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魏晋南北朝史 [book_author]王仲荦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历史传记,史学,完结 [book_length]748113 [book_dec]记述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专著。王仲荦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本书系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之《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全书上下两册,共12章,78万余字。第1、2章论述三国西晋初期的历史,分别论述了东汉灭亡与三国兴衰;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与西晋的占田法、太康之治。第3章论述西晋的暂时统一及其崩溃。第4章论述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第5章论述东晋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第6章论述南北朝的政治与经济,主要包括宋齐梁陈的更替与侯景之乱,南朝自耕农的衰颓与军事力量的衰落;南方的民族融和,江南经济的发展。第7章北朝的政治与经济,以北魏的政治经济发展为主,分别论述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历史发展。第8、9章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境各族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第10—12章分别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书后附有魏晋南北朝大事年表。本书是迄今较为完备、系统的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全书文笔流畅,史料丰富,论列严谨,被史学界推崇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必读的入门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具有较大影响。 [book_img]Z_7203.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序言 我从1952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同时开始编写一部讲义，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一部断代史。它的上册在1961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册也已经定稿，1966年将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暂时停止排印。 1976年冬，摧残科学事业的“四人帮”粉碎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来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并且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册。我觉得很为难。因为这部书是在1952年着手编写的，实际已经经历了二十五个年头。我这部书，外界对它可谓毁誉参半；而在二十五年内，历史学界对有关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势必大加修订。于是我征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决意抽出两三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决定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先挤出一年左右的时间，补充修订了这部《魏晋南北朝史》；如果健康许可，再准备挤出一两年时间，写定《隋唐五代史》。 编写魏晋南北朝史，首先要接触到的是古史分期问题。而我是主张魏晋封建论者，与主张其他各种说法的同志的意见难以统一起来。我在讲授这门课程时，为了避免造成教学上的混乱，尽量不去触及这个问题。好在奴隶社会的下限，国内只有三派，而不管哪一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农奴——部曲佃客制这一加强过程，是谁都没有否认或加以抹杀的，所以本书开头就没有把奴隶社会的下限问题作为重点来阐述。当然，要把每个人的古史分期主张完全撇在一边，来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是有困难的。我在这里只是略而不谈，有些地方仍然会表现出自己所持的看法，这也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吧。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族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依附农民——部曲、佃客。这种封建关系的形成，隶属性被极度强化，但劳动者和土地的结合，缓和了两汉以来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时候的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只是作为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补充形态出现的，它们得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约。关于世家大族这个名称，有不少同志认为不如用门阀士族好。我认为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其实是同义语。世家这个名称，可能会和春秋时代的“世卿”、“世禄”混淆，其实是能够区别开来的，春秋时代的“世家”，如淳释为“世世有禄秩家”（《史记·平准书》集解引），我认为这样解释是比较确当的。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就是士族。《新唐书·杜羔传》：“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可见世家和士族本来是同义语。“士”“仕”本来是一个字，仕族用古义称士族，而士族二字骤看起来，好像带有书香子弟的味道。东晋、南朝的琅邪王羲之、王融，陈郡谢灵运、谢朓，南阳庾信，琅邪颜之推，他们才华不世出，称之为士族倒可以；至如北朝的赵郡李元忠、勃海高昂，这些带有土豪气息，没有一点书香余韵的，称之为士族，真是不相称。所以仍用世家来称呼他们。大族见《三国志·吴志·陆逊传》：“世江东大族。”《北史·宋弁传》：“高门大族。”门阀见《北史·辛术传》：“管库〔寒人〕必擢，门阀不遗。”《新唐书·薛登传》：“魏取放达，晋先门阀。”门阀和大族虽然不是同义语，但也很接近，只是从字面上看来，门阀的门第更高峻一些，一般世家大族有时还不能企及，因此就采用大族这一个名词了。本书有时出现世族这个名词，这是根据《晋书·外戚传》：“庾亮世族羽仪。”《宋书·恩幸传》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把世家大族一词简化一下，就成为世族这个名词了。当然拙著里有时也用门阀士族这个名称，偶或用之，应当也是允许的。 还有一个问题得谈一谈。我是把西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书社制看作农村公社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就是说在当时有两种基本经济结构存在，即既存在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度，也还残存着原始社会遗留下的农村公社制度。到了魏晋南北朝，西晋的占田制，北朝和唐代的均田制，实际又是封建社会前期，地主经济已经占统治地位下再度建立起来的村社残存形态。到了唐中叶，均田制破坏，两税法实施，我国村社的残余形态才基本结束，后来只有实行连坐法的保甲制度还残存下来罢了。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它的中期和后期了。 江南的地方经济，在两汉以前是不算十分发展的。历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农民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侯景乱梁和隋文帝灭陈，江南地方经济一度出现停滞迹象，到了唐代中后期，全国经济的布局，又数“扬一益二”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宋时期，明清时期，江南地方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所以江南成为我国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关于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用较大的篇幅来描述它，我想这是有必要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经历了民族融合这个过程。只有通过这个过程，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吸收了新鲜的血液，才会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各族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相互联合和融合是主流，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此同时，对于当时各族统治者或政权（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我们也要用一定的篇幅来加以叙述，指出这些斗争的阶级实质，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不同性质。初稿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采用的胡汉分治政策或胡汉不分治政策，注意得不够，这次也作了一定的补充。初稿对石勒、姚兴等少数民族上层分子，有肯定不够之处，这次定稿时也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长时期的剧烈的战争中，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军事统帅，他们指挥战争的艺术，一直到今天，还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一次修改时，也补充了不少军事史方面的内容。这里着重说一说《尚书·仲虺之诰》里提出的“取乱侮亡”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内部安定团结的话，无论敌人势力怎样强大，也不见得会被消灭掉。十六国时期，前赵进攻前凉，前赵主刘曜有二十八万军队，“列营百余里，金鼓之声动地，河水为沸”。前凉张茂虽然只有几万军队，但内部和睦，使敌无隙可乘。后来后赵主石虎也动员了十多万军队进攻前凉，还是攻不下来。相反，兵力虽然强大，如果内部充满矛盾，像前秦主苻坚统率八十七万人大举南下，同只有八万人的晋兵会战于淝水，也会一败涂地。刘裕北伐的兵员并不比后秦多，只是趁着后秦姚氏众叛亲离之际，“取乱侮亡”，终于攻下长安，灭掉后秦。所以，只要自己内部安定团结，别人就不敢轻易欺侮，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例子还很多。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好好记取。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匈奴、羯、氐、羌、鲜卑等部族已经融合到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里去了。此外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些部族，如东北的夫馀、沃沮、勿吉、室韦、库莫奚、契丹各族，西北的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诸城邦，西边的吐谷浑、附国、女国、邓至、宕昌、党项各部落，西南的东爨、西爨各部落，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活动，在我的初稿中，都没有涉及，这次都加以补写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四邻的友好往来，也是非常频繁的。东方和海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北方和柔然、高车、突厥，西北和大月氏、哒、波斯、粟特、大秦以及五天竺国家，东南和占婆、扶南、狼牙修、诃罗单、盘盘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拙著《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里，都不曾提到，这次稽考《吴时外国传》、《梁书·诸夷传》和北朝诸史，加以补写。我个人有一种愿望，希图使中国古代中世纪历史能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也想说明3—6世纪的东方各国，并不像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那样，还都处于蒙昧落后状态，其实它们是有较高的文化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来频繁，包括派遣使节进行访问和开展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友好关系是值得加以阐扬的。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本人也曾受到过这个看法的影响。后来学习了世界历史，逐渐改变了这个看法。是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技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上的成就，为以后唐宋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本书文化部分占了全书十二章中的三章之多，几乎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当然，由于我的水平低，这部分内容不但还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来作一般性叙述，写来也浮光掠影，不够深入，这是应该向阅者致以歉意的。 本书从动笔到这一次改定为《魏晋南北朝史》，前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详略既不得当，前后又难免有不能照应和互相重复的地方，尤其本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够，观点、方法都存在很多问题，希望历史学界的同志们，严予批评，如果我有第二次修改的机会，我一定遵循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再作修改。 本书在编写之初，得到山东大学历史系童书业教授的帮助很大，他虽然不是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但帮助我把这部书的架子搭了起来。我们是上下楼的邻居，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他都卧病在家，时时过从，就共同讨论了大家对之都有兴趣的意见。可惜书业同志逝世已十年，这次改写时，就无法向他请教了。写到这里不禁为之泫然。这个改写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林烨卿同志予以细致的审校，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书中所附的历史地图，是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刘思源、陈伟庆同志审核绘制的，在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1979年5月，王仲荦写定于济南山东大学南园之华山馆 [book_chapter]第一章　三国分立 [book_title]第一节 东汉王朝的崩溃 东汉统治的危机　在整个两汉时期，社会经济危机主要是由春秋战国以来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的集中、奴隶使用数目的增加、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的衰颓、流民的大量出现这些现象来构成的。 春秋以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因此，青铜器只是慢慢地消灭的。“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同上），不但铁犁、铁斧等普遍使用于农业方面，使农业生产有着显著的提高，就是手工业方面，有了坚牢而锐利的铁器以后，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手工业，结果，有些手工业从农业中开始分离出来。手工业之离开农业而分立，促使交换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就保证了商品生产出现的可能性。商业城市，也在王侯的营垒基址上发展了起来，如赵之邯郸，齐之临淄，周之洛阳，楚之郢都、寿春，宋之定陶，逐渐成为经济中心，成为手工业、商业、高利贷的荟萃之地。商品生产和国内市场的增长，还可以从金属日益起着货币作用这一方面推断出来。这时，不但金银的行用渐广，而且还铸造了大量青铜币。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出现新的经济力量，握有这种力量的就是商人。尤其是富商大贾，挟其压倒小生产者的经济势力，走向统治政权。随着商人的较多出现，也就产生了高利贷。商人和高利贷者奴役着小生产者，《史记·货殖列传》所谓“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汉书·货殖传》所谓“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就是指这种情况的发生而说的。 