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赵元任早年自传 [book_author]赵元任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84601 [book_dec]本书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根据自己前三十年的人生经历撰写的自传。对于这段横跨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赵先生没有发表过多的感悟，只是对生活点滴如实记录，朴实无华的白话文中时不时还夹杂着那个年代的俏皮话，令人读起来不禁莞尔。赵先生从小对语言的好奇，对声音的兴趣，对音律的探究精神，无不预示着将来一位大学问家的诞生。此外，本书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末民初时期河北南部、南京、常州等地的一些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 [book_img]Z_6993.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凡例 一、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 二、原文中脱、衍、讹、倒之处，均径改，不另加注说明。 三、原文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 四、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不做修改，一仍其旧。 五、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一仍其旧，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由编者重新标点。 六、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以便明晰。 七、所引文章中的纪年，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 八、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 九、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地区自称“中国”“政府”及其政治机构、职务名称、“涉外”用语等，本书均加引号，以示区分。 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不另加说明。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 [book_title]书前 当我太太写自传（译者按：即《一个女人的自传》，传记文学丛刊之七——《杂记赵家》第一卷），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一九〇六年后的逐日日记。所以后来她决定以“一个去国回国的人”（见《一个女人的自传》第三十四章——译者按：实为第三十三章）为标题，为我写了一篇传记。不错，她写的是我，可是，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最好由我从头说起。下面便是我的自传。 关于我的姓和名 我家姓赵，我是宋朝（九六〇—一二七九）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元”，“任”是我自己的本名。中国人的姓，比较说起来不算多，要是二音名字（译者按：指英文名）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如Y.Chao，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Chao，要是Yuen Ren（元任）两字分开，（像外国人的姓名）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约90%，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我被人们称为“元”，而非“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元任”。 [book_chapter]第一部分 早年回忆 [book_title]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有个用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瓷猫、瓷狗、瓷枕头、瓷鼓——现在一闭眼睛——哪怕就不闭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后来又怎么样，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后来好像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可是我不大记得了。 还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我记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我说“左边儿”，因为从住的地方儿望外走，那个院子是在左边儿。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得亮，好像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得花台的南边儿赏月，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吕爷种葫芦——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用人。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说起种葫芦来，当然总是好几个月，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从栽子儿到长大，开花儿，结果，我就只记得两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吕爷在那儿给它洒水。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所以这回事情，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 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动电影了。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她是看我的老妈子。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木盆里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时候儿一揉，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我老喜欢看周妈弄。她要是不弄泡儿了，我就叫她弄，我说：“我要敌动达道！”意思是说：“我要一弄大泡儿！”其实我那时候儿已经会说话了，就是要成心装小，所以要装假儿着说不清楚话似的。那回我还记着周妈蹲得衣裳盆子的东边儿或是东南边儿，我站得盆子的北边儿看——因为北边都是平地，街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总记着东南西北是哪儿。这一幕固然已经是活动电影儿了，里头的事情都有点儿变动了，可是前后是跟什么别的事情接起来，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幕我记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动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像是预备从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着齐行李，捆箱子，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儿，除了铺盖没打以外，什么都归置好了，所以到处屋子里都是空空的，都不像个家里似的了。我虽然一小儿跟着家里差不多每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着家里这么变了样子，总觉着有点儿担心。我还记得我跟我妈睡在一间大屋子的东北角儿的大床上，我睡得外边儿，妈睡得里边儿，一盏油灯点着。平常睡觉谁先睡着谁后睡着压根儿就不觉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见妈睡着了，我就大哭起来了。妈被我这么一闹醒了连忙问我说：“什么事？怎么啦？”我说：“妈先睡着了嚜！”这个解释现在想想——甭说现在，就是不久以后，也觉着很可笑，可是当时我觉着妈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我一人儿给邋了下来了似的，就觉着孤凄得不得了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一幕回忆是在冀州看月食。这回事情是第一回我记得的有年月日的事情。我自然知道我生在天津的紫竹林，我是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就是西历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初三）。生的以前他们还预备了针，打算给我扎耳朵眼儿，因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个女孩儿的。赶一下地，旁边儿的人就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这大概是我生平听见的第一句话。 可是这些自然都是后来人家告送我的话，哪儿能算我真记得的事情呐？这回在冀州看月食啊，那是有真凭实据的日子了。我记得那时候儿我祖父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我那时候儿照中国算法是七岁，那么应该是在一八九八左右。那回的全食是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儿。这就有法子考了。按我的朋友黄授书先生的考据，那次月食一定是在阳历十二月廿七日格林尼治天文时廿三时卅八分，算起来就是在中国廿八日晚上七点钟左右，跟我记着的时候儿完全符合了。算日子么，该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十六。照那时候儿的规矩，凡是天狗要吃月亮或是要吃太阳了，大家就得拿着锅呀，桶子啊，乓呤乒啷地打，好把那天狗吓得把月亮要不太阳又吐出来了。当地方官的，像我祖父做知州的，又得穿起袍褂来一次一次地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咧什么的，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我不记得他们放鞭炮没有，可是记得他们吹号打鼓。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从家里住的地方儿走到外头祖父坐堂的地方儿，我从右边儿出来往左看，就是往东南看，看见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赶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儿，它并没有没，反倒变成了红红的一个大圆的，看着都怪害怕的。那时候儿自然也没人给我讲什么折光作用把全地球四周的晚霞都射到月亮上，把整个儿月亮照红了。横是那时候儿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的。可是那阵子我对天上的东西总是喜欢看，也喜欢跟人家问。这一次看月食的经验自然更是格外清楚。 刚才说的那些想得起来的事情，不管里头是有变动的还是不动的，每一景一幕都是有一定日子的一次的事情，并且最后讲的看月食的那一幕还是查得出日子来的呐。但是另外有一种小时候儿的回忆，虽然记得的也很真，可是不是一回头儿的事情，是常常儿有的，许多回的，做惯了的事儿。比方我们家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儿到处都扎了彩，家里还挂了祖宗的影像。对我们小孩儿们顶要紧的自然是有“好得儿”吃，糖啊，干果子啊，团子啊，常常儿吃到给肚子吃坏了才歇。除了吃的以外，还有过年的时候儿各种的玩儿的事情：放花呀，放风筝啊，掷骰子啊，先是大人们玩儿，赶大了一点儿就我们自各儿也玩儿。顶舒服的事情自然是不用上学。从十二月二十三送灶到正月十五元宵，一共放二十多天的学。那时候儿我们又没礼拜，又没暑假，除了五月五端阳，八月半中秋，有时候儿还有九月九重阳只放一天以外，就只有过年才放这么长的假。所以在我们小孩儿们的心里头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我总记着我小时候儿过完了年没多久，也许还是夏天，有时候儿过了年才两三个月我就走出走进地跟我妈闹，说：“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刚过了年嚜，怎么又要过年？”过了一阵子我又哼叽哼叽地闹着说：“老不过年！老不过年！”这句话不光是现在写那些时候儿的事情才回想起来的，后来到我大了一点儿，十几岁的时候儿也常记得这句话，并且还觉着很可笑。 还有一样事情我小时候儿常常儿有可是说不出哪一回的，就是我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儿不肯上床去睡，他们大人们就说：“快睡，快上床去，不去回头ㄔㄨㄔㄨ子来了！”我也不知道ㄔㄨㄔㄨ子是什么东西，他们也不告诉我什么叫ㄔㄨㄔㄨ子，横是听他们说的那种害怕的声音，想来ㄔㄨㄔㄨ子总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过了一阵子我不知道怎么觉着我认出来ㄔㄨㄔㄨ子是什么东西了。那时候儿我们平常总点着油灯过夜。晚上做事就把灯心掭出来一点儿，睡觉要是点着灯过夜，就把它掭小一点儿（要是跟洋蜡比起来还不到一半儿那么亮）。那么灯心一掭低了，火苗又小又晃悠，所以在顶篷上就有绕来绕去的黑影子。我就认定了那就是ㄔㄨㄔㄨ子在那儿ㄔㄨ来ㄔㄨ去的了。顶奇怪的就是我虽然一小儿就胆儿小，怕鬼怕黑什么的，可是他们拿ㄔㄨ子吓唬我，我并不大害怕，有时候儿还觉着有点儿好玩儿呐。 我们在北边常常儿攒古钱玩儿。大人换了一吊一吊的钱来，我们小孩儿们就闹着要先让我们解开了找古钱。有时候儿连我妈都夹得里头凑热闹。那时候儿一吊钱虽然不满一千个制钱，可是也有八九百，不像后来“说大话用小钱”管一百钱就叫“一吊”。一吊钱里头找找总找到有个把很古的钱，像很深颜色的五铢、半两什么的，就不是真正汉朝的钱币，总也是很古的。古钱里头见得最多的是元丰通宝的钱。这虽然是宋神宗时候儿的钱（元丰是西历一〇七八到一〇八六），可是还是很多。我们认古钱有个很容易的法子，就是看反面儿有字没有。反面儿是“满洲”字的就是清朝的钱，反面儿没字的就是古钱——除了宽永钱也不是清朝的钱，也不是古钱，是日本的钱，不知道怎么到中国来了这么多。 玩儿钱玩儿钱，有一晚上差一点儿玩出了大事情来。我小时候儿平常不大拿玩意儿搁得嘴里的。不知道怎么那天晚上我把三个钱含得嘴里，一吞吞得嗓子里，吐吐不出来，咽咽不下去了，也说不出话来了。好像我起头儿是在院子里，我连忙走进屋里叫我妈，可是一点儿声音也叫不出来。妈看见我脸都憋得通红的，我说不出话，就指指我的嗓子。她拿指头望里一抠，我一恶心，就把三个钱恶出来了。要不是那么一来，这会儿也许不会还在这儿讲这回事情了。 又有一样儿我常看见的事情，就是我祖父在冀州任上的时候儿，我常常儿躲得旁边儿后头一点儿看他审堂，还有娘儿们儿她们也常躲得旁边儿看。我祖父做人非常忠厚，所以对犯罪的人，能宽赦的总是宽赦他们的。不过有时候儿自然也得有刑罚。最常用的刑罚就是打板子。平常说就管他叫打屁股，其实是拿竹板子打腿。