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苏轼 [book_author]孙毓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48867 [book_dec]《少年丛书》之一，《少年丛书》最早于1908年冬天由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少年丛书》共28册，分别讲述了28位中外名人的人生故事。《苏轼》孙毓修著。苏轼 (1036～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洵子。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第二名,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忠。因上书论说王安石新法不便于民、下狱,又多次被贬、起复,曾为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最后被贬为琼州(今海南岛)别驾,后遇赦召回,死于常州。其名被王安石列入反对新法的“元祐党人”之一,因此死后很长时间其诗文在社会上禁行。诗、词俱为一代大家,影响深远。书画亦有很高成就,散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词开创了豪放派词风,书法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等。 [book_img]Z_6881.jpg [book_title]第一章 总论 尝游四川之眉县，峨眉揖于前，象耳镇于后；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观突蟆颐，滩穿龙爪，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是宋苏文忠之故里也。世逾五百，流风已往，犹令人低徊流连不能去云。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必曰韩、苏。韩公文起八代之衰（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语），得文忠之言而愈彰。或谓韩公之文因文见道，文忠之文往往尚纵横、杂佛老，不如韩公之“非先王之言不言”。不知此正见文忠之文，气盛言宣、汪洋闳肆，广纳百氏，而其要归则亦正道明谊而已矣。 文忠之学得之其父洵（又称老苏），洵得之庐陵欧阳氏文忠，盖其再传弟子也。初好贾谊、陆贽书（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太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喜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又曰： “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矣。” 所作文章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又通经学。老苏公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视其辞，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文忠述其志，文忠泣受命，卒以成书。后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则文忠之为文忠，岂必以文字见长？当其为童子时，读石介《庆历圣德诗》（详见第二章），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夫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间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阻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为之喜；斥之岭海之表，而不为之愠。迈往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 文忠始终进德之叙，则由学问阅历而得之。方嘉祐（仁宗）、治平（英宗）间，年盛气强；熙宁（神宗）以后婴祸触患，靡所回挠；元祐（哲宗）再入，益趋平实，片言只辞，风动四方；迨绍圣（哲宗）后，则消释贯通，沉毅诚悫，又非中年比矣。平生大节在于临死生利害而不可夺。其厚于报知己、勇于疾非类，则历熙、丰、绍圣之变如一日。而世之徒以文艺知文忠者末也。 【批评】 文忠所著《易书》及《论语说》三书成，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朱子以《易解》与颍滨《老子解》及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并驳之斥为杂学，未免贪偏见。 墓志及本传皆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今世所行《七集》本比此多《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则在续集中，不别行。按宋时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均生前刊行，崇宁初年奉诏毁板。诗文在宋时注者甚多，今惟王十朋、施宿、郎晔之注存，余皆亡矣。清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俱有补注。 或以文忠为禅学之宗，其实不然，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斥士大夫主佛、老之非，及与世不合，始与释子往来，所谓“桑榆暮景，忧患余生，乃始学佛者也”（文忠语）。 王渔洋诗云：“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盖以公文如万斛水源，随地涌出，如《华严经》之称性而谈，无所不有，无所不尽，法界事理，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何自而窥其深浅，议其工拙乎？盖公之学，深斥释教之非，而公之文，又深得华严之妙也。 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之褚、薛、颜、柳，仿佛近之。黄山谷评之云：“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北宋以苏、黄、米、蔡为四大书家） 所作竹、木、拳石皆有致，邓公寿云：“眉山高名大节，照映今古。据德依仁之余，游心兹艺，所作墨竹，尽得与可之法。运思清拔，其英风劲气来逼人，使人接应不暇，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兰陵胡世将家收所画蟹，琐屑毛介，曲隈芒缕，无不备具，量亦得从心不逾矩之道也。” 我曾经到四川的眉县游玩，峨眉山在前，象耳山在后；山不是很高，却风景秀丽；水不是很深，却清澈见底；蟆颐观独立高耸，龙爪滩蜿蜒曲折，介于岷山与峨眉山之间，被江山的灵气所聚集，这里便是宋朝苏轼的故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前代遗传下来的风俗已成过往，此地仍然教我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从大唐以来，凡是谈论文章的必然会提到韩愈、苏轼。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说韩愈的文章“挽救了从六朝以来华而不实的萎靡之风”，这句评价让韩文公的功绩越发彰显。有人说韩愈的文章是以文载道，而苏轼的文章往往崇尚纵横捭阖的辩论，时而掺杂了佛家、道家的学说，不如韩愈的“不是先王的言论从不谈及”。他们不知道这正体现了苏轼的文章气魄盛大、语言清晰，意境像大海一样汪洋广阔，广纳各种学说，而文章的宗旨也不过是彰显正道仁义罢了。 苏轼的学问是从他父亲苏洵（又称老苏）那里得来，苏洵是学自庐陵人欧阳修，苏轼属于欧阳修的再传弟子。苏轼最开始爱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贾谊有《新书》十卷，陆贽有《奏议》十卷），因为这些文章论述古今的治乱规律时不作空谈。后来读了《庄子》，他感叹道：“我以前心中有想法，表达不出来，如今看到庄子的书，就像我自己说的，让我很受用。”于是写出《中庸论》，言辞精微高妙，都是古人不曾领悟的道理。他曾经评价自己：“我写文章就好比飘荡的云、流动的水那么自然，根本没有一定的形态，不过像流水行云行到它应该到的地方，停止于不得不停止的地方罢了。即使是可喜、可笑、可恨、可骂的话都能下笔叙述而出。”又说：“我平生没有别的快意的事情，只有做文章时，心中有了所想达到的效果，笔力就曲折宛转，没有不写尽我的心意的，自认为人世间的快乐之事再没有能超过这个了。” 苏轼所写的文章博大深沉、精光内敛，足以傲视千古，又精通经学。父亲苏洵晚年研究《易经》，玩味爻、象，感悟其中或刚或柔、或远或近、或喜或怒、或顺或逆的情况，再来看《易经》的文辞，就全部毫不费力地理解了。苏洵作了《易传》，还没完成，病情就恶化了，便嘱托儿子苏轼继承他的志向，完成他的心愿，续写他未完成的著述，苏轼哭着接受了嘱托，最后完成了《易传》。后来苏轼又作了《论语说》，阐发孔子深奥难解的义理，最后苏轼被贬谪到海南，撰写了《书传》，推究阐明上古时代失传的至理妙道，很多都是先前的大儒所未曾通达的。 作为士人，器量见识最重要，其次才是文学艺术，那么苏轼之所以谥号为文忠，难道一定只是文章写得优秀过人吗？当苏轼还是个小孩时，读到石介的《庆历圣德诗》，已经有了赶超当代贤人哲士的心思。刚成年，苏轼就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赶赴京城，声名鹊起，震动天下；不久进士及第，中了词科，进入翰林院，出任地方官。他凡事一定以敬爱君王为根本，忠诚的规劝，直言不讳的言论，高尚正直的节操，满朝大臣都无人能及，只是被小人忌惮排挤，无法在朝廷上安身。等到祸患降临，他的品节忠义足以让他坚固自己的操守。所谓上天所禀赋，能超越万物而充满整个天地间的是“气”。将它使用于事业上，足以排除万难；使用于文章上，足以妙夺造化。所以将苏轼放在朝廷里，他不会因此窃喜；将他贬斥到岭南海南，他也不会因此愤怒。他拥有一往无前的气势，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真是人中之龙啊！ 苏轼始终按照顺序进益德行，随着学问与阅历慢慢地积累。他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宋英宗治平年间，年轻气盛；宋神宗熙宁年间以后，遭受祸患，也没有丝毫屈服；宋哲宗元祐年间再次进入朝廷，德行越发平实，波澜不惊，片言只语，足以耸动四方人士；到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后，就消泯痕迹，品德圆融，深沉坚毅，真诚谨饬，又不是中年时期可以比拟。苏轼平生品德操守的原则在于能够面临生死考验仍然百折不回，至于他的厚待知己、勇于跟恶势力做斗争等等，是从熙宁年间一直到绍圣年间数十年如一日的，而世间人只看到苏轼文艺方面的成就反而是细枝末节。 【评论】 苏轼所撰写的《易书》《书传》与《论语说》三册书完成以后，抚摸着书说：“当今之世如果没有懂得的人，后世应该有君子懂得我吧！”朱熹将苏轼的《易解》与苏辙的《老子解》以及张无垢的《中庸解》、吕氏的《大学解》通通驳斥为杂而不纯的学问，不免太过偏见。 苏轼的墓志铭和《宋史苏轼传》都记载《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现代刊印的《七集》本比这个版本多了《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和陶诗》在续集中，不另外刊行。按：宋代有《南行集》、《坡梁集》、《钱塘集》、《超然集》、《黄楼集》、《眉山集》、《武功集》、《雪堂集》、《黄冈集》、《仇池集》、《昆陵集》、《兰台集》、《真一集》、《岷精集》、《掞庭集》、《百斛明珠集》、《玉局集》、《海上老人集》、《东坡前集、后集》、《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东坡遗编》等名，全部是苏轼生前刊印发行的，崇宁初年奉皇帝诏书烧毁苏轼所有作品的书版。苏轼的诗文在宋代注家非常多，如今只有王十朋、施宿、郎晔的注释保存下来，其余的都散佚了。清代的朱从延、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都有补注。 有人认为苏轼是禅学的先导，其实不是这样，他文集中《议学校贡举书》极力驳斥士大夫主张佛学与道家的错误，等到他跟世道不合，不得志时才开始跟佛门弟子交往，就像他自己说的“风烛残年，忧患一生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学佛法的啊”。 王士祯的诗说：“庆历文章宰相才，晚为孟博亦堪哀。淋漓大笔千秋在，字字华严法界来。”大抵因为苏轼的文章就好比无穷的水源，随处喷涌出来，又像《华严经》里面依据“性心”而谈论事物，什么都可以包括，什么都可以穷尽，法界事理，开闭涌现，没有门庭、墙壁，没有差别选择，世俗的见识和文字，本已经扫荡的一点尘埃都不剩，还从哪里计较文章的深和浅，评议它的工稳与拙劣否？苏轼的学问，深刻批判佛教的错误，而他的文章又深得《华严经》等佛学的妙处。 苏轼小时候就喜欢书法，到了晚年也不厌倦，自己说书法不如晋代人，至于唐代的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大概可以比得上。黄庭坚评价说：“东坡先生的简牍和书札，字体温润，没有一毫尘俗气息。当代号称善于书法的几大家，虽然取法古人的规矩模范，但各自都有擅长的地方，至于浑然天成，笔致圆润，气韵生动，要将苏东坡这些独有的优胜处，跟上面提到的褚、薛、颜、柳四大家替换，我是不赞成的。”（北宋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四大书家） 苏轼画的墨竹、树木、拳石都有韵致，邓公寿说：“苏轼的大名和高尚品德，照耀着古往今来的人们。他在践行仁义道德的余暇，专心投入于绘画上，所创作的墨竹完全继承了文与可的方法。运笔的思致清秀挺拔，画作的英秀之风、劲瘦之气，扑面而来，感染人心，使人目不暇接，这恐怕不是文与可能够限制的境界了。兰陵胡世将家所收藏苏轼画的螃蟹，细微到茸毛蟹壳的每一部分，惟妙惟肖，没有不具备的，这大约也是苏东坡晚年绘画水平到了从心所欲，而有不逾越规矩的境地吧。” [book_title]第二章 科第 苏文忠公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又号东坡居士（按：世于东坡称号不一，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家习称之。山谷诗“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之云：“谓东坡也。”同时与东坡往来诗，又有呼为“子平”者。文与可诗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云：诗中子平，即子瞻也），世又称长公（称其弟辙为少公），或谓大苏或谓二苏（按：老苏之长子景先早卒，见欧阳公《墓志》；黄山谷《避暑李氏园》有句云“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谓东坡也。山谷又私东坡为二丈云），世家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纱縠行私第，比长，修髯朗眉，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七、八岁知读书，入乡校，奉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自京师来者，以石守道《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文忠从旁窃窥，问：“诗中所云之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文忠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之，尽以相告，且曰：“韩、范、富、欧此四人者，人杰也。”比长，追忆此事，常云：“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数公矣。” 文忠生十年，父洵宦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母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文忠问曰：“轼若为滂，吾母亦许之否乎？”母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后汉书·党锢传》：范滂，字孟博，少属清节，为州里所服。