学者。我读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谱》，知道他藏有一部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儿先生替我把这部《遗书》的目录全抄了寄来。那时我本想设法借抄这部《遗书》，忽然听说浙江图书馆已把一部抄本的《章氏遗书》排印出来了。我把这部《遗书》读完之后，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谱材料大概都在这书里面，我就随时在《内藤谱》上注出每条的出处。有时偶然校出《内藤谱》的遗漏处，或错误处，我也随手注在上面。我那时不过想作一部《内藤谱》的“疏证”。后来我又在别处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记在一处。批注太多了，原书竟写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个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谱。这便是我作这部年谱的缘起。 民国十年春间，我病在家里，没有事做，又把《章氏遗书》细看一遍。这时候我才真正了解章实斋的学问与见解。我觉得《遗书》的编次太杂乱了，不容易看出他的思想的条理层次；《内藤谱》又太简略了，只有一些琐碎的事实，不能表现他的思想学说变迁沿革的次序。我是最爱看年谱的，因为我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先生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若年谱单记事实，而不能叙思想的渊源沿革，那就没有什么大价值了。因此，我决计作一部详细的《章实斋年谱》，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这个决心就使我这部《年谱》比《内藤谱》加多几十倍了。 我这部《年谱》，虽然沿用向来年谱的体裁，但有几点，颇可以算是新的体例。第一，我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摘录的工夫，很不容易。有时于长篇之中，仅取一两段；有时一段之中，仅取重要的或精采的几句。凡删节之处，皆用“……”表出。删存的句子，又须上下贯串，自成片段。这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点苦心。第二，实斋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我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又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第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我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例如他批评汪中的话，有许多话是不对的，我也老实指出他的错误。我不敢说我的评判都不错，但这种批评的方法，也许能替《年谱》开一个创例。 章实斋的著作，现在虽然渐渐出来了，但散失的还不少。我最抱歉的是没有见着他的《庚辛之间亡友传》。《年谱》付印后，我才知道刘翰怡先生有此书；刘先生现在刻的《章氏遗书》，此书列入第十九卷，刻成之后，定可使我们添许多作传的材料。刘先生藏的《章氏遗书》中还有《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和州志》（不全）三卷，我都没有见过。我希望刘先生刻成全书时，我还有机会用他的新材料补入这部《年谱》。 章实斋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他在他的《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说： 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然犹不能不阙所疑也。其穿凿附会，与夫卤莽而失实者，则又不可胜计也。文集记传之体，官阶姓氏，岁月时务，明可证据，犹不能无参差失实之弊。若夫诗人寄托，诸子寓言，本无典据明文，而欲千百年后，历谱年月，考求时事，与推作者之意，岂不难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 照他这话看来，他的著作应该是每篇都有撰述的年月的了。不幸现在所传他的著作只有极少数是有年月可考的；道光时的刻本《文史通义》已没有著作的年月了。杭州排印本《遗书》与内藤藏本目录也都没有年月。这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前人已误，不容复追。后人继作，不可不致意于斯也。”谁料说这话的人自己的著作也不能免去这一件“大错”呢？我编这部《年谱》时，凡著作有年月可考的，都分年编注；那些没有年月的，如有旁证可考，也都编入。那些全无可考的，我只好阙疑了。 我这部小书的编成，很得了许多认得或不认得的朋友的帮助。我感谢内藤先生的《年谱》底本，感谢青木先生的帮助，感谢浙江图书馆馆长龚宝铨先生抄赠的集外遗文，感谢马夷初先生借我的抄本遗文，感谢孙星如先生的校读。 十一，一，二十一 胡适 在上海大东旅社 [book_title]《章实斋先生年谱》（至四十岁） 先生名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生长于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据《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钧，五代时起家于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移居浙江山阴。南宋光宗、宁宗间，章彦武（文叔）再迁，始居会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遗书》的《神堂神主议》、《乐野先生家传》、《章氏后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来后甲集》下，页二十七） 到清乾隆时，道墟章氏已有万余人。人多，地瘦，种稻不足自给，所以就有种木棉，酿酒，做师爷三种职业。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锐而疏达，做事业往往有所成就（《乐野先生家传》、《汪泰岩传》）。实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选经历。配易氏，继配沈氏。“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应篇书后》及《仲贤公三世像记》，《家乘》卷一，页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镳，字骧衢，亦曰双渠，号励堂，又号岩旃。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辛未官湖北应城知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页九二，《冯孟亭奉砚图记》）。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抄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又《两浙轩录》卷二十二章镳诗注载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镵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抄《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骧衢先生迁居绍兴府城（即会稽县城）南门内善发衖。（《家谱》及《神堂神主议》、《仲贤公三世像记》）（按《三世像记》云：“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当是算至作文这年，这年先生已五十八岁了。） 母史氏，赠朝议大夫颍州府知府史义遵之第九女，会稽人（《史府君铭 》，《家谱》。参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适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云，“母史氏，会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误读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误。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无伯叔，有一姑，适杜鉴湄。（《丁太孺人家庆图题词》） 先生无兄弟，有一姊，适山阴夏同，后来同侨湖北（《杜燮均家传》）；妹妹很多，难详。 乾隆三年，戊午（西历1738）。先生生。（《任幼植别传》）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骧衢先生会试下第，寓从子垣业（允功）家（《从嫂荀孺人行实》）。大约旋即回绍兴。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于兴化（《任别传》）。是年先生之师朱筠（竹君，笥河）已十岁。同时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岁，钱大昕（晓征，辛楣）已十一岁，戴震（东原）已十六岁。浙东前辈，万经（页一）已八十岁，全祖望（绍衣，谢山）已三十四岁。 乾隆四年，己未（1739）。先生二岁。 二三岁时，从叔衡一常携向邻店朱叟索酒，日以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长而善饮。 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文艺了。（《东华录》，《叶鹤涂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1740）。先生三岁。 这年，崔述生于大名，赵翼生于阳湖。 清廷修《大清一统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1941）。先生四岁。 这年，万经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1742）。先生五岁。 先生之父骧衢先生（镳）成进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后十年间，骧衢先生居乡，以教授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罢归，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1743）。先生六岁。 友人余姚邵晋涵（与桐，二云）生。 乾隆九年，甲子（1744）。先生七岁。 朱筠《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诫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书》）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传）生。明年，友人武德（虚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诏纂《续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先生十四岁。 从同县王浩学，读书于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风书屋。王先生勤学古处，迂阔不习世事。学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顶门，几死；后创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 是年先生与俞夫人结婚。四子书尚未卒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家谱》。） 是年，骧衢先生谒选，得官应城知县。（《李清臣哀辞》，《荀孺人行实》。）先生从父至应城。（《仲贤公三世像记》）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先生十五岁。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先生十六岁。 十五六时，在应城官舍。童心未歇。宾客皆为其父忧无后。 知识渐通，好泛览。骧衢先生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员柯绍庚（公望）课先生以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张主，却不甘与俗学伍。质虽滞，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其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纪传之史。又因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经营凡三年，卒未成书。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那时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柯先生慨然诲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为恨。 官舍多暇日，宾客过从，见先生所为，渐多违心称誉者，先生心益乐之。春秋佳日，联骑出游，归必有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其事多绝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当时学风仍尚时文，先生犹得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为杂学，诗古文辞为杂作。士不通四书文，不得为通人。 （以上综合《柯先生传》、《家书三》、《家书六》、《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跋甲乙剩稿》、《叶鹤涂文集序》、《又答沈枫墀论学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先生十七岁。 秋冬之间，购得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他书；先生得此集，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谱》）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鲒埼亭集》、《年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先生十九岁。 骧衢先生罢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应城，不枉民狱，不撼警兵。夫人坐梱，咨诹则中。……撙节日食，室椷一椟；余金投隙，曰吾养福。丙子夫罢，代者苛责；发千金偿，识远巾帼！曰“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一毡来，以一毡去；赋归去来，藏此有故”。罢仍居县，不殊官时；昔不知粝，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这一节可考见先生的父母在应城时情状。