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蔡元培自述 [book_author]蔡元培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86117 [book_dec]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 阶级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 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蔡元培自述》是蔡元培先生的自传以及自述性文章的合集。 [book_img]Z_6891.jpg [book_title]我的老家及家世 绍兴山阴县笔飞弄故宅 前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弄故宅。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即王羲之）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即蕺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 世代经商 我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我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我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我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我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我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我有一兄一弟。 我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我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廪（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父亲故去 一八七七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父亲讳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母亲凭借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地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伙（即副经理之意），二叔父任绸庄经理，六叔父在田氏塾师，都有职业。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弄，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弄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 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没有忘掉。 我的母亲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即1885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了。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刲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刲臂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一八八六年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奇数）类母，第二、第四、第六（偶数）类父。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book_title]十年私塾寒窗 始进家塾 一八七二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功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座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只有两种功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做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拷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即都是品性相近的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严厉的李塾师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学作八股文 我一八七九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就学王子庄老师 一八八○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中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弄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弄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七岁中秀才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做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根据当时清朝的制度，考中秀才，也就获得了进入官立学校深造的资格）。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book_title]科举之路漫漫 到省城乡试 一八八五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蓬[篷]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二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只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借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做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公祠）、蒋公祠（蒋益澧公祠）、刘公祠（刘典公祠）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只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只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伴读徐君 一八八六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 （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名佐）为以 弟硕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 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 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 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受益最大的三本书 我十七岁，考取了秀才，我从此不再到王先生处受［授］业，而自由读书了。那时我还没有购书的财力，幸而我第六个叔父茗珊先生有点藏书，我可以随时借读，于是我除补读《仪礼》、《周礼》、《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等经外，凡关于考据或词章的书，随意检读，其中最得益的，为下列各书： 一、朱骏声氏《说文通训定声》。清儒治《说文》最勤，如桂馥氏《说文义证》、王筠氏《说文句读及释例》，均为《说文》本书而作。段玉裁氏《说文解字注》，已兼顾本书与解经两方面，只有朱氏，是专从解经方面尽力。朱氏以引申为转注，当然不合，但每一个字，都从本义、引申、假借三方面举出例证，又设为托名标帜，与各类 语等同类，不但可以纠正唐·李阳冰、宋·王安石等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错误，而且于许慎氏所采的阴阳家言如对于天干、地支与数目的解说，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而字的排列，以所从的声相联，字的分部以古韵为准，检阅最为方便。我所不很满意的，是他的某假为某，大半以臆见定之。我尝欲搜集经传中声近相通的例证，替他补充，未能成书，但我所得于此书的益处，已不少了。 二、章学诚氏《文史通义》。章先生这部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详。对于史法，主张先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又主张史籍中人、地名等均应有详细的检目，以备参考。我在二十余岁时，曾约朋友数人，试编二十四史检目（未成书）；后来兼长国史馆时，亦曾指定编辑员数人试编此种检目（亦未成书），都是受章先生影响的。 三、俞正燮氏《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俞先生此书，对于诂训、掌故、地理、天文、医学、术数、释典、方言，都有详博的考证。对于不近人情的记述，常用幽默的语调反对他们，读了觉得有趣得很。俞先生认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见解与推想，不可以后人的见解与推想去追改他们，天算与声韵，此例最显，这就是现在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的读史法。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女吊婿驳义》、《贞女说》、《毫州志木兰事书后》、《尼庵议》、《鲁二女》、《息夫人未言义》、《书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后》、《易安居士事辑》、《书旧唐书舆服志后》、《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家妓官妓旧事》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贞女说》篇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家妓官妓旧事》篇，斥杨诚斋黥妓面，孟之经文妓鬓为“虐无告”，诚是“仁人之言”。我至今还觉得有表章的必要。