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苏东坡传 [book_author]周景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58422 [book_dec]周景濂著，七章。周景濂民国作家，《苏东坡传》写于1937年，是最早、最全面的苏东坡传记。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要早十年。该书以苏东坡的诗句及其自述、他人记录等文字，叙述他的家庭生活和青年、中年、晚年等经历，以及他的气质与修养、诗文、年谱，呈现一个丰满又真实的苏东坡。 [book_img]Z_6876.jpg [book_title]第一章 家 庭 东坡家系，肇始唐代苏味道。唐中宗神龙元年（七○五年），味道为眉州刺史，卒于官。其后裔即为眉州苏氏之所自出。东坡祖父名序，父亲名洵。洵有二兄，一名澹，一名涣，都擅长文学，举进士，苏涣官至都官郎中。苏序亦以其子历任显宦，被任为大理评事，后累赠至尚书职方员外郎。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少不悦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后应试不第，悉焚其前所为文，益闭户读书六年，五经百家之书，无所不通。其著作有《权书》《衡论》《机策》等书。曾召试于紫薇阁，不就。后朝廷中欲修纂建隆（宋太祖年号）以来之礼书，因任命苏洵为秘书省校书郎，董理其事，成《太常因革礼》百卷，方成而卒，苏洵仪态谨严，其子东坡有云：“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可以想见其为人了。东坡母亲程氏。苏洵是常常宦游不归乡的，所以东坡年幼时教养之责，全由其母程氏一人担负，亲授以书。有时候和东坡讲到古今成败得失，如数家珍，不爽毫发，即此已远非寻常女子，所能做到。一日，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不禁慨然叹息，时东坡侍立在旁，因问道：“如儿做了范滂，母亲怎样？”程氏答道：“儿能做范滂，我岂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可知程氏的见识不凡了。 凿地得砚 时在庆历七年，年十二岁。先生《天石砚铭叙》：“某年十二时，于所居纱榖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某宝而用之，且为铭。” 东坡兄弟共三人，老兄名景，早死。所谓： 弟兄本三人，怀抱丧其一。倾然仲与叔，耆老天所骘。 东坡字子瞻，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所以傅藻《纪年录》上说： “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公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 苏辙字子由，宋仁宗宝元年二年二月生，少东坡四岁，不及东坡器量豁达。态度沉默安祥，酷似乃父。所谓： 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 至其文之平畅秀杰，也和他的人品相同。后来和他的老兄，同仕官至门下侍郎。宋徽宗政和二年卒，其著作有《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和《栾城文集》。 东坡妻王氏，名弗，为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之女。王氏始嫁之年为十六岁；其时东坡十九岁。王氏为人淑良，颇能调和东坡豪放之病。英宗治平二年五月，东坡从凤翔到京师时，王氏竟不幸舍其夫而长逝，时年仅二十有七。东坡骤遭鼓盆之痛，悲伤莫名，曾为墓表，以志哀悼。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夫人，皆以谨肃闻。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响，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其死也，盖年二十有七而已！ 又其所填悼亡词，尤凄惋动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发如霜。 夜来幽梦忽回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东坡继室，为其前妻之从妹，名闰之。东坡祭其岳父王君锡丈人文中，有“轼始婚媾，公之犹子，允有令德，夭阏莫遂，惟公幼女，嗣执罍篚”之句。其继室王氏，追随东坡，也愿能刻苦持家，随遇而安。当东坡谪居黄州时，曾与章子厚书云：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能接黑牡丹也。 又在赵德麟的《侯鲭录》上，载有东坡继室王氏的一段轶事云： 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 王夫人于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师。黄山谷赠东坡诗，有云： 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 只欠小蛮与樊素，我知造物爱公深。 东坡有一个小妾，也姓王，名朝云，字子霞，钱塘人。绍圣元年，东坡谪居惠州，只有朝云一人，独随之南迁，因作《朝云诗》以纪之。并引 世谓乐天有粥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素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前，相断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绍圣三年七月，朝云亡于惠州，共计追随东坡凡二十三年，东坡作诗以悼之。并引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唯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旧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是年重阳日，又作诗以哀之。 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蛮菊秋未花。 唯有黄茅根，堆垅生物窳。蜒酒蘖众毒，酸甜如梨楂。 何以侑一樽，邻翁馈蛙蛇。亦复强取醉，欢谣杂悲嗟。 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 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 朝云的风采和文学，都非寻常姬妾所能及，只要看东坡与李端叔的信，便可知之。 朝云死于惠久矣！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亦学佛，临去诵六如偈以绝。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 东坡有子三，都是文坛健将，长曰迈，前妻所生。仲曰迨，叔曰过，皆系后妻生下来的。迈和迨，皆外出服官，远客异乡，只有幼子过，终东坡一生，追随左右，未尝稍离，所以东坡在惠州曾说道： “既习其水土风气，绝欲息念之外，浩然无疑，殊觉安健也。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外，百不知管。” 又云： 某既缘此绝欲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 过的性情，最酷似其父，所以终身不出去做官。及父卒，居于颍昌之小斜川，过他的隐居生活，自称斜川居士，有《斜川集》二十卷行世，时人称之为小坡云。 东坡还有一个庶子名遁，是元丰六年七月在黄州时小妾朝云所生的，东坡当时曾与友人书云： 杜门壁观，虽妻子无几见，况他人也。然云蓝小袖者，近辄生一子，想闻之一拊掌也。 又其《洗儿诗》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不幸东坡所希望“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宁馨儿，于翌年七月，东坡由黄州迁到汝州的时候，竟半途夭折了。下面两首诗，便是东坡哭儿之作。 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幼子真吾儿，眉角生已似。未期观所好，蹁跹逐书史。摇头却梨栗，似识非分耻。 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忽然遭夺去，恶业我累尔。衣薪那免俗，变灭须臾耳。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 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东坡的兄弟子由，也有三子，曰迟，曰适，曰远。东坡曾有诗云：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似盐车压千里。 总之东坡一门，都是头角峥嵘，英才焕发，所以“三苏”之名，遂为世所闻知了。 [book_title]第二章 青年时代 东坡在总角时，即敏悟异常儿。八岁入小学，师事道士张易简。观其自述云： 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予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东坡受业于张道士之门，在此三年中间，气质之变化如何，学业之进步又如何，今虽不知其详。可是他的才气，已往往流露于无意间，甚至对于张老师，也不免要加以戏弄。只要观其在《范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入学从师 时在庆历三年，年八岁。《东坡志林》：“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 所谓《庆历圣德诗》，系当时国子直讲石守道纪念庆历更化而作的。何谓庆历更化？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原来在庆历以前，吕夷简为相，群奸满朝，贤人远飏，朝政大乱。及仁宗改元庆历，乃大振纲纪，如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一时名流，都为谏官，杜衍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于是小人远飏，朝政一新。《圣德诗》之作，即为此也。以总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师。则其幼时矜尚之气，亦可想见。 东坡幼时轶事，尚有数则，俱见于《侯鲭录》，兹不多述。后东坡年事渐长，其学殖文思，亦与年俱进，洋洋千言，倚马可待。所以子由于其所撰墓志铭上，有“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之句了。后游成都，谒名人张安道。安道一见即待以国士之礼，东坡之名声物望，因之益为人所重视。 嘉祐元年，东坡年二十一岁举进士。明年，与其父洵及弟辙同时入都，赴试礼部。此时人家对于他们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苏之名，啧啧人口。三月，仁宗亲召至崇政殿御试。时欧阳修权知贡举，梅圣俞参与其事，欧阳修疾恨时文诡异，凡当代之所推誉者，都被黜罢。及出榜，一般浇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为难。计当时发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东坡和其弟子由，同时在这一榜发表出来的。他曾自述云： 昔吾辈举进士，试于礼部，欧阳文忠公见吾文曰：此我辈人也，吾当避之。方是时，士以剽裂为文，聚而见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 欧阳修最爱东坡之文，列入第二。观其《寄梅圣俞书》中，有几句说道：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又观东坡《上梅圣俞书》云：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 足见东坡的往来于名公巨卿之间，全以文字为因缘，非一般幸进之徒，借亲戚故旧为之运动者所可比拟了。 东坡方试罢，即丁母忧。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长江，至湖北，再遵陆北上至京。此行也，东坡有《南行前集》，专记其事。其序云：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里间，既富名胜，又饶古迹，诗人俯仰其间，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倾泻而出了。 五年，授东坡河南福昌县主簿，未赴任。明年八月，欧阳公以东坡才学兼茂，免其应试，列其制策入三等。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仅东坡一人。后司马光考其所对策，亦列入第三等，将其所为之拟议，列入第四等。又在制科的那一年，适逢其弟子由病，韩魏公言于朝廷，谓今年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苏辙偶病，请展期二十天，后遂成为常例。 是年十二月，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旋即到任。惟如此刀笔小吏，岂东坡真心所欲为，仅借此以行其隐居生活而已。东坡隐居终南山，在竹林中，构一茅屋，名避世堂。有诗云： 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潄。 终南山境甚幽邃，唐张乔有诗云： 带雪复御春，横天占半秦。势奇看不定，景变难写真。 洞远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云幽绝处，自古属樵人。 唐诗人李白，也在终南山隐居过，东坡的居于此，仅贪其清闲。其诗云： 犹恨溪堂浅，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无心。 隐几颓如病，忘言兀似瘖。茆茨追上古，冠盖谢当今。 晓梦猿呼觉，秋怀鸟伴吟。暂来聊解带，屡去欲携衾。 湖上行人绝，阶前暮雪深。应逢绿毛叟，扣户夜抽簪。 治平二年，任满归京师。是时仁宗已经晏驾，以太宗之曾孙入继，是英宗。英宗在为皇子时，即闻东坡之名，及即位，拟召之为翰林。时韩魏公为相，此事为其所知，即以东坡骤然登用为不利之说，以告英宗，劝他不如先召东坡赴秘阁一试之。英宗谓：试之者以尚未知其能否故也。如轼则众皆知其贤，又何试焉。及试，果列入第三等，得直史馆，其时东坡适为三十岁。先是，当苏洵到京师时，欧阳公见其为文有如荀子，请其编订礼书。治平三年四月，书方成而卒。东坡在前一年，已遭鼓盆之痛（妻王氏亡）。今又骤丁父忧，埋玉之恨，风木之悲，一朝齐集。东坡心境，何等悲伤！乃扶护灵柩归西蜀，直至除服。始返京，其时英宗已死。神宗即位，已是熙宁二年了。 神宗重用王安石，东坡和王安石，是始终不合作的。 原来赵宋自开国到神宗即位时，已经更代六（朝），历百年了。在这百年内，外患内忧，交迫而至。以言外患，西有西夏的叛服无常，每年虽赂以岁币，仍不能止其侵略的野心。北面又有契丹的崛起。