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钏影楼回忆录 [book_author]包天笑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303627 [book_dec]近代文学回忆录。包天笑著。书分正续编。正编写于1949年。初载香港《大华》半月刊和《晶报》。1971年6月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平装1册。卷首有1971年3月30日柯荣欣《序》、1971年2月作者《自序》及本书《缘起》。续编写于1971年至1973年。1973年9月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平装1册。卷首有1973年8月作者《自序》。卷末附作者《后记》。包氏为近代著名文化人,据其亲身经历所述清末民初文化、教育事业及知识分子状况,对研究近代社会史、文化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所披露作者与严复、张謇、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汪精卫、史量才等名流交往情况,为各书所未载。所记当时物价、工资等资料与工商业状况,均为近代经济史之珍贵资料。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出版,1973年又出版续篇。 [book_img]Z_7081.jpg [book_title]自序 距今二十余年前，清夜梦回，思潮起伏，因想到年逾七十，蹉跎一生，试把这个在前半生所经历的事，写些出来，也足以自娱，且足以自警。先从儿童时代，写了家庭间事，成数万字。既而兴之所至，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断断续续，一直写下去，又成了若干万字。后经流离转徙，意兴阑珊，也遂搁笔了。实在说来，那时的记忆力更不如前了。此种记载，原不足存，更不足以问世，或存之为儿孙辈观感而已。伹我鼙既生存于这个时代，又薰染于这个境界，以欲留此鸿爪的一痕，又何足怪。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说，我已耄矣，应更知既往之非，有以自忏。伹友朋辈却说我所记述，既可以作近代史的参证，又可以观世变的遗蜕，那就益增我的惭感了。这个回忆录，先曾登载于“大华杂志”，后又连载于“晶报”，今又承柯荣欣先生的不弃，为之印行成书，而高伯雨先生则为我订正，感何可言。回想旧游，常萦梦寐，亦思追忆前麈，而时不我予。今者衰病侵寻，神思滞塞，眼花手颤，惮于握管，因掇数语，叙其颠末。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香港，吴县包天笑时年九十六。 [book_title]缘起 我写此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那时七十四岁了。我的记忆力已日渐衰退，大不及从前，有许多经历的故事，忘了它的头绪，有许多结交的朋友，忘了他的名字，恐怕以后，更不如现在了吧？有时我的儿孙辈，问起我幼时的事，有些是茫然莫知所答了，有些也只是片羽残鳞。虽然仅是个人的事，也好像是古人所说，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了呀？ 昨天夜里，忽得一梦，梦着我已变成了一个八九岁的儿童，依依在慈母之侧。我的母亲，还是那样的年青，还是那样的慈爱，可惜那不过一刹那之间，我便醒了。母亲不曾和我说过什么话，也没有什么表示，我醒后却不能忘怀。其时已是天将微明的时候，窗外的白雄鸡，已在喔喔啼了，我再也不能重续残梦了，我双目烱烱，至于天晓。 我以行将就木之年，我比中国人最尊敬的孔夫子，已多活了一年，而忽然得了此梦，虽然我对于幼年的梦，常常做的。为了睡不着，引起了我枕上的种种回忆，但是那种回忆，也是一瞥即逝，似春梦无痕。因此我便把此刻还可以记忆的事迹，随便的写点出来，给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看看，以时代变迁的神速，他们也许为了追思往事，而增添一些兴味吧？ [book_title]一、我的母亲 在五岁以前，我是完全不能记忆了，我的知识，就算是从五岁开始了吧。因为我是五岁就上学了。 我的出生，是在苏州城内西花桥巷一个宅子里。这宅子并不是我家所有，我家只是租着住居而已。及至我略知事物，以及五岁上学的年龄，我家已迁到阊门内的刘家浜房子里了。我所出生的花桥巷房子，直到如今，没有进去看过。仅在十二岁那年跟随父亲，走过西花桥巷，父亲指点给我看：“这是你生出的地方！”我只在门口望了一望。 我们只有姊弟二人，姊姊长我三岁。我家不用奶妈，都是我母亲乳养大的。自从我生出以后，姊姊是祖母领去同睡了，我是专依恋着母亲了。我记得我是常常捧着母亲的面颊，勾着母亲的头颈而睡的。 在我七八岁的时侯，母亲吐过一次血，那时西医还不曾流行到中国内地来，但是中国也知道有些吐血是一种肺捞病，而且要传染给人的，母亲便不许我向她面对面睡在一床了。我因此哭了几场，母亲忍不住了，另设一被，另具一枕，只许我睡在床的另一头，不许和她亲近。 有一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我便醒了，爬到母亲身上去。那时帐外残灯未灭。在晨光熹微中，我看见母亲面容掺白，似乎是另一个人。我便哭喊道：“嗳呀！你不是我的母亲呀！你是谁呀？” 母亲被我闹醒，拍我的肩头说道：“痴孩子！怎的不是你的母亲呢？你认认清楚呀！”便对我展开了笑容，迟之又久，我才认清了母亲的面容，紧紧的搂着她，惟恐失去了她。后来母亲垂泪向父亲道：“我的病恐怕是不起的了，孩子已不认得我了。”但是后来母亲的病，却也渐渐的愈了。 我在七八岁以前依恋母亲，没有一时间离开了她。凡是母亲回到外祖家去，我总是跟了去。有一次，母亲一个人去了，事前不给我知道。我放学回来（那时我是六岁吧），不见了母亲，大发脾气。祖母说：“母亲今天就要回来的，吵什么呢？”便命家中男佣人黄福，掮在肩头上，到门口迎接母亲去。我一定要黄福送我到外祖家，黄福不肯，只有掮了我兜圈子。见一顶轿子迎面来了（那时苏州中上阶层人家妇女，出门必坐轿子），便骗我说：“母亲回来了。”我见轿中端坐的不是母亲，又哭。直到吃夜饭时，母亲方才回来，我心中方安定。她告诉我说：“因为外祖家的小妹妹，正在出痧子，所以不带你去。” 我祖母的母家姓吴，我母亲的母家亦姓吴。外祖家叫我母亲为六小姐，或六姑奶奶，但她并不排行第六。在兄弟辈，她没有长兄，仅有一弟。在姊妹间，她有一姊，嫁蔡家，已经故世了，此外仅有一妹，一弟一妹，均异母所出，无论如何，均不会排行第六。我曾问过母亲，母亲说：“他们从小就这样叫我，大概是大排行吧？”（按，大排行者，连堂房的兄弟姊妹，都排列进去，中国的大家庭，有这样的风俗。） 但我对于母亲的被呼为六小姐，始终不明。因为我从未听说外祖有兄弟，亦未见过母亲有堂房姊妹呀。后来我问母亲，“也许是一个小名，声音与六字相同，并非排行第六吧？”于是写了许多在吴音中与六字相同的字，请母亲选择一个（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母亲说：“我又不识字，不必要一个名字。”（当时中国妇女十分之八九不读书，没有名字）我再三要求母亲选一个名，母亲徇爱儿之请，随便在我所写的许多字上，指了一个，乃是“菉”字，于是便定了菉字。后来直到母亲去世时，我写她的行述，也用了这个名字。 这个菉字，诗经上有一句“菉竹猗猗”，是与竹有关系的，恰好我父亲号“韵竹”，也可以算得有些巧合咧。 我的母亲，在我的内心中，在我的敬爱中，直到如今，我颂她是圣者。我未见世上女人道德之高，过于吾母者。她不认字，不读书，未受何等敬育，然而事姑，相夫，子乎，可以说是旧时代里女界的完人。这不独是她儿子如此说，所有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人不称赞她贤德的。 [book_title]二、上学之始 我五岁就上学，可算是太早了，但近代在五岁时，入幼稚园的，也不是没有。况且我是在旧历二月初二生的，也可以算得足四十八个月了。在未上学之先，祖母教我识几个笔画简单的字，我都认识。又以我的父亲，在幼年时，适逢太平天国之战，随着祖母，奔走逃难，深恨自己从小失学，希望我成一读书种子。 我家那时住在城西刘家浜一个老宅子里，这宅子是一个巨宅，里面住了三家人家。除我家外，一家姓赖。福建人，汉军籍。一家姓谭似为安徽人，有些忘了。因为当时苏州是个江苏省城，别省来此做官候补的人很多（清制，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这赖谭两家，都是到江苏来候补的，而在苏州作寓公。后来赖家有一位叫赖丰熙，谭家有一位叫谭泰来，一个做了吴县知县，一个做了苏州府知府，都是前清时代的地方官，伹那时候，他们两家和我的一家，都已迁出刘家浜这个宅子了。 我的上学动机，和赖家有关系。这一宅子中，谭家住正屋，谭家住花厅，而我们住在花厅对面几幢楼房中，也有大小八九间房子。虽然花厅前面的庭院很大，院中花木扶疏，还有假山，可是我们和赖家，总是望衡对宇。他们女眷中有一位三太太，和我祖母、母亲极为客气，以邻居关系，常常互相馈赠食物。这位三太太，有时穿长袍，作旗装；有时短袄长裙，作汉装；因为她是汉军的关系也。（汉军可与满人通婚，亦可与汉人通婚，成为满汉通婚的桥梁。） 因为三太太有个儿子约摸十三四岁，要请一位西席先生。他们都能说苏州话，又感于苏州文风之盛，要请一位苏州先生。商之于我祖母，我祖母本来预备我要上学，也要请一位开学先生，那就来得正好，便商量两家合请一位先生。 祖母就托了她的第一女婿，就是我的姑丈尤巽甫先生。巽甫姑丈又托了他的堂兄鼎孚先生，也是我的表姑丈，介绍了一位陈少甫先生（名恩梓），这算是我家与赖家合请的。陈先生朝出暮归，好在他的家，离馆极近，他住在回龙阁，就在刘家浜南面的一条街，不过是咫尺之间。当时订明，赖家供一餐午钣，我家供一顿晚点，夜饭是陈先生回家吃了。 我上学的仪式，颇为隆重。大概那是正月二十日吧？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佣人沈寿，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东西来。一头是一只小书箱，一部四书，一匣方块字，还有文房四宝、笔筒、笔架、墨牀、水盂，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在七十年后的今日，我还保存着一只古铜笔架，和一只古瓷的水盂咧。那一头是一盘定胜糕和一盘粽子，上学时送糕粽，谐音是“高中”，那都是科举时代的言语。而且这一盘粽子很特别，里面有一只粽子，裹得四方型的，名为“印粽”；有两只粽子，裹成笔管型的，名为“笔粽”，谐音是“必中”，苏州的糕饼店，他们早有此种技巧咧。 停一刻儿，我的母舅坐轿子来了，他是来送学堂的。苏俗：父亲不送学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没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长辈送。在从前送学堂，要穿礼服来的，现在简便得多了，只戴一顶红缨帽，伹若是绅士人家，还是要穿礼服的。 书房就在赖家花厅的一个耳房里，有一个天井，天井里三面都是高大的墙。有六扇长窗，长窗外有一个花砌，有几枝天竹之类的小树。学生只有两人，就是我和赖家的这位世兄。这位赖世兄，他们家里叫他大少爷，我当面虽然叫他赖世兄，背后也叫他一声赖大少爷。 母舅一来，送入书房，便要行拜师礼了。佣人们在书房正中，点上红烛，母舅拈了香，然后教我朝上拜了四拜，这是先拜至圣先师的孔子。然后在正中摆上一张椅子，然后地上铺卞红毡单，请先生坐在椅子上，受学生拜师之礼。但我们的陈先生，却不肯坐，只站在上首，而且在我跪下去的时候，他便双手把我扶了起来，这便算是师礼成了。 我的坐位，就在先生的书桌傍边。可怜的是我身体太小，因此在椅子上，放了几个垫子，还衬上那条红毡单，便抱了上去了。一面家里又送上“和气汤”，这也是苏州的风俗，希望师生们，同学们，和和气气，喝一杯和气汤。这和气汤是什么呢？实在是白糖汤，加上一些梧桐子（梧与和和音近），青豆（青与亲音相同），好在那些糖汤，是儿童们所欢迎的。 母舅给先生作了一个揖，说了“拜托拜托”两句，他的任务完成，便即去了，我就感到单独。先生早巳预备，用红纸方块，给我写了六个字：“大富贵，亦寿考”，教我认识。这六个字中，第一个“大”字，早就认识了，其余五个，都不认识。先生教了约摸四五遍，其余的五个字，也都认识了。这一天下午本来也就放假，大概不到两小时的光景，我也就放学了。 在放学之前，我们这位陈先生是非常道地的，他把我的字版，安放在书包里。最奇怪的，把我的书包翻转来包了。说起来我的书包，也大为考究，这也是外祖家送来的。书包是绿绸面子的，桃红细布的夹里，面子上还绣了一位红袍纱帽的状元及第，骑着一匹白马，书包角上，还有一条红丝带，系上一个金钱。 临出书房时，先生还把粽子盘里的一颗四方的印粽，教我捧了回去，家里已在迎侯了。捧了这印粽回去，这是先生企望他的学生，将来抓着一个印把子的意思。为什么把书包翻转来呢，后经祖母解释，苏州有一句俗语：一个读书人飞黄腾达，称之为“书包翻身”，都是科举时代祝颂之意。 [book_title]三、上学以后 上学以后，我进步倒也不慢，每天认识方块字，约近二十个字，不到两个月，已认识了一千字了。这些方块字，坊间是依着一部“千字文”而刊印的，倘再要认识生字，那就有一种在千字以外的方块字了。这些认方块字教法，只认识它的字形、读音，而不加解释它的意义，这是中国旧式的幼稚教育。 认识了一千字后，陈先生便给我读了一本“三字经”，因为三个字一句，小孩子易于上口。“三字经”读完后，先生便给我读一本“诗品”，这诗品是司空图著的，也是四个字一句，如“绿杉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坐，时闻鸟声”之类，比之“千字文”，似乎更易上口。读完“诗品”后，先生说：可以诵读长短句了，便教我读一本“孝经”。 照平常的启蒙书，那些私塾里，总是先读三、百、千。所谓三百千者，乃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三部书。但我却读了一本“诗品”。一本“孝经”。三字经不必说了，“百家姓”与“千字文”，在实用上也很有效力的。以识字而言，也要识得人家姓什么呀，读了“百家姓”，那就便当得多了。“千字文”里，一千个字，没有相同的，于是人家便以此排列号数了，譬如“天字第一号”和“地字第二号”以次排列下去。不但如此，这与读书人也很有关系，在小考、大考、乡试、会试，也都以“千字文”排号的。假如在乡拭场里，你的号舍是标明一个“来”字，你如果读过“千字文”的便知道有“寒来暑往”的这一句，你的号舍，就在“寒”字与“暑”字之间了。 读完“孝经”就读四书了。照例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次读“中庸”，然后读“论语”与“孟子”。但是陈先生却不然，教我先读“论语”，并不教我先读大学、中庸。可惜的是论语还没有读完，就离开了这位可爱的启蒙教师陈先生了。 陈先生的爱我，筒直同于慈母。我身体小，爬不上椅子时，他便抱了我上去。每次到学堂去，母亲总吩咐我小便一次，然后进去。放饭出来进去，也是如此。偶尔忘记了，在学塾里内急了，面孔涨得通红，先生却已知道了，问我：“可是要小便了？”便引我到庭院壁角里去小便。这位先生，真像一位褓母。 但这位赖世兄赖少爷，却常常侮弄我。把湿纸团装在笔套管里，做了纸弹射我。又用水盂里的水，洒在我身上。因为先生是个近视眼，他避了先生之眼，就如此作弄我。我生性懦弱，怯不敢响。有一天，我临睡的时候，母亲给我脱衣服，却见我后颈里一个个的纸团，向我问起，我说：“这是赖世兄把湿纸团塞在我头颈里的。”现在那些湿纸团已经乾了。母亲说：“那些湿纸团塞在头颈里不难过吗？