土地既然可以自由买卖，小农经济的不稳固，必然引起有向高利贷者借款的必要，于是抵押土地、因欠债而转让土地和农民破产等现象开始增多起来，所谓“秦为无道……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书·王莽传》），“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汉书·食货志》载贾谊语），正是这些现象的最好说明。 当然，小农经济分化的原因，绝不能只归之于商品货币的发展。马克思曾说过：“前人总是把亚细亚的、古代的、中世纪的商业的范围和意义，估计得过低；与此相反，异常地把它估计得过高，又已经成为时髦了。”（《资本论》，第3卷，第411页）在秦、汉时代，对小生产者的破产起了巨大作用的，是超经济的强制、战争和国家捐税的负担，所谓秦“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书·食货志》）。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大土地占有者的发展过程中，在战争、捐税和高利贷的负担下，迅速地破产，而商品货币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和加速了这一过程。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后在朝廷“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有利条件下，内外贸易获得长足的发展。富商大贾的势力，“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他们不是“积贮倍息”，便是“坐列（市中卖物行）贩卖”（《汉书·食货志》）。最能发大财的要算盐、铁大商人了。蜀卓氏以铁冶富；程郑以铁冶富；宛孔氏用铁冶为业，家致数千金；鲁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刁间使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齐之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铁商人孔仅，皆致产累千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开采铁矿，需要使用大量的奴隶劳动，故卓氏有僮八百人，程郑亦有数百人。除了奴隶以外，由于小农在继续分化，被抛出农村的农民也投向矿场盐亭。《盐铁论·复古篇》所谓“豪强大家，得筦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放流人民”决不是指奴隶，而是指抛出农村的农民而言的。 汉专制主义统治政权的剥削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村的小生产者。汉政府一方面奴役和压榨小生产者，但另一方面，又必然设法使这一小生产者阶层继续广泛存在。因此它不喜欢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所起的促进大一统局面的作用，而担心于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后促使农村经济两极化——在一极上急速地进行着农民破产与沦落，在另一极上进行着土地以及财富的集积。小生产者是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他们在生产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从军”（《汉书·冯唐传》），可见当兵的是他们；“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汉书·食货志》），可见从事耕织和负担租赋的也是他们。倘使小生产者阶层日益破产，会使“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的事业陷入瘫痪状态。 汉政府为了压制商人经济势力的无限制发展起见，对商业活动曾经采取了敌视和钳制的步骤，可是却获得“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后果。当时的“富商大贾或财役贫”，使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汉书·食货志》）。这样，到了汉武帝元狩、元鼎之际（公元前119—前115年），除采取算缗、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外，并且厉行了盐、铁等统制专卖政策，这样一来，可以说沉重地打击了商人的商业活动。商人看到重要生产事业既已收归官营，使他们无法插手，虽然有一小部分大商人为统治政权所吸收，造成了当时所谓的“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的现象，但是绝大部分商人却被摒于统治政权之外，于是他们也就掉转头来，把商业和高利贷向农村猖狂进攻，最后集中于土地的收买。如西汉末，湖阳樊重，世好货殖，他自己又经营高利贷，“其所假贷人间数百万”（《太平御览》卷598引《东观汉记》），以后“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这不是商业、高利贷、土地三位一体独特地结合起来的最好例证吗? 东汉一代，盐、铁的禁令弛禁无常，商人自然也很慎重，不肯贸然地去经营它。盐、铁事业，商人既不肯插手，至于其他重要手工业如纺织业，又始终和农业结合在一起，这样，东汉的商业终于也转化为高利贷，向土地投资。到东汉末年，荀悦《除田租论》所谓“今豪民占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仲长统《昌言·理乱篇》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损益篇》所谓“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就是这种景况的写照，社会危机更是严重[1]。 在两汉整个时期里，大土地占有者——贵族官僚霸占了任何一个平民有权租入的土地。如西汉成帝时，红阳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汉书·孙宝传》）；哀帝时“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汉书·王嘉传》）。此外，大土地占有者又不择手段地夺取农民的土地，如西汉宣帝时，阴子方“田有七百余顷”（《后汉书·阴识传》）；成帝时，张禹“买田至四百顷”（《汉书·张禹传》），樊重“广开田土三百余顷”；东汉时，济南王刘康有“私田八百顷”（《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郑泰“有田四百顷”（《后汉书·郑泰传》），中常侍侯览“前后请夺人……田百一十八顷”（《后汉书·宦者侯览传》），大土地占有者的发展，是建立在无数小农失去土地的基础之上的。 小生产者在货币商品关系的发展之后，在大土地占有者土地集中的过程之中，在政府的租赋剥削和意外灾害的袭击之下，迅速地破产了。破产的农民，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者，他们因负债累累而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往往因种地不能谋生，而且有时还因为有了土地反要肩负整个战争重担和巨额捐税，所以甚至自己主动地抛弃了土地。西汉从武帝以下，一直到东汉统治最后崩溃为止，农民被抛掷出土地的现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农民被抛掷出土地的问题，便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将农民破产流亡和政府争取控制农民的情况列表于后： 续表 续表 这些农民，既被抛掷于小农农村之外，无可抗拒地沦于依附农民的境遇，要进入新的隶属关系。但是这种新的依附关系，也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西汉以来已经萌芽的世家大族地主庄园，如樊重广开田土三百余顷，马援役属宾客数百家（详见第二章），在当时还刚开始发展，不可能充分吸收被抛掷出来的农民，使他们按照这种依附关系投入生产，这就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在社会上流荡，造成了王符《潜夫论·浮侈篇》里所说的“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严重程度。 破产流亡的农民，他们的境遇是极其悲惨的。他们在流亡途程中，往往赤裸着身体，啃着草根树皮——“裸行草食”（《后汉书·刘平传王望附传》）。这种悲惨的景象，是我们不难想象到的。东汉自安、顺二帝以后，农民抛出土地的现象发展到严重程度，阶级矛盾也极端尖锐化。破产而流亡的农民，不断举行起义，愈到东汉末期，规模愈大。 东汉安帝统治的十九年中，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四次；顺帝统治的十九年中，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十三次；冲、质两帝一共在位不满两年，农民起义却发生了四次；桓帝统治二十一年，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十四次；灵帝即位（公元168年），一直到公元180年，农民起义一共发生了六次。以上还不过是有史可稽的，至于规模较小、史书失载的农民起义，次数可能更多。参加起义的人数，也愈来愈多。在安、顺时代，不过数千人。到了桓帝时代，如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泰山、琅邪爆发了公孙举、劳丙领导的农民起义，人数已多达三万人（见《后汉书·桓帝纪》、《段颎传》、《赵彦传》）；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桂阳、苍梧、南海、南郡等地区爆发了卜阳、潘鸿、李研领导的农民起义，人数就多达十余万人了（见《后汉书·桓帝纪》，《度尚》、《陈球》诸传）。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庐江、江夏爆发了黄穰领导的农民起义，人数也多达十余万人（见《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到了公元184年，便总爆发为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终于摧毁了专制腐朽的东汉王朝，使它从此一蹶不振。 东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　东汉后期，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激化，统治集团内部士夫官僚与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激烈展开；而在地方上，由于要采用武力来镇压各族人民起义，州牧、郡守擅兵的割据条件也逐渐形成。 外戚、宦官的擅政，是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唯有在专制主义政权形式之下，皇帝的亲姻才能依缘着裙带关系，掌握国家大政；同时那些受过阉割的宦官们，才有进入宫廷侍候皇帝，从而操纵政权的可能。但是无论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当专制主义的全盛时期，他们都不可能扮演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只有当统治政权日趋腐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之际，即当统治集团上层不但恐惧农民起义，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自己的任何臣属百官也不敢十分相信的时候，外戚、宦官这时才成了统治政权里的主要角色。 东汉的外戚，都出身于开国时的将相功勋之后，如窦氏是光武时功臣窦融之后，邓氏是元勋邓禹之后，耿氏是耿况之后，梁氏是梁统之后。他们虽都出身于元勋贵族，但是他们的势力消长却是随着太后、皇帝的生死而转移的。即当新皇帝即位或取得实际政权后，就有新的外戚要进入政权，而旧的外戚由于和新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他们就不得不伴随着旧皇帝或太后的死去而面临失势的境地。不过旧外戚还会留恋权势而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新皇帝长大之后，为了要求还政于己，还须运用各方面的力量来铲除旧外戚的势力。可是皇帝生长于深宫之中，要想消灭久秉大政、威行内外的旧外戚，没有可能谋之于外廷群臣，这样，不得不谋之于宫廷中亲近的家奴——宦官。故东汉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杀外戚窦宪（公元92年），顺帝利用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外戚阎显（公元125年），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五人杀外戚梁冀（公元159年）。梁冀消灭之后，东汉王朝的统治大权，也就落入宦官集团的手里去了。 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是剥削人民霸占土地的能手。如外戚梁冀秉政十九年（公元141—159年），他搜刮四方资财，“充积藏室”，并封禁洛阳城西土地数十里，作为他的园苑，又强迫良民作奴婢，称为“自卖人”，有数千口之多。他失败自杀后，政府没收他的财产，合三十余万万钱，占东汉王朝全盛时期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强[2]。这三十余万万钱，还不包括房屋、园苑和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头上强取豪夺来的。 宦官的贪残横暴，比起外戚来更厉害。如宦官侯览“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后汉书·侯览传》）。“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为宦官张让等所霸占（见《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典略》）。他们甚至“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后汉书·侯览传》）。由于他们的亲属和党羽夺占州郡大半土地，使无数农民失去土地变成赤贫，甚至沦为“自卖人”，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展到全国范围的。 东汉统治阶级中“士夫”阶层是组成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骨干。这些士夫，他们往往先从师受经传或游学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太学，然后以经明行修应命征辟，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至卿相高位，逐渐形成为世家望族。尽管士夫地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王朝的统一起了一种瓦解的作用，但是士夫主观上是主张加强专制主义政权力量的。因为只有强有力的专制主义集权的中央政府才能限制外戚势力的无限发展，才能使他们本阶层前进的路上没有障碍。所以当外戚势力发展，渐渐有禄去王室之势的时候，士夫官僚是主张“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后汉书·李固传》）。如外戚窦宪势力膨胀时，涿郡崔骃、汝南袁安与之抗争；外戚耿宝、阎显势力膨胀时，弘农杨震与之抗争；外戚梁冀势力膨胀时，汉中李固、犍为张纲与之抗争。到了外戚势力压下去，宦官势力抬头，中央集权的体制更面临恶化，社会危机也更是严重，士夫官僚中一部分人和太学生们就投入了反宦官的斗争。由于一部分士夫官僚比较有统治经验，而三万多太学生，其中一部分比较接近下层，因此他们提出的对政治的改良要求，也尚能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以致引起了宦官集团的恐惧，终于酿成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公元166、169年两次党锢之祸几乎把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较有统治经验的所谓“清流”——士夫一网打尽，全部摒诸政权之外。 两次党锢之祸发生以后，一直到公元189年，前后二十三年间，可说是宦官势力的极盛时期。中央各官署概由宦官来担任令、丞，中官领禁兵，且成为“汉家故事”，不准有人怀疑。宦官的“父子兄弟”，不但“并据州郡”（《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典略》）充当刺史、郡守，而且也有位至三公的。 灵帝时，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更达极点。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甚至公开在西园卖官鬻爵，“二千石（郡太守）二千万，四百石（一万户以下的县长食禄四百石）四百万”（《山阳公载记》）。“或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价。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资治通鉴》汉灵帝光和元年）关内侯的爵位，卖五百万钱。公卿的职位，不敢公开发卖，就通过宦官及皇帝的其他亲信人员私下进行勒索，公定价千万，卿定价五百万。官吏到职以后，头一桩事情，就是搜刮民脂民膏，把买官钱缴送上去。西园买官钱实际都转嫁在贫苦农民头上，只此一端，就可以知道人民受到剥削之重了。 黄巾大起义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二月，黄巾大起义便爆发了。 当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有琅邪人于吉，编写了一部《太平清领书》，传播道教。顺帝时期正是东汉王朝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时期，当时困于饥饿流亡的苦难人民正求死不得，求生无门，自然把道教作为精神上的支柱来崇奉它了。灵帝初年，巨鹿（郡治陶，今河北宁晋西南）人张角就利用了道教，自称“大贤良师”来传播《太平清领书》的教义，用符水咒说来医病。张角所传的道教——太平道发展很快，十多年间，徒众发展到几十万人之多。 张角传教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宗教是他号召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他提出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的门徒用白土在京城和州郡官署墙壁上书写“甲子”二字，暗示甲子年（公元184年）是东汉王朝（苍天）崩溃、新政权（黄天）建立的胜利年。