治平中，改国号曰辽，和西夏互相联合，乘机共窥宋室。处此外患危急四郊多垒之秋，而中央政府，偏又纲纪废弛，百弊丛生，吏治偷惰，兵备不振，夫如此环境，如此政府，国是又乌能望其振作。神宗是一位年富力强英明有为之主，即位之后，他深恨国家之积弱，蓄意要想内振纲纪，外攘四夷，涤除积弊，一新面目。然而环顾朝臣，大都是因循守旧，泄泄沓沓，未足以语此。独有王安石其人，才堪任用，颇合己意，所以就重用他了。 王安石临川人，好学多闻，兼工诗文。幼时与曾子固相友善，曾因其富有才干荐于欧阳公，欧阳公擢为进士。仁宗时，召他做过度支判官，并累进至知制诰，然终未得重用。但此时王安石已隐然负有重名，一般士子，争相趋向。只有东坡父亲洵，不之赞许，曾为《辨奸论》一文，指为大奸慝。（惟此文据蔡上翔《辨奸论考证》及李绂《书辨奸论后》谓为后人所伪作，详见柯敦伯所著《王安石》一书）神宗初召他为翰林学士时，安石即隐以天下自任，有矫世变俗创建非常之志。此种思想，自然很为神宗所赞许，神宗正求其人而不得也，因之愈为神宗所倾信，继任参知政事，后来便进一步请他为宰相了。安石既专政，为实行他平生的主张起见，和吕惠卿等谋，劝帝行新法，设立三司条例司，改良制举，行青苗、保甲、募役、方田、均税等法。安石的变法，平心论之，亦未可厚非，且有许多新法，至今仍在仿行。惟当时变法之范围既广，实行起来，自不免发生流弊，因之反对之声以起。东坡之弟子由，适任条例司官属，曾言于安石曰：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礼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 安石不从。新法既行，物议甚嚣尘上。安石乃在京师设立选卒，伺察谤议新法者。东坡观此情形，岂肯默尔而息，乃上书神宗，洋洋数千言，沈德潜评论他的文章，谓有贾长沙的雄姿，有陆宣公的整饬，字字挟风霜。观其论青苗，则曰： “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事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人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盈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觚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斛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又论免役法曰： “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予赋敛之数以立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常税之外，别出科名，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人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 神宗是好名的，所以东坡即利用此弱点，力加攻击。东坡且进一步以国家之兴亡盛衰，在德不在法的论调，把王安石之新法，根本的掀荡以去。他说道： “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获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顾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 又驳安石“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段道： “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 更就制举之法而痛论之，其言曰： “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裕德，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使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人，不过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欲废之。” 这一段文章，仿佛似《韩非》。又曰：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臣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谓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辨？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改变，不过数端。或欲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欲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贴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大者，此数者皆非也，区区之法可预焉。” 读完这篇文章，东坡的面目，已跃然生动于纸上。盖东坡系一豪放浪漫者，对于一切，咸主听其自然，不喜平地起风波，扰扰自劳，所以他说：“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强而复之难为力。”以主张万事不受绳墨规矩之苏东坡，而与固执不能容人的王安石，并立于朝，宜乎要各不相容，背道而驰了。试将此二人一比较之，则安石致密，东坡粗放。惟其致密，故度量偏狭，动辄猜忌，不能容人；惟其粗放，故胸襟豁大如海，清浊都能容纳。安石峭刻，东坡傲岸。唯其峭刻，故不苟言，不苟行；唯其傲岸，故逞志妄情，不加检束。安石立言，必以尧舜三代为准则；东坡所言，仅较量汉唐。安石自信心笃，失之执拗；东坡则与时推移，适应环境。东坡似长江汪洋，浑然雄厚；安石如孤峰兀立，峭然廉洁。性情既不同，见之于诗文，亦迥然异其趣： 穰侯老擅关中事，长恐诸侯客子来。 我亦暮年专一壑，每逢车马便惊猜。 这是安石的咏史诗。 平生不识高将军，何事却来污我足。 这是东坡赞李白的诗句。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这是安石咏谢公墩（谢安字安石）的诗。 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 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 这是东坡《濠州观鱼台》的诗句。他们两人的性情，看了以上几首小诗，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光在当时是一个能直言极谏的巨公，于是东坡得到同志了。二人便不顾忌讳，痛诋安石的坏处。安石性本偏激，何能堪此？为报复计，也就吹毛求疵的来说东坡坏话了。原来东坡有个外弟，与东坡不合。安石即利用此弱点，召之来，探刺东坡的过失。其外弟对于东坡，果大加攻讦，说什么当其丁忧时，有贩私盐等等不端行为。安石闻之大喜，即命其姻戚谢景温，上书于帝，弹劾东坡。神宗有一天谓司马光曰：“谁谓东坡佳士？卿其误矣！”说罢即以谢景温弹劾之事见告。司马光曰：“凡责人当责其情。贩私盐之事，岂东坡所愿为？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之？谢景温为其姻戚，是以乐于承安石之意，来攻击东坡了。”帝终不信。东坡因此不安于朝，不得不请知杭州通判，以求自免，时在熙宁四年十一月。东坡去后，在朝名士，如司马光、欧阳修、富弼及其弟子由，都先后相继，或自求去官，或自请致仕，一时在朝的，乃全是安石的党羽了。所谓：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 又云： 近来愈觉世路隘，每到觉处差安便。 东坡在杭州，因法便民，民赖以安。留杭三年，于熙宁七年五月，上书请调密州，因为其弟子由，其时在济南，想借此和他接近些。案子由《超然台序》云： 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乃有移知密州之命。 十一月，东坡到任，呼其居曰超然台，盖从其弟子由所命也。并为文以记之：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夫所以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哉！ 此等思想，全是从庄子胎息而来，盖东坡的性情，和其境遇，既不相容，自不得不俯就现实，顺性安适，超然物外了。 是年天下大旱，岁饥，东北各地流民，大都展转入京，络绎不绝。当时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目击饥民流离困顿，妻啼子哭，惨不忍睹，因绘成流民图一幅，献呈皇上，并上书曰： “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涌贵，民情忧惶，什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营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夷狄轻肆，敢侮中国，皆由大臣辅佐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愿陛下开仓廪以振贫乏，诸有司所行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以延苍生垂死之命。臣又见南征北伐，皆以其盛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上者多矣。今天下忧苦，质妻卖女，父子不保，迁徙逃窜，困顿蓝缕，拆屋伐桑，争货于市，输官籴米，皇皇不给之状，绘为一图。此臣安上门日所见百不及一，已可咨嗟涕泣，而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以正欺罔之罪。” 神宗阅后，颇为担忧，下诏求直言，言者皆归咎新法之不善。安石乃不安于位，自求罢免，荐韩绛为代理，吕惠卿参知政事。二人守其成规，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当时惠卿以为免役出钱的不平均，由于簿书奉行手实法之未善，乃重定户籍，其中有不实者，得准人民随时告发，一时风行雷厉，有不奉行惟谨者，以违制论。只有东坡以其令非朝廷之所出，不去理会，未几朝廷罢手实法，以故密州人民，未蒙其害，乃东坡所赐也。 九年十二月，受命移知徐州，十年五月到任。明年，改元元丰。又明年二月，移至湖州。将动身的时候，他作诗戏赠莘老云： 余杭自是山水窟，久闻吴兴更清绝。 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 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 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岂知到任后，席未及暖，山水秀丽之色未及餐，木瓜鲙缕未及饱尝，而东坡的命运，又受一大挫打。 先是惠卿得势的时候，恐安石复入为相，百方构陷，又屡和韩绛反对，绛白于帝，请仍起用安石。于是安石罢未及一年，复入为相，韩绛惠卿，相继罢免。安石自入相后，又及二载，新法功效未见，国未加富，而天下已骚然，兵未变强，而边事日亟。交趾王李乾德且大举攻宋，声言中国青苗助役之病民，此次出兵，全在救民。因之安石终不能安于位，复出判江宁府，以王珪、吴充同平章事。是年七月二日，御史李定、舒亶等告于上，谓东坡诗文中，颇有怨恨君父之言。盖东坡前后共试过三次，皆名列前茅，自谓可得志行道。岂知神宗即位，重用王安石，因意见与安石相左，终被排除。东坡于失望之余，自不免要借诗文来一吐胸中不平之气，而且东坡心既直，口又快，宜乎要触犯忌讳了。所以当他通判杭州时，其族人及与东坡有旧者，即预先警戒他，并于送别诗中有云： 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然而东坡终在杭州纪事诗上贾祸了。御史奏言，谓东坡愚弄朝廷，讥切时事，如陛下发钱给贫民复本业，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如此讥谤，实属大不敬，虽万死不足以赎罪，请陛下明付有司，以正典刑。于是东坡遂下台狱了。东坡居狱久，自知不免，作诗寄其弟子由。当时叶梦得记其事云： 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唯药与肉；不测，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而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鲜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二诗寄子由，神宗见之心动。 其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是时子由在应天府做判官，上书乞以现任官职，赎子瞻之罪。而神宗亦以东坡犯的是无意罪，尝乘间问直舍人王安礼。安礼曰：“东坡系一文人，彼以为如我之才，功名可以立致。顾郁郁不得志到如此地步，所以要不平了，不平则鸣，亦人情之常。今一旦致之于法，恐非陛下容纳人才之道。”神宗以为然，因赦免之，使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时在元丰二年十二月。 此时子由也因营救东坡，坐贬筠州，其他被累及者，有司马光、曾子固、钱世雄、黄庭坚等以下二十余人。盖自熙宁以来，朝廷上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党，互相对峙。此时安石虽不在朝，不过如王珪之流，亦系安石余党，所以便借东坡之触犯忌讳，来实行其扑灭敌党之阴谋了。 [book_title]第三章 中年时代 东坡黄州之谪，可以说是他一生之转机。吾人处境，当得意时，犹舟子扬帆海上，一帆风顺，笑容可掬，几忘其身之在舟中。及一旦风急浪高，始知戒惧。吾人处世，亦复若是。当得意时，目空一切，似乎天地间无不可为之事。及一朝失意沉沦，始疑人生处世，决没有永久得意的。于是由怀疑而反省，由反省而约束其身心，渐渐变为恬静了。东坡在狱百日，当这生死关头，早已将其骄浮之气，傲岸之质，消磨殆尽了。 元丰三年正月，东坡出京，赴黄州任。其时其弟子由，也从南都北往。相会于陈。夫人穷则呼天，忧则怀骨肉。今苏氏兄弟二人，同为逐客，一旦相会，想当时握手无语，挥泪欷歔之情，真不堪其悲伤了，东坡有诗云：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 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 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 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 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但余无所还，永与夫子游。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这是东坡在陈遇见子由后所写的一首诗，不知当时子由怎样去安慰他一颗破碎的心呢。 自正月十二日与子由相会后，十四日又各自东西的分别了。到新息县，遇乡人任师中，以事犯罪坐狱中。他乡遇故知，又不禁触动他的心弦了，因作诗赠之： 昔年尝羡任夫子，卜居新息临淮水。