回来又不告诉人。”母亲告诉了祖母，祖母恨极了，后来和赖大少爷的母亲三大太说了，三太太把她的儿子骂了一顿，责令他到我家向祖母陪罪。 约在二十五年以后，有一位赖丰熙，做了我们吴县知县。我有一位盟弟李叔良（名志仁），在县考时，赖知县取了他为“案首”（即第一名），非常赏识他，要把他的女儿配给叔良（后来没有成功）。据叔良所谈，我疑心这位我们的“父母官”，就是塞纸团在我后颈里的赖大少爷。他是福建汉军，又说住过刘家浜，更无疑虑。后来他就调任了，叔良进学以后，留学日本，也和他疏远了，不曾问他。 我的离开我的陈先生，为了我们是迁居了。我家那时从刘家浜迁居到桃花坞。为什么要迁居，我不知道，大概是家庭经济紧缩之意。自从这一次离开了陈先生以后，从此就不曾见面。我不知道陈先生的学问如何，但是启蒙的时候，陈先生教我读一本“诗品”，又教我读一本“孝经”，是企望我将来成一诗人，又企望我为一笃行之士，我虽不成器，陈先生可知是有学行的人了。 后来知道陈先生做了外交官，颇为奇事，不知道那一位驻美钦使（当时无公使之称，官书称钦使俗称钦差）到了新大陆去，陈先生当了随员。难道陈先生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吗？一定是不懂得的，他教我识字读书的时候，年已三十多岁了，那里懂得什么外国文？不过当时的出使外国大臣，也不必要识外国文，即如苏州的这位洪状元洪钧，也出使外国，他何尝懂得外国文，其余的随员，更不必说了。 据说：陈先生到了美国，在使馆里终日闭门家居，不大出来。有人说：他到了美国，好似没有到美国，仍旧在自己家里。又听说他回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痛骂美国，从政治到社会。中国有许多谙洋务、讲新法的人，都以陈先生的出洋为笑谈，说他不通世务。我虽不曾读到陈先生痛骂美国的文章，但不是我回护师门，必有精刻之抢，至少比了那些“月亮也是外国好”的人，多少有些见识。 在辛亥那一年，陈先生放了新加坡领事。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毕倚虹（名振达，号几庵）做了他的随员。刚到上海就武昌起义了。陈先生不能到任，回到苏州去了，而倚虹也到中国公学去读书。我起初不知道先生的行踪，经毕倚虹谈起才知道，我那时已住在上海，几次想回苏州去拜谒陈先生，都蹉跎了，先生乃不久即逝世了。 [book_title]四、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一个遗腹子，他在祖母腹中时，我的祖父已经故世了。这不是悲惨的事吗？我也少孤，但是我到十七岁父亲才故世，我还比父亲幸福得多。 我的祖母生有两子三女：第一胎是男，我的大伯，到三岁时候死了。第二胎是女，我的二姑母，嫁尤氏，姑丈尤巽甫（名先庚），二姑母早死，我未见。第三胎是女，我的三姑母，嫁顾氏，姑丈顾文卿（名维焕），三姑母亦早死，续娶亦包氏，我祖的侄女。第四胎是女，我的四姑母，嫁姚氏，姑丈姚宝森（名仪廷）。第五胎是男，是我的父亲。所以我父是遗腹子，而不是独生子。 我家祖先，世业商，住居苏州阊门外的花步里，开了一家很大的米行。我的曾祖素庭公，曾祖母刘氏，他们所生的儿女，不仅我祖父一人，但是祖父排行最小。 祖父名瑞瑛，号朗甫，因为他的号是朗甫，所以我的号是朗孙，祖母所命，用以纪念租父。他是一个文人，是一个潇洒的人，常以吟咏自遣（伹他的遗墨，我一点也没有得到），不过他并没有去应拭过，不曾走上科举的路，也不想求取功名，只喜欢种花、钦酒、吟诗，对于八股文是厌弃的。大概家里有几个钱，是一位胸襟恬澹，现代所称为有闲阶级的人。可是天不永年，将近三十岁，一病逝世，把一大堆儿女，抛给祖母了。 我不曾见过祖父，连父亲也不曾见过他的父亲，这只在祖母口中传下来的。除了我的大伯，三岁便死以外，其余有三位姑母，都在幼年，而我的父亲，则在襁褓中，中间适逢大平天国之战，到处奔走，到处逃难，正不知祖母怎样把一群孩子抚养成人的。 据祖母说：这是幸亏得她的父亲炳斋公（我父的外祖吴炳斋公），逃难一切，都是跟了他们走的。炳斋公只一个女儿，便是我的祖母，当时他们是苏州胥门外开烧酒行的，烧酒行吴家谁不知道？而我们是在阊门外开米行的，也颇有名气，论资本还是我们大咧。以烧酒行的女儿，配给米行家的儿子，在当时，也可算得门当户对的。 父亲幼年失学，因为他的学龄时代，都在转徒逃难中丧失了。祖母说：我父亲的读书，断断续续，计算起来，还不割四足年，然而父亲的天资，比我聪明，他并未怎样自己用功自修，而写一封信，却明白通达，没有一些拖沓，从不见一个别字。他写的字，甚为秀丽。想想吧！他只读了四年书呀！我们读了十几年书，平日还好像手不释卷似的，有时思想见识，还远不及他呢。 太平之战以后，父亲已是十三四岁了，所有家业，己荡然无存，米行早已抢光，烧光了，同族中的人，死亡的死亡了，失踪的失踪了，阊门外花步里的故宅，夷为一片瓦砾之场了（这一故址，后来为武进盛氏，即盛宣怀家所占，我们想交涉取回，伹契据已失，又无力重建房子，只好放弃了）。我们只是商家，不是地主，连半顷之田也没有。 在这次内战以前，阊门外是商贾发达，市廛繁盛之区，所以称之为“金阊”。从枫桥起，到什么上津桥，接到渡僧桥，密密层层的都是商行。因为都是沿着河道，水运便利，客商们都到苏州来办货。城里虽然是个住宅区，伹比铰冷静，没有城外的热闹。自经此战役后，烧的烧，拆的拆，华屋高楼，顷刻变为平地了，我的外祖家，从前也住在阊门外来凤桥，母亲常常说起，为了战事而桥被炸断。 父亲到十四岁时，不能再读书，非去习业不可了。从前子弟的出路，所有中上阶级者，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读书，一条是习业。读书便是要考拭，习举子业，在科举上爬上去。但是父亲因为幼年失学，已经是来不及了。而且这一条路，有好多人是走不通的，到头发白了，还是一个穷书生。所以父亲经过了亲族会议以后，主张是习业了。 当时苏州还有一种风气，习业最好是钱庄出身。以前没有银行，在北方是票号，在南方是钱庄。凡是钱庄出来的，好似科举时代的考试出身（又名为正途出身），唱京戏的科班出身一样。并且钱庄出身的最好是小钱庄的学徒出身，方算得是正途一般。在亲族会议中，便有人提出此议，如打算盘，看洋钱（当时江浙两省，已都用墨西哥银圆了，称之为鹰洋，因上有一鹰），以及其它技术，小钱庄的师父肯教（以经理先生为师父，也要叩头拜师）。大钱庄经理先生，都是老气横秋，搭臭架子，只有使唤学徒，不肯教导学徒。 从前当学徒是很苦的，尤其当那种小钱庄的学徒，如做童仆一般。祖母只有父亲那样一个儿子，而且是遗腹子，如何舍得？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计，只得忍痛让他去了。可是父亲却很能耐苦，而且身体也很健实，大概是几年内奔走逃难，锻炼过来的了。他却不觉得吃苦，处之怡然。 这家小饯庄，只有一间门面。当学徒的人，并无眠床，睡眠时，等上了排门（从前苏州无打烊的名称，而也忌说关门两字），把铺盖摊在店堂里睡觉，天一亮，便起来卷起铺盖，打扫店堂，都是学徒们的职司。吃饭时给经理先生装饭、添饭，都是学徒的事。他要最后一个坐在饭桌上去，最先一个吃完饭。鱼肉荤腥，只有先生们可吃，他们是无望的。有的店家，经理先生的夜壶，也要学徒给他倒的。但是这一钱庄的经理很客气，而且对于我父颇器重，很优待，常教他一切关于商业上的必须业务。 三年满师以后，我父便被介绍到大钱庄去了。因为我们的亲戚中，开钱庄，做东家的极多，只要保头硬，便容易推荐。到了大钱庄，十余年来，父亲升迁得极快，薪水也很优，在我生出的时候，父亲已是一位高级职员了。钱庄里的职员表，我实在弄不清，总之这个经理是大权独揽（经理俗名“挡手”），亦有什么“大伙”“二伙”之称，又有什么账房，跑街等名目，大伙就是经理，父亲那时是二伙了。一家大钱庄，至少也有二三十人。现在那些吃钱庄饭的老年人，当还有些记得吧？ 但我到约摸七八岁光景，父亲已脱离了钱庄业了。父亲的脱离钱庄，是和那家的挡手（即经理）有了一度冲突，愤而辞职。当时一般亲戚，都埋怨他：徜然有了别处高就而跳出来，似乎还合理；现在并无高就，未免太失策了。可是父亲很愤激，他说：“这些钱庄里的鬼蜮技俩，我都看不上眼，我至死不吃钱庄饭，再不做“钱猢狲”了。（按：钱猢狲乃吴人诟骂钱庄店夥之词。） [book_title]五、三位姑母 我现在要叙述我家的亲戚了。我祖母育三个女儿，我有三个姑母，上节已经说过了。 我先说我的二姑母，嫁尤氏早死，我不及见了，但这位二姑丈，我是亲炙过的。那个尤家是苏州大族，尤西堂之后，太平之战，他们逃难到上海等处，没有像我家那样大破坏。我的巽甫姑丈，据说小时也曾到过大钱庄习过业，伹他不惯为学徒，他是个富家公子，家里有钱，可以读书，而且是请了名师教授。他的业师，就是杨醒逋，最初在旧书摊上发现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的就是他。（当时他在冷摊上所发现的钞本，不止一种，曾交申报馆申昌书画室印行出版，名为“独悟庵丛钞”。） 巽甫姑丈发愤读书，进了学后，便不乡试，他的堂兄鼎孚先生，虽则是中了顺天乡试举人，但也绝意功名，在家里当乡绅。姑丈总说是身体不好，确是闭门家居，懒得出门，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病，以课子为专业。除课子外，便是吞云吐雾，以吸鸦片为消遣。但他是一位文学家，尤其是他的八股文（明清两代的制艺，俗称八股文），理路清澈，规律精严，而他的教育法也好，对于教人，是一片诚挚。他的儿子，名志选，号子青，别号愿公，为吴县名廪生，正是他一手造成的；就是我，也受他的教导之惠不少。以后我再要提到他，暂且搁下。 我再说我的三姑母，嫁顾氏，我也未及见，她生了一女一子，生儿子的时候，以难产死了，剩下两个孩子。祖母便以她的侄女，嫁给文卿姑丈为续弦，由其抚育初生之子，而把三姑母所生之女，携回自己抚养。所以我的这位顾氏表姊，一直住在我家，及到她的出嫁。虽然是表姊，我们视如同胞姊妹一般。母亲也对她如己出，为之梳裹，教以女红，她也不大回到自己家里去。后来她嫁的是一家书香人家，我的表姊丈是朱靖澜先生，也是我的受业教师，此是后话。 我的顾文卿姑丈，他家本也大族，自经太平之战，便什么也没有了。姑丈的父亲，还是殉难死的，因为我见他有个官衔，叫做“世袭云骑尉”，我问他是什么官职？他就告诉我：“凡在长毛时代殉难死的，克复以后，给他后代子孙，一个『世袭云骑尉』职衔，”我问他：“有什么用呢？”他说：“一点没有用，算是抚卹而已。” 姑丈的职业，是同仁和绸缎庄的内账房。这一家绸缎庄，就是二姑丈家尤氏所开的。在苏州开绸缎庄，也是一种大商业，因为苏杭两处，都以产丝织物出名的。同仁和绸缎庄，开在闾门内西中市大街，最热闹繁盛之区。每逢看三节会的时候（即迎神赛会，所谓三节者，乃是清明、中元、下元也）前门看会，后门看船（花船），我们儿童到他店里，他总添了饭菜，招待我们。 我的四姑母，嫁姚氏，这是祖母最小的女儿。伹是一件最悲惨的婚姻，从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不得见面的，怎知我的姚宝森姑丈，是有点痴呆性质的。北方人谓之儍，南方人谓之呆，苏州人谓之踱头踱脑，总之也是一种精神病。譬如和他谈话吧！起初很正常，后来越说越离谱了。我最怕他，当我是儿童的时候，他常常捉住我，高谈阔论，批评时事，我不知道他乱七八糟讲些什么。 但他的长兄姚凤生（名孟超），当时在江南称得起一位大书家，文学也很好，有许多向他学写字的学生，都是名门巨宦的子弟。他还刻了许多碑帖，印了许多书法，初学写字的，都摹临他的书法，因为清代是重书法的，从儿童入学，以及跻登翰苑，乃至退老园林，也不离此。他印出的书法，是精工木刻的，中楷都用了朱丝九宫格，都写的是欧字（欧阳询）。那时欧字最吃香，据传说最近某一科状元，殿试卷写的欧字，西太后甚欣赏，因此造成一种风气，大家写欧字了。有一套书法，名叫“率更遗则”，大小楷全是欧字，我也写过，写得字像木片一般，真不好看。 这位姚凤生姐伯，和我的宝森姑丈，是胞兄弟，一母所出，何以智愚相距若此，殊不可解。但是我的四姑母，性情也不大好，却有些执抝与偏见。祖母也说：在三位姑母中，是她最任性，而又以当时的盲目婚姻害了她，她生了一子、一女，都不聪慧，都是有点呆气，自然是先天关系，得了我姑丈的遗传，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我的四姑母，在中年便郁郁而死了。 姚家也是大族，他们的住宅，在桃花坞有两大宅，东宅与西宅。这两大宅房屋总共有百十间，据说还是明代所建，现在出租给人家居住，共有十余家。我的姑丈那一支，他们还开了一家纬线店，店号是姚正和。开设在阊门的东中市大街。这纬线店是做什么的呢？原来做前清时代官帽上的红纬用的，有的暖帽上用的，有的凉帽上用的。此外还有瓜皮小帽上一个红结子，却是丝线织成的。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是在店里，虽是一种手工业的商店，却是生意不少，不但是本城的帽子店仰给于此，各地都有来批发的。 [book_title]六、我的外祖家 我的外祖蕴山公，姓吴，他的大名，已经忘却，他是苏州典当公业的总理事。苏州各业，都有一个公所，似近日的商会一般，典当业也有这个机构，规模较大，因为从前典当业属于半官性质，须向北京户部领照，然后开设，不是那些押店可比的。这个典当公业，他们称之为“公账房”，理事之上，还有董事，我记得吴大澄的哥哥吴培卿，也是董事之一。 当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家里可称为全盛时代。他家里人并不多，我的外祖母是续弦，我母不是她生的。她生了一男一女，就是我的母舅和母姨了。母舅已娶了舅母，生了一位表妹，比我小一岁，总共不过六个人，但是家里很热闹。 其所以热闹者，第一、家里的男女佣仆多，主人六人，佣仆倒也有五，六人，有厨子、有仆人、有老妈子、有婢女，人就多了一倍。第二、亲戚来得多，他们家里有不断的亲戚来往，）住就是半个月、二十天。第三、我的外祖母性喜交际，常常约她的女朋友和亲戚来打牌（按，当时麻雀牌尚未流行到苏州，那时所流行的名为“同棋”，又叫“黄河阵”，是一百零五张骨牌，也是四人玩的）。 我的母亲春秋两季，必回外祖母家，住半月到一月不定。从前上中等人家，妇女出门，必坐轿子，又因为缠了脚，在街上行走，有失体面。譬如一位少奶奶回母家，必是母家用轿子来接；到她回夫家去，又是夫家用轿子来接，方合礼节。虽然说春秋两季，回到外祖母家住一阵，但平日或有事故，如拜寿、问病、吃喜酒之类，也必回去；还有在新年里，也必回去一次，向外祖父母拜年。 新年到外祖家拜年，是我们儿童最高兴的一天，常常约定了一天，到他家里去吃饭。我的表兄弟姊妹，有七八位之多，饭后，外祖父领导一群孩子到玄妙观游玩。他们起初住在祥符寺巷，后来住在史家巷，距玄妙观都不远。 苏州玄妙观，在新年里，真是儿童的乐园。各种各样的杂耍，以及吃食零星店、玩具摊，都是儿童所喜的。有两家茶肆，一名三万昌（这是很古的，有一百多年历史）；一名雅集，外祖父领了我们到茶肆里，我们许多孩子团团围坐了两桌。这里的堂倌（茶博士）都认得吴老太爷的，当他是财神光临了，这名为“吃橄榄茶”，橄榄象徵元宝。以其形似。玄妙观茶肆里，每桌子上几个碟子，如福橘啊，南瓜子啊，一个堂倌走上来，将最大一只福橘，一拍为两半，称之为“百福”（吴音，拍与百同声，福橘是福建来的橘子）。外祖父临行时，犒赏特丰，因此他们就更为欢迎。 在茶肆隔壁，便接连几家耍货店（即玩具店），于是一班小朋友，便围攻了它，你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我对于玩具，就不喜欢那种木刀枪、虎面子、喇叭，铜鼓、泥娃挂、小白兔之类，我却喜欢那些雏形的玩具，如小桌子、小椅子、小风炉、小暖锅等等，其次，我还喜欢那些机动的东西，有一个翻筋斗的孩童，价较贵，我喜欢它，外祖便特地买给我（这个玩意儿，红搂梦上的薛蟠，从苏州买来的也有此物）。还有一对细工的人像，是白娘娘与小青，都是绢制的衣服，开相也美丽，那是一出“金山寺”的戏剧，我很爱好它，保藏了好几年。 