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采访本记 [book_author]曹聚仁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123039 [book_dec]采访系列记录了曹聚仁先生从抗战到内战时期的采访经历和所所闻，以及在时代巨变中的复杂意绪。《采访本记》叙述始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中日纠纷，重点在于九·一八事迹、淞沪战役、七七事变，一直到南京沦陷，与《采访外记》所叙战地八刚好接榫。曹聚仁先生致力于使其成为人民的战史，亲临战场，搜集第一手材料，既有敌军文件，日记以及俘虏口供，也有官方公布文书既参阅友邦人士的报道与批评，也研讨专家的论著。全书包括引论，日本侵略战序幕，全面抗战初页三部分，叙述战事，不蔓不枝，分析战争背后的动因，资料翔实，令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胜也罢，败也罢，只不过要和敌人讲和，如作者所言，这部书可说是蒋百里氏此语的有力注解。 [book_img]Z_7067.jpg [book_chapter]前记 [book_title]战场生活 一 我承认我是泥土气息很重的人，从乡间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到了上海，好似踏进了现代的城市，而我还是一个十足的土老儿。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多年，却也把我自己关在书房里，和外界并没多大的接触；所接触的，也就是学校里的教授、学生，其他便是文艺界的朋友，说起来，也就是文化圈中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圈子中兜来兜去的。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他是住在小圈圈的黄圈圈当中的，我们也有我们的黄圈圈，也有我们的自大自负。到了一九三七年秋天，淞沪战事发生了，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战场，这才跳出那个小小的黄圈圈，和一般社会人士相往还，在我的生命史上，可说是极大的转变。假使一个人的意识，也有狭的笼，从那时起，我是走出了狭的笼，闯到广大世界中去了。辛克莱说到我们生活过程中，偶然会有一种惊疑错愕的顷刻，当此顷刻，他们的心必如受刀刺一般地想道：“人生是多么奇怪的一桩事；我到底是什么？我是怎么样来的，又将怎么样去？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生在世间为的是什么？”有一次，他和三个游丐坐在一条铁道旁边谈天，他们正在一个旧罐头里煮汤吃，听得其中一个说道：“天晓得，真是一桩怪事，不是吗？伙计！”又一次，他坐在一只船的甲板上，眼看着夜半的大洋，和一个水手谈天，听他们说的，也差不多同是这几句话。他说：“可见人们的心，不一定在学校的教室里，才去捉摸人生的基本问题的。”我的感受，也正和他所说的一样；从那以后，我才和古代哲人似的，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摸索人生的意义的。 上战场和将领们相处，才知道军人不一定是武人；有些将领，也许比文人还要“文”；现代的军人，很多对文艺有兴趣；他们的旧诗词，修养很不错，不独会欣赏，而且会写作。程潜（颂云）的旧诗，比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高明得多；罗卓英也爱写旧诗，黄绍竑的词，并不差。有一位汪参谋长，他在临川和我谈宋明理学，也正如朱陆当年的“鹅湖之会”，自有他的议论。在别的战场上，我们也容易碰到学贯中西的思想家，而且是真不二价的。但，军人毕竟是军人，他们并不是酸文人，也不是腐学究。他们毕竟和死神碰过面的，他们虽说为命运所掌握，却也掌握着命运的。我曾称之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即是此时此地的主义，离开现实，就无从把握；也只有面对“现实”，迎接上去，才有把握的希望，要逃避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平日很拘谨的参谋，虽不一定守身如玉，到了战时，忽然，也对玩女人发生兴趣了，几乎有了机会，他就去玩一场，一变他平时的性格了。他老老实实对我说：“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活人，我要享受人生的幸乐。我也设想过着安乐的家庭生活，而今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不享受一番呢？不错，可能会碰到传染来的性病，但性病的发作，总得在三四星期以后，即算要死亡，也得在几年以后；而我呢，可能在几天之内死去了，也可能在今晚、明晨都说不定，我又为什么不好好儿享受一番呢？一个连女人都没碰过的男人，这样的死去，真是不瞑目的！”他不一定是杨朱派的信徒（杨朱派认为“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人生之中，只有快乐享受为有价值，而人生之目的及意义，亦即在此），一个现实迫得他成为快乐派的哲人，他这么说了，谁也只能点头承认的。于是，我不觉恍然有所失了，我们在书房中冥想，在课堂中放言高论，究竟懂得什么呢？ 在我，这样一个从乡村出来带着泥土气的理学门徒，就这么给战争当头一棒，把礼教外套都撕碎了。宋明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们都是没有饿过肚子的，在那儿说风凉话；要是他饿了肚子，这才懂得饿死事大。一个少女，当她饿昏了头的时候，一个大面包，几片香肠和牛肉，再加上一包香烟和一瓶啤酒，那就什么都可以奉献的。我们只要看看战争片子，就知道艺术家所了解的，比什么圣人或理学家深切得多了。我们决不谴责失去贞操的少女，在战神面前，贞操算得什么呢？ 二 我在上海教书写稿的日子，每天可以估量得到，会碰到哪一类朋友，或者学生；他们将要谈些什么，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有如我自己的午餐、晚餐一般，我可以预知和谁一同吃饭，吃的是什么菜；至于进膳时间，迟早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差得很多的。到了战场，那可不同了；每一页都是新的一页，也不知会碰到谁，更不知谁是怎样一种人；至于想些什么，谈些什么，那更无从去把握了。旋风似的在变动，只有那一刹那是可以把握得到的。我还记得我和珂云从徐州到洪山前线那一下午，幸而找到了一辆牛车，把我们连夜载回到运河站，要不，我们可能变成敌军的俘虏了。我们是那年五月底离开徐州的，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二天，徐州便被敌机狂炸，我们所住的花园饭店便成了一片瓦砾了。而徐州向西通往开封、郑州的列车，也只开了我们所乘的最后一趟车，以后就被切断了。我们乘了人力车，从开封西往郑州，那是朋友们所不了解的；也就是第二天，开封、兰封之间就被敌军切断，围城中的朋友便没法出来了。后来，我在长沙，刚乘车往南昌去，那天下午，我住的旅馆，也完全炸掉了。他们传我在长沙殉难，原是可能的。一夜之中，整个城市变了面貌的事，那是我们所眼见的。凡是常态的生活，在战时都变得走了样，几天几晚，没有好好儿睡觉的事，并不稀罕的。我还记得我从萧山南行，就在铁板车上挣扎了两天两晚，白天是可怕的敌机，提心吊胆，不敢闭眼；到了晚上，又是刺骨霜风，迫得我不敢睡去；沿途各车站，又给蝗虫似的伤兵扫荡一空，什么都没得吃，只好咽着口水硬拖着。到了郑家坞，已经是第三天下午，抢着吃了一碗汤面，便倒头在稻草堆中睡了三十八小时，有如死去一样。在旋风的生活中，我们才体会到“此时此地”的意义，什么生活习惯，到战时都走了样了。 老实说，我这个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究，对中国其实是不大了解的。因为，我所了解的，只有幼年生长的家乡，少年读书的杭州以及后来教了十多年书的上海，只是中国的一角而已。做了战地记者以后，这才东南西北走江湖，知道中国土地的广大，社会风俗习惯的多彩的。我们在江西境内兜圈子的日子，时常会被当作主宾送上首席去的。入席之前，主人一定要替主宾斟上一杯酒，而且恭敬地行了礼。我呢，也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去了。后来，才知道我们并未入境问俗，行错了礼的。主人替主宾斟了酒行了礼以后，主宾就该回敬一下，替主人也斟了酒，也还了礼，这才可以入席的。这一类的特殊风俗习惯，到处都有，我们不曾留意就是了。我们如把这一类风俗习惯记录起来，正如记录各地方言一般，是可以写成一部《中国风俗史》、《中国文化史》的。 我的第一个女孩子，是在赣州出生的；那时，我借住在灶儿巷的邹家，我们请了产科医生到家中来接生，一切都很顺利。殊不知我的朋友，住在离城三十里的乡间，就碰到意外困难了。那儿乡村中，是不许外姓人在那儿养孩子的，必得离村里许搭了一个草棚，产妇必得在草棚中过满了一月，才许回村的。恰巧是冬天，我那朋友的妻子和孩子，几乎送了命呢！至于邹家，虽说比较说得通，却也有种种禁忌，他们把产妇的房子当作红房，他家中的男人决不进红房来的。这一类的禁忌，我知道到处都有，却也过了走江湖生活以后才亲身感受到的。 我相信司马迁所说的行万里路，也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 三 从我们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叫喊着抗战的口号，到“七七”、“八·一三”的战事真正展开，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八·一三”的枪声一起，我和如醉如狂的群众一般，十分狂热的；我们都十分兴奋，我是带着兴奋的情绪上战场去的。“战场”却是最冷酷的现实，一点也不带浪漫的色彩；我在上海战场做了几个月战地记者，就明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和实际的战场有很大的距离的。传奇性的大刀威风，在现代化的立体战争场合中，一点也不发生作用。即以淞沪战争来说，我军和敌军对垒了近三个月，但我们可以和敌军对着面，迫近了肉搏的“近接战斗”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把大刀夸张了来说，那是愚蠢的。到了后来，我看了英国军事学家温特林汉的论文，才知道这位军事家也希望英国人接受战场上的现实教训，赶快抛除了刺刀冲锋的观念，现代战争是用不着大刀和刺刀的。后来，我看了阿特瑞其的《近代战事史》，他指出现代战争史只是一部兵器进步史；这一观念，直到抗战初期，还不曾为国人们所了解的。 等到中日战争持久下去，世界大战也从欧洲蔓延到整个世界，而太平洋战争，也把中日战争和西方战争结合在一起了。大家才从神话式的机械化战争中清醒过来。不过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从战场回到了上海，一般人依然不知道战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我和他们说到九江、安庆、芜湖，他们都知道的，一说到殷家汇，这个日本人所经营的军事据点，大家就茫然无知了。经过了八年的长期战争，一般人的军事观点，依然停留在城堡战的窠臼中（连蒋介石也在内）。至于野战阵地与高度流动性的野战战术，那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蒋介石的国军，后来给共军打得一败涂地，大家也就莫知所以了。 我呢，经过了长时期的战场生活，总算在军事大学毕了业了！至于及格不及格，还等待着事实来证明呢！ [book_chapter]第一卷 引论 [book_title]一、扉语 这是一部战争的记录。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东京逝世，他在死前不久，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 热心于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 那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年，他眼见那些热心战争的人，并不懂得战争；他恨极了“简直就不是人类”的爱战者。但爱战者所导演的侵略战争终于到来了；他所生长的土地，国家与民族生命，也给战争毁掉了。这部记录正是他所做沉痛的遗言的注释。 日本军阀，都是好大喜功的，他们要征服满洲，由是而征服中国，而征服东亚；他们把这次战争，称之为“圣战”，称之为“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年，他们声言要把太平洋变成日本的内海；他们以为有了刀和剑，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们要坐在刀剑上。日军进攻华北之初，他们只准备动员三个师团，以一个月的期间，来结束战争。后来，战事蔓延到华中，他们又以为五师团到七师团的兵力进攻到芜湖、南京便可以结束，时间也不会超过三个月。后来，他们以为到了武汉，战争一定结束了，然而，战争却长期化了，日军毕竟陷入中国的泥淖中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日阀正在准备对西南太平洋的进攻。那时，杉山元任参谋总长，有一天，日皇召见他，问道：“假若日美战事发生了，陆军方面，确信若干期间可以结束战争？”杉山答道：“单就南洋方面来说，打算三个月左右，可以结束。”日皇随即反诘道：“汝为中日事变当时之陆相，余尚忆及汝在当年告余：‘事变一个月左右可以结束’，现在岂非迁延四年之久，尚不能结束乎？”杉山惶悚自辩道：“中国，利用其广大之大后方，日本乃不能依照预定计划作战，战事因此迁延未结。”日皇乃声色俱厉道：“若说中国的后方地区广大，太平洋岂不是更广更大？如何汝又确信三个月可以结束？”杉山语塞，唯唯不能置一词。杉山一时的惶悚，并未打消他们的侵略野心，太平洋战争依然如期上演；而且东条首相依旧幻想德军一年中可以击败英国，美国便无力作战，日本稳可以囊括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收获丰富的战果。这个荒诞的美梦，终于破灭了；一群冒失愚昧不懂得战争的好战者，疯狂地追求着胜利，摸向黑阱中去了！ 日本败溃的结局是悲惨的：一夜之中，失去了和本土一样广阔的土地，解除了六百万士兵的武装，丧失了所有的舰队、潜艇和飞机，世界至尊无上的天皇被统治于麦克阿瑟元帅的权力之下；一个世界第一等强国，陨星似的从天空坠落了。这都是日本军阀种的因造的孽，自食苦果。我们记得柏拉图《理想国》中有过这样一段故事，那故事说是有一个传达使者，他召集了许多幽灵，对他们说：“过路的众魂，你们将开始一个新的途程；你们的命运，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一经选择了，命运既已决定，不能更改的了。……各人的选择，由各人自己负责，神明是无关的。”这时候，使者便在众魂面前掷下许多包裹，每一包之中藏有一个命运。每个灵魂，可在其中捡取自己所希冀的一个。轮着第一个有选择权的人，他热忱地上前，端详着一堆可观的暴力，他贪心地冒失地拿着就带走了。随后，当他把那只袋搜罗到底时，才发现他的命运注定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并要犯其他大罪。于是他连哭带怨指责神明，指责一切，什么都被诅咒了；这个冒失的幽灵，便是日本军阀的写照！ 从战争记录中，我们看明白了现代战争的意义。现代战争是一个“总体性战争”。总体性战争，一面是经济战，也是工业效能的战争。（全国生产，供战争之用，虽则战争行动本身并不拿出原料来进行，也不把工厂拿出来作战，而是拿出高度完备的特殊构造的战争机器，以特殊有训练的战斗员来操纵。工业与人力的军事化的程度，便是战斗力的一部分。）以一国经济力与人力的总和来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政治战（总体战对人民的要求增多，若不得民众诚心拥护，则不能为民众所忍受；现代的战争，必须是属于人民的战争）。对于这次战争性质的任何错误估计，以及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的任何一点的认识不够，都会演变成致命创痕；致命的创痕，是无法补救的。法国的溃败，日本的终于败北，以及希特勒的覆灭，别无他因，便是对于战争性质估计错误，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认识不够之故。 中日战争的第六年，日本国内涌起了“支那再认识”的口号。有人曾坦白承认对中国认识的不够，他说：“从巡游大陆的大平原而感觉到的，就是对于其距离的错觉，远远望着那边的目标，以为只不过五公里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走起来，却在十公里以上，这是我所常常经验到的。大陆的大平原，真有在茫无涯际的广阔之上，物体看得较近的性质。试想在这种大平原上，中国民族发源于此，生活于此，再与生育于山岳丛错弹丸黑子的岛国的日本人相比较，是怎么的情形？朝着山走而以为一口气可以走到山前，这是日本的常识；所以所谓一气呵成，速战速决，当者即靡的心境，确为日本人的性根。大平原的彼方，纵然看见山，但是朝着山走，山也向彼方走，而且在广阔无际的平原中。若朝着山拼命走，但在未走到以前，心神已疲倦不支了。”他们的观察，已经进步了，也已真正感觉到陷入泥淖的危机，体味到长期战争的压力了，但他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他们因看到了中国的土广人众，却忘记了中国这民族的“国民潜力”，也忽视了我们的抗战，乃是“属于人民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八月，近卫在东京发表演说：“日本之唯一目的是使中国屈膝，消失其战斗意志。”