怪君便尔忘故乡，稻熟鱼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为黑，桐柏烟横山半紫。知君坐受儿女困，悔不先归弄清泚。 尘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将依白足，附书未免烦黄耳。往虽不及来有年，诏恩倘许归田里。却下关山入蔡州，为买乌犍三百尾。 愁人多感，人情大抵如此。东坡宿淮南破驿中，作诗云： 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莫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黄州在何许，想像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便应与晤语，何止寄衰疾。（时家在子由处，独与儿子迈南来。） 途中游净居寺，窜逐之客，犹不忘情于云山，啸傲烟霞翠微间，可谓旷达之至。其纪游诗云： 十载游石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不悟俗缘在，失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遂恐死生隔，永与云山违。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灵山会未散，八部犹光辉。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裴回竹溪月，空翠摇烟霏。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 又《看清溪梅花》云：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东坡跋山涉川，不知更了几许长亭短亭，好容易于二月二日到达黄州。口吟云：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东坡到黄州后，住定惠院之啸轩，幅巾芒履，日和田野父老相遇从。其诗云：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声来不断，睡味清且熟。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行，孤梦犹可续。泥深竹鸡语，村暗鸠妇哭。明朝看此诗，睡语应难读。 其间适可知。总之东坡此次到黄州，已灰心杜口，置世事于不闻不问了。所谓：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人，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其往安国寺浴，口占云：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衰发不到耳，尚烦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羁梏。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默归无多谈，此理观要熟。 呀！是何等的闲静无为，和从前谈论风生，口角飞火的苏东坡，已完全判若两人了。五月，其家人及弟子由抵黄州，东坡迎至巴河口，喜可知也。作诗云： 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隔墙闻歌呼，自恨计之失。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江流镜面静，烟雨轻幂幂。孤舟如凫鹥，点破千顷碧。闻君在磁湖，欲见隔咫尺。朝来好风色，旗尾西北掷。行当中流见，笑眼青光溢。此邦疑可老，修竹带泉石。欲买柯氏林，兹谋待君必。 不久，又从定惠院移至临皋。所谓： 已迁居江上临皋亭，甚清旷，风晨月夕，杖屦野步，酌江水饮之。 躬耕东坡 时在元丰四年，年四十六岁。先生《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其明年，东坡请于上，就故营地址，自行垦辟，即名之曰东坡云。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悯其勤，庶几来岁之人，以忘其劳焉。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又明年（元丰五年），东坡就其地筑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居士。其《雪堂记》云： 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也。苏子居之，真得其所趣者也。 又为之歌曰： 雪堂之前后春草齐，雪堂之左右斜径微。雪堂之上兮，有硕人之颀颀。考盘于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机。负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亦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变，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纵而鞭吾之口，终也释吾之缚而脱吾之鞿。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吾。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辗一观晓隙之尘飞。子不弃兮，我其与归。客忻然而笑。 此等旷达语，似又较庄生为更进一步了。 东坡友人张舜民，在其所著《彬行录》，有《东坡雪堂叙》云： 会于子瞻所居，晚食子瞻东坡雪堂。子瞻坐诗谪狱，谪此已数年。黄之土人，出钱于州之城东隅地筑矶，乃周瑜败曹操之所在，大江之湄，北附黄冈，地形高下。公府居民，极萧条，知州听事，弊陋大不胜处。 是年七月，游赤壁，十月复游，有前后二《赤壁赋》，以纪其游。其《前赤壁赋》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轴轳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重游赤壁 时在元丰五年，年四十七岁。先生《后赤壁赋》云：“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臯。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又《后赤壁赋》云： 是岁十月既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余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以上两赋，虽非赋之正宗，然前赋则词采华茂，后赋则骨气奇高，无丝毫绮靡之气，真不愧为大手笔。又观其于致范子丰书中，亦有述及游赤壁之事者。其第一书云：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口，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今日李秀才来相别，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上有栖鹘。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赋中所谓有客吹洞箫，大概就是书中所说的李秀才了。其第二书云：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这就是赋中所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意思了。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游承天寺，并有记，小品绝妙。 先是，朝廷定新官制，以王珪、蔡确为左右仆射，章惇为门下侍郎。后王珪、蔡确虽次第为相，然神宗对之，无甚好感。关于官制之改革，神宗本拟将新旧人才，双方兼用，不料仍为珪等所阻而不果。神宗每读东坡之文，即联想到东坡之远谪异地。一日，读其中秋词“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因叹曰：“苏轼是始终爱护皇上的呀！”即欲命其为国史编纂，卒为珪等所阻而不果。及至元丰七年四月，终下手扎，移轼至汝州，并云：“苏轼黜居思咎，阅载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其时东坡患目疾，杜门不出，京师盛传他已经物化了，神宗闻之，甚为痛惋。后为东坡所闻，作书致友人云： 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 东坡在黄州，已居有五年之久。元丰七年十月六日，从黄州出发，因作别黄州诗。 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帷。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长腰尚载撑肠米，阔领先裁盖瘿衣。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听黄州鼓角之音，不禁口吟道：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度吴王岘。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谁言万方声一概，鼍愤龙愁为余变。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溯江来，还吹此曲相迎饯。 黄州虽为东坡谪窜之所，然而住惯了，一旦分离，自不免要生出怅然不忍去之情了。端午日，行至筠州，与子由相会，大家是被逐远窜之客，相别几经裘葛，一朝聚首，真不胜其“衰颜霜鬓穷愁惊人老”之感了。别了子由，过庐山。庐山是天下名山，王贞白诗云： 岳立镇南楚，雄名天下闻。五峰高阂日，九叠翠连云。夏谷雪犹在，阴岩画不分。唯应嵩与华，清峻得为群。 东坡初入庐山，口吟云：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怀清赏，神游杳蔼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东坡初游是山，对于山谷之奇秀，大有应接不暇之憾。其与友人书云：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见，应接不暇，不欲作诗也，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 所云一绝，即为题西林寺壁上之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七月过金陵，其时王安石已罢职，居于钟山之下，优游自适，不问世事。其生活颇闲适，观其所作诗云： 邯郸四十余年梦，相对黄粱欲熟时。万事尽如空鸟迹，怪君强记尚能追。 数椽庳屋生茨草，三亩荒园种晚蔬。永日终无一樽酒，可能留得故人车。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东坡至金陵，即往见之，与共谈笑。以东坡洒落之胸襟，光风霁月之气度，当然不存什么恩和怨，昨日反目，而今日携手，这本是大丈夫应有之态度。观其与安石倡和诗云：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东坡与王胜之游蒋山，赋诗，安石取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无十里，遗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荆公宅已为寺）夹路苍髯古，迎人翠麓偏。龙腰蟠故国，鸟爪寄层巅。竹杪飞华屋，松根泫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彴横秋水，浮屠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 又东坡致安石书云： 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 其中无一句含有尘芥，从可知东坡的器量了。 年底，到泗州，因赀用罄竭，上表欲乞居常州，表曰： 臣轼言：“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甚，而归于欲其生；人生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闻，夕死无憾。臣轼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似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熏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独知免于缧绁，亦将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到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神宗许之，遂居常州。曾致贾耘老书云： 仆已买田阳羡，当告圣主，哀矜余生，许于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君当扁舟过我也。 东坡五年谪窜，饱尝世途的纷扰，壮志消磨殆尽，意气沮丧不堪，无怪他要日趋恬淡无为，而有老于山水之想了。他从宜兴到扬州的竹西寺，留题有云：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开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看了这三首诗，可知东坡早已抛弃一切，愿为田舍翁以老了。然而有为的人才，天岂肯让他空老？果也东坡再立廊庙之机会又到了。 元丰八年，神宗崩，朝政为之一变，东坡乃入朝视事。综观神宗在位十八年，勤俭爱民，不御畋游，不治宫室，励精图治，不失为一世英主。惜乎求治过急，听信王安石，变坏法度，竟为国之大害。富弼尝得窥神宗有好大喜功的野心，劝其二十年口不言兵，以免边疆生事，而不用其言。结果西夏一役，死者数十万，创巨痛深，后悔莫及，卒至百不如意，贲志以殁。太子立，是为哲宗，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太后于神宗在位时，已屡觉新法之不便，及摄政，即将熙宁以来之新政，尽行罢去。时王珪已卒，蔡确、章惇之徒，亦皆贬窜，司马光复入为相。缘庆历年间之名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已一一物化，惟光独存。是时凡在熙宁、元丰年间被贬窜之大臣，皆一一召还。东坡亦于是年五月，以朝奉郎知登州。到任才五日，又被召至京，任礼部郎中。半月后，擢为中书舍人。东坡忧患余生，本不欲一跃而居要职，顾屡辞不获。寻于元祐元年二月，迁中书舍人。司马光既入为相，锐意废除新法，凡安石所建立者，一概划除净尽。惟当时亦有人议道，古人有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何不姑且将新法之害人最深者，稍加损益，又何必完全把它废去呢？”光慨然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救之当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况以太皇太后而改革儿子的法则，是以母改子，又谁敢议其非是！”于是众议少止。盖司马光深知新法之为害，故决然废之而不疑。