起头儿看了总是可怜那个犯人，有时候儿还引起来身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可是后来看惯了就渐渐儿地麻木了。 过了一阵子我看他们用刑罚的时候儿又留心到一件事情。我老听他们说，要是犯人出得起几个钱呐，他们有法子把衙门里的差役买通了，等到挨打的时候儿啊，可以打轻点儿并且还可以少打几十板，所以打板子数数目的时候儿总用些乱七八糟的说法，要是半当间儿偷偷儿地掉了多少下儿，横是谁也听不出来的。我起头儿听了觉着他们说的一点儿不错，因为我听着打板子的数数儿，数的是很怪。开头儿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倒是很清楚的一下儿一数，底下可就是一种奇奇怪怪的数法了。他们不好好儿地数“十一，十二，十三”的那么数，他们叫的是：“一十二，三十四，五十六，七十八，九二十，一二一二，三二十三，五二十六……”我乍一听简直不懂。可是听了没几回我就听出来是怎么回事儿了。说起来也够容易的。十下儿以内自然就是数一个字打一下儿。从十一起，每个数目得说两个字，那么要是接接连连地数下去“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那不是没工夫儿喘气了吗？所以他们就每隔一个数目省掉一个“十”字，这么样该说“十一十二”就只说“一十二”，该说“十三十四”就只说“三十四”……一直到“九二十”。赶过了二十，又多出一个字来怎么办呐？他们就把“二十”“三十”那些字说成半拍子，比方21，22，23，24……29，30，31，32，33，34……就说成： 我后来就留心听听，听他们到底有没有成心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前前后后总听了有不少次吧。因为我祖父虽然不喜欢用刑罚，可是他也做了不少时候儿的官，在冀州也做过两任，所以我听打板子的机会的确是不少，可是我听来听去听他们没有一回数错了的，也没有一回数漏了的。后来我告送他们大人们说我听得出来打板子的并没有乱数乱叫，可是他们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还有一样儿我做了许多回可是记不清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天亮起来看太阳——有时候儿天不亮就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起头儿的。睡睡睡够了就一人儿轻轻儿起来到院子里玩儿了。我那时候儿很小，可是我很小就会自各儿穿衣裳，所以一点儿也不用大人照应。早晨看早霞，觉着好像比晚霞还好看。其实晚霞多半儿比早霞的颜色还浓一点儿，可是我当时觉着早晨的天更好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地现出来。我就盯着眼睛那么看，看到眼睛都花了。后来大人知道了说：“你不能对着太阳那么看，回头会把眼睛看瞎了的！”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眼睛一点儿也没坏。后来过了好几年，大概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儿，害过两年的眼睛（大概是沙眼），不过也许是从别人过来的，不一定是看太阳看的吧？ 后来不记得谁给了我一个三寸来大的一面放大镜。有了这个玩意儿天亮看早霞看太阳就更有的玩儿了。玩儿了不久也没人教我，也没人告送我，我就找出了好几种法子来玩儿。比方拿放大镜看远东西就糊涂，可是把它拿得离眼睛远一点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房子咧，云彩咧，树咧，人咧，什么都是倒的，并且都小得好玩儿。后来我又会拿一张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么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现得报纸上了。这里头有一样儿不是我自各儿试出来的，大概是跟吕爷学来的。因为吕爷抽旱烟。从前洋取灯儿少，抽烟的身上总带着打火石跟纸，用一个铁东西打出火星儿来取火。可是有时候儿吕爷就用个放大镜把太阳的影子照得纸上，那纸就着起火来了。我学会了这个玩儿法就到处烧东西玩儿。幸亏没烧了什么要紧的东西或是闯了什么祸。还有一样儿真是运气的事情，就是我拿着那个放大镜照东西看正的看倒的，不知道怎么没拿它对着太阳看太阳在眼面前倒过来。要是那样儿一试的话，没准儿会把个眼睛烧瞎了也说不定呐。也许因为我已经对着灯光或是别的亮东西试过，已经觉着亮得不得了，所以不敢再对着太阳那么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差不多玩儿放大镜的那阵我又试出一种看东西玩儿的法子。北边房子的墙上不是多半儿用花纸糊的各种花样儿吗？我在离墙三四尺的地方儿老看着那些花样儿，看久了不望近看望远看，忽然那些花样儿一分一合变成了又远又大的花样儿了。又有时候儿眼睛往近里看，那些花样儿又一分一合变成了离墙只一半儿远的小花样儿临空那一层飘着了。按光学上说起来，这是眼睛望两边儿分或是眼睛望里做对眼儿就会看成这种一层一层的花样儿。不过当时我自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喜欢这么玩儿就是了。可是好几年以后，回到常州我大叔从哪儿带了些重目镜的画片儿来给大家看。他们抢着用那副双镜头看，我就会不用东西，拿着照片儿把眼睛望两边儿一分就看成起鼓的了。 又有一样儿我小时候儿常干可是又不记得哪一回的事情，就是喜欢看雷雨。我哥哥姐姐他们比我大，听了打雷都有点儿害怕，可是我不光是不害怕，还喜欢看打闪听打雷，要是下大雨那更好。院子里有一点儿湿，我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玩儿了。那时候儿北边的房檐子也不大用隔漏的。所以一下起雨来，解房顶儿上一排一排的瓦就流出一长条儿一长条儿的水下来，到了地下就打出一个圆圈儿套一个圆圈儿的水波浪儿来。要是晚上下大雨自然就没得这些看的，可是我小时候儿就喜欢睡得被窝儿里听外头打雷下雨。因为北边的夏天不算顶热，碰到下雨的时候儿晚上还盖得住被。我每次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我在被窝儿里就睡得又干又暖和。所以看太阳听雷雨都是我一小儿常干常爱干的事儿。 还有一种——我也不能管他叫一景或是一幕，也不能算常干或是常见的事情，是一种常有的滋味。可是滋味是尝的，很难说的，不知道我说得明白说不明白。我想要说的是一种平常过日子的滋味，就是在平常日子里头的一个日子，没什么事情要着急的，也没什么专门要指望的事情，觉得也不是怎么高兴，也并不不高兴，大半儿觉着自己人还挺舒服的，可是又觉着像有一点儿没落儿似的。时候儿多半儿在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下半天，并且是晴天，很少在上半天，从来不在晚上。这种“平常”日子的滋味虽然常常儿有过，可是有几回我自己当时觉出来我是有这个平常日子的滋味了。一回是在保定也不在祁州，我七八岁的时候儿，好像是一个刮大风有沙土的日子。我在院子里看天都有点儿发黄，其实这种日子也不算太“平常”，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觉着：“哦，平常过日子就是这么样儿。”以后又碰见记得有这样儿滋味是离开北边以后的事情了。一回是在常州家里大客厅的院子里，大约是西历一九〇六年。又一回是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的寄宿舍的院子里，大约是西历一九〇八年，那时候儿风里还吹来远处军营里吹号的声音。还有一回是在南京兰家庄甲二十四号自己房子的书房里往外头看天上的云字头儿，大约在西历一九三六年。别的时候儿自然也常常儿过过平常的日子，可是我记得这几回我当时就觉着：“现在是过平常的日子。”说了这么半天不知道说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book_title]二、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我讲了半天小时候儿东一片儿西一段儿的回忆，有的是一景一景的不动的景致，有的是一幕一幕的有点儿变动的事情，有的是常常儿有过好些回的事儿——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接不起头儿来的。除了我生在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九月十四——那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还有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十一月十六看月食——那是人家新近才给我查出来的——别的事情不管是哪件是什么年月日都说不上来，连谁先谁后有的也弄不清了。可是有一样儿能帮我分得出先后的，就是我小时候儿老搬家，祖父在哪儿做事家就搬到哪儿。这些地方儿的先后我都记得，那么在哪儿的事情就记得是什么时候儿的了。可是还没讲我住过的家在哪儿在哪儿，我得先说说我们一家子都有些谁。 我一小儿跟着祖父跟父母，还有哥哥姊姊，这么样儿一家子三代一块儿过的。我们算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的人。（后来民国把阳湖、武进合并了，我们就算武进人了。）祖父跟我们说话都说北边话，可是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我们孩子们有时候儿就学他，他就假装儿生气对我们说：“哼！你敢ㄒㄧㄛ夷夷啊！”，就是说“敢学爷爷啊”——因为我们都称他“爷爷”——可是他很少真骂我们的。 祖母生了我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不只是我们孙子辈没见过祖母，连我父亲都不记得她了。 祖父下来家里顶大的是我的伯父伯母。他们都死得早。我就记得伯父有时候儿喜欢跟我逗着玩儿。可是他不常住家里，因为多半儿都在别处儿做事，所以见的日子不多。伯母死得更早。我就光记得她装殓好了躺在床上那一景。她别的事情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伯父母一房生了有两女一男。大姊比我大十岁，哥哥比我大六岁，二姊比我大四岁。因为我们总住得家里一块儿过一块儿玩儿，又因为他们的父母死得早，老跟着叔叔婶娘长大的，所以我跟他们就都像亲兄弟姊妹似的。 我伯父跟父亲当间儿有一个姑母，嫁给了常熟杨家。他们都住得南边家乡。赶我讲到“我小时候儿说的话”的时候儿再说他们的事？情。 现在我把家里人的名字、号，跟我对他们的称呼说一说：我祖父的名字——我正要说“上字‘执’”，“下字‘诒’”——因为照老规矩，长辈的名号不能就这么说的，得分开了说上字是什么，下字是什么。可是现在这一辈年轻人都不管那一套了。你要是那么样儿说法，他们还不知道你在那儿干吗呐。所以我就照新样子把家里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的直说出来吧，可是说的时候儿总还觉着在那儿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似的。 那么现在再说回头——索性再说远一点儿回头吧！我们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宋朝，我们一辈是宋太祖下来的第三十一代，我们是德昭那一支的后裔。到我六世祖瓯北公，因为他做过许多事，到过许多地方，著过许多书，所以我们家里总拿他当个榜样。我们连他的名字“翼”——单音字的名字，说倒是许说——可是写“翼”字的时候儿，比方写“不翼而飞”，第二个字就得缺末笔写成这样，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就不大管了。瓯北公下来到他孙辈的老四是我的曾祖，名字是曾向，号叫朗甫，我后来回到常州住的房子就是曾祖下来三房同住的一所儿三进的大房子。这是后来的话了。那么我祖父的名字是执诒，号仲固，因为他排行第二，起号的时候儿常常儿用伯仲叔季当第一个字，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老大、老二、老三还是老四了。祖母姓陈。除了她是常州陈家的，她的名字我们这一辈的人都不知道了。我伯父名字叫仪年，号棣威。伯母我们就光知道她姓史。她过去了以后，我伯父又续弦的姓左。这位第二个伯母我跟她住过好几年呐。这是后来回到南边去的事情了。我父亲的名字是衡——呃——也是“年”字排行，号叫君权。母亲姓冯，名字叫莱荪，这个我最记得，因为有时候儿人家送她扇子上的题款有名字在上头。大姊名字叫婉，二姊叫婉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哥哥叫元成，号敬谋。我叫元任，号宣重。在小学中学时候儿同学们都是彼此叫号的，后来到外国念书的时候儿嫌啰唆就一直没用号。回了国以后，在清华大学的时候儿，有人请客在知单上用了我的号——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出来的，我就在上头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赵宣重先生”几个字的底下签了一个“已故”。后来就没有人再管我叫宣重了，我的号不记得是谁起的。可是我记得我祖父给我又起了个号叫重远。这个号我老没用过，一直到了三十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在南京中央饭店住着，为着要躲客人，就把我的名字写了个“赵重远”。结果真的没人来找——一直到有一天吴稚晖老先生因为我要找他没找着，他找了来了。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儿——因为那些旅馆常常儿把客人的名字都登得黑板上——他一看就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上不是说“任重而道远”吗？ 我们小孩儿们都有小名儿——他们大人们自然也有小名儿，不过我们从来没听见过，也没知道过，因为一长大就没人叫他们小名儿了。我祖父管我父亲叫什么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听见叫过，大概是叫号。我们这辈里头，大姐的小名儿叫阿诜。按北边话说起来这名字念阿新，可是我们上一辈说北边话的时候儿总带点儿南方口音，最难改过来的是入声字，所以“阿”就说成一个很短的入声的阿。其实北边人小名儿里很少用“阿”字的，多半儿都是叫什么官儿、什么宝。我哥哥就叫成官儿，二姊叫莲官儿，我叫任官儿。大人可以叫小孩儿小名儿了，小孩儿自然不能叫大人小名儿。我们同一辈的，哥哥姐姐能叫弟弟妹妹小名儿，弟弟妹妹就得用称呼。 说起称呼来，我们家里也没全用北边话，也没全用南边话的称呼，不过虽然就是用南边话的称呼的时候儿也还都用北边话的口音的。我们管祖父叫爷爷。祖母不在了，可是提起来的时候儿总说奶奶。我管伯父叫八八，是伯伯的变音，真正北边话是叫大爷的；我管伯母叫阿姆娘，这完全是常州话。我管我父亲母亲叫爹爹娘娘，这也是用北边音说的南边话，真的北边话只叫一个字：爹，娘，还有更常听见的称呼是爸爸，妈妈，或是妈，可是很少叫爸一个字的。我就我哥哥姐姐的称呼已经说过了，可是我对我二姊有个古怪的叫法。我不好好儿地叫她二姊，我老管她叫尔接。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许是我起头儿成心不好好儿叫，叫着玩儿，后来叫惯了就改不过来了。还有一样儿规矩是对长辈不能称你我，有时候儿连他都不许说。北京话对生人或是对长辈不说你说您，不说他说怹。可是我们家里还是照南边规矩都用称呼。比方我们不说：“爷爷，您能不能把您的笔给我用一会儿？”得说：“爷爷，爷爷能不能把爷爷的笔给我用一会儿？”说不说你，不光是论辈分，我想也论岁数儿：我跟哥哥尔接——二姊——说话的时候儿我就随便你啊你的那么说，可是大姊比我大十岁，所以我就不敢说你了，就老得说大姊长大姊短了。 我小时候儿住的家，因为我祖父常换差事，所以差不多儿每一年换一个地方。我在天津生的那一年也不第二年就搬到北京，不久就到保定，过了没多会儿就搬到磁州，头一回在天津、北京、保定，自然我一点儿都不会记得。从磁州起头儿——不是我以前说的？——就慢慢儿记得事情跟地方儿了。照我记得起来的，我是： 四岁住磁州（西历一八九五）， 五岁住祁州（西历一八九六）， 六岁住保定（西历一八九七）， 七岁住冀州（西历一八九八）， 八岁住保定（西历一八九九）， 九岁住冀州（西历一九〇〇）， 十岁回常州（西历一九〇一）。 