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book_author]陈恭禄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59483 [book_dec]《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的代表作，是一部简明、客观、朴实的日本通史类著作。全书将日本两千多年的变迁历史，浓缩于短短的20万字中，对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社会演变等内容，其要言不烦，字字珠玑，是读者了解日本历史不可或缺的经典读本。 全书共分二十四篇：第一篇至第六篇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地位、民族的由来以及社会的演变等内容；第七篇至第二十四篇分述日本从幕府统治时期到明治维新后，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此外，书中还列出了一系列参考书目，以供读者进行参考研究之用。 [book_img]Z_6825.jpg [book_title]自序 中日关系之重要，二国人民无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国情形，刊行书籍，不知凡几。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得，作者斯书，亦欲少补其缺耳。全书共二十四篇。第一篇，详言日本地位。第二—六篇，略叙民族之由来，社会之演进，帝权之扩张，大化之改革，外戚之专横，武人之消长，耶教之盛衰。其中关于中日交涉，蒙古征伐，丰臣侵韩，多详载之，容或能补本国史之缺遗。第七—十一篇，分述江户幕府之制度，文学，通商，武士及其归政之原因。第十二—二十四篇，记载维新后之内政外交：首述归政后之政策，立宪之运动，宪法之内容，内阁议会之冲突，海陆军之扩充，工商业之发达，经济之状况，外交之政策及中日战争；次载战后藩阀政府，内政发达，外交胜利，日俄交涉及其战争；继叙明治末年国势之膨胀，侵略南满，兼并朝鲜，亲善俄国及日美问题；末言最近时期内之内政外交，及其国内之重要问题。 日史上自民族之迁徙，下迄今日，其间事实，至为繁杂。作者不能一一述之，自有删遗。惟念史者所以记民族间各不相同之演进，若述其一切活动，则与社会学无异，事实上殊不能行。历史学者，取其不同之事实而书之；其目的则将人类已往之知解告知读者，使其深明今日之状况困难所由来，而将有所改革，趋于进步。是以历史书籍之价值，首在其材料之丰富可信；及作者有批评指导之能力，将其所得之史料，慎密选择，编纂无关系之事实，而能贯通，推释其故，使读者明知当日之状况：此历史学者公认之标准也。中国史家，知此者鲜。作者无所凭依，轻于一试，自知其不能如标准所定，惟愿他日有识力较强者能为之耳。 著作之先，颇感困难者，厥为免去成见。中日之恶感已深，吾人尝有排日之思想。历史异于宣传书籍，不能为意气所动，成见所拘；惟当按其事实，不作偏论，此历史学者共守之信条也。作者固非历史学者，但认其义之正当，扫除偏见浮辞，殊不知其能否成功也。其或与读者意见不合，希审思之，自判得失，作者毫无强人从己之意。 所用参考书，多为中日英美学者所著。作者较其所载之事实；核其言论之是非；研求学者之才能知识，著书之目的，著于何时何地，受何影响及有无偏见（间有一二，不能尽知），然后始敢取材。至于评论，毫不为其所拘。其有相同者，或与作者所见相同，皆由作者负责。兹为便利读者购参考书之计，谨将重要书籍，略加批评，胪列于后。其非历史专书及无重要价值者，皆不附录（杂志除外）。 斯书之成，多由于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教授之指导勉励，承其借书，蒙其批评及作序文。程善之先生校阅草稿半数。吾弟恭祯及同学章德勇君多有赞助，皆深谢之，谨书于此。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陈恭禄序于金陵大学 [book_title]第一篇　日本之位置与其地理上之影响 日本居太平洋西部，当亚洲大陆之东；北界俄属冈札德加半岛，状如长蛇，蜿蜒而南，迄南洋群岛，长约七千里。中部为日本群岛，岛数约近三千；其大者为虾夷、九州、本州、四国四岛。虾夷在北，中有阿奴Ainu土人；今皆驯服，日人迁居其地者日众。南部函馆，昔时美俄商货往来，萃集于此。其南本州，四岛中之最大者，国都东京在焉；地势平衍，民物殷阜，政治、文化之中心也。旧都西京（即京都），僻近西隅，街市整列，名迹林立。横滨、大阪、神户为重要商埠，轮舶麕集。南端下关（即马关），隔海与九州相对。九州海岸屈曲，附近小岛星罗棋布；长崎在其西端，港阔水深，自我国往日东部者率取道于此。九州西北为四国，则四岛中之最小者。九州之南，有琉球群岛，散处海中，若长带形；位当我江苏、浙江、福建之东，为自三省东航者之冲要地；本我属国，惜已并于日本。迤逦而南，至台湾，台湾之西，即澎湖列岛，实我福建门户也；中日战后，亦皆由我国割让于日。虾夷之北，为千岛，与冈札德加半岛遥遥相望；当明治初年，日俄争为己属，交涉久之，乃以库页岛归俄，千岛归日。日俄战争之后，俄又割库页岛南半与之。其地寒冷，居民稀少，而渔业尚盛。本州之西，朝鲜半岛，旧亦我属国也；历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之后，初为日属，一九一〇年，卒归并焉。其面积约当日本群岛之半；由是日本领土，西隔图们江、鸭绿江，而与我为邻。且自日俄战后，我之旅顺大连，由俄转租于日；南满安奉铁道，亦移转而握于日人之手，东三省之主权，不啻与日共之。日本东南，有小笠原群岛，于明治时，日本收为己属。欧战之后赤道北之德属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列岛，归其管治，日本势力遂益伸入于太平洋中。 日本本部为库页、昆仑两山脉所构成：库页，自北渡海而南，昆仑，自我福建渡海而北，山峦重叠，地势高低往往悬殊。山之最高者曰富士。其巅积雪，一白如银，自海上望之，出没云间；旭日破晓，则现黄金色。太平洋沿海之高峰，多属火山。据近日调查，火山之犹活动者，为数十九，熄灭者，约三百余。每岁地震平均计算，共五百余次，往往毁屋伤人，为害甚烈。一九二三年，东京地震，损失之大，尤属可惊。统计全岛，山地约占面积三分之二，沙砾散布，溶石犹存；可耕之地，不足三分之一。且以地面狭长，河流无曲折之势；高山又直列于中，自高趋下，水流极速，一泻无余，故无舟楫之利。惟火山左近，温泉甚多，沐者可疗癞疾。湖之负盛名者，首推琵琶湖，在西京之东；绿树蓊郁，清波沦漪，游客争集焉。朝鲜台湾亦多山地。朝鲜山巅，犹有火山遗迹，惟久不喷发耳。 日本南部受赤道黑潮之温流，北部受寒带之冰流，中有高山起伏，故气候随地变异。千岛、库页纬度已高，夏短冬长；严寒之日，北风砭骨，玄冰助威。虾夷受冰流影响，地亦苦寒；每当九月之初，西北冷风，自西伯利亚而来，势极凶猛，摧草落叶，地冻水冰，霜雪偕至；直待来春三月，方稍和暖。黑潮自吕宋而来，环绕琉球、九州、四国以至本州。本州东岸，冷风所不能及，气候和煦，冬少冰雪；时有贸易风夹雨而来，一岁之中，降雨常至一百五十余日。西岸则受冷风影响，霜雪较多；中部风为山阻，气候少变。朝鲜南部，天朗气爽，冬令寒甚；汉江冰冻，常逾三月。惟春秋二季，草木畅茂，天气温和，为一岁中之安乐时节；一入夏季，高山蔽风，内地又苦旱热，炙人肌肤。台湾地跨热带，暑期长而寒期短；自四月至十月之间为暑期，气候热甚；寒期略和。又台北山巅，间见白雪；台南暑期，时常阴雨，气候尤热。 物产随气候而异；草木极其繁茂，凡三带植物皆有之。就中虾夷为产麦豆之区；本州重要产品，为米棉丝麦等；九州四国天气和暖，尤宜于米棉烟草。惟土地狭隘，可耕者又少，所产谷类，不足以供养人民；又以不适豢牧，故畜产极不发达。马身颇小，不足以供驰驱；牛仅为耕种之用；羊属尤少；惟犬猫较多。野兽之中，狐狼最夥。朝鲜境内，家畜推鸡犬豕马牛驴为盛，其南部所产者，尤负盛名。山中多虎，力大而猛，人民之居近山者，常为所噬；亦间有猎之以为生者。虎皮丰厚，价值昂贵，肉可以为食，骨可以为药。次于虎者为熊鹿，亦负盛名。农产，米麦豆等为输出要品。台湾之地，宜于米茶豆等；近更疏浚水利，开拓荒地，产米之量，岁岁增进。台北各厅，凡斜倾之丘陵，灌溉困难之区，皆为茶园。全岛位置气候，尤适于甘蔗；当局力与援助，设立试验场等，种植日良，出产日多。龙眼、樟脑，亦为本岛重要产品。先是畜产不甚发达；由官吏力为提倡，洋豚、印度牛等，因以输入，蕃殖繁衍，其前途未可量也。 日本海岸屈曲，小岛林立，而温流又环绕沿海两岸，鳞介之类因而繁盛。人民之居近海岸者，习闻波涛之吼声，惯见舟楫之破浪，幼而游泳，没水取鱼，恬不为怪，故从事于渔业者甚多，渔业遂为重要职业，鱼肉更为家常食品。自明治以来，渔船构造，日益进步；而琉球、台湾、澎湖、库页，鱼产丰富之区，相继收为己有，故业渔者增至一百五十万人以上。此辈习于驾舟，虽在惊波骇浪之中，视之无异于陆居；故有所谓“天生水手”之称，其技能之优，有足多者。又日本自古以农立国，农为重要职业，今耕种者犹多；专治桑蚕茶棉者，数逾百万。惟人口增进极速，而土地有限，苦于不能更事扩充。明治中叶以后，工业益进，作工于工场者日增。欧战时更为发达，贸易额随之俱长，而经商者日益众。 日本岛数三千，彼此相距，仅有一水之隔，小舟可以往来；因交通便易，而风俗言语、思想习惯，无大径庭，俨然纯一之民族也。地多湖泊，气候适宜，草木茂美，山川明秀，故人民富于美观，美术图画，殊为发达。其移居于国外者，爱念故乡之心，亦甚坚强。又以其地位孤立海中，惟本州南隅、九州西岸，中隔海峡与朝鲜相对，在昔航海之术未精，异国人民，怵于风涛之险，不易侵入，一姓君主，遂得绳绳相继，居人因有自负之心，颇借以发其忠君爱国之念。然其舟楫亦常往来大陆，我中国之学术、政治、历史、文学、技能，因以输入，明治前之日本，一大陆化之日本也。明治以来，日本与大陆之交涉，日益密切而纠纷，其侵略政策，亦由其地位使之然欤！ 前文所云可耕之地，约占全岛三分之一，以此为比例，则日本当推为世界人口最密之国之一。但其殖民之能力，苟以之与英人相较，迥乎不及，故自得台湾朝鲜等地后，政府鼓励殖民，而移居者，寥寥无几。其在美国及澳大利亚者，以黄白人种生活程度之各异，多招仇视。今美国已禁其劳动界入境；人口问题，诚为今日日本最大之问题，亦最难解决之问题也。野心之政治家，固尝欲侵略我中国，垄断其权利；但不过引起吾人之恶感，为全世界所共恶而已。侵略政策，已归失败，其暂可解决者，惟有扩张工业，以工立国之一途；近已从事于此。前谓川流甚急，无舟楫之利，但已利用之发电以制造货物；沙砾山地，亦已培植森林。然仍有不能解决者，工业发达之后，市场必在大陆，民间食物，亦必来自大陆，日人之生命财产，将皆系于大陆民族之手，殊非细事耳。更进而言之，煤、铁、原料三者为工业之母，而日本皆不足，必赖大陆供给，尤以铁与原料为甚；海上输运，则恃海军保护；日本海军，今固甚强，其奈大陆之恶感何？吾人殊惜其不能与诚心中国互助也。 [book_title]第二篇　佛教输入前之日本（?—552A.D.） 神武天皇（日本第一代天皇） 日 本第一代神武之开国，在西历纪元前六六〇年，而其最古之历史存于今者，若《古事记》，乃作于纪元后七一二年，《日本书纪》，乃成于七二〇年；由此著述时代以溯前，初无记录，盖日本文字于开国千年后，方由我中国输入也。夫以千余年后之作者，追记上古事迹，其材料自多采之民间相传之神话、迷信，则其价值可想而知。其载开国也，略谓混沌之初，天地之中，忽生一物，状如苇芽，变化为神。神神相继，皆系偶生；中有二神，立于天桥，以矛探海，其矛水滴凝而成岛。二神降居，遂生大洲、山川草木、天照女神（即天照大神）及其弟等。天照之孙，是为神武天皇，女神赐以镜、玉、剑各一，是曰三种神器，为万世一统之征；神武因起东征而开国焉。此类传说，以《古事记》为最多；《日本书纪》且多有取材于《史记》《汉书》者，例如纪元前八八年，天皇诏曰：“远方夷狄，不奉正朔。”此不过采我史语，托诸日皇之口以出之。按日本历书，于五五四年，自朝鲜输入；先是国中但以花开为春，叶落为秋，无月无年，安有所谓正朔耶？故欲从其上古历史，研究日本民族之来源，君主威权之生长，与其人民生活之状况，殊不易易。近世学者竭其毕生之力，从事审究骸骨之状态，古物构造之形式，与夫言语风俗之变易，于此问题，但略有所证明。惟近于佛教传入时代，距作史时期不远，其事有可信者。兹分述考古学者之结论，日本社会之演进，以及与大陆之交通，如下。 日本之土著，为阿奴种族。考古学者，谓其来自亚洲大陆；或以为虾夷北部与千岛相近，西端与库页岛为邻，风平浪静之时，小舟可通往来，阿奴当由此渡海也。据阿奴传说，岛中尚先有土人，形状短小，穴居野处，后自灭绝。至阿奴之自述其先祖也，则谓亚洲某王，生有三女，幼者与情人，潜渡而至岛中，遂家居焉；此说虽不足信，但与来自亚洲之说吻合。其后生殖益繁，渐徙于气候和煦，草木畅茂，禽兽众多，生活适宜之地，遂衍殖于本州各部。今本州山川湖泊，其地名犹有仍土人之旧者；而北部地中所遗骸骨，一切构造状态，有类今居于虾夷之人。大抵土人身体各部颇为均称，惟略短小；面多须发，有若毛状，古书中或以多发人称之。其生活简陋，以渔猎为主，终日追逐于山林湖泽之中，体力强健，而乐于战斗。方日本民族之东渡也，其人迎战甚力，后卒被驱于本州北部；其降服者，则为奴隶。阿奴云者，土语狗之义也，日人恶之特甚；其后益蹙，遂退居于虾夷。今散居于虾夷、千岛、库页者，不足二十万人，而生活状况，一如昔者。 日本民族，盖自亚洲大陆来者，或谓其先居处近西伯利亚；迨后南徙朝鲜半岛，乃为土著所同化，风俗言语，相类者甚多；最后经对马而东渡九州。其东渡也，分两时期：先至者，生活状况与阿奴相近，渐逐土人而北；其后至者，文化较高，生活状况与朝鲜南部之人民相类。日本古墓，尝有绿玉，此类饰品，为上古时代朝鲜半岛之装饰；其短刀武器，相似尤甚。或又谓马来民族，亦尝由琉球北至日本，此说仅根据于古时祭者沐浴于冷水之中，以示清洁虔诚，此俗习见于马来半岛；但不为多数学者所信。至吾人传说，亦谓徐福尝至日本，惟无确证。要之，日本民族，必由数种血胤混合而成，可无疑也。彼等已入岛中，历久战争，乃卒屈服土人。土人中之战败被俘者，固收为奴隶；其不战而服者，亦因而安之。所俘妇女，则没为战士妻妾，多妻制度，乃大盛行，至于汉时犹存。陈寿记其俗曰：“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斯可见其血胤之杂乱矣。今之日人，犹可分为两类：居于本州北部者，面部宽大，腮骨突出，鼻尖凹下；其在南部与九州四国者，面长鼻高，容貌清秀，身部均称。前者多为贫民，后者多为富商权贵。就全体而言，日本人民甚为短小，男约五尺三寸（英尺），女近四尺十寸。首部伟大，占全身七分之一，而腿部殊短小，此其与吾人不同者。然使易其衣服，而与吾人同行于伦敦、纽约，欧美人尚不能辨别其为华人日人，以日人固黄种也。 