前王安石谓深信新法始终可行者，只一曾子宣；认为始终不可行者，只一司马光。今果不出其所料。自光入相后，即罢去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差役法，即以丁充役之旧法。其实差役法与免役法比较起来，究以免役法为优。差役一法，行之已久，流弊百出，如官府小吏，任意虐待行役者。又如因长时间之服役，人民不得休息，甚且妨害农耕。免役法则计民之贫富，分若干等级，使各输钱代役，就是女户单丁，亦可输纳助役钱，免于力役之苦。在安石新法中，要以此法为最善，迄今奉行不替。当时王安石听得朝廷要废去新法，尚夷然不以为意，及闻并免役法而罢去。始愕然，不觉失声曰：“竟欲将此有百利无一弊之免役法，一并废去吗？”已而又曰：“此法终究是废不掉的。”可是司马光当时一心要想复旧，所以不免将新法的长处，一概抹煞了。东坡看到司马光欲废免役法，因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又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是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使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而司马光之意，以为差役仅及上等之户，且可更互以充休息，免役则岁岁出钱，永无休息之时；且下户单丁女户，以及鳏寡孤独，也都要出钱，未免太苛。又每当令民输钱免役之际，民无所得钱，丰岁则贱粜其谷，一遇凶年，便要伐桑枣，杀牛羊，卖田地，非与人民以休养之道。坚执以东坡之言为非是。东坡也坚执其议，遂不相合。当东坡由朝廷返寓休息，卸巾弛带的时候，连呼司马牛司马牛不止，可见其对于司马光之不胜愤恨了。 吾们看了以上三人的主张，借可窥见其性质之一斑。王安石急于改革，好新喜名。司马光则一味守执泥旧。一盲进，一迂阔，独有苏东坡，不同于二人，待事物之来而徐图应付，一听其自然。盖王好生事，司马主保守，苏则主无事。唉！司马牛，司马牛，忠信有余，才智不足。时台谏大都是司马光一方面的人，皆希合以求进。东坡既以其言而不用，且谗间频入，乃不安于朝，乞求外补，不许。惟其时司马光颇有逐东坡之意，适于是年九月，司马光卒，乃已。吕大防、范纯仁继光之后，次第为相。十一月，东坡以翰林院学士，除侍读。是时河南的程颐，亦为侍读。不料后因意见各异，而洛蜀党争，又发生了。 所谓洛蜀党争，换言之，就是东坡和程颐因学说的不同，个人的嫌隙，延及朝廷上所生的朋党争执。今在叙述洛蜀党争之前，先将程颐的学说，述其梗概。 原来吾国学术界，自遭秦火之后，所有古代传下来的典籍，大半焚毁一空，实为学术界一大厄运。汉兴以后，申毛之徒，传授旧经；马郑之辈，训诂古文。于是当世儒生，纷纷费精劳神于章句记诵，言语名物，抱残守缺，孳孶不倦，遂将古圣先贤所讲的义理，置之不问了。但是这琐屑的章句训诂之学，又怎能满足所有学者的欲望？况当东汉之际，佛教已由印度传入。一般素来缺乏信仰，缺乏哲理，并不满于章句训诂之儒生，自不免要尽弃其所学而从之了。加之释教寂灭之说，与老庄虚无之说，又极相似。一方面既可借老庄之言，以说佛理；一方面又可借佛理以阐明老庄之学。于是魏晋以后，清谈之徒，释老之辈，便如雨后春笋，勃然怒发。经唐五代而至于宋，佛教之风弥甚，禅学亦披靡一时。当时号称正宗派的儒生，虽竭力加以排斥。然他们这些平易浅近，日用伦常之老生常谈，又怎能折服当时之人心？即如以唐韩愈之雄于文，大声疾呼，尚不足以振儒风，也可见当时的风尚。宋儒谈性说理，精博深远，颇和佛家妙奥之说相仿佛。虽自命仍服膺孔门遗教，实际已受过佛教的洗礼。其风气开端于周程，成功于朱陆，而肇始于宋仁宗的时候。 周敦颐，字茂叔，濂溪人，是二程的老师，著有《通书》及《太极图说》。太极图得自五代华山道士陈抟，陈抟授与种放，种放授与穆修，穆修授与周敦颐。此图虽出自道家，而本于《周易》。《易经》与《道德经》，本有相似之点。儒家和道家所以得融合者，实基于此。而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即为儒道两说融合以后的新产儿。 儒道既经融合了，道和佛最相近，到这个地步，儒家和佛教，自亦有融合联络的可能。果然，周敦颐的高足二程，乃开始取佛理来融合儒家之说了。二程兄颢，号明道；弟颐，号伊川。二人以为天下无论什么理，悉备于儒家。并谓吾人只要将儒家之理，加以扩充，即佛老之精说，亦无不包括在内。缘儒学支配我国人心，最为深切，无论何说，脱离了儒学，便难立足。当时的宋学，当然也不能跳出此范围。然一考其内容，则除了儒家衣钵相传之修身齐家之实际学问外，已纯然偏于佛老的思想了。 苏东坡承受家学，他的学说思想，与程颐绝不相同。所谓东坡之家学，是杂经而带有法术的。法术之学，虽由老庄无为思想中得来，而并非老庄之学。是将老庄空想的纯理，来实行儒家实际政治观念的。因其来自老庄，故多少带一些老庄思想。可是又因其着眼之点，切实于儒家的政治方面，所以也可以说和儒家相近。惟二者不同之点，就是法家挟其权术，先经世致用，而后修身齐家。故法术之学，既不是老庄的思想，也不是儒家的思想，是纯粹独树一帜的。今将二程和苏氏的学问，两相比较。则苏氏之学问，着力于实际问题；二程的学问，涉想高远。苏氏的学问是本于儒家的思想，而含有老庄思想之变化的。二程的学问，是本于佛老的思想，而又不免含有儒家思想之固定性的。东坡上书神宗，痛论性命理气之说，有云： 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穷；观其貌，超然无着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 这种不切实用的理气性命之说，在东坡看来，实在是一种放诞迂阔的论调。又因理学之偏狭，而影响程颐的个性，亦偏狭而小心翼翼。因法家的变通，影响东坡的个性，亦变通而放浪不羁。所以二人除学说主张不同外，即个性亦相冲突的。 程颐为人峭峻孤狷，不似乃兄之温和可亲。明道为学，泛滥诸家出入释老垂数十年，结果虽仍归宿到孔孟一条路上。然其对于释老，仍不能忘情。程颐则专对四书下功夫，余则屏弃一切。其器量之狭小，可想而知。其学亦如其人，主诚敬，主人当克己复礼，驱邪存诚。周敦颐的学问，本主张对静字下功夫，传到程颐，则又主以敬守静了。这是他和周敦颐主张不同之一点。程颐后罹绍兴年间的党祸，被贬于涪州。当渡江时，适值大风，舟几倾覆不可支，舟中人皆号哭失声。颐独正襟危坐，毫不为动。已而舟行及岸，同舟父老问曰：“当船行危急之际，君独面无怖色，何耶？”程颐曰：“是不难也。心诚主敬而已。”父老曰：“心诚主敬固善，然终不若无心之为尤善也。”此语正中其病根。 颐既主诚敬，故律身极严，即其待人接物，亦莫不如是。一日，颐尝静坐，弟子游酢侍立不敢去，迨日暮就舍，门外已雪深数尺矣。所以明道尝言，异日师道之尊严，我不及吾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教育，则吾何敢多让焉。 治平（英宗）、元丰（神宗）年间，程颐门下弟子屡荐其师于上，皆不就。及至元祐元年，被召至崇政殿说书，乃入。因上奏曰： 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与之处，以熏陶成性。况陛下春秋方富，虽睿圣得于天资，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气质变化，自然而成。愿选名儒，入侍劝讲，讲罢留之分直，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 观其主张，未始不是。然教人当宽猛共济，以涵养其性情。若一味主张严格，虽常人犹不免厌恶，况人主乎？况年幼之人主乎？而程颐对于这一点，却不注意。其进讲也，气色严厉，丝毫不肯假借，虽小事必争。帝尝凭槛，偶折柳枝。颐即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当轻有所折，以伤天地之和。”哲宗闻之，即将柳枝掷地，不待终讲而去。其待人接物，丝毫不容苟且，即此一端，已可想见。 东坡生性阔达，故其讲经，主张说其大礼，不拘小节。且其学根据于法术，故其讲经时，多参插史事，将历代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端，反复开导。帝每有所悟，一时虽恭默不言，然辄为之首肯云。 东坡与程颐学说的不同既如此，性情的不同又如彼，而二人同立于朝，自不免发生冲突。在东坡视之，程颐为一矫饰不近人情者；在程颐视之，东坡为一放肆无赖之徒。因之同一事情，二人的意见总是相左的。有一次，百官方有庆礼，忽得司马光病殁恶耗。事毕，百官欲往吊，程颐反对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而东坡颇持异议，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东坡尝谓哲宗曰：“臣素恶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后为程颐所悉，二人愈不相容，有若水火。其门下亦各以师说，互相标榜，互相攻击。洛蜀党争，由是而起。 先是，东坡在试馆策问中曾云：“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于是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轼策问讪谤之罪。事为东坡门人殿中侍御史吕陶所知，曰：“台谏当询至公，不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右司谏王觌亦言：“轼命辞不过失轻重之体。若悉考同异，深究嫌疑，则两岐遂分，党论滋炽。大学士命词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国家之大患也！”后朝廷也明了这个意思，宣论称详览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是讥讽祖宗。范纯仁亦言东坡无罪，遂置不问。会帝患疮痛不出，颐诣宰臣吕公著，问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明日宰臣以颐言问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力诋颐不宜在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因奏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尝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乃罢去。东坡亦不欲在纷争之区，多流连，请外补。其与李方叔书云： 某以虚名过实，士大夫不察，责望逾涯，朽钝不能副其求，复致纷纷。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饯余年，不知果得此愿否？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华粉饰，以重其不幸。承示谕，但有愧汗耳。 又和王晋卿诗云： 先生饮东坡，独舞无所属。当时挹明月，对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间，虫虺莫予毒。醒来送归雁，一寄千里目。怅焉怀公子，旅食久不玉。欲书加餐字，远托西飞鹄。谓言相濡沫，未足救沟渎。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不如两相忘，昨梦那可逐。上书得自便，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 终于四年七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杭州一地，东坡于十六年前，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曾到此做过通判。所以他作的《到杭州任谢表》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身相问”之言了。 杭州风景绝佳，唐白乐天曾守其地，有诗云。 余杭形胜世间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前道姓苏。独有使君年老大，风流不称白髭须。 东坡居此，啸傲湖山风月者凡三载，与从前白乐天居杭的岁月相仿佛。他有诗云： 当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三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还将天竺一峰去，欲把云根到处栽。 从前白乐天诗中有“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之句，所以东坡便引用白氏陈句，而有“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记几回来”之言了。又当时东坡与人书云： 景色如此，去将安往，但着衣吃饭处，得住且住也。 东坡游湖，每以吏牍自随，泛舟渡湖后，先后普安院用饭，然后到灵隐天竺间，尚羊盘桓，最后到冷泉亭，将随身所带的案牍剖决之，落笔有如秋风扫黄叶，于谈笑之间，是非曲直，已经辨明了。既毕，乃和僚吏剧饮，直到暮色苍茫，始乘马归去。其豪情逸兴，有如此者。 六年三月，复应召赴阙，入为翰林。其弟子由，同时入为尚书右丞。兄弟二人，同时列朝，谗谤之来，自所不免。右司谏杨康国奏曰： 轼之兄弟，谓其无文字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为乃学为仪、秦者也。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轼文字，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轼以文学自负，而刚狠好胜，则与安石无异。 上不报。贾易亦弹劾之，谓彼前年由黄州移至汝州，题诗竹西寺壁上，有“山寺归来闻好语”之句，此诗颇含听得先帝晏驾消息，表示欣喜之意。御史中丞赵君锡亦以为言。太后闻之大怒，免贾易、赵君锡职，吕大防请并轼两免。东坡闻之惧，乃乞求外补，后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总计东坡在阙仅及四阅月。其怀别子由诗有序云： 元祐六年，子自杭州召还，寓居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五十六矣。 又与王定国书亦云： 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此地于我稍切，须是安处。 又云： 近日都下又一场纷纷，何时定乎？颍虽少僻，去都下近，亲知多特来相看者，殊倦于应接，思远去而未能也。 先是元祐更化之后，王安石的一党，一时失势，退居各地，静待时机，作卷土重来之计。及司马光卒，朝臣各分党派，互相猜忌，王、吕之徒，乃乘机大方蜚语。于是内部的攻击，外来的中伤，一时并作，庙堂之上，顿呈混乱状态。东坡目击此状，不欲厕身其间，自寻烦恼，请求远去。因于七年正月，改知扬州。有诗云： 东都寄食似浮云，襆被真成一宿宾。收得玉堂挥翰手，却为淮月弄舟人。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 到扬未及一年，于是年九月，复召入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初，元祐五年一月，程颐丁父忧去朝。七年三月，服阙，复被召赴京。颐上表再三，辞不就。御史董敦逸抚其表中怨望语，闻之于上，因改授管勾崇福宫。自是以后，终其身不复召用矣。及东坡之入阙也，御史董敦逸等，又言东坡为中书舍入时，草吕惠卿制词，指斥先帝，与其弟辙互相表里，紊乱朝政。太后不信，罢董敦逸职。而东坡因之亦不安于位，上书求去。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橘觉犹香。会稽且作须臾意，从此归田策最良。 