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顾颉刚自传 [book_author]顾颉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传记,完结 [book_length]90304 [book_dec]史学家顾颉刚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激情四溢又理智反省的完整自传。顾颉刚出身于“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纵有一腔才情，却一生背时，历尽磨难，终开创学术新纪元，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领袖。这个人那点事，其震撼力、感染力、启迪力、影响力，已到了让大众知道的时候啦！ [book_img]Z_7180.jpg [book_title]第一部 1944年2-6月口述，并据段畹兰记录整理稿修改，其中《苏州旧日的情调》及《我的祖母》先载《田家画报》1944年；《我的祖父》先载《努力画报》第1卷第1期，田家出版社，1945年1月1日。1979年夏，据王煦华整理稿再修改，改题《玉渊潭忆往》，载《苏州史志资料选辑》1984年9月第2辑。 《我在北大》系1945年6-12月作。原载《北大化讯》第10～12期，1945年9月-1946年1月。 我的家世 苏州，这被誉为“地上天堂”的城市——我的故乡，又名吴县，这“吴”字的来源，是由于春秋时吴王建都于此而得的称呼。当时的苏州是它历史上最光荣、最灿烂的一页，后来吴虽被越所灭，这一段吴、越之争的史实，不但今人常道，而且也被编入了戏剧。吴国虽亡于夫差之手，而吴县的名称却因袭至今未变。再谈“顾”姓的由来，却又与越国有密切的联系呢。吴、越之于我乡、我姓关系如此之深，不得不在此略谈一谈。原来“五霸”之一的越王勾践的领域，在当时记载上只说明北至山东琅琊，而未指出西南部的界限，当然不止于发祥地会稽，从《汉书》上“百越”的记载就可证明。百越原是分布于闽、粤一带的越王支系，其中一支名东越，本盘据于福建沿海，其氏为驺。及汉武帝封东越王摇之子期视于顾余山（江阴山名），乃改姓顾氏，这是江南顾姓的起源，由此可断言我的远祖是越王支系的后裔呢。自汉以来，史书上屡见有声名澎湃的江南顾氏的记载，如东汉时的顾综，三国时的顾雍，南朝梁时的顾野王，唐朝顾况和明代顾鼎臣、顾亭林等是。虽然因为谱牒失散，已无明文可考这些闻人与我先祖的关系如何，然而从我先祖明末清初卜居地唯亭与“二顾”的故乡昆山相去如是之近，多多少少沾些血统上的关系。 在清光绪年间所修的《重修顾氏家谱》中，第一位先祖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允斋公，此公以前的远祖惜已失传，无从探究了。允斋公时，我家是唯亭镇上的一位大地主。允斋公传子东山公，再传到小山公，三传到兰台公，都是耕读传家，过着富裕舒适的地主生活，安居乐业，无所挂心。及兰台公晚年，当明万历年间，不知他为了什么，从唯亭迁居苏州，从此我家是城里人了。虽然家庭经济的来源仍仰赖田赋，然生活的方式却由富农而转为市民，这是我家的第一次大转变。 兰台公一传而至岳宗公，再传而至大来公、松交公堂兄弟，那时已是清朝初年。松交公是我们先祖中锋芒毕露的杰出人才。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他就用举人的资格前去应试了，结果取得了进士的身份，以后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和吏部考功司员外郎诸职。他喜欢文学，和吴梅村、龚芝麓等名士交好，公余从事于韩昌黎、温飞卿诗集的注释，这书是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的。晚年住在家里，巡抚朱国治挟了嫌怨，把他株连到“哭庙案”内，几乎同金圣叹一起送命，幸而皇帝明白，把他释放了。从他开始，我先祖乃由普通士人而步上仕宦之途，这是我家的第二次转变。 松交公时代不仅是我先祖史上最显耀隆盛的一页，也是族中人口最兴旺的时期。松交公娶四妾，生十一子，这在家谱上是空前绝后的。人多并不足以称荣，而当时文风豪气的充溢，却是颇足自赞的。例如当时风行的雅事——建造私人花园，玲珑的假山，宽阔的池塘，奇花异草和三数果木杂罗其间，完全以人力造成的庭园，确实是竞相传为美谈的。松交公时我家竟造了七个花园——雅园、依园、秀野草堂、学圃草堂、宝树园、自耕园、浣雪山房，规模都相当宏大，其中尤以松交公自己在旧学前造的雅园、第十子迂客公比连雅园造的依园、幼子秀野公在因果巷造的秀野草堂和大来公在悬桥巷内造的宝树园为最著。依园内有南北朝梁代妙严公主的坟墓，我幼时还去看过一次呢。松交公诸子之间以迂客公和秀野公最风雅，都从事于刻印书文。而二者之中又以秀野公为著，他印有《元诗集选》，后来修《四库全书》时把它收了进去；又印有《秀野草堂集》，更是洋洋大观，可惜家中不曾存得原刻本，只有一部翻印本。及康熙帝下江南时，风闻我家文风之盛，乃誉曰“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其时我家的气势，本已很可观，及得此崇誉后，更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不但在大厅上高高悬挂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大匾，凡与亲友交往的名片、礼券、礼匣上都印着这一句话，以示荣崇。秀野公确不负此誉。秀野公号侠君，极嗜酒，家中每有客来，必先敬以酒二盅以代茶，俟主宾欢饮后，始叙正事，故当代人送他一个绰号曰“酒帝”，他的酒量自可不言而喻。又好刻印，所以他造的花园因此得名。现在秀野草堂已成了我家的祠堂。当时雄伟奇观的七个花园，而今除了宝树园尚存得有枯塘一隅的废墟外，都已无迹可寻了。遥念当日情况，不免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虽然，名震一时的秀野公并不是我的直系祖先，但我家从他以下历代都以他而自豪。大来公更不是我的嫡系先祖，然而我却降生成长并承有他的遗产——宝树园的一部分呢。 松交公第四子岩卜公，名用霖，是我的直系先祖。他虽没有像他两位幼弟那般印书筑园的风雅事迹留传后世，这是因他中举后就开始仕宦生涯，没有在家乡久居，当然无此闲情逸趣，曾任湖南宝庆府知府。岩卜公传子鲁常公，也是翰林出身。当接任宁夏府知府时，遂举家徙宁夏，不幸该处地震，全家殉难，帝皇恤其因公殉身，追封为太仆寺少卿，得到了相当高崇的官职，族中闻讯，悼亡之心更切，除立祠堂以资纪念外，其兄弟恂如公将己子嗣于他名下，以继其香火。这位嗣子列圃公，是先祖中一位名宦，曾任湖北德安府知府。乾隆末年，做甘肃洮州同知时，年已越七十，行当退休养老之际，突然厄运天降，由于布政使王亶望监赈案的牵连，以致连坐，竟而充军黑龙江，风烛残年，何堪当此惨遇，卒客死他乡！他在潘氏巷旧址的家，亦因而被抄封，其眷属无可奈何，乃迁居宝树园。后来列圃公的孙子少游公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安葬于虎丘附近。父子二代所遭之运命，可算是同样的悲惨了。从列圃公遗眷迁入宝树园始，我直系先祖乃世代卜居于悬桥巷里，但这实在不是光荣的迁徙，而是家道中衰的开始，因自他获罪以后，我家累代仕宦之途，既致中断，而家中历代所积蓄的财宝，亦被搜括一空，我家顿由富宦之家一降而为平民，充溢着衰颓的气氛，这是我家的第三次大转变。 经此人亡家破的惨遇后，列圃公之子除为生活鞭笞而工作外，毫无精力来复振祖业。再传到少游公，家境仍是赤贫如洗，又不仕，何由而振兴呢？ 少游公有二子，即雨香公和蓉庵公，雨香公的事迹不详，因为他无子嗣，无人记传其事。蓉庵公则曾出外，生子东生公亦曾跋涉广西。东生公生仞之公名元昌及廉军公名之义，两位都是当时的秀才，太平军打到苏州，避居乡间多年，仞之公竟因而在乡间娶亲，也竟娶到一位极其精明强干的女子，就是影响我人生最大的嗣祖母，详情当另辟一章专门记叙。及后清兵克服太平军，整个苏州城市遭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我家的受害自是不免，所以先祖由乡间归来时，见到的是家徒四壁和荒园在那里等候原来的主人回来重整家园，但这谈何容易？迫于生计问题，于是兄弟二人马上抛弃了书本，从事工作。仞之公就开了一个药店并代人管理账目，廉军公则开始了幕宾生涯，结交名流雅士。这样，昆仲二人总算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也略略修葺了荒园破屋，然昔日的豪华，终已是摧残殆尽，不能复观了。廉军公生子虬公和子蟠公，就是我的父亲、叔父。因仞之公无嗣，我的父亲就嗣了过去。我父亲是秀才而优贡，经过殿试后，就做了安徽候补知县，正准备走上仕宦之途时，辛亥革命旗鼓揭发，知时势已变，乃退休故居，但不久因生计窘迫，不得已乃接任南京造币厂文牍之职。及民国二年改任杭州仁和场盐运署课长，后直至廿五年告老退休止未有调动，因之得稍置薄田，修建屋宇，并略购置古董字画以供赏玩，家道遂进入所谓“小康”的境界，廿七年春病逝故乡。我上无兄姊，下无弟妹，而我自抗战军兴后辗转入川，遂不克亲视入殓，竟使家父含恨以终。我叔父生有二子，一名诵济，一名诵震。叔父因投资公债亏折，忧愤而早逝。堂弟诵震于民国廿六年随所属机关松江徙至江西，病死客乡。诵济于60年代去世。 凭着记忆，先祖的事迹仅能记下这一些，但由这模糊简略的东鳞西爪中，尚可窥见一个大概，至少从中可以提出两点：一是从先祖直到我本人，都是很少闲居家乡的，这与普遍的惮于奔波而好享受定居生涯的故乡人性格截然不同，所以中国虽大，而内部十八行省都布满了先祖及我的足迹。虽不必引以为荣，确在族中算得是一特点。一是历代人口的稀少，松交公一房例外，尤怪的是长房往往绝嗣，一再由次房立嗣，而终不旺盛。就是我，现在也算是长房唯一继承人了，迄今既无弟兄，又无子嗣，只有二女，因此堂弟第二子在我父亲在日已嗣于名下，而堂弟则子女绕膝，真是咄咄怪事！ 苏州旧日的情调 我小时候所看见的苏州城市街道，几乎全是唐、宋朝代的样子。唐朝诗人白居易做过苏州刺史，他的诗里曾有“红阑三百九十桥”的句子，到我生时，苏州城里的小河小桥仍旧那么多。苏州府学里留着一块石碑，叫做《大宋平江城坊图》，平江府是宋朝苏州的名，上面刻绘着一座苏州城，同我小时候所见的苏州城池几乎全然一样，只是城中心的“吴王城”被明太祖朱元璋拆掉了。那时这片断井颓垣，一半做了兵士的操场，一半则变成高高下下的瓦砾堆。除此之外，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苏州是一座周围三十六里的长方形的水城，水道同街道并列着，家家户户的前门都临街，后门都傍水。除非穷苦人家，才搭一个没有院子没有井的“下岸房子”。一条条铺着碎石子或压有凹沟的石板的端直的街道，夹在潺湲的小河流中间，很舒适地躺着，显得非常从容和安静。但小河则不停地哼出清新快活的调子，叫苏州城浮动起来。因此苏州是调和于动静的气氛中间，它永远不会陷入死寂或喧嚣的情调。 小河是苏州的脉络血管，轻便的交通利器，低廉的运货骡马，它们还使苏州更美起来。月儿窥着悠悠长泻的水流，每次全出落得格外玲珑剔透、清明圆润，恐怕只有威尼斯的月亮，才能够相与比拟哩。苏州所有的清雅明慧的色调，想是从这样的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吧！若果认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还说得不错，那么苏州这条通天之路，便应该派在这些穿门绕户的小河身上。 大运河围绕着这座南北广而东西狭的长方城，两岸有石头筑成的高堤。苏州人除了入茶肆、上酒馆，又可赶着春秋佳日在运河上泛荡起比小房间还要大些的花船，饮酒玩牌，叫妓女，或吹着笛、哼昆曲，竟是可以在水上消磨终日呢！至于城里的小河，只能行驶小快船，船头一人撑篙，船尾两人摇橹，远远望见对面有只船来，便高声打招呼。因为水运便利，苏州没有车马，出门不赶船，便只有坐轿。在窄窄的街道上，仅仅能够容许两乘轿对面掠过，两边房子的屋檐，则相逼得更近，在闹市中走，铺子前面还伸出一大块遮阳来，那就只能窥见一线天空了。每条街上都有一两家茶馆、酒店和糖食铺，尤其多京、苏大菜，在南方是顶呱呱的。这形形色色恰恰正面表现出苏州人的闲散。花园的艺术则是这种闲散风味的登峰造极的造诣。 ⋙1911年1月，顾颉刚和同学在苏州中学校门口。 苏州是顾颉刚的故乡，他小时候看到的苏州城市街道几乎全是唐、宋朝的样子。 苏州士绅对于花园艺术的造诣，全因受了宋徽宗的感染。徽宗真是一位大艺术家，他赏识太湖石的玲珑剔透，便在汴梁的皇宫里堆造一座“艮岳”来，掠尽了太湖里的佳石。可是石头尚未搬尽，汴梁已给金兵打下来了，留下来的，本来算是“皇产”，放在一座鹫峰寺里，待到元代，就给一位苏州的和尚造了一座狮子林，因此那个寺院便称为狮林寺。这就鼓励起苏州士绅造花园的狂热，他们各各运用慧心，巧夺天工，太湖的好石头用完了，他们也会把平凡的石头堆叠成清幽的丘壑。当你走进这类园子，经历曲折的荷池、幽邃的山径，满眼迎来葱翠的林木、珍异的花草，竟会忘记自己还在江南的绮罗红尘中，会皈依池边的旱船（在陆上造的屋子，具有船的形状，称为旱船）、山中的石室，或流水上的小桥，做终生的归宿哩。是的，这里的景色，还要比那艮岳胜过十分，宋徽宗得到了跨灶子孙了。苏州的诗人画家，都殚尽心力在诗画中去追求表现这种花园的艺术，无疑的，这种艺术是中国第一，甚而可以说世界第一。 茶馆、酒店、精美食品、幽雅庭园等，全属于中产以上士绅阶级的享受，这种享受完全建筑在穷苦的佃农身上。苏州靠了太湖与运河的灌溉，土地肥沃，不患灾旱，是鱼、米、蚕、桑异常富饶的地方。但自耕农极少，却有好多拥着上千上万良田的大地主，他们大都住在城中，尽量风雅，尽量享受。每年秋天开栈（栈是仓库的意思，收租的人家常把堂名写做栈名，在轿厅上放着柜台，收取农民的租金，田地不多的人家，可附在别家栈上收租）后，就有专门收租的人替他们去向佃户收足租银，佃户若是缴纳不足时，便会被差役抓到县府里去带枷挨板子。自从明太祖打下张士诚，迁怒江南，田地加重粮税后，苏州农民的生活就一直变得更困苦了——尽管那时的苏州是怎样的繁华。不过繁华的苏州虽是建造在农人的血汗上，它那种清雅的风味，究竟和十里洋场的上海不同，饮酒、品茗、堆假山、凿鱼池、清唱曲子、挥洒画画，冲淡了士绅们的胸襟，他们要求的只是一辈子能够消受雅兴清福，名利的念头轻微得很，所以他们绝不贪千里迢迢为官做宦，也不愿设肆做贾，或出门经商，只是一味眷恋着温柔清幽的家园。从前为了博得科第的荣耀，还上京赴考，民国成立后，省会移往南京，后来又迁到镇江，从此退出政治漩涡，更落得深居简出，各自逍遥了。 我的祖母 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具艺术品。 要说我的祖母，必须先说我的家庭。我家是苏州城里的一个大族。说也奇怪，我们一支总单传是常态，有弟兄的是变相。从清初到清末，在谱牒上只占了狭狭的一条长行。我的曾祖生有二子，大的号仞之，小的号廉军。仞之公元配韩氏，继配张氏，但他们都没有生过孩子。廉军公配的是王氏，生有二子，大的是我父子虬，小的是我叔子蟠。照封建社会的老规矩，“大房无子，小房不得有子”，于是我的父亲就照着这封建教条，承继给他的伯父为子，而我也随着他嗣了过去，称初之公为“祖父”（或“嗣祖父”），张氏夫人为“祖母”（或“嗣祖母”），而称廉军公为“本生祖父”，王氏夫人为“本生祖母”了。这里所说的“祖母”，就是我的嗣祖母张氏夫人。 ⋙顾颉刚幼年时和祖母在一起。 顾颉刚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便是其祖母，他可以说是祖母一手培育起来的。 苏州这块地方，是最高度的农业文化，又是全国商业的交通中枢。所以，一家只要有了几百亩田或几十间屋，就一生吃着不尽，不必到社会上去奋斗立业，更不必到外地去寻求生活的出路。一个孩子读书应举，只要得了科举，就可以做个乡里中的绅士，戴着顶子去见官员，全家和他的姻亲都满足了。如果想出门去，像范仲淹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大家就会要笑他：“他这个人仿佛不会死的。”就是考中科举，到朝廷上做官，亲戚们朋友们也要劝道：“‘伴君如伴虎’，何必去冒这个大危险！而且‘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你有现在这点功名已经够了，再爬上去干什么！”如果得不到科第，只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画画山水花卉，或者唱唱昆曲、听听说书（评弹），只管自得其乐，老辈们也就把他当做“佳子弟”，不加责备。在这般情势之下，一个席丰履厚之家，经不起两传三传，消费数字超过了生产，就渐渐地没落下去了。旧家没落，自有新兴的代替。这新兴的大都不是土产，而是外方人挟了较雄厚的资本来做买卖的。例如一二百年以前，安徽人，尤其是徽州人，来得真多，像出汪士镕的汪家、出潘祖荫的潘家、出吴大澂的吴家都是，他们先富后贵，占了各方面的上风。但是盛极必衰，他们的子孙也就踏上了苏州人的覆辙。近百年来，浙江、江西、广东、四川等省人也就踏着安徽人的足迹而享受着苏州的安富尊荣了。 我的祖母的先世也是由徽州搬来的，所营的生意是进出口货物——所谓“洋货”。祖母小时还看见她家中人在上“漂洋船”之前举行的盛大祭礼，又记得她自备了一些苏州的绣货托“漂洋船”带去贩卖。因此张氏本是一个富厚的人家，住一所极大的住宅，在西城支家巷。她还记得有一座花厅叫做“联珠馆”，有一座书房叫做“汲井书屋”。但到了太平天国和清军拉锯战役中什么都完了。我那时听得她的话发了好奇心，到支家巷访古，只见存在的只是一个约高20米的瓦砾大土墩了。 她的父亲名张玉岑，她的母亲的姓我已经忘记。他们只生了五个女儿，而我的祖母是最小的一个。祖母告诉我，她的父母年纪大了，极希望得子，偏偏生下来却是一个女儿接着一个女儿。那个接生婆不小心，对着产妇说“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千金”，气得她筋肉起了痉挛，左臂短了一段。于是命名为“招弟”，希望她最后还招一个弟弟来，可是这是最后一胎了。祖母小时候也曾和她的四个姊姊在家读过几年书，不过那时对于女子的教育是极不重视的，名为读书，实则随便坐坐而已，所以识字无多，写字也只能记账。她说：“我的大姊才不行呢，读了七年书，连自己的姓也不曾识得。出嫁之后，她的小姑们骗她，拿了别人的名帖说：‘你的父亲来了！’她相信这是真的，连忙出去迎接。” 太平战役中，张家避难到王江泾桥（大约属无锡），恰巧我的祖父仞之公也挈眷避难到此，韩氏夫人忽在那边病故，经人说合，他便和张五小姐结了婚。经过洪、杨革命，真是家徒四壁。仞之公虽是一个秀才，但受环境的逼迫太甚，不能不求急速的出路，因此他就转学了医，又集股开过生药店，又帮人家收租。我的祖母管理内部，井井有条，渐渐达到小康的境界，买进了些田产，又在宝树园废址里添盖了一些房屋租赁出去。 我的父亲16岁出继之后，仞之公于光绪十七年（1891）刚替他完娶周氏（我的母亲），不幸就病逝了，那时他只有52岁。我的祖母是48岁，我父正在少年，无力养家，勉强托人介绍到蒙养义塾教书，一年工资才得三十千文。苏州有三个书院——紫阳书院、平江书院、正谊书院——我的父亲拼命作文应考，虽然名第很高，可是奖金有限，无力应付家用。这一家的负担就落到了我的祖母的肩上。然而那时的女子是绝对没有办法服务赚钱的，又值大水之后，田息无收，更形拮据，没奈何只有把饰物和田地一亩一亩地托人卖去。而把实际的开销竭力地节约。我的父亲本来酷嗜杯中物，看到这般情形，自愿出门寻出路。那时苏州人潘子牧正任山东武定府知府，我父亲就投奔到那里，做了他的西席，一年工资加到七十千文。那时他懂得了稼穑之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都寄回去。又拼命用功读书，以期上进。我母在家，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1893年5月8日）产下了我。我的祖父是会排八字的，排出一看是五个“火”，两个“水”，一个“木”，“五行”中缺了“金”和“土”两项，所以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以示补足之意。再要起一个小名，做家人的称谓，因为他和我的嗣祖母那年都是50岁，定为“双庆”，再把它简化，称为“阿双”。 ⋙苏州的著名书院紫阳书院。 我的祖母身体甚胖，自和我祖父结婚，二十余年中不曾怀一次孕，这是怎样地使她失望。