当日人之侵入岛中也，须讲求抵御攻击之法以自卫；且欲战争胜利，必推能战之士以为首领，而人民亦乐于服从。战争经久，则首领之威权愈重；其战胜者，又夺土人土地，而小国酋长之形势以成。其继也，互相攻伐，杀人争地，终于小臣大，弱臣强，斯天皇统一之雏形渐具矣。据日史所载，神武为天照女神之孙，天照时期，犹为神代，相距数世，何能遂使“邑有君村有长各相陵轹”耶？此不过证明所谓神武天皇者仅一酋长之雄耳。迨其战胜，遂乃割裂土地，分封其子弟功臣；若不战而降者，因而存之，其叛逆者，又以兵讨之，于是诸侯奉命唯谨；天皇亦竭力尽其保护之责，诸侯遇敌侵入，辄率其众以助战，凡受斯惠者，常以其地奉皇。承平之时，皇言若令，诸侯有相争夺者，归皇判决，天皇更得利用时机，其曲直时以爱恶衡之；而得直者，复以土地酬皇。皇室之地日增，人民益众，兵力盛张，而威权独尊矣。天皇又自信其为神之子孙，皇族不与臣下为婚姻，官吏不与人民通嫁娶，惟恐渎其先祖，而使他人得沾染其神种。故官吏皆为世袭，而人民自处于被治阶级，习焉相安，遂为明治以前二千余年政治上之金科玉律。 天皇既以神之子孙自尊，更进而为宗教上之领袖，于是祭社乃为大典。每当新谷登场，天皇则躬临祭祀以答神休。斯时天皇虽判决争讼，而民间并无法律；惟毁田禾、平绝沟洫、抛弃五谷者，谓之逆天；不孝父母、伤害人命者，谓之犯罪。其罚如陈寿所述：“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所谓轻重，不过概以习惯为衡。人民又常自以械斗，决定双方之曲直。尤可异者，当四一二年，贵族名称犹杂乱无序。其时贵族中有以神之宗支而争权位者，倾轧益烈。第十九代允恭天皇乃置大锅，中贮沸水，下焚以薪，诏争者置手水中，伤者罪以不道，其事遂寝。至于皇室费用，概取给于人民及诸侯之贡物，人民有为皇室工作之义务，若建筑宫室之类。天皇死后，所有仆役，概杀以殉。新君嗣位，则别筑新宫，若以故皇之灵，犹在宫中，不可不回避者。 封建时期，人民隶于诸侯，以渔猎为生。《三国志》载：“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即此可见其概。迨后生殖繁衍，始从事耕种，但多以奴隶为之。其所植者为稻，史中又载及麦菽之类。其他重要食品，为鸟兽鱼鳖果蔬等；烹调之法已备。其衣服之见于古史者，名目繁多，以桑皮麻属为之。《古事记》载天照女神躬自缫丝，可见其时已有纺织。房屋殊简陋，无窗牖，无烟囱，其形状无异非洲黑人之土屋。家中女子，惟事炊作。婚姻则同姓可以嫁娶，有以异母兄妹为夫妇者。其始，婚时男子居于女家，盖当时女子地位颇高，若天皇亦自托为天照女神之后也。但此不便于男子，不久则降妇以随夫矣；女子地位已低，因而夫可有妾，而妇不许淫妒。生子之时，产妇居于黑暗小室，无人侍问，若以为生子乃不洁之事，遇日光则遭神谴，而侍之者亦不祥。一族之中，主仆之阶级极严。俗尚文身，而以奴仆为尤甚。 日本民族自以为天神之子孙，其说深入人心；迷信力之大等于犹太人自谓“上帝之选民”，德人自夸为“优秀民族”。学者哈伦（Heorn）谓群雄分立时代，酋长各祀其祖与境内之神祇以祈福免祸，其战胜者因谓之天助，败者亦归之神怒。狡黠之天皇，乃托于至尊至上受人民崇拜之日神而为其后胤，有不服者，辄讨而伐之，卒开帝国之基。一般贵族，更附托于神子神孙。于是日月星辰山川雷电概目为神迹；五谷果实树木花草，皆为神所主宰；水旱疾病，无非触神之怒，苟虔诚祭祀，即可以免。充其类之所至，世间无物非神，信如日人之自夸其国为神国也，而神道乃兴。神道者，崇拜自然界之物，而谓其动静影响皆神之意志所为也。其为教也，无高尚之哲理以陶冶人心；无祈祷之礼节以约束行动；后因天皇建庙而民间效之，庙数乃增。陈寿亦尝记其迷信之事于《三国志》中，引之如下： 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 前述日本民族，自朝鲜东渡，其往来情形，无从详考。今所述者，为此时日本与大陆之关系。周初，箕子封于朝鲜（今平壤）；中国文明，因得输入朝鲜之北部。汉时，武帝灭朝鲜，分其地为四郡，遣吏治理其民；中国学术，乃传入朝鲜之南部。日史记二〇〇年（当汉献帝时），熊袭人叛，新罗助之。十四代仲哀天皇率师往讨；其妃神功皇后，从之出征，知新罗之助叛人也，请先伐之，不从。仲哀寻崩于军。妃谋于大臣，秘丧不发，径征新罗。新罗君臣，见其军蔽海而来，大恐，遂乞降，许之。既而高丽百济亦降，皆朝贡于日，三韩遂为属国。后百济尝贡良马，此事未载于韩史，其确否不可知。但据地质学者之说，日本先无驹马，其后来自大陆，此虽不能证明韩之屈服与否，亦可见当时日本与大陆之交通必繁。古史又载百济王遣其子阿直岐入贡，其人精通经典，天皇令皇子从之学经。阿直岐更荐学者王仁至日，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贵族子弟因从之游；更有组织学会，深究中国文学历史经书者。斯可见日人渐与中国文化接触，或动其钦仰之心，如陈寿所述“汉时有朝见者”欤？抑或当汉末纷扰之际，学者有避难至日而复归国者，故能道其详欤？历史家有谓中国之商人尝以贸易至日者；细察陈寿之《倭人篇》，其所载事实，虽不能尽信，但于日人风俗生活，述之颇为详晰，非臆想杜撰所能，斯可断中日之间已曾交通往来矣。 晋末，高句丽、新罗、百济分据朝鲜半岛，鼎足而立，互相攻伐。日人因利乘便，曾于新罗百济之间，据有任那之地，驻军守之。其兵果敢善战；百济逼于强邻，国势衰微，其王故善事日皇，借求援助，朝贡殷勤。新罗惧百济之与日本相亲也，谋之益急，诱任那守将据地以叛；战争乃起。日人数败，而高句丽又侵入百济北部，百济土地，日益穷蹙，几至灭亡，卒赖日本之助以复国。当此纷扰时期，半岛久无宁岁，难民至日者极众。其人多具技能，日人时无工艺，甚敬重之。因归者不愿受诸侯之虐，天皇更恐其为诸侯所用，乃听其组织职业团体，垄断一业，无异于印度阶级制度。凡一团体，必有首领，由天皇委任，而受其保护管辖，终于其身。苟继者无人，则团体自将解散；但解散者少，后且以之纪念皇室之功绩，团体之数骤增。其直接影响，则使技能之士属于天皇，天皇之威权以隆，渐开改革之基。 宋史载：“倭王遣使朝贡，以为安东将军。”日史记：“雄略十二年，始建楼阁，遣使于吴索工。后二年，吴人来献女工。”按雄略十二年，为宋明帝泰始四年（西历四六八年），所谓吴者，其指南朝耶？意日人有求于宋，必卑辞厚币，宋因赠之女工，安有所谓献耶？要之，当时日人已颇悉中国情形，岛国与大陆之交通又进一步矣。 [book_title]第三篇　佛教输入后之改革时期（552—857） 上 篇述日本由朝鲜输入中国之文化，贵族中有研究中国文学者。自后，日本与半岛间之关系，日益密切；日人之至朝鲜者，又渐与印度文化接触。其时半岛盖已化为佛教国，士之自彼来归者，或言佛教于其主，而苏我氏方为文官，争罗才能之士，士多出其门；佛教亦赖其力以流传于日本。方五五二年，百济献佛，史始记之，其基础之立实已久矣。先是，自百济王复国以来，境地穷蹙，强邻时侵，其王乃以其所崇拜用金银合铸之佛像与幡盖佛经入献；并附表颂佛功德，其中有云：“佛学高深，远过孔子；凡信仰者，国家兴隆；治其学者，可明哲理。近传布于三韩，人民无不信者。”二十九代钦明天皇见使者于殿上，译知表文，欣然色喜，曰：“自有生以来，朕未之闻。”复顾谓朝臣曰：“盍受之乎？”世司祭祀兼掌兵权之物部氏奏曰：“国家世祀天地百神，今受佛像而礼之，佛蕃神也，必致神谴。”苏我稻目则请受之；天皇遂以赐稻目，礼之于家。会国中大疫，物部氏奏曰：“此神怒也，必毁佛像。”天皇许之，乃夺佛像于稻目之家，而投诸江。是时二族交恶，倾轧殊甚：盖物部掌兵，苏我执政，固不相容；苏我门下多知能之士，稻目因欲借佛教以削物部氏祭祀之权，愈益水火。后百济又献佛经、僧徒、工匠，朝廷监于神怒，不礼其使。至稻目之子马子私得佛像二尊，造寺供之，聚僧设斋。俄而疫又大作，民有死者。物部氏劾其私信佛法，聚僧惑民，复致神怒，请焚佛寺，拘留僧徒；天皇许之。既而马子寝疾病，奏请祷佛，乃还其僧。马子寻愈。会钦明之子三十一代用明天皇，于五八六年嗣位，其母稻目女也，深信佛法。即位之初，忽得疾病，意欲奉佛以求长年，谘于群臣。物部氏坚持不可；而马子主从皇命，因延法师，入宫祈祷。物部氏意殊怏怏，见于辞色，俄闻马子意欲害己，乃备兵自卫，惟其党有被杀者。未几，皇崩。时嗣位未定，物部氏欲立素恶佛教者；马子不可，密与五皇子谋，共起兵讨之，围物部氏于城堡之中。是役也，厩户皇子随军从战，攻而克之。信奉佛教之崇峻天皇，因得嗣位。 推古女皇（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天皇） 崇峻素恶马子专横，阴欲除之。即位五年，为马子之党所杀。苏我氏之女敏达皇后嗣位，是为推古女皇。推古立厩户为太子，兼总万机，所谓圣德太子也。太子天资英敏，博览典籍，深羡中国文化，尤好佛学。年十五时，披发从军，讨灭物部氏；及为太子，年仅二十有一。推古即位之初，立旗帜，制衣冠，定服色，明贵贱；分群臣为十二级：曰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明年，颁布法律，共十七条（日人谓之宪法，实非宪法），规定臣下事上之义，一本于忠君报国之说。例如第七条有云：“天皇为一国之君，臣下不可复事他人。”此类学理，皆采自我中国，而日人奉为金科玉律。其中有吾人所无者，为第二条保护佛教之律。自今观之，此种法律之有无，殊无足重轻。惟时日人无上下之分，贵贱之序，天皇犹一酋长耳，诸侯时有觊觎之心。自法律颁布之后，君臣之分以定；臣下有谋叛者，则罪以大逆不道。于是，诸侯不敢专恣，内争因而减少，秩序得以维持，工艺遂日进步。太子知朝鲜之学术来自中国，遂于六〇七年，遣小野妹子出使于隋。其国书有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不悦，然犹使裴世清报之。其高向玄理及僧旻等因随至中国求学。太子暇时尝与大臣共撰国史，今已遗失，但亦可以略见其学术与见识矣。惜不久而薨；薨时，市民哭泣，若丧慈母。 太子薨后，水旱相继，五谷不登，野有饿莩；疾疫流行而盗贼蜂起。于是时也，国无贤君，不足以应变，政治大权，益旁落于苏我氏之手。至马子之子虾夷，矫诏废立太子，擅戮大臣，建筑宅第，拟于宫殿，子弟有自称太子者。更聘朝鲜知能之士以为心腹，聚阿奴之善射者以为侍卫；其犹未篡者，特需时耳。有中臣镰足者隐知其谋。镰足之先，党于物部氏而失其权，故恶苏我氏特甚；且知皇子中大兄可与有为，因欲结之。会皇子蹴球，中大兄用力过猛，鞋应球落。镰足在侧，趋前拾之，因跪以进，遂相亲昵，定为至友，托讲经为名以谋诛苏我氏。时虾夷年老，其子入鹿执政，专戾益甚。镰足侦知苏我族中有与入鹿有隙者劝中大兄婚其长女，皇子从之。婚时，新妇于母家失去，幼女自请代之；婚成，因引以为内援。未几，三韩使者来贡，入鹿入朝；中大兄命锁宫门，聚入鹿之卫士于一所，若将颁物以赏赐之者。而自执长枪，隐于户侧；镰足则持弓矢从之，且先命其党，藏利剑于贡物之中。读表文将尽，皇子直趋殿中，刺入鹿之肩，其党复斫其足。入鹿无力拒抗，遂被杀于庭中，尸覆以席。皇子扬言于外曰：“入鹿之死，三韩使者谋杀之也。”苏我氏之从者闻信，愤极欲斗。皇子避入寺中，闭门以兵自卫。俄而大臣皇子率兵来会，告苏我氏之从者曰：“入鹿有罪，诛及其身；从者无辜，概皆赦免。”从者之初欲斗，惧不免于死耳。迨见皇子之援兵益众，而主将入鹿已死，惶恐无已。既闻赦免，哄然逃散。皇子命将进讨入鹿之父虾夷。虾夷自知不免，焚书籍珍宝而自杀。于是女主三十五代皇极天皇让位于其弟轻，是为孝德天皇，时六四五年也。 初，高向玄理，僧旻至隋求学，历隋亡唐兴，中间三十余年之久，目睹中国之政治变迁，贤能辈出；至太宗贞观之世，君臣契合，上下相安，号令施于四境，兵威伸于西域，而二人者乃于此时归国。适女主在位，威权日替，朝臣互相倾轧，结党为援，苏我氏专横，势将篡夺，环顾境内人民，室无余粮，死亡相籍，盗贼遍野，因念圣德太子当时之筹画已归泡影，而欲救国家，非改革不足以强皇室，非仿唐制不能以平内乱，因而革新之志反趋坚定。又孝德之为皇子也，尝从之学；改革思想，熏染颇深。及即位之初，建元曰大化，即以僧旻、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凡有谋必谘焉；改革计划故多出其手。于是设左右内三大臣，赞理国政；下分八部，各司其事。明年，诏以土地为国有，人民直属于天皇，罢世袭官吏，任命关东守吏。官吏自昔为世职，领有土地，受之于先人，传之于后嗣；一旦失去，其不满意于朝廷，自不待言。朝廷固知其法不能立行也，乃赐大夫采邑，其多寡即以官位定之。其制如下： 一等上卿　一百六十亩（英亩） 一等下卿　一百四十六亩 二等上卿　一百二十亩 二等下卿　一百八亩 三等上卿　八十亩 三等下卿　六十亩 四等上卿　四十八亩 四等下卿　四十亩 五等上卿　二十四亩 五等下卿　二十亩 内大臣　八十亩 左大臣　六十亩 右大臣　六十亩 国司　二十亩 邑守　五亩二分至三亩二分 凡此采地，概为世袭，其地所出之赋税，皆归于其主。未几，天皇诏造户籍，凡十家为里，里有长，其职在促民纳税、服役且判解讼事。每家以人口受地，受二亩者，纳细绢一丈；受八亩者，纳细绢四丈，宽皆二尺五寸。纳粗绢者，每亩二丈。其筑室者，纳地租细布一丈二尺。每家岁出刀剑弓矢，以备战争；百家出马一匹，马苟健良，可合二百家共养之。 孝德在位十年而崩，其有待于改革而未能者尚多。让位之女皇，乃复嗣位，曰齐明天皇，立中大兄为太子。时朝鲜半岛上，新罗、百济，战争日烈，新罗诉之于唐，渭百济绝其贡道，唐高宗诏日本止之。六六二年，新罗更借唐兵，伐百济，破其都城。百济遗臣，招收散卒，使人乞援于日。天皇诏救百济，遣兵二万七千人，击新罗，拔其二城。会唐将刘仁轨至，水陆并进，击退日军。明日复战，日军败绩，不能成师；得生还者，为数无几。经此重创，日本侵略朝鲜之计划，归于失败，自后不敢萌此心者，凡九百三十余年。唐之兵威，亦云盛矣！先是，女皇已崩，中大兄守丧七年，六六八年，乃即帝位，是为天智天皇。天皇性素好学，博洽能文，设立学校，是为日本有学校之始；又制定礼节，修编律令，遂开后日《大宝律令》之基。《大宝律令》者，成于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七〇一年），律分六卷，令十一卷，共十七卷；规定官吏阶级、冠冕衣服、学校制度、收授田地、租税轻重、兵制等类；刑有五等，笞、杖、徒、流、死罪，其轻重又分为二十级。大抵此律令之成，系集大化以来之制度，而杂取唐律以为之，遂为后此千余年之日本所变化沿用矣。 文武崩后，元明嗣位，奠都奈良。时七一〇年也。先是，天皇崩后嗣君立，即迁都；其宫室楼殿，建筑至速，规模卑陋，生活状况，几与游牧时代酋长之帐幕无异。文化学术，亦坐是不能发达。至是定都，贵族始有暇时深究文学，编纂国史；高僧往来于唐者益众。直至其后朝廷以唐室雕弊，途多风浪，遂罢唐使；惟商贾往来不绝。 佛教赖苏我氏之力，得以流传；物部氏败后，苏我氏遂收其奴仆半数，建筑佛寺以谢神恩。推古时，圣德太子建四天王寺。先是，太子讨物部氏，誓于军中：“胜敌，必奉护世四王。”故有此举。太子又尝与诸僧讲佛法于御前，群臣中善逢迎者，竞说佛法，兴工造寺，在朝诸臣，多为佛教信徒。