为了游玩玄妙观，我曾闹过一个笑话：那时外祖父临时发给我们每人制钱一百文，以供零用（譬如看玩把戏，买画张，听露天说书，吃酒酿等等，都要零碎钱），我这一百文钱，到回去时，还剩十余文。从玄妙观后门出去，将近牛角浜，有一个老年的乞丐，向我讨钱，他的须发都白了。我把手中用剩的十几文全都给了他（向来施舍乞丐，只给一文钱）。他很感谢，向我作了一个揖，我重稚的心理，觉得礼无不答，也连忙回了他一揖。 这件事，为同游的姊妹兄弟们所哗笑了。他们说：“一个叫化子，给了他钱，那有再向他作揖的道理？”于是故意的形容，故意的描写，说我是一个戆大，一个獃子，连我的母舅母姨都笑我。我窘得无可如何，面涨通红，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我的母亲却回护我，母亲道：“好了！我宁可有一个忠厚的儿子，不愿有一个过于聪明的儿子。”（按，苏人当时有一句成语道：“忠厚乃无用之别名”，忠厚在当时不算一个好名詞。） 外祖父在兴盛时期，尽量挥霍，一无积蓄，也不置一些产业，以致他一故世后，这个家庭立即崩溃下来。其实他自己非常节俭，以他的所得专供家人滥用。我的母舅号云涛，是一位公子哥儿，最初学生意，吃不来苦，逃回来了。加以外祖母溺爱，成为一位靠父荫的写意朋友。他拍拍曲子，还能画几笔兰花，字也写得不坏，可是吸上了鸦片烟。外祖父死后，一无所恃，立即穷困，不得已住到甪直镇乡下去了。 母舅无子，仅有一女，小名珠，比我小一岁。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逢母亲归宁，我也随去，常常和表妹一同游玩。不知是那一位姨母说了一句笑话道：“他们不像是一对小夫妻吗？”为了这一句话，我们这年长的表姊们，便作她们嘲弄我们的口实。当时我们很害羞，很觉得难为情。渐渐的我这位表妹不再共游玩了，到十二三岁，甚至见我去就避面，但是你越是害羞，她们越是嘲笑得厉害。 这一件事，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位姨母提出过，意思是弄假成真，把这一对表兄妹结成婚姻了吧！但那时候，她家正是兴旺，我家日趋中落，我外祖母不赞成，我母舅也不赞成，。在我们这方面，是由祖母做主的，我的祖母也不赞成，她说：“这个女孩子太娇养了，况是一个独生女，我们配不上她。”这也不过偶然微露其意，以后也就不提了。 可怜我这位表妹，后来到了二十七岁，还是一位老处女，终身未嫁。大概自从外祖父故世后，他们迁到乡下去住后，我和表妹从此就不见面。母舅在乡下故世，无以为殓，我那时已是二十多岁了，在苏州买了一口棺木，雇了一条网丝船，星夜载到乡下去，办了他的身后事，那时才和她见了一面。只见她憔悴不堪，舅母说她是有病，什么病我不知道，但的确是病容满面了。 母舅死后，舅母与表姝，又住到苏州城里来了，母女两人，租了一所小房子，做做女红，勉强度日。她们住得很远，我也难得去看她们。有一天，舅母派人到我家，说她的女儿病危，急切要我去一次。我那时已是有妻的人了，我妻催促我即去，到了她家，她勉强拥被而坐，含着一包眼泪，说道：“有两件事奉托，”一是恳求我办她的后事，一是望照应她的母亲。我立刻答应了。她叹一口气道：“不想还是哥来收殓了我，也可瞑目了！”这话似颇含蓄，而很觉悲凄，但我和她并没有恋爱的成份，而久经疏远的。这是为她的父母所害，为什么不给她早早择配呢？（那时候，女子不许自行择配的。）关于这位表妹的事，我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却是纪实之作。 [book_title]七、自刘家浜至桃花坞 我家自刘家浜迁移至桃花坞，在我幼年时期是一转变。 这一年，我是七岁吧，我们自己没有置屋，都是租屋居住的。但刘家浜的房子大，对面是一个大庭院，花木扶疏。我记得有一棵山茶花树，还有两棵木犀，春来沿壁还有蔷薇花。草花无数，则有鸡冠、凤仙、秋海棠，秋来绚烂一时，都是顾氏表姊的成绩。桃花坞的房子，是一个石版天井，虽也宽敞，却没有花木。刘家浜的房子，走出大门很近，只要跨过荼厅，就到大门，门前还有谭宅的门房，门公。桃花坞的房子，我们住最后一进，到大门外去，要走过一条黑暗而潮湿的长长的备衖。 住居刘家浜时，西首斜对门，即是尤宅，我的巽甫姑丈，即住居在此，他们是一个大家庭，上面老兄弟二人，一号春畦，一号省三，我都要呼他们为公公。春畦生两子，一号鼎孚，一号咏之，这两位都是祖母的母家吴家的女婿，祖母的侄婿。省三生一子，便是我巽甫姑丈。这三兄弟中，鼎孚是个举人，咏之与巽甫都是秀才。再下一代，鼎孚有儿子七人之多，詠之有二子，巽甫有一子，女儿是记不清了。他们是一个巨室，不过有一个家法，不许纳妾。苏州的巨室，恒喜纳妾，但他们家里，却找不到一位姨太太。（按：最后第三代有破除此例者。） 因为距离很近，我小时常常跑到他们家里，他们房子多，穿房入户，也是惯了的，并且他们的小兄弟，和我年相若的很多，更添兴趣。他家有一个小花园，也有台榭花木之胜，有一个池子，养着许多金鱼，儿童们所欢喜。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后，可不能常去了。到了十余年后，尤家聘请西席先生，我便被他们请了去，教我的几位表侄，此是后话，暂且缓提。 住在到家浜时，东隣有一狐仙殿，仅有两间房子，一个老太婆住在里面，居然有人来烧香，还有一个女癡子，约模三四十岁，不知是否住在狐仙殿内？她认得我，见我一个人在门前，便叫道：“喂！你们弟弟在门前，不要被拐子拐去呀！”再向东去，约数家门前，有一个地址，相传是金圣叹的故宅。 桃花坞接着东西北街，这条路是很长的，街名既雅，而传说唐伯虎曾居此，因才人而著名（但后来则因年画而著名）。我祖母家的吴宅亦居此；不过他们住在东首，我们住在西首，我们租住者，便是亲戚姚家的房子。这姚家宗族既繁，房份也多，他们有东西两宅，各有大门进出，这好似红楼梦上的荣宁两府，不过房子是有些敝旧了，又经过太平天国的兵燹，处处创痕可见。 他们后来都把余屋出租了，东西两宅，总共租了不下十余家人家。一座巨宅，都分析了，譬如某几处为甲所有，某几处为乙所有，由他们各自出租。我们所租住的屋子，为姚和卿先生所有（和卿先生后为我的受业师，此事后述），是他们东宅的最后一进。此宅总共有七进，除茶厅（亦名轿厅），大厅无楼外，其余每一进都是三楼三底两厢房。我们所住最后一进，更特别宽阔，后轩还更大。这一座三楼三底，我们与和卿先生家合住，我们占三分之二，他们占三分之一。 这种老式房子，还是在太平之役以前许久时间建筑的，在战役中，攻占苏州城后，打过馆子的（如行营之类）。大厅上有一张大天然几，留有无数的刀砍痕迹。还有胆小的人说夜间弄堂里有鬼出现的迷信话。而房子也正不及刘家浜的敞亮，因为墙高而庭小，又是古旧，住在里面，不无有点闷沉沉的。要从我们最后一进走到大门外，这条备衖，足有半条巷之长，倘在夜里，又没有灯，只好摸黑，又说什么鬼出现。我们小孩子，真有点害怕。 我的四姑母家，他们住在东西两宅的中间房子，但也是在东宅和我们一个大门出入的，因为他们把两宅完全出租与人家了。在那里有两间姚凤生姻伯很大的书室，这个书室，不是书卷琳瑯的书室，而是一个书法大家的书室。四壁挂满了许多古今名书家的对联字轴，中间摆着好几张大书桌，都是他的学生们到此习练大字的，其中更大的一张书桌，是姚凤生先生自己的书桌，上面有一个大笔筒，插着大大小小许多笔，以及人家来求墨宝的多卷轴儿。 他的书斋外面庭心中，有一棵很大的松树，那棵松树是很为名贵的，它的很粗的树干儿，不可合抱，真似龙鳞一般，而颜色却是白的，大家呼为“白皮松”。据说：这种白皮松，在苏州城厢内外，总共只有三棵，都是数百年以前之物。那些亭亭翠盖，遮蔽了好几间房子，因此那间书斋，他定名为松下清斋。唐诗有一句诗“松下清斋折露葵”，本来这个“斋”字，不作此解，他却借此作为斋名了。 这个松下清斋，当时在苏州，却是无人不知的。因为姚凤生先生那时除了收学生教写字以外，还印出了许多法帖，是他临写了古人的字，刻石印行的。而他写的书法，大楷小楷，精工木刻（苏州的刻工最著名），用连史纸印了，十张为一套，作为小学生习字帖，名曰“松下清斋书法”，每套售一百四十文，没有一个家塾，不是写他的书法的。 来此习字者颇多官家子弟，有许多在此做官的或是寓公，也常来拜访姚凤生先生，所以茶厅中的四人轿，常常停满。因为当时苏州是省城，候补官员很多。倘其主人为侯补道，则可以坐蓝呢四人轿；其有差事者，则前面撑一红伞，后面可以有跟马。来访的人，我记得有一位杨见山，单名是一个岘字，是个大眫子，他的隶书是出名的。（杨见山有个别号曰藐翁，据说他做官，为上司所参劾，说他“藐视官长”，故名藐翁）还有沈仲复，任筱珊等，这些都是寓公，也常来见访。 [book_title]八、中落时代 以迁居而言，桃花坞之局促，不及刘家浜之宽敞，以孩子的心情，也觉得后不如前了。大概父亲脱离了钱庄业以后，景况便不及以前了，那时的舅祖吴清卿公（祖母之弟，名文渠）就很不以为然，以为既然在钱业中，当然要服从经理的指挥，好比在官场中的下属，应当听命于上司，那有反抗的余地。但是父亲志气高傲，不肯屈服，因此便吃了亏。 这时父亲虽脱离了钱庄事业，手中还有一点余资，和友人经营一些小商业，也不甚获利。后来开过一家毛骨栈，在齐门外下塘北马路桥块（那时苏州并没有马路，但旧名词已有马路之称）。这一家毛骨栈，外祖也有一些资本，但他占少数，我父亲占多数，所有用人行政，都由父亲处理。 怎么叫做毛骨栈呢？就是专在城乡各处，零星购买了各种兽毛兽骨，而整批出售的一种营业。兽毛中最大部份是猪毛，整担的在堆栈中堆着，其它的各种兽毛，也有如黄狼皮、兔子皮、老鼠皮等等，不过牛皮是少数，因为另有作坊。兽骨中，大部份是牛骨、牛角、羊角，以及其他的兽骨，兽角。除了兽毛、兽骨外，还有鸡毛，鵞毛、鸭毛，以及其它禽毛。关于人身上的东西，就是乱头发；还有破钉鞋上烂牛皮也收买的。那些东西，后来都成为出口货了，经外国人科学制造后，重销到中国来，化腐臭为神奇。在当时我们孩子心理，觉得这种营业，实在不大高尚。 这毛骨栈的店号，叫作盈丰，在齐门外下塘沿河，这是一条运河，老远就看见我们雪白墙壁上，写有一丈多见方的大字：“盈丰栈猪毛杂骨。”我们自己也有两条没有篷舱而足以装货的船，停在门前。这一带，不独是我们一家，还有一家店号同丰的，也和我们同样的营业。 盈丰毛骨栈仅有踏进去的一间所谓账房间者，较为乾净整理，里面是一片大场地，排列着栈房，都是堆积着那些猪毛杂骨的，发出了极难闻的臭味。还有那些乱头发，有人说：都是死人头发，谁知道呢？有一天，有个狠巴巴的人，拿来七条发辫，正听得上一天，校场里杀了七个犯人，明明是这七个死囚的头发了，伹也不能不收。因此我们住在城里的太太小姐们，再也不敢到这个毛骨栈里去了。 这一种货色，自有客商来收购，各处都有得来，而有一部份是销到上海去的。那时猪鬃销到外洋去，已是一宗输出的大生意，猪毛在国内，也有作为肥料的。牛骨、牛角，在国内销场极大，可以精制各种器物；羊角可以制一种明角灯，有挂灯，有枱灯，在国内流行甚广。尚有许多，我听不知者，未能尽述。头发后来也销到外洋去，倘然如此，那七个斩犯的发辩，也许会一变而为欧美各国神圣大法官的假发哩。 这个毛骨栈，我曾去过好几次。本来苏州齐门外，已近乡郊，不大热闹的，但每一两年出一种迎神赛会，叫做“贤圣会”，也不知是何神道，城里的士女，倾巷来观，也很热闹一时。我们也便借此去观光这个毛骨栈。有一次，我们的栈房制造牛皮膏，是一位客商委托的，我以儿童好奇心，想往观看，和父亲住在栈里，闻了一夜的臭味（煎牛皮膏的臭味），大呼上当。 父亲开设了这家毛骨栈，他自己也难得去，委托了一位杨秋桥管理其事。谁知这位杨先生，大拆其滥污，亏空得一塌糊涂。于是人家又责备父亲用人不当，自己又不能常常到栈里监督他们。我想：父亲开设这个毛骨栈，也是一时的高兴，后来便觉得这种营业，是不适于他干的，他也对它兴趣淡薄了。这家毛骨栈，在我十岁的时候，便盘顶收歇了。 我的父亲虽是商业中人，伹他的性情，却是高傲不屈的。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父亲也没见过，但据祖母说，父亲的性情，和祖父很相似。祖父文笔很好，却不事科举，不去应试。和父亲的走出了钱庄业，誓不回去，倔强的性格，有些相似。所以父亲后来虽至穷困，也不肯仰面求人。他的母舅吴清乡公，号称苏州首富，他也不肯依附于他，此即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吧？ 从前并不流行笔算，也没有近代发明简捷的算术，商业上就靠一把算盘。但父亲可以用左右手打两把算盘，而核对无讹。用墨西哥银元，时常有夹铜、哑版、成色不足等等，但父亲一听声音，即知其真伪。当时还行用制钱，中有方孔，以一百钱为一串，但每有不足成色的，父亲一望即知其数之足否，此种技术，都是从小钱庄学来。但一到大钱庄，即与今之银行一般，有种种金融的事业，而范围亦大，有盈虚消长之策在其中，而我父则以公平持正为圭臬也。 自毛骨栈收歇以后，父亲曾去当过一次幕宾。那时有一位王梅仙先生，在桃花坞和我们同居，会试中式成进士（苏人称为两榜，举人则称为一榜），也是吴县人。以榜下知县，发放湖北，补了湖北应城县知县的缺，急要聘请一位县署里的账房。由姚凤生先生推荐，父亲就到了应城县里去了。可是不到两年，王梅仙先生便丁艰卸任了。父亲也只好回到家乡来。 湖北应城县著名的出产，便是石膏，恐怕到今天还取之不竭，行销国外。也有人说应城县账房是个好缺，这都是莫须有的事。王梅仙先生的一个清廉的官，卸任以后，两袖清风。父亲向来是生性狷介，除了每月薪水，托人带来补助家用以外，到了回家时候，路径汉口，土产也不肯带一点，倒带回一部应城县县志。 父亲最远的旅行，便要算是到湖北应城县了。此外在他年小时，祖母携着他逃难，也曾到过安徽的徽州（吴家原籍徽州，我家祖先亦为皖籍）。以后便不曾出遇远门，只是在家乡的时候多。当然，那个时候，交通没有现在的便利，而苏州人士也惮于远游，成了习惯，往往一个保家守产的人。到了头发已白，也不曾离过家乡，离家几里路，就算远游，那末我父亲到了湖北省，亲友间就要算他出过远门了。 但是父亲却去过了上海好几次，他到上海去，当然是关于商业上的，是何种商业，在我幼稚时代未能明晓。但是有一次，因为父亲在上海病重了，我们便全家到了上海。 [book_title]九、儿童时代的上海 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后。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下面署了一个“鹿”字。那时候，中国设立了电报局，还没有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侗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于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做“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那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隣”，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隣”。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后，我们曾经有个覆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沟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于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揑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于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严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乾亲家呀！