儿子既不可得，只得希望抱孙子了。因此我既出世，她的全副精神就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常说：“儿子是嗣来的，嗣的时候他已长成了，我不能管。孙子是在我这里生出来的，我可以自小管起。这是俗谚所谓‘假子真孙’。”因此，她常常抱我到仞之公的遗像前，叫我“拜拜阿爹”，我当时还听不懂大人的话，错认了，以为这个神像的名字是“拜拜阿爹”，常问道“拜拜阿爹的性情怎么样”，“拜拜阿爹的时候家里是怎样的”，到了年长的时候也就改不过来了。 我的母亲死得很早。我六岁时，她就犯了肺结核病，过了两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离开人间。她留给我的影子太淡了，我只记得起她是一个身材高高而精神非常严峻的年轻奶奶。她管教我很严，我有什么不好，她打我，我一讨饶，她就打得越凶，说“这孩子没志气，没出息”。当我三岁的时候，有一夜梦中遗了尿，她就把我从床上扔了下来。我冻得大哭不止。那时我的祖母尚未睡着，听得隔壁地板一声响，接着就是我的大哭声，心中不忍，推开房门来看。我看见祖母来了，一把拉住她的头颈，再也不放。祖母道：“你今天和我一起睡，好不好？”我点了点头，她就抱了我回房。从此以后，我就和祖母一床睡，直到18岁我结婚的时候。 其实祖母管母亲和我一样的严厉，不过母亲为了自己身体不好，又为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心境老是不好，使我记不得她的笑颜。祖母则有时严厉，有时慈爱，而严厉的态度是从慈爱的本心上出发，所以使我产生了又畏又爱的复杂心理。当我五六岁时，有一个亲戚来了，家中买点心款待，我站在客人旁边看吃，客人为了对小孩表示好意，分一个给我，我当然很乐意接受。祖母当时不作声，待客人去后，关起房门把我一顿打，直打得我从此以后不敢再看人家吃东西。七八岁时，苏州刚有广东糖食店，我一次和女佣上街，看着他们的广东饼和广东橄榄非常羡慕。女佣就替我买了一点带回家来，满心以为可以大嚼一顿，哪知给祖母看见了，就把这些糖食向屋瓦上一掷，一点也吃不到。这一打击太重了，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哭得邻家正在学刺绣的王素心小姐也来看，逼得我自己因惭愧而停止。大约在我12岁的时候吧，亲戚家有喜事，媒人是双方的太太们做的，照封建排场，妇女不得出面，她们就请我代做名义上的媒人，不知在哪里借来了一身小礼服，我穿了外套，戴了翎顶，坐上轿子，到男家去做大媒了。男宅看我以小孩子而做大媒，就拉了六七个吃喜酒的小客人来陪我吃饭。我们吃整桌的菜，一样地有丰富的酒果，小孩子们高兴，就学大人们一样地灌酒，灌得个个大醉了。我走到这家内室，一横到床上就呼呼睡着，哪料胸中做恶，把酒和菜都呕了出来，吐了人家一床。那家就派人背了我回家。祖母看我熏熏然进来，问了随从的人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把房门关起，不让我上床，我坐在堂屋里哭了一个通宵。从此以后，酒就不敢沾唇了。祖母常说：“你父亲爱喝酒，已误了不少的正事，我再不能让你这样糊涂下去！”自从有了这几次的经验，使我对于饮食方面淡泊万分，每当走过稻香村、采芝斋，或各种水果铺、点心铺时，从来不想买点零食吃了。 吃饭不许狼藉米粒，落到桌子上的就要拣到碗里去，她常说：“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人间狼藉一粒米，天上看了就像一粒星。”淘汤，每碗饭只许淘三匙。不许多夹菜，说：“是菜过饭，不是饭过菜。”每样菜，大人没有下箸的时候，小孩不许先下。 祖母管教我虽很严厉，但对于我的饮食起居，却无一处不仔细周密，体贴入微的。我小时候身体很弱，祖母总是严格地限定我的食量，把营养丰富的食品省给我吃，为我培养了一个十分强健的肠胃。我的肠胃到现在还可说是在朋友们中算是最好的，无论菜的好坏，我总可吃一个饱。可是我的祖母太爱我了，凡是有壳的，像瓜子；有子的，像西瓜，她都要去了壳和子才送到我口里。有骨的，像鱼，她要去了骨给我吃。难吃的，像蟹，她要出了肉给我吃。这却减低了我吃东西的技能。当时虽没有吃鲠，但到现在，瓜子就不会嗑了，蟹也不会剥了，鱼是怕鲠而很少吃了。 还有我的病痛，也使她受了许多的苦。在我两岁时出天花，三岁时呕血，八岁时患喉痧。这三场大病，都差一点儿死去，她悲痛焦急到极点，跑到灶门前点起香烛，求灶神保佑，不停地叩头，一直叩得额上肿起一个大块。我脆弱的生命，总算依靠着她的无限慈爱和庇护长育了起来。 ⋙1912年1月，顾颉刚（右三）和叶圣陶（右二）、王伯祥（右一）等中学好友在一起。 顾颉刚的祖母用了全部力量爱他，但在学业上对他的要求极严。 她虽然用了全副精力来爱我，但在我学业上，却极其认真。她常说我的全部希望如今都放在阿双身上了。因此她盼望我上进的心非常的迫切，她要我跟上祖宗的脚步，由读书求科名。从我五六岁起听得大人的话明白以后，她常常对我说：“阿双，你读书要好好用功啊！我们家里从来没有一个白衣的人，你总不要坍了祖宗的台才好啊！”她总是这样不厌烦地叮嘱我，鼓励我。 每天放学回来，晚上总要叫我温习。她又极注意我的品行，凡一举一动，都加以约束。每晚临睡时，她总要检讨我一天的行为。若果做了错事，便叫我写在纸条上贴到帐顶上，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是叫我把那张写上过失的条子诵读几遍，表示悔过。犯得重时，或犯了再犯时，还要另加体罚。就这样地她逼得我自己对于行为负起责任来。 小孩子总是贪玩的，我整天被关在私塾里，一年中除过新年放一个月的长假外，其他只有端午、八月半放两天学，所以我也很想借故逃学。从我家到私塾里大约有半里多路，有一天遇着下大雨，吃过早饭，我看着祖母说：“今天雨太大了！”她毫不思索地指着天坚决地说：“你想不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这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一世也忘不掉。自从到了社会上服务，逢到大雨的时候，我妻在旁边劝道：“不去了吧！”但我立刻说出祖母这句教训来：“落铁，也得去！”祖母的面容十分慈祥，但却闪烁着一对锐利的眼睛，尤其是当你犯了过失时，仿佛看到你心里一般，使你不由得要惭愧而畏缩地低垂了头。 祖母又是很会讲故事的，在傍晚时分，还没有点灯，她常常坐到堂屋前那把藤圈椅子上去。我明白这时可以请求她了，就搬过小板凳去挨着她的膝头坐着。不等我开口，她便用手抚摩着我的头顶，笑眯眯地问：“又想听讲故事了？好，就讲‘目莲救母’吧。”这多半是在认真温书之后，用故事来做奖赏。苏州的文风虽盛，但妇女都不读书，也少有准许出门逛街，祖母也不识字，但她记性极好，又会谈话，她记着许多如“老虎外婆”之类的民间传说，和流传于妇女中间的迷信神话，用她那婉转而清脆的声音，讲述得娓娓动听。我想，祖母用这些动人的故事已经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地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我的祖母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慈母，当我长大了时，总是常常对人这样提起她的。 我的祖母非常能干而有决断，我们的本家和妯娌间每逢遇到难处的事情总要到她那边来请教，她能剖析事理，侃侃而谈。如果她是一个男子，我想，她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并会判清许多寃狱，像包龙图一样。我从小喜欢读书，怕管人事，这一点大为祖母所不满。她常斥责我道：“一个人应当眼观四处，耳听八方，像你这样的呆头呆脑，将来怎么可以做事！”又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你一味忠厚，必归无用。”这句话到今天看来，也可说有些寃枉，因为我常觉得自己有极强烈的正义感，只是为许多长辈所逼，不敢向他们当面说话而已。 ⋙1937年3月，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的办公室里。 辛亥革命时，顾颉刚加入中国社会党，民国元年就到了北京。 祖母是这样地爱我，但她不像别的太太们，只要把心爱的人放在身旁边就感满足。她要我到外边去见世面，所以并不反对我出门。当辛亥革命时，我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希望一步跨上天，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后，把社会革命这个最高的阶段就完成在我们的手里。民国元年，中学毕业，我的同志陈翼龙君正在北京办社会党支部，他招我去，我怎肯不去，但此事若和家庭直说便行不通，只说北京有一家报馆要我去任编辑，月薪三十元。我的父亲知道了，来书不许，但我的祖母却满口答应，那时我的父亲正在南京工作，我就由她的手里放出来了。后来我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离本科毕业还远得很，但她很放心地让我前去。一般亲戚都责备她道：“你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为什么放他走得这样远？如说要进大学，那么苏州有东吴大学、上海有圣约翰大学，哪一个不可进呢！”但她很坚定地答道：“男孩子是该让他出出远门的。” 她一切节省，只有对我买书却极慷慨。因此，我在11岁以后就天天出入书肆，一本一本地买了回来。积少成多，一年就可有五六百册。有时要买一部大书，须十余元或廿余元的，向她恳求，她每月只有从我父亲那里收到三十元钱，一切苏州开销包括在内，却肯付给我一笔书款。所以我从小怀着做一个藏书家的野心。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买了几部丛书（《惜阴轩》、《咫进斋》、《滂熹斋》、《功顺堂》……），这些书钱哪有一个不是我的祖母从千省万省中省出来的。自从她去世以后，我为了北京历史材料丰富，做终生居住之计，苏州的书全带了去。“七七”事变，孑身南行，家人把这些书寄存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校务长住宅的地窖子里，以为是最保险了，不料太平洋事变起，美、日两国宣战，燕大被封闭，司徒住宅所藏什物劫取一空，我祖母传给我的这部分产业算是完了，我怎么不悲痛呢！ 我现在被人称为“历史家”，我自己也确有搜集材料研究“史料学”的癖好。但我的父亲和叔父是最不爱保存旧材料的，每隔一年半年就把各处来信和其他认为用不着的日历及各种宣传品一把火烧光。我在旁边看着，嘴里不敢谏止，心中总觉得太可惜了。父子之间的性格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我很明白，这不光是先天的差异，乃是我受祖母的教育太深了。她从来不肯轻弃一张纸、一个小瓶、一些过时了的东西，所以她的房间里尽是些旧材料。她固然每隔几个月也要整理一次，但这不过理得齐整些而已，东西的数量是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她的目的只为的“惜物”，觉得世上原没有一件废物，只要善于用它。但我承受了她的思想教育而应用于学问工作上便成为“搜集材料”的科学要求了。 苏州人家最重衣着，所以有“身上绸披披，家里没有米”的谚语。我的同辈，从小就是夏穿纱，冬穿皮，而且灰鼠、银鼠、胎羊、紫羔种类纷纷。我呢，小寒的时候只有穿夹衣，到了大寒才得穿棉衣，直到结婚的那年才穿上了一件羊皮袍。这就养成了我的衣着随便，下身不怕冻的习惯。 ⋙顾颉刚的祖居——顾家花园故居。 顾颉刚的直系先祖古代卜居于悬桥巷里，这正是家道中衰的开始，他家一降而为平民。 祖母固然给我许多好习惯，但也把我养成了些坏习惯。她只要我读书，不要我做一点家务劳动。例如洗衣、买菜、扫地、擦桌椅等等，我如要插手，必然被喝住道：“这些事不是你做的！”我看见家里妇女都在缝制衣服时，我也想学一学，动一动针线，可是便被她们喝住道：“男做女工，烂脱胴肛。”我到厨房里去看打稻结、出稻灰、做羹汤、加调味时，那位本喜吃鱼而偏摆架子不愿下厨房的孟轲说的“君子远庖厨”这句名言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我受到了这样严格的管制，当然一切劳动我就一点儿不会做了。后来，到了北方，喜欢雇骡马，行长途，天天要打开铺盖，又要捆起铺盖时，我就不会紧紧地打成一团了，因此每被同行的朋友们所笑，我自己也有时笑了起来。 祖父的故事 苏州最长的一条街是偏近西城，直贯南北城的护龙街。在东城同护龙街平行的长街有平江路和临顿路。我们的家就在这两条路之间的悬桥巷内，东、北两面都给小河围绕着，东面隔着河便是平江路。从我家出来，跨过了北面河上的板桥就到达悬桥巷。在板桥以内，称为顾家花园。这个地方是明末清初我们家里的一座花园，因为种了许多山茶花，它的真名是宝树园。在太平天国时便被毁了。但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方广一亩多的池塘和几块玲珑剔透的假山石。我们的家就在池的西边，是祖父在乱后重建起来的；但我们的大厅却系园中故物，据懂得建筑的人说，厅上的青石柱础还是明朝的东西呢。 苏州是旧文化的一个中心，历来出过不少的学者、诗人、画家。这条悬桥巷里出了几位名人：一位是明朝的文学家郑桐庵，一位是乾嘉间以收藏宋版书著称的黄荛圃，另一位便是娶赛金花的洪文卿。而且巷内有家姓祝的是明朝画家祝枝山的后裔，说不定祝枝山当年也住在这里呢。还有丁家祠堂里有九楼九底的藏书，可惜终年封闭，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好东西。 祖父是顶会讲故事的，用他那低哑平静的声音差不多把苏州城内的这些掌故旧闻全部对我讲遍了。从坐在连台交椅中认字起，一直到十一二岁，一味读书没有游戏的生活，快把我的性灵烘烤干枯了，幸而有祖父这些故事来打破了这种沉闷呆滞的空气。所以我的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跟随祖父上街和扫墓。我家的坟墓不在一处，在石湖和虎丘的一天来回，在唯亭的两天来回，在望亭的却要三天才能来回。我们坐到船里，这时祖父简直变成了智慧的化身。过山塘时他就讲唐伯虎的故事，过越来桥时他就讲勾践灭吴的故事，在运河里他就讲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在我眼目中他真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而且他喜欢讲高等的笑话，在船里他就举出一副对联：“醉客骑驴，摇头摆脑算酒账；艄公摇橹，打躬作揖讨船钱。”他指着船夫向我说：“你看，他不是在讨船钱吗？”在进街时，凡遇着匾额、牌楼、桥梁，也必把它们的历史讲给我听。到范庄前，他就讲范文正公“断齑画粥”的苦生活。上雪糕桥，他说：“从前有一个孝子，母亲病了，想吃糕，但他没有钱买，不得已抓起一堆雪，压成糕形，骗母亲道，‘买到了’，可是他母亲真要取来吃时，他哭出来了。”祖父的声音虽是平静低哑，但他极会表情，别人都裂开嘴角或扭曲嘴唇打皱面皮笑起来，他却能在澄澈的眼波里浮荡着笑意。他的故事深印在我的心上，都是一张一张有声有色的画页。 我的祖父正同当时的苏州士绅一样，也有着那种幽雅闲适的风度，他讲究吃着，高兴品茗，也抽鸦片——这多半是弄得他身体消瘦、声音低哑的原因，可是这烟盘子却变成了启发我、娱乐我的神奇的摇篮。遇上哪天的生书容易记诵，晚上便跑到烟盘子下面坐着，祖父挑起铁烟签在指头上一面裹着烟泡，一面就给我细细讲述故事。他讲亲身经历的“长毛军”，又说在江西巡抚衙门里见过拘禁洪秀全的儿子，这人每顿吃整桌的菜，一天吃西瓜子一斗，等到北京文书一到，就被拉出去砍了。为了讲胥门的故事，就说起伍子胥因忠谏被杀，那时声音更见低哑了，烟泡被烧燃了，他嘘嘘嘘地吸泡，从嘴角冒出了一阵迷迷蒙蒙的白雾。我深深地叹息了，怔怔地望着烟灯，仿佛亲眼看见了挂在城门上的伍子胥的头颅，哽咽地说道：“阿爹，不要听了。明晚还是讲些诸福宝欺侮人的笑话吧！”于是引得祖父扔下烟枪眉开眼笑地打哈哈：“看你小孩子，倒能有这么一副正义心肠！”他教我读书也在烟铺上，我到今还记得他教我读《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辞》的神味，好像他就成了陶渊明，那是何等的闲适呀！ 我后来想：祖父的这些溯源穷委传神尽情的故事，对于我的喜欢研究历史，一定给予了很大的诱发。 ⋙丁日昌的著作《沈幼丹尚书评选》书影。 顾颉刚的祖父是在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丁日昌很赏识他，为他写过一联：“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取彼福泽以成功名。” 我的祖父名之义，号莲君，又常写同音字作“廉军”，是一个秀才，丁日昌做江苏学政时进的学。当时丁日昌为了看得起他，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赠他，上联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下联是“取彼福泽以成功名”，还题着“莲君茂才”的上款。这副对联是始终挂在堂屋里的。可惜他的福泽不能符合学政的期望，进了几次秋闱考不上举人，灰心不考了，就做了阔官的幕僚，像江西巡抚彭芍丞、贵州巡抚潘伟如，都是他的上司。当他随了湖北巡抚某公到武昌，还没有上岸，四面放起炮来迎接这位新抚台，他猛不提防，把耳膜震破了，所以我们对他讲话时是要高声的。他在人家幕府里，很有机会认识当代名士，像作《畴人传》的诸可宝、研究古文字学的郑知同、工于治印的徐三庚、善画钟馗的王鸿朗，他们的手迹我们家里都有。这位徐三庚是浙派的宗师，刻的印好像《天发神谶碑》，非常的刚劲有力。我的祖父模仿他，调和以温润的丰姿，刻得一手的好铁线，身后我曾把他的印谱编辑为《古慕轩印蜕》八册，可惜没有印出来。他最爱《说文》，逢到这类书就买，因此在他的藏书里《说文》占了半数，其余就是篆隶的拓本。他写的篆隶是师法吴大澂的。我家同吴大澂是姻亲，所以吴大澂写给他的对联称他为“贤表阮”。他最爱金石，我小时候看他抄补郭忠恕的《汗简》，又辗转借得宁波天一阁旧藏的《石鼓文》，用西洋的拷贝纸双钩下来。因此使我注意到石鼓文。在孙家私塾里读书时，看他们晒书，其中有《随盦金石文字》一种，开头就是钩刻的石鼓文，想带给祖父看一看，私下包在书包里带了回家。他看见了，严词厉色地责问我从那里拿来的，立刻逼我送回去。但孙家晒的书已经收起来了，我真没有勇气向他家的主人自认偷窃，只得放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完了此事。他研究《说文》的结果著有《说文通俗》14卷，把每个字的通用字或俗体字列举出来，加以说明或考证。我的父亲曾把它油印了几十部。他记笔记，也记日记，可惜自己不收拾，没有保存下来。 由于在大官的幕府里，所以他有机会保举功名。他得有五品蓝翎，一逢到婚丧和祭礼，就戴起水晶顶子，后面插了花翎，穿了箭衣和外套，怪威风的。我们族里，做官的出门了，留在本地的都不会说官话，可是逢到祭宗祠的时候，必须请一位府学老师来主祭，这位府学老师很可能是江北人，招待他的时候就非说官话不可，所以只要我的祖父在家乡时，待招官员的事情总是由他负责的。我十余岁时，科举停了，可是我的父亲必要我有些功名，替我到北京去捐了一个监生，加捐了一个五品衔，18岁结婚的时候也就戴起水晶顶子来。我那时也觉得很光荣，为的是可以继承我的祖父的功名了。 我在北大 一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看见我的父亲伏案写一个禀帖，他是写给府学老师的，上边有“亲老待养，子幼待教”的话，原来“庚子拳变”之后，北京重办京师大学堂，到各省招考，我的父亲是一个廪生，被府学里召去考试，取上了，要他即刻到北京读书，但他觉得家庭的一副担子放不下，所以递上这个禀帖，请求免行。 可是禀帖上去，上官不准，没奈何他只得走了，祖母和我一起送他到上海，看他和同榜的几位取齐之后，一块上大轮船。那时的我多么沉醉于“京师大学堂”这个名词呵！天下的学问哪有比这个再多的，再高的！因此它就成了我的前进的目标。 父亲到了北京，来信说：“为了年纪大了，算学和外国文字学不好，所以进了师范馆。”这是造就高级的教育人才的，就是后来北平师范大学的前身。