张角还采用军事方式来组织农民群众。他“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方就是一个方面军，预定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的三月五日，举行全国性的大起义。 张角的得力助手大方（即一个方面军首领）马元义在荆、扬一带组织了群众数万人，计划在冀州的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集合，配合张角主力军同日起义。马元义还几次出入洛阳，争取宦官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甲子日）京内外同时起义，一举拿下洛阳。不料太平教徒济南人唐周叛变，向东汉政府上书告密，马元义在洛阳被捕，车裂而死。同太平道有牵连的警卫官兵和洛阳百姓，也被捕杀了一千多人。 张角听到洛阳密谋败露，便连夜通知三十六方，把起义日程提前到二月。起义军自称黄天，张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宝弟张梁称人公将军。三十六方同时起兵，起义军头戴黄巾以为标志，所以称为黄巾军。黄巾军起义以后，到处焚烧官府，攻杀官吏，州郡没有准备，溃不成军。仅仅十多天，“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传》）。 起义军活动地带分为三个，第一是河北的冀州，由张角直接领导，起义一发动，就得到安平（今河北深州北）和甘陵（今河北清河东南）人民的拥护，活捉了民愤很大的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广阳（郡治蓟，今北京市西南）一带的黄巾军首领黄沙也起兵攻杀了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在东汉王朝时期，除了京城洛阳以外，豫州的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市）是皇帝的家乡，所谓“南阳帝乡多近亲”，这一带土地非常集中，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它和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汝南东南）二郡又都靠近东汉的政治心脏洛阳，如果农民军能在这两个地区展开军事活动，便能威胁洛阳，置这个王朝于瘫痪的境地。所以南阳黄巾军首领张曼成聚集义众，攻杀了南阳太守褚贡；颍川黄巾军首领波才聚集义众，占领了颍川郡的广大地区；汝南黄巾军首领彭脱也战胜了太守赵谦，和各地黄巾军配合作战。 汉政府为了镇压起义，采取了下列几种措施。以外戚何进为大将军，驻兵洛阳，在洛阳四周设立八个关戍，派兵驻守，确保洛阳的安全。同时调发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将卢植出击冀州，遣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出击颍川、汝南二郡黄巾。南阳郡的黄巾进展很快，汉政府一时还抽不出力量来对付，只好暂时搁下，等颍川、汝南二郡黄巾军解决之后，再掉转兵锋，来镇压南阳的黄巾军。 汉政府在农民起义的巨大压力下，为了集中统治阶级的力量，就解除“党锢之禁”，起用“党人”，镇压黄巾起义。 皇甫嵩、朱儁合军四万余人，进攻颍川黄巾。颍川黄巾军作战英勇，击败朱儁军，并把皇甫嵩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城内。后来皇甫嵩用火攻袭击农民军，农民军缺乏战斗经验，受了很大损失，损折了一万多人。官军乘胜追击，波才、彭脱战败逃散，到了中平元年的六月，颍川、汝南二郡的战事就先结束了。 颍川、汝南的黄巾军失败之后，朱儁移兵赶往南阳。先是南阳黄巾军首领张曼成攻杀太守褚贡之后，占领了南阳郡宛县有一百多天之久。到了中平元年六月，汉新任南阳太守秦颉进攻宛城，杀害了张曼成。张曼成的余部在赵弘的领导下，坚守宛城，人数发展到十余万人。朱儁进攻宛城，临阵杀害赵弘，农民军复推韩忠为首领，据守宛城，最后因城破被杀。黄巾军又推孙夏为首领，再次攻下宛城。后来因敌我力量悬殊，弃城西走，全军溃散。黄巾军在南阳和官军的激战，败而复振，宛城三失三得，起义军英勇果敢，是值得载入农民战争史的光辉史册里的。 北中郎将卢植进攻黄巾军主力张角于河北，屠杀农民军一万余人。张角退保广宗（今河北南宫南），固垒坚守。卢植筑围凿堑，并用云梯四面进攻，农民军英勇抵抗，官军还是不能得手。汉政府以卢植师久无功，把他撤回，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植当统帅。不久又以军事进展不大，撤回董卓，改派皇甫嵩前去镇压。正当军情紧急，张角病死。中平元年十月，广宗决战，张角弟张梁英勇战死，农民军被杀和赴河死的有八万余人之多。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役，张角弟张宝又在战斗中牺牲，农民军损折了十余万人。黄巾军的主力便这样被击溃了。汉政府趁这个胜利的军事形势，放手屠杀，史称“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资治通鉴》汉灵帝中平元年）。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又杀了几十万人。 在黄巾军主力被消灭的次年，汉政府还借口京城火灾，以修缮宫殿为名，普加天下田税，一亩十钱。刺史、太守除拜，责缴助军、修宫钱，大郡太守缴足二三千万，才准到任。农民起义更以如火如荼的燎原之势发展开来。起义的地区，不仅是在黄河流域，而且西及益州（见《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南至交阯（见《三国志·吴志·朱治传》）。在中原地区，黄巾农民军余部形成无数细流，如“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首领姓于，是大胡子）、青牛角、张白骑（首领姓张，骑白马）、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首领是大嗓子）、浮云、飞燕（首领脚手轻快）、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首领姓李，是大眼睛）、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后汉书·朱儁传》）。而青州黄巾，众且过百万，黑山众后来亦至百万，他们终于推倒了专制主义的东汉王朝。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的失败，除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之外，还有下列一些原因：（一）黄巾军领袖开始利用宗教来组织农民群众，这比以前有所进步，但道教徒内部阶级成分是比较复杂的，起义的准备工作虽然做得比较细致，而最后还是由于教徒中出现叛徒而被叛卖了。马元义在洛阳牺牲，举义日期仓猝提前，这对此后起义的成败有一定影响。（二）起义除了主力在河北发动以外，还开辟了南阳和颍川、汝南两个战场，这三个战场本来可以相互配合，实际上却缺乏联系，以致官军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很快就次第被镇压下去了。（三）农民军人数虽然达数十万人，战斗意志也很旺盛，但平日缺乏训练，装备不良，尤其缺少有经验的军事指挥人员，在战略战术上，都不能化被动为主动。而汉政府却动员可以动员的武装力量，包括地主武装在内，抓住农民军的弱点，集中攻击，反而暂时得手了。 黄巾大起义最后失败了，全国各地人民再度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在过去已被榨取得几乎一无所有了，他们被抛掷出农村，失去了土地，到处流亡。流民的问题构成汉代最大的社会危机，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起义还会继续发生。这个问题后来总算被曹操所解决了，那就是后面要讲到的，曹操推行兵屯和民屯制度，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 黄巾大起义，首先达到了摧毁东汉王朝的最终目的。尽管在灵帝以后，汉献帝还充当了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但东汉王朝的大权实际上已落到曹操的手里。 伴随着这个腐朽的东汉王朝而存在的外戚也好，宦官集团也好，在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久，也都被清洗出政治舞台去了。只有士夫官僚和地方豪强，他们在农民战争的结局中得到利益。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本来是被宦官集团排挤在政权之外的。黄巾大起义之后，东汉政权为了要集中统治阶级力量来镇压农民运动，不得不下令解除“党锢”，同时还起用一些“党人”来镇压农民起义。从这些士夫阶级的本身利益来讲，为了要共同对付更可怕的敌人起见，也是迫切要求参加政府并组织地主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的。何况他们还想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出任地方州牧（或刺史）、郡守，积蓄力量，形成一种割据的势力，以便等待时机，进而分割汉室的一统江山。 统治阶级的混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破坏　本来，汉王朝的地方政府是郡、县两级制，虽设立刺史，只是一种监察的官吏，而不是行政的官吏。西汉定制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并无固定驻地。东汉开始有固定驻地，官秩也从西汉的六百石提增为二千石。一州的事情，可以由刺史来全权处理。这样，刺史就渐渐由监察官吏变为地方行政官吏，“州”也由监察区域渐渐变为行政区域。这样，中央与郡县之间，又增加了州牧和刺史一级，地方政府就变成州、郡、县三级制度了。 这州、郡、县的三级制度，极大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行政制度，一直到隋朝，才加以厘革，重新恢复为州、县或郡、县的两级制度。 西汉初期，只有边郡太守才许统兵，所谓“初置四郡，以通西域……保边塞，以二千石（太守）治之，咸以兵马为务”。所以程不识、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汉书·李广传》）。东汉中叶以后，少数民族的起义，遍及内地，农民革命运动也发展到全国范围。由于军事的延续和扩大，刺史、太守主兵的制度遂由沿边州郡延至腹地。刺史、太守握有军民财政诸权，地方政府的势力开始重要起来。到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的末日已经来临，中央权力薄弱，对州、郡不能控制，割据局面遂由刺史、郡守的擅兵而形成。 黄巾大起义以后，东汉政府想组织一支新军，来加强拱卫首都的力量，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八月，在西园成立统帅部，即所谓“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为上军都尉，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听他指挥，实际上是全国的最高统帅。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也就是副统帅。 灵帝病死（公元189年），外戚何进（何太后兄，少帝舅父）以大将军秉政。袁绍说何进诛宦官，进先杀蹇硕，取得了西园八校尉的指挥权，又想彻底消灭宦官集团，可是何太后原先是由宦官的推荐而得灵帝的宠爱的，对宦官很感激，不肯答应。何进乃调动董卓率领的西北军进洛阳，准备在卓军开入洛阳之后，立即采用武力剪除宦官势力。宦官段珪等知进密谋，为了先发制人，趁何进入宫的时候，先杀进，并劫少帝出走。袁绍勒兵反攻，悉诛宦官，死者二千余人。 宦官的势力刚消灭，董卓的西北军却开进了洛阳。这样，东汉王朝的大权就落到董卓的手里。 董卓西北军成分很复杂，除了汉人以外，还杂有胡、羌族的雇佣兵，没有什么纪律。进入洛阳以后，他放纵兵士“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后汉书·董卓传》）。有一次他派兵去阳城（今河南登封），正是春季祭祀社神的日子，兵士突然把祭社的民众包围起来，男子的头全被斩下，挂在车辕上；车上满载妇女、财物，他们歌呼返回洛阳，声称击“贼”大胜。 董卓得政之后，杀何进妹何太后，废何太后所生子少帝，拥立少帝弟刘协为皇帝（献帝），卓自称相国。不久用毒药把少帝毒死。 董卓初入洛阳，要想拉拢人才，巩固政权，也曾起用当时著名的“党锢”中人荀爽、陈纪、韩融等为公卿；又听从“党人”的推荐，以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张咨为南阳太守。但是由于董卓轻率废杀太后、少帝，引起士夫官僚的普遍不满，因此他所任命的山东牧守，个个都举兵来反对他。 袁绍从他高祖父袁安以来，四代出了五个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袁绍传》）。消灭宦官时，袁绍又出了大力。他是反对董卓废杀少帝、立献帝的，他反对董卓这种做法，并不是要兴复汉室，而是认为这样做会丧失人心，招致失败。袁绍既和董卓闹翻，怕董卓杀他，逃奔河北。后来董卓听到袁绍还在河北带头反对他，他就尽杀袁氏在洛阳和长安两地的家属，自太傅袁隗以下死者五十余人。山东的州郡牧守，都纷纷起兵，号为袁家报仇，推袁绍为盟主，共同声讨董卓。 董卓见洛阳受到关东（潼关以东）军的威胁，而黄巾军余部以郭太为首的白波军这时又集结在白波谷（在山西临汾境内），人数已发展到十多万人，有南渡黄河截断董卓后路的动向。董卓于是慌忙挟持汉献帝退至西北军的根据地长安。卓入关之后，“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后汉书·董卓传》）；又数杀大臣，欲以立威，更弄得统治阶级内部上下离心，人人自危。司徒王允串通董卓部将吕布等共杀卓，并灭其家族。长安士卒闻董卓死，皆欢呼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居民把有限的一些装饰品和衣服都卖掉了，沽酒买肉相庆祝，“填满街肆”，反映了人民对董卓的极度仇恨。 王允虽然果断地把董卓杀了，但善后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大名士蔡邕，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在宦官擅政时期，蔡邕受到迫害，亡命吴会达十二年之久。董卓得政之后，蔡邕被迫出仕，做到左中郎将。由于蔡邕以前曾在一次会议上开罪了王允，王允杀掉董卓后，就借蔡邕同情董卓这个罪名把他也杀了。同时王允自谓有杀董卓之功，骄傲自大，接待人士，“每乏温润之色”（《后汉书·王允传》），实际上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王允更为失策的是在董卓死后，董卓的部众尚有十多万人，王允不愿下赦令赦免他们，加以收编，而坚持要他们解除武装。董卓的余部认为王允偏向关东军，西北军“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就会被人消灭。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遂联兵攻破长安，杀王允。接着董卓的部将又彼此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起来。 当董卓撤出洛阳时，卓“部兵烧洛阳城外面百里。〔卓〕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后汉书·董卓传》）卓死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卓将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后汉书·董卓传》）。 关中如此，山东地区的情况也没有比关中好多少。在山东，世家大族和地方牧守在声讨董卓的同时，又互相厮杀起来。正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中所说的：“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关东诸州郡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青州素殷实，户至百万，刺史焦和参加内战，“不暇为民保障，……州遂萧条，悉为丘墟”（《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其后曹操与徐州牧陶谦战，时“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操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大抵当时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如陈留、颍川两郡，其全盛时，陈留户十七万七千、口八十六万九千，颍川户二十六万三千、口百四十三万六千（《续汉书·郡国志》），以后都被战争破坏得荒凉不堪；涿郡旧有民户十万、口六十三万（《续汉书·郡国志》），到了曹魏时，只“领户三万”（《三国志·魏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表》）了；鄢陵（属颍川郡，今河南鄢陵）旧有民户五六万家，经过战火浩劫之后，也只剩下数百民户[3]；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野战死亡，或门殚亡尽”（《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造成了“千里无人烟”与“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4]。 随着统治阶级的混战，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因而招致了人为的饥荒。“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州里萧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曹操与吕布相持，操军“乏食，〔东阿人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魏志·程昱传》注引《世语》）。军队有武力可以依靠，犹缺乏粮食到这样地步，一般人民之饥饿死亡，可想而知了。 人民以锋镝余生，奔走四方。青州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余万口[5]；关陇人民流徙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流徙至益州者数万家，流徙至汉中者又数万家[6]；京雒之民流徙东出，至徐州者十余万口；南阳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荆州之民，又移诣冀州[7]；冀州之民五万户，又移诣河南[8]；皖北、苏北人民东渡长江，一次就有十余万户之多[9]。