佛经意旨，固极深奥，僧徒多聪明博洽之士，贵族中求学者益争出其门。于是，佛教遂为贵族之宗教，民间亦有信之者。经三十余年后，除居士信徒不计外，有寺四十六所，僧八百十六人，尼一百六十九人。六四二年，天久无雨，田禾枯槁，人民惶恐，祷于神不应。既而女皇躬临寺观，膜拜佛像，大雨骤至，民因大悦，争颂佛恩，信之者益众。六四六年，孝德固让皇位于其兄古人，古人不受，入寺为僧，斯可见当时僧徒之地位矣。孝德之国博士二人，其一即沙门僧旻也，尝赞筹大化改革计划，因免除寺僧之田地赋税。按是时大寺，尝有膏腴之地百数十亩，后且扩至千亩，地位因日巩固；乃倡神佛为一之说，以当时人民信仰神道者犹众云。六七五年，天皇尝禁杀马牛生畜及民间肉食，就广义而言，不啻佛教信徒，已遍于国中。七三二年，铸一大钟，重至四十九吨；又铸佛像，高过五丈，所谓“奈良大佛”是也。此皆其荦荦大者，小者尚不知凡几，以至当时国中所出之铜，不敷铸造钟像之用，可谓盛矣。既而天花流行，天皇命造七级浮屠，借祈佛佑；会疫稍衰，因而膜拜于佛寺者益众。七五三年，四十六代孝谦女皇遂聚僧一万以设斋佛前，于此可见当时佛教推行之速。其后孝谦让位于淳仁天皇，而宠臣僧道镜谮之；孝谦上皇遂复临朝，幽废淳仁，以道镜为太政大臣禅师。道镜服御饮食，与女皇相等，复使其徒托神意言于女皇曰：“禅位道镜，天下太平。”女皇因卜于神；卜者又托神言奏曰：“自开辟以来，君臣之分已定；萌非望者，神明殛之。”道镜大怒，斥为矫诬，意欲杀之，女皇无如之何也。 自佛教盛行，高僧皆注意建筑。盖以殿宇雄巍，愚民望而惊心；佛像庄严，礼者见而生敬；雕刻绘画，则易动人美感；清净院宇，尤易招致学者往游也。但如此工程，日人不能自为，乃求工匠于三韩以大兴寺观。其建筑之工，大抵五色辉煌，高塔耸立，令人见之油然欣慕。奠都奈良之后，皇室宫殿，日益壮美，贵族渐有高楼大屋以居。良工需要，过于供给，王公大臣，争欲致之；其人亦自以见重于时，相竞益烈，故雕刻多精巧而绘画殊明秀。其存于今者，多能美丽传神，无怪世人视为珍宝也！此时高僧，博通经典，往来于唐者，不绝，其人且兼为教师，中国文学，赖以广其流传。后乃采取华文字义而以土音读之，字数骤增，文字之工具始备。其能读孔孟老庄书者，则知高深哲理；读《尚书》《春秋》《史记》者，则明兴亡之迹，君臣之义；读《诗经》《楚辞》歌赋者，则能歌咏于山水之间。于是古史编成，歌谣盛行，文学之基础乃立。奈良时代，信如学者所谓“文学萌芽之时期”也。 综以上改革，其制度多采于中国三代遗法，而又杂取唐制。其改革原因，在削诸侯，收土地人民归于国家，为一统之中央集权政府。然其所以行于中国者，本于历史上之沿革，思想界之变迁，人民需要而时势造成之也。此时日本之风俗习惯，与中国少有相同之点。孝德之改革，如收土地为国有，固为当时之急务。惟时无战争叛逆之诸侯，一旦忽夺其世袭之土地，不平之心，足召反动；乃折中损益，为不彻底之改革，终归之于失败。试分述其原因如下： 一、贵族官吏，得受采邑，其目的无非以为其土地之代价耳。制度颁布之后，牢不可破，皇子王孙，皆应有田地；其后生殖繁衍，采邑增加，遂使皇室之土地日减，岁入之租税益少。且在今日，可耕之地，不过三分之一，当时荒芜之地尤多，租税减少，其能足用耶？至免佛寺赋税，其弊尤甚：盖佛寺所据者，多膏腴之地，每至千亩；当国用不足之时，人民纳税之担负益重，其狡黠者乃贿寺僧而附属于寺。其结果则使僧徒富厚而国家贫弱，分崩之势，在所不免。 二、中国无贵族平民阶级，布衣可以取卿相之位；若日本则贵族平民之界限极严，改革时所谓任命大臣者，特美其名耳。孝德之左右内大臣三职，皆以贵族功臣充之；其外省官吏，若国司、邑长，被任命者，皆其地世袭之诸侯也。此固由于当时人才，首推富有政治经验之贵族官吏，且借此以安其心；但自此以后，贵族政治之形势益牢固。就人口而言，贵族官吏仅当全体人民千分之五，多数人民处于“治于人者”之地位，毫无服官之希望，其中岂遂一无知能之士耶？天智时，始创太学于京师，其规模仿自唐制；但生徒不足四百人，且皆贵族大臣之子弟。其学程定为九年，学生之因考试失败而留级者尤夥；一年卒业之人数，仅十余人，又未必皆为要官也。至于地方置学宫者，为数甚少；其能入学者，又皆地方贵族官吏之子孙。此等生于安乐之子弟，不受环境刺激，不与他人竞争，惛然终日，畴克勤学；他日任以国事，其能进行改革耶？信哉孔氏之言：“其人亡，则其政熄。” 三、日本之改革，非出于贵族官吏与夫人民之需要，乃出于一二明哲英主之毅力独行，故非中材之君继之，不足以破世俗之论以竟厥功。乃自圣德太子薨后，灾乱频仍；孝德天智又中道崩殂；其间且多庸弱无能之女主临朝，苟安一时，其终归失败自可无疑。至于中国，无道之君，人民可取而代之，先哲常谓“君无道则失其所以为君”；孟子又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若日本学者，刺取吾国忠君之说，附会其所谓天照女神子孙万世一统之神话，其说已深入人心，故政权可以旁落，而帝位不能变置，卒至外强内干，名实不符，尚何能进行改革乎？ 四、日本官吏之在京者，所食采邑较多（见前表）；其在外者，则虽以国司之尊，不过二十亩耳。于是文学智能之士，多聚于朝廷；其官远方者，人民视之，不啻放逐，如我国之所谓“贬谪”。然以好名之士皆愿居于京都，朝廷无所用之，乃高谈佛理，空说经典，或歌咏山水以自娱乐，毫无补裨于民生。其富于财者，则且建高屋，聚图画，斗新夸富，穷奢极欲，为人民之蠹。反之，官于远方者，多系无识之武人，朝廷命令，非旦夕能至其地，乃得便宜从事，其势甚张；卒至尾大不掉，朝廷徒有管辖之名，而隐以养成幕府藩镇之患。 五、日本人民习于战斗，部落之风盖犹未尽除。大化以来，乃重文轻武；好勇斗狠之武士，其能受治于孱弱无能之文人乎？然政府犹授以柄，模仿征兵制度，令人民岁出弓矢车马，规定有马者骑，无马者卒；以时检阅，阙者有罪。其后且定男子年二十一至六十为正丁，服役于军中三年，军数始占全国男子四分之一，后乃增至三分之一。养如许之军队，势若散沙，卒为武人所利用，中央之集权政策，因以土崩瓦解，夫岂无故？ 六、日本高山层叠，不便行旅；川流急湍，不通舟楫；加以产马鲜少，无邮驿之便；苏我乱后，桥梁又多毁圮。于此交通困难时期，人民所纳之粟布丝等，何由运至奈良京都？抑交通不灵，则虽欲中央集权，要无以监督地方官吏也。 七、至于法律，多采于唐，不问其于民间之风俗，历史上之习惯有无关系，且有与之相反者。历年未久，而修改已数次，其不便于人民又何如耶？又法律经屡改之后，施行时失其庄严，人民因有玩视之心；其终也乃成为陈文废纸。 上述失败原因；其成功者，已散见于前，兹再举其大者，以作结论。日本于改革之先，其生活简陋，无异于非洲之土人；且诸侯林立，各自为政；无文字，无学术；宗教卑陋，无高深之思想。苟非中国文化输入，或终不能有学术技能而与南洋群岛中之土人相类。又当其时，虾夷土人，南下作战。其人既极勇武，战争之多，几于无岁无之。今游于本州北部，犹见城堡遗迹，其防御工程，令人见而心悸。向使中央不集权，则诸侯各各孤立，何以合力御侮？其结果吾人虽不能武断，但战争势必延长，其耗财力，伤人命，将倍于改革之后，可知也。夫然，日人能有文学艺术文明思想于此时欤？又自改革以后，与中国之交通益繁，商务因之发达，日本于是始有钱币，于生活之进步关系匪鲜。但有当注意者，日本之改革，固多采取中国制度，日人亦颇善于损益，以求能施行于其境内，不可谓皆中国之法也。 [book_title]第四篇　藤原氏之专横及平源二氏之盛衰（857—1192） 先是中臣镰足以佐中大兄诛苏我氏父子有功，孝德即位，遂进为内臣，赞助改革，并赐紫冠，增益采地。及天智嗣位，建制度，立法律，又多出镰足之谋，宠眷日隆。镰足病时，天皇躬幸其第，进其官阶，赐姓藤原；俄而卒，赐赙尤厚。镰足博学多能，于重文轻武之改革时代，身为文官，威权隆重；已卒，遂由其子不比继之。不比精通经典，甚得信任。尝奉命纂撰律令——所谓《大宝律令》也；后又奉敕修改之。四十二代文武天皇且纳其女为妃，外姓得为外戚自此始；殁后，赠太政大臣。不比有子四人，以房前一支为最盛，世称北家。传至冬嗣，其女为妃，生皇子道康；天皇爱之，诏废太子，立之为嗣，是即五十五代文德天皇。而冬嗣之子良房，继父执政，遂以八五七年，迁太政大臣。太政大臣者，当时之最高官吏，惟皇族亲王得膺任命；其以外姓受此职盖自此始。文德纳良房女为妃，生一子。时文德已有三子，其长子精于诗歌，博学多识，文德爱之，欲立为太子；但非藤原氏之女所出，惮于良房，终不敢立。文德薨后，藤原氏女所出之皇子嗣位，是为清和天皇；时年八岁，无知无能，政权概归良房。及天皇稍长，诏敕良房总摄万机，而良房已久握其权矣。自此以往，迄一〇六九年，前后二百余载，日本政府之执大权者，非天照女神之子孙，乃外戚藤原氏。当时天皇之能在位者，皆藤原氏女所生之皇子，其数十有五，而让位者占其八。其故或为权臣所诱迫；或以不能有为，愤而为僧。于是，天皇让位益成为一种牢不可破之习惯；其得不去者，大抵年少夭亡，或甘若木偶，不为藤原氏所恶耳。至藤原氏之所以能如此操纵者，以当时无立储定例，太子废立决于天皇。藤原氏既为外戚，天皇之妃固欲立其子，而太后又党于母家，于是上迫于母命，下怜其妻妾；外则藤原氏之权，自足以废立；天皇遂不得不安于旧规，而以其权归于藤原氏矣。阳成天皇时，藤原基经摄政，谓天皇年幼，狎及群小，逐其侍者；有复归者，竟令人杀之。天皇意不能忍，相恶益甚。于是基经谋废立，会公卿议之；久不能决。藤原氏有起立者，厉声言于众曰：“废立之事，一言而决耳。不从太政大臣议者，即诛之。”众不复言，议遂定，更立光孝天皇。光孝即位，诏议太政大臣之权；博士善于逢迎者，奏请“百官奏事，必先谘禀太政大臣，然后奏闻”。天皇从之。自是百官奏事，非基经之意，不能上达；所诏可者，皆基经所奏，所谓天皇，实太政大臣为之耳。光孝疾时，欲立其爱子而不敢言。会基经入奏，请建皇嗣。光孝乃曰：“将公言是从。”基经已知其意，因请立之。光孝欣然召其爱子，至则执其手而泣曰：“大臣恩重，汝毋忘之！”俄而崩。太子即位，是为宇多天皇，因诏群臣曰：“政事万机，概关白于太政大臣。”“关白”之称又自基经始——时八八八年也。 中臣镰足 藤原氏专横已甚，六十代醍醐天皇与上皇深恶之，引用菅原道真以杀藤原氏之势。道真者，其先世为文官，族望不下藤原；至道真博学能诗，才思超绝；尝纂国史，进授参议，迁右大臣，与藤原氏共执国政。天皇重之，密召至宫，欲授以关白。道真畏藤原氏，固辞不受；且曰：“无事招臣；嫉臣者众，敢以死辞。”因赋诗见志；天皇赐衣而罢。藤原氏闻之，相与聚谋，共谮道真将谋废立。天皇怒甚，诏贬道真。于是上皇知之，亲往皇宫，将白其冤，而藤原氏戒门者弗纳，菅原一族，终坐流废。道真之在流所，身不免于饥寒，愤懑抑郁，悉发而为吟咏，辞意悲苦，可歌可泣；遂不数年而薨。菅原氏既亡，朝廷政权，益集于藤原氏。当时文学之士，复多出其门，撰律令者有之，纂国史者有之，善诗歌者有之，位皆为公卿；当虾夷乱时，大将亦出其门；重要官吏，咸出一族，故权势益张。六十二代村上天皇，尝欲立其爱子；藤原关白谓其母非藤原氏女，贱，不得立，以至天皇举动，皆被侦视。六十三代冷泉天皇，尝独入室内，欲玩玉玺，方将启函，司机密文书之藤原兼家突入夺之，声色俱厉；帝惊悸成疾，因迫而让位。是时兼家之兄兼通为太政大臣，求为关白；圆融天皇许之。其家之富厚过于皇室，宅第僭拟官阙；人民无敢犯者，因为之语曰：“宁投虎口，勿触执政口。”兼家又与其兄争权；会闻其疾甚，扬言于众曰：“吾将为关白。”遽入朝请。车过其兄之第，兼通以为视己也；久之不至，且闻其说，大怒，奋起入朝，请以其所亲信之赖忠代己。复奏兼家谋叛，顾谓公卿曰：“谁代之为大将者？”时兼家方为大将也。无何，病薨。兼家冀握政权，九八六年，诳诱花山天皇为僧，而立其女所生之子怀仁亲王，是为一条天皇，时年七岁，遽授兼家为关白。至其子道长，专戾益甚。三条天皇尝欲册其爱姬为后，惮道长不敢废；道长窥其意，阴欲戏帝，阳诺之。及期，朝臣惧违道长意，无敢至者；天皇大恚，惟含忍而已。道长知其恶己也，意不自安；会天皇有目疾，数讽之去位，遂于一〇一六年剃发为僧。道长立九岁之皇子，是为六十八代后一条天皇。天皇寻立其叔为嗣，时年十四，非道长之所愿也，东宫臣僚，因无敢供职者；太子终托疾去位。当是之时，道长历仕三朝，为关白三十余载，女为三代皇后，身为三帝外祖，极人生之至乐，尝作歌曰：“斯世吾之世兮，若月圆而无缺。”藤原氏之专横，至此极矣。 菅原道真 自藤原氏专政，文官之声誉益高，群聚京都，交游显贵，高谈玄理，竞斗财富，其居室衣服争眩都丽，而宴会节文又极繁琐。后仿中国考试制度，学者借以进身，文人益轻实学。以至当时篇什概趋骈俪，其中多咏山川之奇、花草之荣、风云之变，以及才子佳人离合悲欢；且有斗鸡走狗，借文字为戏谑者；亦有专心管弦丝竹以为娱乐者。流风所煽，成为习俗，莫可究诘。至王公贵族，增置庄园，不纳赋税，其地之大每过于郡邑。朝廷收入，因之减少，国用不足，至于鬻官。四年之郡守，延至六年；六年者至于终身；终身者得以世袭。其事虽可以救一时之穷；然行之日久，则土地变为私产，号令不行于境内，而政府之收入益少。其犹直隶于朝廷管辖者，以赋税增重，人民力不能堪，乃贿长官，求为皇室侍卫。盖当时侍卫例免赋税，因之富民子弟，争集京师矣。但彼等生于安乐，素鄙执戈从戎；虽挂名行伍，惟以赌博饮酒自娱，闻金鼓而心惊，何能一战？驯至盗贼横行，焚大臣之第，掠府库之金，出入禁内，露刃殿上；天皇严敕卫兵巡缉，不能即平，焚掠依然，杀人如故。又此期内，沿海诸郡，盗势初亦甚张，攻破城池，蹂躏人民，以至屡降诏书严备不虞。九三九年，海盗来降，分给田食以安之。其在南海者，命将出征火其舟，余盗溃逃；复使源氏追讨，海盗始渐平定。——源氏者，武人世将重兵者也。 佛教自与神道融合，信徒骤增，名僧辈出，宗派歧分；因其据膏腴之地，拥富厚之资，非兵不足以防卫，乃开蓄兵练武之渐，向之所谓僧者，一变为兵，武力过盛，终至扰乱。九六八年，寺僧有争田者兴动干戈；朝廷遣使和之，抗不奉诏，天皇无如之何。后僧为官所误伤，遂聚众数百，奉神舆神主，汹涌入京，要挟朝廷，罚之乃已。恶风一启，后凡遇事有不如意者，往往相率效尤。一〇三九年，延历寺僧，闻朝命以僧某为其座主，率不服者三千余人，诣关白第请愿，守门不去。关白窘急，乃招军驱逐，戮其首领。无何，僧徒遂纵火，焚贤阳院以为报复。一〇七二年，天皇出游，诏谕源氏扈从以防备僧徒。尝曰：“天下事令人不如意者，山法师……耳。”——山法师者，延历寺僧也。国家当政治窳败祸乱交迫之际，非武力不能御乱，皇室与藤原氏，亦颇招能战之武人为侍，而武人之势渐盛，其始即有平将门之乱。将门原给事于藤原氏，自以有功，求检非违使，不得，怒，据八州以叛。自称新皇，建首都置百官；又招集海盗，引为援助，势大振。朝廷畏之，严闭三关；后乃讨平。当乱之方盛也，罢郡守佩刀剑之禁，武人得为郡守；于是向无地盘之武人，渐有根据地矣，其时九四〇年顷也。 初，虾夷土人作乱，连年征讨不息，平源二氏，各掌重兵以备之。源氏为五十六代清和天皇之后，居于关东。平氏为五十代桓武天皇之后，居于关西。关西地近京都，战争较少，其族习知礼节，为朝臣所亲。关东逼近虾夷，战争常烈，士固强悍。及一〇五二年，陆奥酋长叛乱，朝廷命源赖义讨之。时敌方盛，赖义率孤军在外，岁遭荒歉，援军不至，战士不免于饥寒；然卒冒矢石，涉风雪，出入于生死之间，历九年而乱平，是为前九年之役。