而日军既未能消灭中国政府与军队，而其破毁中国文化，家庭与士气之恐怖手段，结果徒足增强中国人民之抗战意志。日本为维持其所占领交通线之统治，不得不使用五十万以上的兵力留在作战的后方。少年中国之广大领土与中国人民之出于意料之外的团结与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的侵略计划全部搁浅了。这种种都证明了日本军阀的愚昧与无知。（英记者勃脱兰氏，他从沦陷区巡行归来，说：“一切日本的计划，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即中国民众的长期抵抗。日本只能在中国中止战斗时可得胜利。但中国民众决不中止战斗。”） 战事发生之初，日阀反复申言：“速战速决”，到了后来，特标口号，“速和速结”。曰“速战”，曰“闪击”，他们确有此宏愿；在现代战争范畴中，本也有此可能。其后欧战发生，德军闪击波兰，使用步兵六十三个师团，机械化六个师团，山兵师三个师团，特装师两个师团（占全兵力四分之三），空军飞机三千余架（占第一线飞机十分之九）。九月一日宣战，二日完全控制波兰领空，三日，波兰军前后方交通线（铁路、桥梁、车站、公路、通讯机构）全部麻痹。狮子搏兔，迅电奔雷，不及二周，波军解体，被俘七十万人，波兰也就瓦解了。到了一九三九年夏间，闪击西线英法联军，五月九日占卢森堡，十日陷色当；此一路兵力，便使用了百二十师步兵。那强大的第三路军，就配属了十个机械化师团与六个摩托化步兵师团，第一线飞机在四千架以上，轻重战车也在六千辆以上。六周之中，联军溃败，所俘法军百九十万人，比军五十万人，这么一个庞大的数目。以此类比，这才明白日军的闪击，有若儿戏；而且在中国战场上三十五个师团的总兵力，连着八百架第一线飞机，根本谈不上闪电的攻击。直到苏德战争开始，双方所使用步兵，以千万计，飞机、战车，数在一万二千架以上；雷霆万钧的反闪电攻击，追逐复追逐，德军永无喘息机会；苏军直迫柏林，希特勒的欧洲堡垒，烟消雾散，较之日军之五步一停、十步一歇，迢迢长路，倦乏不堪，又不仅是小巫见大巫，相形见绌了。 这次战争，以原子弹的出现，缩短了行程；但日军的溃败，不在于原子弹的威力（美空中堡垒连续轰炸东京，其破坏程度及杀伤率之高，还在于原子弹之上），而在于科学技术之落后；日方人士，检讨过去失败之迹，自承科学技术动员的迟缓（一九四三年二月，制定动员制度，一九四四年七月，才经阁议决定纲要，一九四五年二月才正式公布，先后已经了三年三个月了），也说到科学技术家薪给微薄，生计困难，以致放弃专门研究；又说到军部人员目光短近，每每干涉科学研究，以致一切研究，支离破碎，无以应变。（“除去极少的杰出的科学家之外，日本的科学技术的确贫乏，低调而又俗恶的。加以脑力的低能，政治力的薄弱，即使到了紧急关头，也不能完成科学技术的动员，这便是日本的实情。”）现代战争，结底乃是“科学的战争”、“脑力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子时代开始，要说有战争的话，也已变成为“电钮战争”。英军事家福勒将军（Fuller）说：“武器之良窳亦战争胜负之枢纽，胜利之秘密，百分之九十九，系于武器之改进；申言之，战争不过为武器之角斗；改进武器愈速者，愈有胜利之把握。”他的明见，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找出来的；我们证之以这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更觉得颠扑不破的了。（森正藏曾说：“科学水准的低落以及精神效能的夸张，妨碍了科学的进步；即是那比较科学化的海军，在舰队的训练工作上，亦每有利用人力胜于机械力的错误觉念。”这也是另外一面的注解了。） 我们中国，八年长期抗战的途程，真是崎岖艰苦的：我们在抗战初期，也曾用血肉躯体来和敌人的飞机大炮相抗拒；也曾从肉搏中争取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也曾临到失败的边沿上，坚忍支持，兀立不屈。我们所付的代价，所受敌人摧残、破毁的程度，远过于这次世界大战中任何国家。我们抵抗暴力，比任何国家都早。有一段时期，几乎被若干国家所出卖，又有一段时期，我们独力支持东亚战争的局面，替盟邦争取准备反攻的时机。可是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大家震于原子弹的威力，几乎忘记了我们千百万将士在战线上所付的代价，抹消了我们中国这次战争中所受的牺牲，甚至有人本于“民族自卑的心理”，竟否定了我们对于争取胜利的一切贡献，好似“胜利”的成因，全由于“原子弹”。于是以往讥笑“唯武器论”的人们，也承认武器的决定力量，复归于“清末坚甲利兵”的旧途了。在今日世界中，一个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和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一个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和一个有高度科学技术的国家，几乎无法抗衡并驾。我们以长期抗战的重大牺牲所争得的“五强”地位，便在战争结束这一年间，由“五强”降而被摒于“四强”之外了。我们看看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想想今后太平洋上正在酝酿中的恶局势，今后十年中，前途黯淡，不堪设想。 另外一方面，原子时代到来了，人类已临到了“灭亡”或“生存”的分水线上；诚如英国大科学家华莱士所说的：“假使我们偶然知道了原子分裂的秘密，一定会把它一同带入我的坟墓。”也如英科学委员会主席安德生氏（Anderson）所说：“科学的发展，需要整个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创造社会的新秩序；如果国际间协调不能成立，那就祸患迭起，同归于尽了。”我们看见战争的最后一年，国际间的和平运动，已由列强当局协商而渐露曙光；由雅尔达会议而顿巴敦会议而旧金山会议而产生《联合国大宪章》，这一连串都是世界永久和平的最好保证。《联合国大宪章》序文中说：“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也正是全人类的共同信念。然而时隔一年，局势全非，国际间疑忌猜妒之嫌恨日深，厉兵秣马、相尚以暴力之朕兆日露；昔日盟国之间通力协作之基础，便在疑忌中化为乌有，一若希特勒之幽灵，弥漫于宇宙之间，将以更大之屠杀，实践其强权哲学者。假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不能避免的话，处在两种强力集团之中，一个弱而大的中国，诚难乎其为中国也。（我们编此战史，一开头就触到世界纠纷的东北问题；战争结束，日本倒败，而东北问题依然成为世界纠纷的因素之一，真不知如何落笔才好了！） 记得汉勃洛曾经说过：“和平很容易在它俨然在望以前便失去了。战事延长得越久，失去和平的危险越严重。个人和国家将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愤恨，于是放弃正道的原则，采取以毒攻毒的诱惑性也将越发强烈。这是世界灾难的时期，是超乎人想象以上的个人痛苦和悲剧的时期，但也是极伟大和希望极重要的时期；问题只在于人们的心理，能否不被限于当前或最近将来的需要，而能着眼于有组织的国际生活的广泛的前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今日和明日都有他负的责任。除非我们认清，和平的努力与战争的努力对我们的国家有同样的重要；除非我们了解，智慧的心理和道德的斗争，将决定明日战争的结果；除非我们认识，为战争以及为和平的精神上的准备，必须成为各国领袖最高的职责，要不然，流血、流泪、流汗的每一种牺牲，结果都是一场空而已。” 所以我们也如小罗斯福所说的，我们所写的虽是关于战争的记录，但希望由此而闪出增进人类幸福，促成世界和平的光辉。我们承认和平乃是一个“绵延的创造”（Continuous creation），“和平并非破坏和平的人失败以后所得到的一种静止状态。相反的，和平是一种动的方法，用这种方法，以完成必须的调整变革，以减轻而非加重过去因武力侵略曾经予世界的各种弊害”，“和平必须是一种动态的赓续的程序，进而实现世界规模的自由、正义、进步和安全”（和平的性质）。我们希望我们的战士，以往为了抗拒强权争取民族之自由而奋斗，今后为着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而努力！ [book_title]二、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 “日本”有神国之称，是一个不让别人去了解的国家。他们编造自己的历史，延伸得比任何民族都要古远，描写得比任何民族都更优越。他们的古代史上说，日本天皇是太阳神的后裔，开始有天地时，天皇已经居于中央。（日本史是从太阳火残王子天照神武天皇开始的。）不管这些神话怎样荒唐可笑，但在日本人民心理上有着最深固的根底，正足以满足其夸大心理，助长其征服世界的侵略野心。 现在，我们撇开那些神话，且从可信的故实说起。原来构成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是大和族；他们的祖先，原住在热带的南洋群岛，属于马来族的一族，后来逐渐北迁，移居于“日出之岛”。“凡在日本住过的人，都可以觉得他们的性格中，有一种热烈的南方人气质，这可从某种习惯来加以证实，特别是语言、居住和饮食。”（萨松：《日本文化史略》）“其间当然也有一部分从‘北方’，中国山东与高丽的移民，但这并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风俗，在日本是看不见的。”（蒋百里：《日本人》）这个民族北移，进入本州和九州两岛的中部和南部，大约是纪元前七八世纪的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系于纪元前六百六十年即位）。那时，日本本土早已有虾夷人居住着，虾夷人勇猛剽悍，是第一流的战士，和大和族斗争了一千年之久，且战且退，到后来只能局居于北海道的一角上。近五十年间，人口有减无增，现存不过一万五六千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渔猎时代的生活。 经过了这段长期的抗争生活，日本人从虾夷人那边传染了一种剽悍的习气（关于古代虾夷人剽悍的遗迹，仍旧保存于每年仲冬的熊斗中。在熊斗时，先令狗去惊醒穴中的巨熊，把它扰得发怒，然后由一个虾夷人单身走进盖满了雪的洞窟，只带了一把小刀，与之决斗。日本传说中，有一首古代天皇所作的歌，赞美虾夷人的勇敢，说他们一个人可以抵挡一百人），承受了他们世袭的武士阶级和军人政体。如毕萧泼博士（Dr．Bishop）所说的：“日本的种族错综体里，添上一个最有价值的成分，并且获得了使日本成为现代强国主因的战斗精神——构成大和魂之一面。” 这个南方来的日本民族，在海岛上过了二千年的封闭生活，又受了深切的地理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本质。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它的大陆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 日本的地震与火山，为世人所习知。地理学家说：“加增人类不安全的各种自然现象中，地震以其影响于生命之丧失及其发生之突如其来而言，确是最严重的。在地震以前，大气之变动，确能立即袭击人之神经系而直接损害智力之运用，它们所引起的恐惧，激起痛苦的想象，迷乱判断力，而使人偏向于迷信的幻想。最奇怪的，是地震的一再震动，非但不会麻木人们的感觉，且有加强感觉的力量，于是心情常常陷于畏怯而焦虑的情形中；人们见到这些不可避免及难以了解的严重危险，每深印着自己能力薄弱及方法应付之竭尽的观念，于是相等比量的想象被引起，而神力干涉之信仰亦因以很活动地增进着。”（博克尔Buekle：《英国文化史·绪论》）日本人所以忧郁、敏感、惶惑、悲观，近于哈姆来脱型（Hamlet）的性格，即在于此。 五世纪后半期，日本人开始和高丽、中国相接触，经过了六、七两世纪，弥漫于大陆的“佛教”，也浸浸深入日本的社会。（纪元后六一六年，当时日本的文明之父圣德太子，在奈良附近，为“人类光荣长兄”的佛祖，举行圣庙奠基典礼。）佛教之传入日本，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媒介，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媒介；它使这个敏感的民族，获知了艺术，引起了对文明的热望；输入了教育和医药，创造了不少民谣和诗歌；深切地影响到政治、社会和智识活动的各方面。而且佛教的人世苦的悲观哲学，正与其忧郁惶惑的性格相拍合，从大陆的佛教还原到印度佛教的本色。（小泉八云说：“宇宙是一个梦幻，人生不过是无限的旅程中的一瞬间的驻足，对于人，对于地方，对于事事物物的一切的执著充满着悲哀，只有压伏一切的欲念，人类才能达到永远的和平，这种教义，的确和这个民族的感情相和谐。虽然他们对于外来的信仰的深奥的哲理，未尝用心研究过，但那无常的教义，在长期间，已深深感化入于国民性中了。”） 佛经中的“无常”观念，我们可以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普遍看到。那位久旅日本而且归化了日本的小泉八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为着永久，而日本人则为着一时。在日本的日用品中，很少有为着耐久做出来的。草鞋穿破了，在每个旅站便可以再换上新的，衣服是把几小幅的布帛轻轻地缝上了便可以穿，简单地一拆便可以浣洗，在旅馆中是每次新来的客可以用到新筷子，轻快的幛子框是可以当做窗子用，也可以当做墙壁用，而一年要重新糊纸两次，席子是每逢秋季便要换新。普通的日本住宅是怎样建造出来的呢？当我早上离家走过那和我的住街交成十字的下一条街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人在那儿的一块空地上安插竹竿。过了五点钟回来，我便在同一的空地上看到一个两层住宅的骨骼了。到翌日的午前，我发现那住宅的墙壁差不多要完成——用烂泥夹杂稻秆涂着。到日落的时候那屋顶便完全盖好了。再到次日的早晨，我便看到席子已经铺下，而内部的涂抹已经完工。在五天的中间，那屋子便全部造成了……无论何时何处我们所称为坚牢的事物都完全没有，这个无常的特征，在日本国民的外部生活的几乎全部的事物上都留着记号似的。”（在日本历史所记录的比较短期间中，日本有过六十以上的首都，而其中大部分已经全部消灭了。） 我们明白了贯彻这“无常”的悲观性的日本情调，就可以了解几种象征日本的事物。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日本流行的古格言中，有“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之语。因为樱花，当它开得灿烂喧闹之日，便是它凋谢零落之时；武士也是如此，当他在沙场效命的时候，也正是他最光荣的结局。他们对于樱花的赞美，也正是“死之赞美”。古代日本，曾节取中国的文字，来做字母，那五十个字母曾由空海和尚写成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尾是“人事无常”。直译起来，便是“色与香都要散的啊”，“我们的生命，谁能维持永久呢？”也就是“死之赞美”呢！ 日本人标榜自己的“武士道精神”，也便是他们从虾夷那边传染来的剽悍习性，一种好义轻生的“鲤鱼精神”。（每逢儿童节，凡是有男孩子的日本人家，就要在天空中升起一条纸做的鲤鱼，以象征倔强的鲤鱼精神；这孩子就具有这种“鲤升”的精神。日本人会告诉你，鲤鱼是作战最烈最久的鱼，而且一旦被捉住，能坦然横在刀下的，也唯有这鲤鱼。）一个武士的儿子，自幼要被训练得很严酷。在他第一次穿长裤——当时的一种大仪式——之前，他已经就尽可能地和温柔的恩爱断绝关系，而被教训得抑制童心的种种自然冲动了。一切悠闲的娱乐，在教养上是被严禁着，又除开患病以外，并不准他有什么舒服安适，几乎从他会说话的时候，人们便教训了他，使他想义务是人生的先导，自制是行为的第一条件，而苦痛和死亡在自己一生是不关重要的事情。除开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训以外，还有更严厉的一面，他们要使儿童们看惯了流血的事。一个男孩长大起来，他便不得不在那作为武士不断为战争准备的体力训练中去找他们的游乐，如射箭骑马，角力和击剑等，武人阶级特殊的仪礼的训练，则更要严酷。人们很早就要教他知道那插在腰带中间的小剑，并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玩具。人们要教他怎样使用它，怎样按着武人阶级的规矩，于必要时，须得泰然自若地切腹自杀。一个青年武士，就这样地长成了，勇敢、谨慎、克己、轻蔑快乐，而且准备着为爱为忠为名誉而即刻可以牺牲他的生命的。（蒋百里说：“从表面看武士道，与欧洲中古时代的骑士，无大区别。他的美德是忠实、勇敢、同情、朴俭、守礼节，只有一件，即对于女性观念，与骑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躏。”） “武士道”精神，见之于行事，乃有著名于世界的“切腹”。——自杀最可怕的形式是“切腹”。切腹的方法，即将一柄匕首刺入腹部的左面，向右腹勒去，于是在创痕的末端迅速向上一转，再将匕首拔出来，从后颈直刺至喉头。有时旁边立着一个帮忙的朋友，执刀在手，等自杀者以匕首刺入自己的腹部，便立刻将受难者的脑袋砍下来。有许多人根本不用别人帮助，尤其当临死向“大名”的暴虐表示抗议时。“切腹”自决成为武士制度之一部分，因此在战阵上发生得最多；古代兵败之将或失城之主，往往直冲敌阵，自寻死地。到了十五世纪，武士犯罪，赐切腹已成为一种通例。武士之子女，幼时即令学习自杀（男子切腹，女子割颈）。一旦奉命自裁，或有污声誉，即可从容就死，不稍迟疑。