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阎锡山回忆录 [book_author]阎锡山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57904 [book_dec]此系阎锡山所亲述其思想与经历的第一手史料，对了解乃至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剧烈动荡的中国历史，必将有所裨益。 [book_img]Z_7130.jpg [book_title]一、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 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1883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窳腐，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廷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清廷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1〕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2〕。后者以孙中山先生〔3〕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1〕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中进士前，即屡次上书，聚徒讲学，希冀国家变法图强。中进士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1898年（即戊戌年），在清廷改革派翁同龢、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并由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促成百日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戊戌变法”，杀谭嗣同等六人，罢陈宝箴等职，康有为逃亡日本避难。此后即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帝制复辟。著作有《新学伪经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 〔2〕君主立宪：君主权力受宪法制约的政权组织形式。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形式。二元制指君主与议会分掌政权；议会制指国家权力归议会，君主权力受限制，只承担礼仪形式的职责。 〔3〕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广东及港澳行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政治革新主张，被拒绝，乃赴太平洋岛屿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其间，在国内多次发动起义，均未成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不久，袁世凯窃取政权，孙中山又长期从事反袁活动，曾发动二次革命。北洋军伐执政时期，他以广州为根据地，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誓师北伐。1912年，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会组成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康有为、梁启超〔4〕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5〕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6〕，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号称“康梁”。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从事著述。辛亥革命后，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等职。“五四”前后，倡导文体改良。其著述涉及面极广，编为《饮冰室合集》。 〔5〕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代咸丰皇帝妃。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其子载淳即位，年号同治，她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1875年，同治皇帝死，立其侄载湉为帝，年号光绪，她仍然听政。在经济上采用洋务求富政策，在政治上反对维新派。光绪帝重用康有为等人实行“百日维新”时，她即发动政变，重新干政，幽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派。1900年，一度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热情，对英美等宣战。八国联军入京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之后又迫于联军压力，惨杀义和团，并签订《辛亥条约》。1901年后，实行新政，且以“预备立宪”延缓国内政治矛盾。1908年病死，清王朝亦随其亡而走向覆灭的边缘。 〔6〕癸丑立宪：时称“预备立宪”。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影响清王朝政体的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其宪政；次年七月，颁谕实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先采取措施，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0），以各省督抚要求各省之谘议局人民代表请愿速开国会推动，诏原定宣统八年（1916）召开国会，宣布宪法，改为宣统五年（1913）立宪。然辛亥革命已于宣统三年（1911）爆发，清廷覆亡。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营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7〕”，“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8〕”，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9〕”，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营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由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营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惟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10〕”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馀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11〕。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12〕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二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7〕正德利用厚生：出自《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绌嫚，谓之幅利。” 〔8〕孝悌力田：古代乡官名。《后汉书·明帝纪》：“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唐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 〔9〕“日省月试”三句：出自《礼·中庸》。汉郑玄注：“日省月试，考校其成功也。”唐孔颖达疏：“言在上每日省视百工功程，每月试其所作之事。”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夫别器尚象，古圣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劝工之典，并列九经。” 〔10〕天下为公：语出《礼·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希旦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孙中山先生据此号召实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两代”四句：指上古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为传贤不传子。而禹传位于其子，遂开启中国政权传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称赵政。他在位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自称始皇帝，以图子子孙孙，以至万世，永传其帝位。由于实行专制暴政，严刑苛法，赋役繁重，且连年用兵，导致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后不久即迅速灭亡。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3〕”，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由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修好德，五为考终命〔14〕。富必须加大生产力，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馀寿、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货恶其弃于地也”四句，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意为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14〕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出自《书·洪范》。考终命，指享尽天年。唐孔颖达传：“各成其长短之命以自终，不横夭。”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陕西米脂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加入起义军，号闯将。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统治。然不能约束部下，被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京后击败。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16〕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之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称时文、制艺。明清时科举考试所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名八股文。其题目一般摘自儒家经典《四书》，所论内容也应根据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自由发挥。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17〕。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18〕、张维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馀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20〕等所谓五大宪〔21〕（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属晚清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奏请设置，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学堂时，奏请恢复了山西武备学堂，四年后改为山西陆军小学堂。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学制三年。阎锡山在十九岁这年，与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以及温寿泉、乔煦、姚以价、荣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该学堂。 〔18〕姚以价（1882—1947）：字维藩，号龙门。山西河津人。1900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山西督练公所任职。1911年10月太原起义时，为第八十五第三营管带，被推为起义司令官，指挥攻打抚署。随即转赴江西、云南等地任军职。1947年授陆军上将衔。 〔19〕张维清：生卒年不详，山西阳曲县人。1904年由山西武备学堂被选为赴日留学军事的学生，入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测绘队队官。 〔20〕张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七年（1968）进士。曾在湖南、福建、广西等地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抚。三十三年，遣兵捕杀女革命党秋瑾，为舆论谴责。后调任山西巡抚，曾派五十馀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旋称病归家。 〔21〕五大宪：省一级五种官制。指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抚台指巡抚，是最高长官，负责军事、刑狱、吏治等。藩台，也作“藩司”，为布政使的别称，清代为总督、巡抚的属官，专管一省财赋与人事。臬台，按察使的别称，负责考核官吏。学台，学政的别称，负责一省教育的官吏。道台，一省道员的别称，负责行政的官员。辛亥年太原起义前山西巡抚为陆锺琦，布政使为王庆平，提法使为李盛铎，提学使为骆成骧，劝业道为王在贞。 〔22〕中国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两国之差距，即寻找强国之路，著文办报。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寻塑造“中国魂”，呼吁国人重视历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1899～1902年，梁启超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魂”进行启蒙宣传，于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如，1899年的《中国魂安在乎》、《东籍月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寻“中国魂”的有名文章。