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临刑，其母就与之诀，滂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文忠亦奋励有当世志，母喜曰：“吾有子矣！”及出仕，早得谤誉，晚罹党禁，追念此言，能不感慨系之耶？ 少与弟辙同师其父洵，兄弟间又互为师友，辙每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又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六十年中，仕隐语默，忧患欢愉，两人无不共喻相关，有如手足。尝与家氏兄弟并从学于西社刘微之，理宗所谓“西社同门友”者也。 仁宗嘉祐二年，文忠年二十二，春赴礼部试，仁宗笃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梅圣俞与其事，得文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示修，修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门下士曾巩（字子固，南丰人）所为，因避嫌，抑置第二。后以春秋对义居第一，及殿试，与弟辙中进士乙科。仁宗读二人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公谓文忠必名世，且为书抵圣俞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已，久乃信服。） 登第后，自谓报亲之日方长，不意其年四月，遽遭武阳君程氏之丧。幸老苏公尚健，服除，侍父舟行出游，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二十有六，自荆州陆行至京。 授河南府福昌主簿，会朝廷求直言之士，欧阳公以文忠荐，天章阁待制杨畋亦荐之，上文忠文五十篇，遂入选，比答制策，复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知凤翔府者为中书舍人宋选，初意文忠文人，未历吏事，及见文忠判狱如流，乃愈重之。 治平（英宗年号）二年，转殿中丞，遂自凤翔还朝。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为宰相韩琦所止。未几，遭父丧，英宗亦即崩。 【批评】 《庆历圣德诗》者，石介颂仁宗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十一人而作也。君明臣良，赓歌喜起，真盛世景象。其时既无报纸，乃一首新诗，已不胫而走，虽蜀道中冬烘村塾，亦已见之，与小学生口讲指画，津津乎有余味焉，宋之盛于斯为极矣。 韩、范、富、欧为时名臣，庐陵尤以文章重天下，草野小生皆知其名，宜也。乃以童年梦想之人，及乎壮岁，徒步上京拾取科第，一一结识之，使老成发后生可畏之叹，岂非人生第一得意事哉！ 宋人王宗稷撰《东坡年表》，记其干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曲为之说云：“丙子、癸亥，水得东流，故才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难。”东坡亦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仆以磨蝎为命宫，生平多得谤誉，殆同病也！”星命之说，近于迷信，今故不取。 欧阳公与其子棐论文，因及东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及我也！”其推许至矣！公殁，文忠为铭其墓。 苏洵在京修《礼书》，东坡、子由二人均外任，念老苏左右无侍子，子由奏乞留京师养亲。老苏临死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心常耿耿，东坡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一门孝友如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也，岂徒文章而已哉。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按：世间对于东坡的称号很多，比如髯仙、长帽翁之类，诗人习惯这样称呼他。黄庭坚的诗就说：“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鬓翁。”赵德麟《侯鲭录》记载这句诗，解释说：“是说苏东坡先生。”同时代的人跟苏轼交往唱和的诗中又有称呼他为“子平”的。比如文与可的诗说：“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注解：诗中的子平，就是说的苏轼），世间又称呼他为苏长公（称他弟弟为苏少公），有的称他为大苏或者二苏（按：苏洵的长子苏景先早早去世，记载于欧阳修的《苏洵墓志铭》；黄庭坚的《避暑李氏园》有诗句说“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诗仙苏二来”，就说的苏东坡了。苏轼又私下被黄庭坚称为二丈），世代居住眉山，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苏轼出生于纱縠行私人府邸，成年后，留着大胡子，眉毛清朗，背后有黑痣，就像北斗七星，七八岁就会读书，进入乡间学校，拜道士张易简为师。 有从京城归来的人，将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先生看，小苏轼从旁边偷看，问道：“诗里面讲的十一个人是什么人呀？”先生道：“小孩子知道这些干什么？”小苏轼说：“这若是天上的人呢，我自然不敢过问；如果也是人的话，为何不能让我知道呢？”先生认为小苏轼很特别，便全部告诉他，而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世间的杰出人物。”等到苏轼长大以后，回想当年这件事，常常说：“当时虽然不是十分了然师傅的话，可是已经默默记住了这几位先生了！” 苏轼到十岁上，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问苏轼关于古今成功失败的教训，总是能讲出大概。母亲曾经读《东汉史·范滂传》，感慨叹息，小苏轼问：“儿子如果做范滂，母亲大人也会允许我这样做吗？”母亲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做不得范滂母亲吗？”（《后汉书·党锢传》记载：“范滂字孟博，少年时代就有高尚品节，被州里所敬服。建宁二年，朝廷大肆诛杀党人，范滂临刑前，他母亲前来跟他诀别，范滂说：‘希望母亲大人割舍不能忍心的慈爱之恩，切勿增添悲感和哀戚。’母亲说：‘你如今能和李固、杜乔齐名天下，就算死了又有什么遗憾！既然有了美好名声，又想求取长寿，怎么可以鱼掌兼得呢？’范滂跪下听母亲的教导，拜了两拜，跟母亲作别。”)苏轼也奋发自励，要在世上做一番大事业，母亲欢喜地说：“我儿子有出息啊！”等到后来苏轼步入仕途，早年遭受各种毁谤，晚年遇到党禁的祸患，回想当年这段话，怎么能不对之感概万千呢？ 少年时和弟弟苏辙一起师从他们的父亲苏洵，兄弟两个既是朋友，又互相为师傅，苏辙常常说：“哥哥子瞻读书，有的心得跟别人讲，有的心得不跟别人讲，可是都跟我讲，而且说我懂得他。”苏辙又说：“子瞻爱护我时就是哥哥，教诲我时就是师傅。”兄弟二人在六十年里，无论做官隐居、发言或缄默、忧患和欢乐，没有不是息息相关的，就像是一人的手和脚那样关系密切。他俩曾经跟家氏兄弟一起从学于西社的刘微之，这就是宋理宗所说的“西社同门友”了。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年22岁，春天赶赴礼部科考。仁宗皇帝求才心切，进士等科一次及第的人数多达1300多人。士人素习崇尚奇险、怪癖、生涩的文风，号称“太学体”。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贡举，对新出的“太学体”大加贬抑，梅圣俞也参与改卷，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喜出望外，认为作者是个很特别的学生，想将他列为众多举子的的魁首，又疑心是门下的学生曾巩（字子固，是南丰人）所作，因此为了避嫌，委屈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参加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名，等到殿试，与弟弟苏辙二人双双高中进士乙科。仁宗皇帝读到兄弟二人的制策，退朝回到后宫跟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谋得两个宰相！”（欧阳修说苏轼一定能知名于当世，而且写信给梅圣俞说：“读苏轼的文章不觉热汗直流，痛快痛快！老夫应该让出地步，给这个青年出人头地的机会。”听闻的人们开始都哗然不止，很久以后才信服欧阳修的话。） 及第以后，苏轼自以为报答双亲的日子很多，谁料当年的四月份，母亲程氏突然就去世了。幸而父亲苏洵还康健，苏轼兄弟守丧完毕以后，侍奉父亲乘船出门游历，从蜀地到楚地，坐船六十天，经过十一个郡，二十六个县，然后从荆州陆路抵达京师。 不久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主簿，正当朝廷寻求直言进谏的士人，欧阳修推荐了苏轼，天章阁待制杨畋也推荐他，并呈上了五十篇苏轼的政论文，于是苏轼入选制科考试，到制策问答时，又进入第三等，被授予大理评事，任凤翔府签书判官。当时做凤翔府知府的是中书舍人宋选，开始想苏轼一介文人，哪有什么办案经验，等看见苏轼判决案件非常敏捷，才愈发重用他。 宋英宗治平二年，苏轼升任殿中丞，于是从凤翔回到朝廷。英宗皇帝在做皇子时就听说苏轼的大名，想用唐朝的旧例将他招入翰林院掌管制诰，被宰相韩琦劝止。不久，父亲苏洵又去世了，英宗也驾崩了。 【评论】 《庆历圣德诗》是石介为了歌颂宋仁宗任用富弼、贾昌朝、余靖、欧阳修、韩琦、范仲淹、蔡襄、杜衍、王素、王拱宸等十一个人而创作的。君王圣明，臣子贤良，互相酬唱诗歌，真是一派盛世景象。当时没有报纸，竟然一首新诗，能传遍天下，即使是四川那边偏远落后的乡村私塾也能见到这诗，先生向学生津津有味地讲解指点，宋代在这个方面可谓是最繁盛的了。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是当时的著名大臣，庐陵欧阳修尤其以文章名重天下，穷乡僻壤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大名，是应该的。可苏轼竟然能将童年时代梦想的大人物，在他成年以后徒步上京城赶考，获取功名以后一个一个地认识，使得功成名就的欧阳修等人发出后生可畏的感叹，这难道不是人生第一件值得得意的事情吗？ 宋代人王宗稷撰写的《东坡年表》记载苏轼出生年月的天干地支为“丙子年辛丑月癸亥日”，因而勉强地解释道：“丙子、癸亥，水向东流，所以才华浩瀚而清澈爽朗，子卯互相伤害，晚年会多灾多难。”苏轼本人也说过：“韩愈是以磨蝎为身宫，我以磨蝎为命宫，平生的毁谤和赞誉无数，大概是有同样的忧患呀！”星辰命运的说法近于迷信，因而如今不采纳。 欧阳修跟儿子欧阳棐讨论文章时提到苏东坡，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以后世上的人再也不会提及我了！”这可谓极大的推许了！欧阳修死后，苏轼给他撰写了墓志铭。 苏洵在京城撰写《太常因革礼》，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在地方任职，考虑老父亲身边没有服侍的儿子，苏辙启奏皇帝请求留在京城赡养老父亲。苏洵弥留之际还因为自己的兄长苏太白早早亡故，其儿子孙子还没有立业，自己的妹妹嫁给杜姓人家，死了还没安葬，心里常常愧疚不安，念念不忘。苏轼守孝完后就安葬了姑姑。后来官职可以荫袭，便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一家孝顺友爱以至于此，三苏之所以为三苏，难得仅仅凭借文章而已吗？ [book_title]第三章 与王安石之关系 神宗即位，改元熙宁，其年四月，诏王安石越次入对。文忠服阕还朝，则已在安石参政之时。倡言新法，朝局尽变，神宗召见文忠，问以政令得失，公谓：“求治不宜太急，听言不可太广，进人不可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退而上《万言书》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至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 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盐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刻减兵吏禀禄，甚至欲复肉刑。民且狼顾，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 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禀，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顾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济之逃亡。不还则累及邻保，势必有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法，所丧逾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 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宏羊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旨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科，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从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 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 【批评】 宋黄震（字东发，余姚人，著《黄氏日钞》）评东坡此文云：“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无复名状。方其年少气锐，尚欲迅扫宿弊，变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 神宗皇帝即位后改年号为熙宁，当年四月，下诏书召王安石越级进宫面圣，询问治国方略。苏轼服丧期满，回到朝廷，已经是王安石当政的时期了。王安石倡议新法，朝廷局面完全改变，神宗皇帝召见苏轼，问他政策的得与失，苏轼对皇帝说：“追求天下大治不可以太急迫，听从朝臣意见不可以太广泛，升任官员不可以太仓促，希望陛下能用安宁的政策，等待时机到来，然后做出相应的对策。”退出后，苏轼写了一封《万言书》递上去，其中说： 臣所想说的，只有三句话罢了。请求陛下维系民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 君主依靠的是民心，就像树有根，灯有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地，商人有资产，失去了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朝廷和顺平易与百姓同心同德而国家不能安定的，也没有朝廷刚愎独断而不陷入险境的。陛下也知道百姓对新法的不满了。 自从太祖、太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设三司条例司，让六七个青年人天天在里面讨论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外出办事。设置三司条例司，是想谋利的借口，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外派人员，是谋利的工具。新法开始声势很大，让百姓感到惊疑；因创法新奇，差吏都很惊惶疑惑。以一国之主的身份来谋求财利，以天下主宰的身份来管理财务，产生了各种舆论，万民议论纷纷。有的说京师的官方正店正商议要设置盐官，夔州路的深山里要施行酒禁，要将和尚尼姑拘拿收监，要锐减士兵府吏的薪水，甚至想恢复肉刑。老百姓且极其不安，但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别人说。”正如拿着鱼网到江中湖中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丢掉鱼网，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驯服。