我青年时代所喜读的书，虽不止这三部，但是这三部是我深受影响的，所以提出来说一说。 金榜题名 一八九○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 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试，房师为王黻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崃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吗？”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闾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猝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闾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闾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闾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做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做上虞县志局总纂 一八九○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黻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烈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补应殿试朝考 一八九二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殿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只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根据清制，补行殿试者，例不得入一甲）。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南下游历 一八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溶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以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book_title]委身教育 甲午听惊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锺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与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冷眼观变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乡人因以康党疑之，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绍兴中西学堂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 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例外）。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锺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地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尝试书院改革无果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宁绍会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在杭州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 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执教南洋公学 我三十五岁（1901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只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沈（今名无量）、李叔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才生。 我的第二次婚姻 我的元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革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己亥月（实为辛丑十一月廿二日），结婚于杭州。 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宇。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中国教育会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钟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一九○二年四月，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21号。中国教育会成立的本意是推动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但后来多从事政治活动，成为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中国教育会的活动主要有：为收容南洋公学退学青年设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并办有科学仪器馆、镜今书局、《中国白话报》、军事讲习会、同川学堂、女子俱乐部等，另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办有自治学社。此外，中国教育会还曾假张园组织演说，并经常为《苏报》撰稿，发起拒法、拒俄运动。一九○三年七月“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教育会遭受打击，于一九○七年停止活动。 爱国女学 一九○二年，我在南洋公学任教员。是时，经莲三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偕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来，均提倡女学。由我与亡室黄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贤里寓所开会。到会者，除经、林二氏外，有韦氏增珮、增瑛两女士，吴彦复先生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陈梦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我与林、陈诸先生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场摄影，吴彦复夫人自窗口望见之而大骂，盖深不以其二女参与此会为然也。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智由先生设席欢迎，乃请仲玉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到席。盖其时男子尚不认娶妾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爱国女学，即在此种环境中产生也。是年冬，由蒋智由、黄宗仰两先生提议，设立女校，我与林、陈、吴三先生并列名发起，设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而推蒋先生为校长。未几，蒋先生往日本游历，我被推继任。开办时，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女子。及第二年始招外来女生。而第一届学生，多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而退学，故学生甚少。 爱国女学第一次之发展，在爱国学社成立以后，由吴稚晖先生提议，迁校舍于学社左近之泥城桥福源里，并运动学社诸生，劝其姊妹就学；而学社诸教员，亦兼任女学教课，尔时本校始有振兴之气象。 第二次之发展，则在钟宪鬯先生长校时期。是时，张竹君女士初自广州来，力倡妇女经济独立之必要，愿教以手工。钟先生因于本校课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设手工传习所，请张女士及其弟子传授。由本校学生之宣传，而内地妇女，纷来学习。其他手工传习所虽停办，而爱国女学之声名，传播已广。 第三次之发展，则为蒋竹庄先生长校时期，厘定课程，使适合于中小学教育之程途；订建校舍，使教室与运动场有相当之设备，从此本校始脱尽革命党秘密机关之关系——我长本校，前后数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焕卿、杨笃生、黄克强诸先生到上海时，我与从弟国亲及龚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员资格，借本校为招待与接洽之机关。其时，较高级之课程，亦参革命意义，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故事；理化注重炸弹制造等。又高级生周怒涛等，亦秘密加入同盟会。而入于纯粹的教育事业之时代。 第四次之发展，则为季融五先生长校时期，遵教育部学制，划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体育专科与附属小学四部；迁至江湾路尘园，由租赁之校舍而进于自建；校产沙田，亦经整理；于是学校之基础，盖亦稳固矣。 东瀛之行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恼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等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爱国学社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1902年）11月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圆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会社分裂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才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划，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面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青岛少憩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挚友汤垫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划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适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中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嘱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book_title]沪上革命 办报生涯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稍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情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则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之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乃日俄开战，我国转守中立，我等没有面目再对俄事发言，乃改名《警钟》，王君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及王君他去，我与汪君迭任编辑，遂不免放手，蹈《苏报》覆辙。