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人间清醒大先生 [book_author]曹聚仁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234138 [book_dec]鲁迅文友曹聚仁所著，更具个性的鲁迅传记，他曾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他在本书撰写时保持“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的视角，对鲁迅的生平、脾性、家庭、师友多有揭示，对鲁迅的心路历程、社会人生、文艺政治等观念也有阐发。 从鲁迅先生在绍兴的童年时期到日本留学，再到弃医从文，曹聚仁为读者还原了一个内心热烈如熔岩的鲁迅先生，他“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把他们放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而我们作为读者，也因鲁迅先生的经历，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与清醒。 [book_img]Z_5624.jpg [book_title]一　引言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坟》 193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鲁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饭，一直谈到深夜。他是善于谈话的，忽然在一串的故事中，问了我一句：“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他正看到我书架上有一堆关于他的著作和史料。我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接着，我们就谈到路特微喜（Emil Ludwig）的《人之子》（耶稣传记）。路特微喜把耶稣写成为常人，并不失其为伟大；说圣玛利亚是童贞女，由天神给她孕育这么一救主，也不见得增加耶稣的光辉。老老实实说玛利亚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给罗马军官强奸了，孕生了这样一个反抗罗马暴政的民族英雄，也不见得有什么丢脸。因为是“人”，所以不免有“人”的弱点。这一方面，鲁迅比萧伯纳更坦白些，他并不阻止我准备写他的传记。（当晚，我并不想到他很快就老去了，所以许多关于他的史料，不曾向他探问明白。这一部分的缺憾，而今已经由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来填补起来了。）我们又谈到孙中山传记问题，那时，中山文化教育馆正在征求《孙中山传记》的稿本；有人希望我也动手写写看，我说我不能，因为你们要奉孙中山为神明，而实际的孙中山，也只是一个凡人，平凡得很的人，叫我怎么写呢？最后，我说：“你是写《阿Q正传》的人，这期间，也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因为你自己也是中国人。”说鲁迅是阿Q，也并不损失鲁迅的光辉，他毕竟是创造阿Q的人。 那时，我们那一群人，相约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我也并不想说“我的朋友鲁迅”，我也不是他的门徒。有人以为我到上海卖文，是借着鲁迅的光；抱歉得很，鲁迅是1927年到上海，那时我在上海报刊写稿已六七年了。（我承认邵力子、陈望道二先生是汲引我的人，却不是鲁迅。）前些时，香港一些论客，深以我是鲁迅的朋友为恨；我也有这么一种牛性，他们要来“钦定”的时候，我偏要他们看看《鲁迅书简》，使他们哑口无言。十年前，宋云彬先生在桂林医院中养病，他从头至尾，把《鲁迅全集》看完了，辑出了一本《鲁迅语录》。他对我说：“为什么鲁迅文章中，没有骂你的？”（他看见鲁迅骂过许多人，连郭沫若、郑振铎、傅东华、徐懋庸都在内，不独对陈西滢、梁实秋那么刻毒的。）其实，鲁迅对朋友并不那么刻薄的，许多人不曾受过他的讥刺，连对易培基都不曾有过微词，大家可以意会的了。我和他之间，有一段极机密的交游，我此刻并不想说出来，留着将来，作为“逸话”罢。 1934年冬天 ，为了群众书局出版《海燕》的事，我和Y君闹得不十分愉快。（Y君 为了此事，一直在骂我，却不曾把真相说出来。）鲁迅先生写信给我，劝了我一阵，说： 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指Y君）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指笔者）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这是鲁迅对我的暗示，要我不计较Y君的坏脾气。） 1936年10月间，鲁迅去世了。当时，我就着手整理史料，准备写传记，工作进行了一半，而淞沪战争发生，除了一部分史料已在《鲁迅手册》刊出，这本鲁迅所预料的“鲁迅传”，迄今并未出版。我也期待了许广平、许寿裳、孙伏园诸先生的“鲁迅传”出来，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写的。谁知忽忽二十年，依然没有影子。坊间，只有王士菁的《鲁迅传》，那简直是一团草，不成东西，而郑学稼的《鲁迅正传》，更是胡闹，不仅侮辱了鲁迅，也侮辱了读者。因此，我要试写这一部《鲁迅评传》——不是鲁迅所预料的“传记”。 目前所见的写“鲁迅传”的人，都是没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而和鲁迅相熟，了解鲁迅的人，所写的都是鲁迅传记史料，并不是“鲁迅传”，这也可见“鲁迅传”之不容易写。……而鲁迅的朋友中，年纪一大，都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抱定了“最好还是不必过问”的态度，那是必然的。而捧的骂的或利用的都已失去了对象，也是使大家不敢动笔的因由之一。 中国的士大夫，自来有三种意愿：一种是希圣希贤，宋明理学家，一开口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们把颜渊当作模范人物，要寻求孔颜乐处在哪里。一种是要做英雄豪杰，像项羽那样，要学万人敌，读兵法，要做“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大梦。又一种则是酸风溜溜，要做八斗才的才子，吟风弄月；诗酒傲王侯。而写传记的人，胸中先有这几种轮廓，就在规矩中做起文章来。可是，这些帽子都不合乎鲁迅的头寸，那些捧鲁迅的，一定要把鲁迅当作完人来写的，要让他进孔庙去，那当然可笑的。然而鲁迅虽进过水师学堂，如他自己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也毕竟不像一个海军上将，他也不想立赫赫之名。鲁迅也会作作旧诗词，他的骈俪古文，也作得不错。但他并不带一点才人的气息，也不想做空头文学家。他是道道地地的，在做现代的文艺作家，比之其他作家，他是超过了时代的。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我曾对朋友们说：“我们都是不敢替鲁迅作特写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份胆识，所以替鲁迅写印象记，如马珏（马衡的儿子） 是个小孩子，如吴曙天，是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如阿累，一个电车卖票员，他们不知天之高地之厚，才敢来动笔。而且，他们敢写得真实，才显得亲切有趣。还有那位攻击他的陈源（西滢），也着实抓到了痒处。” 鲁迅是谁？何凝（即瞿秋白）曾引用过一段神话：“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了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他们两兄弟一出娘胎就被丢在荒山里，如果不是一只母狼喂他们吃奶，也许早就饿死了！后来，罗谟鲁斯居然创造了罗马城，并且乘着大雷雨飞上了天，做了军神，而莱谟斯却被他的兄弟杀了，因为他敢于蔑视那庄严的罗马城，他只一脚，就跨过那可笑的城墙。”（莱谟斯的命运比鲁迅惨得多了，这也许因为那时代还是虚伪统治的时代。）莱谟斯是永久没有忘记了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很久地在孤独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这样的譬喻，颇有意义，鲁迅之为鲁迅，并不一定要把他当作战斗的英雄的。 当年我准备替鲁迅作传记，着手搜集材料之初，首先想写成的乃是《鲁迅年谱》。我承认我的治史方法和态度，很受胡适、梁启超的影响，我的《鲁迅年谱》，假使写成的话，也就是《章实斋年谱》那一类的史书。章实斋，这一位近代大史学家，他最能赏识年谱的重要，曾说：“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也。盖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以其时，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前人未知以文为史之义，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学深思之士，探索讨论，竭尽心力，而后乃能仿佛其始末焉。”胡适认定年谱乃是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最好的年谱，如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如钱德洪等的《王阳明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而他所写的《章实斋年谱》，更可以算是进步的新传记。 一、他把章实斋的著作，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张的变迁沿革的，都择要摘录，分年编入。 二、章氏批评同时的几个大师，如戴震、汪中、袁枚等，有很公平的话，也有很错误的话。他把这些批评，都摘要抄出，记在这几个人死的一年。这种批评，不但可以考见实斋个人的见地，也可以作当时思想史的材料。 三、向来的传记，往往只说本人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他这部年谱，不但说他的长处，还常常指出他的短处。 我理想中的《鲁迅年谱》，也就是这么一部史书。其实，王士菁所写的也就是这么一部传记，就因为他不懂得史学，不善剪裁，不会组织，所以糟得不成样子。而许广平不懂得史学，不独不会修正，连批评也不中肯。但我毕竟放弃了《鲁迅年谱》，固然因为抗战时期，奔波南北，无暇及此。最主要的，我要写一本通俗的鲁迅传记，而不是一部专家的著述。在今日，写《鲁迅年谱》最容易，因为关于他的史料太充分了，比曾国藩的传记还充分些，就看鉴别史料有没有眼光，组织史料有没有能力。 我对于传记文学的兴趣，近十五年间，很快就从梁胡二氏的典型跳过，进入新的传记文学的圈子中去。我所仰慕的乃是路特微喜（德）、莫罗亚（法A.Maurois）和斯特莱基（英D.Strachey）。路特微喜的《耶稣传》《俾斯麦传》，可说博大精深，自是大史家的手笔。德国人的著作，总是那么精深的，他的传记，直透到传主的灵魂深处。莫罗亚所作的传记，如《少年歌德之创造》《密查郎支罗传》《伏尔泰传》《雪莱传》《提斯雷利传》《拜伦传》，都是带着生动活泼的法国作风。斯特莱基的《女王维多利亚传》，取材之丰富，断制之谨严，文字之简洁，不愧是晶莹的艺术品，我们可以用得上“叹观止矣”的赞词了。他也不愧是英国史学家，一个敦容的绅士风格。魏华灼先生译莫罗亚的《雪莱传》，曾于序文中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界发生变化的事件很多，传记也是其中之一。过去的传记，有的只是引证、笺疏、书目等的堆积；过于是纪念的、颂赞的、教训的，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与成功充分的扩大，内心冲突与失败，尽量的隐匿，结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画像，全是光明，毫无半点黑影。现代的传记，就不同了。就一般而说吧，每本分量较少，题材较为连贯，结构上较富于戏剧性，形式上类似小说，只为的使读者欣赏传神，不是强读者作枯燥的研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生物。最要紧的是传记家写传记，就是制造一件艺术品。 我所写《鲁迅评传》，当然不敢追迹斯特莱基和路特微喜，如能写得像莫罗亚的《雪莱传》，在我已经十分满意了。 [book_title]二　绍兴 ——鲁迅的家乡 1939年秋天，我们在绍兴城中逗留了一个多月；虽说是战时，那儿的朋友，贺扬灵、胡云翼、孙福熙，还有印西法师，大家对于文艺的兴致都很好。我们就拿鲁迅的小说和随笔小品作蓝本，到城内城外追寻鲁迅幼年时代的生活。鲁迅的老家，在绍兴城中东昌坊口周氏新台门内；他的外家，在城外安桥头，那是他幼年时寄食的去处。我们有时走路，有时坐乌篷船，史迹散布的所在，差不多都到过了。 鲁迅的小说，一看就知道是拿绍兴作背景的，《呐喊》和《彷徨》，其中十之六七为他本乡的故事，其他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七斤、七斤嫂、鲁八一嫂、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则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地方色彩非常浓厚。不过，我们应该接受周启明的说法：鲁迅对于他的故乡一向没有表示过深的怀念，这不但在小说上，就是《朝花夕拾》上也是如此。大抵对于乡下的人士最有反感，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特殊的是师爷和钱店伙计（乡下叫作“钱店倌”），这两类气味都有点恶劣。但是对于地方气候和风物，也不无留恋之意。如《在酒楼上》，他坐酒楼上望见下边的废园，“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在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地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下文吕纬甫说到回乡来迁葬，也说：“这在那边那里能如此呢？积雪里会有花，雪地下会不冻。”他在这里便在称颂南方的风土，那棵山茶花更明显的是故家书房里的故物，这在每年春天总要开得满树通红，配着旁边的罗汉松和桂花树，更显得院子里满是花和叶，毫无寒冻的气味了。