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日夜忙碌，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业，还茫茫然像捕捉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混浊，从有人民以来，就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池塘水库使水变清，“灌溉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水库，一年一沉淀，三年水库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便让他们考察地形所在，毫无凭据地寻求水利，狂妄和平庸之人轻浮急躁，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然明知道办法不合适，也不敢就此停止，却召集当地老少，去看是否可以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办，必定姑且发动工役。官吏们暂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此举在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坝防线一开，水流离开原来的河道，造成灾祸，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徭役对象，一定用乡间的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百姓中天生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与力役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么又想收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法，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款，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的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子抽打，急着催还债务，他们就会逃亡。人不回来，就把债务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将来天下人怨恨此事，国史记载说青苗法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而且常平法，已经算是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现成的好法律，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官家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法”。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猖獗，几乎酿成大乱。汉昭帝登上帝位后，大臣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然后天下太平，百姓安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这种观点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征收的商税，所受的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放牧，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头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目的却是为了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臣私下认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于见到成功，却难于跟他一起谋划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一定要实行下去。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的成功，就已经民怨四起了。我希望陛下维系民心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对道德重视的深浅，不在于强大和弱小；朝代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果懂得这些，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是知道那样做所得的少，而所丧失的多。仁宗执法极为宽大，用人有次序，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拿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拿府库来说，则仅能够开支而没有剩余。只有恩德在人们心中，世间懂得其中的道义，所以仁宗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锐取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很多人骤然晋升，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怎么能得到呢？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敢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有责罚，不久就将其官职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必顾及什么长官和上司。说到皇帝用的东西时，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时，那宰相就得待罪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是贤能之人，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正确无误。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给予他们大权，这难道是徒然的吗？这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啊。现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贼，不可以因为没有盗贼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作防范措施？我听到有德行的长辈们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符合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交迭而来，公议在哪里，也就可以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养成风气，谏官御史都替执政大臣私人说话，直到君主被孤立，法纪全被废除，到那时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就在于这里。 【评论】 宋代黄震（字东发，浙江余姚人，撰有《黄氏日钞》）评价苏轼这篇文章时说：“这文章好比长江黄河，一泻千里。至于其中混茫浩荡、曲折变化的妙处，简直无法描述。当时苏轼年少气盛，仍然想迅速扫除国家积累的弊端，做一番大革新，有贾谊在汉代朝廷之上痛哭流涕进谏的遗风。他的话说中了百姓困苦的要害，激昂恳切，仿佛在庄严崇高的庙堂之上也能亲眼看见里巷百姓哀痛的情状，让人不能不恻隐感动，实在足以作为万世的训诫。” [book_title]第四章 治群之政绩 安石与文忠，以政策不能相同，乃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景温结好安石，得骤进侍御史，司马光尝荐文忠为谏官，至是，范景仁复应诏推举，景温遂力排之，惧其弹安石也），穷治无所得。文忠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杭州为东南胜地，至则觞咏其间，畅发天机，不以迁谪为意，而亦不废公事。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每因法以便民，民以少安。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文忠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干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奉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 守杭三年，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熙宁七年，移知密州。秋末离杭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文忠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 熙宁八年冬，作《杞菊赋》，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贫，移守胶西而斋厨萧然。”盖自登第至是，刚十九年，宦而能贫，岂他人可及也？ 自密徙徐。熙宁十年，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在今开县西南，此黄河南北分流之始），而徐适当其冲。自开直河水势增涨，田庐益坏，遂致溃决。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下，即古钜野泽，下流汶济二水，会而成泺。宋时决河，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大河南徙，岁久填淤，遂成平陆）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即古济水），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此诚巨灾，乃适于文忠治徐之日出现，盖天欲以盘根错节试其利器也。 黄水汇于徐州，涨不得泄，城将崩，富民争出避水。文忠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乃履屦仗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没者三板，文忠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事闻，诏褒之，在徐奏书论徐州之重要并设备之方甚备。未几，移知湖州，到任三月，文字之狱又起。 【批评】 士大夫生当乱世，大权在握，兴利除弊，奠国家于苞桑之固，登斯民于袵席之安，岂不幸甚？若困于下僚，限于职守，局促如辕下驹，有弃官而去者矣，有饮酒赋诗不理民事者矣。东坡独不然，既无法以止新法，冀于奉行之际委曲求全，官多尽一分之心，民多得一分之益，即为国家多存一分元气也。 安石对于新法，志在必行，趋时者且变本加厉以媚时宰。东坡独面折提举，是何等胆气。 手实法者，因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乃创此法。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以田亩、屋宅、资货、蓄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币，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其事仿佛今外国之财产税与所得税，彼行之不以为病者，由于民权发达，官吏不能欺蔽，虽上下交征而一时尚不觉有何险象耳。 王安石跟苏轼因为政见不合，因此让御史谢景温向皇帝奏报论述苏轼的过错（谢景温跟王安石结为姻亲，得以快速上升到侍御史的地位，司马光曾经推荐苏轼做谏官，如今，范景仁也奉皇帝诏书推举苏轼，谢景温竭力排挤苏轼，生怕苏轼当了谏官会弹劾王安石），经彻底调查没有发现问题。苏轼也不曾辩解过一句话，为了躲避这些人，请求离京任地方官，到杭州做通判去了。杭州是东南地区的风景名胜之地，苏轼到了那就在湖光山色间饮酒咏诗，尽情释放天赋的才华，不将贬谪当一回事，而同时也不荒怠公务。当时全国各地施行青苗法、免疫法、市易法，浙江西部地区同时还施行水利盐法，苏轼往往设法使这些法律便利百姓，百姓因此得到稍微的安宁。 高丽派遣使者来上贡，使者凌驾州府官员之上，态度十分轻蔑，陪同使臣都是本行政区域的管库，乘势骄傲蛮横，甚至跟兵马钤辖礼节对等。苏轼派人对陪同使臣说：“远方的蛮夷倾慕我大宋的教化而来，理当恭恭敬敬，如今竟然如此狂妄恣意，不是你引导不至于如此严重，再不改正我当禀明圣上！”陪同使臣害怕了，因此稍稍收敛了些。高丽使者分派见面礼给杭州官员，书函使用甲子年号，苏轼推辞了礼品，说：“高丽向我大宋朝称臣，却不使用我们的年号，我怎么敢接受？”高丽使者急忙换了书函使用大宋年号熙宁，这样苏轼才接受了对方的礼品，当时人都认为苏轼做得得体。 苏轼在杭州做了三年知州，官吏百姓对他敬爱有加，等到他卸任，仍然称呼他学士而不称姓氏。熙宁七年，改任密州知州。九月离开杭州时，朝廷正实行手实法，让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民户等级，又允许百姓告发虚报的人。司农寺又派人去各个州，对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违反诏令的定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自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该当何罪？”提举官吃惊地说：“先生且慢慢推行新法。”不久，朝廷也知道这法令有害于百姓，便撤销了它。 熙宁八年冬天，苏轼写了一篇《杞菊赋》，序文说：“我做官十九年，家里一天比一天穷困，改任密州的时候厨房已经揭不开锅了。”从苏轼及第到如今，刚好十九年，做官能越做越穷，这哪是别人能比得了的？ 苏轼从密州改任徐州知州。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曹村（在今天开县西南，这是黄河河道南北分流的开始之地）决口，而徐州正好首当其冲。从开直河起，水位暴涨，田地房屋多被毁坏，终于导致决堤。北边河道断流，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流到梁山张泽泺（在寿张县东南梁山脚下，就是古代的钜野泽，向下游与汶水、济水汇合成为泺水。宋代河水决堤，汇入其中，绵延数百里，后来黄河改道，时间久了就泥沙淤积，变成平地）分成两道，一道汇合于南清河（就是古代的泗水），注入淮河；另一道汇合北清河（就是古代的济水），流入大海，沿途一共淹没了四十五个郡县。这的确是巨大的洪灾，竟正好在苏轼当政徐州的时候出现，大约上天也想用极其复杂的问题来考验苏轼的能力吧！ 黄水汇集于徐州城下，水位上涨得不到排泄，城墙快要被浸坏崩塌了，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如果出城，百姓都人心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里，水一定不会冲塌城墙。”又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穿着草鞋，拄着拐杖，亲自到武卫营去，大声对卒长呼喊：“河水将要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也应该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泥淖前来，我等小人，应当效命。”卒长操起木棒进入队伍当中，率领兵卒，穿着短衣，光着脚，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大堤筑好了，洪水流过城下，徐州城里没有发生灾害，百姓的心里才踏实了。然而大雨日夜下个不停，城墙差三板的高度就要被淹没。苏轼搭帐篷住在城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在城墙上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这座城。这件事被皇帝听闻，下诏书褒扬了苏轼。苏轼在徐州上书详细地论证徐州的重要性和具体设防备的办法。不久，他改任湖州知州，到任才三个月，就发生了“乌台诗案”。 【评论】 士大夫若能生逢乱世，大权在握，兴起有利的举措，除去积弊的国政，奠定国家稳固的农业基础，让百姓安居乐业，难道不是一件荣幸的事情吗？如果是困守在地位低下的职位，限于职位的权力，不能施展抱负，好比马车下的马那样局促束缚，就会有放弃官职离开的，也有饮酒写诗不管民生事务的。