我与王、汪诸君皆不支薪俸，印刷费由陈君任之。后来陈君又办一镜泉书局，他的资本为经理所干涉，陈君不能再任此报印刷费，则由我等随时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强支持。我等到不能支持时，乃由刘申叔、林少泉诸君接办，后被封停办。 准备暗杀暴动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弹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钟宪鬯君入会，以钟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钟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馀、俞英厓、王叔梅、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创立光复会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加入同盟会 我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我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我返绍兴故乡一行。 我在爱国女学，从弟国亲相助数年，我已为介绍入同盟会。国亲回绍兴，参与女学、报馆等事，又为王子馀、裘吉生、王叔梅、俞英厓诸君介绍入会。秋竞雄女士在东京时已与徐伯荪、陶焕卿诸君订为同志，回国后，即在绍兴运动。嵊县姚茂甫君迁居绍兴。爱国学社旧同志敖梦姜君亦时来绍兴。那时候，绍兴一个小地方，革命的空气颇为浓厚，但均守秘密，普通人士认为新党罢了。诸同志建议办一绍兴学务公所，用以促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推我为所长，促我回里，我于是回绍兴，办学务公所，邀裘吉生、杜海生诸君相助，先办一师范传习所，讲授各种教育上需要的科学。要办一师范学校，筹款辄为人所阻挠，我愤而辞职。 [book_title]留学德国 赴德留学 我那时候预备离开绍兴，适北京友人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留日、留欧，由本人自择，劝速往北京登记。我自离青岛后，本时时作游学计划，得此消息，不能不心动，遂往北京。适同乡章君一山长译学馆，请我为教授，任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我本拟在北京度岁，静候派遣消息；不意从弟国亲忽来一电：“家中有事，速归”，我遂惘惘然走平汉路南下，因天津口已冻了。回家后，始知家中实无甚要事，彼闻有不利于我的传说，特促我南避。北京的朋友，知道家中的电，亦认为必有他故，章君恐为我所累，特来一电，解教授之约。然我欲不为所阻，度岁后，我仍往北京。 我到京后，承陈君仲骞相招，寄住赣南馆，盖陈君所娶，为黄夫人的第四妹，君与我为僚婿。到北京后，始知编检志愿游学的人数太少，政府遂搁置不办，适得孙君慕韩（宝琦）使德的消息，乃托他的兄弟仲 （宝瑄）及叶君浩吾为我关说，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我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我遂于是年五月间随孙使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 初到柏林 到柏林后，我与齐、钱二君同寓，齐君本通德语、钱君善英语，我得两君助力不少；齐君本译学馆学生，他的同学顾君孟余（兆熊）留德已数年，诸事熟悉，我等所请的德语教员，均顾君所代选代订。又由顾君而认识薛先生仙舟（颂瀛）、宾君敏陔（步程）。 薛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菜，借房东厨房自烹。最恶同学中的游荡者，对于娶西妇的人，尤时时痛骂。闵我初学德语的艰苦，排日为我讲德语的文法，而嘱我为彼讲中国古文，作为交换条件，我得益不少。 宾君是豪爽的人，留德较久，于各方面情形，甚熟悉，初到德国的同学，赖他帮忙的很多。中山先生到德国建设同盟会时，即在宾君寓所开会，然我在德时，宾君从未谈及，直至回国后十余年，宾君为其母夫人征寿序，始为我述此事。 同时留学柏林的，尚有马君武、夏浮筠（元塛）诸君，亦时相过从；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各人自付钱，不必相请）。 孙使恐我旅费不足，适唐君少川之侄宝书、宝潮等，来柏林留学，均不过十余岁，国学尚浅，因令于预备德语外，请我授国学，每月报酬德币百马克。 进莱比锡大学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莱比锡（Leipzig）进大学。那时候，中国学生留学莱比锡的，还只有张君仲苏（谨）一人，且与齐君同籍直隶，同在译学馆肄业，与齐君甚相得。我接齐君报告后，遂向孙使声明，而于戊申暑假中往莱比锡。 莱比锡属撒克逊王国，在它的都城特来斯顿邻近。特来斯顿山水著名，莱比锡风景平常。但德意志最高法院在此，又每年有一次市集，各方货物辐辏；它的大学自设立以来，已历五百年。 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August Conraty），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 第二年，迁居莱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 冯德教授 我所听的讲义，是冯德（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或哲学史（彼是甲年讲心理，乙年讲哲学史，每周四时，两种间一年讲的）；福恺尔（Vokelt）的哲学；兰普来西（Lemprechs）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lso）的美术史；其他尚听文学史及某某文学等。我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借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莱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那时候冯德一派的学者摩曼教授（Meumann），适也在这大学。他是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又著《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两书，虽篇幅不多，而门径分明。我想照他的方法，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的工作。于是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为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认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我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待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的公例。但试验不及百人，归国期迫，后来竟未能继续工作。 兰普来西教授 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一）符号时代；（二）雏形时代；（三）沿习时代；（四）个性时代；（五）主观时代。符号时代，是人类意识最蒙昧，几没有多大的分别。如中国文字上一二三 等指事的文，又如各民族图画上的几何形。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共同生活，饥了就食，倦了就寝，并没有何等有机的社会组织。雏形时代，就进一步，有一种类别的意识。如中国或埃及的象形文、鸟、兽、虫、鱼，各就它们一类中共有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自图腾以至于宗法，自渔猎以至于农工商业，渐成分工的组织。沿习时代，是一种停滞的意识，承雏形时代的习惯，变本加厉，不求其所以然。如中国文学由小篆变为楷书，诗文上的拟古，图画上的模仿。在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公民与奴隶，男与女，资本家与工人，都不考求他们的成立的因由，而确认为天然不平等的阶级，没有改变的可能。个性时代，就又进一步。如图画上之写真，每一个人的面目，不能移到别一人。人人有“人各自由”之观念。人人有自尊人格的气概；平民与贵族争，有法国的革命；奴隶与公民争，有林肯的解放黑奴；女子与男子争，有各种妇女运动；工人与资本家争，有社会主义，无一非“人权”的意识所表现。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菲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伊尹乐尧舜之道，思天下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废疾皆有所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因兰氏所举例证，我已记不清楚，箧中又无书可检，用己意说明，不知道失了兰氏本意没有）兰氏依此主张，著《德意志史》，那时候已出二十余本，尚未到现代，兰氏旋于一九一四年逝世。 兰氏所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除兰氏外，尚有史学教授六七人，学生在三四年级被允许入所研究者，那时约四百人。我以外国学生，不拘年级，亦允入所并在兰氏所指导的一门中练习。他的练习法，是每一学期中，提出有系统的问题一组，每一问题，指定甲、乙二生为主任，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导师主席；甲为说明的，乙为反驳的或补充的，其他丙、丁等为乙以后的补充者。最后由导师作结论。进所诸生，除参加此类练习班外，或自由研究，或预备博士论文，都随便。 