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人物与纪念 [book_author]萧三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121322 [book_dec]初版于1951年，本书分四编，收录了作者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二十七篇短文。这些短文，内容上可分为“人物”与“纪念”两类。“人物”类短文，多以名人小传或其点滴故事为主，包括朱德、贺龙、徐特立、续范亭，也少量收入了“八秩老人”、“警卫英雄”、“练子嘴英雄”一类的边区小人物。而“纪念”类的传主则是清一色的中外名人，国内有鲁迅、瞿秋白、邹韬奋、陶行知、冼星海，国外有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A.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有关鲁迅的九篇文章，单独辑为第二编，可视作1950年代前后鲁迅研究的文献资料。 [book_img]Z_5622.jpg [book_chapter]第一编 [book_title]代序 这本集子的“人物”一辑内，本来有关于毛主席的生平等等的文章，但另作单行本出版，这里就只收集关于朱总司令、徐老、贺龙将军……的几篇。 “纪念”一类的文字，关于高尔基的也另作单行本——《高尔基的美学观》出版了。因此这里就只有关于鲁迅、瞿秋白、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一些文章。 从来，文学的创作，主要的是写人，写出各种人的形象和典型来。但我写这些真实人物时，都没有也不能当做文学作品看；我只是想：介绍介绍他们的某些方面，略为帮助读者去认识他们，从而引起研究、学习他们的兴趣。可是“纪念”一辑中所写的大都是杰出的文学家。 曾经有过野心：写一部新人物的“列传”出来。在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和劳动英模大会时，特别强烈地这样想过（《警卫英雄李树槐》，《练子嘴英雄拓老汉》等篇就是那时写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企图没有实现。 今年国庆节前后在北京举行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大会的时候，我又想起：用集体的力量写出来一部、数部或数十部新人物的“列传”，是有必要与可能的。 我们新中国杰出的、优秀的、崭新的人物非常的多，单看看这次英雄模范大会上的代表们，你在衷心感动之际就会深深感觉到，我们写的实在太少了！希望同志者共同努力。 最后还应声明两句：这本集子内某些关于某一个人的文字，因为发表的时间与地点不同，内容不免有少许重复之处。其次，因战争关系，有些原稿都散失了，记得的如《贺龙同志在绥远》一篇，纪念类内还有关于鲁迅的，关于“四八”烈士的等篇，都因一时找不到存稿，只得暂付阙如。 萧三 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于北京 [book_title]朱总司令在延安 朱总司令来延安之日，正是我们离开晋西北的兴县更深入到敌后方去之时。我们在敌人的许多据点——前方叫做“梅花点”——里面绕了一些圈子，遇到过敌我的战斗之后，在作战的××队司令部听到了一个消息：“朱总司令到了延安！”这引起大家莫大的兴奋。我们再前进的计划因发生阻碍不能实现，仍折回兴县。于是看到通讯，述延安欢迎朱总司令及作家茅盾、张仲实等的经过。我回延安去看他们的心事已经迫切得很了。七月初，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早晨，便和白羽一道去访总司令。 收发科的同志把我们填的会客单子拿上去不过一分钟之后，就有××同志跑下来迎接我们。走上了用砖砌的不斜陡的一段路，只见一个个子不高，光头阔脸宽肩，身穿草绿色军服的人站在坪台边上含着微笑，接待我们。在今天以前，我是没有看见过朱德同志的，虽然我曾简要地写过他的传略（和毛主席的传略一道在莫斯科两个出版处出版了）。从像片，从传述，一见便知道是他。白羽给我们介绍，拉手后，三人同入会客室，靠长桌坐下。我坐在朱德同志的对面。他笑容满面，我目不转睛地看他。真像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心里想。但是他的面部究竟是严肃的，态度是异常从容、谦虚的，然而你感觉得他的大风度、大气魄。这些特点时时在告诉你：他是有绝大的把握的。他的两眼灼灼有光，两道眉毛特别的粗而长。说话从容、简短、有力。声音宏亮，发自“中堂”。他坐的很稳。和他在一起，真是“天垮下来也不管”都可以的。我想起中国某记者述他之稳如泰山，甚么事都有办法。我记起另一位记者述他之和农民兵士在一道时谁也找不出他的特别标记来。我记起，在莫斯科看中国抗战电影片时，和我坐在一起的很有才能的写电影剧本的女作家文诺格拉兹卡耶看到朱德同志时，兴奋得老是耸我的臂膀，说：“这样一个出色的英雄，面貌朴实得像一个石器时代的人！”…… 朱总司令问我回国多久了，问晋西北的状况，……我略述在那边之所见所闻，述贺龙同志给我的印象，述续范亭先生之研究唯物辩证法……话头转到“新诗怎样写法？”——总司令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说，作诗总得讲究点规律、音韵等等。他谈蔡文姬的诗好；谈有些中国的诗，用很少的字句能写出一切情境，“我看这是很大的艺术”——他说。说到这里他起身去取来一本厚厚的《诗词续选》，翻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给我们读，书上用红铅笔打了许多直行。我们一面读，他一面称赞。我索他自己所作的诗。他又起身去取出一个笔记小本子来。这时有人端来了早饭，两个蔬菜、稀饭、馒头。他邀我们吃。康克清同志也进来一道吃饭。我看她英姿奕奕，朴质诚恳，她一点也不告诉你，她是总司令的夫人。她毫不做作，她也不知道，她不应该做作，即是说，她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天真的本色的。我们陪着吃了一点东西，翻小本子找诗，不见。康克清同志伸手拿去代找也不见。最后还是总司令自己找出了几首。我读了，感觉得气魄浩大，诗如其人。字句精炼，技巧亦高。我抄下来，说，将译成俄文加到我写的《朱德传略》里面去，同时在《大众文艺》上发表，问他不反对吗？他谦虚地说：“修改一下吧，丢丑哩。” 我们还继续谈了许多话。总司令几次问到苏联描写新生活的文学作品有些什么翻译成中文了的。白羽手里拿着一本《文学月报》第五号，总司令要了去，还要白羽给他找一份全的。《大众文艺》也要全的，每期要多几份。 谈到在部队里做文化工作时，总司令主张组织一些人到部队里去，最好是到团部去，专门做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大量出版，就只先印五百份给我们自己轮流看，同时存着作历史材料也是好的…… 我们坐谈的时间不少了。起身握手作别，朱德同志送我们出门后也就回到自己的房子——窑洞里去了。我回到文协后，许久许久没有动作，没有言语。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太感动了，虽然他是非常单纯，非常朴素而自然的。 我们的《大众文艺》第五期要在八月里出版。“八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现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的纪念日子。我们愿意写点文章纪念它。编者们的意见，最好是请八路军的创立者之一和它的总司令给我们讲一讲“八一”南昌暴动的经过和红军建设的历史、故事等等。我们将这意思转达给朱德同志，他欣然地应允了。同时说，回延安后还没有去过边区文化协会，这次就去看看大家吧。 这天的上午在太阳炙热之下他步行来到了文协。他到处是那样简朴、谦虚、从容、稳重的。“很久没有来过这里，很对不住！”他拿出小本子要丁玲、刘白羽、周文……所有到会的文协的和大众读物社的工作者几十个人都签字留名。他开始谈“八一”南昌暴动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知识分子发展到工农……“孙中山在晚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地向左翼靠，他总喜欢革命的进步的，并且很爱惜他们。落后的，虽是跟了他很久的，他是不喜欢的。”“国民党改组后，由于苏联的帮助，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知道建军的。孙中山的特殊处，在于照苏联红军的办法建立国民革命军队，设指导员、党代表。因此老军队完全变了样，变了质。南昌暴动的基础，主要力量也是我们所建立的军队——在第四军里的一个团……工农民众配合了它。”“北伐时主要的还是靠群众力量。那时国民革命军虽有五六个军，但每军最多只九个团，第四军只七个团，共不过三四十个团，但每一个团能打垮反革命的一个师，因为民众力量大。每处真是十万二十万的，蚂蚁似的到群众大会来，有组织的群众以百万千万计算……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作工农运动。工人百多万都组织起来了，很革命。农民运动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大大地发展了。自然那时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过，因为共产党员不够，不能控制左右倾。” “武汉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分左右，汪精卫投机，帝国主义逼迫，于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立起来。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重新接近，开始白色恐怖，送共，捕共，杀共，逼到最后才有南昌暴动。因此南昌暴动是逼出来的，而也是一个退却的暴动。” 朱德同志接着分析当时国内政治军事状况，详述暴动的经过，这中间有许多小说似的故事。最后批评暴动组织工作的缺点，战略上等等的错误和由此而得到的经验，教训，如不知组织队伍，没有决心拿江西湖南作基础，而南下广东汕头，“这一走吃了亏，一个大胜利似乎是失败”。他结束他的叙述说：“从八月一日到十月底，十一月一日战斗告结束。退到江西的一千多人成了红军的一个基础。” 已是午饭时候了。吃了饭之后照例大家是要睡午觉的。但是朱德同志说，他自己是不要休息的。他看见小桌上的象棋盘，“下盘棋吧！”我们选了我们中间一个下得最好的和他下。但是不过一刻钟左右，我们的选手输了。朱德同志戴上眼镜，沉着应战，在这里也是以进攻为防守，结果，一个反攻使得对方无路可走，自认输了。 人们又集合了，要求总司令再讲一些。他于是讲红军的另两个来源：广州暴动和秋收暴动。他讲述共产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秋收暴动的决定。毛泽东同志的农民自卫军，南昌暴动里千多人的湘南暴动，井岗山上的会合，“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三部分力量会合于井岗山，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早已经在那里建下基础了。——这成了新的东西……围剿的总是十师二十师，甚至四五十师，我们作战的不到一万人，只两团人能打……过年的时候打了三十多仗，退出井岗山，到江西、广东、湖南各处兜圈子，一面打仗，一面做地方民众工作，人才多（我那千把人中间就有几百个意志坚强的知识分子），方法好，活泼，勇敢，真是机动得很！因为我们假如一天不打好仗，便有被消灭的危险，那时我们真是常胜军……那几省的地图都不要，熟悉得很……要打就打，没有把握的不打，打不赢我还会跑，退也退的快，敌人真是没办法……我们的政治质量强，一打仗大家都拼命，老百姓也都拼命，那有不打胜仗之理？” 话头转到目前的抗战了。“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打也是这个办法，这叫做游击战、运动战。有人怪我们为什么不集中大队伍去打日本一个师。请问目前用什么去打？怎么能打得进？人又不是铁做的！我们辛辛苦苦，到处游击、运动、扰乱、消耗敌人、抵抗、牵制住他在中国的差不多一半的兵力，有人还要讲我们是‘游而不击’，这真是混账的说法！” “现在中国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在动，都在对付敌人，你看多漂亮！” “过去在江西湖南我们只几个月到一年的工作，便都起来了。现在三年了，有进步的政府，有坚强的军队，顽固分子想消灭我们，真是碰了鬼！” “我们在华北的队伍和民众全靠捡起顽固分子怕敌人而逃跑时自己丢下来的东西来抗战，现在他们还要捣乱，你看这心多么毒！他们就像是皇帝赐死似的，给你三尺白绫，你就不能不死！” “中国经过这样的困苦还会亡国灭种，那就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类了。” “中国人之能艰苦耐劳，真是世界上少有。但是一部分人腐朽的现象也是世上找不出来的！” “可惜没有时间，假如能把大革命、十年内战的经过都写出来，你想多漂亮！现在抗战又三年了，英勇的故事真多哩！” 谈到这里朱德同志重复他在午饭时的谈话：“最近十年八年总是军事时代。我看，文学界的人应该学习军事。每个文学家应该是主要的宣传家。要宣传到民众里面去，到敌人那里去，这样文艺才能深入，才能提高。现在的文学家总想写出几本书，多少个的长篇，要几个月才读得完的。我看现在不如写几十个字到五百字一篇的好，要多写些这样的作品啊！” 时间已经不少了。总司令答复了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微笑地说：“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大家送他出门，他不叫我们下山。我们都站着目送他下去。他的一顶草帽、一对草绿色的绑腿和一双布打的草鞋渐渐地在山底下小路上消失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 朱总司令的故事 我们的敬爱的朱总司令今年六十岁了。这个全世界闻名的英雄给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立下了绝大的功劳。他一生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到现在的爱国自卫战争，我们的朱总司令都亲自参加了，领导了和正在领导着。因此中国人民都认他为自己的救星、领袖。他的肖像常和毛主席的肖像挂在一道。 关于朱总司令的生平，中外记者、作家都有所叙述。在民间流行的关于总司令的故事，也很不少。现在我只匆匆写出几则来以飨读者。这点点描述，自然，离总司令的全面伟大处，还差得很远很远，真是挂一漏万哩。但从这些片断里，也可见到总司令为人的一斑。即以此聊表我祝贺总司令六秩大寿的微意。 四大金刚之一 民国初成立不到几年，已经用权术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心还不足，又要做皇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反对这个卖国独裁内战的头子。袁世凯派兵来打，蔡锷部下有“四大金刚”抵抗袁兵。那时候我们的朱总司令就是“四大金刚”之一，那时他是某某旅的旅长（他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从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升到旅长），和袁家兵在四川泸州打了一个大胜仗，于是人人知道朱德同志的英名了。朱总司令一向就是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对卖国的。 有勇有谋的将领 一天，他的军队清早出发。朱德同志下命令，叫每个兵士背一块木板。兵士们起初莫明其妙。走到半路，前面是一条河，没有桥。朱德同志叫大家用带来的木板，钉成划子，于是全部队伍安安全全地渡过了河。兵士们这才佩服朱德同志是个有勇有智谋的将领。 “我们上山……去了” 云南的督军唐继尧害怕顾品珍要倒他的台，因此也嫉忌那时在顾军中做事的朱德同志，要逮捕他。朱德同志就走。他带一连人，走了二十一天。唐继尧派了一团人追他。到了金沙江，要过渡，很危险。朱德同志就叫自己这一连人脱下滇军的红帽子，装成老百姓模样，走时在河边留下一封信，大意说：“我们上山……去了，你们不用追了吧！”唐兵到了河边，看了这封信，见了丢下的帽子，就果然不追了。朱德同志带领一连人却从下面二十里的地方渡过了河…… “愿意革命的跟我来！”（和）找毛泽东同志去。 “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南下，朱德同志带领着教导团的三百来人，总是打先锋。同时要筹粮饷，要做宣传工作。一次他一个营打敌人三个团，支持八小时。又一次敌人全力打他，连攻五次，他支持九小时。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广东汕头——流沙汤坑打了败仗。