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隋唐五代史 [book_author]王仲荦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964739 [book_dec]作者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余万字。对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民族交融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盛况作了详尽的阐述，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尤以较多篇幅叙述了隋唐时代空前繁荣的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为同类著作所不及。充分反映了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高水平。 [book_img]Z_7148.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序言 5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当时，把唐史切成两段，两税法实施以前是一个阶段、两税法实施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我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成一部叙述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历史的书稿，分为上、下两册，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稿子已定稿，还没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赶紧归还给我。 十年大动乱中，我是一个幸存者。1972年，我被调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宋书》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旧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这几年中最后定稿的。只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始终藏之高阁，尘封箧笥，一搁十年。 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动过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严冬烤火取暖，未尝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应该怎样来改写这部书。这时已经有了分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来写的打算。1977年，氛祲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信同我联系，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表示同意，支持我这样做。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既出书，我就埋头写《隋唐五代史》了，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这部《隋唐五代史》总算写成了。写这两部书整整花费十多年时间，“十年精力，瘁此两书”，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辞。 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譬如《魏晋南北朝史》在叙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时，引用了《唐律》；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详细介绍《唐律》中所反映的阶级构成状况，这样，就不免造成重复的情况。好在重复的仅只千把字左右，而这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有决定意义，所以只得重复一下了，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外，从魏晋到隋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谱录的研究。我在这里介绍了《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时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两件敦煌文书，关于这两件文书，我另有考释，这里不详细讲了，这里只是抄录原件，使研究唐代历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内容，它包括哪些名门望族，它的发展变化又是怎样？这是构成统治阶级上层的具体内容，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组织，书中也作了系统的叙述。自魏晋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以及宦官诛灭之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度实际在五代已经形成，对于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进士制度，一直沿袭到后代。进士及第人数，唐中叶以后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间，这是值得注意的，人数太多了，官吏泛滥成灾；太少了，人才不容易网罗。宋明以后，进士的录取名额不断增加，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则的，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许多弊端，也有许多可以供后世借鉴的地方。 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为隋唐王朝强盛的支柱。这两种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现，在南朝却没有形成，说明它不是我国封建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事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把他们前封建的村社残余形态带进来，从而出现这种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份地制度不能长久维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均田制、府兵制终于最后崩溃了。这是符合事物的发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规律的。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枯竭，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难题，民户流亡加速了，折冲府无兵可交，十六卫形同虚设，于是出现了两税法，出现了募兵制，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开始有所变化，有所动摇。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学者还留恋着过去，如陆贽、李泌、杜牧等人，他们还想恢复租庸调制，还想恢复折冲府制，还想重建十六卫，来改变募兵制度实施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然而旧的制度一去不复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这是一种发展，当然两税法开始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渐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种发展，当然募兵制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滋长了藩镇割据局面，发展到五代，出现了全国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终于全国统一了，新的禁军制度，终于形成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升的。但是应该相信，它不会逆转，也不会长久停滞不前，它一定在上升，不过上升时会有些曲折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隋唐时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然，隋唐比之魏晋有了一定的发展。两税法是以钱来统计的，可是并没有改变以粟帛交纳租税的实质。对于唐代的经济，我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发展，一方面还不能过分夸大货币交换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这个尺度来写的。 经济会不会逆转呢？我认为有时候是会逆转或停滞不前的。战争的破坏，政治经济措施的不得当，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呆滞，如隋文帝讨尉迟迥，破坏了几百年以来作为河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邺城，灭陈，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彻底破坏了。作为隋唐时期东南经济中心的广陵，经过唐末战乱，破坏得不像样子。唐末长安、洛阳，经过战乱的破坏，商品经济当然也会出现一度的停滞或逆转。但当时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际，南方九国经济还是在持续发展，就是北方，也在缓慢地前进。譬如大梁城，虽然也遭受过战祸，但是经过后周、北宋两朝的扩建，我们只要看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可以见到大梁的繁荣景象。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纵使有短时期的停滞，有短时期的逆转，然而不会长期逆转、长期停滞。 从国内民族政策来讲，唐王朝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可能与关陇统治集团是一个胡汉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有关。隋唐王朝不仅帝王有鲜卑族血统，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他们较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他们执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地说要开明些。五代时期有三个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无论在政策执行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没有歧视汉族的倾向，在这三个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经和汉族融洽无间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唐代中国，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着三个地方民族政权：东北有渤海国，渤海亡而契丹兴；西南有南诏；西藏一带有吐蕃。这三个政权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它的贡献。没有南诏的文化，今天的云南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没有渤海，辽（契丹）、金（女真）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大食势力向东推进的时候，唐王朝败绩于怛逻斯，接着安史之乱发生，无法阻遏大食的东进，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来抵御大食了。后来伊斯兰国家虽然文化灿烂，但在初期，其铁骑到达的地方，破坏是非常厉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铁骑的蹂躏。此外，还有奚、契丹、室韦、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葛逻禄三姓、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西域南道诸城邦，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都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可惜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对这些部族或部落，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唐王朝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东面和新罗、日本有着友好的往来；东南海上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和平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南亚国家，有不少求法取经高僧或外交使节，翻越大山雪岭朝圣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东罗马帝国）彼此不断派遣使节，互相访问。玄奘在五天竺时，可以在天竺国王的宫廷里看到《秦王破阵乐》；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绢帛，一直运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欧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国开始称中国人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年出国的中国人，其聚居的地方，还称作唐人街。 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盛，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隋炀帝这个亡国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和蠢事，缢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应得，本无足论。但他修建大运河，还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里，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杰出的皇帝。武则天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功过论，武则天过大于功，均田制在她手里开始破坏的，府兵制在她手里开始废弛的，膨胀的政府机构也给唐王朝带来不良的影响；不过武则天能大力提拔人才，这一点，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泄气的一个皇帝。刘晏、杨炎、陆贽，只要始终信任其中一个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杀的杀，贬的贬。开始时他也想有所作为，最后却比谁都因循苟且。神策军也在他统治时期交给了宦官指挥。 二王、八司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被作为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里，我还是采用传统的说法，没有突出他们的地位。当然，八司马中有奇材卓荦之士，如柳宗元、刘禹锡，在思想、文学部分还是作了重点介绍。 肃、代、德、顺之后，到了宪宗，唐人称为“元和中兴”，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局一直不稳定，到了元和时，诛刘，杀李，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镇表面上也服从中央，混乱的局面才基本扭转过来了，“扬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说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并不过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后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龙潜之日，出入民间，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时称小贞观。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从此走下坡路，无法挽救了。 我对于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齐丘，都没有重点写。李泌，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他就评价不一，照我看，他还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时，并没有使唐王朝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观。南唐的宋齐丘协助徐知诰取得政权，但其为人，是一个恶劣的政客，比起高季兴的智囊梁震来，人品气节，都远远不如，这类人物也不必多写。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无，有关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专节介绍。 李德裕或云相业彪炳，或云刚愎专权。我认为牛僧孺阻止他取维州，从当时形势来看，并无大过。到了大中年间，河陇终于收复，维州同时收复。李德裕平泽潞，动员了大军，首尾五年，克复泽潞时，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数家漏网的遗属都杀了，这是卑鄙的行为。还牵连牛僧孺诸相，斥放岭南。又兴吴湘冤狱。这种屡起大兵大狱，对人民没有一些好处，最后远窜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现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业讲得太好了。当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军权不可，杨钦义等宦官并没有让出军权，他终于失败了，这一点倒是值得加以称道的。 我对汉初的贾谊，能懂得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对唐代的刘，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变前数年，他已经看到唐王朝的核心问题，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挥权，参与国家大政问题，刘的对策，真是一针见血。而且他慷慨陈词，不顾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杰，这样的杰出之士，是该当充分肯定的。 