他是一个小眫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的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讲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鈎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后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后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制定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种洋房，在苏州是没有看见的。苏州只有二层楼，三层楼已经是极少的了。我们坐了东洋车，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一回儿，东洋车拉进一条弄堂里，在一个石库门前停下，我记得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后面有个亭子间，楼下是个客厅，楼上就是父亲睡在那里，贝氏夫妇，睡在亭子间。 我们觉得住在他家，打扰他们，心中不安。而且他们房子并不宽敞，使他俩非常之挤，我们想去住旅馆，但是贝家寄父极力劝止，说是不方便。试想父亲还是个病人，不能住到旅馆去，而祖母和母亲此番来，至少是要看护病人，不能再委托贝家了。住旅馆即两面奔波，多所糜费，即在看护病人上，也有种种不方便处。 因此我们也就住在他家了，这房间里，除父亲外，又加上两张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亲和我，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父亲本来病已渐愈，见了我们来，心中宽慰，更加好得快了。父亲的病，他们说是什么绞肠痧，又是什么瘪螺痧，当时医理不明，实在是一种剧烈的胃肠病，近于霍乱，腹痛如绞，又被医生一吓，他们便急起来，打电报到苏州来了。 父亲病愈，我们放心，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们出游。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坐马车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出世以来，也从未经历过。 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篷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要里出风头。这一次坐马车，祖母和母亲都没有去，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和贝家两个孩子。寄父说：“请你们到黄浦滩去看大火轮船去。”到了黄浦滩，见到那些大火轮船，比了房子还要高好几倍，真是惊人。马车在什么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繁华之区，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便是坐马车一个节目。 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于夜而不宜于昼的。有一个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莲阁，是个三层。二层楼上，前楼卖茶，后楼卖烟（鸦片烟，那时候吸鸦片烟是公开的），一张张的红木烟榻，并列在那里。还有女堂倌（现在称之为女侍应生）；还有专给人家装鸦片烟馆伙计；还有川流不息的卖小吃和零食的；熟闹非凡。此外，广东茶馆也去吃过茶，女书场也去听过书。 那时候，上海的电灯还不大发达，许多店家都点的“自来火”，即是煤气灯，上海人叫他自来火。与现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苏州人也叫它自来火。讲究的在煤气灯管子头上加一纱罩，还是新发明的。至于家庭里，所点的都是火油灯（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于在苏州，那还是用蜡烛与油盏，作为照明之用）。 不久，父亲也就起床了，我们便要急急的回去，家里只有一位年青的顾氏表姊，和一位老妈子看家。也仍旧雇了一条船，回到苏州去。顾文卿姑丈陪我们到了上海后，他还有生意上的关系，原来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绸缎店开在上海，是他们的分号。还有一家同仁和参店，也开在上海，这参店是他们祖传的。所以顾文卿姑丈来了后，住在同仁和，现在也和我们一同回去了。 [book_title]十、延师课读 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后，我的读书发生问题了。因为同居人家以及邻近，并没有一个私塾，而且因为我年纪太小，祖母及母亲不肯放我走出大门去，我那时不过七岁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学所欺，于是决定请一位先生在家课读。 请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铿，这两个字是名是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还没有娶过亲，是一个长长的身体，瘦瘦的脸儿，说起话来，低声下气的。 何先生是没有进过学的，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是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有五六十岁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董生（更有年高者，称之为“寿童”，其名甚可怪也）。从前苏州请先生，也有等级，这等级是根据于科举的。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至于中过进士的，也不会当一个处馆先生了。除非是那穷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们的子弟。 何先生的馆谷，我记得只有三块钱一节。原来苏州致送教师的修金，不以月计，而以节计的。一年分为六节，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年底了。三块钱一节，质言之，就是只有一块半钱一月，十八块钱一年了。后来父亲又送了他三节的节敬，每节两元。这个三节，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节、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总共是二十四块钱一年。 中国币制一向没有本位，在官家以银两计算，即所谓生银制度，在民间则都以制钱计算。许多有钱人家，如雇用工人、佣仆们，也都是讲定每月薪工几千几百文。但自从墨西哥银圆流行到中国来后，江南大都是用银圆计算了（俗呼之为“洋钱”）。当初每一银圆（银圆亦作银元），可以兑制钱一千有零，那时以何先生的资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为当时的物价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待遇不靠这一点馆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吴中向称文物礼教之邦，对于敬师之礼，非常尊重。家堂里还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为人生所最当敬重的五个字，师也占了一位。这正是“论语”上所说的“有酒食，先生馔”，所以人家对于先生的膳食问题，是相当注意而不敢轻忽的。 有些大户人家，家里请了许多账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称之为东席，而所请的教书先生则称之为西席。而东席不能与西席分庭抗礼，西席先生吃饭，往往另开一桌，比较优厚。学生年纪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饭，若是小学生，往往先生独自一人吃饭。更有人家于吃饭后，命厨子来请问：“师爷明天喜欢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经受过此种待遇，但要我点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谢绝他道：“随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说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们供给何先生，不丰不啬，大概是两荤、一素、一汤。夜饭，苏州人家有饭也有粥，我们就加两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独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时颇娇养，吃东西很麻烦，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鱼不敢吃，爱吃的只有蛋和虾，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饭不过一碗，祖母和母亲很以为忧，吃饭似须加以监督。 我们学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儿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岁，名蓉，祖母说：“给她读一二年书，能识得几个字罢了。”所读的什么“闺门女训”之类，也有好几种吧，她还在习女红，不是天天到书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他的资质太不聪明，我在前章已说过。所以在三个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论何先生的教法，远不及陈先生的认真，我是个小孩子，也自觉得。父亲虽是商业中人，觉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读书死背，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小孩子要开他的知识，须从讲解入手，他意思要请何先生给我讲书。但这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乎哲理的书，小孩子如何听得懂？不但是我们听不懂，连何先生也有些讲不明白呢？ 于是父亲又去搜购了那种易于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木刻本、有图画、刻得很精致），“儿童故事”之类，使小孩子易于明白的书。何先生讲是讲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们不感兴趣。而且有几段，何先生不讲，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后，我家方才晓得何先生是患着严重的肺病，照现在说来，只怕他的病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这个馆地。在我们家里，他曾咯过一次血，他却对我们的女佣说：“这是鼻衂。”祖母已经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馆，祖母派了一个女佣人到他家里去问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厉害，他的母亲（我的太师母），向女佣人垂泪。女佣人回来一说，祖母连忙命人送钱去，送东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馆，多休养几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鹤草熬的膏子，说是专门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问他。 后来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颇想力疾到馆，我们家里，连忙去劝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当时也早知道肺痨病是要传染的，如何再能到馆与孩子们日夕相亲近呢？但过了一个月，何先生又病倒了，这一次，病很沉重，苏州人称之为“痨病上床”，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还怀念他的馆务，怀念我们读书的荒废，他请他老兄大何先生来代馆。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扬，学问也不好，我们的顾氏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称为何仙姑者，因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与“先”同音，“哥”与“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来代馆以后，未及年终，何先生已辞世了。可怜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那个时期，苏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数人，互相传染，全患肺病。大概因为是慢性传染，不知趋避，其次则体力柔弱，失于运动，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 [book_title]十一、记姚和卿先生 自何先生故世后，父亲正预备为我别延一师，恰值我们的房东姚和卿先生，决计于明年之春，在家里开门授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于是祖母和父亲，就命我拜姚和卿先生为师，而向他受业了。 姚和卿是我姑丈宝森，姻伯凤生的堂侄，论亲谊我和他是平辈，在平时，我叫他为和卿阿哥。而且朝夕相见，因为我家与他只隔一层板壁。但既已拜他家为师，父亲就命令我改口呼他为先生了（按苏俗对于受业师称先生，以示尊敬，在书柬上，则称“夫子大人”下署“受业门生”。在他省则呼“老师”，不唤先生的）。他的夫人，本叫她为嫂嫂的，现在也改呼为师母了，但她很谦抑，仍要我呼她为嫂，不要呼她为师母。 其时，姊姊已不上学了，读过什么“闺门训”、“女四书”，又读过半部“幼学琼林”，祖母说：“既不在家里请先生，女孩子出门附读不方便。”于是在家学习女红了。吾母亲的刺绣颇精，教她学习刺绣，祖母有时给她温理旧书。姚氏表兄，本来也可以向和卿先生就读，但他的父母不赞成这位堂侄，而凤生先生家里，也另请了先生，他就在那边附读了。 正月开学，学塾就设在第二进的大厅上。这大厅已是很古旧了，窗棂都朽坏，地砖也裂了缝，但从前造的房子，身骨都极坚实，故家巨宅，要给子孙数百年住下的计划。