朱德同志和二十五师守三河坝。敌人三个师来打。朱德同志和敌人打了三天三夜，敌人终于溃退。 南昌起义又毕竟失败了，许多人都散了，有的自己走了，但朱德同志非常沉着，无论如何不走。他收集了起义的残余部队约一千七八百人，对他们讲话： “……中国的一九二七年等于俄国的一九〇五年。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现在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们也一定能干下去。只要有二百条枪，我们就有办法，现在我们有约两千人，可以发展到二万，二十万……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来！” 这一番话，这一个号召，打破了当时某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指出了前途的光明，对中国革命起了伟大的作用。南昌起义存留下来的队伍，由朱德同志率领到湘南，举行起义，湘南全部震动。湘南起义失败了。朱德同志决定到井岗山来找毛泽东同志，和他会合。朱总司令带来的队伍和原来毛主席在井岗山的队伍联合起来，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为军长，毛泽东同志为党代表（即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 这就是土地革命时代之初有名的“朱毛会合”。从此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的名字在中国革命史上长期联系在一起。 “我是伙夫” 在湘南的时候，朱总司令带一连人，路过一个地方。天黑了，大家疲倦了，就在那里宿营。 半夜里，当地反革命的地主武装——民团袭来了。三百人把朱德同志的一连人包围了，大家半睡半醒地起来突围，冲了出去。 朱德同志也急忙从窗口跳出来。民团的队长捉住了他，问： “你是做什么的？” 朱德同志答说： “我是给他们当伙夫的。” 民团又问： “朱德在不在？跑哪里去了？快讲！” 朱德同志用手一指，说： “朱德？跑那边去了……” 民团往他手指的方向追去。朱德同志自己却往相反的方向跑出来了。事后队伍里的人亲爱地给他取个绰号叫“伙夫”或“伙夫头”。 事实上朱总司令自己真的也会做菜，而且如四川的“回锅肉”等，做得很不错。又：总司令常对同志们说：“做一个共产党员，首先应遵守党章的第一条，那就是：服从纪律。假如党要我去当伙夫，我就去当，我炒菜比某些厨子炒的还好哩……” 轿夫出身……蛮好 在井岗山上的时候，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打退江西敌人两个师的进攻，这两个师长一叫杨如轩、一叫杨池生。当时红军里有两句歌谣是： 红军不费三分力， 打垮江西两只羊。 杨师里写了许多标语等宣传品，笑朱德同志是轿夫出身……朱德同志在打完仗后对部队讲话说：“说我是轿夫出身，蛮好，那是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假如说我是军阀出身，那就不得了啊！”听的人都笑了。 事实上我们的朱总司令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是农民出身，是农民的儿子。 挑谷歌 敌人围攻井岗山。山上粮食不够吃时，就动员群众和红军官兵自己都挑谷子上山来。军长朱德同志也亲自下山挑谷子上来，每天来回挑两三次。他用的是一条长长的竹扁担，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红军士兵看见自己的军长和他们一样的不辞艰苦，兴奋极了，大家干的更起劲了，并且唱出一首歌来，（用江西民歌的调子唱出）歌词是： 朱德挑谷上坳， 粮食绝对可靠； 粉碎敌人围剿， 且听歌声载道。 井岗山上红军的生活，吃的穿的，官兵一样。朱军长的衣服而且很旧，热天也是短裤、裹腿，和士兵一个样，只有在打仗的时候，他身上多一副望远镜。 一次司令部里杀了一头牛，在士兵没有吃肉以前，朱德同志只喝一点肉汤。 他“在银行的存款” 蒋介石国民党几次发动大兵来围剿苏区红军，每次总是悬赏“捉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说：如有割下他们的头来献的，赏洋多少万。赏格起初是五千元，后来加到五万元，后来又加到二十五万元。 听到了这些凶恶卑鄙的说法时，朱德同志笑对部下说： “现在我在银行的存款有好几十万了呀！” 听的人大笑。 将军—诗人 朱总司令很好学。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时候，他的马袋子里还驮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抗日战争时代他在晋东南前线，一有时间就读联共党史，研究唯物辩证法……部下有去见他的，谈了问题之后，他就和他们讲马列主义的道理，劝他们读书，研究革命的理论。总司令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总司令也很喜好文艺，他自己写的旧体诗很好。一九四〇年他由前线返洛阳过太行时，作了一首诗： 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到了重庆后，郭沫若、田汉诸先生，董老、叶剑英将军等都照原韵和了多首（郭和了五首，董老和了四首，叶和了二首，田汉先和了二首，后又和七首），一时成为佳话，影响很大。 就在那时左右，总司令还写了几首诗，气魄浩大，诗如其人，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流露于字里行间，读着令人兴奋，感动。现在都抄在下面： 住太行春感 远望春光镇日阴， 太行高耸气森森； 忠肝不洒中原泪， 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万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战献吾身； 从来燕赵多豪侠， 驱逐倭儿共一樽。 一九三九年十月移太行侧 伫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怯衣单， 夜夜杀倭贼。 贺友人诗 壮举收复赖群雄， 将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返日， 河山依旧血流红。 赠朱总司令诗的，我记得还有两人，一个是民国六七年时，四川一个老翰林赵尧生先生，他赠总司令诗云： 只有人心能救世， 西南半壁赖维持； 读书已过五千卷， 一剑曾当百万师。 一个是最近几年前柳亚子先生赠诗云： 河山还我金汤固， 百万青年子弟兵； 武力由来属民众， 中华民族此长城。 青年干事 朱总司令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充满了青年的气概。他的身体健康，精神旺盛。他在前方常和战士们一块打篮球。在延安公余之暇也打球，也跳舞（延安每星期六晚的舞会，纯为同志们自己的文化娱乐，和外面的跳舞性质完全不同）。舞会上他有时自己还到乐队里去打打洋琴。他很青年化。 他不喝酒，不抽烟——延安的青年组织号召青年们学习他，因为他的生活一切都是青年的模范。西北青年救国会曾推总司令为名誉会长，大家爱敬他，叫他为“青年干事”。 普通农民、老百姓 朱总司令本是农民的儿子，直到现在还是个普通农民样子。身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人民领袖，但他一点也不摆什么架子，——从来就不装腔作势。他的忠厚谦虚是纯化了的，靠做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的。一个外国记者访问过总司令之后写道：“他，举世闻名的朱德总司令，就像是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民。假如他从讲台上下来，走到坪里兵士中间去，一分钟之后，你就再也分别不出谁是朱德了……” 这是对的。我们的总司令就是和人民打成一片了的。 毛主席有一次在闲谈中也说：“总司令讲话都是老百姓的话……从前红军里对俘虏兵说话的总是他……”毛主席是最了解朱总司令的啊。 “惟大英雄能本色”，这些都是总司令的本色，所以他不失其为大英雄。 “管家婆” 朱总司令不仅最会带兵，最会打仗，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人民的领袖，这是谁都知道和承认的了。但是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是一个革命家务的建立者、发展者、保管者。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大量屯田、生产，使得过去荒凉的南泥湾成了“陕北的江南”。这个“南泥湾政策”就是朱总司令号召提倡并亲自执行的。在延安，总司令经常到各工厂去参观、考察、指示。他非常关心革命的、人民的家务，因此有人说他是“管家婆”。读者当然知道，他管的是公家的家，是大家的家，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的家。 陕甘宁边区有一次开生产展览会，里面陈列的东西尽是边区老百姓、机关、学校、部队的人们自己制造、发明、生产出来的。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总司令给展览会题字说：“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看起来特别可爱。”这句话是何等朴素，何等热忱，何等亲切！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搞生产，每个人都参加劳动。朱总司令在王家坪亲自种菜，和他的左右编为一个组，生产了许多西红柿、烟叶等等。他这个小组的出产品，在王家坪机关内是数一数二的。那些菜地被叫做“小南泥湾”。 我亲眼看见朱总司令住的房子里，摆着一架脚踏纺毛车，因为是改良的纺车，同志们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亲自坐到纺车前面纺羊毛，告诉同志们如何照样纺。 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 总司令对革命、对人民、对党，都是无限忠诚的。因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对革命，对一切都很乐观。他的为人是很浑厚的。他很大。中国有句古话：“虚怀若谷”，我常拿这来形容总司令的宽宏大量。他处事沉着、英明、坚决。在任何困难前面都不低头。待人亲切、和蔼、慈祥、诚恳。自处朴素、谦虚。 他为人民为革命为党做了这样多和这样大的事业，但他在延安总部常对同志们说：“我别无所求，只求做一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志愿。” 这是一句足以启发人作深长思的金玉之言。这可见我们的朱总司令是一个怎样淳朴、真挚、忠诚、切实、厚道都到了化境的人，一个党性最强最纯的完人！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book_title]徐老不老 “人生七十古来稀”，德高望重的徐老特立同志七十岁了，更是难得。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中算徐老为最老了。但是他身体之康健，精力之充沛，感情之热烈，许多许多青年人都赶不上。徐老真是老而益壮的人。全党全中国人民都祝福他老人家长生不老，最少活到一百岁！ 爱国志士 徐老从来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志士，反外族侵略、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满清末年，专制独裁卖国殃民的政府搞什么“铁路国有”，那其实就是把路权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纷起反抗。知识界开风气之先，各省的文化教育界学生界都骚动起来了。辛亥年四月徐老在湖南首先发起这个爱国运动。他奔走呼号，联合许多学校共同罢课，以表示抗议。学校的一个庶务说：“哼！黄纸上谕在墙上一糊，什么都搞不起来的。”徐老说：“课还是要罢！”开了会，私立学校都罢了课。但官立学校行政方面说“不便”罢，要维持上课。徐老心想，要官立学校的学生教员们知道才行。如何办呢？有了！长沙城许多教员是在私立学校和官立学校都兼课的，就让他们把罢课的传单带到官立学校去。 传单里说的很委婉，很为“荒废学业”而可惜（这点说的轻），但“铁路国有”这问题关系于国家民族命运者甚大（这点说的重），……这样的传单一贴，官立学校的学生才知道有罢课的事，于是也一同罢课了。 断指血书 外国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洋人欺侮中国人民无所不至。满清政府卑躬屈膝，事事顺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为了一件教案（打死了一个外国传教士，或打毁了某所教堂，或伤害一个教民都为教案）就被罚停止科举五年（五年之内不许辰州人考科举）。一个游击（教案的罪人）被解到长沙杀了。善化知县，姓苏的来收尸，哭了（这县官又捐给善化小学二百两银子，自己还来学校参观过。此人不像读书人出身。审案时自己动手打人家的屁股）。后来他毕竟丢了官，没有存的钱，死在长沙。留下一女，在周南读书。徐老那时是周南女师的校长兼善化小学堂的堂长，所以知道的很清楚。这些事给他的印象很深。 不久，江西也出了一件教案，为此还革掉了一个知县。这是徐老看了报知道的。 这一类的新闻和还有其他许多外国人欺侮中国人的事实，使得徐老非常悲愤。他到修业学堂去对学生讲话，登台就哭了。他随即沉痛激昂地说，希望后一辈的人起来干，结团体，向洋人报仇雪耻…… 说着说着，徐老从厨房里拿出来一把菜刀，当场斩下自己左手的小指，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一定要雪耻的决心。登时流下一盖碗的血。全场震动！一位学校行政方面的人害怕了：风声一传出去，会惹起官厅注意的。于是就用徐老的血写了“请开国会”四个大字，因为那时谈立宪是不犯法的，那些日子中国人民痛心亡国灭种之祸会要到来，愤恨满清政府的卖国专制独裁，纷纷要求立宪，全国各地普遍地展开了立宪运动。满清皇帝被逼得也下过预备立宪的诏谕，这当然都是假的。徐老断指血书的事一传开来，长沙全城震动了，湖南全省震动了！ 革命先进 “我曾经是一个原始的唯物主义者。我从前虽没有站在革命的前面，但也不曾掉队。”——这是徐老的自述。但徐老曾经是辛亥革命的急先锋。 武昌起义，湖南首谋响应。阴历九月初一（长沙反正的日子）的先一天，湖南省教育会开干事会，几十个人都主张援助武汉。但也有犹豫不定的。劝业学堂的堂长曹某胖子说：“武昌没有派兵来，如何响应法？”徐老站起来驳他说：“反正、革命，当然是难事，这全靠人为。比方你曹先生很久就想把劝业学堂由落星田（长沙街名）搬到南门外去，至今没有搬成，可见什么事情都是不容易的呀……”徐老一番激烈的说话，加上他宏亮的声音，说得大家再没有反对的了。于是全体通过决议，用积极的工作和实际行动以响应武汉。 九月初一日长沙起义了。一批人拥到谘议局的寄宿舍里。焦达峰、陈作新（二人运动新军反正有功）和某些谘议局的议员及教育界人士，内中也有徐老，都来了，大家商议，举焦达峰为湖南正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他们两人立即搬进抚台衙门去，这里改为都督府。 革命没有经验。焦陈是会门出身，年纪也很轻——都只二十多岁。革命党人也无好的组织。这就全靠热心革命的人们共同来负责任。徐老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热心家。长沙刚反正的那天，就听说反对革命的人当夜要在北门城上起事。但谁也不敢去报告。这时徐老说：“我去！”他一直走到都督府焦达峰的办公室，说了这件事。焦达峰立即想了个办法，把反动阴谋压下去了。同时给了徐老许多张出入证，请他有事随时去谈。 重阳前一日，约有一团人左右在教场坪誓师北伐。焦达峰骑在马上演说，在队伍前面走来走去。“休看他二十几岁的人，讲话却很有力。”——徐老暗地里佩服。 焦、陈是会门出身，绅士们不欢喜。地主官僚想篡夺革命的果实，首先就破坏焦陈的威信！长沙城里传说着：“焦、陈用一万元招待会门上的人！”“不只一万，用了两三万！” 这数目当然惊人。你想，像徐老当时做校长，兼教课，每个月也只有十元钱的薪水，全年只一百元哩。 徐老到南门外去买牛，为了劳军。但等他回得城来，焦、陈已被人暗杀了。 绅士们只认谭延闿。找了他来。他说：“我只有八个字：维持治安，保全秩序。” 徐老当时就觉得这话不对。闹革命么！为什么却讲治安和秩序呢？谁的治安，谁的秩序呢？ 民国初年湖南政局也非常不定。二次独立失败后，谭延闿倒了，来了个汤芗铭做湖南的督军兼省长。他到了湖南杀人不少，因此大家叫他“汤屠户”。这汤芗铭本是清朝的侦探，打进过同盟会，是做特务的。袁世凯做皇帝时，封他为侯爵，他是称臣劝进很积极的。 （现在汤芗铭是民主社会党的，不久以前这个党完全落了水，参加了蒋介石一手包办的非法的所谓“国民大会”。） 袁世凯称帝。徐老和某些人日夜谈反袁的问题。