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蒋党内幕
[book_author]恽逸群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笔记,完结
[book_length]104025
[book_dec]翊勋(恽逸群)著。韬奋书店1949年6月初版。除《前言》外,分31节,有《曾国藩的治兵术》、《阴谋起家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最后代理人》、《流氓本色》、《CC团》、《蓝衣社》、《十三太保》、《政学系》、《孔宋财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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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前言
开始写这小东西的时候，手头毫无参考的资料，完全凭记忆，究竟能写多少，毫无把握。后来有空即写，最初拟写十来节，后来拟写成二十多节，最后则写了三十一节。写好即送给书店，居然积起来有七八万字，实出于意外。但正因为是“泥萝卜逐段拔”的缘故，有些先紧后松，前面的写得少而简略，后面的写得多而详，显得轻重多寡不匀。
十余年来，常搜集近代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资料，抗战时期曾搜集过几百个名人的出身，发展经过与态度，一百多个资本家的资本累积过程，常想假以时日，能整理出一些规律或系统出来，为专门作研究工作的学者提供些有用的材料。在上海、在香港，经过三次的大变，三次都丢得一干二净。到解放区之后，旧的材料既无从搜集，又因自卫战争的激剧空前，书籍报纸也常精简到一无所有。因此这里所写的都是凭个人一时的记忆，没有任何资料供参考，错误（尤其是时间先后）一定不少。但我可以保证：这里面没有一个字、一句话是我加添的，只有脱漏（凭脑子无法记得完全）而决没有丝毫增加；只有记错（如一件事情中有一二个人的姓名搞错）而决没有丝毫捏造；写在括弧里的文句，可能有语气轻重或详略之出入，但大体上是这样的。对于记忆中已很模糊的事情，不论如何重大，我都没有写。希望各地读者对错误、脱漏之处，加以指正。
翊勋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book_title]◎曾国藩的治兵术
湘乡曾涤生（国藩）为中国近百年间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颂之为圣人，骂他的就谥之曰汉奸。究竟他是好是坏，极易判断，只要看帮谁办事，反对的是那一阶级，就黑白分明。他死于南京的两江总督任内，南京玄武湖一个亭子上过去悬挂他的遗像，辛亥革命后，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过了十余年，这位谄媚异族，屠杀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运，蒋介石把曾国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论治军治家，处处奉“曾文正公”为规臬：在鄂豫皖湘赣“剿共”的时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语录”颁发给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更是根据曾国藩“原才”一文的理论——在一二人的倡导下，可以使天下移风易俗，拨乱为治；抗战以来，蒋经国在赣州，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长信给他，而且一定要写楷书，这是刻意摹仿曾国藩家书，尤其明显。
蒋介石为了什幺这样崇拜曾国藩呢？除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别是因为曾国藩是中国军阀建军的祖宗（在曾国藩之前，正规军为绿营，是统一的，他创始了湘军，才有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军），他的治兵方术，是反人民军队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一点，蒋介石的老师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凯，都没有蒋介石那样体会得深刻。
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办团练，招募一大批农民为保卫地主豪绅的利益与另外的一批农民作战，这件事已不大好办，后来“率领湘勇出省杀贼”，当然更不好办——在本地时还可以用“保卫家乡”（实际是保卫地主）的口号骗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拼命的，农民为什幺肯为满清和曾国藩拼命去杀另外一批农民呢？聪明的曾国藩想出了一个欺骗穷人拼命的办法，就是每打下一个地方，允许官兵大抢几日，以刺激其士气。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他写信给其九弟国荃，常有“想见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词句，所谓“大索”，名义上是搜索“残敌”，实际则是搜索财宝，公开抢劫。抢劫之余，****妇女当然是题中应有之文。
曾国荃攻入南京时，先锋为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书的记载，李臣典日夜血战，进城后不久即力竭身死。满清追念其功绩，封世袭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战过劳而死的。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后，李昌芬同志亡命来投，在我创办的一个中学里教书，工余闲谈，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孙，谈起他曾祖的轶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种“过劳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几天，破城后接连****了两个妇女，致脱阳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职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纪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于民国十七年夏遭蒋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义。）
民国初年，湖南农民当兵的最多，除农村破产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受曾国藩部下湘勇在苏浙皖赣抢掠发财的影响（湘勇无谓牺牲的为数甚多，但在旧社会中，穷人的性命最不值钱，死了是没有人会提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提督，是雇农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礼物在中途赌钱输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当兵，连升到总兵，回家后成了本县最大的地主，从县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两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纵官兵抢掠虽然能够刺激其拼命，打下一个地方，就可以发财；但不能巩固部队，因为官兵抢饱了就想开小差回去，即使不能开小差，有了钱也就不肯拼命。于是曾国藩就想了第二个好方法，叫官兵赌博，在赌博中把兵的钱都骗光了，于是再鼓动他们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打胜了好抢老百姓的财宝；抢到后在赌博中被军官骗去；骗光后再拼命，再抢掠；如此循环不已，湘军军官（中国最早的军阀）就发了大财。
左宗棠是曾国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处当幕府，因杀樊樊山——祯祥——的父亲，被湖南官绅所弹劾，曾国藩保荐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左最不佩服曾国藩，说他太虚伪。左宗棠对曾国荃却很投契，说“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问国荃：“九帅一生得力之处何在？”曾国荃回答他有两句话：“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左宗棠大为佩服。曾国藩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后来则成为经营地主，家中并不是豪富，当然没有“如土之金可挥”，曾国荃虽做过几任督抚，但都因不善于敷衍上司和同僚，时间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许多，他所挥的金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是带兵时抢来的骗来的（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回籍置田百顷）。
曾国藩靠这两手，所以能组织几十万军队进行反人民战争，所以蒋介石要事事摹仿，处处崇拜他。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中央军”纪律之坏，有口皆碑，“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已遍及全国。淮北还有一个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搞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画得入木三分。为什幺坏到这样，因为他得了曾国藩的衣钵真传，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励士气”啊！
[book_title]◎“精神感召”
蒋介石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权谋超过袁世凯。尤其是削弱地方势力成绩卓着，其中如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从来没有人能奈何他（刘文辉、刘湘叔侄之间争夺，最后还是刘湘占优势），但碰到了蒋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残守阙。蒋介石在抗战之前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确收极大的效果，许多地方集团的中级将领（师旅长）到庐山受了几个月的训，心就变了，倾向于蒋介石了。蒋介石的喽们，说是“由于委员长的人格伟大，他们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悦诚服地归向中央”。
蒋介石常常讲“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论中充满了唯心论的色彩，但在实践方面却是庸俗的机械的“唯物论者”，如夸张“日本可以三日灭亡中国”，没有飞机就不能打仗之类，就是一个例子。蒋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幺“精神”能“感召”别人倾向他呢？
据熟悉庐山训练团内幕的人说，蒋介石的“精神感召”过程如左：
庐山训练团的教育课程包括蒋介石的训话在内，都是官样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许多隐藏的特务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将领的生活、历史、财产及与地方长官的关系，特别是长官和他的经济关系，曾经给他发过多少财。到训练完毕，蒋介石即分批接见受训的将领，简单询问一些部队的疾苦，说些好话，无非是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有什幺困难一定代为解决等等的官面话，这就是所谓“个别训示”。“个别训示”之后，受训将领就要整装回防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就分别有人去访问他们，说“委员长特别关心你，所以叫我单独送些路费”。这一笔路费，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没有经过手的大数目，对西北军和晋绥军一类的穷军官，数目是十万二十万元；对四川军广东军一类的较富庶地区的军官，则多到八十万或一百万元，反正这一笔钱比收受人的全部财产还要多。收受者拆开封套，看到这样一笔大数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经为之震惊，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幺看花了。于是他的“精神”就开始被“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来的长官）十几年，或几十年，为他出力拼命，他从来也没有给我搞到这许多钱；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笔钱，结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区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驻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调剂别人而不肯调剂我；过去我那一次为他拼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险，他却待我如此吝啬刻薄，实在太对不起人了！蒋委员长，我没有为他做过什幺事，他却送我这许多钱，可见他待部下的厚道！”于是这个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层！最后回去时，侍从室经手送“路费”的人要介绍一两位亲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费”的将领当然满口应允，于是随着特务的打入，日夜宣传“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拨原来隶属关系间的恶感，这位将领的“精神”就完全被蒋介石“感召”去了！
这就是蒋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过程，及其“伟大人格”的具体“影响”！这就是庐山的所以成为蒋介石集团的“圣地”！
[book_title]◎“挥金如土”“一钱如命”
蒋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够得上说是“挥金如土”了，但在蒋介石二十年来所搜刮所挥霍的数字中仅为“沧海之一粟”。如民国十九年蒋冯之战，蒋的嫡系精锐第三师（师长为张治中）、第四师（师长为徐庭瑶）几乎全军覆灭，蒋介石用陈诚所献的计策，以一千五百万元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叛变，得以转败为胜。那时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过两万万元左右，一千五百万元就占了十三分之一；那时候，蒋介石自己的军队不足三十万，全年的军饷只要三千多万元，一下子就付出等于全年军饷的一半，可见蒋介石用钱用得很慷慨。
民国二十五年夏，蒋介石用二千余万元收买陈济棠的空军，有人计算一下，比买新飞机还要贵三四倍，说这个买卖不犯着做。蒋介石说：你不会算帐，这个买卖并不吃亏，而是便宜的——我们买一架新飞机，只能抵他一架，现在把他的收买过来，我多一架，他少一架，当然一架要抵两架的价钱；单有飞机还不中用，一定要有人，训练一个空军人员，比买一架飞机的钱还要多，我训练一个，也只好抵他一个，收买他一个，则我多一个，他少一个，自然一个要顶两个。因为蒋介石精明到此地步，于是陈济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战之前，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武器好，服装好，吃得更好，嫡系军官还另外有额外补助费，如李延年，就每年要买一辆最新式的美国汽车，一九三六年决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车，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车换掉了，他们的生活比上海大银行经理还要阔气些。钱从那里来的呢？大部份是蒋介石给的。（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嫡系军队吃空额，侵占士兵饷银的风气还不大，到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蒋军军官才大家从士兵身上打主意，贪污之风比杂牌更甚。）
蒋介石的“挥金如土”，已如上述，但这仅是他用钱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则吝啬异常，几乎“一钱如命”。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将起，黄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铁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时对友人说：“在徐州同时看到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和中央军第二师（黄杰部）两种军队的服装与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如果是东北军，就非造反不可，实在太气人了！”黄先生是以八面玲珑着名的，尚且如此愤慨，其对待东北军的苛刻，也就可想而见了！
民国十九年蒋冯战争的导火线就是为了待遇不公，那时蒋介石与冯玉祥换过兰谱不到三年，电报往来，称兄道弟，冯电蒋质问何以对西北军（那时称二集团军）待遇不公，蒋介石复电申述两大理由：第一，二集团军生长西北，向来苦惯的，苦些也不要紧，不妨事；一集团军（蒋自己统率的）生长东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团军是冯亲自训练，有刻苦作风，生活苦些无妨；一集团军就不行。蒋介石还说：过去所以推兄为军政部长，即希望兄能以西北军之艰苦作风贯彻于全国军队。言外之意，就是说：我的一集团军所以不能吃苦，必须待遇高些，这个责任就要你冯五祥负。
果真是因为没有钱，所以必须苛待西北军吗？只要把收买韩复榘、石友三的一千五百万分出一部份给整个西北军，冯玉祥也就没有反蒋的理由与必要了。
抗战以后，中央机器厂与中央电气厂均迁到南去，把机器藏在山洞里生锈，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技术人员一再建议稍增一些机件即可制造飞机，那时预算只要化费一百五十万元就可以每月制造一架飞机，先搞起来，以后再扩充。三上呈文，蒋介石和宋美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均置之不理。为什幺？因为自己能造，就要少买外国货；少买外国货，就少赚了回佣。
[book_title]◎阴谋起家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最后代理人