关于乡土的物品，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上也有一节云：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其实，“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吃辣的”也就是一种蛊惑。） 绍兴是水乡，（李慈铭所谓：“橹摇鲁跃际，都是故乡音。”）坐着乌篷船，卧听打桨摇橹声，自有深致。鲁迅以中年人的寥落情怀，对于秋冬间的原野，另有所感受。他那篇以《故乡》为题的，说：“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我躺着，听舱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 这都勾画得很真切、很有神的。 （周启明说：《故乡》是一篇小说，读者自应去当作小说看，不管它里边有多少事实。我们别一方面从里边举出事实来，一则可以看著者怎样用材料，一则也略作说明是一种注释的性质。还有一层，读者虽然不把小说当作事实，但可能有人会得去从其中想寻传记的资料，这里也就给予他们一点帮助，免得乱寻瞎找，以致虚实混淆在一起。这不但是小说，便是文艺性的自叙记录也常是如此。这话正可以说是写给《鲁迅传》的王士菁听的，因为那本传记实在穿凿得太离谱了。） 在陈源（西滢）和鲁迅闹口舌的当儿，西滢写信给徐志摩说：“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启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启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这段讽刺的话中，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认的话，即说周氏兄弟的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 说到绍兴的人物，其实不必远攀舜、禹、严光和孝女曹娥的；（虽说大禹墓在绍兴，也不一定和后来的绍兴人有什么血缘关系的。）最和鲁迅的思想路向相同的，倒该说到东汉末年的王充，他所著的《论衡》，便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一一剥去它们的外衣，暴露它们的弱点的。《论衡》的尖锐战斗风格，也可以说是开出后来绍兴师爷的先河。绍兴师爷究竟起于何代？我们还不曾确凿考证出来……这种幕僚制度，经过了明清两代，形成了一种特殊阶级，也可说是一种政治集团，成为支配中国政治的幕后力量，迄民国还是存在的。幕僚之中，分刑名、书启、钱谷各专业，刑名主法律，在朝便是法官，在野便是讼师。书启主文牍，便是后来的秘书。钱谷主财政，他们可以说是中下级的政治干部。这样便成为专业，也有江苏的常州、苏州人主其事的，大部分却都是绍兴人。因此，绍兴师爷成为绍兴读书人的谋生大道之一。刑名师爷，可以运用法律，却也可以玩弄法律，深文周纳，入人于罪，玩弄文句，规避刑法，这都是他们的特长。若说绍兴的文风，冷隽尖刻，则明末的徐文长、张宗子（岱），清代的章实斋、李慈铭，都有着绍兴师爷的刀笔吏的风格的。周启明谈《阿Q正传》，说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摘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在心正烧的最热，反对明显的邪曲的时候，那时他就是近于融化在那哀怜与恐惧里了。据亚里士多德说，这两者正是悲剧的有净化力的情绪。”这当然是他们接受了西洋文学以后，更进一步的了解。但就绍兴文士的见地说，他们的确能够跳出世法的圈子对世俗予以冷静的批评的。（绍兴师爷，处于政治的幕后，也正使他们变成了玩世的态度，他们明白所谓政治就是这么一种玩意儿。我们读了《韩非子》，也可以知道法家文字是理智的，比较冷峻的。） 鲁迅兄弟，生长在士大夫心目中的“仕宦之家”，要不是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出了一点小乱子，因而削官被囚，家境突然破落了，他们的生活，一定还在书香门第中打筋斗的。他们有一时期，也曾有被送去学幕的可能；恰巧他们的本家在南京办洋务，这才为他们开辟了新世界，进入了现代化的思想圈来。不过，他们毕竟还是绍兴人，带着乡土的气息的。 从绍兴联想到老酒，也和联想到绍兴师爷一样顺理成章的。鲁迅在酒乡生长，懂得饮酒的情趣，也懂得酒人的陶然之境；若干方面，他都是阮籍、嵇康的同路人。（《在酒楼上》，他写道：“我略带些哀愁，然而很舒服地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本来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他是懂得喝酒的人。） 绍兴老酒，为什么味儿特别好？那得归功于泉水的清冽和酒师父的技术，还有岁月累积，火性消逝，变得很醇了；葡萄酒太腻，高粱、茅台、汾酒、大曲、竹叶青都过于辛辣，刺激性重；只有绍兴老酒是醇的，喝了有回味。酒可以陶醉我们；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这也是无上的享受。 鲁迅笔下所写的，乃是小酒店的情趣，无论咸亨也罢，德兴也罢，反正酒店的设备都是差不多的。一间门面，门口曲尺形的柜台，靠墙一带放些中型酒瓶，上贴玫瑰烧、五加皮等字，蓝布包沙土为盖；直柜台下置酒坛。给客人吊酒时顺便掺水，手法便捷，是酒店倌本领之所在。横柜台临街，上设半截栅栏陈列各种下酒物，店的后半就是雅座，摆上几个狭板桌条凳，可以坐八九个、十来个人，就算是很宽大的了。下酒的东西，顶普通的是鸡肫豆与茴香豆；鸡肫豆乃是用白豆盐煮晒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以细草纸包作粽子样，一文一包，内有豆可二三十粒。为什么叫作鸡肫豆呢？其理由不明白，大约为的嚼着有点软带硬，仿佛像鸡肫似的吧。茴香豆是用蚕豆，即乡下所谓罗汉豆所制，只是干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是一文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把抓；伙计也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此外现成的炒花生、豆腐干、盐豆豉等大略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本来这里是卖酒附带吃酒，与饭馆不同，是很平民的所在，并不预备阔客的降临，所以只有简单的食品，和朴陋的设备正相称。（但是五十年前，读书人都不上茶馆，认为有失身份，吃酒却是可以，无论是怎样的小酒店，这个风气也是很有点特别的。）我们添上这么一幅图画，绍兴之为酒廊，与鲁迅笔下所写的酒乡背景，可以看得十分真切了。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么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窜”，却是平声。一窜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别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盏的遗制吧！ 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据周启明说：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有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他在《在酒楼上》，写他自己上了一石居，叫堂倌来“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大概是他自己的酒量了。范爱农比他喝得多，要喝两斤多。 [book_title]三　他的童年 鲁迅的自叙传中，开头有那么几句简单的话：“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一年多，死去了。” 这几句话，以往替他作传的，都不曾说得很切实，直到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出来，才把影响鲁迅幼年生活的几件大事交代清楚了。 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同治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选了江西金谿县，又同抚台闹了别扭，又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做京官，到了癸巳年丁忧，才告假回家。这一年，他却出了大乱子。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七年，到了辛丑二月，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才得出狱回家。这便是鲁迅所说的那场大变故。科举时代，“通关节”是件大事，虽说贿赂公行，但若“通关节”被发觉，那是要兴大狱的。他们的介孚公，囚系在杭州，年年有处死的可能；到了秋决时期，他们家中就得花一大笔钱到京中去向刑部设法，这样一年一年拖下来，监候了七年，就把他们那一点财产完全花光了。 他们的“介孚公”，才学是不错的，恃才而傲，一肚子不合时宜，外放和居京，都不很得意，因此，牢骚甚多，时常骂人。周作人曾经这么说过： 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骂人是自昏太后呆皇帝直至不成材的子侄辈五十、四七，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馀留，如《姚惜抱尺牍》中曾记陈石士在湖北甚为章实斋所苦，王子献“庚寅日记”中屡次说及，席间越缦痛骂时人不已，又云：“缦师终席笑骂时人，子虞和之，馀然默然。”是其前例。他的骂法又颇是奇特，一种说是有人梦见什么人反穿皮马褂来告别，意思是说死后变猪羊，还被害人的债，这还是平常的旧想头，别的是说这人后来孤独穷困，老了在那里悔。后者的说法更是深刻，古代文人在“冥土旅行”中说判定极恶的霸王的刑罚是不给孟婆汤，让他坐在地狱里，老在回忆那过去的荣华与威力，比火力与狗咬更要利害，可以说有同样的用意了。 这一段叙述，非常重要，可以使我们了解鲁迅的抑郁心境的由来；他们的“介孚公”性格，一部分也在他的精神中再现；而那家庭环境，也使他自幼觉得社会的冷酷，所以，鲁迅就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们的介孚公只痛爱潘姨太太和少子，对鲁迅也特别苛求；鲁迅在学堂考试第二，便被斥为不用功，所以考不到第一。幼子伯升考了倒数第二，却说尚知努力，没有做了背榜。这都是例子。）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的风格，也可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自己说过，有一时期寄食于亲戚家，被人说作乞食，那便是癸巳秋后至甲午夏天的事情。亲戚家即是鲁老太太的母亲，那时外祖父早已去世，只是外婆和两房舅舅而已。鲁家的旧宅是在靠近海边，去镇塘殿不远的安桥头（鲁迅小说中的鲁镇，即指安桥头而言），规模狭小，鲁老先生在世时就住在王府庄。鲁迅寄食的时候，正是鲁宅在王府庄的最后一年（王府庄在绍兴县东三十里），到了第二年，他又跟了鲁宅迁移到小皋埠去了。（鲁迅笔下的理镇，也有小皋埠的影子。） 他从外家回来那年，他的父亲伯宜公病了。他父亲的病对于他的精神上影响很大，他在《呐喊·自序》中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篾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这是触发他创作的动机之一。他曾在《朝花夕拾》中，特地写了《父亲的病》，他后来要自己去学医，就是这么一个动机来的。他便渐渐地悟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关于这件事，周作人有一段补正的话：伯宜公的病可能是甲午的冬天或是次年的春天。那时所请教的医生，最初有一个姓冯的，每来总是酒醉醺醺，说话前后不符，不久就不再请了。他的一句名言，“舌为心之灵苗”，被鲁迅记录下来，但是挂在别人的账上了。后来的两个名叫姚芝仙与何莲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药方，必用新奇的药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办到，结果自然是仍无效用。他在序文中说：“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那时城里还有樊开舟、包越湖这些医生，比较平实一点，如照鲁迅的分类，总还可以归在无意的一类，但在当时却请教了有意的骗子，这真是不幸的事。 衬托着这一幅黯淡的鲁迅童年的画面，还有台门的败落和时代动乱两种因素。乡下所谓台门，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这里的人，无论贫富老少称为台门货也与普通人家有点不同。在家境好的时候可以坐食，及至中落无法谋生，只有走向没落的一路。根据他们的传说，台门货的出路是这几条，其原有的资产，可以做地主或开当铺钱店的，当然不在此限。其一是科举，中了举人进士，升官发财或居乡当绅士。其二是学幕，考试不利，或秀才以上不能进取，改学师爷，称为佐治。其三是学生意，这也限于当铺钱店，若绸缎布店以次便不屑干了。可是第一第二都要多少凭自己的才力，若是书读得不通，或是知识短缺，也就难以成功。至于第三类，也需要有力的后援，而且失业后不易再得，特别是当铺的伙计，普通尊称为朝奉，诨名则为夜壶 ，因为它不能改制的器皿也。照这样情形，低不就，高不凑，结果只是坐吃山空，显出那些不可思议的生活法，末了台门分散，混入人丛中不可再见了。论他们的质地，即使不能归田，很可能做个灵巧的工人，或是平常的店伙，可是懒得做或不屑做，这是台门的积习害了他们出现于鲁迅笔底的人物，其实都是台门的悲剧人物，而鲁迅自己，也正从败落的台门中出来呢！ 鲁迅的家世——覆盆桥周家分作三房，叫做致房、中房及和房，中房的大部分移住在过桥台门，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在新台门，还有一部分留在老屋里；致房底下又分智仁勇三房，留在老屋的是勇房的一派。在鲁迅的好些小说及《朝花夕拾》里，出现的智仁两房的英雄颇不少。 作为鲁迅童年生活的背景，他自己在《朝花夕拾》中说到“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画面。