在另外一面，他们认为有勇气把握自己的生命的，便能把握别人的生命；所以以生命为儿戏，任何残酷的暴行都能从武士手中做出来了——站在边上看一看，他们都是哈姆来脱型的人物，串演着一幕最可怕的悲剧。蒋百里说：“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召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有之。” 日本社会文化和民族性，也和其他民族一样，是多方面的，本非短短篇幅所可完全描述。但日本是我们的邻邦，也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得在“知彼”上多下一番工夫，从日本的民族性上去明白日本侵略狂与酷虐狂的根源。我们还该明白：中国与日本既非同种，亦非同文，而教育文化的出发点尤其不同。（蒋百里说：“‘孔子作易，终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们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谚云“不打不成相识”，经过这次战争，我们对于他们该有进一步的认识。 [book_title]三、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这次战争之中，我们不时想到或提到明代的倭寇。倭寇以岛屿为巢穴，扰乱沿海，北侵苏鲁，南扰浙闽粤，先后百余年。和这次日军的内侵，颇多近似之处，而且日军的进攻路线，颇多师承倭寇的旧规，盖接受旧经验之处颇多。不过倭寇只是流寇性质，到处掳掠，并无入据大陆的大志。倭寇溃退后半世纪，十六世纪的后期，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武力，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差不多统一了整个日本。他首先萌生了进攻朝鲜和中国的念头，他还准备移都中国大陆，由大陆来管理广大的帝国。这才是大陆政策最早的底本。（久野博士说：“丰臣秀吉在大陆上的七年征伐予日本青年一个强烈的灵感。由于他的历次胜利，日本人就认为和中国或朝鲜作战，胜利必属于我。怀着这种信念的日本，就开始走入扩张国土的新时期。”）不过那时的日本军备，远在中国之下，一五九二年，日军侵入朝鲜，占领了全境，明廷派兵援助，经过了七年的战事，又把日军打了回去，跟着丰臣秀吉的死去，战事也就结束了。 在秀吉以后，整整两个半世纪的德川时代，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对世界是关闭了的。禁止日本臣民离开国境，否则处以死刑，禁止外人靠近日本海岸。（除了小渔船外，造船也是犯罪行为。在久根的海军专门学校陈列一个木制的“潜水艇”，系在百六十年前建造为潜赴国外之用的。这个小船有两层的底，在开孔处备有桨四对，船前船尾均备有舵，以便下水和浮起，由此可证日本在和西方接触前的闭塞情形。）这种关闭的状态，对于中国大陆可保持长时期的相安。直到潘莱将军（Commander Perry）一八五三年率领他的军舰来叩日本之门，才终结了锁关的旧时代。 明治天皇把日本带进了新时代，使日本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圣德太子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与中国哲学，明治天皇创造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欧洲的科学文明。）明治初年的政权为南方长萨、土肥所独占，长州萨摩为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乡隆盛所领导的，失败以后，所谓民间志士，以土肥为中心，集中于提倡民权。政府虽一时下令压迫，然而明治决心实行立宪，借议会使国民与闻国政，排斥当时绝对的天皇神权论。在当时不断的内争、内政的整理与对外的发展、民权与王权、南进与北进、文治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武力派种种矛盾之中，明治大帝用他的坚定的意志、聪明的先见，将方向把定，成就一个巨大的强国。 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天皇下谕除去各“大名”的封建权利，全部日本领土全归天皇统治，所有日本人民都属于天皇。一八七一年，四个阶层在法律前完全平等了。政府决定武士可以随便选择职业，而取消了他们的口粮，废除武士军队，而建立欧洲式的常规军，政府机关也采用了欧洲的方式。（一八六九年将京城由京都迁至江户，名之为东京。）废除损害商工业发展的行会制度，撤消一切藩主间妨碍国内自由贸易的关卡，决定全国内地人口货物自由来往，规定统一的币制，建立私家和国家银行，组织股份公司，废除实物征收，代以钱币交纳。政府并着手建立工厂企业，建筑铁路电线，采取欧洲邮政制度等等。对待外人的政策，也有了剧烈的变更。一切反对外人的法令统统取消，开始压迫一切排外行动，确认当时将军幕府与列强所缔订的条约，派遣驻欧美各国专使，从事欧美经济、政治、军事制度的研究，采取欧洲年代及岁历，开办欧洲式学校，并于一八七二年在东京创立大学。这种改革，不单单是复兴了天皇政权，而且使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了整个的改革。 一八八九年，明治天皇把一八八一年所答应的宪法公布了。这宪法起草者是伊藤博文，他把普鲁士的宪法作蓝本，规定整个政权属于天皇，政府仅对天皇负责。议会由两院组成，上院和下院。主要的由政府贵族和地主以及官僚组织的贵族院，有统治立法的全权。天皇左右成立一个枢密院，枢密院由那些有权解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封建贵族所组成。下院由当选的议员所组成。议会政治的初期，产生过两个政党，一个是坂垣所领导的自由党，另一个是大隈所领导的进步党。前者代表乡村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利益，要求充分的政治自由，地方自治，减低国税；后者代表工商资产阶级，要求政治自由，议会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金融制度改善等。（自由党分子后来被伊藤吸收入政友会。）在日本的内阁中，还保留着一种特殊制度，即海、陆两相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受内阁总理的指挥，为后来军人操纵政治的张本。明治天皇完成了新日本的大业，这份大业，也就在他的生前到达了顶点。（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逝世，伦敦《泰晤士报》为文哀悼，谓：“日本国运自从这位大帝的经营以后，恐怕已经到了富士山顶，我们希望以后不会向下坡走！”） 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和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乃是明治天皇后半世的两件大事，经过了这两次大战，获得全面的胜利，这才使日本获得了国际上的新地位。（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台湾及澎湖列岛，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并赔款二万万两。日俄战后，《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获得朝鲜独霸权，并获得辽东半岛和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租借权，又割取库页岛之南半及俄国领权之渔权。）换句话说，当日本国内政治统一、国力充实以后，便燃起了向外侵略的野心，要用武力来实现他们的大陆政权了。正如一位日本史家所说：“现代日本向亚洲大陆的横冲直撞，无非是经过德川幕府时期的闭关自守以后，再恢复到丰臣秀吉野心勃勃侵略朝鲜的时期，其目的不仅在取得中国，并且还要取得西藏、波斯和印度；总之，囊括亚洲全部。” 明治天皇的股肱重臣之中，除了伊藤博文主张缓进以外，其他如山县有朋（军人）便怀着征服亚洲的梦想，而那位著名的老政治家大隈重信，便是侵略主义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逝世，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大隈便坦白地说出他们的野心：“优胜之国，常统治劣弱之国；鄙人深信二三百年之内，世界上将有治人之数大国，其余皆受治于各该大国，服从其权力。……如英俄德法皆可为治人之国也。自今伊始，日本应预备成为治人之国。”（大隈对《新日本杂志》记者谈话。）他又坦白地承认了权力的政治与外交，谓：“国际关系，与个人间之关系，完全不同。道德与诚实，不足以主宰一国之外交，盖外交悉本乎纯一之利己主义也。至以种种巧计，先制敌人，实可视为外交之鸿秘。”又谓“一国必具有富力兵力，使其威权为他国所警觉”云。 大陆政策的真面目，后来在著名的田中奏章中披露出来。（此奏章系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所上奏，其真伪曾有辩论，但日本军阀所表演的侵略事实，和奏章所载之次第计划，若合符节，可见此奏章确可代表日本的大陆政策。）奏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有如下文： 九国条约削减我国在满蒙权利特权之处，致使我国毫无自由，我国之生存，已遭危害。日本如不采取铁血政策，则不能解除其在东亚之困难。若日本欲管理中国，必先击碎美国，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国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各国与南洋各国，必惧而降服，然后世界各国乃晓然于东亚之属我国，不敢侵犯我国之权利矣。此为明治天皇之贻谋。其成功也，我国之生存系焉。 当时，明治天皇是否参与这个侵略大陆计划，也是日本政府所否认与掩饰的。直到太平洋战争发生的第二年，日本的南进军事非常顺利，才半公开地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参与机密的，乃是那位经营台湾的政治阴谋家后藤新平。他认为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永久敌人，乃是彼岸的美国；为着对付这个永久敌人，首先得占领中国大陆，用作军事根据地。他认为英国以外，德俄二国也是有意染指远东，正在窥伺中国的；伙同德俄来瓜分中国，那便可以立刻进入大陆。他向伊藤博文如此献策，而且上获明治天皇的允诺，伊藤乃于一九〇九年聘俄，途次哈尔滨，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所刺，伤重殒命，瓜分中国的计划，亦遂受阻。接着后藤又游说了当时的内阁总理桂太郎，复与俄皇商旧议，桂太郎以一九一一年聘俄，使节刚到了莫斯科，而明治天皇病危，急促东归，其计划又受了挫折。到了一九一六年，那是欧战的第三年，后藤的计划，又通过了寺内之手，居然和帝俄订了约，可以实现了。不料订约未四月，而俄国的大革命已起；不过俄国革命的变局，对于日本的大陆政策更为有利，其时，亚洲、俄罗斯陷入混乱之局，德军又在苦战，英国也东顾不暇，日本人乃不仅想鲸吞中国，而且要进袭西伯利亚，横断亚洲了。——后藤新平所梦想的“大计划”，也就是“明治天皇之贻谋”，也就是田中奏章的注解。（一九〇七、一九一〇、一九一六年日俄两方连续订立之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满洲之优越利益，日本亦承认俄国在北满之同样地位。一九一六年之约且互订防御同盟，以保护两国在其“利益范围”内认为“主要”之利益，以抵御第三国对日或俄之侵害。）而其最明确的注解，是日本军阀在大陆上一步一步进展的行动，以下便是他们的行动记录。 [book_title]四、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十九世纪后半期，仅仅三四十年之中，日本便成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发展得真是快极了。工业革命以后荷英法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了一个半世纪，德美两国也经过了一百年以上的孵化期，只有日本，走得这么快，跨得这么远。可是我们仔细比较一下，这期间，就有显著的差别。像欧洲那几棵资本主义的大树，它们的根伸在非、澳、南洋群岛、印度、印度支那半岛、南北美洲那些丰沃的殖民地上，用那殖民地的膏血滋养自己的花果。日本资本家并没有这样优越的机会，只能伸根到自己的农村里去，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农民的困苦越加深。“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土地大量集中，除一部分为国有外，其余大部分已变成为私有，地主、富农据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多数零散小农，所有的还不到百分之五十，这些小农，为了生存，事实上变成半佃农，全日本农户，半佃农占百分之四十以上，纯佃农亦占百分之三十以上。佃农的收获，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得付给地主。地主兼为商人、高利贷者、资本家，每每用投机的方式来赚取农民的生产品。地主对于农产经营既缺乏兴趣，农民大众，苦于生活，对于生产技术之改进，“心有余而力不足”；日本虽已成为工业国，农业生产，还是停滞不进。（只有富农耕地，使用着机械动力。）日本农民的贫困和节俭，几乎使人难于置信，这样还不能生存下去，于是把他们的女儿出卖——支持这个“现代日本”的“妇女奴隶”。一方面农民又为日本的唯一兵源。在日本军队中，平均五个士兵中，有四个是农民的儿子。真如席勒所说的：“这一对难姊难弟，都是生长在原始社会的土地上的——这个国家，‘一面配备强劲的军队，并对人民施以普及教育，然教依有崇拜迷信，用重税来粉碎农民，一方面却容忍富人用屠杀农民儿子的手段，使他们格外变成富有。’” 美国《幸福杂志》记者说：“日本，是私人独占的典型。”“日本半数的金融资本，握在几个财阀的手中，其组织纵横交织，层层相叠，构成了帝国中的帝国。”这著名的财阀，只有四个，“三井”是最大的一个，他掌握着日本进出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伪满贸易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致力于工业的经营，主要的如煤矿、铁矿、重要的炼钢厂、冶铁厂和最大的军械厂。此外还兼营造船、营造、化学、水电、棉织、面粉、水泥、人造丝、造纸、炼糖，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他们为了要维持他们的工厂，并且开设更多的新厂，每不惜以战争的代价来扩张领土。“三菱”公司则以经营商业贸易为主，他们的日本邮船会社，包办了大部分对外贸易。他们也大规模从事制造军火，从无畏舰到潜水艇，从机关枪、大炮到渡船、桥梁、机车及海底电线，包揽了大部分的军备供应。“住友”也经营军火业，“安田”则是银行业的魁首——这些寡头财阀，便成为了一架制造战争的自动机器了。 这儿，我们得提醒一句：日本的资本家并非如欧美各国一样，是一种新兴阶级的人物，而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官僚的化身；“天皇”本人是大资本家，“三井”也是旧时的侯王，日本的资本主义乃是典型的官僚资本。现代欧美的民主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日本便缺少这个中坚的力量，因此，日本的议会政治，有如昙花一现，便萎谢掉了。而官僚工业资本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对农民的掠夺，和对鲜、台殖民地的抢劫，造成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因之，只有找寻特殊的机会，即“战争”来作有力的推动。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军备订购，另一方面是因胜利而获得巨额赔款，即以投入工业机构中，助其发展。 进一步，我们再检讨日本工业的内幕。日本工业中最大缺点，便是重工业非常落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领导的工业部门，总是五金、机械制造、化学、采矿等工业，而日本则以纺织工业领头（一九三三年，纺织工业占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贫困的农民和工资低微的工人，连许多轻工业产品也无力购买，所以日本的国内市场纳胃非常微小，因之不得不争夺国外市场。日本在国外市场上和他国在竞争，最有把握的是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所需资本很少，创办也很便当，熟手工人也容易找，又容易利用妇女和儿童的便宜劳工。日本又有最靠近的广大市场——中国和印度，这两国人口众多而贫乏的国家，正需要便宜的纺织品，乃使日本的纺织业顺利发展。（为着准备侵略战，这次战争的前夜，日本的重工业也在飞跃发展，但用以和纺织工业相比，还是落后得多。机器制造工业，较之别的工业国，也十分落后，且不说美、德、英、法，连意大利也赶不上。） 关于这一点，小泉八云在描画日本文化的特质时，有一段很好的说明：“若把‘资本’这一个字广义地解释起来，日本是没有资本而在生产的。日本在本质上没有变成机械底和人工底而变成产业底。