我看他寄来的信封上写的“北京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斋舍天字一号”，又使我幻想那开设马神的庙里的大学堂，心想我的父亲每天总经过这位马王神像吧？这个像该是怎样的伟大呀？“天字一号”是第一的别名，莫非我的父亲在学校里考了第一，所以住在那里？这一切一切，都够得我吟味的。 大约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的父亲回来了，回来的理由是学校里膏火金不多（那时大学中每个学生都受政府津贴，名为“膏火金”），不能靠着养家活口，为了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弃掉学堂，另寻出路。他对我说：“大学堂的书，我是读不成了，我只望你好好用功，将来考得进这学堂，由你去读完了它罢！”这当然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那时我看见一部《钦定学堂章程》，知道大学堂里面分成经科、文科、理科、工科、农科、法科、商科、医科等八科大学，大学毕业可以取得和进士同等的资格，大学之上有“通儒院”。这里边是做极深研究的工作的，通儒院毕业就取得和翰林同等的资格。在科举废止以后还能取得科举的资格，这是该如何踌躇满志的。 父亲带回来的东西我一一检视了。有粗呢的操衣，纽子是铜制的，上面有一条小龙，纽子的两旁还缝着八吉的花样。有一张大照片，照的是大学里的江苏同乡，坐着密密层层的人，穿着一色的制服，居中的一位方面大耳留胡子的，是地理教员屠敬山先生（寄），他有一部中学地理教科书，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是看到的，这等的博学工文的老师硕儒，怎不成了我的崇拜的对象！此外进士馆里的许多学生，都是已点了进士的，他们好了再要好，又该做怎样的敬仰！又有一张油印的四首律诗，题目是“重阳节登景山”，是父亲的同学作的，我把它读熟了，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句：“茫茫太液池边水，落落先朝巅上楸。”原来景山就是煤山，崇祯皇帝吊死在上面咧。 民国元年，我在吴县县立中学毕了业，从此我取得考大学的资格，我可以实现父亲和自己的多年愿望了。但那时正在革命之后，不知道大学堂招不招生，就大胆写一封信去问。回信到了，信上的话是不关痛痒的，说“本校招生，定当登报，望君静候”。信上的字做灵飞经体，非常的秀丽，这又使我猜想，该是翰林的笔墨。 直等到民国二年的一二月间，报上有北京大学招生广告出来，招的学生除工科外，只有预科，这正适合于我的希求。我就赶到上海在帕克路寰球中国学生会报了名，试期不远，就住在孟渊旅社等考。考的一天，我和中学同学吴奎霄君一起入场，因为试场不大，考生挤得太紧，交头接耳极容易，监试的只有一位白白胖胖常带笑容的先生。试题有的很易，有的也很难。考了两天完毕，回家等候发榜。大约过了一个月，报上在新闻专电栏里登出一百多人的全榜，我是第九名，奎霄是第十名。我的父亲看了喜欢道：“你们两人怎会联了名？”他不知道因为我们两人座位太挨近了，各门的答案都是经过协议的。 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报，都来道贺。只有几位老太太责备我的祖母道：“你只有一个孙儿，怎忍舍得他走这样远的路！”祖母很安静地回答她们：“这原为他的前程呀！”她为我准备行装，购买各种旅行用品。动身的一天，她又为我祭祀祖先，默默通神，祷祝他们保佑我路上的平安。那时她已是71岁的人了。 津浦车已通车，但大家还不知道利用。奎霄的家里要他仍走海道，我也随着他们的意思。我们二人都带了一口箱子、一个铺盖、一只网篮，上了路。在海船上我不晕，自早到晚除了吃饭总是在甲板上看海景，那波浪的起伏、风声的叫号、水色的变幻，使我心胸开朗，好像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由天津上车到北京时，天色已晚，在打磨厂第一宾馆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雇了两辆骡车，载着行李，“格楞楞，格楞楞”，包铁木轮慢慢滚转了两个钟头，才由前门外走到后门里。车子停下，张眼望去，门口两个石狮子，朱红的大门，旁边两排短窗，门的高头挂上一块长方匾额，行草书“大学校”三字，用柳字做根底再加上孙过庭《书谱》的，我从《英文汉诂》里认识了严又陵先生（复）的字体，知道这是他去年当大学校长时所写。可惜他已离开这里，我不容接近这位名师了。 ⋙1924年9月，顾颉刚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同仁胡适（右四）、陈垣（右一）等在一起。 下了车，门房接了我们的行李，就领到总务处去，一道一道的红漆门扉和绿纱槅子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我知道快要享受这里的神秘生活了，心中有说不尽的高兴，可是总务处的职员却对我们说：“新近毕业学生还没有搬走，你们来无处可住，而且新招的学生一时尚未来齐，开课须等待些日子，你们还是在城外客栈里住几天罢！”这真是一个出乎意外的打击。我失望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出门来，再把沉重的行李搬上了车。这位职员送我们出来，吩咐骡车夫道：“你送他们二位到西河沿高升店去。”于是再格楞楞格楞楞地出了前门，这样一来一回真的把我们的肚子饿瘪了。 高升店是纯粹的旧式客店，一间房里一个炕，夜里送蜡烛来，比了洋气十足第一宾馆，电灯点得亮亮，屋子里全是洋式木器的，差了几个世纪。可是他们的房价真便宜，两个人每天只三吊钱，合起洋价来还不到两毛。 困在前门客栈里有什么消遣呢？我们不能不排除读不了书的苦闷。好在鲜鱼口里有天乐园、粮食店有中和园、大栅栏有广德楼、肉市有广和楼，天天有好戏，从西河沿去都是近在咫尺。而且那时的戏价便宜得不能使人相信，像广和楼老生有刘鸿升、老旦有龚云甫、小生有德珺如、青衣有朱幼芬、武旦有九阵风、黑头有金秀山、小丑有王长林，这样一个整齐的班子才卖两毛钱。天乐园呢，有孟小茹的老生，梅兰芳的青衣，王惠芳、路三宝的花旦，瑞德宝的武老生，田雨农的武小生，张黑的武丑，价更贱了，只卖一毛。我辈穷小子，别的钱花不起，这一点倒可以。所以那时上午11时半吃了饭，12时便进戏场，直到天快黑时才出来，一天的光阴很容易消磨过去。此外再逛逛劝业场、青云阁、首善第一楼等市场，在地摊上捡几本破书，又填补了这余闲的空隙。 这样的生活似乎经历了一个月，才得到北京大学的通知，说于某日正式上课，才搬进学校，改做了一个人。可是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好像讲堂的梁上绕着他们的余音似的，收拾不住这心猿意马，我终究做了他们的俘虏了。 二 自从进了北大，住在寒字号宿舍，地点在二院工字楼旁边。几年后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学院的讲堂。二院是四公主府的旧址，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爱女，嫁给和珅的儿子的，院落重重，朱门翠柳，充满了宫廷的色彩。最后一院是一带高楼，学校用做图书馆，虽然清静，光线却不好，职员们的脸又都是阴沉沉的，同学们看书的极少。我曾去徘徊过几次，从玻璃柜子里望见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几部丛书，但也没有勇气去借览。 民国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毕业的时候。我们进校时，这张毕业榜还高高地贴在墙上，第一名是“陈汉章”，就是陈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经学家黄元同先生的弟子，一个极渊博的史学家。他以举人资格入校，听说学校里本请他来做教员，后来不知为何不聘了，他就自愿来做学生，到毕业时已近五十岁了。我的父亲告我，这一班人还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呢。 校长那时是何燏时先生，他曾经编过一部中学数学教科书，所以这个名字我是记得的。但我们进校之后，却从未见过他的面，也许当时无所谓行开学礼吧。工科学长兼预科学长是胡仁源先生，一见面，原来就是到上海来监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们新考进的学生一百余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学大都招的南洋公学毕业生之外，其他都编在预科。预科分为两类，甲类是准备进文、法、商等科的，乙类是准备进理、工、农等科的。那时的制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预科里注重的是治学工具，本科里注重的是专门知识。我在中学校里爱看的书是文学、哲学，这时要我签名定部，我填的却是乙类，我梦想进的是农科。这个原因就为平常读的诗词里描写农村生活太美丽了，如陶渊明这等乞食，还能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那“悠然”的滋味，这是何等真挚的乐趣。再有一个原因，那时革命的兴奋过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来愈紧的袁世凯的虐政，使得我们这班青年大为失望，觉得还不如隐居的好。我的中学同学叶圣陶君那时寄给我的诗便说：“……已惊人事随波电，祗觉桑麻系梦思。近习农书消永夜，田园村集自相期。”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极大的同感，学了农，既可自给自足，不靠人家吃饭，不浸入这恶浊的世界，又得啸傲云山，招邀风月，上与造物者为友，这不是人格的完成，这不是人生的至乐？ 刚上学，我们都用极大的信仰心送给各位授课的老师，觉得他们无论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满肚子的大学问，他们可以引导我们去窥探宇宙的秘密。实在，“京师大学堂”这块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们竟不敢张目直视。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课，校中便发生了巨大的风潮。原因是商科同学数人，不知为了何事被校长开除学籍，全校同学起来援救，请求收回成命，校长不答应，成了僵局。那时东、西两斋的门口，贴了密密层层的条子，上面写的都是些义愤填膺的话头。有一天，我们正在东斋的大饭厅吃早饭，忽然有几位同学大声宣传说：“吃完了饭我们一起到教育部请愿去！”我们是新到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这事的内幕，只缘年轻好事，给他们一鼓吹也就跟着走了。于是排了长长的队伍，走到西单牌楼教育部。站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同学们便买了大量的馒头烧饼当饭吃。下午，参议院议长张溥泉先生来劝导，要我们回校，我们要求他保证被开除的学生无条件恢复学籍，他哪有这权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等到下班的时候，次长董鸿祎走出大堂，准备回家，同学们就一起拥上要他答复。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留着尺许长的胡子，瘦削的脸上架了眼镜，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头。他冲不出去，气得发抖说：“我不愿答复，我不能答复。”翻身转后又进大堂去了。我们仍是等着不走，隔了些时候，暮色苍茫了，一位部中职员出来诚恳地向我们说：“今天总长没有来，次长前门走不过，已从后门走了。你们等的是谁？我劝你们还是回校去罢！如有说话，明天推举代表来商量，好不好？”但是我们都不甘屈服于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学高声喊：“今天晚上我们都住在这里，大家回去搬铺盖来！”我们真的回去提了铺盖来，分睡在两廊和大堂上。明早醒来，很觉得有些冷。第二天总长、次长都没有到部，我们看着这样相持是得不到结果的，渐渐地散回去了。后来这几位同学恢复了学籍没有，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从此上半年没有上课，何校长辞职，由胡学长代理了校长职务。 在这罢课期间，我当然又大看其戏，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剧的秦腔青衣，有时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时扮做被后母虐待的子女，有时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儿媳妇，一腔的哀怒呼喊出来，眼泪跟随了声音滴下；在表演自杀的时候，那股刚劲之气又使人感觉到不可侵犯。我推想她一定是伤心人，所以会得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这般有力量。我对戏中的她同情极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时，我便在台下哭。那时樊樊山、易实甫两翁是诗坛的宿将，一篇诗出，报纸竞载。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数斗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绿牡丹，他说：“使我如见万古女龙雌凤之啼痕。”这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把她的沉痛而高贵的神情提挈了出来，使我更加颠倒。但我没有勇气去叩她的门，认识她个人，我只会从旁收集关于她的材料而给予想慕。收集的结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赵，她也冒了赵姓，名佩云，是奉天义县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归，我又乘了海船回去。可怜家中长辈只知道我到北京读书，那会想到我除了两三星期之外尽沉溺于戏园子里的呢。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陈翼龙君为了反对黑暗的北京政府，响应“二次革命”，给袁世凯枪毙了。我的父亲看报，见到这消息，手中的水烟筒不知不觉地跌到地上。我是他的独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党，到北京去送命。然而秋季开学时，他还允许我前去，只是千叮万嘱，叫我小心。 民国二年的秋天，预科和本科分开了。本科在马神庙，预科在北河沿的译学馆，就是后来的第三院。我们是预科生，上课和住宿都在译学馆。我住的是工字楼，八人一间，就是后来法学院的课堂。 到了那时，我们扰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结束，我们正式读书了。可是我的问题马上就来，既然是预科乙类生，就得演算，就得绘图，这都是我在中学时期最拆烂污的功课，如何追赶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画，一张图须先打好铅笔稿子，再加墨线，我的一双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画得满纸都是指纹手印，简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种外国文，甲类读的是法文，乙类读的是德文。我在中学里英文读滑了，根底没打好，永远是似乎懂而实不真正懂。这回读德文我可改变了态度，凡是课本上习题无一不做，而且自己修习，常读在同学们的前头。德文的草书，我学会了，看看同班人写的都不及我。我是只喜跑旧书铺的，到了那时，灯市口的华英图书馆就成了经常的主顾，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钢笔写了。德文教师姚宝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许多嘉奖的话，更增加我读书的勇气。 这样挨过了半年，学期考试临头了。自揣有几门功课实在考不出，与其考不及格，还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写信与父亲，请他准许我休学半年，留在这里自己读书，明秋改入甲类肄业。父亲回信居然没有骂我，只说：“你从前不该不自量力，贸然选读你不近情的功课，以致吃这躐等的亏。”我得此允许，就不赴考场，下学期开学时也不上课了。北大的管理松得很，虽然我没有考试，没有注册，还任我住在那里，还许我继续包饭。 在这休学期中，我的戏瘾更大了，戏园子变成了我的正式课堂，除非生病，没一天不到。每天上午9时许，东安门外广告板上贴出各园的戏报，我就前去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除了平常走惯了的前门几家之外，再穷搜那些不很闻名的园子去看。像崇文门外东茶食胡同里的广兴茶园，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宝臣、青衣崔灵芝等等，都是过了时的名角。尤其是玻璃翠、盖陕西一类角色，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从额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皱纹，还搽脂抹粉，装模作样，扮做少女，乍见时使我吓得一跳，真成了苏州话里的“新鲜活死人”，无怪观众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再从声调上说，老派秦腔直着嗓子喊，唱的怪累，听的人也感不到趣味，远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转抑扬，会令人回肠荡气。然而我的看法并不这样简单，我以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汉调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听，但新派是从老派出来的，我们要寻求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这类的山陕戏，我还恨未能看到甘肃戏呢。天桥草棚中的戏班，一出戏演毕便托着筐子向每个客人收取一二枚铜元。我因为他们足以代表北方的乡间戏剧，也去站着看。有了这样的博览，使得我对于戏剧具有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系统研究的眼光。我那时正在读刘知几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统的记叙和批评，就想照着这个方式作一部书名曰“戏通”，把古今戏剧的演进历史、地方性戏剧的特殊风格、各种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务、各种切末（戏场上的东西）的意义及其使用，以及各种戏本和各种小说的关系，一一考出写出。这部书的目录是拟定了，共有五十题，可是这计划太伟大了，一时只该搜集材料，不能写下去。已动笔的是《戏剧表》，把每出戏做一分析：这戏有什么别名，是怎样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戏中的一节，有几个角色，唱的是什么调子，一切都记上了表格。还有《论剧记》，写上每天看戏以后的心得。