大厅是三开间，和卿先生只用西面的一间，他教木匠去做了四只大书橱，把这西面的一间夹开来。 留出一扇门的空隙，挂了一个门帘，这便把大厅分开来了。但书橱没有加漆，只是白木的，倒也清洁。这等号称书橱，其实等于书架，也不过堆砌一些学生们的书籍而已。其时都是大本线装书，没有洋装的，所以每一学生，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大堆。 里面一张方桌，一把圈椅，是先生坐的。桌子上一方墨砚，一方朱砚，以及墨笔、朱笔，为圈点批评之用。此外还有一把戒尺，就是古名“夏楚”者，倘然有顽劣不率教的学生，那是要打手心的（从前有些乡村学堂，还有要打屁股的）。学生们则散坐在周围，有的是方桌，一张方桌可坐三人，半方桌则坐一人，较为舒适。椅子是方型，或长方型，如果先生家里没有这许多椅子，可能教学生们自己带椅子来上学。 这一回，姚先生招收学生（名曰：“设帐授徒”，俗语说来，就是开了一爿子曰店），学生倒来了不少，连我在内，共有十二三人，也算桃李盈门了。但是程度不齐，最大的一位是十八岁（黄筑岩君，这位同学，他在五十岁时，我还见到他，是一位老画师），年纪小的仅七八岁，过于小的开蒙学生，姚先生声明不收，像我们八九岁至十二三岁，却是最多。 姚先生是一位名诸生（即是进过学的高材生），他的笔下很好，为人极勤恳而开通，好像去年也馆在人家，今年才回来开门授徒，当时贴了红纸条在大门外，上写“内设经书学塾”，这便是开学店的招牌了，于是附近人家都来从学。不过姚先生也要选择一番，有些太下流的孩子们，他也不收。为了他的学生整齐起见，也要问问那些学生的家庭关系，一个学塾里有了坏学生，便足以驱逐好学生。 我在姚先生学塾里读书，似乎比关在自己家里延师教读时候，要开展的多了。虽然从最后一进的屋子里，走到大厅上，未出大门一步。一则，我年纪渐大，知识也渐开；二则，有了十一二位同学，知道了小孩子许多不知道的事；三则，姚先生每晚有讲书一课（在将近晚间放学时）。那是对大学生们所设的，我们小学生听了，也有一些一知半解哩。 我最惧怕先生不在塾中，这十一二位同学闹起来，真有天翻地覆之势。但我也喜欢先生不在塾中，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现。有一天下午，先生出门去了，学生大起活动。那个大厅的庭院，倒也很宽阔的，只不过乱草丛生，芜秽不治，蓬蒿生得过了膝盖。有一个学生，在庭角小便，看见一条蛇，在草业蜒蜿而行，便向同学惊呼起来。 一个大学生，便冲出庭院，说道：“打死它。”又一个同学说道：“捉住它。”但大家说：“蛇是有毒的，不如打死它。”于是即有一人，拿了一根门闩来打它。他们记得一句成语：“打蛇打在七寸里”，因此真个用力在七寸里乱打。蛇负了伤，还是拼命的逃，有一句俗语，叫做“蛇钻的窟窿蛇知道”，这种旧房子，多的是墙头缝，蛇便拼命的向墙头缝钻去。有一位同学呼道：“不好了！给它逃走了！”有一位同学奔上去，蛇的身子，一半钻进墙头缝，它的尾巴，还拖在外面。他便双手把蛇尾拖住。伹蛇尾很滑，他抓不住，便大呼“帮帮忙”，于是另外一位学生，也来帮着他，就是所谓“倒拔蛇”者，把那条蛇，拉出墙头缝里来了。 那位年长的学生，可称是捉蛇能手，他倒提了蛇尾，只管把它向下抖，蛇也无力挣扎了。又是一顿门闩，蛇也已经半死了，打死了这条蛇，怎么办呢？一个学生出主意，说是“把它丢在河里”（桃花坞是沿河的，但沿河多造了房子）年长的学生，提了蛇尾，将要拧出门口，可是门口开了一家裁缝店，他们的开店娘娘不答应，不许拧了死蛇，在他们的店堂里经过。他说：“打死了蛇，它是要来讨命的”。说了许多迷信的话。 这可怎么办呢？有人主张，不如把它火化了吧？大家也以为然。因此到邻家，讨了稻草茅柴，把它烧起来。不想惊动了住在隔壁松下清斋的大书家姚凤生先生，他听的外面一片喧闹声，又见庭中轰然的火光，问起什么事？学生以实告，凤生先生大骂，“你们这班顽徒！”及至和卿先生回来，他又唤他去训斥一顿（和卿先生是他的侄子）。先生回到学塾里，除了我们几个小学生，对于此事无份外，打了一个“满堂红”。 这班同学中，除了一位黄筑岩兄，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医家，前晕曾述过。还有一位姓王的，已忘其名，本来是一个水木作头的儿子，后来自己便做了大包作头，并且在上海包造大洋房，很发了一点财，偶然在上海一次宴会上遇到，谈起来，方才知道是同学。他有两只招风耳朶，当时我们叫它“大耳朶”，他是苏州的香山镇人（苏州的水木工匠，都是香山人），直到我们叙旧时，他的香山口音，还不曾改变过。 和卿先生的开门授徒，大概不过两年多光景呢？他便出外作幕去了。原来他和吴清卿（名大澄）为至戚。吴放了湖南巡抚，便招了去，在抚院中，他当了“殊墨笔”（郎代批公事，此职，惟督抚衙门始有之）。说起吴清卿，苏州有两个吴清卿，一为做湖南巡抚的，苏人称为贵的吴清卿；一个便是我的舅祖，我祖母的弟弟，号称苏州首富，苏人称为富的吴清卿。后来这两个吴清卿的孙子，都成了画家，一个吴湖帆，一个吴子深。 和卿先生初名元豹，后因元豹两字，音同元宝，改名为元揆，他是一位廪生，文学很优，字也写得很好，为人忠厚诚笃，但他的同族中，说他是书呆子，呼他为“瓦老爷”（苏州人嘲笑忠厚老实人，有此名称），他自从作幕以后，便抛弃了教书的生涯，以保举及捐资，得知县职，到江西去候补，做过了几任知县。他的儿子号学洲，学洲的儿子名赓夔，笔名苏凤，是一位名记者，以亲谊的关系，我比他长两辈，所以苏凤呼我为公公。 [book_title]十二、我的近视眼 近视眼有遗传性吗？在我的直系上，是一个问题。说它有遗传性吗？我的父母，都不是近视眼，我的祖父、祖母，也不是近视眼，何以我是近视眼呢？说它是没有遗传性吗？何以我的儿女中，很多近视眼呢？虽然他们深浅不一。而且我是近视眼，他们的母亲也不是近视眼呀！ 我在八九岁的时侯，近视眼就显露了，远的东西看不出，近的东西，虽极纤细的也能明察秋毫。祖母那时便抱怨我开蒙的陈先生，她说：在我初学写字的时候，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放学时候，便写字了（起初描红，先生还把笔，后来写书法，以薄纸印写）。书房中墙高庭小，垂暮时光，光线不足，所以出了毛病。但其实不然，私垫中习字，都是在这个时候的。 那末说近视眼是先天关系，既不尽然，后天关系，那是有的。当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文理已经略通，便喜欢看小说书，而这些小说书，又都是那种木刻小字的书，有的是那种模糊不清的麻沙版，看起来是很费目力的。我记得我的外祖家中，有一间屋子，他叫做东书房的，这里有一口书橱。有一天，我在这书橱中，翻出几本书来一看，全都是小说，有“封神榜”、“列国志”、“说唐”、“隋唐”、“岳传”之类，发见了这个奇秘。大为喜悦，好似后来人家发见了敦煌石室一般。因此不到外祖家则已，去了，总是躲在东书房里看书，而这个东书房甚为黑暗，夏天蚊虫成市，我总是不声不响，在里面看书，这定然与我的眼睛有关系。 谈起看小说，我的正当看小说，还在九岁时候吧？家中有一部残缺的“三国演义”，也是从一只旧书箱里翻出来的，我见了如获至宝。起初是愉偷摸摸的看，因为从前小孩子不许看小说的，除了看正史以外，不许看野史。后来被父亲发见了，说是看“三国演义”无妨，非但不禁止我看，而且教我每天要圈点几页。（从前有许多书，都没有圈点的，自己加以圈点，也分句读；人名、地名，也在旁边加上一竪，与现在新符号也差不多。） 不过看章回小说，看了前一回，便要知道后一回怎么样？每天晚上圈几页，怎能过瘾呢？于是仍旧想法子偷看了，最好的时间，是在大便时，大便已经完了，可以超来了，但是依旧坐在马桶上（这个名称，苏人称为“孵马桶”），偷看“三国演义”。不久，被祖母知道了，大骂一顿，说道：“你在马桶上看关圣帝君的事，真是罪过，将来要瞎了眼睛。”实在说，在马桶上看书，总是光线不足，有损眼睛。不想后来成了习惯，在大便时，不论什么书，终要取一本在手中阅看。 既而上海出了那种缩小的石印书，最是损人眼睛，而且那些出版商，还印出了许多“大题文府”，“小题文府”、“试帖诗集腋”等等书籍，那是搜集了前人所作的八股文、八韵诗，以供人抄袭獭祭之用，这是他们一种投机事业。印出来的字，小得比蝇头蚊脚，还要纤细，有的必须用了显微镜，方可以看得出。这些书都是为了考试时，便于夹带用的，所以销场奇好。 但是看这些小字书，很伤目力，当时一大半的近视眼，都是由此养成。尤巽甫姑丈，最痛恨这些石印的八股八韵书籍。他的批评，说这种书，不但伤害青年的目力，而且看了这等书，足以汨没性灵。譬如一个先生，出了一个题目，要教他的学生，做一篇文章。这须要自出心裁，把思路展开，然后才能做成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因为自己做不出，不肯去想，于是去翻前人所做的文字，这个思想就把它关住了。那时不但剿袭他的意思，还剿袭他的成文，自己就一辈子没有思想了。所以巽甫姑丈说：“这些刻出来的石印书，伤害眼睛还小，伤害性灵更大呢。” 不过我对于那些石印书，受害还轻，因为我没有钱去买什么石印书呢。但石印书有许多很适用的，譬如像“诗韵合璧”之类，我曾有一部，觉得很为便利，有些工具书，都靠了石印本而利用。如其它的许多木版书，卷帙浩繁，携带不便，却经过了缩小石印，便成了袖珍本了。譬如说吧：像“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人家称为四史，若是木版的，要装好几只书箱，现在可以缩成几部书，那是多么便利呢。 我在十岁那一年上，就有一副眼镜了。那件事，是我牢牢记着的。因为我是近视眼，看见人家戴眼镜，颇为羡慕。亲友中也有近视眼的，把他们卸下来的眼镜张望着，颇觉明亮。我久有此意，要想有一副眼镜。但小孩子怎能戴眼镜，在当时是不许的，要被大人所呵斥。 就在那年的秋天，父亲为了奖励我读书，他允许带找去看一次戏。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件，要那天是先生放学，不能因为娱乐而旷课。第二件，也要他自己有空工夫。于是我只有等待，等待到那一天，先生果然放学了。至于父亲有空工夫，那是不成问题的，他近来本来不太忙，即使有事，他也会带我去的。 父亲对于儿童不能失信，因此催着早早吃午饭，便到城隍庙前那家戏馆来了（那时苏州城内，只有一家戏馆，唱文班戏，文班戏即是昆剧）。谁知到了戏馆门前，冷落无人，铁闸也关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呀？一问邻近，方知今日是忌辰。所谓忌辰者，便是那一天是清朝历代皇帝皇后的死忌，这一天，照例不许演戏的。可是我却觉得很是失望了，好容易一直盼望，得到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结果是为了忌辰而停锣，我的懊丧，真是要眼泪挂出来了。 父亲却安慰我道：“这一次遇到了忌辰，还有下一次呢。”又道：“你不是想有一副眼镜吗？”于是我们父子两人，便到穿珠巷来（穿珠巷在苏州阊门内，苏人又呼它为专诸巷，那里都是眼镜店，苏州人有句谜语道：“穿珠巷配眼镜，各人的眼光不同”）。我那天就配了一副玳瑁边的眼镜，这时，外国货的眼镜，还未流行到中国来，我的这副眼镜，全是国货，而且全用手工制成的，不是玻璃，面是水晶，价值墨西哥洋银一元。回到家里，我非常高兴。把看戏逢着忌辰的失望，全忘怀了。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罢。” 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面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见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上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 [book_title]十三、儿童时代的娱乐 在我十岁以前，苏州有什么娱乐呢？就记忆所得，略为述之。 第一、我就要说戏剧了。当时苏州的戏馆，城内只有一家，在郡庙前，就是上文说过，父亲带我去而适逢忌辰的那一家，专唱昆剧的。城外也有一家，在阊门外的普安桥，那是唱京戏的。这两家戏馆，都不是常年唱戏的，有时唱戏，或两三个月，便即停止，或另一个戏班来上演了。 当时苏州有一个禁令，城里只许唱昆剧，不许唱京戏，听以京戏到苏州来，只许在城外普安桥那个戏舘里唱。苏州当时的戏剧，以昆剧为正宗，其余所谓京班、徽班等等，都好像野狐禅、杂牌军一般。而且当时城内城外，好像分了两个疆界，城里是要整肃的，不能五方杂处，城外就可以马马虎虎一点了。 唱昆戏的都是苏州本地人，缙绅子弟，喜欢拍曲子的很多，有时也来一个“爷台会串”（又叫做清客串），哄动城厢内外，真是万人空巷。京戏在苏州，却没有那种盛况。京戏大概是从上海来的，也有从各方来的，他们所谓外江班，到苏州来打野鸡的。昆剧为士大夫所欣赏，从不加以禁止，京戏则有时要加以取缔了。京戏中有许多如卖胭脂、卖绒花、打樱桃、打斋饭、小上坟、荡湖船等，官厅目为淫戏，便禁止不许唱了。（按：从前无警察，所谓官厅者，指县衙门而言）。 除戏剧而外，苏州最流行的是说书。说书分两派，一派说大书的，称之为平话，只用醒木一方，听说的书，如三国、水浒、岳传、英烈、金台传之类；一派说小书的，称之为弹词，因为它是要唱的，所以有三弦、琵琶等和之，所说的书，如描金凤、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姻缘之类。这些大书小书，我都听过，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都是喜欢大书，不喜欢小书；因为大书是描写英雄气概，小书只是扭扭捏揑，一味女人腔调而已。 书场都是附设在茶馆里，但也有独立的。我们去听书，每人花十余文，而且他们还给你茶吃。书场有班老听客，他们是天天光临的，听得有了瘾了。像我的小时节，不过零零碎碎，断断续续，东鳞西爪，跟着大人们去听一回两回罢了。但是在新年里，不读书，也有跟着大人们连听十几回的。那种的书场，或大书、或小书，每次只说一档书，没有像后来上海那般书场，每一场有四五档书的。只是到了年底说会书，也常有四五档，这正是盛况空前。 说书名家，我所听到的，有马如飞的“珠塔”（那时我年纪很小，不大记得），顾雅廷的“三笑”，王效松的“水浒”，王石泉的“倭袍”，金耀祥的“金台”等等，不过都是零零落落，或只听到两三回。有的是在人家有喜庆事，在堂会上听到。从前上等妇女，不上书场，但也并不禁止，偶有一二，大都年老妇女，男女座位，也是要分开的。妇女们听书，大户人家，往往有长堂会，每天到她们家里来说书的。 戏剧说书之外，还有什么“曲局”与“清唱”。“曲局”者，也是人家有喜庆事，聚几位平时喜欢唱曲的人，同时会唱，以示庆祝之意，主人则备盛筵以饷客。“清唱”者，雇一班专门清唱的人，唱唱说说，语多发噱，名之曰“摊簧”。两者有所不同，就是一雅一俗而已。 杂耍中有一种苏人称之为“戏法”，即今之所谓魔术。戏法有两种，一种是文的，一种是武的。文的藏物于身，说说笑笑，忽然一件，一件的从身上搬运出来，有玻璃十八件，各种各样物件。我曾见从身上搬出一大坛酒的，足足有五十斤。又曾从身上变出一个十四五岁童子，真不知他如何藏法。 武的有飞水、飞碗、吞剑、吐火之类的种种技术。人家有喜庆事，以娱来宾。则取文的，以求雅驯。至于武的，不免剑拔弩张，大概在庙会场上，可以时时见之。 更有一种号为女说书者，他处未见过，惟苏州有之。每于冷街僻巷处，门前贴一字条，上写“某某女先生，弹唱南北小调，古今名曲”的字样。起初只是一二盲女，卖唱度日，随后即有非盲目之青年女子，亦作此生涯。既而更有秀丽出众的人物，亦出现其中。人家有小喜庆事，往往招之使来，唱唱各种小曲，妇女们喜听之。若是盲女，从吃夜饭来，到半夜回去，不过八百文，或至一元；倘非盲女，则须三元左右；如为出众人物，或令之侑酒，以至天明方散，则须加倍还不止。惟此种女说书，绅士人家，概不请教，以其不登大雅之堂呀。 我的对于戏剧、说书、歌唱、杂耍等等，每在亲戚喜庆人家，所见为多。因为我家虽寒，亲戚中颇多富豪。他们每逢有喜庆事，常接连数日，有些娱乐，戏剧则有堂会，以昆戏为主，亦有唱“髦儿戏”者，乃是女班子也。