他说：“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背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 这是一篇很简要的描写，说得小一点，那么一个园，一个家族，那么些小事情，都是鸡零狗碎的；但在这空气中，那时鲁迅就生活着，当作远的背景看，也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材料吧？说得大一点呢，是败落大家的相片。无论百草园或是园门口，都是小孩子们所爱去的世界，诚如周作人所添注的：门外面是那么大的一个园，跑出去玩固然好，就是坐在门槛上，望着那一片绿的草木叶，黄白的菜花，也比在房间或明堂里有趣得多。第二，那里是永远的活动的所在，除非那工人不来，园门紧闭着，冷静得怕爬出蛇和老鼠来，否则总有什么工作在那里做。这些活动，不但于小孩子很有兴趣，也能增进他不少的知识。我们不必说鲁迅生有异禀，聪明过人，但就他们兄弟二人，对于自然界的知识（古之所谓博物），咬得那么切实，倒和那些半吊子的读书人不相同。 后来，鲁迅被迫着抛开这恋恋不舍的荒园，被送到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中去，那便是三味书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才一箭之路，出门向东走去，不过三百步吧，走过南北跨河的石桥，再往东一拐，一个朝北的黑油竹门，里边便是。在那儿设馆的，有老寿先生镜吾，小寿先生洙邻，鲁迅便是跟着老寿先生的。鲁迅描写那老寿先生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大眼镜，他对他很恭敬，因为他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但是一开头，鲁迅就失望了，因为他预想这位博学先生一定无所不知的；他曾听说东方朔也很渊博，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他很想详细知道这一故事，但阿长（他们的老女工）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哪知问了老寿先生，也说不知道，脸上还有怒色，他于是大失望了。 三味书屋只是读书，老寿先生、小寿先生在大声朗读，这些学生们也在大声朗诵。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在书房以外的一个园，在那里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他们最相宜，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鲁迅呢，他是画画儿，用一种叫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他自谓：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这是他的幼年艺术修养的底子。 [book_title]四　少年时代的文艺修养 许多人，欢喜说“五四”时代那几位杰出的文艺作家，怎么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照一般的说法，旧文学还是新文艺的根底，直到而今，还有人用作提倡读古书的有力根据。他们所据的例证，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迅最反对这一种说法，事实上，我们受古书与古文之累，比受它们的好处重得多；像鲁迅这样能从旧的牛角尖中钻出来，接受了旧的知识而不为旧知识所拖累，原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说鲁迅的作品中，还有着浓重的传统思想，这也是真实的。 周作人说到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甲、为收集辑录校勘研究；乙、为创作。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到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他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鲁迅从小就喜欢书画，这并不是书家画师的墨宝，乃是普通的一册一册的线装书与画谱。最初买不起书，只好借了绣像小说来看。光绪癸巳，祖父因事下狱，一家分散，鲁迅和他寄居在大舅父家里，住在皇甫庄，后来搬住小皋步。“这大约还是在皇甫庄的时候，鲁迅向他的表兄借来一册《荡寇志》的绣像，买了些叫作吴公纸的一种毛太纸来，一张张的影描，订成大本，随后仿佛记得以一二百钱的代价卖给书房里的同窗了。他们回家以后，还影写了好些画谱，他还记得有一次鲁迅在堂前廓下影描马镜江的诗中画，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描了一半，暂时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画了几笔，却画坏了，鲁迅扯去另画，祖母有点怅然。后来压岁钱等等略有积蓄，于是开始买画，不再借抄了。顶早买到的，大约是两册石印本冈元凤所著的《毛诗品物图考》，这书最初也是在皇甫庄见到，非常歆羡。在大街的书店买来一部，偶然有点纸破或墨污，总不能满意，便拿去掉换，至再至三，直到伙计烦厌了，戏弄说：‘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叱，何必掉换。’乃愤然出来，不再去买书。这书店大约不是墨润堂，却是邻近的奎照楼吧，这回换来的书，好像又有什么毛病，记得还减价以一角小洋卖给同窗，再贴补一角去另买了一部。画谱方面，那时的石印本，大抵陆续都买了，《芥子园画谱》自不必说，可是却也不曾自己学了画。此外，陈溴子的《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是用了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的本家那里得来的。家中也有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以至《三国演义》《绿野仙踪》等，其余想看的须得自己来添买。我记得这里边有《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新年出城拜岁，来回总要一整天，船中枯坐无聊，只好看书消遣，那时放在帽盒中带了去的，大抵是游记或金石存。《唐代丛书》买不起，托人去转借来看过一遍，我很佩服那里的一篇《黑心符》，抄了《平泉草木记》。鲁迅则抄了三卷《茶经》和《五木经》。”诚如周作人所说的，这些事都很琐屑，可是影响却颇不小，它就奠定了鲁迅平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还留下了好些明显的痕迹呢！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也提到他所渴慕的绘图《山海经》，那是他的一个远房叔祖所惹起来的。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在他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鲁迅就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那老人告诉鲁迅，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他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这一份渴望，还是他们的女佣人阿长来满足了，她替他买了一部来，那是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书。其后他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了，他的艺术倾向就是这么养成的。 1898年，鲁迅到南京去进水师学堂，这是他少年时代的一大转变。那时子弟读书目的是在赶考，看看科举没有希望，大抵降一等去学幕，吃师爷饭，再不然则学生意，其等级是当铺、钱店以至布店；此外还有两样自由职业，即是做医生和教书，不过这不大稳同，而且也要起码是个秀才，才可以称儒医，坐家馆，否则有时候还不如去开豆腐店了。他们其时真是所谓低不就来高不凑，看看这几条路都走不来，结果便想到了学堂，那在当时算不得什么正路，但是没有别的法子，也就只有这最后的一着了。所以鲁迅自己说：“我要到N进K学堂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 周作人也曾说，当时学堂里教算学以至格致还不要紧，因为这可以算古已有之的东西；唯独洋文最是犯忌，中西学堂以此成为众矢之的。南京的学堂，不但教授夷语，而且有些根本上就是武备性质的，绍兴人自然更要看不起。所以当鲁迅进了南京学堂的时候，本家叔伯辈便有人直斥之曰：“这乃是兵！”因为好男不当兵，这就十足表示其人之不足道了。 鲁迅往南京去，第一个进去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到了第二年，改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路学堂的功课，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副，都用本国文教授，三年毕业。就只办了他们那一班，到了辛丑冬季，他们毕业，就停办了。）他们的祖父，本来从杭州写信叫他们进杭州的求是书院去，但书院除了膳宿免费以后，还得筹点别的用度的钱，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只好到南京去了。“水师”和“矿路”学堂，当初虽然要住膳费，但甄别及格补缺之后，一切均由公家供给，且发给赡银，这于穷学生是很适宜的。鲁迅自言在水师学堂时，一星期功课，几乎四整天均是英文，一整天是汉文，一整天是做汉文（后来改为五整天是洋文），这对于他们接受外来文化，开拓文艺的境界，大有裨益。我们且看周作人的“辛丑日记”所载，当时他们已经在看《包探案》《长生术》《巴黎茶花女遗事》这一类的书了。周作人曾说：他们所看汉文书于后来有点影响，乃是当时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任公著作，以及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这些东西，那时如不在学堂也难得看到的。他又说到《天方夜谭》所引起的兴趣，这是他们所开辟的文艺新天地。 鲁迅在南京的回忆有一段生动的描述：“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头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凯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 这就带他进入现代化的世界中去了。 从前，刘半农曾经送过鲁迅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不反对。孙伏园也曾替这副联语下过详细的注解，他说鲁迅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存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魏晋文章的影响。我想除了他所说的这种因由以外，鲁迅的爱好魏晋文章，盖受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太炎认为魏晋的论文最高，“持诵文还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他的文体，已经是魏晋文章，所以他的弟子，多少都受他的影响，不独黄侃、朱希祖如此的。近来，看了周作人所引用的旧日记，觉得鲁迅的旧文学修养，也和他的艺术修养一样，有着幼年时期的底子。 鲁迅的祖父，介孚公是有名的翰林，上文已提及。他所藏的书虽没有玉田那么多，就周作人所开的看来，也有《十三经注疏》《四史》和《纲鉴易知录》《说文新附考》，此外还有《王阳明全集》《谢文节集》《文史通义》《癸巳类稿》；我们看了周作人的文学，可以知道《文史通义》《癸巳类稿》这两种书对他思想的影响。（他也说到《经策统纂》中所收的工晏校本，陆玑《诗疏》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他们幼年时，已经接受了《说文》《尔雅》的知识了。）他的庚子年日记中，保留了一篇鲁迅的《祭书神》文：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岙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今之夕兮除夕，香焰捆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蠹鱼。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母徐徐。君友淬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蠹鱼之来游，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他年芹茂而稚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这是他早期的文字，当然没有什么新的见地，却使我们了解他的初期文字，已经受了《楚辞》《文选》的影响了。 从周作人的日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兄弟二人戊戌以后所爱好的书。他们当时所买的，有《世说新语》《壶天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唐人全集》，（三味书屋时期，鲁迅已把《十一经》读完了，他也曾学过八股文及试帖诗。）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汉魏丛书》《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曲园墨戏》《李长吉昌谷集》。他们的兴趣，除了吸取当时西方的文化，古代中国文艺，他们已经接受传奇、笔记的知识，属于非正统派的异端思想呢！ 鲁迅曾在一篇《重三感旧》杂文中说到清末的风气：“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鲁迅乃是维新时期的人物，他所接受的旧文艺传统，就融化在维新的新气氛中了。 [book_title]五　在日本 鲁迅到了南京，呼吸了“洋务”的维新空气，也可说是多可喜亦多可悲。他眼见当时所谓办洋务的当局，那么短视浅见，他们那所矿路学堂，就是一幅讽刺画。而他们就在屡传裁撤声中毕了业，他们一到了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不过，在鲁迅去国赴日本以前，并不是如他所自谦的“一无所能”的，他那时已经接受了赫胥黎、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而且对于嚣俄、小仲马的小说戏曲有所体会，已经比一般维新志士高了一着了。