黄巢起义军转战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广州，不久又挥兵北上，袭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无法渡过汉水，于是转而向南，东趋宣歙，又复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复制。黄巢认为要亡唐，必须直捣长安，故兵不留行，直趋关中。但是起义军一路攻城略地，却随手放弃，攻进长安，反而陷入敌人口袋。居长安城内，西不过凤翔，南不取兴元，北不逾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敌人包围。扬、益都不在农民军手中，农民军大众数十万，粮食得不到供应，军风纪也无法整肃，全军团结更难维持，终致众叛亲离，黄巢最后也只能撤离长安，败死狼虎谷了。农民军不讲战略，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讲究军风纪，终于导致失败，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宠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国不亡，可算侥幸。僖宗死后，宦官拥立昭宗，昭宗“为人明隽”（《新唐书·昭宗本纪赞》），如果让他承太宗、宣宗之后，尚不失为承平之主。可是他继承的却是僖宗遗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内受制于宦官，国命操在两神策中尉、两内枢密使之手；外有强藩之逼，如当时王建据有三川，杨行密、钱割有江淮，朱温虎视于大梁，李克用称雄于太原，王重荣胶固于河中，李茂贞跋扈于凤翔，韩建近在长安肘腋之下的同华，亦桀骜难制，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势了。最后，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温之手诛灭宦官，结果禁军完全为朱温掌握。接着，迁都洛阳，昭宗中途被杀，唐王朝不久就灭亡了。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相持河上者几近十载，最后李嗣源偷袭郓州得手，不久即从郓州长驱西进，八日而破大梁，后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庄宗很快失败，身死银刀都之手，从成功之速到失败之速，是史无前例的。庄宗的最大失策是杀郭崇韬，其次是诸军饥窘，魏博兵变，庄宗平日又吝于赏赐，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这些确实是后人值得吸取的教训。 后晋石敬瑭为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称“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北属，使北方失去卢龙、榆关之险。不久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俘出帝石重贵，南风不竞，成为北宋靖康之难的伏笔。石敬瑭出卖人民利益，流毒深远，这个儿皇帝只能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个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强府兵的训练，功赏分明，东灭北齐，并禁断佛教，致国富兵强。五代之季，出了个后周世宗柴荣，他整顿军队，一变骄兵堕将的拖沓之风，北败北汉，东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业，后来让隋文帝完成了；后周世宗的事业，是宋太祖赵匡胤来完成的。十国的混乱局面，终于重归一统。对后周世宗这个人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对于南方九国（北方的北汉除外），由于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关他们安境保民，推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的资料，搜罗和介绍得太少了。总的说来，徐温、徐知诰（即李）、王审知、钱、马殷、刘隐、刘岩、高季兴、王建、孟昶，在他们统治区域内，政局稳定的时间都比较长，到他们后裔手中，政局动荡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五代时期，南方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讲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占本书篇幅三分之一强，我看是有必要的。 从汉魏以来，经学在持续发展。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汉魏以来经学研究的总结，唐代开科取士，帖经一道，是根据《易》、《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孝经》来命题的。到了韩愈，开始提倡《孟子》，《四书》之名创自韩愈，皮日休推波助澜，上书请把《孟子》升为经典著作，与《论语》并列。到了北宋，《四书》就成为经典中的初级教科书，《九经》仍保持经典中的高级教科书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既研究隋唐史，就不得不探讨隋唐的佛教神学思想。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禅宗五宗都是依自不依他；而净土、密宗二宗，却完全依靠他力。我于以上五宗，叙述得比较详细。尤其是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开始创立的时候，那几位大师，目光如炬，禅锋犀利，真是前无横阵，无敌不破，读之非常神往。可惜宣传的是宗教神学，于民生无益。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诗僧，我只介绍了五代的齐己、贯休二人，介绍的诗歌，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感情的诗，而不是僧侣的诗。寒山、拾得的诗，我没有介绍；王梵志的诗，我只作为民间诗人、敦煌俗文学来介绍。对它说教的部分，我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介绍的。司空图喜欢用寺宇景色来点缀诗篇，有时却也显示了恬静之美，我也就引用了，但我自己对僧人的诗总不喜欢。 隋唐五代的书法方面，除了虞、欧、褚、薛、李、颜、柳、杨诸大家之外，还介绍了草书名家如孙过庭、张旭，篆书名家如李阳冰。此外，真迹传世者，如贺知章有《孝经》，杜牧有《张好好诗》，也作了一定介绍，限于篇幅，其余就不多讲了。 绘画也是这样，分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三科，凡当时大家，都介绍了。其有作品传世者，亦必特加致详。在魏晋南北朝，绘画还不够成熟，隋唐以后，画家辈出，尤其到了五代，无论山水画或翎毛花卉画，完全成熟了，下开宋、元、明、清的全盛局面。 在天文方面，重点介绍了李淳风、一行和梁令瓒在这方面的成就。在医学、药物学方面，重点介绍了巢元方、孙思邈和王焘的成就，同时对唐人流传在民间的单方，也作了介绍。《唐本草》虽已残缺，但此书对《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直到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研究，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在使用史料方面，写隋唐五代史仅仅依靠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广泛搜集。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笔记琐谈，尤其近年的考古发掘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 在拙著中，能引《旧唐书》的，就用《旧唐书》，《旧唐书》实在没有这方面材料时，才引用《新唐书》。能引《旧五代史》的，就用《旧五代史》；但因《旧五代史》残缺过多，所以有些只能用《新五代史》来补充了。我之所以多引《旧唐书》、《旧五代史》，而少引《新唐书》、《新五代史》，主要因为前者比后者文字通畅，后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学生读起来困难多。 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频繁引用《资治通鉴》问题。我在抗战时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教书。当时手头只有一部书，即大东书局缩印的《资治通鉴》，因为借书困难，主要依靠这部书，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这对于我帮助太大了，魏晋到唐五代的史事，从头至尾，基本搞熟了。这次写《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这部书。有时我就径用这部书，代替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有些史料，正史是错的，《资治通鉴》在引用史料时，却经过严格审订，因此翔实可靠，凡是经过《考异》订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记载了一件事：甘露事变之后，仇士良、鱼弘志谋废文宗，“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当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我起初就将此事写入此书，认为甘露事变以后，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过，这一段史料描写得非常形象。后来读《通鉴考异》，始知《新唐书》这段史料，引自皮光业《见闻录》，其说不可靠。《通鉴考异》谓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文宗开成时，崔慎由并不在长安，也尚未为翰林学士，《新唐书》承皮光业《见闻录》之讹。翻检《翰苑新书》，也说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学士，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开成初夜入宫禁这条材料删掉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说明中晚唐至五代，时间和司马光接近，资料多，订正考证最为精审。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后历史时，主要依据《资治通鉴》。 书的末尾，附录《大事年表》。这个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画家卒年无考，只能阙如了。 本书佛教神学思想部分，是50年代写成的；本书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写成的。虽然全书的写成，花了六七年时间，而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时一搁就是十多年。所以前后内容或不能照顾，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评价，事件的轻重，也可能处理失当，希望各方面多予严格批评。 书中所插历史地图，是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陈伟庆先生绘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劳动，并此致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林烨卿、张美娣同志负责审订此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书的减少错误，提高质量，有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1985年8月，王仲荦写定于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南园之华山馆。 [book_chapter]第一章　隋代的政治与经济 [book_title]第一节　隋前期的政治与经济 隋王朝的建立　隋王朝第一代皇帝隋文帝杨坚，自称是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坚五世祖杨元寿，北魏初任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乌兰不浪土城梁）司马，因家于武川。杨坚祖父杨桢，以军功为建远将军。北魏末年，六镇起义失败，柔然可汗进兵六镇，六镇荡然，无复藩捍，杨桢随六镇兵民就食河北，为鲜于修礼所杀。杨坚父杨忠，初为尔朱氏将领，后为独孤信得力部将（独孤信祖父独孤俟尼，北魏初也住家武川镇），随独孤信逃奔梁朝，西魏初年又跟独孤信从梁朝返回长安。宇文泰组织府兵，成立府兵统帅部，这支府兵，是以武川镇军官为骨干的，因此，独孤信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八柱国之一，杨忠以军功成为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也就成为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重要人物之一。西魏恭帝初，赐杨忠鲜卑复姓普六茹氏。北周初，杨忠位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 杨坚是杨忠的长子，小名那罗延，译意是金刚力士。杨忠死后，坚袭爵随国公。坚娶独孤信第七女为妻。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宇文泰长子）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杨坚有个女儿，嫁给了北周宣帝宇文。因此，北周、隋、唐这三朝皇帝都是亲戚。杨坚在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大前疑，“位望益隆”，可以说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后起一辈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宣帝宇文在位不到二年，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病死，杨坚以宣帝后父的地位，联络典掌机密的近臣汉世族地主郑译、刘等，假称受遗诏辅政。时宣帝子静帝宇文阐继位，年仅八岁。坚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至此，北周的国家最高权力，实际已经落入杨坚手中。 随着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宇文泰外甥上柱国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上柱国益州总管庸国公王谦（父王雄，府兵初期的府兵统帅部十二大将军之一），及静帝宇文阐的妻父郧州（治安陆，今湖北安陆县）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等相继起兵，反抗杨坚。杨坚终于利用了关中的府兵，派兵遣将，击灭了尉迟迥和王谦，并迫使司马消难奔往南朝，弭平了三方的叛乱，同时又把北周武帝诸弟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五王皆宇文泰子），明帝子毕王宇文贤，武帝子汉王宇文赞等都杀掉，尽灭宇文氏之族，完全控制住全国政治局势，并使之稳定下来。 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建元开皇，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第二年，以长安旧城制度狭小，更在长安城东南二十余里，建造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市和城东、南、西一带），遂移都大兴城。杨坚便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杨坚取代宇文氏统治北朝，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的。首先，北朝经六镇起义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正在进行各族大融合这个过程，要完成这个历史过程的任务，如果由中原地区的汉世家大族即门阀士族大地主来完成，是完成不了的；如果完全由鲜卑勋贵来完成，也会有一些落后的东西被保存下来。只有像杨氏那样，既是中原大族，又曾久居六镇，沾染过鲜卑化习俗，明白有些落后的东西，在不伤害民族的感情下可以加以改革，这样就最为合宜。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正具备这些条件。其次，自宇文泰任西魏宰相起，组成了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既有武川勋贵，又包括关陇河东的世家大族。杨坚之父杨忠，就是这个统治集团的主要骨干，杨坚也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后起之秀，由杨坚来挑起这副担子，建立王朝，从人地两方面来讲，也是非常适宜的。再次，北周武帝扩大府兵员额以后，“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府兵内部，鲜卑化成分逐渐在减少，汉化的成分逐渐在加重，从而府兵统帅部的实际权力，也会有所变化，即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中的汉族地主，会比鲜卑勋贵更显得重要起来，杨坚的父亲杨忠既是汉人，又是属于府兵统帅部早期统率府兵的十二大将军家，杨坚在北周宣帝任命他为大司马之后，又掌握了发调府兵的实际权力。北朝的军政大权落到杨坚手里，这更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的了。 北周、隋和唐，虽是前后三个王朝，但这三个王朝的创建者，都属于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这个阶层，都属于府兵统帅部成立前期的最高层。北周是鲜卑勋贵而处于汉化过程中，隋唐是鲜卑化了的汉族地主分子，他们又都是互为裙带姻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这三个王朝又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同样以均田户为王朝的剥削对象，同样以府兵为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隋的统一南北　早在西魏攻破江陵，杀梁元帝萧绎以后，梁武帝孙萧，被立为傀儡的梁朝皇帝，领有江陵沿江之地三百里，成为西魏、北周的附庸，史称后梁。自从隋文帝代周称帝，北朝和南朝的政权，同样是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南北对立的民族矛盾，已经消失。后梁傀儡政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后梁主萧琮（萧孙，萧岿子）入朝于隋，至大兴，隋文帝因留琮不遣，后梁亡（三主，共三十三年，公元554—587年）。 在隋文帝初年，隋王朝的统治权尚未完全巩固，塞外突厥贵族又频频侵扰边境，因此暂辍伐陈之谋。其后隋王朝的统治权日臻巩固，突厥汗国又因内争而削弱，隋王朝北方的威胁，已告解除，于是隋文帝就把统一南北这个重要历史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在这以前，高曾进灭陈之策，他说：“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指陈朝统治者）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隋书·高传》）崔仲方也进策：“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滁（州治顿丘，今安徽滁州）、方（州治六合，今江苏六合）、吴（州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市）、海（州治龙沮，今江苏连云港市南）等州，更帖（添帖）精兵，密营渡计。