东南此去几时归，倦鸟孤飞岂有期。断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诗。 上不许。寻迁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既而大势一变。东坡又遭贬窜之祸了。 过扬雅集 时在熙宁四年，年三十六岁。《东坡年谱》：“先生年三十六，任监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灯疏，御史知杂事诬奏先生过失，未尝一言以自辩，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赴任，过扬州，与刘贡甫、孙巨源、刘莘老相聚数月，用逐人字作诗。” [book_title]第四章 晚年时代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太后崩。太后听政九年，她承熙、丰年间天下厌苦之后，举贤人，黜小人，与民休息，终太后之世，王、吕之徒，无所施其技。其贤明实有足多者，所以后世有女中尧舜之称。王、吕之徒，当太后听政时候，虽一时无所施其技。然他们并不因此灰心，以为一旦太后逝世，政局一变，吾们又可以得志行道了。果然，太后既崩，哲宗亲政之后，即有礼部侍郎杨畏上疏，请绍述神宗之政，且乞召章惇为相。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看到大势已去，不能挽回了，因请求外补，后以两学士知定州。时政局将变，东坡要想向哲宗辞行，已不可能。既行，乃上书言事，借作临别的忠告。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东坡知定州的时候，雨中别其弟子由，有诗云：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重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十二月到任。东坡出阙的时候，正是朝议汹汹，国是将变之际，所以东坡欲向哲宗辞行而不得。及甫出都门，一般急功近名之徒，乘机出现，有如被压迫的喷泉寻到孔穴似的纷纷迸发，真所谓“黑风白雨蓦地来”了，立即罢免吕大防、范纯仁等，代之以章惇、蔡京及其弟卞为尚书左右仆射，悉引王、吕之遗党，居于要津，托绍述圣道之名，改元绍圣，尽复熙宁、元丰以来之旧政，治元祐诸臣以罪。原来元丰时代的新政，是被司马光一党人所毁败的，元祐更化，便是元丰新政的反动，王、吕之徒，被他们剖击无遗。夫压力愈大，反动力亦愈大。此次王、吕之徒，重握政权，其痛击元祐更化一辈人物，自亦意中事了。如吕大防、刘挚、范纯仁、王颤、吕陶、赵君锡、晁补之、黄庭坚、秦观、朱光庭等，不论洛党蜀党，一网打尽，无不被窜。即如已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还不肯饶赦他，要夺其赠谥，反动之猛，可想而知。是时程颐已被贬至涪州，苏辙已被贬至筠州，则东坡又岂能幸免。绍圣元年四月，御史虞米等上疏，谓苏轼在先朝，久以罪被废，至元祐中，始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凡其所为文，无不讥斥先朝，援古非今，并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其私愤，如攻击吕惠卿，则曰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争先，其攻击吕大防，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其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有退居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等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乞就其所犯各点，明正典刑。诏下，以左朝奉郎知英州，未及到任，又被贬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 东坡出发赴惠州时，其子过，与妾朝云，同行赴谪所。中途有诗云： 捍索桅竿立啸空，篙师酣寝浪花中。故应管蒯知心腹，弱缆能争万里风。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月轮亭午汗珠融，谁识南讹长养功。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唉！茫茫尘世，杀机四伏，到处巉岩。东坡此诗，正不知包有多少感慨在内呢。舟行至慈湖，为风所阻，不能前进，回想到退之潮州之贬，不禁感慨系之。有诗云： 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顷桑麻在船底，空余石发挂鱼衣。 过惶恐滩，慨奸邪之弊塞圣明，有诗云：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扶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 到清远，闻人说惠州风物之美，作诗云： 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着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虎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川。 十月到惠州，作诗云：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东坡到惠州后，曾与参寥书，详述客中情况： 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语之，余人不足与道也。 他的超然安命，在此书中，已可窥见一斑。名其居室曰无邪斋，有铭曰：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而铭之曰：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也独正。 明年三月，迁合江亭，有诗云： 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予家酿酒名罗浮春）。 三年四月，再迁至嘉祐寺。 东坡初贬黄州，在逆境中，已能御其气，敛其情，但习气犹未除净，动辄回复旧状。及二次入阙，以笔舌贾祸，远贬惠州，又处逆境了。这次被贬，和黄州之贬，乃大不同，气质愈加收敛，非特能御其气，静其情，并且能抑其气，省其愆。所谓： 过广州，买檀香数斤，定居之后，杜门烧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 又云： 某近日甚能刳心省事，不独省外事也，几于寂然无念矣。所谓诗文之类，皆不复经心，亦不自能措辞矣。 彼既不作诗文，不省外事，亦不敢遨游山水，所以他说： “罗浮曾一游，每出劳入，不如闭户之有味也。” 彼终日所乐者，惟有每日饮家酿的桂酒、罗浮香五小盏。所谓： 某终日把盏，积计不过五银盏尔，然得一酿酒法，绝奇。 彼所获得之酿法，系酿桂酒。所谓： 岭南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亦谪居一乐事也。 并有诗云： 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门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烂煮葵羹斟桂醑，风流可惜在蛮村。 酿成之后，每与罗浮道士饮。所谓： 但乞可与饮者，罗浮有道士。虽朴野，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爰，见邀之在此。 对饮时，并有绝佳之下酒物，膏其口腹。所谓： 南村诸杨北村卢（谓杨梅、卢橘），白华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赪虬珠。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杜河豚鱼近之耳。）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东坡住在惠州，非特有桂酒可饮，并有新鲜荔枝可啖，这也是东坡平生一件快事。所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观其云“南来万里真良图”，又云“不妨长作岭南人”，可知东坡已不复思归，情愿终老是乡了。所以又云： 南北居住定有命，此心亦不思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 惠州城的后方，有一隙地，本为白鹤观旧址。东坡购之，而筑室其上。所谓： 某又已买得数亩地，在白鹤峰上，古白鹤观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间，今冬成，去七十无几，矧未能必至邪？更欲何之，以此神气粗定。 又有诗云： 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今云复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长江在北户，雪浪舞吾砌。青山满墙头，䰀鬌几云髻。虽惭抱朴子，金鼎陋蝉蜕。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功，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四年二月十四日，新屋落成，他就搬到新屋子里去了。他住了非常快意，其致友人书有云： 新居在一峰上，父老云古白鹤观基也，下临大江，见数百里间，柳子厚云：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此丘也欤？ 东坡在惠州，仅其第三子过，追随左右，其余家人，俱留居宜兴。是年，其长子迈，授韶州仁化令，举家来惠州，父子三年不相见，一旦晤面，喜可知也。此时东坡年已六十，际此风烛残年，而有儿孙满堂，膝下承欢之乐，真是快乐极了。所以他有下列一段记事云：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龟不吾欺，食此江郊。废井已塞，乔木干霄。昔人伊何，谁其裔苗。下有碧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木固无胫，瓦岂有足。陶匠自至，啸歌相乐。我视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劝我，老矣安归。自我幽独，倚门或挥。岂无亲友，云散莫追。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剪发垂髻，覆此瓠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余。 又与陈伯修书云： 某适居粗遗，筠州时得书甚安（子由在筠），长子已授仁化令，今挈家来矣。某以买地结茅，为终焉之计，独未甃墓尔，行亦当作杜门绝念。 东坡初到惠州，认为处此瘴疠之乡，非自加修养不可。所以常常绝欲养神，息念炼精。谓： 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诸绅矣，余则信命而已。 又曰： 清静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语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绝肉。 后来他的痔疾大发，自以为可以清静胜之。谓： 某旧苦痔疾，盖二十一年矣。今忽大作，百药不效，知不能为甚害。然痛楚无聊，两月余，颇亦难当，出于无计，遂欲体粮以清静胜之，则又未能，遽尔则又不可。但择其近似者，断酒肉，断盐酪酱菜，凡有味物皆断，又断硬米饭，惟食淡面一味。其间更食胡麻、茯苓、面少许取饱，胡麻、黑脂麻是也。……如此服食多日，气力不衰，而痔渐退。……此事极难忍，方强力以行之。……既断肉五味，只啖麨及淡面，更不消别药，百病自去。此长年之真诀，易知而难行尔。弟发得志愿甚坚，恐是因灾致福也。 东坡不吃肉，不吃荤血，断盐酪，断五味，每天唯食面一斤，和以胡麻、茯苓、麨并食。吃的东西，如此简净，而生活又如此萧洒，真有不食人间烟火气之概。其生活之萧洒，观下列小诗可知也。 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 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 如此清静的生涯，似可让东坡终老余年了！然而毕竟事与愿违，朝廷诏书颁下，又遭万里海外之谪了。 富贵春梦 时在元符三年，年六十五岁。《侯鲭录》：“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亩间，所歌者盖《哨遍》也。馌妇年七十，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 原来新党得势之后，对于元祐党人，痛加贬抑，无所不用其极。苏辙自贬谪到筠州之后，至是犹以为未足，再以化州别驾，安置雷州。东坡得此消息，自知不免，即告友人云： 舍弟西贬，某久安居此乎？若知之，可密录示，忧患之来，想皆前定，欲早知，少免狼狈。 果不出他所料，是年（绍圣四年）四月朝廷下诏，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了。当时东坡在《志林》上曾自述云： 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吊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诚，一夕梦和尚来辞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独与幼子过渡海。 以东坡衰老之身，万里投荒，自期此行必死无疑。曾云：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决，既处置后事矣。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 是年五月，行至藤地。适子由有雷州之行，二人在藤相遇，同是垂老之年。今日的生离，或许也就是来日的死别，东坡有诗云： 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树里，落月未落江苍茫。幽人拊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二人自藤地相遇后，即同伴偕行。其间东坡有诗云： 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丸尚一路，（古语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所向余皆穷。似闻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鹏。下视九万里，浩浩皆积风。回望古合州，属此琉璃钟。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渡海十年归，方镜照两瞳。还乡亦何有，暂假壶公龙。峨眉向我笑，锦水为君容。天人巧相胜，不独数子工。指点昔游处，蒿莱生故宫。 六月十一日，二人在雷州分别。其时东坡痔疾大作，子由看到老兄扶病南渡，实有所不忍，临别时设馔欢宴，殷勤劝其止酒。东坡口吟云：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痾坐杯勺，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挥泪话别，珍重一声之后，东坡渡海了！