如果你到京都去问那世界上著名的磁工场，要定做一些东西（他们的出品，在伦敦、巴黎，比在东京还要著名），你便会发现着他们的工场是一个美国农夫都不愿意住的木造小屋罢。那在日本工业产品中最好的丝带，而且名闻全国，是在建筑费值不到五百块钱的一间屋子里织成的。有时候，除开你实在能够认识园门上的汉字以外，你便只能由机器的声音，才辨别得出一个工场和一间旧式的房子来。我们自己（小泉自称）建筑上的怪物和机器的巨塔，是由产业的资本的大结集而实现的，像这样的结合，在日本并未存在着，我们总要想，凡是真正的进步，伟大的发展，是必得在相当安定的状况中进行的，可是日本正在和我们相反的情况下发展着，不断地移动着，就好像沙和水被风所吹动一样。”这是在利于平和的社会状态中存在的，然而日本军阀却不断要冒险，要发动战争，“这样脆弱的工业基础，耐不住持久的全面战争”的，于是一座璀璨的宝塔就在“战争”中倒下来了！ 如世人所共知，日本军阀，乃是决定日本国运的主要因素。而日本军阀与官僚间的矛盾，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尤为拖累日本之主因。日本投降以后，《每日新闻》记者森正藏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中日战争初期，蒋百里氏所说的话：“何以见得日本必败呢？这是因为日本是三分的民族：一是陆军，二是海军，三是官僚，三者互相斗争，日本无有不败之理。”（蒋氏本来的话，说得比较委婉，他说：“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陆海军何以彼此相克，“在一个屋檐下却发生了无数次的骨肉相斗呢”？森正藏说：“用星和锚来象征日本陆海军是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对立性格。因为陆军是以陆上作战为主眼所建立的军队，由其性格必然尊重独断独行的训条。上至一个司令，下至一个小兵，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而采取独断的行动，日本陆军教育的根本精神亦即在此。此种独断独行的思想，失却了适当的制驭手段，却流为独断专制，而形成作乱的危险。然则海军又如何？这可从相反的环境中看出。海军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对一定型的强制，这是由海上生活特殊环境的关系，例如在军舰内，自舰长至水手，各循着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统而行动，在自己义务范围之外，绝对不许可有擅断行动的。可是因为过分受统治的结果，不免趋向于保守和定型性格，失却了通融性，而发生了责任的回避心。在海军中所以没有政治家，即由于此。”日本的海军，要想效法英美，从第三位爬上第一位，不仅要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向彼岸逞雄，陆军又要效法德法，保持他在世界上唯一的荣誉，实行他的大陆政策；因此在预算上彼此竞争，各不相下，政府对于他们，谁也不敢偏袒，弄得国力凋蔽，而竞争并无止境。（民政党财阀、内阁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补新器具，预算并未因此而减少，结果却招了陆军方面的切齿痛恨。）这样矛盾冲突，在战争中反映得格外明显，于是蒋百里所说的“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成为先知的启示了。 根据日本的帝国律例，陆海军不受议会或政府的任何干涉，无论关于其内部组织、构造及规程等等。（海陆军预算由海陆军大臣自己编制，不受大藏省的拘束；海陆军大臣向议会解释自己的预算，如果不能通过，便以辞职为手段来颠覆当时的内阁。）又在内阁组织法中，确定了海陆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这条例，替军人开了操纵内阁的捷径，只要军方不同意的内阁，便可以共同拒绝到职，或由一个大臣辞职来强迫内阁的改组或执政；军人操纵政治，乃成了日本政治的惯例。（有时候，前线的将领也学了这种榜样，如果紧急军事局面需要一种新的行动，即使它会产生一个新的国策或修改一个老的国策，他们亦准备加以接受。既经决定以后，这也许要牵涉到别的国家，并且有很深远的影响，则在他们已经决定之后，就不许有任何变动，即外务省也无权去过问了。这便造成军人独断独行，军权高于一切的畸形状态了。）日本政治家的命运，都是不幸的，非遭遇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杀。“第一个政治元勋西乡隆盛以暴动起兵自杀于战场，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亦被认为国贼而遭暗杀。大隈既以外交问题遇了炸弹，伊藤又在哈尔滨遇刺而死。再如政友会，日本的最大政党，而首领几乎个个不得善终。原内阁是政党政治极盛时代日本人所艳称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于车站。田中以陆军大将为党魁，出组内阁，下野不久，一夜间猝死；是否自杀，迄成疑问。民间出身、一时奉为宪政之神的犬养毅，苦斗了六十年，当了首领，做了总理，竟被士官生击死于首相官邸；身隶政党，但常取超然态度的财界元老高桥，以七十八岁的高龄亦被军人击死。六十年来政友会首领，只有西园寺，得保善终，生前也曾经了几次危险。至于相对立的民政党，出任首相的滨口、藏相井上和财阀元老团乃至超然的海军大将斋藤，都同犬养一般的命运。再如次级的有力人物，如军务局长永田，中国公使佐分利也遭遇了知名或不知名的暗杀。”军人宰割政治，又演出了这样的悲剧。（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变，和一九三六年的“二·二六”事变，是最好的注解。） 日本的外交，也是在军人支配之下进行着，所谓“二元主义”的，一般人早已看清了日本的两种声调：文治政府诚心采取缓进政策，而陆军的极端派则自行其侵略政策。无疑的，职业外交家和文人政客对于陆军活动派的冒险表示骇异；无疑的，如果军事当局能受文治政府完全支配，则日本陆军不致入侵满洲、内蒙和华北各地。但从他方面看，我们不应忘记，在日本实际上有两个政府：文治大臣，连着首相在内，常受陆海大臣的支配，而自大战以来，则未尝有首相支配陆海军的事。日本政策，所以有两面的表现，其一种解释即因政出两头，虽然这不是唯一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进行的是什么，外交家的一切计划，每每被军人行动所动摇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理解日本军阀所以冒险侵略而终于失败的原由了。 [book_title]五、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中国全面战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日本军部曾经派员到长江流域来视察，召集下级军官谈话，席间某少尉提出“为什么战争”的问题；其人答复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我们不应该研究或讨论这样的问题。”日本军人对于“战争”，就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把人当作定命论的玩具，好像希腊人把人当作神王茹斯（Zeus）的玩具一样。根据这种说法，日本于一八九四年（甲午）与中国作战，是完全出于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力。这种力在希腊人叫做“必需”（Anangke），中国人和日本人叫做“面子”。他们认为第一步既经发动，以后相继而来的步骤就避免不了，除非接受“失面子”这个不可思议的条件。“今日的事变，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而是由日本人继承以前一连串事变而来的，他们的行事，很少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的。”这样神秘性的答案，固出之于日本军人之口，足以欺蒙一部分日本人，但真正的动机，并不神秘，我们可以从军事与经济的因素把他们的一串侵略行动解释明白的。 日本这个岛国，本来有其天然的国防线，即是“海”；“海”曾经保护这个“神之国”，逃开了被蒙古人征服的命运。但由明治天皇复活了的“丰臣秀吉之梦”，一开头便要征服朝鲜，开始大陆政策的第一步。甲午战争，实现了征服朝鲜的梦想；春帆楼中订立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修正了他们的国防线。当时，战事在朝鲜境内及渤海沿岸进行，而议和条款中便要求割让盛京省南部、台湾及澎湖列岛。从日本的立场看，这是巩固他们的内防线，把日本海变成他们的内湖。从太平洋全局看，这是南进政策的初步，日本既伸脚到台、澎列岛，东边和菲律宾相望，西南和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呼吸相通了。从北进的大陆政策看，日本既进入朝鲜，势必和帝俄为邻，于是辽东半岛成为国防上的“必需”了（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亦有军事上的动机）。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证明了朝鲜、台湾在国防上的价值，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在朝鲜海峡全军覆没，以致一蹶不振，非求和不可。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的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割让了库页岛的南部，并取得帝俄在南满的既得权利，第五条约定：“俄国以中国政府之承认，将旅顺、大连及附近领地领海之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一部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让与，均让与日本。”“将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同地方附属之一切权利特权及财产，与其所经营之一切煤矿，无条件让与日本。”后来与中国订立中日《满洲善后协约》，其附约第六条，约定“中国政府，允将安东奉天间军用铁路，仍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改为专运各国商工货物。”他们得了此种特权，便在满洲设立南满铁路公司（仿东印度公司），更于关东州（旅大）置都督府（仿俄人关东省总督制度），更设五个领事，以总领事驻沈阳，当一切外交之责任，俨然把满洲当作殖民地来统治了。从军事观点说，日本已把国防线推入我们的东三省（日人所谓满蒙），迫近帝俄的西伯利亚，北进大陆政策又跨上一步。又以库页岛来屏蔽千岛群岛，一面对着海参威，一面和阿留申群岛相望，在外防线上有了很重大的作用。（一九一〇年，日本实行并吞朝鲜，归入版图。） 日本军阀在中国插足试步，更大的幻想便开始了。德国政治地理学家浩思霍菲（K．Haushofer）在《大日本》一书中说：日本侵略行动有两大趋势：一是大陆的，一是海洋的。海洋发展的趋势是日本民族“南进”要求的表现，而大陆发展的趋势，则为日本军阀，官僚、铁道工业资本家及金融资产阶级所特有的要求。苏联的观察家约罕和塔宁曾作进一步的分析，说：“这两种趋势并非互相抵触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中，日本统治阶级各营垒里面，有的人主张这样，有的人主张那样罢了。日本侵略主义的本身性质及发展的外在条件，就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海陆并进的必要性。日本的独占资本家垂涎于苏联远东和满洲华北的煤铁，同他们垂涎婆罗洲的石油橡皮，华中的棉花，以及南洋群岛的非铁质金属，是一样的。日本目前在满洲、华北的投资（铁道、铁、钢、煤）和它在华南的投资（轮运、纺织、矿产）是相等重要的。就市场言，南部亚洲对于日本工业比人口较稀的北部亚洲所具的潜在价值，远为庞大。但是日本若要确保其太平洋中南部的市场，非用武力将其他染指该地的国家都排挤出去不可，完成这个目的的一个条件，就是坚固地占领着满洲和华北，否则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击败其一切对手是毫无把握的。”（一九三一年日本《时报》“社论”中，明白地说：“满洲诚然是日本的生命线，但是日本的原料来源和它的工业品的市场，却远在南方，就是南部亚洲、马来、荷属东印度、南洋群岛等。满洲的发展当然可以增加日满间的贸易，但日本仍然要为以满洲原料制成的货物，另找其他的市场。日本的养育线在南部亚洲，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在等待着日本的国民。南洋的伟大自然富源，是要养育日本国民的，南洋足有养育五万万人民的余地。”都足为后来侵略进攻的注解。）在“南进”或“北进”政策中，中国只是他们的桥梁，其真正的敌人，北为苏联，南为英美。 日俄战争未起时，日本已着手侵入华北，和帝俄作军事上的角逐；日俄战后，日本已更作积极进攻华北的准备。辛亥革命初起，日本希望中国分裂为南北二国，保留残留势力于华北，以便他们的蚕食。这个阴谋，虽未成功，而民国以来每一次内乱，都有日人从中策动的痕迹，其意无非在延长中国之分裂局面。一九一四（民国三年）世界大战发生，这一阵“神风”，助长了日本的实力与野心。（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大战，消除了一切欧洲人加于日本的限制。除了美国的外交压力，它在中国完全可以自由行动。它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工业，欧洲各国的战时定货单，助了它的重工业建设，它增加商船，并入占欧洲交战国所放弃的国外市场。）那年八月间，日本加入协约国参战，即攻夺青岛，强取德国在胶州湾之一切旧有权利，并继续占领我山东省之大部分。他们要把侵略军事重点放在胶州半岛上，使日本海的国防圈更加巩固，同时对华北正如利刃刺胸为进攻冀豫晋的张本。（日本攻占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也有国防上的价值，伸展了外防线的触须，为南进政策的张本。）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条件”，并于五月七日向我政府送达最后通牒，胁我政府依限答复。我政府鉴于国际情势之恶劣，不得已接受日方要求，并被迫签订《中日条约》及换文。该约内容大致规定：日本取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及让与，日本日后附有条件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并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与南满、安奉两铁路之让与期限延展至九十九年。一面准许日人得在南满之内地居住与经营商务与农业。此外，又开放东部内蒙古某某商埠，以便外人贸易。另有换文多件，分别说明该约某条款之意义，并给予日本某项矿权以及筑建满蒙新路之优先权，并规定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顾问等事。后来大战终了，国际情形大变，华府会议中，列强对日本加强压力，重新处理山东问题。日本对于“二十一条”若干条款，表示可以让步修改，而于旅大及南满与安奉铁路问题，便绝对不肯让步，可见日阀以旅、大、南满为根据，借以侵略满、蒙、华北之企图，一直不肯放弃的！ 日本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以民国十四年打击郭松林将军之东北改革运动为最显著；到了民国十六年，公然出兵山东，更趋于表面化了，其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民国十五年），从华南进至华中，日方尚抱观望态度，第二年，即民国十六年春天，攻克了南京，沿津浦路向北推进；日阀猛觉军阀即将崩溃，国民革命军将统一中国，便采取直接行动以阻碍北伐军之前进。五月二十七日，日田中内阁主张对华积极政策，发表声言，谓日本政府将派兵二千名前往青岛，保护山东日侨之生命财产，并于同月三十日以此声言之内容，照会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当即向日方提出抗议，而南京国民政府亦于六月一日向日本政府严重抗议，声称：国民政府既屡次宣言保证日侨之安全，日本殊无派兵保护在华日侨之理由，日本此举，显系专与开往山东之国民革命军为难，似此干涉中国内政，有伤渴望统一成功之中国人民之感情，应请将日本军队立即退出山东云云。对于上述抗议，日方不但不加考虑，且又增派日兵四千名前往青岛；一面令驻扎青岛之日军开往济南，另以大批军火供给北洋军阀，嗾使联合对抗国民革命军。其破坏我国之统一，行动更为毒辣了。十七年四月间，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节节胜利，兵临济南近郊。日方即增调部队，驰集济南，凡三千余人，并派福田司令前往指挥。我军前进迅速，于日军司令到达济南之先一日，即五月一日，业已进驻济南。福田到了济南，立即执行武力干涉计划，于五月三日首先攻击我军，炮轰全城，我军民殉难者千余人。我当局极力避免与日军开战，由外交途径以缓和双方之情势，美、德、英三国领事出面调停，也无效果。日军之敌对行为，变本加厉，我济南交涉员蔡公时及职员数人均被戕害，肢体横被割裂。五月六日，日援军臻至，福田司令向我蒋总司令致最后通牒，限我军退出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旁二十华里以外。