有人写文章反对汤芗铭，徐老很赞成，到修业学堂把它油印出来，在长沙城里散发。廖某在第一师范鼓吹帝制，学生来找徐老谈此事（徐老也是第一师范的教员），很愤激，徐老不多谈。因廖某在船山学社讲学时又曾讲民主，乃用学生名义写一信给廖，大意说：“……先生提倡民主，当即反对帝制……生等感先生之赐，目前在积威之下无以为报，将通函传授全省……”廖接信很惭愧，也恼怒，疑为学生单某写的，因单某曾当面驳他，想惩办一下，但拿单某的作文本子来对，笔迹不符，只得怄气作罢。 人民的教育家 徐老是一个老教育家，是湖南教育界最有威信的老前辈，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们应该指出，徐老从来就是一个平民教育家，人民的教育家。 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徐老就为贫苦人办教育。那时他在长沙北门外正街李大中丞祠堂里办了一个夜学，起初只十个学生，渐渐有了二百人。来学的都是些“粗人”——苦力、店员、老板……都有。徐老和周南的全体教员都去教课。教国语、算术、地理，还特别教国耻小史。在马王街修业学堂里也办过夜学。 辛亥革命的时候，徐老在长沙城内城外对苦力们，抬轿子的讲话。 辛亥革命后，徐老做教育司的科长时，极力主张收“野孩子”入学…… 徐老从事于教育达四十余年。他真是诲人不倦啊！记得他讲课时声音宏亮，趣味丛生。在师范学校徐老特向学生讲教授法，一肚子实际经验，尽情倾吐。讲了一场，又是一场，中间休息时间在教员休憩室藤椅上假睡五分钟，即又精神焕发，滔滔不绝。 长沙城的教员大都兼几个学校的功课。由这校到那校去时，那些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们坐着三个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徐老却绝不坐轿，也不坐人力车。就由南门外到北门外去，总是步行，而且走得很快。腋下随带的书太多了，就雇一辆人力车，让车子拉书，徐老自己还是走路。偏着个头，手一摆一摆地走。长沙城多雨，徐老打起一把雨伞，在街上走来走去。 徐老的弟子何止三千，不说十万，也有三万，五万！任何一个学生都对徐老这种勤谨朴素的作风表示衷心的钦佩。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吃肉，从来就是一身布衣，从未见他穿过绸缎。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事业和办学作风，徐老是非常赞成的，他后来曾取过一个别名叫做“师陶”。 没有别的老人比徐老更能虚心和日益求进步的了！ 徐老四十多岁了。在教育界也很有地位了。但他和千百个青年勤工俭学生们一道，坐法国邮船的所谓四等舱，由上海放洋到法国，入工厂做工，过着艰苦的生活，工余还刻苦自学。他这种精神很使青年们敬佩、鼓舞。在留法学生中有官费生、自费生，有贵族子弟、穷苦子弟。中国官方以至国民党的“名流”吴稚晖等等，都是袒护有钱的贵族式的留学生；而徐老和去年四月八日牺牲了的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总是站在贫苦的平民留学生方面。（吴稚晖在国民党里是最年长的，因此这次蒋介石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国大”开幕时，这个老而不死的吴某，甘于做蒋介石的傀儡，当了一回主席。徐老在共产党的老同志当中是最年长的，他是如何地有气节，有骨头！） 我们就拿徐老和吴稚晖比一比，也可看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差别是多么大。我们以有徐老这样的老同志为光荣，中国人民以有徐老而感到骄傲！ 艰难曲折的道路 徐老从法国回来，还是办教育。但正如他自述的：“从民国元年起就相信‘教育救国’论，专心做教育事业，直到民国十三年，觉得还是没有出路。” 又正如徐老自述的：“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我们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 的确，徐老是走过了一大段迂回曲折艰难痛苦的道路的。 辛亥革命的初年，徐老下决心从事于教育，但却不以少数人受教育为满足，因而有收“野孩子”入学的主张。教育司司长主张贵族式的教育，讲形式主义，要裁减学生。做科员的徐老反对这个意见，力争无效，丢下委任状，弃官而去。 徐老走进议会去。心想在议会里可以为老百姓做点事。但到了议会，见那里面很腐败，做议员的只顾自己升官发财，那有真心为人民说话？议长带武装入议场，一百六十个议员都不敢哼一声了。此外，议员们就只是挂牌子，升县知事，做官。 徐老反对议会，进而反对政府这机构，更不肯夤缘上进。 袁世凯倒台了。刘人熙做湖南省长七十二天就去职了。又是谭延闿上台。许多士绅都去找他，谁都请他写幅字挂在家里，以为荣耀。徐老从不去找，家里从没有谭写的什么对联。徐老找到了江亢虎的所谓“社会党”，因为看见他们的章程说得很好。但一进去，见里面的所谓党员尽是些痞子——知识界的流氓。徐老反对这样的社会党。 徐老反对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之所行所为都是旧日官僚军阀的那一套，国民党只是对满清“取而代之”。徐老反对这样的国民党。 找到出路了 徐老还是从事于教育，培养下一辈的人才总该是有意义的。但那种旧式的资本主义化所谓新教育，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徐老苦恼起来了。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还是没有出路。徐老回国…… 经过了多少年的摸索，探寻，徐老现在找到出路了。 大革命运动开展了，徐老参加了进来。他满心赞成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在长沙所发的“好得很”的议论。徐老也搞起农民协会来。徐老当时成了国民党的左派。他对共产党更加认识了。特出的是，徐老加入共产党不在大革命盛时，而在“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许克祥在长沙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人）之后，白色恐怖甚为猖獗之际、大革命走向低潮之时，这时候许多参加过革命的分子动摇、畏惧、消极逃避了，徐老却于凡共产党员都有被杀的危险时，毅然加入共产党。七月十四日徐老到了武汉，会见了毛泽东同志。九江开国民党左派的会议。徐老到了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在瑞金开了共产党的会议。“八一”起义失败后，徐老又秘密回到武汉，共产党派他和贺龙、周逸群、郭亮、柳直荀诸同志组织五人委员会，本定一九二八年一月去湘西开辟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但徐老病了，半年之内，灌肠四十五次…… 经过无数辗转曲折，徐老终于到达了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副部长。 红军北上抗日，二万五千里长征，历时一年，经过八个省，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这二万五千里徐老都是步行，他的马总是给有病的和体弱力疲的同志们骑。 在特区又任教育厅长，亲自教课，亲自编写教科书。 一生从事于教育的徐老，至是在这一部门也找到了出路，找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大道。从此徐老更得以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大众服务了。从此徐老异常乐观，从无民国十三年前的苦闷，愈老愈有精神了。 老而益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徐老回到湖南，全省人民闻讯，热烈欢迎。到处请徐老去演讲。徐老向湘人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整天不歇，饭也忘记吃。来访者络绎不绝于途。徐老滔滔不绝于口。访者这批来了，那批去了，但徐老总是坐在那里，总是在讲话，不知道休息，不知道疲倦。 徐老手抄毛泽东同志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交长沙出版的《联合旬刊》发表，当时抗战的许多国民党军官看了都很佩服，并企图采用决议里所说的关于建军的许多办法和原则。 徐老回到延安，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延安的青年们、干部们都去拜会徐老，徐老滔滔不绝地和同志们谈论问题。 延安的很多大会小会，都请徐老去讲话。徐老热烈亲切，声音宏亮，滔滔不绝地讲，时常引起听者喝采。自己觉得说多了，用手指点一下说：“我只再讲一点，再讲五分钟。”但一说又是半小时，听者高兴感动极了。 延安青年们组织体育运动会，徐老参加一百码的游泳比赛。 由北门外杨家岭去南门外边区参议会礼堂开会，徐老每次总是步行。他偏着个头，手一摆一摆的走得飞快。他计算由延安旧城北门到南门有多少步，需时多少分钟。 十年前延安各界庆祝徐老六十岁寿日，毛主席致祝词中说：“我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两位教员，一位就是徐老，另一位是杨怀中先生……”寿礼里面最出色的是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献给徐老的一块红领巾。会上徐老乐了，戴上红领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作起戏来。 徐老返老还童了，徐老老而益壮。徐老长不失其赤子之心，那颗热烈的，爱国爱民族，爱党，爱人民群众的心。 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徐老为党中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委员，全党全民欣幸于领导中国民族人民革命的有我们敬爱的老战士徐特立同志。年届古稀的徐老对党与人民的工作从来不知疲倦，现在仍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七大闭幕的那天，徐老演说了。不同于平常地他这次说得很短，但很有力。讲到中华民族危机仍很严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要提防又来另一个帝国主义时，徐老说：“……我这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国是一定要爱的，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他严肃、沉痛、激烈的说话，宏亮如当年教课时的声音，令人想起他三十五岁时断指血书的情景。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徐老今天七十岁时的爱国主义已经比三十五岁时的爱国主义更进一步，更提高一步了，因为徐老今天已不仅只是从前“原始的”爱国主义者，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爱国主义者，因为假如徐老自述他过去“曾经是原始的唯物主义者”，那么，现在的徐老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者。 在美国帝国主义已经很露骨地侵略中国，要使中国成为它的附庸和殖民地，驻华美军无人性无廉耻地到处逞其兽行，抢人、撞人、杀人、强奸中国女学生女同胞的今天，全中国有血气有骨头的人都要学徐老的爱国主义，“帝国主义是一定要反对到底的”！ 祝福徐老不老，相信徐老一定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打垮国内最后的反动派头子独夫民贼大号汉奸蒋介石及其一伙和世界最后的帝国主义者红毛强盗与奸商——美国帝国主义，一定能看到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的出现！ 一九四七年 [book_title]贺龙将军 一 一二〇师司令部的附近，有一块很大的运动场。我们从路上走来，远远地便看见场里堆满了人，原来是“五一”节第三天，战士们在开运动会。我们到师部下马问门口的几个青年，他们说：“师长在操场里。”通讯员去通知他，我们上石阶去，很快的只见贺龙同志从操场急步回来。我们几人都没有和他从前认识的，但是一见他的阔脸宽肩黑黑胡子，便知道是他。他和我们也一见如故，简单直率，一点将军架子也没有。握手、介绍姓名后，我们被邀到客厅坐下。贺龙一进客厅，大声喊道：“向应！来了客啊。”里面房间里答应着，问是谁。贺说：“你出来吧，一看就晓得的么。”果然慢慢地走出了一个个子不高，瘦瘦的，上唇有一口很美的黑胡子的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我们离别十年多了，相见甚欢。于是洗脸，喝茶，敬烟——谁送他的雪茄一大盒，他拿出来待客。贺龙同志豪爽健谈。坐了一会，他把一只腿搁到长凳上，毫无拘束。谈到有趣处大笑，笑得很响，眼睛密密地闭成一线。我们将带来的许多信交给他。他一封一封的看了，边看边说，边笑。我们同来的某同志还带有一封信是给别人的，可是不知那人在哪里，问贺龙同志。贺龙一看封面，把信搁到衣袋里去，说：“我转给他。” 吃晚饭了。贺龙邀我们入座。他叫我们同来几个人的姓名一点不错，而且是一个字也不吞吐或迟疑一下子的。我给他带一个问讯，是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时的一个连长，现在延安某学校工作的。我以为他必定忘记了。可是他一听便知道：“啊！××，我记得，四川人，矮子，他现在在那里？……” 无论那一个“小鬼”，无论那一个自己队伍或友军的长官，贺龙都可以详详细细地道出他的历史来。（我们到此的第二天同路出门去时，路上遇着一队小孩，每个人都背着一支铜号，到师部去的。他们见了贺龙都站住行礼。贺龙一面答礼，一面告诉我们说：“嘿，这些小鬼，一夜走过一百四五十里的……”） 客厅里壁上挂着华北几省的详细地图。我们问起最近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及山西新军粉碎日寇六路向晋西北进攻的经过。贺龙就像流水似的讲起来了。人名地名，屈指一数便是十多二十几个。某月、某日、某时，几千、几百、几十人，几杆枪、几门炮，机关枪……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从二月二十三日起到四月初止，敌人动员了一万二千人，飞机大炮，从北东南三面分六路进攻，岚县、临县、碛口、方山曾一度被敌占领，结果呢？我三五九旅，陈支队配合山西新军二、四纵队及工卫队、暂一师奋勇杀敌，苦战一个多月，把敌人完全击退，打死他一千一百多人，俘虏了敌伪二百多人，缴了他百多支枪，克复了岚县、临县、方山三个县城和十个市镇（贺龙一口气数了十个名字，左手握一个拳头，然后用右手把左手指头一个个搬开的数，但是我不记得那些地名了）。我方虽也伤亡六百多人，消耗了十五万发子弹，——这都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又巩固了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们说，这还不算赔本吧。”——贺龙结束了他的话，头略略偏着仰着，望着我们。我们惊叹之余，对他说：“你这简直是背书一样的！”贺龙笑道：“我小时念书就背不得，一本‘人之初……’从五岁读到十岁还没读完。先生打得凶，我也就打了他一顿跑了……”说完一齐大笑。 关政委说：“人们说，老贺的脑袋里有一张详明的地图，这是真的！” 他只走过一次的生地方，有什么路，路有多宽，那里高，那里低，有什么山、水、石、树、草……他都记得。因此指挥作战时，他可以计算得非常准确。 以后好几次走路时，他总笑警卫员或通信员记不得路，他自己却都记得。 晚饭过后，师部的人们——贺师长、关政委、周参谋、甘主任……和一些来宾们——照例是要到操场里去打球或看打球的。这里有篮球和网球。贺龙颇喜欢打网球，打得重，高，远。差不多从每一击都看得出他的性格来。他打了一场后，让给别人打，自己却去看别人打篮球。他站在人群中间，和大家一起乐笑，一起着急，一起喝采，有时鼓励或激打球的一两句，——他和士兵和民众之间毫无一点隔阂或界限，他溶化在群众里面。疲倦了，或者有人找他谈什么事，他便在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抽着烟斗，和来人谈。谈完了，站起身，两只手搁到一个“小鬼”的肩上，就像父亲似的和他问长问短，开玩笑。篮球完了，他又来看打网球。这时来了几个选手在正式打，周围看的人加多了，密密地总站到线条里面来。于是贺龙忙了。他耽心，他不断摊开两手，大声地喊：“嘿，站开些！站开些！” 当天晚上开了一个欢迎会。随一二〇师去前方，来敌后的“战斗剧社”演戏、跳舞、唱歌……我们和贺、关等并坐在前排。贺龙看见台下一个小孩在立着，招手，喊道：“小罗，来！”那个十三四岁小孩跑到他膝前。贺龙又把两手抱住他的小肩，和他一起看台上节目，不时和小罗说笑，一面对我们说：“他通过敌人封锁线的那一夜走了一百四十里哩。”