蒋介石在国民党初期几乎毫无地位，辛亥革命时从日本回沪，与张群、吴忠信同隶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号称“团长”。当时陈其美的部下异常庞杂，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上海各色各样的流氓，大部份都和“杨梅都督”（陈其美的外号）有些渊源关连，所以都督府的“将军”多如牛毛，区区校官谁也不放在眼里。那时共舞台的演员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将”阶级（当时共舞台在城内九亩地，后失火，即迁至法租界，在废墟重建的戏院改名新舞台，到民国十年前后，潘、夏仍登台演戏），蒋介石那样的起码团长，从那里数起来也数不到他。蒋介石最光荣的一件事，就是民国二年跟了杨虎到江阴去运动江阴要塞炮****立（反袁），失败后经江北逃到上海，讨过几天饭。不过人家说起这件事，只说杨虎，说不到蒋介石，他的确做了一次无名英雄。蒋介石一生做事，都见不得人，只做了这一件事是光明磊落的，但他却因不愿人家知道他当过杨虎的部下（后来杨虎做了他的部下了）而讳言那事，所以这里特加“表扬”。好者说好，坏者就说坏，决不抹煞他。民二反袁失败以后，益沉湎于嫖赌征逐，民十孙中山北伐，派他做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另一粤军参谋长为罗翊群，罗蒋不分正副，同称参谋长）。蒋也想投机一下，不料一到广东，就撞上陈炯明叛变，跟了孙中山退到上海，这一下蒋介石就有了政治资本了。
孙中山常爱用死人作榜样以激励活人，因此陈英士（其美）的姓名常被他和朱执信邓仲元一起提及，被夸奖为“革命功臣”，而蒋介石是陈英士的部下，又是陈英士的同乡（浙江人），这次又跟随了孙中山在危难之中，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十一二年孙中山在广东重振旗鼓，要蒋介石去办军官学校，但蒋那时在上海跟着陈果夫（其美之侄）、张静江、戴季陶（陈其美的湖州同乡，那时与陈果夫同为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在交易所“枪抢帽子”（交易所不费什幺本钱的投机买卖，看价涨先买进，再卖出；看价跌即先卖出再补进；看准了赚到涨跌的差额，看错了蚀去差额，不涨不跌则贴去交易所手续费。买卖均当场了结，不拖到第二天，交易所的术语为“抢帽子”）。足够嫖赌耗费，早把“国民革命”抛在九霄云外。那时廖仲恺先生写信催他到广东去，他回信说：“必须有人能像英士那样原谅，并不时教育，才有信心。”换句话说，他是不守什幺纪律规矩的，干脆就是不干。那时他正和长三堂子里的“倌人”（书寓奴女）陈洁如（宋美龄之前的“蒋夫人”）搞得火热，把老婆赶回家去。据民国十六年蒋经国给他母亲（蒋介石的元配毛氏）的信上说：他（指蒋介石，下同）只顾自己在外嫖赌吃着，不顾家里妻儿的饥寒，你（指毛氏）规劝他，得到的回答是非骂即打，我亲眼看到你在楼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从楼上直滚到楼下，跌得不省人事，他却扬长而去；可见他是残忍没有人性的，是典型的下流流氓！这是他的儿子写的，大概不能硬说是“向壁虚造”的吧！
交易所的全盛时代如昙花一现地过去了，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亏空了一百多万，上海站不住脚，只好到广东去“革命”。靠山大树倒了，门下食客蒋介石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于是请了一次“赖债”酒，说：蒋某到广东去，如有得法的一天，一定加利奉还，否则来生变牛变狗报答各位。也就带了陈洁如南下“革命”了。到广东后又奉命到苏联去考察，知道苏联真正尽力帮助中国革命，孙中山的事业是有前途的，此“机”大可一“投”，于是在廖仲恺先生的扶助与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合作下，办起黄埔军官学校，到民国十四年时编了两团学生军，参加东征，才初露头角。但直到讨平杨（希闵）、刘（震寰）之后，成立国民政府，还没有蒋介石的地位。
蒋介石怎样能一跃而居重要地位——在军队中从军长、总监、总司令，而委员长，在国民党内从中执委、中常委、“主席”，而“总裁”，在政府中做到“院长”和“主席”的呢？一句话，完全以阴谋起家！蒋介石不仅攫夺权位的过程很短（爬得快），而且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时间也很长，袁世凯的统治只四年多，段祺瑞时起时落，并起来也只有四五年，吴佩孚则仅一二年，连世界首届一指的独裁魔王希特勒也仅十余年，而蒋介石的统治独维持了二十年以上。他靠什幺维持他的血腥统治的呢？除残忍狠毒之外，主要就是靠阴谋！
他的发展过程，简单描摹起来，就是：制造矛盾，扩大矛盾，利用两个以上的势力互相对立，各不相让，造成自己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机会；自己出头以后，再继续挑拨离间，以甲倒乙，以乙倒甲，互相抵消，各个击破，造成“唯我独尊”的局面。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武汉军委会政治部出版过一本分析蒋介石的小册子，有这幺几句话：
你是左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左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你是右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晓得右派，而不晓得我蒋介石！左派右派，都成了蒋介石个人的升降机。
蒋介石的起家的确是这样的，成功之后，他仍靠这一套排除异己，稳定既得地位，到获得统治地位以后，他当然又意料到他的部下可能抄他的老文章，“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蒋介石为预防这一着，于是对他的部下亦制造矛盾，互相牵制，各不相下，这样，大家就只好拥戴他这“领袖”，所以他的****皇朝，才能维持到二十年以上。
袁世凯的失败就因为冯国璋、段祺瑞两人的势力太大，具备了继起为北洋军阀领袖的条件，所以袁世凯为人民所反对，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封建集团，就牺牲袁世凯。从个人讲，蒋介石比袁世凯高明，因为在他的下面没有一个能抵得上冯国璋、段祺瑞那样的威望与实权，可以代替他，所以他两次“下野出洋”，不久即卷土重来。从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整个阶级讲，袁世凯不行了，可以另用一个代理者，继续维持阶级的统治地位，但今天蒋介石虽已成臭肉，这个代理人再使用下去，一定凶多吉少，但却找不出第二个强有力的代表人可以代替他，只好和他同归于尽了。蒋介石的一生为中国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尽了最大的力量，血腥镇压人民革命二十余年，延长了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统治的寿命，然而他已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最后一个代理人，他的灭亡，也就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消灭。
[book_title]◎第一个升降机——“左派”右派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就明显地分出了左右派，左派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则反对三大政策，而且主张反苏****反工农。国民党老人物中害怕新兴的人物夺去他们的权位，大部份是右倾的，但孙中山的主张很坚定，把坚决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的冯自由等开除出党，因此这些人就不敢公开活动而暗中阻挠。当左派右派的名词初次出现时，谢持邹鲁等就硬说这是鲍罗廷制造出来的，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没有什幺左右派。国民党左派中包含着两种人物：一种是真正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俄、联共、拥护农工利益，如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诸先生；一种则是投机的，因为上有孙中山主持，外有苏联帮助，又有群众拥护，只有跟着这条路走，才有个人的前途，如汪精卫、宋子文、甘乃光、陈公博，以及武汉时代的孙科（孙科原来是右派）。汪精卫等应该加上括弧叫“左派”。蒋介石从民国十三年到十五年初的两年间，也是这样的“左派”，他甚至主张国民党要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你看他何等“进步”？蒋介石就靠了这一时期的“左倾”面目，骗得了各种支持而成为实力派，掌握了武装的领导权，他就不再“左”了，他站在“左”右之上操纵一切，以“左派”打击右派，以右派打击“左派”，自己就扶摇直上，而成为统治一切的“领袖”。这样说，好像他比右派还“左”一些，不是的，在******的坚决狠毒，比一切有派还厉害。
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有派以胡汉民为代表，胡为辛亥革命以后民二反袁时的广东都督，资望较高，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则为孙中山最有力的助手，总揽财政民政，以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省长又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廖胡两人因主张不同颇不协调，十三年冬孙中山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本营大元帅职务（时韶关还有一大本营，系指挥讨伐曹吴北上军队者，则由谭延代理大元帅）。民十四春孙中山逝世，胡即为军事政治上的领袖，当时大本营所辖部队计粤军许崇智、湘军谭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豫军樊钟秀，其中以滇军为最大，兵多械精，豫军在粤赣边实力所余无几，另外还有赣军总司令李烈钧，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则仅一空名。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即滇桂军之功，故杨希闵、刘震寰恃功而骄，盘踞要津，自己筹款筹饷，成为革命的障碍。孙中山逝世后，杨刘更目无大本营，愈益跋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讨伐杨刘，否则革命不能进行，但胡汉民等则慑于杨刘兵力强大，且处于广州市内肘腋之下，如讨伐不胜，则连广州也要失去，因此犹豫。经政治委员会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令东征的粤军及学生军回师讨伐杨刘，一面由大本营严令滇桂军接受约束，不能胡行。杨希闵接令后对胡汉民的回答是：“请代帅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后我再回手。”其骄矜自恃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是右派所以迟疑不敢讨伐的原因。但讨伐战事一起，只一天半，滇桂军就全部瓦解，成功之速，出于意外（滇桂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军官自营长以上均积资十余万、数十万不等，在开火之前，均携款走香港、澳门，或避入沙面租界，故失败如此迅速），事后即废大本营而成立国民政府，考虑国府负责领袖问题时，大家主张要根据讨伐杨刘时是否坚决为标准，因为不讨伐杨刘，根本就没有成立国民政府的可能。在这一原则下，胡汉民当然不能担任国府主席，唯一适合的是廖仲恺先生，但廖如出任主席，则将引起胡派的不满，因此就把从来不做官的汪精卫抬上台，以作缓冲。那时国民政府的阵容如下：主席汪兆铭、外交部长胡汉民（原大本营代理大元帅）、财政部长廖仲恺（原任）、军事部长谭延（湘军总司令、韶关大本营代帅）、建设部长孙科（原广州市长）、原任大本营外交部长的伍朝枢则调任广州市长。
滇桂军阀杨刘崩溃之后，以粤军许崇智部的实力为最大，胡汉民在广东的势力根深蒂固，廖仲恺则深得人心，众望所归，又极精明强干，为蒋所畏惮。蒋介石率领的学生军在东征惠阳及讨伐杨刘中建了两次功劳，急于出人头地，攫夺大权，于是就秘密布置了一个大阴谋，十四年八月廿一日刺杀了唯一能约束他的廖仲恺先生！刺廖案一发生，蒋介石就大哭大吵，说：“廖党代表（黄埔军官学校的党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动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恶极，就是把全广州的人杀掉一半，也不能抵偿这笔血债！”那时蒋介石真装得是“义愤填膺”，为廖先生报仇的精神是表现得最坚决最激烈。谁知道刺廖案的真正凶手就是他！这个晴天霹雳对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为应付这非常巨变，成立了特别委员会，集中党政军一切大权，推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特别委员，负责镇压叛变与缉凶。蒋介石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平时对廖不满的与胡汉民、许崇智的部下都罗织在内，说是胡毅生（胡汉民之弟）、林直勉（孙中山的秘书）等主使，粤军将领魏邦平（军长）等直接参预，把许崇智的部下一一缴械，胡汉民的左右捉的捉，逃的逃。这样一来，杀了廖仲恺，迫走了胡汉民，并吞了许崇智的实力，一箭三雕，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那时的国民党左派则因蒋介石严厉镇压了右派，认真为廖仲恺报仇，把他当作好人。
刺廖案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改编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把学生军扩充为第一军，自任军长，何应钦为副军长；湘军为第二军，谭延为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民国十五年何、鲁升为军长）；滇军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粤军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又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所部湘军在讨伐南路邓本殷，胜利后编为第六军），蒋介石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他就成了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了。
右派势力在广州受到打击后，谢持、邹鲁、林森、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青阳、邵元冲、沈定一、张继、吴敬恒（稚晖）、覃振、傅汝霖、茅祖权等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擅自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共二十四人，参加西山会议者共八人，其余二人为中监委，四人为候补执监委），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两人开除党籍，戴季陶、吴稚晖两人虽列名通电，未出席会议，仍当选为执监委员，其余十人，则须于一个月内向国民党中央表明悔过态度（否则丧失党籍）。国民党二全大会后，左派占了优势，革命势力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于是蒋介石又搞第二个大阴谋，把左派的势力压下去。
三月二十日（即北京“三·一八”惨案之后两日）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格（时任海军局长）商量，以电话转达一个命令给中山舰长李之龙，叫中山舰开到黄埔，说有人阴谋异动，要去镇压。中山舰到了黄埔，蒋介石说他违令开来，意图不轨，把李之龙扣起来，迫李之龙承认是共产党员，有异动意图，借此就把共产党员拘捕的拘捕，驱逐的驱逐。当时共产党中有人主张：蒋介石既如此无理，公然反对革命，就干脆去掉他，但陈独秀等要和蒋介石讲统一战线，主张忍耐（陈独秀和高语罕各在《向导》周刊发表一篇文章，表明对蒋介石一贯推崇拥护的态度）。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蒋介石即在其枪杆压力之下举行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部的部长，中执会与中监会合设一个“主席”（变相的总理），大量起用西山会议派份子。二中全会中蒋介石自任中执会、中监会的“主席”（后来因许多老头子不服，自己觉得无趣，就改推张静江代理），中央各部人员大加更换，以叶楚伧代吴玉章为秘书长，陈果夫代谭平山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代毛泽东为宣传部长，邵元冲代甘乃光为青年部长，新设一军人部，管理军队中的特别党部及委派各级党代表，蒋介石自任部长。其中叶楚伧、邵元冲为西山会议派，并未表示悔过，按照二全大会决议，应丧失国民党员资格；陈果夫是监察委员，照例不能担任中执会负责工作，但只要蒋介石认为对他有利，就不管什幺纪律党章。
二中全会后，连假左派的汪精卫也被迫出洋了，国民政府主席由谭延代理（谭的外号叫“八面观音”，即面面都做好人的意思。陈诚是他的女婿）。左派的势力又被蒋介石压下，于是蒋介石就初步打下了独裁的基础。
二中全会开会，柳亚子先生曾从上海赶到广州去出席，开了两天会，就一气而回上海。他对蒋介石的专横无理，非常气愤；同时又不满意当时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迁就忍耐，因此回上海后杜门不出者数月，连江苏省党部也不到（柳亚子先生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又兼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book_title]◎流氓本色
蒋介石在民国十年前后曾投帖于上海法租界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在法租界依仗洋人势力，贩土开赌，逼良为娼，是第一名大流氓，名师出高徒，所以蒋介石一生作事，深得流氓三昧，（有人说蒋介石是黄金荣的徒弟，是错误的，因为黄金荣是“孔子”，没有资格开香堂收“徒弟”，只收“门生”。中国的秘密会社分为清红两帮，红帮为反清组织，加入者通称弟兄，其首领称“大哥”，名称有“天地会”“哥老会”“小刀会”等，通称洪门，相传由郑成功开创，一般仇视官厅，带有民族革命与原始的平民革命性质。清帮名安清帮，则起源于代满清运粮，供满清朝廷利用，长江以北一般称“三番”，因安清帮祖师，相传为翁、钱、潘三个师兄弟，其后翁钱两人均为潘所谋害，潘即独揽粮运，故安清帮均为潘之徒子徒孙，“三番”即拆开“潘”字而成。加入者讲行辈，须拜师父。拜某人为师，即为某人的徒弟，师徒关系有如家庭间的父子，徒弟要绝对服从师父。黄金荣既非洪门，亦非清帮，照江湖规矩叫做“孔子”，既不能收弟兄，亦不能收徒弟，只能收门生。又江湖规矩：做了某人徒弟，就不能再改，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门生得法，老师可以把帖子退给他，就不算“门生”了。蒋介石做了总司令，黄金荣就把帖子退还他，所以蒋介石既不肯说他曾拜在黄金荣门下为门生，黄金荣也不肯承认曾收过蒋介石为门生。）
流氓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是虚张声势，装腔吓人；第二是翻面无情，栽脏害人；第三是卖身投靠，仗势凌人（封建社会有所谓江湖义侠，讲信用，打抱不平，那与流氓完全不同，封建统治阶级常把两者混淆起来，把反抗统治阶级的叫做流氓地痞，把为统治阶级利用的称做侠客义士，实际上往往相反）。蒋介石的老师黄金荣就是一个典型。黄金荣在法租界捕房做包探，专门帮法国人敲中国人的竹杠，今天想法收一种捐，明天建议创一种税，后天又说什幺事应该罚款，以孝敬法帝国主义。法国派到殖民地的官吏都是“万里为官只为财”的，目的就在刮钱，黄金荣能帮他刮钱，就成了法帝国主义的好奴才，逐步高升为探长，为督察长；黄金荣得到法国主子的信任，愈加耀武扬威，欺压同胞。但仅是一样还不够，他只能靠了法捕房的势力吓人，在一般社会中，只要不违法，不违警，就不必怕他，不必睬他。于是黄金荣又生一条妙计，一天组织了一批喽，分为两队，同到戏园去看戏，一语不合，就互相打起架来，打得很厉害，连戏也做不下去。开戏园的都是和大流氓有渊源的，于是去请了“老头子”来，但无论什幺大面子，不管他是“礼”字辈、“大”字辈的大亨，都喝不住，劝不开，在没有办法中，有人建议去请黄金荣来，戏园老板虽不相信黄金荣有此能耐，但出于无可奈何，只好去试一试。黄金荣一到场，登台一喝，打架的立即停止，全场鸟雀无声，静听他吩咐。这一幕戏演过后，全上海都知道黄金荣是最有力量的“大亨”，比其他清红帮的头子都有面子，于是成为一霸。