倘使那时的北大设有戏学院的话，我固然不会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术科方面的成绩，但学科方面经过了这样的专心致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剧艺术家谭鑫培的演出照。 顾颉刚为看谭鑫培的戏，曾想出了许多方法。 那时谭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领袖，他不常出台，只有演义务戏时才唱上几天。可是“谭迷”太多了，你按时入座，别想挤得上。我想出一个方法：老谭演戏必在夜间，我知道他在哪里演，便带了烧饼去看白天的戏。等到白天戏散，我即在池子里觅一个适当地方，坐了吃烧饼。那时看戏的条凳是直排的，和戏台成直角，所以无所谓前排。工人打扫，激起了满园的尘土，我也满不在乎。到别人拥挤进来时，我却已安然据有了好位子。那时戏票不在门口买，演到中间时按客收钱。再有一件困难，也得解决，夜戏必须12时后才散，译学馆早已关门上锁，回不去了，因此只得在白天看戏之前，在旅馆里定下一个房间。伙计们识趣，看我是学生模样而又没带行李，便用了侦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说道：“您是到城外来听夜戏？今天好，谭老板的《空城计》。” 这样的流连忘返，当然费钱。家里给我的学费一年约三百元，这个数目在北大同学里不能算少，许多北方同学一年只带出一百数十元呢。可是也有阔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两三千元的。“两院一堂”的招牌，就靠这班纨袴少爷打出来，否则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参众两院议员老爷们媲美于八大胡同的风月场呢。可是我一个月中可以支配的钱只有二十余元，听一次谭鑫培，戏价是八毛，加上茶资和住宿总需三元，他一连演三天，我一连听三天，这不要十元钱？再有十余元如何应付一月的开销。因此我又想出一个花样，就是不向学校包饭。那时北大饭食是学校办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汤，鸡鱼肉蛋经常有，馒头米饭随意吃，营养很不差。我停止包饭之后，省出这六元钱来听戏，虽是听老谭和杨小楼的不在其中，听其他的戏班却够了，因为到广和楼听刘鸿升一班，到中和园听小香水一班都只两毛钱，已是最贵的；到天乐园听梅兰芳一班只一毛钱；至于到广德楼听马连良，到民乐园听白牡丹（即后来的荀慧生），只有五分钱，为的是他们尚在科班中肄业，不需分取戏钱的。这样平均起来，一月耗在戏园里的加上茶钱也不过七八元。可是包饭虽停，饭终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烧饼过日子。那时烧饼有大小两种，大烧饼值小铜元一枚，小烧饼一枚两个。我每天中午从译学馆出去，到东安门，便在小铺子里买四个铜元的小饼，沿着皇城根走。那时皇城城墙尚未拆除，赭墙黄瓦，很美丽的。那是一条大车路，专做运输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边吃边走，走到户部街时八个烧饼早吃光了。到了戏园，泡一壶茶，渴也解了。戏散之后，进了前门，走到户部街的角上，拿出四个铜元来买饼，到译学馆时又已解决了面包问题。那时一元钱可换铜元170枚，一个月吃两元钱的饭也就过得去了。 为了看戏，天天出进前门，天天在城门洞里看到军政执法处枪毙乱党的布告。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为我中学时代所仰望的。例如程家柽先生，我久在《民立报》上知道他是个同盟会的中坚分子，虽没有见过面，但曾见他的照片，留了长胡子，很有学者风度，如今也“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这政府究竟算是甚样东西，我恨极了袁世凯，同时也恨极了那个逢君之恶的执法处长陆建章。每次在这些布告底下走过时，总要朝着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陈翼龙君是湖北罗田人，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出了许多力。他为了希望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加入社会党，到苏州来组织支部，因与我成了莫逆之交。其后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众很接近。“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将证据发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翼龙就想在北方发难，响应南方。当民国二年初夏我要南归时，他执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结果，或者成功，或者死。如果是死，请你替我写一篇传留个纪念。一年来人家给我的信，我留了一网篮，现在就交给你，你看了自然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的。”我就点头，把篮子收下了，寄存在亲戚家里。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袁、陆之徒对他的案子特别看得严重，别人枪毙后出布告，他却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枪毙。可怜我在苏州看到报上载的处死他的布告时，他还在北京呼吸着监狱里的恶浊空气呢。秋间返校，这篮子就带到译学馆，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风声日紧，袁政府委派人到学校里来查房间，学校当局又一再申令，学生不得和乱党往来，否则查出严惩。我想着父亲叮嘱的话，实在再没有法子保存这东西了，就悄悄地捡起篮子里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炉子里烧毁。烧了十几回，洋铁管子给纸灰塞住了，炉子就此烧不着，害得我们房间里一冬天没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学。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来，投在井中，算灭了迹。我一生没有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这次竟辜负了死友的谆嘱。“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这句话的前面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了。 三 自从“戊戌政变”和庚子八国联军入境之后，举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问题。政治改革不出两种：治本的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推翻满清，成立民国；治标的是康、梁的立宪，他们要维持满清，缩小君主的权限。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我们内地学生根本看不到，只从立宪派反驳的言论里知道一些他们的意见。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梁任公先生先后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其中以《新民丛报》的销路为最旺，上海书坊又缩小做中箱本，以便应举的人携入考场，做时事对策的参考。我的父亲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丛报汇编》，计16册，字虽小而清楚。我当十一二岁的时候，知识已开，常常取来诵读，最爱他气势发皇，其中有几篇（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都给我读得烂熟。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国的时代使命。后来进了小学，唱歌唱到“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擎天空”的时候，真觉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时留影。 顾颉刚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导，感到了享有知识的快乐。 在政治运动极热烈的当儿，独有一种杂志是讲中国学问的，名为《国粹学报》。这报系邓秋枚先生（实）所办，他也是同盟会的一分子，但他竖起的旗帜却是保存国学，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学问家像孙诒让、罗振玉、况周仪、郑文焯……都高兴来投稿了。然而章炳麟、刘光汉、陈去病、黄节……却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义，鼓吹种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谢皋羽、郑思肖、张煌言、张家玉等等的遗著也搜来翻印，编做《国粹丛书》。报纸上时时载有他们的广告，使我心向往之。我从这些书报里既得着学问的指导，又吸收了《新民丛报》所缺少的革命的主义。 《国粹学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时是三十二年春天我为了烂脚在家养病的时候。那时在报上见了广告，便请父亲去买，他买回了两册，在病榻上爱玩不忍释手。可是孙仲容（诒让）、章太炎（炳麟）两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后来进了中学托人到上海买了前三年的一个全份，在校翻读，竟忘记了考试，被监学先生斥责了一顿，他以为我规避考试呢。 过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国学萃编》出版，也是一月两册，我按期买了。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诗文同好所编的，里面有陈衍、孙雄、冒广生、诸宗元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没不传的著作。我们在中学里一级有一级的报纸，都是推举能写文的做编辑，能作画的做插图，能写钢版的做缮写，能印蜡纸的做印刷，全班同学凑钱买纸，一两天出一份。我想，邓先生已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我就借这机会组织一个“国学研究会”罢。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还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来，算是国学研究会的丛书。当时出版了多少种，已过三十余年记不真了，只记得《艺兰要诀》一种是在吴姑丈家里找到的，《龚半千续画诀》一种是在孙伯南先生处抄来的，这毋宁说是受的《国学萃编》的影响。 宣统辛亥年，先有温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广州发难，终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人心动荡极了，连《国粹学报》也停刊了。喜欢钻在故纸堆里的我，受不住这强烈的刺激，回复了读《新民丛报》时代的精神，想献身于革命。可是单单种族革命还不能令我满意，我要的是社会革命，于是费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会党里。那时曾作一长诗，叙述胸怀，末尾数语是：“嗟尔经与史，存之有空椟；宁乖俗士心，勿污灵精目。”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来向往国学的念头推翻了。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眼看袁世凯的反动政治一天天发挥他的专制淫威，革命元勋一个个化做了“枪头之鬼”，时代只有倒退，决无前进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颗心竟沉沦而入九渊了，这是多大的悲伤！好在那时我已听戏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为我的麻醉剂罢，于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观一样，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讲学了，你去听吧！”有一天同学毛子水君（准）向我说。子水是浙江江山县人，我和他同时进北大预科乙类，非常的投契。他的学问根底是很切实的，除了学校的正式功课之外，还自己读《说文》和《仪礼》。我生性倔强，不易服从老师的指点，顺着自己的兴趣看书，又什么都喜欢，不能安心走一条路。我知道，自己的一点知识是从杂志里得来的，杂志当然杂，印在我心头的也成了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我幼年看我父亲圈书，每一册都从第一页圈到末一页，心里也很羡慕，想模仿，没奈何好博的欲望总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书如青山常乱叠”的诗句，就把自己的书斋题做“叠青室”。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书桌上干干净净的只放一本书，读书时心不旁骛，惭愧得汗流浃背。那时适读《庄子》，立志学个好样，把这书点完，结果居然在极勉强之下做成了。这时他告诉我章先生在宣武门内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的消息，问我参加不参加时，我立刻很欣快地答应。我自从读了《国粹学报》之后，仰慕章先生已历八年，如何肯放过这个机会呢！ 章先生开的是国学会，听讲的人不拘资格，只须缴费两元就可听一个月。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着胡子的不少呢。讲学时间是在夜里，那时是民国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们踏雪冒风而行，天气冷得厉害，我们的知识欲热得厉害。除星期日外，每天两小时，从下午7点到9点。讲的门目，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玄科就是哲学，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他的香烟瘾极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讲。我是读过他的《国故论衡》的，自然听得头头是道。以前我在黑暗里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韵学方面，简直莫名其妙，现在经他口头一叙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识了，这是多么的快乐，又是多么的骄傲！可惜听得正在高兴的时候，章先生突然给袁政府捕去了，从此在龙泉寺里监禁了好几年，我们只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导。我因写字快，堂上笔记多，整理出来，成了一册《化石停车记》。 那时袁世凯蓄意做皇帝，特别奖励复古思想，好把中华民国改变成中华帝国，孔教会的声势浩大得很。我们在国学会里，有一夜见到墙壁上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知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我见了这张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孔教会讲的是《四书》、《五经》，我们国学会讲的也有一部分是《四书》、《五经》，为什么会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他先说宗教的立场在信仰，学问的立场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来治学问，学问决没有进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学问的态度来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体了。他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正如何准备推翻国体。他于是又因康有为讲到清末的几个今文家，像王闿运、廖平等等，他们发出种种怪诞不经之论，例如解“耶稣”为父亲复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论语》上的“君子之道斯为美”为由俄罗斯一变而至美利坚。他举出这许多想入非非的话来，我们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会中竟多这样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经师竟会这样地闭了眼睛乱说。他于是又说到今文家的祖师董仲舒，如何会牵附阴阳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师道士一流人物。我们听了，又恨起汉代的经师来了。从此以后，我心中便横梗了一个问题：如何改造经学？我准备肃清经典上的妖妄之说，建立科学性的注释，来实现章先生的理想。 民国三年的秋天，我进了预科甲类，读的功课比乙类容易多了。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导，读书的兴趣已提高不少，到这时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规定了八种书，每天点读每种几页。这八种里有《史记》、《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都是旧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统的作品。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来商务印书馆收入《大学丛书》改名《中国古代史》）。他这部书名称虽是教科书，却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为“传疑时代”，说桀、纣之恶太相像，一定有后人的附会，说秦皇、汉武开疆拓土是对中国有大功的人，这些话以前的人都不敢说；只有他抄录谶纬，把孔子写成一教主，是我听了章先生的讲演之后所极端反对的。有《国故论衡》，把章先生的学说重新咀嚼一下。有《大乘起信论》，是章先生玄科讲演所引起的，可惜没有人指导，竟不曾看懂。有《新旧约圣经》，是看了夏先生的书所激动的，因为他讲中国古代史时常常用《旧约》做比较。 那时候预科甲类的国文教师是马幼渔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学教师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门弟子，讲得都很切实，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欢喜接受。马先生不完全守师说，今文家的话他也有所取。