此外，避难辽东，远至交州者，又以成千成万计算[10]。 自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中原一带流行一种凶猛的疾疫[11]。至此由于天灾人祸，生产荒废，疫势更加猖獗。人民除了颠沛锋镝之间、流离海内之外，还要遭受到疾疫可怕的侵袭，“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这又增加了人民死亡的数字。 大死丧大流徙的结果，中原户口，十不存一。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占有十二州土地，至于民户数却只抵得上汉时的一大郡[12]。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七万余，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得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余；经过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减少，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当然，这种人口骤减的原因，我们不能认为完全是由于战争、疾疫的死亡；除了死亡而外，由于地方封建贵族——世家大族经济势力的日益发展和巩固，大部分过去独立小农，在战乱与流徙以后，不得不依附于世家大族，变为“部曲”和“佃客”。这种依附农民一变成部曲、佃客之后，也就不再向政府呈报户口。荫庇户口的日益增多，政府的户口自然日益减少，因此，户口显露出骤然衰落的现象来了。 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　当东汉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的时候，也正是小生产者的经济益趋衰颓的时候。小生产者的农民，在衣食等几项主要生产方面，向来依靠自给，现在由于他们经济益趋衰颓的缘故，购买力更大大地降低。对于手工业者来说，农村既是手工业原料与生活资料的供给地，又是手工业制成品的市场，独立小农经济的衰颓，就使已经脱离农业而独立的一些手工业走向衰落。因此，从东汉以来，商品货币关系的规模，就要比西汉缩小。在西汉时，黄金的行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王莽末，“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臧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汉书·王莽传》）。至东汉，黄金使用的总数量，见之于记载的，不过数万斤，即东汉末年董卓最后藏之于郿坞的，据《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所载，也只有二三万斤而已。青铜铸币方面，西汉“自孝武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上林〕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1—5年），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汉书·食货志》）；王莽变汉制，币制紊乱，至光武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初铸五铢钱，中间有二十多年，已经“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后汉书·光武帝纪》）；章帝元和中（公元84—86年），尚书张林说“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后汉书·朱晖传》），事未施行，而章帝终以林言为然；过了七十多年，至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有人上书说“民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桓帝下其议，孝廉刘陶等表示反对，“帝竟不铸钱”（《后汉书·刘陶传》）。这都说明由于社会经济危机的正在日益加深，因此，商品货币关系规模也正在逐渐缩小。 到了东汉统治总崩溃阶段，史称由于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后汉书·董卓传》）。“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国志·魏志·董卓传》）事实上，倘使钱货的不行单纯是董卓破坏五铢钱系统所造成币制紊乱的结果，那么以后曹操复废小钱，行用五铢，交换经济就应该很快重新活跃起来了，然而历史事实却不是如此。五铢的铸币，迄建安之世（公元196—220年），几近于废弃，谷帛等实物经济，代替执行货币的性能；到了曹丕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终于废止使用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可见魏、晋时期的货币近于废弃，不能全部推诿责任于董卓的破坏五铢钱系统。董卓的这种举动，不过加深了东汉的社会经济危机，使物价腾贵，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而促使货币从此一度近于废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伴随着东汉王朝灭亡而来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农业趋于衰落，手工业由于依附农民缺乏购买力而更和农业结合在一起，而使销路缩减，商业停滞，人口减少。自春秋战国以来，从王侯的营垒基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至此日益丧失其曾经有过的政治经济意义。此后，在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涌现了无数坞垒堡壁，住在这些坞垒堡壁里的“垒主”、“乡豪”等地方封建贵族，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势力大大加强，因此，地方实权分散在这些地方封建贵族的手里。固然，在魏、晋时期，中央集权还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被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微弱地向前发展，但是在自然经济及各个坞垒堡壁间经济联系极其薄弱的条件下，终于使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使国家趋向分裂。所以自东汉统治崩溃之后，一直到隋王朝的统一，这四百年间（公元189—589年）除了西晋短短二十年（公元280—300年）间一度统一以外，便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局面。 不过，我们虽然已经注意到地方封建贵族——世家大族经济势力增长所产生的政治变革而促使政治上造成分割，并使国家分裂，但是秦、汉时的国家究竟不和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或者恺撒和查理大帝的帝国一样，因为“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因此，他们的国家，一支解就衰落了。而从两汉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比起它们这些国家来说，固然破坏得也很厉害，但是并没有完全衰落，就是因为汉族老早已经形成为具有比较统一的语言、地域、文化的“部族”。固然由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尚不可能发展为近代意义的“民族”，然而它已经是比较稳固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组织了。所以东汉王朝统治崩溃以后，王权还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被保存了下来；到了西晋初年，还能一度统一；就是以后的胡羯递嬗称帝，鲜卑建立北朝，亦是由于汉人的文化和经济生活，一切都高出于他们，因此使他们很快汉化了。这些边疆内外部落或部族入居中原地区后，甚至忘掉或废止了自己的语言，而改说汉语，最终融合于汉部族之中。所以我们认为，东汉王朝统治的崩溃，固然造成了四百年的分裂的局面，然而这一分裂，并没有使中国衰落，它只可算作是后来创造国家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前提的一个准备阶段而已。 * * * [1]　本节论点参考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一章《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 [2]　桓谭《新论》：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财；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3]　《晋书·庾峻传》：颍川鄢陵人也。祖乘……峻少……游京师，闻魏散骑常侍苏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尝就乘学，见峻，流涕良久曰：“……鄢陵旧五六万户，闻今裁有数百。” [4]　《后汉书·仲长统传》李贤注：献帝婴董卓之祸，英雄棋峙，白骨膏野，兵乱相寻，三十余年。三方既宁，万不存一也。 《三国志·吴志·朱治传》注引《江表传》：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江表传》：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 《三国志·魏志·王昶传》：文帝践祚……〔昶〕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 [5]　《后汉书·刘虞传》：青、徐士庶，避乱归虞〔于幽州〕者，百余万口。 [6]　《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三国志·蜀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 《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当时张鲁据有汉中）者数万家。 [7]　《续汉书·五行志》：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十三年无孑遗者，言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又当死，民当移诣冀州也。 [8]　《三国志·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9]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 [10]　《三国志·魏志·邴原传》：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 《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11]　《续汉书·五行志》：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冬，京都大疫（刘昭注引张衡明年上封事曰：“臣窃见京师……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后汉书·桓帝纪》：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十一月甲申，诏曰：“……今京师厮舍（李贤注：“厮舍，贱役人之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续汉书·五行志》：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延熹四年正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正月，大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疫。（刘昭注引魏文帝书与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魏陈思王常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12]　《三国志·魏志·张绣传》：是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子恕附传》：〔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三国志·魏志·蒋济传》：景初中……济上疏曰：“……今虽有十二州（兖、豫、司、冀、荆、扬、青、徐、幽、并、雍、凉十二州也），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曰：……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宗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白骨盈野……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文帝授〔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九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book_title]第二节 曹操的统一北方 曹操的崛起及取得在兖州的统治地位　曹操，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祖曹腾，中常侍，是桓帝时代宦官集团中的中坚分子。东汉自顺帝以来，定令准许宦官养子袭爵，因此腾养子曹嵩。有人说曹嵩是曹腾从本家那儿过继来的，有人说他是夏侯氏之子。真相究竟如何，史书上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无怪曹操的政敌以后攻击曹操时，也就要骂曹嵩是“乞丐携养”（《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了。自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王甫等杀外戚窦武，士夫陈蕃、李膺等，第二次“党锢”之狱起，一直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之死，这二十年中，是宦官势力达到顶峰的时期，曹氏如曹嵩以曹腾的养子，也由司隶校尉而转大司农、大鸿胪，又适逢灵帝开“西园”卖官，嵩出钱一万万文，买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官职（公元187年）。在这一时期，曹氏宗属做中央或地方大官的，如曹腾弟曹褒，官至颍川太守；褒子炽，官至侍中、长水校尉、陈侯；曹腾侄儿曹鼎，官至尚书令；曹瑜，官至卫将军；曹腾又一个堂侄儿（曹休的祖父），官吴郡太守。真是“父子兄弟，并据州郡”。 曹嵩能出钱一万万买太尉的官来做，可见他家财之巨。曹炽子曹纯，家亦“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三国志·魏志·曹仁传》注引《英雄记》）。曹鼎侄儿曹洪，“家资”比曹操家还要多，东汉末年，“家兵”至有千余之多。可见曹氏不仅政治上有势力，就是经济实力也非常雄厚。 曹操是曹嵩的长子。他刚满二十岁，就受到州郡的推荐，以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以骑都尉随皇甫嵩、朱儁镇压颍川黄巾有功，迁济南〔王〕国相，真是一年数迁，官位扶摇直上。灵帝筹组新军——西园八校尉，曹操又一帆风顺地参加了新军，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新军的统帅，为上军校尉宦官小黄门蹇硕，副统帅为中军校尉袁绍（袁绍因为他家曾和宦官袁赦攀过本家，所以才能打进这支新军里去）。曹操的参加西园新军，自然一大半是靠他父、祖的余荫了。 可是曹操看到宦官集团正处于恶化没落中，是当时人民痛恨的目标，是没有远大前途的，曹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是不愿意随同这样一股恶势力同归于尽的。他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打入虽是现时在统治政权里还未占优势但正在发展的士夫地主——即后来的世家大族地主集团里去。经过许多曲折，曹操就取得了“世名知人”的太尉桥玄的赏识，桥玄称曹操为“命世之才”，替他游扬名誉。曹操还通过桥玄的关系，去见当时名士中主持“月旦评”的汝南许劭。许劭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这个评价算是很高的，由此引起当时士夫集团的普遍注意，渐渐和他接近起来。久而久之，沆瀣一气，认为曹操就是士夫官僚集团中的一分子而不加以歧视了。 曹操参加西园新军统帅部，担任典军校尉以后，又和袁绍拉拢得很好，因此，到了袁绍劝外戚何进杀宦官时，身为宦官之孙的曹操到这时居然也能参加到士夫集团的核心圈里去，预闻消灭宦官的密谋了。 袁绍劝何进杀宦官，曹操也参加了意见，袁绍主张杀得一个不剩，曹操却认为只要惩办几个罪大恶极的魁首就够了[1]。可见他对消灭宦官的看法，和士夫地主袁绍迥然不同，这都和曹操的出身以及曹操父子与宦官集团的瓜葛是分不开的。但就当时形势来看，只惩办几个罪大恶极的魁首，何进当时的力量完全能够做到；如果要把宦官杀得一个不剩，就得动用董卓的军队，即使何进不死，董卓军队只要开进洛阳，政权也迟早会落入董卓手里，所以权衡利害，曹操的意见是可取的。 董卓入据朝廷后不久，废少帝，立献帝，把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董卓的一切政治措施及其军纪败坏，都说明了董卓必然失败并成为人民的痛恨目标。曹操眼看董卓是要失败的，因此，董卓虽然想拉拢曹操并用汉政府名义发表曹操为骁骑校尉，可是曹操还是不愿和董卓合作，而与袁绍等先后退出洛阳。操在陈留（今河南陈留）纠集宗族、宾客、部曲起兵讨卓，陈留孝廉卫兹出钱助操，合兵五千人。曹操那时因为没有地盘，在给养诸方面，不得不受陈留太守张邈的接济，从而在行军作战的指挥上也不得不受张邈的节制。兖州的军队有十多万人，集结在酸枣（今河南延津北）一带，曹操也随着张邈驻扎在酸枣前线。 关东军都是新编成的队伍，论起战斗经验来，远远不及董卓的西北军，因此山东牧守谁都不敢再向洛阳推进一步。曹操认为董卓破坏洛阳，“劫迁天子”，举国震动，正应该趁这一个有利时机来和董卓决战，于是把自己的军队向成皋前线移动，希望十多万兖州军在他的军队影响之下，同时向前推进。 曹操军队向成皋推进到荥阳汴水的时候，与西北军徐荣部遭遇，战斗失利，士卒死伤很多，卫兹战死，曹操自己也为流矢所伤，所骑的马也受重伤。幸亏他的堂弟曹洪沿汴水找到一条船，才得乘夜逃脱。 