蒋介石的所以能成为国民党军事领袖，主要是靠共产党人的力量，没有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政治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能够训练出什幺人材？其次是苏联的协助，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和邓演达等支持与帮助，否则也搞不成一个学校。蒋介石羽毛未干，就暗杀廖先生，羽翼初成，就制造“三月二十日事变”。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出师北伐，第一大功是叶挺所率的独立团，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差不多完全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部队，汀泗桥、贺胜桥两役，打得吴佩孚的精锐溃不成军，奠定直下武汉的基础。在北伐出师之前，蒋介石抽调了分散在各军的黄浦一二期学生，组成了教导师，是他的亲信嫡系精兵，由王柏龄任师长，北伐时即作为总预备队。那时北洋军阀连打败仗，所遇到的尽是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其钰率领，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及叶挺独立团）、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还没有遇到正牌党军，已经如此厉害，不知正牌党军狠到如何地步？”王柏龄的总预备队后来在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仅只身脱逃。原来国民革命军从连起各级设党代表制，军官所发命令必须党代表连署始发生效力，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介石为取悦于黄埔学生，在第一军及教导师中将营连党代表取消，于是那些营连长就可以毫无忌惮地自由活动，北伐时教导师刚到韶关，营长竟无一人宿于营房者，一进城时即四出作乐。蒋介石知道了，也很焦急，立即电告陈果夫，要他选派一批人马上恢复第一军和教导师的营连党代表，而且特别注明，必须选派共产党员，否则就没有用场。他很知道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全心全力为革命办事。局势紧急了，就想到共产党员的好处；但危急时期一过，马上就想消灭共产党，驱逐共产党！可是他那批得意门生所组成的教导师，纪律废弛已达极点，虽然恢复了营连党代表，也不能约束，所以一战即溃。照那时的军律，王柏龄、缪斌两人都应枪毙，但蒋介石却送三千元路费给王柏龄，叫他到日本去暂避风头，而缪斌则不仅未受处分，反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由汪精卫兼）。这就是蒋介石的“军纪军令”！
十五年秋，蒋介石为讨好英帝国主义，出卖了省港大罢工，恢复了香港和沙面英租界的繁荣；是年冬，又派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蒋介石到了南昌之后，和兰银行的买办、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与蒋介石为宁波同乡，又是蒋曾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国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借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灭共为条件。蒋介石对于革命事业，对于孙中山的遗教，本来抱着孔子的教训：“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听到了这偌大的价钱，当然一口承诺，绝不犹豫。十六年三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三次暴动，驱逐了直鲁联军，光复了上海，汪右军（总指挥程潜，党代表林祖涵，统率第六军第二军及贺耀祖、叶开鑫的独立师）击溃了麇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了江宁。当时民气蓬勃，各界欢腾，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帝国主义侵华的首领大英帝国甚至已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只求能保留香港就心满意足。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蒋介石太太平平地从江西到浙江，从浙江到上海，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商议如何摧残人民群众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好取得六千万元的卖国卖身钱！四月八日首先从上海开刀：
上海三次暴动后，工人以缴自直鲁联军的军械武装了自己，成立了工人纠察队，计有三千余武装，实力与那时蒋介石驻在上海的第二师（师长为刘峙）相等。如果双方以武力比赛一下，则工人政治觉悟高，地形熟悉，有群众拥护，被缴械的会不是工人纠察队而是刘峙的第二师，所以蒋介石不敢公开发难。七日晚上，工人纠察队总部东方图书馆四周，突然受到袭击，纠察队以深夜不明真相，即隔墙抵抗，到天明时见第二师的一个团长率队赶到，问明原因，纠察队说攻击者一定是反动派，第二师即将那些人缴械并捆送师部讯办。工人纠察队眼看那些人的确缴械捆绑而去，认为那个团长很好，刘峙虽右倾，但他的部下却有进步份子，不能一概而论。那个“进步”的团长向纠察队慰问，并提议举行一个联欢会，“以消除过去某些误会和隔阂，便利今后密切合作”，这个提议当然马上得到工人纠察队的同意，于是同到北火车站附近空场上去开“联欢会”。到了那里，工人纠察队刚把枪架好，第二师的兵突架起机关枪勒迫纠察队后退，出其不意地把纠察队的枪全部缴去。纠察队退回到队部去的时候，东方图书馆已被第二师占领，队部里的武器也被抢去了（东方图书馆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对面，是直鲁联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是工人打了两昼夜才攻克的，所以工人纠察队总队部设在那里）。上海总工会得到这个消息后，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突接杜月笙的电话，说有极关重要的消息，要和汪寿华面谈，希望汪马上就去。因为在三次暴动时，张啸林、杜月笙都表示“进步”，与汪寿华时有往来，所以汪想去谈一谈也好，对事情的真相可以多得些材料，弄得清楚些。汪从总工会会所（湖北会馆）绕道到法租界去的时候，在路上被预伏的匪徒乱枪打死！而总工会会所也即被封。蒋介石宣布“工人持械内哄，影响治安，所以缴械”。
四月十二日，全上海八十万工人在极度愤慨的情绪下向蒋介石请愿，要求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启封总工会，惩办刘峙，当工人列队拥挤在宝山路上时，蒋介石下令以机关枪扫射徒手挤在一起的工人群众，因为几十万人挤在一条马路上，当前面被射击倒下的时候，后面的人还在向前涌，要退的也退不出，霎时间血流成河，从此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大屠杀！建立了二十年的血腥与铜臭熏天的独裁****皇朝。当血洗宝山路的一天，工人纠察队晚上受袭击的真相也揭开了：由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出面宣布成立了“共进会”，以****灭共为宗旨，蒋介石则聘请他们为总司令部的少将顾问，原来晚上袭击纠察队部的就是他们的喽。（按：“共进会”的组织在民元时即有，民二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应桂馨，即“共进会”首领之一，其后因为人所不齿，就阴消了，至此蒋介石再抬出这块招牌，称为“义士”。主持“共进会”的，除黄张杜三大流氓外，还有王柏龄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陈群，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党国要人”。）
“四·一二”以后，就由吴稚晖出面提议“清党”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中央党部”，与武汉分裂。五六月间蒋介石派“清党”的要员杨虎、陈群两人（上海人民叫他们为“狼虎成群”）到宁波去“清党”，因为宁波是蒋介石的家乡，所以杨虎、陈群特别向蒋请示方针，蒋介石对他们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我们将来终是要给人杀的，不如多杀几个。”蒋介石自己知道是一个纸老虎，所以只能以残杀来壮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残忍”，的确是至理名言。
[book_title]◎“无齿之徒”吴稚晖
出面提议“清党”的吴稚晖，原籍江苏武进，生长在无锡，所以写起文字来是“武进吴敬恒”，一开口则说：“耐伲无锡”（“耐伲”为无锡土语的“我们”），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监察委员，十四年冬列名于西山会议派通电，后来却又写一封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因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当选为中央监委。从此以后右派得势了，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失势了，他就否认是西山会议派。民国十五年北伐开始以后，他在国民党内部兼了好几个委员会的委员，并且老担任授印监誓之类的工作，人家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现在做了什幺？”他却倚老卖老地回答：“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委他做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为第一副主任，方觉慧为第二副主任），他也到任了；人家又问他：“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幺？”他却说：“在共产党人及附和共产党的份子，我这个人一定与邓演达一样穷凶极恶，所以就用我的名字与邓演达相对垒（按邓演达时任武汉政府的军委会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副主任），事情我并不做，一切由真如（陈铭枢字）负责。”这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即派钮永建（字惕生）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西山会议派的茅祖权（着名的鸦片鬼）为民政厅长。后来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关系密切，被蒋介石排斥，民政厅长由钮永建自兼，钮是老同盟会员，说他好是“好好先生”，说他不好就是“昏庸老朽”，他自己不做什幺大坏事，但也不会做什幺好事，更不能约束部下不做坏事。民国十八年，宋美龄与缪斌订了一个卖官合同，要拉缪斌出来当江苏民政厅长，提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时，吴稚晖独坚持反对，说缪斌年少任性，行止不检，在总司令部经理处长任内声名狼藉，不应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因为吴稚晖是中政会中发言地位较高的委员，蒋介石正要利用他放炮攻击异己，所以相当尊重他的意见。尤其为了他是江苏的元老，关于江苏省的事情，更应重视他的意见。那时缪斌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列席中政会，亲自听到吴稚晖说他不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的危险，于是他立起身来，走到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去摸了一下。据传说，缪斌在吴稚晖的大衣袋里放了一张什幺票子，数额是八万元。当然这一传说是无法得到人证物证的，缪斌不肯说他的厅长花了多少钱，吴稚晖更不会承认他受了贿赂。但下一次中政会议开会，吴稚晖却不再反对缪斌当民政厅长了。缪斌走马上任之后，大开卖官鬻爵的门路，各县公安局局长和县长，按缺份的肥瘠，分成等级，标出价格，最贱的是一千元（扬中公安局长），最贵的是二十万元（吴县公安局长），出什幺价钱就放什幺官，交易公平，门庭若市。缪斌则以卖官收入与宋美龄四六拆帐（在北洋军阀时代，江苏省最肥的缺是淞沪警察厅长，一年有二百万收入，其次即为苏州警察厅长，国民党时代上海已划为特别市，不属江苏省了，所以吴县公安局长就成为第一好缺）。如此一来，“小道士”官声之坏，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无论满清和北洋军阀时代的腐败官僚，没有不堪到他那样地步的（缪斌的父亲是无锡南城门口的道士，所以人家叫他“小道士”）。尽管这样，吴稚晖却不再骂他了，不仅不骂他，还时常说他好。民国廿三年，蒋介石派陈果夫做江苏省政府主席，那时吴稚晖已不为蒋所重视了，所以他只能在背后说怪话：“难道江苏就没有一个做主席的人材，一定要用浙江人？”人家问他：“江苏的人材那些可以做主席呢？”他说：“讲年高德邵有钮惕生；论道德文章有叶小凤（楚伦）；说英俊有为，则缪丕承（斌）也够格。”吴稚晖果然识货，抗战一开始，缪斌就“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所以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不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的牙齿都早脱落了，人家叫他是“无齿之徒”（蒋介石的牙齿也在十五年前全部脱落了）。也正因为无耻，所以甘心做蒋介石的骗人工具。蒋介石在做某一件大坏事的前夜，总得由吴稚晖出面大发议论，正如张謇代齐燮元撑腰，章太炎为孙传芳发声援通电一样。张季直为齐燮元制造舆论是为儿子张孝若取得省长地位，孙传芳每请章太炎发一个通电，送润笔一千两，吴稚晖从蒋介石那里取得什幺代价，决不止八万元的支票吧！民国十八年冬，冯玉祥曾给他一个电报，内容说：“如有人骂先生：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不惜以党国元老为独夫作奴才，死后有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先生将何以自解？”这些词句是套用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的“修养”到家，恬不知耻，依然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是无耻之尤。
[book_title]◎第二个升降机——“党统”与军阀
上面已经说过：“左派”右派是蒋介石的第一个升降机，他靠了利用这一矛盾排斥压倒许多资望较高的国民党领袖而独揽大权。他的第二个升降机则是利用“党统”以对付其他军阀。民国十六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武汉仍保持着国共联盟，领导全国革命，遂平一役，击溃了张作霖最精锐的三、四两军团（张学良和韩麟春所统率），使帝国主义与地主买办阶级大吃一惊，他们明白了单是一个蒋介石并不能把中国人民的革命高潮镇压下去，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对付中国人民，于是竭力促成冯玉祥与蒋合作（在“四·一二”之前，武汉政府任命蒋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当时陈独秀对冯的估计很高，说他是“代表农民的”，最可靠！遂平一役击退了奉军，第二集团军得从陕西开入中原，他却不到武汉去，反先和蒋介石会面，交换兰谱，结为盟兄弟），策动汪精卫、唐生智背叛革命，为了统一******力量，议定了汪蒋同时下野，宁汉合流。蒋介石到日本去，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家中住了一个时期，受了这个着名的日本法西斯大流氓的教诲，回国后即与宋美龄结婚（把陈洁如送到美国去）。在蒋介石下野时期，国民党中西山会议派与桂系军阀合作当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讨伐唐生智，占领了武汉。这时蒋介石已布置重行上台的一切把戏，当南京的西山会议派于十一月廿二日举行讨唐胜利的庆祝大会时，陈果夫指使喽开枪扰乱，警察因此开枪，伤及群众，于是到处闹起反对“一一·二二”惨案的运动，要求惩办葛建时等，闹得不可开交。十二月中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会议，蒋介石一只手抓住了西山会议派的弱点，另一只手则以广州暴动打击汪精卫派，这样一来，只有蒋介石可以上台了，于是再任总司令。十七年继续北伐，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全国算统一了，改组国府，成立五院，蒋介石当了国府主席。当主席是西山会议派联合桂系限制蒋介石的结果，因为实权在行政院，但他们把行政院长给了原来的国府主席谭延，把有名无实的“主席”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十分不愿，就设法收拾桂系。
那时西山会议派自恃****先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胡汉民也和他们比较接近。广西军阀则李济琛坐镇广州，李宗仁在武汉，白崇禧在北平，都兼政治分会的主席，湖南省的主席程潜、鲁涤平，先后为桂系驱逐，唐生智的旧部几乎全部投到桂系阵营，桂系势力从两广两湖直到河北，声势浩大，如一弧形包围着蒋介石所控制的东南几省。蒋介石首先拉拢了李济琛部下的陈济棠，把李济琛骗到南京去囚在汤山，同时与汪精卫进行谈判，说：“我自知资望不足，党国重任一定要汪先生才能负担，但今天桂系军阀篡夺国民革命的果实，篡窃党权，实在忍无可忍，我们首先要打倒桂系军阀，桂系军阀打倒后，我一定下野，一切由汪先生来领导。”于是汪精卫、陈公博等就作下列三种策动：第一，叫张发奎从江西出兵进攻湖北；第二，代蒋拉拢唐生智北上运动其旧部；第三，通过俞作柏的关系去分化桂系内部。这三着，特别是后两着，都收到极大的决定的作用：那时，白崇禧在华北所统率的军队，几乎全是唐生智的旧部，如廖磊、周等，部队都在北宁路上，蒋介石一面扣发白部的军饷，一面则交给唐生智两个月的军饷，由唐带到秦皇岛去运动其旧部，一面发饷，一面宣布“打倒了桂系，回湖南去”。于是湘军都重归唐生智的“护党”旗帜之下，唐生智原定活捉白崇禧的，白崇禧事前毫不觉察，原来是很容易活捉的，结果因廖燕农（磊）对白崇禧的感情较好，把白放走了，白崇禧总算能够从海道只身逃回广西，未做俘虏。武汉方面由于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一切实权操纵于胡宗铎、陶钧两人之手，夏威、李明瑞、杨腾辉等桂系嫡派将领颇不得意，对胡宗铎、陶钧有意见。当战争发生之前，李宗仁因目疾到上海租界去医治，不在武汉，夏威态度消极，称病入医院，前线军事由李、杨指挥，俞作柏就去运动李、杨。广西将领本有“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又要我们广西人了”之感，俞作柏去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就不战而退到武汉，于是胡宗铎、陶钧等就狼狈向沙市、宜昌一带西退，蒋介石唾手而得武汉。李宗仁亦仓皇由沪南返，桂系的势力缩到广西老家一隅，而张发奎则却被蒋介石摆布追击，一直到了宜昌，仍旧是“张逆”。唐生智虽然对蒋“功劳”不小，不仅回不得湖南省，接下来却是二次讨唐，其实力完全被瓦解分化。桂系军阀的浩大声势是打倒了，只剩下叶琪、夏威两个军，实力比北伐出师时大不了多少；汪精卫、陈公博等不仅上不了台，连党籍也没有恢复，蒋介石的“元首”地位却更加巩固了。