我军本既定方针，力避与其冲突，分遣精兵渡河推进北伐，一部分则沿津浦线南退。日军当即猛攻济垣，卒于五月十一日以武力占领全城。我军既绕道渡河北进，日军见势不可侮，即增派援军名古屋第三师团来青岛，另派五大队开往天津，日本战舰则游弋长江。继而我军进迫北京，日方又分向我政府递送“觉书”，略谓：“战事如进展至平、津方面，其祸害将及于满洲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有效之处置”云云。我政府当即严词驳斥，谓：“日方所采干涉中国内政之行为，中国断难容忍”云云。这场恶化的局势，几乎无法转圜；幸而北京政府的中心人物，张作霖将军，决意退往关外，才使紧张情势松弛下来。这一段经过，使我们明白日本军阀视华北为其禁脔，而山东这一踏脚石，乃必争之地，威胁不遂，便诉之于武力。五卅惨案，为蒋总司令身受最惨痛的打击，当时以坚忍精神克服困难，为后来决志抗战的张本。 日本干涉我国内政之阴谋，又于炸死张作霖将军及威胁其子张学良不得服从中央，奉令易帜二事见之。十七年五月间，张将军既决意率队退往关外（事前，日本驻北京公使曾函告张氏，谓战事如延及东三省，日本将采取视为必要之有效处置，并予以口头警告，请张氏勿回关外），日军立即作军事布置，冈村司令立即调兵守备沈阳，并在锦州、山海关布防。六月二日夜半，张氏自北京启程返沈，日军即于南满、北宁两路交叉地区皇姑屯驿，于其严密警备下，安置烈性炸药；六月四日，张氏专车通过该地，即被炸重伤，随即殒命。张氏既殁，日阀预期关外大混乱之局势并未酿成；其子学良继承军政事权，秩序又告恢复。学良心切父仇，又对于国民政府领导统一，极表赞同，因向中央输诚，愿于七月二十二日易帜。日方即威胁其不得有此举动，又以吊丧为名，派林权助为特使，再三警告，万勿改悬青天白日旗，如张方违反日方意旨，竟然易帜，则日本对东三省将采取自由行动。张氏为避免外交上之纠葛，不得已再三展延易帜，而其服从中央之决心，不以日方胁诱而中止，卒于十七年年底实行易帜了。于是日本军阀以武力进攻我东北之企图更为积极，“九·一八”的火药线，就在那时候开始燃烧着了。 这一段阴谋，日本前首相冈田启介曾在远东国际法庭作如此的供证：“一九二七年时，陆军方面颇欲进窥亚洲大陆。当时，首相田中大将对大陆持有最后计划，为此曾派代表赴东北，谋取得重要铁路之建设权。田中当时谋利用东北之实际统治者张作霖。张氏当时对日本之要求，多加反对，田中乃对张表示日本或能助其维持东北之首领地位。又曾劝张氏返东北，专心于东北问题。一九二八年，张之军队为国民革命军击破时，田中再度劝张及早将军队撤回‘满洲’。此时，张氏考虑其困难立场，勉强相从。此时，设司令部于沈阳之本庄繁之部下，对关于日本权益与张氏协力从事交涉之田中内阁政策颇抱不满，欲伺机占领东北。此等将校设法使本庄繁与军务中心隔绝之后，计划于张氏归东北时加以狙击。六月四日，张氏自北平回沈阳途中，火车于沈阳境内被彼等预留之炸药炸毁，张氏亦遂遭惨死。”这些事实，后来日本人士都已公开承认了。 [book_title]六、中日纠纷与国际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时俱增，而且逐渐严重化。可是太平洋早已成为国际的太平洋，国际每一脉搏的跃动，就和中日两国呼吸相通；而中日之间，每一纠纷，无不掣动着国际间的神经。“世事之变，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我们从国际全局来俯瞰中日间的斗争之迹，会有更深切的理解。 和太平洋的局势关系最深切的，莫如英国。英国的海外拓殖事业，虽是比葡萄牙、西班牙晚了半个世纪，但他们殖民政策的进步，与收获成果的确实，远在葡、西两国之上，比荷兰也高明得多。十九世纪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它以灵敏的手段，用航运公司做引线，在宝藏似的太平洋及远东的港岸中，增加了国家的权威。从一八四一年起逐渐在中国占了优越的经济地位。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又先后成了英国的属地。在美国征服了菲律宾向东亚开始积极活动之先，英国在太平洋已达到了饱和点。因此他们的外交方针抱定两个目标：甲、“不列颠的政策，就是不列颠的商业。”必须保障已得的权益。乙、英帝国领土遍于世界，取得联络，保障交通，是帝国安全上的必要工作。适应这两个目标的外交策略自必趋于圆滑，对于变化倏忽的国际风云，每喜零星应付，或疾或徐，充满着机会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帝俄向外发展的野心（一面由黑海南进，要想冲出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威胁着英国的近东权益，一面从西伯利亚东进，向辽东半岛找寻海口，又威胁了英国的远东权益），使英国非常警觉，它找寻中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于是伸手给日本，缔结同盟，扶起日本，用之为对帝俄侵略的防御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为了保持印度的利益，依旧借重这个盟友，来做太平洋上的守卫者。日本方面，便利用英国和帝俄在远东的矛盾，把自己实力充实起来，夺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道，还用手段占取了朝鲜，一下子变成了亚洲大陆的横行者。日俄战争可以说是英日同盟的后果，而日本的胜利，又成为侵略中国的主因，日英同盟便间接打击了中国。 法兰西在远东也有极大的利益，不过它是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外交活动，集中于欧洲，其远东政策，常受欧洲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以欧洲的恩怨，确立在远东的友敌。譬如英法联军之役，可说是克里米战役后，英法同盟在远东之延长。及至一八八一年以后，英法以希腊问题，情感冷淡。一八九一年，法俄又成立同盟，法国远东政策，转与俄合作而不满英国。甲午战役，它曾不顾英国意见，联合俄、德，干涉还辽。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成立，法俄曾发表“反对宣言”与之抗峙。后来以专力抗德，又要与英协调，一九〇四年成立协商。翌年在远东成立银行团，在经济上求合作。不久，它又拉拢英、俄，于一九〇七年成立协定，又调协日、俄，成立谅解。自己又与日协调，希图构成自欧洲以至远东的孤立德国阵线。法国所采取的这样的远东政策，对于中国也是十分不利的。 十九世纪后期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来求发展。合并了夏威夷，掠取了菲列宾，又占有了沙姆岛。自从巴拿马运河凿成，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疆土取得密切的联络，它将一切希望和理想，放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洋上。可是等到它来过问太平洋的权益，欧洲列强已经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了。美国不愿或许是不能参加分割中国的企图，国务卿海约翰，便在一八九九年发出“门户开放”的宣言，希望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来实行他的经济政策。（美国在东太平洋所需要的是保障领土的安全，在西太平洋所需要的是维持和平发展的权利。）它要阻止任何国家独霸东亚的企图。十九世纪末年，帝俄势力从西伯利亚向满洲猛进，而且以权力操纵朝鲜；那时，白宫政策，便针对着俄国。老罗斯福总统多方鼓励日本与俄国抗争，且坦白自承“为英日同盟精神上的友侣”。在日俄战争中，美国曾给日本以不少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协助。及至帝俄战败，日本一跃而为东亚强国，美国便转变方向，处处防止日本，阻挡它独霸东亚的企图，并制止任何破坏远东均势的集团。一九〇七年以后，日俄之间，曾缔结了数次密约，划定它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美国便在一九〇九年提出满洲铁道国际化的计划，来反对日俄两国的共管制度。至于英日同盟，美国原表同情，俄国战败，原来作用已失，美方乃一致要求取消英日同盟。一九二一年的华盛顿会议，即与英合作（拆散了英日同盟），取消日本大战中所获取的地位，恢复了战前的远东均势。一九一〇年，日俄共同侵略满洲时，美国务卿洛克斯声言：“我能深切信仰最美善方法，来维持我们的利益，是坚决保持着我们已经确定的政策，即指‘门户开放’。”当日本势力侵入华北时，美国国务卿斐利浦斯（Philipps）又郑重声明：“门户开放主义绝不放弃。”（一九一四年七月，日本借口攻德，占我山东，美国即通告日本：“美国承认日本依英日同盟之精神，对德宣战，则必能尊重中国之门户开放主义，领土完整，绝不欲对中国有侵略土地之心。”其次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美国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美政府之不得不向中日二国声明，如中日所订条件，其有妨害美国在中国条约上之利益，或使中国领土之完全及门户开放主义有害者，美国政府一律不承认。”） 帝俄政治上、军事上对于远东的野心，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表现得非常积极。一八五八年，订立了《爱珲条约》，渐渐扩充势力向太平洋滨海地区前进，三年之后，便到达海参威了。这对于维新以后的日本，是最正面的威胁。日本侵略朝鲜，俄使便在幕中支持韩王，并为其教练军队。甲午之战，我国外交当局，误认帝俄为可靠之盟友，轻率宣战，事实上并未得俄方的援助。日本方面，则认为从朝鲜逐出中国的势力，便是对帝俄的间接打击。《马关条约》，日本迫我割让辽东半岛；中俄又作进一步的联络，当时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仍本其“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认为与其被日人之近攻，不如受俄人之远略。因此，求得俄方的援助，由圣彼得堡发出抗议，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其理由则谓日本占有此地，显将妨碍远东的均势。俄方提出抗议，法国首先赞成，德国也连同抗议，所谓“三国干涉还辽”。李鸿章的联俄政策，如上所说，引起了英国的疑忌，促成英日由接近而联盟。而一八九六年的《中俄条约》，中国允许俄人于军事期间，得以旅顺及其他口岸，为战争之用，不啻为军事上之同盟，又为日俄战争的伏根。各国乘机要索，德租胶州，法租广州湾，英租九龙及威海卫，造成了分割的新局势。日俄战后，俄国以战败而退保西伯利亚，对于我国，尤为不利。日俄在满洲角逐，我国首蒙其害，而本世纪日俄对东北的相互谅解，我国更受宰割之痛。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帝俄颠覆，大革命期间，日本在东北造成独占优势，于是关东军大陆侵略之势焰日张，又为“九·一八”事件之伏根。到了苏联国力渐复，重新调整远东的国防，日苏的势力冲突，又回到日俄冲突的旧情势，我国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了。 总之，我国不能自力竞存，成为太平洋上的安定力，远东问题乃成为国际间变乱相争的因素，“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要想“以夷制夷”，结果反为“夷”所制，我们要想利用国际的矛盾，结果，牵入国际的纠纷圈中而不能自脱了。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几年间，世界各国政治家，曾把战争看作一种无法补偿的灾祸，想以集体的力量来保全国际间的永久和平。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他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那著名的“十四条和平条件”。这篇文书并未提及均势，霸权吞并或赔款赔偿和报复等字样。它的使命，乃是要解除各民族的武装，而求其解放；使经济的相依法则得在任何地方充分实现其作用，以便防止各民族间的经济冲突，使各国互相联合以便使他们的主权发生中和作用；使那互相猜忌而毫无拘束的自主国统受一个总主权机关的裁制。从这个和平理想，产生了“国际联合会”。盟约的开头便声明“缔约各国为增进国际间协同行事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宁起见，特允：承受不事战争之义务，维持各国间光明平允荣誉之邦交，确守国际公法之规定，以为各国政府间行为之规范，于有组织之民族间彼此待遇维持公道并恪遵条约上之一切义务”的神圣诺言。盟约中规定加盟国应尊重彼此领土之完整，政治之独立，以防互相侵略。国联行政院对于侵略情事之发生，有筹谋应付之义务，以是国联对于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危险，不论其涉及联合会某一会员国与否，均认为系有关国联全体之事，应即采取迅捷有效之办法以弭止之。会员国对于足以牵动国际关系，扰乱国际和平之情势，亦有提请国联予以注意之权。万一会员国间竟发生争议势将决裂时，两国应依据盟约之规定，提交公断，或依法律手续进行解决，或提交国联行政院审查，为公允之处理。在提交公断进行法律解决，或行政院审查处理之规定限期以内，当事国不得从事战争，其有不遵盟约之规定而从事战争者，会员国对之应具敌忾同仇之意，协力实施经济制裁之办法，立即断绝与该破坏盟约之国家各种商业上或财产上之关系，甚至与其人民之各种往来，亦概于禁阻。至于各有关会员国间，则应彼此互助，使彼此之困难与损害得以减少。行政院遇有此种情事，并得向有关各国建议各出陆、海、空军，组成国际军队，实力维护盟约之实行。（盟约第九条至第十七条）这些冠冕近于理想的盟约，后来虽显得十分脆弱，没有力量，在当时却也对于远东局势有了重大影响。中国和日本，都是加盟国，至少受了道义上的约束。在集体安全制度下，日本军阀也曾稍戢侵略的野心。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这是华盛顿会议召集之年，远东局势又有其新的转机。其时，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开始对于太平洋的一种新计划。此计划承认日本为一强国，同时依于太平洋上美国有切身利益的原则，以求建立一个新的势力均衡。俄德两个有力的角逐者，这时已经从舞台上退出。法荷仍占不重要的地位。太平洋上形成两个壁垒，英美集团和日本，中国则成为双方角逐的焦点。英美集团的目的，是在把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出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英国的自治领，非常关心中国问题，它们特别敏锐地感到英日同盟有结束的必要。于是由华盛顿首先发动，邀请关系各国——英、日、法、意、比、葡、中、荷、美等各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正式建立太平洋上势力的新均衡，限制海军军备，并讨论太平洋及远东诸问题。军缩委员会商议结果，海军主要国家，英、美、日三国协议成立五∶五∶三之比率，此后三国海军军备各按其国防需要，依此比率维持实力，以免相互竞争。远东委员会协商结果，日本允将胶澳租借地交还中国，海关全归中国管辖，所有德人前在山东之优先权，日本一律放弃；中国允将胶澳自开为商埠，烟潍铁路由中国集资兴筑，若用外资亦归国际资本团承借；青岛及胶济铁路日军限期撤退，胶济沿路各矿由中国特许之公司承办，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胶济铁路亦由中国以库券赎回自办——《九国公约》，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变成大家接受的国际主义。日本吐出了一部分战利品，但也保证了它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在另一方面，如果它有新的侵略企图，它将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在当时，这似乎是阻止了日本向大陆的扩展，而日本人民也如此的解释；日本代表回国时曾受群众攻讦和指摘；日本军人说及这次会议，之气，溢于言表。 继《国际盟约》与《九国公约》之后，美国国务卿凯洛克，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于一九二七年间，讨论巩固世界和平的方案，彼此磋商缔结非战条约，斥责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继又双方协议扩展范围，邀请英、意、德、比、日本、波兰、捷克诸国参与商议。协商结果，决定缔结《非战公约》，以各该国人民之名义，郑重声明，不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并斥责恃战争以解决国际争端之方法。遇有争端发生，不论其性质如何，因何发端，只可以和平方法解决之。公约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签订于巴黎，世界各国先后加入盟约的，共四十四国，我国和日本都为加入签字的国家。世界和平的正流，在那一时期，似乎有了相当保障；而集体安全制度的远东，也暂得相安无事。这相安情势，一直维持到“九·一八”，才为日本军阀侵略大陆的新攻势所撕破呢！ [book_chapter]第二卷 日本侵略战序幕 [book_title]七、日俄战后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蓝图中，进攻满蒙原是进攻中国的踏步；因之，追叙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便触到日本人所常说的满蒙问题。（满蒙问题，一般习用之名词，而非学术之用语。严格言之，满蒙问题实为满洲问题；满洲又非我国固有之名称，正名定义，应该称为东三省问题。）关于满洲问题，无论是历史的、地理的、外交的，都得用很多篇幅来记述；这儿却只能概括地说一说。 在数百年前，“满洲”的中央大平原曾是骏马的出产地，也是一族勇敢善战的游牧武士的教练场。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冲入关内，征服了当时文化程度很高的明朝。“满洲人”为了战争，曾经充分利用他们关外的资源之一——草原。但对其他资源，他们却毫不重视，甚至中止了新兴煤矿的开采以及高丽人输入的陶器制造。征服已消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入关以后，他们变得富足、腐败而怠于精进。同时他们的本地又进入了另一次长眠。其后这长眠被人惊醒了，第一个来的是俄国，第二个是日本；而最近又受到中国内地与欧美新生力之激荡。当满洲重复苏醒时，在它周围已是一个新世界了。骑兵在战争中已不复受重视，人类已了解机械力的优越，用蒸汽与水力来代替了牲畜与人类的劳力。二十世纪的潮浪，已把一批新的冒险家冲到了“满洲”。这批人找到了“满洲人”以往所未注意的丰富资源与良好机会。真的，即使“满洲人”当初注意到了，也不懂得怎样加以利用的。 从北方来的俄国人，想为他们的帝国寻求一个出口，扩展其领土，并掠取近代工业的原料。“满洲”人口稀少，因为以前这里是皇室猎场，下令禁止关内人民移入。一九一一年的革命改变了一切，此后八十年中，便有大批移民迁入了满洲，其中大多数来自华北各省，但也有来自日本、朝鲜、俄国西伯利亚与其他国家的。 在地理上，“满洲”所处的位置，足能在东亚问题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满洲”气候利于动植物的生长，季节变化又极能刺激人类活动。它是各地人民的一个天然会合地。在西南面是汉人，在西面是蒙古人，北面是俄国人，东面是朝鲜人（更东是日本人），南面有海港，可借此与世界各地保持接触。“满洲”可说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街头。但其居中地位，却并未使贸易通畅，反而成为冲突的中心，大家都知道“满洲”是个“火药库”，而非和平的工业中心。 “满洲”是一片广大的土地，面积与德法二国相加之幅员相等，它的中心区是一块倾向东北方的大草原。在那样坚硬的泥土上，农夫仅用锄头，还是无法耕种，必得等待“火犁”时代的到来。因此，“满洲”的土地，大部分尚未亩分成小块的田地，仍可适用现代化的机械耕种。在环境改变的刺激下，尤其因为铁道与公路的增加，“满洲”已成为剩余食物的生产及输出地。在这类产物中，尤以大豆为最出名，俄国与日本之所以在血战后，便订立了铁道运输协定，日本之所以从德国购进开矿机械，来开发“满洲”的矿藏，都因为这大豆。而且大豆榨油之后，所剩余下来的豆饼，供给了日本所亟需的肥料，成为“满洲”主要输出品之一。这中央的大平原，将来可能成为世界一大粮库；要改良农业，有很多现代新方法可资应用，例如增植新农作物，选择种子，控制虫害等。 这块中央大平原，愈往南愈狭，与黄海相接；愈往北也愈狭，被边界上的山岭团团围住。至于河流，向南宣泄的有辽河，向北的有松花江经由黑龙江而入海。这些河道都有很多支流，“满洲”的本身便大部分被河流围住。在这些河流与中央大平原之间，是一圈似带的高山：西北方是蒙古高原的边缘，属于大兴安岭，东北方是小兴安岭，沿东南是长白山脉。在山与海之间，留出一个空缺，成为“满洲”与华北的通道，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便集中在这块平原上，尤其是在南部。至于山地便全是矿区与森林，其中采木场是东北亚洲主要采木场之一。“满洲”的主要矿产是煤、铁、白云石和菱镁矿、铝母页岩、油母页岩、建筑和化学原料，金和少量的银、铜、铅锌钨和其他较不重要金属。现代工业最基本的两种矿产，煤和铁都有巨量的蕴藏。日军侵占“满洲”以后，曾对地质作广泛调查，确知“满洲”蕴藏着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主要矿产。（“满洲”的地下存煤，在沦陷以前，中央地质研究所估计为三十万万吨，李顿调查团又加以研究，估计为四十万万吨，经日人广泛勘测后，估计为九十万万吨，较之日、比二国的煤床来得更厚。铁矿发现在横越的南满，中央地质调查所估计藏有矿砂七百五十万吨。日人于原来矿区发现了更多上级矿砂，于公主岭一带估计蕴藏有上级矿砂二千四百万吨。由于新发现的矿砂与新式炼制法，“满洲”成为世界钢铁生产中心之一。以上关于“满洲”的地文地理，摘自培英（H．F．Bain）的《中国复兴基地——东北》。） （注）满清以前，东三省地区，时或入中国版图，然往往以藩属视之。其间或有置州县者，亦不过限于辽河流域；那时卢龙、碣石一带，中国尚且以边塞视之。汉唐极盛时代，疆域亦不过辽源以北，汉之辽东真番郡，唐之安东都护府，皆在今辽东一带，未出奉天省界。五代以后，燕云十六州沦于异域，辽东乃与中国悬绝。明于辽东设治，归山东省属，而蒙古部落侵入辽河套，满洲部落崛起长白山，明室乃退保山海关。满清入关，满洲与中国始为一体。吉林、盛京两省，清室视为根本重地，而以盛京为陪都。清初，严防满汉种界，下谕禁止流民至吉林一带，而柳条边之兴筑，亦即所以防汉人之阑入。十九世纪末期，俄人兴筑中东路，有每年移民六十万至满洲之计划；于是清廷惊惧，许国人移往关外。嗣以中东南满二路修筑需用大批工人，直鲁移民，群趋满洲。据尼可莱夫（A．M．Nikolaieff）调查，北满人口尚不过百五十万人（南满人口共三百万人左右），以后逐年增加，一九〇八年至五百七十万人，一九一九年九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一千三百万人，到了最近十年，增至三千万人。 日俄战后，日人根据《朴茨茅斯条约》继承俄人在“满洲”之既得权利，并劫持中国，强以承认，反客为主，予取予求，积极经营“满洲”，已如上述。他们向世界各国声言：“满洲因与日本国土紧相毗连，凡关于日本经济生活及民族安全之范围内，日本有生死关头的利害关系在焉。”“日本之和平与战争问题，不在日本本身解决，亦不在太平洋上解决，只在‘满洲’解决。”日本正着手在“满洲求‘生命之源泉’与民族之安全。因日本所有各种困难中，有两种非常严重：缺乏食料与缺乏根本的原料。而‘满洲’则似为求解决此问题最适宜之地。”在召集华盛顿会议前数年，日本力求各国，尤其英美以及中国，承认其在“满洲”所造成之“利益范围”。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六年间日俄各条约。至一九一七年日本在《蓝辛－石井协定》（Lansing-Ishii Agreement）中，又得美国国务卿之承认：“接壤国家有特殊之关系，因之，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尤以与日本领地毗连之部分为然。”“特殊利益”一语，一直掩护着他们的侵略行动。 日本对“满洲”之侵略，以南满铁路会社为最重要的工具。日本对南满铁路投资，初为二万万元，后增至四万万元，其中日本政府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个名义上是股份公司，实际便是日本政府的附属机关，前后主持社务的社长，都是陆军的将领，因之满铁会社，乃是日本帝国的建筑者，也就是一个军事机关。马穆勒（V．A．MacMurray）（美前驻华公使）说得好：“日本以一铁路，将原始农民，与外界工业联络，而演成政治上及经济上之优势。日人视南满路之组织为其在满地位之基础，于各条约中，凡有利于该路者，无不扩张之。视此权利，直如日本自己领土。每寸土地，恒以精兵驻扎巡防。关于派领及与中国当局交涉之权，常以政府之切实权能，赋予满铁会社。”（李顿《报告书》称：关于日本特殊地位之观念，并不为中日间或日本与列国间，各种条约及协定上法律规定者所限制。日人因日俄战争而发生之情感及历史的联想，与夫因最近二十五年来日本在满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要求“特殊地位”之成分。） 日本的侵略，既以铁路为其动脉，乘中国内政上之混乱，利诱威胁，多所挟制。中日之间，关于铁路的协定先后共二十一次。其由日本管理者，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及其支线外，尚有安奉铁路。其由日本借款筑成者，有新奉、吉长、四洮及其支线等路，由日本垫款建筑者有吉会、开海、洮长、吉海、吉敦等路，由日本让渡与新银行团的有洮热铁路，此外尚有中日合办的天图铁路，并未经中央承认。这些铁路，无不混入“满铁会社”的资金，实际成为“满铁”的附庸，“满铁”王国，一直就做了军事进攻的急先锋。日人有此雄图，对我国尤多疑忌，他们有了铁路计划，就不许我国兴筑铁路。据日本方面声称：关于一九〇五年《中日条约》，中国曾于秘密议定书中，允于“满洲”境内，不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或邻近或与其竞争之铁路。以此为借口，对于我国所自筑的洮齐、呼海、奉海、打通、锦朝、洮通、吉海等路视同“眼中钉”，破坏之不遗余力。等到我国自筑的铁路线，调整得有点头绪，已经临到“九·一八”的前夜了。 日俄在满洲的角逐，从铁路的系统上也表现得非常显著。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各自用其吸收货物之政策竞相争夺；各自繁荣其终端之海港，海参威与大连港。（当时，日人心目中，认为“天下四分”，以满洲之中心长春为起点，四方放射其铁路线，各有其势力范围；或由于天然，或由于人为，形成划然之分野。这“天下四分”的形势，有四港口为其主宰，即大连、连山湾（葫芦岛）、海参威与北朝鲜之东海岸之清津或罗津是也。）海参威属俄，大连归日，连山湾为我国在渤海上与大连匹敌之港口，清津或罗津，为吉会路之终点，吐纳北满之物产，和海参威相竞争。当年大连港经俄人经营，发展得非常迅速；后来日人转租旅大，更亟亟进行其所谓“大连集中主义”，大连更为蒸蒸日上；设备之完美，面积之广大，为东洋各港之冠。可是大连距北满远，不若海参威立于有利地位，于是积极经营罗津以相竞争。连山湾筑港，足以开发朝阳、赤峰一带东蒙古地区之富源，以锦朝路及朝阳、赤峰间新路线，输出羊毛，矿物及甘草，一方面由京奉、奉海打通等线吸收辽河流域及北满方面之农产物。日方便感到了威胁，不待我方筑港完成，已准备用武力来劫取了。至于海参威，正当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的终点，既是俄国的东方大军港，又是东方的最大商港，日人既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参威对日本本土的威胁，时时存在着；从打击中国背后的真正敌人的观点出发，对满洲的军事进攻，又认为必要的措施了。 日人借以掩护侵略的另一手段，便是利用所谓“商租权”。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从《二十一条》要求，到同年五月《中日条约》的订立，乃有商租权的要求：“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需要之土地之借租权或所有权。”（第二号第二条）“日本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来往，并经营商工等项生意。”（二号三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条约第四条）有了这些借口，日人便可以任意侵占土地，散布便衣军人及间碟作军事进攻的伏线了。此外，日人还利用了所谓“南满护路军”与领馆警察来做进攻的准备。所谓南满护路军，本无条约上的根据；依据一九〇五年《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之条约》，我国虽承认日方继承俄国各种的权利，并未承认所谓“护路军”，日方也允于北满铁路的俄国护路军撤退后，日军也同时撤退。后来俄军已撤退，日军仍强留未撤，此种护路军，实为日本之正规军队，其人数在“九·一八”以前，约自一万二千名至一万四千人不等，分驻于沿路各要站，如长春、公主岭、沈阳、海城及辽阳等地，其活动范围常轶出于南满铁路沿线以外。至于领馆警察，始自间岛。自一九〇九年中日《图们江界约》订立以后，沿边延吉、珲春各区所设领事馆，均以保护领事馆为名，设立警察队。其后南满之牛庄、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安东等地日领馆内均设有警察。北满各地领馆增设便衣警察。南满铁路沿线又增城市警察。于是最庞大最完整的间谍网便这么布起来。所以“九·一八”前，进攻未开始，行动已存在了。 [book_title]八、“九·一八”事变 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突向沈阳及其附近之中国军队轰击，立即占领沈阳全城；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便揭幕了。从日人在“满洲”的种种军事布置看来，“九·一八”乃战神翼下孵化出来的必然后果，一切出于预谋，不足为异的。（日本前首相冈田启介在国际法庭供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间，陆军方面认为除以武力在东北树立日本之傀儡政府外，别无解决东北问题之途径。一九三一年初，接获关于陆军企图在东北谋划事件之报告，大川周明当时从事支持该项行动之宣传运动。一九三二年，本人就任斋藤内阁之外相时，知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事件，系关东军之一部所计划准备者。一九三一年初，日政府方面即推测陆军将以武力占领东北，确系时间问题。故继沈阳事变之后占领东北时，聪明之官吏，并未惊讶。”） “九·一八”以前，日人制造了无数事件以为借口（日人向国联报告中所谓“五十三悬案”，大部分属于这类事件，而以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为最严重），到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一日本军官旅行“满洲”内地时，为中国兵士所杀，从日本国内舆论的反应看来，已经进入非常严重阶段了。当年，李顿《报告书》对于这事件曾如此叙述：“中村事件较之其他任何单独事件，实更使日人之愤恨加增，自更激起日人用强硬手段，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上尉中村震太郎系日本现役军官，据日本政府所承认，且系奉有日本陆军之使命，从事某种工作。当其经过哈尔滨时，中国官吏查验其护照，渠自称为农业专家，中国官吏当即予以警告，谓彼所欲游历之处，乃系匪区，并将此项事实，载其护照之内。该上尉携有武器，且带有成药。据中国方面所述，此项药品，有非为医药用之麻醉品在内。日本方面力斥杀死中村上尉及其伴侣之不当，且为对日本陆军及国家之大不敬。”这套日本军阀所表演之魔术，在当时造成了那么严重局势，而且激起了日人那么普遍的愤怒，而且日本的外交家在国联会议席上那么振振有词；到了今天，拆穿了西洋镜，不独日本人士自己承认一切都出之于预谋，而中村震太郎本人从“满洲”重归东京，尤足使世人明白日本军人当时手段之毒辣。 说：“中日双方军队间情绪之激昂，实无可怀疑。本调查团曾闻一可靠之说明：日方于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争。此计划准于九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之夜，迅速见诸实行。中国方面遵守上方之训令，并无在该时或该地攻击日军，或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于日军，亦并未奉命或联合攻击。故于日军之突击，及其以后之行动，莫不惊异。至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时至十时半，约在路轨之上，或附近之处，发生炸裂之事，确属实情。然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无碍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该车经过所谓铁轨破坏之部分，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李顿爵士曾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发表公开演说，谓“余愿为诸君言者，余之所知，吾人在《报告书》中，未曾一言涉及九月十八日之事变，其所以未述及此者，因依吾人意见，究竟此事变曾否发生，殊为可疑。”）又据美记者鲍威尔氏在国际法庭作证，谓：“那年九月二十三日欧美记者团行抵沈阳，时沈阳市已完全为日军所占，并由土肥原出任‘代理沈阳市长’。往晤土肥原时，见日军本部前堆积铁路被炸毁时之物，并出示该处照片，见该处业经清扫，破坏地点已另易新铁轨，枕木两根亦已更换，仔细察看，并无证据可寻。离炸毁处铁轨五十米至百米处有中国兵尸体三具。据称彼等系炸毁铁路而企图逃逸者，但尸身上并无血渍。”这种种，都证明了日本军人所谓“事件”，是他们自导自演的“魔术”而已。 不过“魔术”只是“魔术”，无论他们表演得巧妙或拙笨，我们还该注意他们的实际行动，把那晚以后的日军行动详细说一说：我们推寻日军准备军事行动的痕迹，大约“九·一八”的前一年，已经着手布置。一九三〇年一年中，旅大租借地区，各仓库、兵工厂等种种军事工程，均大加扩充。沿南满铁路各大站，假商用仓库之名，实行建设营房以为驻军之用。各铁道桥梁所在地，建筑堡垒式之防御工事，名为哨所。（每站均筑有炮台一座。）