唯独苏轼不像他们一样。既然没办法阻止新法的施行，那么就寄希望于在施行新法的时候委曲求全，官员多用一分心思，百姓就多获得一份利益，也就为国家多保存了一分元气。 王安石对于新法的实施，志在必得，随波逐流的人也变本加厉地讨好他。唯独苏轼当面驳斥提举，这是什么样的胆量。 手实法是吕惠卿以免役出钱不均为理由，建议实行的。其法为：由官府为制定物价标准,让民户根据自家田亩、房屋宅地、资产、牲畜，按照标准价格自行折算。现钱与生息之钱比价以五当一，不属于日常使用的器皿、粟米而隐瞒的，允许告发，如果属实，将其三分之一的钱作为奖赏。朝廷预先将手实法的格式传达给各地百姓，要求农户按照格式填写自己的产业情况，然后送交县官登记入册，官府按产业多寡将价格划分成五等，总计一县老百姓产业的实际数量平均摊派原来所规定的役钱。这事好比如今外国的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他们施行而不产生弊端是因为外国民权发达，官员不能欺下瞒上，即使政府跟百姓争夺利益，一时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大危险。 [book_title]第五章 文字狱 后世有所谓“文字之狱”者，其端实始于宋。小人中伤君子，求其罪而不可得，则吹求及于文字，巧合傅会，使人主不由不信，而其人亦无以自白。此风既开，迁谪之人，虽欲啸歌吟咏，享文字上之自由，亦不可得矣。文忠一生尤罹此苦。其至友文同（字与可，梓潼人，与公为中表兄弟。）至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十四字为谆嘱也。 盖自安石秉政，变更成法，文忠心不谓然，口不敢言，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谗人见之，取其文字，日夜罗织，欲置之死，文忠不知也。元丰二年七月，知湖州时，中丞李定、御史何大正、舒亶，上疏论文忠自熙宁以来作为文章，怨谤君父，交通戚里（指与王诜往来事），逮赴御史台狱。诏定与大正等杂治之，定等媒蘖，以为诽谤诬慢，有四可杀。 太皇太后曹氏方病，闻之，急语神宗宽其狱，帝曰：“谨受教。”吴克申救甚力，帝亦怜之。安石之兄安礼从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轼以才自奋，谓爵禄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心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谴也，行为卿贳之，第去，勿漏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者缘以害卿也。” 当日锻炼成罪，所据为铁案者，以文忠到湖州《谢表》其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谤讪。又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指为讥青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指为刺课士。“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指为斥盐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指为非盐禁。“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指谓有不臣之心。人言可畏，一至于此。 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辈，公为朋比，如盛侨、周邠固不足论；若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而所怀如此，可置而不诛乎？”诸人之意，盖又欲藉此以陷群贤。帝不从，但贬文忠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弟辙及诜皆坐谪贬，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俱坐罚铜。 方狱之急也，长子迈主送食，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迈谨守逾月，会有事他往，托所亲代，误进鱼羹。文忠大骇，知不免，赋诗与弟诀，有“魂飞汤火命如鸡”之句，流入禁中。神宗读之，凄然感动，遂得曲赦，以诗得罪者，终以诗免死也。 【批评】 反对东坡者，锻炼周纳，体无完肤，固是过当。东坡下笔时，亦不免恃才狂放，至与人以可乘之隙。吾固不欲轻恕何、舒诸人，而借题托讽，以文为戏，则亦非明哲保身之道。（王应麟亦谓：“东坡文章好讥刺。”又宋人小说称：“东坡在元祐时，以高才狎侮公卿，率有标目，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轻重。一日，相与论免役、差役利害不合，及归舍，方却巾舒带，辄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 神宗始终怜爱东坡，逮狱时，密遣小黄门至狱视之。不然者，恐已毙于狱吏之手矣。王诜亦贵戚中之贤者，方东坡自湖赴狱，亲朋皆绝与交通，道出广陵，诜往见之，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文字书问，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诜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熙宁中，有宣州汪辅之者，以职方郎中为广南转运使，时蔡确为御史，摭其《谢上表》“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二句，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卒，此以文字罗织之始。后确在安州，尝游车盖亭（今湖北安陆县西北），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笺释其语，上之，以为讥讪，确遂流窜新州而死。请君入瓮，天道好还，人苦不自知耳。元祐群小皆以此术诬东坡，竞传衣钵。元符、崇观之间，其术益炽，流入南渡，韩、史辈概以此术排善类，桧贼一言不合，辄致士大夫死非命，至不可计，皆讽御史所为也。朱元晦亦受此害，当忧患时，其见文忠手翰，无不叹赏宝重。论议一变者，多缘自蹈世患而后知公之所以为难，盖托公自伤而已。 后世有所谓的“文字狱”，它的发端其实就源于北宋。小人想毁谤中伤君子，苦于寻求不到罪状，便对君子所作文章诗歌吹毛求疵，牵强附会，让皇帝不由得不相信，而那被中伤的君子也无法为自己辩解。这个风气一开，被贬谪的官员即使想吟诗作文，享受文字上的自由乐趣，也不能够了。苏轼一生尤其遭受这种苦难。他的好朋友文同（字与可，梓潼人，与苏轼是中表兄弟)甚至用“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这十四个字谆谆告诫他。 自从王安石当政以来，旧的法律改变，苏轼心里不认同，嘴上却不敢说出来，便依靠诗人以诗讽刺的传统写出讽刺诗，希望会对国家有些益处。那些爱进谗言的小人看见苏轼这些诗，挑选出其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日日夜夜罗织罪状，想将苏轼置于死地，苏轼本人却并不知情。元丰二年七月，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中丞李定和御史何大正、舒亶，一起上书说苏轼自从熙宁以来所做的文章，里面怨恨诽谤皇帝，勾结皇亲国戚（指苏轼跟王诜往来一事），因此将苏轼逮捕，投进御史台的监狱。皇帝下诏让李定和何大正等人会审苏轼，李定等人引申傅会苏轼的诗文，认为苏轼诽谤、污蔑、轻慢，有四条罪状，每一条都是死罪。 太皇太后曹氏这时正生病，听说这件事，急忙让神宗皇帝宽恕苏轼的罪行，神宗皇帝说：“我恭谨地接受您的教导。”吴克申坚持营救苏轼，皇帝也不忍心了。王安石的哥哥王安礼缓缓启奏皇帝说：“从古至今凡是气量大度的君主，不会因为臣子的言语而治罪，苏轼因为自恃才华，狂妄自大，认为高官厚禄如同探囊取物，可如今竟然如此庸庸碌碌，心里不免有些怨气。如今一旦将他治罪，恐怕后代的人们会说陛下您不能容纳有才的人士。”皇帝说：“我本来就不打算对他重罚，听了你这段话，给你个面子饶恕他，你只管去吧，千万别泄露了我们的谈话。苏轼现在正引起众人的怨恨，我怕那些人会因为这个迫害你。” 当时用来罗织苏轼的罪名作为铁案的材料是苏轼到湖州上任所呈给皇帝的《湖州谢表》，里面说：“我愚昧不识时务，难以跟随新进的改革家；老来没什么作为，或许能管理普通百姓。”“生事”二字被指为诽谤朝廷。苏轼又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讥讽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被指为讽刺新科举法。“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被指为指斥盐政。“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被指为非难盐禁。“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被指为有大逆不道的心思。人心的可怕，竟然到这步田地。 舒亶又说：“驸马都尉王诜等人，公开与苏轼相互勾结，结为朋党，比如盛侨、周邠等人自然不值一提，可像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都是能讲说先王之言的人物，竟然也藏着如此不轨的心思，难道可以放过不予处置吗？”那起小人的意思，还想借着苏轼事件要将一群贤能的人士一网打尽。皇帝没有听从他们的谗言，只是将苏轼贬谪到黄州作为团练副使，本州安顿。弟弟苏辙以及王诜都受牵连遭贬谪，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个人全部因牵连而受罚。 当案情紧急的时候，苏轼的大儿子苏迈负责给父亲送饭，两人约定好：“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一旦事情严重，就撤掉蔬菜和肉食而送鱼。”苏迈谨记约定，过了一个月，因为有事情去往别的地方，托付亲近的人代送，那人误送了鱼羹。苏轼非常害怕，知道免不了一死，便写诗跟弟弟诀别。其中有句子说“魂飞汤火命如鸡”，诗传到了皇宫里。神宗皇帝读到这句，悲伤感动，于是宽恕了苏轼。因为诗得罪的人，最终因为诗而免死。 【评论】 反对苏轼的人深文周纳、罗织罪名，将他批判得体无完肤，自然是非常不恰当。而苏轼写文章下笔的时候也不免仗着才华狂妄自负，以至于送给别人以可乘的机会。我本不想轻易饶恕何大正、舒亶等人，可是借着题目作文讽刺，以文章做游戏，却也并非聪明贤哲之人保全之道。（王应麟也说：“苏轼写文章爱好讽刺人。”又有宋代人笔记小说记载：“东坡先生在元祐年间，仗着才华过人轻慢戏弄公卿大夫，每人都被他起了外号，唯独对于司马光不敢有所轻慢。某一天，苏轼跟司马光互相辩论免役法、差役法，两人言语不合。等到苏轼打道回府，一边脱巾子解腰带，一边连连呼喊：‘司马牛！司马牛！’”） 神宗皇帝始终喜爱苏东坡，苏轼被逮捕入狱之时，秘密派遣小太监到监狱去探视。要不然，恐怕苏轼早就死在狱卒的手里了吧！王诜也是皇亲国戚里的贤者，当苏轼从湖州被押往御史台监狱之际，亲朋好友全部跟他断绝来往，路过扬州，王诜去见他，御史台的狱卒不允许两人见面。有人对王诜说：“您跟苏轼相交很久，那些往来的书信文章，应该要全部焚毁，不可有留存，不然将要获罪。”王诜说：“欺瞒皇帝，辜负好友，这是我不忍心做的事情，如果因为忠义而分担罪责，我心甘情愿。” 熙宁年间，有个宣州人叫汪辅之，从职方郎中转任广南转运使，当时蔡确做御史，摘取汪辅之《谢上表》里面的两句话“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说他有讥讽朝廷的嫌疑，因而被降职为虔州知州而死在任上，这就是用文字罗织罪名的开始。后来蔡确在安州，曾经游赏车盖亭（在今天湖北安陆县西北），写了十首诗。主管汉阳军的吴处厚寻出其中的文字做出解释，呈递给皇帝，认为蔡确诽谤朝政，蔡确因而被贬谪到新州，也死在任上。就像周兴最终被自己设计的酷刑整死，做多了缺德事，上天也会降下报应，就怕那人自己不知道罢了。元祐年间那群小人都用文字狱的手段诬陷苏轼，代代竞相传授经验。元符、崇观年间，这手段越发无所不至，一直蔓延到南宋，韩侂胄、史弥远等人一概用这个方法排挤好人；秦桧只要有士大夫跟他一言不合，就将士大夫至于死地，死于非命的人数以至于计算不过来，这全是他们暗地指示御史们干的。朱熹也曾受过这等祸害，当他在忧患之际，看见苏轼的手稿，无不赞叹欣赏作为珍宝看待的。对苏轼的评价发生改观，多源于朱熹亲自品味了世间的苦难以后才懂得了苏轼的难能可贵，大约朱熹也是借着东坡抒发自己的感伤之情吧。 [book_title]第六章 黄州 元丰三年二月，文忠至黄州，上谢表，其言和平，盖得于忧患者多矣。略谓： 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搢绅，亲逢睿哲之兴，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所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试，而众议不容。案罪责情，固宜伏斧质于两观；推恩屈法，犹当御魑魅于三危。岂谓尚玷散员，更叨善地，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惩而大戒。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 初至之日，寓居定慧院，幅巾芒屩，与田夫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其逍遥自适、惩忿窒欲之致，见于《答秦太虚书》云：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息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 又云： 初到黄，禀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又云：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酒监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 又于《答毕仲举书》想见其高致： 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马正卿为请于郡守，得故营地数十亩。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在黄州东门筑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缋雪于四壁，名曰“雪堂”，《赤壁赋》中所谓“步自雪堂”者也。 【批评】 东坡初至黄州，借天庆观道士堂，静坐四十九日，其知为学之要矣。静坐之理与其功效，今人已盛倡之，兹不具论。惟吾人习静，非如释氏之耽寂，道家之养炼，弃人世之义务，为出世之事业也。盖欲以收敛易放之心，坚固易衰之体，以应事接物，为入世之用。东坡虽未臻其境，而已得其理，其言曰：“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人为物欲所拘，情感所激，往往一往无前，迷失本心者，皆无此一段静功，不能返观其心之故。苟炼得此心如太虚长空，一无阻碍，有何理之不可通，身之不能养哉。 东坡言节用之法甚善，人未有不喜奢侈者，故必用强制之法，以自束缚。俭可养廉，关系人生不小，吾辈可不于节用二字着力乎？然忌著居积，人相有余时复济人，或会宾客，斯为善耳。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来到黄州，给皇帝上了一封谢表，其文言语平和从容，大约是从忧患中感悟颇多之故吧。大概是说： 微臣回想早年因为科举及第，厕身于士大夫中间，亲身遇到睿智明哲的皇帝陛下您的中兴，因而产生了献身功名的志愿。也曾被您在皇宫便殿召见，考查我平生所学。也曾让我尝试治理过几个州府，观察我的实际能力。可是我过于自负，师心自用，神志日趋迷离。上天赋予我衰弱困穷的命运，又夺去我的魂魄，致使我违背了道义和情理，辜负了皇帝的恩惠，就像在醉酒睡梦中，不知道怎么就写出那些文辞言语。虽然仁慈的陛下给了我机会，但舆论对我总是不能容忍。推求我的罪责和过失，本来就应该在皇宫前处斩；对我加以宽容照顾，仍然应该投到魑魅魍魉出没的三危山。谁料想还能做一个闲散的地方官，还能迁居到秀美的黄州城，把我流放到野鹿野鼠出没的荒野，保全了我樗木栎树一样大而无用的散材的性命。微臣即使极其愚笨，怎能不感到庆幸？这也是因为遇到皇帝陛下您，恩威并施，好人坏人都能容忍，想让刑法实施后人们才知道恩德的可贵，用小惩罚来作为大的警示。天和地能够覆盖承载人，却不能容纳不尊法度的人；父母能生育抚养人，却不能将其从死亡边缘救出。微臣私下念及这个大恩大德，怎么报答呢？只应该吃素直到生命终止，闭门反省过失，深刻领悟多年以来的错误，永远作为士大夫们的前车之鉴。我留恋圣明的时代，所以不敢杀身报答，希望在剩下的时光里，还能有所作为，不作被抛弃的废物。 