我说“回”常州，因为虽然我从来没到过常州，可是上辈都是从常州出来的，所以跟着他们回家乡也就是回去了。 北边的房子都是平房，大一点儿的房子就是分几个院子。在磁州、祁州、冀州衙门里头我们住家就住得里头的上房，还有师爷、账房、教书先生们都住得外头一点儿两边儿的跨院儿里。没有实缺，等差事的时候儿就住得保定。因为那时候儿保定是直隶省的省城。等北边差事的人多半儿在那儿住家。我还记得我们在保定住的房子第一回是在元宝胡同，第二回是在扁担胡同——不对！真的第一回在保定住的是穿心楼东，那还在磁州以前，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是许多年以后大姊告送我的。磁州以后在保定住的铁面五道庙，然后下一回住的才是扁担胡同。元宝胡同是常走的地方，可是压根儿没住过，我想。我老记着从前住的房子有多大，街道有多宽，两顶轿子对面儿来都很容易过得过去的。可是小时候儿记得的东西的大小赶长大了再看见啊，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后来有一年——是在一九二〇也不一九二一——我陪着罗素到保定去演讲。我想我这回非得想法子找找我小时候儿认得的地方儿了。元宝胡同、扁担胡同找倒是都找着了，可是看见了简直不信。街怎么这么窄啊？墙怎么这么矮啊？这难道就是我从前常站得门口儿看他们做冰糖葫芦儿转糖人儿的那个大宽街吗？这种经验自然是许多人都有过的——没准儿人人都有过的，后来我经过这样儿事情也不止一次。可是我在保定看见扁担胡同变成了那么小不点儿的一个弄堂，我又诧异又失望得简直说不出话来。 我们住的房子的样儿虽然记不清了，可是我老记得我们搬家上路的情形，因为我们差不多儿每年都搬一次家，不是吗？我已经讲过有一回动身前一晚上我妈先睡着了我就哭起来了。我们凡是快要上路的前几天大伙儿就忙着齐行李，捆箱子，装网篮，就是铺盖自然非得赶动身的那天才能打。我看看他们用人捆箱子打铺盖很好玩儿，就留心他们怎么捆的法子。到现在我捆东西打包的本事比我朋友们的本事好，有时候儿大铺子里专门打包裹的人都没我内行——除了他们比我的劲儿大。从常常儿齐行李上，我又养成了一种喜欢齐东西的脾气。一看见大人们齐行李了，我就归置我的那些小玩意儿了，归置好了就交给我母亲装得哪个箱子网篮里。后来弄惯了有时候儿连不是动身上路也常常儿归置东西。归置的时候儿总要一堆一堆的分这一种那一类。这样子又弄出个喜欢给样样儿东西归类的脾气。后来过了许多年我念哲学的时候儿想拿科学分类作我的论文题目，可是我的先生若伊思（Josiah Royce）说这题目太干燥。后来若老师过去了，我就跟着协佛（H.M.Sheffer）教授做了一个方法论，里头讲连续性的一个题目。可是后来我见东西乱了还是喜欢齐，说事情的时候儿还是老爱说第一层怎么第二层怎么。这脾气难道都是从小时候儿常常儿上路得来的吗？ 从前上路真是件苦事情。可是我倒怪喜欢上路的——也许为着过久了把苦的都忘了只记得好玩儿的地方儿了吧？可是一样儿我顶怕的，就是坐得车里会碰脑袋。北边地方河流少，上路多半儿得起早坐骡车。那时候儿的车轱辘儿自然没有橡皮包着，都是铁的，还有一个一个的大钉儿。道儿又不平。所以走起来车左一歪右一晃，坐得里头的人的脑袋就右一碰左一撞。我记得有时候儿我碰的两边儿都是大包，赶早走摇晃惯了就知道顺着那车歪来歪去的就不会碰头了。 我们回南边以前每次上路也就是在直隶省的中段儿那几处转转，可是因为骡车走得那么慢，就是一二百里地的路程也得走几天。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来打铺盖吃点心，赶天一亮就动身。天不黑就住店。因为天黑了怕地方不安静，所以总是亮着走，黑了歇。晌午找着了合适的地方了停下来打尖——打尖就是半路上停下来吃饭的意思。那些牲口自然也得喂啊。到晚半天儿住下店来，是一天顶舒服的时候儿。盘着腿坐了一天车，现在能伸伸腿走动走动，在炕上躺躺多么好受啊！还有我老记得的是在那些店里吃的摊黄菜、家常饼、小米儿粥。这些东西其实比平常家里吃的饭菜粗多了，可是那时候儿我觉着它好吃得不得了。 我们搬起家来，坐船的时候儿少，因为北边河道少，可是有两回坐船上路的时候儿我觉着更好玩儿。一上船看，净是——不对！他们不说上船，得说下船、上岸。因为岸高船低，你从岸上走到船上，那跳板是望下斜的。到后来有了大轮船比旁边儿的岸高，才起头儿说上船，可是还是说上岸，没有说下岸的。我刚才说一走到船上，看见样样儿都是好玩儿的。撑篙的撑篙，扯篷的扯篷，把舵的把舵。碰到顶风的时候儿或是往上水走的时候儿还得拉纤。拉纤顶好玩儿了。一排人在岸边儿上拉着走，后头一根儿长绳子把船绁着慢慢儿望前跟着来，有时候儿一头儿拉着还一头儿唱歌儿呐。 我们住家的事情除了上书房念书我待会儿再说以外，我就记得过年过节跟害病。过年的事情我已经讲过了——不是我一年到头闹“老不过年”吗？过节么，顶大的是端午跟中秋了。可是我们小孩儿们什么节都要过，因为过节就甭上学了，并且还有过节的东西吃。清明吃什么我倒是不记得，也许没有一定的清明吃的东西。清明顶要紧的事情么，就是放风筝的最后一天。照规矩打年三十起头儿放风筝，一直可以放到清明，一共有一两个月的日子，过了清明就不许放了。到了那一天大家都拿风筝出去放得高高儿的，拿剪子把绳子一铰，就跟风筝说再见了。我喜欢放风筝喜欢迷了，晚上做梦都梦见放风筝。有时候儿放的风筝比我人还高——这是说真事情，不是说做梦——那么放了一季的风筝每次到了清明割线的时候儿，呼——！飞得又高又远，好玩儿是真好玩儿，可是看着老觉着舍不得，总像是怪可惜了儿的！ 五月五端阳是纪念古时候儿屈原的，可是我们就记得吃粽子。家里上上下下的娘儿们儿都忙着包粽子：肉馅儿的，火腿的，我顶爱吃澄沙馅儿的。五月节是个大节，在南边还有赛龙船的。北边因为河少，所以不大赛船。 七月半是鬼节。这是小节，有时候儿我们连学都不放，可是有茄饼吃。晚上顶好玩儿的是在院子里地上插香，好让那些鬼认得路走。这些说法大人们不太当真——半信不信的，所以插香那些事儿也都让我们小孩儿们干的，把一股一股的香点着了分开了一个儿一个儿的在砖地的缝儿里头插成各式各样儿的回文。晚上那些香看不清棍儿，只有上头的许多亮的红点儿，连起来就成好看的花样儿。那些长棍儿的香且点且不灭呐。我们总是等大人催了好几遍才肯上床去睡觉去。 八月半又是个大节，那是一定放学的。八月节么，家家儿吃月饼了。月饼家里不做，都是外边儿买的，枣泥馅儿的，澄沙馅儿的，也有咸馅儿的，可是澄沙的什么东西我总喜欢，我说的这么有滋味因为我现在还喜欢——连外国样儿的澄沙豌豆汤都喜欢喝。八月半晚上么，在院子里摆起桌子来供月亮。这些事儿也是留给我们孩子们半玩儿半当真地对月亮磕头，大人们都不大管的，我记得我哥哥最爱张罗这些事儿。 九月九叫重阳节，又是个小节。大伙儿出去找高地方儿去“登高”。北边山少，所以总找个宝塔或是跑得城墙上头去玩儿去。吃的么，有重阳糕，我们总是家里做的。是一种松松儿的米粉做的糕。这也是我小时候儿顶爱吃的一种点心。九月节过完了，那就一直要到过年就有的大玩儿大吃了。这个我上头已经讲过，现在就不用重说了。 我刚才说我小时候儿住得家里，除了念书跟过节过年时候儿放学，还记得常常儿害病。我一小儿身体不好，动不动就是伤风、发烧。我害过痢疾，小肠疝气，还有伤寒，喉痧害过没有，我就记不大清楚了。我总记得，发烧发得高的时候儿常常儿有个说不出来的病症。我一点儿不记得发烧头疼不头疼，只记得一闭眼睛就觉着自个儿的头像房子那么大似的，上下的牙咬在一块儿的时候儿觉着像咬着一块好像比磨子还大，也许有房子那么大的大石头在那儿转似的。赶转了几转转过来——大概要好几分钟吧——就觉着全世界轻松了一点儿了。过了一会儿它又来转了。这种病症我有过好几次，可是大了以后就是发烧的时候儿也没有了。我后来讲给别人听他们都说没有过。我想不是没有过，是我解说得不够明白——我怕我现在还没解说明白到底那是怎么一个滋味。不是我说过，滋味是尝的，不是能解说的。 我害小肠疝气大概是我六岁的时候儿。我就光记得老肚子疼。我们家里多半儿是病了找中医，可是碰到外科的病就找西医了。那时候儿我们住保定。我父亲带着我到天津去看大夫。那回上路是坐车呀，是坐什么，我一点儿不记得了。带着那样儿病动身，不像是能禁得起坐骡车里那么颠的，可是我又不记得坐什么船来着，就记得天津地方样样儿都新得很。这是我第二次到天津——要是可以管头一次叫“到”的话，可是我这次才记得一点儿那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记得看见自行车儿。说到记得事情的话，一个人的记性真靠不住。我这回看了自行车儿过后啊，我老记得一个自行车儿拐弯儿的时候儿就像一张纸牌似的，一翻就翻到左边儿，一翻就翻到右边儿，老是一闪一闪的很快的那么变。后来好几年没看见自行车儿，我就老记着它是那么样儿拐弯儿的——一直回到南边在上海再看见自行车儿才看出来自行车儿拐弯儿跟别的车一样，是弯弯儿的慢慢儿的那么拐的。我还记得那么清楚，你瞧！给我看病的大夫是个西洋人，是什么国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怕得开刀。后来他给了我一种带子戴起来，戴了大概有两年的样子就那么好了。 [book_title]三、我小时候儿说的话 我小时候儿说的是一种北边话，老说法儿管它叫官话。我们家里没人说地道的京话。我们上辈的人在家里都说北边话，可是都带常州口音——不是我说过我们孩子们老喜欢学爷爷的话吗？——还是我妈妈的北边话说得漂亮一点儿——横是我觉着好听得很。家里用人当中我记得的有吕爷是山东人，我们管山东人都叫侉子，因为我们自个儿说的京话虽然咬字咬得不太准，可是我们的腔调都还是京腔，所以觉着别处的口音都侉。用人里头还有个丫头，叫灵儿的，是保定人，她很小就跟着我们的，所以说话还不太侉。带我最多的是周妈，她说的整个儿是保定话。比方要说：“那个东西掉在地下了。”保定话说：“ㄏ个东西咧田下（」，│）咧。”我在保定住住都有点儿会说那种话了。我们在冀州也住了不少时候儿。冀州靠山东不远，口音也像山东话。比方有一回看见一个小孩儿爬城墙，爬到了顶没站好，因为城墙有点儿斜，不是壁直的，所以他没摔，就这么正着出遛下来了。大家围着他问怎么啦，怎么啦？他说：“ㄔㄩ遛ㄔㄩ遛把我ㄔㄩ遛下来了！”我老记得这句话，因为回家来一天到晚“ㄔㄩ遛ㄔㄩ遛”的学着玩儿。我在冀州住得虽然跟保定差不多一样长，也许还更久一点儿，可是我没很学会那儿的话，ㄔㄩ了——除了“ㄔㄩ遛ㄔㄩ遛”以外——大概因为我们两回都是住得衙门里，跟外头人来往得少一点儿。我们在家里还就是说我们那种话。 所谓我们的那种话呀，多半儿是京话，带点儿常州话的尾子，可是很少带祁州、冀州、保定那些我们住过的地方的声音。除了有时候儿学着他们玩儿，我们总不跟他们说他们的话。我连跟带我的周妈都说我的话，不说她的话——也可以说我说我妈的话，不说周妈的话。我那时候儿说的话跟京话比起来可以说是有三处不同的地方儿： 第一是我们小孩儿们有些声音压跟儿还没学会。比方说“三、天、完、全”四个字，我们就说成“、贴、、瘸”。我们并不是像伤了风鼻子不通似的说不出鼻音来，因为我们说什么“刚、更、公、姑”那些字都说得好好儿的，就是不会说ㄢ、ㄧㄢ、ㄨㄢ、ㄩㄢ收音的字。所以我管“猫吃我的面”叫“猫雌我的灭”煞。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学会了这声音了。我记得我比我姊姊哥哥们先学会的，因为我告诉了哥哥，他很生气。我说：“咱们不应该说‘ㄩ、ㄏ’，应该说‘元、寒’，说的时候儿还给最后的鼻音格外说得重一点儿。”他听了大不高兴，他说：“什么‘运、恨’，别学那些老妈子说的那种话！”他因为那时候儿还没学会“元，寒”那类字的音，可是又要学着我发出他不以为然的声音，所以变成了“运、恨”了。 说到不肯学“老妈子的话”的话呀，想到好久以后在柏林第一次认得傅孟真先生，他那时候儿在德国留学，几个同时在那儿的中国学生，虽然都不是北京人，说话多少总想法子用北京的声调，只有孟真老是用“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四声说话。谈起来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就是不要说。原来他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儿，他全家也从山东搬到北京住家。那么住得北京，用人自然多半儿都是说北京话的了。他进了北大没多久就学了一口的北京话。可是家里一听他改了口音就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这么把他一笑，就把他的北京话给笑掉了，把他的闪董话又笑回来了。不知道我从前跟周妈跟了那么久没学上了她的保定话，是不是有人笑过我，我就不记得了。 我刚才说我管“吃”叫“雌”。凡是ㄓ、ㄔ、ㄕ、ㄖ起头儿的字我们小孩儿们都说ㄗ、ㄘ、ㄙ、ㄥ。他们都笑话我们“大舌头”，我爹也这么样儿说话，就是他们谁也不敢当着他面前笑。可是妈就一点儿不这么大舌头。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小，还没学会，还是因为常州话没这种声音。横是我记得大姊跟我最先学会，哥哥跟二姊比我们会得晚。 我们说京话说的字眼儿咬不真的第二个来源是我们上辈说话都是常州话的底子。刚说的把虫念成ㄗ，把ㄔ念成ㄘ什么的，一半儿是因为我们还小，一半儿也许因为除了妈妈以外别的大人也那么样儿说话。还有一样儿明明是南边口音的就是不分因：英，不分恩：鞥。照常州音念起来宾兵都念兵，根羹都念羹。在这个上头我想连我妈都分不大清楚，我们家里恐怕没人会分的。并且在一个字尾上，我们自己连听都听不出有什么不同来——这真是所谓叫说话“带尾子”的又一个讲法儿了！因为我自个儿并没觉出来我说的声音跟北京话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对于恩：鞥跟因：英的分别一直到很迟很迟，一直到我回了常州，到南京念了书，又回到北京，差不多儿十年过后，我才起头儿觉到我说得不对，才起头儿把所有的那一类的字重新学一道：一个人的心是ㄒㄧㄣ，天上的星星是ㄒㄧㄥ，做活的针是ㄓㄣ，做馒头就得拿蒸笼来ㄓㄥ，这么样儿一个字一个字得从头儿再认一遍，那已经是在我会了两三种江苏话以后的事情。可见得学一种新的话的时候儿你知道是得学一点儿是一点儿，可是要把你自己的话改正一点儿——尤其是要把先不分的字要分成不同的来，那可真费劲儿了。到今天我说话说急了的时候儿还把因：英，恩：鞥说混了的呐。可是有一样儿我的口音跟京音不同的地方儿，一半儿是跟南边音，一半儿也是跟着保定、冀州那些地方的口音学来的，就是凡是ㄋ音碰到跟ㄧ、ㄩ拼起来的时候儿，就说成一种黏不哜的广音，像“你、女、年、娘”那类的字，我都念成了像法国话Compagnie的广那种声音，不会用真正京音拿舌头尖儿发的n（ㄋ）音来说。这个我起头儿压跟儿没觉出来有什么不同。还是到了十几岁时候儿才听出来改过的。 还有第三个来源我说的话跟京话不全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所谓入声字在北边都分着归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了，可是哪些字归到哪儿，各处归的法子不一样。大半儿说起来，北京比别处归去声的多，别处比北京归上声的多。可是我家里大人说话除了眼面前的入声字儿，像一、六、七、八、十会京音以外，别的稍为冷一点儿的字就只会照常州音念入声，那么我们小孩儿们听得出那不是北边话，所以碰到四周围的用人啊，街上的人啊，他们说话的时候儿要是用到那些字，我们就跟着学来了。比方鲫鱼我小时候儿说几鱼，不必我说不比，会客室我说会客史。要是说蛐蛐儿那个虫子的名字我会说，可是你要问我蟋蟀两个字怎么念啊，那我就只会用常州音干脆把它念成入声的ㄙㄧㄝㄙㄜ了。还有我小时候儿读书用南边音，说话用北边音，等我讲到我上学的时候儿再慢慢儿来讲。 我小时候儿除了说不顶地道的京话以外，我喜欢听也喜欢学各地方儿的口音。保定话跟着周妈差不多儿学会了，就是不好意思说。我第一次学会了说一种别处的话不是常州话，是江苏常熟话。常熟是苏州以北江阴以东的一个县。那儿的话有些字别处人听起来觉得很怪。比方说：“叫他跑去拿一条鱼给他。”要是用常熟话说就变了：“ㄍㄛ ㄍㄝ ㄎㄛ ㄎㄝ ㄋㄨ ㄧㄜ ㄉㄧㄛ 兀ㄝ ㄅㄜ ㄍㄝ。”可是多半儿的字没那么怪。懂苏州或是常州话的人听起常熟话来都不太难懂。我怎么还没会说我自己家乡音的常州话，倒先学起常熟话来呐？这是因为我五六岁的时候儿我的姑母解常熟回家来住了一阵，带了小孩儿跟女用人都说常熟话。我管姑母叫大寄爹，因为她还没嫁以前我们都认她作干娘，南边话都说“寄娘”，可是没出嫁的女人不能称娘，所以就管她叫寄爹了。那一次我的姑夫杨辛孟在南边没一块儿出来，我们背后就管他叫大寄娘，可是后来见了他不敢当面叫他大寄娘。（没想到过了好些年我的太太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儿管她叫大干老子，赶大干老子嫁了，若宪管我叫大干娘了。她也是不敢当面叫，可是写信的时候儿写。）我的大寄爹说起北边话来跟我爹说的一样好坏，就是用北京的四声，可是带入声，不分ㄓ：ㄗ，不分ㄣ：ㄥ什么的。他跟她的两个小孩儿跟用人就全用常熟话，因为他们初次出门就只会说家乡话。这是我学话的一个好机会了。我要跟两个表弟玩儿非得说他们的话才行，所以很快我就学会了有什么：“我俚，能笃，其ㄍㄝ笃，好来！