此海渡过，即抵蛮荒之域，从此生还无期，举首北望，云山苍苍，海水汤汤，身居绝域，心恋故乡。此情此景，能不怆然泪下。观其致林济甫书，有云： 某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 又云： 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 七月抵儋耳之昌化，去京万里，人迹罕至，食物亦无觅处，惟有瘴疠烟雾而已。观其致友人书云：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九月二十七日，秋霖不止，顾视帏帐，有白蚁升余，皆已腐烂，感叹不已！ 又《至昌化军谢表》云：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此文满纸凄凉，不胜卒读。 东坡初到琼州，僦官舍以居。元符元年二月，朝廷派提举常平董必二人，赴广西访察。董必至雷州，闻东坡居琼州官舍，即遣人前往，将其逐去。唉！新党手段之毒狠，真可谓无微不至了。 东坡被逐后，乃于军城之南天庆观之旁，买地筑室以居，观其与郑靖老书云： 初赁官屋数间居之，既不可住，又不欲与官员相交涉。近买地起屋五间，一gui头在南污池之侧，茂木之下，亦萧然可以杜门面壁少休也，但劳费贫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 又与程秀才书亦云：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亦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 东坡名其新屋曰桄榔庵，有铭云： 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赑，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兵夫。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乎。 摘叶书铭 时在绍圣四年，年六十二岁。先生《桄榔庵铭叙》：“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又其记载新屋之位置及情状云： 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真蜒坞獠洞也。 东坡在新居内，作何消遣呢？观其致友人书云： 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无一事，胸中廓然，实无荆棘。 又云： 仆既病倦不出，出亦无往还者，阖门面壁而已。 又云： 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 又云： 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又云： 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乐以此告壮者尔。 东坡闲居无事，涵咏渊明之诗，并作《和陶诗》，凡四卷。其弟子由为之引曰：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独犹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嗟呼！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处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海南岛上，荒地居多，秫稌之类，不敷供给，乃不得不杂以薯芋，和米煮粥以果腹。观其与子由诗有云：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俗谚云：大将军食饱扪腹而叹曰：“我不负汝。”左右曰：“将军固不负此腹。此腹负将军，未尝出少智虑也。”）人言天下无正味，即且未遽贤麋鹿。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东坡当年轻时，曾在宝山昼睡，有诗云： 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 在当时以顽躯便腹自命之苏东坡，曾几何时，已两颊清癯，有飘飘欲仙之概了。 东坡在海南岛，每天所吃的，仅有蔬菜之类，不能时时食肉，但也不以为苦。有诗云： 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又当其平居无事时，每将山中所产之芋奶，制成玉糁羹，其味鲜美无比。所谓：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 东坡此时，已忘其身居谪地，他有时将椰子之叶，制所一冠，自己戴着，十分得意。有诗云： 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摹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着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 他有时戴着乌角巾，在溪边板桥处，送夕阳，迎素月，悠悠忘怀。所谓：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有时小酌微醺，白发红颊，欣然自得。所谓：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此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知祀灶，只鸡斗酒定膰吾。 看了这两首诗，东坡无所往而不乐的气概，与闲适萧洒之胸襟，也就溢于言表了。然而东坡往日豪放之气，犹存于眉睫间，于不知不觉的时候，仍要在诗词中流露出来。时岛上有一儒生名唐佐，向其乞诗，即为之题诗于其扇端云： 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 戴笠着屐 时在元符三年，年六十五岁。《梁溪漫志》：“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篛笠戴之，着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 东坡一日外出，路上遇雨，他就向农家借了箬笠戴着，脚上穿了一双木屐，摇摇摆摆地归家。其时村中妇女，看见东坡这副情态，争相观看，一路人声沸腾，喧笑杂作，于是村中的狗也吠起来了。此情此景，好不滑稽。东坡记其事云： 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便是牧羊奴。应嫌朱绂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物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 东坡居儋耳四年，元符三年，哲宗崩，弟端王立，是为徽宗。初，哲宗崩，无嗣，太后召群臣议立嗣，太后意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蔡卞、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于是惇默然。及端王即位，即免章惇职，蔡京兄弟等，亦相续贬窜，以韩琦之子仲彦及曾布为左右仆射，追复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官职，以前在绍圣年间被贬谪者，皆得内徙居住，东坡也因之得移廉州安置。出万死，幸一生，东坡闻此消息，喜可知了。观其致友人书有云： 某今日伏读赦书，有责降官移廉，庶几复得生见岭北江山矣。某虽废弃，曾忝侍从，大恩未报，死不敢忘，闻此美政，不胜踊跃。 六月发自儋耳。二十日夜渡海口，吟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诗是何等的横放呀！ 东坡抵廉州后，忽又有旨以舒州节度副使居住永州。缘是年七月，皇太子诞生，因有大庆，是以有此命令。当时东坡与郑靖老书云： 《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某留此过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令般家至梧相会，中子迨，亦至惠矣。 东坡居儋耳时，平居无事，作《尚书注释》十三卷，是以书中有是言。八月二十九日，发自廉州，及抵英州时，又奉到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之命，并许居从其便，东坡亦颇有归老故乡之意，观其与郑靖老书云： 某须发尽白，然体力元不减旧，或不即死，圣恩汪洋，更一赦或许归农，则带月之锄，可以对秉也。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当更临事随宜，但不即死，归田可必也。”公欲相从于溪山间，想是真诚之愿，水到渠成，亦不须预虑也。此生真同露电，岂通把玩耶？ 一个人到暮年时候，要想埋骨于故乡山水间，自亦人之常情，遄归西蜀，当然是东坡第一志愿了。如返家乡而不可得，则埋骨西子湖畔，也是他的第二志愿。足见彼老对于西湖风月，实惓惓不能忘怀。可惜这两处地方，皆未能达到目的。他由英州到虔州时，曾与友人书云： 某留虔州已四十日，虽得舟犹在赣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劳费百端。又到此，长少卧病，幸而皆愈，仆卒死者六人，可骇！住处非舒则常，老病惟退为上策。 又与钱济明书云： 已到虔州，二月十日间方离此。此行决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僦可典买者否？如无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闻常州东门外有裴氏宅出卖告公，令一干事人与问，当若果可居，为问其值几何？度力所及，即径往议之，俟至金陵，当别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与公杖屦往还，乐此余年，践《哀词》中始愿也。 又与苏伯固书云： 龙舒闻有一官庄可买，已托人问之。若遂，则一生足食杜门矣。 此时东坡已知返故乡或终老西子湖畔之目的，皆不能达，所以只好随遇而安，无论常州、舒州、真州居住皆可。只要有一椽之托，足庇风雨，于愿已足了。 后来子由来书，劝其同居颍昌，东坡以垂老之年，一旦得兄弟聚首，融融泄泄，何等快乐，就决计往居颍昌。观其与友人书云：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间，近得子由书，苦劝来颍昌相聚。不忍违之，已决从此计，溯汴至陈留出陆也。 既而东坡闻有人要攻击他，不敢往颍昌，又中途变更目的，决计居常州了。观其与子由书云： 兄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北行渐近，决不静尔。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 东坡在未赴常州之先，本居于真州，并购得房屋一所，后以发生问题，始又弃真州而居常州。据其记事云： 建中靖国，坡自儋北归，卜居真州。真州士大夫犹畏而不敢与游，独士人卬民瞻，从学于坡。坡亦喜其人，时时相与杖策，过长桥，访山水为乐。卬为坡买一宅，为缗五百，坡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入居。夜与卬步月，偶至村落，闻妇人哭声极哀。坡与卬入而问：“何为哀伤至此？”妪曰：“吾有一居，相传百年。吾子不肖，举以售人。吾今日迁徙，百年旧居，一旦决别，此吾所以泣也！”问其所在，则坡所得者也。即命取屋券，对妪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迁旧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还毗陵，不复买家宅，借顾塘桥孙氏居暂住焉。 东坡欲赴毗陵，未首途，俄然一夜病作，盖以衰老之年，久处荒蛮之境，瘴毒之气，饱尝之矣。一旦病发，固其宜也。观其与钱世维书云： 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惫甚！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麦门冬、茯苓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 岂知东坡之病，服药后非但不愈，且加剧焉，不能食，亦不能言。其致米元章书云：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加之当时气候非常酷热。 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谓意象非中国人也。（见至米元章书） 如此酷热的气候，岂病者所能堪。 河水污浊不流，熏蒸益病。今日当迁往通济亭泊，虽不当远去左右，且就快风活水，一洗病滞，稍健当奉谈笑也。（同上） 然而东坡之病势，仍不稍退。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同上） 既而东坡之病势又一变。 某昨日啖冷过度，夜暴下，且复疲甚。（同上） 以久病之身，兼之以大泄泻，惫疲可知，所以东坡乃急欲返毗陵了。 某自真得暑毒，困卧如昏醉中，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先是东坡以年老上表请致仕，及至毗陵，遂不起，时为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前二日，径山维琳师往说偈，东坡答曰：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东坡病革的时候，钱世雄叩耳大呼曰：“先生平时，屡践颇着实，现在请先生多着力一些儿吧！”东坡微颔其首曰：“着力即差。”语绝而逝。 明年闰六月，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其弟子由，为其作铭曰： 苏自滦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欤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上表致仕 时在建中靖国元年，年六十六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公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 附：东坡死后的毁誉 初，当徽宗初立时，章惇及蔡京兄弟等，相继罢免，新党之徒，一时颇为失势。不料未满一载，朝廷又主重复熙宁之政了，由建中靖国而改元崇宁，即此意也。于是曾布被黜，蔡京蔡卞，复执朝政。执政后第一件事，即追夺司马光等官职，将从前元祐党人，悉书其名籍于碑，谓为奸党，令州县立党人碑以示众，并毁灭党人所为文。一面将熙丰年间一般新党人物图诸显漠阁，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置在孟子之后，并以王氏之学，定为官学。在此新党气焰高张之际，东坡的文章墨迹，早被毁灭无遗了！及至政和年间，朝廷对于元祐党人之禁令，始稍稍宽驰。东坡墨迹，一时士大夫之搜求者颇众。迨至宣和年间，朝廷对于元祐党人的学术，又严加禁止，如举子传习其学，则以违制论，又凡士大夫有藏贮苏黄文字墨迹者，以大不敬论罪。