苏轼才到黄州的时候，在定慧院寄居，戴着幅巾穿着草鞋，跟农夫野老交往于山水之间，他那逍遥自得、杜绝欲望的情致，表现在《答秦太虚书》之中： 我们这些人渐渐衰老了，不能够再像年轻时那样对待自己的身子，应当采用道书上方士说的办法，加强养身方面的修炼。我被贬住在这里没有事做，对道书上讲的方法也略微知道了一些。现已借到本州天庆观三间房子，冬至后就住到里面去，过四十九天才会出来。假如不是被贬官、遭到放逐，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叹息将来一旦受到官务的束缚，想求得四十九天的空闲，又哪里能有机会呢？应该趁现在有空闲去做，除吃饭睡觉以外，不做别的事，只要满了这期限，养身的根基就建立了。从此以后，纵然再出来处理人间的事务，事情办完，心情又会回到原来的闲静状态，修炼神性的事自然不会废止。 又说： 刚到黄州，俸钱断绝，人口没有减少，我为这事十分发愁，只好大力节俭，每天费用不准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就取出四千五百钱，把它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就用挂画用的叉子挑取一份，然后把叉子藏起来。未用完的钱仍然用另外的大竹筒装好贮存起来，用来招待客人。这是贾耘老的办法。估计袋中的钱还可用一年多，到时候再另想办法了，水到渠成，不必预先考虑，因此我胸中记挂的事一件也没有。 又说： 我住处的对岸武昌，山水美妙到了极点。有位老家在蜀地的王生住在城里，我过江后常常因为风涛阻隔，不能马上回家，王生能为我杀鸡煮饭，在他那里住上几天，他都不厌烦。又有一位潘生，在樊口开有酒店，可以划船直接到他店旁，虽是乡村酿的酒，却味醇汁酽。这里柑、橘、椑、柿非常多，大芋头长有一尺多，不比蜀中的差。外县的米一斗卖二十钱，从水路过去可以买到。羊肉价格和北方一样，猪、牛、獐、鹿价钱贱得像泥土一样，鱼、蟹不论价钱。岐亭监酒胡定之，随行带有万卷书，喜欢借给人看。黄州官署的一些官员，家家都会做好吃的东西，且喜欢举行宴会。 又在《答毕仲举书》中可以想象到他的兴致： 黄州临江环山，既有愉悦视听的好处，而各种生计各种需求也不难弄到，早睡晚起，又不知道所谓的祸福到底在哪里？偶然读到《战国策》，看见里面讲处士颜蠋的话“迟一点吃饭当成吃肉”，我便高兴地笑了。像颜蠋这样的人，真可谓对于贫穷有巧妙的应付方法了。蔬菜、汤羹、豆子、黄米，略微饿的时候食用，味道跟山珍海味没有区别。吃饱以后，各种鸡、鸭、牛、羊等肉即使堆了满满一桌，也只怕不把它们端走。好坏美恶，都取决于我的心，跟外物有什么关系呢？ 马正卿为东坡向州长官请求，获得几十亩旧营地。苏轼亲自耕种，自己取了别号，叫“东坡居士”。他又在黄州东门盖了一座草堂，因为在大雪天建造，故而在墙壁上画上雪景，称为“雪堂”，这就是《赤壁赋》里说的“步自雪堂”的雪堂。 【评论】 苏轼刚到黄州，借了天庆观的道士房间，静坐四十九天，这说明他知道做学问的要领了。静坐的深意和功效，现在的人已经大力提倡，这里就不多说了。只是我们这些人修习养静，不是像佛门弟子沉迷枯寂，道家的培养提炼精气，抛弃人间的各种该做的事务，去忙着逃避人间的事业。我们的养静是想收敛容易放纵的心灵，保养容易衰老的身体，用来应对事务，作为在人间进取的调剂之用。苏轼虽然还没到这个境界，却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处理俗务，事务完成，心也回归宁静的状态。”人被欲望所束缚，情感所激励，往往一门心思向前冲，迷失了本来的初衷，都是因为没有做这一番养静的功夫，不能回到内心，观察内心的缘故。如果能把内心修炼得好比清空广阔的天空，一点尘埃和阻碍都没有，那还有什么道理不能通达，什么身体不能保养呢？ 苏轼所说的节俭办法非常好，人都喜欢奢侈浪费，所以一定要用强制手段克制自己。节俭可以养成廉洁的品行，这对人的一生影响可不小，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在节俭两个字上下功夫呢？然而最忌堆积财产，如果觉得有多余的钱时，拿出来救济别人，或者开宴会招待客人，才算是好事呢。 [book_title]第七章 宣仁之知遇 谪黄州之第三年（元丰五年），神宗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元丰七年），神宗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今江苏武进县），愿得居之，乃量移常州团练副使。过金陵，与王安石相见，时安石罢相，寄居金陵，语之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责之乎？” 士大夫知上之卒喜文忠也，方共欣幸，无何，裕陵（神宗陵名）晏驾，虞渊之日既没，鼎湖之剑何依，因不果用。 哲宗即位，起司马光为相，罢新法，天下颙颙望治。诏复文忠朝奉郎，知登州，比至，召为礼部郎中，除中书舍人，盖朝廷缘神宗意欲用之。文忠以躐等骤进辞，宰相卒不许，迁翰林学士。盖自登州召还，十月之间三迁清要，寻兼侍读。每进，谈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 文忠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居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公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文忠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司马公薨。文忠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往往以此遭忌。卫尉丞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君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文忠不能从。 群贤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语。洛党以程颐为首，而朱光庭、贾易为辅；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而辅之者极众；文忠以蜀人为党魁，故号蜀党，而吕陶等为辅。是时安石余党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訾议。惟吕大防秦人，憨直无党也，范祖禹、司马光不立党。既而哲宗闻之，以问胡宗愈，宗愈对曰：“君子指小人为奸，则小人指君子为党，陛下能择中立之士而用之，则党祸息矣。”因著《君子无党论》以进。时程颐为崇政殿说书，文忠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于是颐门内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公。 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之渐。”当轴者恨之，使赵挺之、王觌攻之，文忠知不见容，乞外任。四年，以龙图阁学士再知杭州，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盒，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 【批评】 神宗每读东坡文叹为奇才，可谓不世出之知遇矣。方欲向用，乃即晏驾，文人不幸，往往如此。禁中召对，宣仁说知，益复感激知遇，竭忠辅佐。旁观者疑其多事，当局者出于不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古今来岂独一东坡哉。 从来门户党援之习，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讦，如薫莸、冰炭，气味自尔差池。未闻正人同处，亦彼此分标树帜者，若洛、蜀诸党之说，似未有当也。然后世之党，则竟明目张胆，各争权利而无所顾忌矣。此非但宋贤之所不为，亦唐时牛、李之所不屑者矣。 东坡出守杭州时，文潞公平章军国事，吕申公平章军国重事，吕汲公、范尧夫为左右仆射。潞公谆谆劝公，至杭不可作诗，恐言者笺释以上申。东坡出，潞公旋卒，尧夫亦去，以上四人无恨东坡者。惟中书侍郎刘挚与邢恕善，而东坡与恕同为起居舍人，恕子宽夫因从东坡游，与恕素无嫌隙。恕乃倾危之士，凡与相识者，无不构成巨祸，东坡亦为所中。其后助章惇必欲杀挚者，亦恕所为也。此等人，惟有不相识之为幸。 苏轼贬谪到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五年），神宗有意重新起用苏轼，被言官阻止（元丰七年）。神宗皇帝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大意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时间很长了，这种人才实在是难得，朕不忍心终身摒弃他。”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有饥饿寒冷的忧患，有田产在常州（在今天江苏武进县），希望在那里居住。于是获得恩准迁移到常州做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他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的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如今对西夏用兵，连年不止，东南又兴起几桩大狱，您不说一句话去责问有关部门吗？” 士大夫知道皇帝最终还是喜爱苏轼的，正在互相庆幸，没多久，神宗皇帝就驾崩了。神宗皇帝都死去了，还能倚仗皇帝什么呢，因而没能重用苏轼。 哲宗皇帝即位，启用司马光为宰相，停止新法，全国人民翘首企盼天下大治。皇帝下诏书恢复苏轼朝奉郎之职，改任登州知州，等到苏轼刚到登州，又御召苏轼回朝廷做礼部郎中，任命为中书舍人，大约朝廷因为神宗的遗志想重用苏轼。苏轼越级向皇上进言，宰相最终没有允许。苏轼又改任翰林学士。自从苏轼从登州召回以来，十个月之中三次升任高官要职，不久又兼任侍读。每次进宫讲授史籍，谈到国家治乱兴衰，法令邪正得失的时候，总是反复开导讲解，希望皇帝有所启发。 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值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皇太后和皇帝，宣仁太皇太后问道：“爱卿前年做什么官？”苏轼说：“臣做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么官？”回答说：“臣现任翰林学士。” 又问：“凭什么能骤然升到这个官位？”回答说：“因为碰到了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皇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却不敢从其他途径谋求晋升。”太皇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罢了。”苏轼不觉痛哭失声，宣仁太皇太后和哲宗皇帝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灯台照送苏轼回翰林院。 这一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喜欢用文章讽谏切中时政的弊病，常常因此遭到忌恨。卫尉丞毕仲游担心苏轼因此惹祸上身，便写信告诫他说：“您既不是谏官，职位又不是御史，却喜欢批评人。本身就危险，还触犯忌讳，去讽刺时政，大概好比抱着石头去救溺水的人啊。”苏轼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贤能的诸公在朝廷上，往往因为政见不同组成各种党派，于是便出现洛党、蜀党、朔党这类称呼。洛党以程颐作为首领，朱光庭、贾易作为辅助；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作为首领，辅佐的人极其多；苏轼是蜀地人的领袖，所以号称蜀党，吕陶作为辅助。当时王安石党派的人都下野遣派到各种闲职，对这些贤人的怨恨深入骨髓，暗地里窥伺，寻找可乘之机报复，而众位贤人大夫都没觉察，各自树立党派互相批评议论。只有吕大防是秦地人，憨厚正直，没有加入各党派。范祖禹、司马光也不结成党派。不久哲宗皇帝听闻有这种事，就问胡宗愈，胡宗愈回答说：“君子指责小人奸诈，小人就指认君子结党。陛下如果能挑选重用中立的士人，那么党派的隐患就会消除了。”因而撰写《君子无党论》上呈皇帝。当时程颐身任崇政殿说书，苏轼说他讲经典不近人情，程颐嫉恨在心。于是程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一起弹劾苏轼。 苏轼曾经侍奉哲宗皇帝诵读《祖宗宝训》，因而谈到时事，逐个发表看法，说：“如今赏罚不够分明，无法劝勉善人行善，无法阻止恶人作恶。黄河水势正向西流，却勉强让它向东流；西夏人入侵我边关重镇，杀伤抢掠将近一万人民，领兵的大臣遮掩过失不向朝廷禀报，朝廷也不加过问。事情如果都像这样，恐怕国家慢慢有衰落的趋势。”当政的大臣怀恨在心，让赵挺之、王觌攻讦他，苏轼知道自己在朝廷没有立足之地，便请求调任地方官。元祐四年，他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出京到郊外还没起程，皇帝太后派遣宫中太监赐予苏轼龙茶、银盒，用的是以前对宰相的施恩惯例，这对苏轼可谓是慰劳极其隆重了。 【评论】 神宗皇帝每每读到苏轼文章总是赞叹他是一代奇才，可以说皇帝对他有世上少有的知遇之恩了，正想重用苏轼，就驾崩了。文人的命运往往像这样不幸。苏轼被召入宫中问答，宣仁太皇太后说明缘故，苏轼越发感恩戴德，竭尽忠诚辅佐君王。旁观者疑惑苏轼多管闲事，当政者的攻讦也出于不自觉。忠诚可信，却被怀疑、被诽谤的，古往今来何止苏轼一人呢？ 自古以来树立党派门户的习气，大多因为君子和小人互相攻击指责，犹如香味和臭味、冷冰和热炭，性质本就是相对的，故而对立。从没听过正派的士人相处在一起还彼此各自分门立派，像洛党、蜀党那样的说法，似乎不大恰当吧！然而后代的党派竟然能明目张胆，各自为夺取利益和权力，不择手段，无所顾忌。这不仅宋代贤人不肯做，也是被唐代牛、李党争的人物所唾弃的。 苏轼出任杭州时，文彦博身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身为平章军国重事，吕汲公、范尧夫身为左、右仆射。文彦博谆谆规劝苏轼到杭州后不要写诗，生怕言官挑刺上报给皇上。苏轼出守杭州，文彦博不久就去世了，范尧夫也离开朝廷，以上四人都不忌恨苏轼。只有中书侍郎刘挚与邢恕交好，苏轼跟邢恕同为起居舍人的时候，邢恕的儿子刑宽夫跟苏轼交朋友，苏轼跟邢恕素无怨仇。可邢恕是个狡诈之徒，凡是跟他认识的人无不被他构陷成大罪，苏轼后来也被他中伤。后来协助章惇一定要杀刘挚也是邢恕所为。这样的人，只希望不要认识最好。 [book_title]第八章 元祐之党争 文忠再至杭，作守二年，多善政，杭人尸祝之。尝谓：“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乃作病坊，名安乐坊，在众安桥，以僧主之。三年之间，管干病坊僧医逾千人，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以为奖励，终宋之世其事不废。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吴越钱氏（吴越王钱俶也），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兴，废而不理，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河行阛阓中，潮浑浊多淤，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 文忠至杭，浚茅山、盐桥二河，造偃闸以蓄泻湖水，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大浚西湖，以葑田之泥，筑长堤于湖中，堤成，植芙蕖、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即今之苏公堤也。 刘挚收召洛党为己用，使居言职，以待文忠入。文忠知入必堕其术中，因累状请郡，以待后命，复在杭查看水灾，借以拖延。（文忠谓：“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欲自浙江上流之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五十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元祐六年奏上时已闻召回之信，事遂未行。） 元祐五年，奉召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殿名），与弟辙同朝于时。熙丰旧党（熙宁、元丰均神宗年号，王安石当国之时），争起邪说，以摇撼在位。文忠兄弟并有文名，忌者因谓：“二人徒有文学，而无器识，刚狠好胜，与安石无异。”当神宗末年，文忠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宗崩，文忠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贾易、赵君锡遂谓公闻讳而喜。