海外好笃！”就是说：“我们，你们，他们，好咑，海外好呐。”海外好就是好极了的意思，横是什么字儿上都喜欢加个“海外”。这是我生平学全了的第二种话。我学常熟话学得这么容易是有几个缘故。第一是小孩儿跟小孩儿学话比跟大人学得快。定宝（后来叫杨蓬士）比我大概只小一岁，我们一天到晚一块儿玩儿，所以容易学。第二是我一小儿对于各种口音向来留心，所以什么声音一学就会。第三是那时候儿我已经起头儿念书了。我们念书是完全用常州音念的，所以稍为把声音憋一点儿就憋成了常熟音了。这样子么，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现在回想想那是一种很古怪的格式，可是当时觉着是很自然的事儿。 [book_title]四、上学念书 我差不多儿四岁开蒙——开蒙就是小孩儿起头儿认字念书的意思。我最早是我母亲给我认方块儿字，大概一寸半见方，一面儿写字一面儿画画儿的纸块儿。比方这面儿写个“人”字，那面儿就画个人，这面儿写“树”字，那面儿就画一棵树。要是“有”字、“好”字怎么画法儿我就记不得了。那时候儿一念书就全是念文言。那么“之、乎、者、也”那些字块儿的反面儿又怎么画呐？我记得好像有些字块儿反面儿压根儿就让它空着的。对了，想起来了，有些字我不喜欢认，它老学不会，就是因为背后没画儿的缘故。 后来我爷爷起头儿教我念书。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父亲没教我的书，一直到我爷爷过去了全家回常州以后才教我的。也许因为他忙着赶考，他考中过举人的。横是我爷爷教过我跟我哥哥的书。我们起头儿都不念《三字经》《百家姓》跟《千字文》。爷爷一起头儿就教我念《大学》。我念念念不好就停了。后来又改了念朱子的《小学》——这个很少小孩儿念的，可是比《大学》像好念一点儿。可是《小学》没念完又回头念《大学》了。 到我七岁第一次住冀州时候儿我起头儿照规矩天天儿上书房念书。从前的书房，所谓叫私塾，是在一个家里头的跨院儿或是花厅里布置一个大书房，请一位先生教自己家里的小孩儿的。要是邻居或是亲戚请不起先生的，有时候儿送个把小孩儿来搭着一块儿念，可是不像后来的那些学堂好几十家的小孩儿在一块儿念书，那是外国样儿的制度，所以起头儿他们管它还叫“洋学堂”呐。我们那时候儿的书房里就是我哥哥跟我，还有一个亲戚家的小孩儿仨人儿在一个书房，因为那时候儿大姊二姊她们女孩子们得躲得家里念书，不能跟男孩儿一块儿念的。 我们的先生姓陆，号叫轲轩，是从常州请来的。他是我大姑婆的大儿子，照亲戚该管他叫大表伯，可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先生，所以得称他“先生”。我祖父费那么大事从常州请一位先生来教书有几个缘故。第一是因为他自己到了冀州上了知州的任，公事太忙了，没工夫儿教我们书了。第二是给个生人来教，总比自己家里人教得学得都认真一点儿，所以有“古者易子而教之”的说法。第三样儿顶要紧的是我们一家子大大小小，一碰到念字念书，就用道地的常州音，所以非得找个常州先生才行。 这个先生严倒是很严，可是我们都喜欢他，因为他总给我们讲书。一个先生不是总得讲书的吗？才不呐！从前那时候儿念书就是念书，先生不一定得讲，学生也不一定得懂。这法子倒不是全没道理，现在最新的学外国语文的有时候儿倒是像中国的老法子了。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了。有句成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给它改几个字儿可以说“熟读经书十三部，不通文章也会通”。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顶可笑的是我们学写字的时候儿有一张描红——描红是什么我待会儿再慢慢儿地讲——那描红上的几个句子是：“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底下记不得了。这个虽然已经够难解释的了，可是我们小孩儿们把它念的法子更妙。我们虽然没念过《三字经》，可是给那个念得像《三字经》似的：“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大人听了都不管，就由着我们那么瞎念。我刚说都不管，就只有我们先生非要念什么就得懂什么，跟向来“读书不求甚解”的法子相反的。每天上的那一课他把要紧的生字都另外拿个本儿给写上去，慢慢儿讲给我们听。现在的人听了这个也许觉着没什么稀奇，可是那时候儿是破例的事情。所以我祖父对于这个先生格外地喜欢。 我先头儿已经念完了《大学》了，照平常次序该接着念《中庸》了，因为说起《四书》来，总是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了。可是我上书房先念的不是《中庸》，是《论语》。这个对我是很运气的事，因为《中庸》难得多。有句俗话说：“《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鲜红。”就是说这书难念，念不好会挨打的意思。其实先生打学生不打屁股，是用戒尺打手心的。我就挨过一次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都忘了，你瞧打手心有什么用？横是我总做过了什么错事，因为我不敢告诉家里，可是我哥哥告诉了。后来爷爷听见了就对先生说——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不是当着我面说的——他说：“会教的先生用不着打的。”以后就一直没打了。可是要是先念《中庸》啊，没准儿更会挨打呐，因为我念完了一大部《论语》以后再念《中庸》还是觉着难得不得了。《论语》我一念就喜欢，《四书》里头我顶喜欢的是《孟子》。我觉着现在人写的文言，跟所有的经书比起来，还是跟《孟子》最近一点儿。《四书》念完了么，就是《五经》了。可是我跟着这个先生只念了《诗经》的半部，后半部是回到南边以后跟着另外一个（姓张的）先生念完的。《书经》跟《左传》是后来我父亲教我的。《五经》里头么，就剩了《易经》跟《礼记》没念。其实《大学》《中庸》都是《礼记》里头的两章，不过这是我很晚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十三经》里头没有《大学》《中庸》煞。 现在来说说从前上书房时候儿一天到晚怎么过的。天天儿大清早七八点钟吃完了点心就去上学。书房在一个西跨院儿，离我们住的正房不过一两分钟的路。第一件事就是背书。先么背昨天上的新课，大概有一二百字的功课吧。起头儿上的少一点儿，后来慢慢儿加多，比方头一天上《论语》就只从“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之谓言效也”……一直到“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连先生选的几句朱注也得背的，一共就差不多一百字了。背完了新课背带书。什么叫“带书”呐？就是除了昨儿上的新课以外，把前五天的课一连串背一道。这个乍一听好像很难，其实倒比背新课容易。因为这五课里头的第五课昨儿已经背过一回了，第四课前儿背过一回，昨儿的带书里又背过一回，就是背过两回了……这么样儿算起来带书起头儿的一课是背过五回的念得烂熟的书，连今天就是第六遍了。所以我们从前把一部《论语》从头儿到尾背一遍不算回事儿。背书的时候儿把书翻开来给先生看着，自己就站得他旁边儿背，因为老得拿背冲着他，所以才叫“背书”煞。有时候儿一头儿背书，一头儿还把身子两边儿那么晃悠。有的不规矩的学生趁先生不在意的时候儿就偷偷儿回过头来看一眼。可是哥哥跟我都不敢干这事儿。背完了带书就上新书了。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先生讲书讲得清楚极了，讲完了书，又把新字都另外写下来。新书上完了么，差不多儿是吃早饭的时候儿了——从前人管一天的第二顿饭叫早饭，第一顿叫点心，现在人跟着南边话管点心叫早饭，管晌午那顿叫中饭或是午饭了。我们多半儿回去跟家里一块儿吃饭，吃完了马上又回到书房去上学。先生就多半儿一人儿在书房吃。下半天第一样儿事就是写大字。那时候儿我还小，不能写小字，我想我哥哥已经起头儿写小字了，可是我还只写一两寸的大字。写完了字就念上半天刚上的新书，念新书得念好几十遍。怎么记得清念了几遍了呐？法子是用两个小纸条儿，上头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夹得书里。念完了一遍，就把一个纸条儿拉出来一点儿，让个“一”字儿露出来。念完了第二遍，把纸条再拉一下儿，就把个“二”字也露出来了。这么样儿念完了第九遍，再念到第十遍就把这个纸条儿整个儿又推进去，把第二个纸条儿的“一”字儿给拉出来，这就算是单位上变了“零”，十位上有了个“一”了。这样一直念到两个纸条儿都抽完了又推进去，就念了一百遍了。可是我们先生很少叫我们念一百遍的，并且不用念到一百遍就念熟了背得出来了。可是叫我们念多少遍就得念多少遍。有时候儿有的学生偷书。什么叫偷书呐？不是把书偷走了的意思，是念了一遍把纸条儿多拉几遍的意思。比方念完了第二遍，不从“一”拉到“二”，一拉就拉到“四”，这就是偷了两遍书了，为什么要偷书呐？因为书房里谁先念完谁先走，可以早放学。不过偷书自己吃亏，因为你念的遍数不够，第二天背不出来又得挨骂，又得补念。我们哥儿俩都胆儿小不敢偷书，生怕先生看见了骂。偷书的事情是听见别人家书房里的事情。 书房里我们三个学生岁数儿不同，念的书也不一样，所以同时大声儿念起书来，满书房哇啦哇啦的不少声音。有时候儿先生自己也打起腔来念他自己的书，声音就更热闹。这样儿念书的法子到处儿很通行，后来我在常州念高小，在南京念中学念《古文辞类纂》的时候儿，一屋子里有几十个学生，虽然程度一样，可是不同时念一样的东西，所以声音闹得更乱。 我们念起书来不是照平常念字或是说话的声音念，总是打起腔来念的。念书的调儿不但一处一处不同，就是在常州一处，看念什么东西用不同的什么调儿。念《四书》有“四书”的调儿，念诗有念诗的调儿，念古文有念古文的调儿。可是照我们家的念法《诗经》不算是诗，是像《四书》那么念，是一种直不笼统的腔调，《五经》里头《左传》又是像古文那么念的，腔调拉得又婉转一点儿……？ 我听了起头怪不好意思那么样儿哼哼儿，还哭了一个呐。——不知不觉地说说说到后头的事情了，现在再来说冀州书房里一天念书的事儿。我们虽然可以先完先走，可是不到四点半不许走。我过过就看出来书房对面儿墙上的太阳影子每天到了什么地方儿就是四点半了，就可以走了。可是过了个把月以后，我又觉出来影子到了那地方，时候儿又不对了。我们书房的墙上并没挂钟，所以得等先生告送我们时候儿。固然谁都知道冬天天短，夏天天长，可是每天四点钟太阳影子不老在同一个地方儿，这个道理我那时候儿还没想得通——甭说想得通，我压根儿就没想。 还有一样儿下半天常指望的事情是吃点心。我们吃饭吃得很早，到了两三点钟又饿了，所以家里总送点心到书房里给我们，面啊，烧饼啊，夏天就吃西瓜，差不多儿每天下午总有一顿点心。我们每一个人就在书桌儿上吃，吃完了马上又哇啦哇啦地念书，也不怕吃了东西就念书会停食，小时候儿是身体好也不知道还是不懂事，横是就没想到那些上头。 一天放了学么，就随便玩儿什么。可是晚上多半儿还要念诗。诗全是我母亲教的。母亲是那时候儿很有点儿才的女人。能写诗，能填词，写得一笔好字，还有昆曲也好，又能唱又能吹。虽然她没教过我昆曲，可是我想我后来喜欢弄音乐多半儿是从我母亲传下来的。可是吹笛儿倒是我父亲教我的。不知道怎么样儿母亲不教我吹唱，只教我吟诗，大概因为唱唱儿是玩儿，吟诗是念书，不过诗比别的书轻松一点儿，所以让我们晚上念。我倒的确觉着比白天的书好玩儿一点儿，并不拿它当太重的功课。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姊们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我就广念了——我的保定话又出来了！——应该说光念了《唐诗三百首》。可是有的别的诗我虽然没念也背得出来了。怎么回事儿呐？因为我们在家里念诗也像白天在书房里似的大伙儿同时念，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时候儿我停下来就听见他们念的东西。我顶记得他们念的圆圆曲，我连字都没看见就背熟了。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是唐诗里头的，可是他们比我先念。赶我起头儿念到《长恨歌》的时候儿都已经听得半熟了。 有一样儿事情始终还没提的，就是念了那么些书，练了那么些时候儿的字，怎么不学作文儿？照老规矩啊，总是很迟才起头儿作文儿呐。因为作文儿就得作文章，不比现在小学里可以说什么就写什么。不是第一天认字叫“开蒙”吗？那么第一天写文章叫“开笔”。开笔是一件大事，因为我记得我哥哥开笔的时候儿大家都叫了好几天的“成官儿开笔啦！成官儿开笔啦”！比说开蒙还说得热闹。我在北边还没到开笔的岁数儿，后来回到常州起头儿念古文的时候儿才开笔的。我想从前开笔开得那么迟，不但因为写东西都得写文言，并且《四书》《五经》除了《孟子》跟《左传》也不像后来人写的文章，所以总是等到念到古文时候儿才开笔，那就总是已经到了十几岁了。 可是我们还没开笔，倒已经起头儿作诗玩儿了。真是还没会爬先学跑了。我哥哥姊姊他们倒是真能作诗。我光是跟着玩儿玩儿就是了。我们多半儿都作古诗，还不会作律诗，因为古诗只要押韵的字平仄对了就行了，律诗还得差不多每个字都得有一定的平仄，又只许押平声的韵，那就难多了。好在我们念书都用南边音，对平仄的分别比北边人容易分得清楚一点儿。作诗自然不光是讲声韵，也得有所谓“诗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正是菊花儿开得很盛的时候儿，大家拿菊花儿的题目来作诗。我开头儿第一句就写：“满堂菊花香”，再写怎么写不下去了？大姊说：“你头一句就把话都说完了哩！你得慢慢儿地说呀！”后来我就改成了：“有人来看花，花开阵阵香……”底下我不大记得了，可是当中有一句“风动一开张”是他们给我改的，不像是我会写的句子。那时候儿不但我夹得里头跟他们作诗玩儿，连我们的丫头灵儿也跟着学作诗。我们每个人的本子上都写了一个小传。因为传记的体裁常常儿有公某某地方的人的字样，所以不管灵儿是个女孩子，也写着：“曹玉灵公，直隶保定人也。”这么样儿闹着玩儿，也不觉着晚上还在那儿上学似的。 我说的一天念书的事情小时候儿那几年大半儿都是那样儿，不过有时候儿也有点儿改动。比方写大字起头儿是吃了饭回到书房里写，后来也许为了白天功课太多了，改成晚上在家里写了。我们初学写字写描红，描红就是先有红字已经印好了在纸上的，我们再拿墨笔在上描。上头讲的我们念“圣上爱，一夫之”什么的，就是描红上的文儿，因为我们写字的时候儿，嘴里横是没别的事儿干，就那么拉起腔儿来念着好玩儿。对了，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我那么瞎念骑马句子先生也不骂了。因为我写描红是在上书房跟先生以前，赶上了书房就升了一级会写印本了。写印本就是把要学的大字上头蒙一层写字的纸，底下的字还有一点儿看得见，可没有描红的红字看得那么真。在上头写完了字，把纸一揭起来刚写的字跟本来的字就分成两张了。升到顶高的一级么，就是临帖。临帖就是拿一本儿法帖——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呀，颜真卿的《家庙碑》啊，什么的——放在旁边儿，自己的跟前儿只有一张白纸，平常都用有方格儿的纸，看着法帖临空地在纸上写，所以叫作“临帖”。不过我学临帖还是回到常州以后的事情，在北边时候儿只学到写印本。我吃完了饭在书房写什么字当印本我忘了。后来改了晚上在家里写字是用杜牧的一首《赤壁》诗。我一头儿写一头儿打起腔来背，背到完的时候儿又加了“己亥”（用常州音“己”字念得很高，“亥”字念得很低）。为什么好好儿一首诗接着又加上两个字呐？因为一首七绝是二十八个字，可是我们的印本有六行，一行五个大字。那么五六三十，还多出两个字的地方，所以他们就顺便把“己亥”两个字填上去了。我特为提这件事儿因为把甲子一记下来就知道那是西历一八九九的事情了。赶第二年就是庚子，全国出了大变乱，家里也出了变故，第二年我们就整个儿离开北边回常州去了。 [book_title]五、变乱跟变故 我从小儿一直到庚子住得北边的时候儿，外头的事情也不懂也不管。所谓“甲午之战”，就是一八九四年跟日本打仗打败了，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听是听人说过，可是一点儿不懂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大了一点儿闹“戊戌政变”，就是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信了康有为跟梁启超的主张预备要维新，慈禧太后把他关得瀛台里，把权柄整个儿的拿了过来，那些事情当时都是不许言语的，我们是过了好几年快到辛亥革命的时候儿才知道清楚一点儿。那时候儿谁都不敢提一个字儿。可是有一件事儿我总记得，就是我父亲有时候儿叹口气说：“唉！