由是大权渐移于武人，而藤原氏之势乃衰。一〇六九年，非藤原氏所出之尊仁皇子，遂得嗣位，是为后三条天皇。方天皇之为太子也，求其从来相传应得之剑，关白弗与，因深恶之。及即位，进用亲臣源师房等以夺藤原氏之权，藤原氏世袭之关白太政大臣等，其名虽存，但备员而已。天皇又诏禁新置庄园及郡守连任。会关白为郡守某奏请，天皇不许。藤原氏公卿相率罢归，天皇止之不得，始许其请。然今昔相形，斯足见藤原氏之衰矣。天皇在位五年，禅位太子，退居院中以听理政事，是为“院政”之始。 源氏坐镇关东，及一〇八八年而出羽酋长又作乱。赖义之子义家，出兵讨之，反为所败；会其弟来自京师，戮力助战，历三年之久而乱始平，是为后三年之役。方乱之始作也，朝廷置若罔闻；迨其平定，义家奏请赏赉有功之战士，而朝议谓其私战，力拒其请。义家乃倾家资以犒将士，将士感恩，咸乐为之战。于是关东武士，皆附于源氏。 鸟羽天皇 后三条天皇设立院政之后，嗣君遂视为成例，在位不久，即让位于爱子，而己实握政权。但当时天皇，犹是藤原氏执政时孤立无权之天皇耳。至七十四代鸟羽天皇已让位于子崇德天皇，而己则虽剃发，犹在院听政。忽父子不洽，乃强天皇去位，更立己子近卫天皇。近卫崩，崇德上皇欲立其子，鸟羽法皇不从，又立己子后白河天皇。明年，法皇崩，崇德赴殓，及门，门者称遗诏以拒之。于是上皇大恚，还宫，敕武臣源为义、平忠正入援；而后白河天皇亦托法皇遗旨，招平清盛、源义朝为助以相抗。——清盛，忠正侄；义朝，为义子也。为义进策于崇德及朝臣曰：“兵少城卑，无险据守，请即南狩！战苟不利，可奔关东。”不从。其子为朝又请早攻大内，夜取天皇，奉上皇代之；又不从。既战，义朝因风纵火，众不能御，遂奔。上皇出逃，剃发为僧；清盛以素恶其叔忠正，遂借乱杀之，而义朝亦杀其父为义。斯役也，上自皇室，下及武人，各置党羽，争权夺利，不惜骨肉相残，父子相杀，亦云甚矣！时保元元年，一一五六年也。 源义朝 源义朝之功，在平清盛之上，而天皇及朝臣，鄙其粗暴无礼，论功赏赐，反不及清盛。会义朝求婚于朝臣藤原通宪，通宪鄙之，不许，而为其子娶于清盛，义朝闻之，大怒，隐欲报之。二条天皇即位，藤原氏有谋乱者，引义朝为党；侦清盛远出，乃举兵，幽上皇，迁天皇，使人监之。会其党分裂，天皇逃逸，平氏迎入其第；上皇则遁入寺内。清盛于途中闻变，惧甚。其长子重盛请奉命进讨，从之。时源氏兵在京者少；然平氏卒至，将士素闻源氏能战，见其旌旗，有色动者；重盛勉励之，军心稍安。及战，平氏初败；会源氏矢尽，人马皆伤，卒败走。义朝将之关东，途为其下所杀；关东战士来归者，遂皆散去。义朝之子义平，勇士也，变服入京，谋复父仇；终被擒斩。独义朝之第三子赖朝，为平氏所虏，其将谓之曰：“若欲活乎？”曰：“然，父兄皆亡，非吾谁祀先祖者？”异之，以告清盛继母；继母固请宥之，乃流赖朝于伊豆。——伊豆僻居远方，其郡守素忠于平氏者也。又义朝有妾曰常磐，美艳绝伦，携幼子三人，远逃南方，隐山林中。清盛求之不获，乃系其母以招之；常磐素孝，闻之乃出。清盛即纳为妾；三子因得不死，置于僧寺。 平清盛 源氏既衰，清盛独揽政权。一一六六年，六条天皇嗣位，进为太政大臣；增赐采邑，其面积半国内可耕之地。岁入骤多，养兵益众，势力日强。寻劝六条天皇让位于高仓天皇；又效藤原氏故事，进女于宫中。其子尝出猎，途遇摄政大臣，径前突其卫；大臣之从者因曳之下马。清盛怒甚，觇摄政出，使武士毁其车，并伤其从者。后其女之在宫中者有妊，清盛冀其生男，为亲祷于神；既而所生果男也，清盛喜甚。当时平氏一族，为公卿者，十六人，得升殿者，三十余人，其他京官郡守，六十余人；而长子重盛为左将军，次子宗盛为右将军。先是自平氏代藤原氏专政，藤原氏一族，深恶清盛，屡谋恢复，皆谋泄事败。而后白河上皇尚在院听政，尝与其谋会延历寺僧以与兴福寺有隙，遂兴兵戎，火其堂宇。京师流言，有谓上皇诏僧徒讨平氏者；清盛信之，聚兵自卫。上皇亲临其第，将慰谕之，拒而不见。由是朝廷赏罚，一以清盛之喜怒为之。上皇积不能平，乃削发为僧，号称法皇。至是藤原氏有求为大将者，不得，与法皇谋诛平氏，事泄。清盛遣兵收谋己者，将遂幽法皇；其长子极谏，乃止。于是法皇、平氏，益相猜忌。俄而重盛病殁，法皇谋收其兵；清盛遂率兵至京，幽法皇于殿中，而贬戮其亲臣。一一八一年，清盛之女所生之安德天皇嗣位，年方三岁。清盛身为外戚，一时横戾尤甚。 然清盛专横，谋之者益亟。高仓天皇让位之年，赖政奉以仁王起兵，檄令关东战士征讨平氏。赖政者，固源氏之族，降于平氏者也，时年七十余；素恶清盛贪戾，阴谋除之，因剃发为僧，借交僧徒以为援助。以仁王为高仓天皇之庶兄，忌嫉平氏，故与合谋以举兵。清盛知之，遣兵围攻王第，而王已逃。赖政招延历兴福二寺入援；清盛则以重利啖延历寺僧，使背盟约，沮赖政之谋。于是赖政奉王出奔；平氏之兵追及之，王与赖政皆败死。时兴福寺已聚僧兵三万人，将助赖政；因闻其败而止。自此乱后，清盛益虑法皇朝臣之谋己，又惧京师逼近寺院，僧徒将屡蠢动以扰及政治，决避去之，遂迁都于福原。福原，平氏之别业，重兵所在地也，上可以监视法皇朝臣，下可以防御僧兵叛徒。时宫殿未成，清盛囚法皇于三间之板屋，而夺其侍从，物议沸腾。会大风雨，水入旧都，五谷不登，民无衣食，室家离散。复疾疫流行，死亡相继，旧都一地，两月之间，达四万余人。被此难者，莫不痛心疾首于平氏，以为无故迁都，致招神谴。而平氏自身败亡之征，亦已显著。智勇兼备之重盛，先以忧死；子弟之骄奢者，惟知衣锦食肉；聪明者，日事浮夸之文字，趋于柔弱，不能将兵。于是诸源应檄兴起：赖朝起兵于伊豆；义仲起兵于信浓；行家起兵于尾张；其他据地以应者，不知凡几。赖朝者，义朝第三子也，美丰姿，多才能；既流于伊豆，其守北条时政之长女政子爱之，因私焉；后卒妻之。至是与时政起兵，其弟义经亦来归。义经，常磐幼子，居于僧寺。及年十一，偶见家谱，自知其先世，因发愤读书，夜则学剑。为人短小精悍，固不屑为僧，乃往依素恶平氏之藤原秀衡。义仲，赖朝从弟，精于用兵。行家，赖朝叔也，勇于战斗。 赖朝举兵，先为平氏所败，走免；但关东源氏旧部之来归者众，关东遂定。清盛遣重兵进击，军次川边；夜闻水禽振翼之声，疑为敌至，不战而溃。人心离叛，清盛因奉天皇及法皇还旧都；法皇得再听政。清盛旋以忧忿病卒。既而义仲数败平氏大军；赖朝妒之，用敌党反间，率兵十万来击。然义仲避之，并遣子为质。会平氏又遣兵十万击义仲，拔燧城，分兵前进；义仲大破之，平氏军队之死亡者过半。于是义仲乘胜进击，法皇密幸其军；平氏大恐，奉安德天皇南走西海。义仲遂据京师；其兵皆百战之士，素强悍不知礼，间有劫掠者。法皇恶之，诏令进攻平氏；以粮乏未发，法皇阴诏赖朝除之。时平氏已至西海——西海，平氏旧有恩于其地者也，九州等处之来附者日多，数破义仲军，势大振。义仲之大军在外；而赖朝已遣其弟范赖义经统兵六万，声称护贡以入京，实以袭义仲。义仲军少，仓卒应战，遂败殁。此役也，义经之战绩为最，赖朝忌之，抑而不报；俄闻朝廷赏之，恶之益甚。寻义经奉法皇谕旨，西征平氏，数败其军。然以平氏有战舰甚多，严守海岸，军不能渡。会大风卒至，波浪汹涌，义经策其无备，夜率舰五、骑百五十人，乘风南渡，舟行如驶，黎明登岸，四出纵火；平氏仓惶不知其众寡，将士惊逃，乃以小舟载美姬幼童重器而遁。义经追击，平氏以重载，舟不便于行驶进退，妇孺惊惧，壮士为之胆寒。其能战者，率战死；清盛之未亡人乃挟安德天皇并玺剑投入海中，平氏遂亡。时一一八五年也。 平氏灭亡以后，义经东归镰仓。——镰仓，赖朝驻兵地也。赖朝谓义经不受己命，拒之不见。义经上书陈情，辞意诚苦，赖朝竟不省，故薄其赏。义经官京师，因与行家相善。——行家，义经叔也，初为平氏所败，求援于赖朝，赖朝弗应；后归义仲，益见恶于赖朝；及义仲败，留京师。赖朝嫉其相结合，隐使人夜入义经第，刺之；不果，刺者被捕获。义经诉于法皇；法皇许下诏讨之。而赖朝已发兵西上，会义经、行家先逃，因遣北条时政护卫京师，且奏请曰：“义经、行家出逃，难辄搜获。若发兵捕之，则所费不赀。请得于诸郡设置守护以捕盗贼，庄园则置地头以为督促，天下可不劳而定。”朝廷许之。行家虽号能战，然屡败北，无敢助之者，遂被捕杀。义经之妾静之，被捕送镰仓，赖朝以其有妊留之。其夫人政子闻静之善歌舞，固欲一见，强至再三。静之乃整衣舞，且歌离曲，道慕义经之意，悲哀凄楚；众皆垂泪。已而生男，赖朝沉之于川。义经逃之陆奥，其守藤原秀衡匿之。会秀衡病死，其子奉朝命袭击义经，义经自杀。赖朝固欲灭之，因谓其“久庇罪人”；不待朝命，分兵进讨，数战，平之。于是赖朝之势益盛，幕府之形乃具。 [book_title]第五篇　中世纪之武人时代（1192—1606） （一）镰仓幕府（1192—1333） 源赖朝 初，赖朝起兵，讨伐平氏，遂据镰仓。——镰仓，源氏之关东旧属地也。赖朝于此，招集将士，分遣士卒，因军事之故，镰仓渐成为重镇。既又以军事繁杂，一人不能总其事，乃分侍所、政务所、讼判所之三所。侍所固以管理将士，检定从违者；政务所，则综理军政，施行法令；讼判所，则听断讼罚，惩节罪人：其所长皆以其亲信者为之。赖朝一人，兼握行政、立法、司法三种大权，幕府自身之雏形已略具。及一一八五年，义经逃亡，赖朝使其舅北条时政，镇守京城以控制朝臣，因请置“守护”、“地头”——凡地一段出米五升，以为军饷。法皇许可，赖朝遂悉以家臣分任，而自为总追捕使以管辖之。其明年，赖朝又请设“议奏”，一切朝政，皆经其协议奏请行之，任以心腹十人。由是凡赖朝奏请之事，托议决之名以上奏，无不许可者；其后则虽朝廷施行之事，亦必经其议决，朝廷一举一动，无不在其掌握之中，国内之政权尽归于镰仓。既而赖朝入觐，大宴群臣，穷极珍奇，朝廷授以权大纳言，兼近卫大将，礼遇尤厚。然未几即辞去，复归镰仓。一一九二年，争揽政权之法皇崩；赖朝益横，后鸟羽天皇遂授赖朝以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者，总督诸国之守护地头，治理军政，号令将士者也。由是名实相符，大将军之职，自亲王外，惟源氏任之，遂为幕府之始。 赖朝创幕府于镰仓，前已略举其原因，兹更分述之如下：（一）平氏之灭亡，多由清盛与法皇及朝臣争名，卒至互相倾轧，源氏遂乘之崛起。赖朝鉴于往事，故敬朝廷而远之。法皇天皇，拥听政任命之名，而己则手握实权以监理朝政。其辞权大纳言等职而不居者，恐因虚名招人嫉妒，蹈平氏覆辙耳。（二）当时朝臣工为吟风弄月之文，贪于声色货利之欲。清盛一族，争为公卿，渐染恶风，遂使子弟孱弱，不能将兵，终至败亡。源氏之军队，来自关东，尚质朴，重然诺，轻生命，好服从，一旦来至浊恶刁诈之京城，难免为习尚所移，不复为源氏子孙用，故决去之。（三）赖朝以武力削除平氏，法皇得再听政，后鸟羽天皇因而嗣位，武人得势，气焰方张，必非毫无建树之朝廷所能驱使。幕府之创设实为时代之产儿，不得不然也。至幕府云者，由将军招致贤能，专治军政，赏罚将士；其将士因功受邑，治理其地，惟不得与朝廷通。至于朝廷治理庶政，任免文官，天皇仍拥至尊无上之虚名；而幕府大事，尝以上闻，将军固犹是人臣也。赖朝知人善用：其侍所，以和田义盛为长，政务所，以大江广元为长，讼判所，以三善康信为长；守护皆忠勇之将士；地头又多工会计者。凡此幕吏，于平氏专政时代，多居下位；一旦赖朝擢而用之，士类因益激昂，争先来归。其朝臣之属，率庸弱无能，不能有为，政权愈益归于幕府。赖朝复深沉有度，处事精刻；常以节俭率下，将士畏服；又能留心政治，革除弊政，故国内称治，庶民悦服，无有恶其专者。 然赖朝性极猜忌，杀从弟义仲，并戮其子；叔父行家出亡，则执而斩之；又杀弟义经，而沉其婴儿。后弟范赖，因赖朝出猎，讹言被刺，尝以语慰其妻政子，又被幽而见杀。于是骨肉亲故之中，凡智勇兼备之将，无一存者。方自谓鸟尽弓藏，永绝争夺，为子孙万世之利；乃不数年忽然长逝，而政权遂归于北条时政。其始赖朝病殁，长子赖家继之，年十八。其母政子，时政女也，富于智略，因党母家，专恣放纵，与闻政事。且以子年幼，不令听政，委政务于十三人之会议；而时政为之长，权势日隆。赖家又学于文士，善诗歌，美姿容，尤工媚术，通于将士之女，人心离散。政子骤戒不从，日形瘠弱。一二〇二年，赖家病笃，时政谋分将军之职权以授其子及弟。赖家之舅知之，与谋讨时政。政子亦以告其父。于是时政攻赖家之子及其舅，皆死，且幽囚将军而立其弟实朝。既而杀赖家，又谋废实朝，事泄被放。其子义时代之，专横益甚；隐嗾赖家之子刺杀实朝，又杀赖家之子，源氏之统遂亡。 源氏已绝，政子与义时谋，迎藤原赖经为镰仓之主。赖经，源氏之姻亲也，年甫二岁；由义时辅政，将军但备位而已。先是后鸟羽上皇以赖朝专横，久有翦灭镰仓之志，隐聚工匠，锻炼刀剑，以待时机。会源氏亡，上皇思复政权，而北条氏不省，以陪臣执国政，数忤朝旨。上皇大怒，诏关东将士讨之。事闻于镰仓；义时会诸将，政子泣涕问曰：“故大将军有恩德于关东，固知有今日；今事急，若将赴京师，佑上皇，而灭关东乎？抑戮力同心，念故将军之恩，共保食邑乎？”众皆应曰：“愿誓死以报将军。”于是义时遣兵十九万人西上，径犯京师。此役也，父行者子留，子行者父留，关东之将士，人人殊死战。官军不及二万，多新募乌合之众，未尝临阵；虽据守要害，以逸待劳，终不敌百战之精卒。东军鼓行而西，遂长驱入京。诛与谋诸将，迁三上皇（后鸟羽、土御门、顺德）于远岛，仲恭天皇在位仅数月，以其为顺德之子，亦被迫让位，而立后掘河天皇，时年方十岁也，义时之子泰时、弟时房镇守京师，抑制朝廷，统治畿内，巡抚西南，北条氏之势益盛，朝权愈衰。 北条泰时 北条时赖 既而泰时继父义时执政。泰时性恭让，能节俭，留心民政，人民悦服；尝制定法纲，防割据之渐，规定武人权利，共五十一条，是为《贞永式目》。其条文毫无序次，且未完备，但详载武人食邑，夫死之后，得分给妻妾；邑主听讼，以迅速为宜，公平为归；严禁将士与朝臣往来而已。又此式目，实根据镰仓幕府以来之制度，不过此时始以明文公布，著为定律耳。其后虽以江户幕府之盛，犹兢兢奉为圭臬。至当时朝廷法律，亦甚严密；甚至货物贵贱，概皆规定；郡守尤谆谆然以留心听讼为箴。泰时殁后，嗣者皆聪明有为，克勤克俭，尤以时赖为著。时赖专心民政，尝削发为僧，游历诸邦，考察政事，问民疾苦，是以奸吏绝迹，政治清明。此时赖经拥将军之虚名，寻让位于年甫六岁之幼子赖嗣。会赖经预闻袭取时赖之谋，事泄，送之京师；有谋起兵迎复者，亦族诛。将军赖嗣，愤父为北条氏所逐，阴诱将士图恢复。有告之者，时赖悉知其情，乃废赖嗣，奏请以宗尊亲王为帅；朝议许之。皇族之为将军自此始。然未十年，北条氏又逐走将军，而立其子，年甫三岁。自此以后，将军之年长者，皆为北条氏所废逐。其犹存将军之名者，徒以北条氏以陪臣执国政，人心不服，故借将军以售其欺；但年长居职久，将不愿为北条氏利用，因废逐之。立幼之习，遂为定例。 自唐内乱以来，中日聘报之使皆绝。惟日本僧徒，有至中国诵习佛法，归而为高僧者；中国商船，亦有重载茶叶日用之品至日本者。但日本当时，船工拙甚，其船身狭小，不能涉风涛渡海西来。及至宋季，蒙古崛起于北方，翦灭金夏，蚕食宋边。一二五九年后，忽必烈即位，五年之中，定都燕京；一二六五年，臣服高丽。时高丽君臣，谈经论文，自谓礼义之邦，颇鄙夷蒙古；久历战争，国用匮乏，兵败乃服。其王遣使者赵彝等入朝。赵彝言于忽必烈曰：“日本可通。”世祖素好武功，久欲征服天下，闻之，大喜。乃命使者会高丽向导至日，诏令内属。使者登舟前进，俄为大风所阻，不至而还者再。遂谕高丽，委以日本之事，期其必得要领。一二六八年，使者与高丽人东渡，先至幕府。