这一次最失败的是善于投机的冯玉祥。那时冯玉祥的势力从陕甘发展到豫鲁，蒋桂两方都要拉拢他，他也两面敷衍，一面屯兵于信阳，一面屯兵于徐州附近，坐观胜败，如果蒋胜李败，他即由平汉路出武胜关而南取武汉，可以比蒋介石到得早，湖北就是他的地盘了；如果李胜蒋败，则他即由津浦路直下南京，李宗仁还来不及赶到，中央政权就归他控制。他这样想：你们去火拼，打得你死我活，实力互相消耗，败的固然吃了大亏，胜的也精疲力竭，让我来坐收渔人之利，那时打了胜仗的，也无力与我争夺了。他印好了十万份讨逆布告，但每个“逆”字之上留一空白格子，预备蒋胜了就填上“李”字成“李逆”，李胜了就填上“蒋”字成“蒋逆”，好在所宣布的十大罪状，如：“屠杀青年”、“压迫民众”、“苛捐勒索”、“卖官鬻爵”、“违背总理遗教”、“培植私人势力”、“不守法纪”等等，蒋李都是一样，可以统一使用。不料蒋介石的手段特别厉害，竟能利用唐生智、张发奎抄桂系的后路，利用俞作柏运动桂军倒戈，战事迅速解决，冯玉祥还没有出武胜关，蒋介石的嫡系军队已进入武汉了。冯玉祥便宜没有到手，而他的空白布告倒到了蒋介石手中，而桂系一去，蒋冯矛盾就格外尖锐起来，不久即发生蒋冯之战。由于韩复榘、石友三两军团被蒋收买反冯，于是冯玉祥又失败了。民国十九年冯玉祥又联合阎锡山反蒋，把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的领袖谢持抬了出来，结果还是失败。蒋介石搞垮这些实力派的政治资本，就是：别人都是军阀，他自己则是国民党“正统”。
当“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李济深、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都曾帮过蒋介石很多忙。那时除西北国民军（后改称第二集团军）外，蒋介石所指挥的为：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主力为第八军），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主力为第二第六两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主力为第七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主力为第一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兼江西省主席，主力为第三军），后方留守司令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广州，第四军一部及第五军），广西留守则为第七军副军长兼党代表黄绍雄。蒋介石开始公开****时，拥护他的除嫡系的何应钦外，只有李济深、白崇禧、黄绍雄三人，程潜是那时武汉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唐生智是反蒋的拥护者，朱培德、李宗仁则左右观望。朱培德在接到蒋介石“清党”命令之后，就来一个“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送出共产党人之后，他仍接受武汉派去的汪精卫孙科系统的政治工作人员。黄绍只能尽看守广西之责，作用不大，白崇禧则出任上海卫戍司令，对屠杀共产党员是相当卖力的，人杀了不少，但初期的实际工作由陈群、杨虎负责，卫戍司令部只管执行（虽一般经军法处审判，大都虚应故事，清党委员会说杀就杀，说放就放，只有清党委员会没有具体意见的人，军法处才能作主）。那时的李济深则是****最坚决的，一般公认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实际上所有这些军阀都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但那时在机会主义陈独秀的领导下，只认为李济深是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而蒋介石则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唐生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冯玉祥又是代表农民的。这种可笑的毫无根据的分析，自然要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而把大革命引到失败的道路），“清党”事件一发生，他立即在广州进行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知识份子与青年，着名的共产党员如萧楚女（时因病在医院治疗，被拖出枪杀）、熊雄（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主任）等都死在他手里。因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工农运动比较有基础，而又是财赋所出的地区，那时北伐军的军费和国民政府的政费主要就靠广东，所以广东的倾向最关重要。广东的革命势力被李济深镇压下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才减除了一个最大的威胁，才完成了对武汉的经济封锁。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阵营讲：蒋介石是绞杀大革命的“第一大功臣”，李济深就是“第二大功臣”。
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认为他是农民出身，最可靠的，只要与第二集团军会师了，就有把握打败蒋介石。平汉路豫南一战，邓演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奉军打退，西北军可以顺利东下河南。冯玉祥到了河南，却不去与武汉政府会面，倒是与蒋介石会面。武汉方面虽大吃一惊，但机会主义者还宣传冯玉祥与蒋介石会面，是为了说服蒋介石先共同打倒北洋军阀。蒋、冯会面后不久，西北军里比较公开的共产党员都被送走了，而且“送”字之上还没有“礼”字，比朱培德还不如。冯玉祥被奉系军阀迫走时，到了一趟苏联，回国重整旗鼓，是得到苏联帮助的，五原誓师时曾发表了一篇漂亮动人的演词，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转载过，所以大家对他的期望很高。冯玉祥一倾向到蒋介石一边，本来不很坚定的武汉一批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物就失去了信心，日益动摇起来，也就助长并加速了唐生智、汪精卫这一批人的叛变。
从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发展到唐生智的叛变，当然直接结束了武汉政府的命运。李宗仁到了武汉，通过胡宗铎（湖北省政府主席）、陶钧两人的手，进行了最残酷的屠杀。在武汉，只要在家内烧一张字纸，经人报告后就杀头，不需要任何证据和口供！理由很简单：不是秘密文件就不需要烧；有秘密文件的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要杀头。在这样的逻辑下，桂系军阀在湖北创造了最残酷的血腥统治。而这些方法，到蒋介石统治武汉时当然“一仍其旧”。
[book_title]◎“分而治之”——纵的割据
蒋介石自己运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利用并指大派别间的冲突，收买拉拢等等手法，把地位资望比他高的，以及势均力敌、地丑德齐的人物，一一搞垮，他当然预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这一套办法（特别是利用李济深搞垮许崇智，利用陈济棠搞垮李济深，再利用余汉谋倒陈济棠，这一套办法），“以子之道，还治子之身”，因此他对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对付办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来，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国统治殖民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操纵国际政治的办法，叫做“造成对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养成各种势力范围，互相对立，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谁也不能成为“天下第二”的大好老。第二套是中国历代权臣奸相和德意法西斯的办法，尽量重用庸碌无用之人，嫉贤忌能，提倡盲目服从，曹操所说的“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这就是蒋介石的干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则是中国古来末代帝王以宦者监军等任用宦官的办法，以特务监视部下，熟悉他们的一言一动，使他们不敢萌丝毫异志。
先讲第三套，我只举四个例子：（一）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结果被蒋介石打败了，这一战役，卫立煌的功绩最大。卫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夜牌，第二天接到蒋介石从南昌发来的电报，先讲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胜负如何”。卫立煌接到这个电报后知道有特务在他旁边，每天报告他的行动，于是诚惶诚恐地发了一个电报去向蒋请罪。蒋覆电慰勉，说是为了关心他，所以顺便附上一句，绝无责备的意思，并且说：“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卫立煌是他的一员大将，在内战中建立了不少“汗马功劳”，然而蒋介石却派了特务经常报告其行动，对其他人员当然更不消说了。（二）抗战时期，重庆的“要人”们有一个俱乐部，每晚有许多特任官简任官，上将中将，带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闲谈，何应钦几乎每晚都去。有一晚，来了一个女客，好些人不认识她，于是大家猜测，一定是特务。一想到是特务，那些大官们就个个无神打采，连话也不敢说，自然更没有兴致玩下去了，何应钦第一个溜走，别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庆官场就盛传着“何应钦也怕特务”的说法。（三）救国会领袖之一张申府是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某次蒋分批宴请参政员席中，他责问张申府：“为什幺在防空洞里批评政府！”张申府说没有这回事，蒋硬说他知道有这件事。原来是章伯钧的事，特务报告后，蒋自己记错了。结果第二届参政会中张申府、章伯钧两人的名字都被抹去了。（四）日寇占领沿海各地，并侵入越南后，滇缅公路成为通英美的唯一道路了，管这条运输线上业务的为“西南运输公司”，由宋子良主持，真是腐败不堪，甚至连“西南运输公司”领过多少经费，公司里的会计不知道，财政部也不知道，其糊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这条运输路线关系太重要了，各方面都主张要整顿，特别是美国人督促着要整顿，于是改组成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但何应钦不能实际去管这件事，必须有一个实际负责者，设一个秘书长。谁当秘书长呢？物色了一个多月，还是宋子良。为什幺一定要宋子良呢？因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能做这件事：第一是能向财政部要到钱；第二是“不怕特务做情报”，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宋子良。后来因宋子良有了麻疯病，到美国去医治，才改派蒋介石的表弟俞飞鹏去，俞飞鹏虽没有一定向财政部要钱的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务做情报，所以还能勉强及格。
再说第二套办法。其中又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是登庸庸材，只求他服从，不必他有本领办事，最典型的例子是孔祥熙。孔祥熙的号叫“庸之”，的确名符其实，昏庸庸碌到惊人程度，但他做到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做了许多年财政部长，竟不知道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当他做行政院院长的时候，用他的二女儿令杰（一般称为“孔二小姐”）做秘书，什幺事情都代拆代行。某年派了一个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去巡视，孙连仲在那里做战区司令长官，知道来人是孔二小姐所派的，所以伺候极为恭顺，大约孝敬也不少。这位“钦差大臣”回重庆后，对孔二小姐报告了许多孙连仲的好处，孔令杰说：“那末我们保举他一下，你去办一个公事，用我父亲的名义保举他。”公事办好了，孔令杰看过盖了章，孔祥熙也看过，送到蒋介石那里去。过了几天，蒋介石把这公事退给孔祥熙，连声说他“糊涂、糊涂”。孔祥熙拿回后仔细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有什幺地方不对，最后召集了几个老秘书来研究“究竟糊涂在什幺地方”，才明白过来。原来孔祥熙保荐“孙连仲可升任特级上将”，谁都知道国民党的上将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等，“特级”只蒋介石一个人，“一级”的不到十个，那时白崇禧还是二级上将，孔祥熙说孙连仲可升特级上将，岂非把他代替了蒋介石，至少是把孙连仲抬到与蒋介石平等的地位，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骂几句“糊涂”，已是特别客气的了。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也可以说是蒋政府中一般官吏以及稍有政治常识者的起码知识，但身为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就不懂得，其“庸”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什幺蒋介石要用这样的人呢？为了可以放心。这种人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蒋介石才能做到大官，发大财，离开了蒋介石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就是“不侵不叛之臣”，决无“震主”、“夺主”的危险。第二个是作威作福，如好好先生邵力子，做过他多年的秘书长，一向安份守已，从无过错，在国民党中也已算得上元老。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之后）说了一句蒋介石认为不应该说的话，被蒋介石打了两个耳光！大家都很惊讶，连邵力子也打了，真是“天威咫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派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弄得邵力子真是又羞又喜。蒋介石打人的事很多，每每于打人后就把被打的人升官，所以有许多无耻官僚，以能得到蒋介石拳打脚踢为荣。“领袖”的威严与权力，一致于此！第三个是提倡盲从。如“领袖脑壳论”之类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无庸细说。最使蒋介石满意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长兼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所提出的两句口号：“信仰领袖，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程度。”（周逆佛海的所以得到蒋介石“特赦”，其原因可想而知了！）
最主要的一套就是“分而治之”，把部下造成几个派别，各霸一行，互不相下，互相对立冲突，而在各大派别之下培植小派别，以资牵制。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地方自治，说是“封建割据”，但在它的内部则造成许多割据局面，不过它内部的割据不是割据一方，而是割据一行；如CC的霸持党务与文化，政学系垄断行政，包办外交，孔宋独揽财政，黄埔系掌握军队，大家都掌握一行，但都不明全盘，而且大家都有向其他部门发展的野心，如CC要染指行政及金融，政学系要夺财政经济权，黄埔系要搞党务文化，一发展即侵犯了别人的势力，就要争吵打架。因为彼此间矛盾很深，就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要取得“领袖”的信任，借“领袖”的势力去压下别的派系。但蒋介石是为了“分而治之”才叫他们独霸一行的，当然不愿意其中任何一派太扩大了，所以常是一压一拉以操纵调剂，不能满足任何一派的愿望。这些派别虽知道蒋介石不是完全袒护他们，但他们却没有办法离开蒋介石的支配，因为树敌太多，常在四面楚歌之中，离开了蒋介石，就有被人打倒的危险。但他们又另有一套办法对付蒋介石，就是你既不能帮助我扩充势力，那末我的事情你也不要多管。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的“手谕”常常没有效果，就是这个道理。蒋政权任何一个办法，总是行不通，或中途变掉了，除一般的机构腐败之外，还有这一割据原因，从上到下，都有“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之气概。据说蒋介石对此也很苦闷，但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什幺办法呢？
[book_title]◎何应钦——陈诚——胡宗南
蒋介石最大的政治资本是黄埔系，没有黄埔军校就不能成为军事“领袖”，没有军权就不能成为独裁者。所以他第一位重视的势力是军事。一般所说的黄埔系，又可分为二部份，一是黄埔教官，一是黄埔学生。在两者之间，蒋介石尤其偏重于扶植学生，使他们逐渐取得实权。而在黄埔教官与学生之间又特别扶植浙江同乡，同样资格和能力，浙江人与非浙江人就相差得多。如果资望能力两者不同，只要是浙江人，尽管资望低、能力差，也会不次提拔，地位可能比非浙江人的资望较高、能力较强者为高，权力也可能较大。这也是封建军阀的所以成为“封建”的特征之一，蒋介石当然不能例外。在黄埔系教官中资望最高的是何应钦，后来居上受到破格提升的有陈诚，黄埔学生中位高权重的首推胡宗南，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三个代表人物。