随即指台上正在跳舞的一个小孩说：“那是他的姐姐，也走了那多的路。” 台上演戏，一个装仆人的在扫地，尘土很厚，贺龙在台下大声说：“你不要真的扫吧！” 在每次开晚会之前，贺龙总要到后台去看看，和剧社的小孩们谈谈，说说，然后下来。 没有晚会的那天，吃过晚饭，必去打球或看打球。 天黑了，大家回到师部来。蜡烛下面，贺师长和关政治委员办公了：听汇报、看公文、处理来往信件和大小军情。形势是经常紧张的，消息有很多耸听的，但是他们都从容审慎，而又迅速敏捷一若无事。公务完了，看看收到的广播，有时再泡茶，或置酒请客人“消夜”。这时候贺龙又谈笑风生，从他自己的身世，到抗战的火线，滔滔不绝。要不是又有人送来甚么信件，急待商量解决，他可以谈几个钟头，两下都不致疲倦。一般在这里，他们除有特别要事外，都睡得早，早上也起得很早。但是这几天晚上因为等欧战消息广播，常常到很晚才睡。电报一到，大家围着地图看，读得异常起劲。关政委说，他们的生活成天就沉浸在电报和地图里面，这几天又加上欧洲好热闹！ 贺龙和关政委在这里是住一间房子里。关向应同志说，从一九三二年起，他们两人就常常在一起，直到于今，从来没分开过，两人非常相得。这样的友谊，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伟大的友谊罢。 二 “五四”那天，晋西文化界救亡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开幕。我们一路十多个人骑着马去赴会。贺龙同志走在前面。马跑的很快。他身子略向后仰，坐的很稳，左手拉缰，右手提着有红缨的马鞭子。腰间挂手枪，一块红绸巾从皮鞘里露出来。（关向应同志的马鞭上的缨子和包手枪的绸巾，则是蓝色的。他们出门也总走在一起。） “文联”大会会场在兴县城一座院子里，布置得很美。四面门窗上挂着许多各机关团体赠送的旗帜标语口号。正中挂着一幅长约八尺、宽约四尺的鲁迅的肖像，画的很好。高尔基、罗曼·罗兰等的画像挂在两边。院子中间有一棵大的海棠花树。花下摆着多排长的木板，坐满了到会的代表和来宾。晴天日烈，但有树荫可蔽，也显得格外雅致。在张同志致开会词后，第一个就要我讲话。之后贺师长、关政委、续主任先后致词。这一天大概给予到会的代表们以不少的兴奋。 贺龙同志说的什么呢？我在日记本子上记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现在抄在下面罢： 我是拿枪杆子的……我的意见，一、文化人要学鲁迅……我近来在读《鲁迅全集》……“阿Q主义”骂那些混账忘八蛋，骂的很好……眼前敌人从博物馆里搬出拔贡举人来做维持会长……二、文化不能离政治和军事……文化对革命起了先锋和推动的作用……三、应发展晋西北的文化，在前方作文化运动不会杀头或逮捕的，我们反对对文化的压迫……今天在这里有枪杆子给你们放哨……笔杆子要和枪杆子联合起来！今天我们的枪杆上有马列主义，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听过贺龙同志在群众大会上演说不止一次。“五四”下午兴县城青年的露天大会，“五五”抗战学院开学的大会，晋西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都是一同去的。贺龙同志一到场，马上群众就热烈鼓掌欢迎。他说话的声音宏亮，内容具体、充实，深入人心。也会诙谐，不时引起听众发笑。最有趣味的是他在大会上讲话时也学会了大家的分为几点的办法。但是好几次我数过，每次他总是说五点——这大概，也许是偶然的吧。 在开会的前后贺龙同志是非常活跃的。他和会众谈话、问答、开玩笑。他天真极了，民众化极了！ 晋西文联大会开了十天之后举行闭幕式，我们又都同路去了。到了会场，见几个女同志齐坐在前面一排，贺龙同志大声提议，欢迎女同志唱歌。女代表们来了一个反攻：“欢迎贺师长唱歌！” 大家鼓掌催促。这可为难了他。但是鼓掌不停。他本是站着，走动着的，这时反而坐下了。连连摆手，口口声声，“我不会唱”。最后没有法子，他说，他只会念歌。马上念了一首某军兵士们唱的讽刺歌，引起全场大笑。他念完了，还是要女代表唱歌。她们说：“好，请贺师长指挥。”贺龙说：“可以，但是不会打拍子。”这时坐在一旁的续范亭先生插一句：“贺师长能指挥一二〇师一个师，难道不会指挥几个女同志吗？”大家都笑了。但结果还是她们自己唱了一段“二月里来好春光……” 开会了。请贺师长说话。他含笑地大踏步走近讲台。虽然他起初声明，今天没有多的好话可说，但是他讲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话。他开始说到，晋西北的大学生很少，这可见一般文化之落后。也有大学毕业的财主，但读书十年，回来管家，一谈便是肉多少钱一斤，布多少钱一尺，不说别的……次说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配合军政民运。他举出具体的例子作自我批评。许多新的行政工作人员不会“做官”，上面有命令，下级不知道执行，这都是文化程度不够的原故。接着他谈戏剧，谈民族形式，大众化诸问题。他说：“戏剧一方面应注意观众的水准，要重视民间形式；但完全的旧形式也不能全盘搬来，要加以改造，要使内容与形式渐渐统一起来……” 谁说贺龙同志只是一介武夫？称他为中国的察拜也夫（夏伯阳），我看，除某些特点外，并不相似啊。 贺龙同志是健谈的。他喜欢谈他过去的故事，谈他的少年时代，谈他当“军阀”的时代，谈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洪湖时代以及抗战三年来的一切。他的记忆力之好，他述说故事人物等等的描写技能，令人惊为不可多得的天才！而且他会学人们的声音动作，无微不肖，引得你笑痛肚子。我请他自己讲他的一生，从他小时候谈起。他欣然应允了。于是只要有一点工夫，他就滔滔不绝的说。几十年十多年以前的经过一切就如同昨日，不，就如同在目前。湘西、川东、湖北、贵州那几省的百多个县他都记得。他少年时代贩马所走过的十多个县的大小市镇村庄，某市某村某家的人物，姓张姓李，有什么拔贡举人，甚至他家的三代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得那样详细具体，人名地名，年月日时……我有时实在来不及笔记，有时听得有趣也不顾写字，而愿意想象他话里面的形象。我们并没有谈完谈尽。因此我想写一个他的传略也有待于将来。但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和一个总的、大体的概念，这就是：从十七岁打手印加入同盟会直到参加北伐——贺龙是一个农民底领袖。从南昌暴动，在瑞金加入共产党以后，经过苏维埃运动直到现在——贺龙是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底一个杰出的将领。他是一个职业的党的军人。他的性格是一个“快人”。他的风度是做大事的。他对党，对阶级，对民族与人民是绝对忠实的。（他对毛泽东同志非常佩服。他屡次说：“我们的毛大帅——他这样称呼——是有本领哩！”）从前洪湖时代，现在晋西北的抗战，他都是独当一面。他从来不怕艰苦困难。关向应同志告我，老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说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我亲眼看见过，他当敌人六月里又一次的动员了二万人，几百门炮，分二十几路进击晋西北时，情报不断地传来，可谓紧张得很。贺龙敏捷地处理，指挥，毫不在乎。这几天他也不睡午觉了，夜里也睡的很少。他叫勤务员把他的一些旧小说——《三国志》、《水浒》、《红楼梦》、《精忠传》、《七侠五义》……都拿来。在处理、指挥忙碌的中间，他就看这些小说。我问他对那一种小说最感兴趣。他说：“《三国》，《水浒》。至于《红楼梦》，看了四页便去了，看不下去。” 我记起了一次他讲在南昌暴动汕头失败之后到香港的情形。他说，那时有一个姓高的（？）女同志待他很好，非常关照他，和他一道去街上做衣服，给他买书看，“她买了一本什么少女日记给我，我看不下去。但是也看了一些，说什么……后来买部《三国演义》来，这还有味。后来我就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那时候没有多的党的文件可读啊。” 凭他绝妙的记性指挥作战的事，我也亲眼看见过了。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谈话，忽有人来报告：××队伍到了××村，来电报请示如何动作。贺龙同志望了那人一眼，把左手掌张开立着摆到桌子上，然后对来人说：“××村的前面有一个沟——他指着手指尖处，沟上面有一个山——他指着大指与食指的中间，再上面又有一个比较高的山——他指着大拇指的指头。敌人来到沟里时，先不要打，你占住沟上面的山；敌人一走动，你就开枪打！敌人如果回枪，火力猛，你就占那较高的山，往下打！假如敌人力量很大，冲上来，你也就不必顽强抵抗，可以去和我们的××队伍取得联络。高山的东面不是有一条怎样怎样的路吗？山的北面不是还有一条怎样的路吗？从这两条路都可以到我们××队伍的所在地……你去处理这个问题吧！”——他再望了望来人，说了最后一句话。马上又掉过头来，向着另一个站在他旁边等待他吩咐的人：“今天谁从××打电话去××说什么……？这简直是造谣！你去调查确实是谁打的，调查明白了，来告诉我，啊！”这样的敏捷、决断、精细，只有在舞台上或银幕上看得见——我当时心里这样想。而上述的××村，他就是由冀中回到晋西北时走过一次。 夜深了，值日参谋进来报告：××队伍到了××，来电话请指示。贺龙说：“我自己去讲。”步出房门，大声叫：“向应！来谈谈。”他们两人同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师长拿起电话筒说话。也许是对方不大懂他的湖南话？关向应同志接着说下去。我听见关政委吩咐得那样仔细，那样具体，指示××队伍如何如何行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贺龙同志站在旁边，一切都无异议。我因此相信“小关”（很熟悉的老同志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他自己也说过：“是吃的这碗饭啊！”贺关相处八年之久了，从前任弼时同志和现在关向应同志做贺龙同志的政治委员——这对他是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的。我亲见关政委之善于说服，处事审慎，了解深刻，和善，亲近，很得贺的信任。他们两人真也配合得好：一个是大踏步走路，大声说话；一个是小心谨慎，走路说话都是轻轻的，不慌不忙的。这样的师长和政委的关系也好似兄弟骨肉，大有谁也少不了谁之势。人们写信及他们自己签名也就常简写“贺关”两个字。 贺龙同志的另一方面是很热情的。有时生起气来，大家可都不敢惹他。有时他也伤感。在绥德时王震同志告诉我，一次在洪湖作战，××队伍没有遵照总部的指示，以致千多个群众被赶到河里淹死了。事后在少数人的会议上贺龙低声的说：“……这些人都是红军的家属……”没说完，他的声音哑了，大家看见他忽然两泪直流。 有一次我们和贺龙同志谈骑马，谈走路，谈看书，谈抗战和革命的远景…… “我一天曾步行过三百六十里，一天！” 我们有点惊疑，问，怎么走的，他注释说： “由常德到石门一百八，正午走到。下午由石门回常德，又是一百八，不是三百六十里吗？” 贺龙同志忽然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咳！我们打一辈子的仗，干一辈子的革命，革命成功以后的好日子恐怕我们自己不会有的过……将来的幸福是青年的。——”一个“小鬼”这时进来泡茶，贺龙指着他说，“是你们的！你知道吗？” “小鬼”没有听到起初几句话，莫明其妙，张开嘴望着他和我们。贺龙同志又给他说一遍，然后向我们说道： “我从十九岁干起，今年四十五了，干了二十六年啦！” 我说：“年纪大些，所经过的战斗生活和经验也就多些，这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贺龙听了，看了我一眼，微笑地点了两下头。他两只腿盘坐在炕上，抽出烟斗，从嘴里喷出一股白烟，然后又将烟斗衔住，慢慢地抽，吸。 晋西北久旱不雨。老百姓总相信贺龙一到便会下雨的。不久以前一连下了几场雨。老百姓都欢天喜地，相互称庆：“自然啰，活龙来了，那有不下雨的道理？” 有一次我看见，贺龙同志有事外出。前面一个老百姓拦住去路，向他伸诉一件甚么“冤枉”，请“清官”判断。贺龙同志笑道：“我不是甚么清官，我是八路军的，但是你的事我一定帮你去办。”老百姓喜得闭不拢嘴来，看着贺龙走了，连说：“八路的龙就是而今的清官么！” 地方的民众是这样信仰贺龙同志的。 一九四〇年七月兴县—延安 [book_title]续范亭先生 我们到兴县的当天，便在一二〇师师部遇见了续范亭先生——一个在我脑子里早有了印象的，刚毅、沉着、富正义感的君子，进步的正人，有长久历史的坚决的革命者。 续先生谈吐优雅，富于幽默，长于作诗。我们一见面，他便提到他去年六月十八日晚上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开纪念高尔基去世三周年大会时听过我作的关于高尔基底身世及创作的报告……一回，他又说：“萧三同志的手是很有劲的，啊，握起来热烈的很，不似所谓的‘文人’……”从这几句谈话，我对他更加深地认识了，更加发生兴趣了，我很敬爱他…… 之后，在晋西文联大会上，在抗战学院开学时，我听了续先生的讲话，更加证明：他在山西，在全国进步的人士中间有高的信仰，不是偶然的。让我抄下我在笔记本子上所记录的续先生在文联大会上的说话吧： ……今天能在海棠花下 [1] 说几句自由话，我很高兴……从小教人喊打倒日本，到长大了一喊又杀他的头，这多么使人伤心！……今天我们“文装”同志（笑）的自来水笔里面不是装的墨水，而是血……文化政策也和战略一样，要能进，能退，能骂，也能讲理，说好话……鲁迅之伟大在于他有最后决斗的精神，不妥协。他临死还说，我死了也不原谅坏人……延安毛主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孙中山先生所最恨的“旧思想”就是顽固教育，我们要用新文化的武器去打倒它……（他说话的内容精彩、生动、有趣，我这些零碎的记录只作全豹之一斑罢了。） 大家记得，一九三五年年底，续先生愤于日寇横行，我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而当时当权者节节忍让，迟迟不肯抵抗，因愤而去孙陵自杀的故事吧。这不是一般口是心非的俗子所能及的！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寇仇，瓦全安足贵？ 这些壮烈的诗句，至今读起来还有振顽立懦的力量！ 自杀不果，但是“无畏精神在”，不肯“腼颜事寇仇”，续先生所以时时进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山西新军讨逆，打击阴谋妥协、勾结日寇的顽固分子，续便任总指挥。今年春，新军和一二〇师及三五九旅王震部密切合作，粉碎了敌人向晋西北的六路进攻。就在不久以前，六七月间敌人又大举进攻晋西北，又因新军和一二〇师密切合作，苦战一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因此，可以说，续先生是深刻地知道并且实行团结抗日力量以打击敌人的。例如在过去续先生曾写过一首“统一战线诗以三国事为喻”说： 吴蜀同心破曹瞒， 周郎意气要争先； 欲收赤壁鏖兵效， 还凭子敬苦周旋。 那么现在续先生不仅是许许多多的鲁子敬（续自己说的“今天中国的子敬很多很多”）中之一，做做周旋工作而已；他是以身作则，亲自执行着统一战线：在晋西北，敌人被打跑了，顽固势力也被打退了，续先生是这个新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政公署主任；而在那边新组织的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最高政权机关——“军政民联合委员会”里有军队、民众团体、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续先生便是代表国民党。辛亥革命前便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便参加了民军，参加了讨袁护法，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续范亭同志——是真正进步的革命者，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学生和真正的信徒。 续先生之真诚坦白，有修养，求进步，还可以拿他在抗战学院开学之日以校长资格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为证。且听他说： ……我做你们的校长，不似别人要你们服从我个人，不是的，而是要你们服从革命。 今天礼堂门口挂着“镕炉”两个字，很好。现在中国有三个镕炉：一是延安、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这是革命的；二是大后方的镕炉，也有革命的，也有施行顽固教育的；三是汪精卫——日本的奴才镕炉…… 本校有军事干部，特别多民运干部，有男的，有女的，有拿过枪的，有拿过笔的，有拿过锄头的……现在也是枪杆、笔杆、锄头都要拿……（锄头指生产运动） 在讲话中续先生念出他在西湖养病时所作的诗以勉励学生： 不怕死，不怕痛， 不怕辛苦不怕穷； 养成一片大无畏， 誓与倭寇决雌雄。 