那些富贵人家，都可以临时搭起戏台来，妇女亦可垂帘看戏。说书名为堂唱，往往连说几天。其它歌唱、杂耍，每遇宴庆，亦必招致。 再及低级之娱乐，则在城中心之玄妙观内，各种都有。如露天书，独脚戏、说因果、小热昏、西洋镜。那些都是属于文的。其它如卖拳头、走绳索、使刀枪、弄缸弄蓬，那些都是属于武的了，因此苏州的玄妙观，可称为儿童的乐园。 其次便是街头娱乐了，也为儿童所欢迎。街头娱乐最普通者有两种：一为木人头戏，演者挑一担，择街头略空旷处，敲起小锣，儿童群集。他就用扁担等支起一个小戏台来。一为猴子戏，由猴子演出种种把戏，召集街童观看。 [book_title]十四、坐花船的故事 有一件事，使我虽老不能忘怀，这是我在八岁的那年，父亲带了我曾去坐过一次花船。怎么叫做花船呢？就是载有妓女而可以到处去游玩的船。苏州自昔就是繁华之区，又是一个水乡，而名胜又很多，商业甚发达，往来客商，每于船上宴客。这些船上，明灯绣幕，在一班文人笔下，则称之为画舫。里面的陈设，也是极考究的。在太平天国战役以前，船上还密密层层装了不少的灯，称之为灯船。自遭兵燹以后，以为灯船太张扬，太繁糜了。但画舫笙歌，还能够盛极一时。 当时苏州的妓女，可称为水陆两栖动物。她们都住在阊门大街的下塘仓桥浜，为数不多，一共不过八九家。这里的妓院，陌生人是走不进的，只有熟识的人，方可进去。在门前也看不出是妓院，既没有一块牌子，也没有一点暗示。里面的房子，至少也有十多间，虽不是公馆排场，和中等人家的住宅也差不多。 不过她们的房子，大概都是沿河，而且后面有一个水阁的。她们自己都有船，平时那些小姐们是住在岸上的，如果今天有生意，要开船出去游玩时，便到船上来，侍奉客人。平时衣服朴素，不事妆饰，在家里理理曲子，做做女红，今天有生意来了，便搓脂滴粉的打扮起来了。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国人称之为中元节。苏州从前有三节，如清明节、中元节，下元节（十月初一日），要迎神赛会，到虎丘山致祭，而城里人都到虎丘山塘去看会，名之曰：“看三节会”。而载酒看花，争奇斗胜，无非是苏州人说的“轧闹忙”“人看人”而已。 七月十五那一天，他们妓船生意最好，因为这些花船帮的规矩，在六月初开始。这些船都要到船厂去修理，加以油漆整补等等，到六月下旬，船都要出厂了。出厂以后，似新船一样，要悬灯结彩，所有绣花帷幕，都要挂起来了。而且从六月二十四日，游玩荷花荡起（那个地方，亦叫黄天荡，都种着荷花。是日为荷花生日），船上生意要连接不断。如果中断了，便是失面子。假使七月半看会那一天，也没有生意，真是奇耻大辱了。 父亲那时，一来请请他的几位到苏州来的商家朋友，在生意场中，交际是少不得的。二则他也认识几条船，都是老主顾，每一次出厂，也要应酬她们一下子的。因此在半个月以前，早已约定，答应他们了。坐一天船，吃一顿船菜，要花多少钱呢？从前的生活程度，物价低廉，不过四五十元罢了。此外苏州的规矩，吃花酒的每位客人，要出赏钱两元，请十位客，也不过二十元，总共也不过六七十元，在当时要算阔客了。 父亲预先和我说：“你认真读书，七月半，我带你坐船看会。”我听了自然高兴，也不知道何处坐船？那里看会？只跟随父亲就是了。一清早，母亲便给我穿起新衣服来，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带我到那里去。这时我恰新做了一件两接长衫，这两接长衫，上身是白夏布的，下身是湖色云纱的。（按：当时成人们也穿两接长衫，一时盛行。原来这两接长衫，还是从官场中流行起来的。从前的官服是外套、箭衣，里面还有衬长衫，便是两接的长衫了。）里面是雪青官纱对襟小衫，下面玄色香云纱裤子。脚上淡红色纺绸单袜，蓝缎子绣花的鞋子，鞋子与袜，都是母亲手制的。头上梳了辫子，辩梢拖了一条大红纯丝的辩须。 由父亲领了，到一家人家，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家来了。但见房拢曲折，有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拉拉我，有的搀搀我，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又来了几位客，大家说：“去了！去了！”我以为出门去了，谁知不是出前门，却问后面走去。后面是一条河，停了一条船，早有船家模样的人，把我一抱，便抱了进船里去了。 但是那条船很小，便是苏州叫做“小快船”的，里面却来了男男女女不少人，便觉得很挤。我心中想：父亲所说的坐船看会，那就是这样的小船吗？我宁可在岸上看会了。后来那小船渐渐撑出阊门城河，到一处宽阔的河面，叫做方矶上，停有几条大船，把我们小船上，移运到大船上去。方知道因大船进城不便，所以把小船驳运出来，小船大船，都是妓家所有。 到了大船上，宽畅的多了，又加以河面广阔，便觉得风凉得多。于是一面吩咐开船，一面便大家解衣磅礴，我的两接长衫也脱去了，只穿官纱短衫。有许多客人，竟自赤膊，有一个大块头，露出个大肚皮。便有些娘姨大姐，给客人擦背心上的汗；有的给一个老公公只是打扇。她们也劝我脱去短衫，赤着膊儿，我却不肯。父亲说：“身上都是汗，擦擦吧！”一个大姐，给我脱去短衫擦身，但我来不及把衫穿上了。她笑对父亲道：“你看你的这位小少爷，倒像一位小姑娘。” 船开到野芳浜（原名冶坊浜），愈加觉的风凉了，他们移开桌子打牌，这中舱可以打两桌牌，但是他们打牌，我更无聊了。我一心想看会，会是在岸上过的，我便到头舱里去。他们特派了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名唤三宝的，专门来招呼我。指点岸上的野景，讲故事给我听，剥西瓜子给我吃。当吃饭的时候，她拣了我喜欢吃的菜，陪我在另一矮桌子上吃。吃西瓜的时候，她也帮助我在另一矮桌子吃，她好像做了一个临时小褓母。 临回去的时候，父亲叮嘱我道：“到了家里，祖母面前，不要提起。”父亲有点惧怕祖母，祖母晓得了，一定骂他，怎么带了小孩子去。我说：“母亲可以告诉她吗？”父亲笑笑，他说：“告诉母亲不要紧。”因为我什么都要告诉母亲的，无从瞒起。后来母亲知道了，也埋怨父亲，“为什么把孩手带到那里去。”父亲笑而不语。我父亲不是那种自命道学中人，说什么“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人，但他却是一个终身不二色的人。 非但此也，父亲什么地方都带我去看过。有一天，带了我到一家鸦片烟馆里去。那时候，鸦片烟馆是公开的，并不禁止。他自己并不吸烟，而有许多朋友都是吸烟的。甚而至于有许多生意经，都在烟馆里并枕而卧，方才订定了的。我还记得我们所去的地方，在苏州观前街太监弄现在吴苑茶肆的前身，房子既旧且大，生意很为兴隆。那个时候，好像在夏天吧，烟客们就灯吸食，都不怕热。我对于鸦片烟，并不觉得新奇，因为我早已见过，我的母舅，我的姑丈，他们都是瘾君子呀！ 睹场中，父亲从未带我去过，苏州也有很高级睹窟的，他们称之为“公馆睹”。因为父亲生性不爱睹，这件事，我有遗传性质，我对睹也是不感兴趣的。至于当时流行的一种打牌，名为“同棋”的，父亲却打得甚好，伹输赢是极小的（麻雀牌流行的时候，父亲已故世了），东中市有一个钱业公所，父亲带我去过几回，据说里面可做输赢。只要是熟识的人，但凭一言，即可成交，可见从前商人信实，胜于现在。这种交易，大概以生银、银洋、制钱三种作比价，人家亦称之为“卖空买空”（这便是后来交易所的发轫始基）。当时苏州的术语，名之曰：“做露水”，父亲偶尔小拭其技，只不过估自己的眼光而已。 [book_title]十五、在新年里 父亲对于我的教育，主张开放，不主张拘束。他常和母亲说：“孩子拘束过甚，一旦解放，便如野马奔驰，不可羁勒。”但父亲又批评我道：“他太懦善，少开展之才。”从来“知子莫若父”，信哉斯言。不过我母亲又廻护我，说：“我宁有一个忠厚的儿子。”我又服膺此言。 在新年里，是儿童们最高兴的一个时期。我们从前在学塾里读书，并没有什么星期日放假之例。除了每逢节日，放学一天之外，便是每日一天到晚，关在书房里，即使到了夏天，也没像现在那样，要放暑假。不过到了年底年初，这一个假期，却比较很长。大概是每年到十二月二十日，便要放年学了，到了明年正月十六日，或迟至二十日，方才开学。 因此那个新年里，便是儿童活跃之期。不但是儿童，就是他的家长们，在新年里，也是吃喝娱乐之日。那班工商界的人，早的也要过了年初五，迟的竟要到正月二十日方才开工上市。连做官的人，也是十二月二十日封印，到正月二十日开印，在此期内，不理政务。 衣食住行四者之中，衣字当先。小孩子们到了新年，都要穿新衣服。高等人家的孩子，身上都是穿得花团锦簇，即使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那天也要穿的乾乾净净的一件花布衫儿。在除夕的夜里，母亲已经把我们明天元旦应穿的新衣服取出来了。虽然在新年里，天气很冷，我们的家规，小孩子是不穿皮衣服的，也只是棉衣而已。 母亲和祖母，在新年里，有一种特别装饰，因为现在年青人是不知道了，我至今还有一些印象，记之如下：母亲戴一只珠兜，齐额有一排珍珠，这个名词，叫做“珠勒口”。珠勒口的上面，有一条紫貂的皮，这个帽子，她们叫做“昭君兜”，我觉得母亲戴了，非常之美。祖母呢？戴了一种黑缎子的头巾，垂在后面，这头巾上，缀满了无数珠宝。巾尾是尖的，直垂到背后腰下，巾尾上辍了一粒宝石，中间有一条线痕，他们告诉我：这叫做“猫儿眼”。而且祖母所戴的巾，却叫做“浩然巾”。浩然巾是唐朝踏雪寻梅的孟浩然戴的，如何戴在老太太头上？后来偶然看到了乾嘉时代某君的笔记，中有“名不符实”一节，中有句云：“浩然巾戴美人头上。”可见那时候，不但老太太戴浩然巾，连年轻的女人，也戴浩然巾呢。 其次便谈到食了。新年中，是一个吃喝时代，在年底下，即预备了许多食物，以供新年之需，有些人家，甚而至于吃到正月十五，他们称之为“年冻”。不但自己吃，而且还请亲友来吃。因此在新年里，你到我家来吃，我到你家来吃，忙个不了。虽然，从年底下的年夜饭已经吃起，不过从前的苏俗，吃年夜饭只是家人团聚，不大邀家庭以外的人。 除饭菜以外，新年里还有种种的点心。有规定的是年初一、年初三，要吃圆子（一种小内汤圆）；年初五要吃年糕汤；元宵节要吃油堆之类。不规定的，则有年糕、春卷、粽子、枣饼、鸡蛋糕、猪油糕之类，名目繁多。不过在我小时节，吃东西不大告奋勇，加以胃也大不强健，多吃就要腹痛，不得不宣告戒严了。祖母和母亲，常是吃素的，一个新年中（自元旦至元宵）倒有一大半日子是他们吃素的日子。 其次说到住，新年里，房子也收拾到整整齐齐。在腊月底边，就有一次大扫除了，这个名称，叫做“挥埃尘”。新年里，不但将房子扫除，而且还要把它装饰一番。厅堂里有的挂起了绣金的堂彩，地上铺了红色地毡，花瓶中供了天竹、腊梅，有的还摆上几盆梅桩。中等人家，至少也供一盆水仙花。有些人家，大门上换了新的春联，可见得人要装饰，房子也要装饰的了。 中国人是尊敬祖先的，逢时逢节，都要祭祀，这便是儒教中慎终追远之意。因此新年中，每家都要把祖先的遗容，挂在内厅，有许多亲戚来拜年，他们要来拜祖先的。假如一个大族，宗支多的，更要互相来拜谒的。这喜容一直要悬挂到正月十六日，方才收去。喜容之前，也要供些香烛果品之类。 讲到行字，我便要想起新年里的拜年了。在新年里，苏州是盛行拜年的，自从改历以后，这风气渐革了。当初尽管你在平日不相往来的亲戚朋友，到了新年里，非互相拜一次年不可。据说：这也有一个道理，因为有许多亲友，终年不相往来，便要从此断绝，赖着新年互相拜一次年，从此又可以联络下去了。 拜年最出风头的，就是在年初二、年初三两天。在年初五以前也还好，过此以后，便落伍了。亲戚朋友多的，在城内外有百余家之多的，一天工夫来不及，就要两天，那得坐轿子。因此这两天的轿子，飞驰在街头，连人家走路，也要当心，轿夫是一路在喊口号的。这时候，苏州代步的工具，没有车子，只有轿子，妇女们裹了小脚，出门也只有坐轿子。有许多人家，家里自己有轿子，多的有好几顶轿子，安放在轿厅上。轿夫临时可以召唤，有的且养在家里，如医生之类，名之曰：“长班”。 新年的游观，在前面已说过，儿童最喜欢的是玄妙观。偶然看一回戏，也要预先定座。听书是要个耐心的儿童，方才坐得住。其次，城外有个留园，城内有个怡园，两个私家花园，也开放了让人游玩（都是收游资的），倒可以消磨半天光阴，里面也可以啜茗，儿童们都是家长带了去的。 新年的睹博，在苏州的巨室中也有之，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儿童中的赌具，一为状元筹，二为升官图，别的都不许睹。我家里有一副象牙的状元筹，刻得很工细，但一过新年，将近开学，祖母便命令收起来了。我们一家都不喜睹，只有祖母，她会“同棋”一种，也是四个人坐着打的，规律极严。苏州上等人家，往往玩此。至于后来流行的叉麻雀，当时苏州看也没有看见。“挖花”，却是老早就有的，但那些都是桥头巷口的轿夫们玩的，上等人不屑玩此。 元宵古称灯节，在古时必有灯市，就是称之为上元灯的，在我儿童时代，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儿童们不过是放花炮，买花灯，以应景而已。况且在那个时期，已经将要开学，儿童们是想心事，收骨头的时候了。倒是正月十三日起，宋仙洲巷猛将堂里的大蜡烛，足以哄动一时。这一对大蜡烛，足有一百余斤，是城厢内外的蜡烛店家公同供献的。 [book_title]十六、我的拜年 关于我在儿童时代，新年里拜年的事，我得略说一说： 向来新年里拜年，是父亲去的。我们的亲戚很多，加上父亲的朋友，每次拜年，也近百来家。苏州人向来是工于应酬，人家既然来拜了，你怎可以不去回拜呢？坐轿子，具衣冠，要两天工夫。商业中，这几天里还要理理账，而他又素性疏放，视拜年为畏途。在我九岁的一年，父亲主张明年新春，他自己不出去拜年，要改我去了。他说借此也可以学学礼貌上的一切。 于是把向来拜年的人家，改编了一下。有几家，不来回拜的，就不必去了。有几家，是父亲的朋友，比较疏远的，可以不必去了。有几家，本是老亲，几乎相见不相识了。有几家，已迁居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新地址。就剩几家至亲好友，是非去不可的，于是删繁就简，仅存五十家左右，那末坐一天轿子，也可以赶完了。 对于出去拜年，我倒并不畏惧，我从小就不怕生，平日亲戚人家有庆吊事，我居然也去应酬，并不怯场。并且新年里有人到家中拜年，父亲老不在家，便是我去陪客。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出去拜年，要像大人一样，穿了衣冠，不能再作小孩子的打扮。因为我看见也有几个小孩子，到我家拜年，是穿了似大人一般的衣冠的，我很有点羡慕他们。 家中人曲徇我意，取出了父亲一件灰鼠马褂来，这件马褂又长又大，父亲本不爱穿，改缝了一件小的灰员外套，那正合式。外套里面的袍子，我本来有的，不必穿箭衣了。特为定制了一顶小头寸的暖帽，上面还装了一个水晶顶珠（本来水晶顶珠是五品官职，但小孩子是随便的）。脚上鞋子也可以了，但是我坚持了穿一双靴，我觉得穿了靴，气派得多，并且靴底厚，人也可以见得高一点。父亲不得已，便给我去定了一双靴。 轿班在隔年就定下来了，大除夕，轿班来取年赏，祖母就关照他了：“明年是我们小少爷出去拜年了，只要年初二一天。一肩蓝呢轿，三名轿夫，一天里五十余家都要拜完。”我们的轿班头，名叫阿松，听了很高兴。第一，因为小少爷身体轻，抬了毫不费力。第二，一路上抬了轿子，先到那家，后到那家，全由他们支配作主。 但是有两处，却得预先规定，不得更改的，乃是到史家巷吴宅吃午饭，到桃花坞吴宅吃晚点。史家巷吴宅，便是我的外祖家，父亲每年出去拜年，也是如此的。这种常年老规矩，轿班们早已记得的，而且史家巷吴老太爷那里吃饭，他们最愿意，因为外祖父待下人极宽厚，轿班们不但给了他们轿饭钱，而且还欵待他们酒饭，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我吃了早餐，八点钟就出门了，把那一张拜年单子，给轿班头看了，他们会排定了路由。在那个城圈子里，分定了东南西北，使他不跑冤枉路。城外的亲戚，我们极少，即有一二，也不挤在这一日去拜年。轿班的意思，要尽一个上午，拜去三十多家，然后到史家巷吴宅吃饭。吃过饭后，再拜一二十家，然后到桃花坞吴宅吃点心，吃了点心，便可以回去了。 