他到日本去留学，也有着救国的雄心的。他到日本，开头学的是医学；那时留学界的空气，偏重实用，十之八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对于医学也很少兴趣。鲁迅曾经眼见他父亲病中所受的折磨，（他父亲病了一年，死时只有三十七岁。）后来到南京进洋式的学堂，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他们却看到些木版的《人体新论》《化学卫生论》之类。他说：“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他学医的动机，也和当时谈革命准备流血一样伟大的。他在仙台医学专门的学习成绩，非常之好，好到藤野先生把传他一家之学的希望存在鲁迅身上，好到仙台医专的同学对他妒忌，以为他独得藤野先生的照顾；然而他忽然又抛弃了医学，转到文学这边来了。 这一曲折，鲁迅自己有过很沉痛的追忆：他在仙台医专读书时，教师教授生物学，已用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中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精神。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当时是站在爱国的民族主义观点上学习医学，也就站在同一观点上变而为提倡文艺运动了。周作人说：“鲁迅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用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或则取其反抗压制也。”这话是不错的。 鲁迅第二次到东京，为了要从文艺运动来救中国，第一步就是要办杂志。那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办了许多杂志，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这名词，多少和但丁的《新生》有点关系，含有文艺复兴的意味。其时，留东学生多轻视文学，《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当时，他们也找了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许季芾（寿裳）、袁文薮等等，可是《新生》还不及出版，朋友又分散了，大概他们都准备了一些稿子，只是不曾发刊。据周作人说：《新生》终于没有办成，但计划早已定好，有些具体的办法也已有了。第一期的插画也已拟定，是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的油画，题云“希望”，画作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杂志搁浅的最大原因是经费，这一关通不过，便什么都没有办法，第二关则是人力，实在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计划是来译书。翻译比较通俗的书卖钱是别一件事，赔钱介绍文学又是一件事，他们所做的是后面的一种。他们经营了好久，才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上的序言，鲁迅说明宗旨，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觉矣。 他们工作十分辛勤，选择也非常精当，可是社会的反应非常冷落。直到十一年以后，那已经是五四运动以后，才重新为文化界所认识。《域外小说集》重版时，鲁迅写了一篇新序，叙述当初的情形：“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介绍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〇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了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册多卖一本，那是他们自己去买来的，实际上只有二十位读者。）……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 （第一册印一千本，第二册印五百本。）当时，这一类小说所不受读者欢迎，鲁迅自己曾说了一个主要原因，说：“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阿英则谓周氏弟兄的翻译，虽用的是古文，但依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这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是不习惯的，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 《域外小说集》两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从这上边，可以看出一点特性来，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统，一是偏重被压迫民族也。（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也不甚发达。）这许多作家中间，鲁迅所最喜欢的是安特来夫，或者这与爱好李长吉有点关系罢。此外有伽尔洵；高尔基虽已有名，《母亲》也有各种译本了，但鲁迅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响的却是果戈理，《死魂灵》还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还是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两个伊凡尼打架》，喜剧《巡按》等。波兰作家最重要的是显克微支。如周作人所说的：“用幽默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理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亦在于此。” 周氏兄弟都在日本求学，都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有如上述；至于他们所受日本文学的影响，究竟怎样一种深度？我看，启明所受的比鲁迅深得多。依启明的说法是：“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鲁迅候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至于岛崎藤村等的作品，则始终未过问，自然主义盛行时，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似不甚感兴味。鲁迅日后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理与显克微支来也。” 前几年，周作人曾在上海《亦报》刊载《鲁迅在东京》的故实，一连串三十五篇（后来又补写了几节）。从这些故实，我们可以知道鲁迅那一时期的文艺修养，正是中西兼修，古今交融的。那时，他于1906年秋天再往东京，先住伏见馆，后住东竹町中越馆，后来又随着许寿裳住在西片町的伍舍（五人同住的房子）。他住在伍舍，由龚未生发起，往小石川到《民报》社请章太炎先生讲《说文》，那是1908年至1909年的事，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借神田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和龚未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和章先生说，请他可否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章先生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周氏兄弟、许寿裳和钱均甫），龚未生和钱夏（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听讲的，也来参加。《民报》社的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厅，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鲁迅的旧文学，本来很渊博，很笃实，经过这一番启发，境界更进一阶了。 鲁迅从章氏问学的动机，据他自述，主要是为了向往章氏的革命人格，他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这倒是他们师弟二人一生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这儿留着一件待考定的公案，即鲁迅曾否在东京参加革命组织——光复会——问题。周作人说：“鲁迅始终不曾加入同盟会，虽然时常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他也没有入光复会；当时陶焕卿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以浙东人的关系，鲁迅该是光复会中人了，然而又不然。”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但林辰替这件事作考证，却认为鲁迅曾参加过光复会，他引用了许寿裳的《鲁迅年谱》作证明。究竟如何，还待再行考定。 [book_title]六　辛亥革命前后 要替鲁迅写上一段革命的光荣历史，也未始不可的；但我们看了《阿Q正传》，看了赵秀才、假洋鬼子和阿Q的盘辫子革命，说鲁迅也是辛亥革命的战士，就几乎等于讽刺他了。本来，构成辛亥革命的势力，原有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派军人、宪政运动以及康梁派维新人士和同盟会革命分子，这三种，并不能让同盟会独占革命的功绩的。而同盟会，乃是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和章太炎所领导的光复会而成的。 （光复会成立于1903年顷，是清末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会党分子所组织的，它的会员，以浙江人为最多。）章太炎和汪精卫一同主持同盟会的宣传刊物《民报》，在宣传工作上，双方所卖的气力是相等的，并不如后来国民党的史书所载，只把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的同盟会。 不管鲁迅是否参加同盟会或光复会，他时常出入《民报》社，所与往来者多是同盟会的人，则是事实。鲁迅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我们看了这一段记载，可以知道当时党人的浪漫气氛，也可见鲁迅和光复会人关系的密切，也许这一类浪漫气氛，不合鲁迅的口味，所以他就不正式参加革命的组织了。 清末革命党之中，那位有名的“女侠”秋瑾，也是浪漫气氛很重的。秋瑾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持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样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不久她归国，在江浙一转，回到故乡去，主持大通体育学堂，为革命运动机关。及徐锡麟案发被捕，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口供，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革命成功六七年以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夏瑜这名字是很明显的，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 从鲁迅的《药》，可以了解他对“革命”的看法。这一篇小说，“他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捷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革命党人的“浪漫”观点，浪漫主义的革命行为，也是时代的悲剧。 鲁迅之不曾成为革命党人，许景宋（他的夫人）曾经引用了鲁迅自己的话有所解释。鲁迅对于革命的举动，因着自然的耳濡目染，虽则知道得很清楚，似乎还没有肯参加过实际行动。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有一回，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做革命暗杀事情。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他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的境遇，想到那一幕活剧的可怖，就焦躁不堪。的确是这样脾气的，他对于相识的人，怕见他们的冒险。而回顾某君都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他惊佩不置。所以鲁迅又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过问。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在《两地书》中，鲁迅也曾说过：“凡做到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景宋说鲁迅终生是一个思想领导者，而不是实际行动者。 1909年（清宣统元年）6月间，鲁迅从日本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第二年8月间改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又明年，辛亥，暑假后离绍中，和孙德钦办报。9月间，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辛亥革命前，鲁迅的经历，就是如此。许寿裳曾说他自己因为学费无着，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沈衡山任监督）。鲁迅是他向沈氏推荐，延揽来杭的。