曹操经过这次挫折，感到自己军队太少，于是和他的亲信将领曹洪、夏侯惇等到扬、徐二州招募军队，勉强又拼凑到几千人，再度北上。这次他不再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郡治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前线，直接受盟主袁绍的指挥了。 公元190至191年之间，关东军统帅部内部，即山东的州郡牧守之间不断发生矛盾。开始，兖州刺史刘岱和东郡太守桥瑁发生摩擦，刘岱火并了桥瑁，派王肱去代理东郡太守。不久，袁绍也夺取了冀州牧韩馥的地盘，而自领冀州牧，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双方胶着在荥阳和河内一带，内战的持续进行与扩大，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山东、河北地区本来就已发展到百万之众的青州黄巾军和河北黑山军，更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 公元191年的秋天，以于毒、白绕、畦固为首的黑山农民军，开始向冀州的心脏邺城推进，并有渡过黄河南攻兖州的动向。而这时青州的黄巾军一百多万人，因受到袁绍所委派的青州刺史臧洪的军事压力，也正分两路向河北移动，有与河北的黑山军会师之势。设使河北的黑山军渡黄河而南，或青州的黄巾军渡黄河而北，两支数近百万的大军一旦会师，黄河中下游的力量对比就会引起急遽而深刻的变化。这样，关东州郡尽管充满内部矛盾，还是要集中力量来对付农民军。 袁绍一方面要用堵击或拦截的方法来破坏农民军两路会师的计划；一方面又想利用这一时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兖州，使青、兖、冀三州联系起来，这样，黄河中下游就全部受他的控制了。要完成这一任务，不得不借重曹操。于是袁绍以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抗黑山农民军为借口，派曹操引兵进入东郡，围攻黑山军。在曹操刚一击溃以白绕为首的黑山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之后，袁绍就以盟主的资格，发表曹操担任东郡太守的职位，袁绍此时满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此可以扩大到兖州地区了。 经过对农民军疯狂地镇压和扫荡以后，到了公元192年的春天，曹操才把黄河以南的黑山军基本肃清。可是就在同年的夏天，青州的黄巾军却因渡河北上受阻，转而把主力向兖州推进。这一支农民军的主力进入兖州以后，首先攻下了任城（今山东济宁市东南），杀死任城相郑遂；接着在东平（今山东东平）附近，击溃了兖州主力军兖州刺史刘岱的部队，在阵上斩杀刘岱，并继续向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方向移动。 兖州刺史刘岱阵亡，州中无主，济北（国都卢，今山东长清南）相鲍信和兖州治中万潜等和曹操取得联络，推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接受兖州牧名义之后，即与鲍信联军堵击农民军于寿张东郊。经过昼夜苦战，农民军虽然阵斩鲍信，并几乎击垮曹操的军队，但农民军亦因损失太重，不得不向济北方向撤退。曹操纵兵追击，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他终于把青州黄巾军主力击溃，收编降附男女百余万口，得降兵三十余万。曹操就从收编过来的黄巾军中选拔精锐，来充实并扩大自己的队伍，当时称这支兵为“青州兵”。这支青州兵以后在曹操转战中原的统一战争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曹操刚把青州黄巾军打败，他在兖州的统治地位还来不及进一步巩固。长安的汉政府由于兖州刺史刘岱阵亡，就任命一个叫金尚的为兖州刺史，令其赶来兖州就任。曹操得到这个消息，预先派兵在兖州边界迎击，金尚只得投奔南阳袁术。 袁术是袁绍的弟弟，是嫡出；袁绍却是庶出，其父袁逢又把袁绍出继给二兄袁成。当袁绍据有青、冀二州的时候，袁术也据有户口数百万、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南阳郡。袁术野心很大，想做皇帝。他看不起袁绍，认为袁绍是他家“婢使”之子，对袁绍充当关东牧守的盟主，非常不服气，兄弟之间关系很紧张。袁术曾远交幽州的公孙瓒，企图颠覆袁绍在河北的统治势力，袁绍也联络荆州的刘表来牵制袁术。 公元192年冬天，距离曹操击降青州黄巾军不满二十天，袁术就和公孙瓒遥遥配合，开始向曹操和袁绍进攻。同年的年底，龙凑（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古黄河津渡）一役，袁绍击溃了公孙瓒的来犯部队。第二年正月，袁术进军陈留，与曹操作战正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荆州牧刘表从襄阳进逼袁术的根据地南阳，并切断了袁术的粮道，由此袁术主力不战自溃，向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一带退却。从此袁术失掉南阳，退到淮北，又从淮北退到淮南，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根据地。袁术退到淮南以后，西面受到荆州牧刘表的威胁，东北面又不可能向徐州发展，于是想利用江东籍的将领孙策来经略大江以南，这引起了以后孙策的渡江和拓定江南，给东吴政权奠定了基业。 曹操于公元193年春天把袁术击退，在同年秋天，就发动进攻徐州（治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牧陶谦的战争。 曹操进攻徐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时曹操是依附袁绍的，可是陶谦却和公孙瓒结成联盟，与袁绍为敌。当公孙瓒进攻袁绍的时候，陶谦还曾出兵配合公孙瓒进攻袁绍。因此，袁绍击退公孙瓒、曹操击溃袁术之后，他们就必然要把兵锋转向徐州。但是那时河北地区的黑山农民军于毒部又活跃起来，一度进入冀州的心脏邺城，袁绍忙于镇压黑山农民军，无暇远略，所以进攻陶谦的责任，就落在曹操一个人身上。第二个原因，曹操的父亲曹嵩本来居住在故乡谯县，山东牧守兵起，他从谯县避难至琅邪（国都开阳，今山东临沂北）。曹操出任兖州牧后，想把父亲接到任所。曹嵩走到兖州属郡泰山界内华县（今山东费县东北）、费县（今山东费县西北）界内，遭到陶谦的部将张闿等的袭击，曹嵩及其次子曹德全家数十口都被杀死，一百多车财物也被掠一空。所以曹操攻入徐州，志在复仇。曹操攻入徐州境内，接连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北的十多座城市，屠杀人民数万口[2]，这一带破坏得“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曹操在徐州屠杀了一阵以后，军食亦尽，到公元194年春天退回兖州。曹操将军队略加整补，后方也略加部署之后，就在同年的夏天，再度进攻徐州，还是和上次那样，“所过多所残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最后还想进攻陶谦所驻的下邳，由于陶谦的堵击，同时兖州境内，正酝酿着一次巨大的政变，陈留太守张邈联络驻屯东郡的曹操部将陈宫，迎吕布出任兖州牧，共拒曹操，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迅速把自己军队从徐州撤回来了。 吕布杀了董卓以后，王允并没有怎样重用他。董卓部将进攻王允，围攻长安城时，吕布率百余骑自长安逃出，由武关（今陕西商州东）至南阳，想投奔袁术，但为袁术拒绝。他又投奔袁绍，又遭袁绍猜忌，乃改投张杨（故何进部将）于河内。途中经过陈留，和张邈“把手共誓”（《三国志·魏志·张邈传》）。自从曹操出任兖州牧以后，张邈和曹操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时张邈和陈宫联合，派兵迎吕布进驻濮阳（今河南濮阳南，本为东郡治所，曹操做东郡太守，移东郡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西南），推布为兖州牧。 由于张邈和陈宫在兖州陈留、东郡等地区拥有一定的地方势力，因此他们出来反对曹操，立时“郡县响应”。只有曹操的驻地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和东郡的两个属县范（今河南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城，在曹军坚守中。这时曹操抽调了绝大兵力去攻打徐州，“留守兵少”，后方非常空虚，而兖州（鄄城）城内的“督将大吏，多与〔张〕邈、〔陈〕宫通谋”（《三国志·魏志·荀彧传》），对曹操说来，形势是极危险的。曹操自出任兖州牧之后，已把东郡太守让给自己最亲信的将领夏侯惇来担任；到曹操去攻打徐州时，又把兖州后方的留守事务交给州司马荀彧去处理。荀彧赶忙把夏侯惇的军队从东郡调回鄄城，连夜杀督将大吏谋叛迎吕布者数十人，把兖州的政治中心鄄城稳定了下来。同时又派东阿人程昱前往范、东阿两城，鼓励当地官吏“拒城坚守”（《三国志·魏志·程昱传》）。 吕布进攻鄄城不克，西屯濮阳。曹操便回军攻打濮阳，濮阳大姓田氏在城内响应曹操，曹操亲率战士入城，可是巷战失利，险些儿被吕布的骑兵抓住。结果冒着火焰，从东门逃出，左手掌被火烧伤。 曹操和吕布交战了一百多天。战斗的持续进行，使得农民无法从事生产。这年夏天，蝗虫又特别多，发生了大饥荒，“百姓大饿”。吕布也是非常缺乏军粮，只得退兵。九月间曹操回到鄄城，吕布也退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曹操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把兖州的郡县陆续收复。到了公元195年的夏天，经过巨野（今山东巨野南）会战，曹操终于击败了吕布，迫使吕布不得不向徐州方向逃奔。张邈随吕布南奔，后来为其部下所杀。这样，曹操在兖州的统治地位总算渐渐稳固下来。 当曹操同吕布作战相持不下之际，袁绍曾派人劝说曹操把家属遣送到邺城居住，实际上就是叫曹操对袁绍“称臣纳质”。曹操的谋臣程昱等人表示反对，曹操也没有答应。从这一桩事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袁曹方睦”（《三国志·魏志·臧洪传》），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和睦；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进展，袁曹之间的矛盾也快要表面化了。 曹操能够统一北方的几个重要因素　曹操在巩固了他的兖州牧统治地位以后，接着就南征北讨，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当然，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决不是侥幸成功的，是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客观条件。由于曹操能够充分利用或顺应这些条件，因而他在逐鹿中原的许多战役中，最后是胜利了，而其余一些和他同时起兵的州郡牧守、地方豪强，则因不善于利用或不适应这些客观的有利条件，因而在当时固然也是“喑叱咤”的一世之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曹操所以能够统一北方，第一是由于他兴置屯田有显著成效。第二是由于他建立军队和建立根据地获得成功。第三是由于他能笼络强宗豪族和士夫地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第四是由于他善于利用对他有利的客观条件，如迎汉献帝都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极大优势。第五是由于他在历次战役和长期政治生活中，锻炼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等等。 继黄巾大起义之后，在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出现了无数坞垒堡壁。那些屯坞自守、筑壁相保的强宗豪族，即使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作有计划的迁移，他们也是带领“宾客”、“部曲”、“宗族”，聚族而徙。在统治阶级的混战中，他们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加强了。其后割据一方的野心家为了扩张势力来压倒敌人，势必要拉拢他们，曹操也不例外。当时中原地区的强宗豪族如中牟人任峻“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三国志·魏志·李典传》），谯人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三国志·魏志·许褚传》），他们纷纷归附曹操，构成曹魏政权坚固的基础。但是以“赘阉遗丑”（《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曹操要和四世五公地跨冀、幽、青、并的袁绍来争夺天下，还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在曹操出任东郡太守之后，就设法笼络士夫地主的首脑人物颍川荀淑之孙荀彧，再通过荀彧的关系，拉拢了好些士夫大地主，如彧从子荀攸、颍川郭嘉、戏志才、钟繇、陈群、河内司马懿、京兆杜畿等，这么一来，曹操所代表的阶层面变得更大了。 当时士夫大地主的庄园经济正在发展，农民的依附隶属程度正在加强，客观上，这种正在发展的庄园经济，对统一的东汉国家，正在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但是他们在主观上，却还企图早日恢复专制主义集权政治，来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以发展他们的庄园经济，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首先主张拥戴汉帝。 自从公元192年，王允杀董卓，卓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联军攻破长安以来，汉献帝就落进他们的手中。后来，李傕、郭汜自相火并，汉帝又被李傕所劫持。李傕部将杨奉叛傕，拥汉帝退往陕县（今河南陕县），因受李傕、郭汜联军的逼迫，再从陕县北渡黄河退到大阳（今山西平陆东北），这时跟得上汉帝撤退的公卿大臣，只有几十个人了。到达大阳是公元196年十二月的事，朝廷的秩序更是荡然无存。史称：“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魏书》）皇帝的尊严扫地，将领往往自己带了酒菜去请皇帝吃，倘使“侍中”不给他们通报，他们就“喧呼骂詈”，骂起街来。最后因粮食发生恐慌，汉帝不得不渡河南下，回到洛阳。洛阳那时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回都以后，百官没有房屋住，只能“披荆棘，依墙壁间”，搭些棚子来居住。饥饿的威胁不但没有解除，而且更加严重，史称：“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后汉书·献帝纪》）东汉国家的元首——皇帝到了这般田地，也真是走到穷途末路了。 当汉帝逃到河东的时候，袁绍的谋臣沮授劝袁绍“迎大驾安宫邺都”，这样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可是袁绍听从了另一部分将领如郭图、淳于琼等人意见，认为把皇帝接来邺城，动不动就要向皇帝请示，反而事事受到牵制，这不是好办法。因此袁绍没有接受沮授的建议。 曹操在公元195年击走吕布，接着又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二月，击败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农民军，攻下许县（今河南许昌），势力更大大地扩展起来。这时汉帝已回到洛阳，荀彧首先向曹操建议，“奉迎天子都许”。并告诫曹操说：“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后汉书·荀彧传》）曹操乃派曹洪引兵先行，接着亲自赶到洛阳，朝见汉帝，借口洛阳残破，把汉帝接到许县，暂定许为汉王朝的都城。并用汉帝名义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使自己出外征伐时，中枢的大政可由荀彧来调度。汉帝从此就成为曹操手掌中的傀儡了。 曹操到洛阳朝见汉帝后，汉帝就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迁都于许时，曹操又用汉帝名义任命自己为大将军。由于袁绍反对，才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做司空，行车骑将军事。自从曹操迎汉帝都许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使自己的地位高出一切文臣武将，而且此后发号施令或是征伐异己，都用汉帝名义，名正言顺，造成了政治上极大的优势。 曹操兴置屯田的成功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许多重要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曹操的在内地推行屯田政策了。 当时战争形势变化不定，军事集团要想站得住，除了有兵以外，还要有粮。在国家统一时代，粮食的来源，全靠向农村小生产者征收租课。自荒乱之后，人民流亡，土地荒芜，“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依附于世家大族庄园下的部曲佃客，对政府也不再出租赋和服徭役。因此，州郡方镇的割据之雄，到这时也到了无兵可募、无粮可征的地步。如袁绍河北的军队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军队粮食缺乏，东阿人程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三国志·魏志·程昱传》注引《世语》）。粮食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所以有些军事集团并不是被敌人打败，只是本身“率乏粮谷”，就“瓦解流离，无敌而自破”（《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粮食问题固然严重，比这更严重的，即黄巾大起义虽然被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了，而两汉以来的流民问题，迄未解决，因此各地的农民起义仍是此起彼伏，在持续地进行斗争。曹操慑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不得不首先考虑解决流民问题，这样，由政府在内地推行屯田，使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便成为首要的问题了。 屯田的土地是不成问题的，人民大流移使土地荒芜，这些荒芜无主的土地，都已变成国家的公田。