又举《草吕惠卿制》，皆诽谤先帝，无人臣礼。（元祐元年，吕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公为中书舍人，草制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朝堂，乐祸贪功，好兵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致，事同商贾，手实之祸，下逮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帝求贤如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犹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天下传诵称快，今言官摘先帝数联为诽谤也。） 太后怒，罢易、君锡，吕大防请并公两罢，乃以为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寻改扬州，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 元祐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公乞补外，以龙图、端明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公不得入辞行，既行，上书曰：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 绍圣元年（曾布上疏乞改元以顺天意，辄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绍述之议兴（试进士李清臣发策，有诛元祐诸臣议，尹和靖焞不对而出）。六月，用来之劭（殿中侍御史）言，以承议郎出知英州，未至，责授宣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批评】 林希（攻元祐党人者）作启谢执政诸公，于苏子由有联，云：“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董、公孙之对。”及绍圣中，行子由谪词云：“父子兄弟，挟权变诈，惊愚惑众。”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无足言，先人何罪耶！”其行子瞻谪词云：“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君亲，又将谁怼？”其反复如此。 元祐间，吕大防、刘挚当国，欲稍引用熙、丰旧党，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子由以谓不可而止。后贾易、赵君锡攻文忠，太后怒二人，吕大防请并罢文忠，即本其所持调停之策也。 杨康国谈颍滨云：“辙之兄弟谓其无文学，则非也，蹈道则未也，其学乃学为仪、秦也（仪谓张仪，秦谓苏秦，战国时纵横之士），其文率务驰骋，好作为纵横捭阖，无安静理。陛下若悦苏辙文学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辙以文学自负，而刚很好胜，则与安石无异。”洛党诸人借口以攻苏氏兄弟者，不外此说，要不足以服天下之心也。 杨康国之奏，为元祐中洛、蜀交攻极大一案，论者指此为伊川所为，其实此时伊川已罢去四载，且在忧中，岂能讽御史攻公耶？ 颍滨作《文忠墓志》，于元祐六年召入为翰林时云：“当轴者不乐，讽御史攻之。”按《颍滨遗老传》（苏辙自撰）云：“莘老（刘挚字）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有意见攻。”公《杭州召乞郡状》云：“蒙恩召还，及除臣弟辙执政（为尚书右丞），皆非大臣本意（指刘挚），即日上章辞免，行至中路，果闻弟辙为台、谏所攻，搬出廨宇待罪。”又云：“贾易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必须言臣并及弟辙。”以上皆《墓志》所载，当轴讽御史攻公之证，台、谏交章不已，两公必罢一以息群言，子由既入政府，动关国体，未易遽罢，则文忠之必罢可知。明知必为攻罢而自蹈陷阱，不若乞郡外补，既可远祸，又可为国尽力也。宣仁太后不悟，至于自请戍边，亦不许，于是不得不入，而日困网罗，坐待白简矣。刘挚用洛党以去二苏，而又不居其名，既去，犹代其辩白，宦海风波，可畏至此。 苏轼又到杭州做了两年知州，有很多好的政绩，杭州人将他画像供起来祭祀。苏轼曾经说：“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城市，因为传染病感染而死的人往往比别的地方多。”因而在众安桥建立了病坊，称为“安乐坊”，让和尚主管。三年之中，来里面管事的和尚医生多达一千多人。皇帝赐予苏轼紫衣和祠部度牒一道作为奖励，直到大宋朝灭亡这个病坊也没有废除。 杭州原来靠近浙江、东海，当地泉水又咸又苦。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了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所以这里越来越富裕。到白居易任职的时候，他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地达一千顷。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吴越王钱俶），每年都疏浚治理，所以湖水足够民用。宋朝立国后，停止了治理，茭白根聚积为田，有二十五多丈深，剩下的湖水没有多少了。运河丧失了湖水的便利，靠江中的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浑浊多淤泥，三年淘挖一次，成为百姓的大灾难，六口井也几乎荒废了。 苏轼到了杭州，疏通茅山、盐桥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用来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从此江中的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的人力物力修复了六口井，彻底疏通了西湖，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堤筑成后，又在上面种了芙蓉、杨柳，看上去就像画卷一样，就是今天的“苏公堤”。 刘挚招揽洛党的成员为自己所用，让他们担任言官之职，等待苏轼回到朝廷。苏轼明白回去必然堕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因而多次上表请求改任别的州郡，等待以后的任命，又在杭州视水灾情况，借以拖延时间。（苏轼说：“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钧之势，而浮山峙立在江中，和渔浦各山犬牙交错，潮流旋转回流激荡喷射，每年冲毁公私船只数不胜数。建议从钱塘江上流的石门，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二十多里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进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的古河道，疏通几里古河道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元祐六年上奏时已经听闻自己将被召还朝廷，于是工程便没施行。） 元祐五年，苏轼被皇帝圣旨召回，作为翰林承旨再次在迩英殿侍奉，与弟弟苏辙同朝为官。神宗皇帝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当政时的旧党派，争先发表邪说，攻击在位的公卿士大夫。苏轼兄弟俩都因文学而有美名，忌恨他们的人因此说道：“这兄弟两人只懂文学罢了，毫无器量和见识，又为人倔强好强，爱斗狠，跟王安石并无区别。”在神宗皇帝晚年，苏轼从汝州改任常州的时候，在宋州接受任命，正好遇到神宗皇帝驾崩，苏轼就在宋州为皇帝哭丧，然后南去扬州。常州人为苏轼购置了田产，书信到后，苏轼写了诗，里面有“闻好语”的句子。于是贾易、赵君锡说苏轼是因为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而欣喜。他们又举出苏轼起草的《草吕惠卿制》，说他无处不在诽谤先帝，没有作为臣子的礼节。（元祐元年，吕惠卿有罪，被贬到建州，苏轼时任中书舍人，草拟了制书，里面说：“吕惠卿以浅陋的学问，苟且的智谋，谄媚宰相，共同把持朝政。嫁祸于人，贪恋功劳，爱好战争，喜欢杀戮，将聚敛当做仁义，把法律当做诗书。是他第一个倡议青苗法，又施行助役法，均输法的手段，就像是行商；手实法的危害，甚至伤及牲畜。如果发现能危害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他便摩拳擦掌，第一个冲上去做。先帝求贤若渴，从善如流，开始用唐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像孔子的圣明，不信任宰予。朝廷仍然饶恕了他的死罪，只将他贬谪到蛮荒之地罢了。”这篇文章，流传天下，大家都拍手称快。如今言官摘取其中关于先帝的几句来诽谤苏轼。） 太皇太后很愤怒，罢黜了贾易和赵君锡，吕大防请求将苏轼也一起罢官，于是朝廷让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不久改任扬州，没过一年，便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召回朝廷，兼任侍读。 元祐八年，宣仁太皇太后去世，哲宗皇帝亲自主持政务，苏轼请求到地方任职，于是苏轼以龙图阁、端明殿两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这时国家政策将要大变，苏轼不能够进入皇宫跟皇帝辞行，出发后，便上书说： 天下的太平和衰乱，就看底下的情况是否能上达朝廷。最太平的时候，小百姓都能自己表达意见；到大乱时，即使皇帝身边的近臣也不能发表自己意见。陛下即位九年了，除了执政大臣、御史谏官外，从不和群臣接触。现在亲政开始，应当把通晓下情、除去壅塞蒙蔽当作紧急要务。臣每天侍从于皇帝身边，马上要到边地戍守，临走却不能见您一面，何况疏远的小臣想进谏自陈意见，就更难了。但臣不敢因不能面见的缘故，就不尽忠。古代的圣人将要有所作为，必然先在暗处观察明处，处于静态观察动态，那样，万物的情况，就全部呈现在面前了。陛下圣明才智过于常人，年纪正盛。臣希望陛下虚心地推求事理，一切尚未有所作为时，默默地观察各种事情的利弊和群臣的好坏。用三年作为期限，等到得出事物的实际情形，然后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形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让有所行动之后，天下没有怨气，陛下也没有悔恨。由此看来，陛下的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也是很明白的事了。臣怕急进近利的人，擅自劝陛下轻易有所改变，所以呈进此说。 绍圣元年（曾布上书请求改元顺从天意，便把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继承神宗时代新法的提议兴起（考试进士时，李清臣出了策论的题目，提议诛杀元祐时代的各位大臣，和靖先生尹焞没有应答就离开了）。六月份，朝廷采用殿中侍御史来之劭的建议，命苏轼以承议郎的身份出任英州知州，还没到任，又把苏轼降职授予宣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 【评论】 攻击元佑党人的林希曾经作《谢执政诸公启》，提到苏辙时说：“他们父子三人都凭借盖世的文章享誉全国，才能超越了王渊、杨雄、司马相如，兄弟二人又参加贤良方正科，对策比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的还好。”等到绍圣年间，林希草拟的贬谪苏辙的判词写道：“父子兄弟三人用诡诈权谋的学术，使愚人惊叹，让庸人迷惑。”苏辙捧着判词哭着说：“我们兄弟二人固然不值一提，死去的父亲大人有什么罪过啊！”贬谪苏轼的判词写道：“你苏轼，文章足以惑乱大众，辩论足以文过饰非，如此是自己要跟皇帝断绝关系，又怨谁呢？”这人就是如此反复无常。 元祐年间，吕大防、刘挚当政，想渐渐起用熙宁、元丰年间的旧党，用来化解过去的恩怨，称之为“调停”，苏辙对他们说不可以，这才停止。后来贾易、赵君锡攻击苏轼，太后对二人很愤怒，吕大防请求太后将苏轼也一起罢免，就是根据他们所秉持的调停政策。 杨康国向皇帝议论苏辙：“苏辙兄弟二人说他们没有文学才华吧，也不能这么说，只是他们对道学尚未入门，他们的学问不过是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张仪、苏秦学来的罢了。他们文章大多追求自由奔放，议论上都是纵横家那一套手段，没有清静的义理。陛下如果喜欢苏辙的文字而任用不怀疑，那又是任用了一个王安石了。苏辙在文学上很自负，为人倔强，好胜心强，跟王安石没什么区别。”洛党里面的人用以攻讦苏家兄弟的借口也不外乎这些话，总之是不足以让天下人信服。 杨康国的奏章，是元祐年间洛党、蜀党互相攻讦的一件大事，评论家认为这是程颐指使干的。实际情况是当时的程颐已经被罢官四年了，而且还在服丧期间，怎么能够劝御史指摘苏辙呢？ 苏辙所写的《苏轼墓志》，在元祐六年苏轼招入翰林期间的事情记载道：“当政者不高兴，指使御史指摘苏轼。”按苏辙自己写的《颍滨遗老传》里面说道：“刘挚曾经身任御史中丞，御史台里许多旧官员很多被他收为己用，前后他都有意要指摘我。”苏轼的《杭州召乞郡状》说：“承蒙皇恩，将我召回朝廷，和将我弟弟苏辙委任执政大臣（做尚书中丞），都不是刘挚大人的本意，当日我就上表辞去职务，走到半道，果然听闻弟弟苏辙被御史、谏官指摘，搬出办公的屋子等待定罪。”又说：“贾易兼任御史，拥有了大权，必定要指摘我跟弟弟苏辙。”以上都记载于《苏轼墓志》，当政者指使御史指摘苏轼的证据，御史、谏官上奏的折子一个接一个，苏轼兄弟两人知道肯定有一个要被罢免以消除众人的议论，苏辙已经进入政府，一举一动关乎政府形象，不可立即罢免，那么苏轼被罢免就显而易见了。明知道一定会被弹劾进入陷阱，不如自己请求外放，既可以远离祸害，又能为国效力。宣仁太后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于苏轼亲自请求守卫边疆也不被允许，因此苏轼不得不进入政府，越发遭受束缚，坐等着弹劾他的奏章。刘挚任用洛党的人来除掉苏轼兄弟，自己却脱却了干系，苏轼被罢免，他还假惺惺地为他说话，官场的险恶，是如此让人害怕。 [book_title]第九章 海南之谪 文忠居惠三年，惠人敬爱之。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药饵皆无，盖古儋耳地也。 宋时士大夫视岭南为畏途，窜居其地者，多抑郁不自得。文忠以侍从齿岭南编户，闻命之日，遣骨肉还阳羡（江苏宜兴县），独与幼子过，及侍妾朝云，并二庖婢过岭。瘴疠所侵，蛮蜑所侮，淡然无所芥蒂，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喜读陶渊明、柳子厚集，谓之“南迁二友”，又遍和陶诗以寄其趣云。 在惠州日，居白鹤峰。至昌化，初就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名为“桄榔菴”，在城南南污池之侧，蜒坞獠洞，处之泰然，平居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常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写书。 在儋耳时尝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流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为一笑。”其襟怀洒落，类如是也。 元符三年，哲宗崩，徽宗即位，移文忠内郡，初徙廉，再徙泉，已乃奉朝奉郎提举城都玉局观，居从其便。明年正月度岭，时大江南北，咸以司马光望公，所至聚观如堵，竞传入相。行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县），病暴下，至常州，体气稍复，着小冠，披半臂，坐舱中，运河两岸千万人围随而行，公曰：“莫看杀轼否？”初，公乐阳羡之胜，邵民瞻为卜宅，凡五百缗，公倾囊仅能偿之。卜吉，将入居，闻旧主以百年旧居，未忍相离，遂以屋还之，不索其值，返居于常。 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薨于常州孙氏寓馆，年六十六，时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也。娶王氏，继室以其女弟，亦先公卒，崇宁元年闰六月，葬于郏城县之钓台里。 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闻公薨，相与哭于市，其士君子奔吊于家，秦、陇、楚、粤之间，车尘马迹，所至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僧舍，其哀如此。