他说：“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的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这因为周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教书和研究学问那么认真，那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学生中如胡愈之、孙伏园、宋紫佩，后来都在教育文化界卓然有所立的。 辛亥革命到来那一时期，鲁迅十分兴奋，在绍兴尚未光复之顷，城中人心浮动，他曾经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关于这一段经过，鲁迅在《追忆范爱农》一文中，有生动的描写： 到冬初，我们（他和范爱农）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爱农做监学，还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 这便是他们所身经的辛亥革命。当时，有几位年青的学生，办了一种报纸，对军政府有所攻击，顶的还是鲁迅的招牌，但是青年们的居心和王都督的手法，都使他十分痛心。 辛亥革命的使人失望，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许季芾从南京来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去，范爱农对他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 这是很凄凉的话头！鲁迅自己也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见过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他用讽刺的笔法来写阿Q的革命，才勾出了真实的一面。《阿Q正传》第七章开头便标明“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举人老爷送箱子来赵家寄存，把革命消息带给了未庄，使得阿Q兴奋起来，在街上发出造反的口号，吓得全村的人十分惊惶。他的警句是：“我要什么就要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买了他褡裢的赵白眼想探他的口气，问道：“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阿Q回答道：“穷朋友，你总比我有钱。”据周作人说：这一个场面乃是实有的，确实是阿桂自己的事。那时，杭州已经反正，县城的文武官员都已逃走，城防空虚，人心惶惶，阿桂在街上掉臂走着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对他说：“我们这样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对答得好，“你们总比我有。”有即是说有油水，不一定严格地说钱。在那一天的夜里，嵊县的王金发由省城率队到来，自己立起了军政分府，阿Q一觉醒来，已经失掉了他的机会，他的成功便只是上边所说的那一个时期，这之后他想革命只有静修庵一路，但是那里也已经给秀才与洋鬼子去革过了。 周作人说阿Q在静修庵革命失败，原因是赵秀才与钱假洋鬼子先下了手，这里显示出来他们三人原是一伙儿，不过计划与手段有迟早巧拙之分罢了。《正传》里写士大夫阶级绝不多费笔墨，却可以看出这对于革命有保守与进取两派，也可以说甲是世故派，乙是投机派。举人老爷与钱太爷不曾露面，赵太爷的态度，可以对阿Q的话为证，他反对秀才驱逐阿Q的主张，以为怕要结怨。这是旧的投机派。新的便要更有计划了，第一步是静修庵，第二步则是“柿油党”；有了这银桃子的党章挂在胸前，在乡间就成了土皇帝，什么人都看不在眼里，何况是阿Q呢？阿Q想要投效，前去拜访假洋鬼子，遇着正讲催促洪哥动手的故事，看见阿Q便吆喝滚出去，阿Q从哭丧棒底下逃了出来，不曾被打；但假洋鬼子既然不许可他革命，他的前途便完全没有了。 依郑振铎的说法：“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鲁迅却不赞同这一种说法，他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阿Q正传》第八章开头便说：“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里，便包括了辛亥革命后社会上换汤不换药的混沌情形，虽然王金发做了军政分府都督，总揽民政军事之权，本文中说知县和把总还是原官，并不是事实；但见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的话却是真的，因为当时投机派摇身一变，做了新贵的的确不少。一群旧人都拥上了台，与清朝不同的，便只是少了一根辫子。这是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他在《阿Q正传》之前，曾写了《怀旧》，立意相同。） [book_title]七　民初的潜修生涯 辛亥革命，说穿来只是“盘辫子”与“剪辫子”的革命，其使我们失望，那是必然的。那时的鲁迅，已经到了北京，看了走马式的政治局面，他摸到了病根所在，便沉默下去了。《两地书》中，他在一封复许广平的信中提到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好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而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他对于中国的民族性从社会根底上看，可说是十分悲观的。而民初的社会政治，都使他十分失望。 他在另外一篇《灯下漫笔》中，有更深切的剖析，他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掉；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元末的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以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余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规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腾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因此，他下十分沉痛的结论：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其更直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鲁迅在他的《呐喊·自序》中，说过民初那一时期的心境：“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 这段话的暗示性非常强，因此，有人要讨论鲁迅抄碑文的心境如何？目的何在？方法如何？等等了。 民初，袁世凯政权下的政治空气，那是十分低沉的；鲁迅那时在教育部做事，住在S会馆补树书屋，抄点古碑，表示对世务不闻不问，这种消极方式，可以避免当局的注意，也是我们所了解的。S会馆，便是绍兴县馆，原名山（阴）会（稽）邑馆，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净的。会馆在路西，进门往南是一个大院子，正面朝东一大间，供着先贤牌位，便是仰蕺堂。堂屋南偏有一条小弄堂，通到堂后的小院子，往北跨过一个圆洞门，那里边便是补树书屋了。补树书屋本身是朝东一排四间房屋，在第二间中间开门，南首住房一间，北首两间相连。鲁迅住时，只使用迤南的三间。鲁迅抄碑就在补树书屋那两间房里，当初是在南偏，后来移到北边的一间去了。据周作人的说法，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系统，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等如何办法，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张，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地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不少罢了。 后来帝制失败了，袁世凯也死了，鲁迅还是继续抄下去，因为他最初抄碑虽是别有目的，但是抄下去，他也发生了一种校勘的兴趣，这兴趣便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才被创作和批评的兴趣替代了去。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这是他抄碑的进一步的成就。 鲁迅校勘碑文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微的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这样的校碑工作，不仅养成他的细密校勘修养，而且有积极的一面。 我们且看鲁迅生平知己许寿裳先生的追忆：自民二以后，他常常看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其序文有云：“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着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并作《逸文考》《着余考》各一卷附于末尾，便可窥见他的功夫的邃密。许氏说：“鲁迅对于魏汉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此外，鲁迅搜辑并考证历代小说史料，计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部，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副册，搜罗的勤劬，考证的认真，允推独步。近年来研究小说者虽渐次加多了，宋以后的史料虽有所获了，但是搜辑古逸之功，还未见有能及鲁迅的呢！ 许氏说到鲁迅中年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着手的。即就碑文而言，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如《南齐吕超墓志跋》，便见例。这一篇墓志跋，乃是鲁迅所编汉魏六朝石刻研究中的一节，书未完成，所以全集中未收入。据许氏所知，吕超墓志石出土以后，便为许氏至戚顾鼎梅所得，藏在杭州。顾氏及鲁迅均有跋文，考证详明，两人不谋而合。 考证校勘之学，在清代原是朴学家的主要功夫。宋明理学家治儒家的经学，考证校勘，乃其旁枝，不过朱熹弟子如王伯原，便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清初经学大师，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于文字训诂名物制度有所考订，已开朴学之先河。到了皖学（戴东原）吴学（惠氏父子），对于考证，训诂名物，尤见功夫。考证学所研究的虽是纸片上的文字，而其方法与近代科学逻辑相合。清代大师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都是在考证校勘上下过功夫的。这一方面。鲁迅也还是朴学家的正宗，继承章太炎这一脉而来的。不独他个人的兴趣，在考索上有所表现，即其审慎严密的态度，也和清代朴学家相一致的。胡适从美归国，从新考证学广大了皖学的门庭，汲取西方科学方法以充实考证的技术；他深深佩服鲁迅的考订功夫，鲁迅也推许胡氏的小说考证，这都不是政治偏见所可抹消的。清代思想家，视野广大了，宗派的偏见冲淡了，章太炎的弟子，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都不拘于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也可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新页。 [book_title]八　托尼学说 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有这么一段话：“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深，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第一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苏鲁支语录》，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地设法支持它们反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地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这一段话，对于了解鲁迅早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不过笔者所知道所了解的，和孙氏的观感颇有距离，因此，对于孙氏的说法作相当的保留。 原来，19世纪的哲学，从叔本华到尼采这一派悲观哲学，导源于佛学，脉络非常鲜明。叔本华生于1788年，卒于1860年，正当19世纪前半叶，德国承康德之后，哲学鼎盛，名家辈出之时。“叔本华虽自命为康德嫡嗣，而其学乃似教外别传，与同时哲人如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相较，颇有空谷佳音、遗世独立之慨。叔本华近承康德，远绍柏拉图，旁搜于印度佛说，遂自创为一家之言。其所以异于并世德国诸哲学家者，特征有四：当时诸哲人，其思想渊源纯出于西方，而叔本华则兼采佛学，有东方之色彩，此其一；当时哲学上传统之假定，以为就根本言，人生乃谐合者，而叔本华则以为人生乃凌乱忧苦，故持悲观，主解脱，此其二；当时哲人多为唯理主义者，重理智与概念，而叔本华则兼尊直觉，此其三；当时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学，运思密栗，而文辞质朴，甚至于晦涩难读，而叔本华则有文学之天才，其文章特为清美朗畅，亹亹动人，此其四。叔本华早年英发，才气甚高，而禀性孤僻，与世寡谐，沉忧善感，易伤哀乐，其论述哲思之书中，时有郁轖之情，孤愤之语，故叔本华可谓诗人式之哲学家。”我们仔细对比，鲁迅的思想、性格，正有着叔本华的影子。鲁迅接受尼采学说，也正是接受叔本华与佛家的悲观哲学，那是不待言的。 