《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称“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仲长统《昌言·损益篇》称“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当时可供屯垦的荒地是大量存在的。问题在于如果大规模地推行屯田，需要众多的劳动力，曹操又从哪儿去招募来呢?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巩固了兖州统治权之后，进围汝南、颍川黄巾，许下一战，杀黄巾军首领黄邵，另一部分黄巾军首领何仪、何曼出卖农民军投降曹操，曹操把他们收编了下来。这支队伍本来是由农民组合成的，不管男女老小，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熟练的劳动技能；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曹操还从农民军手里掠夺到不少农具和耕牛，诚如统治阶级的史书上所记载着的“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曹操因此就采取了两汉以来边疆上军事屯田的一种组织形式，把他们编制在土地之上，强迫他们进行生产，这就是下面要讲到的民屯和兵屯。 曹操的募民屯田，开始于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一岁得谷百万斛。以后又大规模地在“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三国志·魏志·任峻传》），“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传》），以后每年可以收获到谷物达数千万斛之多。这样，不但北方的农业经济得以逐渐恢复，而且也解决了军粮问题，使曹操具备了统一北方的雄厚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在上面反复提到过的两汉以来出现的流民问题，也暂时获得了解决，使以前失去土地和脱离土地的农民，又以隶属性很强的隶属农民身份，复归于土地，复归于农业，这标志着一种社会危机暂时取得缓和。但是由于屯田的实施，耕种屯田土地的一部分农民，身份比起自耕农民来是大大地低落了，隶属关系是大大地强化了。政府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屯田，役使“屯田客”、“佃兵”，从事农业劳动，这样，政府便成为最大的地主，“屯田客”、“佃兵”成为在屯田土地上耕作的隶属农民。 官渡会战前曹操的攻取徐州　曹操巩固了兖州的统治权，并迎汉帝都许之后，董卓的残部有不少人还想把汉帝从曹操手里抢走，但都没有得手。 当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秋冬之交，西北军的一支由张济率领曾向荆州推进，被荆州牧刘表击败，张济中流矢而死，他的部队由其侄儿张绣率领，投降刘表。刘表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后，命张绣屯军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以便在有利时机北进威胁许都。 曹操为了解除许都的威胁，便在建安二年的正月，率大兵出征。曹操的军队开到淯水（白河），张绣就率领全军投降曹操。 曹操在接受张绣投降之后，却把张绣的叔母（即张济的后妻）娶去作妾，这使张绣心怀不满。曹操又想用重金收买张绣亲信胡车儿刺杀张绣。计划泄露，张绣就对曹操大营发动突然袭击，杀死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将士死伤甚多，曹操的卫队长校尉典韦和卫队十多人，也都力战而死。曹操也险些被杀，他在逃走时，自己的左臂和坐马都被流矢射伤，侥幸逃命。曹操沿途收集散兵，退到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击退了张绣的追军，才退回许都。 同年的冬天，曹操又进军宛城，张绣退屯穰县（今河南邓州）。南阳郡的宛、穰都是荆州牧刘表的势力范围，刘表不得不出兵和张绣配合，抵抗曹操。曹操怕和刘表作战之际，河北的袁绍出兵南下袭击许都，于是决定迅速撤退。 刘表当时据有荆州八郡，“南收零（零陵郡治泉陵，今湖南零陵北）、桂（桂林郡治郴，今湖南郴州），北据汉川（汉水流域），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魏志·刘表传》），在当时算是势力很强的一个州牧。在曹操攻宛、穰时，他也发兵配合张绣，进行抵抗。但是他对汉帝始终“不失贡职”，不断向许都供应物资。对待河北的袁绍也表示“不背盟主”（《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注引《汉晋春秋》）。只是想自守一方，“保江汉间，观天下变”（《三国志·魏志·刘表传》），是一个没有“四方志”的人物。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之下，只要曹操不去侵犯荆州，刘表是决不会举兵进攻许都的。所以曹操不必首先解决刘表。 袁绍却不是这样。他在当时已跨据冀、幽、并、青四州，包括今河北、山西两省，以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部分地区和山东省胶州半岛地区。这时袁绍力量相当强，仅冀州一州就有民户百万家，倘使征发全部及龄壮丁，可得精兵三十万人。曹操的实力是远远比不上他的。不过这时袁绍正在集中全力包围易京（今河北雄县西北），企图解决盘踞幽州的公孙瓒；然后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据“天下六分之五”（《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来包围曹操。所以对曹操来说，袁绍是当时最强大也是他最主要的敌手。 不过曹操要和袁绍决一雌雄，必须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当时吕布占领了徐州，曹操如果不消灭吕布，将来就很难摆脱这个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吕布自和曹操争夺兖州的领导权失败之后，就退到了徐州。这时徐州牧陶谦刚病死，刘备接任了徐州牧。吕布投奔刘备不久，趁刘备出击袁术的机会，乘虚袭取了刘备的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自称徐州刺史。刘备一度向吕布求和，后来因受吕布攻击，投奔曹操。吕布的将领像陈宫等有不少人是从曹操的部下叛变投到吕布那里去的，他们还想打回兖州去。因此，倘使吕布占领徐州较长时期，诚如曹操谋臣荀攸所分析的：“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三国志·魏志·荀攸传》注引《魏书》）这样，倘使曹操与袁绍决战，吕布就会配合袁绍夹攻曹操，那时曹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无疑就会遭到失败。 所以曹操的谋臣郭嘉向曹操建议，趁袁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他并且指出，倘“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三国志·魏志·郭嘉传》注引《傅子》）。而曹操另一谋臣荀彧也指出：“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他除了详细分析曹、袁的优劣诸点以外，也认为倘“不先取吕布”，就会造成以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河北未易图”（《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曹操听从了谋臣的分析，就决定先取吕布，然后到适当时机，再和袁绍决战。 曹操在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九月，发动对吕布的进攻，并利用了刘备，和备联军向徐州进发。十月初，攻取了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进围下邳。吕布没有听从部下陈宫等人用游军切断曹操粮道的意见，却死守下邳，等待袁术救兵。曹操久围下邳不克，后来引沂水、泗水灌城，城内外一片汪洋，吕布部将宋宪等遂缚陈宫投降曹操。吕布退守下邳南门的城楼——白门楼，最后也还是投降。曹操下令把吕布和陈宫绞死，而留用了吕布部将张辽、臧霸等人。 袁术龟缩在淮南寿春，不敢救援吕布。最后势穷力竭，怕寿春守不住，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绍长子袁谭，又怕曹操中途截击。不久就呕血而死。他的残部，以后都被孙策接收过去了。 刘备投靠曹操时，曹操用汉政府名义任命刘备做豫州牧。不久刘备随曹操攻下吕布，又被任命为左将军。这时许都正酝酿着一次反曹操的政变，参与其事的有汉车骑将军董承、长水校尉种辑等，刘备和他们有些往来。凑巧曹操派刘备率兵去徐州堵击袁术北上，刘备到了下邳，就杀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车胄，反起曹操来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董承等反曹操的阴谋泄露，曹操杀了董承、种辑等人，随即东征刘备。有人认为与曹操争天下的是袁绍，劝曹操不必亲提大兵去打刘备。曹操的回答很简单，“今不击，必有后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实际上曹操还是怕将来和袁绍决战时，腹背受敌。 曹操很快把刘备击溃。刘备被迫从徐州逃往青州，最后就逃到河北袁绍那里去了。 曹操又派过去在青、兖一带有潜在力量的将领臧霸，率领一部分精兵入青州，攻下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海（郡治剧，今山东寿光东南）等郡国，防止了以后袁绍可能从青州方面配合主力发动的攻势。 这样，虽然袁绍力量强大，曹操力量较弱，但是曹操不断取得了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自己也就走出了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 官渡之战　曹操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听到袁绍要南攻许都的消息，故先进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九月，曹操回到许都，分兵屯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十二里）。到了十二月间，又亲至官渡前线。建安五年正月，又因刘备在徐州举兵，他去徐州亲征刘备。同月，攻破刘备，还军官渡。 袁绍与曹操双方的战争，袁绍是采取攻势的一方，曹操是采取防御性攻势的一方。这时袁绍集中在河北前线的兵力，约有“精兵十万，骑万匹”（《后汉书·袁绍传》）。曹操集结在官渡一带的军队，最多不会超过三四万人[3]。袁绍进攻的目的是直捣许都，劫夺汉帝。他知道这是攻取曹操的心脏一着，是迫使曹操非堵截不可的，从而可以在自己优势兵力下两军进行决战，最后达到消灭曹操的目的。 袁绍在计划出兵之初，袁绍的监军沮授劝袁绍不要急于决战。他劝袁绍进屯黎阳，以黎阳为最前线，据河而守，然后“渐营河南”，不断派遣精骑，骚扰曹操的边境，“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世语》），这样不到三年工夫，就可以把曹操拖得精疲力尽，一击就垮。袁绍的谋臣田丰也反对决战。他认为袁绍应该“内修农战”，来奠定和充实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一方面还要“外结英雄”，以便到时机成熟时开辟进攻曹操的第二战场，来夹攻曹操。同时还主张选拔一部分精锐队伍作为机动的奇兵，来骚扰曹操防御较弱的地区，使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这样，“我未劳而彼已困”（《三国志·魏志·袁绍传》），不到两年，就可以把曹操拖垮。他还指出：“决成败于一战”，这是危险的事；一战而败，懊悔就来不及了。 可是袁绍部下另一部分将领以郭图、审配为代表，则主张迅速决战。他们认为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就可以包围敌人；超过五倍以上，就可以发动进攻；兵力相当，就可以进行决战。现在袁绍率“河朔之强众，以伐曹操，其势譬若覆手”。又说：袁绍“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时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后汉书·袁绍传》），所以坚决主张进行决战。结果，袁绍采纳了郭图、审配的意见。 袁绍在企图进攻曹操之初，就想在曹操统治区南面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曹操已经预料到这一着，而先把吕布、刘备击败或消灭了，因此袁绍不得不把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寄托于刘表和张绣。可是这时荆州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了，长沙太守张羡自建安三年起，就联结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抗拒刘表。刘表出兵进攻张羡，战争尚在相持阶段，没有力量来配合袁绍向曹操进攻，所以《三国志·刘表传》说：袁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 袁绍既没有办法动员刘表开辟第二战场，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想利用张绣。袁绍派使者去招张绣，张绣反而听从谋士贾诩的劝告，背叛刘表，投降曹操。这样，袁绍想联络张绣来开辟第二战场的希望，又归于泡影。 在官渡决战前，被曹操所收编的汝南（郡治平舆，今河南汝南东）黄巾军刘辟部背叛曹操，响应袁绍。袁绍派刘备率兵前往汝南配合刘辟，进袭许都。刘备进入汝南之后，虽然与刘辟攻下了彊（今河南临颍东）等县，但进展不快。曹操派大将曹仁率骑兵堵击，很快就把刘备击败了。刘备回到袁绍官渡大营，急于脱身，劝袁绍让他去荆州说服刘表出兵，袁绍要刘备率部再次赶往汝南，和另一支黄巾军龚都部会合，人数有数千人，攻扰曹操后方，击杀曹操部将蔡阳。可是力量还嫌薄弱，不敢轻袭许都，始终没能形成对曹操夹攻的局面。不久，袁绍在官渡大败，曹操回军进击刘备，刘备就投奔刘表去了。 袁绍要想开辟的第二战场始终没能开辟起来，因而曹操没有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力，对付袁绍。这就构成袁曹两方逐鹿中原，曹方获得胜利，袁方终遭失败的原因之一。 曹操自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进军黎阳，据黄河为守。九月，退守官渡。到了建安五年正月，袁绍发表了声讨曹操罪状的檄文。二月，袁绍将军队主力开抵黎阳的黄河北岸，准备渡河南进。又派大将颜良率部围攻驻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的曹操东郡太守刘延。到了四月间，曹操为了解白马之围，自官渡率兵北上，而故意进军延津（今河南延津北），装作将袭击袁绍后方的模样，果然吸引袁绍一部分主力向延津移动。于是曹操立即率领轻骑，兼程赶往白马，乘袁军不备，斩了颜良，把白马城内的军民救了出来。袁绍闻讯派兵追来，曹操又斩了袁绍大将文醜，然后退回官渡。 袁绍在公元200年四月，把军队主力从黄河北岸推向黄河南岸。到了同年的七月，把主力继续推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在官渡水北），到了八月，又进至官渡，“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根据沮授在袁绍面前分析这时两方的情况是：“北兵（袁绍一方）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曹操一方）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日月。”（《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可见这时就袁绍一方的战略来讲，应该采取“敌饥以持久弊之”的方法来对付曹操。而曹操一方的战略，一方面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因此必须诱敌深入，避免不利的决战，等到情况对自己有利时再来进行决战；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军粮不足，必须速战速决才有利。因此到了同年九月间，曹操除了同袁绍作了一次小接触之外，始终坚壁不和袁绍交锋，但是这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为反攻和决战做好准备的一种积极防御。 曹操深沟高垒，坚守官渡阵地。袁绍十万大军逼近官渡以后，后方补给线很长，粮食的运输和供应都遇到困难。曹操听从谋士荀攸的建议，趁袁绍方面几千辆运粮的车辆快到官渡的时候，就派部将徐晃前往偷袭，把袁绍这几千车军粮全部烧光。 到了十月间，袁绍重新从河北运到粮食一万多车，他把这些军粮堆在官渡大营北面四十里的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派大将淳于琼统兵万余人驻守乌巢。谋士许攸劝袁绍分遣轻兵袭许，遭到拒绝，愤而投奔曹操，他把袁绍在乌巢屯积军粮的情况告诉了曹操，并劝他进行偷袭。曹操听了大喜，留曹洪、荀攸守营，自己挑选精骑五千人，打着袁军旗号，乘夜赶到乌巢，放火烧粮。到了天亮，淳于琼见曹操兵马不多，出兵迎战，却被曹操击败。淳于琼退保营寨，不再出战，等待袁绍的援军到来。 袁绍听说曹操出击乌巢，认为这倒是进攻曹操大营，击败曹军的好机会，“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后汉书·袁绍传》）。所以他派了大将张郃、高览率领重兵去攻打曹操官渡阵地，只调遣了几千骑兵去救援乌巢。曹操指挥士卒，经过苦战，大破袁军，杀死淳于琼，把袁绍的存粮万余车全部烧掉。这一消息传到官渡前线，张郃、高览等看到大势已去，就向曹洪投降了。于是袁绍军心涣散，士卒纷纷溃逃。曹操出兵追击，袁绍和他的长子袁谭只带了八百多骑，逃过黄河。余众投降曹操，全部被坑杀。这一战役，曹操先后消灭了袁军主力七万多人。 官渡决战，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政治集团间进行的战争，曹操获胜后坑杀降卒这件事，就显出这种战争的残酷性来。不过曹操在这一战役中，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造成了封建社会军事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从军队的人数来讲，曹操的军队要比袁绍的少得多。从武装配备来讲，袁绍有“铠万领”，曹操只有“大铠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曹操“不能有十具”（《太平御览》卷356引魏武《军策令》）。