何应钦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其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第一次东征时任学生军团长（另一团长为福建人谭曙卿，北伐时做过杂牌军某军军长，后来枪毙了）。和何应钦地位相等的，只有邓演达和王柏龄，邓演达是第三期到第六期的教育长，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民国二十年被蒋所杀。王柏龄是教导部主任，是军事理论家，做教导师长时一战而全军覆没，从此脱离军队，曾一度做江苏省建设厅长，抽了几年大烟就病死了。何应钦则一帆风顺，从第一军副军长、军长、东路军总指挥、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路军总指挥，成为蒋介石部下第一员大将。当宁汉合作，蒋介石下野时，何应钦也是促成蒋下野的动力之一。当时有很多人顾虑到蒋下台后，蒋的嫡系部队无法统率，会闹乱子，何应钦表示他有把握。蒋介石本来准备做一次袁世凯拒绝南下的老文章，吓一吓西山会议派老朽们的，但由于何应钦的态度也偏于挤蒋下台，因此，就不得不暂时出洋（民国元年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辞职并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议定的条件为袁到南京宣誓就职，参议院派蔡元培为特使，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多方推托，到无可如何时，即嗾使曹锟“兵变”，造成非袁坐镇北方不可的局面，因此孙中山及临时国会即对袁迁就，允许袁在北京就职）。正因为如此，民国十七年春蒋介石重行登台，第一件事，就是把第一路军总指挥部撤销，扩大改组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其下分设三个纵队，以第一军军长刘峙为第一纵队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二纵队总指挥，方鼎英为第三纵队总指挥，何应钦则调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从此削去军权。以后何应钦虽历任训练总监、军政部长，但始终没有掌握实际军权。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乘机取得了掌握军令的权力，竭力主张“讨伐”张杨，担任了“讨逆军总司令”，那时何应钦的算盘是最好的：如果因他积极主张“讨伐”而蒋出来了，则他是“救蒋第一功”；如果因他积极“讨伐”（那时何应钦曾下令空军轰炸西安，见“西安半月记”宋美龄的文章，宋到西安去时中途在洛阳对空军演说，再三谆嘱：没有她的命令，不能到西安去轰炸），而蒋死在西安了，则他又是“继蒋第一人”。何应钦所希望的自然偏重于后者，最好是蒋死了，他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封建军阀的头子。可是他那时也很苦，“讨伐军总司令”的名义是发表了，对军队的实际情况几乎完全不了解，有些部队则根本不听他的号令（如教导总队的桂永清等）。他迫得没有办法，只好采纳政学系的建议，任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总司令”，顾祝同为“讨逆军西路军总司令”，把实际指挥军事的责任推给刘、顾两人。蒋介石释放之后，又请假一时期始复职，何应钦利用这一机会，在军队中拉拢了一些私人关系。蒋介石复职后，何又尽量争取用人行政上的发言权，蒋介石也不能不多少采纳一些。从此以后，何应钦利用军政部的行政地位，特别是补给品的迟发早发等以扶植自己的势力，如某师师长和他好，听他的话，则可以早发，报销可以马马虎虎；如某师师长不听他的话，与他毫无关系，则报销屡加挑剔，军实品压到最后发——如春天发棉衣，九月发蚊帐之类。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贪污舞弊是一般性，谁都有毛病，而军实品从来也没有都能按时供给过，军政部尽有上下其手的地步，因此有不少军官就或多或少地与何应钦发生了关系。据民国二十九年、三十年的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或师参谋长，有一百三十余人与何应钦有关系的。这个势力可不小，但蒋介石并不着急，因为：（一）那些军官虽与何应钦有关系，但并非专属于何应钦的；（二）何应钦只能在蒋的势力下拉拢一部份军官，而不能拉他们脱离蒋介石；（三）在抗战时期，何应钦的声誉最不好，没有人信仰他，因此不能形成政治上威胁蒋介石的力量。所以抗战末期，虽因罗斯福的提议而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罢免，但仍保留他参谋总长的地位，而且不久又任命为中国陆军（美国装备与训练的一二三四方面军）总司令。
何应钦是着名的亲日派，长城战役（民国二十二年）后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与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签订过卖国的何梅协定，连亲日派头子黄郛（时任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也骂他是汉奸。政治上则与政学系关系最密切，在他和日本军阀办交涉（进行卖国勾当）时，熊式辉和陈仪两人是他的左右手。何应钦在军事上虽毫无特长可说，从来也没有打过什幺好仗，但政治手腕却不弱，善于利用别人的矛盾，如利用陈诚与胡宗南的矛盾，白崇禧与陈诚的矛盾，以巩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何虽军人，但讲话极有条理，在国民党政府大员中为口才较好的一个。
在黄埔教官中，除何应钦、王柏龄等外，资望较高的有方鼎英，也曾任教育长，因方氏似乎反动手段不够残酷毒辣，所以不久就消沉了。因缘时会而飞腾的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这三个都是饭桶，但由于对蒋介石绝对服从，所以十六年就升做军长，都做过封疆大吏（刘峙河南省主席，顾祝同江苏省政府主席，钱大钧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日本投降后上海市长），但他们都被陈诚追过头了。北伐时期，陈诚仅是一个团长，到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整编部队，陈诚在第四师徐庭瑶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长。刘峙、顾祝同已做过总指挥，当刘峙、顾祝同是“二级上将”时，陈诚还是“中将”，现在刘顾还是“二级上将”而陈诚已是“一级上将”了。抗战初期，刘顾都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是顾祝同的三战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但现在陈诚是“参谋总长”，而顾祝同是他下面的“陆军总司令”。陈诚是蒋介石部下将领中擢升得最快的，为什幺蒋对陈诚特别重视呢？原因之一就是陈诚和蒋是浙江同乡。“浙江同乡”这一关系，对于每一想在蒋介石独裁集团“飞黄腾达的奴才们”是有极大关系的，如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陈布雷、翁文灏，都是靠了这一关系，所以比其他同时做同等工作的人易于“出人头地”。在军队中，要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与特殊提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或教官，第二是浙江同乡。如果两个条件都具备，那就很快“高升”了，就是犯了罪过也不要紧；如具备两者之中的第一个条件，那也能升迁，不过比较慢一些，可是不能犯错误，否则就要倒霉；如只具备第二个条件，至少可以保持禄位；如果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升官的希望就很少而倒起霉来却不可限量，说不定那一天会把你“示众”。陈诚比刘峙、顾祝同等升官升得快，就沾了“浙江人”的光（刘峙是江西人，顾祝同是江苏人）。但陈诚的所以得法，并非单纯为了与蒋介石同为浙江人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出卖邓演达，为蒋介石除了一个大劲敌。
邓演达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在黄埔学生中威信很高，在三四五六期中，甚至超过蒋介石。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织“第三党”，主张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黄埔系与非黄埔系的军人，参加“第三党”的很多，陈诚也是其中之一。黄埔军人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邓演达则能与他争夺黄埔军人，所以蒋介石最忌邓演达，必欲杀之而后安心。邓演达从德国回来后，住在上海活动，蒋介石虽命令特务去多方对付他，但邓亦颇为机警，终难得手。最后由陈诚出马去找邓演达，因为陈诚是“第三党党员”，党员找党的领导者当然并不奇怪，邓演达与他会面了，陈诚当时表示很好，没有几天，邓演达及十几位第三党的重要干部都被逮捕了，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事，到十一月廿八日邓即被蒋所杀。从此以后，陈诚就一天天飞黄腾达起来，就是犯了错误，蒋介石也特别优容他。抗战之前一年，陈诚身兼三要职：广州行营副主任（主任由何应钦兼，何当然不能去，实权归陈诚，行营参谋长为罗卓英，办公厅主任为林蔚，都是陈诚嫡系）、武汉行营副主任（主任为何成，但蒋介石当面命令何成：“所有行营一切用人行政，全归辞修作主，你不准过问。”所以何成是一个傀儡主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实权之大，超过任何军人。抗战以后，权力更大，一身兼的要职，计有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时还节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一九四一年因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联合起来反对他，利用“宜昌失守”为口实在蒋介石面前猛烈攻击他，蒋介石为缓和内部矛盾，把政治部部长及三青团书记长两职给了张治中。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以流氓手段要挟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否则他就不抗日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个要求，以魏德迈代替史迪威，同时也要求蒋介石把显着无效率而不孚众望的部长撤换掉，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不得不更换一下，以敷衍美国政府的面子。当何应钦辞去军政部长的时候，蒋要何推荐继任人选，何应钦上了一个签呈，推荐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长。蒋介石看了之后置之不理，何应钦等了几日杳无音信，就托人去打听究竟，知道蒋介石写了四个字在上面是“辞修如何？”何应钦马上另上一签呈，推荐陈诚，于是命令就下来了。一九四六年改组“军事委员会”为“国防部”时，形式上似乎“国防部”比“军政部”扩大了，实际上则实权操在“参谋总长”之手。“参谋总长”直接秉承“国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不受“国防部长”的节制，“参谋总长”指挥着“陆军”“海军”“空军”“后勤”四个“总司令”，“后勤总司令”所管的“军需”“兵工”，原来是归军政部管的，这样一来，“国防部”的职权比原来的军政部反而缩小了。所以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形式上似乎真是做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继承人”（这个故事下面再谈），实际则是陈诚的傀儡。
在黄埔学生中，升官最快，军权最大的是胡宗南，大家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最得意最加意培植的学生，甚至很多人相信胡宗南是蒋介石的真正继承人。在抗战中统率了四十几万嫡系准嫡系军队，任何一个将领没有他那样多的部队，可是他并不打仗。日本投降后，他的部队东到东北，西到新疆，那些部队虽分到别的地区，但仍遥受胡宗南的指挥，当地的高级指挥官是不能指挥如意的。胡宗南不仅在抗战中毫无功绩可言，就是在十年内战中也没有显出什幺能耐，以黄埔学生相比较，讲学问能力不及范汉杰，讲“战绩”则比关麟征差得远，比杜聿明也不如些，但为什幺能掌握那样大权呢？同样一个原因，他是“浙江人”。
抗战以前，胡宗南的第一军近十几万人，军饷最多，装备最好，一个连有二百人，一个师几近三万，被认为蒋介石嫡系最精锐的部队。八年抗战中，胡宗南只派过一部份军队参加淞沪战役，结果几乎全军覆灭。从此以后，就缩在西北，从来没有打过仗。抗战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四年中，只有苏联积极帮助中国，军火源源不断地从新疆运进来，绝大部份用于加强了胡宗南的部队，因为他驻扎在陕甘，担任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近水楼台先得月”，用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军械弹药，对付中国共产党，这是蒋介石集团认为最得意的杰作！不担任抗战任务，而一天天坐大，就是黄埔军人也有很多人心中不服。关麟征曾说过“大概他政治上有办法”，甚至有人因他三十余岁不结婚而推断他“不能人道”，更因此推测与蒋介石有什幺“特殊关系”，这只能说是无稽之谈。关麟征说他“政治上有办法”，倒有几分道理，大家知道：“集中营”就是从西安创始的；而着名托匪叶青（即任卓宣，现在已是国民党中委）则是胡宗南的重要干部。在嫡系军人中，实施各项法西斯统治的血腥办法的，胡宗南是首屈一指。这也是胡宗南特别受蒋介石重视的主要原因。
在蒋介石的嫡系军人中，只有陈诚和胡宗南两人最得蒋介石信任，到日本投降时为止，能够不等通报直接进去见蒋介石的，除戴笠之外只有四个人，就是陈诚、胡宗南、孔祥熙、张群，此外则连何应钦都要通报后才能进去，不能直闯。陈诚和胡宗南两人因为干的是同一行，所以相互间矛盾很大，彼此都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常常互相攻讦。蒋介石就利用这一点以维持“最高的威严”，陈胡两人要争权，就必然互相竞赛：“谁对领袖更显得忠实”，“谁更尽心尽力于领袖的意图”。何应钦则利用这一点使陈胡二人都要拉拢他以加强自己一面的声势，而在蒋介石面前都不说何应钦的坏话，且进一步代何应钦说好话。直到一九四一年陈诚失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职位时，何应钦与陈诚的关系才搞坏了。
[book_title]◎笨伯“小诸葛”
谈到了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三个蒋介石嫡系军人，其中牵涉到白崇禧，白崇禧今天已甘心情愿跟着蒋介石为****反人民而卖力，担任国防部长后，时常飞南飞北，为镇压民变，部署内战出力。人民解放军反攻到长江边之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地区“总司令”，与东北的陈诚，西北的胡宗南同为“三大将”。白崇禧虽非蒋之嫡系，但也有一说之必要。
白崇禧是广西系军人的领袖之一，一般认为他擅长军事，智足多谋，绰号“小诸葛”。民国十四年冬，广西的李宗仁、黄绍雄归附国民政府，白崇禧是李黄派到广州去的代表，广西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雄为副军长兼党代表，白崇禧为第一旅旅长（那时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军辖三师或四师，师辖三团，没有旅的一级，但第七军的编制特殊，军下无师，辖七个旅，每旅为两个团，比一二三四五六军兵额较多）。民国十五年北伐时，白崇禧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民国十七年张作霖出关以后，白崇禧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并实际掌握北平政治分会。蒋桂战争桂系失败，李白狼狈返桂，不久黄绍被蒋收买，入南京任内政部长（后调浙江省主席），广西军政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持，并称李白。“九·一八”以后，设西南执行部（党）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政府）于广州。粤桂两省久成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常川驻粤，桂省全由白崇禧主持，尖刻者称李宗仁为白崇禧的“大使”。民国二十五年陈济棠失败，西南两机关撤销，粤军改编，广西因内部团结，蒋介石无隙可乘，于是派李宗仁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第五路军副总司令兼广西绥靖副主任（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调虎离山，而把黄绍雄派回广西，结果被桂系拒绝了）。一般人认为李德邻（宗仁）忠厚大度，才不胜德；白健生（崇禧）精明强悍，德不胜才。这个批评并不恰当，李、白两人都是封建军阀，反人民的罪人，根本没有什幺“德”之可言，就讲“才”，白崇禧察察为明，目光浅短，斤斤较量小得失，不识大体，无容人之量，是小有才而好自用的人物。接近桂系的某政客，对李宗仁的评语为“大智若愚”四字，虽然称谀太过分，但也有几分道理。民国二十七年徐州撤退就是白部署的，每一辆汽车什幺时候走，走那一条路，他都要详细规定，结果情况的发展和他预期的不一样，下面不能机动作主，致突围时狼狈凌乱不堪，损失甚大（这和蒋介石亲自布置淞沪撤退一样，限定某时某刻炸毁昆山东面的青江铁桥，到时候，还有三万兵未过河，炸桥部队以命令时间已到，就执行炸桥，河东的部队因此气愤万分而向河西开火）。白崇禧的“精明干练”大抵如此。“七七”以后，白祟禧到了南京，与蒋介石等商议抗日大计，蒋很器重他，委他做参谋副总长，调桂军北上抗战，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蒋兼一战区长官，阎锡山为二战区长官，冯玉祥为三战区长官，何应钦为四战区长官）。某次蒋介石对他的亲信人员秘密宣布：“抗战一开始，不知何日了结，万一我中途身死，我的位置由白健生代替；白健生如再死，则由何敬之代替。”这一番话很快就传到白崇禧那里，而且有一些蒋介石嫡系人物因为白崇禧已被蒋指定为“第一继承人”而去讨他的好。这个“小诸葛”从此对蒋感激涕零，拼命把广西部队调出北上作战。武汉撤退之后，蒋委白为西南行营主任，节制三、四、九等战区，似乎把东南半个中国都交给他了。但到日寇侵入南宁时，广西境内兵力单薄，只有请调“中央军”入桂，而昆仑关一役，第二军李延年、第五军杜聿明几乎全军覆灭，因此陈诚就竭力攻击白崇禧，结果西南行营也撤销了。那时，桂系军队已损失了三分之二，蒋介石的目的已达到，于是白崇禧就到重庆去当一个毫无实权的参谋副总长。智足多谋的“小诸葛”，被蒋介石稍施诡计，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被玩弄于掌股之上。因此有人把“小诸葛”的“小”字改掉，背地称他为“笨诸葛”。
广西军队被蒋介石削弱了，白崇禧虽知道上了蒋介石的当，但他却转而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力，冀求在蒋介石的卵翼下分些残羹冷饭，变成蒋介石的党徒了。
[book_title]◎CC团
蒋介石常以“党统”压人，而蒋介石集团的“党”，则向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称为CC系，包办党务、特务、文化部门。后来蒋介石又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法西斯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也搞特务和文化，他们有军队作后盾，蒋介石对他们的信任，在某些问题上还超过CC，因此也渗入一部份势力到党务部门。到民国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就主要由“蓝衣社”主持。因此CC与蓝衣社之间就时常打架。一般又称“蓝衣社”为“复兴系”，这个名称很不恰当，因为“蓝衣社”的外围组织虽叫“民族复兴社”，但民国二十六年以后CC的公开组织就叫做“民族复兴大同盟”，同时汪精卫派的组织也叫做“民族复兴会”，以“民族复兴”为名的有“社”有“会”又有“大同盟”，虽然“民族复兴社”的招牌较老，但单称“复兴”，就容易混淆。“蓝衣社”这个名称虽无明文，但比较普通而含义明确，所以我们仍沿用这个名称。