《李清臣哀辞》云：“丙子，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狱失轻免官，窭甚，久不能归，士民亲附如家人。身后徙家京师，旧治士商至京师者，必访奠故令君旅殡，执土物通问，再世不绝。”（《两浙轩录》卷二十二引） 又《家书三》云：“祖父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吾时年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先生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家书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先生二十一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先生二十二岁。 此两年骧衢先生主讲天门。（《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先生二十三岁。 始出游，道访陈执无于汜水县署，款留旬日。至北京，应顺天乡试，主从兄垣业（允功）南城之寓。是时道墟章氏居京师者不下百家，独族孙文钦，守一，及文钦族侄汝楠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其后剧谈养气炼识之旨，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从嫂荀孺人行实》、《跋陈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传》、《滕县典史任君家传》、《童孺人家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童孺人家传》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误。） 自庚辰至辛巳，骧衢先生主讲应城讲席。（《李清臣哀辞》）（《家谱》亦云：“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自言：“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家书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还会稽（《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不久，又北上应顺天乡试。道出山东，访族婿任肇元于滕县。（《任君家传》） 冬，始肄业于国子监内舍。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每课榜出，先生往觇甲乙，皂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先生二十六岁。 肄业国子监（《甄鸿斋家传》）。二月，始识曾慎（麓亭），并因以识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所达，则亦与后有不甚远者。慎辄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于时。（《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鸿斋家传》） 夏，给假出都，省亲湖北，索处蒲骚侨寓。（《题壬癸尺牍》、《庚辛之间亡友传》） 壬午癸未两年中，先生与同志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笥”，九月朔，辑为一卷，曰《壬癸尺牍》。（题《壬癸尺牍》。此书不存。《与甄秀才论修志》二书，《论文选》二书，当是这里面的残存者。） 九月，游陕西（同上）。《遗书》卷十九有《碑洞》、《杨太尉墓》、《望西岳》等诗，当是此行所作。“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则自题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详，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谱》）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先生二十七岁。 骧衢先生主湖北天门县讲席。（《李清臣哀辞》） 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十议者：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议传列，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议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通义》外篇三）。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见先生此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已开后来的先路。 十议后有跋云，此篇“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此可见《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之作在此议之前。（按《甄鸿斋家传》云，“癸未，学诚肄业国子监，新宁甄松年亦在监中，与学诚志义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松年遂膺乡荐。”据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论修志二书当作于癸未甲申之间。今撷其大要，附于此年。第一书论六事： 一、论义例：“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则为传以列之。” 二、论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 三、论前志：“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 四、论“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椽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 五、论“志乃史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六、论史志宜注重有禆风教之记载。 此六条之中，“前志”一条，后来先生修志时列为专目：“立志科”一条，即先生后来《州县请立志科议》之底子。 第二书论八事，第七事主张另立《文选》一类，与志乘相辅佐。此即先生后来立《文征》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为史官，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义》外篇三尚有《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三篇。《天门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据孙德谦君与孙毓修书中语），诸序当是代笔，大概作于甲申与戊子之间。又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云：“《天门志》呈览。中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见一端。”则先生所代作，当不止三序而已。此书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统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先生二十八岁。 先生三至京师（《任君家传》），仍居国子监中，伥伥无侣（《庚辛亡友传》）。应顺天乡试，沈业富（既堂）与分校，荐先生之文于主司，不录。沈大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冯君家传》） 是年十月，骧衢先生作《熊征君墓志铭》（此篇今附见浙本《遗书》七，但刘本题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见刘知几《史通》(《家书六》)。先生自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二》) 始学文章于朱筠(似由沈业富介绍。因沈、朱最相契，与翁方纲、张曾敞并号四金刚)。朱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语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日：“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小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与汪龙庄简》、《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荐其文，而朱先生始言于众，京师渐有知名者。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危，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先生二十九岁。 仍在国子监。仍学文章于朱筠(《通说》，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学可考见者，邱向阁。吴兰庭(胥石)，任夫椿(幼植)，冯廷正(仲囫)。(《吴府君墓碑》、《冯瑶罂别传》、《通说》)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烺，冯大理廷丞，及君(蒋秦树，雍植)为燕谈之会。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蒋君墓志铭书后》，《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从兄垣业方辑其支谱，商榷体例于先生。(见下书) 这年先生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题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此可见先生受戴震的影响甚大。又云： 近从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向，实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先生学问之所以有成功，实由此时立志不错。又云： 仆……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赀走江湖，籴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余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著书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间，得楚中书，……细君去秋又举一子。……”此可知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贻选、华绂）。 此书末又议家谱义例，已引邵念鲁（廷采）说。 是年，戴震写定《绪言》三卷。（《年谱》）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先生三十岁。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至相诧而嘻！欧阳先生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遂令专司笔削。（《欧阳先生奉使告祭碑后叙》、《与家守一书》）（但《后叙》谓瑾丙申摄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误。下文叙瑾做官，曰累迁，曰进擢，曰免官于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仅隔二年，不合，必有误。且瑾令修志，而志修于是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与家守一书》）。但其书似未成。 清廷诏修《续通志》、《续通典》、《清通典》。钱大昕始撰《廿一史考异》。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先生三十一岁。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业僦斋，初七日有《与家守一书》。（题下自注“戊子”） 四月后，暂卸各书工程，读书以待秋闱。（《与家守一书》）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先生应试，仅中副榜。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志》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朱府君墓碑》、《通说》、《笥河墓志铭》） 是年冬，父骧衢先生卒于应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闻讣，犹暂寄从兄允功家，贫不能奔丧（《章氏二女小传》）。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实》（甚详，为传记中佳品）。以第三子华绶为允功后 （《行实》、《家谱》）。华绶字绪迁，号苧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谱》） 这年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滃云山房藏书目记》） 是年，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鉴辑览》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先生三十二岁。 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上朱先生书》） 先生居父丧。举家扶柩附湖北粮艘北上。书箱为漏水所浸，骧衢先生随身的三数千卷书，损失三分之一（《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于三四月已赁居柳树井，冯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顿家眷。（《冯室周淑人家传》、《上朱先生书》）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见之。（《任幼植别传》） 是年萧山汪辉祖赴京会试，始交先生（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上，页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梦痕余录》，页五七） 是年陈本忠（伯思）成进士，与先生朝夕论学。（《陈别传》） 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多与诸学官牴牾。