益（州治成都）、信（州治人复，今重庆奉节县）、襄（州治襄阳）、荆（州治江陵）、基（州治丰乡，今湖北钟祥县南）、郢（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县）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终聚汉口、峡口（西陵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隋书·崔仲方传》）以后隋文帝伐陈的军事措施，就是根据这些策略来筹划的。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诏数陈后主的罪恶，诏文中说：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子女，擅造宫室……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隋书·高祖纪》）。这道诏文指出陈后主荒淫无道，众叛亲离，“取乱侮亡”，隋灭陈的时机成熟了。 同年十月，隋文帝下令伐陈，任命第二子淮南道行台（驻寿春）尚书令晋王杨广、第三子山南道行台（驻襄阳）尚书令秦王杨俊及信州（治人复，今重庆奉节）总管杨素三人为行军元帅。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总管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州治益都，今山东青州）总管燕荣率水军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杨广）节度。”这五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 杨广虽为元帅，但缺乏军事经验。隋文帝因而指定尚书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尚书右仆射王韶为晋王元帅府司马，军中大事，都取决于高、王韶二人。高到达前方之后，听取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并问：“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薛道衡认为必克。他说：“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中原）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指隋文帝）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资治通鉴》陈祯明二年）薛道衡的这四点分析，除了第一点带有迷信色彩之外，其余三点，分析隋优胜陈劣败的情况，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这几点分析，足以说明陈的必然灭亡和隋的必然统一江南了。 开皇八年的十一月，秦王杨俊的军队，屯据汉口，有渡江规取武昌，切断长江中流模样，吸引了陈朝上游的军队，不敢下援建康。同月，杨素也从永安出兵，沿峡而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隋书·杨素传》）。陈朝江滨的镇戍，不断被隋军击溃。上游军事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隋军的手里。 [IMG:隋唐五代史_1.png]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贺若弼利用陈朝下游江防的空虚，自广陵引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韩擒虎自横江浦（今安徽和县东南，面对江南之采石矶）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攻下姑熟（今安徽当涂县）。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以钳形攻势，夹击建康。钟山一战，贺若弼击溃了陈朝的主力军，韩擒虎也自新林（今江苏南京市西南）直趋朱雀桥，攻入台城。俘虏了陈后主叔宝。陈亡。 燕荣自东莱（郡治掖，今山东莱州），傍海入太湖，取陈吴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市）。行军总管宇文述也进克晋陵（郡治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会稽（郡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市）。 陈上游的军队，也纷纷解甲散兵，向隋秦王杨俊请降，只有陈湘州（治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刺史岳阳王陈叔慎（陈后主之弟），合众抗隋，结果兵败被擒，斩于汉口。既而岭南诸州，也都归附于隋，于是陈朝全境皆平。从永嘉末年西晋王朝崩溃时起，中国经历二百七十三年长期分裂的局面，至此南北复归于统一。 这种南北的统一，首先，只有在北方各族大融合已经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因为自秦汉以来，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丁零、各族，到了北朝末年，已经和构成中华民族的主要骨干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中国北方的统治权，也已经由鲜卑贵族移转到汉族大地主手里（尽管这些汉族大地主带有鲜卑化的成分）。这样，自西晋末年以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已经缓和了下来，南北朝间的民族矛盾对抗状态，已经不复存在，因而使中国南北部很容易地统一起来了。此外，北朝的均田和府兵制在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北朝均田制的继续推行，自耕小农大大地增多，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扩大起来的府兵，也由于他们的经济比较稳固，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因而兵源增多，战斗力加强；比较南朝自耕小农经济日益衰颓，兵士身份日益低落，国力也因以不振，这两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南朝终于为北朝所并。而且，南北两地在这两三百年中，地方经济都有巨大的发展，为了要使全国的经济进一步获得发展，就有南北重新统一的必要。只有全国在政治上重新统一，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如沟通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运河的开凿工程，才有可能进行。因此，这种政治上的南北统一，进而造成经济上的南北统一，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要求的，是完全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的。 隋初的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统一南北前后，在政治方面，做了如下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在中央职官制度方面，废北周六官，复魏晋旧制。中央官制，从宇文泰在西魏采用《周礼》六官制度起，一直延续到北周末年不改。根据六官制度，中央行政机构中设置六个长官，即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大司徒以下各官分掌各项重要政务，大冢宰为六官之长，总揽朝政，所谓“五府总于天官”（《周书·武帝纪》）。这种官制，在西周时代实施，有它的历史条件，但自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日益强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且因为位高望重，后来变成虚衔，而事归台省，岂可在北朝再让政府权力集中在大冢宰一人手里呢？如果五府不总于天官的话，那么大冢宰又无实权，形同虚设了。而事实上，六官实施后，也只有在西魏和北周初年，当宇文泰和宇文护相继专政，才以大冢宰名义掌握统治权，到了北周武帝杀宇文护后，皇帝亲掌大柄，大冢宰实际上只是受成而没有什么事权可言。大冢宰属下的御正大夫（任总丝纶）、大宗伯属下的内史大夫（掌纶诰），大冢宰属下的纳言大夫（掌出入侍从），由于职务关系，接近皇帝，地位却大大地重要起来。用魏晋旧制来比拟，这时大冢宰的职位好像尚书令，御正、内史两大夫像中书监令，纳言大夫像门下侍中，实际上又在向三省制发展了。隋文帝即位之后，要加强中央集权政治，自然会废北周六官而恢复魏晋以来正在行用的三省制了。 中书省，隋以避文帝父杨忠讳改称内史省，置内史监、令各一员；旋废监，置令二员。又置内史侍郎四员（后减为二员），为之副贰。下有内史舍人八员（后减为四员），内史通事舍人十六员。门下省长官也避杨忠讳，不称侍中而称纳言，纳言二员；其副贰称给事黄门侍郎，四员，后去给事之名，仅称黄门侍郎，并减员额为二人。自从梁陈以来，“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而已”。所以“内史、纳言，是为宰相”（《通典·职官典》）。国家的事权，集中在门下、内史两省，两省长官又是以皇帝的顾问和幕僚长身份出现的，所以他们成为“真宰相”，这是皇权进一步强化的必然结果。 门下、内史两省，是中央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是中央的执行机关。 隋尚书省置尚书令一员，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员。下置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度支（后改称户部）、工部等六尚书。吏部尚书辖吏部（后改称选部）、主爵、司勋、考功四司；礼部尚书辖礼部（后改称仪曹）、祠部、主客、膳部四司；兵部尚书辖兵部（后改称兵曹）、职方、驾部、库部四司；都官尚书辖都官、刑部（后改称宪部）、比部、司门四司；度支尚书辖度支、户部（后改称民部）、金部、仓部四司；工部尚书辖工部（后改为起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是为二十四司，每司置侍郎一员或二员，六部共置三十六侍郎。六部以外，又有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等九寺，并置卿、少卿各一员。此外又有都水台（其长官为都水使者）、国子寺（其长官为国子祭酒）、将作寺（其长官为将作大匠）等的设置。 三省之外，又有秘书省（其长官为秘书监）和御史台（其长官为御史大夫），隋炀帝时，又分置殿内省，连同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为五省。又增置谒者台（掌传达命令，其长官为谒者大夫）、司隶台（掌巡察畿内畿外），合御史台为三台。又成立少府监（掌官府手工业）和长秋监（旧称内侍省）、国子监（即国子寺）、将作监（即将作寺）、都水监（即都水台），总为五监。隋中央政权机关的组织，大体如此。从三省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御史、谒者、司隶三台的成立以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和纠察一事看来，隋王朝在政府机构体制方面的改革对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加强，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第二，并省郡县。自东汉末年起，地方行政制度，由于州刺史和郡太守职权的发展，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南北朝以来，又在州上设置都督数州军事或总管，兼管地方军民事务。同时，南朝自梁、陈以来，北朝的北魏后期，州郡县的区域却在继续分割缩小，而州郡县的数目则在不断增加。南朝北朝两方又并侨立州郡，这更增加了郡县割裂的严重程度。正是“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宋书·志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文宣帝纪》）。这种情况，必须有所改变。 在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北齐曾想改变这种情况，下令裁并州郡，凡“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北齐书·文宣帝纪》）。但是北周的统治地区，郡县的分割碎裂，仍然如故。隋文帝代周称帝之后，为了要节省地方政府的开支，裁减冗员，必须并省地方行政机构。当时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曾上表称：“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书·杨尚希传》）隋文帝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十一月，下令“罢天下诸郡”（《隋书·文帝纪》），取消郡一级，以州统县，从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共有三百州。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州为郡”（《隋书·炀帝纪》），又变州、县两级制为郡、县两级制，同时也并省诸郡，全国共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 由于并省州县，减少冗官人数，不但节省了政府不少开支，间接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从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之后，隋文帝还是沿袭北朝旧制，于大州或边镇设置大总管，都督数州军事至数十州军事，同时还在各道（如淮南道、河南道、山南道）置行台、其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行台左右仆射、行台兵部尚书（兼管行台吏部、礼部事）和行台度支尚书（兼管行台都官、工部事），来节制每一大行政区的军政事宜。这样，一方面减少了地方基层行政组织，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不但没有削弱，相反地王权更大大地强化起来了。 第三，罢九品中正制。隋文帝要集权中央，首先必须把选举用人之权，从世家大族的手里夺回来；要把选举用人之权收回到中央来，必须废除九品中正制度。当宇文泰相西魏时，苏绰替西魏文帝起草的六条诏书中，就提到“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是则土牛木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并说：“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周书·苏绰传》）可见北朝后期，有许多明智的人士，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已经非常反感了。从“周氏（北周）以降，选无清浊”（《隋书·卢恺传》）一事，也可以看到有些清华的职位，已经不是世家大族所能垄断独占了。到了隋文帝开皇三年，正式下令停止了前此“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的选举品第之权，径直称之为“乡官”，“至是不知时事”，变成闲职(1)。过了十多年，到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索性裁革“乡官”(2)，这样就干脆把三百多年来（公元219—595年）世家大族作为政治上垄断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度废除了。 隋文帝在中正职权停止之初，即在开皇七年，下令诸州岁贡三人。到乡官裁撤之后，在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些都说明选拔官僚的制度，正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演变。到了隋炀帝初年，“始建进士科”（《通典·选举典》）。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继承着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较重才学，次重门第，这正反映出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势力在进一步削弱，庶族寒门地主势力在逐渐抬头。同时，这种选拔官僚的制度的出现，也标志着封建王权企图集中所有地主阶级力量来加强统治。进士科的设置，对此后唐、宋、明、清的科举制度影响较大，这在后面还要提到。 在开皇三年停止州县中正行使职权的同时，隋文帝把过去刺史、郡守署用僚佐的权力，也收归到中央来。规定地方政权机构的僚佐，官品自六品以下，过去可由刺史自己署用的，现在也必须由吏部选曹来任命。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选举典》）“五服之内（指四海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典》引刘秩语），这对于强化中央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更定刑律。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命高等制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除了对人民反抗行动及统治阶级内部企图篡夺皇位等严重事端，仍用残酷门诛来作为镇压手段以外，一般刑法比之前代要减轻许多。尤其是自周、秦以来绝灭人道的宫刑，至隋也正式废除。据《尚书·吕刑》孔颖达疏云：“近代反逆缘坐男子，十五已下，不应死者，皆宫之。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宫刑的正式从法律上废除，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十六国北朝以来，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长期统治中国北部，他们“决狱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在讯问囚犯的时候，也往往用“车辐驺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隋书·刑法志》）等酷刑。隋文帝下令“尽除苛惨之法”，对囚犯的考掠也略加限制。并且还规定人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以至御前申诉。以后并规定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执行。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固然不外乎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加强中央权力，但多少给人民减轻了一些痛苦。 另一方面，隋文帝对于贪污官吏，惩办甚严。如在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发现合川官仓少掉仓粟七千石，经调查后认为被主管仓粟的官吏所盗窃，文帝下令斩杀这一官吏，并把他的家属和财产没官，买粟偿还。当然，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根绝贪污和盗窃，但隋文帝这样做法，对官吏贪污情况多少有所限制，从而也多少可以减轻一些由此而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负担。 在当时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唯有加强中央集权政治，隋王朝和继隋而兴的唐王朝才能巩固、安定、强盛。