费衮于《梁溪漫志》上记其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东坡集》出城，为门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生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 朝廷对于东坡的文章，禁止虽如此之严，不料其文名反日显，当时士大夫表面上虽不敢诵习其文，然私自研究者，仍大有人在，朝廷也便无法可想了。 先是，宋朝北部有女真族崛起，其主阿骨打，灭辽而据其地，国号金。及其弟吴乞买立，率兵南下攻宋，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徽宗鉴于情势险恶，急下诏罪己，征发四方兵，共御金人，同时禅位于其子钦宗。钦宗在东宫时，已深恶蔡京之奸，及即位，大学生陈东等，又伏阙上书，请诛戮蔡京等以谢天下。于是贬蔡京，除元祐党籍之禁，追赠司马光等官职，东坡亦于此时，回复官职，并追赠为资政殿大学士，谥曰文忠，并除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及南京孝宗立，尤喜东坡之文，常置左右，终日浏览焉。乾道年间，有赵夔者，为东坡诗作注。乾道九年闰五月，孝宗又亲为东坡刊印诗文集，并追赠为太师。其敕曰： 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生，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傥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乾道、淳熙年间，苏文盛行，场屋中奉为一种程式，称之曰“乾淳体”云。 [book_title]第五章 气质与修养 东坡的气质，可以说是一种偏于情绪的多血质。论到一般人的气质，原系智、情、意三者组合而成者，但三者之中，亦有所偏。如东坡之气质，则情最胜，意次之，智又次之。换言之，东坡个人全为情感所支配，所识意志，不过是情感冲动的一种表示，理智则全被压迫，不能有所发扬。盖东坡当情动的时候，意志亦随之而动，一意孤行，勇往直前，也无暇去征求理智的同意，请其辨别善恶了。假使情不动，意亦寂然不动，情和意简直是联合一气，对于理智，全不顾及。吾们只要看东坡恣情豪放，为所欲为，行所欲行，不省过去，不虑将来，迈勇前进，岂非感情支配意志的一种表示吗？他终其身坎坷迍邅，不能得志行道，恐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不过吾人评论东坡缺少智虑一句话，是从比较上立论的。伟人的智、情、意三者，若和庸人比较起来，究竟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缘伟人的智、情、意三者之程度，实远超出庸俗人之上，特不免有所偏而已。如无所偏，而平衡发展，那么简直是圣人了。唯其性这所偏，即性之所僻。性之所僻，必有所失。东坡所谓：“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确是至理名言。 东坡虽情意兼有，然而二者之中，毕竟仍有所偏。试以三苏父子兄弟批评之，则以意胜者为老苏；以情胜者为东坡；情意相济、无所偏袒者，为子由。以是老苏之文，多权术机变之言，东坡虽秉承家学，可是到了晚年，喜释家言。子由则机变不及乃父，豪放不及乃兄，所以颇木讷而安详。这就是他们气质各有所偏的一种表现。 东坡气质，以豪放胜，当其与王安石不相容，由朝廷出知杭州时，在旁人处此，抑郁不平可知。而东坡却不以为意，处之泰然，对于西子湖的山水，只是欣羡，毫不作怨语。所谓：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裴回。 乌菱白芡不论钱，乱系青菰裹绿盘。忽忆尝新会灵观，滞留江海得加餐。 献花游女木兰桡，细雨斜风湿翠翘。无限芳洲生杜若，吴儿不识楚词招。 是何等快绝。又云： 未成少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是何等豁达。 既而东坡由杭移密，时在熙宁七年，岁值大旱，五谷不登，只得以杞菊充饥。所谓：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因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东坡并仿唐陆龟蒙之《杞菊赋》，作《后杞菊赋》，其序曰：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园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后来东坡贬赴黄州，在路上有诗云： 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 既到之后，逍遥自适，绝无穷厄状态。所谓： 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辞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溜溜小槽如压蔗。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当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忆昔还乡溯巴峡，落帆樊口高桅亚。长江衮衮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竟无五亩继沮溺，空有千篇陵鲍谢。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景清闲如啖蔗。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 一种豪放之气，依然不改。 东坡既豪放，又不善理财，故时有绝粮之虞。观其与章子厚书云：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所得之俸，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后来东坡家人到黄州，日用之费，较前为大，所有廪入，不足于用，乃不得不大加省俭。所谓： 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只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于不得已也。自谓长策，不敢独用，故献之左右。 每日并限制用度，以资节省。所谓： 但买斫脔鱼，及猪、羊、獐、雁亦足矣。廪入虽不继，痛自节省，每日限用百五十，每月朔日，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明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可谓至俭。 唉！金钱之为物，真是万恶的渊泉。天下滔滔，为之破廉耻，卖节义，污纯洁，贫者短气，而富者骄纵者，比比皆是也。而东坡一生，却能跳出此万恶圈，不为所播弄。此东坡之所以为东坡了。既而被召入朝，旋以洛蜀党争，又被谤外贬。其时门人王定国，亦被黜，东坡示之以诗曰： 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连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 东坡至颍州，公帑已竭，斋厨索然，不禁有怀于昔日在密州食杞菊的情景。作诗云： 我昔在东武，吏方谨新书。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诳，食菊不敢余。岁月今几何，齿发日向疏。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尚有赤脚婢，能烹赪尾鱼。心知皆梦耳，慎勿歌归欤。 不久，又有岭南之贬，其与参寥子书云： 某垂老再被严谴，皆愚自取，无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坠甑，无可追。计从来奉养陋薄，入虽微，亦可供粗粝。及子由分俸七千，迈将家大半就食宜兴，不失所外，何复挂心。 又与子由书云： 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漉出。渍酒中，点薄盐，炙微燋食之。终日抉剔铢两于肯綮之间，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数日辄一食，觉有补。子由三年食堂庖，处刍豢，没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 又云： 犹或少饮食，欲其适口，近又丧一庖婢，乃悟此事，亦有分定。遂不复择，脱粟连毛，遇辄尽之尔。 东坡在惠州时，只有幼子过，侍从在侧。所谓： 初欲独赴贬所，儿女等涕泣求行，故与幼子过一人来。余分寓许下浙中，散就衣食，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 本来过去已死，吾们自然可不必去问它，明日未来，吾们也可以不必去顾虑，那么所顾虑者，只有今日了。不过今日之中，朝非夕，夕非午，时时刻刻，在变动中，所谓现实的今日，也不可捉摸。既不可捉摸，便也无所用其顾虑了。一个人处在时间不断的大流中，尽可忘昨日，忘今日，忘明日，忘忧患，忘苦闷，忘恐怖，忘欢乐，一切皆忘，自然觉得天地宽，世路坦，所谓四大皆空了。一切皆忘，便是东坡养生的不二法门。 东坡由惠州贬到儋耳的时候，曾致程秀才书，有云： 得来讯，喜侍奉清安，知有爱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须深留恋也。仆离惠州后，大儿子房下，亦失一男孙，悲怆久之，今则已矣。 先是，东坡在黄州，已殇一幼子，东坡哭之以诗云： 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故衣尚悬架，张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中年忝闻道，梦幻讲已详。储药如丘山，临病更求方。仍将恩爱刃，割此衰老肠。知迷欲自反，一恸送余伤。 “一恸送余伤”，非达者不能道。又云： 丧子之戚，已忘之矣。此身如电泡，况其余乎？ 儋耳之为地，荒寂无百物，而东坡处之泰然。所谓： 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医酢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 又云： 瘴疠之乡，僵仆者相属于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热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 人之生死，是有命的。吾人既生之后，即不能无死，不死既不可能，则对于生死一观念，又何必戚戚于心呢。观其与李公择书云：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爱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又尝于醉后执笔书云：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小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浮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念此可以一笑。 这一段行文命意，宛然如庄生之言。后去儋耳，留别黎民，有诗云： 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吾人同处于尘寰之内，本来何分乎南北，何分乎故乡与异地。人之一生，生也、死也、梦也，自达者观之，其实皆一也。 东坡爱酒，而饮不多，仅爱饮酒之趣而已。当其在黄州时，自酿酒以饮。所谓： 予虽饮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盏为乐，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酿。曲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 饮酒之目的，在乎醉，甜酸苦甘非所问，东坡之言，何等超脱。彼又不仅喜独酌，并爱招人同饮。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之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常以为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此二者矣。然人之有是，接于余前，则予安得不全其乐乎？故所至当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坡不解棋，所以平生有三不如人之叹，即着棋不如人，饮酒不如人，唱曲不如人。然东坡虽不解棋，颇喜观人着棋，所谓： 予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日从之戏。予亦隅坐竟日，不以为厌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东坡由海外北归，到常州病了，自知不起，与维琳师云： 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耳，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 呜呼！“生死亦细故”，东坡知此，自然天高地阔了，东坡毕竟是一个达人！ 东坡的气质，自始至终，为一贯的，已如上述。当然，其气质之形成，与其所受之家庭教育，以及所处之环境，是有重大影响的。不过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与所处之环境，对于东坡的气质上，究发生如何的影响，今已不可知其详。吾们只知他在幼时，因其父远游在外，受母亲程氏教养之力为多，而其思想，受乃父之熏陶亦不少。夫以东坡壮年时之气锐血热，兼以受乃父一种纵横霸气之熏陶，同时又受知于欧阳、韩魏等公，礼部考试，擢为第二，则其意气轩昂，目空一切，自不待言了。观其上梅圣俞书云：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东坡一方面固为功名心所驱驰，而意气激扬，可是一方面犹存退隐山林之志。当其南行，早发浏阳时，有诗云： 富贵本先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我行念西国，已分田园芜。南来竟何事，碌碌随商车。自进苟无补，乃是懒且愚。人生重意气，出处夫岂徒。永怀江阳叟，种藕春满湖。 又夜泊牛口，有诗云： 日落江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忧，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东坡虽有退隐林下之志，不过彼既立朝服官，其固有之矜尚气概，仍不能与人苟同，而其固有之迈往精神，尤不免要触犯忌讳，果然，不久即有黄州之贬了。自贬至黄州后，其气质为之一变，盖当时为台狱捕拘，曾一度出生入死，经此重大刺激，竟将从前的矜尚气概，迈往精神，消磨殆尽，而易之以豪放阔达了。故当其赴黄州任，与子由相会于陈时，有诗云：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但余无所还，永与夫子游。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 东坡贬黄州后，已有泛观天地，超然物外之思。但平生一种豪气，尚未销尽，谗谮之恨，迁谪之怨，犹惓惓不能去诸怀，抑郁无以自遣。而东坡又非世上一般薄志弱行之徒，哭天诉地者所可比。