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当属《中国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902年，梁启超在历史学新著作《新史学》中更认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少数人的“墓志铭”。1902年，梁启超将有关塑造“中国魂”的文章，结集为《中国魂》，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23〕。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馀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我们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23〕均为同盟会会员：指阎锡山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属清政府第六批派遣赴日留学生。他们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该校专门训练中国陆军留日学生。1906年秋，阎锡山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返国。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听过孙中山几次演讲，并在1905年10月经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神池县谷思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主盟者为同盟会领袖黄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24〕与南洋大臣端方〔25〕，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来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26〕，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24〕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投在淮军吴长庆手下从军。1895年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戊戌政变时，出卖维新派，获慈禧太后宠幸。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扩张其势力，形成北洋军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凭借其势力及帝国主义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以武力威胁孙中山让位，又挟制清廷宣统皇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解散议会，篡改宪法，并在1915年12月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即皇帝位。因此国内反袁称帝，蜂起云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忧惧而亡。 〔25〕端方（1861—1911）：清末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曾在陕西、湖北、湖广、江苏等地任巡抚，署两江总督。1905年出国考察政治，次年回国，建议预备立宪。1911年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起义军杀死。谥忠敏。有文采，善收藏，著有《端忠敏公奏移》、《匋斋吉金录》。南洋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与北洋大臣相对，负责江南通商外交甚至海防事务。然端方履历不见有任南洋大臣之记述。或南洋大臣应由两江总督兼任，故阎锡山有端方任南洋大臣之说。 〔26〕新军：清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建立的新式陆军。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以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其任两江总督时练新军。之后，新军逐渐扩展成清军的主要部队，并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由袁世凯掌控。而各省新军则多有被同盟会等反清势力控制者，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如阎锡山回国后不久即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故他说：“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27〕”，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29〕、张瑜〔30〕、乔煦〔31〕与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黄郛〔32〕，江西李烈钧〔33〕，陕西张风翙〔34〕，云南罗佩金〔35〕，湖北孔庚〔36〕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27〕铁血丈夫团：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内部建立的纯军事干部组织。其中成员以留日学员为主。据说其团员共28人，计为山西何澄、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湖南程潛、仇亮，湖北孔庚、朱绶光、何成浚、李书城，云南唐继尧、罗佩全，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翙、张益谦，四川尹昌衡，浙江黄郛，河南杨增蔚，直隶（今河北）何子奇。他们后来都成为运动新军，发动辛亥革命的干将。 〔28〕“富贵不能淫”三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三句之下云：“此之谓大丈夫。” 〔29〕温寿泉（1880—1955）：字静庵，山西洪洞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1年任山西督练公所会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副都督。1936年1月授予陆军中将。1949年建国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 〔30〕张瑜（1883—1914）：字玉堂，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后，任山西军政府第四标标统兼北路军总司令、山西督军府参谋长、山西混成旅旅长等职。 〔31〕乔煦：字子和，山西太原人。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入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加入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任职山西督练公所。该年入京会试，授陆军步兵举人，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一营管带，秘密策划太原起义。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后，任前敌司令，增援娘子关，阻击清军进攻，并密会清军吴禄贞，商定一起进攻北京。吴被刺身亡，乔煦曾赴京与段祺瑞接头，试图缓和局势。后遭阎锡山排挤，调任河东军政检阅使，不久病亡。 〔32〕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1924年，一度代行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后任外交部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33〕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人，原名烈训，字协和。1904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先后在江西、云南从事军事活动。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安徽都督，次年任江西都督。宋教仁被刺杀后，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掀起“二次革命”。后历任国民军总参议、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等职。 〔34〕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河南沁阳人。1902年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9年回陕西，在新军中任职。1911年10月西安起义后，被推为秦陇复汉大都督。次年任陕西都督。之后在国民政府西任参议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等职。 〔35〕罗佩金（1878—1922）：字熔轩，云南澄江人。1904年入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新军任职。1911年参加云南起义。1912年授中将，参加护法运动。曾任云南、四川军政要职。1921年，参加驱逐唐继尧。次年唐返回昆明，罗佩金在双金坡被杀。 〔36〕孔庚（1971—1950）：字雯掀，湖北蕲水（今浠水）人。阎锡山留日同学。回国后，在吴禄贞部任职。吴被刺后，投阎锡山。1912年授陆军中将。曾任大同镇守使等职务。1921年后离开山西，在湖北等地参政。1948年寓居武昌。1950年11月病逝。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37〕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38〕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39〕、李根源〔40〕、朱绶光〔41〕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以及格分数。 〔37〕东京振武学校：原名成城中学，自1903年起专门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故改名振武学校。中国学生在此学习三年（其中一年为实习）后，方能经过考试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38〕东京士官学校：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培养陆军基层干部。山西籍的何澄、阎锡山、黄国梁、乔煦、张瑜、姚以价、温寿泉等，都曾在这所军校学习军事。 〔39〕唐继尧（1883—1927）：字口赓，云南会泽人。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于1911年任云南新军管带，率军在昆明起义，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1913年继蔡锷任云南都督。之后，与蔡锷通电讨袁，又参加护法运动，逐渐成为云南地方军阀。1927年被云龙等威逼去职，不久病死。 〔40〕李根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日学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东京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殓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访古探幽，历时三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次年葬母亲阙氏于藏书小王山，建阙茔精舍，经营“松海”十景。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41〕朱绶光（1886—1948）：湖北襄阳人，1886年生于福建。1904年，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后返国。1925年2月，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同时负责创建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朱绶光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1929年2月，代表晋系集团任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经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8月24日，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0月11日，代理军政部长。1932年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3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中将。1937年8月，任长官部参谋长。1939年6月，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阎锡山兼任指导长官，以朱绶光为副指导长官。1944年元月，任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届监察委员。1948年2月14日，突患脑溢血不治，于武汉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42〕，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办法给你送还。 〔42〕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时期实行的改革强国运动，对内颁布《帝国宪法》，迁都江户，改名东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从而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重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43〕，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44〕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准则，即应具有忠勇、节义、廉耻、守信、坚韧等品格，始于镰仓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等级废除，但仍然长期宣传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权益而进行的战争，以日本战胜，签定《朴茨茅斯和约》结束。