ＣＣ的来源说法有二：一即陈氏兄弟，“陈”字的英文字母第一个是Ｃ字，ＣＣ就是“二陈”的缩写；二是“中央俱乐部”的缩写。不管是那一个说法对，反正都是以二陈为中心的集团。因此，在谈及ＣＣ团时，首先谈一谈陈氏兄弟。陈果夫出身商人，前面已讲过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时的历史，民国十五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三月二十日”事件后做中央组织部长，北伐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陈果夫在广州任后方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十六年“四·一二”后，又担任蒋记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蒋介石下野时连带去职。十七年蒋介石复职时又任组织部长。经过他的手办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圈定“代表”、指定“代表”等办法，“九·一八”后汪蒋合作，他出任江苏省主席，组织部长由他的兄弟立夫担任；以后担任农民银行理事长及国民党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出身于北洋大学，习采矿工程，留学美国，十七年返国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国民党党务系统特务工作的创始人，不久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经过一个共产党叛徒代他写了一本《唯生论》，就成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兄弟两人霸持党务，许多党棍子都投其门下，所以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谚语流传全国。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事前蒋介石派戴季陶到广州去征求西南实力派的意见，经西南执行部开会商量后，提出执监委员名单，由戴季陶及邹鲁（西南出席“五全大会”代表团的领袖）带到南京，交给蒋介石，由蒋转交陈立夫，嘱其“照办”。后来陈济棠又以私人名义提一名单，蒋介石因为陈济棠是实力派，初拟迁就陈济棠，把原来的名单更改，后经戴季陶力争，仍决定原来名单，但陈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单人数太多，就指使其喽少投西南派的票。结果第一次投票，有许多西南要人没有当选，而“中央党部”的秘书科长（如方治、萧同兹、张冲、徐恩曾等）都当选了中委。蒋介石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已亲自答应，威信有关，于是第二次要选出的八十人，不再经过投票，一律由主席团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陈立夫操纵选举还不仅如此。那次选举的票数发表时，陈立夫所得的票数仅比蒋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陈立夫所得的票数比蒋介石还多四票，陈立夫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亲自在黑板上擦去一个“正”字（五票），所以比蒋介石少了一票。这一件事当然就马上有人报告蒋介石，蒋介石感到陈立夫太“权高震主”，自己感到威胁了，民国二十五年初，要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消息灵通，就躲入天目山“养病”，托了许多人去向蒋介石说好话，动员了他的叔母（陈英士之妻）去说情，那时陈英士的独养儿子学空军跌死了，陈英士的老婆去向蒋介石哭，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火头过了，想起陈立夫****有功，于是表示谅解，陈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后蒋介石就把朱家骅代替陈立夫，而调陈立夫去代王世杰为教育部长。
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的“德政”就是变学校为集中营，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单，命令各大学把进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许续聘；一方面利用战区学生的生活津贴收买走狗，致规规矩矩求学的青年，饥寒交迫，所领津贴无论如何也吃不饱。重庆川东师范有一个大防空洞，成为陈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狱。民国二十九年重庆发生大隧道口被炸坍窒死数十人的大惨案，国民党政府因此组织防空洞管理委员会，说要整顿一番，陈立夫是委员之一。人家怀疑陈立夫和防空洞能发生什幺关系，国民党的中央社宣布：“陈部长是专家”，人们不知“专家”的意义从何而来，陈立夫虽学过采矿，许多年来早忘掉了，后来经人点明，原来是使用防空洞的“专家”，不仅“专”而且是“发明家”，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那样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蒋介石为了更进一步的加强国民党的反动坚决性，又将陈立夫与朱家骅对调，陈立夫回任组织部长，朱家骅做教育部长。
CC的所以为蒋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最早搞特务。民国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惨案就是陈果夫布置的，蒋介石借此把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压下去了。在这以前，西山会议派常以“****先辈”自命，他们是“先知先觉”，蒋介石是“后知后觉”，处处倚老卖老，蒋介石不易独断独行。经过“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重行上台，声势就大不相同。国民党中央开会的时候，对重要的案件，陈果夫老是说：“这要征求总司令的意见，再好决定。”胡汉民虽曾发过牢骚：“究竟是总司令听命于中央，还是中央听命于总司令？这样做法，不是爱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无办法能改变这种一切以蒋个人意志为依归的作风。后来就专设一个特务机构，专作对付共产党的执行机关，叫做“调查科”，隶属于组织部，由陈立夫亲自领导，科长为陈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于上海交通大学，曾留美习电气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内设“调查室”，直接听命于陈、徐。以后又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特务网的布置遍及各县区，这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国二十一年以后，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内设了两个特务部门，第五科由邓文仪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报为主，因邓文仪的成绩不及戴笠，特务工作就归并给戴笠（另外一个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为康泽的“铲共义勇队”，一般工作限于在苏区“清剿”）。戴笠的特务系统一天天扩大，与徐恩曾领导的特务系统就发生了冲突，矛盾日益尖锐。民国二十五年，蒋介石就把他统一起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陈焯（曾任南京警察总监）为副局长，徐恩曾为第一处长，戴笠为第二处长。名义上虽统一了，实际上第一处与第二处还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为两个“调查统计局”，一属中央党部，以朱家骅为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一属军委会，以贺耀祖为局长，戴笠为副局长。两个局长都是挂名的，实权都操在副局长手里。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长，由叶秀峰（也是学工程的，曾任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江苏省建设厅长、正中书局总经理、国民党中委）任副局长，其后即升局长，实际工作则由郭紫峻负责。在抗战时期，CC的特务工作“成绩”远落在蓝衣社之后，对日情报固然毫无建树，就是以专门干的“****”工作，也不及蓝衣社，囚禁并磨折爱国青年的集中营劳动营，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属于蓝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务系统人员投降敌人的虽为数甚众（着名的如丁默村、李士群等等，丁默村投敌后即与蓝衣社联系），但对CC毫无“贡献”，CC其他投敌要员，如周佛海等，以后即与戴笠发生关系。所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复区，只准军统局有行动权，中统局只准做报告，不准行动。”因此，中统局劫收的财富比军统局要少得多，在声势上也相形见绌。一九四六年戴笠堕机毙命，军统局（已并入国防部）群龙无首，各不相下，中统局始乘机扩展，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声势。
CC的另一特务工作，就是在学校中建立特务组织，抗战前在上海各大中学组织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吴醒亚领导，吴醒亚死后由潘公展领导。“青社”的社员，由CC发给手枪，可以随时威胁教职员和同学，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课，不考试，照常升级，照常毕业，毕业后升学或就业，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机关负责，每月还有二三十元津贴，足够在小舞场中夜夜跳舞。中学毕业会考，过去是很严格的，有很多学生为了应付会考，逼出病来，但“青社”社员在考试前可以先偷题目，考试后又有“特别加分”，只要有三十分就好加到六十分，会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这个特务组织。加入之后的工作，就是监视有正义感的爱国的进步学生与爱国的有正义感的教员，随时做情报，今天说甲“反动”，明天说乙是“人民阵线”。那时在上海各大中学都有，大学中尤以暨南大学为最嚣张，暨南大学校长白鹏飞在礼堂讲话，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喊“滚下去，滚下去！”白鹏飞不安于位，于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后，带了一批CC特务去当职员及教授，但特务学生仍极嚣张，致好几次由吴醒亚亲自赶去解释。暨南曾发生一个笑话：训导处规定学生不准一人住一间宿舍，必须两三个人合住一室，但有许多学生霸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让别人搬入。训导处职员去干涉，一个学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枪，老子不搬！”训导处职员也把袋一拍，说：“老子也有手枪，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国二十五年的复旦大学风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复旦大学校长，而策动特务学生捣乱而起。CC团这套行动使许多旧社会的士绅学者（甚至如国民党老党员、曾任江苏民政厅长的胡朴安等）都一致认为是“贼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CC的领袖除陈果夫立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骅、谷正纲、程天放、余井塘、张励生、李宗黄、张道藩，其次则有叶秀峰、潘公展、吴开先、徐恩曾、方治、萧同兹、程沧波、马元放、赵棣华、李中襄、许孝炎、陶希圣、陶百川、许绍棣、项定荣、罗霞天等。陈布雷的主张态度，与CC沆瀣一气，但他直接受蒋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个CC。在上述诸人中，有些已脱离二陈（如朱家骅），或与二陈貌合神离（如程天放），或脚踏两头船（如张励生），但他们都是CC出身，本质上立场上与CC没有分别，所以仍归入CC。
朱家骅，字骝先，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为吴兴同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参加民国十五年北京“三·一八”运动，其后与徐谦、顾孟余、陈友仁等先后到粤，助钮永建、叶楚伧办“中央学术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朱任副校长，北伐后任浙江民政厅长（时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与张静江关系很好，后因闺阁暧昧事件与张积不相容，朱泣诉于戴季陶，戴言于蒋，民国十九年秋冬间，张、朱乃同时去职。朱回南京后即成为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长，抗战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狈西逃，因战事紧张，蒋又派黄绍雄回浙主政，朱内调代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其后又转任组织部长。朱在担任秘书长与组织部长任内，不断将各省市党部书记长调入中央训练团受训，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团中单独形成一派，脱离二陈而自树一帜，人称为“新CC”。在国民党内部，朱家骅虽有一部份势力，但比起二陈来却相差甚远，不能起决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后，朱因北大关系，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四四年与陈立夫对调，任教育部长。朱为着名亲德派，苏德战争发生，与德使馆人员相约在新疆见面者（意即德国完全打败苏联，德军进入中亚细亚而到新疆边境，他们到新疆去庆祝德国的胜利），朱家骅亦是一个。
谷正纲原来是汪精卫部下的一员大将，民国二十一年汪蒋合作，谷任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其后社会部成为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长。由于****反人民极为坚决，即与CC合流，汪精卫投敌后，谷仍留重庆供职，蒋对他更为信任。民国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江恒源（问渔）、冷（御秋）拟成立一政治团体，定名为“国讯同志会”，黄等与蒋谈及，蒋说“可以”，即由黄、江、冷三人出面写一文件呈蒋，蒋亲笔批“交社会部依法办理”，黄等就持交谷正纲，要办理立案手续。谷正纲与陈立夫、朱家骅商量后，决定无论如何不让组织，但既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又没有任何借口不准组织，于是就由谷、朱两人去恫吓黄、江、冷三老，说：“共产党太厉害了，我们国民党有五十年政治斗争历史与经验，还搞不过共产党，你们要成立一个政治团体，一定会被共产党操纵，那时我们固然不好办，你们也负不了这个责任。”黄炎培经此一吓，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评国民党一顿了结（民主政团同盟于民国三十年春夏间成立时，原定由黄炎培任主席，黄因“国讯同志会”未组成，他没有“政团”，未加入同盟，其后民盟名称删去“政团”两字，黄始参加）。
程天放原为陈果夫的重要干部，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程为秘书长。其后CC排挤政学系的民政厅长辜仁发，程天放认为一定由他继长民厅，但陈果夫却因余井塘更为忠实而给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职，其后即投奔政学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学校长，又出任第一任的驻德大使，闹了不少笑话。以后就不大活跃了。
余井塘本非国民党党员，民国十六年从法国回来找不到职业，经西山会议派收容，在中央组织部任干事。十七年春蒋复职时，陈果夫回任组织部长，西山会议派的职员都去职，独余井塘因怕失业而留在部里不走，因此受陈果夫重视，由干事而总干事，而秘书，而主任秘书，而中央执行委员，而组织部副部长，而江苏省民政厅长，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余在CC中为庸材之尤，但以盲从为二陈所赏识。
张励生在“九·一八”后任国民党河北平津特派员，专作逮捕进步人士及威胁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务工作，原属CC在北方的健将，其后则与陈诚关系密切，因此抗战后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副部长，又一度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日寇投降后任内政部长，并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八代表之一。一般称张励生为“三陈系”，因他的老板不仅为陈果夫立夫兄弟，另外还有一个陈诚。
李宗黄是CC中的“县政专家”，国民党的“新县制”，大部出于李宗黄主持的“县政研究委员会”所规划，因此得任南省民政厅长。民国三十四年杜聿明驱逐龙云，由李代理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惨案”即李与关麟征二人合演的“杰作”，为罪魁之一。
潘公展与二陈为吴兴同乡，曾任《申报》记者，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以后始加入国民党，因同乡关系得两陈引援，历任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长、秘书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主办《晨报》。为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二十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战时，利用社会局地位，与杨虎（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警察局长兼戒严副司令）狼狈为奸，勒索工商界，非缴纳几近半价的贿赂，不许搬出闸北货物，十一月国民党军撤走时，放火烧光，致损失六万万元以上（当时汇价相等于二万万美元）。上海商人曾致电蒋介石：“请斩蔡潘以谢沪人。”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日寇投降后回上海任“市参议会议长”。
吴开先在大革命时曾任上海《民国日报》校对，一度加入共产党，“四·一二”后首先叛变，成为****特务的主要人物，因此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总干事而组织部长，而常务委员，成为上海的“党皇帝”，并操纵黄色工会。潘公展任教育局长时，用人行政全由吴开先主持。其后与潘矛盾甚尖锐，曾散发传单，宣布潘公展十大罪状。抗战后退至武汉，任CC的公开组织“民族复兴大同盟”书记长。汪精卫叛国后，吴开先系的上海市党部委员自书记长蔡洪田以下，汪曼云、黄香谷等完全投敌，吴关先即到上海主持国民党“党政统一委员会”，与敌伪勾结，太平洋战争后以“被捕”形式投敌，不久即由敌伪送回重庆，从事诱降活动。日寇投降后任上海市社会局长。
程沧波，名中行，原来是研究系，《时事新报》主笔，批评国民党以尖锐着称，蒋介石曾公开在纪念周上骂过他，其后即受国民党收买，出国“考察”后任《中央日报》社长，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继程天放为秘书长。西安事变时痛骂张学良，从祖宗三代骂起，宋子文曾当面指斥他没有报格说：“你究竟是骂张学良，还是骂政府？张学良如像你所骂的一向极坏，政府就不该用他，责任就不在张学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极坏，其属员眷属之年轻貌美者，辄多方勾引，不理人口。民国三十年任监察院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任江苏监察使。
张道藩，曾留学法国，习美术，为C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桂系何民魂任市长时），内政、教育两部次长，抗战后曾制造各种御用文化团体。但久不得升官发财，因此跟老画师齐白石学画，时发牢骚，蒋介石曾骂过他“愈老愈糊涂”。