沈先生编的讲义，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写做楷体，触眼有陌生的字。沈先生那时多病，常常请假，上课时声音又低，一班同学对于这门功课似乎都不及上马先生国文的兴奋。法文教师是贺之才先生，他老老实实地读讲，并不鼓励学生，所以我读法文时，就远不如上年读德文的认真了。 上一班的同学沈沅、傅斯年诸君发起“文学会”，出版一种杂志，命名《劝学》，请严又陵先生写了一个草书的封面。他们来拉我作文。我想，我自从受了章先生的教导，痛恨今文家的造谣，现在就来一篇骂孔教会的文章罢。当时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丧文论》，说《六经》是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专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现在孔教会中名为尊他，其实只是诬他。如果让他们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丧于匡人桓魋而必丧于孔教会，我为孔子叫屈。这篇文字，措辞激烈，驾章先生《驳建立孔教议》而上之。傅君主张放在第一篇，但同学们不敢，他们拿给一位地理教师扬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惊，说：“这种东西哪里可以印出来！”于是他们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个厄运。中学同学吴奎霄君和我一起考进北大，始终同住一个房间，那时是住在东斋辰字九号。我和他一样爱看戏，不过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论剧记》，他也写了一本《剧屑》。每天夜里，他工作到10点钟睡了，我却仗着身体支持得下，多看些书报，早到12点，迟到一两点，方才上床。有一夜，他已入梦，我还在翻书，忽然满屋子里腾满了烧布的臭气。我疑心火炉子掉出的煤烧着了衣服，起身检视，毫无迹象。心想，或者间壁房里烧着了什么吧，开门出来，左右走了一道，人声已寂，月明如水，也闻不到特殊的气息。回到屋里，臭味依然。我怕了，因为依照家乡的传说，这是鬼来的征象，叫做“布毛臭”。书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约莫过了十天，奎霄的一位亲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学校里得了猩红热，送进医院。奎宵得信后到医院陪伴他，隔了两天，自己带病回来了。陪伴他的当然是我，看到他病势甚急，请医回来诊视。医生送温度表到他嘴边，他还张口衔着，可是医生没出门，他已咽了气。这时大祸临头，除了跺脚之外再有什么办法！只得一面报告斋务处，移尸到东斋门口会客室里，一面通知几位同乡，并请他们借钱买棺木。这是一个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炉还在零下，夜班警察冻死了不少。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处，马路上已不见洋车，铺门紧闭，回来时右手的大拇指为了露在衣外，冻僵了，无论用什么方法醒不过来；过了好多天才渐渐重温，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脱落重生。我和奎霄七年友谊，近两年同出同归，情分尤为亲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伤痛到极点，友人说我近于疯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场大难，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岁。在家里休息了一时，春间回到校里，就住在译学馆乙字宿舍（这所房子在工字楼之南，后来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孔平是子水的同乡，章先生的国学会是我们三人一起去的，相处很投合。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热度不降。北大的校医有中医、有西医，西医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医看的，他说这病是春温。一病病了一个多月，足足五候伤寒。孔平笃于友谊，随时看护。为了怕我寂寞，常常讲故事给我听。我还没起床时，校中已举行学年考试。上一学期，我在四十人的班里考了第八，成绩总算不坏，但到这时榜上又无名了。 病后隔了些时，把身体将养得差不多，才回南去。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发。虽是只有两候伤寒，却像宣布死刑似的，浑身失去了力量，连说话都发不出声音来了。七十余岁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来护持我，父亲从杭州赶回来，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险的情形，出来叹气道：“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绝我，竟慢慢地挽了回来，补养半年才恢复健康。不过从此犯了盗汗，睡眠也艰难了些。 既经一病半年，旷了一学期的课，索性休学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顺了我的兴趣来工作了。 苏州本是文化中心，旧书版刻最多。太平天国战事中虽说受了一次大大的损失，可是遗留的尚不少。自从废止科举设立学校之后，大家误会，以为这些东西再也用不着了，旧书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观前街的书铺子，在光复前后十年之中，看它一个个由旧转新，洋装本替代了线装本的市场，连卖佛经善书的琉璃经房也经营教科书和小说了。只有护龙街上来青阁等几家是专买旧书的，没有改样子。我这时养病在家，这几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我很想追踪清代学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订，因为他们的工作还不曾完成，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够精密的，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先民，便不该任它半途而废。为要认识清代学者工作的园地的实况，所以我就把他们的著作名目汇集拢来，以人为单位，无论他们的书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录在一块，别的书中如有对于某人著作批评了的，也把这些批评抄辑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这书的意义和价值开卷即知。我的工作的根据是《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图书馆的书目、上海各书肆的书目，以及报纸上的广告。这工作做了一年，约得三百家，订成二十册，名为《清代著述考》。此外又作清代学者的《师承表》、《籍望表》，看出他们所受的时代和地域的影响，作为附录。 那时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学力的学生。我想，我进了预科两年，总没有经过学年考试，或者我没有在预科毕业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学力的名义去考本科。我知道文科的入学考试是不需考数、理、化的，却需试心理学和论理学，于是我把严又陵先生的《名学浅说》和他翻译的《穆勒名学》细细地看，因而再读他著译参半的《天演论》，越读越有兴趣，我决计考取之后进哲学系了。民国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学生会报了名。预科没有毕业，照章是不该考本科的，所以我在报名单上改了名。我出生时，祖父为我算命，命里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为诵坤，字曰铭坚。稍长，我的父亲取名字相反的古义（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贡名赐），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我在预科里用的是诵坤，到这时就改用了颉刚。学历呢，不好写北大预科，但填“自修”二字。监考的还是那位代理校长胡先生，我见了他装做不认识。考题发下，文义很深，国文题竟考到了《尔雅》上，幸亏我还能敷衍过去。 发榜时，我幸列第五，从此我是本科生了。只是书记无知，后来学校编刊同学录时，我的学历竟成了“自修学校毕业”！ [book_title]第二部 1950年5—6月作。原名为《顾颉刚自传》，连载于《东方文化》杂志。 我怎样从事民众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我35岁时的一篇自传。现在又过了24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经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写一篇自传。现在趁着赵纪彬先生的邀约，我便写出这一部来。 我在《古史辨·自序》里曾说：我既不愿做政治工作，也不愿做社会活动，我只望终老在研究室里。这个志愿，在这二十余年中没有变过，然而却做了社会活动，也接近了政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结果。 自国民革命后，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任我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我很高兴，得着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决定辞掉中山大学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可是，我在中大里做得太有劲了，很得学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罗常培等对我非常妒忌，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做不下去，请蔡先生把我改为通信研究员，实际上脱离了中央研究院。我记得燕京大学早来聘我任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员，我就到北平接洽，说定除了专任研究员之外，兼历史系课三小时，就于1929年9月就职。 当时聘我的还有北大及清华，为什么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致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读书写作，实现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后，研究工作展开，一年里就做了七十余万字的论文，把十年来蓄在心头的问题，看在眼里的材料，系统化了一下，心中当然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用功得太过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摇荡，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我的工作不能继续下去，是多么的苦痛！于是向学校当局请求，许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国民革命后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现况。学校里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省。所有经历，见我所作的《辛未访古日记》（在《开明书店20周年纪念论文集》内）。 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的实况。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不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身体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分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如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计其数。再有一样可怕的东西，是梅毒。自民国以来，北方内战多，梅毒随军队而蔓延。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六〇六”和“九一四”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做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顾颉刚与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郑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学。 顾颉刚因受排挤，脱离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学任职。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起了。别人都悲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恢复健康了。 长城之战，丢了热河，河北省成了前线，燕大的师生感觉到时局危急，都组织起抗日会，学生自由捐输，教职员扣薪金百分之五，经费有了着落。校中同仁推我任宣传工作，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文字是民众所不能了解的，他们有他们的词汇，有他们的语句，又有他们的趣味。我们的宣传如面对知识分子，他们天天看报，自会知道一切，用不着我们费力。如要面对民众，便该顺着他们的口味，不能闭门造车。”我说这句话，因为在“五卅惨案”时曾经有一回经验。北大在民国六年后就有歌谣研究会，后来出《歌谣周刊》，我主编了一个时期。为了对于民众文艺有些认识，所以当“五卅惨案”时，北大同仁要我写传单，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开头几句是：“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这张传单一发出去，过不了几天，墙上便有用粉笔写出来的，街头的孩子们也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大可走这一路。只有发动民众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校中师生听了，也以为然，就请我做去。我想大鼓书在北方乡村里最流行，因为乐器简单，只要一人弹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两人搭档，便可走遍农村；而且句子长短不拘，最接近说话，尤其适于做宣传之用：所以决定出大鼓书词，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列了许多题目，如“胡阿毛开车入黄浦”、“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征求稿子。北方自有这一类的作家，果有赵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选了几篇好的，印成小册子，每种印五千，发给书摊，几天就销完了。喜峰口离北平近，民众都知道这地名，也听到最近这次战事，所以销得更快。作战的二十九军那时撤退到北平，看见摊子上有说他们战绩的新书，大家来买，官长士兵都读到了。打磨厂的二酉堂等专做小书生意的书铺，知道这种东西销路好，他们也各各翻印了。我们的发行机构，取“三户亡秦”之义，命名“三户书社”。学校里的事情本来难办，几个月过去，大家的抗日情绪已经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经费来源断绝，这社本该收歇。但我的性情，不做则已，一做则越来越有劲，所以燕大抗日会的事业就成为我私人的事业，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贴钱之外，再在外面募捐。可怜得很，经常的收入只有教育部津贴100元，申报馆“民众讲座”的稿费80元。我又觉得灌输民众知识，单是抗日还不够，必须兼及农工业及医药卫生等项，才有改善他们生活的希望，所以扩大范围，改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 ⋙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最后排右三）、傅斯年（最后排右四）等人欢迎蔡元培时留影。 日本人情报网做得周密，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屡次到华北行辕主任何应钦及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他们取缔，他们听话，北平市上我们出版的东西就看不见了。这又是给我们一个打击。但农村里边政府的力量还达不到，我们仍在海淀一带卖。真正农村人民对于文字宣传还不够接受，我们要供应这般人的需要，就请廊房头条画灯片的工人画了许多抗日性的画片，五彩套印，销路就大了。农村里每逢过旧历年的时候，一定要买几张画片贴在墙上，所以这类画称做“年画”，平均每家约费五毛，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所以我们出多少就销多少。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做了北平市长，他们都是二十九军的人物，早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锡九、刘治洲诸耆老出面介绍，由政委会聘我为顾问，月送夫马费1000元，另外津贴本社工作费每月1000元，全归社中收用。从此社务得以开展，请王真（今在宣传部工作）任编辑干事，李一非任事务干事，正式办公、写作、绘图、弹唱，二十余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编出小册子八本，报纸副刊六七种，图画数张。发行网也组织了起来，遍及华北各省，主要的人员是各村镇的小学教师，因为他们接近民众，我们所做的东西，可由他们做桥梁而迅速灌输给民众。有几位编辑写作技术已很熟练，但仍恐和民众的口语不一致，要求社中请一位原业鼓书的艺人，取得沟通的效果。于是我们请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来，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词，就读给他听，他觉得哪些地方不顺口，就把它改得顺口了；哪些地方描写得不够，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后印出的东西都是可以唱得动听的。