章太炎先生以治佛学，讲因明唯识，完成思想体系，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方面，鲁迅也受了太炎的影响。许寿裳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对许氏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他对于佛经，是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的。 依笔者所了解的东西文化思想相互影响的迹象来说，16世纪以后，泛滥于欧洲的自然主义哲学，导源乃由于老庄道家思想的西行，其影响所及，在政治则有法卢梭之《民约论》，在自然科学则有英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说是无政府主义全盛时期，溯其源也和老庄思想有血缘上的关系，而叔本华、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也和道家哲学相通。鲁迅笃好魏晋文人的文字，其于嵇康阮籍的思想，有最深刻的研究；对于他的爱好赫胥黎《天演论》，笃信尼采学说，可说是相反而实相成的。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出于佛家思想，也是治托氏学说所共知的。（印度的甘地主义，正是托氏大爱主义的实践。）无政府主义固是社会主义的一派，却是极端尊重个人主义，和尼采思想相通。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矛盾的；从无政府主义观点看来，却正是相互发明的，这是笔者和孙伏园氏所了解的不同之点。 鲁迅早期的宇宙论、社会观、人生观，略见于《坟》中所辑集的文字中。（《坟》，鲁迅的散文集，所集系1907至1925年间的文字。）其中介绍进化论学说的有《人之历史》；他说：进化之说，创始于希腊哲人德黎（Thales），至达尔文而大定。他说，德国的黑格尔和赫胥黎一般，都是达尔文学说的讴歌者。关于这一方面思想的发展，他说到瑞典的林那（K.Linne）、法国的兰麻克（J.D.Lamarck）和德国的歌德（Goethe）。他是研究生物科学的，所以条秩源流，非常明白，并不像若干社会科学家，或主黑格尔（如陈独秀），或主达尔文（如胡适），建立不要融合的宗派。 鲁迅并不自悔其少作的，他的《文化偏至论》，便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的。他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盖自法朗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涨，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殊特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黮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罔识，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这是鲁迅五十年前所说的话，到今天看起来，不是更切中时弊，批评得最切当吗？ 个人主义哲学，自以叔本华为宗匠；鲁迅说：“勖宾霍尔（叔本华）（A.Schopenhauer）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信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那时至丹麦哲学家契开迦尔（S.Kierkegaard）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易卜生）（Henrik.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 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后来胡适在《新青年》介绍易卜生主义，也就是这一种个人主义。 鲁迅推尼采为个人主义哲学的杰出之士。他说：“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这便是震惊欧洲思想的超人学说，对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作最猛烈的抨击。因此，反唯物主义的倾向，也和反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相呼应。鲁迅介绍主观主义，说：“如尼怯（尼采）、易卜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这种说法，和其他学说一样，各有所独至，却也是一偏之论。清末民初，绍介欧西学说的，几乎各宗各派都介绍过来，有的提倡社会主义的，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有的以民主政治相号召的，满脑子仍是英雄观念，这都是不足为异的。鲁迅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影响，在他自己乃是顺理成章、井然有其一贯体系的。 另外一篇，题名《摩罗诗力说》，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也是鲁迅的前期文艺观。（“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琼，和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人歌德至崇为两间之绝唱。”）浪漫主义，本来和返诸自然的人文哲学精神相吻合。鲁迅说：“尼怯（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与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 这一说法，和他晚年的文艺观，颇有出入；但其发挥文艺的一方面意义，也和晚年所发挥的另一方面意义，同为真理之一面，有同样的价值的。 晚清文艺界，最激动国人心灵的诗篇，乃是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而拜伦的浪漫主义色彩及其传奇性的行为，尤足以鼓舞人心。鲁迅也是推介拜伦的浪漫文学的，他说：“裴伦（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这是民初的文艺空气，也是鲁迅性格的一面呢！ [book_title]九　《新青年》时代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这是现代中国文化运动的纪程碑。他们倡导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中国的新文化，也就以五四运动为分水岭。不过一般人以为《新青年》一开头就提倡白话文运动，那是错误的，《新青年》本来是用文言体写的，和当初的《甲寅》杂志、《新民丛报》差不多的。（张资平曾对郭沫若批评《新青年》，说是“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那儿所刊载的苏曼殊小说，也还是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风格。胡适翻译的小说，如都德的《柏林之围》，也是文言体的，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还是用文言体写的。进入思想革命、文学革命阶段，那是1917年以后的事。鲁迅的《狂人日记》，才是第一篇白话体的小说。 这些掌故，我们还是依照周作人的说法，更为真实些。他说：在张勋复辟之前，鲁迅继续在抄碑，别的什么事都不管，但在这事件以后，渐渐发生了一个转变。这事，鲁迅自己说过，是由金心异的一场议论起来的。金心异即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钱玄同和鲁迅同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如鲁迅自己所叙记的，“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是早知道《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起它，周作人就说他初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他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他们翻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也随即搁下了。他也说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人，总结地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周作人说：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鲁迅写小说，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他在家乡时，曾写过一篇《怀旧》的小说，以东邻的富翁为典型，写革命的前夜故事，情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便是后来《阿Q正传》的底子。）作于1918年4月。篇首有一节文言的附记，说明写日记的本人是什么人，这当然是一种烟幕，但模型却也实有其人；不过并不是“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病愈后也不曾“赴某地候补”，只是安住在家里罢了。据周作人说：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踪他，住在西河路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窗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失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文字。 接着，周作人解释《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是礼教吃人。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所放的第一炮，目标是古来的封建道德，以后的攻击便一直都集中在那上面。第三节中云：“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章太炎在东京时，表彰过戴东原，说他不服宋儒，批评理学杀人之可怕，但那还是理论。鲁迅是直截地从书本上和社会上看了来的，野史正史里食人的记载，食肉寝皮的卫道论；近时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实，证据更是确实了。此外如把女儿卖作娼妓，清朝有些地方的宰白鸭，便是把儿子卖给富户，充作凶手去抵罪，也都可以算作实例。鲁迅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人肉可以做药，这自然是割股的根据；但明太祖反对割股，不准旌表，又可见这事在明初也早已有了。礼教吃人，所包含甚广，这里借狂人说话，自然只可照题目实做，这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与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 果戈理有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鲁迅非常喜欢，这里显然受它的影响，如题目便是一样的。果戈理自己犯过精神病，有点经验，那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发花呆的，原是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管笔尖的小书记，单相思地爱上了上司的小姐，写得很有意思。鲁迅当初大概也有意思要学它，如说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的两眼，这与果戈理小说里所说小姐的叭儿狗有点相近，后来又拉出古文先生来，也想弄得热闹点，可是写下去时要点集中于礼教，写的单纯起来了。附记中说“以供医家研究”，也是一句幽默话；因为那时报纸上喜欢登载异闻，如三只脚的牛，两个头的胎儿等，末了必云“以供博物家之研究”，所以这里也来这一句。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澈，有一贯的条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写得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样子罢了。（这一节议论观点，多采用周作人先生的话。） 如许寿裳氏所说的，周树人开始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写小说，这是鲁迅生活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鲁迅自言，“鲁迅”这笔名，因为《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我从前用过迅行的别号，所以临时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不过鲁迅自己，在当时只是一种助阵的意思。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他在《自选集》的自序中，说得更明白些：“《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他的本意，只是‘呐喊’。）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另外几篇小说：《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我们从文章风格的发展上看，他是比其他作家更跨远了一步，一开头便采取写实主义的笔触了。《孔乙己》，乃是鲁迅所自以为最称心的作品。《孔乙己》，这名字定得很巧妙，对于小说里这主人公是十分合适的。他本来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传。这本来也是一个绰号，但只是挖苦读书人而已，没有多大意思。