将军送之京城，其国书中有云：“大蒙古国皇帝，奉书于日本国王。……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会朝廷庆祝皇寿，置之不答；使者守至六月之久，朝议拒绝，遣使出境。盖日本皇族，自谓至上至尊天照女神之胤，国王向以天皇自尊。蒙古书中，称以“日本国王”，而自谓“蒙古皇帝”，日本承诺，则天皇与臣服蒙古之高丽国王相等，岂其所愿乎？又其时幕府方强盛，将士能战，自不为兵威所慑；而蒙古起于荒漠，未娴礼义，日本自不愿为之臣属。一二六九年，使者又至，东渡对马，日人拒而不纳；乃执二人而还，送之燕京。世祖待之甚厚，示以宫室之高巍，侍从之众多，府库之殷实，以为若此可不战而臣服日本；因诏还之。逾年，复使赵良弼偕高丽使者至日，致书日皇，书中又云：“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图之！”朝议答书，草示镰仓；将军不可，令逐良弼。 明年，日本使者至燕京，中有前此放归之二人。其来也，将以侦伺蒙古军队，而为战守之备。世祖已知其情，从许衡之言，示以宽大。于是日人深知蒙古能战之士，皆为骑卒；日本孤立海中，风涛险恶，非大舟不能东渡；而蒙古时无水师，骑兵无所用之；创设海军，尤非旦夕所能；因有所恃而无恐。当是时，日本之高僧，数言“皇天震怒，罪此下民，苟无内乱疾疫，则有外来寇患”。先是，十二世纪之末，日本有寺一万七千，教徒四百七十余万，约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及是，佛寺增至七万二千，信者约三千万人。预言既出，人心惶恐，佥指所谓患者，应在蒙古，举国上下，积极备战。镰仓将军，精选壮士；关东武人，日习武艺；朝臣则减削费用；人民则乐输赋税。盖值北条氏盛时，上下一心，故各事易为。既而良弼又至，皆不报答，世祖震怒，诏高丽造军舰千艘，聚兵四万，贮积军粮，以备东征。国王得诏，上表陈情，极言国用匮乏，不能应命，辞极悲苦。世祖不许，遣使者监工，克期制造。国王不得已，重税人民；民多流离，疾恶蒙古甚于日人。一二七三年，世祖遣兵五千驻于高丽，将征日本。会高丽大饥，军需不敷，其明年，始大举出发，共舟九百艘，载蒙古兵二万五千，韩兵一万五千；舟子九千，皆高丽人也。舟至对马，进攻陷之，屠戮壮丁，污辱妇女，杀及老幼。败报传至，人心益惧，将军乃命全国备战，其故违者，杀之无赦。既闻屠戮之惨，将士益愤，各有战死之心。就军队而言，日本战士，勇猛与蒙古相等；惟无阵法，各手弓矢长戟短刀以御敌。且其时蒙古已有火器；鏖战竟日，日军势败，将退守要害，而援军大至，蒙古兵不能登岸。及夜，日人驶驾小舟，往来攻击。而蒙古兵因高丽水手，谓飓风将至，遂退。此役也，蒙古兵卒，死者一万余人。惟非战败，乃多死于舟破耳。 蒙古兵退朝鲜，奏谓大捷，因矢尽退还。世祖信之，以为日本必有所惧，将不战而服；遣杜世忠等，招日本国王往朝；令臣属中国，如高丽例。镰仓辅臣北条时宗执而斩之，悬首于市。全国上下，益节费用；练重兵，聚军粮；且造小舟，轻便灵巧，以备潜攻。世祖闻使者被杀，复诏高丽造舰千艘，练兵二万。蒙古兵在半岛备东征者，数近五万。时蒙古亦已灭宋，世祖因命范文虎于南方召募水军，制造臣舰，其大者驾驶水兵至三百人之多。诏以阿剌罕、范文虎为大将，率兵十万，征讨日本。既而阿剌罕病不能行，以阿塔海代之。一二八一年，大军十万，自福建东渡，约会高丽舰队，同时进攻。会途中遇风，南方舰队后期而至。高丽舰队，攻击对马等地；日军数战不利，益征兵于诸郡。时值五月，天气炎热，蒙古兵卒死于舟中者，三千余人，而援兵不至，遂退高丽。既而南方舰队，薄近海岸；日军环岸拒守，凡四十万人，身冒矢石，前仆后继，络绎不绝。元军因不能登岸，百战百胜之骑兵，遂无所用；加以大舰，重载军需，行转不便。入夜则日本岛民，辄驾小舟，往来袭击。蒙古军苦之，因聚众舰，锁以铁索，然进攻益难。俄而飓风卒至，波涛腾空，樯折舵摧，船身漂荡，率触礁石，破碎沉没，大将范文虎等择坚舟先遁，弃士卒不顾。数日风止，兵卒方伐木作筏，为西归计；而日人来袭。余众气沮，力不能战，遂遭屠杀，或俘虏，得生还者三人而已。据生还者言，水兵固不听节制，有逃亡者。世祖愤甚，议更东征；会用兵于南方，群臣又谏，乃止。 蒙古自成吉思汗起兵，四出征讨，威及欧洲。迨至世祖，改国号曰元，并吞中国，可谓极盛时代；竟挫于蕞尔之日本。此虽飓风作祟，抑别有故焉，当略述之：（一）蒙古之能战者多为骑兵。骑兵战于广漠之场，可以纵横驰骋；今困于舟中，失其凭依，自无由逞其威武，故虽十万之众，除骑兵外，战斗力甚薄弱。而日军应战者有四十万之众。就人数而言，以一敌四，岂能必胜？况以客军孤立海中，主客之势，既不相如，攻守之利，自相悬绝。（二）蒙古之灭宋也，宋人力战，死者甚众。今其水手乃江南遗民，未忘国耻，岂肯为敌尽力？如《元史》所载：“水手总管等，不听节制，辄逃去。”良非虚言。方当出兵之时，世祖召大将语曰：“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辈不和耳。”既知不和，而又遣之，宜其败也。（三）蒙古军队，极其残酷，所在焚劫，辱人妻女，一二七四年之战，日人已深衔之矣。今战争不力，则国破家亡，如此惨祸，深印入将士之心，故无不力战者。又值佛教正盛，举国信仰，自上皇以及朝臣，争罗僧徒，日夜祈祷。思想简单之武人，固谓佛助之矣，因有所恃而不恐。（四）高丽为蒙古所威胁，国内空乏，人心未服。世祖诏令造舰，聚兵集粮，又值岁歉，赋税奇重，人民散离，其从征士卒，愿力战乎？就地势而言，高丽日本，仅一水之隔，自昔亲善；一旦伐之，因而战胜，且贻后日之忧。故高丽遣军助战，攻破对马，屡败日军，终托故而返。 方元兵之来侵也，龟山上皇祷于神宫，祈以身代国难。自朝廷以及民间，无不拜佛，借求援助；各地寺僧，诵经念佛，钟鼓之声，彻夜不绝。迨大风破沉元舰，僧徒谓由祈祷之虔，收为己功；朝廷因赐以土地，日益富盛；镰仓将军，且建筑大寺以答神贶，以至铸造钟像，金铜缺乏。至于将士，效死杀敌，反无赏赐及增加采地。盖战败元兵，非若源氏之灭平氏，可以夺其土地，分赐将士也。但自元使来后，迄于战事之起，战士日习武艺，所费不赀。战胜之后，将军惧元人报复，令兵严防不懈，所耗尤多。其为守护及地头者，益借权势，管治其地，民众怨愤，北条氏之势渐衰。又其辅政者，年少无知，政权因归于师傅家臣。当是时也，日本政治之组织，亦云复矣。将军夺天皇之权，北条氏夺将军之权，北条氏之家臣，又夺其主之权，内部日形分散，又与朝廷争权；天皇朝臣遂共谋之。先是，八十八代后嵯峨天皇，相继立其二子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因偏爱龟山，诏定永以其后为嗣。及龟山天皇让位其子，后深草上皇不服，诉于北条时宗。时宗利皇族分离，因立其子为储贰。时宗殁后，龟山一支，有以背上皇遗诏切责关东者。北条氏乃调停其间，定两统迭立之议，以十年为互让期；两统嫉恶益甚，朝权日微。北条氏又分藤原氏为五家，令迭为关白以分其势；任罢之权已操于镰仓，欲为摄政者，无不逢迎其意。但久于位者，非镰仓之利，在位遂不能久。于是藤原氏以虽为关白，不能有为，恶镰仓日甚。会北条高时辅政，耽于酒色，畜犬噬人，贿赂公行，听讼不公，将士遂纷纷据邑以叛。 后醍醐天皇 一三一八年，九十六代后醍醐天皇即位，时年三十有一，慨皇室之衰微，隐谋恢复。会高时失政，天皇阴遣亲臣二人，游历诸郡，审察形势，密诱将士。既而事泄，高时议废帝；天皇赐以誓书，乃止。会皇太子死，天皇欲废两统迭立之议，而立己子；高时固执不可。天皇愤怒，招僧入宫，咒诅镰仓；复命皇子护良为延历寺座主，借交僧徒，隐备战争之用。高时闻之，遣兵径入京城，将废天皇皇子，除公卿与谋者。天皇得信，乘间逸出，至笠置。俄而城陷，为追兵所执。高时迁天皇，使人守之，立皇太子为帝，人心不服。楠木正成起兵于河内；护良亲王亦弃法服，披戎衣，昼伏夜行，匿山谷，践霜雪，起兵据吉野，传檄远近，数高时罪状。高时遣兵袭正成，数为所败；北条氏之无能为，遂昭著于外，四方起兵应护良亲王者日众。于是天皇复乘间逸出，下诏讨高时之罪，各地勤王者，所在皆是，兵势大振。高时之能将足利高氏亦来降，北条氏大惧，奉新主奔镰仓，官军遂收复京师；而新田义贞已起兵关东，进讨高时，自将精兵二万，潜攻镰仓，因风纵火，直入幕府，遂诛北条氏之在镰仓者。时西历一三三三年也。镰仓自赖朝开府，至此告终，凡一百四十一年。 新田义贞 （二）战争时代（1333—1392） 后醍醐天皇，回京之后，先废关白，置左右大臣，辅弼庶政。北条氏采邑，已收为国有，因赐护良亲王等地；又命护良亲王为征夷大将军。遣皇子二人，出镇关东陆奥；除诸将有大功者为守护。又设断决所，议诸将军功。时将士聚于京者数万人，争论不已，旬日之间，定二十余人。天皇谓其失当，诏令覆审；但宽于内侍，虽宫闱嫔妓，亦多有邑。迨军功论定，无地可颁，内敕外议，时有抵牾，往往数人争夺一邑；武人类多失势，嚣然欲动，思复幕府制度。天皇又渐骄奢，耽于宴游，兴作土木，增收地税，发行纸币；贤臣知事不可为，多弃官去。足利高氏者，源氏之后。方义贞之灭北条氏也，高氏亟遣其子收关东军权；事定后朝廷赏赐，复过义贞，且赐以御名曰尊氏，声势日隆。护良亲王忧其为变，数谋诛之；尊氏亦忌亲王威名，密结天皇宠姬，共媒其短。既而诬之谋反，天皇流亲王于镰仓——镰仓，足利氏重兵所在地也。会前将军高时之子有逃亡者，招集余党，侵攻镰仓；足利氏拒战大败，患亲王出逃，遂先杀之。尊氏时在京城，闻镰仓已陷，请自往讨，天皇许之。请为征夷大将军，管领关东，天皇不许。尊氏遂不待诏，潜下关东，击走乱兵；复据镰仓，自为征夷大将军、关东管领，时一三三八年也。尊氏赏赐将士，容纳降卒，武人之郁郁不得志于朝廷者，争来归附。又忌新田义贞，请发兵讨之，并收新田氏在关东之领地以分给将士。义贞上书自辩，天皇命义贞东征；义贞战败，尊氏进据京师。会勤王之师来自陆奥，逐走尊氏，尊氏逃之九州；寻收聚余众，破其地之勤王者，兵势大振，遂率战舰七百余艘来击。尊氏之弟复率步兵二十万会之，京畿震动。于是诸将聚谋；天皇以不从楠木正成迁避夹攻之策，至正成战死。尊氏复入京城，拥立皇子为帝，是为光明天皇。自以无传国重器，不免伪朝之讥，乃佯请降，迎后醍醐还宫，遂幽之，令献传国神器于光明天皇。后醍醐以假者与之，旋乘间逸出，驻于吉野；置百官，建宫室。由是吉野称为南朝而京都平安称为北朝，南北朝争战，凡五十七年。 足利尊氏 后醍醐天皇不欲偏安一隅，志图恢复；又不谙军略，不知攻守之异势，屡遣大军，攻击平安。尊氏则聚关东重兵于京都，兴筑城堡，严守要害，以逸待劳，出奇制胜。南朝之来攻者，率皆败走；能战之将，若新田义贞，若正成之子正行，相继战殁；其能延旦夕之命者，以北朝内乱故也。当时北朝将士，以争权互哄，不得志者辄降南朝；能得志者复和好如初；兄弟可为仇敌，仇敌可为兄弟，时叛时服，阴谋诡诈，不堪毕书。及尊氏病殁，传至其孙义满，任贤用能，黜奸远佞，除积年颓败之风，政治为之一新。于时南朝益蹙，接受和议，授传国神器于北朝，南北复归统一。时一三九二年也。于此南北分离，战争云起之五十余年中，各地武人，势力渐张。交战之时，兵马所过，村城为墟，农民不得耕种，无所得食，有饿死者。复以交通困难，商业不能发达，强悍之徒，因羡武人，多为战士。其战败者，又流为盗贼，由是中韩之倭寇渐盛。 倭寇者，日本亡命之徒，初以图利经商，驾驶小舟，聚于荒岛；其后人数渐多，国家复不能约束，遂事劫掠。适中韩亡命有与之相结者，因知大陆情形，到处骚扰。且以当时明代元兴，江南诸豪，败于太祖，遂与合谋，往来海上，转掠中国沿海诸郡；明廷患之。一三六九年，太祖犹以日军为报复元仇者，特遣使往谕。使者至日，见怀良亲王。王时将起兵，欲得明援，因厚礼使者，命僧来报，附表献物，辞殊恭顺。既而寇仍不已，太祖复遣使往。使者抵京，见将军义满。义满利于通商，又遣僧来报，建文帝且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当时明朝以防倭寇之故，于沿海诸郡筑城严备，颇费经营。会日本南北统一，内乱已平，民得安居乐业，义满又奖励通商，数杀海盗，中国之海警暂息。然以用度匮乏，义满因求钱于明，一时明之永乐通宝钱遂流入于日本。——以上之事并涉及室町时代，连带叙述于此。 （三）室町幕府（1338—1573） 南北分争之时，尊氏据守京师，南朝进攻，军多败北，平安遂为重兵之地。尊氏因留于此，而遣其子镇守关东，号曰镰仓管领。乱定之后，义满性侈，不欲离繁华之京师，而返于关东朴质之地；其部下将士，又非来自关东一隅；且鉴于北条氏之远据镰仓，仓卒不能应天皇朝臣之阴谋，终至灭亡；故开幕府于平安，上可以抑朝权，下足以威将士，是为室町幕府。室町者，足利氏之第名也；政自此出，因以名之。幕府之组织与镰仓相类，有侍所、政务所、讼判所，令其族四支迭为侍所之长，号曰四职，统御将士。将军之下，有管领一人，总理政事，使其族三支迭任其职，号曰三管领。关东仍管领之旧制；令上杉氏辅助管领，总理军事。上杉氏分为二支，互为执事。义满又遣人镇守九州，讨灭强大不服者，威振西国；将士大恐，恭顺听命，幕府之基础益固。 足利义满 义满性好奢侈，经营室町，种植花草，红绿辉映，有“花世界”之称；又建别业，筑高阁，壁柱涂金，结构精美，以至国用不足，欲通商于明，借求重利。故尝奉表称臣，乞赐金钱；明因封以日本国王。其子弟在京者，文绣膏粱，染朝臣论文讲学之习；搜罗书画，争致珍宝，身渐文弱，不知武事。惟与朝臣互通婚姻，善护其地，公卿德之，相处甚善。然其后嗣放纵淫乐，乃至夺人之妻，而杀其夫；岁值歉收，民食不足，而赋税仍无度，上下俱病。将军臣属，管领有三，侍长有四，交迭执政，互相嫉忌，推辞责任，内政日坏。其镰仓管领，先得关东人心，将士有不知室町将军者；既而执事上杉氏复专权。会管领有谋代将军之职者，上杉氏谏，因与有隙，卒至用兵，管领事败而死；关东政权，悉归于上杉一族，九州守将，因与豪族不和，复互相攻击，骚乱不已。而南朝遗臣，以其皇胤不得嗣位，违两统迭立之和约，隐助关东之乱。于是各地将士，势权日张，渐非将军所能制；方将军义政时，幕府益微。 足利义政 初，将军义政无子，立弟之为僧者义寻为嗣，命细川胜元辅之。胜元者，掌握重权之管领也。既而义政生子，欲背前约，用其妻谋，托山名宗全（即持丰）辅之。宗全尝管军事，素仇胜元；至是得势，谋逐其党。胜元不服，征兵关东，共十六万人；宗全发西海之兵，共十一万人；皆络绎入京。胜元宗全之宅，在幕府东西，兵列宅前；将军禁其交战，往来和之，终不能成，东西二军，鏖战于京中。东军人众，初战胜利。宗全愤甚，火城内宅第；风助火势，四出蔓延，屋舍殃及者，凡三万余区。会长门之军三万来援，复战大胜。既而宗全胜元相继病殁，两军犹战争不已，后稍散归，乱事渐平。此役也，历十有一年，皇室宫殿、公卿邸宅，多罹于火；书籍珍宝，荡然无存；是为应仁（后土御门年号）之乱。将士归郡，知幕府之无能为也，皆不纳税，据地自主；军事和战，随心所欲，残虐人民，无人敢问；又复重税养兵，兵数骤增，争夺土地，战争继起；乃收朝廷郡邑，夺公卿采地，以至朝臣俸禄皆绝，贫困日甚，每一朝见，衣冠亦相转借。故自一四六五年至一五八五年之间，无让位之天皇。盖武人据地，以兵自恣，对于天皇多敬而远之，若不关己事者；天皇失其威武尊严，天子之位，争者遂少。前谓诸将分据皇邑，皆不纳税，府库因之空虚，无力举行大典。