在这一年里我们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众中心，识字的警察、邮差、洋车夫都常常来问有什么新出版的，一有就买去读。所以日本人对我们更愤恨了，连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纯处抗议。他们答道：“我们只能管中小学；这些事是大学教授干的，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的抗议在上海竟生了效。我们出的《民众周报》交开明书店印行，订户就有两万，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诉，把该报全部没收了。 当我用全力办通俗读物的时候，北平各大学里的师友很多和我过不去。北大校长蒋梦麟用惋惜的口气说：“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做这下等事呢？”有一次当面向我说：“你何必这样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军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来的。他是教育学的博士，我做民众教育工作，他竟说是下等事，好像教育只有高等华人才能享受。真使我听了身体冷了半截。在“双十二事变”前，我曾应陕西考古会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张学良见过面，事变后我又曾联合北平教授致电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于是北平城里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这次事变是顾颉刚替张学良划的策！”罗常培看我们业务发展，在北大里义愤填膺地说：“通俗读物编刊社里的人都是共产党！”他和蒋梦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那时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拢我（原因详后），先后在中央党部里弄到两万元汇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费。然而在国民党里，陈果夫、立夫兄弟攻击朱氏最甚，他们看朱氏扶植我的事业，就嗾使北平市党部向中央党部告我为共产党，要查办我。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只是说：“顾颉刚倘使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接近民众？”我听了哈哈大笑：“国民党天天念孙总理的遗嘱‘必须唤起民众’，现在竟把民众送给共产党了！”但他们的政治压力我担当不起，就带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请他们看：“哪几篇是有嫌疑的，请指出来！”他们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这风波也就平定下来了。我趁了这个机会捐钱，罗家伦捐了500元；孙科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每月补助500元，总算不虚此行，虽则中山文化教育馆的钱只寄了两个月就停止了。“卢沟桥事变”既起，日本人开出黑名单，交给宋哲元缉拿，第一名是主持旧学联的张申府，第二名便是我。经冀察政务会传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离开北平到绥远，本社也搬到那边。为什么把本社迁到绥远呢？因为傅作义收复百灵庙，我们编了一册鼓词，傅氏知道了，要我们的歌唱班到绥远去唱给他的部队听。一唱起来，惹得许多士兵都哭了，他们想不到在冰天雪地里的战功竟给北平城里的作家描写得这般亲切，使他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历史的地位。因此绥远人对通俗读物编刊社是有好感的，战事起时，他们屡次电催前往，我们就应命了。不幸阎锡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绥远军事无人主持，不到一个月又告陷落，于是我们的社再迁到西安，三迁到汉口，四迁到重庆。而我呢，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派赴西北设计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肃。 ⋙1934年7月，顾颉刚和燕京大学旅行团在绥远与傅作义（右五）在一起。 抗战是全国人民最兴奋的一件事。我到甘肃后，那边的旅外青年因学校停顿而归来，他们知道我办通俗读物，要求我们在甘肃也办一个社，来推动抗战期的民众教育，经几次商谈，我们成立了一个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种，我被推为社长。兰州刊物少，这个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时甘肃教育厅长葛武棨看甘肃学界的人们太接近我，怕我势力日长，将来会抢夺他的厅长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势力之下，他在兰州办西北训练团，以蒋中正为团长，他自任教育长，而把教务主任一职畀我。我想，党国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临洮办小学教师讲习会，也不能去，所以他连来数电，我就连辞数次，结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读物编刊社编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做证据，把我告到庚款会、教育部，甚至军事委员会，《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我说：“这是国共合作的时代，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的胜利，也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什么不能编成鼓词？既是国共合作的时代，我就是共产党也不犯罪，你告我什么？如要杀我，何不说我是汉奸！”因为有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离开了西北。 抗战期中，我屡次想恢复本社工作，可是旧人已经星散，捐钱更为困难，我又整日为生活而忙，发动不起来。胜利后，我到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就开设民众文艺一课，训练学生写通俗文字，得到他们的成绩之后，又和陈礼江、古楳、董渭川、马荫良诸同事组织民众读物社，出版《民众周刊》。在这经济崩溃的当儿，捐款比了抗战时期更难，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请求教育部帮助。他先后捐了一亿元，数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加以教育部总务司腐化，他们领了钱自做生意，待汇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早已打了一个对折，因此更不能做事。这个刊物只出了30期光景，便因无法周转而停刊了。这可以说是我的民众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 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则仍缘做了几次旅行。 1922年，我开始辩论古史，《尧典》、《禹贡》两篇，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可是《禹贡》一篇，问题太多，牵涉到中国古今全部地理，许多问题不易解决，不敢轻易作文论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课，就开了一门“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贡》及其有关各篇详细研究。后来北大邀我兼课，也开了这一门。两校上这门课的学生约有六七十人，所作笔记论文颇有好的，同时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也有些学生成绩，我和他商量：我们联合三校学生创办一个学会，出一个刊物，把师生研究文字陆续登出，借收观摩之益，岂不很好。他赞成了，于是组织禹贡学会，出《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开头每期只有2万字，印刷费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发给学生，他们大兴奋，很多人集中精力来干。那时的大学生学问根基相当好，经我一鼓励，进步快极了，本来只能写一两千字短文的渐渐伸展到一两万字了。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后来一期竟超出10万字了。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有“内蒙自治运动”，主其事的是乌兰察布盟的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因为他的爵是亲王，所以简称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黄绍竑去宣慰，报纸上大量登载这事，使我们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灵庙一见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们竟找到一个机会直赴百灵庙，和德王及其幕僚谈了三天，才知道边疆问题的严重。边疆本无问题，问题之起都是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德王的帐房里放了很多部创业英雄的传记，他的汉话说得很好，可是对我们做公开讲话时必说蒙语而令人翻译，足知其有满怀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没有力量，要站起来时只有依附帝国主义。他的幕僚对我们讲：“自从黄部长到这里巡视，中央允许我们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规定月给经费三万元；到现在半年了，分文不给，催索不寄。现在会中职员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却时常来说：‘你们如果肯倒向我们这边，一定给你们每月30万元。’我们没有答应，因为知道倒向他们之后，一时虽好，而终究要吃亏的，朝鲜就是先例。” ⋙1937年3月，顾颉刚与禹贡学会同仁在一起。 我们对于他们的处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见何应钦，请他从速发款，哪知款尚未发，而为自治会训练保安警察的韩凤麟已在北平寓中给军统特务抓去杀死了。这使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对于边疆毫无办法，毫无信用，只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断定德王的必变。边疆人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们倒过去，岂不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我看到这种情形，痛心极了，心想蒙古如此，他处不知，若干年后，不是把边疆送光了吗？于是就在《禹贡》半月刊里讨论起边疆问题来，也讨论起民族史和文化史来。我们接连出了《东北》、《察绥》、《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专号。绥远，因为交通便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调查》专号，做最翔实的报告。 张国淦先生是地方志的专家，自己搜集了一两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图书馆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数百万言的《中国地方志考》。他看了我们的半月刊，引为同调，把他从前办的培德学校的基地捐给学会，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红罗厂，从此本会有了正式的会所。可是有了正式会所之后就要一笔开销，他替我们计划向政府请款。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他从前做地质调查所所长时，张先生做农商总长，曾给以极大的方便，使得调查所的工作迅速开展，禹贡学会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边疆地理的机关，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义加以扶助，所以张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到南京去见他。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书长任内每月必有余款缴还国库，所以他见了我，竟不考虑地拒绝，只说：“求人不如求己，你们自己去想法罢！”张先生还有几封信，也得同样的结果。我没有办法，就去见朱家骅，请他想法。他说：“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好在你们讲的是边疆，而中英庚款董事会正要办边疆教育，你回去备一个正式信来请求补助，我在董事会开会的时候，替你们提出讨论。”我听他的话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会通过在一年度内给我们1.5万元的补助费。我们学会的工作从此有了正常的发展，有了专任的研究员，发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实的学术贡献。可是好景不长，到下一年董事会讨论补助费时，就有南京一班中学教员前去包围说：“禹贡学会可以补助，为什么我们不能补助！”整整闹了一天，董事会只得决议，禹贡学会停止补助。事后打听，才知道这班中学教员是张其昀所策动的，他本办有《方志》月刊，历史较《禹贡》久，成绩没《禹贡》好，所以他一定要击倒了我们的学会好让他称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人商谈西北教育的补助事宜，我也在内。“七七”事变后，我离开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设计，同行的有戴乐仁（英国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9月中，我们先后到了兰州。本来补助的区域定为绥、甘、宁、青四省；后来为了绥远沦陷，宁夏也近前线，缩小为甘、青两省。我在北平时因注意边疆问题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两期回教专号。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来的，往来越少，了解越难，所以外界人只觉得回教的神秘。我去和他们联络，他们起初觉得奇怪，后来熟了，就非常的亲密，凡由边地来到北平的教中领袖，差不多全由他们介绍而认识，禹贡学会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来。他们说：“我们所知道的汉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侮辱我们以猪为祖先的娄子匡，一个是好意扶助我们的顾颉刚。”因此我到西北之后，清真寺和伊斯兰学会、新疆同乡会都招待起来，而同去的几位先生，因为向来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延接，这未免使人有相形见绌的感觉。同样，我是做民众教育的，我要到农村里去调查，除了戴乐仁因为办合作事业有此兴趣之外，其他全要摇头。这也难怪，住惯现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骡车、吃削面，进最不洁净的茅厕，当然是处处不合的。所以在一两月之内，到了兰州和西宁两个省城，写了一篇设计报告之后，他们就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乘了飞机走了。我呢，以为要了解西北决不能单看省城，必须到外县，到边地去走一趟，才可有亲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设计，所以我不走。好在庚款会给我们的旅费还未用完，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他们走后我第一处到临洮。这是甘肃省里教育最发达的地方，有私人兴学的风气，有的教师为了家中生活有了维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经费虽少，而学校数目极多，男孩子都能读到高小毕业，可说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可是学校虽多而经费不足，设备不完，孩子进了学校只是读教科书，教师也没有参考材料，等于从前的私塾，所以我觉得应当在那里办一“小学教员讲习会”，使他们得到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我就约了兰州的许多专家到临洮，就寒假里讲习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常识之外，还讲些农田水利、农村卫生、合作事业及抗战期内需要的国防教育，扩大他们的知识圈，并激发他们对于时代的认识。临洮一办，渭源人就来要求了，说：“为什么单是我们的邻县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讲了一星期。到了渭源，才知道他们教育上的大问题是师资不足，因为这个县在万山丛中，交通不便，生产寡少，不但本县没有适当的师资，连到外县去请教员也请不到，所以我就在那边办了一个“师范讲习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学教员。又为西北地区蒙、藏、回、汉诸族杂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闹麻烦，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时间就斫杀一次，要了解这些事实，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又到康乐、岷县、临潭、卓尼、夏河、和政、宁定等县走了一周，我明白了这问题的中心症结，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间的情形，心胸无从开广，以致只记得近邻的恩怨，而又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尽人怀着疑惧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就猜想是对方的攻击，于是寻雠生衅，星火化为燎原。