战争的结局导致日本取代沙俄获得在我国东北的支配地位，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作了准备。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45〕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45〕赵戴文（1866—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19岁入太原晋阳书院，27岁入令德堂学习。1904年，以山西大学堂教员身份，赴日本宏文师范深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阎锡山回国，先后在晋阳中学等处任教员等职。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任都督署秘书兼将校研究所所长，旋任督署参谋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1928年12月特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次年任监察院院长。曾坚决反对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坚决反对阎锡山与日本人勾结。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看见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馀，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返国，绕道朝鲜旅行，经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编者）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窥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至平壤，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的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46〕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6〕冯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山西省议长秘书长、六政考核处处长、村政处处长等职。192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赴重庆，以诗文自娱。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紫禾诗抄》。 [book_title]二、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 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把革命任务分开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决策。 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与旧军两部。新军为一个混成协（旅），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法〔1〕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兵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四千馀人，悉驻太原。旧军为巡防队十三个营，亦共为四千馀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三个营。旧军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新军则大半为我与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我回晋之初，被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阅月升任监督，旋为实际掌握新军，以种种努力，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中校团附），一年后升任标统（团长）。这时一二两标虽改名为八十五标与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称之。其间清廷于北京学办留学生朝考，我遵命前往应试，得中举人〔2〕。 〔1〕姚鸿法（1882—1947）：字兰荪，江苏丹徒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在广东陆军测绘学堂、两江练兵处任职，后赴山西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嗣任山西新军混成协协统。1910年，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参议。1912年，在北京政府总统府任职，不久辞职，从事边疆政治军事研究，著有《筹边计画商榷书》。192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荣威将军。后赴山西，任督军府高等顾问。1936年1月，被国民政府授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在湘西战役中被日军炸弹炸伤。1947年7月31日逝世。 〔2〕得中举人：1909年11月，清政府为了鉴定留日日本军校学生，由军部召集各省由日归国的士官生到京会试。此试阎锡山名列上榜，被赏予协军校军衔，并授予举人。同时被授举人的山西籍士官生有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张维清等。 那时山西军中的山西籍人不过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谓“老营混子”。我于就任标统后，为使新军易于掌握，且易成为有朝气有团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山西巡抚丁宝铨〔3〕与新军协统姚鸿法咸表赞同。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为事实，则尤应特别归功于山西谘议局局长梁善济〔4〕的支持。征兵制度实行之年，新军步兵两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员即皆成为山西籍的劳动农工。其明年，新兵与旧兵就成为八与二之比了。 〔3〕丁宝铨（1869—1919）：字衡甫，号默存，江苏山阴（今淮安）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1906年，由冀宁道转任山西按察使。1907年，任山西布政使。1909年，任山西巡抚。1911年，因文水交城禁烟办事失控，引发朝野共愤，被弹劾，因称病去职。辛亥革命后，举家迁沪。1913年12月，任北京政府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旋于次年1月辞职。因同情革命等因，于1919年遭遇暗杀。 〔4〕梁善济（1862—1925）：字伯强，崞县（今原平市）北社西村（今属定襄县）人。25岁入太原令德堂学习。32岁考取举人。1902年，山西大学创办，任校士馆馆长。同年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旋被保送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参与保矿运动，并任省教育会会长。宣统元年（1909），任谘议局局长，并参与立宪派，被推为首领。1911年太原起义成功后，阎锡山迫于袁压力北撤至包头一带，梁善济留在太原安定民心。之后任国会议员、副议长，旋任教育部次长。晚年从事学术与赈济等活动。遗著有《自强回威录》、《旅游日记》等。并有自编年谱。 姚协统鸿法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关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层，离的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5〕、张瑜、乔煦，常越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5〕南桂馨（1884—1967）：山西宁武县人。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西斋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任新军第八十五标军需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后，曾任河东筹饷局局长、都督府参谋长、警务处长兼警察所所长。1928年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抗战期间避居天津，拒不出任伪职。1948年任傅作义部顾问。建国后，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6〕、徐翰文〔7〕携绥远，一颗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嗣经再三斟酌，此种举动之后果，非我们所能把握，不若运用军队成功，再举义旗，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会全盘革命计划，遂即决定中止。 〔6〕王建基（1883—1911）：字弼臣，山西五台县东冶镇西街村人。20岁中秀才，旋入山西大学堂。1905年考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体育专科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与徐翰文、康佩珩等人到鄂尔多斯一带联络当地义士准备起义。被捕，坚贞不屈。获释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太原起义成功后，北上救援大同，在怀仁县以寡敌众，血战而亡。 〔7〕徐翰文（1878—1907）：字西园，山西五台县东冶镇大朴村人。幼读诗书，得中秀才，乃赴太原深造。1905年被选公费留学，入日本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入清军太原常备军第一营。旋与王建基、康佩珩北上鄂尔多斯红柳滩，招募勇士，准备起义。1907年，因事泄在萨拉齐一带被捕，旋被害，年仅29岁。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 在山西巡抚陆锺琪〔8〕于武昌起义〔9〕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8〕陆锺琦（？—1911）：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宣统三年（1911）10月6日（中秋节），任山西巡抚。到官末及一月，在太原起义中中弹而亡。 〔9〕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汉口革命党人熊秉坤等在湖北武昌率军起义，占领武昌之湖北总督署，推驻武昌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随后，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湘、陕、赣、晋等省相继响应，进而形成全国规模之辛亥革命。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他于北师学堂毕业后，任职湖北新军，升至协统（相当于旅长）。武昌起义爆发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去世后，继任为总统。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其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份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这段话谈完之后，我就与赵戴文同志估计了一下我们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墉是个旗人。其馀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墉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它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的，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11〕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12〕、姚以价、熊国斌〔13〕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研究到这里，赵戴文同志说：“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么？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我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11〕黄国梁（1885—？）：字少洛，陕西洋县人。18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标统。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兵站总监、兵工厂厂长等职。 〔12〕白和庵：名文惠，字和庵，山西阳曲县人。早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曾任清军八十五标一营管带。辛亥革命时，随阎锡山起义，后临阵脱逃。日寇占领太原时，任伪山西省公署警务厅厅长。 〔13〕熊国斌：生平不详。辛亥革命时任山西清军八十五标三营管带。据说，阎锡山当了都督后，曾对阎锡山行刺未遂，被阎锡山处死。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14〕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14〕张树帜（1881—1946）：字汉捷，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文殊庄人。1906年考入太原陆军测绘学堂。旋经赵戴文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入《晋阳公报》做访员（记者）。1909年，山西发生“交文禁烟案”，张树帜扮作货郎，访得真情，在报上揭露真情，全国报纸竞相转载，举国哗然，然《晋阳公报》因此被查封，张树帜也被捕入狱。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张树帜与阎锡山等密谋在山西举事，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力推阎锡山任都督。之后任大同镇守使，兴学，引水，贡献良多。1925年入陆军大学特一期将官训练班。