独司业朱棻元主持其说，而任朝与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间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先生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 二月，友人蒋雍植卒于北京。秋，朱筠为作墓志铭，值将主考福建乡试，属先生与钱大昕参定之。先生如命以诣钱先生；钱略商数语，不肯涉笔。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并作《书后》。（《与朱少白书》、《蒋渔邨墓志铭书后》） 朱先生自福建贻诗，问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诗抄》） 从兄垣业辑宗谱尚未成，属先生采遗文，因录《武强德政序》、《何垣序》以进；八月，并为《德政序》作《书后》。（《书后》）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先生三十四岁。 朱筠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二云，与桐）、周永年（书昌）皆成进士。先生始识二云，欲因以访书昌，不果。（《周书昌别传》、《朱先生墓志铭》） 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则例》一书，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联车十二乘，离京。先生道吊从女适任肇元者于山东滕县。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矶，朱筠有记。（《笥河文集》、《章氏遗书?任君家传、陈伯思别传》）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自是晋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邵与桐别传》、《丙辰札记》刘刻本外三页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有，题曰《书烈妇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云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二云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二云敬诺，乃为念鲁作《行状》，请朱先生表其墓。（《邵与桐别传》贻选跋、《笥河文集》、《邵念鲁墓表》、《南江文抄》、《念鲁行状》。念鲁事迹，详见姚名达所作《年谱》。）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先生三十五岁。 三月五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过会稽。 秋，又在太平。（《冯君家传》、《冯瑶罂别传》、《杜燮均家传》、《与严冬友侍读书》、《童孺人家传》） 秋冬间，有《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申述所以脱离监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为上。学诚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则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于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岂纷纷者所得损益？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义》实始于是年（《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亦可作证）。而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 《上辛楣宫詹书》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此书可见先生当日之不合时宜。先生对于钱大昕，始终无有贬辞；对于王念孙，也无贬辞。但钱大昕似未能赏识先生之史学见解。（又按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试士徽州（《笥河文集》），黄景仁、邵晋涵与先生皆相从校文（《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时徽州知府为郑虎文。（《黄景仁年谱》） 岁杪，先生又返会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则公又昌公合传》、《童孺人家传》） 是年，幼子生于北京。（《与周筤谷论课蒙书》）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尝再迁家，藏书颇有遗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得以仅存（《滃云山房藏书目记》）。然其后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留数日。晋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鲁《思复堂文集》之言，属为校定，将重刻以问世。然卒不果。（《邵与桐别传跋》）（一直到光绪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兰重刻，收入《绍兴先正遗书》。） 旅客宁绍台道署。（《书李梦登事》） 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书李梦登事》、《金地山印谱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据今日所存残本，则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纪》 二、《官师表》 三、《选举表》先详制度，后列题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详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为目。无科甲仕宦，不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 五、《舆地图》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 六、《田赋书》具录田赋颠末，附采私门著述，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者。 七、《艺文书》部次，条例，治其要删。 八、《政略》次比政事，编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传》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并下列二列传，凡二十三篇。） 十、《阙访列传》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者归之。 十一、《前志列传》历叙前志，存其规模。 但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则决不仅十一部。如《田赋书》称书第一，《艺文书》称书第六，则其间尚有四书，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舆地图》称图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则图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谓为共分十八部。 春，有《与严冬友侍读书》云： 皖江，足下旧游地也，风土人情，故自不恶。第武陵一穴，久为捷足争趋。邵与桐、庄似撰（炘）诸君相守终年，竟无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锁院校文，生计转促。以此悒悒，思为归计。正恐归转无家，足下能为我谋一官书旧生业否？ 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似慕堂（曹学闵）光禄，乞就观之，暇更当录寄也。 是年夏，在宁波道署遇戴震（东原）。是时戴年已五十，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先生与戴论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见《戴氏年谱》）及《汾阳县志》（辛卯。亦见《年谱》），及见先生《和州志例》，谓修志但当详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先生则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又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访求遗书，朱筠除采奏数十种外，后又上《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拟出办法四条：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是年春，清廷议决采用前三条，命军机大臣为校书总裁，拣选翰林等官，定规酌办。将来成编时，赐名《四库全书》。旋又特征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五人入馆，赐官翰林（《东华录》、《邵与桐别传》、《笥河文集》）。先生由宁波返和州，道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文献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初名《续通志叙书后》，后易名《申郑篇》。（《答客问上》、《申郑》） 修《和州志》未讫，以私稿示周震荣（筤谷）于青阳县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传，多不可忆。（《记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云：“壬辰癸巳之间，尝从大兴朱先生竹君较安徽学使幕中，往来君旧治。”可知此时先生已识周氏。） 在和州时，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后以为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编为一卷。(《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书》) 九月，朱筠失官，左迁，在四库全书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年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及文辞典雅者，辑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计：奏议二卷，征述二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上其书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废(《方志辨体》、《安徽通志》)。乃删存为二十篇，名日《志隅》。自序日：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灵鹣阁四》，一，页十七) 季夏，代郑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寿序》。据《文献征存录》云，虎文称先生有良史才。 秋，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巨浸．晓浮鹦脰湖，过嘉兴至杭州。应浙江乡试，不中。过会稽，抵宁波(《金地山印谱序》、《杜燮均家传)、《童孺人家传》)。遂在道署度冬。(《冯君家传》)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亦倦游，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冯定九家传》、《蒋南河家传》、《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编《章格庵遗书》，作序。又为《刘忠介公年谱》作序。 秋，遂还北京。家益贫，而交游益广，因迁居金鱼池陋巷(《庚辛亡友传》、《朱司业碑》、《周书昌别传>、《任幼植别传>、《章氏二女小传》)。是时，四库馆已开，人才多集于北京。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诸人时相往还。(《任幼植别传》、《庚辛之间亡友传>) 《邵与桐别传>云： 自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 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时之事。 《周书昌别传》云： 余……乙未入都，……（书昌，与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余因与桐往见书昌于藉书之园。 周永年以藉书名园，藏书近十万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颇似今之图书馆。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言周君“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弃产营书，久而始萃”。末云：“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斯则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观此文，可知先生此时心思所注。 冬初，趋省从女于涿州，仲冬再往，则女已死。（《章氏二女小传》） 《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乙未丙申之间，蹙蹙无所就，侍朝为之筹划甚至。（《庚辛亡友传》）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见先生。后作《从游记》，有云：“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九岁。 困居北京，援例授国子监典籍。（《庚辛亡友传》） 秋，因朱筠、朱棻元、张方理之介绍，访梁梦善于蠡县，周震荣于曲阳。时震荣以清苑县丞，署曲阳县事，始与先生结深交（《庚辛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别传》。《内藤谱》，曲阳作永清，误。可参看卷七，《周府君墓志铭》）。其后先生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厄患难之遭，震荣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一十二年。（《周别传》） 震荣是年即调永清知县。（《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 清帝命史馆立《贰臣传》。（《东华录》）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四十岁。 春，因周震荣之介，主讲定州之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授州之秀童以小学而榷其塾师之日课。