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的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型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 美术与音乐 莱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形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为中坚，柏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亚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芬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当然不及柏林、明兴等处美术馆的富有，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尔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我常想，我们将来设美术馆，于本国古今大家作品而外，不能不兼收外国名家作品；但近代作品，或可购得，而古代作品之已入美术馆的，无法得之，参用陈列照片的方法，未尝不可采用。 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w ö ller），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 有一花园名曰椰园（Palmgarten），因园中有一玻璃房，专培养热带植物。有一演奏厅，于星期日午后及晚间奏音乐，我常偕同学往听。德是音乐名家最多，普通人多能奏钢琴或提琴者，我也受他们的音[影]响，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然均不久而中辍。 有一戏院，每日演话剧或小歌剧。小歌剧轻松婉丽，同学张君仲苏最所爱听，我亦偶与同往。话剧多古今文学家作品，寄托遥深。又德国舞台科白，为标准德语，听戏亦为练习语言的一法。大学体谅学生，每日于门房中留有中等座位的折价券若干张，备学生购取。报纸则于星期日揭载七日戏目。我等愿于某日观某剧，如未曾读过剧本，可先购一本，于观剧以前读完它，更易得益。（莱比锡为德国印刷业集中地点，有一雷克漠书店印行小本，版权满期的文学书或科学书，每号价不过二十生丁。） 德国最大文学家歌德氏（Goethe）曾在莱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莱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及民国十年，我借林宰平君重到莱比锡，再访该肆，则已改造为美轮美奂的饭馆了。）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即法国人所译编的歌剧，也只有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莱比锡因系歌德就学之所，而弗斯德于芬斯脱节（Fenste）之夜，正欲服毒，闻教堂之歌舞而中止，所以莱城剧院于五月芬斯脱节前后，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莱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 编书、译书 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叙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其中如六朝人的人生观与清代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之编入，为我最注意之点。 奉行素食 孑民在莱比锡时，闻我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我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饪，未见便宜。（是时局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论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论理学绳之也。” 旅行经历 我在莱比锡三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过特来斯顿（Dresden）、明兴（München）、野拿（Jana）、都绥多菲（Dtisserdorf）等城市。德国境外，仅到过瑞士。往瑞士时，我本欲直向卢舍安（Lucean），但于旅行指南中，见百舍尔（Basel）博物馆目录中，有博克令（Bocklin）图画，遂先于百舍尔下车，留两日，畅观博氏画二十余幅，为生平快事之一。博氏之画，其用意常含有神秘性，而设色则以沉着与明快相对照，我笃好之。 我去欧洲，先后五次。其中，在德国耽搁的光阴最久，先后计算起来共有五年。在法国，差不多先后也有三年。在欧洲，旅行是很方便的，以我个人的感想，尤其是在德国。在大战以前，我们在德国，往来很自由，不要护照，简直和德国人一样。那时是在欧洲大学听讲的，到了暑假，便去德国名胜的地方游历，有时到瑞士去。瑞士的山水，是足以使人流连的，因为语言通，交通便，所以瑞士时常有我的足迹。 瑞士的确可爱，自然风景很好，设备很方便，瑞士的人又很和平。瑞士的人，对有色人种，并不注意。一样看待，一样亲爱，所以到瑞士去游历，总觉得很舒服。除了瑞士以外，还有法国南方及意大利边境一带，像丽士、蒙脱利爱，一直往南去，我都非常欢喜。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向阳的，海水是青天，所谓碧海青天，的确不错。在这许多地方去旅行，身心都感觉到非常愉快。 还有一点，我觉到越是冷的地方，越是清洁，如荷兰以北的丹麦、瑞典、挪威这几个国家，气候愈冷，他们愈注意清洁。至于气候热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甚至于愈热愈差，对于清洁，比较冷的地方，就相去得远了。 我在旅行的时候，除游览名胜而外，对于有美术馆的城市，格外注意，如德国的München——这个地名在英文好像读Munich（慕尼黑），意大利的Rome（罗马），Florence（佛罗伦萨），还有法国的巴黎，在每一个有美术馆的地方，我总是很细心地去看的。总括地说，我向来旅行，很注意三点：第一，是看一种不同的自然美；第二，研究古代的建筑；第三，是注意博物院的美术品。 响应辛亥革命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末五月间经西伯利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吗？”（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吗？”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二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顿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地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它。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着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地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利亚回来。 [book_title]在动荡的民初岁月 力荐黄兴 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垫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出任教育总长 那时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齐集南京，将开会公举中华民国总统，这被举的当然是孙先生了。但是浙军的将领，因与光复会有关系，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对于选举问题颇有异议。章君太炎时在黄浦滩某号屋中，挂了一个统一党的招牌有其弟子十余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东，并邀我寓其中。章君对于浙军将领的主张，甚注意，特嘱我往南京，与各省代表接洽，劝暂缓选举。我到南京后，晤几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谭君石屏外，都主张举孙先生，也不赞成暂缓的办法。我归而报告，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时候空空洞洞地漫应之。后来孙先生果以十六票被举为总统（湖南代表独举黄兴），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薛先生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的地位；但诸名流尚观望不前，君等万不可推却。我今日还须约陈君兰生同去，备任财长，如君不去，陈更无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辞，如得当，无问题，否则我当于报纸上宣布我背约之罪以谢君。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乃拟一广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请其呈师订正，备发表。未几，其弟子来一函，说章君不愿发表云。 迎袁专使 孙先生将被举为总统的时候，诸名流的观察，袁世凯实有推翻满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赞同共和政体，亦非自任总统不可。若南京举孙先生为总统，袁成失望，以武力压迫革军，革军或不免失败，故要求孙先生表示“与人为善”之乐，于被举后声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让位，而推袁氏为总统之惟一候补者。孙先生赞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后，孙先生辞临时总统，而推袁世凯，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但孙先生及同盟会同志以为，袁世凯既被举为总统，应来南京就职，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位之嫌，迭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有派员之举，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卫、宋渔父、钮惕生、唐少川及其余诸君。凡三十余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轮船。船中尽是同志，而且对时局都是乐观派，指天画地，无所不谈。我还能记得的是迁都问题，这是在南京各报已辩得甚嚣尘上的了。大约同盟会同志主张南迁的多，但在船中谈到这个问题，宋君渔父独主张不迁，最大的理由是南迁以后，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觉得可佩服的。船驶至天津左近，忽遇雾，停泊数日，在船中更多余暇，组织了两个会：一是六不会，一是社会改良会。 