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孝宗尤爱其文，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追赠太师。敕云： 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干造化。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批评】 三苏墓，在今郏县西三十余里，盖少公于政和三年卒，亦葬此山，元至正间，杨允瘗老泉衣冠于两公冢右，故称三苏也。 东坡尝言：“上可侍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具此胸襟，故能无入而不自得。南迁时，若以他人处之，鲜有不郁郁欲死者，而公心气愈闲，文章愈淡，蛮烟瘴雨，以公视之，无非和日丽风，此最难处。 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惠州人都敬爱他。执政大臣都认为对他的贬谪还不够。第四年，又以琼州别驾的身份安置于昌化。昌化不是普通人能居住的地方，药物都没有，是古代所谓儋耳地界。 宋代的士大夫将岭南视为凶险之地，被贬到那的人大多抑郁苦闷，满心痛苦。苏轼从皇帝身边的大官一下被贬谪为岭南的小民，听到任命之时，将亲人都安置在阳羡（今天的江苏宜兴），只和小儿子苏过还有侍女朝云和两个厨房的婢女一起来到岭南。瘴疠之气的侵袭，土著居民的欺辱，对他而言毫不在意，所以当地百姓无论贤人还是愚人，都喜欢苏轼。在岭南期间，苏轼喜欢读陶渊明、柳宗元的集子，称他们俩为“南迁二友”，又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和韵了一遍，用以寄寓自己的情趣。 他在惠州的时候，居住在白鹤峰。到了昌化，开始住在官家屋子里，政府仍然不准许，于是自己买了地盖了房子，儋耳当地居民帮着他搬砖运土，建好的房屋被称作“桄榔菴”，在地处城南的南水泽旁边，土著房屋之间，苏轼过着泰然自若的生活，平时就跟当地的父老乡亲交游，好像要在那里养老一般。又常常在桄榔树林里卧着休息，摘取树叶写字。 在儋耳的时候他曾经说：“我刚到海南时，环顾四周，海水与天空茫茫无边，对此非常感伤：‘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座岛呢？’不久又自己想：‘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河之中，中国大陆在少海之中，凡是生物哪有不在岛上的呢？’将一盆水倒在地上，把一根草放在水面上，有一只蚂蚁不知怎的附着于草上，看着四周的大水，茫茫然不知怎么渡过去。不一会，水干了，蚂蚁便径直离开了，见到同伴，流着眼泪说：‘哎呀呀，差一点就见不到你啦，谁成想转眼之间，出现了四通八达的大路呢！’想到这，足以让人发一笑。”他胸襟的洒脱，大略如此。 元符三年，哲宗皇帝去世，徽宗皇帝即位，将苏轼迁移到内部郡县，开始移到廉州，后又移到泉州，最后任命为奉朝奉郎提举城都玉局观，随他在哪里居住。第二年正月，苏轼度过大庾岭，当时大江南北的人都像对司马光一样对他寄予厚望，凡是苏轼所经过的地方，围观者人山人海，争着说苏轼要入朝做宰相。走到真州（现在的仪征县）时，病情突然恶化，到常州，身体又稍稍恢复，他戴着小帽，披着半臂，坐在船舱中，运河两岸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着跟着他走，苏轼说：“这是要去看杀我么？”在此之前，苏轼喜欢阳羡的风景名胜，邵民瞻帮他相中了房子，一共要花费五百缗钱，苏轼掏空钱袋才刚好能支付。选了良辰吉日，将要搬进去，听说旧主人因为那是他家百年老宅，不忍搬走，苏轼知道后，便把屋子还给他们，还不要回钱，回到常州居住去了。 第六年，苏轼请求告老还乡，以当时的官职退休。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的孙氏寓馆去世，享年六十六，那时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第一任夫人叫王弗，跟着苏轼十年就去世了。又续弦，娶的是王弗的堂妹，叫王润之，也比苏轼去世早。崇宁元年闰六月，苏轼被安葬在郏城县的钓台里。 浙西、淮南、京东、河北的百姓，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相随聚集在大街上哭泣，到他家奔丧的秦、陇、楚、粤之间的士子大夫，车马来往不绝，不管是贤人还是愚人都叹息流泪。太学生有几百人，一起到惠林僧舍来供养僧人。他们就哀伤到了这种程度。南宋的高宗皇帝即位后，赠与苏轼资政殿学士的称号。孝宗皇帝特别喜爱他的文章，亲自写了《苏轼文集赞》，赐给苏轼的曾孙苏峤，又追赠他为太师。敕令说： 朕在历代圣人之后继承绝世学问，在六经等经典里探索微言大义，将要让文学重新振兴，所以缅怀故去的这位老人。虽然已经看不到他的风范，可是还有遗留的诗文可以借以想见其为人。我现在将他推举为儒家的宗师，用以赐予他作为皇帝老师的恩宠。曾经的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号文忠的苏轼，涵养了刚正博大的气度，遵行所听闻的先王高明之道；博览各种传世的典籍，几乎像大海大地所承载容量，追赶远古的雅正的作品，大概像钟声一样宏伟，像玉佩声一样轻妙。他自许像孟子一样懂得辩论，政论却肯输于陆贽。当嘉祐全盛的时代，他曾接受特别征召。到熙宁年间的新法纷争，更上陈长治久安计策。可叹奇异的人不时出现，对他谗言中伤。他虽被贬谪到海南还心系朝廷，品评古今就像夺取造化。没人能剥夺他那高尚的情操，没人能获得他那自然的名声。他满腹经纶，不能在身前被重用，他大公无私，常常在他死后被评议。人人传承元祐的学术，家家藏有眉山苏家的著作。朕反复翻看他留下的文章，对他的钦仰已非只一日了。他那足以辅佐君王的才能可堪大用，可惜我们不在同一时代；君子的道义往往越被打压贬抑就越发彰显明晰，所以我为他做了一生的评价。倘若先生能再降世为人，也许就算千载我也能探听得您的消息。希望您的英灵来穿上我赐予大臣的衮服。赠苏轼为太师，其余官职跟过去一样。 【评论】 三苏墓在现在的郏县西三十多里之地。苏辙于政和三年去世，也葬在这座山，到了元朝至正年间，杨允将苏洵的衣冠葬于兄弟二人的右侧，所以称为三苏墓。 苏轼曾经说：“我对上可以侍奉玉皇大帝，对下可以陪伴收容院的乞丐。”具有如此的胸怀，所以无论在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自在。贬谪南方时，如果换成别人，很少有不郁闷而想死的，而先生心境越发清静，气度越发从容，文章越发淡美，蛮荒之地的瘴雾，在先生看来也是风和日丽，这是最难做到的事。 [book_title]第十章 党碑及党争 文忠没未及葬，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与弟卞）禁元祐之学，文忠与司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孙不许官京师。崇宁、大观间（均徽宗年号），凡文辞墨迹皆毁之，海内诵习传说，称毘陵先生而不名。（放翁题跋《苏氏易传》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时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毘陵先生云。”）政和（亦徽宗年号）间，忽弛其禁，求文忠墨迹甚锐。（时宝箓宫设醮，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问其故，答曰：“适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毕，始达。”上问：“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乃赠轼龙图阁待制。语见张端义《贵耳集》。按此盖道士之托讽，明嘉靖中方士托乩仙以逐严嵩，盖师此道士之故智耳。）南渡后，赵汝愚当国，尽驰其禁，和议起，秦桧又禁之。绍兴（高宗年号）之末，又驰之，郑丙诸人为忌朱子，又启之，则由元祐党案，一变为庆元党案矣。此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也。 元祐党籍，或谓之元祐党人，或谓之元祐奸党，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定之：待制以上官，文忠为首，宰执以文彦博为首，徽宗御书，刻于端礼门，京又自书一通，颁行州县，刻之。三年六月，京又将上书人及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仍以文忠列待制以上首，而宰执以司马光居首，文忠之弟文定列执政中，苏门诸贤，如秦观、张耒、黄庭坚、王巩、李格非、晁说之、家愿，亦均在禁中。初刻碑或谓百二十人，或谓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九人，史书所记人数多寡不一，姓名各异，盖缘毁碑之后（崇宁五年星变，毁朝堂石刻，其外处亦令除毁），虽有翻刻，不无传闻失实处耳。（按：三百九人事迹，莫备于龚颐正之《列传谱述》一百卷，所阙者只四人，盖龚氏去北宋不远，文献有征，采辑尚易，惜其书已佚，不可得见矣。） 党中诸贤多有墓草已宿者，京之意盖欲污蔑诸贤，使其子孙亦有余辱，抑岂知公论之在人心者，终不可泯。至于摩挲遗刻，历数姓名，粲然若繁星之丽天，虽其子孙亦以祖父得与洓水、眉山联名为荣，曾不以为辱也。呜呼！爱憎之私，果足以掩是非之公耶？碑之所列，德业无闻者居多，然赖此碑之存，而天下后世知其为君子之党，乃至刻工安民亦得与之并传，何其幸也。 元祐之碑固章、蔡成之，而蜀党、洛党之争则由来已久，其事之得失，张溥（字天如，华亭人，明季复社党魁）论之详矣。其言曰： “元祐之初，正人登进，程颐以崇政殿说书召，苏轼以翰林学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几以言论不合，贾易、朱光庭等劾轼，胡宗愈、孔文仲、顾临等劾颐，洛蜀交攻，遂分二党。六、七年间，废罢不一，终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内惜之。 唐长庆（穆宗年号）、太和（文宗年号）之召党也，始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恶李德裕、李绅而排之，目以为党，倾轧报复垂四十年。宋庆历之有党也，始于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钱明逸恶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为党，飞章抵毁，一网立尽。 此皆小人结约，急为身谋，功名累心而恩怨自迫，明知君子有益于国，而深畏其不利于已，是以背公论，聚死党，奋发横溢而不顾也。轼与颐合志同方，出处不异，熙丰之际，或坚卧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携手偕行。 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马光未竟之业，诸贤力赞其成，而口语参商，攻讦竞起，初不闻有国家大政，争若新法；仕涂抵巘，怨若牛李也。右颐者诋轼曰‘谤讪’，右轼者诋颐曰‘矫激’，在两贤本无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积憾为仇，特以师友之故，辞色不下，嘲侮小嫌，诟谇靡已，即盈朝之上书，犹家人之室斗耳。迨章惇、蔡京专国反政，颐、轼之徒，贬窜接路，端门之碑，姓名并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询角立者，小人斥为一党而并击之。 治世不同福，乱世则同祸，诸贤当此，亦当自悔其籓篱之不固，而水火之必伤也。蜀、洛之议，吕公著等所痛，章惇所快也，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于此者。” 【批评】 元祐党籍碑，今世所传皆南宋人所翻三百九人之本，一在静江府，为梁焘曾孙律所重勒，有“庆元戊午吉州饶祖尧跋”；一在融州，为沈千曾孙韦所重勒，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画较大，于诸臣身故者，名下注一故字，与沈本异。 沈本末一行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两人”。梁本有惇无珪，梁本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无之。衮公适，梁本误衮为兖；冯百药，沈本误冯为洪，龚夬梁误作史。按《崇宁诏书》云“三百九人”，以两碑所列姓名数之，皆阙其一，当于梁本增入王珪一人，沈本增王化臣一人，乃得其实。 淳安县学亦有元祐党碑，为县尉司马逨所刊，载于《新定续志》，未见拓本。是知诸贤之子孙，以此片石一刻再刻，若惟恐碑之淹没，欲长留天地间为快，且如章惇者，转叹其适从何来，居集于此也。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灭，名不可毁！”呜呼！名固不可毁也，京亦愚矣。 绍兴中，尝命张章简公纲，看详党籍碑，据其覆奏则初刻本计九十八人，除王珪一人不合在籍，自余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元城语录》云“元祐党人只七十八人”，则所谓九十七人者，已附益十九人矣。 苏轼死后还没安葬，章惇、安惇、蔡京、蔡卞就封禁了元祐年间诸公的学术，苏轼与司马光等人都被撤销了官位和爵位。他们的子孙也不准在京城做官。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凡是苏轼的文章笔墨全部销毁，国内流传诵读他的文章时都称他毘陵先生，不称呼名字。（陆游为《苏氏易传》题跋时说道：“这本书是我父亲在宣和年间到蜀地获得的，当时正封杀苏家的学术，所以称呼苏轼为毘陵先生。”）政和年间（也是徽宗年号），忽然松弛了封禁，而且求索苏轼的手稿极其迫切。（当时徽宗皇帝在宝箓宫打醮，道士趴在那里上章，很久才起来，徽宗皇帝问他缘故，他说：“刚才到了天帝所在，正好遇见奎宿正在启奏事情，等他结束，我才上达了旨意给天帝。”徽宗问：“奎宿是什么天神？”道士回答说：“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吃一惊，因此追赠苏轼为龙图阁待制。这个故事记载于张端义《贵耳集》。这大概是道士的假托讽谏，明代嘉靖年间术士假托扶乩请神灵来驱逐了严嵩，大约是宋代道士的故伎吧。）到了南宋以后，赵汝愚当朝为政，禁令全面放开。跟金国求和的议论兴起以后，秦桧又再度封禁。宋高宗绍兴末年，又放开禁令，郑丙等人因为忌惮朱熹，又重新封禁。元祐党案，一下子变成了庆元党案。这两个案子都关系到南、北宋的存亡。 元祐党籍，或称元祐党人、元祐奸党，崇宁元年九月，蔡京规定党人顺序：待制以上官员，以苏轼为首，宰相以文彦博为首。名单由徽宗皇帝亲笔御书，刻碑树立在端礼门上，蔡京又自己抄了一份，颁行到各州县刻碑。崇宁三年六月，蔡京又将要把自己平时厌恶的人作为附属名单加入党籍，仍然以苏轼名列待制的首位，而宰相以司马光居首，苏轼的弟弟苏辙列名于执政大臣中，苏门各位贤者，比如秦观、张耒、黄庭坚、王巩、李格非、晁说之、家愿等人也都名列其中。初次刻碑有的说是一百二十人，有的说是九十八人，重刻碑三百零九人，史书所记的人数也参差不齐，姓名各异，大概因为毁碑之后（崇宁五年陨石降落，毁坏了朝堂的石碑，别的地方的石碑也下令毁坏去除），虽然也有翻刻，免不了有传闻不真的地方。（按：三百零九人的事迹，记载最完备的莫过于龚颐正撰写的《列传谱述》一百卷，只缺了四个人没写，因为龚氏离北宋不是很久远，有很多文献资料可以征用，编纂比较容易，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见不到了。） 党籍中好几位贤者已经去世多年，蔡京是想污蔑他们，让其子孙也蒙上羞辱，他哪里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最终不会被泯灭。至于摩挲着遗留的石碑，依次细数姓名，灿烂得就好像天上的繁星，即使是他们的子孙也会以自己的祖父跟富弼、苏轼等人联名为荣，根本不觉得耻辱！唉！人的私人爱恨，果真能够掩盖是非的公道么？石碑上所列的姓名，德行事业默默无闻的居多，然而靠这个碑的保存，让后代的天下人知道他们属于君子一党，甚至刻碑工人安民也得以跟他们一起流传，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元祐党碑固然是章惇、蔡京造出，可蜀党、洛党的纷争是由来已久的，关于此事的得与失，明代末年复社的首领张溥曾有过很详细的议论，他说： “元祐初年，正直的人被任用，程颐以崇政殿说书被征召，苏轼以翰林学士被征召，都受到不一般的提拔，侍奉在皇帝身边。不久因为两人言论不合，贾易、朱光庭等人弹劾苏轼，胡宗愈、孔文仲、顾临等人弹劾程颐，后来被称为洛党的人和被称为蜀党的人互相攻讦，于是分出了两个党派。六、七年之间，两党的人多次被罢官，直到宣宗仁宗政治清明的时代结束，最终也没受到任用，天下人都觉得可惜。 唐穆宗长庆年间和唐文宗太和年间之所以有党争，源于李宗闵、李逢吉、牛僧孺嫉恨并且排挤李德裕、李绅，将后者视为朋党，两派互相倾轧报复，斗争了近四十年。宋仁宗庆历年间之所以有党争，源于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钱明逸嫉恨并且排挤范仲淹、富弼等人，将后者视为朋党，上奏公文诋毁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些都是小人互相勾结，升官心切，功名心极重，加以恩怨之情逼迫，明知道君子对国家有益，却很怕他们对自己不利，因此违背公论，聚集死党，用尽功夫，为所欲为而毫无顾忌。