马元放（原名饮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编审，受知于张道藩，投入CC，出任江苏省党部委员。抗战后任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民国二十九年在上海被捕即投敌，民国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庆。日寇投降后任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兼南京市副市长。
赵棣华为CC掌握财权的大员，陈果夫任江苏主席时任财政厅长，抗战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陶百川出身小学教师，“四·一二”后从干事秘书而上升为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九·一八”后因私自拘捕北平学生代表，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缉（由市长张群亲笔签署缉捕令）。民国二十二年上书陈立夫请求出洋留学，中有“他日学成归国，决不如羊公之鹤，对客不舞”（意思说一定为你出死力）。那样的信竟公开刊于上海市党部的机关刊物中，真是无耻之尤。抗战后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其后回重庆任《中央周刊》社社长，专门造谣，甚至说：“共军刘伯承部袭击国军一二九师”（一二九师即刘伯承邯番号）。
其他诸人，叶秀峰、徐恩曾前面已谈到过，方治（安徽人）原任宣传部秘书，抗战后一度任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投降后代吴绍澍任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萧同兹为中央通讯社社长，蒋冯阎战争随张群、吴铁城出关活动张学良入关。李中襄、许孝炎为抗战期中的参政员，与陶百川为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党团负责人，许孝炎为宣传部主任秘书。陶希圣为着名汉奸，众所共知，无庸介绍。许绍棣（即与郁达夫之妻王映霞通奸者）、项定荣、罗霞天均为浙江党阀。
[book_title]◎蓝衣社
“蓝衣社”这个名称是非正式的，是刘健群提出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有‘黑衫党’‘褐衫队’，我们就来一个‘蓝衣社’。”据说那时蒋介石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成了悬案。不过，照后来蒋介石办事的惯例，凡属于法西斯统治的，不驳斥的就是赞成，就是默许（他决不公开批准，留一把柄给人；以便到应付不了的时候可以推说“不知道”或“我没有许可”，就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也可以说是半公开的正式的名称。至于公开的名称则为“力行社”，蒋介石的喽们不是常宣传“领袖的力行哲学”吗？就是这个社名的来源，“力行社”的外围团体有两个：一个是“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全由黄埔学生组成（后来又发展到陆大学生）；一个就是“民族复兴社”，则包括黄埔与非黄埔系的份子，军人与非军人，范围较“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为广。所以也有人说：蓝衣社的组织分为三层，核心是“力行社”，中间一层是“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外围是“民族复兴社”，也有道理。
“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这一名称原是黄埔军校初期进步的左派的组织，与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相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为西山会议的组织，黄埔军校中以何应钦与缪斌两人为文武两领袖，但声明与西山会议无关，因此何、缪两人在民国十五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均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所谓“孙文主义”，就是根据戴季陶所着《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一书，说孙中山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的）。蒋介石盗窃这一名词，用到法西斯团体上去，不仅无耻，而且恶毒。他的目的就是在欺骗一些年青人，把他自己的罪恶统统推到别人身上去，除基本方面以****反人民为中心，凡是可以把责任推给共产党和人民的，统统推到共产党和人民外，对许多国民党统治无可掩饰的罪恶，推之于其他派别（如桂系军阀、冯阎、东北军、西北军、西南军人等等），不能推给其他派别的，就推到CC、政学系或宋子文、孔祥熙身上去，而蒋介石本人则是“尽善尽美”的。所以，许多狂妄而愚蠢的黄埔军人，对于腐败糜烂的国民党统治，总说“这不是‘领袖’的意思，是那些‘左右’把事情搞坏了，‘领袖’也很苦闷。”这当然只是黄埔系中下级人员的迷信，至于上层份子，他们熟悉蒋介石的一套（一面骗取黄埔军人的信仰，一面又借黄埔军人以控制他系），就利用以猎取权位，一朝权在手，搜刮掠夺比CC、政学系等更为穷凶极恶，如日本投降后第一任淞沪警备副总司令李及兰，公开绑票，民族资本家申新纱厂，茂新、福新面粉厂的主人荣德生被绑，以五十余万美金赎出，就是李及兰主使。因为这件事闹得无法掩饰，李及兰才被撤职的。
[book_title]◎“十三太保”
蓝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谓“十三太保”（沙陀国王李克用有子及义子十三人，称为“十三太保”，“太保”等于清代的“贝勒”，即“王子”之意），着名的有曾扩情、贺衷寒、酆悌、戴笠、康泽、邓文仪、刘健群等，另外还有潘佑强等几个不着名的人物，其中除刘健群一人外均为黄埔学生。刘健群在抗战时期因受黄埔系排挤，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为了失恋）。曾扩情、刘健群、贺衷寒三人均做过军委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主持过部队政训工作（即部队中的特务工作）。曾扩情于民国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训处长”，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没有逮捕他，他自告奋勇，在西安广播电台广播，号召蒋系军队拥护张副司令、杨主任的主张。蒋介石被释放后，曾扩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个万言书，解释他在西安时行动的用意，在保护蒋的生命，并如何发生作用。蒋介石在呈文的后面批了四个字“无耻之尤”，把曾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关了好几个月。酆悌于抗战初期任长沙警备司令，民国二十七年放火烧毁长沙全城，因此被枪决。火烧长沙城后，谣传放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烧死周恩来将军，因为武汉失守后周将军那时在长沙，而国民党要人则不是到了重庆，就已到了衡阳，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与酆悌商定下的，执行者是酆悌。出事后舆情大哗，蒋介石派员去查办，张治中和酆悌商议，由酆悌承认全部责任，张治中可以从中斡旋，理由是如果两个人都牵涉在里面，就没有人好发言，酆悌一人担当了，张治中就有权发言了。酆悌同意这个办法，把一切责任承认下来，并在调查报告上签名画押，查办大员马上取出蒋介石的手令来，上面有八个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酆悌才知道上了张治中的大当，临刑时大骂张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传说：枪决的不是真酆悌，真酆悌放走了。理由是酆悌死后，他的老婆几乎没有哭过。此说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蓝衣社常做假事情，惯于偷天换日，所以有此传说流行）。因此，蓝衣社活跃的人物，就只有贺衷寒、戴笠、康泽、邓文仪四人，关于这四个人的故事，在叙述蓝衣社的主要工作时分别讲到。
[book_title]◎制毒筹款
蓝衣社的工作，可分为：调查（情报）、行动（监视、禁锢以及暗杀）、组训、筹款四大类，尤以情报与行动为主，筹款则比较简单，除财政部拨给军事委员会的巨额机密费，及向各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索取报效（实际类于摊派，如借口举办事业，代募股金，或收买货物，代垫货款等）外，主要就是制造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抗战之前，上海就有两个大规模的制毒机关，一个在上海北郊长江边的浏河镇附近，是蓝衣社直接经营的；一个设在南市保安队队部里面，是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经营的，要缴纳一定的利润给蒋介石作机密费用（即蓝衣社特务费）。后者的开始，是在蒋介石自兼禁烟总监，雷厉风行地禁烟之后，在汉口抄到一批鸦片土，有五十余万两（是四川军阀的，他们贩运这大批烟土，没有和蓝衣社合作，所以被抄没了），蒋介石就交给孔祥熙去制造吗啡，孔即转交给吴铁城（那时的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和杜月笙办理。这个吗啡厂就设在南市一个保安队的中队部，当然十分保险，没有任何人敢去碰它。这个事情很秘密，怎样会暴露出来的呢？因为上海市保安队（杨虎统率的）不知道浏河的吗啡厂是蓝衣社开设的，想去发横财，把这个吗啡厂抄没了。后来杨虎和吴铁城知道了，把抄没的东西大部份发还，但“太保”们认为奇耻大辱，就采取报复行为，冲到保安队所保护的吗啡厂去，把毒品和制造机器都搬走了。这样一来，就闹得满城风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吴铁城因为他的吗啡厂是蒋介石批准的，当然于心不甘，但蓝衣社却提出证据，说五十余万两烟土早已过头了，过去虽是“奉命”，现在却是私造，制毒贩毒成为蓝衣社的独占副业（抗战中期，一九四○——四一年，蒋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严厉禁烟”、没收了二千余万两烟土，结果贴上“军用品”的封条，运到广东去转销于沿海各省，这次由孔祥熙与蓝衣社合作，没有内哄起来）。
[book_title]◎贺衷寒与邓文仪
组训工作就是各种“训练团”及部队中的政治训练，其目的有二：一、灌输法西斯思想，加强盲从教育；二、监视并侦察受训人员。他们在“训练团”中常发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蓝衣社份子常首先发言，把一些官吏痛骂一顿，以引起别人说出心中不满的话，因此判定谁是“不稳”份子，加上种种帽子。这一工作，主要由贺衷寒、邓文仪两人负责。贺衷寒在抗战以前任军委会政训处长两年多，还兼任“中央新闻检查所所长”一年多（在贺衷寒之前这一职由国民党中宣部叶楚伧兼任），一开口就骂新闻记者没有“国家观念”，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人。据说他读过很多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什幺问题，而是从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顾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以充实他的****理论。抗战后曾任政治部的厅长及第一战区的政治部主任。
邓文仪现任“国防部新闻局长”，蒋军中的政训机构现已改变名称为“新闻处”或“新闻室”，“新闻”两字的意义就可想见。上面曾说过邓文仪曾干过情报，这一部份工作被戴笠所并吞了。在这同时，邓文仪还是蓝衣社文化工作的主持者，有一个叫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的团体，办了几十个刊物，每月的经费达二十万元之多（是民国二十一二年的事）。后因航空署长徐培根火烧飞机场案件，蒋介石派邓文仪去调查，徐培根拿了八万元钞票出来，对邓文仪说：“飞机场的失火事件确是我有意纵火的，我并对你说真话，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赚一些钱，不料一次次蚀本，累积到两三百万元，无法弥补，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飞机机件、机场设施等报销。造假报销的钱除送在交易所扣我用去外，只剩下这八万元。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收这八万元代我弥补过去；另一条则是你不收这八万元，我就一枪先打死你，然后开枪自杀。你如据实报告，我就有性命危险，同是一死，不如请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热闹些。”邓文仪经徐培根一耍流氓手段，吓慌了，就把八万元收进了，事后报告蒋介石，说：“飞机场因汽油太多，储藏不密，天热蒸发而起火。”但另外有人报告蒋介石，徐培根撤职后，在南昌关了一年左右，而邓文仪也一度失宠，不仅原来已预定的南昌市长没有到手，每月二十万元的文化事业经费也取消了，“文化建设学会”就为CC所主持的“文化建设协会”所代替（文化建设协会的实际主持者为后来投敌任汪记中央大学伪校长的樊逆仲云，主要的“理论家”为托匪叶青。叶青在CC系统下虽十分卖力，但并不得意，抗战前后转入蓝衣社后，始被胡宗南优待。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以****有功被提拔为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邓文仪才逐渐取得重要地位。
[book_title]◎暗杀专家
情报工作与行动分不开，主要由戴笠负责。戴笠（字雨农）在黄埔学生中班次较低，资望较浅，但实权则最大。在抗战之初，戴笠的阶级是上校，但他的部下却有不少“少将”，还有经过他保荐而做民政厅长的，当然他是最得蒋介石信任的。蒋介石对他所以特别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为了他是浙江人。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国民党特务的中心机关，其工作分为下列几方面：第一位的当然是对付革命党派与革命民众，其方法为阴谋破坏与血腥镇压，从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收买威胁、打入内线、做情报、分化破坏，到行刺暗杀，以及勾引极少数败类叛变，还有制造假团体、假冒进步、淆惑群众等，这是阴谋的一套；另一套则为监视、绑架、非刑拷打、劳动集中营，以至活埋枪杀，这是镇压的一套。关于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无庸细说。其次是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份子、智识份子，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者，威胁殴打，强迫解职，绑架囚禁，以至于暗杀，如对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马寅初、马叙伦等。其次就是对付地方势力，那些地方势力与蒋介石没有什幺分别，同样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但不愿为蒋介石所并吞，因此内部有矛盾。蒋特的方法，分为：刺探内情，收买分化，造谣挑拨，配合军事压力，造成内哄，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时则加以毒害暗杀，如对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及四川的刘湘。刘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开的秘密；鲁涤平则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风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叙述：民国二十四年蒋特刺杀史量才于沪杭国道，蒋介石为掩人耳目，令鲁涤平严缉凶手。鲁涤平奉令后果真认真查缉，而这个暗杀案做得并不机密，杭州、海宁一带的人民都知道凶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汽车，主要布置这一暗杀案的是警官学校的教务主任赵龙文（警官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校务主任即实际校长是戴笠）。这一来，蒋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重蹈袁世凯刺宋教仁的覆辙（民国二年袁世凯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赵秉钧、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布置暗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于上海北火车站，事后为掩人耳目，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缉凶。程应将真凶捉到，把赵秉钧、洪述祖等的往来电报和其他证据都抄查出来，加以公布，使袁世凯非常狼狈，结果毒死赵秉钧，洪述祖最后亦被正法），于是先下手为强，将鲁涤平毒死。鲁涤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点来，于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说是“殉夫”。再其次是监视嫡系与准嫡系，如前面所说过的卫立煌赌钱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那一个人想自己形成一套势力，或代替蒋介石做了比较重要的机密工作，那就要遭杀身之祸。前者如杨永泰之死，后者如唐绍仪的惨遭横死。抗战以后，蒋介石为刺探日寇的“和平”条件，叫唐绍仪在上海与土肥原住来，土肥原要唐绍仪“出山做总统”，谈好了许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条件，后来又到北平去劝吴佩孚，要吴佩孚做“副总统”，吴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以考虑。”土肥原回东京覆命，说“唐、吴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土肥原来华“导演”这出傀儡戏，而唐绍仪以刺探日本态度的目的已达到，向蒋介石报告了，任务已完，拒绝与土肥原见面。土肥原无法交代，就通过陈中孚与蓝衣社合作刺唐，而蒋介石正要杀唐以灭口，于是把七十几岁的唐绍仪用利斧劈死。唐死后，蒋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奖令，但刺唐的凶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为是“中国政府机关人员”，以“驱逐出境”送到宁波完事。为了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曹某也被蓝衣社暗杀了。最后则为国际情报，除派遣大批特务出外做“见习领事”与“领事”（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之外，没有什幺特殊业绩。