从经济力量来讲，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不及河北那样富庶，固然这时距离屯田许下已有四五年光景，可是曹操和袁绍相持快到决战阶段时，军粮只够全军吃一个月，而袁绍第一次从河北运来粮食几千车，第二次又运来一万多车，足见曹操的经济力量也远不及袁绍充裕。从双方占领地区的地形形势来讲，曹操占领的兖、豫二州，是四战之地，要巩固起来比较困难；而袁绍占领的河北，有山河之固，所有以上这些条件，曹操都不如袁绍。 但是曹操在政治方面，由于他主观的努力，造成了许多对他有利的条件。他首先推行屯田，解决了流民问题，从而缓和了其统治地区内的紧张的阶级关系；其次，“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其次，拉拢了不少地主豪强和门阀士族，并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拥戴；再其次，当袁、曹战争快要进入决战阶段，军事物资又是极端缺乏之际，曹操却听从赵俨等的建议，缓征绵绢，缓和了阶级矛盾，曹操在决战前是做了充分的政治准备的。而且，曹操能倾听他部下正确的推论和判断，对战争全局作了通盘的检查。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当机立断地在官渡会战之前，攻取徐州，擒杀吕布，逐走刘备；并选择在荆州牧刘表在荆州和张羡相持不下无法和袁绍配合进攻自己的时候，就和袁绍进行决战。 以曹操的劣势军队，处在袁绍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为了保存军力，必须先让一步，所以曹操从黎阳退守官渡阵地，不肯前进一步。利用袁绍轻敌的弱点，诱袁军深入，到了袁军主力进逼官渡，曹操始终坚守阵地，避免作战，几达半年之久。最后到了对自己有利的情况，看清袁绍十万大军补给供应上的困难，便乘敌之隙，出奇兵烧掉敌军全部粮食，这样，曹操不但脱出劣势，而且还占了绝对优势。而袁绍反从优势转变为绝对劣势，最后袁军内部分裂，大将降敌，结果全军不战而溃，胜利便属于曹操一方了。曹操所取得的胜利，不能不说是他主观努力和指挥正确的结果。 袁绍败于官渡，从此就一蹶不振。过了两年，即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病死。绍先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任幽州刺史，镇蓟（今北京市西南）；以外甥高幹为并州刺史，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而指定小儿子袁尚为冀州刺史，镇邺，继承他的位置。不久，袁尚、袁谭兄弟火并，袁尚远离邺城，进攻袁谭于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袁谭困急，派人向曹操求救，操出兵直捣邺城，袁尚回师救邺，曹操把他击败，袁尚逃奔幽州。邺城外援断绝，而袁军坚守不降，曹军围攻半年之久，到建安九年八月才攻下邺城。次年正月，曹操又攻下南皮，杀袁谭，冀、青二州很快都被曹操攻占了。 袁尚逃往幽州依靠袁熙，不久袁熙部将焦触等响应曹操，熙、尚兄弟只得放弃幽州，逃奔辽西的乌桓部族，幽州也很快归属曹操。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幹在袁熙、袁尚逃奔乌桓，乌桓乘机骚扰塞上之际，想和他们配合，用奇兵偷袭邺城。曹操在建安十一年出兵攻取并州，高幹欲南奔刘表，逃到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为关都尉所杀。并州从此也并入曹操势力范围之内了。 至此，袁绍过去占有的冀、青、幽、并四州，全部落入曹操的手中。曹操就用汉帝名义任命自己为冀州牧。从此河北便成为曹操的根据地，而邺城则成为曹操“霸府”的所在地。因为邺城是魏郡太守的治所，所以后来曹操就以汉帝名义封自己为魏公，其后又进爵为魏王。到了他儿子曹丕代汉做皇帝，国号也就叫魏。 袁尚被曹操打败以后，与兄袁熙胁迫幽冀军民十余万人投奔三郡乌桓蹋顿单于，蹋顿也趁势出兵侵扰汉边塞，破坏沿边人民的和平生活。公元207年，曹操出兵反击乌桓。大军在边塞人民的积极支援之下，出卢龙塞（由今喜峰口至冷口），“堑山湮谷，五百余里”（《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经过白檀（今河北滦平东北兴州河南岸）、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翻越白狼堆（今辽宁凌源东南），向蹋顿的根据地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推进。在不到柳城百数里地的凡城和蹋顿主力遭遇，曹军一战击溃了蹋顿的军队，临阵斩蹋顿，进破柳城，获得辉煌的战果。并把被乌桓族掳去及逃在塞外的汉族人民十余万户全部接回来，同时还把十余万户乌桓族人陆续迁进关来，此后曹操利用他们的“侯王大人”率某部众，来参加国内各个战役，史称“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曹操的军事力量于是更是加强了。这样，北方除关陇与辽东等地区以外，初步统一于曹操统治之下了。 曹操处于黄巾大起义之后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代里，慑于人民力量的强大，了解到流民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兴建屯田，使流民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使社会生产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是最应该肯定的地方。他的统一北方，也是符合当时黄河流域人民结束长期内战的迫切要求的；就是对乌桓战争的胜利，使北边人民和平生活有了保障，北边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曹操对当时历史发展曾起了好的作用，所以曹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杰出的人物。 赤壁之战　荆州牧刘表，在东汉末太学生运动中，号为“八俊”之一，也是士夫地主集团中的中坚人物，出任荆州牧后，团结荆州地主的工作做得很好。荆州地方数千里（荆州八郡，包括现在的湖南、湖北地区），带甲士兵十余万，在牧守混战时期，独有荆州没有受到破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表病死，次子琮继父位，曹操率十余万众乘机南征，大部分荆州地主（以蒯越为代表）劝刘琮投降，琮遂降于曹操。 刘备自从建安六年投奔刘表以后，到建安十三年，驻在荆州，已有八年之久。这八个年头中，他也利用荆州搜括“游户”之际，招募丁壮，补充自己的军队，军队人数有了一定的增加。当刘表在世时，因为要利用刘备来抵御曹操，所以请刘备屯军樊城（今湖北襄阳市北），对他也还比较照顾。 刘表病死，刘琮向曹操接洽投降，刘备开始还蒙在鼓里，全不知道。到了曹操大军到达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刘备才知道刘琮降曹的消息，赶忙调动自己的部队向江陵撤退，一路吸收不少军民，一时人数发展到十几万人之多。曹操接受刘琮投降以后，听说刘备退往江陵，因为江陵是荆州的重要军事基地之一，贮积了不少军事物资，倘被刘备取去，武装他新编收来的军队，就会大大地增强刘备的军事力量，因此自率精兵五千追击刘备，一天一夜赶了三百多里地，赶到当阳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才把刘备队伍击散。刘备只得放弃原来退往江陵的计划，转向汉水方面撤退，曹操于是进军江陵。 刘备自当阳撤退到汉水，与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合兵，共二万人，退回夏口（今湖北汉口），又从夏口退到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西五里），联合孙权，共抗曹操。孙权自其兄孙策割据江东，形成一种势力以后，也恐怕曹操并吞江东，因此命周瑜、程普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军共同抵御曹军。 曹操集中的军队，号称八十万，实际只有二十二至二十四万人；二十多万人中，有七八万人还是刚从刘琮那儿接收过来的，他们“尚怀狐疑”（《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而曹操自己的十五六万人，又大多“远来疲敝”（《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而且这时长江一带，正流行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疫，曹操的军队也已经被传染到，“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就使得曹操不能指挥如意。北军的优势是骑兵，缺点是“不习水战”（《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而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曹操偏偏要“舍鞍马，仗舟楫”（《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来作战，舍己之长，用己之短，军事上化优势为劣势，这对于曹操也极为不利。同时由于曹操在荆州的军事开展得太快，离开他的根据地——屯田区比较远，因此曹军的后方补给线太长，粮食供应困难；时值冬季，马草也成问题。而“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民心既然不服，民众就不可能出粮出力来支援大军。加之这时关陇地区，马超、韩遂的势力正盛，曹操尚有后顾之忧，因此不可能把他的二十多万大军长期胶着在长江沿岸持续作战。由于上面这些缘故，加上主观指挥的错误，所以曹操在赤壁打了一个败仗。 战争的经过是曹操率水陆两军自江陵沿长江东下，到达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在长江南岸），与孙、刘联军遭遇。这时曹军已传染上疫病，所以和孙、刘联军一接触打了一个小败仗后，曹操就把军队向北岸撤退，屯军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在长江北岸），隔江对阵。 周瑜部将黄盖见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就建议用火攻。他假称向曹操投降，用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快到曹军二里地，顺风放火。这一天，东南风很紧，“火烈风猛，船往如箭”，一靠近北岸曹操军舰，就延烧起来，同时还延烧到岸上的营砦。南岸周瑜所率江东军主力看到北岸火起，也擂鼓前进，曹操战败，只得取陆路向江陵撤退。曹操恐怕留下烧剩的船舰及军用物资被孙、刘掠去利用，增强敌人的作战力量，因此在退走前，就索性把没有烧着的船舰以及带不走的军用物资也一起烧掉了，所以一时烧得“烟炎涨天”（《三国志·吴志·周瑜传》）。[4] 曹操退回江陵之后不久，命大将曹仁驻守江陵，自己回到北方。后来因孙、刘联军长期围攻江陵，就命曹仁放弃江陵向北撤退，把战略据点收缩在襄阳、樊城一带。经过这一战役，孙权的江东政权，更为稳固。刘备据有荆州一部分地区，以后又取得益州。“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形势上不得不三分了。 曹操的进兵关陇与汉中的得而复失　赤壁战败之后，曹操清楚地看到一时不能歼灭孙权、刘备的事实，只有努力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加速恢复，使自己的力量远胜孙、刘，具备战胜孙、刘的经济条件，然后军事上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曹操这一政策也就决定了他此后对吴、蜀军事方面所采取的防御方针。这个防御方针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首先必须把自己的后方巩固起来，使将来和吴、蜀作战，无后顾之忧。他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后方，必须统一关陇，然后乘机夺取汉中，进规巴蜀。因此，对关中的用兵这一桩事，首先就被提到议程上来。 当时关中还处在割据分裂状态之中，但是这些割据一方的将领，名义上还受汉帝给与的官位，倘使曹操骤然出兵进击他们，就会师出无名。所以曹操先不说去征服他们，而是说要夺取汉中，讨伐张鲁。但是事实上曹操如果要讨伐张鲁，必然要进兵关中，这些割据关中的将领也必然会出兵阻挡，那么曹操正式下令对他们加以讨伐，也就振振有辞了。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春，曹操命钟繇率大将夏侯渊等由洛阳向关中推进，声称进讨张鲁，果然关中割据的势力——韩遂、马超、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将领，立时联合起来，人数共有十万左右，屯据潼关，阻挡曹军开入关中。曹操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亲临前线。 曹操到达潼关之后，便把大军集结起来，和韩遂等夹潼关而阵，牵制了韩遂等联军主力无法分身；然后抽调徐晃、朱灵两将率领步骑四千，从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渡过黄河，在黄河西岸建立了坚固的阵地，接着曹操把潼关的大军陆续北调，与徐晃的军队会合。这样，迫使韩遂等只得放弃潼关天险，把防线退缩到从渭口（今陕西潼关县北）以西的渭水南岸去了。曹操又把自己军队向渭水移动，并多设疑兵，分散敌人注意力，最后大军陆续渡过渭水，在渭水南岸筑成坚固阵地，两军对阵起来。 当曹操进兵关中之初，许多人对他说：“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曹操的答复是，“战在我”，不在韩遂、马超，关西兵“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军主力渡到渭水南岸以后，一方面“连车树栅”（《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从黄河西岸到渭水北岸，筑成一条甬道，把河东地区积贮的粮米源源不绝地运往前方，使大军军食供应无缺；另一方面，又坚守住渭水南岸阵地，避免与韩遂等盲目作战。这样，作战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曹操一方。 关中以韩遂、马超为首的将领，最后因求和不能，决战不得，军事形势的发展，对他们愈加不利，只好向曹操纳质求和了。曹操采纳了谋臣贾诩的意见，假装允许讲和，再利用讲和的机会，离间韩遂和马超的关系，最后曹操又利用了他们之间互相猜忌这一弱点，一举而击溃了关中的联军。成宜、李堪等阵上被杀；杨秋逃归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不久投降；梁兴退保鄜城（陕西洛川东南），不到一年，也被曹操消灭；韩遂逃回显亲（今甘肃天水西北），到了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为其部下所杀；马超退到陇上，一度攻杀曹操所派遣的凉州刺史韦康，攻陷冀城（今甘肃甘谷南），后来韦康部下杨阜、姜叙等起兵讨超，杀超妻子，超投奔张鲁，最后又从张鲁那儿投奔刘备。 韩遂身死，马超败走，曹操在西北地区的劲敌可算基本解决。同时曹操派遣大将夏侯渊攻杀了在枹罕（今甘肃临夏）称了三十年“河首平汉王”的宋建，陇右一带，从此都并入了曹操的统治势力范围之内。到了曹丕称帝，河西四郡也陆续并入曹魏政权统治势力之内。 曹操刚接受刘琮投降，取得荆州不久，益州牧刘璋曾派遣使臣张松向曹操致敬。按照《三国志·蜀志·二牧传》注引《汉晋春秋》的说法，由于曹操新取得荆州，“方自矜伐”，对张松接待很简慢，因而张松回到成都，就“疵毁”曹操，劝刘璋不必和曹操来往。事实上这一说法对于张松这一人物的历史作用是有夸大的地方的。曹操接见张松，大概在进军江陵之后，赤壁会战之前。当曹操到达江陵之际，西可以进规三峡，东可以席卷江东，但是这时孙、刘联军已在组成，曹操劲敌当前，必须集中全力击溃孙、刘，然后回师入蜀，进取刘璋。到那时刘璋如果仿效刘琮束手归附，曹操就可以兵不血刃，拿下益州；如果那时刘璋负隅抵抗，就也很容易地把他消灭。而在赤壁败后，接着江陵不守，曹操已不可能派偏师溯江而上，席卷全蜀。刘璋后来之所以没有同曹操往来，曹操之所以不进入巴蜀，并不决定于曹操接待张松的简慢和张松的长相丑陋，而是决定于赤壁兵败，江陵失守后的军事形势。接着曹操就谋取关中，进兵汉中，从中可以看到曹操进规巴蜀的念头，时刻萦绕在心上，不过客观的形势阻止了他，使他无法实现而已。 公元211年，曹操击败关中韩遂、马超等联军之后，本来可以立刻把兵锋转向汉中，但是因为当时河北的河间郡（治乐成，今河北献县东南）发生了以田银、苏伯为首的农民起义，曹操为了稳定后方，火速把关中的大军主力抽回到河北来，这样又推迟了对汉中的进军。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之后，曹操恐怕自己用兵汉中，孙权会骚扰东南，所以动员了步骑四十万，从合肥进攻孙权的濡须坞（今安徽巢湖东南四十里），想用军事威力震慑孙权一下，使他以后不敢轻易开启兵衅，然后可以专意经营西部地区。不过曹操刚把东南的阵地稳住，在许都却又制造了杀汉伏皇后及其宗族一百多人这一大狱，进一步加强了对汉中央的控制，这样又不得不推迟夺取汉中的计划。而刘备却在这时取得了益州的统治权。曹操怕刘备不久进窥汉中，威胁关中，因此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就调遣十万大军，进攻张鲁。 曹操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散关（今宝鸡市西南），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张鲁弟张卫率领一万多人拒关坚守，山峻难登，曹操进攻，损折了很多士兵，终于把它攻下。张鲁听到阳平失守，放弃南郑（今陕西南郑东），退到人居住地区的巴中——今四川嘉陵江、渠江上游地方去。部落酋长朴胡、杜濩、任约相率归附曹操，曹操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到了十一月间，张鲁就也出降曹操了。 刘备看到曹操的势力不但已进抵汉中，而且渗透到嘉陵江、渠江流域，这样就直接威胁到蜀汉政权的存在。因此刘备派遣部将黄权出兵三巴，击平了朴胡、杜濩、任约，把蜀汉政权在嘉陵江、渠江上游的统治权重新巩固下来。 曹操得悉朴胡等被刘备击破，派部将张郃进军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刘备派巴西（郡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太守张飞率领一万余人，和张郃相拒，经过五十多天激烈的战斗，最后张郃终于为张飞所破，退回南郑。曹操在汉中坐镇了一些时候，就留亲信大将夏侯渊率领一部分将士驻防汉中，自己带了军队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春天回到邺城去了。 史书上曾说，当曹操刚攻下南郑时，随军从征的丞相府主簿司马懿，劝曹操趁刘备取得益州还不到一年，“蜀人未附”，而且刘备因为与孙权交涉荆州分界的问题，正去公安的时候，乘机进兵，益州“势必瓦解”（《晋书·宣帝纪》）。