天下这么乱，怕要换朝代了吧？”母亲听了这类的话就小声儿打喳喳儿说：“嘿！不能这么样儿说话！回头给外头听见了！”这些还都是平常闲谈时候儿说的。可是赶外头的变乱闹到成了切身的事情了，我才起头儿觉着外头的事情跟家里的事情有时候儿是分不开的了。我第一次觉到这样儿是庚子那年的大乱。可是还没讲庚子的事情以前，我得回头先讲我小时候儿家里经过的些变故。我们家里人住得北边的第一个先过去的是阿姆娘，就是我的伯母。这是我头一回看见过死人。我就记得装殓得很整齐的躺得一个床上，还看得见穿着一双小脚儿绣花鞋。我那时候儿只四五岁，也不太懂死是有多么重大的意思，看着大家哭我也就跟着哭就是了，以后不能再看见了自然要哭了。 我伯父死我已经七岁了。那回事情出了，我们家里很受打击。两个姊姊跟哥哥是他自己的儿女，他们伤心不用说了。我祖父更是一天到晚地叹气，因为他对于这个大儿子的指望很大。那时候儿我伯父刚续了弦，在别处接了很好的差事。我还记得忽然来了个电报大家就吓了一跳。从前哪儿像现在一点儿小事儿动不动就打电报打电话，都不算回事？总是有了不得了的事情才会打电报。我只听见他们大家用常州音念那个电报念“ㄅㄧㄥ ㄨㄞ”。我以为是“病回”两个字，因为常州话“危、回”都念“ㄨㄞ”，我想病了回家来为什么大家都急得那样儿呐？哪儿知道第二天坏消息就到了。一家子都哭得不像样子，连我母亲都跟着哭。为什么我母亲不应该哭呐？因为照老规矩一个小婶子跟一个大伯子压跟儿不兴见面的，就是碰见了也不说话的。这规矩在我们家守得虽然不那么严，他们当中离得多少总远一点儿。可是一家的悲伤是人人的悲伤的事情，所以甭说小婶子，连没很见过的用人都跟着哭的时候儿也并不是假哭。顶伤心的是大姊。她是我们一辈的顶大的，所以比我们岁数儿小一点儿的都懂事得多。我记得她还解释给人听，她说天下的事情真是都注定了的。前不久她就做过一次梦，梦见给我伯父做鞋，做的双双都是反的，里儿是面儿，面儿是里儿。这不是明明的凶事的兆头吗？大家听了都觉着这个道理一点儿不错，我当时也觉着真是个很明显的兆头。可是后来大了一点儿再回头想想那句话，又觉着没起头儿那么明白了似的。我伯父去世过后这续弦的伯母就跟她娘家回南边去了。所以我到以后才见着她的。 我们家里再出的一个事件就是先生死了。我说“家里”，因为我祖父总拿他当家里人，并且他又是很近的亲戚。我们不管他叫“表伯”——哦，哥哥得叫他“表叔”，要是那么叫的话，因为他比我父亲大，可是大概比我伯父小——我们管他叫“先生”是对他尊敬的意思。先生病了，头几天甭上学了，我们还觉着高兴呐。等他病重大家都着急，连我们学生也着急了。一天大早用人进来报，说：“先生去了！”这种字眼儿我很少听见过，可是从那个用人说话的声音里，不管他怎么说我们也懂了。先生死了我们才起头儿知道想他，更是觉着跟后来再请的一位先生比起来，那第二个先生差远了。 我们在北边跟过的第二个先生，跟他念了不久我们就回南边了，所以我连他姓什么都忘了。就记得他是北边人，因为一时来不及解南边请先生来，所以临时只好找了一个北边人来教我们。我背书给他听的时候儿自然只会背常州音，所以有时候儿背错了一点儿他也听不大出来。可是碰到上新书教新字的时候儿就常常儿没办法儿了。顶麻烦的是入声字。别的字我听了他的念法瞎猜还猜得出常州音是怎么念，可是没法儿知道哪些字该念入声哪些字不。我顶记得有一次在家里背一段儿书给我父亲听，有一句说：“庶兄毓立”，就是说给一个堂房的哥哥名字叫毓的立为皇帝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个“毓”字是入声字，常州音念“ㄧㄛ·”，我就拿它当去声念成“庶兄裕立”。我父亲说：“什吗？”我又说了一遍。父亲说这个先生要不得了。可是还没等到再找到别的先生，世界大乱起来了。我们家里也出了大事，我们过的日子也整个儿的变了。 我一小儿跟祖父跟得很多。虽然没像后来我的外孙女儿昭波跟我们长大的跟得那么近那么久，可是因为我是孙子辈最小的小孩儿，所以常常儿跑到爷爷屋里去玩儿书桌儿上的文具什么的。他每天晚上总喝一杯虎骨酒。有时候儿他给我抿一口，我觉着辣得简直咽不下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人要喝酒。 我祖父教我的《大学》跟《小学》——想起来了！——《小学》是我四叔教我的，不是我祖父或是父亲教的。我祖父行二。四叔是大房的老四。他岁数儿跟我哥哥相仿，我们在北边时候儿他在我们家住过一阵，所以随便就教过我的书。这是在我跟陆家的先生以前。 我记得我第一个照相是跟哥哥跟祖父一块儿照的——我现在还留着有底子呐。照相以前，那个照相的人蒙着一块黑布，看磨光玻璃上的倒影子，他给我看，我觉着非常好玩儿，因为跟我玩儿放大镜时候儿看的影子很像。 祖父大病是在一个很热的夏天。好像得的是痢疾。医生给了好几个方子吃都不见效，最后好像只给生姜的汁吃，看着知道是不行了，让全家人围着床大声儿地叫，好像是叫了就可以把灵魂叫住了不走似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儿的规矩，因为后来我父母去世的时候儿（都在一九〇四）大家都是很静的，赶断气以后自然大家都放声大哭了。祖父一死，我们冀州衙门不能住了，就搬到保定去，从那儿就预备回南边了。 [book_title]六、回南边 我说过小时候儿国家大事也不问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庚子大乱才觉得是有事了。可是起头儿我们小孩儿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轻重，还拿了椅披子围着头披得身上玩儿“义和团”，觉着是好玩儿的呐。我们那时候儿叫他们“义和团”是跟着他们自己用的名字那么叫的，后来通行的说法儿管他们叫“拳匪”，那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们不光是小孩儿们，连大人对外头事情恐怕也隔膜，大概是因为祖父死了，忙着回南边的事儿，外头打了败仗，国都差不多亡了，我们还是混哩混沌的。可是闹得那么利害我们始终没看见打仗，连炮声都没听见。照我记得，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儿我们在保定。可是按历史的记载，保定也是失守过的，怎么我们不在那儿，恐怕是我把有的事情前后弄颠倒了。横是赶我们动身坐船回南边的时候儿，外头已经安定下来，可是又是一个天下了。 我们这回没起旱，整个儿是走内河的水路到大沽海口的。同行的除了自己家里六个人就是父亲、母亲、哥哥、大姊、二姊跟我，还有就是我们的丫头灵儿，也算是家里人一样。此外就是船家的做饭的、撑船的、打杂儿的，——哦，还有两个保镖的护送我们到天津。一路没事，可是走过一个地方停下来，有两个兵走上船来看见我们船上一边儿挂着一管枪，就问我们要“借”用，说为着要保卫国家用的。保镖的还想撵他们走，可是看样子不像打得过他们的，我父亲就说让他们拿走得了。他们拿走了也就没再麻烦我们，好在也就快到大城了，地方上也安静一点儿了。还有一样是我们船上载着有我祖父的灵柩，预备运回常州安葬的。在中国哪怕就是强盗，他们对死人比对活人要恭敬一点儿似的，横是他们没跟我们麻烦，拿了那两支枪就走了。 我刚才说不大觉着外头的变乱，可是有两回有外国人来查船就有点儿觉出来庚子时候儿外国人来管我们的事情了。快到天津的时候儿有几个人叫我们停下来查船。那个头儿是个东洋人，他不会说中国话，得要有个通事给他翻译。听说总得塞钱给通事，好让他说说好话。又有一回来查船的是个西洋人，也有个通事。我们被查了大约有三四回的样子。 我们这回过天津停没停下来进城，我也不记得了。也许我父亲上岸去张罗买轮船的船票，横是我不记得上岸。我顶记得的就是我们最后一两天解天津开到塘沽再赶到大沽口，大家都急得不得了，生怕赶不上轮船。幸亏那天是顺风。我们本来一路多半儿是撑篙走的。可是顺风一来，我们把船篷扯得高高儿的，走得快极了，所以赶到了海口的时候儿还能很从从容容地从小船转到大轮船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的大轮船，根本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过海。平常总说海面上是“无风三尺浪”，并且那天还是有点儿风的，所以我们的船一出了海口就觉着颠得不得了了。我远远儿就看见我们搭的那个大黑轮船，又高又大，赶到了跟前儿看起来简直像一堵城墙似的。船头儿旁边儿有“新丰”两个大字，那就是这船的名字了，是什么公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人跟行李上大船很不容易，因为颠，走不稳，又得走那么高的上船的梯子，可是看他们把祖父的灵柩搬到大舱里头，好像并不难似的，自然他们大半儿是用机器的力了。 一上了大船又觉着上了岸似的，一点儿也不摇晃了。刚才说船外头看着像城墙，现在看见里头就像个城，走来走去，人多得就像街上似的，也有点儿像天津，因为看见的西洋人多得很。我记得我们住的舱房又小又挤。我跟母亲跟灵儿在一间，大姊二姊在一间，哥哥跟父亲在一间，好像是这么样儿。第一第二间当间儿有个窟窿，刚搁得下一个电灯泡儿，这样一盏灯两间屋子用。这是我头一回看见电灯看得这么近。还是从前老式的炭丝在泡子里弯一个弯儿的那种十六烛光的泡子吧，所以每间房舱就只分到八烛光的亮儿——也许还不只八支吧？可是我们并不觉着那个灯太黑，因为比我们家里平常用的灯或是蜡已经亮多了。船上的饭挺好，都是开得我们屋里来吃的，可是我没吃了几顿好饭，就晕起船来了。起头儿觉着船稳得像平地一样，是因为船大浪头小。等到夜里开到大海上面，船就大摇晃起来了。谁说“小孩儿不晕船”？我那时候叫名儿十岁，其实还不到八足岁，可是我跟他们大人们晕得一样利害。可是过了两天摇晃惯了我就不晕了，又走到船上到处儿玩儿了。船上顶好玩儿的是机器房。从门口儿望里看都是又光又亮的大机器，屋子当间儿有三个大圆桶，每个桶子正当中有一根大粗棍子，上上下下的动得那么热闹，三个老是先先后后的不是一块儿动的。我站得那儿看着简直不想走，可是他们不许人老在那儿看，待得太久了他们就撵我走了。我记得船上的旅客里头有几个外国人常常儿围着一张桌子打纸牌。他们说的什么国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就记得他们说的有一句话像“迷啊迷啊波咯波咯”说了总不止一次。他们有时候儿对我说话，声音好像是有点儿像中国话，可是我一点儿听不懂。 我一路不晕船的时候儿顶喜欢看外头。我以前不是老喜欢起大天亮看出太阳吗？现在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比在陆地上又加倍的好看了。我向来爱看的雷雨，在海上的也比在地上的好看。我以前在北边就留心过一打闪的时候儿，不光是云彩发亮，并且有亮极了的金丝儿银丝儿，分成三叉四叉的在云彩里穿来穿去的。在海上看打闪，那些金银的电光有的从天上一直射到海面儿上。海上的浪头那么千变万化，又是我以前在那些内河里从没见过的新奇的样子。所以有时候儿我站得船边儿上看的入了迷，身上给浪花儿溅湿了，或是给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记得进来到房舱里。 我们解天津到上海一共走了几天才到上海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经过烟台停了，我们还买山东的梨吃。当中过的有一段儿叫黑水洋，他们说因为水深得黑了，所以叫黑水洋。后来我学到地理的时候儿，地图上就只有黄海两个大字。其实那几天走得海上，我觉着那海水多半儿是深蓝的，也不是黑的，除了天津的海口外头一段儿路，到了大海上头看那水也并不是黄的。可是快到上海的时候儿海又黄了，因为看见的有长江流出来的水了。 我们一到上海就有我外婆家两个舅舅来接我们，招呼我们下船住旅馆什么的。一个是我母亲的亲弟弟，我管他叫“舅舅”。一个是堂房的舅舅，我管他叫“大舅”。——说到这儿我恐怕又得说回头讲一讲我外婆家有些谁，因为我跟外婆家后来也住过些时候儿，可是我写我家里人有谁有谁的时候儿只说了赵家的人，没提冯家的人。我外祖父姓冯，名光适，字仲梓。我们在北边的时候儿他在山西做抚台。他因为中了风，变成半身不遂，回到苏州养病，因为冯家虽然是常州人，说常州话，可是在苏州住家。我外祖有三个子女，老大是我的大姨，嫁给了震泽的庞家，也在苏州住家。我母亲行二。老三就是我舅舅，名效彭，字聃生。我对外婆家的称呼大半儿照常州的叫法儿，可是都用北边音。按京话来叫外祖父外祖母是叫“姥爷，姥姥”，可是我照北边音南边话称他们“舅公，舅婆”。大姨儿么，我认作干娘，我管她叫“大寄娘”，没称她“大寄爹”，大概因为是我生的时候儿她已经嫁了，所以就不避讳“娘”字了——也许是因为我管我姑母已经叫“大寄爹”了——横是现在没人再能告送我家里从前的事情了，我忘了恐怕就没人记得了。大舅舅是大房的老大。我外祖父行二（所以他的号是“仲”字起头儿），大舅舅就是堂房舅舅。——现在再回头说我们到南边的事情。舅舅他们给我们在租界定了一家儿旅馆先住几天再回常州。旅馆住下来第二天一早叫了烧饼、油条来吃点心。这油条在南边算是很讲究的了，可是我们的口味也古怪，吃惯了北边那种又酥又松的果子，觉得南边的那种黏不叽的油条的味儿差远了。当时哪儿还料到离开中国多年在旧金山又吃到了黏不叽的广东式的油炸烩，还觉着好吃得不得了呐！——可是话又说远了。——我们一到了上海觉着地方很像天津，简直比天津还更天津，因为我们住得租界，到处的洋人跟洋东西更多。东洋车也比天津多。还有马车我在上海是头一回坐。那时候儿顶讲究的车轱辘儿是实心儿的橡皮包着的。可是我一坐上去觉着软和得像腾云驾雾似的舒服极了，跟在北边上路时候儿坐的那种颠来倒去两边儿碰脑袋的骡车比起来，简直不能比了。可是人也真是不知足，实心儿的橡皮轱辘儿嫌不够软，还要发明空心儿的，真是越不知足越进步。平常说：“知足常乐”，我想给它加一句，说：“知足常乐，不知足常进。”对不对？——我这话又岔得别的上去了。刚才是说我刚到上海觉着像天津。有一样儿很不同的就是满街的红头巡捕。我们的洋车到了旅馆卸东西慢了一点儿拉车的就催，说：“巡捕不叫停车，巡捕不叫停车！”他们要是不该停的地方儿停得太长一点儿，巡捕就来打他们踢他们。所以我们起头儿对白人倒还没什么，可是看着那些印度人仗着白人的势力来欺负中国人，我们恨极了。后来中国人跟印度人老是合不来，也许从那类的经验来的，横是我自己这么些年下来，印度人跟我同过学，同过事，上过我的课的也并不少人，可是我始终没有过几个算是朋友的，所以也许我小时候儿的经验给我种下来的偏见太深了，到后来不管看得多明白，可是骨子里还是想不通。 我一小儿是留心人说话的声音的。到了上海就觉着有好几种不一样的声音。拉车的跟做粗工的多半儿说江北话，就是扬州那一类的南方官话。那种话我觉着很好懂，因为除了他们有入声，还有把“天、清、山、高”那类所谓阴平字念得低得不得了以外，别的声音跟北边话就差得不太远。上海自然说上海话的人最多了。上海话我听起来觉着很像常熟话，可是没常熟话好听，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会说常熟话，不会说上海话的缘故。可是我听得最多的还是我家里人，我舅舅，还有别的在上海的亲戚说的话。他们跟我们小孩儿们说带常州口音的北边话，他们自己当中有时候儿也说那种话儿，有时候儿说常州话。常州话我虽然还不会说，可是一小儿也听惯了的。所以我在上海那几天还不觉着太生得慌，因为地方虽然生，可是家里人从爷爷过去了下来我们都还在一块儿，所以总还觉着是在家里。 我记旧时候儿的事情，顶叫我想起从前景况的滋味的，就是当时常念的诗歌儿或是常听见的乐器的调儿。比方我练大字的时候儿念杜牧的《赤壁》那首诗，一想起来就想到己亥那年的风光。这回到上海呐，是舅舅给我的一个八音匣子里头的调儿，好像是这样儿的： 这个调儿完得有点儿怪，也许是过了这么久了记不太真了，也许本来是这么样儿的，我不敢说。横是我想到这调儿就想到刚回到南边头几天的那种日子。 [book_title]七、到了常州 我们上海住了没多久就搭内河轮船经过苏州到常州了。那时候儿上海、南京当中还没通火车，顶快的走法儿是搭小火轮。本轮上头很少搭客的。接着本轮就拖着一只公司船，可以搭单人或是两三个人一家儿的旅客。我们因为人多行李多，所以雇了整个儿的一条民船，拖在公司船后头第三也不第四只船，这么样儿像一条龙似的在内河里那么夫嗤夫嗤的整天整夜地走。那些拖着走的船谁先谁后，大概看半路上谁先到了地点谁在后头可以先甩下来——我记得好像是这么样儿的。我们这回过苏州没停下来到外婆家去，因为行李又多，又有祖父的灵柩得运回家乡预备安葬，所以就一直到了常州。时候是前清光绪辛丑年（西历一九〇一）——日子可惜不记得了，我想是春天。我那时候儿叫名儿十岁，还没到九足岁。在常州这一住下来就住了九年——除了在庞家大寄娘家住过一年，跟上学的日子在南京念了三年的书以外。那么我现在说的在北边过的最早的回忆算是说完了。第二个九年，从回常州起到宣统二年（西历一九一〇）出洋到美国留学，那一段儿的事情我盼望不久再有工夫儿写点儿出来。现在我就把我刚到常州的情形大略说说做个结束。 我们常州的房子在城里中间儿的青果巷，是从我曾祖下来三房一块儿住的一所儿大房子。不算顶外头一排门房儿，有五进房子，五个院子。