（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陆军杂志出版社，印一秘册，题曰“满蒙悬案与吾等军人之觉悟”，主张以武力侵略东三省，凡属军人均各分给一册。其后八月四日，陆相南次郎于东京召集全国师团长及各军司令官会议席上，宣称：“欲解决满蒙悬案，非下最后决心不可，并谓各军队均须准备。”云云。会后日本各报，均有详细记载。）一九三一年八月间，日军在朝鲜鸭绿江江岸练习驾筑浮桥。同月下旬，南满铁路护路队纷纷调防，有由公主岭调本溪抚顺者，有由大石桥调昌图者，有由山海关调长白者，其军事初步布置已完成。同时，南满路运到航空机三十余架，野战重炮二十余门，控置于苏家屯及南满浑河车站附近。沈阳日韩居民，日军发给枪械，组自卫警团，共六百三十组。这便已到了剑出鞘的局势了！ 九月十八日晚间十时许，沈阳东北方，闻有猛烈轰炸声，全城为之惊恐不已。当时，市民还以为是日军的夜间大操演，不认为情势十分严重。日军的大操演原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心理进攻，他们要以示威的方式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东北人士几乎司空见惯，认为日人的攻击，也只是夜间演习。其实，日军的攻击行动，早已安排停当，那一声轰炸，乃是通知各部队依照命令攻击前进，开始其以沈阳为目标的包围行动。当时，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闻声四探军情，确知日军已在进攻北大营，即向留平的张副总司令学良请示，张氏随即训令荣氏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张氏于九月七日曾电边署：“查现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顺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荣氏即转令驻扎北大营王以哲旅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不得抵抗。荣令甫发，而日军攻击迫击炮厂及在工业区之火药厂之警讯又至，荣氏还是依照不抵抗的命令，听任日军分别攻占。日军进攻北大营时，驻营我军（第七旅）仓皇退避，伤亡惨重。（六二一团损失最大，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氏收集部队，突出重围，退向东山咀子，损失较少。） 事变初起时，荣参谋长立即电请臧主席往日领事馆探询日军此事真意安在。日本领事答称：彼亦正向当地日军司令部，作同样之探询，故未能即时答复。嗣我方即告知该领事，兵工厂及迫击炮厂内存有黄色炸药数百吨，如不采取必要预防，全城将受灾殃。限日方于五分钟答复。日领事支吾其词，久延未覆，仅谓：“日军之动作，无权过问。”到了十九日晨二时，所有城外各处，均被日军占领。我方派员向之探问实情，据谓日军绝不入城，可是三时以后，日军又向城西小西门及城墙西南角开始进攻了。其时北大营火势渐猛，重炮又自西关南满铁道仓库发射，杂以密集枪声，居民极为惊骇。盖我方奉命不加抵抗，日军迅即迫近城下；拂晓，日军遂从城西南角倾圮处攀登城上，突入占我无线电台。晨六时，日军自小西门入城，搜抄帅府及边防公署。未几，日步兵一队随以装甲车相继入城，即时占领东三省官银号，中交边业各银行，并辽宁省政府公署及其余政府各机关。八时至十时，兵工厂、粮秣厂、各仓库、航空处、讲武堂、弹药库均相继被日军所占领。日军既以强力占我沈阳，全城遂陷于纷乱恐怖无政府状态中了！（据森岛守人，他当时在沈阳总领事馆任职，后任驻葡公使，在国际法庭作证，称：“当时此辈关东军激烈分子之领导人有坂垣大佐、石原中佐及花谷少佐。彼等企图占领东北，树立傀儡政府，使与中国脱离，而为日本之附庸。九月十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接特务机关电话，谓南满铁路被炸毁，乃于关东军本部晤见坂垣及花谷，坂垣谓：‘中国正规军炸毁南满路，侵略日本之重大权益，日本须行使武力，采取适当防御手段。’余欲劝其采和平手段，不图花谷即拔刀谓：‘无论何人，干涉陆军之指挥权者，杀之。’林总领事由十八日晚迄十九日屡通电话求坂垣大佐以和平交涉解决事件，同时将事件交由总领事办理。然坂垣未允其请。十八日夜中张学良之最高顾问亦频来请求总领事劝告日军停止攻击，以作和平交涉。此等请求虽经通知日军，但无效果。东北全体日军乃开始行动，朝鲜军亦渡鸭绿江，加入战斗。”） 日本选择一九三一年开始军事行动，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机：那年长江中流发生空前的大水灾，社会民生非常困难；国民政府在政治上也遭遇了若干困难，内部的意志并未统一，而江西共军的活动，几乎消耗了政府大部的兵力与物力。日本看清楚这些弱点，认定有攻必破，我方绝无还手之力。国际方面，苏联正埋头去完成它自己的五年计划，无暇东顾；英国正在经济大恐慌之中，也无力干涉远东局面；美国的孤立派也抬了头，不愿意过问美洲以外的事故；至于欧洲各国都以自国的政治经济的困难而烦恼，对远东更不感兴趣。从日本立场看，这是国际压力最轻的时期，把握时机，快然一掷，在当时确是日本军人认为最得意之笔呢！ 日军进占沈阳之次晨（十九日），长春日军亦闯入城北中东路特区界，宽城子站包围我驻军，扫射焚掠，竟午未止。南岭我炮兵亦被围攻杀害，二城同日均被占领。总之，日军的一切行动，事前已有布置，事后都已如愿，便积极以整个“满洲”为目标，开始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了。关于日军的行动，李顿调查团曾作如次的综论：“日本军队未经宣战，将毫无疑义属于中国领土之大部地域，强行占领，使与中国分离，事实俱在也。”“日本军队自‘九·一八’夜之始，即按事前预定之计划而实行，日本军队行动之迅速以及其他各部队之同时出动，虽无其他证据，已使人置信：在九月十八日以前，日本军队亟欲于适当时机，将满洲置于日本实力控制之下，而又以其所认为最好之理由，决定于九月十八日夜间出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了。” [book_title]九、中国诉之于国联 “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东北当局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一直成为被谴责与争论的课题；对于决定这政策的张学良将军，他那时恰巧避居在北平，似乎有意逃开应付事变的责任，也为公论所不直。这些问题，可能成为史家永久的争论。 不过，我们都明白经过日人二十余年经营的南满，交通线全部落在他们的手中，而几个重要军事据点，如抚顺、本溪湖、公主岭、铁岭，早已被其半军事占领，完成了种种军事设备。我们只要记起郭松龄将军的失败，便可以明白在日人的军事网中，任何动作，非经其同意，即非失败不可的。即非东北军军备落后，要想进行军事性的抵抗，原是不可能的。其次，我们要说到张学良将军的性格及其环境，他年轻，感情容易冲动，胆识不够，缺乏宽宏与沉着的气度。他的父亲张作霖将军，尽管有千百种缺点，可是机警老练，有应付复杂环境的才干；不幸他并未继承这份才干，而满洲的环境却已更复杂化了。张老将军被日人阴谋炸毙以后，日人预想的混乱局面并未出现，而他向往南京国民政府的心理，更引起日人的仇视。张氏性格上还有一缺点，聪敏有余而决心不足，他避居北平，何常不明白情势之危急，却也并未准备应付的计划；有如鸵鸟似的只期望可怕局势之不会到来。因此，当时种种传说，说他在北平耽于声色之好，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变态，即所谓“自我麻醉”是也。再则，他根据封建关系，接受了东北的统治权；但在东北军人眼中，他毕竟是晚辈（子侄之辈），他虽以迅电手腕解除了杨宇霆将军这一系的武力，但他和东北老军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日人便从中做些离间工作，部署了后来“满洲国”的政治圈子。张氏的四围，有他所亲信的少壮派，和一部分有志的少壮青年；但他并未能善为驾驭，每每受其左右所煽动，做些首尾不相应的“傻事”。至于东北军队的素质，参差而复杂，因此，张氏在沈阳所经营的兵工厂等等，日人眼中认为只是替他们在准备仓库而已。 当时，国民政府遭逢了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种种困难，北伐期中，吞声忍气，含忍了日人在济南的横暴；为了完成国内统一，对于日军在东北的挑战，也无从进行抵抗的计划。我们从种种文件中，知道蒋委员长有重整军备的决心，他要争取时间来完成他的计划；因此，国民政府应付东北局势，支持张学良将军的不抵抗政策：一面立即电出席日内瓦国联行政院之代表施肇基，于十九日行政会议，先将事变经过提出报告，复于二十一日根据盟约第十一条之规定，正式照会行政院，请其依据该条所赋予之权力，立即采取明敏有效之方法，防止情势之扩大，以免危害各国间之和平，恢复事前之原状，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最后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行政院之任何建议及国际联合会之任何决议，均愿完全遵行。国民政府愿意从外交途径，来维持东亚的和平。 日人对于军事进攻与外交谈判，采取两种不同的面目；换言之，他们正在以外交“蒙蔽”军事的进攻。我外交代表向国联开始陈诉，日代表芳泽便说：此次事变显为一种地方事件，日政府业已明令日本军队司令官采取必要步骤，阻止扰乱之扩大。他向行政院保证：日本政府并无扩大局势，或对中华民国开战之意。最后更宣称：确信此次纠纷，定可由中日两国政府直接交涉，达于和平之解决。他强调两国直接交涉，阻止国际干涉，并以类似警告之词，使行政院勿得过问，谓：“处此局势，如干涉过早，结果必不堪设想，徒足激起日本已激昂之舆情，有碍和平之解决。”国联行政院对于此案认为情势严重，深盼能得和平解决之办法。九月二十二日第三次行政院会议中提出紧急申请书，请力避足使局势严重或妨碍本问题和平解决之任何行动，并与两国代表会商寻觅适当方法，俾两国能立即将军队撤退，勿使两国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陷于危境。中国政府收到申请书后，立即电复接纳。日本政府于其复文中辩称：“日军队之行动，限于保护铁路及日侨安全所必要之范围以内，并不构成军事占领，事实上大部分日军已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仅有少数军队仍留驻于沈阳及吉林等地以资警戒。”可是日本政府虽作如此声言，其出席国联行政院之代表亦本此旨多所申辩，然其军队在东三省则作继续不断之军事行动，致使情势益臻严重。九月二十日攻占抚顺，二十一日攻入永吉，二十二日又占郑家屯及新民屯，二十五日又占洮南，辽吉二省全入日军控制之中。其时行政院乃根据中国政府再次之声请，会商结果，乃于九月三十日一致通过议决案，通知双方避免采取足以扰乱两国间和平之行动而防止事态之扩大，请双方尽力从速恢复两国通常之关系，并将关于情势发展之消息，随时通知行政院。 行政院原期两星期内，东三省情势可以澄清，乃日军非特未如一般所期望，遵照其政府向国联所为之诺言撤退于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其侵略暴行抑且层见迭出，其他城市续被占领，我们东北省临时政府所在地之锦州，亦被连续轰炸，日本对其所作之诺言既未履行，新增之义务尤不愿接受。各国代表虽从事种种努力终归无效。行政院迫不得已，乃于十月二十四日通过较前坚决而具体之决议案，重申九月三十日议决案中中日双方向行政院所为之诺言；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按序进行将军队撤退，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完成之；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其负责保护撤退区域内日侨安全之保证；并建议中日双方立即指派代表商定实行关于撤兵及接收撤退区域各事之细则，一俟撤兵完成后，双方再直接交涉两国间之悬案。日本代表于该议案提出时，即表示异议，迨付表决，即投反对票——全会之唯一反对票。此议案通过后，行政院即行休会三星期。在休会期中，世人固期待日军完成军队撤退程序，乃日方反利用此机会作军事之扩展，控制沈阳以北及其东部，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并进兵威胁锦州，欲迫中国军队暨临时行政机关退入关内。其后行政院虽曾依照定期十一月十六日在巴黎集会，然对于中日纠纷并无所贡献。行政院主席曾因锦州情势严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再向中日双方致送申请书，请勿扩大事态，力求争议得以和平解决；此项申请对于日方之军事行动，丝毫未收约束之效。 行政院之一切努力既告失败，各国代表对日方态度之倔强表示充分失望，对东三省事件之解决可能性咸抱悲观。最后乃于十二月十日行政院会议中一致决议，于重言申述九月三十日及十一月二十四日议决案所规定有关各点外，决定委派一调查委员团，以五人组织之，实地研究影响国际关系而足以扰乱中日两国之和平或和平所赖以维系之谅解之任何情形，报告于行政院；中日双方得各派参加调查员一人，襄助该委员团，两国政府对于该团就地调查，应予以一切便利。此议决案通过后，即从事组织调查团，决定邀请马柯迪伯爵（Count Aldrovandi）（意）、亨利·克劳德中将（Henri Clandel）（法）、李顿爵士（Earl of Lytton）（英）、麦考益少将（F．R．McCoy）（美）及希尼博士（Dr．Heinrick Schnee）（德）五人为调查团团员，嗣李顿爵士被推为主席。中国派前外交部长顾维钧博士，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为襄助调查团之调查员。国联秘书处派哈斯（Robert Haas）为调查团秘书长。调查团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组成，二月底始行抵远东。就在调查团的旅途中，远东局势又有极大的变化了。 日本之军事进攻与外交肆应，双管齐下，到了九月三十日以后，表现得更为离奇；十月八日轰炸锦州，十月二十日，截留中国政府在牛庄之大宗盐款，十一月二日，大队日军竟进至离黑龙江省与齐齐哈尔九十基罗米突之嫩江桥，利用土匪及叛徒，渡江攻击我马占山将军之部队。十一月十八日，先后占领昂昂溪与齐齐哈尔，并占辽吉诸要隘。天津日租界，日方容许大帮武装便衣队，集合出发，攻击我政府机关，杀伤我政府公务员及人民。日军并在山海关与锦州附近有所活动。到了十二月二十九日，日军继续进逼，张学良将军乃令其部队放弃锦州，撤至长城之南（山海关内），日军遂于一月三日攻占锦州，完成关外之全部军事统治了。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国联行政院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我代表颜惠庆博士向大会陈述，谓：“事变之始，中国固有两途可择，即准备自卫与信赖条约及国联。中国目前非一尚武国家，遂决诉诸国联。行政院业费六星期之久，举行十二次会议，力求和平处断。两种议决，曾经一致通过。而每次均经日本郑重允诺，尽速撤兵，但其诺言，迄未履行。行政院休会后，侵略行为毫无顾忌。锦州及其以南土地，连山海关在内，尽随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吉林、齐齐哈尔及其他若干城市以亡。日军并侵入距北宁路数百里之热河省，而危及华北、华中，且有侵占福州、青岛及上海之威胁，即华南亦岌岌可危矣。”他所陈述的，都是事实，他的话刚停了口，日军进攻上海的炮声又响起来了。 当中日纠纷放在冠冕堂皇的行政院会议席上讨论的时候，我国代表最初根据盟约十一条来申诉，到了后来，才引用盟约第十条及第十五条来申诉。那些大国的外交家便从条文的字眼上兜圈子，他们认为“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夜起，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协定》签订之时止，中日实际上已有战争，可无疑义。惟从学理上定义观察，即国际法上所认为交战及中立权利之存在状况，则战争并未存在，亦可确定”。“日本军事行动范围，日渐显著，则其他国家或可宣言战争状态已告存在，而关于此种状态之权利义务，亦即发生，其理甚明。但他国并无作此宣言之必要，且并无一国，视为宜作此宣言也。”各国都想避免援助中国的义务，于是用咬文嚼字的方式来逃避这个现实问题了。原来国际联合会乃是依照人类的愿望与理想而产生之物；其实际权力操纵在欧美几个强国之手。由于列强间的矛盾与其对远东外交方针之暧昧、犹疑，国联乃成为一种非常软弱无力的混合体。希特勒曾喻之为水面上的芦苇，在水中挣扎的“中国”，正攀援着这枝芦苇，期望由之而得救呢。“九·一八”事件暴露了国联的弱点，诱起了意德两个独裁巨头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也就这么开始了。 （注）盟约第十条，在于保障会员国的领土及主权的完整，十一条意在调解争议，十七条在使国联保卫作用扩大及于非会员国。 [book_title]十、“一·二八”淞沪战役（上） “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后，日人先后在汉口、青岛、福州、南京、汕头、镇江等城市作武力挑衅；尤以军舰云集汉口，陆战队武装演习，青岛日居留民举行大会，烧毁《国民日报》及市党部，日炮舰开枪向汕头市示威等事件最为严重；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卒于上海近郊爆发，时为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事后推想，当年日军在我国各地的示威挑衅，只是一种扰乱作用，其主要目标，仍在巩固东北地区的占领。