诸童颇用斐然。（《书孙氏母子贞孝》、《庚辛亡友传》、《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周震荣延先生主修《永清县志》（《周筤谷别传》、《周府君墓志铭》）。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庚辛亡友传》、《周府君墓志铭》、《周筤谷题辞》） 秋初入京应顺天乡试。主考官山阴梁国治（瑶峰）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乃发策博问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榜发，先生中式，谒梁。梁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封，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皆云不知。闻子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庚辛亡友传》、《梁文定公年谱书后》、《张公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征》、《梁国治传》） 先生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与汪龙庄简》） 洪亮吉《北江诗集》有赠先生诗，当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华，令我懒作文。我前喜放笔，大致固不淳。君时陈六艺，为我斧与斤。不善辄削除，善者为我存。仪真有汪中，此事立绝伦。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前者数百言，并致洪与孙。勖其肆才力，无徒嗜梁陈。我时感生言，一一以质君。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原注：君与汪论最不合。）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笔力或不如，识趣固各臻。别君居三年，作文无百幅。以此厚怨君，君闻当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于北京，年五十五岁。戴震为当日朴学第一大师；清代朴学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诸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而始光大。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作《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的。《朱陆篇》云：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为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者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 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于大体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黄幹，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宜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识以示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为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 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先生不满意于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语，有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此言若确，戴氏真该骂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词，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适按，者字当删），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此言若确，当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经验如此。（今观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谱》，似戴氏实曾用过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实。）但先生是用过苦功学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述其口谈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先生说：“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谤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先生于此等处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但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如《书后》云：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此与先生平日论学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当时学者误把“功力”看作“学问”，见了“学问”反不认识，反以为不如“功力”，故他能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与李讷斋太守论碑刻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是年先生不时回京。冬，始识罗有高（台山）。（《庚辛亡友传》） [book_title]《章实斋先生年谱》（四十一至五十五岁）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狱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时往看他。罗有高亦时过冯君。是时京师讲梵学者，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长斋不肉食。先生因诘有高：“佛氏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信乎君所食者，来生则反报乎？”曰：“然。”先生曰：“然则贫欲求富，但当杀掠豪贾；贱欲求贵，但须劫刺尊官：来生反报，必得富贵身矣。”有高不能难，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冯氏诸友与有高言议往往甚洽，先生每杂以谐戏，则哄笑而罢。（《庚辛亡友传》、《冯瑶罂别传》、《东华录》） 先生旋成进士。归部待铨（《庚辛亡友传》）。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冯瑶罂别传》、《柯先生传》）（题名碑于先生名下注：“浙江会稽县人”，而先生之父镳下注：“顺天大兴县人”。盖先生以国子监生资格应北闱，故籍贯不改。） 先生挚友之同年者，周棨（晴坡）、张维祺（吉甫）、凌世御（书巢）。（《庚辛亡友传周跋》、《凌书巢哀辞》） 六月，朱筠五十岁生日，先生有《屏风题辞》，述朱氏论文之旨，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续修《永清志》。周震荣待先生甚优，先生自述修志时事云：“丁酉戊戌之间，君馆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得唐宋辽金刻画一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别传》、《庚辛亡友传》）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冯瑶罂别传》、《庚辛亡友传》） 父母遗柩，后皆归葬会稽之棲凫。（《丁巳岁暮书怀》、《章氏家谱》）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传》，二女皆从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郁而死。先生作传，深致不平，对于择婿问题颇致感慨。 周震荣次其先世谱牒，尝商榷体例于先生。（《周松岩先生家传》） 馆永清时，间从周震荣入都。震荣置酒行馆，招致一时同人若王念孙、邵晋涵、任大椿、周永年、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端临）、史致光（余邨）、章廷枫（晓河）与先生等，宴会极欢。（《庚辛亡友传》）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四十二岁。 遇危疾。（《周筤谷别传》）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与李讷斋太守书》、《庚辛亡友传》及其周震荣跋。）（先生有《又与周永清论文》书，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据此，知《永清志》大概成于《和州志》六年之后。） 是年著有《校雠通义》四卷（《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此书原稿，后两年游古大梁时遇盗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复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载《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志》较《和州志》颇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永清志》 皇言纪皇言纪 □恩泽纪 官师表职官表 选举表选举表 氏族表士族表 舆地图舆地图 建置图建置图 营汛图□ 水利图水道图 田赋书 （中间尚有四书，名佚）六书（礼，吏，户，兵，工，刑。） 艺文书 政略政略 列传列传 阙访阙访 前志前志 文征文征 《永清志》凡六体，共二十五篇。《文征》五卷，计 《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一卷(据刘刻本。通行本则无金石一卷)。 《校雠通义》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极重要的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例如《原道篇》说古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这都是《文史通义》的重要观念，但此略而彼详耳。他极力推崇刘向、刘歆父子，故有《宗刘》之篇。他论校书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复互注)。二、别裁(裁其篇章，别出门类，如《管子》中之《弟子职》入小学)。三、辨嫌名(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姓名之下)。四、采辑补缀(辑佚书)。五、书掌于官(平日责成州县官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六、广储副本备雠正，七、有所更定，必载原文，八、著录残逸，九、藏书。此外，他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意见：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问，非校雠之良法欤? 此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一类的书。 七月，先生访周震荣于顺义役次。震荣置酒高会，出《永清志》示坐客。张维祺、周棨争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误。) 秋后，馆座师梁国治家，课其子仲将读。(《庚辛亡友传》，及周震荣跋，《上粱相公书》，《周筤谷别传》。)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冬，辞馆，岁事殊窘。(《庚辛亡友传》) 第三女殇。(《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栗君墓志铭》、《张介村家传》、《与邵与桐书》、《刘氏三世家传》）。《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略曰： 学诚……妄自诩谓：稍辨黍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汨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这次为最甚。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岁以前之撰著专篇极少。其幸存者多系应酬文字。惟《金君行状书后》论择辨史料之法极精，今摘录于左（下）： 载笔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从事于择与辨。而铢黍芒忽之间，不苟为炳炳烺烺，饰人耳目，盖有道矣。……夫志状之文，多为其子孙所请；其生平行实，或得之口授，或据其条疏；非若太常谥议，史官别传，确然有故事可稽，案牍可核也。采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扬抑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生平每谓“文采未优，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词章未极，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于斯文，则范我驰驱，未尝不为是凛凛焉。 自是年以后，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周震荣、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锡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闰四月，访同学邱向阁于南乐县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言，作“通达”二字榜于轩，先生为作《通说》，略云：“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为先生一生的一个根本观念。（《通说》） 冬，张维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乡，到大名，至岁暮辞归北京。