当一四六五年，一〇三代后土御门天皇受禅，以典礼不周，引为恨事。及其崩也，费用不足，尸停暗室，历四十四日之久，始得安葬。其子后柏原嗣位，复不能行即位之礼。越二十年，有僧徒献金一万，始克补行。其后朝廷益穷，墙垣破坏，无资修补；砖瓦碎颓，不蔽风雨；殿前鬻茶，天皇身为肆主，谋什一蝇头之利；又复时赐宸书，借求人民谢礼，暂充日用。至上至尊之天皇，处于此境，亦可哀也。 于此纷扰时期，沿海将士，乃奖励经商，借获厚利。商业最发达者，首推山口。富商日多，幕府将军，尝借其资，豢养战士。借款而后，将军与以权利，听其自主；商民因得养兵自卫，建筑城池，固守险要，借免兵祸，其地遂为全国中之世外桃源，居民日多，学子争集，其势大盛。亡命之徒，动于贸易之利，来至中国，冒险经商，间亦流为海盗。当时明廷，无通商之律、规定税率，无公使办理交涉，无市舶所长划一货价及稽查来船；又不能约束国内奸民，一任滨海牟利之徒，主持其间，货价不一，涨落无定。其欠日人资者，“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以好言绐之”。日人重丧其资，无所控诉，渐有仇视报复之行。会滨海官吏，或绳奸民以法，或托故而夺其资；奸民不服，反与日人相结，袭其衣服，饰其旗帜，往来海岸，转掠诸郡，遂酿成嘉靖年间倭寇之乱。时明承平已久，人不知兵；及闻海警，主其事者，乃招募渔船，以资守望。此等渔兵，远见倭寇旗帜，争先逃匿，寇势益张，登岸劫掠。又明当时陆军，统率无人，军器朽窳，不能一战。倭寇来犯，不过六七十人，遂得蹂躏江浙，祸及福建广东，如入无人之境。幸俞大猷、戚继光严备海防，号令统一，数战破之，而日本内乱渐平，亡命者少，倭寇乃绝。 织田信长 幕府衰微，地方日乱，豪强攘夺，强凌弱，大并小，战争相继不绝。苟利所在，虽叛上弑父，亦所不羞，史家亦谓之战国时代。其割据者，关东则有北条，上杉，武田，足利诸氏；近畿则有浅井，朝仓，斋藤，织田，德川，今川诸氏；中部则有山名，尼子，大内，毛利诸氏；奥羽则有伊达，苇名，南部，最上诸氏；九州则有菊池，少贰，大友，龙造寺，岛津诸氏；四国则有细川，河野，长曾我部诸氏。群雄之中，以织田信长为最强。织田氏者，平氏裔也，居于尾张。信长年少嗣位，豁达任侠，不修小节。其傅作书自杀以谏；信长警惋自咎，亲理国政；木下藤吉归之。藤吉，农家子也；幼而颖悟，长有大志；尝出仕，甚见亲信；左右嫉之，遂归信长，信长因为改名羽柴秀吉。既而今川氏来击尾张，信长率兵，潜攻其营败之。时今川氏据领三河、骏河、远江之地，威势著于四邻，信长破之，兵势大振。天皇闻其英武，赐以统一天下之密诏。信长逐走斋藤氏而据其地，深结德川家康以为援。先是，德川氏为今川氏所窘，尝纳家康为质；自今川氏败后，家康执政，势日强盛。会京师有乱，将军为其下所杀，其弟义昭来奔；信长礼之，奉以入京，讨平乱者。于是严禁侵掠，人民安堵。朝命以义昭为将军。信长寻还，应将军之请，留羽柴秀吉护守京师。复讨畿内诸将，灭之，威名日盛。将军隐忌其功，将欲除之；事泄，信长逐走义昭，足利氏遂亡。时西历一五七三年也。——室町幕府历二百三十五年而亡。 羽柴秀吉（原名木下滕吉郎，后来天皇赐姓丰臣） （四）三雄平乱（1573—1606） 信长意欲统一国内，会关东能战之群雄，相继病殁，信长率家康诸将讨灭武田诸氏，而并其地。东北一隅，遂不足忧，九州四国，相继内附。惟毛利氏据有中部，前将军义昭归之，势甚强盛。信长遣秀吉进击，毛利氏率大军拒战。秀吉请济师，信长征诸国之兵，将亲援之。分兵先发，而自领卫兵百余，趋京师，宿于本能寺。部将明智光秀谋叛，回兵袭寺；信长之从者，守门力战，多死伤；信长自知不免，纵火自焚死。初，信长遇将士无礼，嘲谑嫚骂，习以为常。尝手掖光秀，抱其首曰：“好头颅，可以代鼓。”光秀惭愤。既又许其幸臣，数年后可领滋贺。滋贺，光秀邑也。光秀惧罹祸，遂杀信长。然信长豪迈豁达，长于兵略。又知人善用，擢秀吉于仆役之中，将士争归，故所向有功；且于全国鼎沸之日，能尊崇天皇，修复太庙，建设宫殿，还公卿邑地，以此人多称之。 信长之死耗传至，秀吉秘之议和，然后班师，径讨光秀；诸将来会，光秀败死，自举兵以来，仅十有三日耳。秀吉与将士会议，立信长之孙秀信为嗣，年甫三岁；其不服者，秀吉平之。自此而后，信长遗将，威名无出秀吉上者，国内大权，悉归秀吉。既而信长之子信雄，与秀吉积不相能，兵事遂起；家康助之，久无胜负，乃和，罢兵。秀吉因遣兵灭近畿之不服者，权势日隆，遂请为关白。初，秀吉起于微贱，将士鄙之，始附于平氏之裔，继称藤原氏之后，欲为征夷大将军。藤原氏有为之谋者曰：“按据故事，大将军非源氏之后不可。公称藤原氏，宜即为关白。”秀吉问：“何谓关白？”对曰：“位亚天子，统御百官。”秀吉喜甚，故有是请。天皇许之；寻迁太政大臣，赐姓丰臣。秀吉尝招降九州，不服；遣兵二十万伐之，水陆并进，攻拔诸城，将士争降。师还，值已兴工十五年之聚乐城告成，秀吉因大会将士，天皇、上皇、皇子、妃嫔，皆来参与；秀吉率文武扈从。扈从者，新礼也。既行享礼；明日，秀吉盛服而出，侍御座之右，使诸将盟曰：“奉戴皇室，遵从关白。违斯盟者，明神殛之！”天皇留跸五日，奉献供亿之殷，前古无此。时关东北条氏不朝，秀吉讨之，将士景从；东北既平，国内大定，遂有征伐朝鲜之议。 自足利氏季世，日本国内，群雄纷扰，与朝鲜之交通中断。秀吉平定群雄，非能收将士采邑，夷为郡县以治理之；不过使暂从命令耳。此等好勇斗狠之武士，逸居无事，易于叛乱；本其求利争地之心，征讨中韩之谋渐萌。当时中国自倭寇乱后，明廷之无能为，昭著于日人耳目。朝鲜既尝为日属，朝贡甚殷，元时反引蒙古入寇；日人虽幸获胜利，仇恨之心，终未尝泯。秀吉自以“梦日而生，凡日光照临之地，概当臣服”。尝大言曰：“征服朝鲜，则中国可服。夫然，则三国为一。”秀吉又惧天主教之势日张，尝毁其礼堂，驱逐其传教徒。然西海将士之信教者甚多，军队强悍，善用枪铳，留在国内，非丰臣氏之利，故遣之远征，可借以杀教势。迨至战争日烈，遣兵众多，教徒虽占少数；但其初志，未尝非欲假手他人而杀之也。一五八七年，秀吉招朝鲜来朝，其王李昖弗应。明年，复遣使往；朝鲜请先惩日本海盗之尝寇其海岸者，而后报聘，使者许之。一五九〇年，韩使来聘；时秀吉从征而归，故不之见。使者俟之五月，始一招见。秀吉倨甚，命人逐之；及船，授之以书，略云：“吾欲假道贵国，直入攻明，施行王化。……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来会军营，以为前导。”李昖不答。秀吉再遣使往，终不能屈。秀吉谋于诸将，议决西征。诸藩出兵；近海者出船。诸军来会者，五十万人，战舰数百。命浮田秀家为元帅，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兵十三万人先行。 一五九二年，行长先渡。行长，天主教徒也。舟抵釜山，即登岸攻城；守将率兵六千人拒之，防守甚严，战斗勇猛。惟时日本与欧洲往来，军中已有火器；韩兵犹持刀戟执弓矢以战，自不能拒猛烈射远之枪铳，遂多战死。会援兵大至，复战又败。行长乘胜追逐，当釜山汉城往来之道，犹有可战可守之五城，守将及兵皆闻风逃遁。盖朝鲜承平已有二百余年之久，自谓礼义之邦，妄取中国习尚；朝臣记诵经书，空言仁义；农民耕种，只知纳税；政治窳坏；军队虚存。及使者归自日本，李昖知战祸不免，始于釜山京师之间建筑城邑，严守要害，招补军队；大臣犹有恃明而无恐者，工程类多草率。统兵大员，又无军事经验之文人，以之统乌合之众，其能御亲冒矢石之勇将，久历战争之精锐乎？又当时朝鲜自防倭寇以来，船多裹铁，水兵颇能战；日本战舰为诸藩所出，船小而兵杂；李昖不善利用，未先拒之于海，及已登岸，又不能断其供给。四日之后，清正之兵大至。清正，释教徒也。奉佛虔诚，与行长有隙，闻行长大胜，遂兼程前进。 败报传至汉城，李昖大惧，命子监国，逃之平壤。行长、清正如入无人之境，率兵进据京城。当时行长耶教一军，惟于汉城未恣屠掠耳。清正自以大功为行长所得，愤甚，纵兵焚劫，杀戮人民，掘及坟墓，俄而率军向东北去。李昖已至平壤，招集败兵，诏令勤王；大军来会，守临津江之北岸，木筏舟船尽集焉。行长追击，北进抵江滨，无舟可济，率军佯退。韩人追击之，遇伏大败；行长尽得其舟，追近平壤，又为江所阻，不得进攻。行长谋和，使人立于江滨，手无兵器，但高举一木，上有纸，飘荡于空中，示欲通使之意。韩船至，乃遣人议和。行长许还韩京，惟求借道进攻中国。李昖不许，和议复绝。既而韩兵益众，不欲久待，夜半渡江袭日营。然行长有备，以逸待劳，又大败之；遂夺其舟筏北济，进据平壤，获军需辎重无数。李昖逃义州，行长使人追之，不及。清正一军，自攻入东北，获王子二人。其地多高山大泽，森林遍立，因无地图，数迷失道，军粮不足，益纵兵劫掠，焚毁村居，屠杀壮丁，奸淫妇女。朝鲜农民恨之切齿，所在聚集，其斥候向导，零兵散卒，往往被杀。既而海上鏖战，韩人大捷。 朝鲜水师统领李舜者，战将也。时率水师，严防海岸，焚毁日船。会日舰百艘，运援兵军粮至，李舜纵船四击；朝鲜之水兵，善于驾舟，日船短小，重载货物，尽被击沉。初，秀吉将伐朝鲜，谋购涉风涛渡重洋之炮舰于欧人；欧人因事拒之，故有此败。此役也，日人之援兵粮糈皆沉于海，史家有谓此为朝鲜转败为胜之机者。李昖先已告急于明，使者络绎不绝于道，及奔义州，且请内附。神宗鄙日军为小寇，遣祖承训将精兵五千人来援；为日人所要击，败没，承训仅以身免。事闻，神宗设经略使将兵援之。兵部尚书石星素不知兵，又以宁夏辽东方有事，意欲谋和。有沈惟敬者，商家子也，喜冒险，有口辨，尝至日本，与行长有旧，因遣之往。惟敬至平壤，见行长，定休战期五十日，议割朝鲜南方数道，通聘往来，及封秀吉爵等。和未定，神宗已命李如松为大将，帅兵五万援朝鲜。韩人又得暇搜戮奸民，日人骤失耳目，而李如松之大军卒至，亟攻平壤。行长败走，损失甚巨；退至汉城，清正之军始来会。当是时也，朝鲜之水师，严守海岸，日本之援军遂绝，加以资粮空匮，全军之生死，惟系于战，故军心奋勇，人人殊死战。如松因胜轻敌，不甚设备，战复败退。惟朝鲜因明军来援，士气大振，所在蜂起，袭击日人。行长遣将进攻晋州，又不克而还；日军愤甚，屠戮住民，圮毁城池，往往一城之中，惟余少数苦工为其运输者。既而岁歉，劫掠无所得，望和甚殷；明廷亦以如松败故，复遣惟敬议和。 惟敬再至朝鲜，重赂行长。复至日，谒见秀吉，执礼甚卑，定册封、退兵、还王子二人等约。册封云者，诸将误以为王明也。秀吉喜甚，许之，厚飨惟敬，还王子二人，命行长清正退于釜山。既而明廷诸臣，有谓和议非策者。会秀吉闻诸将攻晋州不克，大怒，命立攻下；俄而城破，竟歼其人民。惟敬复见行长，责其负约；行长以明阳和而隐遣大军对。然秀吉方待惟敬来报，大兴土木，建筑宫殿，穷极壮丽，将以眩使者，且威诸藩。明年，地震，城坏屋颓；明韩之使者皆至。秀吉怒韩无礼，不令王子来谢，不见其使，但见明使者。使者入内，见兵仗甚整，侍卫极众，俄而幄启，秀吉盛服出，使者惶伏，捧金印冕服以进。秀吉戴冕披衣，意甚自得；及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乃知非王明也，面色骤变，掷冕服于地，且裂册书，曰：“欲王则王，何待尔封哉？苟吾而王，如天皇何？”将诛行长及明使者，诸将谏救而止，即征兵十四万西征。 方惟敬之议和也，朝鲜诸臣力劾李舜；李昖惑之，夺其爵位，贬为水兵，命文官代之。李舜素得人心，将士多不服；及日舰载兵西来，统领令逆风拒战，遂大败逃散。日军登岸，立复进攻，数破重城。李昖惶恐，再出奔。时明使已返京，韩人告急，神宗得悉其情，逮捕石星，诏令邢玠、杨镐为将，率大兵往援。杨镐将明韩之兵数十万人，攻清正，围之蔚山。清正坚守，杨镐断其汲道，城中至杀马饮溺。会诸将进援，绕出杨镐军后，明军仓皇退走；日军追击，又大破之，兵多逃散。将士报功，各献俘馘，秀吉命埋之，封以为“耳冢”。自水师败后，李昖复起李舜为统领，收集余舰，邢玠知非水兵不能平乱，募江南水兵助之，势稍复振，屡毁日舰，日军虽胜，因不敢前进。既而秀吉病殁，将士罢归，李舜追击，俘获甚多，时西历一五九九年也。 秀吉之用兵，受祸最深者，厥惟朝鲜。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屋舍焚圮，死亡枕藉，凡七年之久。受其害者，深恨日人，渐成为历史上之习惯，牢不可破。秀吉悉国内之师，竭府库之力，不能越朝鲜一步，进攻中国；又不能得尺寸之地；其所得者，韩人之疾首痛心深恶日人而已。又此役也，将士携书籍良工归者甚众，书籍开日后江户文学之渐，良工筑日本工艺之基；但其代价，亦云奢矣。明廷援韩，丧师数十万人，糜饷数百万金，扰及全国，府库为虚，其为朝鲜，抑为中国耶？设使不援朝鲜，坐视其被并吞，中国之损失，或不止此。自此战后，韩人甚为寒心，畏日殊甚。及德川家康执政，遣使至韩，招令入聘。国王以告明，求将练兵，明廷不许。既而又以告，朝议听其自主，于是复聘于日。 秀吉起自微贱，善于将兵，平定诸藩，仕至太政大臣；又能尊崇皇室，修筑宫殿，复公卿采邑；更清量田地，除积年私产隐瞒之弊，规定赋率，占收入三分之二，成所谓“官二民一”之制。此种赋税，自今视之，甚为烦重；惟前于此时，毫无定额，收取多寡，惟上所欲，视此固有异耳。秀吉尝整齐圜法，开采金银诸矿，制造货币，民皆称便。又虑诸藩专横，颁新令六条，禁其私自嫁娶，结盟树党，私自战斗，多蓄侍姬等，非无所见也。方秀吉之病，置大老五人、中老三人、奉行五人，政务决于大老，琐事断于奉行；若大老奉行不协，由中老和之。命前田利家辅其子秀赖，时年七岁。秀吉已逝，家康专权，其势日盛，遂开江户幕府之基。 [book_title]第六篇　耶教在日本之盛衰（1549—1638）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回教国强盛，据欧亚二洲交通之地，欧人不得东来，乃争觅新途以径达远东。其时航术日精，富于冒险性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各欲先至所谓黄金世界之亚洲。有哥伦布者，信地球圆形，可以西航而东达印度、中国等地。由西班牙之女王助之，遂航海而西，发见美洲。同时葡人又绕道非洲，东至印度，以渐达南洋群岛，寻与中国贸易。一五四二年，有葡船将往中国，途中遇风，漂至大隅之种子岛。其中三人，一为华人，二为葡商，言语不通。华人以手画沙，道其漂至。岛民聚观，待之甚厚。葡人因献枪，答谢藩主；藩主约与贸易。葡船寻还，述其所遇，发见日本之消息，遂传遍欧洲。欧人谓其地多黄金，来者立富；商人争至。时值日本足利氏衰弱时代，群雄纷起，据地自主，日谋扩张兵额，征服四邻。惟战胜者，非徒兵队之众，且恃武器之精，金钱之多。若与欧人贸易，可以兼数者而有之。盖欧人前来，常售其猛烈远射之枪；其购买货物，藩主可以致富；富则有余资可以养兵。故欧人至者，所在欢迎，待遇甚周。日人渐得制枪之术，以枪为军器，流传于各地。且贸易日盛，而耶教遂来。 一五四九年，法兰昔思萨弼Francis Xavier至鹿儿岛。萨弼者，天主教传教士也。天主教，自路德改革宗教以来，在欧洲之势，日益衰微，热心传教者，乃托天主教国西班牙、葡萄牙之保护，来至远东。萨弼先至南洋群岛；日人有犯罪者，逃至其地，悔罪受洗，略习葡语，因劝萨弼至日。萨弼北渡至鹿儿岛；藩主许其布道，意谓有教徒则有商人也。