他又说：“唯物辩证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我写了十二个字：‘站得稳，看得清，把得紧，做得通。’……延安的毛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照妖镜，能见人，能照鬼，照妖，知道它们多大多长，多少年纪，怎么变的……” 最后他对学生说，他有九字诀：“不自满，不自馁，不自欺。”又有六个字：“决心，虚心，耐心”…… 我们被邀到行署去过好几次。续先生总是悠闲、诚恳、爽直的。他很诙谐，会讲笑话。对中国旧社会、旧官僚、军阀的轶事丑史他知道的很清楚，说起来使人笑痛肚子，但是他自己却不大笑。 在文联大会闭幕的那天，散会后聚餐时，大家要求他说笑话。他转述一些故事之后，话头转到中国古语“宁为鸡嘴，勿为牛后”。续说：“我呢，我宁为牛后，不为狗头。”大家想起刚才在兴县街上走过时，看见街头壁上画的一个狗身配着注精卫的头那幅大画，禁不住喷饭。 文联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欢迎续主任讲话。续说了：“……旧的中庸之道，王阳明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反而只添障碍。我们今天应主唯物论……大众化就是：不求一人跑得快，要使大家跟得上……文化要把握现实，合乎需要……毛主席的苦心——提出中国化……文人的立场要紧，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斯大林答复某外国记者说，列宁好比大海，大彼得好比海中一滴水。我呢——”续自谦地说，“文不成，武不就，只求在太平洋里加一点水而已……” 他说话常是很形象的。我对文联大会的代表们说，续先生是正义感、情感很丰富而有骨气的文人、诗人。 他曾幽默地说：“×××是个汉子，但还不是好汉。” 他又说：“共产党是牛，——牛为劳苦人服务；资产阶级是马，——马总是阔人才有的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驴，——驴有时富人也骑，有时也和牛一样替穷人劳作。”有人问，那么，蒋介石是什么呢？续答说：“是骡子！” 他是敢于正视现实，敢于面向真理，不回避真理的。有人问他：“你常和共产党在一块，你不怕吗？” 续答道：“我怕什么？第一，世界上现在有一很强大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摆在那里，这证明共产党不是胡闹；第二，共产党讲道理，讲唯物辩证法，这是顶好的科学。凡讲辩证法的，我就相信他；第三，我自己是穷人，没有钱，不怕共我的产，你说，我怕什么？” 听这话的人莫不粲然心服。 在范亭先生的文稿内我看到一首社会问题的诗： 为了身和口，午夜便离家；人家过新年，我还是拉车。人家羔裘美酒团团聚，我独泥鞋破衣走雪沙！一样的世界，天堂地狱这等差！ 续先生是有心人。 贺龙将军告诉我，当范亭先生看到一二〇师抗战以来干部的伤亡统计表：×××团底营以上的干部死了十五个，×××团——十六个……范亭先生不觉泣下。 他是那样富于情感，感受性强而深的。当他听到萧克同志无论行军驻军，戎马仓皇，总是手不释卷时，他流下泪来。 有一次晚上我们同去邻村的一个庙里看“七月剧社”演戏。在路上我对他念自己不久以前赠某君去前方的诗，内中有一句是：“战斗乃知人生乐。”他听后，深沉地说：“我们比青年幸福，因为我们多战斗了几年；但是我更羡慕中国今天的青年，因为他们要过更多战斗的生活。” 六月十八日高尔基去世四周年，文联本拟召开纪念大会。但是那几天内敌人正加紧向晋西北进攻，兴县也岌岌可危，有些机关团体组织暂时撤退了，城里顿呈凄惨状况。然而纪念会的大张布告还在街上张贴着，会场里还是布置得庄严隆重的，少数还留在城里的文化人士也都到了。可以说，我们在烽火炮声之下依然纪念了这位革命的文豪，人类新文化的灯塔，中国人民底好友——高尔基。人数少，形式简单，但是心情反而特别紧张、严肃。在会场四壁所贴的纪念字句中间，我看到了一张大纸，下面写着“续范亭敬献”。我感动得很：续先生，有心人说出有心话： 你的钢笔利于钢刀。你的墨水就是血水。钢刀将砍尽魔王的头颅，血水已灌溉了穷汉的身躯。高尔基，高尔基！我们热烈纪念你！你虽然在四年前逝世，但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永远和你一致。我们要向你学习到底，永远追求真理，并且要打倒我们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是的，范亭先生是“永远追求真理”的。 在离开兴县之先几天，我特到行署去访范亭先生。马走的慢，我在路上构成了两首旧形式的诗赠范亭先生。记得有这样几句：“正人君子古来少，总理陵前觅壮诗。”“魑魅魍魉技俱穷，慷慨凭添愤满胸；获得照妖真法宝，‘誓同倭寇决雌雄’。”（最后一行是续先生原句）续先生即刻提笔也写了两首诗作答： 国士相期敢吝头？大同世界梦悠悠；爱人君子将何报？牛马精神死不休！ 胸中无乐亦无哀，大事因缘总在怀；新柳一湾沙土地，清晨日日打拳来。 的确，范亭先生每晨起床很早，必在院子里打拳，然后读书，读“唯物史观”、“新哲学”、“唯物辩证法”等等。 续范亭先生今年四十八岁，参加革命垂三十年了。接近他的人们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这样感觉得自由的。 一九四〇年秋 ———————————————————— [1] 文联大会会场在院子里露天底下，院中有一棵大的海棠花树。我们到兴县的当天，便在一二〇师师部遇见了续范亭先生——一个在我脑子里早有了印象的，刚毅、沉着、富正义感的君子，进步的正人，有长久历史的坚决的革命者。 续先生谈吐优雅，富于幽默，长于作诗。我们一见面，他便提到他去年六月十八日晚上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开纪念高尔基去世三周年大会时听过我作的关于高尔基底身世及创作的报告……一回，他又说：“萧三同志的手是很有劲的，啊，握起来热烈的很，不似所谓的‘文人’……”从这几句谈话，我对他更加深地认识了，更加发生兴趣了，我很敬爱他…… 之后，在晋西文联大会上，在抗战学院开学时，我听了续先生的讲话，更加证明：他在山西，在全国进步的人士中间有高的信仰，不是偶然的。让我抄下我在笔记本子上所记录的续先生在文联大会上的说话吧： ……今天能在海棠花下 [1] 说几句自由话，我很高兴……从小教人喊打倒日本，到长大了一喊又杀他的头，这多么使人伤心！……今天我们“文装”同志（笑）的自来水笔里面不是装的墨水，而是血……文化政策也和战略一样，要能进，能退，能骂，也能讲理，说好话……鲁迅之伟大在于他有最后决斗的精神，不妥协。他临死还说，我死了也不原谅坏人……延安毛主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孙中山先生所最恨的“旧思想”就是顽固教育，我们要用新文化的武器去打倒它……（他说话的内容精彩、生动、有趣，我这些零碎的记录只作全豹之一斑罢了。） 大家记得，一九三五年年底，续先生愤于日寇横行，我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而当时当权者节节忍让，迟迟不肯抵抗，因愤而去孙陵自杀的故事吧。这不是一般口是心非的俗子所能及的！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寇仇，瓦全安足贵？ 这些壮烈的诗句，至今读起来还有振顽立懦的力量！ 自杀不果，但是“无畏精神在”，不肯“腼颜事寇仇”，续先生所以时时进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妥协。山西新军讨逆，打击阴谋妥协、勾结日寇的顽固分子，续便任总指挥。今年春，新军和一二〇师及三五九旅王震部密切合作，粉碎了敌人向晋西北的六路进攻。就在不久以前，六七月间敌人又大举进攻晋西北，又因新军和一二〇师密切合作，苦战一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因此，可以说，续先生是深刻地知道并且实行团结抗日力量以打击敌人的。例如在过去续先生曾写过一首“统一战线诗以三国事为喻”说： 吴蜀同心破曹瞒， 周郎意气要争先； 欲收赤壁鏖兵效， 还凭子敬苦周旋。 那么现在续先生不仅是许许多多的鲁子敬（续自己说的“今天中国的子敬很多很多”）中之一，做做周旋工作而已；他是以身作则，亲自执行着统一战线：在晋西北，敌人被打跑了，顽固势力也被打退了，续先生是这个新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政公署主任；而在那边新组织的一个真正统一战线的最高政权机关——“军政民联合委员会”里有军队、民众团体、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续先生便是代表国民党。辛亥革命前便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便参加了民军，参加了讨袁护法，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续范亭同志——是真正进步的革命者，是孙中山先生忠实的学生和真正的信徒。 续先生之真诚坦白，有修养，求进步，还可以拿他在抗战学院开学之日以校长资格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为证。且听他说： ……我做你们的校长，不似别人要你们服从我个人，不是的，而是要你们服从革命。 今天礼堂门口挂着“镕炉”两个字，很好。现在中国有三个镕炉：一是延安、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在地——这是革命的；二是大后方的镕炉，也有革命的，也有施行顽固教育的；三是汪精卫——日本的奴才镕炉…… 本校有军事干部，特别多民运干部，有男的，有女的，有拿过枪的，有拿过笔的，有拿过锄头的……现在也是枪杆、笔杆、锄头都要拿……（锄头指生产运动） 在讲话中续先生念出他在西湖养病时所作的诗以勉励学生： 不怕死，不怕痛， 不怕辛苦不怕穷； 养成一片大无畏， 誓与倭寇决雌雄。 他又说：“唯物辩证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我写了十二个字：‘站得稳，看得清，把得紧，做得通。’……延安的毛先生有一个很好的照妖镜，能见人，能照鬼，照妖，知道它们多大多长，多少年纪，怎么变的……” 最后他对学生说，他有九字诀：“不自满，不自馁，不自欺。”又有六个字：“决心，虚心，耐心”…… 我们被邀到行署去过好几次。续先生总是悠闲、诚恳、爽直的。他很诙谐，会讲笑话。对中国旧社会、旧官僚、军阀的轶事丑史他知道的很清楚，说起来使人笑痛肚子，但是他自己却不大笑。 在文联大会闭幕的那天，散会后聚餐时，大家要求他说笑话。他转述一些故事之后，话头转到中国古语“宁为鸡嘴，勿为牛后”。续说：“我呢，我宁为牛后，不为狗头。”大家想起刚才在兴县街上走过时，看见街头壁上画的一个狗身配着注精卫的头那幅大画，禁不住喷饭。 文联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欢迎续主任讲话。续说了：“……旧的中庸之道，王阳明的那一套，救不了中国，反而只添障碍。我们今天应主唯物论……大众化就是：不求一人跑得快，要使大家跟得上……文化要把握现实，合乎需要……毛主席的苦心——提出中国化……文人的立场要紧，差之毫厘，失以千里。……斯大林答复某外国记者说，列宁好比大海，大彼得好比海中一滴水。我呢——”续自谦地说，“文不成，武不就，只求在太平洋里加一点水而已……” 他说话常是很形象的。我对文联大会的代表们说，续先生是正义感、情感很丰富而有骨气的文人、诗人。 他曾幽默地说：“×××是个汉子，但还不是好汉。” 他又说：“共产党是牛，——牛为劳苦人服务；资产阶级是马，——马总是阔人才有的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驴，——驴有时富人也骑，有时也和牛一样替穷人劳作。”有人问，那么，蒋介石是什么呢？续答说：“是骡子！” 他是敢于正视现实，敢于面向真理，不回避真理的。有人问他：“你常和共产党在一块，你不怕吗？” 续答道：“我怕什么？第一，世界上现在有一很强大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摆在那里，这证明共产党不是胡闹；第二，共产党讲道理，讲唯物辩证法，这是顶好的科学。凡讲辩证法的，我就相信他；第三，我自己是穷人，没有钱，不怕共我的产，你说，我怕什么？” 听这话的人莫不粲然心服。 在范亭先生的文稿内我看到一首社会问题的诗： 为了身和口，午夜便离家；人家过新年，我还是拉车。人家羔裘美酒团团聚，我独泥鞋破衣走雪沙！一样的世界，天堂地狱这等差！ 续先生是有心人。 贺龙将军告诉我，当范亭先生看到一二〇师抗战以来干部的伤亡统计表：×××团底营以上的干部死了十五个，×××团——十六个……范亭先生不觉泣下。 他是那样富于情感，感受性强而深的。当他听到萧克同志无论行军驻军，戎马仓皇，总是手不释卷时，他流下泪来。 有一次晚上我们同去邻村的一个庙里看“七月剧社”演戏。在路上我对他念自己不久以前赠某君去前方的诗，内中有一句是：“战斗乃知人生乐。”他听后，深沉地说：“我们比青年幸福，因为我们多战斗了几年；但是我更羡慕中国今天的青年，因为他们要过更多战斗的生活。” 六月十八日高尔基去世四周年，文联本拟召开纪念大会。但是那几天内敌人正加紧向晋西北进攻，兴县也岌岌可危，有些机关团体组织暂时撤退了，城里顿呈凄惨状况。然而纪念会的大张布告还在街上张贴着，会场里还是布置得庄严隆重的，少数还留在城里的文化人士也都到了。可以说，我们在烽火炮声之下依然纪念了这位革命的文豪，人类新文化的灯塔，中国人民底好友——高尔基。人数少，形式简单，但是心情反而特别紧张、严肃。在会场四壁所贴的纪念字句中间，我看到了一张大纸，下面写着“续范亭敬献”。我感动得很：续先生，有心人说出有心话： 你的钢笔利于钢刀。你的墨水就是血水。钢刀将砍尽魔王的头颅，血水已灌溉了穷汉的身躯。高尔基，高尔基！我们热烈纪念你！你虽然在四年前逝世，但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永远和你一致。我们要向你学习到底，永远追求真理，并且要打倒我们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是的，范亭先生是“永远追求真理”的。 在离开兴县之先几天，我特到行署去访范亭先生。马走的慢，我在路上构成了两首旧形式的诗赠范亭先生。记得有这样几句：“正人君子古来少，总理陵前觅壮诗。”“魑魅魍魉技俱穷，慷慨凭添愤满胸；获得照妖真法宝，‘誓同倭寇决雌雄’。”（最后一行是续先生原句）续先生即刻提笔也写了两首诗作答： 国士相期敢吝头？大同世界梦悠悠；爱人君子将何报？牛马精神死不休！ 胸中无乐亦无哀，大事因缘总在怀；新柳一湾沙土地，清晨日日打拳来。 的确，范亭先生每晨起床很早，必在院子里打拳，然后读书，读“唯物史观”、“新哲学”、“唯物辩证法”等等。 续范亭先生今年四十八岁，参加革命垂三十年了。接近他的人们对我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这样感觉得自由的。 一九四〇年秋 ———————————————————— [1] 文联大会会场在院子里露天底下，院中有一棵大的海棠花树。 [book_title]八秩老人谈今昔感 ——高参议员愉庭老先生速写 当主席说出“现在请米脂参议会的议长，八十岁的高愉庭老先生讲话”，会场顿起一阵掌声之时，我等待着的是，一个老态龙钟，弯腰躬背，步履维艰，而且一定扶着手杖，靠人搀着上台去，然后咳嗽一阵，然后低声地、慢吞吞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来……我是准备注意地听这种老人的说话的。谁知完全出乎我以及全会场意料之外，愉庭老先生高高的身材，稀落的白净的胡须，轻捷的脚步，很快就出现在主席台上了。台下又是一片掌声。高老先生虽戴着圆锥形的毡帽，却也举起右手，向台下行着军礼。到了讲坛边，他又脱帽鞠躬。随即清爽地、兴奋地向边区参议会主席团、参议员们和来宾们讲话了。他不似八十岁的老人，毋宁说是六十许年纪——我们想。他开始用恳切的语句向边区军政领导者致敬之后，怀着无限感慨叙述着： 我离开延安已将近五十年。今天我是旧地重游。我看到了一切气象，不禁有点今昔之感。还是前清光绪二十年左右，我去西安赶考科举（按：高老先生为前清拔贡），路过这个地方几次。那时候所见到的山，都是荒山，所看到的沟，尽是梢林……（听到这几句话，会场里有人轻声地对我说：“听！讲的多美。”可是我无暇作答，只听高先生继续说下去：） ……只有城里还好些，但不是工业好，也不是商业好，而是官员多……（这时会场笑了） 文官首长叫做知府，等于现在的专员。此外有知县……典史等等。武官首长是参将，等于现在的旅长。以下有游击、有督士，还有守备，等于现在的城防司令。还有千总、百总、把总许多官，和绿营兵。可是，官虽然多，而人民的痛苦他们不问；兵虽然多，而土匪的抢劫他们不管……（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来宾又连声称赞“美文！美文！”只听高老先生继续说——）附城一带没有一个村庄。他们每年要收几万两的薪饷，所以城市里很热闹。（说到这里高老先生略提高嗓子说道——） 现在变了。延安城里因敌机轰炸成了废墟。可是城外蓬蓬勃勃，特别兴盛起来了。荒山成了熟地；从前的梢林沟里，新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学校、商店、机关、部队；增加了制造人民必需品的新形式的工厂。