苏轼与程颐志向和学术相近，出仕隐退也一致，在熙宁、元丰年间，程颐坚定的隐居山林，苏轼被放逐到沿海州郡，等某一天遇到贤明君主，两人便一起进入皇宫。 世人正希望他俩能一心一意奉行公事，更变旧政，推行善政，各位贤者都想他们用力完成司马光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两人却因为发生口角，双方互相攻讦，开始完全没听说有像对新法那样关于国家大政的争论，仕途间的排挤倾轧，也没有像牛李党争那样互相怨恨。支持程颐的诋毁苏轼‘毁谤讥刺’，支持苏轼的诋毁程颐‘诡异偏激’，在两位贤人本身是没什么罪过可以指摘，谏官也并非积累怨恨互相为敌，只不过因为都是师傅朋友的缘故，言语脸色落不下，所以嘲讽侮辱，各种嫌憎，辱骂责备，不得消停。即便是在朝廷的奏章上，也如同家里人在室内的吵架一样。等到章惇、蔡京把持朝政，程颐、苏轼等人被接二连三地贬谪，端门上的党人碑，两人姓名并列在一起。这以前本是捋袖子争吵、愤怒对立的两派人，小人却将他们指斥为一个党派一并攻击。 太平时期不共谋福报，混乱时期就会共受祸患，诸位贤者在这时也会后悔他们的防线不够坚固，没想到两派势同水火互相伤害，却让渔翁得利。蜀党、洛党被贬谪被勒碑，让吕公著等人痛心，让章惇等人快意。元祐年间各位君子的失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评论】 元祐党籍碑，现在所传的都是南宋人翻刻的有三百零九人的版本，一本在静江府，是梁焘的曾孙梁律重新翻刻的，上面还有“庆元戊午吉州饶祖尧跋”；一本在融州，是沈千的曾孙沈韦重新翻刻，有“嘉定辛未跋”。梁本字比较大，在已去世的各大臣名字下面注了一个“故”字，与沈本不同。 沈本最后一行为“臣不忠曾任宰相，王珪、章惇两人”。梁本有章惇，没王珪，梁本的内臣有王化臣一人，沈本没有。衮公适，梁本将衮误刻成兖；冯百药，沈本误刻成洪百药，龚夬梁误刻成龚史梁。按《崇宁诏书》说“三百零九人”，将两块碑所罗列的姓名数一下，会发现都各自缺少一人，应当在梁本里增入王珪，沈本增入王化臣，才是真实情况。 淳安县学也有元祐党碑，是县尉司马逨刊刻的，被记载于《新定续志》，没见过拓本。由此可见各位贤人的子孙，将这一块碑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刻，生怕石碑埋没，想把它永远留在世上。而且像章惇的名字也在上面，反而会惊讶这是怎么来的，怎么会被刻在碑上。当时要毁坏党人碑的时候，蔡京大声说：“石碑可以毁灭，石碑上那些人名不可能被毁灭！”唉！名字本来就不可能被毁灭，蔡京也太愚蠢了些。 绍兴年间，皇帝曾经让张章简公纲审阅研究党籍碑，根据他的禀报结果看，初刻本共计有九十八个人名，除去王珪一人不应该列入党籍以外，其余九十七人大多是有名的贤德大臣。《元城语录》说“元佑党人只有七十八人”，那么这所谓的九十七人，已经被增添了十九个人了。 [book_title]第十一章 家学及苏门诸子 自宋以来，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可谓盛矣。一门家学，则有老苏、少公。诸子群从，声应气求，不乏门人，今并列之，以见其渊源。 文忠之学得诸父洵。洵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嘉祐时携长公、少公同至京师，欧阳公得其所著书二十篇，大爱其文辞，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辙字子由，文忠之弟，年十九同岁登进士，又同策制举。神宗立，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荆公执政，吕惠卿附之，与论多相牾，与文忠同贬。晚年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名节与文忠相上下。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龙川略志、别志》、《栾城文集》并行于世。 文忠三子：迈、迨、过。迈，字伯达，知仁化县，文章政事，绰有父风，以政最，迁雄州防御推官，终驾部员外郎。迨，官承务郎，与弟过俱善为文。过，字叔党，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任右承务郎。文忠累迁贬谪，独过侍以往来，饮食服用，凡生理昼夜寒暑之所须者，一身自为，而不知其难。自号斜川居士，有《斜川集》，文定每称其孝以训宗族。 元老，字在廷，文忠从孙，幼力学，善属文，黄山谷奇之。举进士，累官大常少卿。时禁元祐学术，文忠方在党禁，元老亦罢，叹曰：“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元老以家世坐，岂不荣哉！” 文定三子：迟、适、逊。迟字伯克，建炎二年，以右朝请大夫直秘阁，知婺州，奏改税额，父老为立生祠，因家焉。 黄庭坚字鲁直，义宁人，号山谷道人。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文忠见其诗于孙莘老家，绝叹，以为世久无此作矣，因以诗往来。庭坚于诗尤奇，效其体者谓之江西派。绍圣初，责置戎州，徽宗即位，召还。尝因嘲谑，侮赵正夫。及正夫为相，诬以罪，遂除名，编管宜州以卒。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幼颖异，十三能为文，文忠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由进士历官太学录，绍圣初，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坐党籍贬斥。论文以理为主，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辨士论述，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故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著《柯山集》。 晁补之，字无咎，钜野人，说之从兄也。聪明强记，自幼即善属文。尝游钱塘，述其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文忠，文忠为之搁笔，又称其文博辨隽伟，绝人远甚，由是知名。举进士，官至编修实录检讨官。补之文章温润典缛，其凌丽奇卓，出于天得，尤精《楚词》，有《鸡肋集》。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高邮人，少豪杰慷慨，溢于文辞。见文忠于徐，为赋黄楼，谓有屈宋才。登第后，文忠以贤良方正荐于朝，累除国史院编修，后坐党籍斥逐。观文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有《淮海集》。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郓徙华，六岁而孤，能自奋立。谒文忠于黄，贽文求知。文忠谓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张耒、秦观之流也。文忠薨，廌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词语奇壮，读者为悚。 王巩字定国，莘县人，文正公旦之孙，工部尚书素之子也。长于诗，从文忠游，文忠守徐州，巩往访之。与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饮酒，乘月而归。文忠待之于黄楼上，语之曰：“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登进士第，戾执政意，故仕不显。格非工于辞章，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格非妻王氏，宣徽使拱辰孙女，女清照，自号易安居士，皆能文）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已，彭城人。少而好学，年十六，以文谒曾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元祐初，苏轼荐其文行，起为徐州教授。后又用梁焘荐，为太学博士。言者谓其在官尝越境出南京见轼，改教授颍州。又论其进非科第，罢归，调彭城令，不赴。官颍时，苏轼知州事，待之绝席，欲参诸门弟子间，而师道赋诗“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其自守如此。为文精深雅奥，喜作诗，自云学黄庭坚，至其高处，或谓过之。 【批评】 苏门四君子，山谷年最长。先是，秦少游、晁无咎、张文潜皆以文学游苏氏之门，山谷与同时入馆，世因号四学士也。黄梨洲《宋元学案》，全谢山为补《苏氏蜀学略》，则四子外又有李方叔、王定国、李文叔三人。 《苏门六君子文粹》者，明季新安胡潜所刻，谓是宋陈亮所编，则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李方叔外，又以陈后山（名师道，字无已，彭城人）入之。晁无咎诗云：“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乡非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则无已固在内，惟无方叔耳。 《柯山集》有《赠李德载》诗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 自从宋代以来，人人传承元祐的学术，家家藏有三苏的书籍，可以说很兴盛了。苏门的家学，就有苏洵、苏辙。几个儿孙和各位侍从弟子，志同道合的门人也不少，如今一并列出，可以看出苏学的渊源。 苏轼的学问源自父亲苏洵。苏洵二十七岁的时候才开始发愤读书，嘉祐年间带着苏轼、苏辙一同赶赴京城，欧阳修读了苏洵所写的二十篇文章，非常喜爱，当时的学子竞相仿效苏洵写文章的方法，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苏辙字子由，苏轼的弟弟，十九岁时跟苏轼同年考中进士，又同年应策制举。神宗皇帝即位，苏辙上书讨论政事，被召入延和殿当面对答。当时王安石主政，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与吕惠卿政论大多不合，因而跟苏轼一起被贬谪。晚年退休，在颍昌建造房屋，号称颍滨遗老，死后谥号为“文定”。为人沉静朴素，文风汪洋恣肆、淡泊雅洁，像其为人，名声操守跟苏轼不相上下。传世的著作有《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龙川略志、别志》、《栾城文集》。 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迈，字伯达，曾任仁化县知县，文章和政事颇有父亲的遗风，以政绩最优，升任雄州防御推官，最后的官职是驾部员外郎。苏迨任职承务郎，跟弟弟苏过都擅长做文章。苏过，字叔党，十九岁凭着诗赋才华被两浙路推荐入京，担任右承务郎。苏轼多次遭贬，唯独苏过侍奉父亲往来奔波，饮食吃穿用度，凡是白天夜晚、一年四季生计所需的东西都是他一人负责，却不觉得困难。自己起别号“斜川居士”，有《斜川集》传世，苏辙常常称道他的孝顺来训诫族人。 苏元老，字在廷，苏轼的从孙，小时刻苦学习，擅长作文章，黄庭坚对他很赏识。后来考取进士，多次积累政绩升任大常少卿。当时封杀元祐学术，苏轼正在党禁中，苏元老也被罢官，感叹道：“古时候颜回跟随孔子而名声煊赫，我因为家世牵连而被罢免，难道不是荣幸之事么？” 苏辙有三个儿子：苏迟、苏适、苏逊。苏迟字伯克，建炎二年，以右朝请大夫身份进入尚书省，后来做婺州知州，上奏改革税收额度，当地父老为他建立了生祠，后来他也在婺州定居。 黄庭坚字鲁直，义宁人，别号山谷道人。小时机警聪慧，读书能五行文字一并看，苏轼在孙莘老家里看见他的诗，极其叹赏，认为世间很久没有这样的好作品了，因此两人以诗交往唱和。黄庭坚的诗尤为称奇，效仿他诗体的人被称作江西诗派。绍圣初年，被贬谪到戎州，徽宗皇帝即位，召回朝廷。他曾经因为嘲讽戏谑，侮辱赵正夫。等到赵正夫做了宰相，就找罪名诬陷黄庭坚，于是被除去官籍，流放到宜州，被编入当地户籍，受当地官员管束，最后死在宜州。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小时候非常聪颖，十三岁就会写文章，苏轼称赞他的文章义理深广、气势雄健而又语言质朴、不假雕饰，有一唱三叹的韵致。考取进士后，他担任过太学录，绍圣初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出任润州知州，因为党籍案被贬谪。他论文章以义理为主，曾经写文章说道：“从六经以后，包括诸子百家、诗人、辩论家的著述，大多是用来当做寄托义理的工具。所以学文学的要点在于迅速明了义理，如果只知道文辞而不追求义理，想让文字工稳，世间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著作有《柯山集》。 晁补之字无咎，巨野人，是晁说之的堂兄。聪明伶俐，博闻强识，从小就擅长做文章。他曾经游览过杭州，记述杭州山水风俗的美好，撰《七述》，用以拜见苏轼，苏轼为之搁笔，并称赞他的文章博大雄辩、俊丽奇伟，远远超过一般人，因为苏轼的褒奖，晁补之被人广泛熟知。考中进士后，任编修实录检讨官。晁补之的文章温润典雅，他那高妙奇丽的才华出于天生，特别擅长楚辞体，有《鸡肋集》传世。 秦观字少游，又字太虚，高邮人，少年时慷慨豪放，在诗文里有所表现。他在徐州拜见苏轼，为苏轼做《黄楼赋》，苏轼称赞他有屈原、宋玉的才华。进士及第后，苏轼以贤良方正举荐他于朝廷，多次升官，曾任国史院编修，后来因为党籍案被贬谪。秦观的文章长于议论，文辞清理而思致深邃，有《淮海集》。 李廌字方叔，其先人从郓州迁徙至华州，六岁就死了父亲，却能自立奋发，刻苦学习。他在黄州拜谒苏轼，献上文章请求赏评。苏轼认为他文章笔墨酣畅，如同大江的波浪翻涌，具有飞沙走石的气势，是张耒、秦观一类的才子。苏轼死后，李廌写文章祭奠，其中说道：“苍天大地鉴证着他那一生忠义的精神；名山大川收回了他那万古英灵的元气。”遣词造句奇特雄壮，读者为之惊叹。 王巩字定国，莘县人，是文正公王旦的孙子，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擅长写诗，与苏轼交游，苏轼任徐州知州，王巩前往拜访。跟同伴游览泗水，登上魋山，吹着笛子喝着酒，在月光下归来。苏轼在黄楼上等候他，对他说：“李白死后，已经三百年没有人拥有这种快乐了。”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登进士及第，因为跟执政者意见不合，所以官职不够显要。李格非擅长诗文，曾说：“文章不能随便做，没有诚意在文字里，就不会工稳。”（他的妻子王氏，是宣徽使王拱辰的孙女，女儿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母女俩都擅长做文章。） 陈师道，字履常，又字无己，彭城人。少年好学，十六岁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谒曾巩，曾巩一见就很欣赏他，期许他会以文章著名。元祐初年，苏轼荐举他的文学品行，被起用为徐州教授。后来梁焘又推荐他，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言官说他曾经在做官期间离开任所，越境到南京拜访苏轼，因此被降职为颍州教授。言官又说他的进身不是通过科举，于是被罢官，调任彭城县令，陈师道不赴任。陈师道在颍州当官时，苏轼做颍州知州，对待他用的是“绝席”的礼节（独坐一席，以示比客人尊贵），想让他做自己的弟子，而陈师道却写诗说“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表示只认曾巩为师傅，他就是如此的坚守尊师重道的礼节。陈师道的文章精粹深邃、雅正奇奥，喜爱写诗，自己说是学黄庭坚，至于高妙的地方，有人说比黄庭坚还好。 【评论】 苏门四君子，以黄庭坚年纪最大。在此之前，秦观、晁补之、张耒都以文学才华出入苏轼门下，黄庭坚与苏轼同时进入馆阁，世人因此称他们四人为“四学士”。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全祖望为之补充了《苏氏蜀学略》，其中说苏门学士，除了以上四人以外还有李格非、王巩、李廌三人。 《苏门六君子文粹》，明代末年新安人胡潜所刊刻，说是南宋陈亮所编纂，那么除了黄庭坚、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李方叔，还将陈后山（名师道，字无已，彭城人）算进苏门弟子。晁无咎的诗说：“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举，化行乡非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如此看来陈师道本来就在里面，只是没有李格非罢了。 张耒的《柯山集》里面有《赠李德载》一诗，其中说：“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因此我们知道人的才华各有所侧重点，即使是苏门的师徒也不能各种风格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