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的。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均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已娶之妾听之），凡入会的均当恪守，进一步则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而名此通俗化之进德会为六不会，以别于原有之进德会。 社会改良会是唐君少川所发起，而各人都有提议的。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或应排斥，或应改良，或应增设，都有所论列。删去重复，忆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最后的是江苏蔡培，亦是凑巧之一端。此会条文及发起人名单，亿曾付印，但今已无从寻检了。 到北京时，在前门欢迎的，当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学生，而我所特别注意的，乃是龙泉孤儿院的学生，特与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说几句。后来我要离北京时，特偕同人往孤儿院参观一回，并于所携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该院，这也是此行的一种特殊纪念。 袁世凯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学堂校舍为招待所，大约是一所停办的学校，所以不见有一点学校的设备。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处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与袁见面，谈南行就职事，渠表示愿行，说肯想一脱离这个臭虫窝的方法，惟军队须有人弹压，如芝泉（段祺瑞）肯负责，我即束装。但袁派要人见面的，都力持袁不能南下之说。我的任务是迎袁，不能不力说南下之无害，相持了数日，一日（29日）晚餐后，我在钮君室闲谈，适汪君亦来，正谈笑间，忽闻啪啪的声音，有说是爆竹的声音，但钮君惕生说：“我是军人，听得出是排枪声，恐有变。”用电话到陆军部问，说的是第三师兵变。大门口亦有枪声，有人来报告，卫兵已不知去向了。于是大家主张由后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后墙对面，是一个青年会西人的住宅，先与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余人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厅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 第二日，孙慕韩最先来慰问，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坦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变兵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进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这一番话是否靠得住，也就无从证明。 闻变兵口号：“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所以这一夜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抢劫；抢到的就往乡间逃；而兵变的夜间，统兵的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第二日，始派兵巡查，变兵渐渐绝迹了。而直隶等省，有几处承风而起，也闹着兵变。 于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词了：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这些话是人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到北京迎袁的人，当然不敢擅主，请示于孙先生，往返磋商，结果准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在□月□□日（3月10日）举行就职典礼。我们变相的使节就此完毕，而回南京。 继任教育总长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蔡，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 我所做的教育改革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止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仿德国制）。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仿德国大学制），但在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 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按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超越党派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钟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钟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发表之时，取消它。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闻秘书长胡君汉民深怪我此等举动，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故政府北迁时，有人请胡君介绍入教育部，胡君对以“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唐绍仪内阁 那时候唐君所提出之阁员名单，除外交陆君子欣、陆军段君芝泉、内政赵君智庵、财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畴、农林宋君渔父、工商陈君英士与我皆同盟会会员。唐君少川亦已入会，会员与非会员各得五人。到北京组织政府。陆君尚未回国，外交由唐君兼任，陈君英士不到，由次长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会会员不得意者之语责，谓：“汝有何功于革命而据此高位？”表示消极，不常到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派，袁派要用总统制，同盟会派要用责任内阁制。袁则用责任内阁之名而行总统制之实，军政、财政及任免名单，皆由总统府决定而后交政府发表。熊君、赵君常常不参加会议，袁派惟段君一人来敷衍，事事以迎合总统为要点。我那时尚是书生，常与争执，其实皆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两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国务会议求承认，唐君与二王君提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为总统所已决之办法，亦无法反对。 于是宋君忍不住了，以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无大政方针发表，殊不成话，愿任起草，同事当然赞成，草定后，在会议中传观一次，宋君亦有说明，都表示同意；盖宋君为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地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君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诽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晨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持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再度赴德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学生二人，往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去职。南归后，预料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适顾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静生，告以与顾君同往德国之计划，请以前所规定之公费额二名，分给我与顾君二人，范君复函批准。我遂于□月□□日偕黄夫人及威廉、柏龄启行，顾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记得所乘之船为奥国的Africa（阿非利加号）。偕妇孺作远游，尚是第一次，幸有顾君及顾夫人助为照料，得减除许多困难。 到德国后，仍住莱比锡。兰普来西要求我供给中国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拟由我起中文稿，由顾君译成德文。但顾君因肺疾，与莱比锡之空气不相宜，医院的设备亦不完备，不得已而迁柏林。译事用通讯，亦无妨。 二次革命 国内忽有宋君渔父被刺案，孙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招我等回国，陈君英士自上海来电催促，遂与汪君精卫约期，由西伯利亚回国。到大连后，从弟国亲来接。国亲于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在本党尽力不少；留学日本以后，渐接近于稳健一派，此次来接，实欲阻我入国。由国亲观察，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恐将为袁世凯所消灭，不如不卷入旋涡为妙。但我既有回国的决心，万不能到大连而折回，遂由大连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后，吸收了许多进步党的人物，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宋君挟这些势力以要挟袁世凯，要求袁于被选为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划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这就是袁派所以暗杀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后，由凶手武士英而求出应桂馨，又由应所保留的电报而求出洪述祖、赵秉钧以至袁世凯，公认为无疑的铁案了。 孙先生正游日本，闻宋案，即回国，力主兴师讨袁。然国民党所能调动的军队，除江西、广东两省外，均归黄君克强节制，黄君知实力不足，迟疑不敢发难。