旋任晋绥军整理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执法副监，随后出任赈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华北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招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命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革命的人意见纷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一、二标均联系妥当之后，时已午夜后二时，我因李执中跳井的事恐有泄漏，便拿起电话耳机听有无说法。刚拿起耳机来，就听到抚署告督练公所与提学司说：“武昌大智门克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军学两界。”接着听见督练公所电话叫一、二两标。当时我深恐这个消息传下去，可能遏止了翌早的举动，遂一面着人告知二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一标是否传此电话，许久迄未听得。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一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被我们的同志割断了。 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抚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的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盟友贾铭甫之介绍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作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当时因陆巡抚之随侍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是日，山西谘议局及军政民代表集会，举我为山西都督，温寿泉同志为副都督〔15〕。我在就任都督的大会上，曾向军民说：“太原虽然光复，不可认为成功。因革命如割疮，我们已往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对全局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亦甚大，愿与诸同志军民本高度的革命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在与文武僚属的集会上，曾向大家说：“只为人谋，不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圣贤是也。为人谋，亦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豪杰是也。只为己谋，不为人谋，失败是失败，成功亦是失败，糊涂人也。吾辈当勉作前者，忌作后者。”在与我的同志的集会上，曾向他们说：“尽人事听天命，为社会上普通的道理，我们革命同志应当具有‘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分’的意志。”这三个场合上说的这三段话，我现在忆及，犹历历如在眼前。 〔15〕“是日”四句：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为填补权力真空，起义人员决定利用旧谘议局，主持召开太原起义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会员，以及省议员会议选举都督。其时议长为崞县人梁善济，他有心担任都督，但在起义人员中没有根基，阎锡山曾主张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任都督，但姚鸿发坚决推辞。这时，张树帜见梁善济组织人员散发选票，到底选谁作都督，各执一词，乃持手枪跳至台上，镇压会场，并高呼：“大家当应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等即在台下呼应，议员在一片惊愕中，相顾举手，遂选举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随后，张树帜又主张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也获通过。 经过整天忙乱之后，傍晚才到寓所接受亲友对我的道贺，因为这一天适为我二十九岁的生辰。在我自己实在没有兴致顾及这些私事，因为从这一天起，革命的担子更沉重的压在我的双肩，一切一切都需要亲身处理与担当。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住在二标二营，一标三营管带熊国斌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兵来，一见我就说：“我是来保护都督来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乘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未迟疑的答复他说：“好罢！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革命的目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馀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我从献身革命迄今，有八个自分必死而未死的场合，这可说是八次中的第一次。 虽然在我举义之次日，清廷即下诏罪己〔16〕，准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党，但有识者皆知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祸；为中国的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满清的统治。我虽然向军民宣布先求固守，然我的内心中总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顶好是出兵直隶（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断绝平汉路的交通。惟感力量不够，又不敢轻作尝试，于是仅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果清廷命第六镇（师）军由旅长吴鸿昌〔17〕统率，向山西来攻，并辅以旗军，而防其贰。 〔16〕下诏罪己：帝王引咎自责的诏书。宣统皇帝的罪己诏未及见，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有“己卯，诏许革命党人以法律组政党”之记载，应为阎锡山所云之罪己诏核心内容。 〔17〕吴鸿昌（1873-1964年）：字题臣，又字提沉，江苏宿迁市人，祖籍徽州，祖父吴元魁，父亲吴耀南部参加过中日甲午战役。他是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李纯部将。曾任第六镇第十二协统领，将军府将军，江西赣南镇守使兼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援粤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参议。民国期间授陆军中将衔。 我正与诸将领及幕僚人员集议如何迎击清军进攻，忽有清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18〕将军之参谋周维桢〔19〕君持吴函来见。吴将军给我的信，开首说：“公不崇朝〔20〕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然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继又说：“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吴禄贞将军为士官同学，惟较我早四期，故前未之识，但我深知其归国后，积极致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我的幕僚人员则以为应防其诈，我说：“岂有骗人的吴禄贞么？”他们都说：“今清廷势力尚属完整，不能不加防范。”于是先与吴军合歼旗军，以清燕晋联军之障碍。当托周维桢君建议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21〕，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 〔18〕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参加兴中会与华兴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延吉边务、新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张绍曾等举兵反清。清廷派他驻防石家庄，防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吴遂与阎联手，策划北方新军起义。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19〕周维桢（1880—1911）：字翰臣，湖北麻城人。早年留学日本，1900年与吴禄贞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复赴日本，入弘文学校师范科。识黄兴等反清志士，参与编辑《湖北学生界》杂志。回国后在湖北、四川联络同志起义。1905年随吴禄贞至延吉，经理边防事务。辛亥革命爆发后，联络在北方反清事宜。1911年11月6日与吴禄贞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 〔20〕不崇朝（zhāo）：比喻近。语出《诗·卫风·河汉》：“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崇，同终。朝，早晨。意谓前往宋地，用不了一早晨的时间。在此指时间短。 〔21〕固关：关隘名，一作新关，在山西平定县城东45公里新关村。系故关易址而建，故名新关。又习称固关。也称旧关。是山西河北交通的东大门。 从周维桢君的谈话中，知道太原起义之同日，驻滦州清军第二十镇统治张绍曾〔22〕，协统蓝天蔚〔23〕驰电清廷，促请立宪，并削去皇族特权，组织责任内阁。清廷深惧滦军兵临城下，一面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对张等传令嘉奖，一面派吴禄贞将军赴滦宣抚。张、蓝、吴同为士官同学，且志同道合，吴将军乃在滦军中鼓吹革命，全军为之感动。比得悉清廷令第六镇军攻晋，乃疾返军次。始欲只身入京，吁请清廷正视大局，延缓攻晋，继虑恐因滦事被执，乃诡以招抚晋军入告。清廷虽疑其不诚，然卒以山西巡抚授之，冀以爵诱。殊不知革命志士只知一义，非利禄所可动摇，清廷此一任命正给了吴将军一个联晋覆清的护符。 〔22〕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河北大城人。1900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1906年与宋教仁创立东北同盟会陈支部，任负责人。1911年3月，任东北陆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率部入关，驻滦州，因按兵不动被免职。历官至国务总理、陆军总长。1928年在天津被刺身亡。 〔23〕蓝天蔚（1878—1921）：字秀豪，黄北黄陂人。1902年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工兵科。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宋教仁、吴禄贞、张绍曾等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旅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后，与张绍曾、卢永祥等驻滦州，因电奏速开国会，选举责任内阁，被免去职务。11月奉天新军起义，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大都督。次年1月，孙中山委为关外大都督。以后经历反袁斗争，参加南方军政府，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1921年，所部被孙传芳歼灭后，遁往四川被捕，在重庆自杀。 周归后，我复使当时担任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24〕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开玩笑：“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吴回复我说：“这是那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于是我们就约晤于太原石家庄间之娘子关。吴将军于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复后六日）偕旅长吴鸿昌、参谋何遂〔25〕依约而来。吴与我谈话中，述及袁世凯所练六镇新军，除第一镇为旗人，第六镇为吴部外，其馀统制，皆为袁之私人。清廷虽忌袁，此时又必须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布摄政王载沣〔26〕退位，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27〕罢黜，十二日即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一入京，则六镇新军为袁用，即为清廷用，吾辈欲成大事，必须阻袁入京。我对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赞同。当时因吴将军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他的诚意，于是我的幕僚人员亦均释其疑虑，不再坚持先歼旗军的条件。我遂即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至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组燕晋联军，吴任都督，我任副都督。临别时吴问晋军何时开动，我说：“第一列车随公而后即开。” 〔24〕仇亮（1879—1915）：原名武匡，字蕴存，湖南湘阴人。1900年入日本学习文学、军事，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归国，次年任山西督练公所督练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率军攻打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锺琦。并与吴禄祯联合，谋攻北京。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军部军衡局局长，又在北京主办《民主报》。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北京被捕遇害。 〔25〕何遂（1887—1968）：字叙甫，福建闽侯人。早年与孙岳等为同志，创立桂省同盟会。1916年一战期间，往访德、英、法诸国战场。回国后历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国民第三军参谋长。