于是乃不得不以一身付诸蒲团，默坐自照，诸缘放下，六根清净，不思是非，不念善恶，嗒然忘彼我，超然离是非，忘彼我，离是非，自心脱落，天地一如，万物一如。这是东坡唯一解闷安慰之法门。所以他一到黄州，即赴安国寺安心静坐了。其《黄州安国寺记》有云： 元丰二年十二月，余自吴兴守得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而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坡池林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寺僧曰继连，为僧首，七年得赐衣，又七年，当赐号，欲谢去，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连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谢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 东坡既入禅，静坐观心，更欲学息命归根之道。是年冬，入天庆观修练，观其与秦太虚书云：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力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 又与陈大夫书云： 去岁冬至，斋居四十九日，息原归根，似有所得，旦夕复至，当复闭关却扫。古人云：化国之日舒以长，妄想既绝，颓然如葛天氏之民，道家所谓延年却老者，殆谓此乎？若终日汲汲，随物上下者，虽享耄期之寿，忽然如白驹之过隙耳。 五戒后身 时在元丰七年，年四十九岁。《冷斋夜话》：“子由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聪禅师者，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聪出城迓五祖戒禅师。聪至曰：‘夜来梦见吾二人同迎五戒和尚。’东坡至，各追绎所梦语东坡。东坡曰：‘轼年八九岁，梦见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孕时，梦一僧来，记其欣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 豪放阔达之士，却往往颇信神仙之说，其目的无非在求解脱，盖一般卓荦之士，既与时不相容，白眼视世，每多不平，乃不得不转而折入是途了。所谓： 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但闭得百十息，为益甚大。 又云：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可知东坡之入禅学道，别具双眼，与寻常沉溺于仙佛之徒，迥乎不同。又东坡并不喜道释空漠高远之说，独喜其粗浅假说，曾云：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不知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后来东坡由黄州之贬而再度入朝，又由朝而再贬海外，始终是闭目静坐，以养其心。所谓： 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 大凡一个人年岁愈大，则阅历愈深，而胸襟亦愈阔达。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者，即指此言，惟亦不尽人人所能做到。而东坡此时，却能做到此种境界，当其由儋耳北归，中夜对江月而歌曰：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白玉盘。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起舞者谁欤，莫作三人看。峤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间，何人不清安。床头有白酒，盎若白露漙。独醉还独醒，夜气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弹。相将乘一叶，夜下苍梧滩。 “乃知天壤间，何人不清安。”此二句非胸襟阔达者不能道，真所谓从心所欲，无挂无碍了。 [book_title]第六章 诗 文 词章诗文每能表现一个人的思想和气质，老苏以意胜，故其为文，亦峭劲，亦庄重。东坡以情胜，故其为文，纵横奔逸，有如巨浪之席卷，汪洋浩瀚，有如大江之入注于海，不可一世。敖器之评其文云： 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于雄厚。 东坡的诗，为散文化之诗，亦可以名之为有韵的散文。东坡之文，为含有诗意之文，亦可以名之为谈理的诗。此乃东坡受了环境影响，与时代背景熏陶所孕育而成之一种自然结果。原来有唐一代，在文学史上，为感兴时期，及至宋代，则由感兴时期而一变而为谈理时期了。何以言之？盖唐代思想风雅，所以形成了诗的特殊发达，宋则谈理之风盛行，结果形成理学的特殊发达。唐代风雅的思想，盛于盛唐而衰于晚唐，宋代谈理之风，始于仁、神两朝，而集大成于朱、陆。所以当盛唐时，诗有李、杜，文有韩、柳，韩、柳出而文雅。及至宋代，朱、陆出而文晦，犹似活泼泼的美女，忽然披了一件理学的外套，生趣索然。当仁、神二朝，晚唐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新兴之理学，方蒸蒸日上。东坡适逢其会，上承诗学之余绪，下开理学之先声，是以谓东坡为纯粹之诗人，固有所不能，即目之为纯粹的散文家，亦有所未可。要之，他的文章，带有诗化的，他的诗，带有散文化的。故东坡之文，东坡之诗，非唐非宋，自成一家。 东坡之诗文，虽自成一家，不过其作风，中间亦经过多少的变迁。观其与侄论文书云：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旦夕学此。 当东坡年少时，抱负极大，霸气横空，加以受乃父之熏陶，喜学纵横家，极倾心于贾谊、陆贽之言。故其为文，特霸气纵横，剑气满腹，抑且极峥嵘绚烂之至，迨后渐喜庄生之言，而其作风一变。黄州之谪以后，再进而折入于释道，养性敛气，悠然自得，而其作风又一变。子由曾云： 既而谪黄，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 东坡此时的作品，较其少年之作，经过一种洗炼工夫，高华秀杰，特其机锋光芒之气，尚不能免，怨刺之语，犹存于字里行间。既而有岭外远窜，斯时东坡年岁既增，入道亦深，浮华之气，消失净尽，胸中汨然，无丝毫芥蒂。所以其所作诗文，亦如清风明月，一尘不染。黄山谷评其诗文，有云： 东坡岭外诗文，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及其晚年，私淑陶渊明，其造诣之深，更可知矣。山谷所谓： 渊明千岁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 又许彦周论东坡之文云： 东坡辞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至。 这几句是评论其前半生所为之文。 珍泉幽涧，澄潭灵泽，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 这几句是评论其后半生所为之文。又陈后山评其诗文云： 苏诗始学刘梦得，故多怨刺，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处，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魏淳甫亦云： 吕丞相跋子美公谱曰：“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 东坡的文章，气格高迈，风超调逸，亦如其人。所谓： 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 东坡为文取材，不拘方物，日常间应事接物，皆为其为文之绝好资料，不弄巧，不炫奇，不因事出奇，不遇境即变，彼亦不自知其所以至，一如大江之顺流东下，穿壁倒谷，一任其自然。彼之为文，既以不经意之笔出之，故其文不假经营，亦不局促，更无所谓出格与入格了。 东坡为文，长于设譬，凡平生耳所闻、目所见者，无一非其取譬之好材料，瓦砾敝屣，一经其运用，立即变为黄金珠玉，街谈巷议鄙俚不堪的材料，一经他的手笔，无不妙处风生，另有一番风趣。所以参寥子尝评其文云： 东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 东坡为文，既不用锻炼工夫，全是一种不经意之作，和一种感时触物猝然而发的文字。故字里行间多少总不免露一些锋芒，譬如一方白玉，总带一些微瑕，主其气，不计其工，这却是东坡之本色。观其曾与谢民师论文书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经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云云，这几句不啻东坡自己的写照。至其对于扬子云之作，评为雕虫篆刻者，所以讽当世文人好为艰涩之词而发也。 东坡文字中，小品亦佳。如尺牍着墨不多，而情韵风生，所谓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也。吾人纵在极烦恼的时候，读了他的小品，总觉得习习清风，生于两腋。王世贞所谓： 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工。 宋孝宗刊其集而为之序曰： 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又东坡自评其文曰：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我亦不能知也。 这一段评论，除对于评论他的文章外，其余无论以之评其诗，评其性情，甚至评其一生，无不适合。换言之，东坡的一切，都可在这几十个字中包括无遗了。 东坡平生笃于友孝，门下弟子甚多，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等，东坡待之如朋俦，不以弟子门人目之。元祐中，晁、秦、陈、黄与东坡同入阁，当时号称四学士。 长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俪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 长公指东坡，少公指子由，其余即指四学士，就中晁、张长于文，黄、陈长于诗。而黄庭坚之诗，尤高奇超人一等。世人或以黄之诗，与苏东坡并称，称为苏黄。其实二人之气度魄力，并不相同。魏道辅论之甚详曰： 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盖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探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纵放，铺张学问以为富，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东坡评曰：“如蛑蝤江摇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若多食，则动风发气。”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谓论文者尊东坡，言诗者右山谷，此门生亲党之偏说而已。《东都事略·山谷传》云：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盖自当时已不以是为公论矣。 王世贞亦云： 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固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 可知黄之诗，远非东坡之诗，所可以拟了。 东坡不特长于文，擅于诗，其词亦大有可观。近人谓东坡在诗歌上的成就，远远不如其词之成就之上，以其诗在诗史上，不得谓之为上乘作家，而其词则占词史上之特殊地位。故吾人与其目东坡为诗人，毋宁谓东坡为词人也。 东坡之词，后人评论者，不一其说。《四库提要》云：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 此乃评东坡之词，为词中之别格者。《吹剑续录》云：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则讥其词太豪放，不如柳耆卿之婉约绮致。陈无己云：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太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则又以词派来排斥苏词了。李易安《词论》： 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预律者，何邪？ 晁无咎亦云： 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 陆务观云： 世言东坡不能词，故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下，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则又以音调不协来批评苏词了。其实以上各家的评论，都是片面的观察。究其实，则苏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仅就其豪放处立论，遂有铁板铜琶之诮，不知苏门之婉约处，何让温、韦。如《浣溪沙》云： 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 《祝英台》云： 挂轻帆，飞急桨，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欹枕听鸣㯭。 此等作品，与“大江东去”“把酒问青天”诗作，如出两手了。故《词筌》云： 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又《爰园诗话》亦云： 子瞻词豪放亦只“大江东去”一词，何物袁绹，妄加品骘。 善夫胡致堂之评论曰： 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然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与舆台矣。 这确是一个忠实的批评。 东坡小词，亦有可观。楼敬思曾云： 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词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 要之，有宋三百年，词坛健将，足以雄视万方，睥睨一世者，东坡一人而已。 [book_title]第七章 年 谱 一岁 公元一〇三六年（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 傅藻《东坡纪年录》上云：“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公生于眉山县纱縠行私第。” 案东坡送沈达诗云：“嗟我与君皆丙子。”又赠长芦长老诗云：“与公同丙子，三万六千日。” 七岁 公元一〇四二年（宋仁宗庆历二年壬午） 是年，东坡已知读书。 案东坡上韩太尉与梅直讲书云：“某七八岁知读书。” 八岁 公元一〇四三年（宋仁宗庆历三年癸未） 是年东坡入小学。 案《志林》云：“吾八岁入小学，以道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