人人劳动，丰衣足食，已经成了事实，比从前的城市不知繁荣了多少倍！尤其是我们这个参议会，这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所要求而不能得到的。这个会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地主、有农民，还有我们的蒙回同胞、国际的朋友，……他们都是民主选出来的代表。真是济济一堂，共商国是。他们所商量的事，都是我们老百姓所需要的大事，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而是我们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老先生又提高着嗓子说了——） 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者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我看了这些，给我增加了无限的欢欣，无限的热爱！（说到这里，高老先生的声音微微地有些颤了，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成了团结抗战救中国的根据地。这就是我对延安的一点今昔之感。我对大会没有多大贡献，这我是惭愧的，我在旧社会里活了将近八十年。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在我们新民主主义领导下，生活、工作，我感觉得非常幸运。我深信旧社会的政治是愚民的政治，旧社会的礼教是吃人的礼教。最近我听到，国民党执政人还把旧社会颂扬的好像黄金世界，这是我们老百姓百思不得其解的！ 高老先生说到这里结束了他的话。台下一片掌声更加响而长了。大家睁着眼送他下台，直至入座。许多的人都彼此交谈称赞：“这大年纪的人，头脑竟是这样新的！”“你看，他多么健康！这样老了，仍然耳聪目明。”“这真是年老心不老……” 听了高老先生在参议会开幕那天这篇话之后，我，和大家一样，对高老先生起着无限的敬意。第二天在参议会大门口遇见他健步进来，我便趋与为礼。高先生握手时很有力、很热烈、亲切，绝无老大颓唐之气，相反，我觉得，他的心的确是很年青的。今天在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和老先生围着火炉攀谈起来了。老先生笑述，这次动身来延时，亲友们劝他不要来，怕他年纪老了，会太疲乏的。可是他自己说：“就因为年老了，所以这次偏要去延安看看，学习学习。”……接着他述说这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因天下雪，耽误了些时候。在过甘谷驿与延川之间的高山“雁门关”时，老先生持着棍步行翻山，走了五里多路，路是雪后湿泞的，而竟走过了。那是延安绥德之间一座最高的山哩。老先生自述，平日能走十里八里。早起早睡是摄生之道。高老先生曾在本地从事于教育，做过米脂女小校长。老先生对国内外时事是很关心的，积极参加米城“士绅学习小组”，经常看报，记得报上发表过作品的一些作者底姓名…… 劳动英雄×××进入了会场，就和高老先生并坐。经介绍后，老先生亲热地和他招手握手，问他一切，对他说：“你是我们边区的光荣……”他告诉老先生说，他今年一年收获可逾两年。高老先生很为高兴，然后又回头向笔者说：“我真爱民主啊！” 参议会听了林主席《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报告，李副主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陈云同志关于财经问题，萧主任关于军事建设的几个发言之后，进行大会讨论。第一天第三个发言的是高愉庭老先生。这一次他更加沉痛地向大会叙述了民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他指出了，“三十三年前中山先生主张建立的民国，是要彻底肃清专制政治的。但直至现在，民国仍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最初是国民党许多人士投降了袁世凯。此中为妥协最出力的是汪精卫，他逼得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民国以来许多次军阀混战，都因为不实行民主，而要保持自己的独裁，中山先生乃在广东组织非常政府……中山北上为的是要开国民会议。但是段祺瑞拿一个所谓善后会议来应付，这把中山先生气死了！”高老先生说到这里，几乎咽不成声……略停一会他才继续说：“此后国民党办的是什么事情呢？办的是十年内战！不知杀死了多少万抗日爱国分子与青年呀！（老人又伤心了）日本就趁火打劫，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的不抵抗主义，送了东北四省给日本作为它侵华的根据地，……‘双十二’事件是由于不抗日来的。主张团结抗日的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将军现在在哪里呢？是活的还是死的？又如对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说来痛心。我们的叶挺将军现在哪里？！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为什么没有抗日的权利？为什么要封锁我们边区？为什么不要边区人民？我们不是中国人么？国民党把国土丧失了，八路军新四军把它收回来，这有什么不好？听说最近国共谈判半年之久，结果是要我们把抗日根据地交出来，交给谁啊？那些地方的国民党政府见日本人一来就早跑了，那么，显然是要我们交给日本。我要问：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日本的政府，国民党的执政者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啊？！为什么要倒行逆施到这步田地？为什么要做这些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的事情呢？” 高老先生发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是全边区、全中国人人个个心里想发的问题。这是对国民党当局严重的质问。这是八秩老人沉痛的、正义的心底话。宜乎其这一天大会讨论几乎每一个参议员都提出立即改组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理直气壮，慷慨激昂。他们说：“如其不成，另作主张。因为时局太危急了！火烧到眉毛尖！敌人一打下贵阳，则南可下昆明，北可下重庆，那时国民政府不知要流亡到何处去！”因此高老先生也说：“现在不是讨论而是实行的时期了。如只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则敌人会已经过河了，不能等待了。”…… 我想应该编一本“新时代、新社会、新人物”的书，并且想到，内中大半是青年人，小半是壮年人。但参加这次参议会，见到许许多多须发皓白的老辈，一个个都发出正义之声，激昂慷慨，我所计划的、所想到的新人物，要加进许多老头儿去。因为他们是老而益壮的，他们是年老心不老的，他们在这新时代新社会里都是返老为少的新人物，他们而且是先进的，是前辈，因为他们是民间来的代表。敬祝新的老人们健康！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八日于边区参议会会场 [book_title]警卫英雄李树槐 延安的观众看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两部电影片的，大概都很喜欢那个保卫列宁的瓦西里同志。李树槐同志三八、三九年在前方时，当然没有看过这两个电影，可是他对警卫革命领袖之负责，是可以与瓦西里媲美的，是可以写入艺术作品的。 迫于时间，现在只能略述他的警卫工作的几个片段。 晋东南是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司令部在这里。日寇在这块地方制造了许多暗杀案、爆炸事件……总司令部周围有汉奸特务的活动，通讯员在夜间，不能单人来去送信。李树槐同志看这情形，除严密布置警卫外，推动老百姓，吸收他们中间的进步分子，参加警卫工作。 在敌后，朱总司令每到一地，树槐同志必亲自侦查地形、敌情，了解当地情况，周密计划，布置内外警戒，并亲自参加警卫，巡查哨岗，从各方面封锁军情，严防意外。无论开军事和作战计划等秘密会议或打电话，没有使消息泄露过一点。 总司令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树槐同志率同警卫班战士们和那家老百姓搞好关系，融洽如一家人。同时教自己的伙马伕都守秘密。老百姓问：“你们的官长是谁？”答道：“是我们的团长、营长……”老百姓是见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团长的，比这还阔气些哩！因此都相信了。 那家院子里有几个小孩上学的。他们的课本里有关于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课。小孩们和树槐同志玩，打开课本问字，问一切。树槐同志都答复他们。儿童们说：“毛主席在北路（指陕北），朱总司令在东路，是不是？”树槐同志说：“是，是……”此外再没有说什么了。 住了六个月之久，总司令转移到别处去了。过了许久，这里的老百姓才知道，住过半年的那位慈祥和蔼的客人就是朱总司令，因此埋怨年轻的（这时他二十一岁许）“李师长”（他们把卫士长叫成“师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以致没有好好的招待…… 李怀冰勾结日寇向八路军进攻。李树槐同志顾虑总司令的安全，周密地布置警戒，因为情势紧张，他并亲自守卫，有三夜不曾合眼。 随营学校开全体大会，请总司令去讲话。在成百成千人热烈鼓掌声中，一个勤务员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壶茶去请总司令“解渴”。树槐同志事先就有了警惕，自己预备了净水，倒给总司令喝了。散会后有四个客人去打篮球回来，口渴了，喝了那个勤务员端来的那壶茶，结果四人中毒了。经追究后，知道那个勤务是日寇派来的小特务。但由于李树槐同志之警卫，总司令免于中毒。想一想，如果不然，对革命的损失有多么大！ 总司令由敌后回到后方来，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树槐同志将几个手枪班的战士分工配备得好好的，如遇情况如何对付，如何脱险，总司令如何隐蔽，甚至总司令应穿哪样的衣服，他都计划到了。每天一停止行军就开会检讨，自己参加放哨……结果总司令安全通过了许多封锁线，平安到达了洛阳。 在洛阳卫立煌招呼客人，自然是有警卫的，自然代为放哨等等。但树槐同志总不放心，一刻都不离开总司令。他那时佩着副官的徽章，但衣着简朴，显然比不上卫立煌的副官们之阔绰。他宁肯让人家笑他是“土豹子”，却不为了花花世界动摇他对保卫领袖的责任心。卫立煌的副官再三邀他去看戏、洗澡、玩，他都婉辞谢绝，而日以继夜地卫护着总司令。 从洛阳到西安的火车上，树槐同志彻夜不眠，备着枪，警卫在总司令的卧车室门口，保证了沿途的安全，直到西安。 总司令到了西安，住八路军办事处。那一向日寇飞机接二连三地来轰炸西安。在办事处的附近，汉奸特务放了许多信号。但由于树槐同志的警惕，使总司令及时地隐蔽起来，没有被炸。在西安，总司令去澡堂洗澡，虽当地军事机关已通知代为负责警卫，但树槐同志仍多方设计，随从进澡堂去，尽了自己警卫的职守。 总司令回到延安。在和平环境中，树槐同志并没有减弱自己的警惕性。他在总司令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十分注意，严密检查厨房每项食品，亲自负责采买，以防暗害。别人送给总司令的西瓜，他也先行解剖，检查一遍。遇有可疑的食品，他不避危险，自己先尝，然后请总司令进食。 无论在前线，在大后方，在延安，总部的警卫人员中，他一贯吃苦最多，舍命在先。他是卫士长，但随从总司令乘车时，他让其他警卫同志坐车内，自己总立在车前，饱尝烈日或风霜。遇紧急情况，别人轮哨，他则两三个昼夜不睡，守在总司令旁边。对下级同事同志，那就是每周亦不放松鼓励教育，紧急时则每天开会检讨，因此使大家进步。他的革命品质和艰苦作风，常使下级的同事感动，而他的民主作风又能团结大家，使之共同前进。 从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到现在九年了。许多他的同事在抗战中做了重要干部。但树槐同志从不计较地位，从三八年做警卫排长，现在仍做卫士长。组织曾拟调他到前方做副连长或其他军职，他却说：“我安心于保卫总司令的工作，并以此为光荣。”因为他善于团结人，待人亲切，有礼貌，不自大，肯帮助人，且能在思想上教育，所以许多不安心工作的同志，都转而安心于警卫工作了。 今年仅仅二十六岁的李树槐同志，是警卫工作的高尚的模范！我们热爱我们的朱总司令，同时也热爱警卫总司令多年如一日的李树槐同志。 记得上述电影片中，那位瓦西里曾经出去为莫斯科居民做过征粮运粮的工作。李树槐同志在延安也成了生产的能手。他领导总司令部的“小南泥湾农场”，收获合一百多万元（去年物价折计）。今年他和总司令同一个组所种的三亩菜园，所出的菜又是全机关的榜样，他领导一个支部的生产，成绩在全机关为第一…… 树槐同志自己生活廉洁、吃苦，常不肯收总司令夫妇赠给他的东西，他不贪任何一点小便宜。不抽烟、不闹酒、不玩纸牌、不串门子，却身上经常带着两件东西——日记本和字典。几年来辛苦学习的结果，他现在已能看《解放日报》，写简短的文章了。文化逐渐提高了，政治的、理论的水平也提高了，这就更加增强了树槐同志对革命的认识和奋斗的信心。总司令对他的工作表示很满意，并给评语：“一贯积极负责。”在中直劳模大会上选他出席边区劳模大会，在边区劳模大会上他被选为警卫员特务员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 [book_title]练子嘴英雄拓老汉 [1] 文教大会把会开， 代表同志各地来； 所有的材料拿出来， 民办公助能解开。 在一个长方形的会议室里面、及室外挤满了百多人——民间艺人、群众秧歌的领队者、编剧、导演、演员、各分区地委宣传部长、区委宣传科长、地方剧团团长、文工团团长、延安文艺界的代表们。这是边区文教大会艺术组的会议。会上逐一介绍群众秧歌典型。当主席宣布“现在请子洲斐家湾的练子嘴英雄拓开科老同志讲话”时，原来靠墙坐着的一个六十岁的老汉站了起来，走近室中长桌边。众人睁开眼望他：只见他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满面皱纹，下颚有稀落的几根胡子，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头短短的灰白的头发，穿一件蓝布斜襟铜扣的棉衣和一条白大布的裤子。大家鼓掌，笑开了嘴。拓老汉也笑开了嘴，看得出下面几颗牙齿缺了。他一开头就念了上面四句话，引起众人又是一阵鼓掌和欢笑。接着拓老汉说了几句话。众人要求他表演他最得意的创作《闹官》——一篇关于一九三二年清涧农民反对旧政权压迫的叙事诗。拓老汉又笑了，笑得眼皮瞇缝的，然后他一口气朗诵了一大篇练子嘴（又名急口流或急口令或打个岔）：“喜冲冲，笑盈盈，一般同志都来听。”众人都把身子向前略倾，肃静地听下去。拓老汉口如悬河，声音洪亮。说到队官不听乡民哀诉，还是要银元，“民家一看怒气生，当晌就把干戈动，就呐喊，就嘶声，一阵聚来百几人……”听众就如同亲见当时群众抗粮情景。拓老汉更加有声有色地说下去了：“人又多，意又高，只要胆大嘴才好……”听众更加兴奋了，等到他说到“县长送来一封信……先生开言说的明：‘谁是头？谁是尾？打上回信我好回。’咱们民众都开言：‘都是头，都是尾！都是粮草逼得危’……”听众愈加出神了。而拓老汉的两手有时撑住桌子，有时做各种手势，有时摸摸胸，有时掏出手帕擦擦嘴，面部各处表情都非常生动，两眼时睁时闭，脸上的皱纹更深了，额上的筋条都凸出来了。待他一口气说完后，又是一阵掌声与笑声。有的人说：“这是革命的史诗！”又有的说：“这是真正的民众的艺术天才！”拓老汉却谦恭得不好意思似的开始退到自己的坐位上去。但会场四处发出来的许多“再来一个！”的呼声使他停住了。等人声静下去之后，他又开口了： “初八十八二十八，各位同志听我的话：老百姓而今有办法，毛主席号召种棉花……” 这一篇《种棉花》也是拓老汉自己编的，比较短，但也有二十多行，四十多句，说到了末几句，拓老汉唱开了： “毛主席的好主意，大家要宣传，全边区有衣穿，不怕困难！”这时掌声和喝彩声更响了。众人还要他说唱，但时间已晚，只得暂时停止。 第二天艺术组继续开会。人来的更多了，房子里容不下，移到院子里广场上开。在开会前，几个青年围绕着拓老汉，问长问短，要他唱从前红军打开清涧城时所唱的歌，他唱了几首。一会，他站起来，连说带唱地表演了几个短的练子嘴，看得出，他处处爱红火，他是个老少年。 民间艺人、群众秧歌队组织者一行去到桥儿沟参观鲁艺。几百个学习文艺工作的青年围绕着他们几个人，要他们谈创作经验、方法。拓老汉又被请表演练子嘴，在院坪里得到用武之地，他一面唱，一面舞；虽然年纪老了，但扭舞的姿势等等都非常细致逼真。而且他一个人装几个人的腔调和舞态哩！最后他表演了几次很难很吃力的动作——“打岔”（两腿伸直，全身跌得很重，坐到地面上去），博得不停的鼓掌和喝彩。爱红火的拓老汉兴致很高，还打算跌坐，但众人因为他年老，劝止了他。 