既而商船果至，教徒日多；寺僧忌嫉，令藩主逐之。萨弼走至平户；其地商业兴盛，藩主甚喜，爱及欧人之来传教者，力保护之。其教徒之在鹿儿岛者，一百五十余人，亦四出传教。萨弼在平户，信徒日增，乃知日人之风尚，“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遂欲至京城，见天皇将军，说令信教，步行二月，得至平安。时值大乱之后，人民流离，房屋毁圮，欲见天皇将军，而苦无贡物；传道市上，则言语不明，听者无人。数日之后，复归故地，然益信非上信道则民无从者。于是致书印度总督及教主等，请求财货，得欧钟表，精巧货物，献之藩主。藩主得未曾有，喜甚，力与援助，给以空庙，或逐走僧徒，而以其地赐之。神父时或乘船出游，船上葡人率衣锦绣，执火器；日人羡其豪富，争欲通商，益厚遇神父。神父又多为学者，具有世界常识；日本学者，多从之游。萨弼与僧徒论道，辨论有至五日者，因知日本学术，来自中国，尝谓“耶教能传布于中国，则日本自为教国矣”。萨弼卒于一五五二年，居于日本，时间甚促，信徒至七百六十余人。 萨弼卒后，其徒承其遗法，四出传道；每雇幼童，使游行街市，高举旗帜，摇铃鸣钟，招市人聚观；天主教之名，渐渍于人心。神父性情，又极和蔼，尝慰抚贫民，设立医院，瘳治疾病，故信者渐多。九州南部诸藩，间有信之者；其战胜皆归功于天主耶稣，益热心传教，至于焚毁佛像，逐戮僧徒。人民有不信者，迫之不改，则诛戮其家，人心惶恐，有惧祸而受洗者。《传教记录》称：“三月之中，受洗者凡二十万人。”斯可见信教之不自由矣。一五七六年，有地名丰后，其藩主信教，遂招家臣，命皆受洗。邻邑有仇天主教者，率兵伐之，其势益张。方天主教之初传入也，僧徒不知其将仇己。萨弼再至京师，高僧有馆之者，且聚集僧徒，听其讲道。及教士得势，排斥佛教，鼓动藩主，据夺其寺，而逐其人，佛教耶教，相恶日甚。其时织田信长素恶僧徒之横，扰及政治，矫将军义昭之命，以书招教士使来京城，赐地建礼堂，名曰永福寺；僧徒请于天皇，敕其改名，乃以南蛮寺称之，谓其来自南方也。僧徒既恶信长，败将有逃之睿山者，信长使僧徒内应，夹攻灭之，僧徒不听；信长遂纵火，焚毁寺堂，执僧徒斩之。信长又与大阪之僧有隙，遣兵往攻，毁本愿寺。又尝招高僧论难，其辞屈不能答者，命褫僧衣，辱而逐之。会有奉天主教之将士叛，使神父招之，遂降；信长尊之益甚。一五八二年，九州将士之信教者，遣使四人，西往罗马，谒教皇。教皇待之甚厚，示以宫室之壮巍，珍宝之多，圣像之威严。时值新旧二教战争之后，教皇方横恣，全欧之地，王侯争权，农奴困苦；使者尽悉其情，历八年始归。 上已略述耶教兴盛之故，兹再举其他原因，借以明知当时社会之情况。佛教自大化改革后，僧徒拥有雄资强兵，渐忘佛教之真义，不知戒律为何物，往往暴敛资财，纵于酒色，扰及政治。当信长火焚睿山屠戮僧徒之时，人多快之，可见佛教久失人民之信仰。一旦耶教传入，其神父富于服务之精神，能安慰人心，故有弃佛而归之者。就形式而言，巍然礼堂，与佛寺无异；高悬耶教圣母圣徒之像，与佛像无异；礼拜之时，鸣钟歌诗，焚香燃烛，时跪时起，与僧徒之参拜无异。愚民狃于耳目，不生异感。加以诸藩之威迫，神父之和善，信徒数增，所以若此之速。 信长殁后，丰臣秀吉执政。神父有谒见者，秀吉赐以大阪之地一所，为传教之用；且任用教徒，为其亲臣。神父之来大阪者，建筑礼堂，信者颇众。及一五八六年，秀吉征讨九州，知教势强盛，一变故态，立招神父，严加询问，出示禁之；并限传教师于二十日内，概行出国，其不出者，以违命论罪；外船载传教师至者，货物充公。秀吉之所以若此，盖以神父设立学校，赈贫疗疾，谓其“以利诱人，是将有所为也；若今不灭，后必为患”。适其时葡船来至日本，购买幼童，带之远去，鬻以为奴。船中拥挤，幼童至枵腹，疾病无以医治。秀吉疑其以博爱劝人，而不能变国人之心；施药济人，而不能救奴仆之苦；“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因以此事罪之。令出之后，教士会议，遣其愿往中国者数人，借蔽耳目；余多藏于信教之诸藩。秀吉使人至京城大阪圮其礼堂，又遣兵至九州等地毁其教室；兵士得贿，置之不毁。明年，葡使来告，谓非保护教会，则将中止贸易。秀吉惧失贸易之利，复弛其禁。但其心欲杀教徒之势，未尝暂忘，因命教徒中之骁将小西行长，西征朝鲜，其兵教徒也。然弛禁后，信徒骤增，秀吉又闻西班牙教士之欺己，大怒，复严禁耶教。先是，朝见教皇之使者，归自欧洲，日人知欧洲诸国新旧教徒之纷争扰乱，怀疑于耶教者渐多。及是，西班牙之教士在菲律宾者，欲至日本，惟为教皇之命所限，乃冒充聘使，贡献方物。秀吉礼之。教士建礼堂于京城大阪，势力寖盛。秀吉得知，谓“国贼日多”，立命捕获，割其鼻耳，游行市上，寻杀之长崎。长崎，外商会集之地也，教徒尤多。杀之于其地，欲借以警其他之来传教者尔。秀吉严命长崎邑守，尽逐教士，焚毁教堂。但当时教士在日者，一百二十五人，其被逐出者仅七人而已。俄闻秀吉来巡，邑守大惧，乃毁教堂一百三十余所，教士咸潜匿。其明年，秀吉病殁。 德川家康执政，复弛前禁。西班牙之教士，有远来谒见者，得其许可，建设教堂于江户。教士尝为秀吉所逐者，皆归，四出传道，势又大盛。一六〇〇年，英水手有名魏尔·爱丹斯Will Adams者，受雇于荷兰商船，来至日本。时西班牙之海军，已大败于英人，新教之势大盛，以英荷为主。爱丹斯素恶天主教徒，旧教士知其来必相倾轧也，数谋杀之，不成。家康令送之江户，亲自讯问者三。爱丹斯富有口辩，善于应对，悉告以欧洲大势。由是被任为船长，制造巨舰，甚见信从，得赏邑地。荷英商人至者，托其转请通商，家康许之，新教教士来者渐众。向之垄断商业之葡人，一旦因有人与之竞售货物于市场，忌嫉日深，互相倾轧，扰及宗教，辩论甚多。爱丹斯尝告家康曰：“天主教士，包藏祸心，其意颇不测。”家康亦知旧教教皇权力过于国王，天主教徒，率服从教皇之命。苟天主教大盛于日，日本教徒，其服从至高至上为天主使者之教皇耶？抑服从万世一统天照女神之胤耶？时日本政权，已归家康之手，令日人不从其命，非家康所欲也。尤有进者，中世纪政教为一之说，深入神父之心，彼等尝欲干涉政治，借政权为武器，威逼农民，使其奉教。充其所欲，必使日本为一天主教化之国。家康因之乃先杀其权，罢免天主教徒之官于江户者，锢其终身。一六〇六年，家康重申秀吉之禁，教士伪若未闻者，长崎教徒，且举行庆祝大会，游行街市，提灯者万人，为空前之盛典。既而西班牙之船，有来测量日本海岸者，家康益信爱丹斯之言，屡召询问；爱丹斯辄攻击天主教徒，且谓“其势已衰，方见排于英荷诸国”。一六一二年，有教徒谋叛，且求外援，谋泄而败；家康恶之益甚。家康臣属，若加藤清正，佛教徒也。自耶教传入以来，九州僧徒，多遭屠杀，佛寺变为教堂，拜佛者被迫为耶教徒，此固清正等之所深恶者。又自佛教与神道和合之后，信者仍可以祭神祀祖；而教皇神父反之，有禁祀先祖之意。日本神国也，上自天皇，下及庶民，皆自谓神子神孙之遗；一旦骤废祭祀，抛弃报恩追远之义，违反忠君孝亲之说，万世一统之神话，将不能存在，日本之道德观念，将根本破产。当时佛教之势犹盛，天皇朝臣，文学之士，皆读其书；多数人民，虔诚拜佛；其迫为耶教徒者，犹愿归依佛教；僧徒固有报复之心，而家康及其臣，皆谓有严禁耶教之必要矣。一六一三年，又申前禁，而重其罚；然无效果。明年，家康颁布“外人来传道者概皆逐出，毁圮教堂，严禁信教”之令。一时外人来传教者，一百五十六人，或先隐藏逃匿；或托名乘船他往，而复来归；其由家康命船送之他地者，不数月后，又复潜归，隐出布道。 丰臣秀赖 自秀吉殁后，其子秀赖年幼，居于大阪，家康妻以孙女，秉理国政。秀赖兴土木，造寺观，穷极奢华，日渐穷困。家康恐其将为后世忧，借事迫之。秀赖遂传檄四方，号召兵队。其因教禁潜匿者，争先来归，城中步骑至六万余人。家康亲率大军讨之，不克，议和罢兵。秀赖寻复招兵；家康令其他徙，不从，复战。家康围秀赖于大阪，秀赖势迫自杀。家康益恶教徒，将重惩之，会病而死。其子秀忠继之，厉行教禁：凡与教士往来，及善遇之者，财产充公，身以焚死；妻子先报者免罪，邻人不告者罪五家。既而荷船劫掠葡船，得其书信，中有致日教徒劝其叛乱，将遣兵舰助之者，以报秀忠。秀忠知有教士潜归，谓非去国贼，终必叛乱，遂有威迫之令。凡教徒形迹可疑者，皆立捕之；惟践踏十字架，及认上帝为恶鬼者，皆赦免。其固执不从者，先以毒刑拷之，皮破血淋，或死后一二小时而复苏。若犹不改，聚之成堆，使父子相对，夫妇相视，朋友相见，绝其饮食，纵火焚死。九州南部，其地教徒，尝毁佛寺，屠戮僧徒，逼人受洗。信道者，多非所愿，受洗之后，不能祭其先祖，犯不孝之大罪，乃疾首痛心于教会。及是，佥谋报复，毁礼堂，碎十字架，焚其偶像及圣经，一以向之对待佛教徒之成法加诸其身。受祸尤烈者，首推长崎。长崎为通商要地，教徒众多，被斩者，身首异处；乃其死时，毫无惧色，若将因是而归天国者。教徒益相奋勉，或于夜间私取一二片断之尸，归而宝存之。奉行知之，使焚尸成灰，投之于海。顾严刑之后，犹有自认为教徒者；奉行知徒杀不足以服人心，乃招教徒至署，和颜说之。始知多数教徒，极其愚蠢，不识教义，仅能口述祷文，及信死于道者入天国而已；以其迷信之深，宁愿一家同死。既而和善之奉行他迁；新任下车，亲出巡搜；凡形迹类教徒者，皆自讯问，若存有圣经十字架及像画关于耶教者，辄置之于死。尝执信教之妇人，褫其衣裤，令裸体匍匐于市，有若犬豕，如此无人道之酷刑，古今未闻也。当时奉行报功，谓一六二六年，长崎有教徒四万；及三年后，无一存者云。 如此残暴不仁之宗教杀戮，卒以酿成日本前古所无信教不自由之岛原战争。先是，岛原为欧人贸易之市，邑主崇信耶教，人民从之。家康欲除教徒之势，远徙邑主，而代以亲臣。其人鄙吝，不恤下情，赋税苛重，人民流离，复纵兵为虐，民不知命在何时，渐思叛乱。会胥吏验得教徒，遣人捕之；乡民拒捕，复遣兵往。俄闻城中有内应者，仓卒奔还，果获其党。未几，村民大至，城兵逃去；来者益众，至八千人，益田时贞起而应之。时贞者，藩侯也，以信教故，流于其地。至是起兵，民奉为主，焚毁寺观，杀戮僧徒，树十字旗帜，自谓宗教战争；四方教徒之隐匿者，争来归之，势颇盛，数败来兵，进攻重城。败报闻于江户，将军遣兵讨之。教军闻其来也，修岛原故垒，运粟入城，焚城外庐舍，使敌无可凭依。既而诸军来攻，教军据城固守，妇女皆出助战。攻者立于矢石之下，死者相枕藉，终乃败退。及援军至，复不能克。于是诸将集议，有献策者曰：“贼为铤而走险之愚民，急不能择，皆殊死战。吾人侮之，所以败也。请筑长围困之。”谋遂定；且请荷兰战舰发炮相助。卒以城中粮竭，被攻破，屠杀男女老幼，凡三万七千余人。此役也，官军十六万人，围攻一城，历一百二日之久，乃陷之，实西历一六三八年也。 自此战后，将军以与外人贸易则有教徒，有教徒则危及幕府，遂厉行闭关主义，驱逐欧人及血胤混合者，外人已不许再至，日人亦不得外出；且严禁制造可涉风浪之大舟，凡渡海者死无赦。惟荷人以炮击教徒之故，得通商于长崎之小岛；其来贸易者，亦不得越岛一步，俨然囚徒也。荷人贪于重利，相安无事者，二百余年。荷人而外，其得与日本往来通商者，惟中国朝鲜琉球耳。将军之意，以为若此可以免教徒之害，成子孙万世之业，不知后日之所以覆亡幕府者，乃闭关之结果也。又自岛原战争后，日人谓教徒已悉灭绝。乃一八六〇年，有法教士至日者，偶于一村，见教徒万人，斯足见威武之不能服人，及其上下之相欺矣。 [book_title]第七篇　江户幕府之极盛时代（1606—1651） 先是德川氏居于畿内三河；当足利氏季世，为今川氏所窘，纳子家康以为质。及今川氏败，势渐强盛，附于织田信长。信长据近畿，数败敌兵，声势大振，谋入京师以号召四方。适将军之弟义昭以乱来归，信长将欲奉之入京，而上杉、武田、北条诸氏，雄据关东，惧其自东北来袭，乃深结家康，引为援助，以固其圉。后武田氏率兵击家康，家康迎战，信长来援，大破走之；卒共进兵灭武田氏，分其地以赐将士，德川氏之强邻于是始除。及信长死，其子信雄又与家康相善。信雄疑忌秀吉，遣兵讨之，家康遣重兵助战，久无胜负，卒议和罢兵。于是家康纳子为质秀吉收以为养子，数召家康入见。家康后从万人而至。秀吉见之曰：“明日见子于聚乐城中，子苟屈意降我，则诸藩心服。”及期，秀吉大会诸将，家康拜跪甚恭，诸将如之；秀吉喜甚，奏以其臣属二人为朝散大夫。时关东北条氏未服，秀吉将兵讨之；北条氏登城严守，乃筑城山上以窥城中。家康从秀吉登山，秀吉俯视而言曰：“关东八州，在我目中，取以赐卿。”又曰：“卿居于此城乎？”家康稽首而对曰：“然。”秀吉曰：“自此而东，有地名江户者，襟山带河，地阔土肥，卿宜都此。”家康曰：“谨受教。”乱平，秀吉即以其地予之。关东自源氏以来，久历战争，兵马强悍、冠于全国，家康移居其地，势日强大。 秀吉殁后，家康握国内大权，诸将渐有不服者；会秀赖之傅前田利家病死，益相倾轧。利家，强藩侯也，兵力材能，足敌家康。迨其殁后，家康之势益盛，故诸藩不服，约俟时东西并起，进击江户。家康知其谋，促关东上杉氏入见； 上杉氏不从，将兵伐之西海诸藩，因大举兵，托秀赖之命，传檄远近，还讨家康。一时来会者四十余藩，兵凡九万，分途进攻，陷伏见城。城，家康之执政驻在地也，既破，西军势大张，归者益众，达十二万人。家康闻变，留长子以拒关东之兵，而自将西征，凡七万五千余人，分海陆而进，相拒于关原。会天大雾，咫尺不相见，家康遣将进击，西军拒之，抗斗甚力。惟西将士有先通款于江户者，鏖战之时、突出应之，内外夹击，西军大溃；东军追击，斩获三万余人，并捕诛诸将之与战者。乱定，凡遣兵助敌之藩，或削地，或远徙，或遭流废；家康又封功臣，令凡冒丰臣氏者皆复本姓；秀赖之食邑唯余三郡而已。德川氏之势骤盛，天皇命家康为征夷大将军，幕府之治且复见，时一六〇三年也。后二年，其子秀忠率关东精兵西上，过京师，屯于城外。每日行者，约一万人，共十七日而毕，号令严肃，军容雄壮。家康于朝廷疑惧之时，奏辞大将军之职。天皇明知其意，以秀忠为将军；家康则居于骏府，听理政事，世谓之大御所云。 身为将军的德川家康 幕府之形虽具，然有足为德川氏患者，厥为秀吉之子秀赖。先是，秀赖年幼，家康妻以孙女，听其建筑僧寺，耗废财力。关原战后，诸藩怵于家康之威，屈服于其下；其心犹有未忘丰臣氏之遗泽者。家康为将军二年，即让位于其子，亦惧德川氏之威望未孚，一旦不幸，将士复归秀赖耳；久有翦除之之心。及秀赖年长，英锐聪明，类似其父，遗臣有谋恢复丰臣氏事业者，招练兵卒，怀望甚奢。秀赖驻守之地，为大阪名城，其地曾经秀吉招全国之工经营修筑，城高而池深，内聚粮糈，可战可守。家康尝招秀赖入见，其母不欲。加藤清正力谏，且曰：“臣辈以死守郎君，必无患矣。”乃遣之往。既而家康命秀赖增其臣之俸，使贰于己，秀赖臣属，日益倾轧。会秀赖铸大钟，聚藩使庆祝，招僧铭之，以告家康。家康读其文，有“国家安康”之句，怒曰“是断截我名，诅咒我也”。因责问秀赖。秀赖使制铭之僧及使者往谢；家康执僧，拒使者不见，独招尝命秀赖增俸之片桐且元，严诘问之。且元陈谢甚力，家康意终不释。秀赖之母乃使二女往谢，家康故善待之，言不及铭文。既而二女先归，且元追及，进和解之策，二女疑之；归以告其母，秀赖因欲诛且元，且元逃奔。秀赖自知不免，传檄四方，讨伐江户。诸藩亡命及教徒之潜匿者皆来归，凡六万人。家康与子秀忠亦聚诸藩之兵五十万人来攻，水陆并进。然大阪诸将议论不一，部下之出战者，概败还，但登城严守，东军围而攻之，久不能下，乃射书城中，曰：“降者有赏。”