隋文帝的以上一系列改革，对于这统一国家在开始其巩固、安定的过程中，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均田制的继续发展　隋文帝在即位初年，首先废除苛敛，接着就整顿均田制。在北周末年，政府置入市门税，每人一钱；并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亦皆禁百姓采用。杨坚初相北周，即下令除免入市门税；开皇三年，又下令罢酒坊，开放盐池、盐井，任凭百姓采用。隋文帝为了巩固统治权起见，就先把最不合理的苛征暴敛废除了。 隋初均田制是依照北齐的授田亩数来授予的，一夫授口分田（露田）八十亩，女子受田四十亩，此外每夫授永业田（桑田）二十亩。如在不能栽桑的麻土之乡，则改授麻田亦二十亩。一夫一妇为一床，共受田一百四十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每岁出租粟三石，调绢一匹，附加绵三两；不宜植桑之处，则改出调布一端（时六丈为一端），麻三斤。未婚丁男和“仆隶”，租调减半。此外有每岁服役一月的力役（即十二丁兵）。男女年十八岁以上为丁，成丁则负担课役；六十岁为老，老可免去课役。 史称隋初“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通典·食货典·丁中》）。又称“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3)，四方疲人（“人”应作“民”，唐人避讳而改），或诈老诈小，规免田赋”（《隋书·食货志》）。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首先接受了高的建议，以轻徭薄赋来争夺劳动人手，其内容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原注：浮客，谓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也），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编户之民）奉公上蒙轻减之征”（《通典·食货典·丁中》）。乃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下令，减绢调一匹（四丈）为二丈，并下令“军、人（民）以二十一岁成丁”，开始课役，比过去十八岁成丁课役，又延迟了三年。又减一年中的力役一月（即十二丁兵）为二十天。到了开皇十年，还下令“人（民）年五十，免役收庸”（《隋书·食货志》），即允许五十岁以上的人纳布或绢来代役。这两次改革，不仅减少收纳户调绢二分之一，力役三分之一，并缩短了服役期限，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有所增多，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而且也由于轻徭薄赋的缘故，使荫庇在世家大族庄园下的依附农民，有机会出来耕种均田，所谓“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通典·食货典·丁中》）。同时，隋文帝又利用政治力量，来与“轻税之法”相配合，下令州县“大索貌阅”，查实户口，如户口不实，正（里正，管二十五家）、长（党长，管一百家）发配远方。又开相纠告之科，大功亲（九个月的丧服，即叔伯兄弟）以下，并令分居，各立户籍，不得互相合户，以防包容隐庇。经过开皇三年的这次户口检查，“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隋书·食货志》）(4)。其后高又建“输籍”法(5)，规定在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出巡民间，把便近的三五百户人家，编在一起，依据输籍法的规定，重新评定户等高下。这么一来，户口隐冒，更为困难，户等高低，也经过调查，加以调整，“自是奸无所容矣”（《隋书·食货志》）。均田户的增多，也是政府剥削对象的增多，府兵兵源的扩大，王权的加强，史称“隋氏之盛，实由于斯”（《通典·食货典》）。 隋代的大索貌阅，除了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这一次以外，还有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一次。这时裴蕴任职民部侍郎，据《隋书·裴蕴传》称：“于时犹承高祖（隋文帝）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裴〕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这一次大索貌阅的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二百。”裴蕴也因建议貌阅有功，不久擢授御史大夫，参掌机密。可是当时朝政已乱，农民大起义不久就发生，所以后来几年就无法再进行均田和貌阅了。 北齐为北周所灭的前一年，即隆化元年（公元576年），有户三百零三万，有口二千余万；北周大象中（公元579—580年），有户三百五十九万，有口九百余万（不包括新合并的北齐地区人口在内），合起来，北朝大概有三千万人口。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得户五十万，以一户五口计，约二百五十万口左右。陈、北齐、周三国人口合起来，大概有三千二三百万口左右。可是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奴婢、部曲在炀帝时已列为不课口(6)，他们的口数，是否包括在内，惜无明文规定；原来列于军籍的府兵户，他们的户籍，从开皇十年起，已经悉属州县，因此他们的户口，也统计在这个数字之内，这是可以断言的。短短二三十年之内，人口骤增三分之一，这当然是由于社会相当安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口因之很快地繁殖起来的缘故；但是和隋文帝在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如设“轻税”之法，来争夺劳动人手，以及利用政治上的各种措施，如阅实户口，搜括荫庇等等，也是分不开的。 国家编户人数的激增，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世家大族荫庇户口的相对减少；同时，上面提到过的，隋初废除九品中正制，对世家大族政治上的垄断特权，也有所限制。但这并不等于说世家大族的势力就此一蹶而不振了。剥削对象人数的增加，固然意味着隋王朝财政收入情况的好转和主要军事力量——府兵兵员的充实，然而隋王朝的政权，毕竟是建立在世家大族的支持拥护的基础之上的。隋王朝尽管一方面限制了一些旧的门阀士族，如赵、魏地区的世家大族崔、卢、李、郑，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王、谢、萧、袁、朱、张、顾、陆等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过分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培植作为政权支柱的门阀勋贵，使他们有强固的经济基础。因此，在隋文帝即位初年，就“颁新令，制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隋书·食货志》）除了官吏授予大量的永业田（身死不还）与职分田（随官还授）外，所有功臣勋贵，还格外给予赐田，如隋文帝以杨素取陈有功，“赐公田百顷，宅一区”。后来令杨素营建独孤皇后陵墓，又“赐田三十顷”（《隋书·杨素传》）。隋炀帝因张衡助己夺帝位有功，亦赐以“宅傍田三十顷”（《隋书·张衡传》）。在隋文帝的统治年代，奴婢、部曲是作为课口而授田的，因此政府赐予功臣勋贵大量奴婢，也就意味着授予大量土地。梁睿、于义有平王谦之功，梁睿受赐奴婢一千口，于义受赐奴婢五百口；宇文忻有平尉迟迥之功，受赐奴婢二百口；王韶有平陈之功，受赐奴婢三百口；周法尚以战功，前后受赐奴婢七百口；杨素战功更大，前后受赐奴僮数千口(7)。政府以大量的均田土地，配给功臣勋贵的奴婢和部曲、客女，这意味着就是在隋代实施均田制的时期，世家大族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在继续发展。 在西魏、北周时期，关陇地区的均田制度，已经非常不足了；尽管比起山东、河北地区来，情况要好一些。到了隋代，这一授田不足的情况，也并未好转。而且由于官吏受田在京都附近的特别多，因此这一带可供授受的土地更显得不够分配。有人以民田不给，曾建议酌减功臣之地以给民(8)，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此外如当时的赵魏地区，是世家大族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官田尤其少。这样就造成了“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隋书·食货志》）的现象。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全国应受田数为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见《通典·食货典·田制》），而当时垦田的数字，却远远没有达到这一数字，所以均田户的受田数，很难足额。文帝开皇十二年，遣使四出均天下之田，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以后，全国编户人口激增到四千六百万以上，加之官吏人数的进一步增多，全国应受田的亩数，也随之到达了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左右(9)。由于官吏勋贵授田比较有保证，均田农民授田必然更没有保证，社会已经潜伏危机。隋炀帝为了解决均田土地的不足问题，“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通典·食货典·赋税》），即正式宣布妇人、部曲、奴婢，不再征收租调，同时也不再授予土地。即使这样，实际上，土地的授予情况，也并不能改善，而且由于妇人不授田的缘故，无形中削减了每个均田户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更直接影响均田户的生活。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乃是建立在一夫一妇共受田一百四十亩的基础上的，现在除妇人之课，即妇人不再授田，实际把均田户授田亩数减少很多，而租调却并没有相应减少。加之隋炀帝对外进行侵略，征调万端，自然要激起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了。不过，在隋文帝时代，社会还比较安定，政府也还有力量动员并组织农民自狭乡迁往宽乡去，对迁往宽乡的农民，政府也能及时加以优复，因此社会危机还不至于发展到以后隋炀帝时期那样的严重程度。 国家编户增多，垦地面积多少有了扩大，隋王朝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在户调绢布方面，《隋书·食货志》称：时“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文帝曾对伐陈有功的将士，大行“庆赏”，一次赏绢布三百余万段（二丈为一段），“其余出师命赏，亦莫不优隆”，“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可是“府库曾无减损”（《隋书·食货志》）。到了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库藏皆满”，“于是乃更建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隋书·食货志》）。《大业杂记》载：“东宫正门，门东二百步有泰和门，并重观。门内即左右藏。左藏有库屋六重，重二十五间，间一十七架，总一百五十间。右藏屋两重，总四十间，屋大小如左藏。左，丝、绵、布、绢；右，麸、曲、金、铜鼓、杂香、牙角。”《通典·食货典》称：隋氏“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亦魏、晋以降之未有。” 在租粟方面，为了保证京都粮食的供应无缺，隋文帝在开皇三年下诏，西自蒲（蒲州治蒲坂）、陕（陕州治峡县，今河南陕县西南），东至卫（卫州治汲，今河南汲县西南）、汴（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沿黄河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除在西京置太仓外，又在卫州置黎阳仓（今河南浚县西南三十里），洛州（治洛阳）置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陕州置常平仓，华州（治华阴，今陕西华阴）置广通仓，以“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通典·食货典》）。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以后，关中连年大旱，文帝曾“命司农丞王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隋书·食货志》），可见华阴广通一仓的贮粟量至少在三百万石以上。到了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在洛阳附近置洛口仓（今河南巩义东北），在回洛城（今河南孟津东）置回洛仓。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两仓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余万石。在洛阳宫城之东，又建筑了含嘉仓，最近考古发现含嘉仓已经掘出的粮窖有二百五十九窖，大窖可储存粮米一万数千石，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其中一个仓窖内尚留存炭化的小米五十万斤之多。洛阳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大业杂记》），共计可贮米四十余万石。这种规模宏大的仓窖，在全国沿运河地区普遍设立，“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亦不减数百万石”（《通典·食货典·丁中》）。《贞观政要·辩兴亡》称：“比至（隋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这都可以反映出隋王朝的富庶情况来。 同时，隋文帝在开皇五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社仓在开始建立之际，是由乡里的社司来管掌的；到了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文帝以“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为借口，规定北境沿边诸州的义仓粮食，由政府建仓来掌握。开皇十六年，又下令把关陇大部地区的社仓粮食，也都移交当地县政府管理。在同年还规定“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食货志》）。于是“所在义仓，又皆充满”（《通典·食货典》）。这样，本来是农民自筹以防灾荒的社仓粮食，便变成为田租、户调以外的一种附加税了。不过在隋文帝统治的年代里，如遇“旱俭少粮”，政府尚能“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及时赈给。如开皇十八年，山东水灾，“所在沉溺”，文帝下令开仓赈给，前后用谷五百余万石，所以这时候社仓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备荒赈灾的作用。 府兵制的发展　在拙著《魏晋南北朝史》的《西魏和北周的政治》一节中，曾提到西魏、北周之际，府兵制度形成初期，府兵是不从事耕作，府兵制也不是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的。所谓“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隋书·高祖纪》）。府兵有府兵的兵籍，编户齐民有编户齐民的民籍，兵籍和民籍是分开来的。到了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筑武功、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府兵和府兵的家属，虽然在渭水上游有了定居的地区，但不从事耕作，兵民分治的情况，也还没有改变。所以在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募百姓充当府兵时，也还宣称“除其县籍”（《隋书·食货志》），说明当时兵民仍是分籍的。不过从这时起，已“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府兵已经招募均田农民来充当，军队已经对均田户开门，所以“是后夏人（汉民）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说明府兵制已经开始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均田户固然未必都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户了。但是尽管如此，军民还是异籍的，所以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诏令中，有“初令军、人（民字避讳所改）以二十一成丁”（《隋书·食货志》）的话，军民并提，即因军民异籍而言。到了隋开皇十年，就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府兵户的户籍就和一般编户齐民的民籍统一起来——兵民共籍了，这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必然结果。 隋开皇十年以后，军民虽不分籍，可是从后来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入益减”（《隋书·食货志》）几句话看来，仍旧和西魏、北周时一样，军人是可以免除租调的。军人可以受田而免除租调，这是和一般均田户明显不同的地方。 府兵制既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那么均田制的扩大，也就是府兵基础的扩大及府兵兵源的增多。府兵在西魏之初，不满五万。北周武帝灭北齐时，有兵十七八万人，其中府兵占半数以上。北周既灭北齐，“移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武帝纪》），这时府兵的人数，也不会超过二十万人。可是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伐陈时，有兵五十一万八千人，固然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州郡之兵和募士，但无论如何比起西魏初期府兵不满五万之数来，已经大大地增多了。到了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兵民同籍，府兵制进一步地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府兵的员额就大大地增加，到了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进攻高句丽时，“扫地为兵”，动员府兵与募士的人数到达一百十三万人以上。府兵兵员的不断增多，适足以说明它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扩展这一事实。 在隋开皇十年兵民异籍以前，一部分居住在京师的府兵，置坊主（即西魏六坊之众的坊）以检察户口；一部分居住在州郡的府兵，置团主（即西魏乡团之团）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坊主、团主之上，又有郎将和副郎将来管理府兵的召集、训练和上番宿卫等事宜。到了开皇十年兵、民同籍以后，府兵制在均田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土著的军府也开始正式确立了，这种军府，称为骠骑府，它的长官称骠骑将军，副长官称车骑将军。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大业五年，又改鹰扬副郎将为鹰击郎将。鹰扬郎将下设校尉（唐折冲府三百人为团，置校尉，即沿隋制）、旅帅、队正（唐折冲府下五十人为队，置队正，即沿隋制）、队副等员。凡管骑兵的校尉称越骑校尉，管步兵的校尉称步兵校尉，每一个鹰扬府下有越骑校尉和步兵校尉各二员。隋的鹰扬府，就是唐折冲府的前身。 隋初，府兵总属于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番上宿卫。