北伐后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务，1945年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 〔26〕载沣（1883—1951）：号伯涵，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譞之子，光绪帝之弟，宣统帝之父。光绪三十四年，子溥仪三岁即皇帝位，载沣受封监国摄政王。宣统元年（1909），任海陆军大元帅，集军政大权于皇族。武昌起义后辞职。清帝退位后闲居北京、天津。 〔27〕奕劻（1836—1918）：清宗室。1884年（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签订《辛丑条约》。1911年改任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主张启用袁世凯。清帝退位后避居天津。 吴将军返石家庄后，以车站票房为行辕，夜与其参谋周维桢、张世膺〔28〕治军书，忽有人入，以贺任晋巡抚为言，枪击中吴要害，周、张两参谋亦同遇难。时为九月十六日午夜，实乃十七日之早一时。晋军先头部队第一营，由刘国盛率领，于斯时甫至，惊悉吴将军被刺，且见石家庄秩序大乱，乃原车返晋，并拆毁铁路十馀里，以断追路。当时在吴部之同盟会盟友随晋军来归者，有孔庚、王伯轩〔29〕、倪普祥〔30〕、李敏之〔31〕诸君。据他们说：吴将军之死，乃清廷以二万两银子买通其部下吴旅长鸿昌所图，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32〕微有出入。 〔28〕张世膺（1869—1911）：字育和，又字华飞。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早年在上海任《国民报》主笔。旋赴日，入振武学校。毕业后回国，在东北清军中任职。吴禄贞掌第六镇统制，邀张入戎幕。1911年11月16日，与吴禄贞、周维桢在石家庄车站被害。 〔29〕王家驹（1878—1912）：名家驹，字伯轩，湖北随州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归国后曾任四川省督练公所提调，后任清廷陆军部军官学校教官、讲习所教官。武昌起义，任吴禄贞部参谋。吴禄贞被刺后，随阎锡山北上绥远，任北上军总参谋兼第四标标统。时蒙古王公有异图，率部在刀什尔战斗中中弹身亡。南京临时政府下令褒扬。 〔30〕倪普祥（1874—1947）：应为倪普香，名德馨，浙江遂安人。原为吴禄贞第六镇军官。吴被刺后，与孔庚、何遂等来晋参加革命，随阎锡山转战绥远一带。曾任孔庚部下的团长。后离晋他去。 〔31〕李敏之（1877—？）：名敏，字勉之，亦作敏之，云南呈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在清军吴禄贞第六镇任职。辛亥革命时，曾随阎锡山转战于绥远，任民军参谋。民国初年，任山西都督府参谋长。后离晋他去。 〔32〕周符麟：生卒不详。字祥庭，辽宁义县人。1895年入定武军炮营。1907年任第六镇十二协统领（旅长）。是谋杀吴禄贞的主使人。1917年至1922年，任冀南镇守使，1924年授将军府钤威将军。 此一意外祸变，使我们阻袁入京之谋成为泡影，饮恨之深，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而吴将军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确，谋事之忠，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表彰其壮烈精神，特于民国二年（1913年）发起铸铜像，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 清廷以第六镇军经此变故，不克平定晋事，乃于十月下旬复遣其精锐第三镇军由娘子关攻入。这一支兵的带兵官，如统制（师长）曹锟〔33〕，协统（旅长）卢永祥〔34〕，管带（营长）吴佩孚〔35〕，队官（连长）王承斌〔36〕，司务长（特务长）张福来〔37〕，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33〕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1882年投淮军为兵。1895年入袁世凯部，1906年任第三镇统领。1912年3月任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1923年10月，唆使军警逼走黎元洪，并行贿国会议员，当选总统。旋被冯玉祥、胡景翼等组织的国民军赶下台。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拒任伪职。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34〕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04年任第一镇二协三标标统。1909年任第三镇五协协统。1912年2月，袁世凯内阁任其会办山西军务。8月任第二十师师长，9月授陆军中将。入晋后为恶甚多。1917年加陆军上将衔。之后陆续任职浙江、上海、直隶、江苏。1925年退出军界，曾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国难会议议员等。 〔35〕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4岁辍学，入山东登州府水师学堂充学兵。1898年入聂士成武卫学堂当兵，旋入开平武备学堂。1906年任北洋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1911年参与娘子关之役，升任第三标标统。1921年，任两湖巡阅使，次年任直鲁豫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败于奉系。北伐战争中，在湖北败于北伐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居北平，拒任伪职。1939年12月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36〕王承斌（1874—1936）：字孝佰，满族，奉天（今辽宁）兴城人。1903年入京师优等师范学校，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陆军第三镇三等参谋。1922年6月，任直隶省省长，次年任直隶督军，晋升陆军上将。第三次直奉战争时，与张作霖、冯玉祥联合反曹锟，事后被张驱走。晚年寓居天津。 〔37〕张福来（1871—1925）：字子恒。直隶交河人。早年入曹锟部当兵，历任营长、团长、第三师第六旅旅长、第二十四师师长、民国陆军中将、将军府景威将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援军司令。直军兵败后去职。1925年在汉口病逝。 清军击破娘子关后，我前敌总司令姚以价率众退返太原。此时有主张烧毁太原城者，有主张与清军议和者。我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图再举〔38〕。当商定由副都督温寿泉率南路军退晋南，我率北路军入绥远。当时我与大家说：“九月初七日决定起义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汉大智门有被清军克复之讯，那时恐影响起义之信心，始终未与诸将士言。我敢断定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必须经百败而后成。今日之分退，即将来合攻之基，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奋斗到底。” 〔38〕“我为保存革命力量”三句：景梅九回到太原即给阎锡山提了一个建议，“娘子关终不可守。一旦失败，北南退必北进。今不建图，将来恐北不能过雁门，南不能逾覆山，我等必进退失据，奈何！”（景梅九《罪案》）阎锡山后来从娘子关兵退太原，即执行了这一预想。 乘马出北门后，我与偕行之总参议赵戴文，总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张树帜三同志说：“今日在马上身轻欲飞，才感到世所谓‘如释重负’之语，是怎样的情景。”盖我自起义至退出太原，历时四十五日，未脱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间所制上镌“神功大将军”大炮四尊〔39〕，能容火药十斤，射程三华里，声闻三十华里，众以天意助我，士气大振。我乃与诸将士于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40〕，然后向绥远进发。二十三日行抵包头城下。包头清军欲以供给军饷不入包头城为条件，我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否则即攻。其实我军实力不若包头清军远甚，而包头清军果于两小时内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无之所关。 〔39〕“北行抵河曲”二句：河曲，县名，今属山西忻州市，在山西西北与内蒙、陕西交界处。据张树帜回忆，清军所铸之“红衣大将军”大炮，是他与崞县同乡张培梅在河曲筹饷中发现携归阎锡山之北上包头部队的。 〔40〕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据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载：“十一月初四日，阎都督与北伐全军，在黄河滩一盟，大开演说，激发军心。都督首先演说云：‘凡我北伐诸同胞，同为汉族，同是军人，自当克尽天职，捐躯效命。同胞之俯首伏身处于异族专制之下，以听鞭策者，亦既二百六十有馀年，今禹域三分，光复逾二，脱离满清，功亏一篑，建功立业，时不再来。即使冲枪林冒弹雨，疆场致命，千秋万载后，俎豆馨香，亦凛凛有生气。此次战役迁延数月，于兹亦骑虎之势，中下为难，勿因败以生畏葸，勿坐观以误时机。再抖精神，重振志气，锡山与诸同胞共之者也。’军士闻之，咸有敌忾敢死之志。” 入包头整补之后，继攻归绥。时清廷已调第一镇之一个旅增防归绥，官兵纯为旗人，战斗力亦强。故我归绥之战，未能获胜，且因桃子壕之役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商之，均言进攻恐全军覆没。我说：“胜败之机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转败为胜，此正其时。”诸将归后，赵总参议戴文说：“观诸将战志，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我这时才告他说：“太原谘议局暨军政界人士秘密派人赉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沿途餐风露宿，阴历除夕赶抵忻州。翌日接获段祺瑞〔41〕电，嘱我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张巡抚锡銮〔42〕退出太原，再行回并。我即复电说：“议和是全国的事，回太原是我的责任，清军必须迅速腾开太原，否则即日进攻。”段祺瑞遂复电谓：“已令张锡銮离晋回京，仍望维持和平。”我当复电允诺。太原各界代表闻讯纷来欢迎，我乃率部和平重返太原，执行山西都督任务。 〔41〕段祺瑞（1866—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首领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第二军军统，兼领前线各军。1912年归，率同42将领电请清廷退位，实行共和。之后为皖系派首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 〔42〕张巡抚锡銮（1843—1922）：字金波，浙江钱塘人。1863年在武昌从军，1907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1908年任淮军全军翼长。1911年11月任山西巡抚，旋调任奉天防务，东三省边务大臣。次年任直隶都督。1915年8月，任振武上将军，封为一等伯。 我于太原光复之初，即派南桂馨同志间关南下，向中山先生与同盟会诸负责同志报告太原起义的经过与提前动作的衷曲，并充任山西的代表。其后，光复各省代表选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以迄临时参议院成立，南北议和，清帝溥仪退位。这一段时期，正是清军由娘子关攻入，我退出太原转战绥远的阶段。当时因通讯联络不便，以故这些发展一直到返回晋省才得明了。 中山先生为急求国内的统一，以溥仪〔43〕退位之次日，即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世凯自代。他自己则甘以在野之身，赞襄政治，促进建设。民国元年（1912年）秋，先生为树立议会政治的规模，以同盟会为基础，而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改组为国民党，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先生被推为理事长，黄兴〔44〕、宋教仁〔45〕、王宠惠〔46〕、王人文〔47〕、王芝祥〔48〕、吴景濂〔49〕、张风翙、贡桑诺尔布〔50〕被推为理事，胡汉民〔51〕、张继〔52〕、谭延闿〔53〕、于右任〔54〕等与我被推为参议。改组工作与国民党成立大会，均系在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 〔43〕溥仪（1906—1967）退位：溥仪为清醇新王载沣长子。1909年11月4日继皇帝位，仅3岁，年号宣统。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 〔44〕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902年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开始组织反清活动。1904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任庶务长。之后，多次组织武装爆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任民军总司令；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是清末革命活动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人物。 〔45〕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在长沙创华兴会，密谋起义，事泄，出走日本，在日本法政中学、法政大学学习。中国同盟会成立，任司法部检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筹组临时政府，次年正式成立，任法制局局长。4月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8月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任代理事长。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政。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被袁世凯爪牙刺杀于上海火车站。 〔46〕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青年时期先后留学日、美、英，专攻法津。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旋改司法总长。之后，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1949年居台湾。 〔47〕王人文（1863—1941）：字采臣，云南大理人。1883年癸未科进士。累任至陕西布政使、护理四川总督等。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脱党。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48〕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直隶通县（今属北京）人。