因此出门时，先到胥门，盘门，后到封门、娄门，盘、娄两门较冷落，我们亲友也少，再由城中心到史家巷，差不多也有三十家人家了。吃过饭后，再由城中心到齐门，阊门，约摸二十家人家，到桃花坞吃点心，也就正好，因为轿子轻，他们抬得飞快，在下午从吾外祖家出来，他们喝跑了一点老酒，脚里更有了一点劲，轿子正像飞的一般。 有几家疏远的亲友，轿子到了门口，他们挡了驾，说主人不在家。既然挡驾，就不必下轿了。可是那些轿夫，不管三七廿一，却把轿子抬进门去停下。轿子停下，我只好出轿了，原来我不出轿，他们拿不到轿封，那些人家的挡驾，也是不愿出轿封。总之这一天，我不能自主，完全听命于这几个轿夫了。直到如今，社会上流行一句俗语，叫做“被人抬了轿子”，只怕就是这种情景了。 到了一家人家，有的献了茶，说主人不在家。有的主人明明在家，也说不在家，他们看见拜年的是个小孩子，谁高兴和你周旋呢？这就使轿夫们很愿意，可以马上就走。但到几家亲戚人家，可以直入内室的，有些太太奶奶喜欢小孩子的，便要装出果盘来，问长问短，十分亲热。这一来，可要躭搁许多工夫，那时轿夫就要着急，传进话来催请，吵着：“来不及了，还有好多人家呢。” 这个拜年，蝉联了几年，直到父亲故世以后，我在居丧时期，不出去拜年。到后来更觉拜年毫无意义，对此颇生厌倦。不过有几家至亲，奉了祖母和母亲之命，新年里还是要去拜年的。还有的他们既然先来拜了，礼尚往来，也是不能不去回拜的，那就不坐轿子，安步当车了。 [book_title]十七、自桃花坞至文衙弄 在桃花坞住了约有三年多光景，我们又迁居到了文衙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古迹，乃是明代的文徵明，曾住在这条巷里。文徵明的故宅，就是我们所住的那座房子的贴邻，现在已改成为七襄公所了。因为文家住在那里，这条巷便称为文衙弄。我起初以为凡是官署，方可以当得一个衙字，因此那种官厅，都称之为衙门。谁知从前却不然，凡是一个大宅子，都可以称之为衙。苏州有许多巷名，都有衙字，像“申衙前“包衙前”“谢衙前”“严衙前”等都是。想当初必定是姓申、姓包、姓谢、姓严的，在这里建筑了一所巨邸，因此就成了这个巷名了。 这个七襄公所是什么机构呢？原来是苏州绸缎业的一个公所。从前没有什么同业公会那种团体，可是每一业也有一业的公所，是他们集资建筑，组织也很完密。即使是极小一个行业，他们也有公所，何况绸缎业，在苏州是一个大行业呢？从前中国丝织物的出品，以苏、杭为巨擘，行销全国，机匠成千家，有绸缎庄，有纱缎庄，分门别类。这个七襄公所，就是绸缎业的公所，七襄这个古典名词，就由此而来的。 文徵明的故宅，怎么变成了七襄公所，这一段历史，我未考据。大概是在太平之战以后的事，因为里面的房子，都是新修葺的。里面却有一座小花园，有亭台花木，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还有一座华丽的四面厅。因为我们住在贴邻，又和七襄公所的看门人认识，他放我们小孩子进去游玩。除了四面厅平时锁起来，怕弄坏了里面的古董陈设，其余花园各处，尽我们乱跑。 七襄公所有两个时期是开放的，便是六月里的打醮，与七月里的七夕那一天，致祭织女。打醮是大规模的，几十个道士，三个法师，四个法官，一切的法器、法乐，都要陈列出来，这个道场，至少要三天，有时甚至五天、七天。里面还有一座关帝殿、威灵显赫。七夕那天致祭织女，在初六夜里就举行了，拼合了几张大方桌，供了许多时花鲜果，并有许多古玩之类，甚为雅致。织女并没有塑像，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画轴，画了个织女在云路之中，衣袂飘扬，那天便挂出来了。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几位曲友，在那里开了曲会的。 七襄公所荷花池里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据说：是最好的种，不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每年常常开几朶并头莲，惹得苏州的一班风雅之士，又要做诗填词，来歌咏它了。所以暑天常常有些官绅们，借了它那个四面厅来请客，以便饮酒赏荷的。 这时候，我家有个小小神话；有一天早晨，祖母向母亲说道：“昨夜里做了一个梦，有人请我吃汤包，不知是何意思？”母亲笑道：“这有什么意思呢？前几天，不是吴桥堍下新开一家汤包店吗？我们明天去买两客来吃。”婆媳两人，也一笑而罢。谁知那天下午，七襄公所的看门人，把我送还家里，好像一只落汤鸡。原来我到他们花园里去玩，见荷花池里有一只大莲蓬，足有饭碗口大。我想采这只大莲蓬，跌入荷花池里去了。幸亏看门人拉起来，虽不曾受伤，但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当母亲给我换衣服的时候，祖母说道：“哎呀！对了！汤包！汤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汤吗？准是观世音菩萨来托梦了。” 我家迁居文衙弄时，房东张氏，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她已孀居了，有子女各一。我们住居在楼上三大间，甚为宽畅，兼有两个厢房，张家住在楼下，而楼下一间客堂，作为公用。此外他们还有傍屋，也是出租给人家住的，但留下一座大厅，是不出租的。门前租一裁缝店，那就不需要看门人了。大概这位老太，除了一些储蓄之外，便靠收房租也足度日了。 她的那位女儿，年已二十三四了，小名喜小姐，读过书，人家说她是才女。不过当时苏州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出阁，人家便要说她是老小姐了。但这位小姐，却还未许配与人，当然姿色是差一点，但也不十分难看。终日躲在房里，不大出来，有一部木板的“红楼梦”，据说颠来倒去，看过几十遍了。我那时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很想借来一看，但是父亲不许，他说：“你这年纪，看不得红缕梦。”我这时，却也莫名其所以然。 她的那位儿子，此我大三四岁，后来我附读在他们所请的先生那里，我就和他同学了。（从前又叫做“同窗”。）他的名字叫禹锡，与唐代诗人同名，为人倒也恳挚，就是不大勤学。这位我的同学而又是房东，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忽然又遇到了他，四十多年未见面，他这时是上海德国人所开的西门子洋行的职员。 在这个时期，我的那位顾氏表姊出阁了。这位表姊，从三岁起，一直就在我祖母身边，因为我的顾氏三姑母，在她三岁时，便故世了。因此那位表姊，是在我家长大，而我们对她，也像胞姊一样。现在她出嫁了，从祖母起，我们全家，对她都有依依惜别之情。 她的夫家姓朱，我那位表姊丈朱静澜先生（名锺潆）后来是我的受业师，以后常要提起，这里暂且不说。但我那位表姊出阁时，她继母也已故世，家里仅有父亲一人，他究竟是男人，而且住在店里，不常归家。所以表姊归宁，也常常回到外祖母家，即是我家来，而这位朱姑爷也随之而来，好像是我家女婿一般。 那时我已十岁了，父亲因为自己幼年失学，颇担心于我的读书问题。可是他在我们迁移到文衙弄的时候，早已探听得房东张家是请了一位先生的，这位先生是很好的，于是就预备迁移过去后，就在那里附读了。 [book_title]十八、纪顾九皋师 顾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于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后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的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后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后，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达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后，他仍都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教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后，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于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教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后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苜，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持，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后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后做“起股”“中股”“后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于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于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抄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后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瘐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于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 [book_title]十九、桃坞吴家 十岁以前，我随母亲，到外祖家去的时候多。十岁以后，我随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时侯多。那时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无业，日渐雕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坞吴家，简称之曰：“桃坞吴氏”，其时则正欣欣向荣呢。 我的舅祖吴清卿公生有二子，长子号砚农，次子号伊耕，这是我的两位表叔。他们兄弟两人，相差有九岁，那时候，砚农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则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娶妻，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在十五六岁，便进了学。清卿公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二子，我记得第一位请的名师是叶昌炽，就是写“缘督庐日记”、“语石”，“藏书记事诗”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吴中的经学大家。两人的资质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砚农不再追求科举，教他管理一切家业，伊耕使他学问上进，将来在考试上博取功名。这个在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的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两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学问虽好，身体孱弱，从小时候，就是一个“药罐头”，（从前中国，有病总是吃汤药，故称多病之人曰“药罐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小病就是家常便饭。他廿一岁就补了廪，第一次乡试，得了个“堂备”（堂备者，房官把这本卷子荐上去，名曰“荐卷”，主试阅卷后，在卷子上，批上“堂备”两字，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二次乡试，可以稳稳的一名举人抓到手里。苏州乡试是要到南京去的，临行之前，又是一场大病，懊丧得了不得。 当时的读书人，除了为博取功名，应付考试，专心于所谓八股八韵的制艺以外，还有两大流。一种是词章，一种是经学。词章除诗词歌赋之外，什么骈体文、韵文、仿古、拟体等等，都在其内。经学则盛行一种经解，摘取各经中一名一物，一词一句，而加以考据解释，这算是考据之学。譬如说：诗经上第一句是“关关睢鸠”，就要考证出睢鸠是何物，古时郑康成怎样说？颜师古怎样说？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样，引经据典的写出一篇文章，其它群经中也是如此。实在此种学问，破碎支离，钻入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经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师傅，不是叶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苏州从前有三个书院，一个正谊书院，一个紫阳书院，一个平江书院，这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谊书院中就是考试赋（当时称古学）、经解两门，而他的经解，往往冠群。家里有一部“皇清经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点也不知道它里面讲些什么。 我尝戏问伊耕叔道：“做经解有什么用处？”他笑说：“一点也没有用处。”我说：“既没有用处，去做它什么呢？”他说：“人家既然欢喜这一套，我们就弄弄也无妨。”虽然这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话，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学问，总是一窝风，都有一个流行的时代，这个经解、词章之类，也不过是变相的八股八韵罢了。伊耕叔除了经解之外，还熟读“汉书”，写了一部“两汉韵珠”，木版精刻的十本，这部书，现在他家里没有了，我本有一部，流离转徙，也已遗失了。总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门，只有读书，读书愈多，身体也愈弱。 我随祖母到吴家，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读书倒不荒废。因为两位表叔都喜欢教我，他们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以为教学生是有趣的事。他们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这时我已经在读五经了，他是一位经学先生，常常给找讲书，可惜我对于经学不大有兴趣，尤其是书经与易经，我读也读不熟。砚农表叔除了家务之外，他也研究医道，偷忙功夫，跑到书房来，出题目教我做“起讲”（八股文的开首一段），讲究作文的“起承转合”（当时的文法），一定要说一个透彻。 