故《通典·职官典》折冲府职掌下称：“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各领军坊、乡团，以统戎卒。”到了炀帝大业三年，又改置六卫为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侯卫，共十二卫。每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以总府事。府兵番上宿卫，隶左右翊卫者，称为“骁骑”；隶左右骁卫者，称为“豹骑”；隶左右武卫者，称为“熊渠”；隶左右屯卫者，称为“羽林”；隶左右御卫者，称为“射声”；隶左右候卫者，称为“佽飞”。通称为“卫士”。 府兵既然都是均田上的农民，他们的素质是好的；又因政府授予土地而不课租调，因此在开始时，他们的经济也是比较稳固的。在统治阶级看来，也是所谓府兵“取之土著，恐累亲族”，故“不敢怨叛”，“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玉海·兵制》引《邺侯家传》）。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由军府统领，农隙教练。平日番上宿卫，称为卫士。“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则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府兵）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邺侯家传》）本来从东汉以来，由于方镇带兵，造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一直到周、隋府兵制度确立之后，兵权集中在皇帝的手里，皇权大大地强化起来，这一外重内轻的形势，才完全改变过来了。 综上所述，均田户是隋王朝的主要剥削对象，府兵也成为隋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昌盛一时的隋和继隋而兴的唐，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 隋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在隋文帝初年，隋统治区内行用的钱币是非常混乱的。关陇地区，除行使北周的五行大布（一抵千钱）和永通万国钱（一抵十钱）外，还使用北魏所铸的太和五铢钱；梁（陕西南部）益（四川）地区，又杂用古钱交易；山东地区，犹杂用北齐旧钱（常平五铢钱）；河西（河西走廊）诸郡，还行用西域金银钱。钱币的不统一，会妨害全国经济与政治的统一，《隋书·食货志》称：“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熔铸。三年（公元583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诏前代旧钱，“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俸”。五年，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灭陈之后，又废陈氏旧钱，在江南推行隋氏新钱。这样，全国行使的钱币就渐渐统一起来了。 隋王朝在统一货币同时，还统一度量衡，颁行开皇新制，市上交易，依为标准。 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这都有助于全国在经济上的统一与刺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同时使人民在缴纳田租户调及出卖剩余生产品时，少受地主、商人和官吏重重盘剥的痛苦。 在隋王朝前期，无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王朝的官府手工业，在太府寺下，有左尚方署（掌车辇、织扇、胶漆、画镂等作），右尚方署（掌皮毛、胶墨、席荐等作），司染署（掌织、组绶、绫锦、冠帻并染色等作），掌冶署（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作），甄官署（掌营砖、石、瓷、瓦等作）；在将作寺下，有左校署（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掌供版筑、涂泥、丹，并烧石灰等事）。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从太府寺分出少府监，把原来太府寺所辖左尚方署、右尚方署、司染署、掌染署拨归少府监管属，还在少府监下置司织署、铠甲署、弓弩署等。不久，撤掉铠甲、弓弩两署，将司染、司织两署合并为染织署。隋代官府的工匠，也都分住州郡，轮番给役。在隋初，“役丁为十二番”，即十二丁兵，一年服役一个月。匠户的番役，规定为“匠则六番”，即六丁兵，一年服役两个月。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食货志》），而工匠的番役时间未见缩短，我怀疑一直到隋亡，工匠户还是采用“六丁兵”制，一年服役两个月。据《大业杂记》的记载：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工艺户居住”。这里也没有提到工艺户轮番给役的时间。 在私营手工业方面，我们首先得讲到家庭纺织业。 自十六国以来，家庭纺织业就不断在发展。当十六国前期，石勒出官绢市、钱（事在公元317年至321年之间），“限中绢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晋书·石勒载记》），可见绢价是很昂贵的。到了北魏前期的天安、皇兴（公元466—470年）间，绢每匹犹在千钱左右。张丘建《算经》，大概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前后写成的一部算术教科书，在这书里，还说绢“一匹直七百五钱”。可是到了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官绢“匹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普泰元年（公元531年），“天下调绢，四百一匹”（《魏书·食货志》），绢价已经下降到二百文至四百文左右一匹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绢价迄未上涨。绢价的降低，说明绢帛的生产量在急剧上升。隋代“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匹”（《通典·食货典》），隋文帝每年用作赏赐的往往在数百万段以上，这些库藏和作赏赐之用的布帛，大都是向人民征调来的，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家庭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北方的丝织业中心，如北齐曾在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州）置绫局（见《隋书·百官志》）。相州的“魏郡，邺都所在……雕刻之工（指丝织品），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隋开皇十五年，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隋文帝看了觉得太精致了，命焚之于朝堂，表示不提倡生产这类绫。青州（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地区，纺织业也很发达，从两汉时代起，“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隋书·地理志》）。到隋时，“大抵数郡风俗（包括丝织生产），与古不殊”。所以北方的绫绢产地，还是在今山东、河北一带。此外如江南的吴中和豫章（郡治豫，今江西南昌），也是“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四川的锦织业，也还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隋书·地理志》称：蜀郡等地，“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麻布的纺绩方面，在豫章郡，“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这种不产蚕丝的麻布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很大的比重。 在冶铁制造业方面，到了隋代也有很大的发展。不仅“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魏书·食货志》），而且根据最近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出现的旧藏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慧达所铸的重达隋称三千斤的大铁镬来看，这是隋代铁器中的突出作品，这样巨型铁镬的铸成，充分说明当时冶铸技术达到的先进水平。 瓷器烧造方面，自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烧造虽没有江南那样发展得快，譬如说北方当时青瓷器大部分是挂半釉的，而江南的青瓷器当时大都已经满釉了。但北方制瓷术也在飞跃发展，尤其是到了北朝后期，北方青瓷的烧造逐渐趋向成熟阶段。釉色或青绿，或黄褐，这是北方青瓷的特色。1948年在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发掘出来的青釉器，如在北齐封子绘墓中掘出的酱褐釉的细颈鼓腹壶，更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同时在封氏墓中还发现了莲花大尊，造型优美，可算是当时极优秀的艺术作品。后来陆续又发现了北朝墓群，如在河北河间县发掘出北魏延昌三年（公元514年）邢峦墓和东魏兴和三年（公元541年）邢晏墓，两墓出土了青瓷一百二十件。在河北平山县发现的北齐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崔昂墓中，又出土了黑釉四系罐，这是北方唯一早期黑瓷，在瓷器史上有它特殊的意义。到了隋代，青瓷的烧造，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当时的工匠选料比较精细，捏练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使瓷土得到较好的溶解，胶体物质增加，胎体较薄，可塑性和耐火性能加强，使得瓷器在烧造过程中的变形和损坏率有所减少和降低。在安阳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和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卜仁墓中，出土了许多生活用具和俑群等等，极大部分是青瓷烧造的，它代表了当时青瓷的发展水平。最近考古资料证明，河北磁县贾壁村和河南巩义，都是隋代青瓷烧造的重要产地。 白瓷的烧造，也在隋代大大地发展起来。白瓷的烧造历史较青瓷为晚。白瓷的烧造创始于北朝后期，1971年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三十华里，发掘了一座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了瓷器十三件，其中有白釉者十件，胎白细腻，有带绿彩者三件。从胎质淘练细洁，釉质较润并带绿色推断，这批白瓷不似最初阶段产物，因之白瓷的烧造还应该追溯到北齐武平之前(10)。近年发掘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敏女李静训（北周宣帝的外孙女）墓，隋大业六年姬威墓，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张盛墓，出土了近百件白瓷器。瓷器原料中普遍含有铁的成分，由于所含铁的氧化物在结构上或分量上的不同，而使釉色各异。隋代烧瓷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到如果把胎料和釉料的铁的成分提炼出去，或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就能够烧成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白瓷的烧成，是制瓷手工业的突出成就，说明隋代在瓷器烧造方面的进一步发展(11)。据最近考古资料证明，白瓷的制造地点，主要在河南巩义铁匠炉村附近。 琉璃的烧造，到隋代也有发展。琉璃就是今天的玻璃，当时佛经译文中称“颇黎”。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河南洛阳庄淳沟两座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了一颗穿孔白色料珠，继之又在陕西宝鸡市茹家庄西周时代的伯墓中，发现了上千件琉璃管、珠。经有关单位化验，琉璃的主要成分有硅、钙、镁、铅、钡、锡、钠等十八种元素，以硅为最大量。它与西方古代玻璃有所区别，西方的玻璃，含钠、钙较多，而中国的玻璃，含铅、钡较多。这一时期发掘出来的琉璃器，除了琉璃珠以外，还有呈现五色缤纷和带有荧光层的琉璃器。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琉璃璧和琉璃印章(12)，更证明了琉璃制造在战国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汉魏西晋时代，史籍上和考古发掘上，也有使用琉璃器皿的许多记载和发现(13)。东晋时人葛洪在《抱朴子》的《论仙篇》里说道：“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矿化物）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14)可见西晋东晋之际，交、广一带在我国原有琉璃制造的基础上，又引进海外先进技术，改进技艺，有所发展。这种烧造的器皿，已采用“水精碗”来称呼它，表示它的透明度已经和近代玻璃相接近了。在辽宁北票县的十六国后期北燕冯弗素墓中，也出土了五件琉璃器皿，详细的报告，尚未发表。据《北史·西域·大月氏国传》称：北魏“太武时（公元424—452年），其国人（指贵霜王朝的商人）商贩京师（北魏国都平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不仅反映了北魏当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大量烧造琉璃的事实，而且“国中琉璃遂贱”一语，也透露出琉璃器皿在北魏的普遍使用程度。到了隋代，对琉璃器皿的烧造，又有进一步的改进和发展。《隋书·何稠传》：“开皇初……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琉璃与绿瓷不是一种东西，瓷器依靠瓷土作胎，琉璃依靠矿石作原料，但掌握火候温度，却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何稠制造的琉璃，也能达到较高的水平。1957年，在西安玉祥门外发掘出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中，出土了绿色透明玻璃瓶两件。绿色玻璃蛋形器一件，玻璃管一件，玻璃有盖小罐一件，蓝色半透明玻璃小杯两件(15)。这些琉璃器具的出土，更证实了隋代琉璃烧造技术的进步。唐代的琉璃烧造，是由少府监下的掌冶署令掌管的，这大概是由于琉璃烧造，必须矿物合成，而国内矿石的开采，都归掌冶署来经管的缘故。唐冶署令职掌内，提到“掌造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通典·职官典·少府监》）。琉璃烧造中所必需的原料大鹏砂，《唐六典》中尚署令职掌下，曾提出“大鹏砂出波斯及凉州”。那么，唐前期已经用波斯进口的大鹏砂和国内凉州出产的大鹏砂来烧造琉璃了(16)。今日本正仓院保藏了唐代传去的琉璃器皿数件，如深紫色的琉璃杯，外侧有鱼藻花纹、口部呈十二曲波纹的“绿琉璃十二曲长杯”，白琉璃瓶，藏青色的琉璃唾壶，淡褐色的白琉璃碗等等，可见唐代的琉璃烧造技术，在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由于我国古时的琉璃器皿是属于低温度的铅钡玻璃制品，它的缺点是质地轻脆，容易破碎；尤其是不耐高温，经不起骤冷骤热，因此实用的价值是不高的，只能供贵族地主阶级陈设玩赏之用而已。同时在当时政治条件下，只有官府作坊才能采矿烧造，产量有限，价值昂贵，所以生产规模，始终跼在很小范围内，无法扩大。琉璃器皿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比起人民所喜爱乐用的陶瓷和髹漆等日常用品来，它只能屈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17)。 造船业，在隋代也有一讲的必要。隋灭陈时，杨素在信州“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隋书·杨素传》）。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他乘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加以流苏羽葆，朱丝网络。下一重，长秋内侍”（《大业杂记》）居住。皇后所乘名翔螭舟，也是三层楼，规模宏大。这些都说明隋代行驶内河的平底船，在造船技术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全国的统一，钱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农业生产与手工业（主要是绢布生产）生产的发展，给统治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王侯富商聚居的城市，也大大地繁荣起来。京兆大兴，是“王都所在”，商业比较发达。都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叫都会市，西市叫利民市。居民“华戎杂错”，不少居民“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洛阳在北周末年，一度建为东京，隋文帝也时常巡幸。隋炀帝即位后，又以洛阳为东都，“徙各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隋书·食货志》）于此。又曾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杂记》）。王侯世族，富商大贾，集中在洛阳居住，使洛阳的工商业迅速地繁荣起来。运河开通以后，洛阳成为通济渠的终点，因此商业更是欣欣向荣。洛阳有三个大市，东市叫丰都市，南市叫大同市，北市叫通远市。丰都市“周八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同市，周四里。“通远市，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大业杂记》）。隋炀帝为了招徕蕃客，更命“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高卑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两京记》）。此外如丹阳（今江苏南京）“旧京所在”，“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南海（今广东广州）“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蜀郡（今四川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隋书·地理志》），也成为西南重要商业中心。荆州（治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重镇，“南控岷峨，东连吴、会，五方枕，四民昌阜”（《隋张寿墓志铭》），所以商业也很发达。蔡州（治汝阳，今河南汝南）“地接荆、郢，商旅殷繁”（《隋段济墓志》），是仅次于荆州的一个商业据点。那时中国内地和西域的交通，有北道、中道、南道三条大道，而“总凑敦煌”（《隋书·裴矩传》）。隋炀帝“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可见当时对外贸易也很发达。 近二三十年来，在河南陕县刘家渠隋开皇三年刘伟墓中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科斯洛埃斯一世（Chosröes I，公元531—579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两枚。在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中也出土了波斯萨桑王朝卑路斯（Pilouz，公元457—483年在位）时期的银币一枚。