（《张介村家传》、《大名县志代序》、《栗君墓志铭》）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于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志》） 先生在清漳书院，有清漳书院会课题七道，今见《遗书》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问》题云： 问古人教学，启发是资。请业之际，先问尔所谓达；侍坐之余，则云盍各言志。诸生亦有抑郁未伸，惮于一日之长者欤？诸生有志于学，其意甚盛。顾所谓“学”者，特举业耳。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士无恒产，举业等于治田，谁谓诸生不当治举业哉？顾仕非为贫，学亦不当专为举业。敢问诸生读书之始，亦有志所欲为？抑既习举业，因文别有窥见，遂觉所业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于是者欤？学问大要不出经史。……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识最先而程功较易者；经于何道最有关心？史于何事最所惬愿？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无妨预定言之，将欲为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举业而论，敢问何所讲求？何所师法？……四书文外，经诗论策亦举业之要务也。向者于何致功？平日亦有怀疑不决，欲就请质而无从者欤？院长愿悉与闻，将为诸生效他山之错焉。 其四书大义策问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学者的怀疑态度与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问《论语》记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称“子曰”；其有对君之言则称“孔子”。说者谓君臣之际，记者致其谨严：然耶？否耶？《颛臾》一篇不皆对君之言，而皆称孔子，岂有说欤？ 又如第五道云： 问孔门之教，言行相符。弟子亲承，有疑斯问。……后世往往以问答之高下，觇诸贤学业之浅深，谓言者心声：理固不外是欤？宰我短丧之说，尹氏以为下愚犹耻言之。冉求鸣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圣门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讲说家之所言，则后世乡党自好之人有所不为。敢问此何修何学而犹为高第之弟子耶？子贡之特达，而议礼仅爱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论仕乃至于佞给。子张学干禄，樊迟请学圃。凡此见于记载，皆后世稍知礼义之士所不屑为；而当日函丈陈辞，略无忌讳。今之为时文者，当奉夫子之论以折诸贤，是固然矣。而诸贤毕世懿修，乃不足当时文家之一吷：则是今之工时文者，其见地乃贤于圣门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请诸生解之。 此种策问既可见先生自己读书善疑，又可见先生教学者亦从思考与疑问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问，处处在寻出学者的志愿与向来的功力。此与上文所引《通说》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季春，乾隆帝谒东陵还，过盘山。周震荣以畿县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归，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环山治道；州县，茇舍相望；时桃李方华，镇山雪初霁，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饮极欢。同官又互相酬答，寻山名胜殆遍。先生亦自忘家无宿舂粮也。（《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删存近作为《辛壬剥复删存》。（徐本浙本遗书目注） 先生旋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赴之。后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为主。（《黄烈妇传》、《丙辰札记》、《甄青圃六十序》、《丁巳岁暮书怀》）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幸邻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结交，蔡且欲聘先生撰《滦州志》。（《凌书巢哀辞》、《书滦州志后》） 先生病诸生俭学，乃取古人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以劝诱蒙俗，名曰《文学》，并作叙例。此书今不传。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铭》，称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缕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盖自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尝为凌世御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序。（《凌书巢哀辞》） 季妹死于北京。（《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六岁。 春，先生卧病京寓，病颇危急（《周筤谷别传》称“己亥癸卯，两危疾”。），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喜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与桐别传》论）。因与邵氏论修《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当更以意为之，不过五十万言。并问邵立言宗旨，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书五》。） 病愈后，回永平主讲敬胜书院。《与乔迁安（名钟英）论初学课业》三简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二篇，一在夏间，一在秋间。第一次书有“此间生徒难与深言”之语，可见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间生徒多赴试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第二书）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其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及风雨阴晴气候（《癸卯通义草书后》）。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义草》以外，又录存数年以来古文辞为《癸卯录存》。（浙本徐本遗书目注） 朱沧湄省其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数过先生请教。先生颇属望之，有《论学书》，谓：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欤，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欤，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无弗达者。未有人焉从而明示之，盖至终身汨没而不自知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于此，亦将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则毋论治经业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题《朱沧湄诗册》文云“……必求诗之质，而后文以生焉。读书蓄德，名理日富，愤乐循环，若有不得已焉而后出之，此不求工诗而诗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质也。强笑不欢，强哭不悲。哀乐自来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学之于文，岂有异于是乎？” 九月犹在永平讲舍；九日与友人登高，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周震荣除道京东。招先生“临榆茇次，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海边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谓“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与先生论文，将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谓十年博千古云。（《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与周永清论文》） 《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尤痛切。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 《诗教》上篇论“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此语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见解，但章氏说的不明白。下篇说“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此言较明白。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学之纪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当别立子部）。章氏此论，确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战国而始焉”，更有见地。但他假定一个理想的“同文”之治，作为上古无著述的解释，那可错了。 冬，先生去永平。（《题沧湄诗册》）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传》） 十二月清廷修《续通典》成。先生尝代拟《礼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迹。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之间，永定河道陈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传书后》）。是年，先生就保定莲池书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郎公家传》）。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以后渐增至二十人。（《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是年有《甲辰存录》。 十一月八日，冯廷丞卒。（《冯君家传》） 是年，族侄廷枫成进士。（《海门厅志》、《名宦传》） 清廷修《续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八岁。 仍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诸生多授徒为业，先生为他们作《论课蒙学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与周筤谷书》的意思，但更切实。大旨反对世俗课童子用时文入手之法，而主张用古文入手，先读《左传》，次及《史记》；作文则先论事，次论人，次数典，最后叙事。 正月，一至北京。（《张介村赐鸠杖记》） 八月刻《太上感应篇》，二日作《书后》。 是年冬，先生暂至京师，馆同年生潘庭筠家，在兴化寺街，与任大椿寓相近，常互为主客谈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别传》） 是年正月，张维祺《大名县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并曾以其稿与先生商榷（《记大名县志轶事》）。二月，毕沅为河南巡抚。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统志》、《续通志》成。 先生后自评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十日（《内藤谱》作二十日）有《月夜游莲池记》。 是年六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以伊阳拒捕案被议，仍留河南巡抚任。（《东华录》） 十二月十三日，梁国治卒。（《耆献类征》本传） 这年，章宗源（逢之）中举人。（《孙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887）。先生五十岁。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门人史致光（余邨）进士及第，授修撰。（《耆献类征》本传） 是年先生因失梁国治之奥援，不得不辞莲池书院讲席。侨寓保定，寄居旅店，长孙女及第五子殇。是时“当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丁巳岁暮书怀》诗及注） 春，先生闻戊戌进士开选；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转食友家者几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为置酒尽欢（《甄青圃六十序》、《蔡滦州哀辞》）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岁暮书怀》诗注、《庚辛亡友传》、《存我楼记》） 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震荣旧作《养蒙术》中语而言也。震荣持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征色，且丑语相诋。适周、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皆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 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上毕制府书》，《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有《上毕抚台书》。(此书浙本《遗书》误刻两见，一题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误也。刘本亦误。)略云“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书附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先生后十年追述此行云：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遥迤。