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特务系统，除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两个（实际是一个）公开特务机关外，还有几个重要部门：第一是警察，从杭州警官学校开始，逐渐遍及各大都市，这一方面以曾任内政部次长、警务署长的唐纵为第一号狗头，戴笠死后即由唐纵负责。第二是武装部队，抗战时期为“忠义救国军”，日寇投降后大部份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这一部份原来是抗战开始时戴笠与杜月笙合作搞起来的，绝大部份为地痞流氓，抗日毫无用处，殃民则有余，因此声名狼藉，为了与顾祝同的部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蒋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发急了，就求救于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马志超当“总指挥”，才算保留下来（抗战时期还有一个“交通监察处”，旅客往来，特别是买飞机票，一定要经它批准，但实际上即由军统局兼办，不过有一个公开名义而已）。第三是联络参谋与谍报参谋，上自军委会军令部，下至各级参谋处，大部份是军统局可以直接指挥的特务。第四是宪兵，所谓“中央”嫡系的宪兵团几乎全是特务，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则和戴笠系统有矛盾（因争权夺利），不能完全指挥如意。
以“铲共义勇队”起家的康泽，资格虽高于戴笠，但他极端死硬顽固，而且专信任他的四川同乡（最相信是同县而又是中学小学时同学的），只要是同乡同学，不论是怎样饭桶，都得到重用。抗战以后就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处长，三青团是他的势力范围。虽然其他部门也渗杂一些康泽系统的人，因为大部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才，所以作用并不大。由于康泽一贯是最最坚决****反人民，所以始终得蒋信任。
[book_title]◎“国际情报”
戴笠所主持的情报工作，从封建势力的内部来说，是比较强的，他供给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对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干部的言论行动，蒋介石都能相当了解，比CC的中统局要强的多。但对于外国的材料，特别是对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则非常贫乏，他虽然派了一些人与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没有搞到什幺有价值的东西。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亟于要明了日本的真意向，以便决定或战、或降、或拖，单靠戴笠没有用，于是叫政学系的王生（抗战开始时驻日大使馆参事）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情报机关，叫做调查委员会，因为是最高国防委员会的，所以王生就叫做“最高调查委员会”（其公开的业务机关叫“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统辖军统局与中统局，当然蓝衣社与CC决不肯买帐，这一幕政学系与蓝衣及CC斗法争权夺利的纠纷，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干各事。王生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就专做国际情报，尤其是以搞日本的材料为主，因为王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学系又是专作对日交涉的亲日派，有很多故旧亲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确也搞到一些材料，曾得过蒋介石的夸奖。这一件事使戴笠很不满，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训话：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报搞好，可以多化钱，多派人，无论如何不能让王生占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其中有一个是他第三个小老婆的弟兄，毫无能力，是因裙带关系而录用的；上海区负责的人因为他是“老板”（军统局人对戴笠的称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档案文件（包括秘密单据）。戴笠对军统局的职员，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诈勒索，而内勤则靠吞没外勤的奖金津贴或勒索报效；而上海是沦陷区，鼓诈较难，那个小舅子当然毫无生财门槛，一个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华（那时物价虽仅较战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够吃饭零用，看戏看电影也勉强，更说不上跳舞嫖赌），很不痛快。恰巧那时由陈立夫派出当汉奸的李士群，在沪西极司菲而路七十六号主持“特工总部”，设法找上了这个宝贝，每月给他二干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过两年的薪水，于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蓝衣社的文件毫无遗漏地每种都偷出给李士群，连每月领津贴的人员名单，真名假名，统统给了李士群，结果是蓝衣社在上海的人员，一网打尽，连上海区的主任陈恭澍也投敌当汉奸了（蓝衣社投敌的早有王天木和忠义救国军副指挥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欧战的局势扭转了，戴笠的工作机关靠了陈公博（伪上海市经济局长徐逆天深就是戴笠系统）、周佛海、丁默村（伪社会部长，后任伪浙江省长，原为CC特务）的掩护，才重新建立起沦陷区的联系来。周逆佛海的所以拼命争夺上海伪市长一职（汪逆死后陈逆公博代理伪主席，所遗伪市长一职，引起群丑逐鹿，那时周逆大有宁可不做伪财长，非做伪市长不可之概），就是执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后，曾致电戴笠，请求“蒋主席加委”，戴笠答应他“何时反正，何时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别动总队指挥”名义就是戴笠委他的。后来周逆与丁逆默村、罗逆君强等解送重庆，实际是戴笠护送去的。
[book_title]◎戴笠二三事
戴笠系统以军统局为主，又是中美合作所，又是忠义救国军，又有警察，又有宪兵，“捉”汉奸，封房子，都是他做，所以日寇投降后在沦陷区大发“劫收财”。戴笠到上海后，曾召集他的部下在杜美路七十号（杜月笙的新宅，造好即抗战爆发，自己没有住过。那时中美合作所即设在该处）训话，门口停了四百多辆汽车，塞满了几条马路，可见“发财”的广度与深度。戴笠自己也觉得有些说不过去，所以说：“我给诸位的钱，决不够坐汽车（实际上连吃饱饭也勉强），但诸位都有汽车坐，可见别人所做不到的事（指廉洁奉公），我们也不能做到。”
戴笠是蒋介石所最信任的人，但蒋介石发起脾气来，就挥拳捶他，一面捶二面骂“你是混蛋，你这混蛋！”戴笠能恭敬地站好了让蒋打；回去后就如法炮制捶他的部下，他被打了十拳，回去就打他部下四十拳、五十拳。当他打部下的时候，旁边的人就互相交换着目光，好像说：“今天老板又受了老头子的气了。”戴笠堕机身死，蒋介石曾大哭过几场，对他的作用实在太大了，没有人能够真正代替他。
[book_title]◎政学系
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当蒋介石与日寇勾搭时期（从“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战初期），政学系是执行“亲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卫一派（郭泰棋、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几乎全由政学系包办、如黄郛、张群、陈仪、殷同、陶尚铭、蒋作宾、许世英等。抗战初期，地方长官中政学系占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辉、福建的陈仪、贵州的吴鼎昌、四川的张群、广东的吴铁城、浙江的黄绍雄、上海的俞鸿钧、青岛的沈鸿烈，其他各省主席虽非政学系，而民政、财政、建设三厅长及其他省府委员与各行政督察专员（简任职）中，政学系的人物常占半数或半数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战前后则有张群长外交（行政院副院长），吴鼎昌长实业，张嘉敖长铁道、交通，翁文灏的秘书长（吴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继任经济部长），徐堪的粮食，后来俞鸿钧又代孔祥熙长财政，而何应钦则是准政学系，所有重要部门，大部几全为政学系所盘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政权依赖美国，政学系也插足于对美外交。日寇投降，台湾与东北重归版图，这两处都有重工业基础的，在经济上外交上都关系重大，又是熊式辉当东北行辕主任，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
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中于“学而优则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当然也有极庸碌的，如吴铁城、蒋廷黻之类），比蓝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来，也巧妙得多。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顺着大势走，谁得势，就帮谁说话，帮谁做事（这当然是专指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势力的消长而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取得权位，保持权位。它可以为统治头子做许多丧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路不通，马上又会装作“正人君子”，真是“悲天悯人”，这样，就不至于走上了绝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政学系能够团结一群不属于其他派系的老政客与新政客（如过去的翁文灏、胡适等，后来的王云五等），以及吸收原来所属派系已失势或没落的人们（如原属汪系的王世杰、郭泰祺）。政学系没有形式的组织，对每一个成员除升官发财的利害关系外，也没有一定的约束，可以随时随地随人而应变，以达到投机取得最大权利、避免吃大亏的目的。
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绪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时，狼狈不堪，岑春煊率了两营兵赶到“扈驾”，因此连年升擢，做到总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会是三个大部份联合而成的：第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华侨及广东的会帮（三合会）和一部份知识分子为主干；第二就是黄兴、宋教仁领导的会帮（哥老会）、新军及知识分子；第三是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主要为江、浙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首先脱离同盟会而成立统一党，不久即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及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张謇等合作而合并为共和党，这是同盟会中的极右翼。黄兴、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以为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就能使封建军阀就范，因此民国初年由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大收党员，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以为国务总理非他莫属（他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挟着“大政方针”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车站就被袁世凯刺死了。接着赣、皖、湘、粤国民党四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胡汉民）及南京留守黄兴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失败，国会也被解散，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民国二年）。以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始终没有参加，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当时国内发生参战与中立、助英与助德的争执，黄兴即组织“欧事讨论会”，并把岑春暄（广西的大官僚大军阀，在粤、桂、滇、黔等省有势力）拉进去以增厚力量，实际上就是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原来国民党议员就分为三派：中华革命党系统的叫做“丙辰俱乐部”（民五岁次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褚辅成、田桐、白逾桓等；“欧事讨论会”一派的叫做“政学会”，其主要人物有汤漪、孙洪伊、杨永泰等，即拥戴岑春煊为首领；另外一派摇摆投机的叫做“益友社”，贿选曹锟为总统的猪仔议长吴景濂，亦其中的一员。民国六年督军团迫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入北京拥溥仪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之后，用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之策，宣布“法统中断”，认为旧国会已失时效，另行召集“临时参议会”，另办一新国会“选举”，于是西南成立护法政府，孙中山因处处受粤、桂军阀（莫荣新、陆荣廷等）的阻遏，离开广东，岑春煊即成为护法政府七总裁的领袖，护法国会中政学会议员最为活跃，此为“政学系”名称所由来。
从“护法国会”之后，政学会议员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军阀，有的从事社会事业。北伐以后，政学系人物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的为黄郛与张群。黄郛与蒋为浙江同乡，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为蒋介石的上司，北洋军阀时代曾因冯玉祥的推荐一度任外交总长。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黄郛为第一任上海市长，做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之间的牵线人，“九·一八”后成为亲日外交家的领袖。张群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辛亥革命时又同在陈其美部下任团长，与蒋私交颇笃，北伐以后任第一任军政部常务次长（部长为冯玉祥），其后继桂系张廷之后任上海第三任市长。民国十九年蒋与冯阎战争时，双方均派代表出关拉拢张学良，张群为蒋的代表，以吴铁城为副，萧同兹等为随员，这些都是嫖赌舞的好手，与东北官僚将领搞得融洽，再加上张群的手腕高明，张学良入关助蒋，冯阎失败，为蒋立下大功。以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为蒋介石四大亲信之一（其余三人为孔祥熙、陈诚、胡宗南）。其他政学系人的被蒋重用，大部出于张群推荐。
民国二十一年淞沪战役（一·二八）后，蒋、汪同时登台，那时看到张群的一切呈报都修理清晰，问张群是谁起草的，张群以杨永泰对，蒋就把杨永泰要了去。那时蒋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杨永泰为“五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把各方来文，摘要分列，寥寥数百字，要义包罗无遗，所拟办法，也极切当。蒋介石过去的秘书长，如邵力子，陈布雷，都只会做文章，不善处理问题，得杨永泰后，省力不少，倚之如左右手，不仅靠他处理文件，还和他商量问题。杨永泰建议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创设行政督察专员，直接由总司令部派出，蒋均执行，于是杨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赣、皖、豫各省行政，以后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杨既得蒋信任，即开始揽权：凡各省政府改组，如名单中没有几个政学系人物并担任主要厅长，就很难得到蒋的批准，他必从中破坏。那时蒋长驻南昌或庐山，遥制南京政务，凡国民党要人赴赣与蒋商议要事，如所谈问题与杨的主张不合，或该事不利于杨的同系，则杨必从中阻挠，其方法为：当谈到将入正题时，杨即入室报告“有重要军报须处理”，以打断其谈话。第二日再来时，因昨日尚未谈出轮廓，蒋毫无印象，故须从头再谈，到将说及正题，杨又如法炮制。到第三日，则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从头讲起，会引起蒋的讨厌，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反不如识相些免得碰钉子。只有汪精卫与蒋谈话，则杨永泰从不捣蛋，因为他和汪精卫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于杨永泰的办事能力（******的办法多），蒋介石才进一步重用政学系。民国二十四年冬蒋任行政院长后，除张群长外交外，以吴鼎昌长实业，张公权长铁道，翁文灏为秘书长，蒋廷黻为政务处长。同时也因为杨永泰的擅权太露骨了，国民党其他派系都不满他，蒋也感到杨有暗施操纵的形迹，这是蒋介石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杨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内被蓝衣社所暗杀（事后蒋党制造伪证，说是西南的刘庐隐指使人暗杀的。刘庐隐是胡汉民的亲信，国民党推选他为中央宣传部长，那时从香港到上海，拟到南京去开会，在上海租界上被绑架，刘被特务拉上汽车后，大叫“绑票”，为租界巡捕截下去，蒋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说他是“暗杀犯，奉军委会令逮捕”，把刘再引渡去）。
政学系的所以得势，除由于善观风云气色，会投机，能办事，比国民党其他派系的人材较多等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武器——《大公报》。下面就谈一谈《大公报》。
[book_title]◎关于《大公报》
政学会时代原来有一个机关报，叫做《中华新报》，在上海出版时，主笔就是张季鸾（名炽章，陕西人），那时毫无出色之处，后来吴鼎昌盘下了天津《大公报》，与张季鸾、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三人合作，吴任社长，张任总编辑，胡任总经理。因为吴鼎昌是华北财阀的领袖——盐业银行总经理，中南、大陆、金城、盐业四行准备会及四行储蓄会的主任，消息灵通，对统治阶级敢作批评，逐渐引起读者注意。蒋介石的统治在华北不很巩固，地方实力派（桂系、冯、阎以及张学良）与蒋之间多少有些矛盾，而天津又有租界，所以蒋介石的新闻统一，比较南方为松，而《大公报》即利用这个条件，不时对国民党政府作些批评。那时候，《大公报》却也曾说过真话，如它会批评蒋介石“好话为先生说尽，坏事为先生做尽”，这两句话不失为蒋介石一生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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