在陕西耀县隋代的食利塔里也发现了波斯萨桑王朝卡瓦德一世（Kavadh I，公元488—532年在位）时期的银币。在陕西咸阳张湾隋独孤罗墓中出土了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二世（Gustinian II，公元565—578年在位）时期的金币。这些金银古币的出土，一方面证实了当时记载中提到的我国西北边区行用西域金银钱这一事实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隋代对外贸易的繁荣。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管隋代的城市中商业如何发展，对外贸易如何发达，由于隋王朝的剥削对象是均田户，隋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侵蚀小农经济，分化均田户，从而削弱国家的军事力量。因此，隋封建统治者还是贯彻执行我国自古以来一条崇本抑末政策，是不允许手工业（家庭手工业的纺织业除外）和商业过度发展的。如隋文帝在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祠泰山还，路过汴州（治浚仪，今河南开封），“恶其殷盛”，乃任命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熙到任，“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隋书·令狐熙传》）。文帝非常同意这样做法，还命相州刺史豆卢通向令狐熙学习。开皇十八年，隋文帝又以“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勒令“江南诸州，人（民）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隋书·高祖纪》）。这些措施，无疑是对商业的打击，以达到其崇本抑末，巩固小农经济的目的。 所以隋代的统一与继隋而兴的唐代的统一，是在均田制、府兵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必然出现的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因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一定程度滋长，便说隋唐统一的形成，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如果这样说，不但抹杀了这一时期社会构造的特质，而且也无法理解以后唐王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破坏，而招致再度分裂，到北宋才又统一起来的历史事实。 隋文帝的评价问题　隋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它便随着均田制的巩固、府兵制的发展很快昌盛强大起来，隋文帝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隋文帝的许多改革措施，是顺应当时国家统一后的发展趋势的。而隋文帝本人能够“躬先俭约，以事府帑”（《隋书·食货志》），也有着积极意义。《隋书·高祖纪》称：“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因此“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而且文帝平日“居处服玩，务存节俭”，自己服御的东西，或旧或坏，“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隋书·食货志》）。不是大宴会，他本人“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官吏尝用新布袋盛装干姜进贡，他认为太浪费，对进贡干姜的官吏加以训斥。后来又有一个官吏用毡袋装香进贡，他甚至笞责这个官吏。由于文帝提倡俭朴，“上下化之，开皇、仁寿（公元581—604年）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因此在文帝统治的年代里，“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书·食货志》），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隋文帝还能注意到农民的痛苦，有时也予以赈济，如在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以官牛五千头，分赐贫人”（《隋书·高祖纪》）。以后，关中连年大旱，百姓饥馑，“发故城（长安）中周代旧粟，贱粜与人，买牛驴六千余头，分给尤贫者”（《隋书·食货志》）。 然而隋文帝的一切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和强化中央政权。因之，如果有人违反了隋统治政权的利益，他是不惜采用任何残酷手段，来严加惩办的。如在开皇三年，下令禁止民间私藏“大刀长”。开皇九年，下诏“人间甲仗，悉皆除毁”。开皇十五年，下令“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隋书·高祖纪》）。还禁止江南民间私造三丈以上的大船，甚至还颁布了“盗一钱已上皆弃市”，“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这类苛法，来镇压人民，一时造成了“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隋书·刑法志》）的恐怖气氛。后来他也知道这样的严刑酷法，不但行不通，反而会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起来，影响统治权的巩固，才很快把这一条“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法律废止了。 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隋文帝以为南朝刑法疏缓，乃悉用北人为守令，尽变其法，更为严峻。又听从苏威的建议，使威作《五教》，叫江南士民，人人必须背诵。这样做法，深深地刺伤了江南士民的自尊心。当时民间谣言又盛传隋王朝要把江南人民迁徙到北方，由此江南士民人人惊骇。越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高智慧、苏州（治吴，今江苏苏州）沈玄、婺州（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汪文进等，先后举兵，“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今浙江临海县）蔡道人，蒋山（今江苏南京市钟山）李、饶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吴世华、温州（治永宁，今浙江温州）沈孝彻、泉州（治晋安，今福建泉州西北）王国庆、杭州（治钱唐，今浙江杭州）杨宝英，“皆自称大都督”。其余如京口（今江苏镇江）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晋陵（今江苏常州）顾世兴自称晋陵太守，无锡（今江苏无锡）叶略，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陆孟孙，黝、歙（今安徽黟县、歙县）沈雪、沈能等，也纷起响应，“攻陷州县”，起义的火焰，燃遍了“陈之故境”。“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起义的群众，到处执获隋王朝所派遣的县令，“或抽其肠”，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年）。隋文帝派遣杨素为行军总管，统兵前往镇压。这次大规模的起义，终于被血腥镇压下去了(18)。隋文帝吩咐杨素在击破起义军时，“男子皆斩，女子赏征人，在阵免者从贱”（《北史·杨敷传子素附传》），所谓“从贱”，就是变为奴隶。从这种血腥的镇压办法看来，隋文帝又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帝王。 总起来说，隋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局面。隋文帝的代周，又结束了魏晋以来匈奴、羯、氐、羌、鲜卑各族统治阶级剧烈斗争的局面。唯有南北分裂局面的结束，国内各少数民族混斗局面的结束，社会经济和文化才有更进一步发展以至开启盛唐的繁荣统一局面的可能。隋文帝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完成了他所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即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和进一步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同时又把王权强化起来，因此，他的业绩是值得称道的。 * * * (1)　《隋书·百官志》：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 按州都即魏晋之际的州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同卷引应璩《新论》：“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晋书·刘毅传》称：“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而后又称“由是毅遂为州都”。是州都即州大中正。到了东晋以后，州都与大中正各为一官。《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引《晋起居注》：“仆射诸葛恢各称州都、大中正……”，是州都和大中正，已各为一官。《隋书·百官志》：“北齐……诸州大中正，视第五品；诸州中正、畿郡邑中正，视从第五品；司州州都，视从第七品；诸州州都，视第八品。”可见北朝后期，州都官品已比州中正为低。隋文帝命令州都、郡县中正停止行使选举职权，并没有提到州大中正，这是因为州大中正为视第五品官，本由中央任命，只要中央不再任命就行。又州都、郡县中正既然称为“乡官”，不知时事，即不复行使选举职权，那么，州大中正的“不知时事”，大概是在同一个时期。 (2)　《隋书·百官志》：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 (3)　《隋书·食货志》：齐文宣帝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4)　《隋书·乞伏慧传》：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转齐州刺史、得隐户数千。 《隋书·令狐熙传》：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 (5)　《隋书·食货志》：高又以人间课输，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复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定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自是奸无所容矣。 (6)　《隋书·食货志》：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7)　《隋书·宇文忻传》：尉迥作乱，以忻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赐奴婢二百口，牛马羊万计。 《隋书·和洪传》：尉迥作乱，从平相州，前后赐物万段，奴婢五十口，金银各百挺，牛马百匹。 《隋书·杜彦传》：从击尉迥，赐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 《隋书·李穆传兄子询附传》：及平尉迥，赐以口马。 以上平尉迟迥时所赐 《隋书·梁睿传》：王谦反，命睿讨之，剑南悉平，赐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两，银三千两。 《隋书·于义传》：王谦构逆，以义为行军总管，击破之。赐奴婢五百口，杂彩三千段。 以上平王谦时所赐 《隋书·王韶传》：克金陵，韶即镇焉。赐奴婢三百口。 《隋书·李景传》：伐陈有功，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周法尚传》：高祖幸洛阳，引见，赐奴婢三百口。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反，法尚击斩之，赐奴婢五十口。未几，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法尚击斩之，赐奴婢五十口，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 《隋书·房彦谦传》：陈平，奉诏安抚，赐奴婢七口。 《隋书·慕容三藏传》：广州获全，以功赐奴婢百口。 《北史·来护儿传》：开皇十一年，高智慧反，随杨素讨破之，赐物二千段，奴婢百人。 《隋书·张传》：寻从破高智慧，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王充传附段达传》：高智慧等之作乱也，达击定宣州，赐奴婢五十口，锦绢四千段。 《隋书·杜彦传》：高智慧之作乱也，余党往往屯聚，彦悉平之，赐奴婢百余口。 《隋书·张衡传》：开皇中，熙州李英林聚众反，衡讨平之，赐奴婢一百三十口。 以上取陈定江南时所赐 《隋书·王仁恭传》：山“獠”作“乱”，蜀王命王仁恭讨破之，赐奴婢三百口。 《隋书·崔仲方传》：陈平，诸羌未宾，仲方击之悉平，赐奴婢一百三十口，黄金三十斤。 《隋书·李景传》：击叛“蛮”向思多，破之，赐奴婢八十口。击吐谷浑于青海，破之，赐奴婢六十口。 《隋书·段文振传》：越巂“蛮”叛，文振击平之，赐奴婢二百口。 《隋书·郭荣传》：仁寿初，西南夷“獠”多叛。荣讨平之，赐奴婢三百余口。 《隋书·周法尚传》：仁寿中，巂州乌“蛮”叛，诏法尚击破之，赐奴婢百口。炀帝时，黔安夷反，法尚击破之，赐奴婢一百口。 《隋书·史祥传》：从征吐谷浑，俘男女千余口，赐奴婢六十人，马二百匹。 以上镇压少数族时所赐 《隋书·赵绰传》：治梁士彦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 《隋书·酷吏·赵仲卿传》：蜀王秀得罪，奉诏往益州穷按之，赏奴婢五十口。 以上因按狱而赐 《北史·来护儿传》：杨玄感反，护儿回军破平之，赐物五千段，黄金千两、奴婢百人。 《隋书·裴蕴传》：杨玄感之反也，蕴治之，所戮者数万人，赐奴婢十五口。 以上平杨玄感所赐 《隋书·周法尚传》：孟让等为“盗”，频战，每挫其锐，赐奴婢百口。 《隋书·樊子盖传》：大业十年，赐奴婢十口。 以上因镇压农民起义而赐 《隋书·杨素传》：仁寿初，代高为尚书左仆射，赐良马百匹，牝马二百匹，奴婢百口。……素……家僮数千，后庭伎妾曳绮罗者以千数。……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时议以此鄙之。 《隋书·宇文述传》：后庭曳绮罗者数百，家僮千余人。 (8)　《隋书·王谊传》：及上（隋文帝）受禅……太常卿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 (9)　《通典·食货典·田制》：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　　杜佑本注云：“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五顷余，恐本非事实。”按隋代垦田数，杜佑已疑其非实，汪同志尝以致疑，以为是应受田数。 (10)　参考《文物》1972年第1期载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 (11)　参考《文物》1973年第7期载冯先铭同志《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和《文物》1977年第2期载智雁同志《隋代瓷器的发展》两文。 (12)　参考《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载文道义：《长沙楚墓》。 (13)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引《汉武故事》：武帝好神仙，起祠，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 《文物》1978年第8期载安徽省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提到在元宝坑和董园村曹氏墓群中，发掘到“聚光扁体玻璃饰物，光洁如水晶”。 《世说新语·言语篇》：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 《世说新语·汰侈篇》：〔晋〕武帝尝降王武子（王济）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 《晋书·崔洪传》：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钟行酒。 (14)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引东吴时人万震《南州异物志》：“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按这类制造玻璃的先进技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玻璃制造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有所提高。 (15)　见《考古》1959年第9期载唐金裕同志《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 (16)　按大鹏砂是制造琉璃的重要矿物之一，见宋赵汝《诸蕃志》：“琉璃出大食诸国，烧炼之法与中国同。其法用铅、硝、石膏烧成，大食则添入南鹏砂，故滋润不烈，最耐寒暑，宿水不坏，以此贵重于中国。”南鹏砂，盖即大鹏砂。 (17)　参考《文物》1979年第5期载杨伯达同志《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8)　有关开皇十年江南人民起义的史实，见《北史·苏绰传子威附传》、《杨敷传子素附传》、《来护儿传》、《皇甫绩传》、《张传》、《杜彦传》、《麦铁杖传》、《陈传》及《资治通鉴》隋开皇十年。 [book_title]第二节　隋代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以及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给予居住在我国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生活以深远的影响。 突厥的强盛及其与隋的关系　突厥汗国在我国北朝后期崛起以后，势力发展很快，在公元554年，击灭了柔然汗国，做了蒙古草原的主人，其后又“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即坚昆，今称吉尔吉斯），威服塞外诸国”（《周书·突厥传》）。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铁门，南自长城塞上，北包贝加尔湖，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大汗的牙帐，设于鄂尔浑河畔的于都斤山（或作郁督军山、乌德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 突厥大汗在经营西域的时候，是由突厥第一代大汗伊利可汗之弟室点密可汗来担任统帅的。《旧唐书·西突厥传》说到：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这就是西突厥分藩的开始。但这时西突厥最高首领还只是突厥大汗下的西面可汗，还没有完全独立，因此在“本藩为莫贺咄叶护”，而不用可汗之号。到了室点密可汗之子达头可汗继位，东突厥王室内部矛盾发生，达头可汗开始摆脱东突厥，而独立出来，史称西突厥。 当北周、北齐对峙之际，正是突厥大汗他钵可汗在位时期，“其国富强”，“弯弓数十万，别处于代（代郡）、阴（阴山），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北史·突厥传》）。北周武帝娶突厥大汗女为后，又以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妻突厥沙钵略可汗。北周“既与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齐人惧其侵略，亦倾府藏以给之”（《周书·突厥传》）。