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潭潭深院花木饶，侨家忽享名山福。(《丁巳岁暮书怀诗》) 据此诗，毕沅待先生颇厚，明年先生即主讲归德府之文正书院。 离保定时，周震荣置酒送别，半酣，曰“君昔矢愿作《亡友传》，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日“是行也。宜偿之。”周曰：“君敏于行文，息于举笔。死者无穷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传》，将列君于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传》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尝为梁肯堂校定其业师仁和叶某遗文，这年在北京又尝附商(梁文定公(国治)年谱)。(《年谱书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五十一岁。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论修史籍考要略》，当系去冬今春间在开封所作。经毕沅同意后，遂开局编《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崔母屏风题辞》）。三月一日有《与洪稚存书》，写途中及书院风景甚详。书末有云：“官场报访及宴会征逐，稍已即闲。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仲子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抄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无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抄寄。彼时保定将家迁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此书可见先生见毕沅后，即任编辑《史考》事；又可见《史考》编纂之情形与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当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屡致书邵晋涵、孙星衍（渊如）诸友。五月二十三日《报渊如书》有云：“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二月，《与孙渊如书》有云： 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 《与邵二云论学书》有云： 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皆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 又书有云： 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锡庚），不可不时时策之。 是年又有《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可因以见先生的人生观：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丁巳岁暮书怀》诗注，《蔡滦州哀辞》） 五月，遣贻选入京应乡试，馆于永清县署凡一年。（《报孙渊如书》、《周筤谷别传》） 在归德时，校正《校雠通义》，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辑《逸史》，拟附入《史籍考》。（《与邵二云书》）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戊申秋课》）。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又云：“涉世之文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书，除夕在亳又有《顾文子传书后》。（《任幼植别传》） 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始有。）（王宗炎《复章实斋书》，在嘉庆四年，犹问《礼教篇》成否，则有可疑。） 是秋，荆州大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冬，先生失归德馆，将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甄鸿斋家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丁巳岁暮书怀》、《庚辛亡友传》） 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洪北江年谱》）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较要者，《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书郎通议墓志后》、《与宗族论撰忠公家传书》、《跋戊申秋夜课》。其草稿册名又有《戊申录稿》、《戊申仲秋序记杂文》二种。（浙本目） 这年，朱锡庚（少白）中举人。（《朱先生别传》）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五十二岁。 辗转太平、安庆之间，厄甚。（《上毕制府书》） 三月之杪，游太平，馆于安徽学使署中。学使徐立纲方辑宗谱，请先生经纪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安徽通志?职官表》）。张小兮、左良宇皆一时名俊，比屋而处，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发，则时有感会。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十三篇，新十二，旧一。自序曰：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为乙编，皆专论文史。统名《姑孰夏课》。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 《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又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说，“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过崇周公，说他“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虽然很可笑；但他认道在制作典章，故宁可认周公而不认孔子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独见；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谬误。 《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此意清初颜元、李塨、费密诸人皆主之，浙东学术亦与此派有相近处，但不必说实斋之论必本于前人耳。此篇说，“后世……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原学》上篇论学者“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中篇论“学必习于事。……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下篇论“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度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补苴为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 浙江图书馆所藏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目录纸下，有原来被贴去的《文史通义》目录。那隐目各篇题下皆有原注。今据那些原注，可证我上文意度的诸篇确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原注《庚夏抄存》 《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原注《庚戌抄存通义》 又下列诸篇那隐目皆注《庚戌抄存通义》： 《史释》、《史注》、《习固》、《文集》、《天喻》、《师说》、《假年》、《说林》、《匡谬》、《辨似》、《朱陆》、《知难》、《感遇》、《感赋》亦可认为此年所作。大约因庚戌在武昌开局编书，有抄胥可令抄存旧稿，不似此年之东奔西跑也。（那隐目久晦于世，最近才由姚名达发现。） 《文理篇》因见左良宇案上的《史记录本》而作，自是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谱杂议》、《与冯秋山论修谱书》及代徐氏所作传文，当然亦是此时作的。 《习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录于左（下）： 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蚁穴。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实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遵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经扬州，访沈业富，留扬州几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儿妇之丧。（按《丁巳诗》注，此乃贻选之妇。）移居民家。八月游湖北，留月余，见史致光。史时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枫墀论学》、《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张介村家传》、《丁巳岁暮书怀》、《与陈鉴亭论学书》、《耆献类征?史致光传》。）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枫墀论学》一书，于考订、辞章、义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论。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足下有志于文，正当益重精学之士。能重精学之士，则发为文章，必无偏趋风气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学须摭实。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 此书可与《原学》、《博约》诸篇参看（沈枫墀名在廷，业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毕制府书》（见刘本补遗）。附五言古诗以祝毕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时，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传》） 长子贻选归自京，先生有《论文示贻选》。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杂著文稿二十一件，名为《酉冬戌春志余草》。（原跋） 此外，是年书信较要者，有《与周永清辨论文法》、《与史余邨论学书》、《与陈鉴亭论学书》、《与邵二云论文》、《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永清论文》、《与家正甫论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荣为先生刊行《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并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别传》）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先生五十三岁。 长孙殇于亳州侨寓。（《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先生去年冬间答沈枫墀书，说：“遥计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业，便须挈此遗绪又作楚游矣。”今年有《与邵二云论学》一书，云：“二月初旬，亳州一书奉寄，屈指又匝月矣。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毕沅）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大概《毫州志》至二月始成书。故先生《与周永清论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 先生对於《亳州志》，自视甚得意，故《与周永清论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亳州志》我未见。据《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则此书不及刊板，当已佚。今从《文史通义》所保存残稿观察，其书盖具二特色：一为人物表，一为掌故。 《人物表例议》（《文史通义》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蔽久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议》曰：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成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先生又有《与史余邨》一书（此篇浙本无之，此据马夷初先生所抄山阴何氏抄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新唐书》以至宋元诸史书志之体不免繁芜，而汰之又似不可，则不解掌故别有专书，不当事事求备也。列传猥滥，固由文笔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顾宁人所指班、马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耳。 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文征之例起于《和州志》，《永清志》详于六书，但掌故未成专书。《阙访》之列传与《前志》之列传，二例亦起于《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简要。掌故之列为专书，确是先生的一大贡献。前此先生论方志，虽自夸得史法，其实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称为史家之“方志”。先生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曰：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此实是志书的大法。 