1904年乙酉科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广西副都督。1912年，任南京留守政府军事顾问。同年为统一共和党干事。1924年11月，任京兆尹。晚年从事北京慈善事业。 〔49〕吴景濂（1873—1944）：字连伯，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授为候补内阁中书。之后从事教育事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奉天代表出席南京代表会。次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统一后的国民党副理事长，一度代理事长。袁世凯称帝后，公开反对，并在东北组织讨袁军。之后，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等职。 〔50〕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盦，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就任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先后创办了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著有《竹有斋诗集》。 〔51〕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禹人。1902年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后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本部书记。随孙中山、黄兴在南方筹划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光复，出任都督，次年1月任大总统秘书长。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1917年任护法军交通部总长。1924年被举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广东省长。孙中山北上后，代摄大元帅职权。1927年，被举为国民政府主席。1935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病逝。有《胡汉民自传》等著作。 〔52〕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从事反清活动，加入励志会、青年会等组织，1903年入黄兴组织之拒俄义勇队，被逐回国，在上海任《苏报》参议。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发行人及主编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从巴黎经南洋回国。1912年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1913年4月，任国会参议员议长。1921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次年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1925年，参加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大会，成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之后，多次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并任国民党史料档案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国史馆馆长（1946年）等职。有《张溥泉先生全集》传世。 〔53〕谭延闿（1879—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1904年甲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学，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局长。1914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都督。次年加入国民党，任支部长。1916年任湖南省长。1923年，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重组后，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代大本营秘书长。后历任国民革命第二军军长、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部主席等职。 〔5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主报》等。宣传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返陕，任护国军总司令。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4年随孙中山赴京，任内务部长。1926年9月与冯玉祥参加五原誓师。1927年，参与北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赴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等著作。 斯时，张謇〔55〕所领导的统一党与黎元洪所领导的民社党，又拉了几个小的政团，亦合组为共和党，推梁启超为领袖。中山先生曾呼吁两党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以公理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轧，完成美善的政党政治。 〔55〕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85年乙酉科举人，1894年参加殿试，得一甲第一名，赐进士。之后，以教育、实业为事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并与陈德全、章炳麟创办统一党。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未就。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袁世凯称帝前，请假南归。之后仍以从事实业为主，历任中国银行联合会会长、华成盐垦公司总理、吴淞商埠督办、交通银行总裁等职务。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等传世。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由北京莅晋，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曾嘉勉我们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对山西商学界欢宴上演讲说：“前在日本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又在我的欢宴会上演说：“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方可言享福。文摒一已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总理临行时，特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book_title]三、二次革命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 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明：“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1〕，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2〕，奉天都督赵尔巽〔3〕。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示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1〕胡景伊（1877—？）：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云南从事军事教育。1911年5月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兼第一标统。1913年任四川都督。1915起，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旋改任毅威将军。 〔2〕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1890年赴京入国子监肄业。后长期在黑龙江任幕僚。1901年升直隶州知州。1910年任江苏巡抚。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都督。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曾与章太炎组建统一党。1926年入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 〔3〕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奉天（今辽宁）铁岭人。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起，先后任山西、湖南总督，户部尚书，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任奉天保安会会长，奉天都督。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持编撰《清史稿》。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及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4〕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5〕，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经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6〕、陕西都督张风翙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4〕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04年辰科进士，曾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学。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法律。1909年被推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次年被推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省政府民政总长。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处长，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段祺瑞政府内阁总长。1918年出国游历，9月在加拿大被刺而死。 〔5〕柏文蔚（19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青年时期曾与赵声等人组织强国会，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谋反清抗外侮。1907年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后，走赴东北，在吴禄贞军中任职。武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都督、北伐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6〕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后在上海入南洋公学，次年赴日本留学。之后即投入反清运动，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处任军队教官。武昌起义后，任昆明革命党起义总指挥。二次革命时，策划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凯独裁。1915年12月，与唐继尧等在昆明宣告云南独立，通电讨袁，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巡按使、四川都督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7〕驰兵扼驻九江〔8〕，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9〕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10〕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11〕，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12〕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南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13〕盘据东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予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14〕（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5〕。”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7〕李纯（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1889年入北洋武备学堂，1911年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民国建立后，改任第六师师长。1913年7月任九江镇守使。9月署理江西都督。1915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20年曾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同年自杀（或云被他人刺杀）。 〔8〕九江：地名，属江西省，在鄱阳湖与长江相交处。 〔9〕库伦：地名，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10〕驯至：渐进到……时候。出自《易·坤》：“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11〕兵家所谓“全国为上”：出自《孙子兵法谋攻》。 