黄君部下，以第八师为最精锐，其两旅长，一为福建王君用功，一为湖南黄君开第，均为黄君克强至好，而师长则为冯国璋之女婿，借作保护色，使不为袁派所忌。其中马队、炮队等设备，尚未完全，正拟逐渐增置，以为南方之模范师，不欲轻动。其他各师，亦均视第八师之动静为标准。故主战派以运动第八师为第一招。适李君协和自江西来，亦主战，主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以我与王君在爱国学社中相识，约同去。到达后，王君方卧病，在床边与之熟商，王君以为毫无把握，遂废然而反。是时赵君竹君约我与汪君精卫往谈，称北京方面愿与黄君筹妥协的办法，于是我与汪君日往来于黄赵之间，磋商条件。有一日，忽得南京电，第八师决动员，招汪君与我往，起通电草。我等两人遂同往。盖第八师下级军官均受主战派运动，跃跃欲试，旅长无法阻止也。于是战端起。不久而国民党的军队在南京、江西、广东各地者均失败。 游学法国 1913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多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节，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述》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book_title]主持北大的六年 出任北大校长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它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地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 调整学科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侯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充实文理法科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只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沟通文理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孑民又发现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底。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采行选科制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北大国史馆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划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页，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竟，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以美育代宗教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请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孑民对于宗教，既主张极端之信仰自由，故以为无传教之必要。或以为宗教之仪式及信条，可以涵养德性，孑民反对之，以为此不过自欺欺人之举。若为涵养德性，则莫如提倡美育。盖人类之恶，率起于自私自利。美术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于度外。又有普遍性，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曾于江苏省教育会及北京神州学会演说之。 提倡体育运动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 除组织学生军外，北大还设体操部，请周思忠担任导师，规定“无论哪系学生，此两部中必须认定一部，作为必修的功课；均需用心练习，不能敷衍了事”。健全的精神，必宿在健全的身体。这是我们公认的。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这也是我们公认的。运动的必要，本来无疑。我们校内，有个体育会，每个学生都交体育费，就是要人人都有运动的机会。 劳工神圣 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谓：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谓之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格。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的办学方针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惟心论与惟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我与学生运动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全权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殴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处演讲，且人数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均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市、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令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办理不善，深可慨叹；一方面是学生的热诚与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从此以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而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得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着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在我呢，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所以于五日即递辞呈。八日，闻政府已允我辞职，别任马君其昶为校长。我深恐发表以后，学生有拒马之举，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广告于《晨报》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等语，表示我之去京，实为平日苦于应接不暇之烦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马君之事未能实现；而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为南洋公学特班生；有哲学思想，文笔工雅，我甚器重之。后来留学英国，习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民国五年，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余到北大后，仍请任工科学长。而彼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任校长，资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面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于是激起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之同学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来，而政府亦不愿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职员及学生之请而留我。 我自出京后，寓天津数日，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迭来，函电纷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开放女禁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长沙讲学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我五十四岁。 暑假中，湖南学者周鲠生、杨端六诸君乘杜威留京，罗素新自英来的机会，发起长沙讲演会；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参与。那时谭君组庵任湖南省长．招待我们。我讲了四次，都是关乎美学的。（实际讲了12次，其中有关美学的6次。演讲的题目依次为：《美术的价值》、《何谓文化》、《对于学生的希望》、《中学的教育》、《美术的进化》、《学生的责任和快乐》、《对于师范生的希望》、《中学的科学》、《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美学的研究法》、《美化的都市》。我曾把演说稿整理过，载在《北京大学月刊》。 欧美教育考察 这时候，张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正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国邮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国。 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我五十五岁。 一月，我方从法国到瑞士日内瓦，接蒋梦麟、谭仲逵二君电，痛悉黄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噩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国，往来巴黎、里昂间。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时。十六日又到法国。三月十三日到德国。二十八日到奥国。四月一日到匈牙利。五日复到瑞士。十日复到法国。十三日往意大利。二十四日复到法国。二十九日到荷兰。五月三日到英国。十七日复到法国。六月一日到美国。十日到加拿大。十四日又到美国。三十日上船。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参加太平洋教育会议。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十四日到上海。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时，四月十九日，得里昂传来宋汉章君电，知从弟国亲去世。