星期三整天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文艺问题的典型报告。在约千人的面前，拓老汉又一次被请上台去表演他得意的作品。主席还没说完他的名姓，会场里已经涌起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今天拓老汉的头剃得光光的，精神分外振奋，声音特别响亮，动作非常活泼。他一开头念了八句新编的词，随即在台上从左端走到右端，又从右边走到左边；嘴里说着字句，就像急流的水。《闹官》里的“咱们民家齐开言：都是头！都是尾！”几句，他说时声音特别响亮而有劲，而且他这时稍稍站住了，右手有力地伸了出来，举了上去——看得出他是如何为“民家”骄傲自信的！最后几句他唱了。台下鼓掌如雷。这天的大会就从拓老汉的报告和表演收场，也近似“压台戏”吧。 在斐家湾乡下，拓老汉经常是这样受欢迎的。闹秧歌的时候，大人娃娃都急着要看“挎挂鼓子”老汉（他在秧歌中的主要角色），人们爱他不但舞的活泼，尤其是“说的实在好”！词又新鲜，口又流利，字字句句送到听众的耳里，立刻就唤起热烈的喝彩。他在附近几十里很有名，正月里各乡都争着请他去表演。平日农忙时候，山上的变工队一看见他，就说：“喂，拓老汉，给我们说个练子嘴吧！” 拓老汉从十六岁起就闹秧歌，到现在足足有了四十五年。他也会演道情，但最出色的是练子嘴。他自己编了一共二三十个练子。最受欢迎，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是《闹官》、《种棉花》、《禁洋烟》等等。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成功呢？主要是由于他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说出了大家要说的话。且听他自己说的吧： 有人是顺口胡扯，我就是一满根据实情。没有事实我不编。比如《闹官》吧，就是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初我们清涧老百姓抗粮的故事。那时我给人家揽工，路过苏二里（村名），看见一大群人集合在山坡上。一个头目出来说：“官家逼得咱们太凶了，咱们到清涧讲理去！”老百姓一哇声的就去了。这就是清涧闹土地革命的根据嘛。我看的又清，记的又真，回来乍就睡不着。晚上躺在炕上编，白天吃饭时也编，吆着牲灵在路上也编。一共想了一个月左右，乍就编成了。……又像年时毛主席号召种棉花，这一满是好事，我就编起了，也尽了我宣传的意思。…… 是的，拓老汉是一个很好的民众宣传者。他记得，土地革命闹起来了，红军打开清涧城。一个四十八岁的红军连长，别号“冲锋老爷”的，听了拓老汉给红军们说了《闹官》之后对他说：“喂，拓老汉，你给咱们做个宣传官吧。”拓老汉就说：“咱肚子里一个字不识，怎做宣传官呢？”连长说：“不要紧，你说的好，你宣传的好。……” 现在当地的八路军战士也很欢迎他，一见了他就说：“老拓，乍给咱说，《种棉花》呀，《闹官》呀！”拓老汉就像老孩子一样扭起来，唱起来，喜得人人嘻嘻哈哈笑个不住。于是人们传开了：“你看，拓老汉敢吃队伍上的饭呀！” 拓老汉受了几十年生活的磨难。他没念过书，不识字。家里只有二垧地，揽了六年的工，和地主合种了三年，赶了半辈子牲口——鸡叫起身，到绥德卖粮，当天下半夜二更时分赶回家来，来回一百六十里！一年到头他常在门外不在家，风霜雨露他尝够了，到冬天还要在冰上拉磨，来回又是百多里，裤子冻结在腿上，糠窝窝成了冰块，咬起来圪喳圪喳的，人家说：这还能吃么？他说：受苦人什么吃不下呢？ 但是，任何折磨没有折磨了他的愉快的精神，也没有折磨掉他对艺术的爱好。他是越老越健壮了，越开心了。假如当他十六岁时要闹秧歌，当时人们把他拉了下来，说他不行，他不灰心，仍然闹，到十八九岁能装身子了，二十岁时就闹出名了，……后来年纪很大了，他还闹，有的人就笑他是“老疯子”，他不理；那么，而今在新社会里，在新民主主义下，人们都尊敬他，称他为练子嘴英雄！因此拓老汉说：“迩刻咱们有这样的政府，还不开心？旧社会还找咱们闹秧歌的开会么？我而今更要多编几个练子嘴了。” 是的，旧社会不知埋没多少民间艺术天才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丰衣足食，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民间这样的才能是无数的、无尽的，要紧的是要去发现，去发展他们。拓老汉自己就教会了两个说练子嘴的徒弟，还有许多能读但不能说的，……这次艺术组会上吴堡的代表说，他们那边就有薛恩祥、王世功、王世光等几个好练子嘴。其他各处还有许多这样民间艺术家，应该尽力去发现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可集合他们举行竞赛和用别的方法提倡、发展这事业——这对于民众文化教育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现在将拓老汉自己最得意的，也是最受人欢迎的，有气魄、有组织、很完整的一个道地民间的艺术作品——也可说是拓老汉的代表作吧——《闹官》分行分段发表在下面。这是拓老汉说了许多遍的时候，我们速记下来的，一个字也没有修改。内中有许多他本地方言和一些习惯用语都是请子洲、清涧、绥德来的文教代表们和拓老汉自己加以说明，然后注解的。 ———————————————————— [1] 这篇文章是和安波同志合写的。 [book_title]附录：闹官（练子嘴、快板） 拓开科 喜冲冲，笑盈盈， 一般同志都来听； 苏二里 [1] 闹官也有名， 乍 [2] 听我给咱 [3] 说一阵。 民国世事定不定， 有些行道 [4] 多的很： 糊里糊涂不知甚， 苦的黎民好百姓。 上司来了一封信 [5] ， 到了清涧都压定 [6] ； 县长一看这事情， 赶紧上去要款银。 打发队官出了城， 路过走了折家坪。 （民众一看这事情， 款银当晌 [7] 立不定 [8] 。） 闻着上头百姓硬， 路上乍给他上劲 [9] ； 上来生 [10] 在全盛东 [11] ， 绅士老总没消停 [12] 。 七月初一集场红， 乍待 [13] 民家要款银。 钻 [14] 的百姓着了危 [15] ， 投起面子把好话喂 [16] 。 队官开言说了美 [17] ： 好话不如那银元。 乡约 [18] 一听好不对， 拿上老锣把款项催。 队官办事太得勇 [19] ， 打的乡老立不定。 民家一看怒气生， 当晌就把干戈动。 就呐喊，就嘶声， 一阵传起百几人。 “叫队官，你细听， 看到这下不得平 [20] ， 暂中 [21] 就是受败兴。” [22] 队官一听这事情， 不收款银就起身； 做下些饭，没用成， 悄悄偷的走脱笼， 一走走到园子坪， 羊肉烙饼吃一顿。 队官回了清涧城， 百姓着危又 [23] 齐心。 就撒传帖又传人， 两天传下千数人。 四沟拐岔走脱笼 [24] ， 大佛寺 [25] 聚齐好进城。 头目开言说的明： “人又多，意又高； 只要胆大嘴才好。 有的本事不要 [26] 屈了。” 县长送的一封信， 送信的先生念一阵； 人家的先生念的真 [27] ， 咱们民众仔细听。 “他的做官不漏空； 新官曾把旧官问。 闻见清涧百姓硬， 未曾上任早防定。 有绅士，有老总， 有什么行道他谋论。” [28] 先生开言说的明： “谁是头？谁是尾？ 打上回信我好回！” 咱们民家都开言： “都是头！都是尾！ 都是粮草逼的危。” 先生一听好不对， 折转身子回清涧。 送信的回到清涧城， 咱们乍要行方便 [29] 。 人又多，力又众， 二一天明 [30] 好进城。 进到清涧一哇声， 五处城门都压定 [31] 。 头目一看这事情， 南坪 [32] 大店都占定。 炭挂下，粮用下， 慢慢再待他挡打 [33] 。 早一年， 清涧城，钱粮重， 百姓腰里都有劲 [34] ； 绅士老总他谋论， 乍把银子往下送 [35] 。 清涧有个惠先生 [36] ， 他作领修箍下个洞； 他走南坪趁那平 [37] ， 南城上开了清华门。 他坏了风脉 [38] 了不成。 民家没钱装不了人。 连修城门带箍洞， 银子费下万数多 [39] 。 费了银子往粮上攻 [40] ， 攻的百姓立不定。 民家才为把干戈动， 因此上，下了清涧城。 人又多，话又多（音冬）， 句句说的惠先生。 惠先生，话又大 [41] ， 排的队伍上城打。 营长一看这事情， 一开火就了不成； 都是黎民好百姓， 粮价又大撑不定。 他的官儿保不成， 我的营长当不成。 惠先生一听这事情， 当然是实了不成。 他乍回在银行生。 县长吩咐说了真， 每斗扯上 [42] 一块银， 百姓回去务庄农。 县上寻起三个人； 四先生、张金银、 呼二少爷他能行。 他们三人出了城， 叫一声民家仔细听： “县长吩咐说了个真， 每斗少上一块银， 百姓回去各务农； 要免行道也能行， 议会开了定乾坤。” 头目一听这事情， 折转身子往回行。 主意又在咱心中， 回去慢慢再理论。 人说闹官顶个甚？ 扯了些粮价捐款重。 有钱的难意 [43] 这事情， 民国的世事说不成。 糊里糊涂出了些银， 总是为的过光景。 队官上来丢了人， 打发队伍收款银。 队伍太是 [44] 白水人， 吃粮当兵生下情 [45] 。 捉住打的好百姓， 乍把百姓打个溶 [46] 。 牲畜牛羊赶不及， 刮的口粮交款银。 一九四四年二月九日 ———————————————————— [1] 行政区域名，为老君殿旧称。 [2] 陕北人发语词，意思是：现在、这就、可……。 [3] 咱们大家。 [4] 指捐税负担，“名堂”之意。 [5] 红军的上司来信，警告清涧旧政府。 [6] 压下不理。 [7] 当时。 [8] 受不了或应付不了。 [9] 他指百姓；上劲，对百姓威胁之意。 [10] 上来到了苏二里，住在全盛东。 [11] 大商号。 [12] 忙乱起来。 [13] 跟或向之意。 [14] 逼迫。 [15] 着了急。 [16] 说情，“喂”或“慰”都可。 [17] 说的漂亮。 [18] 乡约地保。 [19] 凶的很。 [20] “这下”，意即到了这个地步；不得平——不平或不得了之意。 [21] 立即。 [22] 不得下场或丢脸之意。 [23] 等于“更”。 [24] 从各处动身。 [25] 离清涧十五里。 [26] 读成“表”，全句意：有本事就要显出来。 [27] 清楚。 [28] “他”是指旧官和绅士老总们共同谋论，和新官无关。 [29] 想办法对付。 [30] 第二天早上。 [31] 城门关了。 [32] 清涧城南关。 [33] 慢慢再和他闹之意。 [34] 有钱。 [35] 这是述早一年的事，下节是述现在的事。 [36] 惠华亭，清涧大劣绅，走南坪嫖妓，修城洞大桥，为了夜嫖方便。 [37] “趁那平”是赶平路之意。 [38] 风水。 [39] “多”字读如“冬”音。 [40] 往粮上摊派。 [41] 大话压人。 [42] 扯字读成Chua，减少之意。 [43] 连有钱的都觉为难的意思。 [44] 大半是。 [45] 反脸之意，“下情”等于“恶意”或“毒意”。 [46] 烂的意思。 [book_chapter]第二编 [book_title]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 ……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先生自己在他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文章里所写的这几段话，给予我们对鲁迅先生估价的便利：先生是“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底代言人，先生是“为人生而艺术”，先生是忠实的现实主义者，先生是改造社会的英勇的战士，伟大的革命家。 明白了这些特点，然后我们才能够不致错误地估价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才能够了解为什么先生在中国文坛上有其无上的权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底第一个拓荒者。他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最原本的作家。他第一个用战斗的短篇小说的形式描写出中国“下层社会”的典型，道出他们的心事，代表他们说出自己的话语。有名的《阿Q正传》，译成了英文、日文、俄文（有两种译本）、法文（得到罗曼·罗兰最好的称誉）——这一短篇在中国文坛上是划时代的作品，是直到现在仍为终不可及的、无比的、卓越的名著。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 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这个伟大的作家是如此其自己刻苦，工作，工作而又工作的——读了这些话也就很看得见了。这些都是作家们的金科玉律，这些都是非常符合于去世不久之高尔基为文字简洁、作品质量民众化而斗争的精神。 的确，在《呐喊》、《彷徨》几本集子内的许多篇作品，哪一篇不是在内容上有异常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在形式上和技巧上有至到的成功的。 有些中国人摇头摆尾地叹道：“写一点冷冷的杂文，就号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了……唉，我们的高尔基呢？……”——这是某些人对鲁迅先生的许多卷战斗的散文而发的讥刺和冷箭。可是这某些人愈放冷箭，却愈加证明鲁迅先生近二十年来的别一文学体裁之有力。 鲁迅先生是真正的有心人。中国国家社会这十多二十年来所发生的事变，差不多没有一件不在鲁迅先生的尖锐、严正、雄健、幽默的“杂文”里反映出来。先生不肯放松实际生活里的一件事或一个现象，而说出对这些现象和事件所要说的苦心话。每一篇文章都是“郁怒情深，兼而有之”（柳亚子先生评鲁迅的诗）。这没有别的，只因为鲁迅先生是有心人，“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是“为人生”。 读了鲁迅先生十余年来的这些著作，我要说，这些用血泪写成的著作，谁不感动、愤怒、兴起！？ 在这国亡无日，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特别表彰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他的渊博的学问，雄健的文章，他的真正的道德，高尚的人格。 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文坛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对于一般青年有如此伟大的威信——因为他永远进步，永远站在时代的前面，他真是老而益壮！ 鲁迅先生是走过艰难困苦的道路的。 “五四”时代，鲁迅先生是反封建、反保守、反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健将。 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时代，鲁迅先生对那些昨天还参加革命，而今天便拿刀屠杀革命者的人们，表示着鄙视和憎恨。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许多人消极、退缩、畏馁、颓废的局面之下，鲁迅先生却特别英勇，特别雄健起来，积极起来了。——这正是鲁迅先生智勇过人的地方！ 鲁迅先生由自由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者，到了一九二九——三〇年时已经进步到一个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底战士。他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一切反动的文学派别“理论”作尖锐的斗争，为中国文坛开一新的生命。 在中国共产党向全民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时，鲁迅先生首先拥护，加入这一联合战线。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在这时候鲁迅先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均见《作家》八月号鲁迅先生《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先生是永远进步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坛上又一最大的贡献是他多年以来竭尽心力所做的翻译外国文学的工作。在他《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里面第五点说：他“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的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里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俄国古典作家及现代苏维埃作家许多珍贵的作品介绍到中国的文坛和读者，鲁迅先生所出的力（自译、编校、出版）实在不少。中国文坛能受到最先进的苏联文学最好的影响，这不能不归功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富于反抗精神，一向是辞严义正的。然而鲁迅先生对一般青年，对新起作家是极其诚恳，极其爱护的。