家康又数使人议和，但约使填其城外周围之池隍。秀赖疑城中有变，又迫于母命，从之。明年，秀赖遣使往谒家康，请粟以赡其臣，家康托故留之，大阪疑惧。家康乃聚兵，召秀赖之使告之曰：“闻大阪聚兵；兵多食乏，固其所也。吾当亲往验其事。”因使人商于秀赖，请其他徙。秀赖不从，家康复率师至。秀赖之兵迎战，大败而还。既而复战，东军初败；秀赖将亲出督战，会闻城中谋叛之谣，惊惧不前。于是众心惶惑，后军溃逃，前军不能力战，遂大败走。东军追击之，登城纵火，烟焰蔽空。秀赖与其母，皆自刭死。 大阪用兵之时，诸藩来助战。城已陷，兵威正盛，家康秀忠乃聚将士，颁布《武家法例》，凡十三条。兹述其大意如下： （一）文武并重。 （二）节酒禁赌。 （三）诸藩境内，当奉行法律。 （四）杀人犯罪之武士，不许收容。 （五）藩内人民，禁与他藩往来。 （六）修筑城池，须禀报幕府。 （七）邻藩党盟，应立报将军。 （八）藩侯婚娶，不得视为私事。 （九）诸藩有服务江户之义务，并不得无故招聚武士。 （十）衣冠称位，不得僭越以致淆乱。 （十一）私人细民，不得乘车。 （十二）境内武士，概当节俭。 （十三）各地藩侯，当登贤任能。 观诸条例，可见家康之用心矣。自室町幕府以来，文墨书籍，概垄断于僧徒；武人多不识字，惟知战斗，以至酿成群雄之扰乱。家康之第一条法令，规定文武并重，并言古时文学为先，武力次之，示轻弓马之能，借复读书之习，意使武士日趋羸弱，好勇斗狠之气，消磨于无形中，国家可得无事。其第六七八三条，严禁诸藩相结，虽婚姻细事，亦必报于将军。又连盟者，使邻藩上告，隐开攻讦之端。报告之后，将军可立伐罪。当江户盛时，藩侯无敢相结者；诸藩势散，又不得无故招集战士，何能与统率大军之将军相敌？至其城池，原非将军许可，不得修筑。其修筑者，亦多迎合将军之意，城不使高，池不使深，幕府自易制之。至第五条不许各藩人民往来，贸易无从发达，困守一隅，见闻简陋，恋念家乡之心渐强，愈益不愿远出战争。 《武家法例》颁布之后，朝廷之威权如故。家康之心，犹未餍足，归于京师，朝见天皇，与关白面议《廷式》，凡十七条。议定，由天皇诏可。兹略举其重要者五。 （一）学问为事业之母。不学，不知圣贤之微言，未有能治其国者。 （二）为关白者虽必藤原五家，苟其人无能，犹不可以任关白。 （三）关白在职有能名者，不必拘于迭任之说以逊位。其逊位者，宜固拒之。 （四）养他人子为子者，必其族内之人。 （五）朝廷政事，由关白奏闻；其关于幕府者，由将军之使者上奏。凡违例上奏者，官无大小，位无尊卑，皆贬流之，不稍宽贷。 当时朝臣自改革以来，歌曲咏诗，寖成惯习。故兹首提文学之重要，特申故事，借示尊崇之章。其（二）（三）对关白言，意在登用贤能，然无标准，关白贤能，若何定耶？充类至尽，必至天皇任命关白，将军谓其不才，则不能就职；其依成例而让位者，将军曰贤，则又不能退职。藤原五家中，谋为关白及欲久于其位者，不能不逢迎将军之意，关白一职犹幕吏耳。（四）为专防朝臣养同列之子，或请皇子为嗣，借此以深相结，共谋幕府。北条氏灭亡之原因，可为殷鉴，故禁及之。（五）禁公卿藩侯与天皇通，使不得托皇命以号召于全国。凡奏事者，必经关白或将军之使者之手，自非幕府之意，不能上奏；其所请者，固多许可。将军一人，实握一国之权。 当是时，天皇果遂无足轻重乎？曰：否，否。将军嗣位，虽由幕府议定，但名义仍为天皇所任命。其他国家大事，重臣升降，尝俟诏可。就日人之心理言之，不过天皇之国，托于其臣治之，天皇固一国之元首也。天皇深居宫中，希见朝臣；所常见者，惟朝臣中之关白及将军之使者。故喜怒不知，赏罚不测，转觉位尊而令严。至遇大典，众臣侍立，礼仪严肃，望之殆如天神。又当政治清明之时，功尝归于天皇；偶一失政，人民转多咎幕府，忠于皇族之心，日渐发达。其在朝廷、公卿闲居无事，诵诗读书，谈文说礼，愿为忠臣之思想，日益强固。 家康执政，政令出于江户。其地街市狭隘，房屋卑陋，不足以示威国内。家康因令十五藩侯，各助工匠，大修城池，改建街市，庄严邸舍，历六月始成；其宏壮推国内第一。当时幕府之权势大张，惟制度草创，其后乃准完备。将军之下，设大老、中老、小老三职：大老皆将军亲臣，多其族人，外统诸藩，内驭幕吏，治理政事；中老佐之，整理政务；少老复佐之，专治琐事。若遇大事，由三老会议，决定一切。三老任免之权，原操于将军；然其后势盛，将军之英明者，尚能统驭之；其年少无知者，乃反为所制。中老属官，有大目付，小老有目付，皆为幕府耳目，专司监察，报告江户。三老之下，有寺社江户勘定三奉行：寺社奉行，管理神社佛寺，约束僧徒，及关东八州讼事；江户奉行，司江户行政司法警察等事；勘定奉行，掌幕府财政，及直辖地之诉讼。又设所代司于京师，治理民政；置大员于大阪，控制关西。其他重要之地，若长崎奈良等，均有奉行。于上述重要幕吏而外，又有属吏，共分三级：大吏，小吏，武士。大吏之数，约二千人，受褊狭之地以为俸禄，幕吏要职皆由此辈充之；下为小吏，数近五千，多有土地；又其下为武士。武士者，战卒也，概为世袭；或受土地，或领月俸，专治武艺，出则战争，入则侍卫。 诸藩共分为三：曰亲藩，内藩，外藩（内藩或作谱代，外藩或作外样）。亲藩者，家康之三子，封于尾张、纪伊、水户，号曰三家；据膏腴之地，拥精强之师，地大人众，过于大藩。若将军无子，例选三藩之子，立一为嗣；遇有大事，幕府当谘询其意；其藩侯尝居幕府要职，辅弼将军。内藩者，其藩主于关原战争之前，臣属家康，率兵助战，共患难之将士也。外藩者，于关原战争以后，惧德川氏之势而服从者也。幕府要职，概以内藩任之。惟以土地大小，收粟多寡，内外二藩，又可分为三等，大藩、中藩、小藩是也。当丰臣氏季世，大藩十八，中藩三十有二，小藩二百十二，共二百六十二藩；及岛原战后，数无大变。内藩凡百七十七，皆近关东；外藩八十四，多在西海。诸藩而外，又有三卿；三卿者，将军之子，不以土地封之，岁赐食粟凡十万石；位与三家相等，辅佐幕府。 诸藩之地大兵强者，于岛原战后，多削邑远徙。藩侯怵于幕府之威，终不敢抗，低首下心，臣服江户。幕府之地，约当全国三分之一；地多膏腴，收入甚丰，足以豢养重兵。其要害之区，皆设有奉行，管治一切；上监诸藩，下治其民。《武家法例》且规定诸藩服役之例；幕府数兴大工，修葺宫殿，建筑城池，皆命诸藩助役。一藩之内，道途桥梁复各以时修理，费用甚多；将军既竭其力，时或碍其农功，故其势渐弱。幕府之治藩侯，概以严肃；家康尝谓“唯公平服人”；子孙即奉为圭臬。其偶一犯罪者，地无大小，藩无内外，皆重督过之；或罪其身，或削其邑，或令远徙。 将军监于平氏之败没，北条氏之灭亡，多由于武人与朝廷相结，挟天皇以号召天下，乃修江户平安间往来之途，使便于车马，遍置邮驿，传递消息；苟遇变乱，幕兵立至。又命亲臣保护京城：家康长子之封地在其北，亲藩内藩在其东，幕府战士在其西，亲臣之邑在其西南。朝廷自足利氏季世，县邑、采地，久已并吞于诸藩，府库空匮，大内颓朽。将军乃命诸藩资助以修葺之；复定粟额，输入京师。其后上皇皇子，岁皆有粟，公卿朝臣，资以为生。但合朝廷之输粟，犹不敌逊位将军之费用，而将军借为市恩要挟之具，以抑制京师。 藩内制度，概仿幕府。武士多有土地，出为侍从，入理国政。其数，大藩常逾万人，小者数百，臣属于藩主，犹藩主之事幕府；封建制度，至是大备。以诸藩费用，出于农夫，农夫耕于藩地，岁纳粟米以充藩库，其地位较高。良工惟善于造剑者，时人重之，其他概被轻视。商人自禁止通商以来，地位渐低。时人谓其不能生产，专心谋利，不顾信义；商人失其自重之心，益谋厚利，甘居民末。 一六一六年，家康病薨。其为人也，深鸷阴刻，善于用兵；既握政权，遂乃抑制朝廷，贫弱外藩。尝诫其子曰：“恃才能者，迂拙祖法，辄欲更张，武田上杉诸氏……之亡，皆由于此。……建立新法，务为华饰，是大蠹也。我家法度，多与耆旧议定……切勿变更。”家康殁后，秀忠嗣握政权，朝廷任其子为权大纳言，进其女为妃。后妃生女，立以为嗣，旋即受禅，年方七岁。秀忠身为外戚，权势日隆；德川氏之为公卿者益众。既而秀忠病薨，其子家光继之。家光年少，英明果断，召国内之藩侯于江户，亲谕之曰：“昔我祖考，因卿等之力以定天下，特加礼遇。至于家光，居统率之任，事权不一，实非所宜；其各图之。”诸侯逡巡对曰：“敢不听命。”于是家光起立，走入内厅，便服箕坐，去其佩刀，然后延诸侯入，赐以佩刀。诸侯拜赐；家光命曰：“检刀。”诸侯咸悚息，抽刀寸许，礼毕而退；德川氏之威权大定。家光又命诸藩，建邸于江户，留妻子同居；托达上下之情，定谒见会同之期。由是藩侯居于江户，岁约六月；其藩别置留守一人，佐以参议，总理政事。藩侯往来，侍从众多，贡献方物，所费甚巨。又以其妻子之在江户也，将军得因而制之，率不敢违命。于是江户一城，宅邸相望，市廛遍立，其富甲于全国。 德川秀忠 江户初年，适中国内乱。当时明主昏弱，群臣党争，阉宦专横，诛戮贤良；赋税苛重，岁复荒歉，民无衣食，流寇遂炽；外则清人崛起，数败明兵；终于流寇入京，怀宗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南下，先定北部；江南诸省，诸皇子争立，为清兵所逼，势渐穷蹙。一六四三年，明水师总兵崔芝遣使请援，家光却之；而郑芝龙又来书乞援。——芝龙者，尝至日本，献药幕府，并娶日妇，生子成功。家光得书，召亲藩及幕吏会议；亲藩主援，中老不可，遂久不决。且闻清兵入闽，乃报明使曰：“福州已破，援无及矣。”时中日之贸易甚盛，明难民多有避难东渡者。至于朝鲜，自经家康威迫，又来报聘，且献方物，复为邻友；每遇将军就职，辄来道贺。琉球固尝属日本；及足利氏季世，贡聘皆绝。至家康命萨摩藩侯召之，久而不至；乃遣兵往伐。其王恃险，不为严备。日军登山，五战败之，进击国都，王乃面缚出降。家康因以琉球赐藩侯，其王来朝，由藩侯携之，谒见家康。然朝鲜琉球，固亦明之藩属也。又家光之世，严申海禁，欧人得贸易于日者，惟荷人而已。 德川家光 其时日本文学渐盛。先是一五九三年，天皇尝命刻字于木，刊印一书，是为日本有活板之始。其法盖仿自中国者，利便远过誊录；由是书籍日多，读者益众。一五九七年，又刊文学医学古史等书，其原本系夺之于朝鲜；朝臣多善其法，因重印《文选》宋诗。当一六一五、一六一六年之间，僧徒刊印佛经者尤夥，富商羡之，亦印行书籍。盖家康自平乱后，知非文学不足以弱武人，因弛庶民讲学之禁，鼓励藩侯深究文学。有处士藤原惺窝者，长于程朱之学；家康尝加厚礼迎聘，延讲经史；学风渐盛，儒者日众，寻以其徒林信胜为讲官；信胜博学强记，应答如响，剖析不遗；因大信任，进为顾问，时人荣之。至家光承其祖风，建修孔庙，躬亲祭孔。会有献《太平颂》者，时人目为国瑞，学者益多。后中江藤树继起，其人服膺王阳明之学，主“先躬行而后文艺”。民薰其德，多为良善。时明灭亡，学者有东渡者，日人乐与之游。朱舜水之至长崎，水户藩侯厚礼聘之，讲授儒学，于日本学术所补不少。 自朝鲜之役，良工来归，秀吉殁后，遂建筑丰庙，规模宏大，雕刻精巧。其子秀赖又建筑高寺，铸造大钟。家康之殁，秀忠立庙于日光；至家光修改，穷极华丽，令幕吏不得核减其费。又造高塔，采石于山，道路艰难，凿山填谷，至用二万余人，费用不赀。及其成功，刻镂人物，有若生成，气象巍然。江户数有大火，殿宇荡尽，民舍无存，被难者尝至十数万人。然大火之后，罗致工匠，兴工建筑，美术工业，日益进步。故史家称为文艺复盛时代。 [book_title]第八篇　闭关时代及威逼通商（1651—1858） 一六五一年，将军家光疾薨。子家纲继之，年少庸弱；其辅政诸臣，多家光旧吏，后又相继殁，家纲进用宠臣，威权渐替。会岁数饥，民或饿死；幕府虽时发粟赈之，终不能遍济国内。平安江户又迭遭大火；受祸尤烈者，当推江户。当时死者凡十余万人；公私储蓄，一炬毁尽；灾民无所得食，由幕府施粥，皆以瓦片盛之。其后修筑，令诸藩助工，赋税苛重，生计艰难，民益困苦。于是游士渐多，私自结党，报仇杀人，潜谋不轨。加以地数大震，山崩屋颓；虾夷土人，时复叛乱，用兵不休，生事愈益穷困。家纲尝令二藩凿沟，皆辞以国内匮乏，将军终无如何，幕府于是式微。及将军寝疾，无子，大老有欲援镰仓故事，迎亲王于京师以为嗣者，议久未决；卒谋于亲藩，迎亲藩世子纲吉为嗣，亲藩之为将军自此始。 德川纲吉 纲吉性躁急，喜怒无常，左右近臣，偶尔忤旨，辄罹重罪，或杀或流。先是纲吉之生也，其母尝祷于护国寺，故纲吉德僧，赐以大园，崇信佛教。会其子病殁，僧说之曰：“人之乏嗣，皆前身多杀之报。今欲来嗣，莫若禁杀。且将军之生在戌，戌，狗年也，宜善事狗。”纲吉以为然，令于国中：“凡失犬者，务必获。遇失犬者，须收养；失主寻至，当立还之。”又令曰：“自今而后，犬被创不告者，一村同坐。”因使幕吏收犬，多至千头，养之院中，狺狺之声闻数里。性极爱马；禁烧马毛及弃死马于野。又禁畜鸟，笼鸟者概命放之。其后禁益繁密，凡食用品，若豕肉鱼虾，皆不得食；生计穷蹙，食物腾贵，民深恶之，犯罪者众。又宠任佞臣，专恣贪鄙，贿赂公行，判狱不公，以至人心离散，玩视法纪，藩侯私斗，幕吏相杀。然纲吉好学，辟学者为儒官；新建孔庙，规模宏大；亲书其额曰“大成殿”，制十哲七十二贤及先儒神主。尝亲讲《论语》，使诸侯在江户者偕僧侣共听。既而祀孔，将军亲临圣庙；特置祭田，给诸生饩廪；后更讲《周易》，藩侯及臣属侍听者四百余人，每月数次，五年而毕。性又好乐，召乐人作猿猴之戏，号曰猿乐；以乐工百余为侍。市人荣之，竞习猿乐，借求仕进。适国内大饥，饿莩相望，赋税减少，费用不足。将军命停武士月廪，分赐采地；然值荒年，采地不能得粟，武士大困。后大风卒至，坏及屋舍，生活维艰。将军乃命酒户减酿酒之粟，酒价腾贵，私酿益多，公私交困。富士山火喷，鸣声如雷，沙石吹飞，左近田园，皆成不毛之地。及京师大火，大内罹灾；天皇皇子，避于关白之邸，延烧者一万三百余家；损失之数，不可胜算。将军又数兴土木，尝为养子家宣营造别业，令诸藩助役。及成，玲珑工细，遍植花木。因遇夏月，辄择童男女姝丽者三百人，艳服盛妆，披着新衣，作插秧之戏，其费不赀。然幕府贫乏，至无十万金，供将军谒墓日光之行；纲吉悲忧，乃采改铸金钱之议。金夹银铜，银和铜锡，皆半其数，获利如之。寻复铸银币，杂以铅锡；银币重量，不足实价四分之一，色黯如铅。向之良币，或被人民珍藏；或为外商带出；牟利之徒，又私销铸，借获重利。驯至恶币充斥，货价腾贵，商民恶之，隐折其价；幕府严禁，终于无效。 纲吉殁后，养子家宣继为将军，停铸杂币，蠲除酒禁，听民肉食，登庸贤能，一时民困稍苏。惜不久病薨；其子继之，年甫四岁，幕府大权，归于幕吏，将军旋亦病殁。自是而后，将军在位者，多属幼少，不永其年；国内大权，迭归宠臣。幕吏鲜久于位，因无经验，政治窳败。惟待藩侯，本其祖法，国内得无战争者，凡二百余年。文学既已兴盛，且奖励孝子，表彰贞节。有华商至者，献《康熙字典》《校唐律疏义》《玉海》《孟子》等书；将军召见，皆重赏之。及江户季年，时而疾疫流行，时而水旱相继，幕府势益衰微。 岛原乱后，得与日本贸易者，唯中国、朝鲜、琉球、荷兰四国。贸易岁额，推中国为大。是时日本金价贱甚，携金外出者，获利之多数倍其母。将军囿于贵金之说，病之；因限朝鲜商金额，岁万八千两，清船岁三十艘，荷舶二艘。传命曰：“不欲守定额者，速去勿来。”后更限清船为十二，寻减其二；荷减其一；市场僻在长崎。日人之待清人也，较荷人为优；贸易范围，较荷人为宽。盖中日相近，久有往来；人种类似，风尚多同；日人且视中国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