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运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教育独立议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应摆脱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而独立。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 教育是进步的：凡有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凭着前人的成绩，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进一步。教会是保守的：无论什么样尊重科学，一到《圣经》的成语，便绝对不许批评，便是加了一个限制。教育是共同的：英国的学生，可以读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学；印度的学生，可以用德国人所造的仪器，都没有什么界限。教会是差别的：基督教与回教不同；回教又与佛教不同。不但这样，基督教里面，天主教与耶稣教又不同。不但这样，耶稣教里面，又有长老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等等派别的不同。彼此谁真谁伪，永远没有定论。只好让成年的人自由选择，所以各国宪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条。若是把教育权交与教会，便恐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离开北大 我在民国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会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地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book_title]国民政府时代 响应北伐 我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我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我兼任正主任。是年冬，我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我与马夷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我在福州及厦门阅两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到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试办江苏、浙江、北平三大学区。 出任大学院院长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十六年至十七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摹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绝非厅局所能及。我们为醉心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议，先在北平（包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的。我遂自动地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专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了。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他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主持中央研究院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首都（当时为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首都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民国十七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不复参与了。 淡出世事 蔡元培一生勤奋，至1935年68岁高龄时，他在社会上的兼职仍有二十余项，为更好地从事主要工作和学术研究，就在这一年的7月，蔡元培发表启示，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龄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期，谨为下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以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第辞去。略如下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音乐艺文社社员 大同乐会董事及副董事长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穷；遇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绵力，乞可小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谨启 客居香港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蔡元培先生忧怀国事，每每欲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民国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即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 蔡元培先生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日在九龙寓所失足倒地，伤及内脏，虽经输血手术治疗，终以年高体弱，疗效甚微，到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岁 。 [book_title]怀念故友 书杜亚泉先生遗事 余之识亚泉先生，始于民元前十三年。是时，绍兴有一中西学堂，余任监督，而聘先生任数学及理科教员，盖先生治学，自数学入手，而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学也。学堂本有英、法两种外同语，而是年又新增日文。先生与余等均不谙西文，则多阅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地窥见世界新思潮，对于吾国传统的学说，不免有所怀疑。先生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而讨寻哲理、针砭社会之热诚，激不可遏。平时各有任务，恒于午膳、晚餐时为对于各种问题之讨论。是时，教职员与学生同一膳厅，每一桌，恒指定学生六人、教职员一人。其余教职员则集合于中间之一桌，先生与余皆在焉。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表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先生本号秋帆，到上海后，自号亚泉。先生语余：“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元素，线则在几何学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编印《亚泉杂志》，提倡数理之学。 未几，先生膺南浔庞君清臣之聘，长浔溪中学，所请教员，均为一时知名之学者。然终以一化学教员之故，校中忽起风潮。余时在爱国学社，特往南海调停，无效。先生卒以是辞职，而浔溪中学亦从此停办矣。 余长爱国女学时，先生与寿孝天、王小徐诸君，均为不支薪俸之教员，先生所教者为理科。 嗣后，先生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服务三十年，所编教科书甚多，大抵关于数理，余非习数理者，不敢妄论。余终觉先生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而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三十余年，未之改也。最近，先生曾在其子弟所设之中学，试验人生哲学的谈话。就近人编译书籍中，选其足以开发青年思想者数种，劝学生阅读；又就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科学中，编辑其新颖警切的理论，每周为学生讲述一次；尤于各科学的名词界说，为学生逐一检查词典，严密注意。后因学校停办，先生乃取搜集的材料，加以扩充与整理。编为《人生哲学》，作为高级中学教科书，于十八年八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分三大部分：（一）人类的机体生活（生理的）；（二）人类的精神生活（心理的）；（三）人类的社会生活（伦理的）。而前方冠以绪言，后方结以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与人生问题和人生观二章。中学教科之人生哲学，本为旧日伦理学教科之改名，旧日伦理学中，虽亦有关于卫生及养心之说明，然皆甚略。先生此书，说机体生活及精神生活，占全书三分之二，以先生所治者为科学的哲学，与悬想哲学家当然不同也。先生既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故周详审慎，力避偏宕，对于各种学说，往往执两端而取其中，如惟物与惟心，个人与社会，欧化与国粹，国粹中之汉学与宋学，动机论与功利论，乐天观与厌世观，种种相对的主张，无不以折中之法，兼取其长而调和之；于伦理主义取普泛的完成主义，于人生观取改善观，皆其折中的综合的哲学见解也。先生之行己与处世，亦可以此推知之。 （《新社会半月刊》，第六卷第二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记宗仰上人轶事 上人本姓黄氏，江苏常熟人，出家后，法号宗仰。受翁叔平氏熏陶，能为诗古文辞。其所发表之诗文，自署乌目山僧；但当时报纸，亦有称为黄中央者。 余与上人相识，由蒋观云氏介绍。其时上海有一日报曰《大同》，不能支持；而上人正在哈同花园罗伽陵夫人处主持佛事，颇愿尽力于革新之事业，乃由罗夫人出款，接办《大同日报》，而观云为之编辑。 上人曾为罗夫人印释藏全部，但不甚流通。 民元前十一年冬，观云与林少泉、陈梦坡、吴彦复诸氏发起爱国女学，上人亦赞同之，商诸罗夫人，助经费，至前四年始截止。 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除少数家居上海，或有戚族在上海可依止者外，大多数均寓旅馆；推代表向中国教育会求助。教育会开会讨论，上人谓：“一切旅费，可由我担任。”退学生赖以维持，至爱国学社成立而后止。其款亦罗夫人所出也。 前九年，中国教育会改选职员，举上人为会长。五月，学社社员不满意于中国教育会，于报端揭《敬谢教育会》一文；教育会开评议会，决定态度，余主张听学社独立，多数赞同。上人乃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发布《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答之。