中国现已成名的新起作家里面，就有不少都是亲受鲁迅先生之熏陶和栽培而来的。这些，都因为鲁迅先生是“为人生”是“想利用他（指小说——萧注）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先生在这一点也就很像高尔基：对黑暗恶势力无穷地痛恨，对新生命、自由人无限地深爱。 鲁迅先生是有心人！ 在世界文坛上，鲁迅先生处处可比之高尔基。现在“盖棺定论”，尤不能不肯定：“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 我们不久以前丧失了文豪高尔基。现在又失去了文豪鲁迅。这对于世界、苏联和中国的文坛是何等巨大的损失！ 用集体的力量为弥补这一损失于万一——这是中国文学者在悲恸之余所应定出来的自己的任务啊！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原载巴黎《救国时报》 [book_title]鲁迅与中国青年 鲁迅的天才和热情是多方面的。这一个“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同志论鲁迅语）一生的事业、文章，异常浩大，异常雄厚。这些都有待于我们多多地、好好地研究。鲁迅在生之日，无论中国外国的批评家，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估价。他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黑暗社会及一切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反动分子和落后分子——在他生前或则威吓、利诱、监视、侦察，甚至要逮捕他、暗杀他；或则慑于他的权威，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他，便在他的背后“放冷箭”。这些姑且不说。就是他的同僚，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者对他都有许多误会，不了解他。他生前有过许多激烈的笔战；他死后还有很少数的个人不能化除成见，对他作不正确的估价。即以最近过去的“左翼”文学家说吧，也有少数犯宗派主义“左”的幼稚病的人们不了解鲁迅，不能好好地和鲁迅合作。鲁迅的一生充满了战斗、挣扎精神，他的敌和友，对他都攻击得凶。但是鲁迅是宽大的。他为着公共利益，常和过去交战过的人们握起手来，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鲁迅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一见于过去和“创造社”笔战之后，仍和“创造社”、“太阳社”等结成联合战线以反抗旧社会；再见于最近“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主张和一切文学家、一切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下统一起来。他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在许多批评鲁迅的创作因而指出鲁迅的思想、人生观和他之为人的文章里，我以为最正确而精彩的，要算何凝（即瞿秋白）选编《鲁迅杂感选集》那一篇长的序言。那真是独到的见解，对于鲁迅适当的、完全的了解，听说鲁迅自己对瞿秋白那篇文章也很满意，说：“从来，就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正确的估价。”我们的青年——也不仅青年读者而已——如有志研究鲁迅并向鲁迅学习，应该细读秋白那篇遗作。 我这篇短文，不打算论到鲁迅的创作和他一生奋斗的功绩，因为这些说来太长，非作专门的论述不可。现在约略地说一说鲁迅是如何爱青年的，以及鲁迅对青年说过些什么话。 鲁迅能爱亦能恨。他爱人民，他恨人民的敌人。他和敌人作剧烈的战斗，就因为爱人民的缘故。看吧，鲁迅从事于文艺的志愿是要以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所以鲁迅一向便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论调，而赞成“为人生而艺术”的方针。鲁迅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记》，是反对中国封建势力的。这一篇作品的末了一句话是：“救救孩子！”——这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的目的，他的志愿是为人民，为青年，为孩子这一辈。 鲁迅这个伟大的作家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虽然鲁迅不肯自认为青年的导师，他说：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但这是鲁迅自谦。他从来不摆起面孔，自称是“青年的导师”，然而，鲁迅确实给了青年们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方针。鲁迅说过：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华盖集·北京通讯》） 鲁迅的这种意思在别处也写过：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是富有正义感和理性的。他这种反抗旧社会、反对反动的精神很值得我们每个青年学习。中国青年所受的压迫，实在是太重，压得不能活下去了，鲁迅却告诉青年说：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这是鲁迅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他曾反复说明争取自由之必要。他打个譬喻，说明苟且偷生不得自由之痛苦，他说：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缺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北京通讯》） 中国的“古训”一向是拿“少年老成”这个教条教育青年的。青年人不过二十岁左右便装出“老成”的样子，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也怕触犯“非礼勿动”的教训。——这是旧式的所谓“遗少”。但是新式的“遗少”也很不少。他们事事谨慎，处处小心：宁可按住一肚子意见，不肯说出。因为一说，一动，就怕犯错误，怕受批评。列宁曾说过，人们要在错误中学习，只有完全不做事的人，才不会犯错误。鲁迅怎么说呢？他告诉青年： “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竭力鼓励青年们去活动，大胆去活动，不要怕人笑话，他说：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读了这段话，使我想起恩格斯一句同样意义的话来，恩格斯劝革命者要行动，要在实际生活中去锻炼，去受教育，说，要学游泳，就要下水去！ 鲁迅之关心青年作家无微不至。向上的青年们从全国各地跟他通信，寄作品、稿子给他看。他都一一回答，稿子，都过细的看，过细的批改。有好多青年作家的作品由鲁迅介绍到书店出版，鲁迅于百忙之中还替这些书写序言。这样的事实很多，青年作家们自己都能记得清楚。可以说，中国许多青年作家是经鲁迅栽培，扶植起来的。鲁迅常常鼓励青年作家大胆创作，大胆活动，大胆除旧革新，他说：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知识高超而眼力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倘不是一下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鲁迅鼓励青年努力大胆创作的意见，在他的杂感“未有天才之前”（见《杂感集·坟》）里说得更多，这里不再引证了。 几个青年作家（柔石、白莽、李伟森、胡也频、冯铿及其他十五人）在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鲁迅作了一篇异常沉痛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他无限悲愤地说：“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 青年韦素园病死了，鲁迅作了一篇文章“忆韦素园君”，说他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它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鲁迅死后，某某作文纪念他，说：鲁迅曾为某的儿子治病，在炎日之下亲自替他找医生，因此某说，鲁迅的一生爱多于憎。 鲁迅之关心青年，对青年说的话，青年应向鲁迅学习的处所还多着多着。这里只再引他的两段话，因为我觉得对今日的中国青年，对在抗战时代的青年特别有意义。鲁迅在他的《华盖集》内说： 青年又何须找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华盖集·导师》） 中国青年在抗战时代，尤其要懂得“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生存的方向走”的道理。团结青年，和全国的青年联合起来，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大可以决定了。所以巩固团结，反对分裂是我们目下重要的口号。青年要向鲁迅学习这一种精神！ 鲁迅一生奋斗精神之最可取法的是，他仗义执言，毫不姑息，毫不妥协，决不投降，斗争到底，至死不改其宗。他的斗争，不是和人们闹私人意气，而是为中华民族公共的幸福。同时，他的斗争不是一鼓作气，只五分钟的热度，以后便冷下去了。相反的，鲁迅是愈斗愈强，老而益壮，对无论哪一件坏事，哪一个敌人，他决不肯放松。他最鄙弃那种没有骨气的人，“赶热闹的革命家”，一旦革命潮流暂时低落，便消极、畏馁、怠工、开小差，甚至做两面派，当叛徒的小人。鲁迅是主张要打便打到底的。因此他常说，作战要有“靱性”。鲁迅曾用这样一段话说明没有持久性之可耻，他说：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甚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了看客的群众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吧。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靱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指反抗旧社会制度的“叛徒”——萧注）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这真说破了许多庸人的缺点。青年是民族的菁华，一个也不应该做庸人！所以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反对妥协投降，是我们目前的口号。青年要学习鲁迅这一种精神！ 末了。我愿举出鲁迅之永远进步，永不落后或倒退的精神。鲁迅之永远随着时代进步处，从他自己一生所经过的道路便可看出。他少小时候受尽了社会的压迫和奚落，因而“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感觉到这种旧社会制度非改革不可，在他的自述里，我们知道，他幼小时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到十三岁时家里遭了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鲁迅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父亲病死后，生计更加艰难，他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得，几乎陷于完全失学的危机了，后来他的母亲好容易给他筹备了八元路费，教他去寻不要学费的学校。他十八岁考入南京水师学堂，过了半年，改进路矿学堂，毕业后被派往日本，这时鲁迅决定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可见鲁迅当时的少年爱国热忱。在“同盟会”时代，鲁迅是主张推倒满清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在“五四”运动时，鲁迅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统治之有力的战士，在大革命失败后，鲁迅却特别积极，特别倔强，继续奋斗。他是中国工农群众的战友，他由个人反抗、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进步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暮年即又加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因此他接受马列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他是伟大中华人民的伟大儿子，同时又是国际主义者。他一生总是进步的、前进的。他反对复古、反动、开倒车。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我们目前重要的口号。青年要向鲁迅学习，就得发扬并光大这种再接再厉不知疲倦的精神。 一九四〇年，原载《中国青年》 [book_title]反对对鲁迅的侮辱 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者，而且是个权威的思想者和英勇的民族革命斗士，——这是无论他的友或敌都不能否认的。 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不断地前进，三十年来无一时落后松懈，他的人生观到晚年来更加确定。他从反封建者、德谟克拉西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反抗者，一直走到集体的、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大众的立场，到新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加入到中国全民抗日的统一战线。在南京当局厉行“反共”的时代，他却毫不畏惧，热烈地拥护共产党，拥护工农大众利益，拥护中华全体民族和人民大众利益，他便成为了工农以及全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政党——除了全民利益以外无他利益的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战友。 谁要是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便是不了解或不愿了解鲁迅，谁就是不知道或不愿知道鲁迅之伟大！ 可是《大公报》的先生们却别具心肠。他不敢不也“恭维”鲁迅先生几句话（虽则这种恭维，如果疾恶如仇、富有正义感的鲁迅先生地下有知，会要喷呕的），但是马上接着代替鲁迅叫屈，说什么“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费很大精神，打些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大公报》十月二十日短评） 真气人！《大公报》的“短评”作者知道么？鲁迅是天才的革命文学者，同时鲁迅是锐敏严正的政论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疾恶如仇的革命精神”（《大公报》短评的话），对于素来尤其是“在他的晚年”所见到的一切黑暗卑鄙恶浊的现象与人物就忍不住要说话。这正是鲁迅之辞严义正的态度和其伟大，何待于“与他接近的人”去“怂恿”？！他用他的讽刺幽默的杂文——最便利于战斗的政论文字，“费很大的精神”无情地揭穿一切虚伪怯懦汉奸叛徒投机变节两面派……群小的面目，热烈地赞助拥护“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鲁迅）和全民抗日统一战线。请问这是“打无谓的笔墨官司”吗？我们只恨黑暗反动的势力太凶和宵小奸宄过多，以致“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以致这位“稀有的作家”不得不“把许多力量”“费很大的精神”和他们奋斗，“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像《大公报》短评那种曲解污蔑的说法简直“真是糊涂虫”（鲁迅）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