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他说：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又说： 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借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而亡之矣。（《例议》中） 此种议论甚为可笑。《史记》诸书乃后人东抄西凑补成的，故空言多于名物。《汉书》诸志已稍详于名物事实，已非“讨论大凡”了。欧阳《新唐书》以下，记载名物制度之详，远胜前代，此正是史学上一大进步。实斋乃以“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为病，真是说梦话！况且印书术进步以后，重要的书籍皆有刻本，不易遗失。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书》虽简短，难免于亡逸；《宋史》、《明史》虽繁重，终不会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时，删定《和州志例》为《叙论》一卷（今存），删订《永清全志》为《新志》二十六篇（《又与永清论文》、《上毕抚台书》）。《新志》今未见。 由亳州往湖北时，有《家书》七，极有关系： 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但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方纲）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顾，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又不与吾同道。每念古人开辟之境，虽不知殁身之后，历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当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门人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今吾不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于此，独无意乎？ 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邵氏，亦庭训也。 吾於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能生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编《史籍考》。毕沅方编《续通鉴》，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别传》（本传）。 是年抄存杂文中有《郑学斋记书后》及《朱先生墓志书后》二篇，皆甚有关系之文。《郑学斋记》见段刻《戴东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又说，“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岐为异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先生书后曰：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之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 先生此论可谓深知戴氏之学。先生虽常不满于戴，然先生实真知戴者，观此篇可证。 是年抄存《通义》，可考者凡十四篇，已叙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为是年所作者，《家书》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余草》、《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跋陈西峰韭菘吟》、《跋孙香泉读书记》、《史学例议书后》二篇，《书朱陆篇后》。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间草”的《释通》、《答客问》诸篇，皆可推为是年所作。 《答客问》三篇，是先生讨论史学的最重要文字。今摘录于左（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可贵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 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内有《报黄大俞先生书》，和这篇互相发明：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敧轻敧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释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叙“通史”之流别，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论通史的利弊，尤为精到。兹摘录于此：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 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伊古以来，参差如是。……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括。《隋书》、《五代史志》，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 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记，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记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矣。 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 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 何谓忘标目？……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腊月上旬有《江宁金石记序》（据原书）。（《遗书》所载，题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先生五十四岁。 是年仍在武昌为毕沅编《史籍考》。 作《陈伯思别传》（此传亦浙本《遗书》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为作《周书昌别传》。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朱先生别传》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间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与邵二云》（辛亥）、《与族孙守一论史表》（辛亥）、《家书》七篇（庚戌）、《元次山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朱校韩文考异书后》、《东雅堂韩文书后》、《葛板韩文书后》、《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韩诗编年笺注书后》、《韩文五百家注书后》、《宜兴陈氏宗谱书后》、《冯瑶罂别传》、《曾麓亭传书后》等篇。 是年始识胡虔（君）于武昌督署（《胡母墓表》），盖胡虔亦受聘来编《史籍考》也。先生为其母作墓表。（《柿叶轩笔记》卷首《胡虔传》）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县志》。（《横通》） 《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惜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源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文。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无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求不可不慎也。 又《说林篇》云：“道，公也。学。私也。君予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可为此篇“天”、“人”的注脚。又《答客问》说史的目的在“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也是这个意思。 这年有《答吴胥石书》，九月十三再答。（并吴来书皆见《吴氏族谱稿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先生五十五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闰四月，先生著《纪年经纬考》成，有序。后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此书，误题先生之姓为张。（姚名达《纪年经纬考序》） 是年，毕沅《续通鉴》修成，先生代毕沅作书寄钱大昕云： 《宋元编年》（此书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栝。拾遗补阙，商榷繁简，不无搔首苦心。……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特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晋。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稜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遗事之未出矣。……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以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鄙见区区自谓此书差有功于前哲，然眉睫之喻实著书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盖取不敢遽续《通鉴》。……章实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伯恭氏撰辑，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鄙以为……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书中有评论，……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所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今则姑从缺如，未为失司马氏意否？其年经国纬，撮其精要，以为目录，亦岁内可以讫功。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而章实斋乃云：“纪传之史引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就求其说，则欲于一帝纪中略仿《会要》门目，取后妃，皇子，将相，大臣，方镇，使相，谏官，执事，牧守，令长之属，各为品类，标其所见年月，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各帝纪之首，使人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涑水目录举要诸篇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涑水原书，以为编年者法。然续书而遽改原书规模，嫌于无所师授。实斋则言其意本于杜氏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鄙意离合参半，未能抉择。凡此皆就质高明，如何如何？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 此书论《续通鉴》的义例，说的甚明白。但先生后八年作《邵与桐别传》，中有云： 已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文汇》本作“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公未惬心，属君（邵）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乃宾客”以下，《国朝文汇》本作“仅止数卷，杀青未竟，家旋籍没，君之所寄，不可访矣”。） 又先生之子贻选注云： 先师（邵）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 适按，此事有可疑处。《续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丁巳，即毕沅死之年，时邵晋涵已死了一年。毕沅家之抄没在嘉庆四年己未，是时《续鉴》尚未刻成，仅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嘉庆五年，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据嘉庆六年三月冯集梧《续通鉴》序）。是先生作《邵传》之时（嘉庆五年），《续鉴》并未有刻本。先生传中所说，与贻选注中所说，似皆未可凭信。此一可疑。（若据《文汇》本，则毕家所刻，亦仅数卷，与事实相符。）况代致钱大昕书乃壬子所作，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已言“邵与桐校订颇勤”的话（据王昶《与毕沅论续鉴书》，亦谓邵早参与），是邵氏校订之本已成于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时犹用宾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传》之年，即冯集梧买得《续鉴》原稿及残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说邵本“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的话，似亦无据。此三可疑。冯序又云：“毕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处，俱各冠年号，与前已刻一百三卷体例不合，亦姑仍之。”疑当时刻书时，不止一个副本，一为冠年号本，一为不冠年号本。此二本中，冯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毕沅出征时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钱大昕书说此书只有二百卷，今冯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钱大昕作毕沅的《墓志铭》，亦称二百二十卷。岂壬子之后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后说，则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间，成为定本，更可宝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据《钱大昕年谱》，嘉庆二年始为毕沅复勘《续通鉴》。 