〔12〕巴拿马运河开通：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美国与巴拿马于1903年签订《美巴条约》，美国一次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并每年支付25万美元租金，取得开凿运河并永久使用的权利。 〔13〕宗社党：清末民初政派。由满洲贵族良弼、铁良等组建，旨在维护清廷统治。1912年，革命党人炸死良弼，清帝又被迫退位，其党逐渐解散，残馀势力仍在东北活动。 〔14〕允升：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清代举人。曾任陕西督粮道，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西江西巡抚。闽浙、陕西总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重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负责陕西军事。之后，数次策动复辟活动，均告失败。 〔15〕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易·否》。以桑树丛生比喻根深蒂固。在此比喻人民团结，国家稳固。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16〕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17〕、福建许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16〕陈其美（1878—1916）：字士英，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青年时在上海商行任会计。1906年赴日本留学，入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京、津、沪等地从事反满活动。1909年加入上海青帮。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回国参加讨袁，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17〕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广东多次发动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1月，任广州副都督。1913年任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宣布广东独立，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广东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在广东叛乱，企图谋害孙中山。其军队旋被黄埔军校学生军消灭。后退居香港，并于1931年创立致公党，曾任该党总理。 〔18〕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福建新军内任职，官至第二十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举兵响应，被举为闽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加入中华国民党。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长。1925年率军击败陈炯明叛乱。后在国民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监督委员等要职。晚年寓居香港。 〔19〕尹昌衡（1886—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人。早年在四川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升至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同年10月，在成都独立，任督军府军政部部长、督军。1914年后退出军政界，在成都筑上园，从事著述。有《上园丛书》。 〔20〕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盐人。1903年入南洋陆军学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任浙江第八十一标统带。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众光复杭州，并与江苏义军会攻南京。1912年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后归附袁世凯。袁谋称帝，封其为一等侯。1916年，浙江讨袁军围攻浙江军署，退居上海。同年病逝于天津。 在这段期间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风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风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21〕，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赵渊〔23〕，繁峙之陈钰〔24〕，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21〕周渤：生卒年不详，辛亥太原起义前，任太原知府。起义后，阎锡山率军北上包头一带，张锡銮任巡抚，周渤又任巡警道。 〔22〕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县人。1890年庚寅科进士，曾任清政府户部主事。山西大学堂总理、库伦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9月任山西民政长，次年6月署广东省海关监督。 〔23〕赵渊（1857—1913）：字醴泉，山西河曲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四川安岳、德阳、威远、富顺知县，崇庆、泸州知府。后随铁良调充黑龙江省民政使。1913年1月23日至6月4日，任山西省军政府民政长。 〔24〕陈钰（1860—1919）：字震之，山西繁峙人。曾任直隶万全县知县，沧州知州。1913年2月15日至5月13日，任山西军政府财政司长。1913年6月4日～1914年5月26日，任山西军政府民政长。1914年5月23日，由民政长改任巡按使，三天后即免职。 省行政各司厅应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25〕，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季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贵州贵阳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职。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国税金厅筹备处处长，印花税会办。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1940年，代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统税局”局长。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26〕金永：字坚道，浙江杭县（今馀杭）人。曾任吉林省双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1916年7月被阎锡山驱走。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经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27〕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28〕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29〕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27〕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历任荷兰、俄国公使。1912年2月，改任俄国临时外交代表。旋改任外交总长、国委院总理。1913年4月，与俄使议定关于大蒙古问题的协定，因被参院否决，退出内阁，改任袁世凯顾问。之后仍任外长，和次长曹汝霖与日使谈叛签订“二十一条约”。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为首席代表。1927年后，淡出外交领域。 〔28〕熊希龄（1867—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壬辰科进士。1898年8月赴京参加变法活动，奏请在湖南办学会，创《湘报》。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11年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印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并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国务总理。1917年后，主要从事水利、赈灾等事业。 〔2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今属馀杭）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为聂士成邀，办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随光绪帝至西安避难，内值军机处。旋出使法国、德国。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再任内阁总理。 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条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30〕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31〕（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5年请愿实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祸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8再被国民政府通缉，旋往香港。 〔31〕唐质夫（1880—1964）：字在礼，上海人。一作字“执”夫，名在礼。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库伦兵库筹备处总办。1912年后任总理机要处长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book_title]四、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的处境与观感 民国三年（1914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1〕，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1〕袁克定（1878—1955）：字云台，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长子。1905年，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任工商部右参议，1911年任邮传部左丞。1912年任外交部顾问。1915任模范第二团团长。曾组织人员鼓吹帝制，世人均认为欲成为皇太子。1916年袁世凯死后，避居天津。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2〕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3〕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2〕常川：长期。 〔3〕刘笃敬：（1847—1920），字缉臣，号筱渠，太平县（今襄汾）南高村人。1867年丁卯科优贡，1875年山西乙亥科举人。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能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后半年。八月古德诺〔4〕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5〕、孙毓筠〔6〕、严复〔7〕、刘师培〔8〕、李燮和〔9〕、胡瑛〔10〕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经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 〔4〕古德诺（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美国政治学会主要创建人之一。1900年，曾参预起草《纽约市宪章》。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推荐，被北京政府聘为宪法顾问，为期三年。于1913年5月来华。同年10月，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后解散国会。古德诺对中国政治框架提出如下建议：国会权力不能太大，但必须保留，以有限的代议机构作为将来发展广泛民众参与政府的基础。此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古德诺出任校长，古德诺鉴于在中国无所事事，请求解除合同。1915年7月，古德诺按临行时的约定，再次来到中国作短期访问。期间，袁世凯请他就共和制和君主制两种政府形式的各自长处，写一份备忘录，供其人参考。于是，古德诺在全然不知袁世凯称帝意图的情况下，给袁世凯写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即《共和与君主论》。此后，此文被袁世凯利用为复辟帝制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比较行政法》、《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 〔5〕杨度（1874—1931）：字晳子，别署虎公，湖南湘潭人。1891年甲午科举人。1902年赴日本入东京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任留日中国学生总会馆干事长。1907年办《中国新报》，创言立宪。1911年任内阁统计局局长。1912年组宪法研究会。1915年任参政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8月发起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与孙毓筠等称“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等遭通缉，避居青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左翼自由运动大同盟。 〔6〕孙毓筠（1872—1924）：字少侯，安徽寿县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1913年组织宪政研究会。1915年以研究国体问题为名，与杨度等发起筹安会，并任大典筹备处副处长。