要改变他们这种心理，当然以发展交通为最要，和他配合的应是社会教育，因为蒙、回、藏民认识汉文的很少，而又胶执于宗教的成见，以为要他们的子弟进学校读书就是强迫他们信仰“汉教”，而消灭他们的回教和喇嘛教。为潜移默化计，办学校不如办社会教育，因为戏剧、电影、广播总是他们所喜欢接受的，医药也是他们十分需要的，我们应当采取外国传教士的方式，用这种东西去接近他们，使他们从我们这里得一点好处和快感，因而引导他们和各种的现代文化相接触，让他们自动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尔后我们再替他们代办学校，这样，效果固然迟后一点，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我在临洮时，曾在省城里借到一架电影机放映过一回，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临洮是没有电影院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咧。临洮尚如此，何况边区，所以这个效果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机，寺院的门口就贴着藏文的抗战新闻；有一个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会唱《毛毛雨》等广播的歌曲。西北防疫处在拉卜愣设了一个工作站，连活佛也去打针；有一个番民积着现洋50元，为了家人生病，他把这笔钱送到寺里，请喇嘛唪经消灾，然而病没有好，待工作站设立，一医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里，要求还给他钱，这证明他的信仰已为现代文化所改变了。信仰尚可以改变，生活的改变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待到生活改变，汉、蒙、回、藏的人民齐向现代文化走去，再有什么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么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临洮。 在甘肃跑了一年，我认识了各地方的实际需要，就拟出一个最具体的补助教育计划。我以为在甘肃办教育应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较便利，地方比较富庶，只要省城里的中高级教育办得好，外县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肃在山岳区里，出外既艰难，又因富源没有开发，人家多穷困，因此青年只能在本县上学，一定要本县有了中学，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县有了女子小学，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学教育。（那边人的礼教观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绝少男女同学的。）所以为甘肃青年计，应当逐县设计，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否则无论省城里点缀得天花乱坠，和全省青年还是不能发生关系的。为了针对这种情形加以补救，我拟了一个实验区的计划。不过这里的实验区和别省的实验区不同，别省选了一县做实验区，这一县实验好了，就可以推广到多少县，甘肃则应当设立许多种的实验区，或注重师范教育，或注重职业教育，或注重边疆教育，或注意社会教育，跟着调查的报告而定其推广的区域。例如，回教徒本来只读《可兰经》，不读汉文，现在感到时代的需要，也有读汉文的了，可是他们的阿訇不能教，又不愿请汉人做老师，于是在回、汉杂居的区域里，双方的儿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阂终没法打开，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急须开办“阿訇训练班”及“回民师范学校”，培养他们自己的师资。又如喇嘛教区域里，人民以为送小孩进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设立的新式学校往往被他们迫害，应当像我上面说的办社会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较开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过沿海诸省，深感不识汉文的不便，主张在寺里设半日学校，让小喇嘛半天读经，半天读汉文，这当然是该采取的办法。又甘肃天然富源极多，只是没有开发。例如陇西县，燃料贵极了，做一次饭，燃料价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许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饼，吃到十天以后已经酸坏，但还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里就有煤矿，倘使政府能替他们开发，同时创办一个采矿职业学校，培养一班开矿的技术人才，则将来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岂不大好。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办制革学校和纺织学校；有满山繁殖的马莲草，就可办造纸学校；有玻璃砂，就可办制造玻璃学校；有当归等药物，就可办药物学校。又甘肃本来木材甚多，因为多少年来只砍不种，以致燃料大成问题，只有蒙、藏区里因为烧牛马粪的缘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县里，应当设林业学校，从事栽培。又甘肃蒙、藏人富而回、汉人穷，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汉人耕田，寒期既较久，只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农产物全部打坏，一年收成因此无望；应当在回、汉人区内奖励畜牧，设立畜牧学校，改若干山田为牧场，使得他们可以避免天灾的损害。能够这样，生产和教育合而为一，教育有了生产的后盾，那就只有繁荣，不会衰落。甘肃如此，推广到绥、宁、青、新，不是整个西北都变变样子吗？这篇报告书寄到庚款会，杭立武复信说我“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没有采用；他仍用了他们几位的计划，在兰州办一个“科学教育馆”，在西宁办一所“湟川中学”。他所以这样对我，就是葛武棨在外边攻击我，而某君在里边攻击我，我的内忧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农村，使我对于帝国主义的狞狰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些。基督教在西北传教本来是极困难的，因为那边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断不会信基督教，他们所能拉拢的几个教友只限于汉人。但是到西北的外国传教士则处处有之，在边地里没有汉人的地方也都有他们的工作站。他们到西北来是当做终生职业的，有的已来了三四十年，说的话完全和当地人一样，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条小辫同番女一样。他们不求传教，唯做联络，向当地人民挨家送礼：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搅得非常融合。他们替番民照相，拣鼻子较高，眼睛较深的，取出来给众人看，说：“你们瞧，你们不是和我们同种吗！你们本来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国来的，咱们是一家人！现在中国政府欺侮你们，我们来帮你们抵抗！”于是许多的枪械从印度输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边沿，所以边民家家有枪弹，他们也常常拿来供部落间的打仗。这些传教士的工作站里大都有无线电，向国外通报。我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的龚瑾家看到一张地图，名为The Map of Great Tibet ，把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这是他在一个传教士旅行中遗忘了的东西里捡出来的。我看了这种东西，心想：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因此在离开甘肃之后，常把这些见闻告给人家，以为外国传教士应尽数驱逐出去。可是政府的高级人员总觉得这事的关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彻底地干。我只有常向人家说：“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有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来呢！” 为了对于边疆问题排解不开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谋划，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后，就在《益世报》上编了一个《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我曾在这刊物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一篇文字，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如满族，在没有入关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入关后就接受了汉文化而成为汉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如蒙族，现在固然还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缘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为藏文化集团的一员了。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处来的，但大部分则是西北各省的汉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只该称为回文化集团。 ⋙1938年2月，顾颉刚等人在甘肃渭源。 这三种文化，汉文化是自创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个中国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个文化集团，不受限制。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到西北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城镇满峙着颓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决”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文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这文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创办“中国边疆学会”。适值马鹤天（今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在陕西、黄奋生（今在西北大学边政系）在重庆，各不相谋，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社会部通知三方面，说你们三个会性质既同，名又不异，应当合并起来；我们就照办了，以重庆的一个为总会，陕西、四川为分会。会员共有六百余人，凡边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对于边疆有研究的都网罗在内。其后云南、西康、甘肃诸省也都设有分会。分会有《边疆周刊》，总会有《边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现。只是币值日跌，捐来的款无济于事，各会员又为生活压得喘不出气，无心研究，加以轰炸严重，图书疏散，收集参考材料极端困难，要组织旅行团更谈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来，直到去年就只得听其死亡了。 我怎样厌倦了教育界 从前人讲韩信的故事，说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大可说明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北大自从蔡先生做了校长，引导学生自由思想并做社会活动，积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北大就一跃而成为全国政治和文化的领导者。因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里面。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假使单是这样，还不妨事，而无如“法日派”的后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李氏前在法国办进德会，办勤工俭学团，办中法大学，蔡先生无不与之合作，他回国后蔡先生又请他到北大来教授生物学，我想蔡先生决不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以后，蔡先生声望委实太高，在全国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教主，也许李氏为了这点而吃醋。李氏是法国留学的前辈，他在北大里当然成了“法日派”的领袖，但他不大出面，而专是利用别人来替他干。他当时办有中法大学，又办有孔德学校，适值北京政府积欠学校薪水，北大同仁无法存活的时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学校里，所以他的势力就逐渐大起来。他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尔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尔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 当时“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两种刊物——“英美派”是《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法日派”是《语丝》和《京报副刊》——老是相对地骂。有许多事，只有北大里知道，外边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这种骂人的轻薄口吻却是传播出去，成为写文章的技术了。我在当时，深不愿参加他们的阵营，但因师友间都是极熟的人，来邀请时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问题短篇考证送去登载。我既非英、美留学，也非法、日留学，我的地位本来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对付他们岂不很好。但问题又来了，我的上司并不愿意我超然。当时北大有“三沈”、“二马”之号：“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兄弟。他们结成一个团体，成为“法日派”的中坚，鲁迅、周作人所以常写骂人文章就是由他们刺激的。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划，所以他的绰号是“鬼谷子”。当陈独秀办《新青年》时，他本来也是写文章的一个，他的新诗很有名，但他看着陈、胡的势力日涨，安徽人压倒浙江人（“三沈”、“二马”均浙江籍），总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发动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长直接管各系，这案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不得不去职了。因为他能策划，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学校，后来又主持中法庚款。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这笔钱我后来已还清），那时派给我的职务是图书馆编目。后来国学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调到研究所。这一调固然更适于我的读书，可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我的厄运就此开头了！胡先生写了文章交给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来，沈先生就发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为什么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实，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员，而且是研究生的导师。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开印刷厂的，为了发展业务，邀请北大教授编纂教科书，借研究所地方开一次商讨会，为了派别关系，当然不通知胡先生。可是，胡先生是一个欢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听了这消息，就打电话给沈先生说：“你们开会编教科书，为什么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嘱咐颉刚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记了吧？”这样一来，这责任就落到我的头上，好像顾颉刚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党见似的。我的为人只能行其心之所安，宁可两面不讨好，不愿两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渐渐疏远起了，他当然对我很不高兴。自张作霖入关，传说开出的黑名单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会上露些头角的人都在内。