顶外头是轿厅，是存轿子的——那时候儿连洋车都没有，除了拿脚走只有坐轿子——里头是客厅，两边儿有书房，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再里头一进是前进，是大房住的。然后是中进，本来是给二房住的，我祖父就是行二，可是因为我们一家在北边多年，所以给三房住着。我们回来了就住后进。这几进大厅跟住的三进房子的旁边儿有一条又长又窄又黑的过道儿，差不多两个胳臂一揸开就摸得着两边儿的墙似的。我们每房的人各有各家的厨房，在过道儿的反边儿，就是东边儿。各家也有各家的井。我们住的后进没楼，就是一排平房。顶里头，就是西边儿的一间，有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头一棵独核儿枇杷树。当间儿四间前头有个长院子。隔一道月门又有两间做书房，在那条长过道儿的东边儿。厨房跟下房儿在书房院子的南对面儿。我为什么给这房子说得这么详细呐？因为我在这个家住了这么久，过了多少年还常常儿做梦梦见在那长黑过道儿里跑，或是睡得后进第二间屋子里的床上听外头下雨的声音。我在常州这个家住得其实并不是最长的：我在麻省剑桥的行者街廿七号住了也差不多有在常州那么长——要是刨掉了到苏州跟南京念书的几年的话，最近在加州柏克莱的岩石道一〇五九号住了已经二十年了，更像个家了；可是一个人小时候儿经过的事情住过的地方印在心里头比什么都深。醒的时候儿觉着从前的事情好像远得不得了，可是做起梦来旧地方又活像在眼前了。 我拿回到常州当早年回忆的结束，除了大搬了一次家以外，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外头说的话变了南边话了，我也学会了说常州话了。以前我只会说北边话，只会用常州音念书。常熟话我倒是学会了，可是大寄爹家不在我们那儿的时候儿我也没机会说，也就生了。到了常州，除了我们的丫头灵儿，过了两年保定的周妈又回到我们这儿来——除了她们两个用人说北边话以外，别的用人都是说常州话的，到处街上铺子里自然都是说的常州话。还有顶要紧的是跟我同辈分的从堂姊姊哥哥们（在青果巷那时候儿，我是我们那一辈的最小的）都得说常州话，所以过了没几个月我就说的一口家乡话，这才起头儿觉着我是个道地的常州人了。那么除了我们这一房刚从北边回来自己跟自己还说北边话以外，跟大房三房的些长辈不说常州话吗？不。我不跟他们说常州话。长辈当中只有三叔公会说北边话，他们那房还有二叔老要跟我学着说北边话，可是学不好。其余的只会说常州话。我起头儿因为只会说北边话，就跟他们说我的北边话。这样一来弄弄弄惯了，赶我学会了常州话以后，我仍旧跟他们说北边话。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成了这么一个规矩：跟长辈说话的时候儿，我说我的北边话，他们说他们的常州话；跟平辈（除了哥哥、大姊、二姊），跟用人，跟外头人说话我就说常州话，要是跟长辈说常州话，我觉着好像对他们不恭敬似的。 我们在常州住定了下来，就请一位姓张的先生来教我们的书，用外头大客厅东边儿的一间书房。这回自然不难找常州先生了。我的《四书》已经快念完了，最后念的是《中庸》。天天儿还是吃完了饭写大字。我还没“开笔”，可是已经起头儿临帖了，临的是欧字，用的是欧阳询的碑。写完了一张，先生叫我们把日子也写上。我记得起头儿写的是“壬寅新正”，就是说壬寅新年正月，算起来应该是西历一九〇二年的二月。那么我的《早年回忆》就写到这个时候为止。下回再讲常州住了九年的事情。 [book_chapter]第二部分 第二个九年 [book_title]一、引言 我在《早年回忆》中，叙述了自一八九二年我生于天津到一九〇二年全家回到江苏常州，我第一个九年的大略情形。我觉得我第二个九年自成一个单位，因为在这九年间我虽然经常迁移，可是主要住所仍是祖籍的家乡。以后，我要叙述自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二〇年我在美国的十年。 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性格在早年便已形成，或许在学习说话之前。我并非心理学者，可是据我记忆，在我第二个九年当中，我自己以及围绕我四周的人们，改变得较我一生其他时期都要多。在这几年期间，我周围人讲的不再是官话，而是常州话。我从家中私塾第一次改入“洋学堂”，不同家庭的子弟一同上学。一年之内，我父母双亡，我被送往苏州在大姨妈也是我的大寄娘家度过一年。在我留在常州的最后三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庭——任何人的家庭——到南京上中学，只在假期回到常州。这几年是我的少年时代，具有那种年龄惯有的压力和放纵；由于我的环境的外在改变，事实上我经历的压力和放纵要比通常为多。最后我参加利用退还庚子赔款去美留学考试，在录取的七十二名学生中我名列第二，于一九一〇年被送往国外。现在我一一分别叙述。 [book_title]二、家乡生活 在地理上，且在修辞学上而言，这是第一次我真正感觉住在家乡，我不仅学会念书，且能讲常州话。说实在的，在我们家庭这一支，我们继续讲官话，我们家里还有丫头灵儿，以后又有女仆周妈。可是外面却是常州的世界，我们都晓得，也都觉得出来。 我们觉得既已安居，该养一头猫。我们养的第一头是个黑猫，名叫赫德，这是十九世纪洋化的中国海关英人主管（Sir Robert）Hart的中文译名。我们极爱猫——现在我仍然如此——让猫和我们睡在一起，虽然大人们并不明白赞许。三伯父在中院养了一头小黑狗，不时和赫德打架，我看到一头猫对抗一头远比自己大的狗，居然毫不退缩，颇为惊奇。 在《早年回忆》中，我叙述过我们在北方时候一年的各种节日。在常州过节比在北方更庄重，当然每当不同的节日，我们要做更多种特殊食物。新年蒸年糕，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饼，其他次要节日所吃的食品，在南方都比较丰富，种类也较多。不错，我家在北方所做的这些食物，颇受我们是常州人的影响，回到南方家乡，我们更易于买到各种不同的作料。除应节的食品之外，我家还在一年中间某些季节，制作特别食物，例如，在春天，每家要做一种黑色黏黏的面酱，叫作“甜面酱”，做的要足够一年之用。做法是先将面粉做成大块的面卷，然后蒸熟，放在庭院上晒，几乎摆满了庭院。我不记得如何不让狗、猫及雀鸟吃，或不使雨淋。大约晒了一个月之后，这些面卷变成黑色。我不记得如何使它们成为半液体状态。面酱稍带甜味，是因为发酵的原故，另有咸味，大概是加了盐。这种晒面团的景象使我想起每年晒书的情形，我们把书放在空旷的户外摊开，不让它们发霉。我们小孩子以帮助大人做这些事为乐。每年还要晒衣服，那个年头还没有干洗，可是我们小孩子对大人的衣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现在回头来再说食物，准备过年始于十二月廿三日糖瓜祭灶，就是送灶王爷上天，再于除夕夜晚接回来。糖瓜是一种极黏的甜点，祭灶时放在灶台的顶端，意思是灶王爷吃了糖瓜，上下牙齿便会黏在一起，上天以后便不能讲我们坏话。我在那时的年纪对这些事已经怀疑，在没人看到的时候，我在不生火时爬上灶台，偷吃糖瓜。事后家人发现糖瓜不在，我便告诉他们说，灶王爷从烟囱下来吃掉啦。 除吃糖果之外，另外一件我们觉得好玩的事，是放风筝，我在《早年回忆》中已经提到过。可是南方的气候比较温和，在常州我们放风筝的时候更多。有时我们放的风筝比我还高，也有时遇到强风，没有人帮助，我便拉不住。在常州放风筝有一种在北方少见的景象，就是拴风筝的绳子下面，每隔二十或三十英尺，系一盏小灯笼，灯笼飞上之后，天空中便现出一排曲线的美丽灯光。另有一件事我在前文忘记提，就是在风筝肩端附上一个响笛，风一吹便发出低沉的音响。这些灯笼通常用竹筷紧系在绳子上，可是有一次一个灯笼落到房上，几乎引起一场火灾。 我从来不大会栽花种树，我在前文提到过童年尝试作诗，描写菊花。南方的气候自然孕育出更丰盛的植物。我在上文提到我家小小庭院长有一棵独核枇杷树，那种枇杷在市场上难以买到。院子的墙边有一个半人高的花池，在不同季节，我在那里种植不同的花木。有一种颇为普通的小花（也许是“牵牛花”，又叫“喇叭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我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除了花草树木之外，我对于小巧物品一向有兴趣，也许比一般玩具更有兴趣，一般玩具我喜欢拆散，常常不能再装回。有一种玩具我做得颇为成功，就是一百多英尺远的电话装置。我听说过有电话，可是那时从未亲眼看到过。我用两个像似胡琴上用的竹筒作为收听器和传话器，竹筒的一端装上不易破的纸张，纸中间用一个细短竹片系上细绳，细绳将两个竹筒连接起来便算完成。一个人对着一个竹筒讲话，听的人将耳朵紧贴在另一竹筒开口的一端，绳子自然得拉紧。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若是彼此看得见，乐趣便不大，于是我便要一头放在后院，另一头穿过长长的过道，一直到外面的大客厅。怎样让拉紧的绳子拐弯呢？要是绳子碰到任何固体的墙角，便不能再传音。我想出一个办法，在转角处钉上一枚铁钉，钉子上系上线圈，两个竹筒之间的细绳穿过线圈，这样便可不碰到固体而拐弯。声音的确减低一点，可是一端大声喊，在另一院落一百五十英尺外的另一端足可听到而答话。 讲了半天和别的小孩子玩，还没有说出小孩子是谁。大哥年纪太大，二姊是女孩，都不能或不要和我玩。堂兄科安比我大两岁，是大房伯公的孙子，后来过继给他母亲的娘家徐家，在南京和我读同一学堂。另外一个是他的兄弟，名字我忘了，我总叫他的外号“多宝塔”。另外一个是女孩，虽比我小，却长我一辈，她是三房叔公过继的女儿，常州音名叫“外囡”（Waino），北方音大概是“慧男”。我很喜欢她，常和她玩。以后三房叔公的幺女侬姑（Aunt Nung）成了我最喜欢的人。我几乎爱上了她，如果说像我这般大的男孩可以爱上一个人。在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我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我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我点最后一次药水。在学校里，我也有恋人，留待说到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再提。 [book_title]三、危机与灾难 在这一节，我要叙述我遭逢的一件严重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我失掉了门牙）、各样的疾病以及最大的灾难——一年之内父母于三十多岁双亡。 和上文谈的那些玩伴，我很少玩得粗野。一种费气力的玩法是一个孩子在前面跑，另一个孩子在后面追，要是第一个被第二个碰到，第一个便算输了。有一次，我在大客厅里在前面跑，厅里摆有家具，突然间我失足跌到椅子边上，我本来张开嘴在跑，两颗门牙立即被碰掉。每人都来帮忙，清洗我的带有血渍的衣服，并在临时弄的火堆上烘干。我不记得他们给我吃什么，使我停止流血。大哥也在场，可是他并未参加追跑，他要我无须担忧，新牙会很快长出。那天我们很晚才去用晚餐。当我指给我母亲看发生了什么事，她立即恸哭，我们百般安慰，她也不停止。我说没有关系，新牙会很快长出的。可是母亲知道得清楚，我前面的一排牙齿已经是第二次长出的。幸而并未感染，不久便告痊愈。但是对我却颇有一种心理影响。缺了两颗门牙，我便不愿大笑，甚至在讲话时也不愿张大嘴巴。遇到讲f及v的声音时，我以上唇盖住下齿，发出唇齿音，而非齿唇音，这是人们取笑我的另一件事。这一切使我颇有几年感觉害羞和内向，一直到以后上海一位外国牙医为我装上义齿。 我不但害羞，而且怕鬼。我并不太相信有鬼，可是仍然怕。某晚，我坐在床边，看到一个人影在我身旁出现，然后突然不见。我怕极了，几乎晕倒，大人们还不了解我是怎么一回事。从那次以后，我更怕鬼，也更怕黑。 在常州，我被病魔所侵的次数之多，和我在北方的时候不相上下。大姊生过天花，身体和脸上留下痕迹，有了那次教训，我们全都种了牛痘，所以我没生过天花。有一次我长时期卧床，连续发烧，大概是得了伤寒病。我没有胃口，浑身麻木，羸弱不堪。可是我记得躺在温暖的床上，倾听庭院里的雨声，一如我在北方在同样情形下所享受的那样。另一种病痛是眼睑时常发炎，也许是沙眼作祟，几乎二十年后，我确曾患过沙眼。这种病痛烦扰我差不多一年，每晚总是我喜欢的姑母侬姑在我上床之后，为我点药水，这种例行工作，我极引以为乐，我痊愈后，还非常想念。 除我自己发生事故及生病外，我家房子也发生一次严重事故。某天下午，我听到街上铃声四起，住在前院的人们大为骚动，我们的房子起火啦！那个时候常州还没有电话，必须由仆人跑去告诉消防队，消防队必须抬着沉重的手按唧筒和水龙软管一路跑到火场。幸而那次火烧蔓延得并不太快。火由干草堆烧起，草是用来作燃料的，储存在东院放置轿子的大厅的庭院里，距离正面墙壁不过二三十英尺。救火人员得要推倒院墙，以便水龙软管不须太长即可达到火场。这一切当然由人力来做。水源来自我们家中水井之一。救火机倒还颇为有效，在火势蔓延到中间正厅之前，便被扑灭。干草堆置的小庭院后面，是祖先牌位所在，在前文叙述我们家宅的时候，我忘记提及。我们冒着烟熏火烤之险，在被火延及之前，将牌位取出。实际上，火势并未朝那个方向扩展；以火警来说，只能算是一场小火，可是对我来说，却是平生第一次在那么近所看到的可怕火警。 母亲久病不能像以前那样兴高采烈主持家务之后，家中情况便开始阴郁而走下坡。父亲无法专心教我读书，而张老师又不再在我们家，几乎有两年，我过着闲荡的生活。我本来该读《左传》，由于无人监督课业，我也就不全心读书。大姊和大哥年龄都大啦，应该能够帮助提起精神，可是家人相继患病，他们也便无能为力。我们的家庭医生是我们的亲戚，他乃是我们已故的陆老师的弟弟，陆老师曾到北方教我们读书。这位医生摸不清母亲得的是什么病，他认为可能是肺结核。然后在一九〇四年炎热的夏季，父亲突然得了痢疾，发高烧不退，以致左右手臂下各放一个西瓜以保凉爽。过了几天，热度减退，可是他也去了。我家所受的打击太大了，若没有三房叔公家帮忙，我们甚至无从准备丧事。 俗语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到三个月，母亲的病情愈来愈坏。她完全清醒，且保持理智一直到最后。一天上午，她要我走到她床前，以连贯但却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元任，你晓得我要去啦。你要乖，听大哥和姊姊们的话。”她的声音愈来愈低，说的话也愈来愈不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母亲讲话，也是我记忆中平生最悲惨的一刻。在我写本文之际，恐怕还不如我母亲在她最后一刻那样语言有序。 [book_title]四、在苏州度过一年 在家乡，我们没有上代近亲，于是他们决定送我到苏州，外公、外婆、舅舅聃生、大姨妈也是我的大寄娘庞夫人都住在苏州，大寄娘家在苏州新桥巷，在城的另一边。苏州有两个新桥巷，大寄娘住的是东北城门娄门内的一个。外公中过风，半身不遂，舅父又无职业，所以决定送我到大寄娘家去住，我非常喜爱大寄娘。她有三个儿子，名叫恩长、敦敏、京周。恩长比我约大十岁，我就归他教导读书；敦敏比我长两岁；京周比我小一岁左右。由于母亲在苏州的娘家人大部分来过常州我家，我觉得和他们相处，不致受拘束。我特别和大寄娘亲热，她不但长得像，而且举止也像母亲。此外，她能和我讲北方话，而在苏州的其他亲属，除去我外公、外婆和聃生舅舅之外，大多不能。实则不然，我对外公冯家估计错误，甚至和我同代的表兄弟在家里也讲北方话。 大寄娘嫁给庞家，他们原籍是苏南震泽县，在家里说苏州话。我在她家学会了讲第三种吴语，其他两种是常熟话和常州话。苏州的首县是吴县，苏州话自为主要吴语。可是苏州话颇为柔软，带有极快的上—下—上低昂上扬音和某些母音，如北方话ou的声音，苏州话便读成æ（如hat），北方话“好极啦”，苏州话是hæte'la。我读书仍用常州音，老师用苏州音教我的少许新字，我能够猜出来常州音的读法，比我在冀州时候北方老师教我北方音，我猜常州音，更为正确。十年或二十年后，江浙两省日渐增多的学生到上海读书，上海话乃成了普遍为人们讲的吴话，因此，譬如说无锡人和常州人在北京见面，他们会以近乎上海话交谈，要是他们各以乡音谈话，彼此的腔调会远较相似。在苏州庞家，我第一次“开笔”，即开始作文。我记不起我们写些什么，但是，当然得用文言写。在上文中我叙述过我在北方曾试着作诗。事实上，诗中文体比文言文更接近口语。 在庞家，我虽然觉得无拘无束，惟我似乎记得在我外公冯家，更有乐趣。理由之一也许是我表兄“五哥”（实际是表姊）和我同岁，另有两个表弟欣官与和官只比我小一两岁。我在常州自曾祖父以下，是我这一代最年轻的，极喜欢有和我同岁或比我小的玩伴。另一理由是，去到苏州城中心颜家巷的冯家，表示不须上学，我们可以玩橡皮球，当时橡皮球是一种新鲜玩意；我们还学跳绳，而以摇绳自我们脚下而过，并不碰到地，引以自豪。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打麻将，有一次我打了通宵，也许是以后我到苏州打的？