〔附记一〕《续通鉴》冯刻本二百二十卷，虽署嘉庆二年，实成于嘉庆六年。板存嘉兴冯氏；同治丁卯归上海道应宝时，补刊六十五板；今归江苏书局。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庆二年经训堂刻本”；《书目答问》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误。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记作二百二十卷，不误。 〔附记二〕刻《续通鉴》之冯集梧，为作《苏诗合注》之冯应榴之弟，与先生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为作《奉砚图记》。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于乾隆壬戌），中间得过日多，约略前后自记生平所欲为者，度其精神血气尚可为者有几？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见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 先生对于邵晋涵的期望最深，故时时督责之。又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堕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 但古人云，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既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仆于此役，……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 此书可为《书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今摘录如下：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记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固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宪（即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以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定之或遗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以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这个主张，在我们今日见惯了西洋史学书的人看来，固然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这确是一个很新奇的见解。故邵晋涵答书评此论云： 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圆通篇》始终不曾作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书。 《方志立三书议》的大旨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学别录例议》一篇，即代毕沅论《续鉴》书中所说《别录》的例议。其大旨分二种办法。一为纪传之史的别录： 于纪传之史，必尚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得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 一为编年之史的别录：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名目，注其终始年月。……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 是年夏，先生长子贻选自亳州入京，访周震荣于固安。秋，先生嘱访张维祺于单县馆次，冬十月，周震荣卒。（《张介邨家传》、《周筤谷别传》） [book_title]《章实斋先生年谱》（五十六至六十四岁）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先生五十六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时，仅携一妾自随，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归会稽，先生所藏书之大部分亦于此时寄归，先生在湖北买楠木书橱十二只，寄归收藏精要书籍。（《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有《与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据《内藤目》），题下有“癸丑录存”四字）。自壬子以来，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知起于何年；按先生代毕沅作《通志序》，所说年代，甚不分明。初看来，好像《通志》始于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又说“凡再逾年而始得卒业”，据此，则又似《通志》始于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屡见于《遗书》中，如《李清臣哀辞》、《孝义合祠碑记》等。以“再逾年”之语推之，当成于癸丑甲寅之间。先生在这几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几种府县志。（一）为《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为书二十四篇：纪二，考十，表四，略一，传七。别有《文征》七卷，《丛谈》一卷。（《为毕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为《荆州府志》，名为知府崔龙见撰，实亦先生所撰：首纪，次表，次考，次传。亦附有《文征》及《丛谈》。卷数未详。先生且亲到荆州。（《为毕制府撰荆州府志序》）；参考《复崔荆州书》。）（此二志年岁不可考，《荆州志》大概成于癸丑甲寅之间，故《复崔荆州书》有“鄙人又逼归期”的话，当即指甲寅年离湖北。故附记于此年。） 是春，草稿册名《癸春存录》。又有《癸丑存录）。（浙本目） 是秋，先生节抄友人王凤文《云龙纪往》为《云龙纪略》，字句多不尽同，而事实无稍去取。（《纪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先生五十七岁。 是年《湖北通志》脱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毕沅入觐。（《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钱大昕、毕沅墓志。） 毕沅入觐时，嘱先生于湖北巡抚惠龄。惠龄不喜先生之文（《刘湘煃传跋》），余人谗毁先生者亦甚众。时有进士嘉兴陈熷者，乞先生推荐为“校刊”之事，先生为宛转荐于当道，以为“校刊”不过校正字句之讹错而已。不意陈熷受委后，即大驳《通志》全书之不当，以为宜重修。当事大赞赏其议，批云：“所论具见本源。”先生大愤。及毕沅回省，令先生答复陈议，先生著有《驳陈熷议》一卷。（《方志辨体》，《丙辰札记》） 是年，八月，毕沅以湖北邪教案奏报不详实，被议，降补山东巡抚，并罚交湖广总督养廉五年，再罚山东巡抚养廉三年。（详见《东华录》乾隆一百十九） 毕沅既去，先生亦离湖北。时《通志》问题尚未解决。有蕲州陈诗者，曾以十年之功，著《湖北旧闻》一书，独赏识先生之书，以为非苟作。时陈诗居武昌府知府胡齐仑幕中，胡请于当道，以《通志》属陈校定。先生亦自幸此书落陈手。临别时，陈语先生云：“吾自有书，不与君同面目。然君书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议得失也。吾但正其讹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丙辰札记》，风雨楼本，页三十八。） 《湖北通志》全书分四大部分： 一、《通志》七十四篇： 二纪：（1）《皇言纪》，（2）《皇朝编年纪》。（附前代） 三图：（1）《方舆》，（2）《沿革》，（3）《水道》。 五表：（1）《职官》，（2）《封建》，（3）《选举》，（4）《族望》，（5）《人物》。 六考：（1）《府县》，（2）《舆地》，（3）《食货》，（4）《水利》，（5）《艺文》，（6）《金石》。 四政略：（1）《经济》，（2）《循绩》，（3）《捍御》，（4）《师儒》。 五十三传：（目多不载，看《遗书》十四。） 二、《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分四目：《官司员额》，《官司职掌》，《员缺繁简》，《吏典事宜》。 户科分十九目：《赋役》，《仓庾》，《漕运》，《杂税》，《牙行》等。 礼科分十三目：《祀典》，《仪注》，《科场条例》等。 兵科分十二目：《将备员额》，《各营兵丁技艺额数》，《武弁例马》等。 刑科分六目：《里甲》，《编甲图》，《囚粮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分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铜铁矿厂》，《硝矿》，《工料价值表》等。 三、《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录正史列传》。 乙集上下《裒录经济策画》。 丙集上下《裒合词章诗赋》。 丁集上下《裒录近人诗词》。 四、《丛谈》四卷： （l）《考据》，（2）《轶事》，（3）《琐语》，（4）《异闻》。 先生后来以箧中保存的《志》稿，汇订为《湖北通志检存稿》二十四卷，今浙本《遗书》之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卷是也。又《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编为《遗书》卷二十。观此诸卷，可见全书大凡。今录一序一书，以见先生著书之主旨： 《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此题从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本） ……臣愚以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则，欲其可以诵而识也。……今参取古今志义例，剪截浮辞，禀酌经要，分二纪，三图，五表，六考，四略，五十四传，以为《通志》七十四篇，所以备史裁也。臣又惟簿书案牍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职，《周官》不废。汉臣贾谊尝谓古人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前人以为深于官礼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钱谷甲兵之数，志家详之则嫌芜秽，略之又惧阙遗。此坐不知小行人分别为书之义也。今于《通志》之外，取官司见行章程，分吏户礼兵刑工，叙其因革条例，别为《掌故》一书，凡六十六篇，所以立政要也。臣又惟两汉而后，学少专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经而有义解，非史而有传记，非子而有论说：无专门之长，而有偶得之义，是以尚选辑焉。志家往往选辑诗文，为艺文志。不知文艺仿于汉臣班固，乃群籍之著录，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选诗文，亦失古人分别之旨。今于本志正定艺文著录，更取传记论说诗赋箴铭诸篇，编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别为《文征》一书，所以俟采风也。 昔隋儒王通尝谓古史有三：《诗》、《书》与《春秋》也。臣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古者各有师授渊源，各有官司典守。后世浸失其旨，故其为书，离合分并，往往不伦。然历久推衍，其法渐著。故唐宋以来，正史而外，有《会要》、《会典》，以法官礼；《文鉴》、《文类》以仿风诗。盖不期而合于古也。惟方志厘剔未清，义例牵混，前后一辙，难为典则，不足以备国史要删。臣忝为旧史官，……用是兢兢与从事诸臣丁宁往复，勒为三家之书，以庶几于行人五物之义。他日柱下发藏，未必无所取也。 先生自跋（此跋但见于灵鹣阁本）云： 此序虽为拟笔，实皆当日幕中讨论之辞。制府欣然首肯，且矜言于众，谓于斯事得未曾有也。呜呼，知己之感，九原不可作矣！ 先生与陈观民工部（即陈诗）论《史学》及《湖北通志》书云： 仆论史事详矣。大约古今学术源流，诸家体裁义例，多所发明。至于文辞，不甚措议。盖论史而至于文辞，末也。然就文论文，则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譬之品泉鉴石，非不精妙，然不可与测海岳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谓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是故文献未集，则搜罗咨访，不易为功。……及其纷然杂陈，则贵决择去取。 仆于平日持论若此，而《通志》之役则负愧多矣。当官采访者，多于此道茫如，甚且阴以为利。……府县官吏疲懒不支。其有指名征取之件，宪司羽檄叠催，十不报六。而又逼以时限，不能尽其从容。中间惑于浮议，当事委人磨勘。……以此败意，分其心力。然于众谤群哄之际，独恃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无所摇动，用其别识心裁，勒成三家之书，各具渊源师法，以为撰方志者凿山浚源；自诩雅有一得之长，非漫然也。 夫著述之事，创始为难，踵成为易。仆阙然不自足者，传分记人记事，可谓辟前史之前蹊矣；而事有未备，人有未全。盖采访有阙，十居七八；亦缘结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鲜暇豫，不得悉心探讨，以极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 《文征》之集，实多未备，则缘诗文诸集送局无多，藏书之家又于未及成书而纷纷催还原集，是以不得尽心于选事也。然仆于文体粗有解会，故选文不甚卤莽。……至于诗赋韵言乃是仆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己无所与。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贿，无所不至。恶劣诗赋不堪注目者，仆随时删抹；而奸诡之徒又贿抄胥私增，诚为出人意外。然仆毕竟疏于复勘，当引咎耳。惟是史志经世之业，诗赋本非所重；而流俗骛名，辄以诗赋相请托。情干势挟，蜂涌而来；督府尚且不能杜绝，何况馆中？仆是以甲集选辑纪传，乙集选集议论，而诗赋特分于丙丁二集：丙集专载佳篇，丁集专收恶滥；譬居家者必有厕圊而后可以洁清房舍！他时势去人亡，则丁集自可毁板。此中剧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尽如仆意也。 ……第有稍进于足下者。……前日奉质《顾天锡父子列传》，全出《白茅堂集》；其文几及万言，而仆所自出己意为联络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袭原文，可复按也。然周窥全集而撷其要领，剪裁部勒，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