1916年4月，因复辟帝制失败，避居天津。 〔7〕严复（1854—1921）：初名体乾、宗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66年入福州船政学堂习海军。1877年赴英国深造。1880年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学。1897年创办《国闻报》，鼓吹变法。1905年助马相伯创复旦公学，任校长。1910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校长。1915年8月列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袁世凯死，避居天津。有《严译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刊》等行世。 〔8〕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1902年壬寅科举人。1904年任《警钟日报》主笔，并参加光复会。1907年任《民报》主笔，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四川国学院任教。1913年，应阎锡山之邀任其高等顾问。1910年由阎推荐袁世凯，任总统府咨议。1915年充当筹安会理事，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袁氏称帝，被封为上大夫。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经史，1919年创《国政月刊》。 〔9〕李燮和（1873—1927）：字柱中，号铁仙，陕西蓝田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蓝天镇（今属湖南省涟源市）。同盟会元老。1900年，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黄汉会”，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共和告成之后，功成隐退。 〔10〕胡瑛（1886—1933）：字经武，湖南桃源人。1904年参与谋刺铁良，事败转赴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军政府外交部长。1912年，任山东都督。1915年8月，参与发起筹安会。袁去世后，避居家乡。1917年任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次年任靖国军第三军军长。1932年作为阎锡山代表驻南京。 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据了解内幕的人说：与袁克定暗中同谋者，除杨度之外，另一要角为梁士诒。因民国三年徐世昌〔11〕出任国务卿后，袁世凯曾应徐之请免去梁秘书长之职务，另设内史长以代替之。同一时间，袁又成立了一个平政院，颇似现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个肃政厅，内设若干肃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肃政厅于民国四年提出一个五路大贪污的弹劾案。梁为交通系〔12〕领袖，此案与其关系颇大。梁此时正处于最尴尬地位，为转移视线，乃出奇制胜，劝进帝制。初劝告袁未之答；继通过袁克定劝之，袁亦无表示；最后以极迷信的话语袁氏谓：袁氏先氏历代相承都没能活到五十九岁的（是时袁氏已五十七岁），应以绝大喜事相冲，袁方首肯。于是美籍顾问古德诺之《民主不适于中国论》与日籍顾问有贺长雄之《日本立宪而强》的论调相继发表，筹安会宣告成立，梁氏亦于九月十九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总请愿。 〔11〕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东海，天津人。1886年丙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入新建陆军。参与袁世凯幕。1904年，授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1911年，在庆亲王内阁任协理大臣。1914年，任北京政府国务卿。1918年任大总统，1922年辞职。晚年寓居天津。有《退耕堂政书》、《大清畿辅先哲传》等传世。 〔12〕交通系：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财政总长，广结党羽，成为以梁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习称交通系。 此外当时怂恿帝制最明朗而积极之文武大员，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将军段芝贵〔13〕为首，中枢大员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为首。段芝贵胁持各省通电请袁速正大位于前，又复联合东北首长孟思远〔14〕、王揖唐〔15〕、朱庆澜〔16〕、张作霖〔17〕等力谏中央讨伐唐、蔡于后。朱启钤密电各方策商帝制于前，又复主持所谓登极大典筹备于后。这一段时期，我所收到有关帝制的电报中，除统率办事处者外，即以段芝贵与朱启钤领衔者为最多。 〔13〕段芝贵（1869—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886年入北洋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学日文。1892年回国，1897年在新军中任职。1904年任参谋部总办。1905年任第五镇统制。1911年授镇武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抚按使，并封一等公。袁世凯病亡后，段仍在北京政府军界任要职。1921年退居天津，不问政事。 〔14〕孟思远（1859—1933）：字曙村，天津人。1895年，在天津小站入新军，官至直隶巡防营统领。1904年任吉林巡抚。1911年任第二十三镇镇统。次年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1916年，任吉林督军，授将军府诚威将军。1919年，回天津作寓公。 〔15〕王揖唐（1877—1946）：名庚，字一堂，号揖唐，安徽合肥人。光绪甲辰科进士。1904年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改入法政大学。1907年加入共和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创办《国华报》，鼓吹并策划帝制，1916年任北京政府内府总长。1937年，与王克敏等在北京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任“内政部”总长等职。后加入汪伪政府，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枪决。 〔16〕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1911年任四川巡警道第七镇镇统。辛亥革命时，被选为四川独立军政府副都督。1914年加陆军上将衔，6月改任黑龙江将军。9月列名段芝贵联合十四省将军通电拥戴袁世凯称帝，被袁加封一等子爵。1916年7月，任广东省省长，加卓威将军。1925年后，主要从事赈灾事务。 〔17〕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海城（今属辽宁）人。早年在马玉崑部当兵，1900年后，任当地游击马队管带等职。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1912年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15年封二等子爵。1916年，北京政府授将军府盛武将军，署奉天将军兼署巡按使。之后逐渐控制东三省。1924年，发动二次直奉战争。1927年进占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北伐军北上，张作霖败退回东北。同年6月4日，在沈阳西郊皇姑屯被日军预埋炸弹炸伤，21日逝世。 统率办事处是在袁氏亲自主持下发纵指挥全国军队的机构。他成立这一机构，理论上是为了负起“大总统统率全国陆海军”（当时中国尚无空军）的责任，实际上这一机构不只代替参谋部全部职权，而且亦代替了陆军部的大部职权。兼任参谋总长的黎元洪对此虽无计较之心，而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则不能没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编练模范团与怂恿帝制之举积极配合，段乃由不到部办公而请假养疴，而正式辞职。 统率办事处的要角陈宧〔18〕，是黎参谋总长的次长，袁对之倚畀特殷。民国四年二月袁为安定西南，命陈以会办四川军务名义，率李炳之〔19〕、伍祯祥〔20〕、冯玉祥〔21〕三旅入川，六月间准四川将军胡景伊入觐，陈继其任。陈宧于离京赴川前同三旅长谒袁辞行谢恩，一见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惊异着说：“现在国家共和，不可如此。”陈以最谄媚的言词说：“元首虽以大总统自居，而全国官民则皆奉为皇帝；元首一日不实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复返。”迨至袁氏称帝失败，陈始则致袁江（五月三日）电请其退位，继则通电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说者谓袁氏之死，受陈宧刺激最大，亦不能谓为无稽。 〔18〕陈宧（1870—1943）：字二安，湖北安陆人。早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入日本士官学校。1903年入滇，任新军第十九镇统制。1911赴德国考察军事。1912年4月，任参谋总部次长。1915年署四川巡按使，任毅威将军。1915年12月袁世凯密谋称帝，封一等侯。1916年，通电宣布与袁断绝关系，改称四川都督。1925年后，淡出军政界，寓居天津。 〔19〕李炳之（1882—？）：字彪臣，河北正定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1912年在北京政府参谋本部任科长，1915年，任第一混成旅旅长。1916年，任第十三混成旅旅长。1924年授将军府祐威将军。1925年任十四省讨贼联军军务参赞及军事顾问。 〔20〕伍祯祥：生卒年不详。字玉亭，云南华坪人。1910年任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统领官。1915年7月随陈宧入川。1916年7月，任川南镇守使。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所部退至湖北宜昌溃散，伍亦去职。 〔21〕冯玉祥（1882—1947）：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01年入淮军元字前营，1905年任第六镇队官，1907年在奉天参加武学研究会，密谋革命。1912年参加滦州起义。1913年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5年，率部入川。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1924年9月，二次直奉战争时，在北京举行军变，组织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北伐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0年，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参加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1935年4月授陆军一级上将。抗战始，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于袁氏称帝意犹未坚之时，其亲私怂恿之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他的左右曾买通他的身边侍从，在他清晨未醒时，将他最喜爱之玉杯抛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询其故，这位侍从说：则才擦拭桌椅时，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是一条龙，我大吃一惊，就把玉杯摔破了。袁当给以巨款，令其回籍，并坚嘱不得以此语人。 长江巡阅使张勋〔22〕是口口声声不忘旧朝的一个满清旧臣，同时亦是赞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于他自己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头上的辫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终对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谓帝也”的顾忌，为此他曾明白通电表明他的矢志拥袁的心迹。但在帝制运动白热化的时候，张勋突然电请袁氏效舜禹之对唐虞，勿废宣统帝号，维持清室优待，于是袁氏原拟封溥仪为懿德亲王，君臣互易之举，乃不得已而中止。 〔22〕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行武出身。1895年投奔袁世凯，1899年升至总兵。1911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为表示效忠清廷，所部皆未剃除辫子，人称“辫帅”。1917年6月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军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拥溥仪复辟。12日被段祺瑞击败，遁入荷兰使馆。后避居天津。 袁氏决意称帝之后，奉命代行立法职权之参政院遂决议选举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民国四年十月间，各省国会代表先后选出，北京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乃规定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为分省决定国体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宪”四字，投票时赞成者写“赞成”二字，反对者写“反对”二字。投票结果，代表人数一九九三名，赞成票亦为一九九三张。接着由国民代表推戴袁为中华民国大皇帝，并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恭请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认帝制，并于同月三十一日明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日本原本怂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响亦最深，比及国体投票正式进行之时，乃一反以前态度，英、俄亦复如此，其心叵测，概可想见。日本皇帝为怂恿袁世凯积极称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为向以中国为嚆矢〔23〕，中国的民主实足以动摇日本皇室万世一系之基础。今日劝中国恢复帝制，不仅为中国，抑且为日本，中国如废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国而扶助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