适会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学院长，并请他筹备国学研究所，于是他请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实这两个机关，而风潮以起。 厦大在那时是陈嘉庚独资创办的。他的橡皮生意好学校就可发展，生意坏就须紧缩。闽南一带大都做南洋的商业，很少人从事文化工作，他觅到一位林文庆博士，是学法律的，请他做校长。可是这位校长从小在外国，到这时年已六十余，不懂得汉文，一切汉文文件均由秘书兼理学院长刘树杞代看，因此刘氏成了实际上的校长。这个学校是行独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林玉堂在北大里呼吸自由空气惯了，回到家乡，只觉得和这位校长和这位秘书格格不入。北大里有光荣的历史，为全国所瞩目，当然出来的人不免趾高气扬一点。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已经相持不下。林玉堂一心要把刘树杞打倒，可是你越攻击他，林文庆就越相信他。不久林文庆就宣布“陈嘉庚先生因为橡皮落价，要把国学研究所经费大量缩减”。 ⋙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林语堂等人与萧伯纳在一起。 顾颉刚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他的过不去。 那时林玉堂从北大请去的人，沈兼士是国学研究所主任，鲁迅、张星烺和我是研究员。文学院里有潘家洵、陈万里、孙伏园、罗常培、容肇祖等。鲁迅在北京是骂惯人的，到了厦门，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骂林文庆和刘树杞，并写文章在上海报上发表，好像林文庆的坏足和杨荫榆、章士钊鼎足而三。有一次校长请客，席间，他说：“厦门尽多有钱人，眼看厦大经济困难，一些也不肯帮助。如果有一个人肯出一个铜子，我们就请他当董事！”鲁迅就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挖出两毛钱，递给校长，说：“我捐两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鲁迅捐出两毛。这一回，这位校长真下不了台了，这个宴会就不欢而散，学校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 就在这时，鲁迅和沈兼士就横生枝节，攻击到我的身上。沈先生对于我的不满意，上面已说到；鲁迅则因我在《语丝》、《现代评论》几种刊物上都写文章，久已嫌我为“骑墙派”。这时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乡青年程憬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厦大里找一个助教职位，这位青年也真冒失，没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厦门，我非替他加紧进行不可，鲁迅就说我“要在厦大里造成一个胡适之派”；继而又说：“厦大里胡适之派攻击鲁迅派”；继而又说：“顾颉刚是研究系”（研究系是宪政研究会的简称，在那时研究系是反对国民党的）。有一个学生质问他：“你说他是研究系，有什么论据呢？”他盛气地答道：“这要什么论据，我说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这位学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顾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罢！”学校当局为了减低风潮计，看鲁迅们攻击我了，就来拉拢我，说：“即使研究所停办，你和张星烺两位千万不要走！”当局一用这分化手段，更像我联络了学校来攻击“鲁迅派”了。那时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极点。到今二十余年，想着还是心悸。 厦大的风潮消息传了出去，广州中山大学的委员会只知厦大闹风潮而不知道鲁迅和我的纠纷，决议延聘鲁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适值孙伏园到粤参观，校中就把两份聘书交给他转，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的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鲁迅既走，风潮更难收拾，学校长期停课。我那时彷徨得很，心想：鲁迅虽对我攻击，北大出来的团体还是团体，我为顾全团体的名誉计，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时候不该不走；可是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我走向哪里去呢？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 论理，鲁迅在厦大里已经这般攻击我了，现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但我如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我第一天到了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学校里为他罢了三天课。可是我的成绩也为学生所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逼我走。学校当局起来调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苏、杭一带购书，一方面也批准了鲁迅的辞职书。 ⋙顾颉刚和中山大学的同仁在一起。 顾颉刚被聘到中山大学，适鲁迅在那里。顾颉刚第一天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了，就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课了。 当我在杭州买书的时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里面附了一张《武汉日报》的副刊，这副刊是孙伏园编的，所以登载着鲁迅给孙伏园的一封信。上面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我在厦门时，他说我是“研究系”，不过骂我参加了国民党的敌党；这次竟把“攻击民党”算做我的罪状，而那时的民党除了国民党外更无别的，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加我以反对国民党的罪，而且登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是不是要致我于死地？这未免太狠毒了。所以我就给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个黑白。他究竟没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证据，所以我秋间到广州时，他已离开了那里。 在中山大学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离开（见前），但为了北大老同学的攻击，竟没有进成。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则已，做便拼命干，所以必然有些成绩，一有成绩大家便侧目而视，以为我喜出风头，有意压倒别人。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学系主任，又兼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又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经不胜其忙；而我又为奖进青年，提倡研究的风气，出了三种周刊、二种丛书，新书接叠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里冒火，说：“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尝阻止别人的努力，你们有学问、有力量，为什么不用出来呢？第二，那时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毕业的，尽有民初及民七、民八毕业的，他们自视为前辈，然而风头出不起来，仿佛他们所以不出风头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学越攻击得厉害，正合于谚语所谓“熟皂隶打重板子”。第三，学生对我的奖进扶掖极愿接受，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作的文章词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一个大学生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也尽够入学问之门了。那时有一个最喜欢打扮的女生，教师们以为没有法子训练的，在我的指导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说是奇迹。所以我的离开中大，许多学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个学生竟休了学而随我北行了。可是学生越对我好，同事们就越对我吃醋。直到现在，中大同学想起那时还觉得是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不知道有一个为了创造这“黄金时代”而受了无数的明枪暗箭，以致遍体鳞伤的人。 进了燕京大学，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不担负行政责任，起初几年很好。但一做了民众教育的工作，学生自然来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多。一经学生的拥护，事情既忙，学校当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时候为要对付教员及学生就要拉我出面。例如“郑振铎解聘事件”，本来是吴雷川校长的意思，因为他作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错误太多，给国文系学生吴世昌揭发出来，登在报上，妨了校誉，所以要辞掉他。又因国文系教授马季明上课敷衍，闻宥和郑振铎积不相能，形势汹汹，工作停顿，要把三个人同时去掉，组织一个“国文系审议委员会”处理此事，我既非文学院长，又非国文系教授，关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头上，使人疑心我排挤振铎。历史系主任洪煨莲本来是极意拉拢我的，自有此事，因为郑振铎是他的同乡，马季明是他的死党，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对我攻击。我为了研究《尚书》，先编《尚书文字合编》、《尚书通检》、《尚书学讨论集》数种，向哈佛—燕京学社请款美金2000元。《尚书通检》已出版，《尚书文字合编》刻成了十分之八，《尚书学讨论集》已抄数百篇，也印出一部分。抗战既起，我离开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燕京社的总干事G. Elisseeff处，说我拿钱不做事，这位总干事就给我来信，要我退还这笔钱。在抗战时期币值大跌的时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吗？我还了一封信去，说：“请你查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是不是有我编印的《尚书通检》和《尚书学讨论集》？还请打听北平文楷斋刻字铺，是不是刻了《尚书文字合编》？”这信去后就没有事了。但这种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说到这里，又要提起那位处心积虑攻击我的老同学罗常培。他是民八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办的是《新潮》，他办的是《国故》，这个《国故》是走黄季刚路线的，两种杂志代表了国文系的新、旧两种思想。当我到厦门时，他就嘱我介绍进厦大。我到中大时，他又嘱我介绍进中大。中大的文学院长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绍了。他说：“罗常培是《国故》派，我不要！”我说：“他的思想是另一问题，他的音韵学确实不错，你就聘了他罢！”结果，他的事情成功了。可是他进了中大之后，尽在傅氏面前破坏我，我们十余年的友谊完全毁了。后来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课，有一次胡先生召开风谣学会，写上我的名字，他就说：“顾颉刚不是北大的人，为什么写他上去？”后来我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他在西南联大任教，联大的学生有来听我课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论学问的，他就斥责学生道：“顾颉刚不是联大的教授，你为什么和他往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哀婉的信给我，说：“并不是我们疏远了你，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没有自由的。”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由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到成都，他是齐大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罗常培等的气，慨然应允。我的意思，在抗战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敌伪，就在齐大歇脚；待到抗战结束，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离开齐大，把研究所交张维华接办。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齐大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络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他在中学读书时，为了闹风潮被开除，当了十年的小学教员。但因他实在用功，课余常写文章，所以为中学校长所知，升任了中学教员。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我还到家乡，他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给我看，我想不到一个中学教员能有这样的成就，就把他介绍到燕大做讲师。过了一年，北大要请一位中国通史的教员，我又把他荐去。他是自学进修的人，有这样成功当然值得骄傲。但在北平的环境里，究竟专家多，要骄傲也谈何容易，所以他还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后来流亡到昆明，因为他孤高，所以也为罗常培所排挤，他就搬出了联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课时乘火车来。我为他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绍他到齐大。但成都的空气和北平大不相同，那边是有三四百种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个人时总喜欢捧他做教主。钱穆能言善辩，在华西坝上课时，不但齐大学生来听，其他各大学的学生也来听，城里许多中学教员也来听，以至课堂容不下，每次上课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的社会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我到了重庆，而和国民党发生了些关系。 在现在时代，人家看了我这章文字，不免要说：“你有了这样的社会地位，又有学生做后盾，你怕他们什么！人家给你打击，你也以拳还拳好了，何必这样处处退让，让他们高兴！这真是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的表现！”但我之所以这样，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如果我和人家斗争，固然未必失败，但这块地盘到手之后，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从此我只能终老在这块地盘上，成了一个正式的“学阀”，研究工作就永远无望了。现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总是轻松的，只要有适当的环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脑力劳动，实现多年期望的生产计划，岂不更好。 我怎样脱离了国民党 在我年轻时，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是唯一有办法、有希望的政党。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灵在社稷坛，我去瞻仰他的遗容，又读了他的《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到极度。国民革命后，我第一次看见做纪念周，感动得流泪，心想从此中国得救了。可是在那时我已走上了研究学问之路，我自省没有政治才，我不愿参加政党，所以有人拉我进党时我都拒绝。到了中山大学，党费是在每月薪金里扣除的，然而并不做党员。 1936年，我为办民众读物，到南京捐款。那时政府正讳言抗日，一班官员，自然奉命唯谨，所以捐不到多少钱。只有朱家骅说：“这件事情可以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是极重要的一件事。由你出来做，更好。我可以在中央党部里替你弄些钱，只是有一桩，你须得入党，否则以党内的钱供党外人花是说不过去的。”我为要事业成功，不惜牺牲了平昔的主张，就答应了。为了我已有社会地位，所以不曾经过预备党员这个阶段，立刻做了正式党员。这是我入国民党的一幕。可是我虽入了党，始终没有参加过区党部的集会。 在这里，我应当说明朱氏和我的关系。当民国初年，北大设有预科，分甲、乙两部：甲部是准备学文科和法科的，读英、法两种文字；乙部是准备学理科和工科的，读英、德两种文字。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预科讲师，那时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识。后来他留德归来，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其时我在国学研究所工作，难得见面。不过那时我发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