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两次打通宵麻将中的一次，另一次是约三十五年后在纽约打的。另一样较高深的游戏是根据“反切”方法讲一种秘密语言，反切法是古时用来在字典上指示读音的，例如，“东”字是由“德宏”（te-hung）两个字拼起来的，即用第一字的子音t加上第二字的母音ung而成“东”。我忘记提我是在常州自姑母侬姑学的这种把戏。在苏州，他们教我一种倒转的“反切”，称为u-fen，是苏州话的an音，惟次序颠倒。现举一个简单例子，北方话“要来”，读如ao-yin ai-len。有了足够的练习，可以讲得颇为流利。谈到语言，我于此时在冯家对于学习英语发生兴趣，我并非认真在学，只是听表兄弟们读。他们用的一本小书叫“跑拉马”（P’o-la-ma），即“（英语）入门”（English Primer）之意，“跑拉马”即prime（r）的音译。我跟他们学的第一课大致是：eng-awe gnaw，essz-awe saw，gee-awe gaw，实际的课文乃是n-o no，s-o so，g-o go。不久我便学会了说You is dog（译者按：意为你是狗，文法错误）。一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学英语。 在苏州的那一年，我只记得庞家和冯家的内部景象，有时我们也去“观前”的露天商场，所谓“观前”是一所大庙的前面。苏州城大部分是小巷和高墙，愈是有钱的人家，围墙就愈高。和常州一样，苏州城内有许多条窄小河道，妇女们就在家宅后面的石阶上洗衣服。我还清楚记得庞家院后一头猫游过小河。原来庞家养的一头猫不知如何到了对岸，它喵喵地叫个不停，往来的船只没有人管它，最后它决定冒了涉水的危险，游回家来。 [book_title]五、初入学校 一九〇六年，我回到常州，首次进入一所现代化学校，各式各样家庭的子弟在各科教师督导下一起念书。我们通常称这样的学校为“洋学堂”，因为这是洋制度，虽然我所进入的那一所是私立而由一位朱先生管理。那所学校名为“溪山”。用北京话来说，“溪”字应读为hsi，而我却读为Ch'i，理由有三：第一，学校就是那么称呼的；第二，按照音韵学，“溪”字代表气音k字音，在i音之前通常为Ch’而非hs；第三，“溪山”如读为hsi shan，易与北京的“西山”相混。 当我填房守寡的阿姆娘（常州话“伯母”）由于大姊还不够大，无法长期处理家务，因而回到常州，住在青果巷我家后院，照顾前房留下的三名子女的时候，我也从苏州回常州。阿姆娘以前住在外省，和娘家左家在一起，左家和阿姆娘一块儿回来，住在常州另一地区。阿姆娘仍然时常越过城内的小河去到左家，不过她通常在青果巷家里。 溪山学校名为小学，实则介于中、小学之间，等于美国的grammar school。由于大多数学生来自有知识家庭，中文课程比较以后学校程度为高，例如，我们需读《左传》《文选》，前两年我曾读过一些。我们最敬爱的老师名吕诚之，教我们中文和历史。我开始在沈问梅先生指导之下，有系统地学习英文，沈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他不管我们能不能听懂，总是用英文快速讲解，这对训练我们听英语，一定颇有裨益。他还教体育，叫我们围着操场跑。我忘记于老师教的是什么。在数学方面，我们学过几何与代数的长除法（long division）。在夏季年中考试时，英文我得第一，各科平均，得第二。 在撰写早年回忆时，一切完全靠记忆。但自一九〇六年以后，我可以凭日记，除了少数几天中断之外，这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写日记。第一次写日记是在一个星期天，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五日。和通常一样，我们写的任何事物，都是用文言文。这是我第一天的日记，全文如下： 十二（即十二时）前往溪山（学校），拟于彼处午餐，惟太晚。故略候片刻。所有人均去杨集操场（Yang chi Field）踢足球，余去“青年励进社”（Youth's Improvement Society）（系余协助组织者）借书。仆人老劳（Laolao）和堂兄科安也在彼借书。余借了《黑行星》；《科学读本》卷一、卷二、卷三；《家庭教育读本》；《儿童心理学》；《国歌书》卷一；《秘密岛》；共八册，交老劳携回。旋去“新春”（书局）（Hsin Ch'un〔Bookstore〕）以八角购《古文观止》（Textbooks of Literary Chinese）五卷至第十卷。（同学）朱达（Ch'u Ta）亦在彼。询其何以缺课——因伤足。返校稍读《古文观止》。是日天阴。 上项日记用简洁文言以小楷写出，占篇幅11/4英寸×21/8英寸。以后学得较多英文字，我开始将英文字羼在中国字中间，现在我必须以常州音读这些字以明我的本意所在，例如，一九〇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说“余去堂兄科安家t'ei k'ding n”，常州音近乎“take dinner”（用晚餐），而北方话则应为t'ui k'o t'ing nuo。又“余去看同学石仪（Shih-Yi）的fa'-z”即father（父亲），而北方话则应为fa-ch'u。十一月三日，“余作ssu-pei-ling to 26 p'ou-ch'i”，北方话应为ssu-pai-ling to 26 p'ei-dji，即spelling to page 26（拼音到二十六页），不久之后，我开始使用缩写字，如ri vy lt，即rise very late（起得很晚），jen vy no shih，即person very not well（人极不适）。又一九〇七年一月六日，我记bk la wd 2 pg，bk，即book，“书”在中文文言亦意为“写”，所以上文缩写之字为wrote large words 2 pages（写大字两张）。 不论在校内及校外，我们的课外活动很多，有的是学术上的，也有的是为了乐趣。我第一天的日记提到过，我们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其重要活动之一是买书成立图书馆。九月九日，星期日，我到那里借了《新小说选》《教育歌曲》《音乐课本》《鲁滨逊漂流记》两册，一册《新民丛报》（梁启超创办的杂志），《儿童心理学》及《家庭卫生》。男人们可以在城内任何处所走荡，而我们这个阶层的妇女则必须坐轿子，我有时候为她们跑跑腿和借书，例如为侬姑借《学校卫生》《黑奴吁天录》《福尔摩斯探案》等（当然全是中文译本）。除了经营图书馆外，“青年励进社”还创办《课余杂志》（After-School Magazine），用油印机印刷。我主编科学部分，惟不记得我撰写了什么。 在我的课外活动中，我记得有一件事让大人们大吃一惊。我试验将煤油装在废弃的玩具盒内加热，盒上中开凿穿一个小孔，将盒放在厨房炉灶上，当煤油开始沸腾时，我在小孔上端放一根点燃的火柴，立即有美丽的火焰从小孔冒出，大人们晓得了我在做什么之后，大为吃惊，不让我再为煤油加热。远较无害的是试验将镜子的四框去掉，将其棱角放在太阳光下晒，让它在墙上散出七色光来。我们小孩子八月四日看到月全蚀，极为兴奋，那是我第二次看到，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另一种让我们小孩子发生兴味的天文现象，是在我们家门前向东方天空望见彗星。我日记上记载是在一九〇六年八月廿七日晚间。我认为是恩克彗星（Encke's Comet），惟据高达太空飞行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的黄授书博士说，那一定是芬雷彗星（Finley's Comet）。 叙述我在苏州这一年的事故，我忘记提及我们对世界观的重要改变，即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我们开始划分人类为文明人及野蛮人。我们认为清朝当然不久覆亡（四年后果真覆亡），我们全都期待革命到来，可是我们在大人面前不敢说得太露骨。事实上，我父亲曾说可能要改朝换代，母亲立即制止他说：“不要高声！”我想是在我第一年入学的时候，发生反美运动，那是因为在淘金潮之后不久，禁止华工而引起。我们设法查出什么货品是美国货，以便加以抵制，煤油是标准油公司（Standard Oil）进口的，所以我们便停止用油灯而改用蜡烛。大都是我们青年励进社的社员劝说亲戚朋友抵制美货。 我们的活动并非全是严肃而无玩乐。我开始在校内学踢足球，也去东门外的清凉寺旅游，通常爬上附近的宝塔［译者按：据台北武进（常州）同乡会云，常州东门外为天宁寺，附近有宝塔；南门外方为清凉寺］。铁路修通到常州以后，那个地方当然是必看的风景。夏季常下大雨，在淹水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水没到我的踝骨，我觉得很好玩。一天早晨，我一路涉水来到学校，只看到五个学生在那里，那天学校不得不停课。在学校以及在家，我们常玩藏东西和传话，藏一件不大不小的物品，如一顶帽子、一本厚书、一个甜瓜，颇为简单。传话是先由一个人对第二个人小声说一句短话，譬如It's going to snow tomorrow（明天要下雪），第二个人将这句话传与第三人，传了八次或十次。这句话可能成为It's going too slow to borrow（借就太慢）。（我们当然说的是中文）和象棋比起来，我喜欢下围棋；我也有时间打麻将，有时三天我倒有两天打麻将，大姊想法不让我打以免浪费时间。可是那年她嫁到浙江诸暨陈家，少有机会教我做这个那个。我想是前一年在苏州时候，我第一次通宵打麻将，这件事我在上文提到过。城里没有什么玩意可看，也没有电影院。有一次一家旅行电影表演团来到城内上演几天，我去看过一次。上演的大部分是滑稽剧，诸如以水龙头从人们后面喷水，月亮在天上看两个年轻人做爱，然后摇摆落到地球上把两个年轻人吓跑。最后一幕显然带有色情。我忘记提及我在苏州那一年，我偷着看了从聃生舅父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说明性的书。那几年是我的春情发动期及青春期，通常自我放纵，不过和私人爱情及自书上与那次电影上得来的理论知识，并无关联。那次影片尚颇规矩，只照出床上两人的面孔，但从他们面部表情无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影片的名称是“小开心”。后来三房叔公家包租下旅行电影团，在我们家上映一次，放映几小段，惟我们在城内看过而期待的那一段，则未放映，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家的尊重。 上文是“我们”的课外活动和游戏。“我们”是谁？大多数是溪山的同学，在我日记中提得最多、记得最清楚的是陆元昌、路敏行、朱钟麟、李宗棠、冯沈孙（后二人姓名系译音）、表兄科安、另一表兄（我只记得外号叫“多宝塔”，中国颜体字的字帖名），及屠家三兄弟（老大后来做了常州中学校长）。近亲中间，我和大哥、二姊还开玩笑，和大姊则较少开玩笑，她多少是我的长者。惟正如我前文所说，我对侬姑颇为爱慕，几乎在每天的日记上都提到她。在同学中，我也喜爱李宗棠，不过有时候我们打架，打得把彼此的头发拔掉。我们玩的一件事是为同学取一个单音名字，彼此称呼；我们彼此都称呼这个名字，以致后来反而忘记原名。我的代名是“泼”，活泼的简称，另一人是“杀”，又一人是“必”，在常州音都简短清脆。有人说我必定讨个凶悍的老婆，因为“泼妇”的意思就是凶悍的老婆。幸而在我结婚老早以前，我便不用那个名字了。 提到结婚，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大姑婆（陆老师和陆医生的母亲）告诉我，我就要和一个名叫陈仪庄（Ch’en Yi-Ch’üan）的女孩订婚啦，我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上学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一定颇为健康，因为那时校内校外的活动很多，而且幼年自我放纵，我曾在日记上以大字书写“今天余完全失去自制，书此以志此错事”。那时有两件事烦扰我：一是眼睑发炎（大概是十年后患沙眼的先声），因此之故，获得机会在睡觉前享受侬姑为我点眼药水。这个毛病时好时坏，例如五月三十日的日记说眼睛康复，而十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则说两眼全红。另一件痼疾是心跳，心跳时深感悲观，心悸过去后，一切恢复正常。一九〇六年九月廿一日的日记写有这样一段话：“余至少每年病一次，惟今年未病，此定为余每晨洗冷水浴之结果。”可是十月廿三日心跳毛病又犯，此病一年犯一次或两次，以后数年一犯，多年后得了一次冠状动脉心脏病，以后便从未犯心跳病，颇为奇怪。 在常州上学的这一年，我写了很多，部分原因是我必须将稍早以前及稍迟以后发生的事件包括进去，但主要还是因为这年是我身心发展的转折点。此后，我便离家到南京上学三年（只有假期返家——及回家吃煮螃蟹），留待下节叙述。 [book_title]六、南京三年 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我第一次离家，住在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宿舍内，我时常找寻借口返回常州，纵然不是假期。我先去南京投考Shang Chiang Middle School和江南高等学堂，两校都录取了，我选择了后者。我被列入预科一年级，江南高等学堂实际是一所专科学校，预科等于高中。录取后，我便搬入学校宿舍等候春季始业，因为两地的交通起初是迂回而费时的。南京位在常州之西约一百英里，可是我第一次于一九〇七年三月去南京，须乘小火轮东行到苏州，然后换乘较大轮船到上海，在旅馆住一夜，再换乘扬子江大轮船（即两旁装有划水板轮，而由钻石形状的高大肱木所发动）前往二百英里之外的南京。所以我们须行三百英里，费时五天，去到一个相距仅一百英里的地方。但惟有在冬季才这样走法，冬季常州到镇江之间的运河河水太浅，不能行驶轮船。一九〇七年暑假，我便搭大轮船到镇江，换乘小轮直回常州。以后沪宁铁路逐渐扩展，交通更为便利。那年夏天，我到常州小北门第一次看火车，十一月便可以从南京乘轮船到镇江，然后第一次坐火车从镇江回常州。我一直以为那次回家是吃淡水蟹的，可是查阅日记，我发现那时南京开运动会，学校停课数天，所以我才能回家吃螃蟹。一九〇八年四月三日，沪宁铁路完成，全线通车，那年暑假我搭乘一点钟开行的火车，在镇江穿过走了五十秒钟的山洞，不到四小时（而非五天）便到达常州。 江南高等学堂位于延龄巷南端的门帘桥，杨文会（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就在延龄巷。那时我毫无所知在我们学堂附近有一个女孩——杨文会的孙女——十年后我们见面并结了婚。很可能在近邻的花牌楼商店购买物品时，曾见到过她。 高等学堂校址颇为广大，宿舍几可容纳三百学生，六个人住一间，还有若干大教室、一座体育馆、一个大操场和一个池塘。高等学堂所教的课程和普通中学大致相同，惟比较高深一点。从下面一段我写的日记（中文所写，羼杂英文字），可以看出一九〇七年我初进学校时的情形： 三月廿日星期三，第一堂英文，默写。老师讲解新课，让我们读。轮到我读，我读得颇快。赵老师云：“读到fool-stop（译者按：句点之意，应为full stop），应该稍停再继续读。”每人获得一本练习簿。第二堂数学，有三种习题，一是三角，一是代数，另一是算学。我做了第一种。每人分到一厚本数学（作者附言：中文课文是直写的，代数方程式是横写的，有时整页只有一两行课文，方程式占了很宽地位，然后又是直写的课文）和一本带格子的练习簿。第三堂是历史，常熟籍的丁老师还未到，由其远房叔公丁孟舆代课。我们每人分到八本历史教科书。他并未开讲。午饭后，和Shih-Ch'un及其他同班同学去裕昌巷（Yüchang Hsiang）裁缝店量制服。体操未上课。第五堂到图书馆上绘画课。我们每人分到一册苗（Miao）老师编的《图画模范》和一枝画笔。今日老师教我们定点（make points）。我画的通过。国文课教完第一课。 整个说起来，这和一年以前在常州上学的日记，无何不同，只是一切较为高深而已。和前一年一样，若干日记由于名词及数字缩写和英文音译，颇不易明了，例如，一九〇八年八月八日的日记，我写了这么一句：“世界及世界人民在一巴拉格拉夫”［即英文paragraph（段落）之音译］。一九〇八年四月廿七日，头一句我用英文写了“In the morning I rose very late”（今晨起床甚晚），然后继续用中文写。有一天，我提出一个问题：“My father and my grandfather's only son are or is the same person?”（我父亲和祖父的独子是同一人，“是”字应该多数还是少数？）我未写出答案。 国文课程颇为高深，我们念的是《古文辞类纂》，每星期六下午，半天作文，我们认为是一件大事。