这时伊耕叔还未结婚，但早已订婚了，所订的是住在阊门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韩，又号沧洲，是苏州最红的名医（曾看过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医头衔）。二哥曹再韩，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开归陈许道。三哥曹叔彦，是一位经学大家，也是两榜，是一个大近视眼（在我写此稿时，他已八十八岁了，听说去年还结了一次婚）。我这位表婶，出自名门，也读过好几年书，不过她的老太爷，不许女子多读书的，他说：“读书求功名，是男子之职，不是女子之职。” 可惜我们这位伊耕表叔，娶了这位夫人，伉俪很笃的，不到三年，他就谢世了。也曾生下一个儿子，不幸那个儿子，也早殇了，世间惨事，无逾于此。后来把砚农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国医而兼国画的吴子深，他的医，就是向他母舅曹沧洲学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说：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龄上，要过两重关，第一重是二十岁，第二重是三十岁，逃过这两重关，略可放心，而在二十与三十之间，断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book_title]二十、扶乩之术 谈起桃坞吴家，我不能不想起一件事来，便是他们家里的乩坛了。他们家里有几个密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除了舅祖清卿公及砚农、伊耕两表叔之外，尤其是女人。他们家里的女人，从未入内，我的祖母也从未进去过。他们都呼这几间密室为“祖宗堂”（这时他家还没有造祠堂），说是供奉他们列代祖先的神位之处。实在里面房子有两进，前面的一进，是供奉列代祖先的神位，安放古物之类，后面的一进，却设立了一个乩坛。 扶乩在中国源流甚古，我且不去考据它。不过在我幼年时代，扶乩之风，很为盛行，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即以苏州而言，城厢内外，就有十余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设的。公开的人人皆知，大都是设立在善堂里，很有许多人去问病，求事，甚而有去烧香的。私设的带点秘密性质，不为人家所知，即使亲戚朋友知道了，要去问病求方，也只能托他们主人，代为叩问的。 像吴家这个乩坛，当然是私设的了，可是私设的不独是吴家，我们无从知道罢了。我曾问我的祖母道：“公公（指清卿公）和两位表叔（指砚农与伊耕）常在里面做什么？”祖母说：“他们是在求仙方。”这个我很相信，因为他们家里，无大无小，凡是吃药，那个药方，都是从乩坛上来的。除非是有大病，方才请医生呢。 我常见清卿公早晨起来后，便到他们听说的祖宗堂去了。就在他所住居的那个屋子天井内，靠西面开两扇小门进去。那门平常是锁的，要他进去的时候才开，及至他进去了，里面又把门闩起来了。而且到祖宗堂去，仅有这一个门，除此之外，别无门可进的了。我几次为了好奇心，总想进去看看，但恐被他们呵责，终于不敢造次。他们外面有个帐房间，管理收租米、收房金的有几位先生，我问他们：“里面那个祖宗堂，有些什么？”他们骗我道：“你们的公公，里面藏有好几十瓮的元宝与洋钱，你不知道吗？”实在他们都没有进去过。 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之门忽然对我开了。那时我不过十二岁吧，也随着祖母住在他家，伊耕叔是病着。我正在他们书房里读书，清卿公忽然到书房里来，向我说道：“你高兴看看我们的乩坛吗？”我听了非常高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就说：“我愿意去看看。”清卿公道：“但是有两件事，要先和你约定。第一，这里面是一个神圣所在，非同儿戏，必须恪恭将事，不可意存戏谑。第二，这个乩坛是秘密的，我们为了怕人来缠绕不清，不能公开，你在外面，不可向人谈起。”我说：“我一定都可以答应。” 这教他们家人都惊异了，因为除他们父子三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现在却让一个小孩子进去了，显得十分奇特。我也是从那深锁的小门进去，却见里面的房子很大，有三开间的两进。前一进确是他们的祖宗堂，祖宗的神位很不少，还有许多祭器等等，都陈列在那里，后一进便是那乩坛所在了。 那个地方，张着黄色的帐幕，供着极大的香案，连所点的蜡烛也是黄色的，案上又陈列着许多黄纸。中间并没有什么塑的神像，只有在正中挂着一顶画轴，那画轴也是由一个黄色帷幕遮蔽了，画的是什么神佛，黑洞洞瞧不清楚，况且我从小就是近视眼，进去时，大家都是屏息静气的，我也不敢动问。 江南的这些乩坛，必定有一位主坛的祖师，那时最吃香而为人所崇奉的，就有两位，一位是济颠僧，一位是吕洞宾。大概信奉佛教的是济颠僧，信奉道教的是吕洞宾。不过济颠主坛的，洞宾亦可降坛；洞宾主坛，济颠亦可降坛，他们是释道合一，是友不是敌，吴氏这个乩坛，我知道是济颠主坛的。 扶乩的技术，也分为两种，有两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间设有一个四方的木盘，盘中盛以细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悬成一个锥子在其端，名为乩笔。“神”降时，就凭此乩笔。在沙盘里划出字来。如果是两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两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条线，悬在空中。吴氏的乩坛，却是两人扶的。 假如是两人扶的，每一次开乩，就得有三人。因为两人扶乩之外，还必须有一人，将沙盘中所划出来的字录下来，这个名称，他们称之为“录谕”。这吴家父子三人，他们都可以扶乩，每次总是两人扶乩，一人录谕，三个人是缺一不可的。但如果有一人病了，或者有事外出，这乩盘便只可以停开了。可是我们这位伊耕叔，却是常常闹病的，而他们又不愿意招致外人入此秘密室，因此这乩盘也便常常停开了。 可是这回清卿公便看中了我了。因为我虽不会扶乩，却可录谕。试想：他们有两人在扶乩，有我一人在录谕，不是仍可以开乩了吗？但清卿公却顾虑着，我究竟是个孩子，沙盘里写出来的文字，一时只怕录不出，砚农表叔却力保可以担任，他说：“这是浅近的文字，即使错了，也随时可以改正。”他们为了要收这个新学徒，所以教我先到这个秘密室去瞻仰一下。 这录谕不似速写，可以慢慢地的，听不明白，可以再说一遍。为了这事，砚农表叔说：“不妨先行试验一下。”于是说了一篇济佛祖（他们称济颠为济佛祖）降坛文，三四百字中，只差了四五个字，他把它改正了，便说：“可以了！”明天早晨，就可以实行。他教我：“明天早晨，不要吃荤腥，到了吃中饭吃荤，便没有关系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实行我的新工作了。所谓录谕者，摆一几在他们的乩盘之傍，备有笔砚和一本谕簿。谕簿之上，每次降乩沙盘上所写的文字，都录在上面。录谕是要跪在那里写的，他们为我安放了一个高的蒲团，矮矮的茶几，却很合式，也不觉费力，好得不过半个钟头，就完事了。这一天的成绩，却觉得非常之好，他们把我所写的来校正一下，只不过差了两三个字。 不过在求“仙方”中，我较为困难，因为有些药名，我不熟悉，写了别字。但砚农表叔是知医的人，他一向研究医理，乩坛上开仙方，也是他主持的。于是他开了一张通常所用的药物名称单子，教我常常看看，到乩坛上临开方子，他更详细指示，谨慎检点，也就顺利进行了。 及至后来，我随祖母回到家里，他们的“三缺一”（这是说三人之中缺了一人），常来请我去做录谕工作，我的父亲很不以为然。母亲说：“不过上午一两点钟的事，下午仍可以进学堂读书。不许他去，是不好的。”我起初为了好奇心的关系，很为高兴，后来也不感到兴趣了。但是我的录谕工作，也有报酬的。什么是报酬呢！便是看戏。清卿公是苏州的大富翁，但非常省俭，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的（就是喜欢闻一些鼻烟，也非高品），所好的，看看文班戏（昆剧），他以前总是一个人去的，现在带了我同去，那昆戏是中午十二点钟就开锣的，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带点什么鸡蛋糕乾点心之类，塞饱了肚子。所以对于昆剧的知识，我从小就有这一点。 我总疑心这扶乩是人为的，假造的，不过借神道设教罢了。但是许多高知积阶级的人，都会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真解释不出这个道理。最近几年前，上海有一处有一个乩坛，主坛者叫做木道人，我的许多朋友都相信它，而这些朋友，也还都是研究新学的开明人物呢。 后来伊耕叔故世了，清卿公也故世了，只存砚农表叔一人，“独木不成林”，他们的乩坛也就撤除了。在二三十年以后，有一次，我问砚农表叔道：“你们的扶乩，现在坦白地说一说，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他说：“可以说真的，可以说假。”我道：“愿闻其详。”他说：“譬如在乩坛上求仙方，假使教一个一点儿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样药也开不出来。若是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领神会，开出一张好的方子来，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说：假使一个向不识字的人去扶乩，沙盘里也写不出来。但我们踏上乩坛，预先也并没有什么腹稿，并没有诌成一首诗，那只手扶上乩笔后，自然洋洒成文，忽然来一首诗，有时还有神妙的句手写出来。所以我敢认定一句成语，『若有神助』，这便是我说的可真可假。”砚农表叔之言，有些玄妙，我还是疑团莫释呢。 [book_title]二十一、出就外傅 我自从脱离了顾九皋先生以后，便拜朱静澜先生为师了，这是我离家就傅之始，这在我童年是一个变换时期。 前文不是说朱静澜先生是我的表姊丈吗？自从我顾氏表姊嫁到朱家去后，因为表姊是祖母抚育长大的，她视我家为母家，归宁也到我家来，静澜先生也视我家为岳家，时常往来。表姊听得我附读在顾九皋先生处，张氏太太啧有烦言，她极力主张要我到她家去读书。 原来静澜先生也在家中设帐授徒，他是一位名诸生。从前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几家缙绅子弟外，其余都是作教师生涯。因为从前没有学校，而子弟总要读书。社会上需要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也就多起来了。教书先生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请了去，当西席老夫子的；一种是自己在家里开门授徒的。人家请了去的，比较待遇优，然而受束缚，不自由；开门授徒是一种退步，然而以逸待劳，却比较自由得多。这两种以后我都尝过，却也深知甘苦。 但顾氏表姊的要我到他家去读书，大有一种报德主义，因为她是在我家抚育成人的，她心中常怀报答之心。近来我父亲无固定职业，家境渐窘，她想担任我的教育一部份，使母舅（我的父亲）稍轻负担。所以她声明倘我到她家里去读书，所有学费膳费，概不收受。可是父亲说：“不能如此，学费膳费照例致送，因你丈夫还有母亲弟妹，你不能擅自作主，而我对于儿辈读书之,,费，无论如何，是应当勉力负担的。” 从前学生们住在先生家里，而先生家里，供他饭食的，其名谓之“贴膳”。贴膳与束脩，总共计算，普通是每年三十六元，可见从前生活程度的低廉。以每年三十六计，每月仅合三元，以一元作束脩，二元便可以对付一月饭食，住宿就不收你费用了。那时我就以三十六元一年贴膳于朱静澜先生处，便住在他家了。 朱先生的家，住在胥门内盛家浜，他们的房子，有些不大规正，大概是量地造屋，一面通盛家浜，一面通庙堂巷，也不能说谁是前门，谁是后门，因为两面都有一座厅，不过庙堂巷一面是朝南，盛家浜一面是朝北的，朱先生的一家，都住在盛家浜的那方面。 我们儿童也喜欢盛家浜，那边开出门来，便是一条板桥，下面是一条河浜，虽不通船，可是一水盈盈，还不十分污浊。从板桥通到街上，一排有十余棵大树，这些大树，都是百余年前物了。尤其是在夏天，这十余棵大树，浓荫遮蔽，可以使酷烈的阳光，不致下射。晚凉天气，坐在板桥上纳凉颇为舒适。板桥很阔，都有栏干，沿浜一带，有八家人家，都有板桥，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因此盛家浜一面，比庙堂巷一面，较为热闹。 我们的书房，在大厅的后面，一面很大的后轩。庭中也有一棵极大的榉树，树叶树枝，遮蔽了几间屋子，此外也有些假山石，还种了些杂花之类，我记得在四月中，有一架蔷薇，开了满墙的花，似锦屏一般，任人摘取。总之苏州人家，有一个庭院，便不让它实闲，终要使它满院花木的。这座大厅是朝东的，后轩到了夏天，有西晒太阳，书房便搬到大厅上来。大厅旁边有一间耳房，便给我们的贴膳学生做了宿舍。 朱先生家里人很多，父亲早已故世，他有一位母亲，还有两位弟弟，一号轶万，小名多；一号念硕，小名满；还有一位妹妹，闺名圆珠。其他，朱先生还有一位出嗣的异母兄，号筱泉，是个廪生，也是就馆在人家，他有夫人儿女等，也同居在一处。筱泉的嗣母，是头沉在水缸里死的，也是异闻。 在朱先生那里，同学甚多，每年多时有十余人，少时有七八人。当然走读的居多，而住读的（即是贴膳）也每年必有三四人。胥门这一带，衙门很多，如藩台衙门、臬合衙门、知府衙门等等，都在那里。住居的人家，有许多候补官们公馆以外，便是各衙门的书吏家属居多。（以藩台衙门书吏最多，俗称“书办”，又号“房科”）他们在衙门里，有额有缺，世代相传，只有他们是熟习地方上一切公事的。因此我的同学，此中人也很多。 第一年的同学，我不大记得了，第二年的同学，我记得有贝氏三兄弟。（说起贝氏，据他们说，凡是苏州人姓贝的，都是同宗，如我前章所说的我的寄父贝鹿岩，以及后来在金融界上有名的且淞荪都是一家。除了苏州有一家笔店贝文元之外，因为贝文元是湖州人。）这贝氏兄弟，是仲眉、叔眉、季眉。也是贴膳，因此很为热闹。后来仲眉习医，叔眉游幕，他和我家有一些亲戚关系。季眉曾一度出洋，习建筑学，做过司法部的技正，设计建造监狱等事宜。 后来有一位戚和卿，也膳宿在朱师家，此君比我年小，而比我聪明，十三四岁时，字就写得很好，那是从苏州另一位书家杨懒芋学习的。和他同学不到两年，他便离去。三十年后，在上海遇到，他已更名为戚饭牛，在电台中讲书，颇为潦倒，大概有烟霞癖之故。在朱师处的同学最知己者，为李叔良，曾与结金兰之契（咱名换帖兄弟），李君留学日本，回国后为学校教师，苏州草桥中学这班学生，都受过他的教导。 我小时为祖母及母亲所锺爱，年已十三四岁，还不准独自一人在街道上行走，必有女佣陪伴着。到朱家读书后，不能时常回家，回家时必有人伴送，大约每月归家不过一二次，归家住一两天，便即到馆。但回家后，反见寂寞，不及在朱家的热闹。从家里到朱宅这条路，已经很熟，屡次请于祖母，不必派人伴送，可是她总不放心。 实在，我住在朱家，正和家中一样。我表姊待我，正似长姊之待其弱弟。不但是表姊，朱家的人，都和我很好，都呼我为弟弟。从前背后还要拖一条辫子，早晨起来，表姊便为我梳辩；晚上预备热水，供我洗脚。此无足为异，因为她未出阁时，本住在我家，也常帮助我的母亲调理我的呀。 在朱家读书这几年，我自我检讨，实在不用功。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