这就使突厥可汗更加骄傲，他钵可汗甚至对他的臣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到了隋文帝代周称帝，待突厥稍薄，可是突厥汗要求隋却比要求周、齐更加苛刻了。因此，西方的关系，大大恶化起来。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率众四十万，西起鄯州（治乐都，今青海乐都），东至幽州（治蓟，今北京西南），分道入侵。沙钵略可汗亲率十余万众，侵入塞内，进至武威、天水、延安等地，西北沿边，受害最烈，“六畜咸尽”（《隋书·突厥传》）。由于突厥汗国是个早期奴隶制国家，“家法残忍”（《隋书·突厥传》），被突厥汗所征服的一部分臣民和突厥族本族人民如果触犯统治者特权，往往都会遭到“为奴为婢”（突厥文《阙特勤碑》）的严厉惩罚。从而决定了当时突厥汗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所以突厥汗国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在突厥人民和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之下，国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下来了。 隋文帝看到突厥汗国的这些弱点，决定进行反击。乃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正式下诏告诉臣民，指出突厥的大肆掠夺，已忍无可忍，诏文里说：“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尽管北周、北齐这样安抚突厥贵族，可是突厥贵族“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隋文帝并指出突厥当时有五个可汗并立，“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突厥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正在加深。同时还指出突厥贵族“世行暴虐”，“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非常尖锐。而受突厥所役属的周围国家，“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指出突厥汗国尽管表面强大，实际是非常虚弱的。同时诏文中还指出突厥那几年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隋书·突厥传》）。这样，尽管突厥可汗动员了四十万大军来进犯边塞，深入内地，但是客观形势还是对隋有利的。 与诏文发表同时，隋文帝任命卫王杨爽，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尚书左仆射高，尚书右仆射虞庆则等并为行军元帅，杨爽出朔州道（自今山西朔州出兵），高出宁州道（自今甘肃宁县出兵），虞庆则出原州道（自今甘肃固原出兵），窦荣定出凉州道（自今甘肃武威出兵），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自今河北冷口、喜峰口一带出兵），分八道出兵抗击突厥。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四月，卫王杨爽和沙钵略可汗的主力会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资治通鉴》陈至德元年），损失极大。 北齐灭亡之际，北齐宗室高宝宁盘踞营州（治和龙，今辽宁朝阳），不肯降周，并连结突厥，骚扰边境，这次阴寿出兵卢龙塞，攻下了和龙城，高宝宁逃奔碛北，为其部下所杀。 突厥的汗位，不一定是父死子继的，有时候是兄终弟及。汗位的继承，极不固定。因此容易引起内乱。 东突厥汗位继承表 [IMG:隋唐五代史_2.png] 西突厥汗位继承表 [IMG:隋唐五代史_3.png] 自伊利可汗子乙息记可汗以后，如乙息记可汗舍其子而立其弟木杆可汗，木杆可汗又舍其子而立弟他钵可汗。他钵可汗死，子菴罗可汗孱弱，而乙息记可汗子摄图长而且雄，于是国人立为大汗，称沙钵略可汗，坐治于都斤山。同时，木杆可汗子大逻便称阿波可汗，居北牙；他钵可汗子菴罗称第二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沙钵略弟处罗侯称突利可汗（小可汗），居草原东面；室点密子玷厥称达头可汗，分治西面，形成五可汗并立的局面。此外还有贪汗可汗，统有今吐鲁番盆地。史称：“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隋书·长孙览传从子晟附传》）由于突厥诸可汗之间，貌合神离，权力分散，随着军事上的失利，突厥贵族内部矛盾也大大尖锐化起来。沙钵略可汗于兵败后，掩击阿波可汗牙帐，尽并其众，并杀阿波可汗之母。阿波逃奔西面达头可汗，乞兵东击沙钵略，沙钵略部落归附阿波的，将近十万骑。贪汗可汗也因沙钵略可汗夺其部众，而逃奔达头可汗。于是西面突厥推阿波可汗为大汗，与沙钵略对抗。虽然阿波可汗不久失败，但过去名义上统一的突厥汗国，至此（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 东西突厥连年攻战不已，削弱了各自的力量。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沙钵略可汗向隋致书请和，表示“此国（指东突厥）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指隋王朝）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传》）。从此隋和东突厥通过互相馈赠的形式，加强了经济联系和交流。如沙钵略可汗病死，隋赠突厥缯彩五千段，至都蓝可汗继承汗位时，隋又赠物三千段；突厥也送给隋王朝马一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双方并在沿边地区设立互市场所，用来交换物资。 东突厥沙钵略可汗死后，弟处罗侯立，是为叶护可汗（亦称莫何可汗）。叶护可汗在隋王朝支持下，于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西征，生擒阿波可汗。但在第二年再次西征时，中流矢身亡。沙钵略可汗子都蓝可汗继承大汗位，以叶护可汗子染干为突利可汗（小可汗）。隋文帝利用了都蓝、染干之间的矛盾，于开皇十七年，以宗女义成公主妻染干，而大汗都蓝可汗向隋求婚，反而不允。于是都蓝可汗率兵进攻染干，染干战败归隋。隋以染干为启民可汗，初居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继又迁之于河套内的夏（州治岩绿，今陕西横山西）、胜（州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二州之间（即今鄂尔多斯草原），东西据河数百里地，为其畜牧之地。不久，都蓝可汗也为其部下所杀。 启民可汗既保塞而都蓝可汗又死，西突厥一度并有东突厥故地（在隋开皇十九年至仁寿三年，即公元599—603年这一段时间内），版图东尽大兴安岭。后因西突厥贵族连年发动战争失败，准噶尔盆地的铁勒（即高车）开始独立，其东面奚、等五个部族也挣脱它的羁縻而倾向隋朝。隋乘机出兵助启民可汗收复东突厥故地。 自启民可汗和隋建立亲密关系之后，东突厥汗国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启民可汗不断赠送马匹给隋王朝，隋王朝也回赠启民可汗很多缯彩，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一次就赠送启民可汗和东突厥部落酋长缯彩总数达三十万匹之多。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便大大地促进东突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到十五年，东突厥汗国重又强大起来。 启民可汗死，子始毕可汗嗣立，因隋炀帝的政治腐败，东突厥和隋的关系也迅速恶化。大业十一年，隋炀帝避暑汾阳宫（今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上），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围隋炀帝于雁门（郡治雁门，今山西代县），不久解围而去。后来“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凌中夏”（《隋书·突厥传》）了。 西突厥在达头可汗（公元576—603年在位）时，曾雄长西域，并一度占领漠北，进扰隋的边郡。后因部众背离，而势力骤衰，又因归路被铁勒切断，逃奔青海草原，不知下落。继达头可汗而为西突厥大汗者为都六可汗。都六可汗驻牧于乌孙故地（今伊犁河流域）。其西南部则为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所统治，射匮可汗遂成为西突厥大汗。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里海，自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尽受西突厥汗役属。射匮可汗死，弟统叶护可汗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通典·边防典》）。西突厥可汗的牙帐，原设在龟兹以北阿羯田山北麓之应娑（今新疆和静西北裕尔都斯谷），此为南庭，亦即冬都。后来又移庭于楚河（chu．R．）锡尔河（Syr Darya．R．）两河之间的千泉（今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山北麓库腊加特河上游一带），此为北庭，亦即夏都。 吐谷浑与隋的关系　在隋王朝的西面，有吐谷浑汗统治着今天的青海草原。 隋文帝开皇元年，吐谷浑吕夸可汗利用中原周隋改朝换代政局动荡之际，出兵进攻凉州。隋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率步骑数万，进击吐谷浑于青海，吕夸可汗战败，远遁。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吐谷浑又出兵进攻旭州（治千旭戍，今青海夏河西南洮水北源），杀隋旭州刺史皮子信。复与突厥联络，夹攻凉州。隋王朝既击退突厥，又命汶州总管梁远率兵抵抗吐谷浑。其后隋文帝平陈，统一全国，不久又降服突厥，吐谷浑吕夸可汗震惧请和。开皇十一年，吕夸可汗死，子伏继位，开皇十六年，隋文帝把宗女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明年，伏死，伏弟伏允继为可汗，依照吐谷浑的传统习惯，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此双方通过互相赠遗的形式，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隋王朝初期，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受突厥汗所役属；塔里木盆地南道，自从北魏中叶吐谷浑“地兼鄯善，且末”以后，由玉门关经鄯善、且末、于阗、疏勒，度葱岭，以至中亚细亚通路，也被吐谷浑所切断。也就是说，当时的“丝绸之路”，被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所控扼着。隋炀帝初即位时，隋王朝非常富庶，很多西域商人到张掖来交易，当时中国西北部的西域城郭诸国，为了要摆脱突厥贵族和吐谷浑贵族的统治，“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隋书·裴矩传》），愿意和隋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商业往来。隋炀帝于是开始经营西域。 这时铁勒（高车）族的薛延陀部落，因不堪西突厥的压迫(1)，在准噶尔盆地进行反抗。一度击败西突厥，役属天山南路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焉耆诸国，并进攻隋的敦煌。隋王朝就利用铁勒贵族和吐谷浑贵族在争夺塔里木盆地霸权方面的矛盾，结好铁勒，使它把兵锋转向吐谷浑。于是铁勒在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出兵袭击吐谷浑。隋炀帝也命观德王杨雄、许国公宇文述等率大军击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率千余骑逃于山谷间，部落降隋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湟水北岸）以西，且末（今新疆且末南）以东，祁连以南，雪山（昆仑山脉）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书·吐谷浑传》）隋王朝在塔里木盆地南之鄯善（今新疆若羌）置鄯善郡，且末（今新疆且末南）置且末郡，在今青海置西海郡（郡治宣德，即吐谷浑都城伏俟城，在今青海共和西北石乃亥）及河源郡（治赤水，在今青海兴海东南），列置郡县镇戍。 隋炀帝破吐谷浑后六七年，隋王朝就崩溃了。在隋王朝崩溃前夕，已经由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失去了控制青海草原和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力量，吐谷浑伏允可汗乘机恢复故地，不久便重新巩固了吐谷浑汗国的统治。 在吐谷浑之南，有个党项部落（今青海达日、久治一带），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曾不断派遣使臣，来隋都大兴城朝贡，馈赠方物。党项部落西南，有个附国（今西藏昌都至四川巴塘一带），附国的东面，又有嘉良夷（今四川甘孜一带），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五年，也连年派遣使节和头人子弟来隋都大兴城朝贡，并请求隋开通山道，加强和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北各族与隋王朝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　隋文帝末年，户口增盛，布帛山积。隋炀帝即位，为了畅通“丝绸之路”，使府库中陈年积压的缯彩绫锦，可以畅销中亚，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河西走廊以西的西域。这样，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建立的城邦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也便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大业五年，隋炀帝亲巡河西，高昌王、伊吾（今新疆哈密）城主等以及西域许多城郭国家或游牧部落的使节，迎谒道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隋书·裴矩传》），盛况是空前的。伊吾城主想繁荣本地区的商业，还表示愿意把伊吾数千里之地，纳入隋的版图，并请隋在伊吾筑城，作为隋和西域中亚进行贸易的东面起点。隋炀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大业六年于伊吾置伊吾郡，并遣将军薛世雄筑伊吾城，又派裴矩出使告诉西北各城邦，说明因为中亚和西域商胡到河西走廊来进行贸易，道路“悬远，所以城伊吾耳”（《隋书·裴矩传》）。伊吾郡太守，也仍由伊吾城主兼任，隋王朝并不另外简派人员。隋王朝的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是有利于当时西北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符合他们加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要求的，所以伊吾城没有多大阻碍就建筑起来了。 当时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高昌，是西域主要城邦之一。统治高昌的麴氏，本来是内地金城郡榆中县（今甘肃榆中）人；就是高昌人民，也有很多是从内地迁移去的，所谓“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北史·高昌传》）。高昌麴氏王朝先后受西突厥和铁勒所役属，史称麴氏王朝“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隋书·高昌传》）。高昌举国上下都想摆脱这种被役属的艰难境地，他们非常迫切地想和先进强盛的隋王朝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 隋王朝的注意力移到“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一着以后，高昌首先和隋建立亲密关系，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大业五年，高昌王麴伯雅又亲自到河西张掖来见隋炀帝，隋炀帝在行殿上，“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隋书·炀帝纪》）之戏，来款待高昌王和伊吾城主。麴伯雅并隋炀帝来至隋都大兴，隋炀帝又把宗女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麴伯雅在内地住了三年，到大业八年的冬天，才返回高昌。从此高昌和中原内地的关系更密切了。 除了高昌以外，还有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龟兹（今新疆库车）、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城邦，也在大业中纷纷遣使来隋朝聘并赠送方物，隋也厚加答礼，当时西北地区和中原内地之间，就是通过互相赠送礼物的形式，加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联系。 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今天我国的台湾省，在东吴时代称之为夷洲，到了隋代，又称之为流求。据《隋书·流求传》，“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治闽县，今福建福州）东，水行五日而至”。从建安郡航海五天可到台湾，可见大陆和台湾的交通是相当方便的。 7世纪初叶的台湾，据《隋书·流求传》的记载，“土多山洞”。国有王，“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王乘木兽（虎），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选举），理一村之事。”“国人好相攻击”，“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无赋役，有事则均税。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俗无文字，望月盈亏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嫁娶以酒肴珠贝为聘，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兵器“有刀、、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酿米面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 《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引《朝野佥载》说到台湾已知“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三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岛上又得金荆榴木，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 总起来说，他们那时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国家、法律、真性的王和酋长世袭制度。也没有文字。他们的工具也还是很原始的石器，兵器虽已用铁，由于熔铸技术的水平低下，刃皆薄小，往往用骨角来做辅助品。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织布并晒海水为盐了，已经知道酿米面为酒了。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海师何蛮把流求的地理位置告诉朱宽，朱宽与何蛮一同航海至流求。第二年，炀帝又叫朱宽去“慰抚”，高山族人民把常用的“布甲”送给他。大业六年，炀帝另派武贲郎将陈率众从今广东潮州泛海，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隋书·陈传》）。