小说里用姓“孔”来影射“孟”字，本来也是平常，又因孔字联想到描红纸上的名字，拿来做他的诨名，妙在半懂不懂，比勉强生造两个字要好得多了。他是一个破落大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他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以至穷得几乎讨饭。他替人家抄书，可是喜欢喝酒，有时候连书籍纸笔都卖掉了，穷极时混进书房里去偷东西，被人抓住，硬说是“窃书”不能算偷，这些都是事实。他常到咸亨酒店来吃酒，可能住在近地，却也始终没人知道，后来他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两手撑了走路，也还来吃过酒，末了便不见了。鲁迅在本家中间也见过类似的人物，不过只是一鳞一爪，没有像他那么整个那么突出的，所以就描写了他；而且说也奇怪，周家的那些人，似乎气味更是恶劣，这大概也是使他选取孟夫子的一个原因吧！（关于鲁迅作品的批判，另见专章，此不具论。鲁迅是首先描写知识阶级的暮景，指点时代变动的一面。） [book_title]十　在北京 鲁迅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那是1912年的事。民初那一段时期，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他有一回，在复许广平的信中说：“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办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他的观点，带着很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那是很显然的。他自己的家乡，正在败落中的周家子弟，以及北洋派分崩离析所招致的动乱，在他的眼前，都是漆黑一团，这是他所以悲观的主因。他是期待着武力革命的新局势的到来，也和一般人一样，对国民党的建军革命，寄以希望的。（孙伏园说：“鲁迅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这也是虚无主义者的人生观。） 在那一段苦闷的长时期中，鲁迅一直住在北京。开头，他们兄弟俩都住在绍兴会馆。到了1919年，他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京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特地回南去迎接老母及全家人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说：“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那时，他自己并无子息，这空地，可说是为了侄儿们着想的。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以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据许寿裳所说：后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那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所迫成的。他说：“羽太信子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毫无效果。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 鲁迅搬出之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此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关于“老虎尾巴”，许广平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技，熟果坠地。”（替鲁迅设计这一寓所的，是他的教育部同事李先生，这“老虎尾巴”近乎画室，也是李先生所设计的。） 鲁迅在北京十四年，主要的职务，是教育部佥事；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后来参加《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从事写作，先后在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写稿，后面这两种刊物，他是主要的领导者。 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外人知道的很少；只有他的知友许寿裳提到他的“提倡美术”。许氏说：蔡元培先生任职教育部长，竭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这种教育方针，当时能够体会的还很寥寥，唯鲁迅深知其原意；蔡先生也知道鲁迅研究美学和美育，富有心得，所以请他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宜。鲁迅在民元教育部暑期演讲会，曾演讲美术，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到好处。（他的讲演，曾刊在教育部的《汇报》。）民元以后的北洋政府，一直不曾安定过，而官僚主义的政府，也用不着什么作为，所以鲁迅不一定有所表现。（鲁迅有一篇《又谈所谓“大内档案”》，乃是官僚主义的最好注释。）此外提到鲁迅在教育部时期的工作时，实在很少，只有周作人说到周瘦鹃翻译《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教育部审定登记，那条赞许周氏的批复，是鲁迅所做的；那时他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知道译介西方文艺的重要，很希望周氏能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 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中国小说史，那是周作人所推介的。关于这一经过，周氏有很好的追记。他说：“鲁迅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他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的著作，说起缘由来很有意思。他对于古小说虽然已有十几年的用力，但因为不喜夸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做票友，马幼渔君正当主任，有一年他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地答应了回来，同鲁迅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方便，他说去试试也好，于是我去找幼渔换了别的什么功课，请鲁迅教小说史。后来把讲义印了出来，即是那一部书。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如胡适之、马隅卿、郑西谛、孙子书诸君，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后半部，即宋以来的章回小说都有，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 鲁迅是有志于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全书的，可是在那社会动荡的生活不安定的情况下是无法成书的。他生前曾写信给笔者说：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须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 鲁迅在北京那一时期中，有几场重大事件，笔者且分别追叙一下。我们知道《新青年》积极推动新文化的进程中，鲁迅已经参加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可是，到了1924年，《新青年》本身有了分化了，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高潮，已经慢慢地退落了，所以，他在《彷徨》的序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战独彷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 《新青年》内部的分化，我们从陈独秀、胡适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得很明白了。1920年年底，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去了，《新青年》的编务，交给了陈望道手中。那时的《新青年》，宣传社会革命的气味很浓，社内外人士都不十分满意。所以独秀寄给胡适的信中也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胡适的复言，提到三个办法：“（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别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二）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当时，在北京同人，都赞成归北京编辑，可是，到了结局，《新青年》还是分裂了。当时鲁迅曾表示意见：“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它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这是他从《呐喊》到《彷徨》的经过。他说他自己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近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鲁迅后来准备从厦门离开时，也曾说到他心头的彷徨：“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他在北京时期的彷徨情绪，也是这样的。 在黑漆一团的当时，教育界的混沌，也和政治圈子差不多的，而且无分于南北东西。1925年春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反对校长杨荫榆事件，杨校长便不到校，后来任意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除名，并且引警察及打手蜂拥入校，学生们不服。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并且命司长刘百昭，雇用流氓女丐殴曳学生们出校。女师大的许多教职员，本极以章、杨二人的措置为非，复痛学生的无端失学，遂有校务维持会的组织，鲁迅本是女师大的讲师，所以成为该会的委员之一，而章士钊视作眼中钉，竟倒填日子，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免去了。女师大被解散后，师生在校外重新开学，经过了三个月的相持，女师大就复校了。这期间，就有着“新与旧”“复古”与“进步”斗争的痕迹，而鲁迅表现了最积极的态度。 [book_title]十一　《阿Q正传》 鲁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之中，《阿Q正传》可说是代表作，也可说是鲁迅一生作品中的代表作。这一篇小说，已经翻译了好几国文字，足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罗曼·罗兰说：“这是世界的。里面许多讥讽语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那位对鲁迅最反感，却又最佩服鲁迅的笔法的苏雪林女士说：“现在‘阿Q’二字还说在人们口头，写在人们笔下。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像《阿Q正传》魔力之大的，还找不出第二例子呢，《阿Q正传》这样打动人心，这样倾倒一世，究竟是什么缘故？说是为了它描写一个乡下无赖汉写得太像了么？这样文字现在也有，何以偏让它出名？说是文章轻松滑稽，令人发笑么？为什么人们不去读《笑林广记》，偏爱读《阿Q正传》？告诉你理由吧，《阿Q正传》不单单以刻画乡下无赖汉为能事，其中实影射中国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Q正传》也不单单叫人笑，其中实包蕴着一种严肃的意义。”这的确是《阿Q正传》最好的注解。 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这件事与本文的性格很有些关系。在1921年以前，各报都还没有副刊，《晨报》在第五版上登载些杂感小文，比较有点新气象，大约在那年秋冬之交，蒲伯英（《晨报》社长）发起增加附张，称之曰“副镌”，由孙伏园管编辑的事。蒲伯英又出主意，星期日那一张副刊要特别编得多样出色，读起来轻松，他自己动手写散文随笔，鲁迅便应邀来写小说，这便是《阿Q正传》。在这中间有几种特点：其一，为星期特刊而写的，笔调比平常轻松，却也特别深刻。其二，因为要与青年的小说作者有别，署名改用巴人，一时读者多误是蒲伯英所写；他虽是四川人，与“巴”字拉得上，其实文笔是全不相同的。其三，小说里地点不用鲁镇，改用未庄，那里也出现酒店，并无名字，不叫作咸亨了。“正传”共分九节，每星期登载一节，计共历九个星期，小说末后注云：“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我们还是接上作者自己的话罢：“孙伏园……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有人疑心‘巴人’是蒲伯英，以为正传所写的，是其人的阴私。因为他和蒲伯英是熟人。）……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于是只得做，……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以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见，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Q却已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Q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 《阿Q正传》的创作经过，就是这样的。 