我不记得是不是须要习字，不过我经常练习颜真卿的《家庙碑》，颜体字笔画粗壮，我不再练欧（欧阳询）体笔画细的字，以后短时期改习柳（公权）体《玄秘塔碑》，最后又改习颜体。几年后，我在康奈尔大学读书，主编《科学》期刊，须要写字写得快，无怪自那时起我的字被人批评颇为难认。 数学课程先是代数，后是几何，最后三角。代数老师是苏北通州的崔（Ts'ui）先生。他的家乡话母音如bee发腭音如z。代数上的字母，他都以家乡音读。a+b=c b+c=d a，b，c，d，用上海话读是ei chia bi tengyüsi，bi chia si tengyüdi，ei，bi，si，di；崔先生读成nae chia p'z'tengyüshz'p'z'chia shz，tengyüt'z nae，p'z'shz，t'z。那一整年，我们便是这样学的代数。 在绘画班，我们也有语言问题，老师是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翻译员不太懂绘画。可是老师看到我们的作品，都给高分。 有些学生一直想到美国留学，所以美国老师来教我们英文，我们大为兴奋。他名叫嘉化（David John Carver），田纳西州那什维尔市（Nashville）人，是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在学生中颇孚众望，不似常州溪山学校那位沈老师，他很小心，对我们讲话很慢。在他教导之下，我们发音进步很多，惟我们也学得若干美国南方口音，如zero读成dzero，lamp读成li’amp，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不是美国一般标准发音。不过不久，我的中式英文便被改正。在一次非正式有唱歌有朗诵的晚会上，我诵读一首名为Clear and Cool（清与凉）的诗句，到了末尾时，我心情紧张，含混支吾了一会儿，才继续读完。事后，嘉化先生告诉我最好习读短篇而充分了解，不要习读长篇而了解不够，我觉得玩耍英文和玩弄中文，同样有趣，例如我曾问同学OICURAB是什么意思。（译者按：应为Oh l see，you are a bitch。） 另一位美国老师是查礼（Charles）先生，教我们物理。他极为羞怯、紧张，他说的话难于了解。我不记得谁教我们生物学，可是有一天，高等学堂和预科全校学生齐集在大礼堂观看解剖死狗表演，我们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在南京读书的末期，选修了德文，以后留学考试成了我的第二外国语，我觉得颇有裨益。体育是教体操和军事训练，最后使用真枪。 除正常课程之外（我在常州入学一年，觉得这里课程颇为轻松），我自己读了不少课外读物。我买了一本《马氏文通》，乃马建忠所撰之中文文法书，完全比照西方语文的文法，读起来极感兴趣。我们在校内不须作诗，惟我继续早年在北方时的课业，我早年的试作如下： 恼人最是雨绵绵 忽忽光阴又七天 转念明朝犹路泞 挑灯独坐小窗前 有一位真正说英语的嘉化先生做老师，我们全都乐于在正课之外，多学一点。我借他的World's Work一书看；读过《林肯传》。为了查生字，我以五元买了一本韦勃斯特所著的《大学字典》，现在我书桌上仍有一本（版本不同）。我最喜欢看的书是福兰克林的自传，看过之后，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我也看过迈尔所著《世界通史》，忘记是历史课本呢还是课外读物。我被书内倡议的“世界国”所强烈吸引，当即决定参加成为世界公民。我的英文诗习作不像我的中文诗那样古典，早期的习作如下： How useful is the rain! We'll have very much to gain. How pleasant it will be, In braces we'll play with thee. （我忘记我所写的braces是什么意思。）我的课外读物绝不限于英文，我看的中文书自然要比英文书多。事实上，在溪山和高等学堂那几年，我看过许多西方小说的译本，到了美国之后，就很少再看小说。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海加德爵士所著的《她》，由翻译大师林纾（号琴南）译成文言文。我极喜欢这本书，几乎看了三遍。类似常州励进社的组织在南京以“凉脑社”（Cool Brain Society）的名称建立，惟不如前者活跃。 早在北方玩弄透镜和倒影时候，我对科学事物便已发生兴趣。现在我开始在管子里安装两个或三个透镜，试造望远镜和显微镜。如今我不再在炉灶上给煤油加热，而是学习用冰块和盐做冷冻混合物，使得温度低到百度表零下二十度，即华氏表零下四度。观看星星那时一向是我最喜欢的消遣，特别是那时的街灯和屋灯还不够明亮，不足以妨害夜景。一九〇七年八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夜晚，我在东方天空上看到一颗彗星，长几达十度，最近我曾查阅彗星纪录，惟不能断定是恩克彗星还是莫尔豪彗星（Morehouse Comet）。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曾于五月廿六、廿七、廿八连续三夜清楚看到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 除了我尚不认识的将来妻子住在离校不远之外，我在南京不觉生疏的原因是所有的教师极为友善，还有若干同学来自溪山学校。此外，几个亲属也在南京，大哥就读于两江师范（东南大学的前身，以后改称中央大学）。一位远房叔父——Chin-Sheng Third Uncle在高等学堂本部，几乎每隔一天便看到他。国文老师之一是我的远房表叔公，对我极好，可是他思想颇为保守，批评省长核准开运动会，浪费人民的精力与金钱，而使学者成为玩物。和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同学之一Shao Sheng-Wu是福州人，我们两个互教方言，我学福州话，他学常州话。我从阿姆娘已经学了一点福建话，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现在我完全学得一个新的第六种方言，这种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样。嘉化老师对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学特别好。在他返美结婚回到南京后，常请我们两个到他家吃晚饭，有时私下做礼拜，由嘉太太奏风琴，以后弹钢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钢琴。在平日，他介绍我们唱《甜美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别离歌》（Auld Lang Syne）。在嘉化家，我遇到裴达斯（W.B.Pettus）太太，几年后，我才第一次晤见裴先生，当时他是“华北语文学校”（North China Language School）校长。天津青年会的罗勃生（C.H.Robertson）先生两次来江南高等学堂演讲，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次是在十月，他说得一口纯粹北方话，略带天津口音，但毫无美国口音，使我印象颇深。 我们这群高等学堂学生比溪山学校学生要顽皮得多，我们常在餐厅起哄，菜肴要是不好，我们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调换。有时厨房不换，全体学生当即站起来散开，直到新菜摆好为止。我在那里读书三年之间，这种事发生过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一样，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大多数向往革命，认为清政府为日无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我们得俯伏在灵堂前叩头，赞礼人高呼“举哀！”时，我们全都低着头，齐声大笑，没有人能分辨出我们是在笑还是在哭。 在南京，我们当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内。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o-An走上北极阁去看四周美丽的风景，二十七年后，我主持的中研院语音实验室就建在那里，每天我都观赏那儿的景致。我们常去的另一个地方是南门外的雨花台。每逢雨后，我们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捡到半透明的美丽有色卵石，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市内火车由城中心通到江边下关，往返家乡更为便捷。那条支线通车时，我去到车站附近，将一枚铜板放在轨道上，让火车轧过，车轮把铜板一面花纹轧平，我将它翻转来再让另一列火车轧过，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说我找到一枚古钱。校园面积很大，无须走出校外便足够玩耍。在操场一边水池旁，我常和同学比赛在水面上漂掷石子或瓦片玩，看谁掷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数多。我常在宽阔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聋，幸而我未在雷击到的地点。雷电击毁了秋千架（我们刚刚玩过荡秋千），我拾了几块碎片，作为纪念品。我也常玩单杠，由此谈到我那几年的健康情形。 那时我仍然时常心跳，一发病便万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说，我决心做一个完人，戒除一切恶习，如吸烟、喝酒、手淫，并开始按时锻炼身体。我买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养法》。在日记中我常记载做深呼吸、长距离散步、跳高、练哑铃、荡秋千、在单杠上引体上升和翻筋斗，有时这些动作在一天之内都做。我也和同学比赛吃饭，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两碗，第一个吃完，当时在餐厅用餐的同学共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数不晓得我在比赛快吃。直到今天，我虽然吃得不多，通常我第一个吃完。我的体育活动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单杠上做前后摆动动作，不幸松手跌落，胸部着地。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还能自己站起来，当时无人在场。我似乎并无不良后果，惟以后有一年左右我屡次发生肋膜炎现象。整个说起来，在南京修业三年，我身心发育颇为良好。 由于交通改善，自南京旅游的次数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时机。一九〇九年一月，我去苏州为我外婆拜寿，一月十八日是她七十寿辰。我还去常熟看“大寄爹”姑母。是在一九〇八年，我从表哥庞敦敏学会uε-fen即倒转的反切，并非一九〇六年，以前我记错了。假期在家中，我们玩得很愉快。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o-An到上海在Kelley & Walsh，Ltd. 买外国书，并买碘酒，当时碘酒对我们尚颇新鲜。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为赵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带来许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体透视镜和特制眼镜与幻灯片。每个人当然争着使用特制眼镜。可是我以前从注视壁纸图案上学过两眼遂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视，不须戴上特制眼镜便能看出幻灯片的立体景象。二叔因我说过要去国外留学，还给我一本Rules and Manners of Good Society（《善良社会之规范与礼仪》），艾宓莱·波斯特（Emily Post）的前驱（译者按：波斯特为美国女作家，写过社会礼仪的书籍，逝于一九六〇年）。所以下一节将叙述去美前的准备。 [book_title]七、“第二次”逗留北京 我将第二次加上引号，因为第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还太年轻，对于北京毫无记忆。这次我参加过两江高等学堂的最后考试并在预科毕业，到北京准备参加留学美国的考试。不久之前，我的近亲大多搬到北京。大姊嫁给Chen Shu-Hsin，二姊嫁给表兄Yang Fo-Shih，这两人都在北京工作。大哥也结了婚，北上在那里做事。二叔父全家也迁来。远房堂叔赵椿年号Chien-Chiu是族长一流人物，我们常去问候他，他住在北京顺治门（译者按：又称宣武门）外西南的米市胡同，在以烤鸭出名的“便宜坊”饭馆附近，和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我住在内城东北大姊家。总而言之，我虽然离开家，并不觉得生疏，尤其是每个人讲标准国语，我第一次学讲的也是国语。 若干年来，我一直以为从一九〇六年起，天天写日记，可是为了写回忆，我加以查对，发现在一九一〇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有八十七天未写，计为三月六日至十日、十二日、十四日至十五日、十九日、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四月五日至廿七日，我就在这段期间去北京的，我甚至不记得那次旅行是怎么走的，一定是乘海轮经过上海及天津——不错，是的。我刚才从一九一〇年日记最后几页当中，找到我写的英文信的模糊副本，在那封信中我提到海轮经过大沽口和塘沽时，我看到轮船的大螺旋桨一半露出水面。轮船于四月十五日晚到达天津，我们（即我和大姊及大姊夫）从天津坐快车不到三小时便到北京（北京这个字我写成Pekin）。五月九日至十日、七月廿九日至八月九日都未写日记，在后一段期间，我从北京到上海，准备放洋。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廿四日，我从中国到美国，那次海程，我也未记载，因此必须写信询问我同时代的朋友，他们有些人记得的事比我还少。这些事下节再加以详述。 我在北京虽只停留三个月，除去准备考试之外，我还有许多活动。我的家人带我到餐馆并到各处观光，我们去过城西北郊的“万牲园”，守门的是一个身高七英尺的巨人——是不是当作头一个标本？那时那一带还没有清华大学。我们当然不能去看紫禁城，清朝还在，不过也只延续了一年。我从大姊夫Shu-Hsin借来一辆脚踏车，学会了骑，便骑着它一个人到各处跑。有一天，我忽做遐想，觉得骑车就似生活当中许多事体一样：一旦背离正确方向，我们该朝着错误方向走一会儿，然后再改正，不要立即反对。现在我既然有了比人力车更为轻快的交通工具，我可以更容易到各处跑。例如七月一日，从早晨六点钟起床到晚间回来，我骑着车几乎周游城内两次，拜访章元善、吴康、颜惠庆和唐介臣（后两人是询问留洋事）、二叔、三叔（三叔留我吃午饭还借给我一本《第一年拉丁文》（First Year Latin）和Ch’ü Ta，我劝告他要德智体并重。） 在家里（大姊的家）自然也有许多活动。我们比赛吃饺子，我吃了四十个，大姊夫Shu-Hsin吃了四十二个。我生了病，躺在床上五天，大概不是因为吃饺子，因为生病是在比赛吃饺子一个多月之后。 在家里最兴奋的事是夜间在天井观看千百万英里以外的哈雷彗星，前两次在五月廿六日和廿七日，第三夜在二叔家。我觉得哈雷彗星比几年前在常州青果巷我家门口所看到的芬雷彗星要壮观得多。 查阅这三个月我在北京写的日记，我发觉在这段期间我戒除了一切恶习，决心做一个完人。我停止吸烟、饮酒和各式的自我放纵。我一直有一种印象，即我做这些事是在前几年的某年。或者是我记错，或者更可能是我一定旧病复犯，又一次想做好人。不过自从这次以后，我保持清心寡欲，一直到二十或三十年后。我恢复吸烟后，吸烟习惯成一种锯齿形状，有几个月吸得不多，逐渐增加到每天一包，然后突然停止几个月或几年，以后又恢复吸食。我一向在说，节制固然可能比禁绝好，禁绝则比节制容易。惟自一九五〇年后，我未再吸烟。那时远在大家认为吸烟可致癌症之前，我是在等待和我太太合写的第二部书的出版。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