可见在此以前，高山族人民和大陆上的人民，早就有了贸易往来。 自此经历唐、宋，大陆沿海一带的居民对台湾的情况了解更多，有不少人还前去定居，他们把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带到了台湾，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台湾和大陆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隋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隋王朝是当时亚洲最先进最昌盛的国家，和邻近各国有着广泛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隋炀帝即位初年，曾致力谋求“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中亚的许多国家，也热情地向隋表示愿意建立友好关系，隋也主动地派遣使节，出使中亚各国。在大业初年（公元608年左右），隋炀帝曾派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中亚各国。同时遣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韦节访问宾（今克什米尔）时，宾王赠送隋炀帝玛瑙杯；访问天竺的王舍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南）时，取得梵书的佛经；在访问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夏勃兹）时，史国王馈赠隋炀帝十名舞女以及狮子皮、火鼠毛等。韦节、杜行满等回国以后，著有《西蕃记》一书，记述当日所访问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及风俗习惯。大业五年前后，中亚国家如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汗（即古之大宛，北朝时之破洛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之朱马巴札尔）、史国、曹国（今撒马尔罕东北之伊什特汗）、何国（今撒马尔罕西北）、穆国（今土库曼斯坦之查尔冈）、乌那曷（今阿富汗西北部之安得胡伊）、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南）、波斯等国家，都遣使通好或发展贸易关系，各国商人“往来相继”（《隋书·食货志》）；隋王朝也特设西戎使者来负责招待中亚各国的使节和互市贸易事务。当时洛阳的丰都市上，就有中亚友好国家的商人来从事贸易。中国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有了重要的发展。 隋对南海各国的关系方面，首先加强了和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的经济文化交流。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曾从占婆取来佛经一百六十四，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及昆仑书等。占婆国后来也不断遣使来隋。 大业三年，隋炀帝曾派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携带罗、等礼物五千段，出使赤土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南部，当由今坤甸登陆）。赤土王令国人“吹蠡击鼓”，以最隆重的仪式来迎接隋王朝的使节。到了常骏等回国的时候，赤土王派王子那邪伽伴送入隋，并回赠方物及金芙蓉冠、龙脑香等多种物品。大业十二年，婆利（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丹丹（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上的吉兰丹）、盘盘（今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北部），都派遣使节来隋。大业十三年，真腊国（柬埔寨的吉蔑王国）也派遣使节来隋。这些使节的频繁来隋，为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隋代，中国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两国，以及海东的日本，友好关系也大有增进。隋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新罗国王即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隋炀帝即位以后，新罗使节来隋更为频繁。百济国王在隋开皇初年，就派遣使节来隋赠送方物。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平陈之役，隋有一战舰遇风漂到百济的附庸国家耽牟罗（今济州岛），还航经过百济，百济资送甚厚。此后每隔数年，必派遣使者来隋赠送方物，隋也厚礼回赠，并时时遣使报聘，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发展。日本在开皇二十年遣使聘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派使臣小野妹子入隋致国书，并赠送方物。大业四年，隋炀帝派文林郎裴世清等一行十三人出使日本，并赠送方物。裴世清返国时，日本国王又派遣小野妹子充任大使，伴裴世清来隋报聘，并馈赠方物。同时日本还派遣高向玄理等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到中国来留学。有的留学生在中国住了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回国以后，对当时日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隋大业十年，日本又派犬上御田锹为大使使隋，到大业十一年，他才回国。总之，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到隋代是开始加强了。 * * * (1)　《北史·铁勒传》：铁勒……种类最多……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善于骑射。……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其变，遂聚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莫何可汗……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book_title]第三节　隋炀帝大兴土木与开凿运河 营建东都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病死，年六十四。太子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 隋文帝本来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由于杨勇好奢侈，多内宠，渐渐不为文帝和独孤后所喜爱。杨广是文帝次子，初封晋王，出镇扬州。他在灭陈的时候，充任行军元帅，立了大功，重臣宿将多曾由他指挥。他又联络大臣杨素，揭露杨勇的“阴事”，使勇“过失日闻”（《隋书·房陵王勇传》）。于是文帝便在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下令把太子杨勇废为庶人，而立杨广为太子。 当时宫廷里斗争很激烈，据传说，文帝就是在病重时被杨广害死的。文帝死后，杨广派人用文帝的名义，杀了杨勇，才发丧。以后杨勇的八个儿子，都被杨广杀死。 隋文帝第五子杨谅，那时以并州总管出镇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听说杨广弑父杀兄，就在这一年八月举兵，结果失败，被幽禁。并州的吏民，因杨谅这次事变的牵连而被杀和发配的有二十余万家之多。 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初，第一桩大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 关中自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至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史称：“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史记·货殖列传》称：“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是东汉中叶以后，关中已成胡、羌杂居的地区。西晋以后，经过胡羌少数族部落贵族的长期统治，灌溉系统长期失修，并遭受破坏，农业生产量大大地下降了。到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关中郑渠和白渠只能灌溉到一万多顷田；到了唐代宗大历（公元766—779年）初年，又减少到六千二百多顷的面积了。和汉代相比，减少了三万八九千顷之多，以每亩平均减少二石左右谷米计，就减少了七八百万石谷米之多。在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隋王朝统一南北以后的官僚机构却规模巨大，在中央的官吏人数众多，粮食的供应也就感到极端的困难。在丰收的年头，尚且要依靠关东的漕运来解决；一遇荒年，在当时的粮米运输困难条件下，自然不得不“移民就丰”了。因此北周灭北齐之后，曾一度以洛阳为东京，营建洛阳宫。到了隋文帝统治的年代，关中一遇荒年，文帝也率领大小官员，就食洛阳(1)，毋怪后代史臣要称这样的皇帝为“逐粮天子”了(2)。 隋炀帝初即位，就着手营建东都洛阳。洛阳是后来修建起来的通济渠的终点，也就是山东、江淮粮运的集中地。因此如果把它作为陪都，以后倘遇关中饥荒，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都可由关中迁移到洛阳来，减少关中粮食紧张的压力，这是比较适宜的。所以炀帝就在即位以后的第四个月——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十一月，下令以洛阳为东都；并在洛阳附近置洛口、回洛等仓，储积粮米，作为荒年的准备粮。营建洛阳为东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一定的意义。 有人问既然关中粮食那么困难，为什么隋王朝和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不干脆地迁都洛阳呢？这是因为隋和唐前期，王朝的经济基础是均田制，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而掌握隋及唐前期中央统治权力的是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先从均田、府兵来讲，山东、河北一带，自魏、齐以来就是地主经济比较发展的地区，国家掌握的土地足以供均田授予的就不多，因此，在这些地区的均田，是有名无实的；长江以南，在陈亡之后，也缺乏隋王朝推行均田制的历史记载。同时，上述地区，也不是府兵兵源所在地，如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高祖纪》），江南道到唐代也只有两个折冲府（见《新唐书·地理志》），可见政府只要求在那些地区的小农能够承担国家的田租、丁调、力役等等剥削，也就没有进一步在这些地区推广府兵制的必要了。可是关陇和河东等地区却大大不然，这些地区，地主经济比起山东、河北来，是不算发展的（长安附近除外），因此均田制能够相对地稳固住。《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全国折冲府五百六十六（最多时六百三十四），而关中折冲府二百七十三，陇右折冲府二十九，河东折冲府一百四十一，三处合算起来，共四百四十三，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唐王朝的府兵兵源分布地区，是继承隋王朝的布局而来的，从而推知隋王朝的府兵兵源地也主要在关陇与河东。 既然均田、府兵的重心在关陇、河东，尤其是关中，那么，立足在这均田、府兵基础上的隋和唐前期的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也必然把大本营安置在关中，无论隋王朝或以后继隋而起的唐王朝，都不可能放弃它们的根据地而迁都。所以隋、唐两朝虽然营建洛阳为东都，而政治中心、军事重心，还是在关中。 综上所述，炀帝的营建洛阳为东都，是适应当时情势的，并不能算坏事，问题在于炀帝用什么方法来营建东都。 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以杨素为营作大监，宇文恺为副监，每月要役使民丁二百万人。“东都大城周回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距王城，东越瀍涧，南跨洛川，北逾谷水。宫城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南临洛水，开大道，对端门，名端门街，一名天津街，阔一百步，道傍植樱桃石榴两行。自端门至建国门，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为御道，通泉流渠，映带其间。端门即宫南正门。”“建国门，即罗城南正门也。”城南街衢整洁，民坊“各周四里，里开四门，临大街，并为重楼，饰以丹粉。洛（水）南有九十六坊，洛（水）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纵横相对”（《大业杂记》）。又造天津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太平寰宇记》西京河南县）。宫城内以乾阳殿为正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重轩……云楣绣柱，华榱壁，穷轩甍之壮。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天花板），仰之者眩”。“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乾阳殿北“有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规模小于乾阳殿，而雕绮过之”。“乾阳殿东有东上阁……乾阳殿西有西上阁。”东上阁以东有东华门，西上阁以西有西华门。出东华门东，“道北有文成门，门内有文成殿，周以轩廊”。出西华门西，“有武安门，门内有武安殿，周以轩廊”。“大业、文成、武安三殿……殿庭并种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诸名药奇卉。”（《大业杂记》）由于宫殿柱子的尺寸过分高大，以致在附近无法找到，故“多自豫章（郡治豫章，今江西南昌）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铁轮），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纳谏篇》）。“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炀帝又在洛阳西面的“涧（今河南宜阳西南）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隋书·食货志》）。同时又筑西苑，名芳华苑。苑墙周围一百二十六里，北拒北邙，西至孝水，南带洛水支渠，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于条枝，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炀帝又下令“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由于负责营建东都洛阳的“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水镇），北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相望于道”（《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隋炀帝为了满足个人奢侈享乐的欲望，如此无限制地浪费人力、物力，不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使广大民夫陷于饥寒交迫、死亡相继的悲惨境地。 洛阳陪都建成之后，西域诸国酋长和客商，请入洛阳丰都市交易，炀帝为了夸耀国家的富庶，“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六年）新建的东都，成为隋炀帝大肆挥霍，猎奇夸富的场所，这就完全丧失了营建东都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之初，为了使洛阳成为第二关中，曾下令“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晋城东北）、汲郡（治卫，今河南浚县西南），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郡治承休，今河南汝州），达于上洛（郡治上洛，今陕西商州），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 隋炀帝除了在东都洛阳营建宫室，大兴土木之外，还在江都营建宫殿。自长安至江都，沿路又“置离宫四十余所”（《资治通鉴》隋大业元年）。隋炀帝除了营建东都、江都等处宫殿之外，他还翻阅天下山川的画图，寻觅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来建造离宫别馆。如汾州有管涔山（今山西宁武西南），山上有天池，气候凉爽，是夏季休养的胜地，他就在那里建造了一所汾阳宫。这除了满足炀帝的天下好风景由他一人来占有的欲望之外，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 运河的开凿　关陇地区的农业生产既然衰退，而江南地区经过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间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却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孔季恭传论》）的富饶之区。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隋王朝的政治、军事重心，却仍旧在北方。中国的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中国的长江大河，也大都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南北的交通，从来没有很好整顿过。隋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沟通南北的运河大工程，就是在这种新的客观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运河的开凿，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即使隋炀帝不开凿，也一定有其他人出来开凿这一条联系南北的新河道的。 隋代从文帝时起，就很注意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3)，尤其对运输山东之粟来接济供应关中一事，是更为关切的。文帝鉴于当时“渭水多沙，乍深乍浅，漕运者苦之”（《隋书·苏孝慈传》），乃于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食货志》）。到了隋炀帝即位，避帝讳，改称富民渠。开皇十五年，因为底柱山水流太急，并下“诏凿底柱”（《隋书·高祖纪》），减缓黄河的水势，以便漕运。 隋代运河的开凿，可以分成五段，上面讲到富民渠，可以说是运河的第一段。 第二段为通济渠。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板渚在虎牢东）引河历荥泽（今河南郑州西北）入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在通济渠开凿以前的汴河，由黄河流至开封以东的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便东流至徐州，再南流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