从《阿Q正传》所发生的社会意义说：“阿Q”是一个中华民族“乏”的方面的典型人物，我们中国人，谁都有点“阿Q”相，连鲁迅自己也在内。他并不一定讽刺什么人，可是若干人，连我们自己都在内，都在被讽刺之列。高一涵（涵庐）曾经在《现代评论》上有过这么一段闲话：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很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写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的。 可见《阿Q正传》所刺痛的乃是一般人的疮疤，而不是特指的某一个人的痘皮。所以，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鲁迅：你实在是骂谁和谁呢？鲁迅只能悲愤地说：“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鲁迅又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原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从另一方面，即从对《阿Q正传》的艺术欣赏与分析说，既然鲁迅所选取的事迹是用了某人某事的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所拼合的嘴脸，是怎样地甲乙丙丁的来由的，那我们也不妨说一说了。照周作人的说法：在正传里有两三件事情的阿桂，假如真是阿Q本人，那么他是有姓的，他姓谢，他有一个哥哥叫做谢阿有。可是这正传中所要的，并不是呆板的史实，本文说他似乎是姓赵，这样可以让秀才的父亲叫去打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从第二日起，他的姓赵的事便又模糊了，所以终于不知道姓什么。其实如说阿Q姓谢，自夸与谢太爷原是本家，被谢太爷打了之后，不准姓谢，也是可以的，但这样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为什么呢？秀才的父亲是赵太爷，这与那假洋鬼子的父亲是钱太爷都是特别有意义的，这百家姓的头两名的姓氏，正代表着中国士大夫的新旧两派，如改为姓谢姓王，意思便要差得多了。社会上有一种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横行乡里，在他们职业上常有挨打的可能；因此在这一方面需要相当的修炼，便是经得起打。鲁迅的一个本家伯父名叫四七，在祠祭时自述的故事，“打翻又爬起，爬起又打翻”，是一个好例，起码要有这样不屈的精神，方才进得他们的一伙里去。在这一点上，阿Q却是不够的。他是一个北方所谓“乏人”，什么勇气力气都没有，光是自大，在这里鲁迅正是借了暗指那士大夫的“乏相”。 《阿Q正传》中的恋爱悲喜剧，自有一位主人公，原来是桐少爷，他是鲁迅的同高祖的叔辈，是衍太太的亲侄儿，谱名凤桐，号桐生。有一天桐少爷在他们的灶头，不知怎的忽然向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了老婆，你给我做了老婆！”那老妈子吵了起来，伯文（他的族兄）便赶来，拿了大竹杠在桐生的背梁上敲了好几下，这事件便是这样的完结了。至于阿Q与小D的龙虎斗，小D也就是指桐生。至于阿桂本人，虽说是打短工为生，实在还是游手好闲，便用种种方法弄点钱用。其一是做掮客，其次是兼做小偷。这都在鲁迅记忆中有点影子的。可是，阿Q的真实性，不在真有阿桂其人，而在他代表了中国人的“乏相”。 《阿Q正传》，勾画出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这是鲁迅所表现的最深切的爱，也是最无情的剥露。许寿裳氏说到年轻时，他们在日本，鲁迅就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觉得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鲁迅曾在一篇《论睁了眼看》的杂感中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在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看了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阿Q正传》为什么会变成我们的共同镜子，照出自己的“乏”相来了。 替《阿Q正传》写讲义的，有张天翼、苏雪林和周作人，都写得不错；这儿且节引了苏雪林的说法，她以为《阿Q正传》所影射的中国民族劣根性，荦荦大端，则有： 一、卑怯——阿Q最喜与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与王胡打架输了时，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假洋鬼子哭丧棒才举起来，他已伸出头颅以待了。对抵抗力稍为薄弱的小D，则挥拳露臂，摆出挑战的态度；对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则动手动脚，大肆其轻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现。徐旭生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结果说中国人的大毛病是听天任命与中庸，这毛病，大约是由惰性而来的。鲁迅回答他道：“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 二、精神胜利法——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发明固然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更被充分地利用着。（周作人关于“精神胜利”，也有一段注解：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鲁迅时常引了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 三、善于投机——阿Q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Q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们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鲁迅在《忽然想到》的杂感中，也曾说：“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 四、夸大狂与自尊癖——阿Q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Q也不表示尊敬，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他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在自尊的对面，阿Q又那么自卑，给小D揪住辫子在墙上碰头，而且要他自认为“人打畜生”时，他就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了。 鲁迅赋予阿Q以若干劣根性，他若“色情狂”“萨满教式的卫道精神”“多忌讳”“狡猾”“愚蠢”“贪小利”“富幸得心”“喜欢凑热闹”“糊涂昏聩”“麻木不仁”，也是中国民族普遍存在的病根。他以嬉笑之态出之，其沉痛乃逾于怒骂。茅盾说：“如果想在《呐喊》里找一点刺激，得一点慰安，求一条引他脱离‘烦闷’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为《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所以，《阿Q正传》的诙谐，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们失却了笑的勇气，转而为惴惴的不自安了！” 不过，会做小说的人，既赋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同时也必赋之以“个性”，否则那人物便会流为一种公式主义，像中国旧剧里的脸谱一样。鲁迅另一位敌手陈西滢说：“阿Q不但是一个Type（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这就是说阿Q虽然是个典型人物，同时也是个个性人物。《阿Q正传》之所以获得绝大的成功，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张天翼氏，曾在论形象化的随笔中说过阿Q之癞，说“儿子打老子”，不能反抗未庄那伙鸟男女而只欺侮小尼姑以及痛恶假洋鬼子及其哭丧棒等等，这的确是《阿Q正传》里的那个阿Q才有的花头，这些，只是属于一个阿Q的。这些是特殊的东西。但这些只是使抽象阿Q具体化，使之形象化的一种手段。这是表现阿Q性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段。换言之，那么，这篇作品里关于阿Q的这些形象虽然是特殊的，是仅仅属于“这一个”阿Q，但它倒正是为了表现一般的阿Q性而有的。例如“癞”用来表现忌讳毛病，“儿子打老子”是用来表现“精神胜利法”，而调笑小尼姑则用来表现欺软怕硬，以及排斥异端，诸如此类，所以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又有特殊性，又有许多现实阿Q的一般性。而后者则居于主要地位，这是那个典型人物的灵魂，是作者在这作品中所含的哲学，是这作品的内在精神。但那些表现成“这一个”人物的诸形象，艺术家也绝不把它忽略过去。要是忽略了这些，仅仅写出一个不可感觉的灵魂，没有血肉，那么就不像一个人了。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不能使我们当作真有这么一个阿Q似的那样感受了。并且，要是忽略了这些形势，或者随意处置这些形象的话，那就连那个灵魂都不能充分表现出来，或是不能适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所以，《阿Q正传》的成功，在他的表现技术上也是很重要的。朱自清先生说：“没有什么题旨的，当然不成其为小说；虽有题旨，而并不具有其真实性的，不是好小说；题旨虽不错而形象化不够充分的，也不是好小说。”鲁迅的小说，就够上了这个水准了。 [book_title]十二　《北晨》副刊与《语丝》 鲁迅的《阿Q正传》，原是按期刊在北京《晨报》的副刊上的，上文我们已经说到了。他的文艺创作和杂感文，也就从《北晨》副刊作多方面的发展；后来，才有《语丝》和《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原由孙伏园主编，到1921年10月12日起，扩充篇幅，每日增出半张，改成横幅。这便是新型副刊的开头。（那时，上海《民国日报》有《觉悟》，《时事新报》有《学灯》，也是这一型的副刊。）据鲁迅自述：他是孙伏园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可是，如他所说的好景不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晨报》馆原是研究系的政论机构。） 后来，孙伏园的离开《北晨》副刊以及创办《语丝》周刊，和转入《京报》副刊，依照鲁迅自述和孙伏园的追记，都说和鲁迅的一首小诗《我的失恋》有关的。（孙伏园曾于《从〈晨报〉副刊到〈京报〉副刊》详详细细说到这件事。）据鲁迅说：“‘我辞职了，可恶！’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刘勉已）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 （这首诗的讽刺意味，孙伏园有一大段解释的文字；还有，他为了这首诗的被抽，和刘勉已大闹一场，也是很热闹的。） 以下，便是鲁迅说到《语丝》的产生了，他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书本，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即此已可知道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语丝》周刊在中国新文学进程上，的确是一方纪程碑；《语丝》所无意中形成的文体，也给新文学以清新的风格。周氏兄弟，的确是《语丝》的支柱，（实际上，周作人在编稿。）不过，当时攻击周氏兄弟的，称之为“语丝派”，称之为青年思想导师，所以鲁迅故意把自己写得不足轻重似的。他说：“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thustra》（苏鲁支语录）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 在五四文化运动低潮之际，《语丝》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鲁迅的《野草》中文字，大都在这周刊刊载的。） 从1918年到1926年，这八年间可说是鲁迅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呐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那时期，他在《北晨》副刊、《京报》副刊、《语丝》《莽原》这些报刊上所发表的散文小品，也是他一生的力作，虽不像他晚年所作杂文那样尖锐，却是十分圆熟，晶莹可爱。他晚年所投掷的是匕首，那时期，却是孙大娘所舞的长剑。 《语丝》这小小刊物，它是那一时代的标志，也创造了时代。有人说他是青年导师，他是讨厌这顶纸糊帽子的。他曾经这么说过：“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这可以说是鲁迅在《语丝》时期的态度，也可以说是《语丝》的共同态度。他们并无意于做青年的导师，和后来有人俨然要做青年导师，要改造别人的思想，那是大不相同的。 鲁迅的思想，以及文章风格，受尼采的影响那么深切，这也是我所说过的。也许各人对于鲁迅的作品，各有所好，我的选择，却要举出《野草》和《朝花夕拾》来。前者便是刊在《语丝》上的散文（近于诗的散文），后者则在《莽原》上连载的；而他的《野草》，可说是最近于尼采的，也正是和《苏鲁支语录》相比并的哲理杂感文。 鲁迅只是一个凡人，他怎么能够预言？他是抓住了一个时代的气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就成为时代的启示。这一点，也是在《野草》中最可以体味到。那篇《好的故事》，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而《淡淡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