曹操另一谋臣刘晔也劝曹操说：“（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今举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三国志·魏志·刘晔传》）另据当时人傅幹的记载，那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三国志·魏志·刘晔传》注引《傅子》）。这些记载都是说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因而把进取巴蜀的大好机会放过了。这类历史记载是不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是值得研究的。曹操指挥战争是非常把稳的。益州地势险要，刘备、诸葛亮又都是有政治斗争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的人物，只要他们据险不战，以逸待劳，就会给曹操军队带来莫大的损失，曹操是决不肯冒险进兵的。因此曹操不会在攻克南郑之后，接着进攻成都，而只是想利用部落酋长的归附，把他的势力向三巴推进，这正是曹操的善于用兵而不是曹操在战略上的失误。 在刘备方面看来，汉中是“益州咽喉”，“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三国志·蜀志·杨洪传》）。刘备的谋臣法正也力劝刘备进取汉中。曹操主力在建安二十一年春天撤退，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冬天，刘备就开始发动对汉中的进攻，到了建安二十三年夏天，刘备还亲临阳平关前线，对驻防汉中的曹军夏侯渊、张郃部发动攻击。在同年九月，曹操也亲提大军，赶往长安，密切注意汉中战局的发展。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进据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出兵争夺阵地，为刘备部将黄忠所杀。这年三月，曹操自己就从“五百里石穴”（《三国志·魏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的斜谷道（在今陕西眉县西南）赶往他所认为的“天狱中”的南郑，拔出自己在汉中的所有部队，退到长安。这样，曹操就放弃汉中，而把抵御刘备的战略据点收缩到长安、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一带。 汉中的得而复失，从曹操方面来讲，固然在军事方面是一种较大的损失，但是曹操情愿放弃汉中，也不肯把自己主力拖进这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后汉书·杨震传玄孙修附传》）比之于“鸡肋”的泥淖——汉中地区去，从战略指导原则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备在进兵汉中不久，就命关羽从江陵出兵，北规襄、樊，而孙权也一度配合刘备，围攻合肥。这一次的攻势，东西齐举，规模相当大，对曹操来说，是应该沉着对付，不能粗心大意的。如果曹操不肯放弃汉中，曹军主力势必陷在西线战场，就会造成军事上极大的不利。所以曹操宁可放弃战略要地的汉中，而不肯为了固守汉中而使自己的主力给敌人牵制住。由此可见，曹操放弃汉中，是不能算作失着的。 曹操利用孙权解除襄樊的威胁　刘备在攻克汉中后，即命令驻防江陵的关羽出兵襄、樊，北向宛、洛。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向樊城发起进攻。这时曹仁防守樊城，在关羽进攻前，先派于禁、庞德等七军屯于樊北，与城内互为掎角。八月间大雨，汉水骤涨，平地水深数丈，于禁等七军被水浸没，只有小部分将领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猛攻，于禁投降，庞德被杀。关羽乘船猛攻樊城，这时城内人马只有几千人，曹仁坚守待援。城遭水淹，水再涨高几尺，全城就要被淹没，真是危急万分。关羽还出兵包围襄阳，曹操方面所派遣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郡治南乡，今河南淅川东南）太守傅方也都投降关羽了。曹操听到襄、樊战事不利的消息，他先派遣徐晃率兵屯据宛城，待机反攻；自己也赶忙把主力从关中抽回，并且移驻洛阳，指挥襄、樊战事。当时因许都距离前线较近，曹操还打算把首都迁往邺城，只是怕动摇人心，才没有迁都。 曹操的谋臣司马懿、蒋济劝曹操利用孙权、刘备间的矛盾，对孙权采取外交攻势，加深孙、刘的裂痕。蒋济还认为：“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孙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三国志·魏志·蒋济传》）。曹操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孙权这时也因江陵居建业（今江苏南京）上游，如让关羽势力发展，对自己极为不利。因此一方面派吕蒙偷袭关羽的根据地江陵。同时写信给曹操，表示愿意出兵偷袭江陵，并请求曹操不要泄露这个军事秘密。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召集部属商议处理办法，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把孙权偷袭江陵的行动暂时保守秘密。独有谋臣董昭认为应该把这一绝密消息透露给围城内的将士和关羽知道。这样，一是可以使围城内“不知有救，计粮怖惧”（《三国志·魏志·董昭传》）的守城将士，守城意志更加坚决。二是关羽知道后，必然要迅速退回去，樊城之围，不救自解；同时他还料想关羽“为人强梁”，以樊城有必破之势，必不速退，因此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孙权的偷袭江陵计划。曹操就派人抄录孙权来信，用箭射进樊城城内和关羽营屯里去。果然，围城内的将士听到这一消息，更是“志气百倍”；而关羽则犹豫不决，没有立即退兵。 不久，曹操又进驻摩陂（今河南襄城东南），命徐晃在前线开始进行反击。这时孙权命吕蒙偷袭江陵已经得手，关羽获悉江陵失守，仓皇撤退，归路上全军溃散，关羽没有到达江陵，就在十二月间被吕蒙擒杀了。曹操这一次利用孙权消灭关羽，不但解除了襄、樊的暂时威胁，而且在战略上说来，也使蜀汉失去荆州基地，以后诸葛亮几度对魏用兵，只能出秦川（今陕西、甘肃秦岭以北平原地带）一路，而无法“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蜀汉两面钳击的攻势，从此流产，这对于此后的魏、蜀战争也有很大影响。 曹操在樊城解围之后，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又整旅从摩陂退到洛阳，就在这一月的二十三日，在洛阳病死了。 对曹操的评价　曹操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汉帝都许，建安九年攻下河北，建安十三年用汉帝名义，任命自己为相国，建安十八年，封魏公，建安二十一年进爵魏王。在名义上，相国、魏王固然要比汉帝矮一级，在实际权力方面汉帝只是曹操手里的一个傀儡，国家大权，刑罚庆赏，实际都掌握在曹操手里。他把统治国家的权力是掌得牢牢的，曾公开对人说：“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设使国家无有孤（曹操自称），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职事，归就武平侯国（曹操说这些话时，封武平侯），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这是比较真实的自白。 曹操临死前数月，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把孙权的上书给他的僚属看，文官以士族大地主陈群为首，将帅以夏侯惇为首，趁此向曹操劝进，他们认为汉朝到今天，“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而曹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劝曹操不用推辞，快做皇帝。曹操的回答是：“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即使做皇帝的条件已具备，时机已成熟，自己也不去做，而让自己的后辈去做了。 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死，年六十六。子曹丕继操为丞相、魏王。到了同年的十月，曹丕代汉称帝，国号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据《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可见曹操个子不很高大，却很有精神。东吴人著《曹瞒传》，称他“为人佻易无威重……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膳肴皆沾污巾帻”。尽管东吴人的著作，有意要贬低曹操，但也可以看到曹操平日不大讲究仪容，动作比较随便，不矫揉做作。 曹操从小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的乐府诗，豪迈悲凉，我们在文化章里还要谈到。曹操的草书也写得非常好。他还喜欢打猎，据说他曾经在南皮射雉鸡，一天之内，射到六十三只之多。 曹操提倡节俭，他的“后宫衣不锦绣……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由于曹操以身作则，建安时期，社会上形成一种俭朴的风气。东汉末年的一股奢侈歪风，到曹操执政的年代，基本上扭转过来。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审举》里讲到：东汉“灵、献之世……群奸秉权……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东汉王朝就是在这种腐败的情况下，发生了农民大起义而土崩瓦解的。曹操掌握汉中央政权之后，他首先重用崔琰、毛玠来典掌选举，把住了选拔官吏这一道关。选拔官吏的标准是要求“举用皆清正之士”，清是指操守清廉，正是指作风正派。由于上头的人提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一时形成了一种朴素的风气，官吏回家省亲，往往“垢面羸衣，独乘柴车”（《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倘使官“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三国志·魏志·和洽传》），舆论就会说他不廉洁；官吏如果经常穿敝旧的衣服，舆论就会说他廉洁。这固然偏于注重形式，但是承东汉末年奢靡俗尚之后，一反过去积习，对曹操当时统治权的巩固，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洁，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他先后三次下令，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令文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因为管仲不能算作廉士）！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第二次是在建安十九年，令文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第三次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令文说：“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可见曹操一方面虽然重视选用清正之士，而另一方面又怕有用之才，所以一涉清议便终身废弃，这种流弊，也想竭力防止。他对各种类型人才的选拔，设想是比较周到的。 曹操这样一个人物，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不少不可宽恕的罪行。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曹操，一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就以镇压颍川黄巾起义而崭露头角，后来他又镇压了青州黄巾军、黑山黄巾军、汝南刘辟、龚都等等的黄巾军，以及陆浑、孙狼为首的农民起义。被曹操屠杀的农民有几十万之多，可以说曹操的一生，双手沾满了农民的鲜血。 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中，曹操也是非常残酷的。如曹操在进攻陶谦残破徐州的战役中，屠杀徐州人民数十万人；官渡之役，坑杀袁绍降卒好几万人。曹操还定出了“围而后降者不赦”（《三国志·魏志·程昱传》注引《魏书》）这个条文，在这个条文的实施过程中，不知有多少繁华的城市遭到了惨烈的破坏，无数的无辜平民遭受到残酷的屠戮。 曹操迎汉帝都许之后，把汉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了有二十四年之久。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曹操为了巩固自己权力，还要不断和汉王朝的残余势力进行斗争。建安五年，汉车骑将军董承等曾联结刘备，谋杀曹操，操杀承等。董承女为汉帝“贵人”（妃子），曹操也要把她杀掉，当时董贵人已怀孕，汉帝请求曹操宽恕她，操不许。汉帝因此怨操，伏皇后把这事情写信告诉她父亲伏完，“辞甚丑恶”（《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到了建安十九年，伏完已病死，伏后的信却流传出来，被曹操知悉，操大怒，命汉帝废伏后，后幽闭死，并杀后所生二皇子，伏氏宗族牵连此事而死者有百余人之多。除了上面两次牵涉到宫廷的事变之外，在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太医令吉本等在许都图谋劫夺汉帝，进攻曹操的丞相长史王必，很快就失败了。建安二十四年，魏相国西曹掾魏讽，又结合徒众，乘曹操不在邺城的时候，阴谋发动武装政变，事先被人告发被杀。曹操对这几次搞政变的人，都残酷地加以镇压了。参加政变的人，往往诛及三族，其中魏讽一次大狱，牵连被杀者有一千余家之多，张绣子张泉，刘廙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一次大狱中被杀。曹操对汉帝控制是极严的，议郎赵彦就因和献帝接近而被曹操所杀。曹操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往往无情地予以消灭，几次大狱，牵连的人可能扩大化了一些，但曹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这样做还是有其必要的。 但是曹操有时也把一些不必杀的人杀了；有时公开杀人不便，暗地里还是置人于死地，这就不可原谅了。譬如陈留人边让，有文才，曾著《章华台赋》，传诵一时。同时学人蔡邕、王朗，都对边让很推崇。像这样一个后来收在《后汉书·文苑传》里的人物，曹操刚当上兖州牧，就因为他讥议自己而轻率地把他杀了。这桩事曾普遍引起兖州人士对他的不满，张邈、陈宫之所以引吕布拒曹操，和这桩事有一定关系。前北海相孔融，是一个在当时享有盛名的人物，他在北海时，效忠汉室，对袁绍、曹操两大势力，都不协附；曹操定邺之后，他提出“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后汉书·孔融传》）的建议，想阻挠曹操以魏郡为封地；他和友人祢衡的清谈中，有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倾向；他还有讥议曹操父子的地方[5]。曹操没有能够容忍这样的反对派，结果把孔融连他的妻子、儿女都杀了。祢衡才气横溢，而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曹操想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来侮辱他，补他作鼓吏，最后还是容纳不了他，把他放逐到刘表那儿，衡终于为表将黄祖所杀。丞相主簿杨修，以才智敏捷，为操所忌，卒被操所杀。前面讲到过的崔琰，为曹操典选举，有过贡献，后来因人告发崔琰诽谤朝政，操勒令自杀。守尚书令荀彧是曹操的左右手，因反对曹操称魏公并受“九锡”殊礼，被迫自杀。还有当时杰出的名医华佗，由于不愿在曹操左右充当侍医，长期请假，曹操也把他抓来杀了。总之，这些人原是可以不杀，或不应该杀的，曹操却把他们杀了。这样做，曹操的威望，不是更为提高了，反而是削弱了。 当曹操和袁绍起兵讨董卓时，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九年）智是指谋臣，力是指将士。袁绍但知割据河北地盘，曹操却主张“任天下之智力”，自然比袁绍要高明得多。曹操不仅能够指挥大军作战，而且也是一个军事学家，对《孙子兵法》有研究，并作了注释。史称曹操“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但是他部下的将帅，除了后来涌现了司马懿以外，第一流的将帅却不多。谋臣自郭嘉、荀攸等殂逝之后，后继者也是寥寥无几。相反孙权、刘备那里，人才辈出，如孙权建立东吴政权之初，与周瑜、鲁肃若布衣之交，对吕蒙、陆逊信任不疑，这种君臣之间的推心置腹精神，在曹操那里是找不到的。刘备的才具当然不及曹操，但是刘备同诸葛亮、庞统、法正等君臣之间的和谐气氛，在曹操那里也是不容易看到的。曹操所占据的地盘要比吴、蜀大，人口要比吴、蜀多，中原地区的文化水平要比吴、蜀高；然而像吴、蜀那样的将相如诸葛亮、周瑜、陆逊这一类人物，却一个也没有。曹操叱咤风云，为一代霸主，然而“诸将征伐，皆以新书（指曹操自作兵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即使方面大将，也都秉承他的谋略行事，反而束手束脚，难以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这不是曹操的优点，而正是曹操的缺点。 * * * [1]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2]　《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移东出，多依彭城间。遇太祖（曹操）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太祖〕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按“坑杀男女数万口”，《后汉书·陶谦传》作“凡杀男女数十万人”。 [3]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窃谓……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 [4]　《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称操后书与孙权云：“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可见赤壁之战，曹军船只营砦，固然由于黄盖的火攻而延烧，但损失还不太大；到了曹操决定撤退，又把烧剩的船只也一起烧掉，不使流入敌人手中：这两桩事是可以结合起来看的。 [5]　按《后汉书·孔融传》称孔融为北海相时，“时袁曹方盛，而融无协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