接在东北占领以后次一军事行动，显然沿长城墙边，窥绥察，胁平津，作进攻华北的准备。淞沪战役，原不在他们的预定程序之中。至于我国的军事准备，离现代化的标准还远得很；军队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北洋军阀所遗留的地方割据势力非常之大，若干军队正在参与继续不断的地方争霸战；招募而来的士兵，知识水准低，骄横习气深，加以下级军事干部缺乏，上级将领不谙军事，这庞大的军队，和乌合之众也相差不远。至于枪械来源的不同，重兵器缺乏，国内交通线简陋（沿海数省而外，绝少铁路与公路），更无从动员全国来和蓄谋已久、现代化了的日军抵抗。国民政府的武力以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纪律、士气比北洋军队进步很多，装备还是落后。而且掺杂了一件不幸的政治因素：在革命阵线中携手并行的国民党、共产党，北伐初期便意见分歧，演成激烈的内讧。日军进攻沈阳，那时期，政府军队正和共军在江西东南两部作生死搏斗，几乎耗尽了双方的全部兵力。后来日军在北满、南满继续军事攻击，政府军队一部分移向沿海地区，共军便乘机展开攻势；赣州危急的消息正和锦州失守的警讯同时传来。加以国民党内部意见的分歧，更增加国民政府对外肆应的困难；国联对远东问题的软弱无力，也使国人格外失望。其时，蒋委员长又以朝野责难频至，从纠纷中引退，暂隐于其故里（浙江奉化溪口），军事指挥上也失去了重心。临着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日本军人自更趾高气扬，目中无中国，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国难严重，国民党内部由分裂而合作，蒋汪重复携手，西南政务委员会若干委员由北上，参与国民政府的改组，新政府于三十一年元旦成立，以林森氏为主席，孙科氏为行政院长。这时，在江西前线和共军作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参谋长赵一肩将军，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将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将军。）奉命警卫首都，驻防京沪沿线。这支部队，据当时外籍记者所见，面目黄瘦，黯灰色的军服，草鞋，斗笠，从外表看来，除了斗笠这新鲜的标帜而外，只显得十分疲劳，甚至有点近于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样儿。他们的武器，也简陋得很，步枪轻机枪而外，只有手榴弹，诸如重炮、高射炮之类的重兵器几乎绝无仅有。他们都是广东人，南方的口音，这一点使他们和上海环境很相安；他们驻防闸北，和虹口的广东居民非常相得。虹口也正是日本侨民丛集之处，他们对于广东人的坚强精神非常不愉快；因此，对于广东的军队，心底起了藐视与憎恨的心理。“一·二八”的战事，也就是这么挑动起来的，日本军人有意要和“广东精神”来挑战！ 依照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一贯步骤，首先是制造借口。一月八日，东京樱田门外发生朝鲜李泰昌狙击日皇事件，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日方即认为大不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吴市长（铁城）谢罪，封闭《民国日报》，连带要求市府当局压制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接着发生了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实业社事件”。据日方所传，说是那天下午日本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山等五人，经过杨树浦路时，被三友实业社职工及救国义勇军所袭击，重伤致死；一月二十日，约有五十个日本人，均为青年保护团团员，手持刀棍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归途与公共租界巡捕冲突，巡捕三人受伤，一人致死，日人亦三人受伤，一人致死。于是日本居留民集会咆哮要求日领事提出强硬要求，于是日本特务舰、巡洋舰及第十五驱逐舰陆战队急驶来上海，以盐泽幸一少将为司令官，向我当局示威。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一星期中，山雨欲来，一步迫紧一步了。二十六日，日村井总领事向吴市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市长向日方谢罪；二、处分加害者；三、偿付抚恤金及医药费；四、解散所有抗日团体。限廿八日下午六时以前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日方的要求，我市府已于廿八日下午四时答复，全部承认其要求，《民国日报》已于前一日自动休刊，当日下午并已下令封闭抗日救国会。但战事之发生，仍依照日军预定之攻击程序爆发，初不以我方承受其要求而有所改变。是晚，十一时，日本海军司令忽发布告二道，其一谓：“日本海军对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及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之军队撤退，并解除该地之一切敌意的防御。”其二谓“委派日方保护租界之一段，日军将采取认为必要之行动”。 二十八日夜半，时蔡廷锴将军在真茹指挥所，已就寝，盖以我市府已承诺其要求，敌方当不致再有军事行动了。谁知闸北守军传来警讯，谓日军已开始进攻闸北，蔡将军即下令抵抗；这便是“一·二八”战役与“九·一八”事变的不同之处。十九路军的抵抗打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闸北的梦想，恢复了我军（装备虽落后）足以抗拒现代化日军的信心，在中日战争行程中可说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据日方军事记载：那晚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攻击令，分三大队向闸北我阵地进攻；第三大队由北四川路向我天通庵车站袭击（淞沪线车站），第二大队由虬江路向宝山路突进，第一大队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攻击，并配有野炮、曲射炮、装甲车队，激烈战斗便于二十九日上午零时展开了。其时，我军沿宝山路、宝兴路一线防守，敌军则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日本小学为根据地。战斗一开始，日军的攻势并不顺利，闸北街道市区，日军重兵器无从发挥威力；十九路军士气旺盛，敌装甲车冲入宝兴路时，我军冒死攀登，向其投掷手榴弹，有登屋顶向下掷弹者，毁敌战车数辆。而三义里敌军陷入我军包围中，全部几乎被歼灭。敌航空母舰“能登吕”飞行队即连续飞至闸北阵地，投炸弹及照明弹助战，战至天明，阵地未改变，而日军攻势已衰退了。二十九日，日空军整日疯狂轰炸，宝山路一带火焰四起，黑烟蔽天，商务印书馆、湖州会馆、淞沪车站先后中弹，化为灰烬。这是日军立体战争的尝试。 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城市，接触了开埠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战争威胁；其时又适当国联调查团准备东来，日本向国际允诺不扩大战争之际；因此，战事真正开始，上海领事团便参与调处。二十九日上午，我上海吴市长向领事团提出抗议。下午，英美两国总领事应吴市长之请，完成休战的局面，以下午八时为始，双方同意勿再战争。卅一日，日我外交军事当局经英美两领事调处，曾会晤商定，“由日本总领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一办法，使日军由突出之阵线撤退，倘不邀允，则中国方面亦当呈报中国政府。在未接最后答复以前，双方非因对方先行开火，则不得自行开火。”（各国领事均签名）在国际调处情势中，双方乃短期休战。 事后证明日方允诺“短期休战”，乃其政治上之奸计。日军初以为虚声恫吓，可以压迫我军退出上海，攫闸北为租界；恫吓不遂，乃以武力尝试，不料遭遇了十九路军之坚强抵抗；且以进行街市战，损失惨重，“皇军无敌”之夸词已为实际战斗所否定，乃利用休战时机，增调援军。二月初，日军增至二万五千人，六日，日政府又派援兵两师团西来，淞沪战事遂进入更激烈阶段了。 [book_title]十一、“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淞沪之战，出乎日军预期之外，演成了大规模阵地战。从一月二十八日战事发生，到三月二日我军放弃淞沪阵地，先后凡三十余日；其间可分三段落，自初战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陆军到达上海为一阶段，这期间，战线限于闸北地区，日军以海军陆战队为主，由盐泽、植松两少将先后指挥，第三舰队由野村中将任司令官。我军以十九路军为主体，（闸北主力为六十师，附七十八师之一部，六十一师警备江湾大场一线，吴淞、宝山防线，由七十八师主力及六十师之一部担任。）蒋光鼐、蔡廷锴两将军亲自指挥。从二月七日，日陆军参加战斗，到二月二十三日庙行之战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战线延伸至江湾、庙行、吴淞、宝山，日第九师团及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参加战斗，以植田谦吉中将任司令官。我军由张治中将军统率第五军（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税警总团，中央教导队增援，担任江湾、庙行、大场一线防务。二月二十四日，日方的上海派遣军组成，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除上述各师旅团外，复增派第十一、十四两师团驰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日，日军展开全面攻击，我军不支，乃放弃淞沪近郊阵地，向昆山、福山一线转进。这是第三阶段。三月三日以后，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直到五月五日，停战协定成立，淞沪战争乃告终结。 闸北街市战，日军未能收获预期战果，已如上述。沿北四川路、西宝兴路、虬江路、横浜路、窦乐安路以及宝山路一带住宅地区，不仅阻碍重兵器的运动，而且是战斗中最好的掩体；日方曾经投掷多量爆裂弹、烧夷弹来焚毁宝山路一带的住宅，可是就在废垣残砾上依旧利用之为防御掩体。日军的攻击，一直胶着在宝山路一线，寸步难移，三义里与东方图书馆的苦战，使日军亲受了欧战西线壕堑苦战的经验。我军则受了壕堑战的教训，始知在现代战争中，铁丝网、沙包、电波形的深壕，足以抵御猛烈的炮火，增加了士兵的作战勇气。日陆军进入战斗，便向右翼延伸，想迂回包抄我左翼，战事重心便移至江湾、庙行一线；可是长江、黄浦江、苏州河这三角地带，乃有名的湖泽地带，纵横无数的河滨，也正是天然的壕堑，足以限制重兵器及骑兵的运动，敌方即算渡过了一条河滨，我方又可以在另一河滨的对岸筑壕作战，因此，第二阶段的战斗，还是胶着在野战壕线上。有名的八字桥和庙行的争夺战，证明日军突破阵地之困难。到了第三阶段，日方才以重炮密集轰击为突破阵地的初步攻击，空军取得了制空权，可以低飞扫射，战车掩护步兵前进，这才把淞沪线上的我军压迫后退。（参加战斗有战车一中队，榴弹炮一大队，臼炮一大队，高射炮二中队，侦察飞行一大队，战斗飞行一中队。）我军参加战斗的第五军税警总团及中央教导队，装备兵器、火力比较接近水准；他们的防务在江湾、庙行一线，恰碰上了第九师团的主力；也可说是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第一次正面接触，双方实力的考验，这些经验，对于以后的全面战争有了最重要的影响。 日本的现役师团，如第九师团，战斗兵约三万人，计有步兵四联队，骑兵一联队，野炮一联队，高射炮一联队，工兵一联队，辎重兵一联队，其第十一、十四两师团，也约略相同。到了淞沪战役的后期，日方所用兵力已达十一万人左右。（第十四师团迂回至浏河登陆，尚未进入战斗；正式进入战斗的，除海军陆战队外，有第九师团、二十四旅团、第十一师团，兵力约在八万人上下。）我十九路军三师实力约在三万人，第五军及其他部队，亦不过五万人，进入战斗之部队，总计亦不过八万人。敌我相较，兵力悬殊，火力悬殊，又未得空军及战车的掩护，而能与敌军相持至一月有余，可说是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日军利用“短期休战”时机，调集援军，二月一日，日阁议决派遣陆军，植田谦吉中将即率第九师团及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向上海进发。其时，闸北战线的战斗，一直继续进行。日海军陆战队意欲于陆军到达前，完成占领闸北之战果，保全海军独立作战之威望。二日傍晚，战事复起，四、五两日，战斗非常激烈。敌军对闸北作总攻击，企图突破我宝山路防线，进占我两路枢纽之北站，攻击重心，集中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及东方图书馆，尤以东方图书馆争夺战为最激烈。敌机虽炸毁了东方图书馆，我英勇士兵仍依据水泥钢筋的高楼残骸作决死战，敌机虽整天低飞扫射，宝山路南段及北站阵地一直不曾动摇，直到敌攻势衰退，便胶着在那一线上。二月七日，敌先头部队到达吴淞海口外，翌日，即以海空立体攻击，占我吴淞右岸地区，陆军随即强迫登陆，九日又以海空军协同攻我吴淞炮台。当时，吴淞守军自江岸后退，仍坚守吴淞镇及宝山城区，强韧支持至总退却之次日。守城名将翁照垣将军曾发“没有枪，就用我们的刀，没有刀就用我们的牙齿来咬敌人”之豪语，表现了“临大敌而不惧”的精神。正当国人消极、沮丧、失望之际，来了这一份兴奋剂，捷讯四播，举国若狂，背荷斗笠的十九路军人，中外咸敬之如神明了。二月十三日，敌军主力到达上海，十五日登陆完毕，十八日，敌植田师团长向我蔡廷锴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于二十日午后五时三十分以前自现防御线向公共租界东西两方各二十基罗米突以外撤退，并永久废除一切炮台及其他军事设备。”次日下午七时，蔡将军明白表示拒绝，我政府外交当局复作严正之对日宣言。二十日侵晨，敌第九师团遂开始对江湾一线作主力攻击。 其时，敌设司令部于公大纱厂（杨树浦路底），辟临时飞机场于引翔港，并以江湾跑马场为炮兵阵地；攻击之始，敌海军飞机结队连续向江湾镇彻底轰炸，亘三十分钟之久，敌骑兵队、战车队搜索前进，对江湾作包围势态；其步兵又经野炮、山炮、曲射炮布成火网，掩护前进，这样以压倒火力制压我阵地，士兵绝无活动余地，便是以后各战役的蓝本。可是经过了二十日——二十三日这样四天的苦战，江湾镇的我军阵地兀然不动；我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的战斗力，敌方曾作“意外顽强”的考语。敌最右翼第二十四旅团，协助其对江湾之攻击，二月二十一日晚间，即开始攻击庙行镇，其攻击之猛烈，从日方所夸称的“肉弹三勇士”故事见之，敌兵那么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而庙行我守军以同样的浴血牺牲守住了每一寸阵地，先后一星期之久，到了二月二十九日，庙行阵地还是不曾动摇。 说到淞沪战役，当然唤起十九路军的英勇作战精神，但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第五军守卫庙行的英勇，也不在十九路军之下，而且顾全大局，谦退不自居功，树立军人的新风尚，为后来统一抗战之先声。而且庙行作战的经验，也正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预习，那一次参加战斗的将士，“八·一三”战役无不建树功勋，也正有赖于这一回的宝贵经验。 二月二十五日以后，敌方以我军阵地强固不可破，乃改变战术，加强炮队的歼灭火力，先后轰炸五日，乃于三月一日开始全线总攻击。其时敌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来沪指挥，炮轰之后继之以战车与步兵之协同攻击，这才摇撼了江湾、庙行的阵线。当时，敌第十一师团已迂回至七丫口登陆，攻击浏河，袭我军右翼之后背；我军背腹受敌，才放弃庙行、江湾、闸北一线，先向嘉定、真茹一线退却，继又向南翔、太仓一线退却，最后退至青阳港以西，防守昆山至福山一线。我军退却后，敌十四师团之援军又至。其时，国际调停之局已成，战事乃告一段落。 战事初起，我政府即迁都洛阳，以示不屈，一面向国联行政院陈诉经过。国联行政院鉴于上海情事之严重，由行政院十二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致紧急申请书，请日本停止进攻上海，日方亦漠视不顾。二月二十日，日军又复全线进攻。行政院根据中国之申请，提议在上海召集会议，由中日两国及英、美、法、意各国代表组成之，共谋上海战事之结束。此项会议之进行，经若干波折，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方克在上海开始，其时战斗行为已于三月中旬停止。双方代表及各国参与调解之代表议定停战条款：“双方协定停战，尽力将军队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敌对行为。中国军队留驻于其现在地位，日军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本协定生效后一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