时章太炎氏亦为评议员，独反对学社独立，乃函促各评议员之在他地者来上海开会，取消前此议决案。上人与余遂不复与闻爱国学社事。 上人曾游日本一次，时中山先生适在日，盘桓颇久。上人归国后，曾为我说中山先生轶事。民元前一年，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上人先得讯，雇一小汽船到吴淞迎之。 《蔡元培先生全集》 章太炎革命行述 章氏幼年情形，本人不甚深知。某年，余由杭去临安，过余杭，始初识章氏，时年二十有余，方作《訄书》也。辛丑，章即去发辫，徜徉过市，复倡排满革命之说，邻里侧目。章氏太炎之名，实慕明末清初学者黄太冲、顾炎武之为人而取。时杭州有《经世报》者，章常著论辱骂政府，鼓吹革命。终因环境关系，未久，即来上海，为《苏报》、《民报》撰稿。迨“苏报案”发，章及多人被捕。他人即经营救出狱，惟章以《驳康有为书》中，有骂光绪为“小丑”字样，经判禁西牢三年，与陈蜕庵同狱。余时往探视，并递送书籍及零用钱。出狱时，章剃一光头，人谓恐风吹伤脑。章笑曰：刀尚不怕，乌论风吹。乃东渡日本，在东京讲学，听者均年长于章，而国学根蒂甚深者，一时对留东学生影响甚大。复在北京大学及现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不乏章氏彼时之高足。中年而后，犹不忘情政治，对时局时有通电，发表主张。近年复致力讲学，惜未竟全功，而遽归道山，殊人怀念不置。 （《申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追悼曾孟朴 我是四十多年前就知道曾君表（曾孟朴的父亲）先生了。那时候，我正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课其子；而李先生于甲午年去世，他的几位老友与我商量搜集李先生遗著的事，我所以知道君表先生。最近两年，我在笔会里常见到虚白先生。然而，我始终未曾拜见孟朴先生。今所以参加追悼的缘故，完全为先生所著的《孽海花》。 我是最喜欢索隐的人，曾发表过《石头记索隐》一小册。但我所用心的，并不只《石头记》，如旧小说《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以至于最近出版的《轰天雷》、《海上花列传》等，都是因为有影事在后面，所以读起来有趣一点。《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我的胃口了，它不但影射的人物与轶事多，为以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 我对于此书，有不解的一点，就是这部书借傅彩云作线索，而所描写的傅彩云，除了美貌与色情狂以外，一点没有别的。在第二十一回中叙彩云对雯青说：“你们看看姨娘，本来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候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得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的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似乎有点透彻的话，可以叫纳妾的男子寒心；然而她前面说：“我是正妻，今天出了你的丑，坏了你的门风，叫你从此做不成人，说不响话，那没有别的，就请你赐一把刀，赏一条绳，杀呀，勒呀，但凭老爷处置，我死不皱眉。”可见她的见地，还是在妻妾间的计较，并没有从男女各自有人格的方面着想。所说“出丑”、“坏门风”、“做不成人，说不响话”，完全以男子对于女子的所有权为标准，没有什么价值。彩云的举动，比较有点关系的，还是拳匪之祸，她在瓦德西面前，劝不妄杀人，劝勿扰乱琉璃厂，算是差强人意。后来刘半农、张竞生等要替她做年谱、谋生计，还是这个缘故。观孟朴先生“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称：初稿是光绪三十二年一时兴到之作，是起草时已在拳匪事变后七年，为什么不叙到庚子，而绝笔于“青阳港好鸟离笼”的一回？是否如西施沼吴以后（彩云替梁新燕报仇）“一舸逐鸱夷”算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文法？但是第二十九回为什么又把燕庆里挂牌子的曹梦兰先泄露了？读卷端台城路一阕，有“神虎营荒，鸾仪殿辟，输尔外交纤腕”等话，似是指彩云与瓦德西的关系。后来又说：“天眼愁胡，人心思汉，自由花神，付东风拘管。”似指辛亥革命。是否先生初定的轮廓，预备写到辛亥，或至少写到辛丑，而后来有别种原因，写到甲午，就戛然而止？可惜我平日太疏懒，竞不曾早谒先生，问个明白，今先生去世了，我的怀疑，恐永不能析了。这就是我追悼先生的缘故！ （《宇宙风》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哀刘半农先生 刘先生死了！为青年模范的刘先生，是永远不会死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说学者心理上进展的状况，是最好没有的了。从各种科学中或一种科学的各方面中，择自己性所最近的专研起来，这是知的境界。研究开始了，渐感到这种工作的兴趣。废寝忘食，只有这惟一的嗜好，这是好的境界。学成了，在适当的机会应用起来，搜罗新材料，创造新工具，熟能生巧，乐此不疲，虽遇到如何艰难，均不以为意，这是乐的境界。我个人所见到的刘先生，真是具此三种境界的。 刘先生早年求学的状况，我知道的不多。我认识他是在民国六年。那时候刘先生已经二十余岁了，在大学预科任教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诗文，就在国内做“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的准备，亦未始不可；但他一定要出去留学。到了法国了，以他平日沉浸于文史的习惯，也未尝不可以选点轻松的学科，在讲堂上听听讲，在书本上寻点论文的材料，赚一个博士的证书；然而他经再四考虑以后，终选定了语音学。这是刘先生的知。他选定了这学科以后，对于测验的纤琐、计算的繁重，毫不以为苦；我到巴黎见他时，一问到，他就“头头是道”、“津津有味”地讲起来。这是刘先生的好。他回国了，在北京大学的国学门研究所，布置语音学实验室，这是他的主要工作。当然能者多劳，他除北大研究所以外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和各大学院长教务长等职务，并在各杂志或日报上也有相当的发表，但是他的兴趣，还是集中于语音学。他时时有新的发明，如改良测验的仪器，由笨重变为轻便；改良计算的方法，由繁难变为简易，都是他最得意的事。他对于考察方音，决不畏旅行的艰苦。此次由北平经绥远而达百灵庙，染病以后，尚极有兴会，不得已而回平，以至疾笃，亦从无怨无尤人的感想。这是刘先生的乐。以我个人的观察，刘先生可谓实践孔子所说“知之”、“好之”、“乐之”的三境界，可以为青年求学者的模范了。 刘先生不幸而死，但是无数青年如能以刘先生为模范，而对于所学能由“知之”以至于“好之”而至于“乐之”，则刘先生就永远不死了。 （《人世间》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记鲁迅先生轶事 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我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联的文学家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鲁迅先生的事迹，除自传外，各报发表的也不少，无取乎复述。我现在记他的几件轶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堂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亲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于小说的热心了。 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发表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期工作之一斑了。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中学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余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教育部这种办法，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 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先生晚年提倡版画，印有凯绥·珂勒惠支及E.蒙克版画选集等，又与郑君振铎合选北平南纸铺雅驯的信笺印行数函，这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宇宙风》第二十九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记俞英厓 ——《琴绿堂遗草》序 余与俞君英厓交十余年矣。六年前，余将赴德意志，别君于奉天。今年，与君相见于北京、于上海，而余又将游德，君亦复取道海参崴，为延吉之游矣。君滨行，以先德小舟先生《琴绿堂遗草》见示，余受而读之。因地为集，有沈水、萍水、紫水、鉴水、滦水、莲水等目。而编年，自丁酉迄丙寅，凡四十年。盖先生宦游，西至蜀，东北至辽沈，南至闽粤，并经游湘、赣诸地。以所闻见。托诸吟咏，使后之人读之，得以想见当日各地方之状况，与夫宦游者之境遇，乃与亲炙无异，岂一等闲吟风弄月之作所可拟者。英厓游踪，虽不逮先生之广，然往返间，经由俄、韩；而今之时局，又与先生所处不同，必将别有枨触。其亦将托之吟咏，以媲美于先德欤？余读先生之诗，而有此感，因题于卷端云。 （一九一二年九月九日） （蔡元培手稿） 记徐锡麟 ——徐锡麟墓表 有明之亡，集义师，凭孤城，以与异族相抗者，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自晚村以至定盦，其间虽未有伟大之著作为吾人所发见，而要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 在所见世以言论鼓吹光复者，莫如余杭章先生炳麟；而实力准备者，莫如山阴徐先生锡麟，及会稽陶先生成章。顾章、陶两先生，皆及见清帝之退位，中华民国之成立；而徐先生乃于前五年赍志以没。其没也，又为光复史中构造一最重大之纪念，此后死者之所以尤凭吊流连而不能自已者也。 徐先生，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少时，治算学及天文学，廓然有感于因果之定律，宇宙之溥博而悠久，他日杀身成仁之决心，托始于是矣。其后，为家庭教师，以光复大义授弟子许克丞。继为绍兴中学堂教习，以尚武主义为学生倡，并以时涉历诸暨、嵊诸县，交其健者，以大义运动之。及至上海，由蔡元培、元康昆弟之介绍，而与陶成章合。成章方以嘉兴敖嘉熊、龚国铨诸志士之倾助，而奔走金华、衢、严诸府，运动其秘密会党，有成议。两先生既成交，浙江诸会党有统一之机。于是相率至绍兴，谋以绍兴为根据地，施军事教育，为革命军预备。许克丞愿任经费设武备学堂，格于例不果；乃设大通师范学堂，凡浙东秘密会党诸魁桀，皆以是为交通总机关，各遣其相当之徒属就学焉。公然陈武装，演说革命，乡里窃窃然议之，而先生善交欢清吏，得无恙；然亦于其间积种种经验，知不惟绍兴，即浙江一隅，亦未足以大举。乃由许克丞出资，为先生及成章、鼎铨、陈子英分别捐道员若知府，相率赴日本，学陆军，定议毕业后捐请分发重要都会，揽其兵柄。无何，试验不及格，均不克入联队。 先生先返，偕克丞以道员赴湖北，以其地占全国形势，而练军亦较他省为精劲，可利用。时湖北适停分发，乃赴安徽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